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以为脱胎换骨这四个字是什么人发明的。”大刘也有一肚子的学问，也只有我才肯听他讲这一肚子的学问，“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都得脱胎换骨。都是参加革命，我们就不问什么动机，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就先要说明是什么动机。为什么？农民就知道二亩地，革命胜利分二亩地回家种地去了，知识分子一参加革命，他这一辈子就干下去了，革命胜利只给他二亩地，他不干。所以得先说清楚，你是奔着什么来的，是不是想捞一把。再说，知识分子革命不彻底，革到半路上，一个不顺心，走了，农民革命就彻底，绝对走不了。所以，知识分子一参加革命，就必得先脱胎换骨，脱胎换骨到把他原来的那些思想全放弃了，成了一个革命的新人，和革命一心一意了，连半点三心二意也没有了，革命才放心你。可是如今又说是风吹草动，一风吹草动，知识分子又犯老毛病了。让你给党提意见，你就只说好，无论怎么动员，你也是没意见。对你说，一个政党做了这么多的工作，能没有缺点吗？你就说就是没有缺点。对你说，越是给党提意见才越是帮助党，你就说，我给党提意见就是给党提优点。明白了吗？什么叫脱胎换骨，就是把你心里的话藏起来，你就揣摸着他爱听什么，说过了头也没错，佛不打烧香磕头的，记住了吗？” 大刘是一个农民的后代，自幼参加革命，他对革命竟然有了这样的一番理解，说来也是一种悲剧。据大刘对我说，他参加革命的时候，有的人明明识字，也装做不识字，识字的人就是这样危险，至于像我们读过这么多书的人，那就更时时提防你可能对革命不忠诚了。 像我这样的人，与大刘这样的人混在一起，自然是送走了一个个摘帽的同伴，自己一直不能摘帽。时间长了，在农场劳动、生活倒也习惯了。 我不像有的人，在农场里潜心地读马列的书，我更读不懂《资本论》；但在农场，我也在思考，虽然我不可能思考中国的前途，不可能思考革命的未来，但我还是能思考一些肤浅的道理，从反胡风，到反右，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思考这一场一场的运动。 （选自《拜谒人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萧也牧之死 作者：张羽 深夜，宁静的夜，安谧的夜。当我的笔尖写下《萧也牧之死》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久已淡漠的心又一次失去了平静。用不着回忆，也不必找寻记录，只要稍一闭目，十六年前的往事，马上就会涌现眼前。一切都那样清晰，那样真切，那样撕裂人的肺腑，那样震撼人的心弦。我仿佛看到了少年时读过的辛克莱笔下的屠场，但丁描写的地狱；仿佛看到黄世仁闯进杨白劳家肆虐；看到从黑非洲押送出来的鹄形垢面的奴隶队伍，而走在这支黑奴队伍最前面的就是作家萧也牧。他就是被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无情的鞭子驱赶着，走出了北京，走到了河南、安徽、湖北之间的黄湖，一步步走向坟墓，走向死亡，湮没进冤海恨波。 当我伏案写作的时候，似乎他又坐在我的对面，和我低声絮谈。这张乌木桌面的双人台正是我们俩共用了十多年的办公桌。它原是老开明书店在开国初年从上海运来的。开明书店和青年出版社合并后，我从上海调来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萧也牧也从团中央宣传部教材科科长的任上贬谪调来，从此我俩就合用这张办公桌（其间有段时间，他下放劳动时，黄伊在我对面坐过）。早晨，萧也牧来到办公室，泡上一杯浓茶，点上一支烟，开始工作。茶水浓得发黑，泡开了的茶叶涨得齐杯高，茶水喝完，茶叶也被嚼烂咽进肚里；香烟一支接着一支地抽，一天下来，烟缸里满是掐灭的烟头。茶和烟是他须臾不可离的嗜好，使他精神饱满地处理一部部稿件。从凯特琳斯卡娅的《勇敢》到梁斌的《红旗谱》，从孙犁的《白洋淀纪事》到曾秀苍的《太阳从东方升起》，以及青年作家林斤澜、阿凤、膝鸿涛等的作品，都是在这张书桌上，经过他的编纂、加工、修改后出版的。一本本的《红旗飘飘》（这个丛刊的名字就是由他取的）也是从这张桌子上起步走向社会的。《红岩》从约稿到出版也是在这张桌子上走完全程的。 若干年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处理旧家具时，我出于对故人的感情，对那段经历的怀念，买下了这张乌木桌，从此它就一直伴随着我度过日后若干年惊心动魄的峥嵘岁月。它的两边有着萧也牧的心血，也有我的汗水，同时也记录着彼此的遭遇和创伤。以“三红”（《红旗谱》、《红岩》、《红日》）起家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发展里程中，这张书桌也是它的历史见证之一。 萧也牧在这张书桌旁坐下时，正是在对他进行了一场大批判之后。他是刚写完《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并在《人民日报》和《文艺报》上全文发表后，收敛了创作的锋芒，来这里担任文学编辑的。从他来时的情绪观察，虽然是被迫放下了创作的笔，但对于编辑工作也还是心甘情愿的。他从小和文学结下了姻缘，小学五年级时就在上海出版的《小朋友》杂志上发表了描写轿夫生活的《驼子》。抗日战争爆发，他离开湖洲，长途跋涉，经长沙、武汉到山西临汾，又转移到五台山。在晋察冀边区度过的艰苦岁月中，他的大部分时间，还是从事报刊编辑工作，并写出了不少记录解放区人民战斗生活的散文和小说，初步显露了他的才华。开国初年，年轻的萧也收怀着满腔热情，进入新解放的城市天津，看到了新生活中某些人在生活和思想上的变化：一些人抛弃前妻，另组家庭。他厌恶这些得新忘旧的不正常现象，决心用笔来批评，写出了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小说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显然起到了针砭时弊的作用，文风也是朴实的。真正正视现实、正视生活的人，应该看到它的积极意义。但是某些人却把它视为异端邪说，大张挞伐，对它进行了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围剿。执笔上阵者多是一些文坛上负有盛名的显要人物，也有并肩作战过的老战友。他们说《我们夫妇之间》是最坏的作品，“歪曲了干部形象”，“违反了生活真实”，“推销廉价的趣味”，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在那个时代，受批判的人只有低头认罪之份，毫无据理辩论之权。何况是在中央的主要报刊上，以这样大的声势压来，年轻的萧也牧如何抵挡得住？他只好把想通了的和没有想通的统统包揽了下来，认了账，表示要从头学起，认真改造。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被批判的作家，萧也牧从此名扬四海，同时也被迫收敛锋芒、偃旗息鼓，开始了下半生的坎坷历程。作家萧也牧在报刊上消失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花名册上记上了他的原名——吴小武。 在出版社期间，有编辑工作、日常生活中受人欢迎的萧也牧，也有政治运动中受到围攻的萧也牧。那个年代，一阵风，一阵雨。天气晴朗时，大家是革命同志；一旦来了运动，人与人的关系都紧张起来。 在办公桌上，萧也牧是编辑工作的能工巧匠。他制定计划，开辟稿源，接待作者，审阅稿件，细致、耐心而又勤快。他为加工《红旗谱》，向一个家住定县的同志并通过她向她外婆调查了当地农村使用的地方语言，在稿件上字斟句酌地修改、补充，一丝不苟；他在《太阳从东方升起》的原稿上写下了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的批注，给作品提了许多十分宝贵的意见。当年在老解放区的艰苦斗争中，他患了严重的胃病，平时很少吃饭，常以饼干果腹；大夏天有时还带着暖水袋，灌上热水，捂着胸口，一只手压着暖水袋，一只手改稿。我们一起创办《红旗飘飘》时，他常常抱着暖水袋参加会议，同我们一起研究计划，讨论选题，文排义章，写《编者的话》。他十分注意对年轻编辑的培养，帮他们选教材，开课讲授编辑工作。由于他知识广阔，又善于表达，语言丰富生动、幽默风趣，他的讲课获得普遍欢迎。有时他在办公室作即兴发言或在休息时聊天，其他编辑室的人也挤进来，听他讲山海经。他总是讲得眉飞色舞，神采飞扬。外出劳动时，人们也愿意和他在一起，他的周围常常围着一群年轻人。他到了哪里，哪里就成为兴味中心。由于他高高的个子，黑色发亮的皮肤，笑时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有人戏称他“黑人牙膏”；又由于他弯腰曲背的身躯，有人戏称他“甘地”，也有人喊他“高尔基”。他为人和气，心地善良，不管年长的。年轻的同志，都喜欢接近他。 可是一来了运动，萧也牧的处境却是另一番样子了。他在中央报刊上的公开检讨便成了现成的靶子，加上他平时喜欢谈论轶闻趣事，说长道短，议论横生，嘴巴没有门，因此那些经常在搜寻旁人辫子的人，善于给人上纲上线的人，专门从鸡蛋里挑骨头的人，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小”字就觉得不够味了，从他那篇皇皇大文的检讨上随便找一段，都可以作为再批判的材料。一次，两次，接二连三的检讨，他便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检讨专家”。在大大小小的运动中，他都是典型，因为每逢运动，他都怀着虔诚的心，主动检讨，成了名副其实的“老运动员”了。他屡仆屡起，表示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他使用解剖刀，真心地、无情地解剖自己，想把心掏出来亮给人看。但那些有着铁石心肠的人，尤其是个别想打击别人来掩盖自己的隐私的人，总觉得“不过瘾”，还要在他的刀口上撒上一把盐。有一次，有人在萧也牧检讨之后向他提了个挑逗性的问题：“当你被批得无地容身的时候，你是否想到过去香港或旁的地方？”萧也牧老实地回答：“我什么都想过，但我没有条件。”这个人在下次批判会上，迫不及待地给他上纲：“吴小武曾经想偷越国境，背叛祖国！”多么可怕啊！萧也牧想用触及灵魂的检讨，重新做人，但是事与愿违，他被无情的手推得越来越远了。 正当他殚精竭虑、字斟句酌精心加工的《红旗谱》开始问世的时候，正当他参与筹划的《红旗飘飘》创刊号和读者见面的时候，也是在他重新辛勤整理的一部反映老区生活的著作《难忘的岁月》即将出版的时候，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反右派运动。多年来为革命呐喊、为无产阶级烈士和英雄讴歌的萧也牧，由于有着历年被批判的记录和他一次又一次的检讨，他在工作中的片言只语被搜罗起来无限上纲后，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资产阶级”前边的那个“小”字被取掉了，后边还加上了令人战栗的“右派分子”。自然，经历了整个抗日战争的千锤百炼才争取到的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也被抹掉了，编辑室副主任被撤职了。在参加革命二十年之后，行年四十的萧也牧，又面临着一场灭顶之灾。 痴心的萧也牧被戴上帽子，即将下放劳动的时候，还没有忘却他为之孜孜以求的组稿任务。他听说罗广斌等人在写一部长篇作品，立即草拟了一封约稿信，经批准，发往重庆。信中说： 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同志： 尊作《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红旗飘飘》发表后，很受广大读者欢迎。听说你们已把它扩展写成长篇，这是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如果已经写好了，请即寄来一读。但不知道你们写的是根据真人真事加以集中概括写成的小说，还是完全是真人真事的回忆录？若是小说，请寄我社第二编辑室；若是回忆录，可寄五编室。我们当以跃进的精神迅速处理。 紧紧地握手。 （1958年）七月二十二日 约稿信表达了他的永不熄灭的革命热情，也反映了他纯真的职业品德。后来，当罗广斌等人来京修改《红岩》时，虽然从编辑业务分工上，萧也牧与作者毫无关联，但他还是主动地发表了自己对稿件的意见，关心修改的进程，关心作品的命运。正因为这样，当“文革”中罗广斌被迫害致死的消息传到北京后，饱受摧残的萧也牧能够愤然而起，为保卫《红岩》大声疾呼，为罗广斌之死伸张正义。这也正是萧也牧的极其可贵的品质。 他关心旁人作品的命运，甚至超过了自己的命运。当他得知姚雪垠排除万难来京修改作品时，他几乎是以钦羡的眼光，密切注意这部历史小说的进展以及它未来的命运。他热情关切并希望王蒙的《青春万岁》能够早日问世。当他得知小说虽已打出清样而仍难以出版，王蒙本人又将被发配新疆的时候，他以自己戴“罪”之身，打消顾虑，从出版社要了车子，同黄伊一起，把王蒙送到火车站，给远行的王蒙以极大的温暖。多年以后，王蒙在向人谈起萧也牧对《青春万岁》的真知灼见，谈起他远戍边疆时刻萧也牧对他的关怀爱护时，肃然尊称萧也牧是“编辑之神”。 萧也牧身上最可贵的品质之一是他从来没有那种“文人相轻”的恶习。他有着一颗金子样的心，愿望帮助一切希望得到他帮助的人。他非常尊重作者的劳动，当手里掂量一部来稿时，尽量找出它的优势，希望它成活、出版。他热情帮助当时涌现出来的青年作者，培养、启迪、提高他们，关心他们的成长。 在接连遭受打击后，他本来微弯的腰弯得更厉害了，他不再高谈阔论了，他的笑声消失了。即使在两年以后，摘掉了右派帽子，他依然是谨小慎微，胆小怕事，连树叶掉下来也怕砸着脑袋。他想夹着尾巴走路，回避和任何人争论任何问题，不敢发表自己的主张，更不敢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他变得唯唯诺诺，对有时交给他的明知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如接受一部不经重写不能出版的作品），他也只好勉力为之。他空有一腔热血，但无献身之处。他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希望能让他像一个普通人那样活下去，希望能把他的知识和力量包括他的一颗美好的心献给人民。 就在这样热切的期待中，在战战兢兢、担惊受怕的生活中，迎来了“文化大革命”。 “文革”一开始，萧也牧弄不清这次运动要整什么人，只见出版社满院的墙壁上糊满了大字报，点的名不是王康，就是张羽；什么“漏网右派”，什么“文艺黑线”……这些字眼都使他心里发颤。他噤若寒蝉，真希望有个洞穴能让他躲进去。他害怕历次政治运动，这次运动能够躲过去吗？ 1967年2月10日，他所尊重的《红岩》作者罗广斌竟被整死了。这真是个晴天霹雳。当刘德彬和杨益言来到北京，带给我们罗广斌惨死的噩耗，并希望出版社能给他们正义支持时，我立即赶到萧也牧家里，告诉他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惊呆了，好半天没有说话。闻讯而来的还有周振甫、陈斯庸、严绍端、施竹筠等人。由于《红岩》的影响和罗广斌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尤其是作为编辑对作者和作品的感情，大家对罗的冤死非常气愤，一致认为应该为《红岩》正名，为罗雪冤。当时情况复杂，斗争尖锐，难免使人产生顾虑。陈斯庸小心地问：“中央现在什么态度？”我就所知向大家介绍了情况：重庆造反派诬蔑罗广斌历史上是叛徒特务；“文化大革命”中捞稻草；小说《红岩》不是自己写的，是个右派分于写的。我说：“历史问题我们没有发言权，但小说是我们看着他们写的，我们应该秉笔直书、仗义执言。作为编辑，我们有这个责任。难道人被整死了，还不许人家说话吗？”萧也牧沉吟了一阵，决然说：“罗广斌如果活着，他也不稀罕像我这号人去支持他。可是他死了。连他这样的人也被整死了，我们还怕什么呢？”陈斯庸说：“要干就只好拼掉老命了。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也要干到底。”严绍端说：“今天我们在一起开会，那些整人的人要是问起，开什么会？就直告他：为了对付你们！”在会议结束时，萧也牧带着悲愤的心情慨然地说：“既是为真理而战，有了堂堂之阵，正正之师，虽千万人吾往矣！” 在那个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年代，中国青年出版社一批老编辑为保卫《红岩》，为罗广斌雪冤发出了正义的声音，在北京城，在天津，在上海，在重庆，在有关地区一新人的耳目。他们把真相告诉社会，驳斥一切造谣诽谤。萧也牧弯了的腰又直了起来，他打消顾虑，挺身而出，编辑《红岩战报》。第一期发表了杨益言的发言、罗广斌夫人胡蜀兴的申诉、《红岩》责任编辑张羽的《不许污蔑（红岩）》。第二期发表了由萧也收主持定稿的《罗广斌历史问题调查报告》。他在核定这篇稿件时，把青年出版社内语文修养最高的老编辑周振甫、叶至善、罩必陶、金近、陈斯庸、孙培镜等请来，一起字斟句酌，缜密定稿，用最精练的文字、最确凿的论据，澄清诬陷者散布的谣诼。《红岩战报》发行数十万份，远及上海、重庆等地，为民族树正气，为文坛辨是非，狠狠打击了那些造谣诽谤者。萧也牧一生编过很多书，这一次是他为了捍卫人的尊严、顶着狂风暴雨、冒死犯难、短兵相接的一次最勇敢的编辑实践了。 时隔不久，江青在1968年“三一五”四川问题会议上说：“现在有人在给罗广斌翻案”，“我们已经查实了，从华蓥山出来的人都是叛徒、特务，没有一个好人。”原来曾想借《红岩》中的江姐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江青，现在舌头一转，《红岩》就成了大毒草。这么一来，社会上反《红岩》、反罗广斌的人顿时气焰嚣张。青年出版社一些人在军代表的支持下，成立了追查《红岩》事件及清查罗广斌叛徒集团专案组。一个闷热的夏夜九时，支持过《红岩》和罗广斌的萧也牧、张羽、陈斯庸、严绍端四人被押到原二编室办公的大房间里，遭到非法审讯。专案组长宣布要追查那次“黑会”（指议论为《红岩》鸣不平的那个会）的内容。从印度归国的爱国华侨严绍端患肺癌开刀不久，受到残酷的折磨。我在另一次深更半夜的单独审讯中，被扭断了左肱骨。 只有一百六十人的中国青年出版社，有四十个人以种种“罪名”被赶进了“牛鬼蛇神”队伍。萧也牧以“没有改造好的老右派”的罪名，被“横扫”进了这个“黑窝”。军代表根据谋士们的建议，让解放以来挨整最多、挨批时间最长、检讨写得最多的萧也收担任“牛鬼蛇神”队伍的领队。这支以萧也牧为首的特种队伍，活动在北京东城的大街小巷里，在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在后圆恩寺，在东四北大街420号宿舍大院烧锅炉，掏厕所，扫烟囱，敲砖，送煤渣，运灰，挖白菜窑，受各种各样惩罚性的劳动改造；又根据各种需要，到处游斗、陪斗、弯腰、坐“喷气式”、剃阴阳头、挨打，被小孩子吐唾沫、扔石子、扬灰。从一处向另一处转移时，领头的总是萧也牧。他带上他们早请罪，晚请罪，领头念语录。为了示范，他做得一本正经，了无差错。他仿佛是罪责最轻的，又好像是罪大恶极的；他似乎是检讨最好的，又似乎是顽固不化的；他好像是一切都交代清楚了，可以从宽了，可以轻松了，但好像又是欠债累累，负担越来越重了。他努力挣扎着，想从深渊中拔出来，但却是越陷越深，无以自拔了。 1969年4月初，在“九大”进行期间，北京城内采取了一个重大行动：根据“林副统帅第一号手今”，将所有的“牛鬼蛇神”全部清理出北京城。团中央系统的干部和家属，全部搬家，到豫东南潢川县黄湖农场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动身之前。青年出版社被隔离审查的“牛鬼蛇神”被恩准放假回家，收拾行囊，和家人告别，准备随大队出发。萧也牧又有机会和家人团聚了。当他回到家里和老妻见面时，四个儿子围在身旁，他的心情却是十分压抑而忧伤的。专政小组有条规定：受审查人员回到家里，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每日晨昏两次，仍必须在毛主席像前请罪。一向把检讨、请罪当做家常便饭的萧也牧，当着妻儿的面，站在毛主席像前，弯着腰，喃喃地说：“毛主席，我有罪，我向您老人家请罪。我没有听您的话，没有改造好，辜负了您老人家的期望，我罪该万死……”妻子李威在一旁忍不住了，劈头问道：“小武，前一次批你不说了，这一次你究竟犯了什么罪？”萧也牧一愣，也惶惑了。真的，仔细想起来，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呢？ 在家的几天里，他反复思考，不敢说自己无罪，可又置身在“牛鬼蛇神”队伍里，能说自己没罪吗？有罪，有什么罪？怎样改造？他越想越茫然了。他感到他的眼前是深渊，自己正在一步一步向深渊走去。临别的晚上，他对妻子讲起了自己的身世和遭遇，讲了很多过去从来没对妻子讲过的事。他说：“李威啊李威，我们结婚二十多年，你大体了解我，也不完全了解我。我的母亲十六岁来到我家，生了我们六个孩子。我三岁时，父亲死了，我是由奶妈带大的。后来家里破产了，我出去当学徒，学电工。抗战爆发，我参加了革命。我没有做过坏事，可是我总挨整，还叫老婆孩子跟着受罪。我和老家划清了界线，我只记得养我成人的王妈，她死了，我曾到她坟头去悼念，以后，怕再也去不了啦。你记下我老家的地址，记下王妈老家的地址。她家是在湖州芦墟。你将来有机会去南方，一定到了妈——我叫她生妈，到她墓前代我凭吊，感谢她的养育之恩。这些年，我倒霉，也给你带来麻烦，我对不起你。你有机会去阜平抬头弯，去你老家，也代我问候乡亲们。”李威感到突然，有些反感，说：“小武，你怎么啦，讲这些陈芝麻烂谷子。”萧也牧沉痛地说：“这次下去，我怕回不来了。我一直想努力改造，回到人民的怀抱，现在看来，这个希望怕要落空了。我的身体伯等不到这一天。对你，我得说真话，不早点说了，将来会遗憾的。” 在南行的火车上，萧也牧向我和几个坐在一起的人念了两句诗，是把郭沫若的《归国杂咏》改装后的诗句：“五十一年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他转过脸来，又悄悄地对我说，“我小时，家里给我算过命，说我能活到五十三岁。我可能还有两年阳寿。”我不由得心一跳，忙说：“信这个干什么，自己对自己应该有信心。”看来，他那时已多次想到了死。他意识到前途莫测，有了不祥的预感。他虽长期生活在农村，但对这次南方之行，一开始就失去了信心。 4月18日，大队人马开到了黄湖农场。第一个晚上，数十名“牛鬼蛇神”挤在一个里外三大间的简陋房子里。我和萧也牧等八个人被分配到里间从南到北由六张单人床拼在一起的通铺上。自右至左排列的次序是：顾均正、张羽、罩必陶、唐锡光、陈斯庸、王康、吴小武（萧也牧）、吴家刚。吴家刚是萧也牧的三儿子。因李威看到萧也牧临别时的颓丧情景，很不放心，特地派了他同父亲做伴，顺便照料父亲的生活。年仅十三岁的儿子跟上挨整的父亲，开始饱尝人间的冷暖和白眼。 刚到黄湖时，大家都有一种新鲜感。换了个农村环境，给受审查的人创造了一种除旧布新、从头做起的气氛。有段时间，萧也牧的情绪也很昂奋、乐观。虽然他担任的“牛鬼蛇神”队伍领班这个并不值得羡慕的角色，这个时候因大家都分散到各班排劳动而无形中被取消了，但是他还是希望自己在劳动改造中表现得好一些，尽快结束这一段苦难生涯。4月的大别山下，春回大地。干校的水田里，开始了犁田、平地、育秧。几套水牛由农工赶下水田，萧也牧也挽起裤脚，跟着跳下水田，想学习赶牛耕田。他虽然生在南方鱼米之乡，但从未干过水田作业，两手又没力气，摔了好几跤，滚了一身泥巴。他没有泄气，干活固然外行，那股劲头还是很感人的。 不久，我们的劳动做了一次分工：我和陈斯庸等人是强劳力，分到大田班；萧也牧、叶至善、罩必陶等人作为弱劳力，被分到牛组放牛。少数人已被“宽大处理”，分散住到“革命群众”的宿舍，萧也牧、陈斯庸、严绍端、李庚、马振、杨永青和我等十多人仍集中住在“牛棚”里。白天，各到各的岗位去劳动，不常见面，晚上才得到各自的消息。不断听人说，萧也牧因身体虚弱，步履蹒跚，连放牛也难胜任。放群牛时，牛撒欢奔驰，他跟不上，常被落下半里之遥，望牛兴叹；放独牛时，因两手无力，拉不住缰绳，只能接上一条绳拴在自己的腰上，让牛围着自己转圈吃草，由于活动范围限制，牛吃不饱，肚子经常是瘪的。为此，萧也牧经常受批评。年终评审时，说他劳动表现不好，原先答应过给他的探亲假也被取消了。这年，“牛棚”里没有一个人能回北京探亲。萧也牧曾想早点“回到人民怀抱”（对“牛鬼蛇神”来说，就是可以回到家人身旁）的希望就完全落空了。 进入1970年，团中央“五七”干校“阶级斗争”更加激烈。当时，一切完全军事化。团中央各部以及中央团校、团报（《中国青年报》）、团刊（《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印刷厂、亚洲学生疗养院均按连队编制。中国青年出版社为第七连。由于这个单位清理出的“牛鬼蛇神”最多，武斗最凶狠，镇压最残酷，被封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的“四好连队”。尤其是在军代表炮制了一个“某某企图谋杀军代表案件”之后，武斗之风更加狂炽。大人小孩见到“牛鬼蛇神”，都可随意毒打。萧也牧由于手脚不灵、行动不便，挨打最多，走路时被打倒在水坑里，打饭时饭碗被打翻在地上。 8月9日的评审会上，对萧也牧进行了重点批判。一发发“炮弹”落在萧也牧头上。原来同一部门的一个人说：“吴小武，你过去装神弄鬼，跟我们争夺青年，劲头多大啊！现在却在装死，混日子。你空口说改造、改造，是在骗我们！”另一个接着说：“你这个人孽根就是懒、馋、怕累、怕死，现在连走路都不像样子。有一阵在马池口，你不是也很神气吗？衣服一脱，躺在地上晒太阳。现在像打了霜的叶子，全蔫了。给你路，你不走，还有什么希望？你完全是对抗态度。” 说萧也牧抗拒改造，说萧也牧装死、欺骗，既是对他加重新的压力，也是要进一步整他的讯号。他知道自己手脚慢，上工时总比别人先走一步。有天早上，赶着上工，走到半路才发现自己两只脚上穿的都是右脚鞋，可是再回去换鞋已经来不及了，只得穿着这一边倒的鞋子去放牛，跟在牛屁股后边一颠一破地跑着。待到下工回来，左脚被扭得几乎走不动路了。 9月4日，萧也牧放牛回来，昏昏沉沉，两眼发花。好容易看到自己住的那排房，挨屋走去，却错进了门，对着墙角那张以为是自己的床，一头扎下去，就糊糊涂涂地睡着了。谁知这竟是我们隔壁的某某的床位。那人一进门，看到满身牛粪的萧也收竟然躺在他的床上，就连踢带打，把萧也牧从床上拖下来，轰出房间。萧也牧仓皇后退，被门槛一磕，仰面倒在地上。某某赶上去，一脚猛踢萧也牧的下部。萧惨叫了一声，吃力地翻过身来，弓着腰，按着肚子，边躲闪，边后退，慌忙中又晃过了自己的门口，闯进了东隔壁农工关正明的家。善良的老关夫妇，扶着他送回他的床位。为此，后来还给萧也牧加了一条罪状：“老右派吴小武无故闯进农工家中。” 这天，萧也牧从下午五点躺到第二天七点，一直没有下床。旁人喊他吃晚饭，他不吭，也不动弹。连喊几声，他才无力地回答：“我不吃，我一点也不饿。”次日早饭时，牛组的老谢（郁彦）在窗外对他说：“你不吃早饭，一会儿怎去放牛啊！”他只好挣扎着爬起来，端着碗去打饭，因为神情呆滞，还遭旁人的辱骂：“好狗不挡路！” 从被毒打这天起，萧也牧的小便严重失禁了，裤裆经常是湿漉漉的。他被带到由原亚非学生疗养院成员组成的连队诊所去检查。大夫一看是“四好连队”的病号，也奉行“医疗为政治服务”的信条，用阶级斗争的警惕性给萧也牧检查。他要患者立即取尿。萧也收出去了一会儿，带了半瓶尿进来。年轻医生眼睛看也不看一下瓶子，就断言萧也牧“肯定不是失禁”。他的“诊断”是：所谓失禁，也就是失控，现在要尿立即有尿，当然不是失禁。消息传回七连，连长认为萧也牧“极不老实”，“要加重劳动，以示惩戒”，把萧也牧从牛组调到劳动量较大的菜组去种菜。萧也牧腰背发僵，四肢乏力，间苗薅草只得跪在菜地里爬行，把拔下的草和苗放在一堆，准备下工时带走。不料一阵风吹来，把草和苗吹得散落各处，监工的人认为他有意捣鬼，又把他狠打一顿，打得他在地上直翻滚。 在萧也牧被摧残得愈来愈衰弱的时候，致命的阶级斗争的暴风雨更猛烈地袭来了。9月17日，团中央“五七干校”校部召开广播大会，动员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接着，揭发各种“政治案件”和各类问题的大字报在连部周围的墙壁上张贴出来。一年前闹了一阵的《红岩》事件、《红岩战报》事件又作为现行反革命“五一六”案件被重新提了出来。有人把它上纲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十大政治案件中的第一号反革命案件，甚至是全团中央系统最大的反革命案件。说它是“矛头指向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重庆54军”、“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解放军”、“反军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涉及全国的反革命案件”。大字报指名道姓要追查张羽、萧也牧、黄伊等人在“红岩事件”中的“罪行”。张羽和黄伊同时被揪到会场批斗。在沉疴折磨和新的政治压力下，萧也牧境况日趋凄惨。他的床头浸透着汗水、尿水，未加洗涤的衣服有十多件，床上的被子、床单以至狗皮褥子都湿透了；掀起被褥可以看到床板上印出一片一片白色的尿渍，连垫在屁股底下的棉袄棉裤也是湿漉漉的。夜间，他想撒尿来不及出门时，就撒到身边的热水袋里，拧上塞子，第二天再倒掉。他的身上、床上以至他的床周围，散发着刺鼻的臊味。 10月1日，林彪在国庆二十一周年大会上发表“抓住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纲，把革命新高潮推向前进”的讲话以后，“五七干校”的火药味更加浓烈了。从早到晚，川流不息的“积极分子”们，像赶集似的有的代表这个班，有的代表那个排，有的代表专案组，走进“牛棚”来，把一个个题目交给萧也牧及其他点了名的人，要他们限期写出材料。萧也牧连喘口气的时间也没有了。 10月3日，萧也收拿着写好的材料交到一个专案人员手里，那位专案人员跷起腿、抽着烟，看了一遍，又临时出了个新题目，命令萧也牧站在门口的大太阳下写完材料才能走。萧也牧双胯乏力，靠在一棵槐树下，颤颤巍巍地写完材料，往回走不多远，肛门失控，一泡屎拉在裤裆里。连长听到汇报后，怒气冲冲地说：“吴小武在向党和人民玩屎尿战术！”立即下令开大会批斗。会上，“群众专政”小组的人对萧也牧推推搡搡，拳打脚踢，会后又罚他去挑粪，由“群众专政”小组组长监督执行。萧也牧站在塘边，已无力用钩担把泡在池里的粪桶挑上来，只能哆哆嗦嗦地下到水池里，湿了半截裤腿，把粪桶一只一只捞起来，倒掉水，拖到岸上，再上舀粪。好不容易舀了几勺，只盛了四分之一桶，摇摇晃晃地挑着朝地头走去。群专小组组长跟在后边，用竹根不断抽打他的屁股。萧也牧哀求道：“你别打我，别打我！”群专组长叫道：“你不老实，就打你小子！”萧也牧勉强把桶挑到菜园地头，就再也干不动了。 连长听了汇报后，认为萧也牧是装病对抗，决定进一步加重他的劳动量，把他从菜组又调到农活最重的大田班，也就是当时的二排，由排长从严监督劳动。这个排的主要成员大部分是当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和社会科学编辑室的编辑，承担着水田作业最繁重最紧张的劳动。排长遵照连长命令，对萧也牧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和劳动管理。连续两日，凡过去和萧也牧有过交往的人都被命令写他的材料。我和萧面对面办公十多年，又共同为《红岩》及罗广斌的被害伸张正义，自然也给我出了许多题目，并限我当晚写好，明晨交出。我作为一个健康的人从自身受到的沉重压力深感压在病弱的萧也牧身上那不堪承受的承担。他受得了吗？材料催要得这样紧，他们要把他怎么样？！一种不祥的影子笼罩着我的心。 10月6日下午，我们在柳树塘前的一号田里晒草，同时在地头码草上垛。萧也牧吃力地推了两车草，又被喊来挑草上垛。这本来是强劳力干的活。对久病无力的萧也牧来说，仅仅一柄木权就像有千斤重。他只挑了几根稻草，可权子还未举起，稻草已经簌簌地掉了下来。场上的“红哨兵”在一旁嘟嘟囔囔骂他“磨洋工”、“装蒜”，但没有敢动手。排长动了邪火，从旁边走过来，朝萧也牧腿上横扫了一权，接着骂道：“吴小武，你以为离开你，地球就不转了？”现场最高指挥者一动手，群专小组组长也扑了过来，厉声喝道：“旁人不敢打你，我敢打！”原先只是咋咋唬唬的“红哨兵”也赶上来噼里啪啦地追打起来。萧也牧边退边躲，从一个老实人身旁逃过时，那个老实人为了表示和萧也牧划清政治界线，也在背后抽了他一权。群专组长和“红哨兵”跟着追打，用木权抽打萧也牧的屁股和小腿。萧也牧又跑了几步，就被打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追打者连声喊叫：“起来！不要装蒜！再不起来，我还要打！”萧也牧趴在地上，想站，站不起来，看着他们两人举着杈还要打，就挂着杈柄，挣扎着，颤巍巍地撑了起来。这时，除草垛旁的人以外，远处运草的人也围了过来。打人的人只好停手了。不大一会儿，收工了。排长下令说：“我们走，不要管他！”所有的人都走了。偌大的一号田里，只有萧也牧一个人孤零零地拄着木杈站在那儿。他走不动了。当暮色晦瞑、田野已空无人迹时，只有他一个人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直到深夜十点以后，他的儿子吴家刚（这时在团中央“五七”干校附设的中学读书）才找到地头，把他扶了起来。 这个晚上，“牛棚”里的气氛十分凄冷。先回来的几个人，还悄声地议论场上的情景，满屋人都回来后，反而鸦雀无声了。这里所有的人，都学会了管束自己的舌头。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大家都在思考着：下一个将会轮到谁？因此，当萧也牧被儿子扶回来时，谁也没有说话，所有人的脸色都像夜色那样阴沉。空气像凝固了的冰块。萧也牧被扶上床后，长吁了一声，就躺下，一动不动了。接连数日，除儿子偶尔来看看他以外，无人照料，病情在迅速恶化。一天，他看见房里只我一人，就把我喊到床头，满怀伤感地对我说：“我完了，奄奄一息，众叛亲离。如今又把我交到这个人（指排长）的手下，他已经带了头，我算活不下去了。” 我从他的话里，听到了他的绝望的哀叹。在严酷的政治压力和身体摧残中，他“回到人民怀抱”的最后希望破灭了。我感到有责任立即把他的绝望情绪向连部汇报，希望引起注意，以防不测。但我没有汇报他后边的那几句话，未去触及萧和排长的芥蒂：萧也牧过去对工作有过议论，排长非常反感；萧在文艺界有影响，作家来求教时，对萧表示尊重，而领导受到冷落，就感到萧碍手碍脚，所以会出现排长打萧时那句意味深长的话——“你以为离开你，地球就不转了吗？”在萧也牧卧床等死的时候，这句话一直在我的耳旁回响。 10月15日凌晨，我们一批强劳力乘上卡车，到黄寺岗去抢收花生。傍晚，拖着疲倦的身子返回“牛棚”时，房子里阒无声息。进门一看，萧也牧的位子上，只剩下一张空床。原来，在这天中午，他已溘然长逝，遗体被抬了出去。他终于没有能够活到算命先生给他安排的五十三岁，而在五十二岁时就死于非命。 晚饭后，连部通知我和马振夜间去看守萧也牧的尸体。我来到牛场那间空屋里，对着明灭的灯火，顿时想起一年前的情景：来黄湖不久，被隔离审查的厨师卢阿狗因过量劳动，心脏病暴发，惨叫了一夜，死在我右边的床上。当时，由我和萧也牧看守遗体。在给死者更衣入殓时，面对一具僵硬的尸体，我不知所措，是萧也牧教我如何翻着把衣服套上去。没想到今年今日，我要为他来办理丧事了。 第二天，我和马振从萧也牧的遗物里找出两件干净衣服，为他更衣人殓时，脱下他贴身的衣裤，看到他骨瘦如柴的后胯和两条腿肚上被打得发青发紫的伤痕，肿犹未消。感谢“曹木匠”，他本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现在干校兼作木匠，奉副连长之命，从校部拉来一车次等木板，连夜赶制出一具薄棺，也是经历了1957年风暴的人，为当年的同难者提供了一个最后的栖身之处，使我们活着的人略略得到慰藉。 10月18日，萧也牧夫人李威和儿子、儿媳一行三人由北京来到干校，接着去牛场验尸。我奉命去开棺。曾是老区兵工厂的劳动模范的李威，没有哭，只是深情地看了看自己的丈大，伸手阖下了他那微睁的眼皮。她转脸对陪她未的副连长说：“我看了。吴小武不是病死的。”我站在一旁沉默着，心潮起伏，反复掂量着：要不要让李威看看萧也牧的下身和双腿？看看那能够说明死因的青肿未消的伤痕？副连长站在一边，我终于没有这勇气。晚上，萧也牧的长子家石和三子家刚来到“牛棚”，搬走了父亲的遗物。 19日下午，农工王树岗赶着牛车，载着萧也牧的棺木，到跃进间外去埋葬。群专小组另一“铁掌战士”横身骑在那口薄皮棺材上，一边用镐头锤击着棺木，一边结结巴巴地署骂着：“他……他妈的！老……老右派吴……吴小武，你活着臭……臭我们，死了还……还臭我们！” 棺材送出前，我们一批先去挖墓坑的人，被带到一块野冢累累的乱葬坟岗前，在卢阿狗的墓旁，找了块空地，挖了墓坑。一个曾毒打过萧也牧的人，向墓坑里撒了泡尿，骂着：“妈的！你死了，今天还罚老于半天劳动！”有人说，在死者墓穴里撒泡尿，能使死者永世不得翻身，那比踏上千万只脚还具有神奇的魔力。人们啊！挥权的、辱骂的、敲棺的、撒尿的，以及罚站的、按头的、踢下部的，一切罗织罪名置人于死地的人们，是谁播种了这么深的仇恨，以至在萧也牧惨死后还不让他解脱呢？ 由于李威向连部提出了一些要求，同连部相持不下，发生了顶撞，有损“四好连队”连部的权威。连队领导又使出惯用的狠抓阶级斗争的杀威棒来恫吓死者家属。10月21日傍晚，以红卫兵名义，在李威等人住的房子一边的墙上，贴出了批判死者的大字报，大字报的通栏大标题是：“老右派吴小武带着花岗岩的脑袋见上帝去了”。还发动干校中学学生写大字报狠狠批萧也牧的三子吴家刚。大有犁庭扫穴，横扫“孽种”、“狗崽子”之势。 埋掉萧山牧，李威等离计黄湖，转道信阳回京时，在团中央干校信阳接待站遇到刚从北京返回干校的施竹筠，才知道严绍端癌症复发，于10月18日死于北京。两位多年相处的老编辑的遗孀，在三天之内失去了各自的亲人，如今异地相逢，断肠人对断肠人，都已欲哭无泪了。回忆当年严绍端从印度回国之前，在祖国出版的刊物上看到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大为赞赏，曾想译成英文，介绍到外国去。后来回到北京，同萧也牧见面时，知道他受到批判，还为之愤愤不平。如今，在同归西天的路上，回首往事，你们对人间的是非曲直，将会谈些什么呢？ 数日之后，我因事去校部供销社，在经过二郎岗前的道路L，碰到久未见面的一个文友。他正挎着个草篮在割草，劈头问我：“听说小武死了？”我说：“嗯，已经埋了。”他又问：“埋在哪里？”我转身指指跃进闸外面的土岗：“在那里。”他又说：“二郎岗不是有团中央的陵园吗？怎么没有送到这里来？”我说：“二郎岗陵园是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的坟地，连一些家属老太太死了也可以埋在这里，可是小武现在是什么人？‘牛鬼蛇神'怎么能进这个坟地？他只配送到跃进闸外边那个乱葬岗去！” 他默然，只对远处的土岗深情地望了一眼。他当时在想什么，我没有问，也没有必要问。 因一篇小说，触犯了禁忌，从此厄运缠身。接二连三的批判、打击、上纲、上线，使他在不息的“阶级斗争”的浪尖上颠簸、挣扎。为了想当一个人，他写了多少检讨啊！累计起来，何止一个中篇、一个长篇，不外是想做个人，想把他少年时代同情一个轿夫的善良的心、那种美好的感情，献给人民，献给他妈妈一样善良的人。可是，得到的是唾弃、凌辱、毒打，连死后的遗体也不容许回到人民的怀抱，只能在这个没人收尸的乱葬岗上与旧社会被遗忘的孤魂野鬼为伴！ 九年以后，萧也牧的冤案被平反昭雪，他恢复了党籍，恢复了名誉。在四届文代会期间，数百名作家和本社同仁为他举行追悼会时，本单位派人去黄湖寻找他的遗骸。那个土岗已被开垦，坟场被拖拉机夷为平地，遗骸已荡然无存。派去的人只从那里带回大别山下的一团泥巴，放在萧也牧的骨灰盒里。 曾经长期战斗在晋察冀边区的青年战士萧也牧，若干年后，他的遗骸和他曾向往过并在《红旗飘飘》上歌颂过的大别山融在一起，长驻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 1986年12月于北京 附记： 本文在五年前完成后，曾由身历其事的同志，包括萧也牧的家属看过，核实了某些细节。前年，回京定居的康濯同志也在病中仔细读过，他和勉思同志一起对我谈过意见和想法。有些内容还未来得及补入，老康突然谢世，这只有留待来日了。于今，也牧惨死已二十二个春秋，昔日风雨已成陈迹，但某些角落里仍偶尔有冷风吹过，叫人不能忘却。为了不让那段历史重演，也还有必要追溯点往事，献给善良而健忘的人们。 1992年10月15日萧也牧忌辰 清河农场 作者：刘乃元 有些在清河农场服过刑的“内矛”为我们描绘了清河农场丰衣足食的图画。一次在工地吃午饭，大家嚼着自己宝贵的棒子面窝头，一位“内矛”侃起清河农场的可爱。他说：“我们没有定量。送午饭的车就放在工地，大家自己拿，想吃多少吃多少，吃饱为止。我们吃白面馒头和炖肉，或者猪肉馅包子，很少吃窝头，都很能吃。有一次我吃了十五个猪肉包子。”大家听得直流口水：十五个肉包子就是三斤面加一大堆猪肉馅，吃下去该多痛快！另一个“内矛”接着说：“十五个算不了什么。我一顿饭吃过二十个。”这时第一个发言的看出大家惊羡的神情，他说：“但是你们没有看见过我们是怎么干活的。一个人顶你们四五个！这里你们都不好好干活，我也不好好干。不给吃饱，大家都消极混饱。” 这是我们很久以前听到的关于清河农场的介绍，大家听得出了神。那时谁也没有想到竟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到清河农场去，更万万想不到，到了清河农场不但没有吃到“吃饱为止”的猪肉包子，反而遇上了中国和世界都少见的悲惨的饥荒，我们当中有些人就饿死了。 清河农场是个老农场，据说是日本人创建用来关中国人的。农场距天津约一小时的火车行程，有三四万亩土地，原来是海滩上的沼泽地，由犯人开垦出来的。犯人们还修建了一整套排灌系统和完备的防护林带。我们到清河农场就被送到一个由高墙和电网包围的大院子。这是清河农场三分场，后来我在这里住了十五年，占我全部劳改生活的四分之三。 到清河以后第一件令人失望的事是伙食的恶化。吃了几年的棒子面窝头，现在换成了蒸白薯，按粮食定量的四倍发给，即每斤玉米面折合四斤白薯。每餐全组领到一堆蒸白薯，由伙食委员（简称“伙委”）按照每人定量用秤称出分给大家吃。伙委是组内通过民主选举选出来的公正可靠而又热心公益的人。队部每每召集伙委开会，由炊事组长参加，征求大家对伙食的意见。意见提上去一般都能解决，这是犯人的民主生活。当然提意见要适当，不能“出圈”，例如汤不够咸，白薯不熟或洗得不干净，这些意见都可以解决。但谁要是要求多吃些白薯，或是把白薯换成窝头，那就是自找麻烦了。好在这时我们已经懂得什么是适当的限度，所以一般人提的意见都不触犯什么。偶尔有不懂事的人提的意见不合适，伙委就会当场驳斥，不向上反映。这种有限制的民主对我并不生疏，革命大学就实行过类似的伙食委员制度。但给我印象较深的是这里的伙食委员。这个工作既需谨慎又要耐心，十分费力而得不到分毫的报偿。每天三次给全组十几个人分白薯，每次要占半小时以上，伙委自己总是拿最后一份最小最碎的。尽管分得极为仔细，仍旧有人嫌不公平，说三道四，甚至拿伙委出气，但大家毕竟都知道伙委的劳累并且从心里感谢他的。至今我想起几位伙委在那样的逆境中表现的任劳任怨的精神，仍旧对他们由衷地尊敬。他门确实是些难得的好人。 到1961年初，报纸和广播开始经常宣传“救灾斗争的伟大胜利”，我们此时有了经验，懂得报上这样说的意思，就是全国大片地区发生了灾荒。果然，这些“伟大的胜利”取得以后，我们每餐得到的白薯愈来愈少，后来蒸白薯索性换成了白薯面加上用“代食品”做成的窝头，所谓代食品就是粉碎了的玉米核。随着灾荒的严重化，代食品也愈加多样化，豆杆、榆树皮、稻草，以及别的可以粉碎的植物根茎都变成代食品。其他的创造还有“双蒸窝头”，这种窝头和普通窝头用料相同，却比普通窝头大一倍，据说营养丰富四倍。 随着粮食定量的削减，人的体力也不断削弱。我的定量（中等）从每月三十六斤白薯面减到十八斤，减去的部分用代食品补足。为了缩短工作时间，增加睡眠时间，每日三餐改为两餐。挖土方等重劳动停止了，我们只拣拣玉米豆，整整砖堆，扫扫场院，活动活动而已。后来我们得知，劳改农场外的人也是这样。报纸上说这是“劳逸结合”，于是我们得知全国都在实行这样的“结合”。当然报纸还在尽量鼓舞人们，说“形势从来没有这样好”。 我永远不会忘记1961年5月24日这一天。 这天下午全中队在大院里集合，这个中队就是七个月以前从兴凯湖调来的全部人员。大家按各组指定位置坐在马扎上，干部站在旁边监视，看样子有重要事情。不久来了一位干部，四十来岁，中等身材，穿便装，队长介绍是来自清河农场总部的干部，到这里来宣布教养期。大家听了精神为之一振，这可是盼望已久的事了。 正式宣布教养期之前，这位干部作了简短的开场白，是写在纸上的，他读道：“我们研究了你们的档案，做出了关于你们教养期的决定。首先必须说清楚，根据你们的‘罪错'，对你们的处分是非常宽大，非常人道主义的。”“罪错”是劳改干部常用的词，我们听熟了。“这是因为我国的司法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司法制度，是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基础的、世界上最先进的司法制度。我们的原则是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罪犯。我们对罪犯的原则和医院对病人一样，那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们应该知道，你们的处分比同样的罪错在资本主义国家受到的处分轻得多。特别是你们当中的右派分子，根据罪行，在资本主义国家都应该判死刑，因为你们企图颠覆政府，而且证据确凿！” 接着就宣读每个人的教养期。教养期分一年、一年半、两年、两年半、三年五个等级，一律从宣布当日算起。从一年的开始读。我自知我的处分只能是最重的，所以两年半以下的根本没有注意听。果然，他读了几个三年定期名字以后读到了我。大概是为了表示对我的憎恨，读我的名字时特地提高了声音： “刘乃元，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劳动教养三年！” 按照惯例，听了重要的报告以后小组要讨论的。大家早已训练有素，因此讨论中（实际是轮流发言，内容相同）大家一致表示拥护社会主义法制，感谢毛主席、感谢党的宽大，今后一定努力劳动，改造思想，重新做人，等等，等等。每人发言一次，不多不少。因为不发言是不行的，所以都得说一次；由于没有新的内容，所以一次就够了。右派发言以后，“内矛”发言，“内矛”约占组内人数四分之一，发言的内容是右派应该感谢党的宽大，右派的罪错比“内矛”的严重得多，必须好好改造才能重新做人，等等。 十年以前，我会为大众的意见如此一致惊叹不已，现在我已司空见惯，不仅不觉得奇怪，而且我自己也十分熟练地参加这种表演，我并且懂得，这种一致就是大家都在政治风暴中学会跟着官方的调子说话了。 我于1958年3月8日被“收容”，同年6月开始参加体力劳动。我理解为这就是劳动教养的开始。我劳动了三年才宣布我的教养期，这三年算什么？没有交代。至于教养期，那是“研究了档案以后决定的”，只字未提根据什么法律第几条定的刑期。在我倾听宣读时，心里已经出现这些问题，令我想起我在鸣放时提的意见：“中国需要加强法制，应该更多地制定法律，并加强法制教育。”当时动员鸣放，我才提了这些意见，接着就因为“进攻党和社会主义”变为人民的敌人。然而现在宣布教养期的行动恰恰证明我的“进攻”是正确的。我很清楚，我的难友们人人都有同样的问题，只是无人敢问罢了。这几年没有教育人们遵纪守法，但把人们教育得不说话倒是很成功的。 但是，三年以后，我们的教养期并没有结束，当初堂而皇之地宣布了许多，到时并不生效，这又一次证明“中国应该加强法制”。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内容，竟被处分右派分子的司法机关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是正确的，真是具有讽刺意味。 “代食品”毕竟不是食品。教养人员的体力不断下降，到1962年春季，能用锹和镐干活的人已经不多了。有一次我们在一处未挖完的水渠上干活。那渠已挖到一半，想必是因为缺乏劳动力停工了。我们的任务是把沟里的冻土块抬到上面去。其实这个活可做可不做，队长不过是找点事叫我们干而已。我和一位难友抬一个荆条筐，里面放了几块冻土，重量不过七八十斤，在“自然灾害”之前，谁要是抬这么一点点是要受批评的。现在谁都这样干，而且抬上去倒掉以后，两个抬手就放下扁担坐下休息，带工的队长只能视而不见。就是这一点重量，我们也几乎不能胜任了。我们摇摇晃晃抬着土筐向上走，我脚下忽然一绊便向前栽倒了，脸磕在石头般的冻士块上，破了好几处。我的抬伴猝不及防，扁担也扔了，向前抢了几步，立住了。这天上午的活就此结束。我的额头和腮部擦伤了几块皮，竟拖了一个多月才愈合，因为缺乏营养。 谁要是在1962年冬季的晚上来到我们的宿舍巡礼一番，他一定会怀疑那里面还有没有生命存在。首先，屋子里没有火或者任何取暖的装置。清河农场的气温平均低于北京3——4摄氏度，冬天没有火，正常人也受不了，何况一群饿得皮包骨的囚徒！我们每天下午四点钟收工回来，很快吃完那堆叫做晚饭的东西：两个代食品和白薯面做的黑窝头加一碗马齿苋汤。吃完以后，不摘狗皮帽子，不脱鞋就爬上床去。那床是木板搭的，像屋子一样长，约睡二十人，每人占六十公分左右。上了床靠墙坐着，腿上裹着棉被，两手揣在袖子里，闭着双眼一动不动，就是这样的姿势从下午五点坐到晚上九点，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开玩笑，更没有人吵嘴，屋子里安静得可怕。也没有人看书，因为没有精神，再说二十个人用一盏15瓦的电灯泡是不可能看书的。埃及金字塔下面的墓室未必比这里静多少，而这二十尊坐像的静止状态不下于二十具木乃伊，这二十尊坐像中有一个就是我。我闭着眼坐在那里，听着手表走动的声音，浑身没劲不想动，要睡又睡不着。我知道时间在过去，我的生命在消失，我知道谁都知道这些，但谁也不知道我们在等什么。 晚上九点，院里响起哨声，值班员喊：“点名啦！”大家从半睡状态醒过来，才知道我们等的就是这个。我们爬下床，仍旧揣着手，手腕上挂着马扎，各自慢慢找到了地方，声息皆无地坐下来。队长点名，点到谁就有一声微弱的应声：“有！”这声音大得刚够点名的干部得知这个人还活着。过去照例点名后干部讲话，现在已经免去，点完了队长说一句：“回去吧！”于是人们起身回去，和集合时一样慢慢吞吞，无声无息。接着上床就寝。因为室内和外面一样冷，大家什么也不脱：皮帽、棉手套、棉鞋，样样俱全。所以就寝的程序比较简单，往床上一躺，拉上被子就行了。次日七点半起床，睡了整整十个小时。对壮年人这些睡眠足够了，可是我还总觉得困，假如允许，睡它二十小时才好。我知道自己的生命在逐渐枯竭，到这时我才悟出，何以许多墓志铭总把死亡和睡眠相提并论。 四 到1962年夏季，灾害开始在教养人员身上显示威力了。人们的脚和腿开始浮肿。医生们经常检查浮肿程度，浮肿超过大腿的就搬进病房。病房是教养人员居住的惟一有火炉的屋子。住进病房的人不吃代食品，但定量没有增加，不过是把代食品去掉，每天剩下六两纯白薯面，就是三个小窝头。他们不必干活，每天只是“静养”，但据说搬进病房的人很少活着出来的。找的腿肿到膝盖以下，还差一个等级不到住病房的标准。有一次我走进病房去看看（“自然灾害”以来纪律不那么严格，“串组”也没有人管），室内很整洁，窗明几净，桌上一个盘于里放着两个白薯面窝头，是午饭吃剩下的。这在劳改场所特别在当时是少见的事。那窝头紫红色，半透明，令人垂涎，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剩下。询问之下，才知道不是吃剩的，而是舍不得一下子吃掉，留着慢慢享受的。每天只有三个窝头，以病房人们的食欲大约够五分钟吃的，于是人们慢慢吃，分若干次吃完，这样可以延长这宝贵的快乐。屋里有十来个人，各睡一张单人床，一个砖炉子烧得很旺，室内暖融融的，但是静得出奇。那些人面色苍白，眼窝深陷，各自在桌上半躺半卧，闭着眼，等待最后的时间的流逝。我觉得后背一股冷气通到脚跟，赶紧走出来，因为那炉火熊熊的病房似乎比我们那没有火的寝室还冷。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住进病房，然后从病房转移到另一个世界。我只知道整整一冬病房都是开放的，随时有床位空出，随时有新的“病号”进入。我们组就有两个人住进去以后再也没有回来。估计病房的“过客”有数十人，这是我们三分场数百人范围之内的数字。 我们这些病房以外的人还有劳动力，每天出去，便趁着“劳逸结合”的机会寻找可以人口的东西，缓解饥饿的折磨。春季解冻后第一件农活，就是用锹翻地准备种稻。地里去年种的是大白菜，收获时割走了菜，菜根留在地里，现在被翻出来，白白净净的很好看。我试着吃了一个，竟十分酥脆，而且有些甜味，完全可以吃。看来是一冻一化的过程破坏了大部分纤维质，也改变了它的味道。去年收了多少大白菜，现在就有多少菜根，不愁吃完。因此翻了半个月的地，我们就充分享受了半个月的“菜根点心”。春天出土的杂草也是我们搜寻的对象，凡新长出的绿草都有人尝过，然后交流经验，互相通报什么草可吃，什么草好吃。大家都吃草，所以收工回来时牙齿都是绿的，看起来很丑。这时已经无人注意仪表，丑也没有人觉察。队长也不干涉，只要不动庄稼就行，我们还是有吃草的自由的。 可以说我们是见到什么吃什么。一天，我正在地里享用我的“菜根点心”，一鍬蹬下去，听到那化了冻的软土里有微弱的“呱”的一声。我顺手把一鍬土捆起，却见那土里有半只活青蛙，被我的锋利的鍬刃切作两半，一半被我掘出，另一半还在土里，从那白肉里流出一缕鲜血。我记起小时学的生物课讲过青蛙冬眠的习性，这只可怜的小东西在地下忍耐一冬，好不容易盼到春暖要出土了，却死在我的鍬下！我继续向前挖，又有几只冬眠的青蛙被我的鍬刃切中，有的从肩头削去一块，有的“负轻伤”，但很少安然无恙的。整整一上午我伤了十几只青蛙，心里很不忍，可它们的所在无法测知，也就不能保障它们的安全。晚上回到宿舍，我对组长谈到这件事，组长姓阎，比我小几岁，学地质的，俄文很好，在生活问题上比我高明得多。 “青蛙！”他听说后吃了一惊，“你带回来没有？” 我说没有带回来，因为很脏，看着恶心。 “你真是个书呆子！”阎几乎吼起来，“那可是高级食品啊！” 这时别的难友听到，走过来问是怎么回事。得知我把十几只肥青蛙白白丢在地里，大家一致附和组长的意见，谴责我的无知。这时我才知道，今天我碰到了谁都没有遇到的好运。我大为后悔，保证今后再遇到这样的好东西决不轻易抛弃。不幸的是次日挖了一天，什么也没有挖到。又过了好几天，难友们和我才挖到一些，大家美美地喝了一锅青蛙汤。 乱找食品有时是危险的，鲁莽和无知的人往往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农场的田埂和道边有一种野生的爬蔓植物，果实上有刺，俗名蒺藜狗子，里面有几粒黑色种子，味道还可以。有一个难友搜集了许多蒺藜狗子，剥出满满一饭盆黑色的果仁。他烧了些枯枝，把这些果仁炒熟，发出像榛子一样诱人的香味。他很高兴，拿一本小说读起来，边读边吃自己弄来的宝贵的零食，重温了久违的悠闲和舒适。一下午过去，黑色果仁吃光了，却觉得肚子痛，不久竟痛得翻滚起来。次日就因食物中毒死在医院里。 五 我的体重原来是八十四公斤，到1962年竟减到九十市斤，差不多等于原来的一半，完全是皮包骨了。然而我的浮肿没有超过二级，不到三级这个致命的程度，我想这是我的身体素质好的缘故。一次我感冒，到医务所看病，一位年轻的女护士给我做肌肉注射，竟没有把针刺进去。我听到她自言自语：“哎呀！真瘦！”几年来没有见过镜子，这时竟有一位新到组里来的难友把一面镜子挂在寝室门边的墙上。一次我向外走时不提防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不禁吓了一跳——我的眼窝、太阳穴和两腮整整是六个黑洞，我面对的是一具不折不扣的骷髅！我们宿舍门口有两级两寸多厚的台阶，我出进时迈上这个台阶竟感到困难。我担心我的体力照这样衰弱下去，有一天会要追上那些从病房抬出去的人，长眠在这块土地上，那就永远也见不到母亲和女儿，见不到家乡了。何不趁着纪律相对松弛的时机，试着请探亲假呢！我抱着万一之想，向队部提出了这个请求，队部竟出乎意料地批了我一个星期的探亲假。 这是我四年来第一次单独外出，并且乘火车到北京。我就穿着那套昼夜不脱的衣服——棉袄棉裤、狗皮帽子、棉鞋和不分四指的棉手套。那时粮食控制很严，一般人出门都得带粮票。我吃囚粮，没有这样的粮票，只能带干粮，于是我就到伙房，凭假条领出了一个星期的食品：整整四十二个白薯面加代食品的黑窝头。我把这些塞在背包里上了路。 乘火车三个小时到了北京。北京，我出生成长的地方，它已经把我当罪犯放逐出去，现在四年以后回来，真是百感交集。我自幼热爱我的故乡，当她遭受日寇践踏时我的心流了血。然而她冤屈了我，弄得除非劳改干部恩准不许踏上她的土地！我从火车走到月台上时觉得这块地方这样熟悉又这样生疏，眼睛里涌出了泪水。 大街上一片触目惊心的景象。街上行人很少，也没有什么车辆。商店都关着门，没有营业的，到处静得可怕。有一两个店铺的门开了一条缝，外面人们排着长队等着买东西。我一打听，得知这是卖非配给商品的，一般是食品。这叫“高级”商品，比凭票供应的东西贵得多，一斤“高级奶糖”卖五元，是凭票供应价钱的十倍，当然只有富裕的人买得起。“大跃进”本来是要提前实现共产主义的，现在却在冲击计划经济了。 见我回家，母亲惊喜交集。四年前我突然被扣押，接着是一系列变化，母亲已经在担心永远见不到我了。我的样子大概吓了她一跳，她盯着我看了好久才认出是我，然后落泪了。我的信里什么都不能写，母亲纳闷我是怎样活过来的，现在见到我，要问的事太多，简直不知从何问起。女儿小真和阿姨争着问我生活情况，首先是吃些什么。小真拿一个我带回去的黑窝头放在火上烤，烤出白薯味很高兴。她才十二岁，还不甚懂得愁和苦。母亲看到我的囚粮又流下眼泪，因为它可以帮助她想像我所受的苦。阿姨立刻做了烙饼炖肉给我吃，这是我喜欢吃的家里饭，而且久违了。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顿，真高兴又回到温暖的家。我以为自己理所当然地应该吃那样一顿炖肉烙饼，那是当初的家常便饭，不足为奇的。直到多年以后说起往事，阿姨才告诉我，那一顿饭我吃掉了她们三人半个月的猪肉配给量！ 当时的问题还是大跃进带来的饥荒，不仅食品，几乎所有的日常生活用品，从手纸到火柴，都是凭票供应。每月月初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是最忙的：整个区每一户居民几十种供应票证都要备齐、算清发下去。由于食品特别珍贵，每月的供应买来以后必须保管好，每天做饭，用秤量出当天用量，不能超过，才能接上下月的供应。一不注意用亏了就得去买“高级食品”，如果买不起就得忍着饥饿，熬到当月24号以后才允许用下月粮票，才能吃上饭。市民的食品供应比囚犯好些，但也是不够吃，大家只能半饥半饱地挨日子。人们面色憔悴，精神萎靡，讲话都没有力气。电车和公共汽车走得都很慢，没有风驰电掣的劲头。店员们伴着空荡荡的货架坐在柜台后打盹，偶尔有人来买东西，只需要拿过票证和钱，把规定的东西给他就完了，有时连话都不必说。大跃进已经不常提起，但到处可以看到“跃进”的后果。 这时的首要问题是我已经变得不成人样，还能不能活下去？母亲要怎样做才能帮助我活下去？母亲坚信我有病，否则一个彪形大汉不会这样快变成一具骷髅。她陪我到积水潭医院去做了检查，医生说我有严重的蛔虫病。我相信他的诊断：我们在地里乱吃，得了蛔虫病是难免的，而我的体力迅速下降，也表明我摄人的那点可怜的营养也没有被充分吸收。医生开了杀虫药，说因我的体力太弱，只能开儿童用的药，但比儿童加大了剂量。服药以后果然有效，次日排出的几乎完全是一团团的蛔虫。这一来排除了暗中掠夺我营养的敌人，加强了我的信心。 我受难以来第一次有机会告诉母亲我挨饿的问题。这是我受到的最大的威胁，而我给母亲的信里是不能写的。这时母亲明白了我的处境，决定尽全力帮助我。必须买高价食品（所谓“高级”食品），这就需要钱。当时物价上涨，卖东西比较容易。母亲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首饰、家里值钱些的旧衣服、我的手表等只要能变卖的东西，统统卖掉换成我的食品。一个星期假满，我动身回农场时背包里寒着炒面。烙饼、咸肉、奶糖等等，都是高价买来的，值五十元左右，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工人一个多月的工资。我告诉母亲，这批东西够我吃一个月。于是母亲决定一个月以后再筹办一包，由阿姨给我送到农场。 一个星期的假期过去，我充分地休息，治好了蛔虫病，阿姨给我做的饭菜远远超过她们自己的营养，更不用说比我的囚粮了。被劳教四年以来饥饿的折磨，今天被慈母的温馨治愈了。自此以后每过一个月或四十天阿姨就送一次食品给我，一共送了十几次。直到1963年全国粮食供应好转，我们也开始吃粮食了为止，体力才逐渐恢复。这一年我们被调到北京南郊的团河农场，离家很近，可以常回家了，我的“营养补助”才告终止。 我能够想像，母亲和阿姨给我送去这么多的食品是很困难的，内心感到歉疚。许多年以后食品危机已经过去，阿姨告诉我，为我送食品给她们带来的困难远远超过我的想像。首先在家庭遭难以后，母亲已经一贫如洗，她告诉我不愁没有钱不过是安慰我。有几次送食品的日子到了，还筹不到买黑市食品的钱，只好把母亲和阿姨的定量供应品给我送来，告诉我是高价买的，怕我知道实情就不肯吃，而母亲和阿姨便忍饥挨饿，煮些菜叶打发日子，为此母亲的双脚都浮肿了。这些话是80年代阿姨对我讲的，那时母亲已经去世，灾难早已过去，但我听后还是止不住热泪盈眶。我带给母亲的困难太大了。母亲自己挨饿省出来的东西，我吃得那样香甜！其实我从探亲回来以后，特别是阿姨送过几次食品以后，身体已经明显好转，应该而且可以把这特殊的营养补助减少一些，或完全停掉。我没有这样做，没有多替母亲想一想，在灾难面前只顾自己。想起来追悔莫及，为这件事我将终生愧对亲爱的母亲。 张阿姨给我们的帮助远远超出了保姆的服务范围。特别在那不少亲友都“划清界限”的年代，这种情谊更是可贵。阿姨称得起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她还健在，在家乡安度晚年，两家经常来往，像亲戚一样。 这次我回家，是小真四年来第一次见到父亲。我离婚时孩子才十一个月。她母亲很快又结了婚，离开了北京，而我先参军，后下乡，也没有多照顾她。小真是祖父和祖母养大的，和我并不熟。我被拘禁时小真八岁，在初小上学。学校的教育是把孩子培养得无条件地忠于毛泽东，因此她从小就认为父亲不是好人。下面是60年代初期她和祖母的一次对话： “奶奶，爸爸为什么在劳改农场？” “他在那里工作。” “人家说，劳改农场里都是坏人，爸爸是不是坏人？” “不是，孩子，你爸爸是好人。” “他不是好人，毛主席说他是坏人，毛主席说是坏人就是坏人。” “你爸爸是冤枉的。” “他不冤枉，毛主席不会冤屈好人的。” 母亲不想再谈下去，就不再说话。学校的政治教育是不容置疑的，不可能叫孩子相信反面的说法。况且即使女儿相信了奶奶的话，在学校到处说“我爸爸冤枉”，那就要给全家找麻烦。直到70年代后期，政治形势变了，我才能向她解释她不懂的事情。那时她已经二十九岁。 六 60年代初是相对平静的时期。“大跃进”的锣鼓随着灾荒平息下来，于是十年以来人们第一次过了一段没有政治运动的平安日子。报纸公布毛泽东不再当国家主席，只做党的主席，国家主席由刘少奇担任。报纸时常在首页刊印毛主席、刘主席两张同样大的照片，并且宣传刘少奇的革命事迹。刘少奇不止一次以国家主席身份，对在押的前国民党人员宣布大赦令，这使我们这些政治犯很受鼓舞。有一次干部给我们讲话时说：“战争罪犯手上沾满革命人民的鲜血，比你们的罪惜重，他们都可以大赦，你们的前途错不了。好好改造吧！” 这年的春末夏初，我们被调到北京南郊的团河农场。劳教人员调动向来是不说明理由的，但我们迁往首都近郊总是好事，并且和近来听到的政治气氛松动的消息是一致的。刘少奇主张宽松政策，他当主席总会有好事。有人甚至传闻右派不久会一律摘掉帽子，官复原职，有的小道消息有凭有据，文件的号数都言之凿凿。当然大家只在下面议论，不敢公开传播；但这时大家的神经不太紧张，干部对我们传些什么也不甚介意。政治气氛在发生变化。 这是我们劳改以来第一次看到政治前途好转的希望。然而后来我们的希望还是落空了。 （选自《历劫不悔》，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长夜漫漫 作者：贺捷 1957年8月5日，星期一，我像往常一样从家里赶到我的工作单位——长江日报社上班。一走到报社二楼觉得气氛有异，上到三楼抬头看见基建部所贴“揪出杨万陈反党联盟”的大字报，心头一颤，顿感大祸来临。待我走到四楼自己所在的党的生活部门前，果然“质问右派分子贺捷”的大字报早已贴在墙上。我强压住惊诧和恐惧，把对我的“质问”全部看完，心里暗想：这一下“黄泥巴掉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 昨、前两天，我还在家和妻子儿女过了个愉快的周末，大女儿和儿子从幼儿园回来，宛如小鸟出笼，唧唧喳喳扑扑腾腾地给家中增添无穷乐趣，刚出生才一个多月的二女儿，也长得健康可爱。可我一滑进右派泥坑，这个家庭便要发生大不幸了。 一下想得这么多，是因为从6月初《人民日报》连续发表《这是为什么？》《工人说话了》等火药味极浓的社论开始，我便被抽到《长江日报》反右报道组，参加采访报道武汉地区文教战线的反右派斗争。看了不少学校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了解到一些优秀教师忽然堕落成为右派的可悲处境。 这一天，我坐在办公室里，已经被停止工作，不能再出去采访，也没有编辑业务做，只是眼睁睁地看着部里的同事出出进进继续给我贴大字报。我想和同事们说说话，有的人勉强搭一两句腔便借故离开，有的人干脆不和我说任何话。彻底孤立右派的战术当日就开始发威。 好不容易挨到下班，回家见了妻子，首先便沉重地告诉她：“我犯了严重错误。”面对脸色发白的妻子，我真是愧疚难言。1955年反胡风斗争时，我因与伍禾、绿原、曾卓同过事，在他们主持的副刊上发过作品，和他们有较多的往来，因而被隔离审查。我的妻子受我的牵累，不久也被审干，怀疑她是“假党员真叛徒”。事情好不容易初步弄清楚，可我又陷入右派泥坑，岂不又使她的问题复杂起来。我知道我已祸延妻儿，但是当时还不曾想到祸延时间竟长达二十多年，更不曾想到这将促使我的妻子缩短寿命。 1957年的风云突变，改变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命运，8月5日，就是开始改变我命运的一天。 为什么我忽然在一夜之间由反右报道组成员、党员编辑一下子堕落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右派分子”呢？仔细思量也是事出有因的： 第一，一直觉得自己“头上没有辫子、屁股上没有尾巴”，其实已经在两年前的反胡风斗争中长了出来。虽然作政治结论说“与胡风集团没有组织联系”，“属受胡风思想影响”，但是这已符合1957年一篇重要内部指示文章中对右派分子所作分析的成因之一：“他们大多是在历次运动中落马的英雄好汉”。 第二，我一直相信当时鼓励知识分子提意见时说的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有益的格言”，当形势急转直下时，我的思想转不过弯跟不上，曾经在反右报道组成立会上谈出自己的看法，认为是要我们“放”的，现在又是要我们“收”，“一放一收，失大信于天下”。在这样的会上说了这样的一番话，这不是其用心昭然若揭了吗？ 第二，我觉得党员之间，尤其是同一个小组和支部的党员之间，可以坦率交换看法。故批评党小组长只鼓动别人“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而自己却一句意见也不谈（多年以后才知道他已奉命每日暗中记下我的言行，已经知道要“引蛇出洞”，岂肯说什么），还在和支部书记谈心时说过“不要忘记王明‘左'倾路线造成的危害”这类大不敬的话。 第四，我在报社内部刊物上发表了《编委会引导我们往何处去？》一文，主张以能否胜任编辑记者业务，而不以在政治运动中表现如何为选拔十部的主要依据，要根据报纸工作的特点来培养干部（当时我并非主动要写此文，而是内部刊物编辑再三动员我写的。后来才恍然大悟这也是“引蛇出洞”）。 把这些集中起来，我便稳稳当当地戴上那顶“右派”荆冠了。 从1957年8月5日被“揪”出来，到1958年下半年，我到底挨了多少次批判，早已记不清了。最后结论是“从极端个人主义堕落成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四级，撤销编辑职务，“下放农村监督劳动”。不久，便下放到东西湖蔬菜一场，在那里度过了四个夏天三个冬季，直到1961年才摘掉帽子回到报社工作。 1978年10月，中央对错划右派分子进行改正的文件下达（文件名称我说不准），1979年3月，我的错划问题得到改正。当时报社党办副主任找我谈话，把改正结论草稿给我看，大意为三点：（1）对肃反斗争（反胡风斗争后来发展为全国全面的肃反）中个别粗暴做法发表了意见，合乎客观实际，不是右派言论；（2）对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某些做法有所议论，不是右派言论；（3）对报社内部个别干部调迁发表了看法，属于正常民主生活范围，不是右派言论。这样，当年给我加上的三大罪状（恶毒攻击肃反斗争、恶毒攻击知识分子运动、恶毒攻击党的干部政策）便给否定了。令人不解的是，在否定了三大罪状后，却在最后一段加上了一个“但是”，大意这样写道：“但是，贺捷对储安平的‘党天下'，葛佩琦的‘要杀共产党'等反动言论进行了称道。”好家伙，这条尾巴留得实在可怕，它将如武林人物所谓的“罩门”，一旦被对手一碰，轻则浑身酸麻不能动弹，重则终生残废或当场毙命。我看到这一段话，顿觉血气上涌，耳热心跳，当即严肃指出这完全不合事实。1957年指控我称道或者附和了这些话，我百口难辩，今天我要说清楚。所谓称道或者附和“党天下”一说，只是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某大学某系有个医务室，只有两个工作人员，一个是有多年经验的老医生，不是共产党员，一个是刚出护校的年轻护士，共产党员。在这个医务室里，应该是老医生领导，而不应该由这个年轻护士来领导。这就是所谓附和储安平“党天下”的真相。至于所谓称道或附和葛佩琦的“要杀共产党”，更是无中生有的事，我和我妻子、我哥哥、我姐夫和舅弟都是共产党员，我干嘛要附和什么“要杀共产党”的言论呢？（后来葛佩琦冤案也在中央领导同志关怀下得到改正） 党办副主任见我面红耳赤，连声说：“老贺不要激动，不要激动。”我说：“你知道当了二十二年右派和摘帽右派是什么意思吗？二十二年，这是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49年革命胜利所经历的时间，多么漫长啊！留下这么一段话，是不是准备将来随时可抓尾巴呢？” 党办副主任说：好，等我们研究一下再找你谈。半小时后，她把我又叫到她的办公室，把结论草稿给我看，最后那要命的一段话并未删去只是在前面加上了“没有”两个字。这就是说没有称道“党天下”和“要杀共产党”。既然没有称道或者附和，一笔抹去不就完了吗，可是他们不。我没有再申辩，提笔在结论草稿上签了名。可是党中央觉察到各地在右派改正工作中普遍存在留下一条尾巴的情况，转发了扬州地区右派改正工作的经验，发下统一的结论模式，即：只写明本人简历及何时何地被划为右派，再写一段为根据中央某某文件精神予以改正，完全不写当年的所谓“右派言论”的具体内容，这样统一写法，即使有些人存心要给留下一条尾巴，也无法可施了。 从中央文件下发之日到我改正之时，给我补发了一百零五元钱。我将一百元给了我的儿子，自己留下了五块钱。二十二年间扣去了多少钱的工资我始终没计算，但是二十二年损失的宝贵时间，却是想计算也无法计算的。我被划右派之时正当而立之年，到了改正之时，已是头发花白，过了知天命之年了！ “党天下”与“莫非王土” ——储安平1957年蒙难记 作者：姚杉尔 “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古人对古代中国专制社会王权无边状况的形象描述。 但是，20世纪50年代有人竟敢对当时的中国也作了类似的描述。 此人就是1957年鼎鼎大名的《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 储安平，1906年生于江苏宜兴，1932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后任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副刊编辑。他的文笔犀利，敢说敢言。 1936年储安平赴英国留学，就读于伦敦大学。 1938年回国后，历任《中央日报》撰述、编辑，复旦大学、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中央文化协会秘书，观察社社长，《观察》主编。 《观察》是一个周刊，1946年9月1日创刊，凡出四卷又八期，于1948年12月24日被国民党政府查封。 《观察》的时代，是新中国曙光在望的时代。它以“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风格而知名于世。 《观察》从创刊时的一万份到第四期已突破五万份。为此，储安平“洋洋得意地”宣称：“本刊的经营足以为中国言论界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1949年9月，储安平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新闻出版总署发行管理局副局长、《光明日报》总编辑。 1951年，他先后加人九三学社和中国民主同盟。 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7年4月底5月初，中国共产党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发起了全国范围内以清除“三害”为目的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积极提意见，帮助党整风。 为了消除党外人士的顾虑，中国共产党特别宣称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为原则。 储安平积极加人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鸣放行列。 1957年6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储安平以民主党派成员和新闻界著名人士的身份与会。 储安平在会上作了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的发言，放了重重的一记“响炮”，引起了人们的极大震惊。 储安平说：“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 储安平认为，“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 “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 “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他认为，“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甘情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 “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失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 “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 他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突出，党群关系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 “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 “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 “我现在想举一件例于，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与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人可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 他说，“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他认为，“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 “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 “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以期对国事有所贡献。” “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今后党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 储安平的话语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震动，发言赞成者有之，尖锐批评者有之，极大愤慨者有之，默不作声者也有之。 6月6日下午，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 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首先发言，他批评储安平的发言“‘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的提法是严重错误的。 他说，“这是对于历史和现时的事实的重大歪曲。” 6月10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继续召开非党人士座谈会，对“应该如何看待当前整风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危害社会主义的言论”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国务院参事万枚子认为储安平提出“党天下”的意见只是“严重的思想问题”。 他说，储安平“只是‘立异为高'，语不惊人死不休，主观上不一定就是要反对党的领导，只是客观上起了很不好的影响”。 国务院参事李促公不同意万枚子的意见。 他说：“万枚子对储安平等人的言论所作的分析，冲淡了这些反动言论的严重性，减轻了对党、国家和人民应负的责任。” 斗争越来越深入 储安平以《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身份提出“党天下”论，就犹如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它震撼了光明日报社全体员工的心，震撼了民主党派，震撼了北京，震撼了全中国。震撼之下必然是反响，进一步就是反击。 随着局势的突变，整风运动由“鸣放”转入了“收”的阶段。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而拉开了反击右派的序幕。 储安平的“党天下”论使他首先成为“众矢之的”。 自6月8日始，就有人批判他。当然，随着形势的发展，他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一切“功绩”都变成了批判的材料。 6月10日下午，民盟光明日报社支部召开全体盟员大会，一致反对储安平以《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名义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所作的发言，对他所谓“党天下”的错误言论进行了严厉的驳斥，并坚决表示“决不容许把《光明日报》拉出社会主义的轨道”。 在大会上先后发言的有《光明日报》编辑部各部主任、副主任和部分编辑、记者。 发言的人都指出“储安平的所谓‘党天下'的说法，不仅是彻头彻尾的歪曲，并且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污蔑”。 6月13日晚，民盟中央小组座谈会举行了第四次会议。民盟中央副主席史良在会上作了“民盟中央不能对心怀异志的人有所包庇”的发言，公开声明，“储安平的整篇发言论点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史良还指责章伯钧对储安平的批评“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 民盟中央委员千家驹在会上“批判了少数右派在整风中混水摸鱼，假借整风反社会主义、反共”。他说，“为什么要批判储安平的错误思想呢？因为他有代表性，代表了某些想在整风中‘捞一把'的人，而且民盟中支持他的大有人在。”他希望“民盟中和储安平的思想有共鸣的人要向全盟同志有所交代”。 6月14日，光明日报社工厂和行政部的职工举行座谈会，“愤怒谴责储安平以本报总编辑名义发表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坚决表示要保卫社会主义阵地，粉碎储安平将报纸拉向右转的任何企图”。 在会上发言的，有排字工人、轮转机工人、汽车司机、锅炉房工人、炊事员和行政管理人员等二十多人。 6月14日下午，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邀请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北京市分社的委员举行座谈会。 会上，二十四个人的发言中，一致对“储安平散布的‘党天下'谬论和其他右派分子反党谬论作了批判，一致要求要和这些反动的言论在思想上政治上划清界限”。 中央常委茅以升首先在发言中表示“对这几天报上严厉批评储安平的谬论，非常拥护”。 另一常务委员袁翰青“尖锐地揭露了储安平还没有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事实”。 严济慈说：“储安平认为‘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这是储安平不满意党的力量强大，想取消党的领导，消灭党。” 还有人建议九三学社召开中常会“处理储安平的问题”。 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最后在发言中指出：“这几天对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虽然有所驳斥，对他们的阴谋有所揭发，但这股逆流和反人民的歪风还未得到彻底纠正。” 他认为“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谬论是彻底的诬蔑，是企图取消党的领导，取消社会主义制度”。 6月15日的《文汇报》登载了姚文元《右派野心分子往何处去》的文章，文章说：“当储安平、葛佩琦等等野心分子，以英雄的姿态站起来向社会主义开火的时候，他们自以为是顶天立地的巨人……然而他们立刻就发现自己倒了大霉了，社会主义的铁墙坚不可动，他们却在工人阶级和全国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愤怒反击下头破血流”，“他们原来不是巨人——甚至连纸糊的巨人也不是，只不过是一小撮在众目怒视众口怒叱下缩在墙角落里发抖挣扎的渺小而又渺小的侏儒，只不过是几只想阻挡历史车轮而已经被车轮轧断臂膀的奄奄一息的螳螂而已。” 6月15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马寅初的《我对储安平、葛佩琦等的言论发表些意见》的文章，说：“储安平先生的话据我看来是反映了某些人的看法，决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党天下'的说法是错误的。” 6月21日晚，九三学社举行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扩大会议。会议由该社主席许德珩主持。 会议首先听取了九三学社副秘书长关于《光明日报》最近召开社务委员会讨论章伯钧、储安平擅自篡改《光明日报》政治方向问题的情况的报告。 会议一致通过了“对于《光明日报》被章伯钧、储安平擅自篡改政治方向的追究责任问题”，以及撤销储安平代表九三学社充任《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委员的声明。 最后，储安平作了简短发言。 他说，他承认自己的错误，特别是看到台湾香港的反动报纸在为他的发言喝彩的时候，他感到很沉重。 他表示“要认真地挖掘自己的思想根源，并且交代同章伯钧、罗隆基的关系”。（《人民日报》1957年6月22日） 6月29日的《文汇报》登载了《储安平长子储望英反对储安平的反动言行》的一封信。 编者按：储安平的长子储望英写信给本报，表示反对储安平的“反动言行”。来信原文如下：文汇报编辑部负责同志： 我是储安平的长子，最近才从部队复员返家。 储安平反社会主义言论发表以后，已受到全国人民的严词驳斥。我身为革命军人、社会主义青年，坚决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他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污蔑人民领袖的谬论。 在报纸上已揭发了他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实，充分证明他这种恶毒思想是长期存在的、有政治野心的，企图借用《光明日报》做基地，向社会主义进攻，这使我更认清了他反党面貌。 我要给储安平先生一句忠言：希望你及时悬崖勒马，好好地倾听人民的意见，挖掘自己反社会主义思想根源，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以免自绝于人民。 信中的最后落款为：储望英。时间：6月26日。 7月3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李兵的《储安平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右派》的文章。文章比较系统地揭露了储安平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右派”表现。 对储安平的揭露和批判逐渐深入，斗争进一步尖锐化。 “天下究竟应属于谁？” 伟大领袖毛主席曾说过：“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在强大的压力下，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储安平受不了了。他不得不开始一点一点地交代他的“反动”言论的来由和跟“章罗联盟”的关系。 7月7日晚，九三学社中央整风委员会召开扩大座谈会，由储安平交代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和行动”。 关于储安平与章、罗的关系问题，储安平强调“他和章伯钧、罗隆基是由于《光明日报》才有业务上的联系，说章伯钧对他‘很冷淡'”。 他说，由于他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他的做法刚刚符合于章罗联盟的要求，不用指点，已经为他们做得很好了。 储安平还想继续讲下去，会议主席某某某指出：“储安平应该争取主动，老实交代，不要总讲这些别人都熟悉的东西。” 九三河北分社的某某愤慨地说：“我们没有时间来听你这样的交代，你要再讲这些已经谈过的问题，我立刻就走”，“毛主席、周总理是六亿人民爱戴的领袖，‘老和尚'、‘小和尚'不是随便说出口的。” 7月间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他不得不作了题为《向人民投降》的发言。7月15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全文。 他在文章的最后表示： “我今天在这个庄严的会场上，并通过大会向全国人民真诚地承认我的错误，向人民请罪，向人民投降。” “我把向人民投降作为我自己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一个标志。” “我以后一定老老实实接受党的领导，全心全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储安平虽然“向人民投降”了，但对他的斗争并未结束，要直到他被“撞”得“头破血流”、被驳得体无完肤才算罢休。 7月1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郭敏的《编辑“能手”》的文章。 文章最后感慨地说：“储安平的‘左鞭右打'的标题的政治性之强，手法之巧妙、毒辣，可谓深明编辑政治性之味矣。” 7月19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光明日报》编辑部对《〈光明日报〉在章伯钧、储安平篡改政治方向期间所犯错误的检查》的文章。 文章最后说：“我们以沉痛的心情，对编辑工作进行了检查以后，认为章伯钧、储安平篡改本报政治方向这一严重罪行，是属于章罗联盟政治阴谋的组成部分……对于前面所述一系列的反动宣传，从我们编辑部工作同志来说，也犯了不同性质的、不同程度的错误。” 8月6日的《四川日报》发表了唐小丁的《“党天下”——“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说法为什么是反动的》的文章。 9月2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署名理夫、林歧瑞的《天下究竟应属于谁？》的文章。文章指出，储安平的所谓“‘党天下'的谬论”，是章罗联盟“用来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理论'之一”。 文章最后正告“右派分于储安平之流，你想要共产党下台和让右派分子上台，完全是痴人说梦！” 11月28日的《光明日报》刊载了魏建功、黄子卿等人的《批判储安平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几个荒谬论点》的文章。 11月24日、25日、28日三天，九三学社中央和《光明日报》联合举行大会，系统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储安平。 参加大会的有九三学社社员、光明日报社职工以及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首都高等学校代表等一千余人，对储安平的“反动言行”表示出极大的愤慨。 会议最后宣布：“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及其资产阶级办报路线，自6月8日开始受到批判以来，其反动本质早已昭然若揭，经过这一次的连续集会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予以系统批判，党天下谬论，已彻底破产。”（《光明日报》1957年11月30日） 储安平“理屈词穷”，不得不“向人民低头认罪”。 经过马拉松式的揭发、批判与控诉，一顶特大号的“大右派分子”的帽子死死地扣在储安平的头上。 1958年1月18日至24日，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决定撤销储安平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 1月3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召开，决定罢免储安平人大代表的资格。 至于储安平的《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职位则早已换人。 储安平及其“党天下”的谬论，渐渐地变成了历史陈迹而被人们淡忘。 “要捧一个人，集体地捧起他来；要攻击一个人，集体地把他打下去”，这或许是时代的一种特征吧。 铁帽压顶 作者：舒展 《辣椒》出土 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在邓拓同志主持下改版。那篇改版的社论，可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新闻改革宣言，一是要扩大报道范围，不仅报喜，也要报忧，也就是要在报纸上开展公开的批评；二是要开展自由讨论，一张报纸不可能全知全能，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神气，害怕讨论的人，总是可笑的人，即令是编辑部的意见，也不是不可以讨论；三是改掉生硬、枯燥、冗长、空洞、武断的党八股，力求做到有条理、有兴味、议论风生、文情并茂，万不可让读者看了只想打瞌睡。 《人民日报》言行一致，报道了有六百多位科学家踊跃参加的关于百家争鸣的讨论。报纸评论员还针对当时“左”的模糊认识，指出：“争鸣正是为了实现党的领导，不可能是齐唱、合唱或只有大人物独唱。”巴金说：即令乱鸣，也比不鸣好。尚銊说：既不要以人废言，也不要以言废人。茅盾讲得更生动，他说：井蛙、应声虫和驿马是不能独立思考的；独立思考有两大敌人，即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7月5日，副刊还发表了赞扬敢于报忧的报告文学的文章。《人民日报》那段时期，真有看头！ 当时，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敏锐地感到这一态势对中国知识界、思想界、文化界的震动，于7月8日来到海运仓中国青年报社给全体编辑记者作报告，号召大家进行报纸改革。他说：“《人民日报》的这一进步，各报都有点恐慌，你们也沉不住气了，自我压迫，这是好现象！你们一定要急起直追！”耀邦同志既善于务虚，保持永不衰竭的理论兴趣，同时又善于务实，是一位极富鼓动才能的演说家。他的报告，对于当时中国青年报社内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二岁的编辑记者的改革热情来说，起了催化、助燃的作用。 当时任总编辑的张黎群同志，发动全社同志提合理化建议。有人提出要办科普副刊，这就是《长知识》的起因；有人提出要引导青年在生活方式上有一个健美的情趣，这就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早的《周末》版的起因。 文艺部有个二十一岁的青年编辑孙秉富提出办一个《辣椒》副刊。他的建议，主要是受苏联《鳄鱼》杂志的启发，主张办一个漫画与讽刺文学图文并茂的副刊。 孙秉富一鸣惊人，共鸣响应者大有人在。那么由谁来办呢？孙秉富是当然的人选（可惜，1957年他也未能幸免被“扩大”。“大跃进”中返回顺义老家务农时，夫妻二人皆死于癌症）。找谁来干这个副刊的主编呢？ 不知是领导看错了人，还是上帝发了昏。我像辛亥革命时硬从床底下被拽了出来的黎元洪，委以《辣椒》副刊主编之职。我这个人不大识抬举，对这芝麻官不仅不感到荣耀，反而觉得沉重。我当时就说：这是一个危险的职务！ 既然办这个副刊危险，拒不受命又不行，那么可否走一条保险的办刊之路呢？这路是有的。那就是批评消极现象只搞虚的，不碰具体单位具体人。即：漫画加不指名道姓的小品文和讽刺诗，再配点杂感，一期凑个四五千字，并不费劲，也不招惹谁，在总编辑那里也好通过，何乐而不为哉！ 鄙人当时二十五岁，血气方刚，颇有初生之犊的气概，坚决主张在副刊里以真人真事的批评为主，在文风笔调中含讥刺或调侃，这样才能闯出一种与苏联《鳄鱼》和中国《漫画》不同风格的讽刺性的副刊。 批评讽刺的主要锋芒何所指呢？这就牵涉到办刊的宗旨、方针了。 在没有先例、经验的情况下，当时《中国青年报》的编委会不可能为《辣椒》副刊制定一个办刊方针。当时只能是办着看，探着走。但是大体总得有个谱儿，不能碰上什么就讽刺什么逮着啥就批评啥。 我当时的思路是：中国的官僚主义相当普遍，相当严重，老百姓已经深恶痛绝，批评讽刺的对象如果绕开官僚主义，那就是躲着重要矛盾走，就不可能有读者的喜爱。然而批评团小组长团支部书记的“官僚主义”，能使人信服吗？他们连僚（属）都不够，算什么官？官之不存，主义焉附？当然也不能说凡是官都有官僚主义。 因此，我提出两条干法：一是《辣椒》一定要拿官僚主义祭旗，因为反官僚主义是党中央倡导的一贯方针；二是要“捉大虫”（即今日所谓的打老虎与拍苍蝇之说的前者）。 于是《辣椒》创刊号上就批评了河南一个县发生的屠宰耕牛事件，以后我又采写了湖北省孝感医院发生的医生因手术事故制造的溺婴，法院判得奇轻的事件（题为《被谋害的新生命》，收到读者反应的信件三千多封），又采写了地质部人事司白司长在河北正定地质干部学校进行大规模迫害青年学生的事件（题为《白司长来了之后……》）。当时《中国青年报》的副总编钟沛璋和理论部马玫丽合作，还为《辣椒》副刊上这篇长文配了社论《白司长错在哪里》，二文皆曾送当时地质部党组书记何长工同志审阅同意才发表。 《辣椒》的刊头，最早是个植物形状，以后又画成拟人形状（将辣椒画成人头）。读者对这两种刊头，都不太满意。我从孙悟空的形象得到启示，找画家画了一幅尖下巴孙猴儿，其形如辣椒的悟空式人物，一手持金箍棒，一手反搭凉棚，从云中跃下，好像发现了妖怪前那种惊喜的模样。对这个刊头，报社内外反应都很好。谁料想，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传话下来：有问题！ 当时康生的一句话，对于共青团报的分量，可想而知。 我们副刊组的同志立即给康生的秘书打电话，问：“康生同志对《辣椒》副刊刊头有什么具体指示？”不一会儿，电话回答道：“不要搞那个张牙舞爪的样子，孙悟空闹谁的天宫呀？” 立即照办，请裘沙画了一个身穿西服，手持红十字医疗箱的辣椒人像，一直沿用下来，直到1981年《辣椒》再度出土，仍是裘沙勾画的那个出诊的大夫。 出了十几期，《辣椒》在读者之中和新闻界同行之中，反响是好的。河北正定地质干校有四名教师投书《辣椒》，反映白司长到该校对青年学生搞残酷斗争逼供信的情况，迫切要求我们派人去采访调查（1957年这几名教师也都被打成右派），充分说明了读者的信任。 我1956年夏天在青岛采访时，发现大街上卖鸡蛋不是论个儿论斤，而是打开了蛋壳装在大盆里用勺子舀着卖。询问之下，得知是副食品仓库里管理存放有问题。经过采访才弄清楚，原因仍是严重的官僚主义。于是写了一篇《在鸡蛋问题的后面》，文中引了一句工人骂娘的话：“在公私合营之前，资本主义的管理时，没坏过一个鲜蛋（坏一个，资本家也心疼）；如今官僚主义的管理，就是铁蛋也变臭啦！” 应当承认，《辣椒》副刊在我主编的二十多一年多的时间里，反官僚主义的锋芒是较为明显的。然而读者仍然普遍反应：“不够辣！还得再辣点！”我当时虽然幼稚莽撞，但还没有达到忘乎所以失去分寸的地步，所以总是跟孙秉富说：“又是推着咱们往火上烤哩。小火小烤，辣椒更香；火一大，就自我毁灭了。” 从上边又传来了话。说是有人感到《辣椒》有问题，把已出的几期副刊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诙谐地回答道：“辣椒有什么不好？四川人湖南人就喜欢吃辣子嘛！”当总编辑张黎群从耀邦同志处得知并向我们传达这段话时，我们像小学生受到老师的表扬一样，那个天真得意劲儿就甭提多美了。 采写批评性的稿件，使我对社会弊病有了较深一层的认识，感到干部的水平（当时还没科学文化素质和管理水平这样的提法），特别是相当多的高级干部的水平同党中央的政治水平相差悬殊。我记得少奇同志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有很大一段讲到反官僚主义的问题，鼓励从下而上地揭露官僚主义。张黎群随少奇同志赴河南视察时，亲耳听到刘少奇对白司长批评文章的肯定。然而像白司长那样厉害地压制群众，把青年学生中的认识问题、思想作风问题当成敌人那样对待，逼得有的学生喝煤油自杀，实在不尽是个官僚主义问题，而是由于他们太主观、太武断、太教条，无民主作风和法律观念可言造成的。一句话：这样一些政治水平文化水平过低的高级干部是目前我们国家许多尖锐矛盾的根源之一。比如当时国产电影在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像《在前进的道路上》等等，观众看不下去，中途纷纷退场。再如对留学苏联的学生的审查，太偏重政治历史，轻视学识才能。这些问题无不与制定和掌握政策的人的水平有关。 没想到，我的这些零碎的采访后未见诸文字的杂感偶语，却成了我被扩大为“右派”的“反动”言论。 在新闻界当右派有它先天的利弊，一旦被“扩大”进去，立即臭名远扬：“本报反右派斗争又获重大战果——揪出右派分子某某某”！而且常常得到头条要闻地位的显赫待遇；于是亲朋好友或读者，凡是以前对这个右派的文章有过肯定言论者，迅速受到株连，所以反右战果如雪球滚遍全国。我的一个堂弟在武汉也因我牵连而被打成右派。但也有一利，那就是：“罪行”见诸报端，有如公开的、永久性的历史档案，谁也无法抹掉，无法销毁。 鄙人上述有关《辣椒》副刊反官僚主义文章以及我的“反动”言论，至今不难查找，请在《中国青年报》1957年9月14日第三版头条，由王某同志（后升任中青报总编辑）亲自撰写的署名文章即可一目了然，看看我今日记述的是否忠实于历史。 《自由谈》与我的“惟我主义” 1956年冬，报社有几位同志组织发起筹办一张墙报——《自由谈》，墙报内容无非是对报社内领导不民主、调整工资级别不合理、后勤服务不周到等等问题发表的长短言论，那稿件比小宇报大，比大字报小，抄在纸上粘于布上，已经基本就绪。《自由谈》整个发起组织的全过程及内幕，我一概不知。 《自由谈》出版前夕，他们突然发现少了一个发刊词。经人们一哄，一请，这不祥的差使，糊里糊涂地落在我的头上。我这人经不起求，几个人到办公室苦苦哀告，我就心软了：“好吧，我试试看。待会来拿。” 《发刊词》只有几句话，并不难记。大意是：“这是一个民办的不必送审的墙报（意在影射《青年报人》铅印内部小报乃官办也）。其意在于多唱几出于党有益的对台戏，毛主席提倡对台戏，旨在活跃民主生活。本报为不定期刊，意见多则长，意见少则短，没意见则不出。本报将不至于收归公有或与机关报合并。” 第二天一上班，墙报前面围满了观众读者。一位副总编停步一看，大声喝道：“这是什么人搞的？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想干什么？”越说声音越大，火气越旺，伸手抓下稿子，边撕边喊：“他们想向党要自由！要什么自由！”整个二楼三楼的同志都从办公室跑出来听着这怒吼，人们不由得屏住呼吸，没写稿的庆幸自己没参与其事，写了稿的人有点后悔闯了祸。不久，就在大饭厅开展关于《自由谈》的大讨论。王亚生是记者部副主任，当时远在武汉采访，与他毫无关系，大约是本性难改吧，千里迢迢写了一篇文章来支持《自由谈》，认为这是社内发扬民主的好形式。讨论大会上，除了许多关于批评民办墙报是“不要党的领导”、“有反领导（当时没扣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是延安《轻骑队》的翻版”等等之外，也还有人甘愿出来当反面教员，画家丁午就是一个。 他说：“我认为领导同志太缺乏幽默感了，连俏皮话都容不了，还怎么发扬民主？怎么活跃社内的民主生活？我认为对《自由谈》用不着大惊小怪，大兴问罪之师！不信问问写稿的几位同志，他们有什么反领导情绪？如果虚怀若谷接受大家的好的意见，不就完事了吗？摆开这么大的阵势，未免太严重大小题大作了吧？” 大会被丁午搅得不欢而散。很快，中央直属机关党委知道了中国青年报社内出了一个民办墙报，派人来抄录了稿件内容，以后也没有对我们进行批评。当然，也没有表扬。 这时，有人主张取消《辣椒》副刊（其实从创刊号试版，我送大样给团中央某书记审阅时，他就明确表示：“回去告诉你们总编，我不赞成搞这种副刊！”），孙秉富叫我坚决顶住。我想如果编委会决定，谁也顶不住。后来一打听，编委会未议此事，只是有人担心《辣椒》的影响愈来愈大，有的省市企业的团组织或青年监督岗相继办了《紫皮蒜》《朝天椒》《刺猬》等不少批评、讽刺性的副刊。我从重庆收集了一批工矿企业的这类稿件，借此开辟了一个新栏目：《辣椒的兄弟们》，还写了个编者按，欢迎同行们寄稿来。 有人认为这是副作用，如果共青团也都来批评团外的一些个合理现象，岂非不务正业？取消论的论据就在这里。 我只写了一个小纸条贴在讨论要不要取消《辣椒》的评报栏内：“《辣椒》一旦取消，本人面临失业，只好到大街上卖唱去也！” 仅此一语，1957年又构成我“反党”罪状之一：妄图联合全国《辣椒的兄弟们》起来反党，并负隅顽抗，以上街卖唱相威胁。这仍然是丁午所说的“跟没幽默感的人对话，没共同语言！” 在报社搞业余创作，在许多人眼中是不务正业的个人主义表现。我当时写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篝火》，北京电影制片厂已将剧本打印，并派编辑钱伟与我联系商洽修改事宜，说水华要找我面谈。以后批判我的惟我主义的主要根据就是此事。那评论的题目是《从惟我主义到反党》。 几乎每出一期《辣椒》，总要因为稿件的修改问题、抽撤问题与值班总编有所争执。 《自由谈》事件，我又成为幕后策划者之一。何必如此惹得一些领导人心烦呢？别等待撤职查办，自己趁早走人吧。 于是我向文艺部主任吴一铿、副总编陈模、钟沛璋提出，请求调到记者部。但批准令迟迟未下达，直到物色到高炜来取代我时，陈模才在北京饭店的一次舞会上非正式地透露：编委会已批准我的请调报告。当时我乐得几乎跳了起来。 1956年除夕，天正飞着小雪。当我迈向二十六岁的门坎儿时，我的心境是多么轻快豁朗啊。我和同室的画家裘沙两人各自正处在跟女友的热恋之中。我喝完呼唤灵感的葡萄酒，他画画，我写作。过度兴奋，也会阻止写作心态的平静，我写不下去，于是说：“走，裘沙，跟我上邮电局！” 裘沙眨着深度近视眼，奇异地望着我，但仍跟我一道各自骑自行车迎着飞雪向东四邮电局奔去。打电报的老业务员闲坐着。我填好了电报地址某某市某某大学以及我女友的姓名。电文是： “我拥抱你，如同迎向一九五七！” 老业务员从老花镜下向我翻愣着眼睛。 1957，啊，明天，阳光一定会在雪地上闪着幸运的光彩。 这年3月，我打点行装奔赴大西北采访。先到甘肃祁连山的镜铁山访问地质勘探队，以后又到玉门油矿。那时铁路到此为止。于是乘坐吉普车至克拉玛依，时间已是7月初。 突然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电报，说已商得报社同意，让我立即乘飞机返京与导演水华商谈分镜头剧本的事，机票由北影厂报销。我兴冲冲赶向北京，准备投入分镜头剧本的加工修改。 这时反右已经开始。在乌鲁木齐飞往北京的空中，我庆幸自己走访大西北的收获，庆幸远离了报社，庆幸5月份在玉门时看到毛主席在接见青年代表时说的一句话：“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都是错误的”，我得到了启示，保持沉默是最佳选择。 从傲慢抗拒到低头服软 下了飞机，到休息室的第一件事是找报纸看。7月12日《中国青年报》第二版的报心位置有一个加粗花框的三行字，我的大名赫然在目，“见报后速回报社本报记者部”。 再翻翻前三四天的报纸，原来刘某某已经被揪出来了。但我总存侥幸心理，以为鸣放期间，没有任何言论。何况一回报社，整风领导小组的人就找我谈话：“你要放下包袱，只要你好好检讨，揭发刘某某，你的问题与刘某某是有区别的。” 大字报开始向我围攻，说我肯定掌握着刘某某反党言行的最有力的材料，要站到革命方向来揭发刘某某，否则如何如何。 整个一个星期，要我写揭发大字报，实在写不出来。刘某某跟我说过什么反党的话呢？冥思苦想，搜索回忆，实在想不起来。总得揭发点刘的错误言论吧？于是我根据印象杜撰了一句：刘某某说青年垦荒没啥写头，说这种题材拍成电影也未必有多少观众。这证明刘某某反对青年垦荒。 这就是我想了六七天拿出来的所谓最有力量的材料。当时反有领导小组又令我交出刘某某给我的信，刘也交出了我给他的信，那上边也没找到什么反党的话。我承认跟刘某某谈文学，谈苏联的话题多，每逢春节他都邀我到他家吃饭，因为我没成家，纯属朋友间正常往来。 我的女友从外地来看我。正是一个星期六。第二天报社有大客车去颐和园游玩，我准备与她一同乘车去昆明湖划船散散心。她不同意坐报社的车。于是第二天一早，我俩在城里事先穿好游泳衣，坐公共汽车到颐和园，租到一只船。脱掉衬衣衬裤，戴上墨镜，一边划船，一边游泳，一会儿船上，一会儿水中，有说有笑，玩得实在痛快。游累了，就撑起阳伞坐在昆明湖上任船儿闲荡。憋了十来天的闷气，这几个小时终于吐出去了。在船上，我想起《难经》上讲过的狂与癫的不同。人不能没有一点癫劲儿：“自高贤也，自辩智也，自贵倔也，妄笑好歌乐也。” 于是，我放开喉咙在湖上高歌起来： 蓝天高，绿水长， 荷花朝太阳， 风吹千里香…… 第二天一上班，一幅漫画大字报，呼吁打打我对运动的态度。漫画上：水上小船，船上有穿游泳衣的一男一女，戴着墨镜，男的张着大嘴在唱歌…… 7月18日头版，有位马某某同志写的批判刘某某的署名文章，批刘之后的结尾，公开点了两个刘的好友的名，即威学毅和在下。这篇文字并不难找，现抄录下来： 还有人迟迟不下决心斗争，如编辑戚学毅，自称跟刘某某是患难朋友，刘某某吹捧他是“中国的别林斯基”，关系甚密切，但戚学毅至今摇摇摆摆，吞吞吐吐，刚刚批判了刘某某几句，又赶快托人去道歉，请求“谅解”。现在，报社同志也已指出这些人的错误。记者舒学恩（即鄙人原名），长期跟刘某某一唱一和，一个腔调，并且傲慢地拒绝同志的批评和领导的劝告。现在，同志们也要他深入检讨。 命运之神巧于安排，1983-1985年，马某某同志又在《人民日报》记者部领导我，成了顶头上司。 我的母校——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同学们看到报上马某某对我的警告，为我担心，打电话来劝我服服软算了。我说我已经够软的了，够窝囊了，我不能无中生有胡吱呀。 没出三天，我正式被定为“右派分子”。我写交代材料。大会揭，小会批，更多的时间是让我看《社会主义教育课程汇编》。我一个人一间办公室，倒也清闲自在。黄裳的那本《旧戏新谈》（解放前开明版）我撕掉了封面，成天看，也是自得其乐。为纪念这本书，1985年去上海看望黄先生时，还让他在扉页上签上了他的大名。 7月16日在《北京日报》新闻界批斗刘某某。大会还没开始，人声已经沸沸扬扬，说是一人从三楼跳楼了。西裱褙胡同里，围满了来参加批斗会的同行们。从已经停止呼吸的土白色的死者面部，凡是中国青年报社的人都能辨认出这具尸体。 他就是威学毅。 老戚同我当然也是谈得来的。他这个人太认真，认真到呆痴的地步。一旦钻进痛苦的死胡同，怎么叫他往回走也不顶用。他的惨死，我不以为是他绝望的表示，他是在用尸体抗议。我咬紧牙关上楼，心想，“我无论如何不能走这条路”。“你们本不该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正是某些人所期望的事啊！ 对我的看管严厉起来。我的女友的家也有人去做分化工作，逼她家交出我的所有的信件。果然如获至宝，但信中仍然找不到反党的话。我万没想到揭发我的材料中，居然采取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的手法，把我信里揭露官僚主义和痛骂一个剧院人事科长挖墙脚的话算成我的“罪状”。这位科长乘人之危，利用一美女迫切要求人党的心理，步步诱引，眼看已经上钩之机，抛弃了在老区患难与共的夫人，娶了这位美女。这位美女忍痛扔掉了同她热恋了四年之久的老同学。我在信中讲给女友这个故事。有一次，我在剧院看戏遇见我的那位爱人被撬走的老同学，我们正在休息室交谈，那位人事科长笑眯眯向我们走来，伸手表示友好之意。但这只手悬在空中，我们不屑跟他一握。是的，我目中无人，因为他不是人。这尴尬场面至少有半分钟。被人欺辱了的弱者，还能有什么更高明更有效的反抗方式呢？我在信中对这位无才无德的人事科长总有几次毫不掩饰的谩骂，用词当然不大文雅，诸如：笨蛋、蜗牛、伪君子、补锅匠、蛀虫、党根、文明戏子。用现在人们熟悉的人物形象的姓名，可以作这位人事科长的代名词，那就是《天云山传奇》中的吴遥。我骂这位以权力搞爱情加塞儿的“第三者”的全部语言，统统挪到党的上面，说我是骂党。为了套用阶级分析法，说我出身资产阶级，之所以对党如此仇恨，是由于我是阶级异己分子。 我是在十八岁地下学生运动中入党的。凡是我的老同学都知道我在学校的表现。我并没有隐瞒我的剥削阶级出身，我背叛了我出身的阶级，怎么能说是阶级异己分子呢？ 揭发材料的导语说，我的最主要的罪状是前边关于《辣椒》我编的和写的反官僚主义文章是利用反官僚主义反党。文章中的那些官僚主义，一下子统统变成了党的化身。这样无异于承认党即官僚主义，从效果上看，是谁在丑化党？从观念上看，开了“朕即党”的先河。 然而，在上述这样的结论上，我乖乖地签了字；在开除我的党籍的处分决定上，我乖乖地签了字；在王某的虎视眈眈的目光下宣布我被宽大：按三类右派处理，每月发生活费三十元，我乖乖地表示感恩。团中央绝大多数右派全部服服帖帖地低下了头。求生的欲望，毕竟是最现实的！ 1958年初，春节的除夕之夜，胡耀邦找团中央的全体右派谈话。大会一开始，他就问：“学恩来了没有？”我立即站起来，“来了！”耀邦说：“学恩这个人是有才华的，很聪明也还年轻嘛，只要下去好好改造，将来还能为党做工作嘛。”当着那么多比我岁数、资历、成就大得多的右派，耀邦同志这么激励我，使我非常窘迫不安。 1958年春，到山西平顺劳动改造，耀邦同志嘱咐只说我们与监管我们的人一样，统称是“下放干部”，不要公布我们的右派身份。因此，团中央这一大批右派，远比文化部发配到北大荒的右派要幸运得多，至少没死人。1958年上半年劳动评比中，跟我们一起并监督我们劳动的真的下放干部有些人表现平平，而一些没公布身份的右派反而都被老乡们评为劳动模范。在农村劳改的最大收获是亲历了大跃进的种种磨难，从放开肚皮吃饭到勒紧裤带干活…… 风雨沉舟记 作者：章立凡 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1957年那场政治风暴的前前后后，父亲章乃器始终是一位不断引起争议的人物。有的人激赏他那种刚正不阿的性格，誉之为“中国骨头最硬的知识分子”；而在另一种场合中，他又被金口玉言地赐予“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的“活溢”。成为这样一位集毁誉于一身的人物，这或许是他在历史上的幸运，但也可能是他在现实中的悲剧。 自1979年起，我不断为父亲的平反问题提出申诉。民建、工商联（父亲是其创始人）的胡厥文、胡子昂老先生均主张平反，但当年两位积极斗争他的人，却联名致函中共中央，反对平反。1980年4月间，有消息说，当年被划右派的二十七位知名人士中，父亲在不予改正之列。我手持当年印发的《关于右派分子章乃器的材料》到胡耀邦同志处上访，又分别给邓小平、陈云同志上书。同年6月传达的中共中央60号文件，父亲的名字列在改正的二十二人之首。 一、整风之前的两场争论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在1957年当上“右派头子”殆非偶然，因为他的命运早就由他的性格决定了。父亲的性格刚正耿直，他一生经商、治学、从政，始终不脱书生本色。他的老友许汉三曾回忆说：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有些党外人士心存客气，或有所畏惧，对执政党的政策或对普通党员有意见，甚至发现错误，多数唯唯称是。而章乃器遇到这种情况，则不仅与其争论，而且还进行斗争。我怕他受到打击，多次劝他不要这样做，他总是反过来批评我，说我的意见实际上是“明哲保身”的个人主义和作客思想。他多次在公开讲话或私人谈话中，劝人不要有作客思想。要把国家的一切事业当做自己的事业，不辞劳怨，全力以赴。 父亲除担任国家的粮食部长外，还担任民主建国会及全国工商联的副主任委员，这两项职务经常涉及有关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政策问题。早在1957年反右以前，他在两个问题上曾与一些同事发生激烈争论。 第一个是关于民建的性质问题。在1955年5月民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父亲作工作报告时插了几句话，大意是说：“在国际友人面前，可以说民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但同时要说明，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一个政党。如果外宾们说：那你们的党可以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了，我认为可以欣然承认。”他这番插话中所提的“红色”不过是形容词，用以修饰“资产阶级政党”，本意是强调民建的进步性，不料许多人不同意“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的提法，遂引起了一场争论。 父亲在辩论中引用了列宁和刘少奇关于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进步作用的论述，以及刘少奇“红色资本家”的提法作为佐证。他还谈到：“有一次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曾指着我说：‘我很同意你的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难道我们还允许白色资产阶级存在？'我提的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既然可以说‘红色资产阶级'，为什么不可以说‘红色资产阶级政党'？” 到了1957年反右时，毛泽东改变了说法：“右派中间那些不愿意变的，大概章乃器算一个。你要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已变好了，是‘红色资产阶级'。自报公议嘛，你自报可以，大家还要公议。我们说，你还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此乃后话。 第二个争论的问题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民主革命时期的提法是既有革命的一面，也有软弱、妥协的一面；建国初期的提法是既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也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1956年公私合营基本完成后，在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父亲一直抱着消灭阶级的社会理想，出于响应毛泽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号召，曾在一些内部场合探讨新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他提出：如果将“八大”政治报告中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上完成的论断，解释为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物质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也已经基本上消灭了，留下来的只是残余或者尾巴罢了”，“与其笼统地提两面性，还不如在大力鼓舞生产积极性的前提下，具体地指出那些必须改造的资本主义的思想作风”。出人意料的是，他这些在内部探讨的意见却被搬到一些会议上进行公开批判，并被贴上“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标签。于是父亲不得不应付一场新的辩论，并一直持续到1957年。 在私营经济大量出现，且在国民经济中重新占有一席之地的今天，问顾这两场辩论，确实令人有不胜今昔之感。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父亲的悲剧角色似乎已是命中注定。尽管如此，父亲仍保持他直言不讳的风骨，在1956年7月和10月的统战工作座谈会上，他对党派关系、阶级关系、党与非党关系等问题提了不少尖锐的意见，批评了人为制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简单化、统战工作庸俗化等倾向。 毛泽东当时已对这位老朋友很有看法，他在1957年1月27日的一次党内会议上说： 至于梁漱漠、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这段话可为后来的“引蛇出洞”策略做注脚。 二、整风期间的三次发言 1957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欢迎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并提出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贯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4月30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毛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界宣战。”在此次会议上，他表示自己不准备连任国家主席，并允许透露消息。 5月间，在一派“和风细雨”的迷人春色感召下，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纷纷直陈己见，对党的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当时称为“三害”）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全国进人鸣放高潮。谁也不会想到，仅仅一个月之后，阶级斗争的号角又重新吹响，“向自然界宣战”变成了向“早春天气”宣战。 父亲一直主张独立思考。整风开始前，他在4月15日的一次发言中提出要防止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他认为：“革命领袖有时为革命辩护讲的话，就不能机械地用来指导今天的革命工作。”并举出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革命不是绘画绣花”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两句话为例，指出“现在生产建设有些工作细致些，尤甚于绣花”；在革命胜利后对反革命分子的改造中，“也不是采取残酷手段，而是采用革命人道主义的”。他主张：“思想改造工作要做得自然些，不要粗暴，不要神秘，不要仅仅喊没有内容的、抽象的口号，不要神化任何个人。大家都是人，没有哪个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内。毛主席就一贯反对把他神化起来。” 为发动党外人士帮助整风，中共有关部门5月间在北京分别召开了民主人士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当时，父亲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粮食部的工作上，计算全国粮、油的平衡，准备在即将召开的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发言。自1952年主持创建粮食部以来，父亲为了解决六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每天都工作十个小时以上，连星期天也很少休息。由于工作繁忙，他在整风期间只参加了三次鸣放座谈会。 在鸣放中，非党人士普遍反映“有职无权”。在5月8日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父亲提出：“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思想。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做党性。有人批评了党，明明意见是对的，党员也不承认；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持意见也是很困难的。”讲到这里，他声明说，“不过，我是有职有权的。在粮食部里，党组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党组管政治思想领导，我管行政领导，党组和我有了分歧意见，要能说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现在，可以说，经过斗争达到了团结的目的。”父亲认为，说工商界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的提法不妥，“照道教的说法，脱胎是脱凡胎，换骨是换仙骨。现在工商界已经过了五关（战争关、土地改革关、抗美援朝关、五反关、社会主义关），就是说，脱胎换骨的改造，也已经改造过了，如果还要脱胎换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无穷的忧虑，如何能不消极自卑”？ 次日一早，父亲打开《人民日报》，发现自己昨天的发言赫然刊载其上。当天他再度参加座谈会时，便向统战部李维汉部长说：“我认为会议是内部会议，内容是不发表的，发表了我觉得有点意外，我怕会影响大家发言的积极性。”李部长说：“以后发表与否，听各人自便；但发表了，对推动全国的运动有好处。” 5月12日他出席了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但只作了简短发言，鼓励大家畅所欲言。13日他因事没有参加民主人士座谈会，只送去一篇题为《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的书面发言，并附一函给李维汉说：“稿子是‘信笔直书'的，草率的，也是坦率的；要不要发表，请领导同志掌握，我并无顾虑。”这篇书面发言也于次日见报。 此前已有不少人士指出，在党与非党之间存在着“墙”和“沟”，于是有党的领导人提出要“拆墙填沟”，开诚相见。父亲在这篇书面发言中提出：“斯大林所说的‘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是不科学、容易引起误解的，可能有不少非党人士会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员，造成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以特殊自居。这样，这一句话自然也就成为‘墙'和‘沟'的一种思想基础了。还有很值得注意的一点：一千二百多万党员，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党员犯错误，绝对数字就是十二万多人。这么多人在领导地位上犯错误，对国家和人民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害。” 他还批评了“以党代政”的现象，指出不少党员对国家机构的作用还没有足够认识。国家行政机构的作用不但没有被足够地运用，就连国家的权力机构也没有被足够地重视——县以下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不正常和不充实的情况是严重的。他主张：党组织有如戏剧的编导，其他国家机构有如演员、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编导一般不必自己上前台，更不应代替其他人员。这样，党组织可以使自己的头脑更加清醒，从而令领导更加全面、主动。 三、反右派斗争正式出台 5月20日凌晨，父亲呷了一口青花瓷杯中已冷的龙井茶，燃起烟斗在书房内踱步。写字台上，平摊着刚刚完稿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问题》。这是《工商界》月刊指定的题目，为了赶在6月10日刊出，他不得不熬夜赶写。自从听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以后，他感到心情很舒畅，这一夜他在案头直抒己见，一挥而就。但父亲不可能知道，此时在党内一些高干的案头，正放着毛泽东五天前写的党内通讯《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文章中有一段后来很著名的话：“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他也不可能知道，一些领悟了伟大领袖战略意图的党内领导，这两天正忙不迭地给某些党外朋友暗中打招呼，劝他们免开尊口，免得日后吃罪不起。父亲更不可能知道，十天之后，毛泽东在一篇题为《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的文章上作了批示，该文发表于前一天的《新闻日报》，署名“小雅”，对父亲《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文提出反驳。毛泽东批道： 乔木同志： 此篇似可转载，何时转载适宜，请你和报馆商量一下。 毛 五月三十日 这篇文章与作为反右第一炮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一同被安排在6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 5月31日，父亲出席民建中央召开的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并即席发言，《大公报》、《人民日报》先后发了新闻。由于两报发表的内容很简略，且互不一致，他只好再度开夜车将发言的大意整理成文，加上《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标题，于6月3日送交《大公报》编辑部。 在这两篇文章里，他回顾了不同历史时期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他认为：阶级最后必须被消灭，但人是可以改造的。从这点来看，阶级本质与人的阶级特性是有所不同的。难道曾经有从娘胎里出来就一定要当资本家的人？“脱胎换骨”的提法会把改造工作变得神秘化，使人望而生畏。 他还对定息的性质发表了看法。当时经济学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定息是剩余价值，另一种认为是剥削而不是剩余价值。父亲则提出：从整个阶级来说，定息是剥削的残余；而具体到个别的阶级分子来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 父亲认为：“假如不幸而让教条主义在中国革命当中起主导作用，那不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幸，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损失”，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肯定不可能在我国复辟，而官僚主义却随时可以在我们的思想中甚至工作中复辟。在资本主义当中，我们还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找出一些在生产、经营上有益的经验和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官僚主义则是“一无是处”的糟粕。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加上了官僚主义效率反而不如资本主义企业的理由。 进入6月以后，形势果然像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发生了变化。先是由国民党元老何香凝老人出面，于6月1日发表书面谈话说：“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我认为显然是右派了。”这是“右派”首次作为一种政治新概念，出现在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6月3日民主人士座谈会结束时，毛泽东在李维汉的总结发言稿上加了一句话，说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 6月5日，初夏的北京落了一场雨。在国务院礼堂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已有人开始对父亲的言论提出指责。据民建的黄某某老先生在日记中记述：当天下午四时半，周恩来总理来谈中央结束鸣放的日期及对鸣放的看法等问题。夜九时半，黄老从睡梦中被唤醒，紧急召往中南海颐年堂去见毛主席，工商联的陈某某老先生也同时被召见（此前不久，两老曾联名上书，请求毛不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毛同两位大老谈了“鸣放中发现种种”，认为：“章乃器是和我们走两条路的”；还谈到“章伯钧反动语”，“他和罗隆基勾结了”。毛泽东希望黄老回到民盟去（他曾是民盟发起人之一，后又于1947年主持解散民盟），但黄老有自知之明，回答说“走不进”。三人至十二时二十分方结束谈话。这场谈话给父亲的政治前途以及所谓的“章罗同盟”定下了调子。 毛泽东既有此旨意，而两老平日与父亲又有龃龉，他们第二天就在民建、工商联的一些相关人士中奔走相告。这时，父亲应《工商界》月刊之约撰写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问题》一文尚未发表，于是有人打电话来，要他同意将其在工商界座谈会上的讨论提前印出。6月7日，这篇文章在会上散发，立即成为攻击的靶子。 6月8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发表了毛泽东为该报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同日，中共中央下达了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反右派斗争就从这一天正式开始，“和风细雨”一下子变成了急风暴雨。 当天，举行了最后一次工商界座谈会，父亲虽未与会，但已陷入重围。此后的十余天里，批判急剧升级，火药味越来越浓，帽子越来越吓人。他从一位与中共共事多年的民主人士，一下子变成了“反共反人民的老手”、“右派头子”。 四、为革命利益不怕戴右派帽子 当其他人在冥思苦想如何从这场斗争中逃脱劫难的时候，父亲却要作反批评。他在6月9日工商界座谈会的书面发言中说：“在帮助党进行整风的时候，只要是根据事实，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完全可以不提优点，只提缺点，这是正常的；和党共事日久，说话不从‘拥护一番'说起，而是老老实实‘开门见山'地说，更是正常的。这都说不上什么‘脱离社会主义'或者‘脱离领导'。”他在会上下但坚持自己的观点，还为受到批判的李康年辩护。他批评少数人乘机用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方法以求对自己有利，表现“惟我独忠”的姿态。他表示相信“共产党代表了工人阶级忠诚老实的品质，是不会表面一套，里面一套的，不要怕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击，党是会明是非的，是非最后也一定会明的”。 在6月15日和17日民建、工商联常务联席会议上，他两度与人舌战，逐条反驳对他的批判。针对有人歪曲他的观点，他提出：“希望大家看看我的文章。批驳一个人的文章不要不看就来批判，不要认为是毒草就不看了，不要怕毒草，毒草也要先经过化验。”他强调：“我认为毛主席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提出党整风，是个很英明的号召……如果在整风运动中，把‘墙'拆掉，把‘沟'填平，过去互相抵消的力量变成互相协作，共同为社会主义事业努力，我想，把社会主义事业加快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完全可能的。” 与会者都是与他共事多年的老友、同事乃至前辈，但此时各个将面孔翻起，露出唇枪舌剑。下面摘录的一小段会议记录，可略见一斑： 章乃器：否定运动的成绩，否定领导的话，我从来没有说过。这可以看我的文章。我从来没有一句话否定“三反”、“五反”等运动的成绩，也从来没有一句话否定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我讲得明明白白，白纸黑字。 王某某：你巧妙的地方就在这里。 陈某某：你就是这样巧妙地否定党的领导。 章乃器：某老，你是年高德助的人，不要这样急，最好冷静一点。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是在资本主义消灭以后，在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内部斗争中。我说这句话是表示对官僚主义的痛恨，不能说是留恋资本主义……希望同志们按照整风的精神来处理，按照整风运动指示的精神好好地讨论这些问题，处理这些问题。我要求组织少数人讨论，也就是这个意思。 陈某某：你违反宪法，是两条路线的问题。 章乃器：那是你的宪法。 在当时的形势之下，根本不可能有平心静气的说理。父亲引经据典的滔滔辩才，淹没在口号声和帽子堆中。这真像是一场与聋人的对话，双方各唱各的调，无法进行相同水平的理论交锋，只剩下了以数量取胜的“人海战术”。也许是对这种无意义的对峙感到孤寂，也许是预感到被推上祭坛的命运已定，他在会上说了这样的话：“有人要求民主党派轮流执政，我是不赞成的。假如由民主党派轮流执政，我从民建某些同志的行为来看，我是会被陷害的”，“我这人不勉强争取做左派，但是为了革命利益也不怕别人给我戴右派的帽子。”有了这种“一切放下”的悟性，父亲的态度显得更加洒脱，他经常持着英国烟斗，从容不迫地在各种场合应对各种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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