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6

失去平衡的日子1980年入冬后，大寨大队劈山闸沟造良田的大军十几年来第一次没有出动。这倒不是由于政治气候的变化，而是因为地里已经没活可干。能造的地都造了，该闸的沟都闸了。村里也一样。三排依而建的列车般的“大寨楼”还挺结实，坡下的二十多栋砖房石窑也没挤满。原大队党支委宋立英曾跟我们说过他们年轻时的理想：“把房建得像城市一样，地里平整得能开进拖拉机，粮食加工成米面分下去，生活得就像工人。”现在，艰苦奋斗了十几年，理想实现了。但是时代却不再容许大寨人心安理得地庆祝胜利，筹划未来了。1980年，全国各地的报刊电台向极左路线发起了一次总攻。同时，对大寨模式的非议也很自然地公开化了。大寨人对此很敏感。许多的人第一个反应是甩用出一顶帽子：“砍大寨红旗！”后来他们听得多了，细细想想，也承认自己年捍卫的理想并不是十全十美，但成绩毕竟是主要的吧？贡献就在那里摆着！这时有一家挺有影响的报纸算了一笔帐：国家在大寨搞山区农业机械化试点，拨款50万元，再加上其它一些照顾的费用，用大寨历年交售给国家的粮食总数一除，结果是大寨每交售一斤粮，国家要倒贴两毛二分六。大寨“轰”地炸了。村口地头，男女老少，开口就是“两毛二六分”。七十多岁的贾进才和一些老人哭了：“辛辛苦苦几十年，自己吃玉茭，给国家卖小麦，最后就落个这！”“人还死了四个呢！”“那梯田、“那产量、那山林都是假的？！”大队副书记梁便良怒道：“大寨还不如地主富农哪！”有的年轻人破口大骂：“记者都他妈的不是人！”我们在大寨的时候也听到过这种骂声，还遇到一位当年长驻大寨的记者。他说：“那样算帐的确太伤人。大寨人主要是靠自己干出来的，我清楚。吃过偏饭没有？吃过。部队帮助修过军民渠。国家搞机械化试点，南方选了韶山，北方就选了大寨。大寨人也不同意，听破坏了自力更生的原则，是我们的一些领导反复做工作硬塞给人家的。唉，大寨的好多事都是让我们糟踏了。”他摇着头叹息了许久：“我们搞的宣传报告，有假话没有？有。可我们当时总感到跟不上形势，上边的调子越来越高，‘共产仙乡唱凯旋’，‘学大寨要方向、学路线、学政策，’我们拚命拔高还是追不上。唉，唉！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就在八十年代初的愤怒、伤心和不服气的感情漩涡中，大寨人在新的方向上跨出了很平静的一步。1980年冬，原大队主任贾长锁接郭凤莲任大队党支书，他当时34岁，瘦得像衣裳架子。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他当然推三阻四地不愿干，不过一旦接了手，总不能不为大寨的劳力安排活干。当年冬天，大队党支委决定筹建大队矾石矿；同时请县里的科技人员来勘测，准备地虎头山下开煤窑。大寨也搞“庄稼搅买卖”了，但是对这种事关“方向路线”的决策谁也没有反对，因为周围的人们早就干开了，谁也不再把这当回事。三中全会也给大寨人开出了一条平坦的大路。次年，矾石矿上马。由于矿石质量和加工水平不高，产品堆积如山，这个矿不到一年便停产了。随后，大批的剩余劳力又到虎头山下挖开了煤窑，大寨的产业结构从此巨变。对大寨人心里的波澜和村庄的变化，连大寨的邻居也没去注意。参观的人潮早已消失，“大寨走一走我们跟一步”的昔阳人，如今都睁大了眼睛盯着多变的外部世界。倒是山西省里一位领导同志没忘了大寨，他去村里住了几天，听了大寨干部的汇报和计划，也听了一大堆牢骚抱怨，回去后便向中央写了一份汇报。不久中央发了个文件，下面是其中的一段。“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山西省推行大寨的经验的错误以及由引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承担了责任。就全国范围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应当指出，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先进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都具有成绩的，有贡献的。同样，大寨和昔阳县的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在农业战线上也做出过贡献。文化大革命以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周恩来同志所总结的大寨的基本经验以这些经验在全国的推广，也曾起过积极的作用。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倾路线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应由陈永贵同志负责……只要振奋精神，和农业战线的其他先进典型取长补短，互相促进，大寨和昔阳就不但能恢复过去应有的荣誉，而且一定可以取得新的进步，同其他先进典型并驾齐驱……”这个文件是在晚上十点多传达下去的，100多号当家人坐在大队会议室里，满屋烟气腾腾。“哎，这听起来心里还挺舒坦的。”念完文件，贾长锁松了口气。“这就行啦。毛主席都有错，咱能没错？”一位老汉说。议论了十来分钟，没话了，散会。大寨人心里平静了。当然也有无法平静的心。去年春天陈永贵在北京病危，上级通知他的老战友去看他，梁便良、宋立英、贾来恒三位老人，郭凤莲和当时的大队书记赵存堂两位中年人坐在陈永贵的病房里，一时相对无言。“唉！”陈永贵长叹一声，“卖了那么多粮，说国家给倒贴钱了。我死了，没给大寨做成事，倒让大寨欠了国家的帐。我这一辈子是还不清了。唉？”说罢，老泪纵横。闹大包干1979年，陈永贵回大寨呆了些日子，临走撂下句话：“大队担子太重，还是分成小队吧，摊摊小了好管理。”第二年，大寨便分了三个小队，准确点应该叫三个农业作业组，与它们并列的还有林业队、机械队、酱醋坊等，仍然由大队统一下达任务，统一核算分配。这一年，各队之间的争争吵吵就没断过，谁先用水，谁先用场，闹得上上下下心里挺不痛快。不过，摊子小了，干部的威信还在，一年下来干得也不错。贾长锁对我们说：“当时我们打算就这么干下去了。开个煤窑，以后再办个厂子，也能闹好。我们这里干部下得苦，管理力量强，可以不分。”1981年，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个大包干的热潮。这年夏天，县里派个工作队，让大寨的干部群众也讨论讨论，是分到组好，还是分到户好。支委会上，闻名全国的铁肩膀梁便良嗓门最大：“不分不分！几十年闹起来的，又翻回去？！”这位当年的儿童团长，“老少组”的猛将是个矮个子，腰杆挺得笔直。贾长锁说：“在我手里我分不下去。谁能分，你们找谁干吧。”现在的县委办公室主任李爱民当时是工作队的一名普通干部，他说：“我们一亮出目的，大寨群众就有反应了。说我们是砍旗组，倒退，正儿八经的资本主义复辟。正儿八经的哩！那时哪有‘经营权和所有权分开’的这些理论呀，怎么好，怎么不好，我们也拿不准。虽说有中央文件撑腰，谁知道几年后会不会翻过来？”他跟带队的县领导说：“咱不怕，以后追究起来，我不过是个小爬虫，陪斗的。”带队的笑道：“我也就是个黑干将，上边还有书记呢。”十几天后，工作队撤了。临走跟贾称锁打了个招呼：“你们再好好考虑考虑，把秋收的工作好好抓抓。”秋收后，大寨党支委们作了决定：三个队之间老打，挺麻烦，而且一批劳力转向煤矿，各队的力量都弱了，干脆重新合并吧。于是外面纷纷传扬：大寨走回头路了。这一年，整个昔阳县只有一个村搞了大包干。1982年形势大变。昔阳县周围的平定、寿阳、和顺都包开了，昔阳成了一座刺眼的孤城。县委领导概托道：“兵临城下，不包不行。”10月份，县委和各公社的主要干部全体出动，开到河南兰考参观，从大包干的意义到怎么抓阄打听了一个详细。11月份，大包干在整个昔阳全面铺开，形成了一个对大寨的包围态势。此时，县委书记和县长挂帅，有地委领导参加的工作队再次进驻大寨。这次他们的态度很明确：“按大寨目前的干部管理水平和群众的觉悟程度，就是应该搞大包干。”大寨内部乱了。无论如何，陈永贵走后大寨的管理水平不如过去了，这是事实。1982年一年，站着聊天的多了，弯腰不下力的多了，干部软了，人心浮了，这也是事实。运输专业户贾岗勇说：“当时我就愿意分，干活吃饭，吃饭干活，晚上差不多天天开会，念报纸，大批判，人都成机器了，活着有什么乐趣？那时候，要是让出去当工人，谁都走。不让么！铁姑娘出嫁都要大队批准。大包干自由了，怎么不愿意？”不过，当时他才25岁，像他这样的小字辈在大寨说不上话。贾吉武是看山林的，今年58岁。他说：“我当时就愿意大包干，分了自由。过去不好。吃不饱。说是人均八百斤玉茭，其实没有，刨了水份不够吃的。过去压力也大，点名批评算了甚？批了还不就是听着。动弹是应该的。庄稼人不动弹还沾？可还是现在这样强。”像他们这样坚决愿分的，那时只是少数。有能耐的愿分，却不肯说愿分。缺劳力的不愿分，有这样那样困难的不愿分，更多的老百姓则拿不准主意。几十年了，集体没亏了他们，大包干后自己能不能干好，心里也没底。工作队召开社员大会时下面就嚷成了一片。“咱是城市化农村，分了牲口没处喂！”“化肥咋买呀？”“小块好容易并大块了，又分成小块！”“试试看？”“谁管弄种子呢？”“林业上咋闹？”……工作队这次下了决心，支委会不通就开社员大会，社员大会不通就开小座谈会，各种会开了无数，几个支委被轮流找去做思想工作。对于各方面提出的种种困难，工作队也搞出一张单子，按统分结合的原则提了些解决办法。半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支委们按十几年的习惯，吃完饭后又凑到宋立英家的窑洞里。贾长试探着说：“这回看起来是抗不下去了。不行咱就分下去试试？”“唉，分起来麻烦不小呢。”“试试看吧。他们缠住咱，也拖不过去了。”四个月后工作队完成任务走了。原大寨大队主任、乡长贾承让那时还没有退休，他提了条建议：“你们要想稳得住，得换人。长锁倔着呢，你头里走他后里就敢给你变了。”1983年初，县里任命大寨保送清华大学水利系学习的工农兵学员、县水利局干部赵素恒任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素恒上任几个月后，一批文化水平较高的年轻干部换上来了，老支委只剩下一个梁便良。大寨人速写一个习惯于执行命令的村庄，突然要各自为战了，并且是在变化莫测的市场上。面对着这种新形势，大寨先后出现过养鸡热、养兔热、买小四轮热、买汽车热、打牌下棋热等各种各样的反应。▲大寨人之一：贾来恒原大队党支委、副大队长贾来恒今年60岁，目前的工作是看果园。过去他的任务是陪外宾。抽着带过滤嘴的香烟，坐着小轿车，转转看看，介绍介绍情况。当时他说自己有腰疼病，坐得时间长了都受不了。现在的年轻人对他不太恭敬。一位小伙子对他们说：“腰疼？哈！大包干后，抬石头耕地什么不行哩？比我还能干！”原大队长贾承让跟他开玩笑道：“三中全会治好了你的腰疼病。”这话不知怎么传开去，连县里的头头脑脑也几乎无人不知。我们想听他谈谈自己的生活，就上山去找。半小时后，见他从果园的树荫后转出来了，中等个子，戴一顶大草帽，白衬衫挺洁净。“我四七年参军，四八年打淮海战役，五一年回来。五三年初级社，陈永贵是社长，我是书记。五三年我们闸合作沟，那会儿的地一小块一小块的，连小车也没有，全靠人担人挑。“苦？那还不算呢。六三年那场洪水冲得地毁窑塌，我们白天治坡，晚上治窝，下工都要背块石头回来。那还吃不饱，国家给了救济，陈永贵硬是不要。那会儿陈永贵不让说吃不饭，怕丢他脸。有什么丢脸的？打下粮食都卖给国家了！“我现在是凑合着过。从支委下来，看了两三年山林，一年六百块。我们老俩口二亩八分地，去年没打多少，够吃，还卖了500斤粮。“去年才来看果园，一天给三块，记95分。国家也给点补助。想什么？甚也不想，等死哩。咋不等死？咱也老了，大事小事不管，都不管。“现在有良心的人少，没良心的人多。八五年矿上分白面，我对他们领导说，剩下的能不能卖我点，结果一斤也没卖。辛辛苦苦几十年，最后落个没人管。”“你们老一辈的汗没有白流。”我们安慰他。“咋不白？不白也是为别人干的。大寨变了，我变了吗？”▲大寨人之二：宋立英宋立英今年58岁。曾任大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山西省妇联副主任、全国妇联常委、全国政协委员。我们去她家的时候，她正在打扫窑洞。“没什么事。现在可清闲了，上地剜剜草，在家洗洗衣裳。倒是活也干完了，沟都闸了么。我呢，串串门，闲着，坐。他——”她指指自己的丈夫贾进才，“每天在地里转转，看看庄稼，坐坐，拔拔草，串串门，再就是睡觉。晚上电视好也看看。”“老啦，没蹦头啦。”贾进才插了一句。“我们这时候回忆起来也怪，你说那时咋不叫苦呢？六三年治狼窝掌，没日没夜的，也不叫苦。我那时30多岁，生孩子没过百天就干上活了。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开始不放心，跑去偷听偷看，人家带得也挺好。“那时候天天晚上开会，研究工作，明天干什么头天晚上安排好。天不亮就得起来。咋不困？拿热手巾把脸紧一紧，惊醒一下，喊人下地。干部还能不先走？“也倒不觉得对不起孩子。咱们革命呢嘛！革命革命，先革自己的命，再苦也不能叫苦。可也怪，也不觉得苦得不行！“劳力？五八年我就出席了省劳模会，那么多荣誉，你不带头咋行呢？也习惯了，我现在还是一到5点就醒，电视看到多晚也没有迟醒过。“大包干呀，你还能不分？工作队说要影响全县、全省，对全国都有影响。咱一个县也别影响呀。分了我三亩六分地。别说谁了，我也得赶紧去收拾收拾地，老老少少都上了，轰轰烈烈地闹下来了。那一年好天气，种甚收甚，第一次过了百万斤大关。粮食多了，还卖不了，国家不要啦，粮食都让虫子咬了。那就少种点吧，肥料也不上了。“八三年县里号召养兔，我买了30只。还养了两足猪，连猪带兔一共卖了三百多块钱。村里人那一年都养起来了，山上挖不着草。我有关节炎，跑不远，就不养了。“八五年我买了50只鸡，养到半大，死了30只。粮食价钱也高了，没多少收入，现在还剩两只，舍不得杀。“咱也不愿闲着，老跟妇女们说，搞点什么副业。搞不成。搞点罐头？昔阳的罐头厂挺多，销不了。鸡、猪、兔也养过，干甚不成甚。人老了，办点事也忙不过来。去年我给妇女们弄了一项副业，给小手巾缝边，五厘钱一个，一天能挣一块钱。来了一万六千条，到期就是收不上来，我一家一户去催，去抬。算了吧。总是富了，看不上小钱。“闲着难受咋？搞不成也就别说了，咱没这个本事么。还是让干部干吧。”这时邻居家的小孩子哭起来，她听了听，叫贾进才去看看。哭声还是不止，她让我们坐坐，自己也过去了。▲大寨人之三：郭凤莲1979年她离开大寨转为国家干部，目前在昔阳公路养护段当党支部副书记。大寨的许多人很羡慕她这种副县级的挣工资的地位。尽管她与面对新形势的大寨没有直接关系了，我们还是很希望听听这位著名的前大寨人对大寨的现状和未来的看法，了解一下她本人在改革中的生活和想法。她一身城里人打扮，坐在县城边一栋挺漂亮的大寨的办公室里，正在和人谈话。办公桌上放着一叠进度报表之类的东西。“哎，我都不管事，说不清楚了。”她说自己今年只回过两次大寨，一次是请大夫去给亲戚看病，一次是陪着上面来宣传公路管理条例的同志在虎头山上转了转，没进村。“看报纸在寨是不错嘛。”说着，她从那一叠报表下抽出了一份一周前的《参考消息》，二版上有一小块文章：《路透社记者笔下的今日大寨》。她说自己马上要开个会，约我们第二天再谈。第二天我们再去时谁也找不到她。有人说她总是躲着记者的。▲大寨人之四：耿良柱他今年32岁，戴着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1979年他作为倒插门女婿来到大寨，按说只能算半个大寨人，但他是大寨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农业方面的专业户。在风风火火地闹了两年之后，去年他突然洗手不干了。“我原来在县外贸肉联厂当合同工，人都窝着没事干，还往里分知青，分复员军人。“八三年全村的鸡死光了，地区来了，说这要搞，那要搞，我问他们，鸡都死光了，咋没人管管？县长说，这好办，打个针就行。我一听就动心了。当时市场上鸡蛋一斤一块零七，关键是没货，找领导批条子才能买到。我想，饲料有的是，蛋价还看长。我就找讲养鸡的书看，哪儿也没有，最后到县畜牧局借来两本。八四年一过年我就交了离职申请。我想，只要有事干，管它在哪儿。爱人和丈母娘也不同意，我也不跟她们多说，说干就干。“开头我拉两户一块干，想办个联合体。那二位五十多岁。年轻人怕不行。”他指指外面。窗外传来啪啪的敲棋声。这正是上午，天气也不热。“那两户也不愿意干。怕什么？怕赔钱，怕冒险，我想，也怕两级分化吧。生活还不错么，一下子就走这条路，添那么一大堆麻烦？“我贷了一千多块，买了2500只京白鸡，租大队闲着的养猪场干上了。销路没问题，每天都有几十人找上门来，不出门鸡蛋卖光了，两年赚了两万块。“我不养鸡主要是用水没保证。山上的大水池坏了，从山下往上挑水太麻烦，麻烦多了就不愿干了。“干部倒没找我的麻烦。可是人多嘴杂，挡不住人说是不是？说咱用集体的房，赚自己的。其实我也交房钱和水电钱了。咱不都是那种心情吗？你挣了，我挣不来，就想我挣不了你也别挣。我倒不怕，可家里人不愿意听，我又不是找不到活干，也不缺钱用。”现在，他到平定县的一家村办养鸡场当顾问，用薪150元。这活轻松自在，一个月不定去几次。他说他还是要干事业的，只不过要等待机会。从他家里出来，只见门前不远的树荫下围着一圈人在看下棋，都是些小伙子和中年汉子，数一数，11位。走到村口，又见三位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叨着烟卷，坐在“奋发图强”四个大字旁聊大天。昨夜一场雨过，空气清新，阳光灿烂。▲大寨人之五：李会民大寨曾出现过一个昙花一现的经济联合体。那是1985年初，李会民搞了几分苗圃，种海棠做苹果砧木，当年就收入了1000多元。有几户人家看了也想搞，找到了李会民。1986年初，大寨便出现了第一个经济联合体。他们借了十亩地，种了20万株苗，一看人家实力雄厚，他们认定竞争不过人家，便主动鸣金收兵，散伙了。“计划？”李会民说，“没什么计划。走一步看一走吧。要说想也想，办个小厂子。找不到好项目，办不起来。信息从报纸上找呗。报纸？也看也不看。不是很迫切，够吃够花的。”李会民今年33岁，前年9月当上大队会计。每年拿700元补助。▲大寨人之六：赵义棠他今年32岁，是大寨第一批买小四轮跑运输的先驱者。四点半了，从窗口看一眼，他仍在酣睡。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睡眼惺忪，趿拉着鞋。“找我？”说着，掏出一盒烟来。“八三年四月我借了些钱，与另一个有本子的合买了这辆车。那时活多，咱刚干也有瘾，一天挣20来块，第一年就捞回了本钱。别人看了眼气，第二年不少人也买了车。第二年我没挣多少，活不多，家里房又坏了。去年挣了4000多块。“现在不行了，活太少，车太多。一个村一辆车，有赚头；两辆，赚一点。现在大寨有七八辆。门路赶不上就找不着活。后来买小四轮的都不行，有个人干了两年才挣回车钱，一看不行，赶紧把车处理了。今年我连150块钱的保险费还没挣回来。”我们问他以后有什么打算。“打算？也没个打算。还是种种地，种地不赚钱吧，可庄稼人的心思，也不敢砍了它，天不养人地养人哩。开小四轮，有活就干干。三五年内，收入也不会低于村里的中等水平。干别的咱也不会，干不来。唉，人都呆懒了，那会儿，吃得苦，一天拉六车都是自己装卸。去年干两天歇一天，今年是天天歇。不过，人家也是闲着，咱也闲吧，都一样。”▲大寨人之七：赵华小大寨有家“新华商店”，卖点烟酒点心和小百货。店老板叫赵华小，今年29岁，算是大寨唯一的买卖人。我们问他：“在大寨开店，你不怕吗？”“怕什么？咱八四年才搞起来，外面早就干了。”问起经营情况，他说不赚钱，一天也就两块多钱纯利。他打算搞点比较赚钱的项目。现在他正在看食用菌养殖方面的书，为这事还专门跑了一趟太原，打听到确实有销路。现在的困难是当地不收购，往太原送又太远。我们劝他找找供销社，请他们帮助组织一下，他很不以为然。“他管你？吃公家饭的人，把规定的任务完成了，谁还管这闲事！”后来，他再见到我们时，托我们在北京打听一下有关食用菌的行情。这是我们在大寨遇到的第一位正在认真计划干件新事的人。▲大寨人之八：李文元我们认识的几位大寨矿工，日子都过得挺不错。每天干一个上午班或下午班，用六七个小时完成定额，挣上七八块钱，第一线的工人挣上十块钱，然后回家抱抱孩子，打打扑克。无忧无虑，十分坦然。李文元却另是一种人。他自己养了三对鹿，出了矿井就去给鹿割草，有时还干些庄稼活，每天总要劳动十个小时以上。他今年21岁，黑瘦黑瘦的，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得多。他的手也像老庄稼人那样满是老茧，手指尖方而平。“我也不是有什么好思想。”他说，“我得多挣钱，钱还少。”“别人都不嫌钱少，你怎么嫌少呢？”“自己成家，要花一大笔；父母老了，不能亏着他们；将来自己要办什么事业，也离不开钱。贷款不一定能成。“什么事业？嘿嘿，都是些幻想。非叫我说，好，我想办个小厂，什么厂不能告诉你，怕你写。办什么事都得打头，等别人干起来了，再办准赚不了钱。现在条件不好，还没下决心呢。“还想干什么？想学技术。不是养蘑菇那种技术，是长远的，有用的。有意思，还能赚来钱。我也说不准那是什么，这事是走一步看一步，我也在找呢。你看，一下子碰上机会了，也要花钱。花多少钱也得学。“我看现在太自由了。过去那么干，太苦，人不能不享受。现在好多人又太闲散，一天只干半天，有时候一天都闲着。我不行，年轻轻的，闲就闲过去了。前两年我干林业，活也不太多，可全天都要用上。去年9月我接一个嫌累不爱干的人进矿，在井下推车，一天七八块钱。咋不累？要有毅力，你说是不是？”李文元从包干开始就没清闲过。1983年初，看人家都养兔他也养了20多只，但是他看人家买小四轮的大把挣钱，心里着急，便四处找门路。1983年底他终于在一本杂志上发现了一对鹿茸能卖七八百元的信息，印象极深，马上筹了1400块钱托人去秦皇岛买回两对。他家的墙上，挂着一张“模范团员”的奖状。▲大寨人之九：贾岗勇1985年他贷款八万元买了辆黄河牌大货车，人们都说他没闹好，破产了，现在背着十万块钱债无路可走。我们上午十点多去找他时，却见他坐在家门口和几个小伙子打麻将。他今年30岁，穿一身咖啡色西装，城里的发型，说起话来乡音也不重。我不发愁，”贾岗勇说：“老年人不开通，看我欠下八万就觉得了不得。我挺有信心，过去有，现在也有。一路起来，三四年之内就能大翻身。“我早就想买车，并不是赵素恒带什么头。咱是贷不来款。八五年不是好贷款吗？大寨这八辆汽车差不多都是那时买下的，形成一个高潮。现在车太多了，没活干了。“开头我想得挺好，算着一年能挣四万，两年还清贷款。”后来我去太原呆了两年，也是找不下活来，停停干干，刚够交养路费。上个月我就回来了。今年下半年也没办法，煤矿全年的订货是三万五千吨，基本拉完了。”我们想请他详细谈谈怎样才能摆脱困境，可他总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好办”，便转个话题谈大寨。“大寨人，唉，咋说呢？没志。宁在家里闲着也不出去找活干，钱少了不干，多的又找不下。也没人好好组织组织。我对大寨的前途挺悲观的。”接着，他又把大寨的干部详细分析了一下，谁的志向如何，才干怎么样，能不能成大事，等等，一直谈到上灯时分。看着大寨的满村灯火，听他谈着这人村子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大寨的形象在我们的头脑中渐渐清晰起来。它是集中式的旧体制里的一个当之无愧的样板。贫苦勤劳的农民们在几位党教育出来的农民英雄的带领和督促下，战天斗地，出色地完成了国家交给他们的多打粮食的任务。当大寨人被迫转向一个以市场为中心的新体制的时候，他们有点手忙脚乱，并且时常留恋着昔日的光荣。但他们凭着客观条件的优势不很困难地过上了舒服日子，同时也显出了自己的农民本色，在商品经济的海洋里显得才干不足，冲劲不够，心气不高。也许这是中国农村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吧。一代新人要成长起来，一个新体制要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人生观和世界观等方面成熟起来，总应当允许农民们花几十年的时间。其实，这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短暂的一瞬。集体事业的风风雨雨1982年时，平均每个大寨人一年收入204元，去年这个数是608元。尽管分配得不那么均匀，但家家都有电视机，谁也不愁吃不愁穿。1982年时，大寨全村的总收入是21万元，去年这个数是63万，年均增长率高达32%。大寨人的生活水平和总体经济实力比过去强多了。在这里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工副业，而其中的龙头项目便是煤矿。1985年初，大寨附近开始修铁路，山西省的一位领导同志来视察，顺便也看看大寨，当时的党支部书记赵素恒向他作了汇报。那位领导同志听了不太满意：“怎么？才一个挖不了几年的破煤窑？破汽车？”他回过头对昔阳县的一位领导干部说：“你给想想办法，开个新矿，卖他们几辆新车。”大寨村副支书梁便良听说了这事，一下子来了精神。他分工抓煤矿上的工作，深知大寨那个旧煤窑干不了几年，也知道开新矿不容易批下来，于是便催着赵素恒趁机快上。赵素恒并不很热心。一年前他动用在县里的老关系，在大寨买下了第一辆旧卡车，成了运输专业户，如今家事正忙。另外，大寨住房分配到户问题这几年反反复复，激起一片怨声，闹得他头直疼。最要命的还是财政困难。大包干后，大寨免费向各户供应化肥、种子、农药，同时实行农田用水免费、人畜吃水免费、学生上学免费，农业税由集体出，整修道路和农田基建维修费也由集体出，连一家一台的电视机也是集体掏钱买的。虽然说的是以工补农，但工副业方面的承包人并不肯多交一分钱提留，每年订合同时都要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有时他们还伸手要钱扩大再生产。入不敷出的局面持续到第三年，集体的几十万家底差不多都贴光了。再刑事小新矿，说说容易，钱到哪里去找？这么大的麻烦谁又担得起？梁便良见素恒不表态，也没有多说什么，自己先跑上了。那时“有水快流”的风头已经过去，各方面都挺慎重，他打着省里的旗号上上下下跑了十几回也没把事办利索。素恒问：“还跑？”“为甚不跑！”“唉，”素恒叹道：“咱还能当一辈子干部？十年也干不了。”“你干着么，凭什么为后代造福哩！”这一年8月底，五十来岁的赵素恒去县里办事，在回来的路上突然脑溢血去世。三十四岁的赵存棠接任村党支部书记。赵存棠上任后对建新矿比较热心，也往省地县跑了五六趟。几个人一块使劲，贷下30万元，到1985年11份新矿就动工开建了。这是继上个小煤窑建成后大寨集体干的最大的一件事，它不信彻底解决了大寨男劳力的就业问题，也使运输专业户有了比较多的活干。至于奖来新矿的生产能力能否充分发挥，那就要看在寨人怎样在煤炭市场挤掉另人的分额了，在汽车运输合算的半径内，到处都挤着推销煤炭的山西人，竞争将是十分激烈的。入冬后，赵存棠对前任的政策做了一系列的修改。首先他砍掉了化肥种子等项补贴。同时重新调整了土地，把农业劳力多分的四亩多地按人头分了下去，他说：“农业和工业上的劳力年年变动，年年调整土地太麻烦，干脆一人一亩四分地，一劳永逸了。”这一下，大寨的农业算彻底交给了老和妇女，全村再也找不出一户纯粹的庄稼人。分工抓林业的村党支委贾新文不同意这种作法。他坚持说大寨的农业要发展，就应该把土地集中起来，种地专管种地，挖煤的和搞果园的给几分口粮田就行了。这样一来，人们种地也上心了，机耕也可以恢复，粮食总产量也不至于连年下降。不过，赵存棠的脾气相不倔，不年他当会计的时候就敢顶着陈永贵的压力戴手表，穿皮鞋，连党籍都丢了。现在自己当着书记，还怕什么？这年冬天，了又在县里的催促下调整了果园承包的政策延长了承包期，解了掠夺式经营的问题，同时也抬高了提留金额。对他做的这些事，说好说坏的全有。但他为自己做的一件事地没有一个人说好。1986年，县财政局的大寨村边的一个院子卖给大寨，三孔窑，八间房，要介五千。赵存棠以书记的身份把院买下了，自己掏了五千块搬进去了。年底整党时大学说他以权谋私，提了堆意见，还给了一个缓登记。他一赌气，辞职不干了。赵存棠后来对我们说：“那活儿太操心，想干也干不了，矿上的利润交十万还十五万？真有利益上的冲突，拿不住这条线悬殊可太在了，我拿住人家，他不干就没别人能干。我能咋办？国家又没个政策规定。我要是让矿上牵着鼻子直，肥了个人，亏了集体，最后我挨万人骂。辞积主要是因为这个。”他说的这个问题至今也是大寨集体经济中的一大难题。煤矿承包组组长贾五环谈起这个话题时很激动：“我们承包就是为了利。我找几个伙计，也不能说咱们一块去赔点钱！利太低了我就是不包。让我承包就交七八万，非交十几万，我们还有什么？谁没私心？大队经营的好不好，我不管，我就管我矿上。我们是经别人我拿，我们提的责任也大，今年挣了，明年还可赔呢！前几年矿上出了一次事故，死了两个人，罚了我三百块钱，还差点判我两年刑，那时候他们怎么不红眼？”今年年初，高玉良接任村党支部书记。他今年38岁，原来是大寨科研组组长，后来当村主任，我们晚上九点多去他家时，他风从县教育局要教师回来，手上端着一大碗面条。“现在甚也我管，买化肥也是我出去跑，三挂钩咱见不着。计划生育罚款也找我，领导还不给撑腰。分工？这些事不是书记就是主任的，主任不管我就得管。”我们问：“昨天梁便良说大寨这几连换四茬书记，谁也没长远计划，影响了大寨的发展，现在你干上了，你打算咋办？”“我？我也不打算久干。这书记的活太麻烦，干不得。干什么？自谋职业，自己去挣它两三千。”尽管如此，他对大寨的前途还是很乐观的。“以后再把果园扩大扩大，再办几小厂，安排一下妇女劳力，到1990年总收能过百万吧，办厂的事正在想办法，今年去阳泉、平定参观了几个行来，地毯、瓷器、耐火材料，教不太合适，收入不高，咱这儿的人不到两块半就不愿意干。“关键还是矿上。过三、四年，矿上的贷款还清了，补贴、福利、办厂，干甚也成。”大塞乡的翟乡长地在寨前途的看法也挺乐观。他说：“咱们整个就是人才缺乏，选干部不可能那以理想。像现在的人，也能干个差不多。也许步子慢了一点，缺乏一股积极进取的精神，但它还是哏得上。它又有那么好的地，有煤，有路，外边的人又那么关心它，支持它，前还是很光明的。”*******离开大寨前的一个傍晚，我们在大寨的场院上闲坐，远远地看见贾进才老人拄着拐杖走过来。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周总理曾握着他的手感叹：“老贾呀，这是出大力的手，这是大寨人的铁手呀！”大战狼窝掌的时候，有人对他说：“老贾，你这么卖命干，有朝一日你下世了，大家定为你立个碑。”老人一笑：“狼窝掌20多条大坝，哪条坝不是我的碑，还用再立？”老人走近了，佝偻着，显得那么瘦小。我们站起来：“大爷您去哪儿啊？”他站指指虎头山：“去看看我的屋。“我们没明白，他的家在村里怎么在山上？反正没什么事，就陪老人走走吧。他今78岁，上山还挺愉，那拐杖一点一点的，路上遇到人就点点头，说几句话，给人一种非常体贴人的感觉。老人耳朵有点背，也听不清我们问什么，我们也就默默地陪他走，八月底的虎差别，一阵阵白杨萧萧的风声。老人站下，指指右边山下的一大片平地：“这是后底沟，过去是五六条沟呢，放炮给炸了，推平了。”“这就是人造小平原吧？”“二十年了，”他看看一棵茁壮的核桃树说：“是我栽的。”“现在人用干了，能造的地造了，一块也没剩下。”“石头？石头哪儿都有，不拘哪儿打。”他指着一条条大坝，“都是我打的。”昔日建成的梯田依然整齐宏伟。黄昏时分，注视着那一条条坚固的坝，不由使人想起了长城，想起了我们自己也经历过的那艰苦的生活和满手的才茧。走到虎头山下，他向上指了指，“老陈的骨灰就埋在那儿，你们去看看吧，我去看看我那屋。”我们上了一道坎，看到一个平平常常的坟头，坟上层荒划，坟前有两上还没散开的花圈架子。走到老人的“屋”一看，有两个汉子正在一人多深的坑里往外撬石头，老人一着拐棍在坑时产着什么。我一下子明白了，他的屋原来就是他长眠的地方。我们回过头来，猛然发现，大寨村长长的三排列国式的楼房就横在眼底，整个村庄在夕阳里似科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烟。一块块梯田从各个方向涌身我们的脚背后的虎头山上，已经郁闭成林松柏树一片苍苍附录二：陈永贵年谱1915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初一，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大寨乡小南山村，为长子。1920年，5岁，其父陈志如卖掉妻子、女儿和幼子。1921年，6岁，随父迁至大寨。1922年，7岁，为地主放牛。1941年春，26岁，与山庄头村贫农女儿李虎妮结婚。1942年，27岁，被推选为大寨村伪维持会代表。不久加入日伪组织“兴亚会”。1943年，28岁，长子陈明珠出生。夏，宪兵队以通匪罪将其逮捕并关入留置场。1944年，29岁，出狱，辞去伪代表职务。到昔阳城内的一家烧饼铺当伙计。1945年，30岁，日本投降，因出任伪代表在村里挨斗。1945年—1946年，土改，分得土地、房屋和浮财。参加民兵支援前线。1946年，31岁，参加贾进才组织的互助组，旋即退出另立“老少组”。1948年，33岁，经贾进才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37岁，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出席山西省农业丰产劳模代表会。冬，由贾进才推荐，接贾进才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1953年，38岁，办初级社，任社长，冬，制订治山治水十年规划，首战白驼沟。1955年12月，40岁，办高级社，任社长。三战狼窝掌开始。1958年8月，43岁，倡议创建昔阳县第一个人民公社，任公社常委副书记兼大寨常支部书记。1959年10月，44岁，参加建国十周年大庆活动，登上天安门观礼台。1960年2月，45岁，中共山西省委发出号如；向模范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学习。从此陈永贵的名字经常见诸报端。1961年，46岁，被选为中国昔阳县委候补委员。1963年，48岁，大寨遭特大洪，提出“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自力更生抗灾夺丰收。1964年，49岁。1月，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2月《人民日报》刊登长篇通讯《大寨之路》。12月，作为人大代表出席三届一次全国民代表大会，周恩为在政府工作报千中赞扬大寨。12月26号日，应毛泽东之邀一起吃饭合影。同年，毛泽东主席发出农业学在寨的号召。1965年，50岁，丧妻。在四清运动中受气。1966年，51岁，与40岁的宁玉玲结婚。出访阿尔巴尼亚。1967年，52岁，1月，作为全国著中农业劳模参加了造反派对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夺权活动，并被推选为中共山西心小组成员。2月，作为总指挥夺了昔阳的党政大权。3月，出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11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了陈永贵对农村文革的五条建议。是为中发(67)339号文件。1968年，53岁，决定昔阳全县向大队核算过渡。1969年4月，54岁，当选为中共九大中央委员，在九大作大会发言。同年，幼子陈明亮出生。1970年8月，55岁，北方地区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陈永贵介绍整“五种人”的经验。会后，全国再次掀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1971年，在中共山西省三届一次会议上被选为省委副书记。1973年，58岁。9月，在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届上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年底，辞去大寨大队常支部书记职务。同年，昔阳虚报粮食产量8979万斤。1975年，60岁。1月，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3月，出访墨西哥。7月，向毛泽东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向大队核算过渡。9月，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致开幕词。1976年，61岁。夏，出席北方三夏生产会和南方水稻生产合并发言，被攻击为“唯生产力论。”10月，拥护粉碎四人帮。12月，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作题为《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1977年，62岁。重提全国向大队核算过渡的建议，年底，部分地区刮直过渡风。8月，在中央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三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78年，63岁。年初，出记柬埔寨。2月，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2月，出席十一届三全会。1979年，64岁，被免去昔阳县委书记职务。1980年，65年。9月五人大三次会议决议，接受陈永贵解除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1981年，66岁，举家迁入复兴门外22号楼赋闲。1982年，67岁。落选中共十二大代表。9月，十二大召开，失去政治局委员职务。1983年，68岁。中共中央接受陈永贵的请求，分配他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1985年夏，70岁，因病住院，确诊为晚期肺癌。1986年3月26日，71岁，北京医院病逝后记本书利用的与陈永贵有关的资料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我的采访笔记。我采访了20多位熟悉陈永贵的人，包括他的亲友、身边的工作人员、同事和上下级。在此我要感谢这些为我付了许多宝贵时间的人，尤其是张怀英、李喜慎、郭凤莲、陈明珠、焦焕成、张艮昌、汤占兴、李志明、高秀保、王富无、李锁寿和赵满仓。这一部分资料的长处是生动而富于色彩，短处是有可能发生变形。人的记忆是有倾向性和选择生的，而且每个人肯说出来的东西又难免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第二方面的资料来源于陈永贵本人的讲话。陈永贵爱谈过去的事，这些讲话很多都被仔细记录下来存入档案。我翻阅了昔阳县档案馆所存的1950年至1980年所有与陈永贵直接有关的会议记录和他本人的讲话。在此我要向昔阳县档案馆的诸位工作人员致谢，没有他们的协助本书是很难完成的。陈永贵本人的讲话对我了解他大有帮助。他的讲话朴素生动，读来常有如见其人的感觉。不过这方百的资料也有弱点，陈永贵讲的历史难免要受到塑造本人形象的考虑的影响，未必与事实完全相符。第三种资料来源是报刊书籍和各种材料中关于陈永贵的活动和言行的原始记录，以及昔阳县志办公室、农业合作化史办公室编写的陈永贵传记材料。我要感谢所有上述文献或材料的作者，尽管在这些材料上很少见到他们的名字。在这部分资料中，最可靠的无疑是大量的原始会议记录的活动记录。经过记者和宣传干部加工的材料则较农重地透出各个时期的色彩和好恶来。上述三个来源的资料各有长短，我尽力将这些材料相互印证，以逼近历史事实。我不敢说我写的东西毫不失真，我只能郑重地向读者保证；我写的一切都是有根据的，绝无虚构夸张之处。如果我写某一天的天气晴朗，那么，只要气象记载没有错误，这天的天气肯定就是晴朗的。最后我还感谢《农民日报》的领导和同事们为我提供的诸多方便条件。特别要感谢刘震云先生，没有他的提议和逼迫我恐怕永远也不会写这本书。作者1992年8月修订版后记这本书原来的名字叫《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1993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转眼六年过去，我又读到了一些权威性的新出版物，譬如原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原新华社驻大寨记者冯东书先生的《“文盲宰相”陈永贵》，等等。我发现本书第一版对陈永贵和一些事件的描写有不准确的地方，更有不充分的地方。这次有机会修订，也了却了我的一件心事。这个修订本的增删修改大大小小有五六十处，以字数计，大约在两万字左右。每改动一处，我都感到离历史的真实近了一步。但是我仍然不敢宣称我写下的东西毫不失真。特别是关于陈永贵文革期间在中央活动的情况，我所依据的材料零零碎碎，几乎毫无相互印证的余地。如果有一天，有关档案材料开放了，如果那时候还有机会再版，我相信这本书还可以离历史的真实更近一些。我当过插队知青，在山区农村当过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带领和督促社员们学过大寨。我当时很认真，但我失败了。因此，共和国的这段历史也是我个人心中的一块“病”。我的这种经历也许能帮助我理解历史，也许会妨碍我认识历史。无论如何，这种影响作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注定是抹不掉的，并且会在本书的关注角度、侧重、选材、观点和笔调之中体现出来。我尽力超越这种局限，但我首先应该老老实实地把这一点告诉读者。大概在1975年，北京农展馆举办农业学大寨的展览，我去看了。当时看到的主体内容，现在已全无记忆。但是我清晰地记得出门时见到的一张黑白照片。照片放得很大，那是一群大寨农民拿着书本从夜校中走出的景象。照片上的八九位农民咧嘴笑着经取得的成果所作的总结。第一次把“社会心理学”这一概，头上系着白毛巾，似乎穿着黑棉袄，背后是夜校的灯火。图片说明的大意是：大寨社员白天下地生产，夜晚上夜校学习政治，过着幸福的生活。我当时心中大动，一种很悲哀的感觉从心底翻卷上来。大寨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大寨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在这张照片上看到的是我自己和我们这代人的未来。那张照片中间的一位农民好象已入老年，我似乎在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生命尽头的真相。我站在照片前边想，难道人的一辈子就要这样过吗？白天下地生产，晚上读报纸学文件？这就是我们奋斗终生所要争取的幸福生活吗？我不敢往下想。我看到过无数关于大寨的照片，读到过无数关于大寨的介绍，这些信息或者模糊淡忘了，或者合乎逻辑地整理编排起来。惟有这幅二十多年前看见的照片，异常清晰地印在我的心底，不理会任何逻辑地闪烁着。吴思1999年1月31日于北京『全书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