《没有情节的故事》主编：季羡林-14

问题，在会上会下有各种议论，戴、李、韩、路也表示了自己的想法，有　　的认为要加强我军光荣传统的报道，有的觉得要学些外文，便于研究外军　　资料，也有的想改行，认为军事组用不了那么多人。这本来是属于正常的　　业务研究范围内的问题，却给扣上“企图篡改解放军分社的政治方向”的　　帽子，显然是错误的。　　一九五六年在酝酿成立解放军分社的过程中，对军分社领导人选，组　　织上征求过一些同志的意见，也有过议论，戴、李、韩、路当时对个别人　　选也公开或私下讲了自己的意见，不管这些意见对与否，在酝酿过程中都　　是允许的，不能得出“篡夺领导权”的结论。　　因此，把戴煌、李耐因、韩庆祥、路云四同志定为“反党小集团”，　　是错误的，应予改正。　　根据中央一九七八年五十五号文件精神和中央一九五七年关于划分右　　派分子“六划”“六不划”的标准来衡量，把戴煌划为右派分子，实属错　　划，应予改正。恢复名誉，恢复原级别，恢复党籍，分配工作。军籍问题　　可根据有关指示精神解决。　　中共国内部内参组党支部　　尤潞同志宣读了上述材料后，国内部复查办公室的同志宣读了新华社国内部党的核心小组对我的改正决定，全文如下：　　关于戴煌同志一九五八年被错划为右派的改正决定　　国内部党的核心小组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讨论了国内部内参　　组党支部“对戴煌同志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复查情况和改正意见”。根据中　　共中央（1978）五五号文件精神和中央一九五七年《划右派分子的标准》，　　戴煌同志一九五八年三月被划为右派分子确属错划；同意内参组党支部意　　见，决定对戴煌同志被错划右派分子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　　恢复原行政十五级的待遇。　　新华杜国内部党的核心小组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随后，中共新华社党组书记曾涛也在这个结论上签字表示同意。　　历史是公正的。正因为胡耀邦为全党全国争回了历史的公正，我个人的从29岁到50岁的长达21年的苦难才终于结束。如果一个人从20岁到50岁算做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我则2／3的大好年华已然虚度，且鬓发花白，全身留下了多处终生性的伤痛。但我试想“老春”权作青春度，以补所失于一二。　　结　束　语　　这本小册子所述及的主要事件，经历于1956年到1978年。为保持历史的真实，这里所用的骨干素材，全部引用于那些年所写而近年才陆续“回归”的文字材料。其后，以及当前，笔者的所思所言，几乎概未述及。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流行的词语，如“真理标准”、“不正之风”、“封建法西斯”等等，也一律不用。　　曾有人问我：“自从你觉得‘神化与特权'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最主要的危险之后，你沿着这根主线所进行的多种思考，终于被历史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请问：你当初是根据什么理论分析预言的？”　　我的回答是：思考这类问题，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理论修养。因为一般人都会程度不同地懂得，不论古今中外，也不论社会制度如何，一个国家的具有巨大权威的掌权人，一旦极端自信，极端专横，极端粗暴地践踏舆论，并把其统治下的人民，只当做其实现某种欲望的工具而不是真正地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其结果必定如此。　　对于这个问题，我相信一定有更多的人比我看得更深刻，思考得更周密。只因为他们具有高深的涵养和明智冷静的头脑，才没有鲜明地直抒己见。而我，只不过是个被人称做“冒失鬼”和“炮筒子”的人，“心里有话存不住”，比那些真正的有识之士早说了一步而已，并非我比别人高明。　　又曾有人问：“你对‘反右派'斗争怎样看？今后还会不会再出现类似的斗争？”　　我的回答是：这说起来比较复杂。　　根据我在北大荒两年零八个月和在监狱与劳改队中十四年的长期观察，“右派”并非铁板一块。其中不少人的所思所想并非国家大事，有的则完全是个人的‘小九九”。他们之所以也被扣上了“右派”帽子，多半因为个人的工资、级别待遇、住房及其他生活小事，发表了一些对顶头上司不满的言论；或因为与领导发生了口角，说了些过头话，从而被拉上了“反领导就是反党”的这条线上来的。　　另有一些人，即便原来也发表过一些不同的政治观点，但在严酷的境遇中经不起考验，也程度不同地露出了凶残、冷酷、阴险的一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右派”们被纷纷“改正”时，社会上不少人笼统地认为“右派”们都是“好样的”，是有“先见之明的”，是“敢于抨击时弊的英雄好汉”，等等，我以为实在是一大误解。　　但是尽管如此，原先给这些人扣上“右派”帽子也是不对的。不管有些人原来就是怎么不正经，甚或真地对党对革命怀有“对立情绪”乃至“刻骨仇恨”，在大鸣大放中放出了多少支“毒箭”，但那毕竟都是在我们党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并信誓旦旦地做了“言者无罪”的保证后，人家才出来说话或张贴大字报的。后来统统给人家扣上“右派”帽子，就是言而无信、失信于民、有损党的信誉，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后来虽然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都给人家“改正”了，还坚持说“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这显然是不明智的。　　据廖盖隆等人所编《当代中国政治大事典》统计，被正式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有55万余人，这就是说，还有未被正式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　　另据北京朝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左”祸》一书披露，“反右”后20年内陆续被摘帽者多达552973人，其中被改正的达552877人，用552973减去552877人，只有96人未被改正。假定这96人是真正的必须整顿的“右派”，那么用552877除以96，等于“扩大化”了5759.1354倍。　　由于坚持这“只是扩大化”了的“必要论”，因此对“右派”问题的平反一律用“改正”而不用“平反”一词，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既然是“错划”，那就应该平反，就像对“文革”中被整的人以及在“反右派”前后各种“运动”中被“扩大化”、被“搞错了”的人一样。　　许多人在“文革”中或“反右派”以外的各种“运动”中，被当作“敌人”、“叛徒”、“走资派”、“大老虎'等等往死里整，这显然是错误的，甚至是出于某些人的险恶用心，固然应该被平反，但其中有些人确实也有男盗女娼、贪赃枉法或大搞特殊化官僚化的行为，对这样一些人，都能彻底平反，为什么对只是说了几句话或写了一两篇文章的所谓“右派”，却非要留下一条尾巴而叫做“改正”呢？这显然是不合逻辑不合情理的。　　再说，对1957年提出的观点经得起现实与历史检验的“右派”的平反，也一律叫做“改正”，就尤其不合逻辑不合情理了。　　当年把很多同志一而再、再而三地往死里整的“高手”们，至今还没有悔悟到过去整同志整错了。其中绝大多数人，哪怕装腔作势地向受害的同志表示一点儿歉意，都还做不到。有的人甚至还洋洋自得，对当年受他们迫害过的同志立目横眉，以“历来紧跟党的路线”而自诩，却不去暗自思量过去哪些“紧跟”是对的，哪些“紧跟”是跟错了的。　　在这种气氛中，尽管绝大多数中青年意气风发，在灿烂的理想之路上向前奋进，但也不乏若干“后来者”颇有甘愿从其“志同道合”的前辈中承受那种衣钵的“勇敢举动”。一有风吹草动，这样一些“老中青”往往都擦掌摩拳，大喊“全线出击”，颇有“反右派”、“反右倾”、“反击右倾翻案风”又来了的劲头。因为这种“表忠心”最容易向上爬，根本不需要什么真才实学勤奋上进，而只要昧着良心就行。　　同时，几乎祸及全国的恣意倒买倒卖、任意提高物价、敲诈勒索、买官鬻爵、任意湖吃海喝，以及其他种种恶性侵害和挥霍人民血汗成果的所谓不正之风，至今仍然常兴不艾。不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下了多少这不准那不准的文件也白搭，以致于有人说了这样一句歇后语：“中纪委文件——纸上谈兵。”　　究其实，大凡敢于明目张胆地搞这些黑社会行当的，几乎百分之百都是手握实权或背后很有“来头”的人。陈希同—王宝森集团就是一个例子。在日常，他们能够“虚怀若谷”地容忍别人对他们说三道四么？虽说像过去那样铺天盖地的大规模“反右派”运动不会有，但局部的、小规模的、甚至只是“个别教练”的，则不仅会有，而且压根儿几乎就没断过线。　　所有这些现实的存在，也还是很值得人们提防的，不宜把枕头捆得太高。林放同志的警世之作《江东子弟今犹在》，是很值得不甘浑噩度日的人们不时咀嚼回味的。　　以上这些，就作为结束这本小册子时的赘言吧。竭诚欢迎来自任何方面的批评指教。　　一个人，对如许敏感复杂的问题的思索，不可能都是非常中肯或较可人意的。多少真正伟大的人物尚非都是完人，何况我这样的人。　　1978年12月26日至1988年1月27日　　初稿于北京房山岳各庄　　1988年2月27日至3月3日改于北京戴氏蜗牛居　　1988年11月24日至12月19日再改于戴氏蜗牛居　　1997年2月19日至6月11日充实定稿于戴氏蜗牛居　　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　　作者：张元勋　　北大百年校庆，昔日的受害者与知情者们欢笑雅集，但总让人感到一种凄然与失落的氛围异于当年，大家说来说去，话题惟在怀旧，竟无一人询问这些受难者五七年之后的苦难的历程（其实那是最重要的话题），回避语涉“个人的命运”！　　为什么呢？这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说：“在我们这些老校友的北大记忆里，原是深藏着那一段或难堪，或痛心，因而‘不好说'的历史，谁愿意轻意搅动……”　　是的，就五七年的北大来说，师生之间有一千五百人因“扩大化”而蒙受不白之冤，很多人被开除了公职与学籍，发配于穷山恶水、荒原大漠之间亡命了之，二十二年后，又把这“扩大化”了的一千五百人无一例外地平反，也就是说，就北大来说，“扩大化”已“扩大”到无一正确全盘错误的程度！这多么令人触目惊心！二十二年，那人生最美好的一段岁月便在这“扩大化”中丧尽！若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决策，这些人便会与全国五十五万不幸者同作冤魂、同归于尽！四十一年间，我们全年级竟有近十位同窗英年早逝，时运的坎坷，生计的艰辛，过早地夺去了他们才华横溢的生命！陶尔夫、刘绍棠都是我们尊敬的学长，却不料“大戕良人”，使他们太早地离开了复苏伊始的神州大地，使我们母校百年聚首的相约化作终古的悲哀！　　但是，我们的话题所及仅此而已！对于“善终”者衷于言表，而对于在五七年风暴的延展中惨死于“人民”枪口下的北大冤魂，却无人提起！这是为什么？我想：谈到被杀者总会牵动起更多的思考，所以仍然回避语涉“个人的命运”。　　而非常遗憾的是：目前已出版的有关书籍并没有记述那群人后来的行踪，甚至连死难者的名字也一个未存！也就是说：死难者的遗作当时还未被北大的执权者们所留意，以致遗漏在那本作为“大批判”时的反面教材《右派言论汇集》之外，他们悄然凶死，连遗音也悄然迷失！　　哲学系的学生黄宗羲绑赴刑场，临刑前对妻子说：“我死后你不要守着，早一点找一个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被杀在1958年。　　西语系英语专业的学生顾文选，1966年夏自河北省某劳改农场逃出后未久被抓获而归，即被处死，其时他无妻室，亦无遗言。　　化学系的学生张锡琨，企图越狱而被处死，时间已是“四人帮”垮台后的1976年底。他的遗体由他妹妹领走，掩埋于四川盆地。　　而中文系新闻专业的1954级女学生林昭之死，则由于是被密杀及灭尸更被掩盖得毫无踪迹！　　她死得惨烈，死得冤枉！　　我的案头放着一份1954年8月15日的《解放日报》，其七至十一版刊登的是《全国高等学校1954年暑期招考新生录取名单（华东区部分）》，在第十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新生名单中有一个“彭令昭”。当我们负发京华，欢乐聚首燕园之初，“彭令昭”一直是名下无人的“隐君子”。两个月过去了，在杨晦先生为全年级开讲的“文艺学引论”的阶梯大教室，我们终于弄清了那个叫“林昭”的姑娘就是“隐君子彭令昭”。她在全年级的“亮相”，是因为系办公室的冯世澄先生举着一捆寄给彭今昭的书，并且喊着这个名字，而从座间起立跑到冯先生旁边的却是林昭。当时有个新疆的男同学名叫买买提?塔吉里克，据说他来北大之前曾是新华社新疆分社的社长，当时他是新闻专业的学生，和我同住在15斋，林昭被系里指定做他的辅导员，帮助他讲解一些课程难点，所以，她常来15斋，我们因之也就与她很熟。她是苏州人，“令”与“林”是同音字，她的乳名叫“苹男”，爷娘唤女皆呼之，或单唤做“苹”。（譬如1966年，她的母亲许宪民先生在给我的信中，用“暗语”般的语言告诉我林昭的初判刑期云：“苹年二十”，即是。）年稍长，“苹男”之外，爷娘又唤做“令昭”，她自中学即投稿发文，亦以“令昭”为笔名，后则改用“林昭”，盖以“令”、“林”是同音字。此处对她的名字的说明是为了纠正当今的某些文章中的妄说，说她“非常像”、也“非常爱”林黛玉，自己才改为“林昭”的。其实，林昭是最不喜欢别人说她是“林黛玉”的，“林黛玉”这个文学形象在“红学”专家们的文章中褒奖得几成完人，而在人们的现实思考中却是一个缺点与弱点太多的女子，故像林昭这样熟通《红楼梦》的北大中文系女学生，我们称她为“林姑娘”时，她或可领受，而若真的说她是“林黛玉”时，她会怒不可遏，感到是一种羞辱！一年之后，大家相处已熟，有人或偶戏称之为“林黛玉”，但只能是背地里的微辞，而非源自她自己的声张。而这主要是由于她确实瘦弱，而且又确实表现了勤学善思、语多卓见的特点！——这些值得注目的优点，如果集之于一个年轻姑娘身上，则更会引人惊叹。　　我第一次与她交往，是在图书馆的善本书库里，她正在那不太亮的台灯下翻阅着一大堆线装书，我看出那是《毛诗郑笺》。后来我们从图书馆里出来，在南阁、北阁旁的透迤小路上，她边走边对我说：“《豳风?七月》中‘女心伤悲，殆与公子同归'说的是什么？我看说的是女奴隶为奴隶主的小姐作陪嫁奴隶的制度，她们陪嫁异国，就永远不会再见到自己的生身父母，所以‘伤悲'。古代的学者早就指出：‘妇人谓嫁为归。'还说，‘诸侯之女称公子也。'可见‘公子'是贵族小姐，不是少爷。现在许多注本，都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女奴悲伤，害怕被奴隶主公子掳去，受到侮辱。'岂不荒唐！”她又进一步分析说：“其实，我看整篇《七月》几乎用了极大篇幅描写了奴隶主为他的女儿准备出嫁的细节，从养蚕采桑到织布染色，从狩猎狐狸到‘为公子裘'，准备的都是嫁衣。”她的这些观点，大约也曾请教过游国恩先生，记得有一次，游先生身体不适，我到燕东园去探望，他还谈到林昭的勤学与多思，提到她对《七月》的见解，游先生多有称赞。后来，听说游先生曾建议系里把林昭从新闻专业转到文学专业，先生以为：林昭若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会很有前途。后来不知为什么游先生的这一建议没有实现。其实，林昭在考人北大以前就在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习，毕业后，在《常州民报》当记者，考人北大中文系仍在新闻专业学习，她博览群书，文思敏捷，众文体皆能，若不是命运不祥，她会成为一位优秀的新闻文化工作者、文学研究者的。1980年12月11日，在北京为林昭举行了平反追悼大会之次日，我与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女士到北京大学燕东园杨晦先生的寓所去拜望并辞行，这位八十六岁的仁厚长者见到我们潸然泪下，他向我说了两件事：一、当年在讨论逮捕我的时候，先生是坚决反对的；二、当年在讨论游先生建议林昭调入文学专业的时候，先生是坚决同意的。——但皆适得其反！先生不无兴叹地说：“我每当想起这些就觉得心里难过！”稍停又说，“林昭是游先生看重的学生，多少次游先生的学术讲演，都是即席发挥，没写讲稿，事后都是根据林昭的记录整理存文的，如果没有后来的那场运动，林昭可能会成为游先生的好助手！即令不改专业也无妨于此！”　　1955年春天，北大学生会设群众文化部，大力组建了名目繁多的文学艺术社团，例如国乐社、西乐社、舞蹈社、戏剧社、大学生合唱团、摄影社、美术社、武术社、北大诗社等等。　　北大诗社集中了北大校园诗坛上的著名学生诗人，当时的社长是现代派诗人越曙光，社员则有古典派诗人崔道怡、哲理诗人马嘶、李任、海滨诗人孙克恒、叙事诗人薛雪、抒情诗人张玲、学者诗人谢冕、大漠诗人任彦芳、唯美诗人王克武等，都是北大诗社的台柱，也是今日蜚声诗坛的著名诗人与诗歌评论家！　　而林昭则以江南女儿独具的聪颖与文思，以她的古、近、今体兼能，诗、词、文俱佳的丰赡素养，在北大诗坛占得一席之地！“林姑娘”的美称由此兴焉！她极爱与人逗嘴，每次雅集总不免先口战良久，戏谑争胜，猜灯谜、忆亡书，气氛热烈。其时，我混迹于这北大校园诗人群之间，忝列末座，耳濡目染着天才花园里的春色，肥沃了自己的贫瘠与乏陋，获益匪浅！今日思之，堪谓幸运！但这种文学与友谊的结社，自1957年后，便霜残雨摧。真可谓燕园春色灭、斯文绝，大有“草色遥看”的怅惘与萧然之态！令人兴叹！　　北大诗社自1955年春即出版月刊《北大诗刊》，初为三十二开小本，后自1956年改为十六开本。我和林昭都被任命为编辑部的成员，于是经常与校印刷厂打交道。林昭对清样的校对往往三四次仍不放心，往往在车间里一呆就是半天，连当时的厂长唐海宽先生对她的认真与细心也佩服不已。记得1955年的12月31日下午，全校已经沉浸在迎接新年的浓郁气氛之中，她还在印刷厂的办公室里对《1956年新年专号》的清样作最后的校对，而后签字付印。那一期她和我是责任编辑，我们走出印刷厂的大门时，夜幕已经降临，校园里播放着悠扬优美的轻音乐舞曲，学生餐厅的除夕聚餐宴会已将结束，我和她走到大饭厅里时同学们多已散去，食堂工人已在收拾餐桌，迎新年通宵化装舞会即将在这儿开始，我们只从窗口要了两份菜，在一个角落里的餐桌边匆匆吞咽了事。元旦清晨，未及到老师家中拜年，我和她如约在印刷厂见面，取走了工人师傅昨晚加班赶印的《北大诗刊——1956年新年专号》，专号的封面用的是粉红色胶版纸，印着提着灯笼的女孩的刻纸图案，堪称朴素而美观——这是出自林昭的匠心！　　但是，林昭在《北大诗刊》编辑部却只是兼职，她的“本职”则是在校刊编辑部，与我们的另一位女才子张玲同编副刊《未名湖》。我有时向校刊文艺副刊投稿，便会受到林昭的“编辑大人”般的品头评足，幸亏张玲往往在场，为我声援。“张玲、林昭”，这两个不可分开的名字，在当时北大校园诗坛上引人注目，她们的诗情与奇想，往往令我等“须眉”之辈瞠目惊叹。她们的诗已不仅仅在北大校内刊物上发表，还在《光明日报》等刊物上相继问世，张玲的一首题为《照相》的诗，其中有句云：“笑呀，笑出声来，最好连声音也照上！”可谓“黄绢、幼妇”、“绝妙好辞”！我迄今未能忘怀。张玲祖籍山东烟台，她的父亲是北大西语系教授、著名翻译家、哈代研究权威张谷若先生，家学渊源，张玲有着与林昭异曲同工的才思与文学根基，她有山东人的耿直，不似林昭的尖刻，所以常保我的拙稿勉强过关。例如：我曾写了一组短诗，共三首，题为《阳春三弄》，自我感觉还算“良好”，可是林昭却大笔一挥：“不用！”而且说这说那了一番，后来毕竟还是发表了《其二》，共八行，其末两行为：　　忽然，夜风把湖心吹起涟漪，　　欣喜。冰已消融！春已有了消息！　　张玲说：“我很欣赏你的格律，这大约是受了林庚先生诗风的影响！”她其时已是学者味十足。　　三首取其一，张玲之见也；舍其二，林昭之见也。取舍之间，所见略同。　　今年北大百年华诞期间，张玲夫妇邀我宴集，我们的老同窗、著名诗人邓荫柯夫妇光临弄觞，言及林昭及往事，我等伤之于怀！张玲而今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编审、著名翻译家、散文家，是一位有世界声誉的英国文学学者，她当年与林昭同住一室，是林昭最亲密的“闺中诗友”，林昭长她四岁，常以“大人”自居，呼张玲为“小鬼”。1980年12月11日，在北京为林昭举行追悼会，张玲参加了这个大会的筹备工作，将一腔久郁的友爱亲挚之情通过哀婉的祭奠寄往那冥冥无凭的静界幽境，去慰藉那不朽的天才诗魂的英灵！　　1956年秋天，北大党委决定创办一个综合性学生文艺刊物，这就是非常著名的《红楼》。《北大诗刊》停办，并对其编委会成员作了增补，而成《红楼》编委会，阵容如下：　　主编：乐黛云先生　　副主编：康式昭、张钟　　编委：马嘶、李任、王克武、林昭、张元勋、谢冕、张炯（名字的次序是依当时的年级自高而低排列的）　　可以看出：这回林昭是以“本职”从校刊编辑部调到《红楼》的，于是便有了一句口头禅，称她为“红楼里的林姑娘”。　　别看那么一个著名的刊物，而真要到北大去找那个编辑部，却是找不到的。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么一间专用的办公室，每次开编委会，都是临时借用学生会、团委甚至党委的办公室，而具体的修改文稿、校对清样等工作，就往往习惯性地挤在林昭的宿舍里，那间屋在文科女生宿舍27斋二楼，四人一室。但我们在那里打搅也只能利用课外活动时间，上午有课，晚上自是不应打搅她们。那层楼住着的新闻专业女同学，林昭之外，还有五位后来也成右派的，包括张玲、韩其慧，她们都在五七之难后，发配西北，韩其慧死于其处，弃身沙丘热海之间。张玲在二十年边塞大漠的磨难之后，有幸回到北京。其余三位都由于忧患太重、去日苦多而身染沉疴。　　1956年12月31日夜，北大的燕园内灯光如昼，可容纳八千人的大餐厅，学生宴会之后，早就打扫得干干净净，大餐厅的中心放着一个直径两米的大花盆，里面栽着一株五六米高的针松圣诞树，枝叶之间灯光明灭，空间是被香水喷过了的，弥漫着茉莉、玫瑰的芬芳！“迎接伟大的一九五七年”金色大字悬挂在主席台上，所有的聚光灯都投射在这十个金色大字上，仿佛它就是即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金色的日子！那光明的日子！那光彩夺目、充满伟大希望、展现灿烂前途的日子！　　其实正是严冬，北京的冬季其实奇寒，而北大的儿女们的脸上都蒸腾着汗气，舞厅内灯光微暗而柔美，姑娘们的脸上大约都有粉，嘴唇是被唇膏涂过了的，在微暗的灯光中看去，红唇却成了黑色。林昭与张玲也在这无忧之境里飞翔。这八千北大学子不是楚之骄兵，而是天之骄子！　　午夜十一时三十分，我们敬爱的马寅初校长、周培源教务长等学校领导来到迎接新年的会堂，登台贺年，舞曲骤停，八千骄子静立。当午夜的钟声敲响第十二响，余音未绝，北大沸腾了，如群山在笑！这八千子弟的第一句高呼，呼的是什么？是——　　“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马老的习惯用语“兄弟我！”刚一出口，他的话便被海涛般的掌声所淹没，这位慈祥、正直、爱国、渊博的长者，又何曾料到这样的坦率、真诚、融洽、无虑的聚会，以后竟不会再有了！永远也没有了！他何曾料到：再过四个半月、五个月，这个栽着郁郁葱葱的针松圣诞树的大厅里，这悬挂着十个赫然金色大字的北京大学的天堂里会降下宙斯神火！一场史无前例的“引蛇出洞”之战，竟会在这八千天之骄子中展开！　　马老的绍兴乡音未改，高呼：“兄弟我给大家拜年！”一个穿着大红毛线衣、白色长裙的女同学登上主席台，把一串鲜花“项链”恭敬地挂在马老的脖子上，垂在他的胸前！掌声、欢呼声汇成海洋！这时，马老率领校领导们走下主席台，来到学生中间，舞曲又重新响起。一个男同学跟在他的背后，把双手放在马老的双肩上，而周培源教授则又跟在这个男同学的背后，也把双手搭在他的双肩上，如此照做，很快一条“人链”连结而成，又似一列列车，在祖国大地上快跑，马老是火车头，在舞曲的优美的节奏里，他带领着这支中国一流的科学大军向前快跑！他率队而行，开始只在边缘，队伍像一条长龙蜿蜒蠕动，缠绕婆娑，逐渐向中心盘旋，于是八千人组成的长龙，形成一个极大的漩涡，八千骄子都坠入其中，而马老则在这漩涡的最中心，豪情无限！　　哪能想到，这真是一桩“异兆”！正如《红楼梦》的第七十五回之“开夜宴异兆发悲音”一样，以“漩涡”为开始的1957年，终于把马老及八千子弟席卷而下，这悲壮的下场竟在欢乐之夜怪异般地形成！可是谁又能去思量与留意！　　而《红楼》终于在1957年元旦之晨与八千儿女见面，在刚刚结束了新年通宵舞会的大餐厅门前，两张大餐桌上堆满了《红楼》创刊号，参加了通宵狂欢的北大儿女们，晚妆未残，微有倦意，便围购如堵，林昭与《红楼》编辑部的发行组组长李鑫与其他同学一起在那里忙碌着，而大家都同时发现：创刊号的封面上是一幅木刻图案，是一个牧羊人正驱赶羊群走下山岗，山上草木摇曳，山外浓云翻滚，图案题名竟是“山雨欲来”四个字。　　“山雨欲来”，这对伟大的金色的1957年元旦的第一印象，竟不幸言中！我们已忘却当时为什么采用了这幅木刻作为《红楼》的创刊图标，图文连述，岂不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吗？这与那汹涌的漩涡岂不是异曲同工、不谋而合了吗？为什么竟如此之贴切！异兆与儆示在北大儿女面前发出了历史的悲音！　　这期刊物的第二页，刊登的是林庚先生的《红楼》：　　红楼　　红楼你响过五四的钟声　　你啊是新诗摇篮旁的心　　为什么今天不放声歌唱　　让青年越过越觉得年轻　　《红楼》的第2期于1957年3月1日出版，那一期的责任编辑是林昭和我，直到今天，那一期的二校清样，还收藏在我的书橱里，那上面还留着林昭改稿校对的字迹和符号。　　她在《编后记》里写道：　　“我们希望能在《红楼》上听到更加嘹亮的歌声，希望我们年轻的歌手，不仅歌唱爱情，歌唱祖国，歌唱我们时代的全部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也希望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旧社会的遗毒，以及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　　可以看出：从林庚先生在《红楼》诗中呼唤曾响过五四钟声的《红楼》再“放声歌唱”，到林昭呼唤“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遗毒”和“不利的东西”，这种主张用五四传统荡涤浮现在当时的黑暗与毒害的呼唤，是1957年新年伊始的一种思潮和渴望，一场“山雨”确实已在慢慢地向中国大地袭来！终于使“红楼一梦”化作了“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愁三月雨”了！　　《红楼》的第3期是纪念五四专刊，《红楼》编辑部几乎是全体动笔，马嘶、谢冕、林昭都拿出佳作，我也写了相形见绌之句充数于版面，另外，还收到孙克恒、任彦芳的优美诗作，大家都在五四这个主题里驰骋诗情，跌宕幽思，形成了数十首异彩纷呈的峥嵘组诗！真可谓气势不凡！　　这一期几近诗刊的《红楼》于1957年5月4日上午在燕园内隆重发行，很遗憾的是：当日发行了一万册，谁会料到今日竟片纸不存！而这一组组诗尚未排印之光便被北大诗歌朗诵团突击排练，经过朗诵的艺术处理，成为一出动人的大型诗朗诵表演，于1957年5月4日的晚上，在北大东操场五四营火晚会上与火炬传递同时隆重演出。当时，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在主席台上把第一支火炬点燃，递给站在台前二级台阶上等待传递的第一位同学，那同学接了火炬转身把主席台下的数十支火炬顷刻点燃，那数十支火炬又把等待着的数千支火炬点燃，整个操场顷刻之间变成一个火炬的海洋、光明的海洋、炽热的海洋、呼啸的海洋！而诗朗诵便在高音麦克风里激昂响起！林昭站在主席台上南侧，她是为诗朗诵作“顾问”的，她看着那翻动的火炬之山、火炬之海，听着那诗歌之风、诗歌之雨，在这诗与火、声与色、灵与情、静与变的美景里看着，沉思着。　　最后，所有的火炬都堆在了一起，变成了一座山，涌起了凌空的烈火，把东操场照得如同白昼，数千北大儿女在这火的周围鼓掌、跳跃、呼喊、歌唱——直到夜深，斗转星移，余烬渐熄。我与林昭离开这里时，晨光熹微，已是5月5日的早晨，星期日，整个校园静得像已入梦，连晨曲也破例未再播放，静极了！犹如《红楼》第2期“封四”的一幅题为“黄昏”的照片下的任锋配诗，其末四句云：　　世界是这么广大　　友谊是这么真诚　　生活是这么美好啊　　我们又这么年轻　　五四过去了，《红楼》编辑部里逐渐弥漫着一种离情，编委会内与编委会外的一些作者都临近毕业，于是举行一次联欢活动的构想乃应运而生，方案很快就拟定：游园！当然是去颐和园。但，时间呢？只能在星期天，5月12日是5月5日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但那天中文系要开运动会，我们都要参加（《红楼》编辑部中除了王克武是西语系的，其他全是中文系的）。于是只好再往下推迟一周，确定在5月19日了。　　5月19日那天，春光明媚，气候宜人，确实是兴致最浓，参加那次活动的有马嘶、李任、孙克恒、薛雪、康式昭、谢冕、任彦芳、杜文堂、张钟、林昭和我，我们一早就从北大西校门门口乘332路公共汽车到颐和园，十张入园券共一元五角，而后沿知春亭向北，走长廊至排云殿，登佛香阁至智慧海，到后山，沿苏州河从后门出颐和园，而后乘车返校，抵北大已是下午五点多。那天，林昭带着一个“120”照相机，她做摄影师，拍了许多照片，后来我们每人都洗印了，但今天只有一张在知春亭畔的合影还夹在我的一册旧书里，在公安局、监狱、“文革”之火的历次劫难中幸存了下来，成为“五一九”《红楼》编委会顾和园之游的惟一的纪念，也是《红楼》编委会惟一的一张合影纪念。　　那天黄昏时分，北大学生大餐厅东门外的墙上出现了大字报，非常巧合，那天在大餐厅里正举行一个全校性的大会，是党委副书记作报告，天气已暖，在餐厅外的广场上坐满了人，于是墙上的大字报立刻便被人发现了，大餐厅东门外渐渐围满了同学，许多人用手电照着，注意地读着那在红色标语纸上用毛笔大字写成的诗——《是时候了》。　　大约晚上十点钟，大会结束，同学们走出会场，大餐厅东门外的人更多了，最后甚至拥挤着，手电的光束从远远近近一齐投向那张大字报诗，有人捧着小本子在抄，还有闪光灯及拍照的声音。　　午夜以后，校园内声籁俱息，可是，在许多宿舍里，灯光却是彻夜地亮着，有的宿舍变成小组讨论的会场，有的则是产生大字报的家园。　　大字报、红色的纸，在至今知名于世的“北大三角地”迅速展延，糊满所有的墙壁，犹如半个月前那一片炽红的火的山、火的海，并与那浓墨涂成的春潮带雨般的诗的风、诗的雨并至，酿成了1957年的红色的5月、黑色的6月、灰色的7月！　　5月19日——这个在北大校史中占有光辉一页的重要日子，当《红楼》才子们畅述友情、抒发诗意、激扬一腔离散之情的时候，竟把它确定为“不思分离，却竟分离”的难忘祭日，于是在温柔的梦乡般的北大生活记忆里，我们终于走向了离散！不仅仅是这个青春群体崩溃了、瓦解了，更重要的是心灵碎裂了，冰解了！《红楼》终于出现了“阶级异己分子”。1957年5月29日上午，《红楼》编辑部举行了隆重的会议，宣布开除我与李任出《红楼》编委会的决定，原因是我与李任参加了右派刊物《广场》编委会，我又是那个刊物的主编，真可谓“罪莫大焉”！在那个“开除会”上，编委们多有发言，指出我与李任之罪。这是一次《红楼》编委会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会，这在当时，出现如此义愤是可以理解的，连林昭也在这个会上对我进行了批判，她的话，也如其他编委的话一样，既有当时的应付言语，也有情动于衷的肺腑之怒，但有一句，我则难以忘怀，她说：“我有受骗的感觉！”——“受骗”，这内容包括得甚广，似乎不仅仅是右派言论，也包括以往的交往，似乎我终于在这十天内毕露原形，证明了昔日的假象。四十一年后，在纪念林昭惨死三十年的时候，说起这一段往事，我想把一个真实的林昭介绍给我们的友人与陌生者，要向世人讲清，死于悲壮的林昭，其思想与决心确实有一个成长、成熟、自我矛盾与自我斗争的痛苦过程，她是非常爱我们的国家、爱共产党的。解放前，那时她才十五六岁，就为苏州地下党跑腿、捎信（尽管她不是地下党，但她却知道她帮忙的危险性），解放后，尤其是考入北京大学后，她写了许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的诗文，在校内外的各种刊物上络绎问世，所以尽管她可以写一篇《编后记》，呼唤“烧毁一切”“遗毒”及“不利的东西”，而一旦真的面临如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初期的崭新话题，她竟猝然不可接受，甚至惊讶于面前的这些友人竟是反革命分子！她于是说出了发自内心的痛苦：“我有受骗的感觉！”她的话是涌自最纯正的心灵的真实、痛苦之声！这与她后来终于在痛苦与困惑中悟彻，在北大的自由辩论会场上当众讲出自己自“五一九”一直困惑着她的那个“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于是她终于凭着一颗高贵的良心、诗人的良心、智者与学者的良心走了下去，她那孱弱的身体经受了人世间最最残酷的酷刑、折磨与凌辱，走完了她太短促的、光辉的三十六年的人生！一直到1966年5月6日，距离她被杀还有两年，我在上海监狱探望她的时候，她还向我提起那次发言，她说：“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她的话，无论在1957年5月29日还是在1966年5月6日，都说得多么善意，多么真切，多么好！　　而我们终于走向了从群体到心灵的离散！实际上乃是一场不欢而散！《红楼》一共出了三期，再往后怎样了？我已经忘却。因为自1957年5月29日以后，我就不再对《红楼》“参与政事”了！“开除会”用了大约两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清除阶级异己的工作宣告胜利完成，我与李任便从这个群体里首先被离散了出来。下午，在校园内的一处墙壁上贴出一张大幅漫画，画着一座小楼，一只穿着皮鞋的巨足从楼上层的一个窗口处伸出，两个小人头朝下地悬空而坠，其中一个小人的眼镜与鞋子都脱落飞于空中，衣服也飞飘如翼，赤着双足，首如飞蓬，颇似身临空难，旁边还注明“张元勋”三个小字，漫画的标题是：“极右派分子张元勋、李任被清除出《红楼》编辑部！”　　北大在漩涡中离散！连我们敬爱的马老也坠入其中！他从此也被离散！被从这个听惯了他那慈祥的浙江口音的“兄弟我”的非凡群体中“离散”而去！以至被质问：“你是哪家的马？”他在轮椅上度过了意志执着的晚年！但他却带走了千万北大人的最崇高的敬意与最深切的怀念。　　一个极闷热的晚上，在北大16斋东门外的马路上，一场激烈的“口战”正在进行。听众知多少？无从计算，大约一百米方圆之地全是人。夜色浓黑，正是“月黑雁飞高”的夜晚，大有闻其声不见其人之状，短兵相接，发言者站的是饭厅的餐桌，大家都正年轻，无需阶梯，一抬腿便可迈上，讲毕，一步便可跳下，几经跳上跳下，又加捶胸顿足，往往语未毕讲话者便与桌子一起翻倒于地，于是第二张餐桌又继而用之。据餐厅管理员说，那一夜十余张餐桌报废。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三天来的文字交锋，激化成当面相稽，那一夜，已经形成了“群体力量”的“反右派斗争”大会，（所谓“群体力量”是指一群后来标榜自己是“左派”的人）此时已集中火力向右派言论反击，一些发言已提到“大字报中的话是反革命煽动”，开后来扣帽子恶劣行径的先河，而当时的我，就正处在这种出手不凡的猛烈火力的焦点。正当“群体力量”前者呼后者应，轮番讨伐之时，一个女学生在浓密的夜色中登上餐桌，她那夹杂着婀娜的苏州方言的普通话，音色浑厚，不似女孩惯有的娇柔，在此前男声震耳欲聋、声嘶力竭叫嚷的未绝余音之隙里忽然传来如此迷人的声音，颇有“一洗万古凡马空”的新意，当时沸腾喧闹的听众顿时悄然。　　“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张元勋说吧，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今晚在这儿群体讨伐的小分队个个我都认识！所以，自整风以来我一直没有说话，也没有写过什么，为什么？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你是谁？”一声怒吼从黑暗的人群中咆哮而出，打断了她的发言，这显然是一位陌生人，凡熟悉她的人凭着她的声音就匆庸再问。　　“我是林昭！怎么？你又是谁？竟是如此摆出一个审讯者的腔调！你记下来！‘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她稍停，又说，“告诉你，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今天既然来了，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工夫去考虑那么多的事！你是谁？还是你们是谁？你怎么不敢也报报你的家门？”　　从那个黑夜，1957年5月22日那个黑夜，她开始义无反顾地背起了那命运的十字架，毫无反悔地走上一条穷途，十一年后，她终于被密杀、灭尸，死，这或许是她在当时已经思及的事，但如此惨死却是她所不曾料到的啊！　　这天夜间，林昭在未名湖畔的迷茫夜色中向我说：“这或者是一个悲壮的祭日！这或者是一个悲壮的祭坛！这或者是一个悲壮的牺牲！或者会流血！但愿不流血！”　　从此，她不再如昔日凌厉，什么话也不说，什么文也不写，每日仍在那尘封似铁、霉味可人的善本书库里静读，这反常还应以5月22日迷茫之夜的浩叹为起点。那天次日，张玲问我：“林昭昨夜喝了多少酒？”我愕然了！她说，“她还醉着，枕头上全是红色的酒！”据说她一直僵卧了两天才坐起来，在桌上的一张破纸上写了十二个字，即：“天之我，如不我克！此责其谁？”前两句她引用的是《诗经?小雅?正月》中的诗句。　　其实，她醉卧如死的时候却有人并不肯放过她，决不肯善罢甘休！她发言的次日，便有一个人写了一张大字报诗，题名《致林昭同志》，她开始被置于“左”的火力之下，毫无疑问，这一张来之有目的的大字报诗，宣告了林昭厄运的开始。　　同样是这个“写手”，又写了另一张大字报诗，如下：　　向左！　　向左！！　　向左！！！　　共和国的公民　　我们守住每一个窗口，　　举起我们的枪口：　　向右！　　向右！！　　向右！！！　　还是这个“写手”，又写了一张大字报诗，题为：《是什么时候了？》，是针对我来的。　　而俄语系四年级的学生杜嘉蓁，以“杜真”之名写诗《组织性和良心——致林昭》和《是时候了》，驳斥“向左、向左”者！　　口战之后，文战继续着！　　但林昭却是沉默了！她开始在她的班里被批斗。　　1957年6月8日之后，“右派”已被明判为敌人，与大餐厅南门正对着的学生宿舍楼16斋的北墙上写着一排白色大字：“一切资产阶级右派都是反动派”，宣告了北京大学反右派运动的开始。这时，我已处于被监管状态，我班有两位同学已跬步不离地与我朝夕“厮守”！直到暑假，我被通知“留校等候处理”，不能回家。那两位同学一位家在武汉且有妻子，一位家在上海，皆因“伴我”而不得归去！校园内空空如也，少有人行。有一天，我竟意外地遇见了林昭，原来她也没走，一直独自躲在宿舍里读线装书，却并无人监管。她告诉我：8月间要到中国青年报社实习，有机会可去找她，实习完回上海。并留下电话号码。这真是喜出望外！没有料到：在这被监管、被隔离的灰色的7月里，竟得到与林昭会晤的更多的机会，这真是“天作之合”。　　负责监管我的两君，其任务旨在不放我逃走便算胜任，他们毕竟是我的同窗，对我甚知，起初甚严，继乃渐懈，后则渐宽，直至只要晚间能回宿舍便可。于是我便常到东单十三条中国青年报社去与林昭见面。校内18斋东门外有一个电话亭，内设外线电话，免费使用，我几乎每天都要与林昭通话，她如无事，便约我进城会晤，每次约在下午，回校则已是午夜，从西直门到颐和园的332次车的末班九点半即无，故我只能走回北大，回来后，二君均已鼾声如雷，次日亦不追问。　　林昭8月中旬实习结束，即将返沪，临行前的晚上，约我见面，我又到十三条西口等她，她如约而至，我们一同步行到什刹海，其时天色已黑，夏日昼长，天才黑即近八点半，这一次什刹海的星夜荡舟，今天看来已可称得上“空前绝后”之举，已是永远失去了的历史。记得她告诉我：编辑部转来一部长篇小说手稿，题为《青春之歌》，其女主角也姓林，也是北大女学生，也是在学生运动中遭受波折。她说她刚刚看，稿子还要讨论。　　林昭离京而去，却不再来信，直到9月开学，我又随班上课，这时我已经是四年级，开始写毕业论文，游国恩先生已找我谈过两次话，于是我又天天跑图书馆善本书库，读线装书，却未再遇见林昭，也不能向人询问她何以在沪未归，只让疑团在胸而已。中秋节后，竟收到她的一封短信，又是意外，信中只言暑期回沪后病发，咯血甚烈，在沪求诊，于家休养云云，并写诗一首如下：　　醉不成欢愁依旧，思绪缤纷共相就，　　弄章琢句涂鸦满，暗风入窗凉初透。　　水深浪阔君如否？冠盖京华斯人瘦，　　霏霏无尽江南雨，梦回冷泪湿薄袖。　　她预感到大难将临，危险在即，而我却还盲目乐观，以为批也批了，斗也斗了，打也打了，骂也骂了，账算清了！倒有了一点轻松之感。我给她回了一封短信，大致讲了几句盲目的乐观，也写了几句诗，聊表思念之情。　　1957年下半年反右未歇，全校各系班组在向纵深搜求而挖（右）、划（右）、批（右）、斗（右），但所不同的是，人们似乎都极疲惫，似乎都静静地反思着。这场斗争，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在中国绝不会再有异议之声，更不用说逆耳之言，一切都一呼同应地悦耳与赏心！那些“以身试法”的右派分子已成过街老鼠，其实比过街老鼠还狼狈；老鼠过街尚可迅速窜匿，而右派分子则无处藏身，日日“过街”于众目睽睽之下，随便什么人，在随便什么地方，认出某人是右派分子，只要喊一声“站住！”那就须从命立定，而后听之任之地为其所骂、所打、所凌辱、所刁难，凡有此情便会迅速聚众围观，同仇敌忾，众声怒斥、众拳脚交加、众唾齐飞，直到他们满意、快意、情尽、兴足而罢！谁若稍有反抗，其后果当然严重，拳脚之下，颇感由重量级而升到最重量级！所以，别看北京大学的堂皇学府之巍峨，别看那里曾是蔡元培、鲁迅、李大钊、陈独秀、马寅初的思想田园，却不见得处处、事事、人人皆都闪烁着“科学”、“民主”的光辉，而这类行为尤以当时刚刚考进北大的五七级新生最甚！他们没赶上暑期前的反右派斗争，却都有“打落水狗”的勇敢与兴致，藏在他们心中的动力是什么？是“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式的娱乐，还是“坚刁自宫”式的求宠？真是叵测！我有几次在从餐厅走回宿舍的路上，便被这些素不相识的少年认出，于是便被堵截，用中学生的腔调呵斥，踢掉我手中的搪瓷饭碗，说：“饿死你这个反革命分子！”而后用脚把饭碗跺扁，大骂而去，已颇具十年后的“小将”之风！“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至于还有一些人，则惧怕株连，见右派皆避之犹恐不及，而右派分子之间固已不许往还，遇于途，只有“道路以目”、无语互视而已！　　12月的一天，北方冬早，寒气凛冽，我独自由西校门走出，向北往圆明园方向走去，十分意外的是：在那静无人的小路上竟与张志华未期而遇！真是喜出望外！　　张志华，这个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右派分子，也是由于被聘为《广场》编委而罹祸的。他是福建人，才华横溢，会写一手美妙的抒情诗，《红楼》第2期一次就发表了他六首《大学抒情》。这天我与他的圆明园之晤，如果被人发现，便会带来一场灭顶之灾！幸而其时奇寒，圆明园废墟之间更为荒凉，谁肯来此谈情说爱，此可谓苍天之助！他告诉我：“林昭回来了！”又是喜出望外。他讲，“今天上大课，竟与林昭坐于比邻。”（五年以后，在北京南郊的监狱里，我又与张志华相遇，与这一次圆明园之晤相同，也有喜出望外之状，他简短地告诉我：他到上海去找过林昭，但她已被捕了。）　　于是，我希望在校园内也能够遇见林昭，但是一直没有如愿。待到12月21日，星期六的晚上，我独自从南校门走到海淀。五七年的海淀是一片田野，只有一条南北向的泥路坎坷而狭窄，一到夜晚，连路灯也没有，只有几家小店铺的门内闪出微弱的电灯光，给漆黑的街上投上一方光亮，而惟一热闹的地方应数那坐落于路西的新华书店，那狭窄的店堂里面，一进门摆着一个两米见方的案子，上面摆满书刊，许多人都围站在那里捧读测览，我也挤于其中漫无目的地翻阅，我无意地一抬头，竟看见林昭也在这书案的一边，在我的斜对面看着我！她围着白毛线编织的长围巾，连头都包着，又戴着口罩，只露着一双眼睛。此时，围在这书刊展销柜台周围的全是北大学生，我料不会有人认识她，但认识我者确是不乏其人，“打落水狗”的余勇当然尚多，但余兴确已太少，更何况在此浏览者多不是一年级的那些“同学年少”，一种“壮怀”不断地“激烈”，也会带来厌倦与乏味、无聊与肤浅，说到底，在北大最主要的是读书与思考，“道不行，乘桴桴于海”，这正是一种层次。所以，一场“山雨”倾盆之后，打与被打、斗与被斗，都化作噩梦般的记忆，以至四十年后的百年校庆大家相逢一笑的时候，都笑得十分尴尬与惨然！而且只说“天气很好”，别的，则“不好说”了。　　正是那么一个对人格扭曲的时代，连北大的空气与传统也扭曲成象征派雕塑，谁都不应该迷信或想象那里何等圣洁，那里从来就没有“圣洁”过！过去了的一百年中也绝无此事！始终是“光荣与耻辱”杂糅的闹市，（钱理群先生最近作的《北大百年的光荣与耻辱》的学术报告，言之甚确、甚详。）而且，“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屈原《卜居》）的境况时为主流，翦伯赞先生与夫人就双双自杀在那里，马寅初校长就被从那里赶走！百年校庆期间，我去拜见久别的恩师林庚先生，他居住了半个世纪的燕南园故居已陈旧不堪，墙壁与地面都已驳落与漶漫，园内一片荒芜。室内放着的仍是四十年前我在北大读书时看见的沙发与木椅，老人家八十多岁的高龄，静静地坐在那狭小的窗前。我的老友谢冕兄向我说：“林先生今天最大的困难就是太穷。”谁能想到，这位誉满中外的诗人与国学大师，他的学生中有些人今天已飞黄腾达，风云于政坛与学坛之上，也以“大师”的姿态大讲什么什么“国学”之类，“雷鸣”不休，而这位培训“大师”的真正大师，却寂然地坐在久居半个世纪的故居里，用昏花的眼睛看着那狭小的废园。当我向他提到他的诗集《春野与窗》，老人家便又回到他的华年的回忆中去，吟诵着：　　春天的蓝水奔流下山　　河的两岸生出了青草　　再没有人记起，也没有人知道　　冬天的风哪里去了　　仿佛傍午的一点钟声　　柔和得像三月的风　　随着无名的蝴蝶　　飞入春日的田野　　真是美极了，把人带到一个优美的意境中去！而后，又从兴奋中的华年回到寂寞的故居，依然坐在狭小的窗前，“好像一段果木头”！他还零碎地记忆着往事，而且还提到一个女学生之死。他的回忆又把我的思路拉回到1957年12月21日的晚间，由他的废园向南顶多也不过三百米的距离便是那海淀新华书店，那个夜晚，那次巧逢真是太珍贵的一次话别，从此，大家皆沉入离散！这是在尚称自由的日子里的一次相逢、一次离散！真可谓苍天悯人！而九年以后，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里，又有一次相逢与离散，那已经是铁窗下的悲欢，林昭诗中谓“吞声九载”便是。这也是我们所不曾料到的啊！　　那天晚上，林昭转身走出书店，向北进入一条极狭窄的小胡同，当然漆黑，我则随之前行，脚下坎坷，胡同很长，走了许久才见一片星空，眼前是西郊收割完了的稻田，一片平阔的广野，此处说话算是最佳之处。她说：“情况已到了最严重的关头，我们都要时刻做好被捕的思想准备！”她说，“你记住我的家庭住址，不管磨难多久，也不能失去联系。”于是她说了两个地址：“一、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二、苏州乔司空巷15号。”并也叫我讲清我的青岛家庭住址及家兄名字。其时身边无笔纸，只可强记于心中，而在当时的形势下也只能如此，写在书面的东西都是极易引起祸端的。　　如此绸缪是准备着一次不测的离散，这预见其实四天之后，即1957年12月25日清晨被证实了，那天我被秘密逮捕。那两个地址乃深深地、暗暗地埋藏在我的记忆里，八年之后，已是1966年初，我从监狱走进劳改农场之后，这心中暗暗地牢记了八年的地址终于化作一种“寻觅的程序”，与住于上海的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取得了联系，但那时林昭已于六年前被捕入狱，而且判决为有期徒刑二十年。　　终于夜深，北京海淀西郊的冬夜幽静而奇寒，所有的光都熄灭了，只有天上的寒星，这世界上似乎只有我和林昭两个人，这时似乎勿需再多虑被谁发现，我们又穿过狭窄曲折的小胡同，回到海淀大街，万籁俱寂，一片漆黑，走了大约百米左右，便到了北大西南围墙之外，中关村的东西大路由此向北经北大西校门通往颐和园方向，此处电线杆上有一盏路灯，在这里我们站下了。林昭取下口罩和头巾，似乎要留给我最后的印象，我看到两条粗粗的短辫子上面系着白色的蝴蝶结，她的面色苍白，在路灯的微光下更显得清瘦。她告诉我：星期三要到北海医院去查体，星期三之后再见面。她礼节性地嫣然一笑，于是分别，她向东往南校门，我向北往西校门各自而去。今天想，才知道一个故事从这儿真正地结束了！　　这个故事是什么？我想就称之为“北大往事”吧！　　三天之后，即12月25日之清晨，起床铃刚响，校园内夜色未尽，我被传至校办公楼二楼之办公室，被秘密逮捕，直到1979年11月24日上午，在山东省的一个监狱里，由北京市中级法院来鲁裁决平反，悠悠二十二载风雨之途、辗转羁押于荒原大漠之间的艰辛历程，化为一场难忘的梦！　　我被判刑八年，1965年12月24日“释放”。“四人帮”时代的“法律”为局外人所不详，刑满者并不能回家安居或步人社会乐业，而是强留在劳改队里仍旧进行着所谓的“继续改造”，我当然不能例外，这就是那来自“最高指示”中的“杀、关、管、放”四字诀中的那个“管”字的含义。“管”，就其本质而言仍是那个“关”的继续，但也稍有差别：“管”较之“关”的最大区别（或曰“优待”）就是可以请假回家探亲，尽管准假极严，假期极短（至多一周），而且每年只准一次，但，毕竟还有一次！　　另外，就是允许通信：信写毕不准封口，必须交给管教干部审查，由他们寄出；若私自寄信，一旦发觉，他们可以到邮局去把信追回，那就要大祸临头！外面来信当然必先经过他们之手，待发给本人时已给撕开！这种行径往往使人联想到“初夜权”的横暴与恶劣！　　他们对隐私最感兴趣，极为关注别人信中的异性话题。我有一位昔日的女同学叫“慕容佳”，她来信问候，嘱我“注意身体”云云，信被“审查”之后，他们从字迹之娟秀及名字为“容佳”（他们作如是说！不知姓为“慕容”）则断定来信者必为女性，于是兴致生焉，追问再三。　　如此“邮路”，大大限制了我与外面的联系，幸好，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的名字不像女性，又加许先生字迹雄劲，语言苍老，故他们判定这是一位“老头子”，才免去许多纠缠。我与许先生的信件往还皆用“暗语”——其实不过是稍作文言和稍用典故而已，而这些“窥私癖”患者则瞠目不知所云，我与许先生却是十分默契，我终于确定1966年的4月底或5月初到上海探望林昭。我深知探望犯人必须是直系亲属，我于是建议许先生与上海监狱当局交涉时说我是林昭的“未婚夫”，其实这仍极勉强，因为未婚男女仍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亲属，但惟此一计，别无妙策，后来许先生来信说：“此计奏效，已获允准。”　　我于是提出请假，对于一个刚刚释放的犯人，劳改队里似乎有一种约定俗成的通见：允许回家一次。这种“一次性”的专利般的“优待”则表现为此假一请即准，我亦如是。这就是说，我又可以走向阔别太久的人间之路了。那时，我正在河北省某地的一个劳改农场，途经天津，回到阔别九载的青岛，（我自五六年寒假回家，开学赴北大，五七年未能回家，后又八年徒刑，共别九载。）周围的邻居都用警惕的目光窥视着我这个反革命分子的归来。阔别九载，祖母早已谢世，父母老矣，发如冬雪，家中多了一个女人，那是我的大嫂，还有一个六岁的女孩，那是我的侄女！我的大哥因我的沦落也被株连，在小人、恶徒的欺凌之下过着仰人鼻息的生活！他毕业于中国南方的一所著名大学的中文系，他的师友不乏其时及当今学术界的赫赫巨擘，而他却“一贬再黜”，终于在山东的一个穷僻的小城中学里，与我同步熬过了“反革命亲属”的类似元代“南人”的岁月，过着“不敢不局”的生活！他的破旧的桌上堆积着的二十年来风雨自知的结晶——那一千几百首的古、近、今体诗词手稿《那复室吟稿》两卷，那“角吹梦断徒慷慨，诗赋魂销自惨悲。人别故园长去后，千秋留诵是宏辞”的咏二安祠的幽思，常使人感到是他对自己半生艰辛的浩叹！　　他右耳早聩，惟仗左耳偏听人间真假言语。“文革”之间，一次批斗，一“小将”高喊：“他弟弟是反革命，打死他！”于是一掌击于左耳，从此连“偏听”也不能，变成了他自嘲之的“真聋天子”了！近年来，我的在异国当一名国家机关的“代表”的侄子买来价值连城的助听器，但已无“助”于听，再不能使他进入这喧闹的世界，分享那啁哳的合鸣！他只能用一双昏花的眼睛看着这熙熙攘攘的潮流，真正“目听”这衣冠多姿的人生！他现在早已是一所大学里的教授了，作为弟弟，我带给他的惟一的“贡献”，就是这二十多年来的屈辱的人生！如此而已！　　但他却沉重地内疚着，他告诉我：“1960年秋天，非常意外地收到林昭从上海的来信，询问你的情况，也询问我们全家的情况。我给她回了信，告诉她我正被管，你正被押，惟有三弟正在医学院读书。恐中有诈，要求她寄一张照片。信寄出未久，即收到她的第二封信，写得很长，羽声慷慨，说她的妹妹也在学医，‘今朝为士，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并寄来一张照片，背面题诗一首。”他从一本旧日历里翻出夹在里面的那张一寸照片，背面的诗如下：　　楚头吴尾劳相关，顾影低徊敛鬓　　困顿波涛佳岁月，凋零风雨旧容颜。　　堪憎勿怪人争避，太冷应疑我最顽；　　粉黛滔滔皆假面，笑君犹自问庐山。　　正因为是一本旧日历，当年的抄家才幸免于火，而其他的书皆被付之一炬，包括那夹在书中的两封林昭的信！他还说，“林昭第二封信中曾提出要到青岛我们家来，当时，因你在押，街道治保人员对我们家监视甚严，若林昭来此，必然会为他们所注意，那时我们家其实是一个险境，她来此岂能安全！所以我回信把情况告诉她，未料，从此不再来信。”他内疚地说，“是我把她拒于千里之外，早知她当时和以后的处境，无论如何也得叫她来此：避难也好，探访也好，或者能够躲过那次灭顶之灾！”　　其实，并非如是，两天之后，我抵达上海，许宪民先生告诉我：林昭尚未收到第二封信就突然被捕，当然更谈不上再写回信了！　　许宪民先生告诉我，当逮捕了像我这一类的“极右分子”以后，北大开始了大规模的处理右派行动，林昭由于她那句“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以及与我往来较多，而划作右派，她陷在悲愤之中，不吃，不睡，终日泪流满面，她说她的心在流血！终于在一个夜里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被同室的人发现，及时抢救，没有死成。于是被认定她在对抗，“态度恶劣”！宣布加重对她的处分：劳动教养三年。她不服，跑到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其实非但无用，更招来不测之难！后来，北大中文系负责新闻专业的副系主任罗列先生担心林昭体弱咯血，若劳动教养可能会折磨而死，于是出面为她担保，经过他冒险游说，总算奏效，把她留于新闻专业资料室由群众“监督改造”，被指定在苗圃劳动。1958年6月21日，北大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随迁人大，林昭亦随至人大新闻系资料室，她的工作则为学校编写《中共报刊史》收集资料，整天查旧报纸。而这时那里已早有一位女士，这就是王前女士。她同情林昭，对她多有关照。1958年下半年到1959年底，林昭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的心情愈益不佳，咯血加剧，乃请假要求回上海家中医疗休养。这个请求一直拖到1960年的春天，由当时的人大校长吴玉章先生亲自批示准假。许宪民先生到北京接她回沪，临行之前，与王前女士依依惜别，约以来日，并合影留念，谁知乃是永诀！在那张四寸的黑白半身照片背后，林昭写了一首绝句：　　风雨同舟始相知　　看记天涯共命时　　今日握手成一笑　　胸怀依然凌云志　　她与王前女士并肩而坐，都有微笑，但却又是笑得那样惨淡，那样凄然！林昭回到上海后生活在母亲、妹妹身边，疗、养皆好，日渐康复。她体力稍好，便常到图书馆、公园，逐渐结识了几位青年友人，往还渐繁，不免语涉国事，认为彭德怀受冤，对他处理不公；对大跃进造成的破坏和大批的饿死的人，深感不平；认为南斯拉夫的情况与中国有类似之处，很值得参考借鉴。他们写成文字，上书北京，交邮寄出未久，上海公安局静安分局便派人去苏州将林昭逮捕（此时林昭在苏州家中养病）。未及一月，其父自杀而逝！她先被拘于上海第一看守所，音讯全无，一年多后，直到1961年底，竟不判不放。1962年初，静安分局竟通知“保外就医”，许先牛把林昭接回家中，并一起返回苏州故居“隐居”休养。但至12月，又被逮捕，投进上海提篮桥监狱，未久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从此一去未归，直到被密杀了结。　　实际上，一直到今天也没能说清她到底犯了哪些“罪恶”，到底都有一些什么具体的必杀之罪！即令一直到1980年8月20日上海高级法院为她作出平反的裁决，竟然也仅仅就只是“裁决”，也没有指出处死时的罪名与罪状！她的母亲惟一能知道的就只有每次接见时那些管不了多大事情的狱卒们的口头禅：“她不服从管教，抗拒改造！”“她谩骂政府干部，绝食威胁政府！”云云，说来说去，都不是判处二十年的原因，而是服刑后的表现——这是与判刑毫无关系的事！但这些“表现”却积累成后来的杀身之祸！据说（据狱卒、狱吏们说）：她用记日记、写诗词、写血书等方式控诉冤情，表示抗议，表示自己坚决斗争到底的决心——总之，九年的狱中生活斗争，她留下了大量的诗文稿、日记、血书等书面材料，这些材料记录了她狱中生活受难的真相！但这些材料也如她的遗体一样，也是下落不明、不予交还！　　我决定到狱中探望林昭，抱着一种莫大的、奢望般的希望去看她，那希望的内涵似乎只有一点：开导她从“顽抗”中退下，争取避开危险，保住自己！但这奢望真是太奢望了！后来的事证明了这一点！彭令范打电话，询问监狱当局他们确定的接见日期，对方说：定在6号！　　似乎是走向一个节日，又似乎是一次约会，6日上午八时，我与许先生一起到监狱传达室，值班人员便向里面打电话，我们马上获准“进去”。二门内的一间办公室里，先由监狱长段某与我谈话（三十年后才知道他是副职），他很严肃地说：“允许你与林昭见面是我们经过研究的一次特殊照顾，我们希望能使林昭得到感化而翻然悔悟，监狱你是知道的，你如果做出不符合我们要求的行为，其结果你是清楚的的！”我点头唯唯。在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只要能见到林昭，什么样的委曲求全都可接受。因为我深知：朝令夕改、出尔反尔，是他们的惯计，诺言与谎言在他们那儿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他又说：“经过研究，这次接见定为两次：今天和明天两个上午。”他的话极简要，然后就引导我们向狱内走去。来到一个大院，高大黑色的铁门迎面而立，视之弥高，这便是真正的牢房的总外门了。铁门是南向的，其东侧就是接见室。段副狱长把我们带到室内，又引进内室，但见西窗下放着长椅及一张条案，案子这边摆着大约十余排长椅，真像一个“会议室”。案子的南端是一个高出地面约五十公分、设有两级台阶的木制“讲坛”，其上摆着犹如大学课堂上的“讲台”，又像是商店里的柜台，其后也放着长椅。走进此处，段副狱长让我坐在西窗下的长椅上，他坐在我的右侧，许先生坐在条案一端的单人木椅上。少时，脚步声自外室响起，进来的是三位衣着警服的男子，段副狱长介绍：他们是狱内的管教干部，其中一位是直管林昭的队长，语罢告辞而去。他们列坐在我的两侧。少时，又闻脚步声，进来的是四位便装年轻女郎，她们登上“讲坛”，在那“柜台”后面的长椅上并肩坐定，一齐望着我。她们的任务是什么，我怀疑是翻译或录音员。不久，又闻脚步声，一列佩手枪的武装部队鱼贯而入，大约有二十人左右，列坐在那一排排的长椅上，都极严肃，昂首挺胸，一齐望着我，可谓睽睽相觑！于是，这一间空荡荡的接见室顿时“人满为患”，气氛也一下子紧张起来。看起来，这真是一次极不寻常的“接见”！确如段副狱长所说“这是经过研究的一次特殊”的举措！他们如临大敌，既做了技术上的安排，又做了弹压的准备，由此，可以推论林昭在上海狱中真可算是“头号要犯”了。　　接见室内人已满，惟有我对面的长椅依然空着，是虚席以待。　　终于又闻脚步声自外室响起！我的神经突然紧张，一下子达到了极致：我意识到与我阔别九载、历尽苦难的林昭即将出现在我的面前！　　林昭终于走进接见室！她的脸色失血般的苍白与瘦削，窄窄的鼻梁及两侧的双颊上那稀稀的、淡淡的几点雀斑使我忆起她那花迎朝日般的当年！长发技在肩膀上，散落在背部，覆盖着可抵腰间，看来有一半已是白发！披着一件旧夹上衣（一件小翻领的外套，已破旧不堪了），围着一条“长裙”，据说本是一条白色的床单！脚上，一双极旧的有襻儿的黑布鞋。最令人注目而又不忍一睹的是她头上顶着的一方白布，上面用鲜血涂抹成的一个手掌大的“冤”字！这个字，向着青天，可谓“冤气冲天”！　　她站在门内一步，向我嫣然一笑！整个室内三十双眼睛都一齐注视着。我无法猜测此时此刻他们都想了些什么，是不是都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还是想到人世间有大悲怆、大无畏、大欢喜、大冤枉！整个室内无论是带枪的武士还是不带枪的狱警，以及那便装俊美的女郎，都被这一笑的嫣然而惊诧着、困惑着，甚至是震撼着。后来，他们告诉我：在他们的记忆里从未见过林昭的如此一笑，这实在是她这八九年来在这黑暗、阴冷、与世隔绝的非人世界里的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展现的迷人的、永恒的美丽与春色！使我又依稀地看到那两条粗粗的短辫子以及飞飘着的白绢蝴蝶结的昔日风采！　　我从座椅上站了起来，似乎也有微笑，静静地看着林昭缓缓地走向那个虚席。她捧着一个旧布包，一大卷卫生纸。一位身着医生白大褂、内着警服的女警医一直在搀扶着她，她们的身后，是一位佩枪的警士。　　林昭就坐在我的对面，隔着那个案子，那位文雅的女警医与佩枪的警士坐在她的两侧，与我则是“面面相觑”。　　“开场白”是坐在我身边的一位管教干部向林昭发出的警告：“林昭，今天张元勋来与你接见，这是政府对你们的关怀，希望你通过这次接见受到教育，以便加速自己的认罪与改造！……”“乏味之至！”其语未休便被林昭的话打断，但那位“管教干部”并未发怒，甚至尴尬地望着我，向我说：“这是常事！”林昭视其言为“老生常谈”而不屑一顾，抬手指向周围，问我：“这些人，你们那里叫做什么？”我未敢回答，不知怎样措词才不会激怒周围的那些监管者！我此刻最怕的是中途被他们停止这次接见！这个心理很快便被坐在我身旁的那位管教干部察觉了，他很客气地对我说：“不要紧，怎么说都不要紧！林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所以，她的话也从来没有比今天更客气的了！我们已经听惯了，不要紧！”既然如此，我明白了，乃答：“队长！”林昭颇感兴趣地说：“一样的，一样的！我们这里还叫‘政府'！与他们说话，要先喊‘报告政府！'在北大跟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学现代汉语，还没听见朱先生说过人变成了‘政府'！在这里谬误已是习惯！”然后高声说：“这帮东西怎么能是政府呢？我怎么能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呢？”我尽量做出一副毫无表情的神态，故意把话题引开，说：“平常把自己打扮一下，把头发梳起来。”“打扮？打扮什么？女为悦己者容！”稍停，她问：“什么时候来到上海的？”我答：“五四！”又问：“家里都好吗？”我答：“都好！都非常惦记你、挂念你！都希望你好好改造、平安出狱！”她打断了我的话，高声说：“出狱？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他们早就告诉我：要枪毙我！这已是早晚的事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们可以唆使一群女流氓、娼妓一齐来打我，故意把我调到‘大号'里去与这些社会渣滓同室而居，每天每晚都要在他们（以手指周围）的主使下开会对我斗争，开始这群泼妇也瞎三话四地讲一些无知而下流的语言，可笑的是她们竟连我是什么犯人都一点也不知道，骂我‘不要脸'！真是可笑！她们这帮东西！她们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他们竟然还知道‘要脸'！她们理屈词穷，气急败坏，于是对我一齐动手，群起而攻之！”可以想像，这样的“斗争会”就是对林昭的肉体的摧残！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酷刑！解放后虽然标榜“废除狱内体罚”，而许多地方仍采用开“斗争会”的方式鼓动犯人打犯人，依然进行着这类人身的折磨，其残忍野蛮的程度真可谓骇人听闻！那些女犯为了“立功”，斗争林昭乃是她们“积极靠拢政府，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立功”良机，所以对林昭越是殴打得凶狠与残忍，就越算是“积极改造”、“靠拢政府”，“立功”也就越大！在这样的诱导与唆使下，林昭几乎天天都在群妇的撕、掐、踢、打的非人虐待中煎熬着。她说：“我怎么能抵挡得了这一群泼妇的又撕、又打、又掐、又踢，甚至又咬、又挖、又抓的疯狂摧残呢？每天几乎都要有一次这样的摧残，每次起码要两个小时以上，每次我都口鼻出血，脸被抓破，满身疼痛，衣服、裤子都被撕破了，纽扣撕掉，有时甚至唆使这些泼妇扒掉我的衣服，叫做‘脱胎换骨'！那些家伙（她指着周围）在一旁看热闹！可见他们是多么无耻，内心是多么肮脏！头发也被一绺一绺地揪了下来！”说到这里，林昭举手取下头上的“冤”字顶巾，用手指把长发分理给我看：在那半是白发的根部，她所指之处，乃见大者如枣，小者如蚕豆般的头发揪掉后的光秃头皮。她又说，“因为知道你要来接见，怕打伤了我无法出来见人，故这几天斗争会没有开，我也被调到一个‘单号'里单独关押，其实就是让我养伤，以掩盖狱内无法无天的暴行！但，头发揪掉了，伤痕犹在！衣服也是他们撕的，你看！”她披着的衣服里面是一件极旧的衬衣，已经没有扣子，仔细看去，才发现是针线缝死了的无法脱下。她又说，“这是一帮禽兽！”指着周围：“他们想强奸我！所以我只能把衣服缝起来！”我发现：她的衣服与裤子都是缝在一起的。她说：“大小便则撕开，完了再缝！无非妹妹每月都给我送线来！”她边说边咳嗽，不时地撕下一块一块的卫生纸，把带血的唾液吐在纸上，团作纸团扔在脚边。“但他们还不解恨，还要给我戴上手铐，有时还是‘背铐'！”稍停问我，“你知道什么叫‘背铐'吧？”我点了点头。一直还极力故作“静而不怒”的那些管教干部此时也无法再故作下去了，向我说：“她胡说！她神经不正常，你不要相信她的这些话！”“神经不正常？”——林昭抢白说，“世界上哪个国家对神经不正常的人的疯话法律上予以定罪？你们定我‘反革命罪'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是‘神经不正常'呢？”　　我沉默着不敢发言，便插嘴说：“不要说这些了，说些别的。”“不要紧！”林昭又抢白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几个月前妈妈接见时告诉我你想来看我，问我行不行？问我行不行有什么用？我告诉妈妈你问他们去！总算走运，他们同意了，许多天以前也通知了我，我盼着你来，就是想告诉你前面的这些话，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给未来的人们！并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稍停，她又说，“妈妈年迈无能，妹妹弟弟皆不能独立，还望多多关怀、体恤与扶掖！”语未毕而泪如雨下，痛哭失声，悲咽不止，以至无法再说下去。　　许宪民先生尽量保持着一副安详的神态，这时，说了这天接见中的第一句也是惟一的一句话：“不要哭！张元勋这么远来看你，你这么一哭，他不也会哭起来了吗？”“他不会哭！”林昭立即从悲咽中平静下来，又说，“他是男的，不会哭！”　　后来（接见结束，林昭离去之后），那位管教干部告诉我：在他们的记忆里也从未见过林昭的如此一哭。这实在是八九年来在这黑暗、阴冷、与世隔绝的非人世界里，她第一次宣泄了自己的悲痛！　　冷静下来，我向她说：“给你带来一点东西，都是食品，监狱里最需要吃的东西！”她才注视那个放在案子上面的大提包，那是我昨天从淮海路的食品店里买来的。其中，有三个品类的蛋糕，八市斤的听装奶粉，印着美丽图案的听装大白兔奶糖，以及香蕉、橘子、苹果。于是，按照监狱的规矩，我把那个大提包推到坐在我身旁的管教干部面前。他一件一件地取出，放到案子上，然后一包一包地打开，听装奶粉与听装大白兔奶糖本是原装商品，也一一撕破密封，撬开盒盖，并用铁钎子向奶粉中上下刺入，凡十几次。检查完毕，我把这堆东西推到林昭的面前，她笑了，拿起一块蛋糕递给我，说：“你送来的这些东西，现在是我的了，我请你吃！”我拒绝了，我希望的是多留一点给她！我说：“你吃吧！我在外边随时可以去买！”她说：“也好！”于是咬了一口，她忽然向身边的那位女警医严肃地说：“倒一杯水！”女警医向室外只一挥手，立即就有一个年轻狱警送进来一把暖瓶和一个茶杯，女警医把杯中倒满开水递给林昭，于是她便边饮边吃，显得非常自得。我说：“今天我们在这儿相会，可谓之‘篮桥会'吧！”（我国古代有“蓝桥会”的故事，描述的是裴航与云英的爱情，他们约会于“蓝桥驿”。而“提篮桥”与“蓝桥驿”以“篮桥”与“蓝桥”同音而巧合。）林昭又一笑，接着说：“又是‘井台会'！”（这里用的是《白兔记》中的“井台从母”的故事，以包含探监的不仅是我，还有许宪民先生在场，是她们的母女之会。）　　这时，坐在我身旁的那位管教干部向我宣布：“已经中午十一点了！”提醒我们接见即将结束，分别的时间快到了，这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了！此时，林昭向我说：“你过来，到我这边来！”她站起来向我招手，要我从案子的这边走到那边。对是否靠近她，我迟疑了。这时，那位管教干部又表现了理解与关怀，主动向我说：“可以！可以！你可以过去！”　　我于是绕过案子坐在林昭的对面，确确实实是促膝而谈。　　这是最高潮的时刻，所有的人都似乎怀以极大的兴致欣赏。着！连那威严的武警的脸上也浮现着松弛的表情，那踞坐于“讲坛”上的四位女郎，全神贯注而又津津有味地用极微细的上海方言窃窃耳语。　　林昭在沉思中，终于说：“赠给你一首诗！”于是她轻声吟诵，韵圆而铿锵：　　“篮桥”、“井台”共笑之　　天涯幽阻最忧思　　旧游飘零音情断　　感君凛然忘生死　　犹记海淀冬别夜　　吞声九载逝如斯　　朝日不终风和雨　　轮回再觅剪烛时　　（“吟诵”之学今几失传，我辈初知之于先师浦江清先生所授，而林昭未之忘也。她祖籍苏州，通晓苏绣与评弹，著有《苏绣及其他》《苏州评弹的研究》。苏州评弹最讲音律，林昭习传统诗词之吟诵亦得通晓评弹之功也。）她慢慢地、逐字逐句地边念边讲，她那夹杂着婀娜的苏州方言的普通话，伴随着那浑厚的音色，听来是那样的雅致与壮美、迷人与亲切。她说：“诗言志！此刻已无暇去太多地推敲声病，只是为了给终古留下真情与碧血，死且速朽而我魂不散！第三句‘断'字或许也可改成‘绝'字，第四句‘死'字有点拗，但怎么改呢？诗言志，如此而已！如果有一天允许说话，不要忘记告诉活着的人们：有一个林昭因为太爱他们而被他们杀掉！我最恨的是欺骗，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她在捧着的那个旧布兜里搜寻，最后取出一件似是纸片的东西递给我，我接过来回身递给那个管教干部，那人向我挥一挥手，并说：“不用查了，你收下吧！”我把那“纸片”放在掌心定睛看去，才看清原来是用包装糖块的透明纸折叠成比韭叶还窄的纸条编结而成的一只帆船。我记得听我的家兄说：1960年，林昭在通信中曾夹寄着一张自画的贺年卡，那上面画着一艘帆船，还有一行字，写着“直挂云帆济沧海”。今天，还是那只云帆，却飘落到这里！我顺手摘下衣袋里的英雄金笔，递给她，并说：“送给你吧！”她接到手中，欣喜地赏玩，但忽然看见笔杆上刻着的“抓革命，促生产”六个字，立即改容，不再欣喜，顺手一掷，钢笔被扔到案子上，她说：“我不要！”　　这时，管教干部已在催促：“时间到了，有话明天再谈！”我告诉林昭：“监狱领导告诉我，安排了两次接见，明天上午我还要来！”她很高兴，叮嘱说：“明天再来，给我再送一盒奶糖，不要大白兔，要猫头的！”　　谈话结束了，最先离去的是林昭，亦如来时一样，由她的女警医搀扶着，那个佩枪的警士押随着走出内室，而后便是四女郎、武警，最后才是我与那位管教干部。他们依然很客气，向我说：“今天的接见效果不错，你劝她好好改造，她都没有发脾气，可见你们的交往确实很深，过去她的母亲刚说一句，她便表示不耐烦，不愿再听下去。”又说，“林昭用糖纸编了许多艺术品，今天送给你的这只帆船就是其中之一，种类多着呢，全监狱都知道，她是一个聪明人，很少见！”我们边说边走，将走出内室的门，我不禁反顾这间难忘的密室：空空如也，只有地上那一堆洒血的卫生纸片！走到院子里，又看见那高大的黑色铁门，但却又见到林昭正背立在门前，抱着旧布包、卫生纸以及我送来的食品，凝望着我与许宪民先生。我们又获得了这难得的临别的一晤！岂知这竟是永诀！我们都未悲戚，都被明天的再见而陶醉着、安慰着、诱惑着，她身后的那一扇小型便门打开了，她几乎是退着迈进那铁门槛，依然微笑着望着我们，一直到那扇小铁门徐徐关闭，她在我们的视野里永远消逝！我与许宪民先生还兀自呆立在这悄无人声的大院里。——“走吧！”依然是一句十分客气的声音，我们才恍如梦醒，才意识到那位管教干部还站在我们的身旁，他彬彬有礼、和蔼可亲，说：“某处长在办公室里等你们！”——某处长，这位神秘的人物是谁？三十年后，我与一友人偶然谈起这段往事，谈到这位处长，十分凑巧，我的友人对他略知一二：他当时就是上海提篮桥监狱的正监狱长兼书记，现在当然已经离休了，闲住在上海的家中，日日与犬猫相伴、花草为友，消磨着悠闲的岁月。那位段副监狱长当然只不过是他的下属！　　我们随着管教干部向外院走去，最后，还是二门里的那间办公室，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在门口和蔼地迎接我们，他不同凡响，穿一身很新的灰色的毛料中山装，黑皮鞋，头发梳得整齐，面色光洁而白皙，一日浓重的上海口音南方普通话，真是一位典型的南方儒雅之士和权力在握的决策人物。他示意管教干部退出，让我们坐下，他也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木椅上，直截了当地劈头便对我说：“今天接见的效果不好，原定的明天的接见取消了！”这真是一声灭顶而降的霹雳！他稍停，又换了一个思路说，“我们对林昭已仁至义尽，她不接受教育，抗拒到底，只有死路一条！”他稍作沉默，又说，“我们也没有办法！”　　不知从什么地方增长了勇气，刚才在接见室里的谨小慎微似乎一下子消失了，我于是斗胆向他请教：“报告某处长，林昭主要的抗拒行为都有哪些表现？”　　“林昭恶毒攻击反右派斗争！替右派分子鸣不平！”某处长语极简洁，但却不假思索、斩钉截铁，稍停之后又说，“林昭最严重的问题是不认罪，抗拒改造！态度十分恶劣！”毫无疑问，他没有畅所欲言。那个时候不慎失言都会遭到灭顶之灾，即令这位权力在握的处长也不会例外。其时在全国已经风起云涌的“文革”国难已如不周山倾，预示着洪水时代的到来！　　相对语竭。我已记不起怎样与这位处长分手，怎样走出这座闻名世界的监狱的城堡式的外门，今日留在记忆里的是在离监狱大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市内交通汽车小站，我与许先生便在那里等待乘车，不知怎么，眼泪从眼睛、鼻子，以及喉咙里汹涌而出，不是眼泪，似是清水，汹涌地、如注地奔流！许先生拄着手杖，无动于衷地站着。　　这天下午，我跑遍了上海各大食品公司、中小食品商店，寻购那种绘着“猫头”的奶糖，但，完全徒劳，在那个时候，“大白兔”奶糖是容易找到的，而“猫头”图案却无处寻觅。　　第二年的5月1日，我又偷偷地来到上海，又与许宪民先生一道来到提篮桥监狱，但传达室庄严宣告：“监狱已军管，一切接见停止！”　　1968年8月，我在山东某劳改队的禁闭室里接受了管教干部的通知：“林昭已于今年5月1日枪决！”他问：“你有什么想法？”　　“没有想法！”我告诉他们。　　禁闭室是借用的一个原是储存化学剧毒原料的仓库，密封极好，其铁制门窗坚厚而小，严密无隙，尤以“室中室”的结构为最：进入外门，几步便是一墙一门，开门入之，又是一墙一门，再开门入之，又是一墙一门，——如此层层相套，大约要五套之后，再一墙一门，便是关押我之处。此处十分狭小，外面什么声音也听不到，在里面即使呐喊捶墙，外面也一丝不闻，真是“人间密室”！这里，强酸的烈味令人窒息，墙上结满淡黄色的冰屑般的晶体，地上盖满黄色的粉末。这里没有阳光和公众，密封严紧，犹如一个“鳄鱼的胃”！不知有多少骇人听闻的罪恶在如此绝境里肆意为之，而且永远也不会泄之于世！可称之为“魔鬼的餐桌与婚床”！我从1968年7月7日起押于此处！　　引起的缘故，乃是上海探监，事实证明：有一个全文的录音，他们对我与林昭的谈话字斟句酌地追问，不厌其详地考证，真比今天的一些“教授”们的治学态度与方法还要严谨百倍！他们追究的是“暗语”中的真义，我与林昭的谈话的每一个字、词、句里“皆有密码”，他们真把我们这些书生当成“克格勃”与“中央情报局”的专家了，实在太抬举了我们！　　其时盛夏，在这空气凝结、缺氧、高温、永远漆黑无光的魔窟里，墙的上端原有一个碗口大的圆洞，似乎本是排气孔，如今自我来此即被堵死，光亮尽绝，而蚊虫却有千万，充满了狭小的空间，可谓“密度”极大，我的脸上被碰撞不已，只需两手于空中随意一拍，掌心里便噍类群亡，但却于“蚊势”无减。在这永远漆黑、不辨昼夜的漫漫永日里，蚊虫永无休止地聚声成雷，在我的耳畔宣言与歌唱，举行着它们的盛宴！我的血也从它们的利喙饕餮之中离我而去，化作它们的血，于是，我的血便在这黑暗狭小的人间里欢歌与飞翔！　　在这里，那个提着一大串钥匙频频来“观察”我的人可谓费尽了心机。他每次开开最后一把锁的时候，首先用手电从锁着我的那扇铁门上面的栅栏间照进来，但当他发现我还活着的时候，便一声不吭地回头而去，而后便听见锁门声一阵阵地渐远渐弱以至静寂。终于在一百三十八天之后，我走出了这“鳄鱼之胃”，当我迈出那最后一道铁门又置身于蓝天之下的刹那，第一个感觉就是刺眼的阳光与清凉的空气！我竟奇迹般地活着走出了这地狱，竟没有瘐毙！　　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仅仅就是为了审问探监的经过？那次探监其实是在严密的监视下进行的一次最为“公开”的行为，何须如此再作事后追逼？即令事后追逼，又何须要那样地去欲置我于最秘密的死地？我因之常常想到一种可能：灭口！那是一次统筹的措施，他们认为：那次林昭的接见是他们的一次严重的失策！因为她竟泄漏了许多不可告人的“天机”！故当场撕毁承诺，停止了第二天的接见，而“善后事宜”则是移交给我所在的劳改队去完成！对我如是，也可想像对林昭又当如何。所以她的无声无迹地消失、先斩两天而后“奏”、不交代尸体的下落、不向家属退还遗物，这一切，都表明她的“消失”所包含着的阴森恐怖的内幕与骇人听闻的过程！　　一个屠夫先在楼下呼叫“许宪民”这个名字，彭令范闻之急忙开门，面对着她的惊惧神态，他表现出的那副不屑详言的恶棍骁勇与杀人娱乐后的快感与快意的神色，令彭令范没齿不可忘怀！　　他一共说了三句话：　　“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　　林昭已在4月29日枪决。　　家属要交五分钱子弹费。”　　开始似未听懂，继而意识到噩耗成真之后，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晕厥于室内地上，彭令范拿了五分钱的硬币打发了那个刽子手，他对“尸体现在何处”的询问一言不答，犹如不闻，扬长得意而去。　　这是在1968年4月30日下午二时左右，发生在中国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二楼上的林昭生前家中的一桩“史无前例”的“天下奇闻”！　　但是，这噩耗对许宪民先生及年未而立、其时已是内科医生的彭令范来说，似乎并不是多么突如其来！因为早在此之前两三年间的每一次犯人接见，她们都会听到林昭的“他们要枪毙我”的述说，甚至还听到过林昭的“他们要强奸我”的惊人的当众指斥与揭发，致令那些衣冠狱吏、狱卒们汗颜否认，故作惊讶状！可见其蓄谋已久！　　非常巧合的是：在4月30日彭令范付了子弹费以后，许宪民先生的友人朱太太打来电话约彭令范见面。她告诉彭令范：她的大儿子祥样每周两次与同学到龙华机场勤工俭学，每天下午三时左右结束。4月29日下午三时半左右，突然望见两辆军用小吉普车飞快开来，停在机场的第三跑道，接着由两个武装人员驾出一个反手背绑的女子，她的口中塞着东西。他们从她腰后一脚，她跪下，另外两个武装人员一人举手枪开枪，她先中一弹，血溅衣衫，倒地爬起，又中两弹，脑浆涂地，仆于荒原！然后四凶手将她拖入另一辆吉普车，飞驶疾驰而去！她的遗体被运往何处？只能去问驾驶那疾驰而去的吉普车上的凶手们！他们包揽了密杀与灭尸的全部过程。祥样认出她就是大姐姐，他目睹惨状，惊恐失常，不忍详视，疯痴癫狂！高呼：“大姐姐被害了！大姐姐被害了！”面如死灰，目瞪口呆，由他的同学送回家中。　　这是一声晴空霹雳！　　于是，许先生几番到上海提篮桥监狱、上海公安局、上海高级法院，询问林昭的遗体究竟被如何处理？如果掩埋，埋于何处？如果火化，骨灰何在？但，全遭拒绝，皆不奉告，而且声厉色狞，拒于门外！于是，这位年逾七旬的母亲，终于意识到与她含辛茹苦度过了三十六年的非凡岁月的女儿今日真的失去了！迷蒙地消失了！毁于一朝，化为乌有！于是她哭着，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的长街上游荡，幽灵似的游荡！她念念有词，有时呼喊一声其义难辨的语句，于是她也笑。记得诗人田间的长诗《她也要杀人》的开始云：　　是谁杀了我的儿？　　我的儿是谁杀了？　　——一位失去儿子的年轻母亲的哭声，半个世纪以前就在我的耳边回响，今天终于与这位失去了女儿的年迈的母亲在上海长街上的喃喃唤女之声融为一支裂人心肺的哀歌！她终于迷失了记忆，全然忘却了她自何处来，又欲何处去！她开始挎着一只竹篮，提着昔日的竹杖，在大上海的人群中梦游与呓语，她一切皆已忘却，也不再悲哀与欣喜，她失踪在人间的海洋里，在汹涌的人流中沉浮、漂流！　　只有彭令范，没有眼泪，头发蓬乱，精疲力竭，这世界坍塌了，化为“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不可致诘”的“无物”，化为“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化为“恍惚”！（《老子?十四章》）化为“无物之阵”（鲁迅《野草》）化为无尽的废墟，落压在她的瘦弱的肩上、蓬乱的头顶！这个幽静无光的故居，如今就只有她还存留着迷茫的记忆！　　有一天，一位好心人来说，她看见许先生在某某马路上徘徊，彭令范于是急往其处，遥遥望见年迈的母亲白发蓬乱，形容癯枯，似在喃喃地唤女，在那茫茫的人海中任自漂流、沉浮游荡！其实她在寻找！　　老母亲被拉回家，未久，又出走，消失在茫茫的大上海的人流里。终于有一天，她也倒下了！倒在繁华的马路旁的人行道上，遍体鳞伤，面颊青肿，口鼻流血，一只鞋失落远处，竹篮与竹枚已被踩扁和踩断。有人围观，有人视而不见地匆匆走过。——“她是被红卫兵小将打死的！他们说她是大反革命分子林昭的母亲，林昭已被枪毙了，也不能叫这个反革命老太婆活着！一声吆喝，簇拥围打，拳脚交加，顷刻命绝！”——后来，彭令范听人如是说。　　发生在60年代的中国式的野蛮与残酷，是筑成那个“史无前例”的砖石，多少家庭就是在如此不明不白中消解了！这就是真正的“家破人亡”，或更确切一些说是“人亡家破”。　　于是，彭令范终于沦为孤独，她虽以高才生的资格从上医毕业，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年代，她当然是“敌对阶级”与“异己分子”，所以，她也只能几乎是“有幸”之极地被分配到上海山海关路张家宅地段医院，当一名内科医生，代号“3”。张家宅是一座三层小楼，一望便知这曾是一个富豪的私邸，作为一个家庭来说，确有豪富气概，但若作为医院，则实实在在是太小了！在二楼“内科”的那间狭室内，“3”号医生的诊桌前排着长长的就诊者，她有很高的医术，耐心与亲切的情感，病人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彭医生”！她的白衣胸前佩戴着一个“3”字圆章，而“1”、“2”、“4”桌前候诊者却是寥寥无几。她的脸几乎全掩盖在那大口罩中，只有一双眼睛她的亡姐一样，冷冷地望着这喧闹的世界！　　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级法院以“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告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但仍对她的遗体的下落不作解释。但亲友之心其哀未绝！1980年12月21日上午，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苏南新专的林昭生前的老师和同学在北京举行了追悼会，彭令范发表了哀恸悲怆的讲话！林昭的遗像周围是菊花与翠柏编织的花圈，但本该陈放骨灰的地方却只有一个白色的方盒，里面放着林昭的一缕头发。　　1981年清明节，彭令范填《烛影摇红?忆故人》三首，分别凭吊她的舅父、母亲和亡姐，她的舅父是大革命时期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部长，“四一二”事变在雨花台就义，被装入麻袋抛入长江。第三首为怀念其亡姐林昭的，如下：血染芳华，恩情已断何心报！　　浮生尝透梦魂残，愁泣霜枝傲。　　千古空名焕耀，　　几人留，山河共吊！　　曲终还散，泪墨尘埃，神嗟天笑！　　——林凡书于虚谷　　这里，她用了“林凡”之名，寄托着对亡姐林昭的哀思！　　现在出现了几篇造假的文章，居心叵测！例如：某文讲述林昭被害后“她的尸体无人认领，是由慈善机构送去火葬场焚化的，因此，连骨灰也荡然无存”。——这纯属编造！做成如此故事，可以把人们的疑团消解，可以把那灭尸的罪行掩盖！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人看见她死于何处，何以会有一个“慈善机构”出来“慈善”？须知，那个时候有一项规定：火葬场是决不火化枪毙了的犯人的，叫他们死无葬身之地！那么“慈善机构”又怎能破例？再说，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慈善机构”。　　又如：又有一个人自称是“林昭母亲的生前好友”，他又假造了一个“丁芸女士”，说她是“曾与林昭同室囚禁过的中学同学”，于是又假造了一篇“丁芸”写的《狱中日记：林昭最后的日子》。这篇假货，首先骗了报纸的编者，进而骗了天下读者，陷编者于不义，也损害了人家刊物的信誉，真是恶劣至极！彭令范来信说：她母亲生前根本就没有那位“好友”，林昭生前根本就没有那位名叫“丁芸”的“中学同学”，更不用说“同室囚禁”过。“日记”所言尽是凭空捏造，知情者一看，句句是假话，“日记”的造假者根本就不了解狱内生活，只是根据银幕上的江姐一类的故事去想入非非地瞎编，其中一部分情节则是从已经刊登在别的报刊上的关于林昭的文章中剽窃来的。“日记”中信口雌黄地编造出林昭在狱中与同室犯人“悄悄地开了一次联欢会”，“举行了一次聚餐会”，甚至是与丁芸睡在一个被窝里共枕而眠！尤其是她临刑之前，竟“穿上妹妹彭令范探监时送来的那件红色的呢制新外套，尔后，从口袋里拿出一面小镜子，照了一下脸，还梳理了几下散乱的头发”，“向女囚们频频招手，并笑着说：‘诸位小姐妹，再见了，再见……'她想要唱《国际歌》，可是狱卒马上把棉团塞进了她的嘴里……”——这些情节，只是可以细心拍摄的电影故事，而在监狱则是根本不可能的、决不允许的！彭令范说：她根本就没有给林昭送过“红色呢制新外套”，这“红外套”实际上就是江姐穿的那件红线外套的联想！　　这些假文的副作用是委婉地交待了林昭的狱中生活的“丰富多彩”，甚至使人感到监狱里充满着友情与温暖，甚至颇有诗意，掩盖了那恐怖非人道的摧残与虐待暴行，与林昭对我面述的情况大相径庭！尤其是假文中每每言林昭之死，都似乎实实在在，只字不提密杀与灭尸的滔天罪行！——这其实乃是那些凶手们最怕追究的关键所在。　　编者曾到苏州专访过那位造假者，见其面始知已是八十余高龄的长者，询问他丁芸下落，他支吾言之：“她在美国！”询问他：“她那本日记何在？”他言：“在丁芸那里。”如此了事！似此一位高龄长者，竟突发奇想，颇似冯梦龙做起“小说家言”，他编造得实在称得上十分拙劣！但我们终无法猜度出他的居心何在？他到底想得到什么？　　现在，在苏州灵岩山西侧的安息公墓墓地上有“林昭之墓”，但那里面只有她的一缕长发、一套旧衣、一张照片，是一个空空的“发之冢”！她的遗骨抛落在何处，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个良知未泯的人道的知情者，我们真诚地请求你发一次善心，就请你写一封匿名信，请寄往“苏州灵岩山安息公墓管理处”吧！为我们提供寻找林昭遗骨的线索与地址！求求你了！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会感激你的恩德！苍天在上！佛在我心！上帝与一切神灵都会呵护你“立地成佛”的！　　愿上帝保佑你或你们！阿门！　　在说罢这桩往事的时候，我忽然悟出：林昭在1957年北京大学的论战中用“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自报家门，她遇难之时正是三十六岁，罹“口舌之灾”，二者竟在她的名字的破解中不幸言中！真可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信哉！如是我闻！阿弥陀佛！　　1999年1月18日于曲阜师范大学　　（选自《林昭，不再被遗忘》，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