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庐主人”唐瑜 再要提到的一个人，实际是所谓“二流堂”的最关键人物，没有他就没有“二流堂”。他就是唐瑜。 仰光华侨唐瑜，两年前出国，现在侨居加拿大，年纪应在八十岁左右了。我虽在1942年才与他相识，但他早在30年代初期便活跃于上海的电影界。据说他是由于反对家庭包办的亲事，逃婚到上海的。和众多的海外华侨一样，他热爱祖国，反对当时的封建反动的统治者，因此回到祖国便投入左翼的亲共反统治者的行列，他和当时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潘汉年、夏衍、光未然，以及著名的进步电影导演蔡楚生，还有陈荒煤等等都有密切的关系。他在上海编小报、副刊，写影评，并先后在几个电影厂担任宣传工作。除此之外，他有一个属于经济方面的优越条件，就是在仰光的胞兄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商人，尤其这个富有的哥哥特重手足之情，对兄弟关怀备至，只要兄弟提出经济上的要求，兄长都予以满足。抗日战争爆发后，唐瑜大概是从上海回到仰光，然后经缅甸到昆明的公路来到重庆的。唐瑜曾约略说过，他哥哥给了他两部大卡车和一部小轿车，卡车上装有当时可以畅销的物资，让弟弟做点赚钱的生意，但是另一辆卡车上这位弟弟却装上了一满车的食品，到了重庆便和朋友们共享美食，需要钱用时便卖货，最后卖车。记得我有一次和他一同走在重庆中一路近四德里时，远远开过来一辆十分豪华而崭新的小轿车，唐瑜忽然停步不走了，当时大雨初晴，路上积水很深，汽车飞驰而过，我们两人躲避不及溅了一身水，尤其是唐瑜满脸都是泥水。他仍旧不动地望着汽车远去才回过神来，对我说：“这车是我的。” 朋友们大多来自内地，缺少较为舒适的住处，唐瑜租房都是与友人共享的。从租房开始，他对建房发生了兴趣。重庆当时外地来客云集，新房不断修建起来，建屋就地取材，大都采用当地极易取得的巨大的竹子捆绑起来做成屋架、门、窗，然后里外抹灰，加盖屋顶，便成为居室，这种在当地统称为“捆把房子”的建筑经过细致的加工，完全可以成为漂亮的西式住宅。唐瑜先后修建起不止两三处住房，都是提供给朋友居住，他的第一套房子“依庐”就是给夏衍一家住的。其中还有一次被包工头把他预付的建房款卷逃而去，无处查找，只得算了。 唐瑜最后建造的最大的一幢房子，就在中一路四德里下坡的四德村，有一个很宽敞的大客厅和三间住室，装修比较考究，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碧庐”。“碧庐”与“壁炉”同音，唐瑜特别喜欢壁炉，冬夜架柴燃烧起来，有又红又暖的诗一般的情调，大客厅里砌了一个很讲究的漂亮壁炉。 重庆的朋友当中，只有书画家、诗人、才子的黄苗子和画家郁风有一幢真正的漂亮洋房，由于苗子是当时政府的财政部机要秘书，人家有求于他，存心讨好而向他进献的。但是苗子的别墅也没有碧庐那样款式的大厅。 碧庐落成之后，住在里面的客人男的是盛家伦、高集，还有我。女客是方菁、高汾和吕恩。后来唐瑜还接待过一个名叫刘德铭的人，刘带着妻子和一个落生不久的婴儿。这个刘原来是个招摇撞骗的家伙，住进来之后就大发请帖大宴宾客，请帖信封上写的都是重庆当时的高官显贵，而且故意放在桌上，目的是让我们看见，显示他的来历非凡。这样便激怒了我们，当天趁他出去的短暂时间，把他准备酒席上使用的唐瑜所有的一套名贵西洋瓷器盘碗酒杯等等全部搬走，一件也没留下，然后我们也全部走掉。可以想见客人到了之后，这席菜饭盛不出来的狼狈相。他是请了一家著名的餐馆大师傅来做菜的。 刘的恼火亦可想像。不久他和他的秘书沈求我先生又发生了矛盾。一天夜晚，沈先生来和他谈话，二人先是谈论，变为争执。声音由低至高，后来竟动了手，刘德铭弯腰抓起痰盂向沈的头上砍去，顿时头破血流。这下子祸闯大了，刘竞连夜携同妻与孩子落荒而逃，再也没有回来。不久以后，刘德铭成立了一个军之友社，骗局更大了，再往后，军之友社搬到了台湾，从此我们没有再见他。 后来剧作家宋之的把刘德铭的事写成一个话剧剧本，什么题目我忘记了，希望谁记得告诉我。 唐瑜是潮州人，朋友都叫他阿朗，他自己在写信时署名也叫朗。是否是小名？我不清楚。有时亦写成阿聋，他确实有点聋，别人讲话常常听不见。亦有人说他是装聋，不想听的话就装聋作哑。 阿朗的碧庐，在重庆文艺界是一个引人的去处，朋友们都愿意到这里来坐坐，聊聊，自由自在。在我的记忆里，年节时候，不止一次开过舞会，大家兴致很高，十分热闹，作家、演员常常跑到这里来。中央青年剧社、中国电影制片厂剧团、中华剧艺社都离这里不远，所以演员们来得更多。 郭沫若戏称“二流堂” 周恩来同志领导的曾家岩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是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常设机构，和重庆的进步文艺界有紧密的联系，我在这里就多次见到过周公以及董必武、林伯渠、王若飞、林彪和一些从延安来到陪都的同志，也常在这里听到一些政治或政策、文件等的传达报告，也收到过从延安带来送给朋友们的毛衣料、小米和红枣……这些传达、通知和馈赠都是大家敬爱的夏公转来的。 给大家较深印象的是从延安来了一个小型的秧歌剧表演，演出的节目是《兄妹开荒》，两个演员是欧阳山尊和李丽莲，这种表演形式大家都未之前见，感觉十分新鲜。在剧中的对话里，听到一个很新鲜的未之前闻的陕北名词，就是妹妹送饭，原在开荒的哥哥假装在地里睡觉，妹妹生气了，骂哥哥是“二流子”，就是光吃不干的懒汉。这个有趣的名词把大家打动了，文艺工作者生活大都没有规律，夜里不睡，早晨睡懒觉，吃饭不定时都是常事。尤其是盛家伦，生活太没规律，而且读那么多的书，却一个字也不写，大家说他“光吃不拉”，叫“二流子”是从他开始的。 有一天郭老（郭沫若）和徐冰同志等到碧庐来，听见大家在互称二流子。郭老说：“好，给你们取个堂名吧。就叫二流堂好不好？”大家都说好。徐冰叫大家拿纸笔来，请郭老当场题字做匾，但是找了半天，无笔无墨，更无大张宣纸，只得罢了。但是“二流堂”这个名字却从此叫开了。 这个“二流堂”简明、响亮、好叫、好记。不久就名传遐迩，文艺界、新闻界、演员们把这里当做休息、聚会的地方。说心里话，我对这个名词没有什么好感，我写作一直很勤奋，也不爱过多地聊闲天，除了最初叫着新鲜之外，后来我就很少跟着起哄了。抗战胜利之后，大家纷纷复员，各奔前程，历经上海，再去香港，到1949年蒋介石败走台湾，当年流亡重庆的朋友回到新中国的首都北京重新团聚。 我是1949年10月2日回到暌别十三年的北京的。那时演员戴浩与虞静子夫妇在东单西观音寺34号（后门是栖凤楼61号）租了一所老式的大洋房，进门是一排六间平房，相连一幢宽大的楼房，分租一间楼房给盛家伦，楼下一大间住的是音乐家邬析零全家，另外还有一个跨院的两间平房由黄苗子和郁风租住，另外还有楼下一间大厅和两间侧室由我介绍给迁来北京的新民报社做北京办事处，《新民报》总经理和北京经理陈铭德和邓季惺夫妇是我们在重庆结识的好朋友。我则租住了进门那六间一排的平房。我和凤霞就是在这里结婚的。 老朋友又在这里聚头了，而且基本上还是当年碧庐旧人，增加的黄苗子夫妇更是多才多艺讨人欢喜，房主人亦即经租人戴浩、虞静于夫妇都是演员，平素交游广阔人缘特好。唐瑜已经结婚成家，成为这里的常客。于是马上就传播人口，都说是“二流堂”在北京重建起来了。 我家本来客人就多，眼看着客人更多起来，我住的一排平房又是在院子最外边，来人一进大门就敲我家的房门。就在这时，我们大院的斜对门开了一家叫做益康的川菜馆，很地道的川味。女老板姓金，据说是满清皇族的一位格格，又说是川岛芳子的妹妹，为人很豁达灵活，开张不久便生意兴隆，去吃饭的客人常常要排队等候。这么一来，我家更热闹了，熟朋友来益康吃饭，碰上要等候，索性到我家一边聊天一边等。吃完饭也来我家坐一会再走。无论是本市的，来自外地的，经常能听到“去二流堂走走……”这样的话。日以继日，真教人受不了，我们俩即便是再好交友，也经不住这样的疲劳轰炸了。而且我确实是不喜欢“二流堂”这个名字，我的嘴里也从来不叫这个名字，如今深受其累，我和凤霞就计算着搬离这个地方。1954年我决定把住在上海的父亲和母亲接来北京同住，那时父亲已中风卧病多年，母亲除去照顾父亲，还要为我照顾不足两岁的儿子欢欢，为此我求得北京市东城房管局的帮助，买了一所坐落在帅府园马家庙9号有十八个房间的四合院，并在这年秋天把他们接来北京。 父亲母亲一生最重的两个负担，一是子女太多，除早年去世的一女三子外，还有十一个子女，苦熬半世都已长大成人；二是父亲一生醉心于收购文物，除战乱流离中损失甚重外，这回来京还带来数百件之多，箱笼一大堆，不知母亲是怎样收拾起来的。我对父亲说：“今天的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政府，父亲一世倾全部财力收集起来的这批文物应当捐给国家，将远比自己保存安全可靠得多，”父亲当时说话比较困难，但神志思维都是十分清楚的，他立即同意了。经我请来了当时的中央文物局长郑振铎伯伯和古文物专家来当面点收这批共计二百四十余件的精选珍品，无偿捐献给故宫博物馆。是建国以来社会人士向国家捐献文物精品的先驱者。 这样我们一家算是在北京定居下来了。住处在王府井大街帅府园协和医院北侧，正是北京繁华区的中心地带，来访客人仍不在少，但是毕竟不同于在益康饭馆对面，总是安静些了。那三年我为京剧艺术两位大师梅兰芳和程砚秋拍摄了一共四部影片，工作够紧张的，但和两位大师的合作关系都极和谐融洽，尤其是程砚秋先生资质颖异坦率天真，虽然年事已高却富有青春气息，使我永生难忘。 所谓“小家族”成员的遭遇 一连拍摄几次重头的京剧，又是新中国拍摄彩色片的开始，从筹备，到建组，导演的设计，美术处理上写意与写实的结合，乃至于重新编写剧本；还包括与苏联专家的合作，工作十分繁重。时间又拖得这么长远，连我这做导演的有时也不免感到烦倦。这时候忽然发生了一件使我感到十分惶惑的事情：一天夏衍同志找到我，要我抽个时间去看一下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田方，和他谈一下抗战期间重庆“二流堂”的“事情”。这个问题提得太奇怪了！“二流堂”是个什么？还有什么“事情”？我实在没法谈，只觉得莫名其妙。但忽然想起几天以前在街上偶然遇见一对新婚伴侣，过去常来我家的，这是一伙六七个自幼孤苦失怙，乱世中备尝艰苦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其中一个是我在电影局工作的同事田庄，常到我家来，并且渐渐地把他的这些小伙伴们也带来，有时就在我家吃饭，并且管我和妻子称为大哥大嫂，称他们自己这一伙为“小家族”。他们之中有画家、音乐家、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大都年轻有为，生机活泼，我和凤霞都很喜欢他们。遇见他俩之后我才觉得，为什么有一段时间他们都不到我家来了。他们告诉我，就在几个月以前开始的一个叫做“肃清反革命”的运动，他们出了事：“小家族”里发现了“胡风反革命集团”里的成员，所以他们几乎都受到了审查，被认为是“胡风集团”的外围组织，如今审查还没有结束，但他俩却不顾一切地结了婚。 我怎么也不能想像，这样可爱的一伙年轻人会是一群反革命分子。至于胡风是不是反革命我也难以想像。可是忽然要我去找厂长谈“二流堂”，会不会和“小家族”发生类似的情况了？但我在直觉上完全不相信“小家族”会是反革命。在我印象中，这群年轻人对共产党衷心爱戴，没有半点虚假；连这样的青年都要怀疑，那就太愚蠢了。 我怀着一种不祥的预感去看田方，田倒是十分平静、客气，叫我不要多想什么，说“二流堂”谁不知道？还说“二流堂”是郭老取名，周总理都知道。这使我也想起，听人说，建国初期，周总理在一次文艺界的集会上大声问：“‘二流堂'的人都回来了吗？” 这样我就没有什么顾虑的了，连一点点的不祥之兆也全都烟消云散；但对那些年轻朋友们的不幸遭遇却一刻也难忘怀。总觉得为什么这么多疑，这么缺少自信？真难理解。 妻子阻止我作整风发言 拍完了梅兰芳，又拍程砚秋，待程砚秋的《荒山泪》拍完，又结束了全部后期制作，已经是1956年的秋天。由于我早已和北影厂达成协议：梅兰芳影片的拍摄是我做电影导演的最后作品，只是由于程砚秋的《荒山泪》是周总理亲自交下的任务，而且又指定要我导演，不能推辞，只得接受。拍摄结束，北影代厂长钱筱璋说，为了慰劳我，要我带领一个小小的摄制组去拍一部两本篇幅的风景片，实际上就是任我选择一个风景胜地当做一次旅游。主要的原因是有一批为数不多的彩色片再不用完就要过期成为废片；那时彩色片十分珍贵稀罕，决不能白白浪费掉。这样我带着一共四个人的队伍先去四川，但由于时届深秋，只有一片浓绿，没有彩色了；然后再去云南，到昆明拍了一部《春城秋色》，从此结束了我的电影导演生涯。 实际上影片的后期制作结束已经是1957年，即使我平时对政治毫无兴趣也感到了国际国内的风云动荡。在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了斯大林，波兰出了问题……国内有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民族资产阶级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党中央提出了在思想和文化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处处使人感觉到春天到了，文艺界的春天也来到了，整个国家社会生气勃勃，使人感觉到有一股清新之风吹进生活；报纸刊物上议论风生，精神振奋，文艺界一洗沉郁之风，戏剧界也呈现一派生机。1957年3月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也应邀去听了讲。他老人家从容挥洒，妙语如珠，听得大家十分振奋，但是后来发表的讲话定稿却作了大量的改动。 这年5月间党中央发出号召，要求大家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要人们消除顾虑，大胆地敞开发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那时我正在创作新的话剧本，我为停止了我一向不感兴趣的电影工作而十分振奋，急于写出新的话剧本，已定名为《吹皱一池春水》。但是家里不断来人，屡屡打断我的写作，有很多报纸杂志的记者，有很多议论当前形势的朋友，甚至有老前辈担任文化领导的人物拉着我，要我陪他去民间小剧团去“放火”，更有说明白是奉命来要我发表意见，写文章给领导提意见的……这样的记者远不是一个两个，而我对文艺的领导也确是意见不少；然而在我家里却产生了很大的阻力。 阻力来自妻子新凤霞，她听到我的一些意见，十分反感，甚至害怕。她认为，在旧社会受尽苦难，多亏共产党救了她才翻了身；今天的领导方式尽管有问题，也比旧社会强多了。我说：“这回是共产党要大家提意见的，为了改进工作，又是毛主席让提的。”她说：“那也不许你提！”她叉着腰站在门口不许我出去，那是5月31日，全国文联周扬、阳翰笙两位邀我出席一个小会，而且派人派车来接，汽车在大门外揿喇叭，接我的人在一旁催我，一向温顺的妻子却一反常态坚持不肯放行。事情毫无转弯的余地，我狠狠劲一把把妻子推开就走了。听见妻子哭了，我头也没回，跑出院子，出了大门，上了车。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对女人这么粗暴，真够我一生后悔的。但那时我想的只是：为了党的事业。 从后果来说，妻子的拦阻是对的。那天的与会者只有马思聪、金山等五六个人，我的发言后来被前辈田汉先生加了一个标题：《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在报上公开发表，成为反党的铁证。 后来的遭遇可想而知，我受到的大小会批判有几十次，自己也记不得了；检讨也作了一次又一次，反正是作不好，因为立场转不过来嘛！不计其数的过去老朋友好朋友都上台批判我，甚至一位后来自己由于道德败坏犯罪劳改的楚辞专家上台发言，历数吴某如何黄色下流，指为当代的西门庆云云…… “我能等二十八年年！” 接着我被打成了反革命右派分子。 这么多的会，无尽无休的会，我已经被批得头脑麻木了。但是其中的又一个会使我更加意外。开会之前，几位专案组的同志问我：“你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没有交代。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不应该再隐瞒了。” 什么问题呢？我实在不知道哪儿来的这么多的问题。让我回家去想也想不出来。相持很久之后，才告诉我：“二流堂！”啊！原来又是这个“二流堂”。有什么问题？告诉了我我也不知道。于是我又成了说谎者，骗子……让我写我也写不出来，连我也觉得自己实在太糊涂了。最后领导方面召集了一次会，参加者全是当年重庆陪都时代的朋友，这些当年老友聚于一堂，如今不得不刮目相看，居然都把我批判得头头是道。最后是一位文化部的副部长发表了一篇洋洋洒洒超过三万言的长文，题为《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粉碎“二流堂”“小家族”右派小集团》，历数“二流堂”的反党实质、思想、表现，为“二流堂”做了高度概括的总结，同时发表在当时的《文艺报》和《戏剧论丛》上。 吴祖光的罪行这回就又正式加上了这个一直“隐瞒”的反革命组织——“小家族”，也是后来由革命同志揭发了，吴才被迫承认的。 接着我被打成右派分子，还得注明是反革命右派分子，是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召开的全厂大会上宣布的。同时被打成右派的还有戴浩。巧不巧，他也是“二流堂”。 还是那位副部长，把我的妻子新凤霞召到文化部，命她与丈夫划清界限。怎么划清界限呢？副部长叫她看一份当天的《人民日报》，记载一位被划右派的男人的妻子断然和丈夫离了婚，紧跟着入党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了。“这就是划清界限了。”副部长说，“你应当向她学习。”但是一向见官就怕的这个民间艺人、贫民窟出身的新凤霞不知怎的，竟然拒绝了副部长的指示。她说： “党要改造知识分子，他会改好的。” “他能改好？” “能改好。” “我们要把他送到很远的地方。” “我可以等他回来。” “噢！你能等多久？” “王宝侧等薛平贵等了十八年，我能等二十八年。” 副部长勃然大怒：“你给我出去！” 新凤霞出了副部长的办公室，大声哭起来，跑出很长的楼道，跑下楼，一路哭着跑出文化部。 随后就是我在家听候处理了。1958年早春的一个凌晨，大雪纷飞，我到父母亲的住室去和老人告别。我要和一个有五百人的庞大的右派大队去到极北边的北大荒劳动改造。早在几个月前我开始受批判时就把一切有关的报纸刊物收起来不让父亲看见，因此病中的父亲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也不知我要到什么地方去，分别时他是对我笑着的。那时我也不知这是与父亲的永别，父亲在第二年去世，我在春耕的大田里劳动时收到北京的报丧电报已经过了半个月。 我在三年以后，即是1960年底回到北京，好像做了一场噩梦，现在梦还未醒，可是全国闹灾荒，老百姓苦不堪言，家家为吃的发愁。我发现最苦的是我的妻子，新凤霞三年中忍辱负重，发奋图强，在巨大压力之下排了许多新戏，尤其是一出《乾坤带》所独创的新腔，为评剧的唱法和腔调划了一个时代。而这些新作都是在受到许多冷遇和不平等的对待中创造出来的。尽管由于周总理的亲自过问，很短期间就给她摘掉右派帽子，但在剧院里，从领导起就一直在压制她，给她种种的歧视，同行演员除少数人同情她与她合作外，对她随时压制排挤经常不断。惟一给她安慰和鼓励的是广大热情的观众，每次演出结束，观众欢呼为她鼓掌时，她却被安排去刷痰盂、清扫厕所了。甚至在去外地演出时，剧院在后台张贴大标语：“大右派吴祖光的老婆新凤霞不要翘尾巴！”除了羞辱新凤霞外，为的是外地的记者或观众朋友不要接近她。 “四人帮”横行时，江青看了新凤霞一次演出，戏不终场便离座而去，叫着：“新凤霞不会演戏！”于是剧院领导便遵旨停止了她的演戏，使她约在三十八岁时就这样被迫离开了舞台，然后就开始了长时期的体力劳动，在地下十几米深处挖了七年防空洞。1975年患高血压，虽然医生开出证明，但领导不准休息。终于在背着行李准备到平谷山区去劳动时中风病倒，送医院又被误诊，将“血栓”断为“溢血”，左肢瘫痪至今已经十六年。 “文化大革命”几乎把国家引向崩溃，而“文革”刚刚开始，“二流堂”就又成为一些“革命造反派”的一个焦点，无数的大字报、小报、标语纷纷把矛盾指向“二流堂”，吴祖光再次成为“现行反革命”，我的住宅附近的著名的协和医院院墙上用几乎两米见方的大字写着“彻底砸烂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的大标语。我家大门上也用白灰写上“吴祖光二流堂”的大字。新凤霞的中国评剧院的造反派给她加上一个头衔：“二流堂堂嫂新凤霞”……反右派运动中，黄苗子、丁聪也被打成右派。盛家伦在反右前逝世，假若他活着，他也跑不了。 在这段昏天黑地的日子里，居然有人告诉我一件令人深为感叹的事情。前面提到的那位为“二流堂”写文章作总结的副部长，在这场十年浩劫中竟也成为被审查的对象。有一天他被提出去接受审问，提出的问题是叫他说明“二流堂”的形成、发展、性质、影响等一系列的问题，他竟张口结舌，一点也回答不出。这样便激怒了“造反派”，指出他曾经写过三万言专论，详述和分析“二流堂”的一切，如今怎能推个干净？但他仍不能回答，于是挨了一顿毒打。审问进行了大半天，被拖回关押的住处时，狼狈委顿不堪的副部长瘫倒在地委屈得放声大哭……可怜的副部长一定会后悔当年对“二流堂”过分的关心，而那篇专论显然是叫秘书或其他哪位专家学者写的，只是署了副部长的大名罢了。副部长已经去世，我已没有机会去慰问他了。 “文革”十年，我在“五七干校”消磨生命大概达七年之久。1972年12月7日至13日有两名身穿人民解放军军服、自称为“中央专案组”的人来到我受锻炼的河北省静海县独流河南畔的团泊洼劳改农场，我们文化部的干校，向我查问“二流堂”问题，要我写交代材料，目的明确，要我说明“二流堂”是政治问题。这种凭空捏造的问题我怎能回答得出来？于是当然说不清楚，于是就一天一天软磨硬泡下去。不过两位解放军倒是比较文明的，不像学生“造反派”那样动辄打骂。不过问来问去，使我感觉到来人是有目的的，也是有对象的，显然他们想把“二流堂”的后台说成是周恩来总理。看样子是江青“四人帮”派来的……当然这是我的臆测。他们这种毫无根据的胡猜乱想纠缠了我整整七天之久。倒好，我歇了七天工。他们两位的审问结束之后，我就写了这篇文章开头的那首七言律诗。 再说一件教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在“中央专案组”两名解放军到团泊洼审问我之后，又到北京市问新凤霞，要她交待重庆“二流堂”的材料。凤霞说：“重庆那段没有我。我是解放后才在北京见到吴祖光的。”但来人不依不饶，说：“不管你怎么说，文件上说你是二流堂堂嫂，你不交代不行！”居然就有这样水平的专案组，真是活见鬼！ 我的右派帽子是1961年末在中国戏曲学校实验京剧团的全团大会上宣布摘掉的，因为当时这个剧团要去上海演出，文化部认为我和上海的新闻界、文艺界和京剧界关系都熟，需要我帮助这些青年演员打开局面，所以赶在出发前夕为我摘帽，并且在《人民日报》上发布消息。 新凤霞是在1957年被剧院戴上右派帽子，但不过几个月后摘了帽子，而“摘帽右派”实际仍是右派，长年受到精神上、人格上、身体上的严重迫害，终于受害致残。到70年代据查她的档案里根本没有戴帽的材料，完全是少数几个剧院领导的蓄意迫害，尽管这些人都还健在，但这笔账没法算了。 关于“二流堂”，如今自然已有结论： 1979年6月19日中共文化部党组文件文党字第99号，文化部复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撤销《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的通知：“……近年来我们对所谓‘二流堂'及‘小家族'问题进行了反复调查研究，证明所谓‘二流堂'（包括‘小家族'）的一些同志，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过去曾被怀疑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一些同志，也都查明没有问题。而没有一个是跟林彪、‘四人帮'跑的。 “因此1955年原文化部党组所作的《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把它定为‘反革命政治嫌疑小集团'是完全错误的。为了拨乱反正，落实党的政策，实现安定团结，党组决定将1955年以‘文化部党组'名义发出的《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予以撤销。凡受到与‘二流堂'、‘小家族'等问题牵连的同志，都要按照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销毁有关材料（本人写的退还本人）并在一定范围内向群众宣布。家属子女受牵连的，应将本人复查后的结论，通知家属所在单位。本件有附件：《所谓‘二流堂'的简况》（调查报告）” “二流堂”前因后果大致如上述，经过了三十多年，有些往事记不清就不写了，也犯不上苦思冥索。 再回到我们这个倒霉的“二流堂”。在我最后一次长达七日的接受审查时，那两位“中央专案组”的同志在审到最后，对我的交代表示极为不满之后，无可奈何地宣布审问即告结束了，并且非常感慨地对我说：“为了审查你的这个‘二流堂'，国家派出的外调人员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而且反反复复不知经过多少周折……你看你为国家造成多大的浪费？你惭愧不惭愧？” 我怎么不惭愧呢？“文革”期间，不说我进了干校之后，在这之前我就被外调“二流堂”的一个接一个的革命组织弄得昏了头。记得一次在那个帅府园四合院的家里，一群上海来的中学生把我从我的住室里揪出来，连骂带推，要我“低头认罪”，弄得强行搬入我家南屋居住的一家工人老刘师傅都看不下去，挺身而出，保护我，把那群学生喝退了。这些青年学生来自上海某中学，我的小弟祖昌是这家中学的校长，看来他也被学生专了政，知道校长有个大右派哥哥，于是引起这帮学生极大兴趣，反正全国大串联，吃、喝、旅行都不花钱，于是北京一游，来找吴祖光开心。 这些只是“文革”时期的事，“文革”十年前的反右我就领教了专案组和好事者的审问，交代没完没了……真是替咱们的国家心疼，浪费了多少钱，多少人力物力？ 就说为我先先后后发的那五个国家正式文件，又要浪费国家多少人力、物力，文件的拟稿人、审核者、最后签字批准发出者要花费多少精力？风风火火，兴师动众，最后是一场空对空的胡闹，什么问题也不存在。 “小家族”里的汪明，剧作家，备受折磨，死于安徽劳改地。博闻强记，天资颖异的戏剧家田庄，熬不过年年苦难，英年早逝。想到他们就教我悲伤不已。而我呢，不觉早过了古稀之年，七十余年的岁月，却被这个“二流堂”搅掉我过半的生涯。尤其是我的妻子，满腔对共产党的感恩图报之心，只为了这点夫妻情义，即被赶下舞台，又受长年凌虐，终至半身瘫痪至今十六年之久，令我终身致憾，赎罪无从。 二流堂！二流堂！叹光阴之苦短，哀人生之过速；无理取闹，胡搅蛮缠，上海话所谓“缠夹二”是也。这也就是我那句“一生缠夹二流堂”的本意。 1991年3月19日 北京 越是崎岖越坦平 ——回忆我的父亲章伯钧 作者：章诒和 问：凡50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章伯钧是中国头号大右派，能否谈谈他的生平？ 答，现在的人，只知章伯钧是大右派。他以此获罪，又以此留名。历史本身就隐含着无法估计的因素在内。 1895年阴历十月初一，我的父亲出生在安徽桐城的一个地主家庭。所谓地主，不过小康之家。6岁那年，他的父亲不幸溺水而亡。从此，他与二弟章伯韬（3岁）、二弟章伯仁（5个月）由两位叔叔抚养。 他先入私塾，一年后转入乡间育才小学。我父亲自幼喜读书作文。每日归家放牛，以牛背上的吟诵为一大乐事。小学毕业遂投考省内有名的桐城中学。因数学不及格，几将落榜。后因文章着实写得漂亮，被校长（桐城派文人）破格录取。章家距学校90华里，那时的寄宿生须自带伙食。于是，我的父亲每月利用假日，由家肩挑大米、菜油，跋涉返校。他得知叔父为侄儿的求学上进，不断变卖田产，经济日渐拮据，便更加刻苦自励。 1916年20岁的父亲赤脚草鞋来到武汉，考入武昌高等师范英语系。这时，新文化运动正以磅礴之势在全国兴起。他酷爱西方哲学著述，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明确意识到中国人必须用民主科学态度去重新审视历史，正视社会现实。从此，民主主义开始成为他政治上追求的理想。他一面勤学功课，一面结交有志之士。其中有恽代英，这个与他同龄的江苏武进人在武昌成立了《利群书社》、《互助社》、《共存社》。我父亲常去书社读书学习，与恽代英相处甚洽。后又与肖楚女相识，肖乃湖北汉阳人，熟悉武汉社会情况，遂多与之探讨有关改造社会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父亲在武昌高师曾发起组织读书会，继而又参与组织学生会。五四运动爆发，他作为武昌高师学生会代表参加了武汉学生联合会，积极组织武汉学生开展反帝反封的爱国运动。 1920年，刚毕业的父亲即被聘为宣城师范英语教员。不久，升任该校校长（宣城师范又名安徽省第四师范）。为了把学校办成传播进步思想的园地，他先后聘请恽代英、肖楚女、陈霞年（陈独秀之侄）来校任教。恽代英任教导主任兼国文教员，月薪与校长相等，大洋百元，父亲与他商讨革新教育的方针、计划，决定从充实教材、改进教学方法入手。不仅使学生学好书本知识，还要懂得人生意义，树立革命理想。为此他俩付出很多心血。利用课堂宣传民主科学，带领学生走出校门，去了解中国社会现状。一次，恽代英领着学生远走黄山，沿途作社会调查，数日不归兑长纷纷跟父亲要人，认为这是把孩子引入歧途。他再解释也无济于事，最后闹得满城风雨，还告到芜湖和安徽省当局。半年后，恽代英被迫离职，我父亲通过高语罕介绍他到芜湖省立第五中学教书。为实现改革教育的理想，继恽代英之后，父亲又邀请肖楚女任教。肖楚女的作风不减恽代英，又极善讲演，把个课堂作为传播真理、批判封建思想的讲坛。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芜湖与安徽省教育厅，又免去肖楚女之职，父亲也愤然挂冠而去。他任宣城师范校长仅一年，其敢作敢为，改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教育举措，至今在安徽老一辈人心中仍传为佳话。后来的宣城四师，一直是皖南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当然，现在“宣师”的学生已不明细这段历史，据说该校园里高悬着恽代英、肖楚女的肖像，却无人再提章伯钧。 1922年，省长许世英以安徽省公费送我父亲赴德留学。他在柏林大学哲学系攻读黑格尔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他与朱德同住一室，又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党小组副组长。1925年邓演达被迫前往欧洲游历，在这群留学生中与我的父亲交往较密，常促膝长谈，探索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道路。对这两个问题，两人观点极为接近，可谓志同道合。邓演达的精辟思想，据我父亲的阐释和回忆，可以归纳如下： ●资本主义在中国尚未形成，在经济上受制于帝国主义。 ●中国资产阶级并未掌权，国家政权实际上是军阀、官僚、买办的统治。 ●各中小城市虽被外国商品侵入而涂上一些资本主义色彩，但土豪劣绅依然垄断了乡村，广大地区笼罩着封建主义制度。 ●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结构，是处于“前资本主义时期”，是一个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压迫下不断挣扎、日趋腐朽破碎的社会。而所谓前资本主义，则是指中国从东方式的封建社会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的转变阶段。 ●这种社会规定了现阶段中国革命性质，是带有民族性的平民革命，建立农工为重点的平民政权，实现节制资本（国家资本主义）和耕者有其田，以准备向更高的社会阶段过渡。 邓演达的观点，不仅为父亲所接受，而且运用于后来的革命实践。在福建事变中他就是以这种理论为指导的。后来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言论，也一贯以这些理论来表明自己的主张。北伐出师，我父亲一直在邓先生左右进军到武汉，并深受倚重。邓演达被杀害，父亲继承着邓演达这面旗帜，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第三党几次易名，但都是以邓演达手拟的纲领作为党章的基石。父亲对别人曾说：“要像寡妇守节一样，守住邓先生的精神。”我想，父亲用他的一生完成了自己的承诺，并付出了失败、流放、通缉、被黜出以及凄孤而死的代价。 我父亲在柏林大学的四年，系统地研习了马克思主义原著和充满辩证精神的黑格尔哲学。因而，他有着建立在丰厚社会科学知识基础上的理论坚定性和崇尚真理的革命意志。这一切，为其后来无条件献身社会、追求进步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他在北伐失败后，参加发动南昌起义；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参加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建事变失败后，流亡日本；在日本一边重新学习、反思自省，一边又重振组织；日寇发动侵略的枪声一响，他立即潜回香港，率先响应中共《八一宣言》；在蒋介石宣布解散民盟的时刻，他流亡香港与沈钧儒一道宣布恢复民盟……。这一系列不屈不挠的表现，都与他在德国的初衷相一致。在家庭生活中父亲从来不怎么检查我的成绩单，但极其重视“如何做人”的教育。他常说：“要做一个真正的人，最起码的条件和最终的要求就是表里如一，始终如一。无论生忧患之中，还是处落魄之境，无论自幼至长，还是自长至老，在这个问题上应无一刻的松动。” 我父亲的奋发求学与精神气质，对他的两个弟弟起着表率与带动的作用短他去德国之后，二弟伯韬赴法国留学，为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语文部主任，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三弟伯仁到日本留学，后去苏联也成为共产党员，继陈绍禹（王明）之后，任苏联远东区伯力学校校长。一家三兄弟相继出国深造，被家乡亲友同学称为“一门三国”、“一门三龙”。而且，这“三国”、“三龙”还都是共产党。但兄弟三人均未能善终，我父亲成了反党右派；我二叔操劳早逝；我三叔在斯大林清洗中被枪决。 问：章先生最初是共产党，为什么又离开了共产党？ 答：这个问题我现在只能回答一部分原因。大革命失败后，我的父亲对当时共产党内连续出现的“左倾”路线极为不满。对第三国际亦大有看法。他作为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也深感自己不能适应。 所以在与中共失去联系之后，再也没有主动恢复。他愿意追随邓演达创建第三党。邓殉难后，他矢志奋斗到底。在漫长的斗争中，他历尽险阻，贫病交加。蒋介石用高官利诱，用权势威迫，他都不为所动，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民主战士。 问：据我们所知，章伯钧先生不仅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领袖人物，而且还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和实际负责人。 答：是的，但现在实际上已经把章伯钧遗忘了。记得1981年民盟中央召开了一次纪念建盟40周年的座谈会。母亲就是兴冲冲而去，悲戚戚而归。 谁都知道，民盟是在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建立的，它承担着国共两党之外“第三者”角色和重要的调停作用，以推动两党团结抗敌。它是由三党三派组合起来（即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职业社、乡村建设派和无党派人士）。本着“一则团结各党各派，抗拒蒋介石的打击；一则同共产党合作”的目的，父亲怀着巨大的热忱，拿出全部的精力投入了民盟的酝酿、筹建及日常工作，在周恩来的支持帮助下，奔走各方，沟通意见，尤其是争取青年党的加盟，我父亲不知与李璜、左舜生打了多少交道。 1941年3月29日民盟秘密成立。父亲是五人常务委员会之一员，兼任组织部长。 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宣布撤消章伯钧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兼组织部长的职务。 我是章氏后代中唯的一盟员。但只要提到民盟，我内心总是隐隐作痛。因为为了这个组织，我父亲几乎送命，他的家庭几乎破裂，我和姐姐整天被搁在乡下的红薯地里，形同孤儿。它存留在我心中。 问：现在出版的关于反右运动的书不少，您都看了吗？ 答：现在出版的关于反右运动的书，我翻翻而已，如叶永烈的，如化名为姚杉尔的“中国百名大右派”，它们算是文学作品吧。从前的血泪，可以成为现在的资本；写别人的血泪，可以转换为自己的资本；不懂得民主党派，不熟谙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是弄不透反右运动的。别以为把那些旧报纸上的东西用粗针大线穿起来，就自诩为“本书是一部系统研究1957年右派的问题的开山之作”，是对“那个悲剧时代的悲剧人物进行了真实的记述，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我同意这样的观点：文学也在分化，就整体而言，几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基本上无所作为。文学不再是艺术，而是商业活动的特殊形式。他们不是创作作品，而是制造作品，用发表过的文章或资料加以组合，再“返销”给出版社。其中，纪实文学、内幕故事和名流生平、隐闻是其着重关注的领域。 问：那么，您能谈谈反右中章先生的情况吗” 答：对这个问题，我只能简而言之。 新中国成立，我父亲在政府部门和其它部门担任许多职务。诸如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交通部部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等等。每年都要出国，参加世界和平代表大会。他春风得意，心情舒畅。他认为自己是靠拢共产党的，共产党也是善待他的；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追求民主科学的职业政治家，对当时在权力行使、方针决策、政策贯彻以及意识形态、外交业务方面存在的问题，他都有所察觉，也有所议论。 1957年4月30日，他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非常兴奋。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概念的提出，“今后主要是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的总体方针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确立，是毛泽东对自身理论的突破。而这种突破将有益于他的社会实践。父亲说：第一代领袖是决心要把国家前途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领袖；第二代领袖是要能满足人民生活渴望的领袖，而生活又是不那么容易满足的。毛泽东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和解决途径，他很可能要去完成两代领袖的任务。当中共提出以反对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我父亲是相信的，相信毛泽东当初的确想整风，也要整风。但为什么忽然从整风转变为反右，又是在什么时候确立了这种转变，父亲却一概不知（现在有人考征是罗隆基的一句话触怒了毛泽东同志，我不完全相信此说）。 既然确立了反右，也就同时确立了反右目标。于是中央统战部出面召开座谈会，让目标“入围”。于是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亲自电话催促父亲，一定要出席座谈会，给中共提批评意见。父亲再三推托，声明自己的观点意见平时都讲过了。“平时讲的不算数，一定要在会上讲。”——看来，非去不可了。1957年5月21日下午，腹泻不止的父亲坐在“吉姆”车内，心里还不知一会儿该说些啥？想来想去，想出个“设计院”，还有些即兴内容： ●今天，我谈个人意见。近20天来，全国各地都在谈论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正常的。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民主精神，已经取得了极大效果。 ●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政协、人大不要待到期满，今年就可以进行明年要做的大事的讨论。不能全靠视察制度，对国家准备做的事情要经常讨论。 ●近一两年来，政府对老年知识分子问题，有所安排，收到了极大效果。但是还有些名望较小的知识分子，思想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国务院开会，常拿出成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 ●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检查要有准备，要好好做。 ●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问题，多听听多方面意见。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的。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意见；我不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以上这篇刊于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的发言，最终成了我父亲划右的罪状和定性材料。罪状的第一条是主张政治设计院；罪状的最后一条是反对文字改革。另加了一条是主张“轮流坐庄”。 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给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平反扶定保留五个右派分子，以证明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领导者的错误在于“扩大化”。在此决定下达的前一天，中央统战部把我母亲（由我陪同）找去谈话。谈话大意是： “既然中央给反有定性为扩大化，那么就需要保留一些右派，要保留右派，就需要保留右派中的头面人物；要保留右派的头面人物，自然就需要保留章伯钧先生。” 又说：“当年给章先生划右的材料都不确实，从政治设计院到反对文字改革，都不能成立。而‘轮流坐庄'则是程潜批判右派时说的，也被按到章伯钧先生头上。现在我们重新整理了材料，右派定性用的是孙大光的揭发材料。”说罢，问我母亲有何感想。母亲说：“对此决定，我只能服从，而不能赞成。”有关领导说：“服从就好。以后我们对您及章家会有所照顾的。” 从府佑街出来，母亲默然不语，两手冰凉。她临终前还一再对我说，自己心底还有一桩事。我知道母亲的心事。其实，父亲的事在1957年夏季就完全、彻底地结束了。我希望右派这两个字永远保留下去。它永远属于章伯钧，属于我最亲爱的爸爸。 问：反右之后，章先生的心情如何？ 答：这个题目是一个中篇题材。 划右以后，他从一个忙碌的政治家变为孤独的思想者。从此，灵魂在自己躯壳里无法安放。以至那副躯壳对于灵魂似乎都是“异已”的。棋天跼地，拘手挛脚。肉体的不自由，伴以心灵的不自由。人作为“人”被有形、无形的外在力量所剥夺。只把一小部分（而且是一部分的内心生活）留给了自己。除了被批判和被抛弃之外，父亲一无所有。他看到的是头顶上的一块天空，面对的是一个妻子两个女儿。也是到了这个时候，现实才终于提供了必要的距离，使得原本就极具哲学思辨力的父亲得以看清表现为历史过程的“大跃进”、“三面红旗”、“文革”，成为一个孤独的思想者。 我这里仅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当大家都在大跃进，欢呼“1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父亲对我说：“对一个贫穷国家来说，经济就是政治。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是畸形，我想连毛泽东本人也不知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政治上是巨人，经济上则是侏儒，加上我们总爱学苏联，把军备开支列在第一。现在一时看不出来。就像刚出娘胎的畸形，过几年，我们作为社会的每个细胞，就会承受这种畸形的痛苦。对共产党的最大威胁是什么？不是抗美援朝，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是一旦国门大开，老百姓发现外面的生活比自己好的时候，对一个执政党的真正威胁便来临了。” 当在反右之后，又搞反右倾，拔白旗运动，父亲偷偷对我说：“近代中国之败，败在热衷权力的人太多，始终忠于理想的人太少。发动批判的人如不能自我批判，他一定是把批判当作获取权力的另一种形式。” 当“文革”一来临，数亿人都处在癫狂状态的时候，爸爸告诉我：“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开始了。对一个追求民主与科学的人来说，生是地狱，死是天堂。马克思万万想不到他的哲学被糟蹋成这样。报上宣传的思想，与其说是哲学，不如说是宗教。只有一个主义欢迎它，那就是法西斯。”他对“统一思想，统指挥”的五统一提法，觉得非常可笑，并建议我将来能读读1945年他在《中华论坛》写的发刊词。他去世后，我读到了，父亲是这样写的：“思想与政见是人人不必尽同的，亦事实上所不能尽同的。如强人以相同，或胁之以相同，只是徒劳而已。不同之中，何以相安？何以共处？则唯有遵守民主精神，确立民主的作风，尊重异己，接受批评，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是择善而从，不必攻乎异端，如能如此，斯能安矣，斯能处矣。” 除了可以思想，父亲还有深深的痛苦。他说这辈子面对共产党，他问心无愧。但面对数十万右派，数百万知识分子，他的理智备受煎熬，他的情感处在永无休歇的歉疚之中。 反右运动中，与罗隆基、章乃器相比，父亲认错、认罪是最早的，而且是按着指定的调子去检查。为此，他反复思忖，最终很快下了决心，他对妈妈和我说：“难道让上面认错吗？我不认错，这个运动能收场吗？再不收场，扩大蔓延下去，到了乡镇小城就是抓人、坐牢、杀头，老罗和乃器哪有我清楚。” 一直到死，父亲不断地和我谈论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每次谈及都无比激动，”无比痛心。父亲认为，中国多的是知识者小人物。这种小人物也正是所谓小知识分子。贫穷的中国既然不可能支撑一个宠大的贵族知识者层，中国知识分子当中的大多数就被注定了要与使用双手的劳动者一样忍受屈辱和饥寒。安于卑屈的地位，以诚实勤奋的精神劳动来维持一个紧窄狭小家庭的生存。在生命价值与知识价值日趋低廉的国度，自然很少有发挥才力的场合，秀木却又极易被外力摧折。不是中国人，不是知识分子就很难估量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史上承受过的压力及分量。 问：关于您的母亲，我们只知道她生前是全国政协常委，农工党中央咨监委员会副主席。您能不能较为详细地谈谈她，以及她与章先生的婚姻？ 答：我母亲原名李淑娴，其父在当地最早兴办洋学堂、女子学堂，开教育之先河。她自幼接受良好的正规教育。初中读的是河北宣化中学，高中考入享有盛名的北京女师大附中，入学不久，即被推选为学生会《学生月刊》主编。1927年，传来北伐战争胜利的号角，热血沸腾的她，怀揣六枚铜板，跟罗瘿公之子罗中震毅然南下投奔革命。那时，一向关怀并支持她学业的大姐李哲民（北京女师大化学系助教兼附中化学教师）正在武汉兵工厂任技术员，并与担任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的章伯钧结为伴侣—— 问：对不起，我插上一句，是不是章先生有过两次婚姻？ 答：不，准确地说，我的父亲有过三次婚姻。 第一次是1921年在安徽桐城，由他的寡母包办，娶当地农家女林氏，生子章师明。翌年，父亲留学海外，获哲学博士学位。1926年与好友孙炳文同船归国，在广州应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郭沫若之聘，任该院哲学教授。月薪280大洋。交党费200元，80元自由。须加以说明的是，我的父亲是在德国经同窗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当年在中大管理党费的是徐彬如（前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徐老晚年每每对我提及这段生活，总得意地说：“这200大洋可管用啦！那时的共产党穷啊！” 1927年父亲与郭沫若一道参加北伐战争，他俩从此搭档工作30载，1957年夏分道扬镳。父亲回忆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生活，常面带笑容。他说：“那时人年轻，工作严肃紧张，生活简单，情感上其实还是浪漫的。像郭沫若追求于立群，黄琪翔倾心范志超。在武汉政府工作，只要听说有女士来投奔革命，一班光棍干部都禁不住跑出来看，我就是这样看中你母亲的姐姐的。”1932年李哲民患肺结核，病逝于北平。断气前，她把自己的妹妹托付给丈夫。——这是章伯钧的第二次婚姻。它的时间虽短，但给父亲留下了很长的回忆。或许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恋爱。我已经长大，爸爸还曾举着一张他与李哲民上了水彩的结婚照片对我说：“好好看看，是你妈妈漂亮，还是大姐（指李哲民）漂亮？” 1933年，父亲正式写信给母亲，要求与之续弦。正在北京大学医学院读五年级的她，思前想后，既痛死者，又怜生者，遂于这年的暑假在上海与章伯钧共结连理。有人说，女人是男人温暖的港湾。我的父亲在游离了两个渡口之后，最终停泊靠港了。我的母亲也是在一种异常复杂的心态下，允诺了这桩姻缘，可以说，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从此，他们双双携手，步向生活，共同面对不可测知的时代风云。同时，也开始了她一生一世的牵累。 问：章伯钧先生是您母亲一生的转折点，否则，她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医生。对么？ 答：对，但又不完全。因为扭转她人生轨迹的，还有邓演达。 邓演达与家父过从甚密。邓演达从德国归来，他们便一道在上海筹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今日中国农工民主党之前身），人称第三党。这个党的构成，一部分是国民党左派，如邓演达、黄琪翔；一部分是从中共脱离出来的知识分子，如章伯钧、张申府。 1932年邓演达从东北返回北平，逗留了一周左右。他听说李哲民的妹妹在此读书。邓一向对哲民有很好的印象，据同志们介绍其妹也表现不错，于是决定抽空亲自去北大医学院宿舍看看。 当邓演达出现在我母亲面前的时候，她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这个操着广东口音的中年男人，就是参加辛亥革命，讨伐陈炯明叛军，组织领导北伐战争，一身兼四任，国共两党军事精英皆出其门下的邓演达，邓见母亲的宿舍堆满医学书籍，便问她是否想做个名医。母亲遂将自己愿以知识、智慧报效国民，服务社会的志向告诉邓先生。邓演达肯定了我母亲的求知心，接着又向她讲述了个人的观点：治病固然好，但对于国民、社会来说，最为重要和紧迫的是革命。职业是医生，天职是革命。中国革命道路漫长、曲折，需要许许多多有知识、有理想的青年去肩负革命，作持久的奔跑。邓演达的讲话态度谦和、手势生动，浑厚的声音非常富于吸引力。最后，邓演达看了看腕上手表，即起身离去。他的来去似一只鸿雁，了无痕迹，而他的话，却像刀镂斧凿，永铭于母心。 问：您在刚才的谈话里，为什么要特别提到邓演达看表的细节？ 答：您是一位精细的记者。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被捕。戴季陶乘机向蒋介石进言：中国当今政坛最可怕的敌人，不是汪、日，唯有邓演达一人。这时，蒋介石收到历届黄埔毕业生请求释放邓的联名信。此举使靠黄埔起家的老蒋大为震惊，他决心杀邓。11月29日蒋亲自派其卫队，将邓杀害于南京城东。噩耗传来，举国骇然。特别是当我母亲听说一位看守托人辗转送出邓的遗物是一副对联（上书：人生自当忙不息，天地原来未瞬留。）另有带有汗渍与血痕的手表。她泣不成声，不由得想起邓先生以革命为天职的叮嘱，想起邓将军临别时朝手表投去的匆匆一瞥。在悲痛欲绝的哭号中，她感到自己未来的人生旅途将永远和邓演达创建的第三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她要将毕生的精力与心智无条件奉献给革命。在那几天，我的母亲与同学连夜印发《宋庆龄宣言》，赶写反蒋标语。一月之内，标语传单遍布全城。她甚至与一些女学生黑夜摸到狮子胡同的北平卫戍司令部去张贴。 在我父母的婚后，父亲双手赠她一个用白绢包裹的物件。打开一看，是邓演达的那只金表。此后，我母亲奔波流离数十载，始终带着这件遗物。它浸透着那个时代的风雨烟尘。1966年，红卫兵连抄我家无数遍，这只手表被抄没。最珍贵的东西，以最粗暴的方式毁灭——中国的人与物之命运，常如是。 1978年我无罪释放，妈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带我去南京祭扫邓墓。秋阳下我母女二人含泪伫立在邓演达墓前，墓边绿草如茵，横七竖八地躺着一群青年，且又吃又喝。当我们默然离去时，只听得背后传来议论：“这邓演达是谁？”“大概是邓颖超的哥哥吧？” 问：想必你母亲李健生先生在“反右”及“文革”中，都受到很大冲击吧？ 答：是的。“反右”红火的时候，上级派人来动员她与我父亲离婚，让她远看刘清杨、近学浦熙修（这二人都是在丈夫张申府、罗隆基倒霉之际，宣布“划清界限”的）。我母亲听了摇摇头说：“我封建思想严重，在这个时候要老婆离婚，绝对办不到。”翌日，这段话就上了首都各大报刊。自然，我的妈妈也戴上右派帽子。 谈到“文革”，我的心情极其沉重。以后，我会专门撰文追述这段锥心裂肺的岁月。总之，一切惨烈无情都指向了两个孤立无援的老人。那时的民主党派以及政协均被红卫兵、造反派一律当成牛鬼蛇神。而我的父母便是牛中牛，鬼下鬼。别瞧民主党派从未执政，可整起人来一点也不逊色。 问：能否再介绍一下包括您本人在内的章氏后代的情况？ 答：我父亲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 儿子叫章师明，即我的大哥。他1920年生于我父亲的老家安徽桐城，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现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 我的姐姐章诒学，1939年生于香港，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现为北京第二光学仪器厂研究所所长，教授级高工。北京市政协常委，全国妇联执委。 我叫章诒和，1942年生于重庆，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现在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问：如此看来，章氏后代皆为民主党派成员，而且在事业上都有所成就。 答：成就二字不敢讲。但我们几个平素为人及工作成绩，至少在民主党派的圈子里大家是清楚的。从职业上看，我的兄长有那么点子承父业的意思。姐姐与我，一理一文。这与1957年后父亲对职业的看法有关。家父历尽政治风波，饱受精神折磨。1957年6月8日前，称他为民主人士，高官厚禄；6月8日后，说他是马路政客，人格全无。作为一个职业政治家此时似乎才明白政治为何物。60年代初，我就择业问题请教他，父亲说：“年轻时留学柏林，德国人告诉我，他们最尊崇的职业是医生和律师，因为人命关天，故学这两个专业的学制也最长。不想，当年我问异国人的问题，如今你拿来问我。这里，我只讲一句话，你选择什么职业都可以，但我唯一尊敬的是科学家或艺术家。因为他们比较干净。” 问：听说《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人民政协报》、香港《文汇报》曾刊出章伯钧子女家属出资20万元，为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在其家乡河北省怀安县建立了李健生教育基金会。请问什么是李健生教育基金会？它是由谁建立的？ 答：这是由私人捐款，以个人姓名命名的教育基金会。该会设立在河北省怀安县，旨在奖励这个地区的先进教师和优秀学生。李健生是章伯钧夫人，捐款人是章伯钧的子女。也就是说，是我们兄妹为纪念母亲，为发展其家乡的教育事业而办的一件善事。 问：你们兄妹怎么会想到要建立教育基金会？据我所知，你们当中谁也不是富翁大款。 答：自1957年始，我们三人在不同的地方均受着政治压力与社会歧视，人生道路坎坷不平。譬如我，“文革”中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20年，坐牢10载。父亲殁于被捕之初，女儿生于团圆之内，丈夫亡于平反之前。生活搅拌着血泪，血泪熔炼了灵魂。我对这样的人生并无怨悔，反觉自己有幸出自于这样的家庭，非常珍惜它贰管父亲的骨灰摆进了八宝山，其实在他背上还背着黑锅。越是如此，子女就越应自强。我们兄妹性格迥异，待人接物亦有所不同，但都自觉尊守一条“法则”，那就是自己的行为不能给父母抹黑。现在，我们三人均已年过半百，更感到有必要为父辈、为社会做点事情。 问：听您的谈话，是否还要为章伯钧先生做点什么？ 答：是的，只要主观条件具备，客观环境允许。 “小家族”冤案二十年 作者：杜高 我面前摆着一本《吴祖光悲欢曲》。在这本书里，两位作者第一次向世人披露了50年代轰动文艺界的“小家族反动集团”冤案的真相，真实地描述了划进这个集团的几个青年的面貌。扉页上一张50年代的小照片，七个青年朋友亲密地靠在一起，他们的名字是：陈敏凡、汪明、张自薿、罗坚、田庄、蔡亮、杜高。此外，“小家族”还有杜鸣心和陶冶。 我望着旧照，从沉思中寻觅我们的被毁灭的青春…… 我和蔡亮相识是1950年夏天，在长辛店铁路工厂。 那一年，他18岁，我20岁。那是一个热情的年代，新中国诞生不满一年，人民对共产党充满热爱和希望，中国大地一片蓬勃景象。青年文艺工作者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工厂和工农结合，歌颂新时代。我那时是文艺团的创作员，到长辛店工厂写剧本；蔡亮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在教师的带领下到工厂学习锻炼。我们相识后，很快成了好朋友。 蔡亮和他的男女同学们每天高高兴兴地在车间帮着干零活，给工人们读报，办墙报，为工人们画像和画劳动场景的速写。他们给车间带来了欢乐气氛，很受工人们的欢迎。 蔡亮和我在食堂同桌吃饭，经常交谈。他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位经济管理学教授，母亲是一位娴静善良的知识女性。他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抗日战争时期，他们一家到了重庆，那里的抗战环境和进步文艺对幼年蔡亮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唤起了他对艺术的热爱。抗战胜利后，他们回到上海。这时父母发现了孩子的绘画天赋，于是把他送到刚从重庆迁回上海的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艺术学校学画。 1950年春，“育才”推荐刚满十七岁的蔡亮报考中央美院。但他赶到北京时报名日期已过，眼看美好的愿望将化作泡影，少年蔡亮焦急万分。这时他遇见了老同学周光玠，他是徐悲鸿在艺专时的学生。周光玠对蔡亮说：“你的这个情况只有一个办法，请徐院长看看你的画。我带你去见徐先生。”去见徐悲鸿？蔡亮吃了一惊，他觉得这位大师离自己太遥远了。周光玠给他鼓气：“不要紧张，徐先生平易近人，从不把学生拒之门外。”就这样，在一个温暖的春夜，蔡亮由热心的周光介带领着，走进了东寿禄街16号徐先生的寓所。 这是北京的一个旧四合院。院子里野草丛生，几近荒芜。客厅里陈设简朴，家具古旧。墙上挂的字画和一张徐先生的自画像吸引了蔡亮的注意，但此刻他没有心情细细欣赏。徐先生走进客厅，周光玠介绍了蔡亮。听说蔡亮是“育才”的学生，专程从上海来报考，徐先生很关心，便接过蔡亮带去的厚厚一沓素描、速写，坐到桌旁一张张翻看起来。当徐先生看完了最后一张，抬起头来看着蔡亮，脸上露出了微笑。他用平静的语调对蔡亮说：“你考取了。” 蔡亮就这样跨进了中央美院的大门。他永远怀念这一个温暖的北京的春夜，他的艺术生涯的起点。 那年12月，我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投身到朝鲜战场。两年后我回到北京，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室工作。我的宿舍在东单北极阁头条胡同，横隔一条大街便是帅府园中央美院。这时蔡亮常到我的宿舍来，在我这里又结识了一些新朋友。 一个是汪明。 汪明解放前曾自告奋勇泅水渡边界，把地下党的情报送给香港的党组织，后来在香港《华商报》工作。他写剧本，写散文，也拍电影。新中国成立前夕，他随香港进步文化人士到北京。汪明和我是朝鲜战场上的亲密战友。我们曾一同爬山越岭夜行军，一同在猫耳洞里创作剧本，又一同在敌机的空袭中为战士们演戏。我们又一同从朝鲜回国，都是青年艺术剧院的创作员，同住在一个宿舍。 一个是田庄。 田庄是我童年时在欧阳予倩先生主持的广西艺术馆的演剧小伙伴，1947年他在上海戏剧学校毕业后，和几位同学一同到解放区投奔革命。他参与筹建“长影”，随后到北京，在电影局工作。田庄是个才子，文学天赋很高。他读书多，过目不忘。田庄心地单纯坦诚，淡泊名利，看重友情。他常常丢下自己正在写的东西，无私地帮助朋友把作品写好。70年代末，他还热诚地帮助当时的无名青年苏叔阳完成了剧作《丹心谱》。 再一个是罗坚。 罗坚是延安老干部、我国前驻苏大使刘晓同志的儿子。他和杜鸣心、陶冶都是重庆育才学校的学生。抗日战争结束后，他由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送往延安。进北京后，他担任中央歌剧院乐队队长。他是我们心目中的老党员，虽然他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更像一个天真的孩子。 杜鸣心那时在天津音乐学院任教。他小时候也是一个流浪儿，陶行知先生从难童中发现了他的音乐天赋，把他收进育才学校。后来这个流浪儿终于成为引人注目的少年钢琴家，十几岁就举行过演奏会。1953年前后，他到北京学习俄语，准备赴苏留学。杜鸣心事业心很强，他常常沉醉在音乐里，走路的时候也歪着脖子，很有节奏，仿佛在聆听回旋在他心中的旋律。 陶冶是个性格活泼开朗的人，他在育才学校学戏剧表演。他口若悬河，语言风趣，任何场合都不沉默。到北京后，他先在青年艺术剧院工作，后米到文化部做国际文化联络工作。 我们的年龄相近，人生经历相似，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和理想，共同的爱好和情趣。我们常常聚在一起，到剧院看新排演的戏，看内部放映的电影，看画展，听音乐会。我们常常到中山公园喝茶，到北海公园划船，在长安街的林阴道上漫步。我们激烈地争论，热情地梦想，诚挚地交谈。艺术之神使我们这一群青年着了迷。我们讨论读过的书，讲述自己构想的作品，袒露各自心中的爱情秘密；我们鄙视平庸，我们崇拜天才；我们厌恶虚伪，我们赞美纯真。 我记不起“小家族”是怎么叫起来的，把我们叫做“小家族”，是说我们像一个大家庭的兄弟姐妹，还是说我们是一个伟大母亲的一群孩子呢？但我们确实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或者如我面前的这本《吴祖光悲欢曲》里的一个标题称做的：“一群可爱的青年友人”。 这些朋友对蔡亮有很大的吸引力。他是我们当中的小弟弟，这位美术学院的学生除了在教室里画人体素描以外，还跟随我们走进了辉煌的戏剧世界，迷人的音乐天地，跨入了诗歌的大门。蔡亮开始大量地阅读文学作品，他开始懂得，一个具有全面艺术修养的画家才能赋予作品深邃的内涵，使作品具有永恒的魅力。一个真正的画家，其实是一个用画笔作为工具的诗人和思想家。他愿成为这样的艺术家。 我们还有几位共同熟识的年长的好朋友，大都是我们童年演剧时的兄长和大姐，我们成群结队地到他们家去过春节，度中秋。他们中有著名表演艺术家朱琳、身患残疾的诗人洪遒、话剧导演肖崎、喜剧作家王少燕。不幸的是后来他们也被戴上了“小家族之友”的帽子，受到了莫名其妙的牵连。 还有两位我们尊敬的年长的朋友，后来对我们的人生命运发生了特殊重大的影响，一位是路翎，一位是吴祖光。 路翎，这位后来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囚禁了二十五年的著名作家，当时也在青年艺术剧院创作室工作，住在我的隔壁。他当时大约三十岁左右，出版了近二百万字的作品。他的小说《饥饿的郭素娥》、《财主底儿女们》等，是民主革命时期文学的重要成果之一。路翎是一位以惊人的刻苦精神从事文学劳动的作家，每天从早到晚不停息地写作，他的每一个文学成就都是用生命换来的，浸透了心血和汗水。他在短短的一年多写完了三部剧作，但都被剧院领导否定。他不争辩，不屈服，用新的作品回答苛刻的批评。他的精神使我感动。路翎为人真诚质朴，生活十分节俭。后来他和汪明一同到了朝鲜前线，在前线表现英勇。回国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新作，遭到了更猛烈的批评。路翎每天工作到深夜，有时肚子饿了，便拉着我和汪明一起到东单的馄饨摊吃夜宵。他的酒量大，一碟花生一盘腊肠，喝完一瓶二锅头。只有在这时，他才带着痛苦的神情发泄几句对那些粗暴批评的蔑视和愤慨。 蔡亮在我的宿舍里大概看见过路翎一两次。这位未来的画家当时并没有引起大作家的注意，他们不认识，也没有讲过一句话。 吴祖光是我国一位有很高艺术成就的剧作家，当我在剧团里做小演员时，他已是戏剧界著名的“神童作家”了。他的剧作《风雪夜归人》、《嫦娥奔月》、《捉鬼传》等，都是我喜爱的作品。我认识祖光是从朝鲜回国以后，他那时住在东单栖风楼，离青艺宿舍很近。他那个院子里还住着音乐家盛家伦，美术家黄苗子、郁风夫妇和电影家戴浩、虞静子夫妇。那是一个文化气氛浓郁的小院子，吸引了许多文化人来做客。吴祖光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文化人，除了他的学识和智慧以外，他的性格也极富魅力。他待人平等亲切，仁爱宽厚，同情别人的疾苦。他的谈吐活泼风趣，在他家做客，你不会感到任何拘束，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他都一视同仁，他是一个天性自由的艺术家。他的美丽而又善良的夫人新凤霞对我们也很有吸引力，我们遵照中国人的方式亲切而敬慕地叫她“大嫂”。她是评剧院的台柱，每天晚上忙于登台演出，白天在家里练功练唱，但她仍热情地欢迎我们这些没有成家的青年朋友。我们喜欢听祖光谈戏剧，喜欢听凤霞高歌一曲，也喜欢在他们家吃饭。 蔡亮和祖光还有一层亲戚关系，他叫祖光表舅。 那一年祖光编了一本散文集《艺术的花朵》，收录了他写的十多篇描述梅兰芳、程砚秋、常香玉、新凤霞等戏曲表演家的极富文采的散文，每一篇都附有一幅精美的插图，出自名画家张正宇、丁聪、郁风等手笔。祖光特意把写梅兰芳的那一篇留给蔡亮，要他画一幅梅先生《贵妃醉酒》的舞台速写。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从吴祖光身上看到了中国文化人的一种美德，他们没有论资排辈的俗见，信任和扶植无名的青年。不久，《艺术的花朵》出版了。这是蔡亮公开发表的第一幅作品，我们向他祝贺。这时，田庄一边欣赏着一幅幅插图，一边把蔡亮拉到身边，对他的作品进行评论：“尽管你画的人物很逼真，线条很细腻，但同张正宇、郁风的画摆在一起，便显出了拘谨和呆板，缺乏艺术趣味。”田庄又说，他们的插图潇洒自如，神采飞扬，并不单纯追求逼真，却表现出画家对人物的喜爱和赞美，融进了画家自己的感受，这就达到了一种艺术境界，给读者留下了回味。 像往常一样，蔡亮虚心地倾听着，细细地咀嚼这番评论中包含的哲理。我们厌恶互相吹捧，因为那不是真正的友爱。 不久后的一天，蔡亮兴奋地跑来，把我带到美院画室，让我看他刚完成的一幅新作：《借宿》。他对我说：“你有一次同我讲了一个故事，在朝鲜的山洞里，你睡着了，身旁的一位老战士把你的棉衣补好了。这个故事引发了我的想象，我把它同藏区的生活联系起来，就构思出了这个画面。”我看到他正处在一种艺术想象的热情中，我为他在艺术上的进步感到高兴。 啊，我们确实是一群做着美梦的大孩子。 我们哪会懂得，青年人的才华往往引来嫉恨。我们更不懂得，有一种“理论”笼罩着我们的现实生活，它把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把人对生活的各样的意愿和追求，统统归纳到两个敌对阶级的争斗，从而可以任意把一个人宣布为人民的敌人。这种可怕的理论及其实践，窒息人的一切活泼自由的思想，直到人的纯真的感情。 1955年，政治风暴来临了。以胡风为首的一批革命作家突然变成了一群“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路翎被逮捕，灾难降到了我的头上。 我被隔离起来，关在路翎被捕时的那间小屋里，交代和他平日接触中的每一句谈话。人们用阶级斗争的锐利眼光注视着我和我的这几个青年朋友，力图再挖掘出一个“小集团”来，并把它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挂上，以证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严峻性。于是，“小家族”被当做一个政治集团的名称揭了出来，我的朋友们统统被隔离反省，交代材料。中央美院把蔡亮禁闭起来进行审查，召开大会小会对他展开凶猛的批斗。 我不能申辩，只能彻底否定自己。我批判自己的文艺思想同胡风理论的联系，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自己把个人友谊摆到集团主义之上的小圈子主义、温情主义、自由主义……但我不能承认“小家族”是一个政治集团，更不能承认它是胡风集团的一个“外围组织”。我的朋友们从未看见过胡风先生，胡风集团的其他成员我们一个也不认识。 一天深夜，专案组两位同志同我谈话一直到清晨三点。最后向我摊出了一个材料：“你不是说过，将来你们要坐到文代会的主席台上去吗？这难道不就是你们‘小家族'的政治野心和政治纲领吗？这难道不就是要推翻党对文艺的领导，实现胡风的反革命阴谋吗？” 专案人员走后，我瘫倒在椅子上，呆望着小窗外暗夜的天空，用力回想什么时候曾讲过这么一句话。 1953年第二次全国文代会的开幕式，我看见徐悲鸿先生坐在主席台上，两天后大会突然宣布，徐先生出席波兰使馆的招待会时突发脑溢血，抢救不及而去世。那些日子悲痛笼罩着美术学院，蔡亮和他的同学们守护在导师的遗体旁，迎送络绎不绝的吊唁者。我深感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不可抗拒，我和朋友们互相勉励：“将来文代会的主席台上将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应当有这个志向。”想不到这句话传了出去，竟变成了“小家族篡党夺权政治野心”的证据！ 我被隔离反省一年七个月。到了1956年下半年，由于苏共揭露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引起了国际上的波动，我的问题终于有了结论：“小家族”不过是几个思想落后的青年在一起吃吃喝喝，同胡风集团没有关系。 我恢复了自由。我最先见到的是田庄和陈敏凡，他俩在审查结束后结为夫妻，建立了一个小家庭。他们告诉我： 罗坚被批斗后，撤掉了乐队队长职务，下放到贵州。 杜鸣心提前从苏联调回，检查反省。 陶冶经过批斗，留团察看。 汪明的剧作取消演出，行政降级，另行分配工作。 蔡亮开除团籍，取消留校任教资格，发配西安。与他同行的有她的女友张自薿。 张自薿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小姑娘。她和蔡亮同年级，年龄却比蔡亮要小两岁。蔡亮曾带她到我的小屋来过一两次。她比我在剧院看到的其他女孩子更显得纯真朴素，短短的头发，红红的圆脸。她安静地坐在一边听我们聊天，很少插话。蔡亮不断地在我面前赞美自薿，说她勤奋刻苦，学习成绩好，念研究生时就担任了调干生班的助教，已经是一个预备党员了。我猜到他们正恋爱，而且看出我的这个小老弟不但爱慕她，也很敬佩她。但我万万想不到这场政治风暴竟也伤害到这个纯洁而无辜的姑娘。 学院党委把她叫去，问她：“你是要党籍呢，还是要蔡亮？”可怜的姑娘哭泣着向党表白，她热爱党，但她不愿离开蔡亮，蔡亮是好人。于是，她被取消党籍，同蔡亮一起送往西安。 这一对苦难情侣提着一个小网兜，背起一个大画夹，凄然告别母校，登上开往西安的火车。有两位同情他们的党员调干生悄悄来到车站为他们送行。蔡亮和自薿对这两位同学说：“这就算是我们的婚礼！” 听到这里，我再也克制不住我的眼泪。在那个阶级斗争凌驾一切的时代，一个柔弱的姑娘竟敢以这种近乎“反叛”的举动来维护坚贞不渝的爱情。我简直不敢想像，她将要蒙受多少屈辱和困苦。我也暗自为蔡亮庆幸，在他未来的艰辛的人生旅途中，能有这样一位忠实的姑娘与他相伴。 不平凡的1957年到来了。上半年，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其他一些鼓舞人心的讲话，欢迎各界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文艺界的空气缓和了，一些单位的领导人开始回顾反胡风斗争中是否有过火的现象。我记得中国剧协一位负责人在我恢复自由后握着我的手说：“对不起啦，黑夜里开枪，伤了自己人。”中央美院处理蔡亮问题的院长江丰和党委副书记洪波是两位正直的老党员，他们感到了愧疚，认为逼迫蔡亮写的那些不实的材料应当推翻。年初，蔡亮从西安送画到北京时，洪波向他表示了歉意，并嘱他回曲安后立即写一个申诉材料奇未美院。 蔡亮的申诉书还没有寄出，中国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突变。那些在整风会上向党提意见的热心人，一夜之间变成了向党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场规模更大的政治运动激烈地展开了。 美术界揭露了以江丰为首的右派集团，洪波被划为这个集团的成员。 戏剧界重点打击的对象是吴祖光。 灾难又一次落到了“小家族”几个青年的头上。 原先挂到胡风那里去的“小家族”的现成材料，现在变成打击吴祖光的有力炮弹。一些沉醉在阶级斗争理论狂想之中的先生们宣布：吴祖光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和黄苗子、丁聪、唐瑜一班文化人搞了个“二流堂”，现在又搞了个“小家族”，这是“二流堂”的第二代，可见资产阶级右派一天也没有忘记培养接班人，准备同共产党进行长期斗争！ 于是，一篇篇批判文章气冲牛斗，一个接一个斗争会群情激昂，一行又一行大字标题赫然印在中央和地方的各种报刊上：“彻底捣毁吴祖光的‘二流堂'、‘小家族'！”“彻底粉碎吴祖光的右派纲领！”“揭穿‘小家族'的反动政治阴谋！”……面对这种发狂的思想斗争和大动干戈的政治运动，我们又一次陷入绝境，只有目瞪口呆了。 我最后一次看见蔡亮，是在团中央大礼堂召开的批判大会上。这是文艺界规模最大的一场批斗，两千多人把礼堂挤得满满的，熟悉与陌生的面孔都鼓起对“阶级敌人”的强烈愤恨。聚光灯亮起来，新闻纪录片厂正在把这场批判会拍成电影。吴祖光站在台上接受批判，我坐在台下听取揭发我的罪行的一个个发言。突然，我听到主持人叫蔡亮的名字，我抬起头，他恰好从我身边走过，我们的目光相遇了。就在这一瞬间，我看见了他的惊慌、痛苦和无奈。他走上台后，有意把话筒往一边推开，用手里捏着的稿纸挡住自己的脸，躲避摄影机镜头。他用低声调照着稿子念，讲了些什么我全没听见，我心想：可怜的小蔡亮呀，你远在西安也没有躲过这场灾难，还是被掀到北京来了…… 1958年4月18日一大早，我被叫到文联大楼，在我的右派结论书上签字。接着，一位早在等着我的公安人员把我带到大楼外一辆卡车上。卡车驶进了北京监狱。没有审讯，没有申辩，只在两张纸上用黑油墨印下了我的指纹。我从此与世隔绝，开始了遥遥无期的劳改生涯。 “小家族”重又被人提起是在十年之后。1967年12月的一个寒风呼号的清晨，我在劳改农场扛着铁鍬向田野走去时，忽然听见高音喇叭里传来播音员激越的声音，播送着《人民日报》的一篇声讨“二流堂”、“小家族”的革命檄文。我再次惊愕得目瞪口呆了。隔了十年，“小家族”的主帅又由吴祖光换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夏衍，后台老板竟变成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天哪！我又开始接受一批批不辞辛苦从北京来到农场的外调人员的审问，而现在他们逼我交代的，却是那些当年整我的人是怎样包庇我！ 我掉进了一个历史大玩笑里。 最苦的却又是远在西安的蔡亮和自薿。他们戴上了“小家族分子”黑袖章游街示众，他们画自己的“罪行录”展览，他们低头向革命群众清罪。他们的家被抄了，他们的画稿被撕成碎片烧成灰烬，他们刚从牛棚放出来又被赶到一间只能放下一张床的屋里住。但是他们手中的画笔又不是造反派能代替的，所以又要用他们来画领袖像，制造革命圣地的“红海洋”。可是怎么能让戴着黑袖章的反革命分子描绘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呢？于是造反派规定，在作画的时候，他们要摘下黑袖章，画完后再自觉地戴上。张自薿临产前还挺着身子由蔡亮把她扶上脚手架画领袖像。——这就是他们和千万个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里的共同命运。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终于宣告了这个痛苦的年代永远地成为过去。 1979年春，文化部发出文件，为“二流堂”、“小家族”平反。 蔡亮在西安收到中央美院7月24日发出的平反通知，上面写着：“几个青年聚在一起谈论问题不是政治错误。”张自薿恢复了党籍。 回想起来，从我赴朝归来到反胡风运动开始，我和几个朋友的来往不过短短两三年，而我们却用了整整二十三年来“赎罪”。汪明付出了他的生命，他于1975年死在安徽的一个劳改农场里。田庄有幸看到了平反决定，当晚便大量咯血抬进了医院。刚刚回到北京的我和罗坚赶到医院去看他，想不到二十多年后的重逢竟成了我们的永诀，几天后田庄便辞别了这个世界。 回想起1959年10月，我在监狱里迎接建国十周年国庆节。这天，管教人员命令我们粉刷墙壁，张贴庆祝口号和宣传画。 我们把一张张招贴画贴在白粉墙上。忽然一个热烈的场景出现在我的眼前，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一个个裹着白头巾的陕北农民昂头吹奏唢呐，敲锣打鼓，欢腾的人群扶老携幼，高举着熊熊燃烧的火把，火炬连成了队伍沿着广阔的山野蜿蜒曲折、星星点点、无穷无尽、隐隐地衬托出远处的宝塔……这是延安人民欢庆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历史性的场景。这幅画形象生动，构图新颖，以恢宏的气势强烈地感染着观众。 当我看到这幅题名《延安火炬》的画作者竞是“蔡亮”时，我差一点没有叫出来，读者可以想到我当时的喜悦和感动。 蔡亮不但活着，还在创作！并且用这样美好的作品呈献给祖国母亲，这对关在监狱里的我是多大的欣慰啊！ 这个国庆节真叫我难忘，这一天政府还发给我们两个白面馒头，我一边嚼着馒头，想念起蔡亮来。 把蔡亮送到西安，原是对他的一种政治惩罚，是剥夺他留在中央美院从事艺术创作的一切优越条件。可对蔡亮说来，陕西却是一片文化沃土。这里的灿烂的古代文化，这里的深厚的革命传统，这里的丰富的民间艺术和千万个受着这种文化熏陶的淳朴的劳动人民，使一个从学院出身的青年呼吸到了清新的艺术气息，使他获得了一种更为宝贵的条件：把自己的灵魂和民族民间文化相融合，和革命文化传统相融合，脚踏实地地走到人民中去。 一场政治运动毁灭一个幼小的艺术生命，大西北丰腴的黄土高原却又培育了一个新的艺术生命，造就一个新艺术家。蔡亮在“小家族”平反后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中朴素地把这个命运叫做“因祸得福”，他说“感谢大西北”。 人生的厄运和磨难既可以使一个意志薄弱者消沉，也可以使一个坚强的性格更成熟更完美。在这个意义上说，在“小家族”成员中，画家蔡亮是一个强者。不仅由于他为祖国的文化建设贡献了《延安火炬》《锁柱》等优秀油画，还因为他在忍辱负重中奋起的不屈的精神。 （选自《炎黄春秋》，1993年第5期） 在风口上 ——从反右派到反右倾 作者：纪希晨 政治风云多变的50年代，处在政治漩涡里的党报记者，生活在风口浪尖上…… 引蛇出洞：“春风未度剑门关” 1957年5月17日（星期六）晚上十点多钟，我从四川省委周末晚会回来，刚走进成都仁厚街45号《人民日报》四川记者站小院，就听见记者李策在楼上急喊：“快，快，大事情，编辑部打电话来……” “什么事？”我上楼，他下楼，在相遇的楼梯上，他向我简要传达了电话内容，听到“连骂共产党的话也要写上”时，我大吃一惊，连忙拉住他：“走，你和我一块向省委汇报！” 我把主管宣传的省委书记杜心源从床上叫醒，让李策把电话内容向他讲一遍。他面带紧张神色说：“我马上向李政委汇报。” 第二天，5月12日（星期日），一大早，四川省委办公厅打电话给我：“今天上午八时，省委召开常委紧急扩大会议，要你参加，请你讲编辑部电话内容。” 我走进省委会议室时，只见省委常委和省级各部门的负责人二三十人，早已到齐。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抽着烟，坐在长会议桌的上端，指着下端的空位子说：“就等你了，你把编辑部的电话内容讲讲！” 几十双眼睛注视着我。我连忙声明说：“昨晚的电话不是我接的。我只能讲讲主要内容。” 至今我仍然记得电话主要内容： 今天（11日）下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刘少奇同志有重要指示。前一时期，全党开展整风，北京、上海动得早，开始鸣放，但全国还没鸣放起来。中央决定，从现在起，全国各省市都要开展鸣放，帮党整风。各民主党派，党内党外，什么话都可以讲，就是骂共产党的话也要让他们放出来，记者要按原话写。 各记者站都要发整风鸣放稿件。你们四川明天就要发条消息来，没有新的材料，可以先到公安厅、统战部看看，旧材料也可以发来…… “还有什么？”李井泉问。 “没有了，主要就是这些。”我回答。 李井泉面向全场，严肃地说：“好啊！中央精神很清楚啊。各部门汇报一下情况，有什么反映呀？” 省级机关和大专院校等相继汇报情况。共同反映的是，北京、上海鸣放了，为什么四川还不鸣放？四川大学党委书记丁耿林说，川大的一些教授和民主党派人士反映说：“现在是‘春风未度剑门关'……” 时近中午，李井泉代表省委，对开展鸣放问题作出部署：决定从星期一起，先在成都的民主党派、川大、文联等部分单位，有重点地开展鸣放。 散会时，我请示省委书记杜心源：“编辑部让我们今天就发一篇鸣放报道，怎么办？” 杜心源想了一下说：“你们可以先访问一些人。具体访问什么人，你快去找统战部长熊扬商量，他刚才也来开会了。” 我追上熊扬的时候，他还未走进家门。他当即按听到的鸣放精神，给我写了十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的名单、住址，笑着说：“估计这些人可能会讲些话。” 中午归来，我即召集四川记者站同志开会，传达编委会指示及省委会议部署，并按统战部提供的名单，进行分工。除丁帆留在机关向外联系，我和李策、姚丹、饶学成分别出发访问，目的就是“让他们讲出话来”。当晚，集体汇报采访情况。民主人士的共同反映是，上海、北京鸣放了，为什么四川还不鸣放？访问中，有的人也说，这是“春风未度剑门关”。 深夜，李策负责整理汇报材料，然后交我编发。看到“春风未度剑门关”这个标题时，我把它删掉了。我想，所谓“春风”就是指毛主席的论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省委已在党内外作了传达，我还写了《四川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推动工作前进的伟大动力》的新闻，刊在4月25日本报头版头条，怎么能说“春风未度剑门关”呢？李策说，不能删，这是一句最重要的原话，编辑部叫写原话。我当即保留原话，发走了电报。 电报发走之后，我意识到，这篇重要新闻，未送省委审查是不妥当的。第二天一早，我就向省委书记杜心源汇报了新闻采写情况，说明采访是按中央的指示精神，按省委的部署、统战部开的名单进行的，按原话写的。为了赶时间，昨晚未来得及送省委审查就发走了，这是自己的疏忽。杜心源听了未说什么。 隔了两天，5月15日，刊登《春风未度剑门关——四川党外人士批评省内尚未广开言路》的报纸，到了成都。这则刊于二版中栏的三百字新闻，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我听说，省委负责人看了报道，认为批评了省委，很不高兴。那些在这篇新闻中说过话的人，反右派斗争一开始，全都划为右派了。多年来，我内心为这件事感到不安。如若不是那些报道，这些善良的人们，大概不会受到那么大的灾害吧！ 在这期间，北京新闻界发生的“左叶事件”，也波及到四川。重庆、成都新闻界连续邀请我们记者参加座谈会，表示声援。对此，我十分警惕，要求记者站全体同志不参加这类会议。一位同志走到门口，被我拉了回来。我说，我们记者站的工作条件十分优越，能经常列席省委常委会议，及时看到文电。不要说没意见，就是有意见，也不能到座谈会上去讲。事实证明，这样做，保护了同志。而那些出席新闻座谈会的人，有不少也被错划成为右派。 一天清晨，我被急促的敲门声惊起。几位记者激动地说，成都昨晚发生“左叶事件”，这还了得，我们要马上报道！ 事情是这样的：《西南铁道报》的一位记者，在报纸上批评机关总务处长用高价买了一张檀香木办公桌。处长看到报纸，提着手枪追赶记者，记者跑到《人民日报》记者站躲藏…… 如何对待这一爆炸性新闻？是报道出去在新闻界火上加油，还是进行内部处理？我劝大家要从政治上严肃考虑。我说，我马上到省委开会，向省委报告。省委未处理以前，谁也不能向外发电报，不准向社会上泄露这个消息。 当天上午，我到省委开会。散会后，当会场只剩下李井泉、李大章、杜心源三位主要负责同志时，我如实汇报昨晚《西南铁道报》发生的事件。李井泉一听，马上问我：“你准备怎么办？要写报道吗？” “不，不写报道！”我坚定地说，“我是向省委反映情况，请省委迅速处理。” 李井泉连声称赞：“好，好！不要报道，我马上派省工交部长来处理！” 与此同时，成都四一二等技工学校学生相继发生上街请愿事件，他们也来到记者站上书请愿，我们都及时向省委汇报了。省委迅速采取措施，平息了事态的发展。 省委透过这一系列事实，考验了《人民日报》记者站，证明我们在风浪中，与省委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因此，消除了一度对记者站产生的隔膜和疑虑，又信任我们了。 从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文件开始的整风运动，到把人民内部矛盾当做敌我矛盾的反右派斗争，经过了曲折的转化过程。产生反右派扩大化错误的教训之一，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引蛇出洞”，错把阳谋当阴谋，混淆了敌我界限，把大批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成右派分子，造成了许多人的极大不幸。 飞向天上的梦想 我深受“超英赶美”口号的鼓舞。1958年，我热情投入歌颂“三面红旗”的战斗。只在后来，才比较清醒了。事实证明，“三面红旗”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物。 1958年4月，党中央在成都金牛坝举行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等都到附近邻县红光公社观察。他们足迹踏过的田野，称为“幸福田”。成都会议虽然提出要“冷热结合”，实际上，“热”已相当高了。 我多次穿越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得天独厚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像乳汁一样哺育着川西平原，合作化时期，这里水稻单产六七百斤，麦子三四百斤，油菜二三百斤。“大跃进”一来，新都、新繁相继出现“油菜工”。一些社队给“油菜王”吃小灶，让“油菜王”在路边排队成行。“油菜王国”虽然增产了，大面积油菜却减产了。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从成都到乐至、遂宁、三台，沿公路两旁，到处插着丰产路、丰产坝、丰产沟、丰产田的木牌。乐至县为使三十五万亩小麦能“大跃进”，组织了七八万人的专业队伍，按军事化建制，专门挑水挑肥。龙台公社两万四千多亩麦子，1957年平均亩产只有二百斤，1958年，却提出亩产要达三千斤。这本是浮夸的神仙数字，可是，我被群众热情冲昏头脑，信以为真，把神仙数字写进《跃向新高峰》的通讯。 我和孙跃冬、丁帆来到大邑县。这里到处红旗招展，全县大半劳动力上山大办钢铁，留在家里的九万多男女，组成军事化的深耕兵团，采用“运动战”的方法，在田野里安营扎寨，昼夜不离战地。深耕深挖，到处轮番作战。平坦的田野里，到处挖成深沟，有的深达三四尺，像战壕一样布满田间。人夜，又强迫群众点燃一堆堆柴火，对挖出的生土，进行熏烧制肥。我们对这种违犯常规的蛮干，也曾在一篇通讯中加以报道。 成都市区也大办钢铁。不少机关院里修起砖石土高炉。没有焦炭用柴烧，没有矿石就炼废铁，一些家属用的铁锅、盆子、门环，也被动员出来参加“大办”。对这些愚蠢的做法，人们敢怒不敢言。上级仍在说，“大炼钢铁是政治，既炼钢，又炼人！” 我到了江油县中坝。这个传说是哪吒闹海的地方，几十里全是“大办钢铁”的人山人海。来自绵阳、三台等县的三四十万干部群众，一听到“江钢集合”的命令，一夜之间全都上了山。人们顶着秋雨，踏着泥污，搭草棚，砌高炉，运矿石，用人拉大风箱，代替鼓风机。在日夜苦战里，有的土炉子流出盆子大的矿渣，更多的是只见冒烟，不见铁水。 广西鹿寨县用大窑炼铁的经验传到工地，人们涌进深山老林，砍倒大片大片森林。在山上挖出深三四丈、宽一两丈的大窑坑，将砍倒的大树干，竖立起来塞满坑里，然后，倒进矿石，从下边点起火来。无奈树干湿，只见冒烟，不见起火，更不见铁水。凡是冒烟的窑坑，都被当做了“钢铁卫星”。 一天夜里，省委通知我去参加中央的电话会议。到会的只有省长李大章和我两个人。在各省汇报放“钢铁卫星”的数字以后，中央一位负责同志点名向四川催调粮食，说上海、武汉存粮不多，命令四川连夜顺长江再次紧急运粮。李大章说，知道了，知道了。转过身，他苦笑着对我说，江苏、安徽、湖北放了那么多“高产卫星”，为什么还要从四川调粮？我们省的存粮快要调空了，叫我从哪搞粮食呀！ 在北京开会的省委负责人，看到各省都在“放卫星”，打电话问四川情况。过了不几天，传出红光公社放五万斤“卫星”的消息。成都市各机关干部向红光公社涌去。我立即同记者赶往现场。心想，这下该给四川争光了，哪知，到田间一看，只见二亩多稻田里，堆满了移栽的稻子。密密实实的稻穗上，连人站上去也能经得住。我们感到很奇怪，便问几个社员，他们躲躲闪闪不说话。只有一个老农悄悄说：“我们这是神仙地呀！”他顺手拔起一把稻子：“你看，这是打夜战栽的！”他说，干部强迫群众，连夜把二三十亩成熟的水稻，连根拔起，为放“卫星”，拼栽在一起。 我们带着凄楚的心情回到机关。晚上，省委打电话，说省委书记阎秀峰、许梦侠找我，“今天你去了吗？你实地调查了吗？你们新华社准备报道吗？”我如实汇报了看到的情况。我说，“我原来准备报道，现在看来‘卫星'是假的，不准备报道！” “对，不要报道！”阎秀峰、许梦侠几乎同时表态。接着，他们给我一封揭发信。一个干部在信中揭发说，红光公社放的“卫星”全是骗局，是上边压出来的。 飞向天空的“卫星”破灭了。省委负责人回成都后，在一次干部会上批评，不放“卫星”是不相信新生事物。反右倾开始后，不同意此种做法的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温江地委副书记和我，都受了批判。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民公社是天堂”。温江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城关上游人民公社一夜收了一万六七千份申请书，连一些老太太也点着火把登门要求入社，“可不能把老娘丢在外边”。一些社员所以敲锣打鼓入社，实际上是“一入社可以放开肚皮吃饭”。在食堂，我看到粗粮细做，干部社员在公共食堂里，大摆红苕筵席。 1958年11月下旬，我到北京开新华社国内分社社长会议。途经八百里秦川和河南西部，看见铁路两边，土高炉火光冲天，堆在田野里的庄稼却没人收。包谷堆在地头，棉花白花花地挂在枝头，成片的柿子树上，树叶掉光了，树上的红柿子却没有人摘……这些姓“公”的庄稼变成了后娘的孩子，在寒风中摇曳。 我向编辑部农村组谈了这个情况。编辑要我写一条《要把丰收果实收回来》的读者来信。发表以后，反右倾时，这封信竟成了我“坐在火车上看缺点”的证据。 吴冷西同志在分社社长、记者站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提出记者头脑发热，要记者对一切事物应保持冷静的头脑。经过讨论，记者头脑开始冷静了，从飞在天上，回到地面，比较实事求是了。 新账老账一块算 1958年底，飞在天上的“卫星”纷纷坠落。我同许多人一样，经过实践的教育，开始从空想和梦幻里醒来，把眼睛向天，转向地面，看到了“三面红旗”下的灾难。 物产丰富的四川，为支援全国，连年调出大批余粮。近来粮食、蔬菜突然紧张起来，原有的大批存粮几乎外调空了。省委公开号召吃代食品，过去喂猪的牛皮菜，变成了人的当家饭，五角钱一斤的南瓜，远调人川。干部的口粮标准，由三十斤压减到二十三斤，有个时期减至十七斤。许多人浮肿了。而这一切，都是由于宣传“卫星”上天，打肿脸充胖子，将口粮当余粮，发扬所谓“共产主义风格”造成的。 1959年8月27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发表公报，错误地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号召全党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9月上旬，中共四川省委召开地委书记和厅局长干部会议，学习讨论庐山会议文件，讨论彭德怀向毛泽东写的万言书。四川省委为了测验广大干部对彭德怀意见的态度，发明了全国独一无二的考试法，要科处以上干部，在“赞成”或“反对”栏内画圈。我没有参加考试。在省委会上表态时，表示拥护中央决定。我说，彭德怀肯定“三面红旗”是对的。信中的意见，有的符合实际，有的不符合实际。从四川看，“三面红旗”还是有成绩的…… 我的发言，被小组长汇报成完全赞同彭德怀的意见。省委负责人发火了。他说，纪希晨1957年写了《春风未度剑门关》，这件事，我一直记着，这次要老账新账一块算！ 省委会议后，我正准备下乡做人民公社调查，省委宣传部通知开会。宣传部副部长指着我们到场的三个人说，我奉命通知，省委要你们检查！常苏民（省文联主席），1956年省党代表会上，你发言批评省委官僚主义，不重视文艺工作；王达（省广播电台台长），你在党代会上批评省委不民主；纪希晨，你1957年在《人民日报》上写《春风未度剑门关》，批评四川未广开言路…… 我当场申辩说，这篇报道是我向省委汇报编辑部的电话内容以后，按省委的部署和统战部开的名单，按党中央的鸣放精神写的。那位副部长说，这些我都不清楚，你快检讨吧！ 省委宣传部直接主持对我的批判。规模由小到大，由党内到党外……在持续一两个月的批判里，火力集中在《春风未度剑门关》一稿上。这样，我被列为四川新闻界的重点人物。对我的结论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政治上违法乱纪”，撤销党内职务、行政降职，下放劳动。 我被下放到仁寿县劳动，经历了少有的艰苦。我以生产队副队长的身份，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挨饿，曾一连七天吃稻种籽、吃红苕秧。我亲眼看见倒在路边的饿死者的尸体……下放期间，由于我反映一些干部违法乱纪，再次以右倾受到批判。这段时间，尽管吃了不少苦头，但我始终充满信心。下放不仅锻炼了革命意志，同社员建立了感情，也了解了下情，受到党组织的好评，认为我在严峻的考验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品德。 1963年9月，党纠正反右倾的错误。对1959年我受的批判，进行初步甄别，把结论改为“在反右派斗争初期鸣放报道中犯了政治立场不稳和违反组织原则的错误……免予处分”。二十年后，1980年9月，四川新华分社经四川省委批准，才对我彻底平反。 1964年初步甄别后，我才向报社、总社写信，说明我是为什么被批判的。与此同时，我向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子意同志汇报甄别情况，提出“我从《人民日报》来，要回《人民日报》去”，得到批准。于1964年8月，离开我随刘邓大军进军西南以后生活、战斗了十五年的四川，回到了人民日报社。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作者：戴煌 开篇话 据说在偌大的古都北京城，直到人民共和国创建伊始，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棵原产亚热带地区的菩提树。其中三棵分布在一些公园里，第四棵就在我们新华社通向佟麟阁路南口的后门、也叫西门的小四合院里。每到春夏之间，满树隐藏在椭圆形叶子下面球形花托内的点点小白花，向整个小院飘发出一阵阵沁人肺腑的馨香。人从树下过，往往就会把这种馨香携带到别处，从而使嗅觉敏锐的新华人立刻就会脱口而出：“啊，你刚从后院来！” 经40多年的变迁，人数扩大了十多倍的新华社大院的面貌，早已今非昔比了。虽然这棵树皮干裂而惹人喜爱的菩提树，还被特别珍爱地移去了别的所在，但那灰色平房的拥有合作社和洗衣房的小四合院，已经荡然无存了。紧挨着这四合院里边的一座灰色建筑物——被“老新华人”过去称之为“外文出版社食堂”——也在十年前被拆除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座奶黄色的美观漂亮的高达18层的三岔宿舍楼。接着又在其南，砌了座同样高度的二岔宿舍楼。 不过沧桑可巨变，而历史将永存。至少，对我和我的一些朋友来说，那灰色的大食堂留在我们记忆中的影像，是永远不会被淡忘的，至于1957年及其以后20年的种种遭遇，就更不会被淡忘了…… 1 赫鲁晓夫冲击波 1956年3月，新华社国内工作会议，就在那灰色的大食堂里举行。人们把一张张方形饭桌拼接成长条桌，较短的一条横在一排卖饭的窗口前，作为主席台；三条长的摆成“川”字形，成直角地直对着主席台。所有的长桌上，都铺着洁白的台布，上面搁着花瓶、烟灰缸和放置香烟的小碟，外加带盖的白瓷茶杯和热水瓶。简朴而清雅的布局，配之以大家无拘无束的发言，整个会场的气氛是融洽和谐的。 突然有一天，人们吃罢早点走进会场时，感到会场内的气氛似乎变得严肃起来。国内新闻编辑部秘书兼做大会秘书的江涛，拿着一本小册子向与会者晃了晃说：“苏共二十大一结束，我们党的代表团团长朱总司令就飞回北京了。他带回了赫鲁晓夫同志关于斯大林同志的‘秘密报告'。（吴）冷西同志说，根据中央的指示，这‘秘密报告'先向参加会议的同志传达，全文照念，不得加入任何解释性的插话；同志们只能听，不能记，也不能擅自向没有参加会议的同志传达，这作为一条纪律。 “好，现在开始念。” 江涛一手拿着小册子，一手把架在鼻梁上的白边近视镜扶扶正，就用他略带山西口音的腔调，一字一句地念了起来。 他整整念了一上午，大家都肃然静听，几乎没有人咳嗽，没有人上厕所，没有人交头接耳；抽烟喝茶的人擦火柴、放茶杯，也都小心翼翼，轻而又轻，就怕影响自己和别的人有哪句话没听清。 然而这外表的镇静，平息不了人们内心的狂澜。从每个人面孔上的表情就不难看出，这个后来被全世界都称做“秘密报告”的报告，不啻于在大家固有的精神领域中，突然投下了一颗无声无息的原子弹。它那无声无形的强大冲击波，猛烈地冲击着每一个人的心灵，使得人人震惊、愕然、迷惘，伴之以轻轻的长叹。 起初我也不能理解，像斯大林这样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为什么竟会有缺点和错误，而且严重到如此骇人听闻的地步？同时，在全世界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竟会让这样严重的错误发生，而且久久不能被揭露和纠正？我愈想愈深，愈深愈乱，最后竟乱纷纷地不能自我摆脱。 道理很简单。在少小年代，我就深深地接受了我国侠义小说和帝俄时代民主主义文学的熏陶，同情苦难人，仇视暴虐者。这种思想情结，使我在日寇、汉奸、土匪、国民党顽固派和共产党的各种势力犬齿交错动乱不安的岁月中，未曾沾染过任何政治污点，刚满16岁就偷偷离家参加了新四军并很快入了党，踏上了革命征途。这征途虽然充满着艰难与牺牲，但其前景是那样的光辉灿烂。而现在，在这光辉灿烂的前景上突然投下了一道巨大的暗影，使人不禁一时无法抑制心头的悸动…… 最后我自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此看来，斯大林并不像我们过去所宣传和想像的那么伟大。可是我们为什么又要一直宣扬他是个十分仁慈、异常谦逊且集人类全部才智的最伟大、最富有天才的革命导师呢？他显然没有保持住他应有的高贵品德，而且利用了人民对他的信任与爱戴，为自己的沽名钓誉和树立个人崇拜作了不懈的努力。 在我的心目中，斯大林已成了一个既有奇功亦有重罪的人物，而不再是我曾经极端崇拜过的革命导师了。而在此前，我是把他当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后举世无双的革命领袖的。 1953年3月初，我正在朝鲜前线的许世友兵团采访，突然听到他不幸去世的消息，我和大家一样痛哭流涕，哀愁万分。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损失了这样伟大的领袖，我不知道会不会再有第二个斯大林领导全人类继续奋斗。 1954年春天，我去越南采访，路过睦南关（后改称友谊关），适逢睦南关人民集会纪念斯大林逝世一周年。我出自内心真情的需要，自动率领随行人员参加了纪念活动，并发了一条电讯。 这都说明，我对我们的领袖和导师，本有着无限的热爱、无限的信任和十分虔诚的崇敬。但在经受了“秘密报告”原子弹的强大冲击波的冲击后，我痛苦地发觉有人蒙蔽了我们的良心，愚弄了我们的单纯，彻头彻尾地欺骗了我们，我不禁愤愤然了！ 同时我也不能不这样想：从1917年到1956年，苏维埃革命成功快40年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党和人民的政治嗅觉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应该达到很高的水平了，可为什么还不能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或制止其发展，反而听任其蔓延危害，久久不能揭发？现在斯大林故去了，有人讲话了。而如果他果真万寿无疆，那么这种悲剧是否将会永远演绎下去呢？现在敢于讲话的人们，当年干什么去了呢？他们为什么不肯万死竭忠苦谏，反要振臂高呼“伟大的生身之父万岁”呢？领食人民俸禄的人们，应该忠心于革命和人民，还是忠心于某个个人抑或只忠心于自己的所谓荣誉、权势和脑袋？如果他们过去对如此重大的问题都可以置之不顾，那么他们把人民对他们的信任与委托又置于何处？这能算是真正的革命者与政治家么？ 另外，两万万人民又到哪里去了呢？如果“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为什么视而不见、不出来说说话呢？如果他们欲说而不说，是什么东西不让他们说？如果说了并说了许多，又是什么东西使得他们说话算不了数？ 对这么多的疑问，我曾设想过多种答案，试图努力说服自己：这是一种误会，一种偶然，甚至是一大谣传；但是我无法用一根合乎辩证逻辑思维的有力的线，把所有的答案都贯串起来以自圆其说。我反复地想来想去，只能勾画出这样一种局面，才觉得比较地合乎逻辑： 斯大林同志的本质是好的，但又是不纯的；他有着过人的才智，但又不是万能的；他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在苏联各族人民和世界人民中赢得了崇高无比的威信；但他又未能保持住革命导师应有的谦虚谨慎。斯大林同志被功绩和颂扬冲昏了头脑，对自己的缺点放松警惕而采取了放任的态度。他自认为自己是最最忠于革命的，自己的一切都是最正确的，越来越不喜欢听到不同的意见，而酷爱别人对自己的驯服和赞颂。于是他对革命的尽力和对个人权欲的满足同时并举，在个人与党之间画上了等号。一旦遇有不同意见，他就认为这是对他的不驯服；而对他的不驯服，则无异于对党对革命的不忠；而对党对革命的不忠，则必然是“反党”和“反革命”，必然是“人民公敌”；既然是“人民公敌”，则必须对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置他们于死地而后快。在这整个过程中，无须通过经得起检验的法律程序。因为在他看来，他自己就是党和政府，完全有资格独断专行而毫无歉意。对人命关天的大事尚且如此，那么制订和执行一般方针政策时执意孤行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种种不利于革命的行为更是无可避免的了！ 如此种种迹象，不能不在广大干部中引起强烈震撼。真正忠诚于革命的大智大勇者嗅觉敏锐，目光犀利，善于从微小事物中洞察到深刻的含义。他们真诚而果敢地挺身而出振臂疾呼，可惜在横加的“反党分子”和“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罪名下，被杀头的杀头、流放的流放，几乎被戕害得干干净净。有些人本来也想出来规谏，但不够忠勇，只得明哲保身；有些人不说则感愧，欲说又不能，苦闷至极，自短其身；还有一种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国家与老百姓的事是好是坏，均不在他们的闻问之列；更有一种人见利忘义，卑鄙无耻，竭尽阿谈逢迎之能事，明知是错误的也要颂扬备至，甚至不惜勒紧人民的裤腰带也要作弊撒谎，蒙上压下，确保乌纱，邀功请赏；再有就是那种绝对相信领袖相信“党”的“死忠臣”，事事依靠领导、服从领导，不善于也从来不想独立思考而明辨是非，能做好事也能跟着做坏事。 至于两万万人民的状况，大概也差不到哪儿去。 社会主义民主名存实亡了！人民和自己的看法一致，就打开民主的匣子，并由此进一步宣扬自己就是人民意志的化身；人民和自己的看法不一致，则对不起，民主的匣子就悄悄地合上，只剩下集中了。这样下来，如果还不脱离现实、脱离群众，那只有托天之福了；这莫说错误会越来越严重，就是满心想办好事，也会办出坏事来了！ 这些从未有过的思考，害得我食不知味，寝不安席，顿失日常惯有的笑容。我的妻子很纳闷，问我出了什么事，老想些什么？我摇摇头，说没有啥。虽然她14岁就参加了新四军，早已是共产党员并是新华社的助理编辑，但她毕竟没有参加国内工作会议，没有听过那个“秘密报告”的传达，我得严格遵守会议所宣布的纪律，不能向她一语道破而宁可自作苦思，苦思的结论是—— 社会现象复杂，人心各异，一切的一切，并不像我们过去所想像的那么简单：不是白的就是黑的。事实上，许多肯定无疑的东西也许是假的，许多被否定了的事物却可能是真的。“心之官则思，思则得。”自己既然也有一颗心，就应当有所思，求所得，不能再人云亦云了！ 2 照镜子 国内工作会议接近尾声了。 一天下午，我们接到了通知，要大家赶快准备一下，马上乘车去中南海和毛主席照相。 许多同志大喜过望，衣冠楚楚，谈笑风声。而我和我的一些最要好的同志，对此却并不怎么热心。尤其是我，竟突然感到这索然无味。有的同志一再催我赶快回家穿上在越南采访时的西装革履，打好领带，与大伙儿一块儿去。其中个别人似乎也揣测到了我在思想感情上已发生了某种变化，便特别悄悄地对我说：“不去不好。”怯于老友们的面子，我只好答应去，但坚决不更装，仍然穿着往常的那套银灰色中山装，也没梳梳头，就跟着大家上了车，进了中南海。 我们远远地下了车，来到了西天太阳斜照着的周围有不少葡萄架的合影广场。许多同志喜笑盈盈地站上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合影台，有的人还尽量往前面最中央的椅子跟前凑。其中特别是保卫处长吴文正，双手紧紧地把着最中央的一只椅背，好像他是党的最忠实可靠的一员，那位置非他莫属。 等大家都排好了，中南海的侍卫负责人汪东兴来传话，说毛主席要吴冷西同志去一下。不一会，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彭真等领导人由吴冷西陪同，来到了大家的跟前，大家热烈鼓掌，领导人也轻轻地拍手示意。 礼毕，毛主席向几位摄影师瞅了瞅，觉得他们当中少了一位最熟悉的人，忙问：“侯波呢？侯波怎么没来？”这位著名的女摄影家、新华社驻中南海的摄影组组长立刻在我们的队伍中应声答道：“我在这儿哪！”毛主席寻声望去，远远地指着侯波乐哈哈地说：“啊，对，今天你应该是合影队伍中的一员……”这又引起许多人的一阵欢笑。 可是，直到大家又鼓掌欢送毛主席等领导人离去，我从始到终都绷着脸，没笑过。 我“发神经”了吗？ 不，我清醒得很。我应该承认，我的心情有了某种变化。1947年春天，我还在苏北文工团搞创作的时候，曾自己作词配曲，弄出了一首带有苏北民歌风味的《歌唱领袖毛泽东》，并在苏北的一些部队中传唱过。在那之前不久，苏北文工团的同志正分散在坚持敌后的部队中打游击，听说胡宗南的部队占领了延安，毛主席还在陕北坚持领导殊死斗争，我曾为他的安全忧虑得掉过泪。这种无限热爱之情一直保持了许多年。但是自从受到了赫鲁晓夫冲击波的猛烈冲击，这种感情便不复存在，而自己又缺乏那种逢场作戏的本领，就显得很“幼稚”了。 那一阵，我的脑子里乱如翻江倒海。我借用了苏联的这面巨大而“神奇”的水晶镜，来验照我们自己的这块土地上有没有类似的苗头。日本的一则谚语说得好：“高坝长堤，毁于蚁穴。”而蚁穴是那样的微小，小得难以发现；即便发现了，也很可能被认为微不足虑而疏疏放过。惟一的办法就是要多看、多思、多疑，做到防微杜渐。 由此我想得很多，想到了我们的经济建设、文化教育，更想到了我们的政治生活——尤其是中国有无“个人崇拜”，成了首屈一指的大问题。 联想的结果不怎么妙。我觉得中国也有个人崇拜现象，虽然它还远不及苏联那般严重。 首先我深感对毛主席的颂扬太过。在人民的心目中，似乎毛主席无所不知，无所不精，不会有缺点，更不会有错误。他既能事无巨细地通达古今，更能万无一失地预卜未来；他不仅在指挥战争、领导建设等方面有着盖世的才智，就是在生活道德的方方面面也都堪称世人的楷模。如果他在哪些方面还没有给当代和后世留下典范式的著作，那也只因为他没有工夫写而不是不能写。因此他是人间的红太阳、人民的大救星，同时是集人类全部智慧的最伟大的天才。如果没有他，中国就不会有这场伟大的革命，革命就不会成功；如果一旦失去了他，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则将不堪设想…… 对这样的宣传、赞颂和教导，我认为充满了唯心主义的色彩。这样的天才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尽管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强调过，对革命领袖的信任、诚服、崇敬和爱戴，不仅为革命利益之所必需，同时也是出于革命群众对革命领袖人物的真挚之情。但很多人认为这又不能做得太过分。太绝对化。按照列宁的说法，正确与错误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我想对领袖的看法及颂扬也不应例外。事实已经证明，这种过分的做法及与其相应的许多概念的形成，已给我们的事业和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有害的影响。它的主要表现是：盲目服从，思想僵化；头脑发热，自以为是；下情不能上达，人民意志消沉……这一切的总和，使我们党内的民主传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我们国家之所以也发生这种现象，因素固然很多，但从领导方面说，似乎也有不可推倭的责任。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人民大众的政治觉悟正在飞速提高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生活是否活跃，显然不在于人民懂不懂得民主、要不要民主，而在于执掌国家大权的领导集团发扬民主的程度，在于他们是否切实运用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使人民的言论自由和人格尊严得到应有的尊重与维护。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我们只一个劲儿地强调领导的伟大与正确，想尽一切办法号召大家对领导无限信任与绝对服从，而极少甚至根本没有用事实来倡导或鼓励对任何领导乃至中央的批评与监督；我们只一个劲儿地强调了集中与纪律，而绝少允许要求应有的民主与自由；我们一个劲儿地强调了优点、成绩和贡献，而极少揭露缺点、失误和不足……这一切的总和，把活生生的现实给扭曲了。 从毛主席个人来说，我觉得也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他屡屡告诫大家“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批评犹如洗脸，我们不怕承认错误，等等；可是从党内到党外，我们从未见到过也从未听说过，他老人家自己有过任何微小的缺点，他所领导的中央最高层有过任何微小的错误。他在《实践论》中精辟地阐述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永远不会和存在完全一致，必须不断地予以修正、提高和发展。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漫长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各种各样的事件庞杂无计，如果事事都能得心应手，预料周全，那是难以想像的。但是我们从没有听说毛主席修正过自己的认识的例子，即使有，那责任也是别人的。 拿土改运动的发展来说，从1946年的“五四”指示到1947年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至全国解放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若干具体政策的变化是相当大的。如果说，这当中起初有过若干不周不当之处，一旦发现立即修正补充，本是无可非议、完全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正说明了我们党的英明与伟大，不会有损于任何人的威信。但是毛主席在给某些地区执行者的指示中，往往批评下面这也“左”了，那也右了，这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有些事情明明是中央朝令夕改，左右莫定，弄得下面无所适从，疲于奔命，结果也把责任推给下面了事。譬如有一阵突然刮起大量培养干部风，说什么家大业大，处处都需要大量干部。不看部门的大小及其实际需要，一律都安排了很多副职，谓之“人多好办事”，为将来的大发展作准备。没隔多久，到处都出现了“三个和尚没水吃”的荒唐局面，国家的财政负担也难以为济，于是又怪下面盲目发展一窝蜂，命令收摊子。隔了不久，又说要大发展，复又“人丁旺盛”起来，干部成堆的局面越发难以收拾了。说来归去，大家都不好，只有领导个人好。虽然不能说，这就是“事成功归己，事败罪他人”，但给人们的印象的确是不妙的。 总之，如果毛主席真正是谦虚的，他完全有能力要求全国的报章杂志少发表一些歌颂他个人的东西，尤其是那些言过其实的“一切归功于毛主席”的东西；如果毛主席真正是谦虚的，他就不应该答应罗荣桓的要求，把《八一》杂志封面上原是朱总司令题写的刊名换成他的题字。如果毛主席真正是谦虚的，他就应该提倡大家向众所敬爱的所有领导人高呼“万岁”，而不应该把大家喊了多年的“朱总司令万岁”的口号给取消掉，而只剩下他一个人的“万岁”，更不应该默许中宣部常常指示全国哪些地方必须挂毛主席像，节日的报纸刊物该登多大尺寸的毛主席照片，开会游行时如何喊“毛主席万岁”。 事实上，毛主席的一言一行未必都是正确的。我们一度奉之为信条的“我们正在做着我们的祖先连想都没想到过的伟大事业”的说法，我以为就是不够妥当的。 在中国，就政治抱负而言，天下大同说并非出之于我们这个时代，而在先秦时代就出现了。只不过我们的祖先受到时代的局限，不可能预见到我们今天正在走着的能够到达大同的正确道路罢了。 从科学技术方面说，我们今天的许多所谓创举，也并非在我们这个时代突然从天而降，其中除吸收了国外的有益知识与经验外，也接受了我们自己祖先的许多知识与经验。 就是这样，我们今天也还没有任何一种所谓创举，能够像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那样，在当时的全世界处于独创式的领先地位。我们今天能够建成武汉长江大桥、飞机工厂和改造黄河，固然也很了不起，但那不过是我们能够正确接受古今中外的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结果，而并不等于在首创方面已超过了我们的祖先。 当然，比起过去若干腐朽的帝王统治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用许多震撼人心的字眼，来赞颂我们已经取得并即将取得的伟大业绩并不过分。但是我们所说的祖先，首先应该是我国历代的劳动人民。他们在那千层万叠的重压下，在那贫困、痛苦和落后的境况下，还能够不断地以无与伦比的创造性劳动，为我们的祖国在全世界争得了很多荣誉，这本应该十分值得作为他们后代的我们所永远崇敬的。俗话说“无天即无地，无上即无下，无父即无子。”没有我们祖先的辛勤劳动与创造，即不会有我们今天的进步与繁荣。在他们的面前，我们是没有资格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骄傲与自豪的架势来的。如果我们今天目无祖先、贬低祖先，似乎只有自己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顶天立地的盖世伟人，那么要不了太久远，当我们的子孙进入宇宙时，他们也“如法炮制”地冷嘲今天的我们愚昧、落后与无能，没有竭尽全力建设我们的祖国，我们在黄泉之下将作何感想？！ 至于“人多是好事”、“我们不怕人多”之类的说法，更是违背我国当前的历史要求的。当我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不能远远超过人口增长需求的时候，人口的无限制增长，只能起到拖后腿的作用。毛主席之所以常常要发出诸如此类的豪言壮语，似乎是想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他最伟大、最有办法，是空前绝后的天才、奇才、绝才，大家跟着他，什么也不用怕、不用愁。事实上，多少年来，大家也确实就是这么坚信不疑地跟着他走过来的。而此刻我认为这是不确切、不全面的，如果再这样下去，迟早会像斯大林式的统治那样，把全民族带入险象丛生的境地。 如何避免继续向这种境地走去？ 首先，我希望避免虚夸的宣传和歌颂。人民是否喊“万岁”或是否挂领袖像，应由人民自己作主。如果由“上面”指示这样做，则无异于强制。 其次，对领袖与中央的缺点错误完全可以批评，并适时地公之于世。 再次，在反对分散主义而强调集中的同时，也要反对惟命是听、盲目驯从。应该大力提倡每一个革命者都要学会独立思考——正如毛主席自己也曾经提倡过的那样——对每一个事物都要“闻一闻，嗅一嗅”，以辨别其好坏，并切切实实地给大家创造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条件，而不要光以“不怕杀头坐牢”的空洞鼓励为满足。 最后，领袖们应当经常和人民群众见面，定期召开记者招待会，以便于人们了解他们的真实面貌，不再把他们当做高不可及的神秘人物。 只有这样，领袖们才能及时洞察现实生活之毫末，感触到人民的脉搏与需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古人所说的“上下交则泰”，否则必将“国之无邦也”。 至于党内生活，那种党就是领袖、领袖就是党，甚至于任何部门或地区的大小领导，都可以在他们个人与党之间画上等号的极端荒谬的现象，更应该立即克服。因为党不是抽象的、神秘的，而是由现实的人缔造和组织起来的。而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绝不会一般的高矮胖瘦，即便久经考验的领袖人物，在某一时某一地，也会有想错说错做错的可能。因此反对某个具体部门或地区的领导，甚或不同意某个领袖人物的某一说法或做法，就不该扣以“反党”、“反领导”、“无组织无纪律”的大帽子。 所有这些，毛主席过去做得怎么样，今后又会怎么样，不是不值得忧虑的。我的这种“一反常态”的重大心理变化，我以为是好、是进步、是真正地开始趋向成熟。最低限度，倘若再有强劲的政治风潮涌来，我绝不甘心再让别人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任意涂抹荒诞的迷信色彩了。 这时我急于想对我很不了解的城市与农村的真实生活，作一番细心的考察。因为多少年来，我一直从事军事报道与国外报道，对城乡民间的生活不甚了了。正当其时，我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务，有助于实现自己的这一愿望，这一任务就是去上海报道苏联舰队的来访…… 3 上海行 一 1956年6月下旬，苏联第一次正式派出友好舰队访问中国，泊留地在上海。新华总社特派我的老友李财因和我前往，配合上海分社的同志们完成这一报道任务。我的任务是写好最后的两篇稿件——我军“南昌”舰到长江口外迎接苏联舰队和苏联舰队进入黄浦江驶达南京路外滩的抛锚地。 这时候，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早已外露，世界范围内正涌起一股股凶猛的反共浊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动荡中。在这困难的紧要关头，巩固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大支柱——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团结，其意义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不是官样文章而是别开生面地搞好苏联舰队友好来访的报道，也就具有一定的政治价值。 6月中旬的一天，我与李耐因登上了北京直达上海的快车。我们几乎两耳不闻窗外的隆隆声，悉心研究随身携带的上海一带海域的水文气象图、访问活动的细节安排以及一大摞外国舰队互访的新闻资料。一到上海，就住进临时作为接待苏联舰队的指挥中心的外滩南京路口的和平大厦，也几乎闭门不出，构思我方军舰到长江口外的海上迎接客方舰队的第一篇报道的蓝图。 6月19日午夜，李耐因留守和平大厦，准备向北京编发我将从军舰上发出的第一篇稿件。我则身着浅灰色英国凡尔丁西装，内村白色印度绸大翻领衬衫，与来自全国各大报的几十名记者以及塔斯社驻华记者，登上了著名的“南昌”号护卫舰，向长江口外破浪而去。 20日清晨，两国军舰在海上遥遥相遇。我与塔斯社记者，首先跟随我们的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彭德清海军少将，共乘一艘银灰色鱼雷快艇，登上了访华舰队的旗舰“德米特里?波日阿尔斯基”号巡洋舰。 这是苏联太平洋舰队的主力舰，排水量达1．3万吨。在我们这些从未见过偌大军舰的人看来，它显得宽大雄伟，也很长，从舰头到舰尾执行勤务的军官们，居然要乘坐小吉普车来回奔忙着。 不一会，那艘鱼雷快艇又陆续把“南昌”舰上的几十名中国记者，分别送上了客方旗舰和后面的两艘雷击舰。我与来到旗舰的中国记者及塔斯社记者，被邀进舰中的客厅。厅内只有一人多高，使人感到低矮憋气。但里面的布置庄重而豪华：厚实而柔软的红地毯，四边钉得牢牢的新绿色壁毯，一大圈拧着地脚螺丝的沙发，当中摆着油光锃亮的核桃木长方桌，桌上铺着洁白的厚台布。桌面上似乎也被固定了的花瓶中，插着鲜艳的红白相间的玫瑰花，散发出沁人心脾的幽香。 但是我们注意到，厅内的正壁上，只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像而没有斯大林的像。这变化的原因，是无须多嘴多舌的。离开北京时，我们就被告诫过：与苏联舰队任何同志的交谈中，不得涉及赫鲁晓夫的报告与斯大林事件这类十分敏感的问题；就是中国同志相互交谈，如有苏联同志在场，也不得谈论这类问题。这作为一条纪律。 我严格遵守了这条纪律。在登上几层楼高的舰桥，向舰队司令切库罗夫海军中将的采访中，在与舰队参谋长彼得罗夫海军少将的交谈中，在和随舰的苏联海军报纸的一位中校记者的接触中，我都专心致志地本着巩固与加强中苏团结的宗旨，搞好自己的报道，避口不谈任何富有“敏感性”的问题。 不一会，我就借用苏方巡洋舰的巨型报话台，请随行的东海舰队机要科长向“南昌”号传发第一篇稿件——“新华社上海20日电：新华社记者八时半从苏联巡洋舰‘德米特里?波日阿尔斯基'号发出的报道：来自北太平洋的苏联水兵们已经看到了长江口两边绿色的海岸线。在苏联太平洋舰队司令雷?安?切库罗夫海军中将指挥下的苏联友好访华舰队，现在正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海舰队派来迎接的护卫舰“南昌”号的引导下，向长江口进发……” 稿件经“南昌”号电台传发到临时架设在和平大厦楼顶上的东海舰队小电台，坐守其下一个房间里的李耐因随收随编，并随时用长途电话传向北京新华总社编辑部。 这篇稿件正在传发中，我又一次来到舰桥上，一边关注着彭德清与切库罗夫的亲切交谈，一边观察舰队进入黄浦江的情景，为第二篇报道打腹稿。客方舰队在外滩一抛锚，我立即换乘我们自己的海军游艇登岸，用了大约40分钟，写出了一篇约700字的报道，李耐因接过一页稿纸就编发一页，很快又传到了北京。 当天傍晚，在南京西路中苏友好大厦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上，主客们就已在当地的《新民晚报》上看到了这两篇报道，据说评价不错。其后的报道，诸如外滩的欢迎仪式，客主双方的相互礼节拜会，欢迎宴会与答谢宴会，上海人民与客方官兵的公园联欢等等的报道，就主要是上海分社的同志们的差事了，我和李耐因因此才稍稍松了一口气。我个人则利用这一难得的时机，认真观察了一下随处可见的真实的生活。 二 6月25日晚，苏联舰队返航海参崴前夕，外滩举行盛大联欢会。无尽的人流，从各条马路向外滩涌去。一辆辆小汽车，开到了和平大厦门口。首长们的夫人们、孩子们和保姆们，喜笑颜开地下了车，在门口警卫人员们的躬迎下，走向了电梯。 当时这里仍然是接待苏方舰队的工作委员会会址，苏方舰队的将军们也还仍然住在这里。按规定，非委员会工作人员和饭店人员，一律不准入内。但是对于这样一些人，不仅不受到查问，而且被恭恭敬敬地护送到九楼的宽大楼顶平台上，一览无余地静静俯瞰壮丽欢腾的夜景。 然而这个赏心说目的“观礼台”，并非只有少数首长及其亲属和保姆们才有资格光临。接待委员会的一个工作人员也带着他的一位女友来到。或许一眼就能认准他们都是些小干部，守门人朝他们歪着脑袋斜眨着眼，阴阳怪气地问：“你是哪个等级的，也想带着女朋友来？” 这把那位男性小干部气得老大一会儿说不出话来。最后，他才结结巴巴地进出了这么一句话：“你们，你们为什么不讲平等？” “平等？”守门人冷笑了一声，反问道：“‘平等'几个铜钿一斤？” 舰队走后，接待委员会和上海市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中苏友好大厦联欢，北京的记者们也应邀参加。看电影时，记者们在剧场后区第一排选下了自己的座位。他们的后面，是海军的将军和军官们。 坐下不久，来了一个斜披着上衣的二大流子式的干部，喝令记者们及其后两排的将军和军官们立即离座，说这三排是专给首长留的。《解放军报》的一位少校记者对他说：“这是联欢会，人人权利均等，还分什么‘首长'不‘首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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