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邓小平-8

看到这规模宏大、场面壮观的盛大阅兵式，这令举国振奋、世界震惊的盛大阅兵式，父亲笑了。这笑容中有欣喜，也有沉思。也许，日后那个举世震惊的战略决策此时已在他的心中酝酿成熟了。一个多月后，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座谈会，包括海军、空军、二炮和11个大军区的最高军政首长出席了这次座谈会。11月1日，父亲在会上发表了将近90分钟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提出了那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决策。“从哪里讲起呢？”父亲微笑着望着高级将领们，“从这次国庆阅兵讲起吧。我不是讲这次阅兵如何，这次阅兵是不错，国际国内反映都很好。最近有位国际友人讲，非常好。”“我说有个缺陷，就是八十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中央军委主席*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触及了军队高层老化的问题之后，父亲根据近年来对国际形势和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新认识，作出了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论断，从根本上改变了若干年来我军“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接着，他从军队干部的年轻化和体制改革，讲到了军队的进一步消肿，讲了要裁军百万的重要意义。当然，父亲也知道此举的难度，但他还是当仁不让地勇挑重担：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哪！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交给新的军委主席。半年过去了，1985年6月4日，父亲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正式宣布：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100万！父亲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100万。他说：“我们下这样大的决心，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一百万，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他说：“减少一百万，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即使国际形势恶化，这个裁减也是必要的，而且更加必要。”他进而指出：“过去我们讲过，这么臃肿的机构如果不消肿，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这次军委会议开得好，大家想到一块儿了。这说明我们军队的同志是从全局着眼，从国际大局和国内大局着眼看问题的。接着，他讲到了国际形势、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对外政策。他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美苏两个大国的全球战略和第三世界人民力量的增长。他说，全世界维护和平的力量进一步发展，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父亲说：“大家很关心军队建设，关心军队装备的现代化，这个问题也涉及大局。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如果不国防现代化，那不岂是只有三个现代化了？但是，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我们的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可以从外国买，更要立足于自己搞科学研究，自己设计出好的飞机、好的海军装备和陆军装备。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1985年6月10日，全世界的电波都在传递着新华社的一条消息：“中国政府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这是中央军委主席*6月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的。”于是，1985年便成为中国的裁军年。当1986年国际和平年到来的时候，中国已经从总体上完成了裁军百万的战略性行动。到1987年，这一世界上少有的百万大裁军顺利完成。百万大裁军这一重大决策，不仅有利于促进我国的四化建设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而且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和平的诚意，受到了世界舆论的普遍赞扬。巴西前总统萨尔内说：我认为*是一位时代的伟人，是为了世界和平奋斗的重要人物之一。人类希望世界和平稳定，中国正是一个为之奋斗的国家。无论从中国的立场还是世界的立场出发，*为世界和平与安全做出了贡献。邓小平 第七部分 46享誉国际外交舞台(1)1978年10月22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作为第一位国家领导人抵达日本访问，并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互换批准书仪式。经过多年谈判而达成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同年8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签字仪式。父亲当时也出席了这个签字仪式。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字仪式10月23日上午，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国宾馆举行盛大仪式，欢迎父亲一行。随即，两人在首相官邸进行了非正式会谈。父亲首先对日本政府的邀请表示感谢。他说：“几年来一直希望有机会来东京访问，现在终于实现了。十分高兴和首相结识，这次是第一次见面，可是相知已久。有机会见面交换意见，是十分有益的。”“近一个世纪日中关系的不正常状态终于宣告结束了。条约是为了建立日中两国的永久和平友好关系，这是*副总理下决断的结果。”福田说。对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父亲也是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对中国，对日本，甚至对世界都是件大事。虽然有一部分人反对，但几乎全体中国人民、全体日本人民都欢迎这个条约，因为条约反映了他们的愿望。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福田说：“在任何国家都一样，作决断时总是有人要反对的，这次的条约，在日本原来持慎重态度的人也都表示支持，除极少一部分人外，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表示欢迎和赞成。我调查了一下世界舆论，世界各国除一少部分外，都赞成这个条约。”“少数人反对总是有的。中国国内也有，一年半以前还有四人帮嘛。”我父亲诙谐的话语，引得全场的人一片笑声。10点半，在日本首相官邸的一楼大厅开始举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换文仪式。10月23日上午10时38分，随着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和日本外相园田直用毛笔先后在双方分别用日文和中文写成的批准书上交叉签字，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此生效。父亲和福田相互举杯，随即，他放下酒杯，再次走到福田跟前同他拥抱。福田对父亲这一举动大为吃惊，显然是缺乏思想准备，因此表现得有些慌乱，不知所措，姿势也显得僵硬。站在一旁同黄华握手的园田直看得有点愣神了，没料到父亲随即走过来和他拥抱，结果由于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显得十分狼狈和几分滑稽。当天下午与次日上午，父亲与福田连续举行了两次正式会谈。双方就朝鲜问题，台湾问题，中日关系问题等交换了意见。在谈到台湾问题时，父亲这样说道：我们实现台湾归还祖国也要充分考虑到台湾的现实。日本方式也是尊重台湾现实的一种表现。美国总希望我们承担义务，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我们说，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干涉。实际上我们承担了不使用武力的义务，反而会成为和平统一台湾的障碍，使之成为不可能。那样，台湾当局就会有恃无恐，尾巴翘到一万米高。在场的人听到这里，都为他形象生动的语言而大笑。在出席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我父亲谈到了钓鱼岛的问题。他还谈到，中日双方由于各自的环境不同，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比如你们叫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的问题，就是有一些看法不同，可不在会谈中谈。我同园田外相讲过，我们这一代人不够聪明，找不到解决的合理的办法，我们下一代会比较聪明，大局为重。但是这一敏感问题，在几个小时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又被突然提了出来。下午4点，结束会谈的父亲出席在东京日比谷的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在出访时第一次同意以“西欧方式”同记者见面。参加记者招待会的400多名记者分别来自时事社、共同社、路透社、合众国际社、美联社、法新社、德新社等著名通讯社。面对父亲从容、巧妙地回答，一向挑剔的西方记者们也难寻破绽。但是，一位日本记者却突然提出了中日双方早先约定的双方都暂不涉及的问题——尖阁列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的归属问题。尖阁列岛，中国称钓鱼岛，是台湾省的附属岛屿。属中国领土。甲午战争后被割让给日本。1972年9月田中访华时，曾要求周恩来总理明确该岛的归属权。当时，为了不让这个一时难于解决的问题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障碍，周恩来表示：现在还是不要讨论这个问题。对此，日方也表示同意。1978年8月，日本外相园田直在北京又同父亲讨论了这个问题，父亲提出，“一如既往，搁置它二十年、三十年嘛。”他说得如此轻松，态度自若，使园田直大为赞叹。此刻，这一敏感问题又被日本记者提了出来，大家都安静下来，等待父亲如何回答。父亲非常轻松地说：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我们叫法不同，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一些刺，来障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办法。邓小平 第七部分 46享誉国际外交舞台(2)父亲把这么重要的领土归属问题，说得如此的容易并合情合理，令全场的记者无不折服。父亲多次说过，我是热心于中美关系的。从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父亲为中美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中美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过程中，父亲先后同基辛格、福特、万斯、乔治·布什、布热津斯基等美国要人会谈。布热津斯基在他的*里写道：“别看*身材矮小，胆识可大呢，他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他生气勃勃，机智老练，思想敏捷，谈笑风生，气派很大，开门见山。一席话使我懂得了他在政治生涯中屡经浮沉而不倒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的胸怀和魄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真正够得上是一位老谋深算、可以放心与之打交道的政治家。”父亲在访美欢迎仪式上。1978年7月，中美双方在北京开始建交谈判。在谈判过程中，父亲不仅关心谈判进程，而且对每一轮的谈判都是给予一些具体的指示，甚至于在最后谈判的关键时刻，他三次会见了美国的谈判代表。经过近半年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下述协议：一、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二、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美国政府宣布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在1979年4月1日以前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共同防御条约》；三、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3月1日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馆。在这些协议的基础上，双方于1978年12月16日晚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在这一历史性的“和解的时刻”，“久已关闭的窗户重新打开的时刻”，1979年1月28日，父亲应邀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美国总统卡特破例以接待国家元首的礼仪规格接待了*副总理。在检阅了仪仗队后，卡特致词说：“今年开始了有意义的我们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今天我们又迈进了一步。”“我们期望，这种正常化能帮助我们一同走向一个多样化的和平世界。”父亲在答词中也高度评价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他说：“中美关系正常化远远超出两国关系的范围。位于太平洋两岸的两个重要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对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世界和平，无疑将是一个重要因素。”《人民日报》为中美建交印发的号外。欢迎仪式后，父亲和卡特走进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开始进行两国最高级会谈。会谈前，卡特和他照例寒喧了几句。卡特说：“1949年4月，我作为一名年轻的潜艇军官曾经在青岛呆过。”父亲听后风趣地说：“我们的部队当时已经包围了那个城市。”这时，坐在一旁的布热津斯基插话说：“那你们早就见过面？”父亲说：“是的。”随后，他们开始了正式会谈。这种会谈，一共举行了三次，气氛是十分融洽的。父亲的这次访美，为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从他访美后的两年时间里，中美两国政府之间签订了35个条约、协议和议定书，中美两国关系在外交、经济、科技和文化学术等领域都有了大的发展。随着中日、中美关系的改善，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达成联合声明，中苏关系愈发引人注目。冰冻多年的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何时解冻？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父亲曾多次受命赴莫斯科处理中苏关系问题。作为中苏两国由同盟关系走向对抗关系的亲身经历者，他深深了解，这段历史在自己国家的人民心中，留下了多么浓重的历史阴影。更何况中苏间最根本的障碍还不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那笔旧帐，而是多年以来的新的隔阂甚至冲突。从60年代中期起，苏联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大量驻军，并在中苏边境地区驻扎重兵，总数达一百万人，在北面构成对中国安全的严重威胁。1978年12月，苏联支持越南先后出动20余万兵力武装入侵柬埔寨。事隔一年，1979年12月，苏联又出兵10万对阿富汗实行全面军事占领，这就从北面、南面、西面对中国形成军事包围之势，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安全，构成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个重大障碍。1982年8月，我父亲向苏方表明：中国领导人关心中苏关系的改善，现在是应该、也有可能在这一方面认真开始做一些实际事情的时候了。双方有必要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讨论，通过共同努力，设法排除妨害两国关系的障碍，从有助于改善两大邻国关系的一个实质问题做起，例如苏联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中苏双方经过协商，从10月开始，举行副外长级特使磋商，讨论和解决消除两国关系的障碍问题。中国政府坚持以首先解决三个障碍，尤其是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为先决条件，但苏联以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为借口，不同意商谈越南撤军问题。这样，谈谈停停，磋来商去，两年过去了，没有获得实质性进展。为了打破政治关系上的僵局，父亲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新办法。相应地，1985年3月，新上任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也对改善中苏关系表现出极大的关注。10月，父亲与来华访问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会谈时，请他给苏联方面带个口信：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他愿意同戈尔巴乔夫会见。“我出国访问的历史使命虽已完成，但为这个问题，我可以破例。三大障碍这一条应首先解决，我们等待答复。”邓小平 第七部分 46享誉国际外交舞台(3)这是父亲首次提出中苏高级会晤的设想。信息传递过去了，苏方也确认收到了，但是戈尔巴乔夫避而不谈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也不同意先定议程和先决条件。这等于没有真正响应父亲提出的这一重大建设性步骤。于是，中苏高级会晤拖延了下来。1986年9月2日，父亲在中南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的电视采访。在回答“是否愿意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提问时，他表示：“我再说一次，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是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越南在柬埔寨驻军也是中苏关系实际上处于热点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消除了，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见面。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年龄不小了，过了八十二了，我早已经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国的了。但如果消除了这个障碍，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实现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有意义。”父亲在卡特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上发表讲话。中国最高领导人公开表示愿意前往苏联举行两国首脑会晤，这在双方关系破裂二十多年来还是第一次。9月7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将这一重大新闻传遍全球。但事情的发展并非如人所愿。中国方面的真诚愿望，并非能化作苏联方面消除三大障碍的实际行动。直到1988年，随着国际形势发生新的变化，苏联出于内政外交的需要，不得不顺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流来制定对外政策，于是，有利于中苏关系改善的重大步骤，相继出台：苏方承诺从5月15日起从阿富汗撤军，9个月内撤完；苏联单方面裁军50万，并在两年内撤回驻扎在蒙古的大部分军队。1989年1月6日，越南撤军问题终于有了眉目，越南外交部新闻部新闻司代理司长胡彩兰在河内宣布，越南政府和金边政府已决定，如果柬埔寨问题达成政治解决的话，越南将在9月前从柬埔寨撤出其全部军队。这条消息对中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柬埔寨问题是改善中苏关系的关键，是主要障碍，越南在柬驻军也是中苏关系实际上处于热点和对峙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了解决的方案，改善中苏关系便有了保证。1989年2月，在中国人民喜迎新春佳节之际，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回访中国。双方经磋商确定，5月在北京举行中苏最高级会晤，也就是说，父亲三年前提出的与戈尔巴乔夫会面的设想，5月份将在北京实现。他为这次会谈确定了明确的方针：“不回避分歧，不纠缠旧帐，寻求共同点，着眼于未来，探讨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睦邻友好关系。”美国《时代》周刊1989年5月16日，父亲与戈尔巴乔夫终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见面了。这是30年来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第一次会晤，这是一次被推迟了的中苏高级会晤。会谈是友好、坦诚的，父亲开门见山地点出了60年代的中苏论战问题，他以务实、直率的谈话风格说：“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主义，没有搞清楚。”他谈到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认为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他以中苏最敏感问题为开场白，引发了一段对*主义及各国建设模式的议论，十分巧妙而冷静地批评了过去论战中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为会谈定下了实事求是的基调。迎接戈尔巴乔夫的到来，双方同时伸出友好之手。戈尔巴乔夫当然已对那场中苏大论战作过了解，也清楚父亲在这场论战中的角色。他说：“我的年龄比你小，那场争论我们不想对此做出评价，而是指望你来做出评价，我同意你的基本想法。”接着，父亲郑重地阐述了两个问题，一是历史上中国在列强压迫下遭受损害的情况，一是近40年中国人感到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他说：“从建国一开始，我们就面临着这个问题。那时威胁来自美国，最突出的就是朝鲜战争，后来还有越南战争。……60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一百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1963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60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父亲谈论这些话时，戈尔巴乔夫很敏感，也有点紧张，他不清楚中国领导人又翻出历史旧帐来做什么？他赶紧表白说：“对于不太遥远的往事，我们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至于两国间比较遥远的事情，是历史形成的。重提领土的变迁，边界的改划，就会使世界不稳定，就有可能引起冲突……”父亲摆摆手，对他说：“我讲这么长，叫‘结束过去’。目的是使苏联同志理解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个过去的，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历史帐讲了，这些问题一吹风，这也是这次会晤取得了一个成果。”他说：“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他特别强调：“现在两国交往多起来了，关系正常化以后，无论深度和广度都会有很大发展。在发展交往方面，我有一个重要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戈尔巴乔夫马上赞成：“对，少声张，多做事。”邓小平 第七部分 46享誉国际外交舞台(4)他握住戈尔巴乔夫的手说：“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戈尔巴乔夫笑容满面地点头同意。随即，他又指着正在忙碌的记者说：“趁他们还没有离开，我们也宣布两党的关系实现正常化。”两位领导人再次握手。父亲会见戈尔巴乔夫。父亲说过，改善中苏关系，对维护世界和平是大功大德的事。父亲与戈尔巴乔夫的历史性会晤，是中苏关系的转折点，为中苏关系史揭开了新的一页。邓小平 第七部分 47“一个国家，两种制度”(1)为着解决台湾、香港、澳门的问题，以实现祖国统一，父亲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从1984年开始，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先后得到解决。台湾问题也可以用这个办法解决。对国际上解决类似问题，这也是一个出路。“一国两制”在国内外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是他运用实事求是思想解决复杂的实际问题的成功范例。÷1979年3月，父亲在北京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爵士。他明确指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我们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不管如何解决香港问题，都不会影响投资者的利益。香港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新界三个部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于1842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永久割让香港岛。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强迫清政府缔结《北京条约》，永久割让九龙半岛尖端。1898年英国人乘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之机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大片土地以及附近200多个岛屿（后统称新界），租期99年，1997年6月30日期满。由于上述三个条约都是侵略战争的产物，因而在国际法上是无效的，所以中国人民从来都不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未解决前暂时维持现状。1981年4月，父亲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在谈到解决香港问题时，他请英方侧重研究一下中国关于大陆与台湾统一问题的立场，如保持现行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等。随着1997年的日益临近，英国政府不断派其代表试探中国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1979年3月下旬，香港总督麦理浩访华，向中国政府提出1997年到期的批地契约问题。3月29日父亲会见他时，谈到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他说，我们历来认为，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将来谈判解决香港问题时，前提是香港系中国的一部分。但我们将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来处理，在相当长的期限内，香港还可以搞资本主义。而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请所有的外国投资者放心，怎么变都不会影响外国投资者的利益。1981年4月，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访华。1982年1月，英国掌玺大臣艾坚斯访华。1982年4月，父亲在北京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前排左五）一行，提出中国在“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构想下，解决香港问题的设想。1982年4月，英国前首相希思访问中国，希思回顾了1974年5月访问中国时毛泽东会见的情景，对父亲说：“那次你也在座，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说，反正要到1997年，那还早，还是让年轻人去管吧。现在离1997年只有15年的时间，你是如何考虑在这个期间处理这个问题。”父亲说，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还有新界，包括整个香港，过去是不平等条约，实际上是废除的问题。“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如中国到时不把香港的主权收回来，我们这些人谁也交不了帐。”至于说到投资问题，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管理香港。父亲还表示：“如果可能，我们愿意同贵国政府正式接触，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一问题。”现在是“考虑解决香港问题的时候了。”摸清了中国政府的意图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于1982年9月22日来华访问。就在几个月之前，英国刚刚取得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的胜利。这场胜利，使这位有“铁娘子”之称的英国首相产生了“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有效”的幻想。9月23日，撒切尔夫人与中国方面开始讨论香港问题，会谈一开始，她便摆出强硬的态度，坚持三个条约仍然有效，继而提出，如果同意英国1997年后继续管治香港，英国可以考虑中国的主权要求。看来，到了非彻底摊牌不可的时候了。9月24日上午，父亲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撒切尔夫人。会谈甫一开始，撒切尔夫人仍旧摆出一副先声夺人的架势，对父亲说，必须遵守有关香港问题的三个条约。条约虽然写在纸上，但任何手段都不能消除它存在的事实。父亲听到这句话，表情非常严肃地对撒切尔夫人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明确界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九龙。他表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和全中国人民一样，父亲对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倍感耻辱。他坚决地说，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父亲的这番话，表达了中国领导人恢复行使对香港主权的强烈决心。撒切尔夫人听后，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接着，撒切尔夫人提出谈判的题目就是一个归属问题。父亲马上反驳道：是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主权问题，总要双方就香港归还中国达成协议；第二个是1997年我们恢复行使主权之后怎么样管理香港，也不是在香港实行什么样的制度的问题；第三个是15年过渡期间的安排问题，也就是怎样为恢复行使主权创造条件。原本打算用谈主权问题来迫使中国最终同意以主权换治权的撒切尔夫人，此时在父亲面前，她不得不承认失败，表示同意他提出的三个问题。邓小平 第七部分 47“一个国家，两种制度”(2)最后，父亲建议双方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撒切尔夫人表示同意。父亲会见撒切尔夫人。这次会谈后，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中英两国开始通过外交途径就解决香港问题进行商谈。关于驻军问题，是中英谈判中争论最大的问题。父亲说得更是斩钉截铁：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中国一定要在香港驻军。据当时参加中英谈判的原国务委员、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回忆说：“驻军问题吵了好久，驻军问题是驻不驻啊？他们说你们不驻好了，我们说一定要驻军，不是在报纸上人家公开了吗，说是不驻军，有些人不是不主张驻军吗？所以小平同志就拍了桌子，召集香港代表来谈谈。香港不驻军，我们怎么体现收回香港？香港要象征性地驻军。香港收回来了，驻军是我们主权的表现，不驻军就是表明我们没有收回。”这里说的父亲“拍了桌子”是发生在1984年5月份的事。5月2日，香港《明报》刊出一篇报道，点名道姓说中央某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表示，中国将不在香港驻军。5月25日，父亲会见了港澳地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他特意把香港记者都留了下来，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讲话：我要在这里辟谣，关于“将来不在香港驻军”的讲话，是胡说八道！这不是中央的意见。既然香港是中国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英国外相也说，希望不要驻军，但承认我们恢复行使主权后，有权驻军。连这权力都没有，还算什么中国领土。《中英联合声明》签字仪式从1983年7月至1984年9月，双方经过前后22轮谈判，终于达成协议，中英双方同意用《联合声明》的形式，采用如下表达方式，即中国政府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声明：“联合王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中华人民共和国。”9月26日草签了中英《联合声明》和三个附件，至此，为时两年的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圆满结束。撒切尔夫人于1984年12月18日再度来到北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定于19日举行的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12月19日，父亲再次会见撒切尔夫人。他笑容满面地与撒切尔夫人握手，并高兴地说：“我们两国领导人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为各自的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香港问题已经有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这个问题不解决，在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总存在着阴影。现在这个阴影消除了，我们两国之间的合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前景光明。”《中英联合声明》文本撒切尔夫人对父亲的这一评价表示完全赞同。她说，回顾我两年多以前初次在这里同您见面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双方的了解也加深了。撒切尔夫人还特别说到：从历史的观点看，一国两制是最富天才的创造，这个构想看起来是个简单的想法，但却是充满想像力的构想，是解决香港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达成协议的关键。父亲接着说：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说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他又讲到，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接受。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中葡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后，父亲与葡萄牙总理席瓦尔亲切交谈。他还向撒切尔夫人讲述了1997年后保持香港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的道理，并请撒切尔夫人告诉国际上和香港的人士，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10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10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当天下午5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隆重举行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正式签字仪式。父亲出席了签字仪式。1985年5月27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互换批准书，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生效。为了确保1997年之后香港的繁荣稳定，在全国人大审议批准中英联合声明的同时，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工作也同时展开。在基本法起草的过程中，父亲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多次会见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对基本法的原则和意义作了精辟的解释。他说：“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作出一个范例。所以，这个基本法很重要。”要非常认真地从实际出发来制定。基本法出台后，他说，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说它具有历史意义，不只对过去、现在，而且包括将来；说国际意义，不只对第三世界，而且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意义。“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香港问题解决了，澳门问题也必须在本世纪内解决，这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邓小平 第七部分 47“一个国家，两种制度”(3)经过四轮会谈，中葡双方达成一致意见。1987年4月13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正式签署仪式。声明宣布：澳门地区是中国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中葡联合声明》文本父亲高兴地对前来参加签字仪式的葡萄芽总理席尔瓦说：“中国在不长的时间内解决了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为处理国际上有争议的问题树立了一个范例。”“澳门问题的解决，开辟了两国间的新关系。结束过去，走向未来。”1997年7月1日、1999年12月20日，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香港、澳门升起。遗憾的是，曾经表示要到香港去看一看的父亲，却没有等到这一天。邓小平 第七部分 48退休的这一天(1)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进步和成就。世人评论，未来的世纪是亚太世纪。而在亚太国家中，最引人注目的将是中国。这是中国的骄傲。有人说，20世纪最引人注目的伟人是*。有人说，在当今世界上，当之无愧的风云人物首数*。有的中国老百姓，把*的像，和毛泽东的像并排，挂在家里的正堂之上。退休之日，父亲与家人在一起。而父亲，则辞职退休了。他退休了，目的是让中国废除封建的终身制，让年轻人来接班换代。1989年11月9日。清晨，天还未亮，飘飘洒洒的细雨就已润湿了深秋的大地。父亲像往常一样，按时起了床。像往常一样，准时而又规律地吃了早饭，坐下来看书、看报、看文件。最小的孙儿因患感冒而未去幼稚园，我带他去看爷爷。父亲问我，还下雨吗？我告诉他，开始下雪了。父亲一听，马上起身，先把窗户大大打开，进而索性开门走出室外。外面的空气寒冷而又湿润，雨水中果然夹杂着点点雪花，纷纷落落、飘飘扬扬随风而下。*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大会主席台。父亲望着雨和雪，感慨地说：“这场雨雪下得不算小呀，北京正需要下雪啊！”大概是所谓的“温室效应”吧，今年秋来得迟，冬也到得晚。虽已是11月份，天气仍然不冷。今天这场雨雪虽不很大，但毕竟是北京今冬的第一场雪。9点多钟，办公室主任王瑞林来了，向父亲讲述了正在召开的党的中央全会的一些情况。当然，重点汇报了这次全会上关于父亲退休的议程、日程的安排和讨论情况。他告诉父亲，经过阅读有关文件和讨论，与会的同志们逐渐理解了父亲请求退休的决心和意义，许多同志在发言中讲了很多相当动感情的肺腑之言，今天下午全会将进行表决，晚上由新闻公布。父亲听后十分高兴，说：“总之，这件事情可以完成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围坐在桌旁，席间的话题自然离不开父亲退休这个题目。姐姐说，咱们家应该庆祝一下。哥哥说，我捐献一瓶好酒。妈妈说，如果身体好，我也想去参观下午的照相活动。父亲则说：“退休以后，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生活得更加简单一些，可以上街走走，到处去参观一下。”大孙女眠眠笑着说：“爷爷真是理想主义！”下午3时，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进行表决，通过了父亲辞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请求。4时许，父亲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和参加本次中央全会的全体与会者一起照相。在休息厅里，刚刚从五中全会会场内出来的中央各位领导同志，看到父亲进来，纷纷走过来和父亲握手。刚刚当选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同志一步趋前，紧紧握住父亲的手。他建议，几位领导同志一起，和父亲照一张相。当*、*、*、姚依林、乔石、*、李瑞环、王震、薄一波、万里、宋任穷、胡乔木等12位同志簇拥着父亲一字排好后，记者们一拥而上，闪光灯噼啪闪烁地拍下了这一历史性时刻。当父亲一行人走进大厅时，掌声骤起。父亲走过中纪委委员的行列，走过中顾委委员的行列，走过全体中央委员的行列。*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同意*同志辞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实现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第二代的中央领导集体向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顺利交接。图为父亲和*同志在一起。父亲笑容满面地站在麦克风前，他说：“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衷心感谢全会，衷心感谢同志们。”随后，父亲与参加和列席全会的全体同志们合影留念。在离开大会堂的时候，*同志一直把父亲送到门口，他紧握住父亲的手说：“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夜幕渐渐降临，而我们家却是一片灯火通明。全家人忙忙碌碌了整整一下午，到了吃饭的时间，四个孙子孙女一齐跑去请爷爷。他们送给爷爷一个他们亲手赶制的贺卡，上面贴有四朵美丽的蝴蝶花，代表他们四个孙辈。卡上端端正正地写道：“愿爷爷永远和我们一样的年轻！”他们四个人轮流上前亲爷爷，才三岁的小孙子小弟亲了爷爷一脸的口水，逗得全家人哈哈大笑。在餐厅里，桌子上摆满了在我们家工作了三十多年的杨师傅精心设计的丰盛宴席，淡蓝色的墙壁上高高地贴着一排鲜红的字：1922——1989——永远。父亲望着这一排字，脸上浮现出了深沉的笑容。80余年的人生生涯，60余年的革命历程，对任何人来说，都不会是轻而易举。该休息一下了，该轻松一下了！退休，是父亲多年来的心愿。从他第二次复出开始主持工作以来，就在着手安排接班人；从八十年代开始，他就力排众议，带头退出一些领导职务。我们支持他退休，为的是他能更加健康长寿。而他坚持退休，为的则是国家的前途、党的利益。今天，他的愿望终于完全实现了，他的心里怎么能不自觉安然呢！我们，他的亲人们，又怎么能不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呢！第二天，也就是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父亲要求退休的信和*十三届五中全会的决议。父亲写道：“1980年我就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近年来，不少老同志已相继退出了中央领导岗位。1987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为了身体力行地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我提出了退休的愿望。当时，中央反复考虑我本人和党内的意见，决定同意我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退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决定我留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的职务。此后，当中央的领导集体就重大问题征询我的意见时，我也始终尊重和支持中央领导集体多数同志的意见。但是，我坚持不再过问日常工作，并一直期待着尽早完成新老交替，实现从领导岗位完全退下来的愿望。邓小平 第七部分 48退休的这一天(2)“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以*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1992年10月，父亲与*同志亲切握手“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军队所取得的成就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全会的决议写道：“*同志是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杰出领导人，在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含饴弄孙“全会高度评价*同志对我们党和国家作出的卓著功勋。几十年来的革命实践表明，*同志不愧是杰出的*主义者，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我们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领导人。他根据*列宁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和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这是当一个人为祖国、为党、为人民付出了全部的生命和辛劳之后，党和人民对他的崇高评价。从今天开始，父亲退休了，可以休息一下了，可以稍事轻松一下了。他说过，退休就要真正的退休。我们也真心希望他度过一个幸福的、安详的晚年，希望他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