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作者冯玉祥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作者:冯玉祥目　录　　目录自 序：我与蒋介石 1代 序：我来扒蒋介石的皮 1第一篇初识蒋介石第1章 第一次听说“蒋介石”三个字 3第2章 第一次同蒋介石见面 6第3章 我请蒋介石回来 8第4章 我在郑州见蒋介石 11第5章 在南京会议见蒋介石 13第6章 消灭异己的蒋介石 19第7章 “九一八”的蒋介石 21第二篇不抵抗政策第8章 为“九一八”在南京会议 25第9章 “一·二八”上海大战 28第10章 迁都到洛阳 31第11章 我在泰山时 34第12章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时代 36第13章 何梅协定以后 42第14章 福建抗日人民政府时代 44第15章 约我到南京开会 45第16章 出卖福建安溪矿产给日人 49第三篇动摇不定第17章 把救国会七君子下狱 55第18章 西安事变“双十二” 57第19章 故意违背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 62第20章 “七七”抗战 64第21章 “八·一三” 66第22章 调我到第六战区 69第23章 在南京要投降 72第24章 撤出南京跑到武汉 75第25章 堵塞长江交通 79第四篇民心尽失第26章 言行不一致 85第27章 我到河南查看阵地 87第28章 我检阅湘黔川军队 92第29章 武汉失守后 97第30章 忽然说出焦土抗战 101第31章 把装备齐整的军队藏起来 103第32章 压迫苗族同胞 105第33章 利用特务毁害文武官吏 110第34章 鼓励贪污 112第五篇为政不仁第35章 放走汉奸汪精卫 117第36章 随便杀人 120第37章 在天气很冷时脱下士兵棉衣 123第38章 到处遍设收税机关 127第39章 对于病兵不闻不问 129第40章 兵死了用两块破席头埋葬 136第41章 办中央训练团最糟糕 139第42章 在四川綦江县附近大杀青年 142第43章 决心不守法 147第六篇一意孤行第44章 不知道民主是什么 153第45章 血口喷人 157第46章 使人制造九鼎预备做皇帝 160第47章 谁说真话就枪决谁 162第48章 对于士兵吃不饱知道还装不知道 167第49章 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 170第50章 大骂呈报河南旱灾 172第51章 阻碍献金救国增加抗战力量 175第52章 用种种阴谋破坏献金大会 181第七篇营蝇狗苟第53章 制造谣言说陈嘉庚是共产党 191第54章 把军队弄成纸老虎式 192第55章 派特务监视各界民众慰劳团 194第56章 朝朝夕夕都在算计着打共产党 196第57章 拿着新生活欺骗世人 197第58章 原子弹响了之后 199第59章 收买领袖不成功 200第60章 食言而肥 202第61章 派出许多接收强盗 204第八篇倒行逆施第62章 说体面话不做体面事 211第63章 有时也像傀儡 212第64章 主使特务流氓各处打人 215第65章 把三民主义变成三我主义 217第66章 背叛孙总理中山先生遗教 220第67章 杀大学教授 222第68章 随便乱杀公务员 223第69章 用黑名单杀陶行知 225第70章 挥金如土 227第九篇穷途末路　　第71章 用种种诡计阴谋拉美国人下水 233第72章 拿着人民当仇敌 237第73章 用三征害死大多数人民 239第74章 把许多忠实将领挤走 241第75章 屠杀大学生 242第76章 逼着人民抢米大杀民主分子 248第77章 一心一意要做袁世凯 252跋一 254跋二 256第一次听说“蒋介石”三个字　　第一篇初识蒋介石第1章第一次听说“蒋介石”三个字蒋介石背叛孙中山总理并不是自今日始。有我的朋友确实知道，那一年孙总理在永丰军舰上，有陈炯明派的一个青年带着一个大炸弹去炸孙先生，被孙先生的人捉住了。后来有一个孙先生的外国朋友对孙先生说：“你是中国的大总统，是一个很大的人物，度量应当宽大。”这一个放炸弹的青年的父亲，是这个外国朋友的好朋友，因此他来求孙先生赦免他的死罪。孙先生完全答应了，并且说：“年轻的孩子懂得什么，我一定释放他。”中山先生提起笔来下了一个手谕，叫把那放炸弹的青年释放了。临到中山先生离开永丰军舰的时候，蒋介石对守卫的人说：“不要放，快快拉出去枪决了。”后来某外国人知道了那个青年被枪决了，到处说孙先生说了话不算数。实在呢，是蒋介石不服从孙先生的话，可是那个外国人，怎么会晓得那个内容呢！看看今天吧，孙先生原来说：“人民是主人。”蒋介石把人民当奴隶；孙先生主张国家独立，不依赖外人，并且说打倒帝国主义；今天蒋介石，是不是跪在帝国主义面前叫祖宗呢？这是一件事实。有的人说：“月晕而风，础润而雨。”那是说：“见微而知著也。”又说：“冰冻三尺，决非一日之寒。”蒋介石背叛孙总理的主义和媚外卖国，不是自今天才开始的。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过的蒋介石，那是一九二五年的事。第二次听说蒋介石是在一九二六年春天。在外蒙古的首都（库伦）听见几个朋友说广东三月二十日逮捕了很多人，那是蒋介石干的。那时候蒋介石是黄埔军校的校长，为了争夺个人的权利，把一些人抓起来了。又有朋友说，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死了以后，蒋介石对黄埔学校的教员和学生说：“总理虽然死了；总理的政治顾问苏联鲍罗廷先生在这里，就同总理活着一样，我们学校里无论校长、教员、学生，都要诚心诚意地服从鲍罗廷顾问，就如同服从总理一样。”并且要求大家举起手来宣誓，要内外如一地服从。这件事情，徐先生说得很详，我不必说得太详细了；可是过的日子不多，一脚踢跑的踢跑了，抓起来的抓起来，押起来的押起来。一九二六年五月我在莫斯科听说，蒋介石曾到过莫斯科。蒋说起话来是非常革命的，比谁都左。不久广东“三月二十日事变”发生了，莫斯科的苏联人和中国人大家都摸不着头脑，到底是怎么回事，会把许多人赶走的赶走，下监的下监？一九二六年九月听说，蒋介石带着兵由广东到湖南，不久就到湖北。一些北平来的朋友们到包头五原来说，革命军是和国民军一致都是打倒军阀，取消不平等条约的。正是我在五原誓师消息断绝的时候，就靠着一些不怕死的同志，得些上海和南方的消息。五原是在绥远的西边，察哈尔、北京、河北省都是张作霖的军队；湖北、河南、陕西都是吴佩孚的军队。这时候从五原到上海和长江南岸，电报和邮政都不通，全靠着人送。所知道的蒋介石，是一个趋炎附势的人，忽左忽右的人，怎样都与他自己合适，他就怎样做，并没有什么准则。一九二七年到了西安（陕西省城），有唐生智的代表某先生来说，蒋介石完全是个军阀；若同张作霖、吴佩孚比，张、吴是旧军阀，蒋是新军阀。我没有等那朋友讲完，我就请他去喝茶。我对他说这时正在北伐，若自己里头不一致，互相攻击，张作霖、吴佩孚怕打不下去了。那位朋友很文雅，不慌不忙地说，旧军阀太腐败了，容易打；新军阀会拿什么主义来骗人，是不容易打的。若打他要现在就打，不能在北伐成功以后再打。那位朋友说话的意思就在本年首先应打蒋介石。我对他说，西安被围有八个月，饿死三万人，才把吴佩孚的部队刘镇华赶出潼关去，国民二、三两军是很疲惫的。国民一军自从南口败仗之后，行军几千里，人员、马匹、器械亟待补充。吴佩孚在河南省巩县兵工厂，张作霖的军队在河南省信阳县。若是我们革命的军队自己杀自己，将来不堪设想。那位朋友很耐烦地详详细细地说了两三天，他把蒋的独裁、专制都说出来。我对他说，你的话说得很对，不过大敌当前，我们先要打正面的敌人，不可自己杀起自己来。那位朋友很失望地绕道回湖北去了。他临走的时候给我一封信：蒋介石这个独裁者，若不在这个时候把他打倒，将来他会把你们打倒。在郑州会师的时候正是一九二七年，我看见了谭延闿、徐谦、唐生智以及许多国民党的朋友，有很多都是很激烈地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我再三地说，张作霖在北边，吴佩孚跑到四川去，无论如何不要自己打起来，忘了我们的敌人。当时有些朋友很同意我这话，也有的人不赞成，说我已经同蒋介石勾搭在一起。本来那些朋友要在郑州多住一两天的，那一天的早晨忽然挂起车来走了。我听见了马上到车站同他们谈了两三句话，就开车了。我在河南巩县兵工厂遇见邓演达先生。我请邓演达先生对兵工厂的工人们演讲，他骂蒋介石是背叛孙中山先生的。蒋介石是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邓先生是政治部长。我和邓先生初次见面，蒋介石我还没有见过他。他们都是由广东出来的，内容是怎么的事，我实在不清楚。邓演达讲完了以后，我的朋友刘伯坚对我说：“邓演达说的都是实话。”还有朋友们说，若是革命军自己打起来，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都高兴了。第一次同蒋介石见面　　第2章第一次同蒋介石见面郑州会师之后，蒋介石带着兵从南京打到徐州，约我到徐州去，大家见面。我马上就开车，离徐州还有二十里，一个车站叫黄口，蒋介石由徐州开车到这里等我，我们在站台上见了面。我看着他穿一套黄军服，大檐军帽，四十岁左右，五尺多高，很瘦的身体，两个眼睛凹进去，说起话来先笑，然后就是哼哼哼。我们由黄口开车，我坐在他的头等车上。到了徐州，住在花园饭店。大家谈的是继续北伐。本来武汉方面，希望我帮他们打蒋，蒋这方面希望我帮他们打武汉。但我说：“若是我们自己打起来，何以对得起孙中山先生，又何以对得住中国的人民！不论如何，我宁愿得罪你们也不愿你们自己打。我恳求你们是共同北伐，先打倒我们的敌人，这是重要的事。”在徐州这里，有吴稚晖、胡汉民、李烈钧，还有许多朋友。这天晚上有很大的宴会，蒋介石找我讲话。我先说了几句，恭维国民革命第一集团军的官兵，北伐劳苦的事；接着我说：“今天是南赤、北赤在这里集会（张作霖和吴佩孚说：南方的赤化头子是蒋介石，北方的赤化头子是冯玉祥。），我们哪里赤呢？我们是真真实实地赤心赤面要流赤血，保护中华民国的赤子，决不像张吴两个样子，他们只要杀谁就给谁一顶赤帽子戴。”我说完了之后，吴稚晖起来说，今天这里是紫气东来。会一散，蒋介石拿拟好了的一个电报稿给我看，就是继续共同北伐的通电。我和蒋介石都签了名。蒋开车回南京，我开车回开封。还没有好久，蒋介石带的军队，在徐州同孙传芳打起来，被孙传芳打败了；蒋一直向南退，过了蚌埠，眼看退到长江，蒋介石把第十军军长王天培给枪决了。这是蒋介石老羞成怒。王天培是贵州出来的一个军人，蒋一恼怒就把王天培枪决了。既没宣布罪状，也没军事会审裁判。当时第一军军长是何应钦，第七军军长是李宗仁，蒋的参谋长是白崇禧。这些将领们看见蒋随便杀人，不用法律，当然人人自危，就不听从蒋的命令。蒋看他自己调动不了队伍，他就辞职。吴稚晖他们召集了二十几位同志们会议，当时吴稚晖说的话，不外乎正在北伐，蒋介石不可以辞职。吴刚坐下，何应钦站起来说：“蒋是自己要走的，他走了很好，从此我们也可以爱一爱国家。”接着就是白崇禧站起来说：“革命是大家的事，蒋走了很好，我们大家联合起来做革命工作，少了他，我们一样可以做。”会场空气非常紧张。李石曾从背后伸出手去拉了吴稚晖一把，拿他的嘴对着吴稚晖的耳朵说：“这还不是兵变么？你不要老命啦？”会就这样不欢而散的。蒋介石看看没办法，只好出国到日本去了。我请蒋介石回来　　第3章我请蒋介石回来蒋出国之后，李、白、何三位在南京的东边龙潭山附近，把孙传芳过江的军队打败了。当孙传芳攻过长江两岸的时候，南京中央党部的人们，有好多都走开了。多亏了李烈钧将军在南京主持，还没有大坏。李的第七军，何的第一军在孙传芳的队伍渡过长江，登岸不久，双方夹击，把孙传芳的军队打死的很多，孙传芳的军队很狼狈地抱头鼠窜地败回徐州去了。我驻扎在郑州。张作霖从河北向南打，张宗昌从山东曹州府向河南兰封打。我觉得北方情形这样，革命就应当扩大团结。我把拟好了一个电报稿子，打给阎锡山说：“我愿意请蒋介石回国来，不只请他做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我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愿意归他指挥，你喜欢不喜欢？”阎复电说：“你这电报真是大公无私，我愿意署名。”这样电报发出去，请蒋回来的。蒋介石真敢下毒手，他一回到上海就总司令的职，头一道命令就把何应钦调成参谋长，这是不许何应钦有带兵的实权。何应钦也就入了医院，三四个月后才出医院。吃不饱，穿不暖的官兵。蒋介石在南京靠着江浙上海是有收入的。是他带的军队，官兵关饷都是现洋。我是从绥远、宁夏、甘肃、陕西一路出来的。谁都知道中国西北各省是最贫苦的地方，出产很少，税收又不多，官兵全都没有钱。我给蒋介石打电报要饷，按理说，他应当负责任，想不到蒋回我的电报说：第二集团军的官兵，规矩好，训练好，知道爱国，爱人民，一年半载不关饷也不要紧。他自己带的军队乱七八糟，就是关饷，也常常兵变，若不关饷更不得了，因此就把钱都给了他的官兵。我带的军队，蒋就一文不发。我拿电报给我的将领看了看，个个都摇头叹息，说，这是什么话！第二次在郑州见蒋介石。一九二七年八月，我的军队在豫东把张宗昌打败了，俘虏了张宗昌的官兵两三万人，得了七列钢甲车。过了不久，蒋介石从南京到郑州来看我，先托马福议和刘天龄来对我说：“蒋要同我换帖作盟兄弟。”我说：“很好。”于是蒋介石亲笔写了帖子，我也写了帖子。我为的是要真正实行三民主义而与他结盟的，字句当中写的很清楚，他能看得出来；若不实行三民主义，结盟也没用处了。我们两人见了面，互相拜了四拜。所以有人说我两个人是把兄弟，就是这个缘故。蒋问我，我们既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希望我有什么指教。因为我比蒋大几岁，所以蒋对我这样说话。我对他说：“老百姓是我们的主人。老百姓喜欢的事，我们做；老百姓不喜欢的事，我们万不要做。”蒋还是客气地说：“大哥，还有什么事没有？”我说：“如果我们能实行刚才我说的话，我们就能实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你若再问我，我就告诉你，我们要与士卒共甘苦，兵不吃，我们不要吃；兵不穿，我们不要穿；你若能实行这些话，我们革命一定成功的。”蒋说：“好，我们一定这样做。”我在山东党家庄见蒋介石。革命军北伐，蒋介石指挥着津浦路的军队，我指挥的是平汉路的军队，并且指挥着津浦路与平汉路之间的军队。在曹州济宁一带，孙良诚对孙传芳打了很激烈的几个仗，攻下济南。孙传芳、张宗昌都退到德州以北。蒋介石同黄郛先到济南，蒋有电约我到济南会面。我从开封经过兰封到徐州，就听说蒋介石在济南同日本发生冲突。那时田中做日本的内阁总理，日本人见他们的走狗孙传芳、张宗昌向北退，日本人就很着急。这时候蒋带的军队一攻下济南，大官都下了大餐馆，小官就下了小饭馆，士兵们没办法，都饿着肚子在街上干瞪眼。这样在街上骂街的骂街，骚扰百姓的骚扰百姓，军纪风纪一点也提不到。日本人正想着找事呢，果然，日本的宪兵和蒋的军队冲突起来。先由小打变成大打，不但把蒋介石的军队在济南城里缴了械，连蒋和黄郛所有的东西都丢光了。蒋和黄郛穿着白色内衣跑出来，几乎成了俘虏。找到了泰安车站，蒋叫人给我打电报说：“不要来了！”我的复电说：“愈有危险，我愈要去。”到了党家庄车站，看见蒋和黄郛穿着白内衣站着在发呆呢。蒋的军队从济南退出来都是空着手，枪炮都叫日本人拿去了。那天我们在回教的礼拜堂里会议，蒋问我怎么办？在这种情形之下，我说：“日本人以为我们革命军胜利了，于他们日本帝国主义不利，日本要向我们挑战。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用革命力量先把这地方的日本人俘虏了再说。至于说出什么大事，我觉得革命就是大事，什么事情都不管。”再三的商议，决定了把济南撇开不管，我们的军队先打到北平，打倒了军阀再对付日本。我说：“你有那种的忍耐力我也赞成。”蒋被日本人这一恐吓，他说他非回南京不可，把所有的军队交给我指挥。我说很好。蒋回南京去了，我就指挥着所有的军队约八十万人，攻打天津，再打到北平。我在郑州见蒋介石　　第4章我在郑州见蒋介石北伐将要成功，蒋介石过郑州，到石家庄去看阎锡山。因为在郑州谈话很久，我这里给蒋和跟着他的几百人预备的饭，是馒头、猪肉熬白菜和小米稀粥，那是一饭一菜一汤。蒋介石带来的卫队，在车上很戒备。我不知道他听了什么人的话，一定是对我这地方不放心。蒋到了石家庄，阎给他预备的是燕菜席，所有的跟他的人都是八人一桌的鱼翅席。马云亭回来对我说：“蒋对什么人说的，就拿吃东西来说，阎对于蒋和跟蒋的人真是特别尊敬；蒋觉得我预备的饭太普通了，太看不起他了。”我听见这话，笑了笑，对马云亭说：“我们革命是为人民大众，要改善大众的生活，要把大众的生活水准提高，不是为大官的生活更好。蒋说我看不起他，我不能看着官兵和人民都没有饱饭吃，而拿人民的血汗去预备那么贵的燕菜席和鱼翅席。”在北平西山又见了蒋介石。北伐军已经到了北平，在北平西山碧云寺祭孙总理的灵。那天各集团军的总司令，每个集团军的一个总指挥，第三集团军阎锡山和商震，第四集团军李宗仁、白崇禧，还有国民党中央委员们。祭灵的时候，先行礼，把棺材盖打开，看孙总理的遗容。蒋介石扶着棺材哭起来。后边有些人在那里骂着说：“这样才显出他是嫡系呢，我们都不是嫡系，叫他哭吧！”果然是愈哭愈厉害，那么多的人站在那里等着，我觉得这种哭法不大对，我劝蒋不要再哭了，哪晓得愈劝愈哭得厉害。后边的人说：“叫他哭吧，我们走了！”这样蒋马上不哭了，把棺材盖盖下，才散了会。在北平汤山见蒋介石。北伐成功第一次会议是在北平西北的汤山开的，这个地方水是热的，树木很多，有一道小河，还有很多座新式的大洋楼。有人说这些洋楼都是安福系的曹汝霖、王揖唐等从西原大借款里得的“回扣”为他们自己盖的洋楼。各集团军的总司令和总指挥同几个中央委员开会，首先是蒋介石说话，大概说的是，缩减军队，服从命令一大套的话。蒋刚说完，李济深将军就起来说：“若是天下为公，没有一个人反对的；若是天下为私，一定有人反对。把别人全都消灭，留着自己的军队，这种不公平的办法，万万要不得。像现在北伐的革命军队没有饷，反而派了许多人暗中去收编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等反革命的军队，这是顶不妥当的事。”当天还有好几位说话，都是指责当面说好话，而骨子里用种种方法消灭别的军队是不对的。我看蒋的脸上一块青，一块红，一块白，非常不安的样子。会散了之后，我同一位吴先生晚上在月亮底下谈话，知道蒋上次辞职到日本去，曾把他的部下害苦了。在南口见蒋介石。南口是北平通张家口的重要关口。一九二六年吴佩孚、张宗昌、李景林、张作霖集合他们所有的反革命军队来打南口几个月，国民军死人很多；现在把军阀消灭了，国民军就在南口开了一个追悼大会。所有北平各界，尤其是学校送的挽联很多，也都派有代表，在南口这个地方总算是空前的盛会。鹿钟麟主席、蒋介石讲话，蒋对于死伤的人和死伤者的父母、妻子儿女将来怎么办，一句都没有提。蒋讲完了，李宗仁讲；李讲完了，我讲。我说的主要意思是，死了的官兵应当明令褒扬，立铜像，立石碑，立革命的祠堂。死了的官兵的父母怎么办？妻子女儿怎么办？应当特别优恤多少年，既应当从优又应当快办。这些话都是很重要的，蒋介石既然负了责任，他听了我的话，实在应当尊重。后来看出来，他满不在乎，他简直把我的话当耳边风。可以说一句证明的话，始终是一点也没有办。蒋以为革命死的官兵都算白死了。我为此事同蒋吵过很多次，他总说没有钱，不能办。是不是没有钱？谁都知道，有的是钱，就是不办这个事。在南京会议见蒋介石(1)　　第5章在南京会议见蒋介石北伐成功之后，接着就开南京会议。蒋介石首先用种种方法，使他自己当国民政府主席，以前有功于革命的人，他一脚踢开。如同军事委员会中有五六十位委员，北伐一成功只留几个人，其余的全取消掉。这种过河拆桥的办法大家都不满意。第一次国民政府委员开会，提案的人是谭延闿，原案是国民政府委员的薪金增加到每月八百元。原文读完后，我发表意见：“西北五省旱灾，许多人都没饭吃，若不设法救济，一定要饿死很多人。这话已经向大家报告过数次，今天首先应当讨论赈灾的事，那才算为革命的政府；谁想到救灾的事一字不提，先提出国民政府委员加薪到八百元，若是我们认为人民是中华民国的主人，我们公务员是仆人，我们能不能看着主人饿死，我们不管，我们自己先来加薪呢？”我一说完，谭就说：“‘忠信重禄’，非多加薪金，做事的人不能忠心。”我说：“重字你说八百为重，还有人说八千为重，八万为重，只要他不以人民为重，多少薪金也不会忠于国的。”接着就是戴传贤起来说：“有人说，我们应当茅茨土阶筚路蓝缕，我们跟着孙总理革命是经过许多困苦艰难的，今天革命总算成功了，我们应当享受一点才对呢。”我说：“革命成功的话，不很妥当。”为了革命，中华民国的人民死了千千万万，哪里不是寡妇孤儿，无人闻问，怎么叫成功呢？若说成功，只可说昨天我们是流氓，今天当了什么院长；说到享受的话，范文正公说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革命的人，应当是人民大众先享受了，然后我们再享受；不能说人民连活都活不下去，我们先来享受。”我说到这里，把桌子一拍，“这个案子我是反对到底！”蒋介石说：“既是这样，先把这个案子搁一搁，改日再谈。”结果，西北五省的旱灾是没有人过问，国民政府委员的薪金还是偷偷地按八百元发的，你看可恨不可恨？在南京开编遣会议，大家都到齐了，有六七十位。先向总理遗像行礼，完了，蒋介石就领着大家宣誓。誓词是什么？就是要真真实实服从命令。后边有人说，既服从命令，就下令得啦，何必会议呢？蒋把这话都听见了，可是他却假装没听见。开会提出案子是蒋提的，这案子就是每个集团军不管人多少只留十二个师，其余的人都遣散。当时有位李先生站起来说：“关于军事，我是外行；不过我知道的，我要贡献些意见。若是一个集团留十二个师的话，一定有的集团军要再报募六七个师才够数，有的集团军得要裁下去十几个师才成。若是这样，怎么能说是公平呢？不公不平，没有不出事的，请大家小心，请大家注意！”接着还有好几位说话，意思与李先生的差不多。蒋要消除异己，他自己已经有了决心，无论说什么，一定要依着他的提案去办。实在的情形怎么样呢？蒋派人在北平一带新收了十几个师，另外的保存着，这是人人知道的，也就是一件真正不公不平的事。中国之乱，人民得不到平安的生活，就是蒋介石的自私自利的打算弄成的。南京城内大拆房子。蒋介石叫南京市政府拆民房，展宽大马路。市政府就在地图上画了两道线，线里限两星期拆完，不拆的公家替他们拆。南京的老百姓集合了一两万到国民政府来请愿，蒋他们大家不出去，就推我出去给请愿的代表讲话。我说：“最好你们另找别人去。若我出去对人民说话，恐怕说出话来得罪朋友。”结果还是推我出去。我对民众们说：“市政府要拆房，假若能首先给你们盖上房，叫你们再搬出去那是好的，若没盖好房，硬叫你们搬出去那就不对。这是中华民国，不是中华官国。人民既是主人，官吏就是仆人，仆人应当为主人做事，应当讨主人的喜欢。现在我说个故事给大家听一听：‘维廉第一做了德国的皇帝，对于法国打了胜仗，维廉要把他的花园扩大。正好有一个老百姓他有三间房，可是他不卖；要在另外买块地方同这三间房来换，百姓也不换。维廉皇帝看别人去没办成，他就自己出马同这房主说了许多好话。房主说：‘对于大皇帝的话我应当听，但是我父亲有遗嘱教训我不要卖这三间房屋，我要卖了就是不孝之子，那么大皇帝你一定不愿意你的国民做一个不孝之子吧？’维廉说：‘你知道我是德国的皇帝，连这小小的事都办不成，还做什么皇帝呢？’房主说：‘假如你肯把你法治国的招牌砸碎了，你可以叫你几个兵把我的房子拆了；不是这样，你就不能动我的房子。’维廉气得不能行，回到宫里，正好毕士麦来给他贺喜说：‘大皇帝陛下有这样守法的国民，我们应当来庆贺。’这样维廉的气才消了下去。一个有皇帝的国家，还不敢拆人民的房。我们是民主国家，若不得我们的同意，谁敢来拆房呀！”我说完了，民众们就鼓起掌来。后来听见说，蒋介石对于我这次的讲话很不痛快！在南京的汤山，蒋介石请我去洗澡。我一看那里布置的好极了，门口外边有两个宪兵，院子里边有各种的花草，有厨房预备着，什么时候来，可以吃点心，也可以吃饭。里面有几个洗澡的池子，这就是蒋介石洗澡的地方，不但民众进不来，就是小官也进不来，大官若与蒋没有关系的也进不来。我们洗完了澡，蒋介石说：“常说的话：平、粤、沪、汉，这四个地方拿在手里头，全中国就都在他们手中了。”蒋说这话是对我下了挑拨的作用（广东是李济深将军，北平是白崇禧将军，上海是桂系的张定（王番）将军，武汉是桂系的胡宗铎将军。）。我对蒋说：“当全国的领袖需要肚子能装下全国人，若当全世界的领袖肚子里要能装下全世界的人。只要你自己时时刻刻注重得民心、得军心六个字上，又能实做出来，无论他们占领哪里，无论他们拿了哪里，都是你的膀臂，都是你的兄弟，也都是为你做事的，何必顾虑这些呢？”蒋介石听我说了这些话不对头，他转过话来说：“没有什么。”就在这个时候，没有几天，何成浚就在北平发动了驱逐白崇禧的事，又不久蒋介石把李济深将军扣起来了，也是那几天，在上海警备司令姓熊的贩卖鸦片烟土和上海的张将军打起来了。在南京会议见蒋介石(2)　　蒋介石和古应芬之争。这天晚上，我在蒋介石家中吃晚饭。刚吃完饭，坐在客厅里，古文官长应芬拿着许多电报来找蒋看。蒋问：“有什么要紧的事么？”古应芬说：“没有别的要紧的，只是熊式辉在上海贩卖鸦片烟土的事闹得很厉害。”蒋说：“熊式辉决不会贩卖鸦片烟土，这是随便胡说。不会有这个事情。”古应芬说：“这里有电报是这样说的。”蒋说：“有电报我也不信。”古说：“信不信是一件事，舆论又是一件有关系的事。”蒋说：“什么舆论，舆论，舆论！我拿三百万元开十个报馆，我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什么狗屁舆论！我全不信。”古应芬说：“既是你全不信，公事也不用看了。”蒋介石因为我在那里，不好意思的，就叫古先生在别的房子歇一歇，等一会再看。我站起来说：“不要耽误你们的公事，我走了。”我在路上想，舆论就是狗屁么？蒋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蒋介石解散军队之新法。我在军委会问他们第一集团军队发多少饷，给多少川资，给省县之公事如何办法。一位姓贺的是中将阶级，他说办法简便得很。我说请你说给我听，贺说：（一）预备火车一列；（二）红绿纸的标语各二百份；（三）军乐队，若无乐队用本地吹鼓手也好；（四）招集一些民众；（五）把要解散的军队集合在车站上，架起枪来；（六）先是军官讲话，不外说今天欢送爱国的革命的军人退伍还乡，不要名，又不要利，这是伟大爱国的行动；（七）接着民众代表也如此说；（八）接着即把军队徒手拥上车去；（九）大家即呼口号：退伍军人万岁；（十）汽笛一响即开车了。以上这十条即是退伍的好办法，不用什么钱，没有一个人愿当兵。这是蒋介石用过的好办法，我听了觉得出奇得很。过了没有几天果然由蚌埠解散了有三四百人，是用那位贺先生说的办法。火车到了浦口，就把车站打了又抢了，接着报告说打过下关来了，不到半点钟又报告打进南京城来了，银行都被退伍兵抢光了。又说同宪兵警察打起来了，互有伤亡。不到两个钟头全城大乱起来，最后无法只得调军校学生出去打退伍兵，因此死的兵和死的百姓也不少。我那时是军政部长，但是第一集团军蒋的军队不叫他们归军政部管，你看这件事是多么出人意料之外吧！是不是别有一副心肠呢，我不知道。有许多伤兵到军政部来告状。他们告的是第一集团军所辖伤兵医院院长，他们告这位院长克扣伤兵的饮食费和用费数目很大。我叫军法司把那院长找来一问属实，要把那医院院长治罪。院长说，他太冤枉。我问他为什么冤枉。院长说：“任何院长都弄钱比我多，别的院长没有被告，光告了我。”因为这医院是第一集团军的，所以我就把这院长说的话对蒋说了。蒋说：“您不必问了，我自己来查吧！”结果院长并未治罪就算完事。有一天我正在蒋介石那里坐着谈话，有人说，有一个日本人叫布施胜治来见蒋。蒋问我：“认识这位日本人不认识？”我说：“认识他，前两天曾在我住的地方见过他。这位日本人写过一本书，说冯玉祥和苏联订的有卖国条约。前两天他又说那本书是因为有人给了他两万块钱，他认为错了，现在又要写本好的书。我对这日本人说：‘你写的好与我没关系，你写的坏我也不恼你，总要问自己的良心平安，每一件事件，每一小时都要觉得良心不受责备而已。我也决不告你，你毁坏我的名誉。’今天这位日本人来见你，你可要小心。”蒋说：“日本人这样写书的很多。”一九二八年九月我在南京三牌楼住。那一天我不见客人，蒋介石同他的夫人带了野餐与一棵很长的人参来看我。我的副官对他说：“不见客。”蒋说：“你们不要管。”他一直到楼上，蒋说：“我们出去吃野餐。”我说南京城外我不熟识，只有陶行知先生办的晓庄师范是在和平门外，这是我所知道的地方。蒋说：“好，我们就去那地方。”后来我们在晓庄师范参观并给蒋介石介绍了陶行知。到了十八年因为我认识陶行知，蒋反对我也把陶行知的晓庄师范给封门了，我真想不到蒋会这种做法。南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所有国民党的中央委员都是蒋自己圈定。我对蒋说，这种办法不好，若是大家随便选也选不掉你。可是蒋不听。结果蒋的亲的信的都被圈上，其他多有学问或对革命有贡献的都没有圈上。这样一来党中的朋友们闲话就很多，蒋这种办法使得许多朋友没有法子不攻击他。这是扩大会议会成立的最大原因。消灭异己的蒋介石　　第6章消灭异己的蒋介石自从蒋介石以圈点方式决定中央委员之后，他这种排除异己之事更多。他用何成浚代替了白崇禧在北平，又诱了李济深将军在南京扣住他。党内外任何事情他都要独裁，所以反对他的人更多。胡汉民先生在国民党内是老党员，也是和孙中山先生革命最久的，比着蒋介石在国民党的历史深得很。胡对蒋的独裁，深感不满。胡曾对蒋不断地说，做事要尊重大家的意思。蒋听胡说的这话，就怀恨在心。有一天又讨论民主和独裁的事来。蒋马上翻了脸把胡关起来。胡当然不服，蒋的特务就用绳子把胡的手和腿都绑起来，胡仍然不服，大骂起来。大家都知道蒋介石平素说话总说，胡是蒋的老师、前辈，忽然间蒋介石把胡捆起来了，当然大家要请蒋把胡放出来。过了几天果然胡出来了，可是两臂和腿捆得都是血印。胡汉民是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的常务委员，又是立法院长，胡并没有犯法的事，又没有叛党，就是因为胡劝蒋不要独裁，就遭了捆打，这是多么奇怪的事。当时第二集团军、第三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有的半年不关饷，有的八个月不关饷，跟蒋要饷的电报很多，可是蒋都不答复。蒋的第一集团军的饷不但一个月都不欠，同时蒋还派人带着现款到北平附近收买张、吴、孙等的军队。蒋介石这种做法，各集团军都知道。第三第四集团军的军官们彼此见了面都要彼此问：“你们关饷了吗？”都说：“没有。”若是第一集团军的军官，他们就很干脆地回答说：“我们的饷一个也不欠。”因此军队的官兵对蒋很怨恨，为了蒋的待遇不平等。这时候全国的军民已开始不满蒋介石的独裁了，许多革命的同志和军事领袖在北平集合，开扩大会议，决定了命令：第二集团军、第三集团军、第四集团军来讨伐蒋介石。虽然蒋介石派出的喽罗很多，各处去收买文的武的。第四集团军从广西打出来，下了长沙到岳州；第三集团军从山西越过河北打到山东；第二集团军从陕西打出来越过黄河打到安徽的北部。真是把蒋介石打得头破血出，看着蒋介石就要失败了。可是为什么没把蒋介石打垮呢？因为在各集团军里头，有的被蒋介石用钱收买了内奸，从里头作梗；有的因为旱灾，官兵没有吃的；而蒋介石呢，从定都南京起，他背后就有帝国主义随时帮忙，因此他又有钱又有武器。蒋介石指示东北的军队打苏联。那是扩大会议结束之后，蒋介石趾高气扬地跑到北平同张学良和一位姓王的，很高兴地说：“苏联国算什么，哪位愿意打，就可以打苏联。”因此张学良就叫他的两旅人向苏联进攻。想不到得的结果是旅长阵亡，不能打了。蒋介石不管，叫张学良自己去了结。这件事大家都晓得，因为过于高兴了弄出来轻举妄动，使苏联看不起我们，使全世界上的人也看不起中国人。这种动作不是儿戏国事是什么？第7章“九一八”的蒋介石“九一八”以前，因为蒋介石鼓励坏的军队，不容好的军队，当时不论文的、武的，都被蒋领到吃、嫖、赌和抽大烟的路上，军队的训练没有，军纪、风纪败坏到万分。这些实在情形，日本人全都了解。本来张作霖活着的时候，许过很多的利益给日本人，因为张作霖把郭松龄夫妇打死了，那样张作霖对于日本人的要求，就拖延下去。日本帝国主义当然是不高兴的。一九二八年张作霖失败，由北平退到东三省，在皇姑屯的大桥底下被日本埋的地雷给炸死。日本人所要的权利还没得到。当时看见张学良跑到北平，日本人觉得这个时候可以发动了，因为日本人看见蒋介石在北伐成功以后，自己用刀把自己的臂膀和腿都砍掉了，明明地知道，就是日本人占了东北，蒋介石也没有什么办法。果然在“九一八”这天先把辽宁的北大营占了，接着又把辽宁省城占了。张学良的参谋长由辽宁打电话报告张学良，问张怎么办。张正在戏园子看戏，才打完了吗啡针。张回答他的参谋长说：“日本人要占什么地方，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张请示过蒋介石，蒋对张学良说：“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蒋说：“这话是我说的，但你不许对别人说。”当时全国的舆论，因为张学良说的不抵抗主义，大家都攻击张学良，但张学良有苦说不出来。日本占了辽宁省城，接着就像疯狂了一样在各地烧杀，很多青年学生被日本人把手砍下去，有的腿被他们砍下去。就在那两个星期里头，日本人杀我们的同胞就有一二百万，如同切瓜切菜一样。这种惨痛的情形，有人报告了蒋介石，蒋总是不闻不问。东北的爱国军人们看张学良既不抵抗，他们自己就和日本帝国主义打起来，还有许多爱国青年如苗可秀他们拉起义勇军来，对着日本人拼死命；像小黑山栗家窝铺孙洪献老举人，八十多岁带着他全家和孙男弟女三千多人同日本人打了几次烈仗，房产土地全不要了，向热河察哈尔退进来，那种惨况就是铁石心肠的人知道了，也没有不落泪的。当时上海方面和国内各地的爱国人士都起来责备政府，并且捐了许多款项找朱子桥（庆澜）将军组织了东北义勇军和后援会。为“九一八”在南京会议　　第二篇不抵抗政策第8章为“九一八”在南京会议“九一八”事件发生之后，眼看着东北三省全都要丢掉了。无论国内国外，没有人不说“你这国民政府是干什么的？”蒋没有办法了，先找孔祥熙给我一个电报：“国内严重，如何办法，请指教。”我复电：“‘九一八’的祸首就是蒋介石，蒋要向大家认罪下野，然后可以商议，不然，我是不同蒋谈话的。”过了两天，接到蒋的电报：“一切的事都是我做错了，请大家到南京来，赶紧商议救国大计，下野的事，已经完全准备好了，我一定下野。”我的老朋友刘允丞（守中），当时由晋南来看我，刘说：“蒋若诚心认罪，先生应当到南京去商量救国大计，这种危险的事情我也愿意去。”我同刘先生到了太原，知道阎锡山已由大连飞回来了，在太原北边一个中学内，我同阎锡山并阎的朋友在一起谈了一天。阎锡山说：“怕蒋介石没有真的觉悟，他愿意做儿皇帝，不愿意抵抗日本。”我就同阎锡山说：“这是国家存亡问题，他不抵抗，我们也得抵抗。蒋介石既来电说：‘一切都是他的错，请大家去’。至于有什么危险，我是不管。”由太原开车，到了娘子关，有位黄师岳师长上车来见我，这位黄师长两只手拉着我说：“老将军快出来救国吧！我们的国家不得了啦。”一面说着，一面哭。看他的年纪有三十多岁，知道他是东北的军队。他请我下车看他的队伍，我在车站上看他的队伍，大约有一营人，个个都是精壮得很，他就是东北军张学良负责指挥的。我问他：“你们是东北军，怎么到娘子关来住呢？”那位黄师长落着泪说：“不是这样，日本鬼子怎会把东三省占了呢？”我又问黄：“你们怎么到这里来的？”黄师长说：“蒋介石调我们到这里来的。”开车后，由丰台转天津，都有很多朋友来看我。我对他们说：“东三省丢了，我们要抗日，谁要不赞成抗日，谁就是卖国贼。”我的火车到了济南府，韩复榘到车站上来欢迎我，我对他说：“只有拼命抗日，才是英雄豪杰，爱国男儿；也只有为收复失地，为雪国耻去努力才算对得住祖先，才算对得住先烈。”韩说：“我要紧记先生的话，我要奉行先生的教训。”车到了浦口，很多党里的老朋友来接我，在摆渡上，我说：“我们一定要抗日，蒋介石已经认了罪，以往的事，可以宽恕他。我们是为专制、独裁来打他的，他要不专制，不独裁，决不会有‘九一八’的事。”我在南京住在张之江先生家里。我在中央党部讲话明明白白地对大家说：“扩大会议为什么打仗？是为打倒独裁。早看清楚，在民国里有独裁，一定要招出大祸来，现在蒋介石有电报说一切事情都是他做错了，他请我们大家来，我为了共赴国难来的。”且郑重地说：“我们要抗日，我们要收复失地，谁要阻止抗日，谁就是卖国贼。”会散了之后，就有人说：“蒋不会抗日的，你若这样说话，恐有生命危险。”我的回答是：“我来就不怕，我怕就不来。”每逢和蒋介石谈话，他都是哼哼哼是是是，并且一天到晚都是同汪精卫在一起。就在这个时候，上海的朋友们约我到上海说抗日的主张。我坐的火车是下午两点到的上海车站。那天车站上是人山人海，车刚停止，上海市长张群就来上车对我说：“今天秩序是没法维持的，因为上海工人、群众都要看看你，没有法子不叫他们不看。我站在先生的背后，若有人掷炸弹，我也跑不了。”我对张群说：“别开玩笑，不会有人炸我，一个我是老百姓，一个我是老百姓的仆人，老百姓喜欢的话，我就说；老百姓不喜欢的话，我不说；老百姓喜欢的事，我就做；老百姓不喜欢的，我不做；你明白这个，就知道老百姓不会炸我的。”当时车站上放鞭炮的，放火炮的，喊口号的，拿着旗子的很多，非常的热闹，有一点多钟才出了车站。在上海住在胡汉民先生的房子里。一连几天，每天都有三四次的演讲，有的是为学生，有的是为民众或社团。主要的意思，就是非抗日不可，谁反对抗日，谁就是卖国贼。又到南京开几中全会，大家所讨论的事情都是为了抗战。蒋介石和他亲信的人大唱“抗日三天亡国论”。蒋说：“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因为蒋这样说，何应钦、汪精卫说得更厉害了，何应钦说：“日本有多少烟囱，日本人有多少工厂，我们如何能比，不抵抗还可支持几天。”除了蒋、何、汪本人不主张抵抗外，他们的亲近人也都随他们一样的主张，因此会场里头分成两大派，一派即“三天亡国论”，另外一派是抗日派，说谁阻碍抗日，谁就是亡国奴。闹得非常厉害。这种情形，当然日本人都知道了。执政掌权的主张不抗日，日本的气焰就更高了，投降派里头的人很清楚地把会场的情形报告了日本人。“一•二八”上海大战　　第9章“一·二八”上海大战日本人知道蒋何二人的“三日亡国论”之后，在华北在上海各地都是积极侵略。上海的中国驻军是十九路军，归陈铭枢、蔡廷锴将军等指挥，因为有一种革命训练，所以不肯受日本人欺侮。日人用各种恐吓的方法对付蔡将军等亦不成功，于是日本即进兵拿武力来逼。日本人真想不到，日人一开枪，十九路军的爱国男儿们马上便开枪还手；实际上不但还手，并且把日本军队打退了；不但打退，并且向日本兵追赶过去。这一次的战事，给日本人一个极大教训，叫他知道中国人有不怕死的英雄好汉。当时在上海的各国人都亲眼看见，无不表示敬佩。中国同胞更是送粮的送粮，抬伤的抬伤，慰劳的慰劳，赠礼品的赠礼品，冒着枪林弹雨来助战，没有一个怕的。此时南京会议得到这个消息，蒋是一言不发。陈友仁先生说：“抗日是救亡图存的事，我听说士兵不用命，政府不敢抗敌是有的；我没有听说过士兵愿意打敌人，政府反倒不敢打。有这样不怕死的军队，又有那样慷慨好义的人民，政府不想收复失地，假若把这个机会失去，军心民心全失掉了，将来要想抗日也不成功了。”于右任说：“北伐的时候，蒋先生很大胆，冯先生在五原誓师，一个宣言出来，如同把两个炸弹掷在张作霖和吴佩孚的脖子上一样。为什么到了今天国难这样严重，反倒不下决心呢？”我站起来说：“自从‘九一八’那天起，我就说，非抗日不可，非收复失地不可，谁要是阻碍抗日，谁就是卖国贼。我想大家都听见过我说的这话，今天我再说，就是十九路军陈铭枢、蔡廷锴等几位将军正在那里拼命杀敌，他们为什么这样干？他们为了救国家、救人民。我们若不赶紧决定派出多数的军队援助他们，那是害国殃民，那就是要把十九路军的官兵性命送掉了，那种贪生怕死的办法顶不对的。”蒋介石始终是一言不发。会场里有人说：“海军的兵舰奉了姓何的和姓陈的命令买了许多青菜、鸡鸭鱼肉送给日本人，有人亲眼看见，问这是怎么回事？”一位朋友大嚷着说：“日本人正在杀我们的十九路军，我们不出兵援助，反倒买米、买肉、买菜给日本人送去，我们还是人不是人，我们还有人味没有？”陈友仁说：“还不赶快出兵，你自己照照你的脸上一块红一块白，一定自己也觉得难过了吧！”接着就有几个人说：“这个事情太重大了，晚上在谈话会上再说吧！”就这样散了会。午后的会，就有人说：“非迁都不可。”迁到哪里去呢？有人说西安，有人说重庆，结果决定了迁到洛阳，先把必须的东西运几列车到洛阳去。汪精卫、何应钦都住在浦镇小山上的一个洋楼里，蒋介石有时也住在那里，我同李济深将军住在浦口的火车上。这里就空嚷着派兵援助十九路军去了。知道内容的人，就知道是“干打雷，不下雨”。那就是说：嘴说去派兵，实际上并没有派兵。前两天十九路军打得很好，打死日本人不少，从昨天日本增了援军，我们就吃了小亏。我记得午前十点钟，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召集了廿人左右在小山上开了一个会，何应钦对外交部长罗文干说：“国家情形这样不好，你们这外交家当动动外交手段呀！这时候不办外交，等什么时候去办外交呢？”罗文干红涨着脸说：“你懂什么？弱国无外交。前几天十九路军打胜仗，英、法大使馆不断地来电话约我去谈话，都是请我喝酒，吃饭，非常看得起我们。好啦，你们不出兵援助，前方一打败仗，我跑到人家大使馆里去，坐半点钟，都不出来见我。”这位罗先生愈说愈火，又说：“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局势到了这样严重，你们都不出兵去打，你们叫我办外交，人家都不肯见我，办什么外交？”蒋同何听了这些话，只可把头低下，一声不响地被外交部长罗文干骂了一顿。我同李济深将军到浦镇的铁路工厂去看，那里有一个工头是天津人。他说，他入工厂时，一月只十块钱。二十五年的光景，他当了工头，一个月一百元钱。原来这个工厂是英国人管理的，用一个人办一件事，你想拿着工钱必须要有本事，无论厂内厂外，没有一个拿钱不做事的人。自从蒋家党当权之后，英国人走了，厂长是与蒋介石有关系的人，就添了许多参议、顾问、咨议和练习员，每个人都是三百或四百元，不是英国留学生，便是美国留学生。他们到厂里来不是看小说，就是谈天，什么事情都不会做。这个工头一面说着，一面问我们：“国家为什么这样用人，你们二位知道不知道？”这位工头又说：“我们做了二十五年的工，是这里面的事，没有一件不会，我才拿一百元。你们二位看看，派来的这些练习员，都是些少爷们，什么都不会做，一个月可以拿三四百元。好啊！这样不良的政治，惹得日本人来打我们，这都是报应吧！”我对任潮先生说：“这位工头先生的话要叫蒋介石听见，也许他有点觉悟吧！”李将军说：“他听什么也没有觉悟。”就在那天晚上，我在车站上一个房子里坐着理发，忽然进来一位年轻人在那里打电话，他拿着耳机大声说：“我是二少爷，公馆里快预备两桌燕菜席，八点钟我在公馆里请客，不准误了，并且派车在江岸来接我。”说完了挂上耳机就出去了。我问车站上的人，这是谁呀？一位认识他的人说：“这是陈调元的二少爷，是英国留学生，在这工厂里当咨议，一月三百元，什么都不会。他就会说他是二少爷，他就会每天请客。”那位车站的人问我说：“日本军队现在在上海打我们，是不是政府用人太坏的缘故呢？为什么北洋政府那么坏，日本鬼子都不敢来打呢？”他把声音放低一些说：“用人用到这种坏法，无论哪一国也看不起我们。”我还没回答他，他又说：“这样的少爷，这样的请客，这样的燕菜席，都是革命政府应当有的么？他们的钱不都是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钱吗？”我说：“你的话很好，骂得很对。”迁都到洛阳　　第10章迁都到洛阳自“一·二八”起，上海十九路军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打得非常激烈，蒋介石的办法是一面破坏十九路军的抗战，一面准备逃难。他决定迁都洛阳，他的附和者提出了一大套洛阳是中国古都的理论，又说如何如何建设洛阳，用这些方法来转移人们的目标。洛阳在河南省的西部，在周朝时即以洛阳为东京，后来汉唐也曾以洛阳为都城。因洛阳北有黄河和芒山，南有伊阙，东西有伊水、洛水，东有黑石关，西有张毛硖石的险要，在古时是很有险可守的都城。自火器进步以来，已不如昔。况飞机发明之后，战术上的价值也大大减少了。此次用火车若干列由浦口往洛阳输送，好像是一件事似的，哪知道洛阳房屋太少，只有西工营房还多，可以住些人。那些自称革命的新贵们，来到洛阳，一看即垂头丧气了，没有洋楼，没有地板，没有新式马桶，更没有大餐可吃，所以很多的人都表示不满意了。开会在西宫开，汪精卫提议以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这一提议弄得大家莫名其妙。蒋既不抗日为什么找他当委员长呢？其实是汪蒋二人勾结好了的。当时刘守中先生说：“蒋要当委员长，只有蒋自己来跪在大家面前发誓：从此以后以人民为主人，他做仆人；并说明要拼命地去抗日，不如此他不能当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有一位姓王的问：“为什么上海大战不出兵去援十九路军？”还未说完，刘峙就起来，吵闹得不成话。谁都明白刘峙是蒋介石的羽翼。很久吵得没有结果，汪精卫又另想办法为蒋运动。我说：“蒋介石若真去抗日，我就推他为委员长，不然即不成功。”就这样弄了几天，算是把蒋弄成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到他说话，蒋还是不说抗日的事。大家都说汪蒋一定另有阴谋。十九路军孤军对敌不能持久，只有人民援助，可是没有好的军队增加是不成的。七十八师虽增加上一点，他们是有分寸的动作和打仗，不是同蔡将军他们一样。没有人不知道增加的七十七、七十八两师是蒋的嫡系军队。日本的军队天天在增加生力军，结果没有办法，十九路军向后一退，蒋介石就派人和日本另订条约。好多人都觉得这是辱国丧权莫此为甚很痛心的事。我们过开封的时候，刘峙预备了酒席，请蒋介石、汪精卫、李济深和我，还有一个姓刘的，到省政府吃午饭。预备的菜有黄河鲤鱼，刘说吃鲤鱼的方法有四种：有的是炸着、煎着、烹着还有一个陈煮。又说开封的饭馆，客人要吃鱼的时候，堂官拿活鱼进来给客人看，问可以不可以，若可以，堂官就在地下一摔，把鱼摔死拿到厨房去做，这是怕客人说鱼是死的，不是新鲜的活鱼。那位姓刘的一套一套说得很多，问我知道不知道，我说：“对不住，我虽然在河南当过督军、主席，好多年也没请过客，也没吃过鱼。”那位刘先生冷笑着说：“先生又来了。”那位刘先生说话是有用意的，他在一九二八年，北伐成功以后，他住在天津附近的廊坊。石敬亭参谋长看他的军队，刘请石到他家里吃饭。刘问石敬亭：“咱们的冯总司令有多少钱？”石敬亭说：“冯没有钱，我没听说他有钱。”刘说：“可了不得，总司令连你都瞒过了，这个本事真大，他在美国存有多少万万美金，就在上一月就存了一千七百万美金到美国去。”石问刘：“你听谁说的？”刘说：“我听南京上海好几个银行的人说的。”后来石敬亭回来对我报告这件事，我说：“明着是自己拿着许多报馆，暗着是派许多人到各处去造谣言，这样可以自己互相纷争起来还可以互相残害起来，这是人家的打算，也是人家的计谋。”今天这位姓刘的和蒋汪坐在一起也是特别的事。从开封开车向东去，我自己单挂了一列车。我想，蒋既不抗日，我上南京去做什么？我觉得泰山这个地方很好。到了徐州，我就一直的正北到泰山去了。我在泰山时　　第11章我在泰山时我住在泰山，不断地到泰山周围观察观察。泰山是全中国最有名的大山，真是宽厚博大。从山顶上流下来的水，分成东溪西溪。东溪有王母池、小红门等古迹；西溪自扇子岩、万寿桥、百丈岩、黑龙潭，一路也有些古迹。东溪有些柏树长得很好，西溪则大的树木很少。泰安城的大庙内古树很多，从山顶东岳大殿直到城内大庙，皆是道人住持。半山腰中也有些庙是和尚当家的，看那光景，泰山周围原来庙宇很多，近年以来都是破烂不堪了，有的庙的根基还有，有的只有半截墙的。我到泰山还不到一个星期，汪精卫叫宋子文给我汇来几万块钱，说是送给我零用的；我马上叫原来的银行又汇回去，“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谢了他。后来我知道蒋汪两人的意思，他们不抗日，想用钱收买我，用钱堵住我的嘴，也不许我抗日。没有好久，我接到顾维钧的一个电报，说国联调查团，李顿爵士要到泰山来看我。我复顾维钧的电报说：“九一八”的事是众人所知的事，又有何调查的必要？这是污辱中国的事，我不见他。李顿到了南京，招待他就好像仆人招待主人一样，同时令各草棚之平民把他们的住房都拆去，由此可见是多么恭维国联调查团了。李顿来到泰安，雇了二百多顶轿子，到了泰山顶，吃了野餐。下山来到了车站，李顿对顾维钧说他的手杖丢了，那手杖上有他妻子的像和宝石，非叫顾维钧给他找不可。顾就找县长周百锽，周就找两个轿夫头，这两个都是六七十岁的人，当时问那些轿夫，都说没有看见。因此李顿就不开车，县长周百锽就急了，马上把两个轿夫头押起来，什么时候把手杖找着，才放他们。顾维钧保证准给李顿找回来，这才开了车。我听说把两个轿夫头押起来了，太不公平。我把县长周百锽找来，问明白这件事情，我对周县长说，李顿他们坐轿之前，是不是说明白了替他们看东西呢？抬轿子多少价钱，看东西又是多少价钱，若没有说清楚，李顿丢东西为什么找抬轿子的？坐轿子的是人，抬轿子的也是人。李顿的手杖交给哪一个人了？没有别的，请你马上把轿夫头放出来，不要押他们。至于找东西的事，可以帮他找一找。周县长回去就把那两个轿夫头放出来了。过了两天在泰山顶的一个干牛粪堆里找出来的。后来听说是日本人藏到那地方的。无论怎么样，不能不说是中国的文武官吏大多数是怕外国人，那种怕的样子一点道理都不讲。常说的话：“平时以礼相待，有事据理相争”，外国人是人，中国人也是个人，你能说话我也能说话，万不能以为是外国人说的就是对了。外国人很多是明白道理的，他看你就会说是是是，他也不会看得起你。山东本来还算平静，忽然有乱子起来。那是因为张宗昌旧部刘某，在南京蒋的左右送礼花钱种种运动下，愿归蒋直辖，不愿归山东省主席韩指挥。刘这一表示正中蒋的心意，并告知刘可以就地取饷。因此韩刘大起冲突，炮火连天，枪林弹雨，军人民众都死伤得很多，无故被炮火打死的人民们，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谁都看着难过。若说那些军人，死伤之后，更是无人闻问。因这一件事情，地方是全都糜烂了，死伤那么多的人，枪炮子弹是国防的东西，也都自己消耗完了，只有日本人是十分的喜欢痛快。这场事情的发端，若说蒋介石主动，那才是一点也不假，我看山东不能住，就在这时候到察哈尔去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时代(1)　　第12章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时代从“九一八”以后，中国民族开始有了被日本吞灭的危险，全中国的人民都忧虑、愤慨，东北人民义勇军到处在与日军作战。可是蒋介石、汪精卫所把持的南京政府只想和日本妥协，决不抵抗。日本军阀就利用这种机会一步一步地向关内侵入。“一·二八”上海抗战被蒋介石破坏之后，不但日本不相信中国军队还敢抵抗，就是中国有些人也觉得哪还有人敢和日本作战呢？我这时候看到日本侵略察哈尔、热河、华北和蒋、汪、何出卖国土的共同阴谋，更看到中国人民和大多数士兵军官的抗日的义愤，我决心在察哈尔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号召全国军民抗日。一九三二年，日本人占了东三省后，像蚕食桑叶一样，一支兵来攻万里长城，在喜峰口一带和宋哲元打得很厉害，日本人吃了张自忠、赵登禹将军的大亏；日本的另一支兵就来攻热河。汤玉麟是热河主席，一听说日本人来了，就把他的金银财宝烟土装了几十辆卡车往北平跑，地方和军队全都不问了。日本还有一支兵就攻察哈尔的东部。当此之时，能和日本打的军队如刘汝明、冯治安等的军队，蒋介石一点也不补充；不同日本打仗的军队，一天退下一百多里，蒋介石也不问他们的过失。当时日本人骂中国的军队说，你们的腿跑得那样快，使日本人报告胜利，都没有法子报告，希望蒋介石这些军队退的时候稍微慢一点。可见日本人是怎样轻视蒋介石的兵了。何梅协定就是何应钦和日本梅津订的条约。何应钦是代表蒋介石的。谁都知道，先是辽宁丢了，不问；后是东北三省全丢了，又不问；紧接着热河丢了，冀东丢了，察哈尔也丢了四县，还是不派兵援助，还是不抵抗主义。蒋介石的嫡系队伍一个也不来，又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全国的人心，全国的舆论，没有不在痛骂无能的政府。我在察哈尔住着，各地来见我的民众代表很多，军队的代表也不少，都是希望领导收复失地。我计算计算，我若举起抗日的旗子来，顶少就有廿万军队；就因为吃饭的钱没有，在那里张罗。忽然李忻来看我，说他是由北平来的。本来李跟过我几十年，也当过宪兵司令的，他诚恳地对我说：“日本的军队占领多伦、沽源、康堡，距离张家口很近。说来到马上就可以来到，先生又没有守土之责，为什么在这里住，太危险了。替先生想，南京请您会议，你可以到南京去会议。不然就到上海去，或者仍回峪道河去，您一答应，马上预备火车送您走。”又说，“这里不安全得很！”我对李忻说：“你不肯读书，你就不认识真理。你想从‘九一八’以来，我每天都说：‘收复失地’‘雪我国耻’，今天日本人近了，我就借着会议溜走了，这是多么聪明的办法！不替我想想，就是替你们想想，我这样走了，你们怎么见人呢，常说的话：‘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李忻，你想一想，你这是爱我以德呢？还是爱我以姑息呢？我告诉你一句实话，我是下了决心要抗日的，我能动卅万兵，就抗卅万的；能动两万兵，就抗两万的，就说我一个兵弄不动，我一个人爬到房顶上，拿着两支手枪，打死一个日本兵我就够本，打死两个就赚一个。谁叫你来的？你回去对他说：‘我姓冯的愿意死在日本人手里，不愿意做一个软骨头的亡国奴’。”当时李忻的脸变得像红布，还是老翰林王铁珊先生劝着说：“冯先生和李忻说得都对，李忻跟过你廿多年，他对于你应当这样说；您是创造中华民国的，中国兴亡，您是有责任的，都说得对，都不要难过。”这样李忻才走了的。朱子桥将军在北平，他成立了一个东北抗日军的后援会，在上海各地募了些款子，专为帮助抗日的军队和人民。朱将军听见说，我这里都编制好了，就是没有吃饭的钱，举不起旗子；朱将军就汇来十万现洋，并派杨慕时来说明是送给我抗日用的。就在那天，吉鸿昌来见我，一见面就跪在地下哭起来，我拉着吉的手叫他站起来不要哭，有话可以说。吉鸿昌说：“我实在没有脸面见先生，你交给我几十万军队，都被蒋介石收买了，你交给我的军队全弄光了，我还有什么脸面见你呀！”当时吉鸿昌愈哭愈痛，我对吉鸿昌说：“这话快不要说了，自一九一三年你来跟我当兵，那时候只共有一千五百人，后来发展到一百万兵，这不都是你们弄来的么？你们弄光了，不是应该的么？有什么难过。”吉鸿昌说：“我这次来见先生，就是以死报效国家，以死报效先生，我愿意死在日本人手里。”我对吉鸿昌说：“这已经够了，不必再说了！”我马上任命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那是一九三二年五月廿六日，我就是当天通电，就了察哈尔民族抗日同盟军总司令职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这四省退下来的军队，和察哈尔、山西各地的军队凑在一起有廿多万，先编制了十万军队，前敌总司令是方振武，总指挥是吉鸿昌。两个人带着就出发了。我只训练了三天，我自己扛着枪教他们站、跪、卧射等的法子，最主要的是向官兵说明白：人民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谁若欺负人民就是欺负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一样。他们带着那些军队，步兵、骑兵、炮兵全有，离开张家口向沽源前进。到了每个村庄上，军队都不入民宅。那些老百姓，看见军队的纪律很好，听他们的声音东北人居多，还有些是认识的，就问他们：“你们半月前从这里过，打人、骂人，不讲道理，现在从这里过，这样守规矩，也不进民房；是什么缘故呀？”那些官兵们说：“我们现在是老冯带的军队了，老冯教训我们说：‘老百姓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应当保护老百姓，应当敬重老百姓，我们能够这样一定能打胜仗的’。”那些人民听了很高兴，也觉得很稀奇。吉鸿昌带着军队，先打下沽源，后又打下康保和保昌，最后打多伦时费了很大的力，冲锋的时候连死伤约有两千多人，四个团长受重伤，结果把日本鬼子赶出多伦，追击了五六十里。因为这一仗，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全世界。多伦在世界地图上都是很显明的，也就因为这样，蒋介石在庐山的牯岭发表谈话说：“多伦没有日本人，哪里打仗呢？既没有打仗，怎么会有伤亡的人呢？这是冯某被共产党包围在那里造谣言。”汪精卫在南京，何应钦在北平，都发表谈话说：“何梅塘沽协定刚成功，察哈尔的共产党就又闹出这样的事来。”我把伤兵由多伦运回来，由张家口坐火车到北平协和医院，有一千多伤兵，另外又运到天津去找医院。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时代(2)　　蒋的官吏不来帮忙，民众都起来帮助一切，各报上都照的有相片，蒋、汪、何造的谣言都证实了，是他们骗人。当时南京、北平、上海，蒋介石的走狗们，都嚷着说：“察哈尔赤化了。”章太炎先生在苏州发表谈话说：“只要能收复失地，打出日本鬼子去，我们愿意赤化，我们民众愿意拥护冯玉祥先生们的这样赤化。”有一天在上海有三四百人欢迎马占山将军，九十四岁的马相伯马老先生斟满了一杯酒站起来说：“这第一杯是恭贺冯玉祥将军收复察东四县，并且盼望他更多收复失地；第二杯酒才是欢迎马占山将军。”广西省李、白、黄三位先生响应我的抗日，通电汇来十万大洋是作为抗日军费的，谁都知道广西的军队是最困难的，他们能够这样的慷慨好义，就是表现了他们的真正爱国心。全国几十省而论，只有广西一个省有表现，那是什么缘故？因为蒋介石的压力太大，各省官民心里虽愿意援助，但不敢表现出来。这时候蒋介石、何应钦所做的工作就是如何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尤其要破坏我的抗日军。他们从南方调了关麟徵、刘兴、刘戡几个师到北方，预备和日本人配合进攻我，并设法叫宋哲元回到察哈尔来阻挠我的抗日。蒋介石找了冯钦哉，叫冯来打我，冯钦哉说：“冯玉祥总司令是抗日的，我不能打他，我又是他的旧部，我更不应当打他。”蒋介石又找了庞炳勋，暗中许了庞炳勋为察哈尔主席。庞炳勋很高兴，就要带着兵去打仗，庞的旅长陈耀荣领了全军的官长到庞面前说：“要打冯先生我们不去。冯先生是领导抗日的，你要打，你自己去。”庞炳勋把陈旅长打了两个耳光，庞说：“我没有说打冯先生。”说着就哭起来，躺在地上打滚。当时我就提出，若是宋哲元回到察哈尔来，我就回泰山去。到八月底宋哲元回来了，我就又回泰山。回泰山以前，我在张垣新村筑了一个纪念塔，把抗日同盟军阵亡官兵的名字都刻在石头上，塔上有五尺长的木头尖，歪着指向东北，那是说不要忘了收复东北失地的意思。蒋介石以为谁都可以帮助他来杀人。其实是不然的，人家有学问有知识的人，都愿意救人民，不愿杀人民。我知道的有一朋友姓刘，英文很好，又从德国留学回来，蒋把他找到剿匪总司令部去当机要秘书，帮他来做杀害中国同胞的事。这位刘先生，在国内国外，大家都道他是一位前进分子，这一次跑到蒋介石那里去，就有些不明白内容的朋友们，对刘先生冷讥热讽骂得不亦乐乎。后来忽然被通缉了！那是刘先生把总司令的剿匪计划偷出来，交给人民一方面的人们，不多几天，被蒋介石的特务把刘先生偷出来的计划和地图，在某一个外国人的手里查出来。不久，就知道是刘先生偷的，蒋下手令，拿办这位刘先生。电令到的前两点钟，刘先生得到消息，先就从汉口跑了。他跑到西安，不多两天就追到西安；跑到太原，就追到太原；跑到北平、济南，都是在后面跟着追。刘先生在济南有位朋友姓江，是个医生，起初住在他家里，不到几天特务又知道了，这位江先生没有办法，到泰山来找我。他把刘先生的情形都对我说了，我说：“很好，只要他愿意来，就请他住泰山，并且教我英文。”刘先生到泰山没到一个月，江先生被捕了。问他说，刘先生上哪里去了，起初江先生还好，他不肯说出来，后来江先生的母亲，为了心痛他的儿子，就劝江先生说：“你说了吧！为什么自己受罪呢？”江先生就把刘先生住在泰山我那里的经过都说了。特务马上来了三四百，把泰山周围围了。还算好，泰山的县长叫周百锽和住在泰安县的一位团长，是跟过我的，对那些特务头子说：“你们不能上山去，你们要上山，冯先生那里有手枪队，他会开枪打你们。若真打起来，我这一团人，一定帮着冯先生的手枪队来打你们。”这样这些特务就把泰山周围的路都把住，他们不上山，周县长把这些事都告诉我，并且知道刘先生的夫人和孩子，在无锡和镇江，也遇见了很大的危险。我替刘先生想，特务们虽没有把他捉住，也应当有个办法，这一天晚上是很好的月亮，我叫一位姓李的和姓冯的，领着刘先生，从泰山顶上，到了距泰安城九十里的一个村庄，我的好朋友梁先生家里去住。都以为这可好了，这些特务们可找不着了。那晓得，只一个星期，梁先生来找我，说不成，乡间的情形，一个村子里，几百户人家，几百年都住在一起，谁家来个人，很容易知道。有一家人看见刘先生和他的夫人来了，便逢人便说，梁先生家里来了两个蛮子，快去看吧！每天都是挤不动的人，都到家里去看蛮子，这样恐不到两星期，泰安城里都知道了，由此可知乡村里不能住。我说：“刘先生什么意思？”梁先生说刘愿到日本去，我说：“很好。”就派李连海送刘先生他们一家夜间走，白天住，到了潍县，由潍县上汽车到烟台，由烟台到日本。现在刘先生做什么工作，大概大家都知道他的，是一位光明正大的革命党，我知道他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永远和劳苦大众站在一起的，他不愿升官发财，不愿帮着屠夫杀人，这不是很可佩服的人吗？何梅协定以后　　第13章何梅协定以后这时候蒋介石每天都说：“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革命的敌人不是日本，乃是中国共产党。”东北四省失掉了，蒋介石说，他不负责任。汪精卫在南京中央党部说：“诸葛亮要出兵中原，必先平定南蛮。”这也就是抗日必先剿共的意思，何应钦在北平取消河北省境内一切救国军义勇军等名目，不遵命令的，就要逮捕。在北平方面，何应钦派出很多特务，在学校里，在社会各阶层里，都去活动，听见谁说抗日，就写上黑名单，听见谁说救国就把他抓起来。就这样把一般有良心有血性的青年人逼得走投无路。最阴险的，抓人的时候，他不说某人是抗日，某人是救国，他是给他一顶红帽子戴，何用的那种方法和手段，同张作霖、吴佩孚杀青年的办法完全一样。并且他用的那般人，也还是张作霖和吴佩孚用过的那般人，旧的还都存在着，又加上些新的。报一个告，给多少奖金；不报告当然没有奖金，因为这样，那些人都乱报。一个连一个，弄得北平附近，日日都有失踪的人，日日都有活埋的，有几个干井，死尸都是堆得满满的。几个特务在大卡车上，就在大街上，也到处都乱抓人，弄得一般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黑暗世界。蒋介石的侄子叫蒋孝先，是宪兵第三团团长，在北平和天津，每天都是三十、五十地抓人。他听见谁说，哪一个是在东北抗日的，就抓起来了；他听见谁说哪一个是在察哈尔抗日的，马上就抓起来了。被他活埋的，被他抛到永定河里的每天都有。就在这个时候，天津海河里，先是发现了二三百个死尸，接着发现了两三千个死尸，那都是替日本人做秘密工程的工人，工程做完了，日本人怕这些工人泄露秘密，他们就把这些工人，三个一捆六个一捆，掷到海河里。这件事各个报纸都登的有，蒋介石同何应钦，当然也知道这件事，但是他们装聋作哑，一句话也不说。就在这个时候，更痛心的一件事，就是蒋和何指派的人，在上海控告朱子桥先生，说他的财政不清，要叫朱将军宣布他经手的款项是怎么用的。实在内容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朱子桥将军帮助抗日的。因为帮助抗日，就变成蒋介石的仇敌了。我在察哈尔，举起抗日同盟军的义旗，谁都知道朱子桥给过我十万现洋，蒋何对于这件事，痛恨到了万分。他们怎么办呢，只可用指出人来去控告朱子桥将军，这不是暗无天日是什么？在这个时期里，蒋和何两个人做的工作，一个是重用殷汝耕这一类人，因为他是汉奸，他要恭维他，联络他；第二个是同王揖唐、王克敏这一般人密切地联络；第三个就是到处秘密的抓抗日的人和救国的人；第四个就是到处散布，若抗日就是“三日亡国论”。这是当时实在情形。福建抗日人民政府时代　　第14章福建抗日人民政府时代我回到泰山，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反国联调查团》，又一本叫《察哈尔抗日实录》，还有一本是《胶东游记》。除工作以外，又请了几位大学教授给我讲书：陈豹隐先生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李达先生讲列宁哲学，还有讲天文、历史、地理、心理、生物、物理、化学和中国文学。有的一连讲三个月，也有的讲两个月。午前讲三个钟头，午后讲两个钟头。在泰山这二三年读书读得很有意思，真是先贤说的：“学然后知不足。”有一位泰安人，范明枢先生，当时有七十岁左右，他在济南图书馆里负责任。每天他有两千多字的日记骂蒋介石不抗日是个卖国贼等等的话，特务看见范先生的日记，马上就捕了范先生同他的学生、工人约九十二人，并把范先生上了木狗子、手铐、脚镣，硬说这一批人都是共产党。我听到说，就给山东主席韩复榘打电话说，山东省七十多岁的人都加入了共产党，这真是血口喷人，你快把范先生放出来。范先生在狱中有一个星期，回到泰安，我请范先生给我讲《春秋左传》，他从头到尾给我讲了一遍。用了四五个月的工夫，我就写了一部《读春秋左传札记》，那部书里有很多新发明、新学说，都是与新的科学有联系的。范先生虽然有七十岁左右，可是他的思想很进步，而且喜欢帮助青年，因此我请范先生帮我在泰山成立了十五个小学，差不多有两千人左右。那些孩子们在一九三三年都是十二三岁，到“七七”抗战时，已有不少是十七八了。有些人到陕北去学习。范先生后来组织了游击队对日本抗战，也打死不少日本人，有好多学生们、青年们参加了范先生的游击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廿日福建成立了人民政府，那是为抗战发动的一个廉洁政府。也因为蒋介石的特务在天津国民饭店暗杀吉鸿昌受伤未死，蒋介石又与帝国主义商议好，从天津法租界医院逮捕了吉鸿昌并解到北平宪兵司令部严刑拷打，本年十一月廿四日蒋介石下令枪决了吉鸿昌。蒋介石对于福建的抗日人民政府，一方面叫陈仪和日本人订了协定，那卖国协定上海大美晚报登过的；一方面派中国海军封锁中国海口，蒋介石又派了空军大队残酷的轰炸福州，当时死的人民很多。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诸位将军都是为了收复失地。蒋介石又说：“中国没有一点准备，没有一点国防（我们的人力、财力，哪里能赶得上呢？），不仅是我们临时添置武器来不及，就是现在大家同心一致在这一方面努力三十年还是不够，到那时候说，我们想靠物质的力量战胜日本，那还是等于做梦。何况日本人决不许我们有一个机会准备国防；就是日本尽量让我们来准备国防，我们的人力、财力，哪能赶得上呢？”这些话是不是恐日病？大家一看就明白了。约我到南京开会　　第15章约我到南京开会一九三五年九月，蒋介石有电报约我到南京去开会。他的电报是这样：“泰安探交冯委员焕章吾兄钧鉴：密。比来尊体如何，遥维康吉为颂。中央第六次全体会议举行在即，党国要计均待商讨，甚盼大驾早日惠莅首都，共商一切。谨电速驾，不胜祷企！弟中正叩皓侍密东。”我复电如下：“急。南京军委会蒋委员长介石吾弟钧鉴：密。皓电奉悉。年来吾弟席不暇暖，为国贤劳，至深敬佩。此次西蜀归来，承念及山中人，驰电垂问，义重情殷，尤深感激。国事至此，惨过于印度，耻甚于高丽，如不急谋补救，来日大难，实有不忍言及者，兹将一得之愚，掬诚敬告如下：关于党务者：一、开放党禁，凡能共同救国，无论个人或团体，应一律包容，以期集中力量，挽救危机，此条无论如何说法，非诚不能动人，非诚不能感人；二、开放言论，欲使人人能担负救国责任，必使人人有发表意见机会，然后始能集众思、广众益共谋国事；三、真正团结，消极方面，凡同志间已往有意见隔阂，应竭力化除，完全消释；积极方面，邀请展堂北来，但精卫亦不必离京，并与哲生、右任等诸同志，真诚相见，无话不说，共决大计；四、大赦政治犯，在宽字厚字上包容一切，使各竭所长以报国。关于政治者：一、非获得民心，不能救国，要得民心，即凡人民所喜者，兴之作之，否则去之。二、严明赏罚，各省有真正为民官吏，大加奖赏，贪污分子严加惩办，不管地位如何，背景如何，一赏一罚必求公允。三、设立救灾部，水旱天灾，严重特甚，非有专部不能办理。四、奖励抗日精神，如石瑛、于学忠等素具抗日抱负，尤有抗日表现，一则应加起用，一则应即重用。五、起用抗日将领：如蔡廷锴、蒋光鼐等，过去抗日有功，故政府不独应加容赦，更应畀予重用。以上均与民心有关。关于外交者：一、确定国际敌友，苏美两国，关系我国抗日至大。二、政府应速简派文武大员，担负责任，分赴苏美切实联络，以谋合作具体办法。关于军事者：一、立即准备发动抗日军事，不抗日必亡，要不亡只有抗日。二、急速充实陆空军备。以上各点，凡祥所知无不披沥肝胆，详陈左右，所关民族至巨，敢请决断施行。至祥之行止，只求有利于国、于民，任何牺牲皆无顾惜也。小兄玉祥。”蒋介石卅电：“泰安即呈冯委员焕章我兄尊鉴：密。弟返籍扫墓，昨始回京，奉读梗日赐电，披沥见教，条分缕晰，垂爱之切，谋国之周，倾佩无已。国难至此，洵非集中国力不足以挽救危亡，尊论诸端，皆先得我心者也。六中全会在即，中央同仁均盼兄如期来京出席，弟尤切望把握，俾得亲承教训，而慰契阔之思，务盼即日命驾，无任祷盼！弟中正叩卅传密京。”有这样来往的电报，很明白地说明我为抗战才到南京，如不抵抗日本，我是不到南京来的。十一月一日我坐的火车到浦口车站，有许多老朋友来接我过渡船时，覃理鸣先生对我说，方才在中央党部开会时有姓孙的在照相时把汪精卫打了三枪，伤很不轻，已入中央医院，凶手已被人打死云。我说中国人有的是热血青年，像汪精卫这样卖国言论和主张，不会不有这样的下场。我下船之后即到陵园蒋介石预备好了的房子去住。蒋来看我，我对蒋说不抗日一定亡国、唯武器论和三日亡国论，都是错误的。蒋介石请我说出理由来。我说，三日亡国论者，只看见日本可怕，那是犯了恐日病，只比工厂比枪炮等等，何以不拿人口比一比？又何以不拿土地面积来比一比？至于武器论更是不对，中国有多年历史，有文天祥、史可法、岳飞等文武模范人物；况且世界不只是中日两国的世界，还有苏、英、美、法，各国都与日本多多少少的矛盾存在，那并不是大家不知道的事。我希望你为祖先留下的国家着想，为将来的子孙打算，为中山先生和死难的先烈们争光，把那些唯武器论和三日亡国论快快改正过来。蒋满口都是好好好，哼哼哼。同月五日，天津学生向国民党六中全会要求开放言论集会自由，禁止非法捕杀青年。清华十校通电如下：“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有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九一八’事变，三日失地万里，吾民岂不知负责者为谁！特以外患当前，不愿与政府歧趋，然政府则利用此种心理，借口划一国策，熬煎逼迫，无所不至，昔可以赤化为口实，今复可以妨碍邦交为罪名，而吾民则一举一动，均有犯罪之机会矣。……北大学生组织反帝国主义座谈会，清华学生组织现代座谈会，此约法所许之权利，而政府则解散之，逮捕之。著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国二十三年焚毁书籍竟达千余种以上，……焚书坑儒之现象，不图复现今日。”我拿这篇文章问蒋介石如何办法，蒋说这都是造谣，不足为信。我说不然，五四运动以前许多真话，老段和安福系亦是说学生不好，又说学生无知，乱说话，结果被打之后而倒台的，你是知道的。今天有血性有良心的青年说的全是实话，你务必尊重这些话，改正过来，方是国家之幸，国民之福，不然会有大祸来临。蒋又说唯唯唯！本年十二月十九日，蒋介石派陈仪，同着厦门市长王固盘坐着逸仙舰到台湾庆祝日寇占领台湾四十周年大典。陈王两个人在台湾很奉承日本人治理台湾治理得好，并且把日本对于中国的问题有个秘密的商量。蒋介石因为他们两个人能够无耻地奉承日本人，就把王固盘调升了南京警察厅长。我对蒋介石说：“一般爱国的人，都说陈、王两个人是媚外的，你对于他们要特别小心，不要只看见眼前有一点事，就把大事给误了。”蒋听见我的话，看看我，就哼哼哼！出卖福建安溪矿产给日人　　第16章出卖福建安溪矿产给日人这是一九三六年，一月四日，福建省政府委派了赵修晋办理这个事。这样的宝贝矿藏让给日本人，多少人都责备姓赵的。赵说：“这是蒋介石的命令，蒋叫这样办，谁敢不办呢？”我把这件事，对蒋说：“日本人这样的侵害我们，要亡我们的国家，为什么还给日本人这样交往呢？”蒋说，他要细细地查一查。就在这个时候，我得到一部草稿，是日本人在中国的各总领事在上海会议的记录。每一个总领事都有报告，报告完了都有一个意见书，内中福建总领事的意见说：“福建主席陈仪千万不要换，因为陈仪服从日本人的命令，比日本人派个主席还服从。”我问蒋介石：“你看见这一条没有？”蒋说：“这是日本人的离间。”后来我就把这本书印出来，起个名字叫：《日本人一部分的秘密》。里边还有一条很有关系日本在山东总领事的报告说，山东人最老实，只要把孔夫子抓住，什么都好办，若抓不住孔夫子，山东人抵抗力很强。最好在日本多盖些孔庙，请些个山东坏绅士到日本来，庆贺孔庙。那些人们一定愿意来，从此就可以同山东的坏绅士来往。广东的总领事说：“广东人抗日的心很热。”湖南的总领事说：“湖南人骨头最硬。”四川总领事报告说：“四川人和湖南人差不多，一样的都不好惹。”我把这本书一条一条地对蒋说，他好像有点半信半疑。在抗战八年中，山东、湖南、广东、四川，这些地方的人民确表现了他们的特点出来。二月廿号，蒋介石为了镇压群众抗日运动，发布了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明白的说：军警可以有枪杀抗日群众，逮捕救国分子，解散救亡团体，封闭救亡言论机关的特权。蒋介石、何应钦、王世杰分别发电对平津当局说，学生运动是共党暗中操纵，要赶紧镇压，于是派大批密探到各学校调查，分头逮捕，先后共逮捕了一百零九个人。同时日本鬼子也电令北平的日本机关帮助中国调查学生运动。这件事情出来之后，我对蒋说：“就是这样办法，一定有许多朋友要离开你。”蒋说：“要抗日必要先这样办，你千万不要着急，我一定有个办法。”蒋介石刻刻不忘的是打两广。他说：一个国家必须有纲纪，要有纲纪各省不能不服从中央。他所说的话，明着暗着都是说，先打广东，后打广西。谁能帮他这个忙，谁就是他的好朋友。我对蒋说：“这是最不祥的话，你自己拿刀枪砍你自己的手和你自己的足，你还和敌人打什么仗，一个普通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你为什么看不清这一点呢？”又有一天在庐山牯岭，蒋问我对于两广有什么意见？我对蒋说：“我在兵舰上走了一天多，我就想什么话是你最不喜欢听的，我今天来对你说。”蒋说：“请您说吧！”我说：“有一个人把自己的脸打肿了，在外面装个胖子好不？”蒋说：“不好。”我说：“一家人外面有十个土匪在外面打门，进了大门，又进了二门，这一家弟兄三个还要自己杀自己，他们互相砍杀，对不对？”我又对蒋说：“你是不是觉得两广这些将领都是你的帮手，你要把你的帮手和臂膀都打完才去对付仇敌。”蒋说：“这话很好，一定不打内仗。”第二天午前十点钟蒋介石同李烈钧先生来看我。蒋说，他要上飞机到广东去，问我还有什么话说。我想昨天谈话的时候，李烈钧先生未在场，蒋介石会不认账的。我又趁着李烈钧先生在这里，把昨天向蒋介石说的话从头说了一遍，并且还说：“你若说我说的不对，可以当面驳倒我，设若我说的对了，我希望你毫不迟疑地马上停止一切打内战的准备。”李烈钧不知不觉地就在那里鼓起掌来。蒋介石说：“我一定照着你的话去办，决不会迟疑的。”就这样李烈钧先生送蒋去飞机场。这一次的结果还算好，因为有居正、程潜两个人亲自到广西一趟，得到了和平的解决。把救国会七君子下狱　　第三篇动摇不定第17章把救国会七君子下狱先是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这篇文章，真是震动了全中国各界的人们的心。大家都希望按照他们这篇文章去做，并且希望马上就实行。到了十一月廿三日那一天，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人都被捕下监了。那几天也正是驻华北的日本军队大演习。十月廿六日，就有红军的将领致书与蒋介石及西北的各将领说：“国势垂危，不容再有萁豆之争。”他们希望蒋介石悬崖勒马。那是因为蒋介石十月廿二日由南京飞到陕西，廿九日蒋介石对记者发表谈话：“共产党不以民族利益为本位，不论其标榜什么，政府决贯彻一向方针。”也因为西北军、东北军将士多倾向抗日，蒋介石就调蒋鼎文带着中央军入了陕西，为的是监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行动。这年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到西安。蒋对张学良、杨虎城说：“无论怎样，此时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一定给一个严重的处置。”这是蒋介石知道张学良和杨虎城不愿意打内仗而愿意对日本人作战，蒋介石才给他讲这种话。到了十日那天，蒋介石在西安的省党部向着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将领们说话：“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日本人离我们远得很，如果远近不分，便是前后倒置，那就不算革命。”他说完了，一点好的印象都没有，一散会，许多军官大骂蒋介石。也因为九日的午前西安市的学生举行“一二·九”周年纪念游行，蒋介石下命令叫军警开枪镇压，就因为这样大多数的人们都说：“日本侵占我们的土地，杀了我们的同胞，又在华北大演习，蒋介石说：‘离我们远可以不闻不问。’像七君子这一类的人们变成了救国有罪，一意的发动打内仗，这不是疯了吗？这简直的变成了神经病的人。”不论文的武的，不论老的少的都在这里像大祸临头一样，彼此相问：这可怎么好？这是当时社会的实在情形。我为了七君子的事，写信给蒋介石请他赶快放出来。蒋去西安，我给蒋打电报，再三再四地对蒋说：“非赶紧放出七君子不可。”蒋叫陈布雷见我说：“不久一定会放出来。”我对陈布雷说：“这不是久不久的事，全国人都说‘救国有罪’，这还得了万不可再迟，应当快快地放出来，才对呢！”陈布雷说，他马上见蒋去说。一九三六年，有一次，有美国美以美会一位会督，中国名字叫黄安素的对我说，他预备举办一个茶会，全是美国传教的人们和教书的人们，希望我对他们讲一段话。我问他要我讲什么话，他说什么都好，若能仅谈宗教，不谈政治就更好。我说：“若不谈政治我就对不住你，我一句话也不讲。”黄说：“什么缘故？”我说：“自九一八以后，日本鬼子占了我们东北四省，又把黄河以北，搅得乱七八糟。你看我是个中国人，我更是革命的军人，我若不谈救国救民的事，就不必说我是一个基督徒，那真的连个人也不算。我是那样的人，你找我讲话有什么用处呢？”他踌躇了半会说：“好，你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我记得那天不冷也不热，黄会督请了二百多位客，预备了很多的茶点。我说的话是申包胥哭秦庭。“在两千多年前，楚国的伍子胥，到吴国接了兵来，要替父兄报仇。申包胥对伍子胥说：‘你若把楚国打败了，我一定要把楚国复兴起来。’当吴国的兵把楚国战胜之后，伍子胥把平王的尸首，从地下挖出来，用铁鞭打了。申包胥跑到秦国求救，秦哀公叫申包胥先住在馆驿里休息几天再说，申包胥站在秦哀公门口说：‘楚国人民已如倒悬，亟待救援，我在馆驿怎么住得下去呢？’申包胥就在宫门口哭了七天七夜，一口水没喝，眼泪哭干了，流出一滴一滴的血。哀公受了感动，答应马上出兵，还赋了一首诗《无衣诗》。”我说到这里，又说日本占东北的事，又说到美国向来主张公道，全世界的人民把美国人看得很高。若是日本欺辱中国，美国袖手旁观，恐怕中国人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看你们了。所以你们是主张真理的、正义的，你们应一面救我们中国，一面救你们摇摇欲坠的人格。最后我也落了泪。会散了，美国朋友都来同我握手说：“我们美国实在应该帮中国，不应该看着日本欺负中国人。”我看黄安素先生翻得很不错。西安事变“双十二”(1)　　第18章西安事变“双十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这一天，张学良和杨虎城把蒋介石扣留起来，要求蒋停止内战，实行抗日。他们提出来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被捕的爱国领袖。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族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一切结社政治自由。七、切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这一次的动作，实在是光明正大。蒋介石在临潼县的温泉附近住。蒋听见说“兵变了”，蒋就跳墙逃跑，从墙上跳下去，一蹲，腰里吃了亏，藏在山坡的一个石洞里，后来还是被几个兵找到了。有两个兵拿起枪把子向蒋身上打，问蒋：“你为什么对着日本人一点都不抵抗，对着国内同胞，你一定要赶尽杀绝？”一面打一面问，蒋是一言不发，只是哎哟哎哟地叫。就在这个时候，蒋的侄子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从西安向临潼来，走到半路上被士兵们把他截住，问他：“你是不是蒋孝先？”蒋孝先说：“是的。”士兵们说：“你在北平、天津杀了成千成万的爱国青年，今天应当要你的命。”拉下车来就枪决了。“双十二”的事一出，国民党中央党部有个会议说，蒋委员长被张、杨扣起来了，怎么办呢？头一个是孙哲生先生说：“那不要紧，有冯副委员长在这里，应当请冯先生负责任。”蒋家的走狗一看不好，就说：“这个事关系重大，应当仔细商议商议再说。”这明明地是这群坏小子另有阴谋。午后七点钟，又在一个人家里开谈话会。有人说：“蒋介石不在南京，可以请军政部长负责任。”我说：“论道理说，军事应当归参谋总长管。”（那时参谋总长是程潜）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坏的打算就这样谈谈话，就叫何应钦负责。何应钦主张用飞机轰炸西安省城，我反对这种办法。飞机轰炸西安，一定会炸死许多人民，若蒋介石炸死了或炸伤了又怎么办？吵了好久，才决定不炸省城里头。我给张学良、杨虎城打过几个电报，都是说明白：请他们放出蒋介石，扣我在西安，我愿意替蒋介石。那时电报上说的什么，报纸上都有登载。张学良、杨虎城先生等廿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自西安通电：“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暨各部院会勋鉴、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钧鉴：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情形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丁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凡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乃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暴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系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救国主张，望诸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衍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张学良、杨虎城、朱绍良、马占山、于学忠、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陈继承、王以哲、万耀煌、董英斌、缪徵流叩文。”张学良、杨虎城先生廿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自西安电：“急。冯副委员长焕公，李委员协和先生赐鉴：日寇深入谋我益急，凡在血气之伦，同深发指。为民族计，为国家计，自非发动民族解放战争，立起抗日，无以救国图存；若再一味退让，妄冀和平解决，是犹抱薪救火，势不至灭国亡种不止，瞻念前途，曷深栗惧。我民众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矢忠竭诚久矣。在蒋公自应领导全民，对敌抗战，藉副斯民之意。西安事变“双十二”(2)　　最近蒋公莅陕，良等更一再陈词，垂泣而道，希其翻然醒觉，反戈东上。乃近默察情形，于军事仍坚持其内战式之剿匪主张，于民意则拘捕救国领袖，枪杀爱国幼童，查禁正当舆论，似此一意孤行，亲痛仇快，危亡无日，海内骚然，自非另寻救国途径，则国脉之断送近在眉睫。因请蒋公暂留西安保障一切安全，以便反省。至于良等主张，已以文电奉达，谅邀垂鉴。公等党国先进，领袖群伦，爱国赤诚，久深佩仰，尚祈瞻念危亡，俯察民意，或远赐教言，或躬亲来陕，开诚指示，共谋国是。弟等以职务所羁，不克躬趋领教，临电屏营，无任企盼。张学良、杨虎城叩文印。”致学良先生之电，廿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张汉卿世兄惠鉴：密。顷读通电，敬悉留介公暂住西安，莫名骇异。介公力图自强，人所共知，政治军事，逐渐进步，其荦荦大端，如国事已真正统一，外交已真正不屈，缓远之战中央军队抗敌，皆昭然在人耳目。当此外侮日深，风雨飘摇之际，虽吾人和衷共济，同挽国难，犹恐计虑不周，岂容互生意见，致使国本动摇，兹为世兄计，特叙鄙意于下：（一）请先释介公回京，如世兄驻军陕甘，别有困难，以及有何意见，均可开诚陈述。介公为革命军人，光明磊落，坦白为怀，必能包容，必能采纳，则尊处之困难即解，而抗日之志亦行矣。（二）如虑事已至此，挽回不易，或有何反复，于世兄有何不利，则祥可完全担保，若犹难释然，祥当约同知交多人，留居贵处，以为释回介公之保证。（三）处事贵有定见，万勿因他人之挑拨离间，致伤感情，致伤国本。祥以年岁较长更事较多，老马识途，决无有误于尊事。（四）总之，若能误会解除，与介公共商国是，则一切为难之处，俱可迎刃而解。于公于私，两有裨益。至于明令处分之事，只要世兄能将介公释回，则中央诸友，无不可设法挽回也。世兄明达，当能鉴及，掬诚奉告，惟乞明察，并盼赐覆。冯玉祥。”十二月廿四日，蒋介石接受了抗日条件，担保内战不再发生。廿五日蒋介石被释放了，由张学良随同飞到洛阳，廿六日飞到南京。蒋介石就把张学良扣起来。蒋介石回到南京，在飞机场上我见到他，真是面黄肌瘦，腰也直不起来。那一次蒋过的难关完全是他自己找的，就看这一两个月里的事情，就知道要有大祸发生。不论什么人，都觉得应当抗日，都觉得不应当打内仗。可是蒋介石发出来那些打内仗的言论说，谁离着他近，就先打谁。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东北军的一个很好的抗日将领叫王以哲，忽然被蒋介石的特务刺杀。很多人都知道这位王以哲将军是专心致志要抗日的，就因为这样，蒋介石亲自下的手谕命令戴笠派人把王以哲刺死。对于这件事，不但中国人大吃一惊，就是全世界的人也觉得非常奇怪，稍微有点人心的，也想不出这是什么道理（注：王以哲将军死于“二·二事件”，并非戴笠派人刺杀。冯玉祥将军当时在海外又受限于资讯，了解情况不确。）。到了二月十五，国民党开三中全会，何香凝女士来到南京，要提恢复中山先生手订的联苏、容共、拥护农工的三大政策。我看见提案上，孙夫人宋庆龄和廖夫人何香凝都签了名，我也签了名。廖夫人说：“我们可以同去找张继签名。”到了张继的家里，一提起廖仲恺先生，廖夫人哭了，张继也哭了，马上张继也签了名。我回到家里不到半个钟头，张继就来找我说：“刚才签的名不算。”我说：“刚才不是你自己签的么？”张继说：他一看见廖夫人哭了，他就糊涂了，说什么他都要把名字勾了。我说：“你等着。我见了廖夫人再说。”张继走了之后，我去找李协和将军把张继签名要不算的事说了一遍。李协和将军马上研墨，研好之后，李说：“本子给我吧。”他拿起笔来就在张继的名字上写上李烈钧三个字。李对我说：“姓张的怕，姓李的不怕，我们走中山先生的路，有什么危险都不怕。”那一次签名的人共有十三个人。把那个案提到大会，就有人说：“还是把这三个政策都扩大为好，就更成了联络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国家，联合各党各派，联合各阶级：工、农、商、学、兵。”案子通过了，不许发表。这不是自己欺骗自己么？同时又通过一个“根绝赤祸案”。奇怪！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已经成为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的要求了，而蒋介石、汪精卫所注意的仍在于“根绝赤祸”，到处逮捕爱国志士，压迫人民抗日运动。这时候不但全国汹涌，人心鼎沸，世界各国也都不安起来，他们要知道中国政府到底采取什么方针。于是汪精卫的口号是“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蒋介石的口号是“和平未到绝望，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绝不轻言牺牲。”像这种矛盾暧昧不能自圆其说的文句，除了他们两个，谁能想得出来？当时人人都觉得这会叫外国人耻笑，但他们都只想以此阻挡人民抗日高潮涌涨起来。故意违背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　　第19章故意违背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大家都知道中山先生的眼光远大，思虑周到。孙先生为大家留下了光明的指教，那就是三大政策，联苏、联共，和工农。在一九三六年开大会时，很多人提出了三大政策的提案，结果把它扩大了。到了这一次抗战胜利之后，不但国共合作，许多共产党的领袖和干部都来到重庆，像毛泽东先生他们夫妇俩都来到重庆，住了三个星期。注重历史的人，没一个人不知道，蒋介石打过十年共产党。可是毛泽东先生他们，一听见说要开政治协商会议，就坦坦白白地什么危险都不怕，跑到蒋介石统治下的地方来。我记得有一天在中苏文化协会开会，孙中山先生夫人和许多民主分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来欢迎毛泽东先生。于右任、孙科、邵力子各位，全都在场，有人说，找我讲几句话。我就大声疾呼地嚷着说：“今天可是总理的三大政策实现了，我们在高兴的时候，喜欢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还会有人来破坏呢！”当时的苏联大使、毛先生、周恩来先生大家都鼓起掌来。事后我听见人说，蒋介石对于我说三大政策实现的事，他真是痛恨极了。我知道那是真的，但是我是满不在乎。蒋介石找蒋经国接我在江边上到南山他的家里，蒋问我说：“听说中苏文化协会开会开得很热闹。”我说：“不错，当我一提到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时，大家都不知不觉地鼓起掌来了，这应当说是孙总理的成功，也应当说是你的努力。”蒋听了我的话，把眉头一皱，很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恐怕还有问题吧！”我说：“还有什么问题？日本人都无条件投降了，你还要做什么？罗斯福大总统，在百忙中常去钓鱼，我希望你找个地方钓几个月的鱼去，我也去画我的丘八画和作我的丘八诗，你千万别听坏小子的话，什么这有问题，那有问题。”我又说：“万万不可无罪找家杠。”蒋介石把头点了又点，说是是是。“七七”抗战　　第20章“七七”抗战那天（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是日本的军队在河北省宛平县卢沟桥附近，同廿九军，宋哲元的军队发生冲突。宋军的团长吉星文（吉鸿昌将军的侄子），看着日本人处处都欺侮中国人，并且以为中国军队决不敢抵抗日本军队，吉团长下令他的全团官兵说：“若日本人有一点越轨行动，无论官兵都要拼命牺牲保持国家的体面，万不可怕发生事端。”因此日本人硬要进卢沟桥的地方，就发生了战事。果然是愈打愈厉害，日本人死在吉团长这一团人的炮火之下的人不少。到了九日，日本的军队更增加了。十二日，日本人就占了天津车站。廿六日，日本军队占领廊坊。日本人香月向宋哲元提了最后通牒，宋哲元拒绝日方要求，北平四郊发生激战。日本人轰炸南苑的时候，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同时阵亡。都是蒋介石预先有命令“不要抵抗”，不然的话，这两位高级将领，就是死也应当打死好些日本人，绝不会就被日本飞机炸死了。这是一件使我最痛心的事情，当时我作了一首哭佟、赵诗。北平城里，因为宋哲元的军队撤走了，留下张自忠将军；张自忠后来也走了。他有一个旅长要留在北平，张自忠的一个团长（刘汝珍）说：“我们要向日本鬼拼死命，为什么留在这里等死。”马上带着他的一团人出了德胜门向北走了，很有意思的是另一团人也跟着刘汝珍走了十分之九。日本军队在后面追着打，他们还是很勇敢地退到南口以北同刘汝明军联合起来。由此可见他们的旅长虽想要苟且偷安；但一般的官兵能够很勇敢地不听他的乱命。这就是他们的军队，平素里有一种无形的精神教育。到了重要的时候，他们能够分别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更能认出来，什么是治命，什么是乱命。到了七月十九日，蒋介石、张冲、邵力子为国民党的代表，同共产党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在庐山开谈话会。蒋介石允许承认陕甘宁边区，从此才算是国内的党派斗争要停止了。团结一致，抵抗日本的事情有了很大的希望。当时我对蒋介石说：“只有这一件事，你办得好。”蒋回答我说，以后他愿意更要本着这个意思，继续努力下去。我说：“应当如此，我要恭贺你。”想不到二十九日那天，汪精卫在南京广播，题目是最后关头。那天汪说的完全是宣传民族失败主义。由此可见，汉奸的作用，汪、蒋两个人是一致。蒋介石刚刚有了千分之一的团结内部、抵抗日寇的打算；马上这个卖国贼汪精卫又在那里胡说起来，又加上蒋介石的心腹刘峙，从平汉路一直向后跑，弄得大局只看见坏，看不见好。他们因此好宣传：你们看抗日不能成功吧？为了用种种方法，证明不能抗日，粮食、弹药、交通，什么都没有一点准备，我问过蒋：“为什么不准备呢？”蒋说：“若一准备，日本人就知道了，日本一向我们进攻，那还不亡国么？”他没想到他没准备，日本就不向他进攻么？“八•一三”　　第21章“八·一三”就在这几天里，蒋介石找程潜先生征求我的同意，来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为的是在上海方面对日本作战。我的回答是：“只要是对日本作战，无论什么事，我都愿意担任。”到了八月十四日就发表了我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当天在陵园的无梁殿，开国民党的中央常务会议。因为阎锡山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我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军事委员会两位副委员长都有了战事的责任，蒋介石的心腹姓戴的就提议把副委员长取消，汪精卫首先赞成。他们这种诡计多端，谁一看就知道，这两个副委员长的名义是全体代表大会决议的，为什么在这里会通过呢，内股子里就是蒋介石发动的。蒋觉得抗日与他没有利益，不论与国家民族有什么好处，只要与他自己不方便，他总是不痛快，有副委员长二位总是他觉得不方便；可是政府亦不明令发表。八月十五日，我到了苏州附近的山上一个大庙里。第二天午前十时，到了苏州城外张治中将军的司令部，看见张的参谋长，知道上海附近同日本人打得很厉害。我对张的参谋长说：“你们这司令部应当挪一挪，以免被炸。”我离开苏州向上海前进，出来不过三里，日本的飞机廿八架就把张治中的司令部内外全炸平了。这一次，他们得了很大的教训，至少他们知道日本人早已知道他们的司令部在哪里了。至于他们的军队和弹药库在什么地方，不用说日本人更知道得很清楚。我的汽车刚到昆山火车站，知道那里汽车通不过去，又转回来。离车站不到二里路，车站上停着三列兵车，都没下车。敌人廿八架飞机来了，一阵猛烈的轰炸，官兵死伤很多。熊斌是我临时参谋长，他离轰炸的地方不到半里路。幸而熊蹲在稻田的水中，只露出一个头来，没有受伤。死的那些官兵真是冤枉透了。后方开来的队伍到哪里停止，军队全不知道，蒋介石都是发命令给后方勤务司令部，火车一到，军队就上车。沿路各车站都说前头什么都有，一站复一站，实在说起来，到了前方车站，什么都没有。就是什么军队调上前方来，司令长官全都莫名其妙。我到了上海附近张治中的前方司令部，看见了张治中、张发奎、杨虎几位总司令，商议了一会，如何进攻日本鬼子的军队。正在这时候，张一麟先生、李根源先生、江问渔先生，还有许多朋友，来到前方慰劳军队，我们大家照了一张相。当时有几十架日本的飞机就在头上飞来飞去。我对张治中说，你这司令部当赶紧移开，这里不大妥当。张一麟先生等走了，张发奎司令对我说，归他指挥的军队，向来彼此都不认识，他确实知道的只有一排人，是他认识的。张问我能不能替他想办法，我说可以，我去向蒋介石说明此点。到了十八日，张发奎问我，前头一连炮队不知哪里去了，是不是我把他们调开了。我说：“不知道。”查来查去才知道蒋介石把那一连炮队调到旁边去了。一个委员长隔着司令长官、总司令、军长、师长，多少级的直辖长官，把一连炮兵随便调走了，这叫什么统帅法？真是太无知识了。前方打仗的军队，全靠着用大锅做大米饭吃。烧火是用稻草，白天点火，一冒烟，日本的飞机就来轰炸；夜间点火，一见红光，日机又来了。上海附近雨水很多，稻草一湿点不着火，就没有法子做饭。做饭的地方，距离前线远了，饭没法子送；靠得前线近了，一轰炸做饭的地方，前线的人就吃了亏。最困难的，做饭的炊爨兵没有军事训练，用他们去送饭，就没有人做饭，不用他们送饭又叫谁去送？因此前线的官兵，虽然很忠诚，很勇猛，很爱国，可是老饿着肚子。一天两天还可以，要一连三天，谁也不能打仗，谁也没法子打仗。与其说日本军队能打仗，还不如说我们是因为饿的缘故，不能持久而失败。这是谁应当负的责任呢？完全是蒋介石和何应钦，他们不打算真正抗日得到的结果；处处都没有准备，完全是去送命的。上海附近的阵地，造得太坏了，钱却花得不少。因为那是姓黄的找了一个商家，把阵地包给他们造的。像机关枪阵地，不但里面有三尺多深的水，并且是机关枪进不去。这种东西若偷工减料，与别的东西不同，结果是不能作战；何况里面有三尺深的水，兵不能在里面久蹲，无论什么样的官兵，若在水里泡三天，那也是不成的。况且又不只三天？蒋介石为什么找这个姓黄的造这样的阵地，谁也摸不清。三百几十个机关枪阵地，能用的还不到三分之一，可惜不可惜！前方的伤兵没有医药，没有包扎所，更没有担架队。受伤了怎么办？用谁来抬？离开了前线的伤兵，多半是自己爬出来，死了的无人葬埋。最坏的一件事，死了的官兵身上没有号码，名姓都没法子查考。受了重伤的，运到医院，伤口上长了蛆，全部臭了。这样，不应当死的死了，不应当残废的，也残废了。还有绅商学界团体和妇女团体，到医院慰劳官兵，蒋介石派的特务，不许进去，不准同受伤的官兵谈话。这种防备人民的办法，使一切慰劳品被这些特务们偷的偷了，拿的拿了，既见不着面，更提不到鼓舞士气，安慰伤兵的心了。有几个受重伤的连长，从上海附近爬出来上了火车，一直到南京下关车站，六天六夜没换药。到了车站，伤兵们看见有人来，他们说：“我们打仗死了可以，想不到六天六夜连口水都喝不着，你们把我们枪决了，比这样活着还好。”说着说着，一面大声骂着蒋介石，他们主要地说：“蒋介石若不是卖国贼，绝不会这样的待遇我们这些受伤的官兵。”司令长官对于前方的敌情一点也不知道，想着派几个侦探出去，蒋介石是一文钱也不发，他好像是说：“你要抗战，你派侦探，为什么向我姓蒋的要钱。”这是当时的实在的情形。我真不知决心抗日的人们，有了什么罪过，必要遭受蒋介石这种待遇。常说的话知彼知己，百战百胜，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今天看蒋实在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如何不打败仗呢？调我到第六战区　　第22章调我到第六战区过了不久的时间，北方平津一失，就紧急得很了。蒋介石找白崇禧将军征求我的同意，找我到北方去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我说无论哪一方面都好，只要和日本作战，我没有不乐意的。我经过南京见蒋，我说王士珍和段祺瑞是朋友，对于国务总理之缺，彼此不直接接任；何况宋哲元是跟我多年的人，若替他指挥些时间可以，若使他带的军队归我带，那是不可的。蒋说很好，一定这样办。我过济南对韩复榘说：“只有抗日活着光荣，死了也是无上光荣。”韩说：“张自忠自北平来见你，张请你给蒋介石寄一封信，替他辩白，辩白他在北平、天津的事。”我马上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张自忠将军，内容是说：“张自忠将军很有良心，有血性，只要叫张带着队伍打日本，张一定尽本分；”又说到饶恕人能有“七十个七次”就更好了，我引的是基督教圣经上的话。信写完了，我对韩、张两个人说：“你们能以真心抗日，无论叫我帮什么忙，我都愿意。”我坐的火车到了桑园，知道前方的情形很紧急。不久的工夫，冯治安、萧振瀛、陈继淹来看我，萧振瀛张口就说：“政府这个不好，政府那个不好。”我对他们三个人说：“萧说的这些话都不用再提，政府已经决心抗日，无论什么坏话，都不要讲。我们要看准了，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在前方正在打仗，我们再说些闲话，就是减少抗日力量，讨日本鬼子的喜欢，这是不对的。”萧振瀛听了我的话，马上他的脸变成红布似的，他已经觉出来他在北方做的卖国事情我都知道。我在沧州看见宋哲元，把十万元的慰劳费给宋，我马上又回到桑园。当时冯治安的军队和刘振三的军队都在马厂附近跟日本人打得非常激烈。那天晚上，有三位德国顾问从蒋介石那里来看我，他们问问日本的情形和我们军队的情形，住了半天就走了。谁都知道日本和德国希特勒勾得非常紧密，报上都嚷着说，日德要订攻守同盟。在这种情况之下，蒋介石派德国顾问到前方来，蒋到底是什么心肠，谁也不明白。东北军万福麟等军人划归第六战区指挥，司令长官部用电报、电话，无论怎样找，也找不到他的军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后来知道他们是用避开命令的办法。说实在的话，真不能怪他，连年以来东北军的官兵就吃不饱，穿不暖；从“双十二”以后，蒋介石就拿他们当敌人看待，他们心里不平安怎么会有精神抗战呢？就有一个东北军姓刘的军长，把军队开来到桑园，我亲自对他们大家讲了一次话，他是个青年，看那样子还有点干劲。这时候是连阴多日，大雨成灾，河北一带平地里就有二尺深的水，官兵们都在战沟里被水泡着。我打电话给何应钦，请他给蒋介石说：“官兵的腿和脚都被水泡肿了，请你赶紧买十万双鞋和袜子送到前方来。”何应钦说：“已和蒋介石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国家的章程没有这笔钱，这也不合乎军队的章程。”我对何应钦说，你翻开那章程看，有没有官兵在水里泡三天五天？你说的是平时，我说是战时。就在电话上吵了有十分钟，结果是一个兵一块钱，叫他们自己去买，官长不管。中国带兵的格言总是说：“带兵如带子弟一般。”蒋、何两个人的办法，简直拿着爱国军人当为路人一样的看待。前方的队伍退到沧州，又挖了很好的坚固阵地，我找副司令官鹿钟麟带着我的命令到前方找李文田、黄维纲、刘振三分四路由右翼绕抄敌人的后路和敌人的当腰。那一次若按着我的命令去执行，一定给日本帝国主义一个很严重的打击。过了两三天后，鹿钟麟有一个报告说：“只有一路把日本人打了一下，其余的都没达到任务。原因是李文田和黄维纲带着军队只走五六里路。”李文田说：“不能再走！”黄维纲问：“为什么呢？”李文田说：“冯长官的命令，不能不听，咱们出来敷衍敷衍老长官的面子就够了。”黄维纲军长说：“你是副总司令，一个是你应当确实服从命令，一个是公开反对命令，你怎么说敷衍敷衍呢？”李文田说：“我是副总司令，我知道得比你的多，蒋总司令是不主张抗日的，我们打胜了，他也不喜欢；冯长官是主张抗日的，我们不出来敷衍敷衍，他是不愿意我们的。”因此黄维纲和李文田大吵特吵。鹿钟麟就回来报告这件事，我把这实在情形打电报给蒋介石，到底没有回来消息。过了不到五六天，白崇禧将军给我打电话，说蒋介石为了不叫张自忠回军队，想派李文田当军长，问我同意不同意？当时我将李文田敷衍命令的事情对白崇禧将军说了一遍，我说：“最好还是张自忠回来当军长，李文田这个人万不可用。”过了两个钟头白崇禧将军来电话说：“蒋介石答应了，张自忠马上就回军队去就任军长。”后来知道萧振瀛、李文田、何应钦三个人勾结起来破坏抗战，造了很多谣言。我从德州奉命到河北邯郸县，整理刘汝明的军队。知道刘汝明在张家口和日本鬼子打仗，师长李金田受伤，还有几个团长阵亡。刘田和张振武都是最好的团长，也是在张家口阵亡的。刘汝明军长诚实勇敢，不会应酬，不会巴结，弄得报馆造他的谣言，硬说刘汝明怕日本人不敢打仗。有一次我和蒋介石报告刘汝明的师长受伤，几个团长阵亡的事，蒋说：“刘的军队就没有打仗，哪里会有阵亡和受伤的事！”我说：“实在的事情，你不知道，你竟被坏小子欺骗。”当时好像他很醒悟的样子；过去了，他还是被他那一班坏小子蒙蔽他，愈蒙蔽他，看他愈高兴，因为他心里是不喜欢真正主张抗日的人指挥作战的。这时候第一战区程潜将军也在平汉路上，第六战区同第一战区在一起很不方便，结果把第六战区取消，我就回到南京。在南京要投降　　第23章在南京要投降蒋介石召集了一个秘密会议。后来知道蒋找的人没有我，那是德国大使陶德曼提出的调停和议。蒋介石就沟通了曹汝霖、王克敏、李思浩、梁鸿志、吴光新，这一些汉奸都云集在上海沧州饭店、哈同花园，忙个不了。蒋介石派的人是姓吴的和姓翁的和他们接洽，提的条件：一、实际承认满洲国；二、恢复“八·一三”的现状；三、山东事件；四、共同防共；五、华北中日双方均不驻兵；六、经济提携。这是汉奸们提出来的灭亡中国的勾当。陶德曼提出来的议和条件，据甘介侯致国民参政会的电报说：德大使第一次调停之条件为：一、承认伪满内蒙独立；二、扩大何梅协定，规定华北驻兵；三、扩大淞沪停战协定，非武装区以国际警察代替中国保安队；四、中日经济合作；五、中日共同防共；六、根绝反日运动。德大使第二次调停之条件为：一、中国政府应抛弃联共政策和反日反满政策，并与日满共同反共。二、在必要区域内设立非武装区并成立特殊政权。三、日、满、中缔结密切经济合作之协定。四、中国对日本作必要之赔偿。以上这些事是徐谟外交次长报告的。徐说：“在南京是十二月二日下午四时，在座者顾墨三、白健生、唐孟潇、徐次长（即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蒋介石叫徐谟对大家报告德大使提的条件之后，有人就问有没有别的条件？有没有限制我国的军备？徐说：“据德大使所说除了这些条件，并没有别的条件，如能答应，便可停战。”蒋介石就问唐孟潇的意见，唐未即答。又问白健生有何意见，白谓：“是如此条件，为什么打仗？”蒋介石又问徐次长有何意见，徐答只是如此条件可以答应；又问顾墨三，顾答可以答应；又问唐孟潇，也称赞同各人意见。蒋介石委员长遂表示：（一）德国之调停不应拒绝，并谓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二）华北政权要保存。蒋介石找军人开会商讨事情，他为什么不找我？我也用不着说，明眼人都清楚。因为我绝对不答应他投降；他不抗日，我一定要抗日到底的。有一天晚上九点钟，在铁道部开最高国防会议。蒋介石是这个会议的主席，汪精卫是这个会议的副主席，那天到的有二十位。会议刚开，林森主席就来了，林说，他要上兵舰到重庆去，白天日本飞机轰炸得厉害，兵舰是没法子走，现在向大家告辞，十点半钟就可以开船。林刚说到这里，蒋介石说：“主席走吧，这是没办法的事。”蒋把双手向左右一伸，大声嚷着，双手抖着说：“他们要抗战，硬把国家弄到这个样子！”一连嚷了十几声，并且愈嚷声音愈大，有十几分钟没有一个人说话。后来秘书张群说：“大家都不要难过了，好在这不是上别的地方去，乃是上重庆去，重庆就是重复回来庆祝的意思。”经张群这一说，有的人们就笑起来了，这样林主席才走了。那天开会时蒋介石涨红了脸，脖子的筋都涨起很高，那真是把他良心窝子的话都说出来了。他要投降的情形已表现出来很多。南京的情形一天比一天紧急，上海方面因为军队吃不饱，没法再打下去。从南京到上海的交通，有铁路一条，汽车路一条，还有一道苏州河。一个是汽车路太窄，再加上管理不善，军纪太坏，许多伤官伤兵无人闻问。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疯狂似的从早到晚在南京、苏州一带乱炸，许多火车装了逃难的人民，一列车一列车被日本飞机全都炸毁，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如此，蒋找我先到汉口去。我在浦口上火车的时候，看见下关江南岸上，有几十万同胞都在那里等着上船。前几天上海来的船是在江心中停着，用小民船把岸上的人驳到船上，现在已经满得不能再加了，岸上的老少男女哭声喊声十里八里外都听得清清楚楚，那真是哭声震天，铁人下泪的光景。蒋介石叫唐孟潇守南京。军队从上海退出来的时候，在苏州河要用民船，看见那些民船上的人全都满了，都不愿意靠岸，军队就开枪打船上的人，一连打伤几个，船不能不靠岸。蒋介石的军队把老百姓都轰下来，军队都上了船。沿这一条河出的事情太多了，民众对蒋介石说些什么呢？看见军队杀戮人民比日本人还厉害，他们对于军官们真是看得同强盗一样。唐孟潇守南京也没有办法，因为军队不听他的命令，更因为蒋把军心全都失掉了。为什么失掉的呢？就是吃不饱，受了伤没人问，泡在水中也没有人管，这就是那最大的原因，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撤出南京跑到武汉　　第24章撤出南京跑到武汉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离着南京近了，唐生智首先将南京城外的许多房子烧掉了，为了免得被敌人利用。结果敌人来了，队伍全都垮了，有的军队投降日本。不到三天，日本鬼子把中国投降的军人枪决了七万多人，那就不要说各界的人民了！受日本的奸杀淫掠，无所不为。无论什么人看见，都是咬牙切齿地痛恨日本鬼子这种兽行，这是中国人永远不能忘的。蒋介石坐飞机到了武汉，住在一个地洞的旁边。那天上午九点钟，我对蒋介石说：“对待伤兵应当优待，不应当用宪兵开枪把他们打死。武昌街上，宪兵打死了好几个伤兵，若是这样办，军心怎么维持呢？”正说着话，孔祥熙进来了，蒋介石问他：“有什么事？”孔说：“有一个电报。”蒋说：“什么电报？”孔说：“王克敏到北平组织汉奸政府。”蒋介石装听不懂，说：“王什么？”孔说：“王克敏。”蒋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子一样，说：“万不会，万不会。”右手的食指，指着孔祥熙说：“你知道王克敏是咱们的人，最可靠了，何况王同我的关系最深，王怎么能做这个事呢？这完全是谣言，你不可相信，这是离间我们。”我听蒋介石这一段自己骗自己的话，我站起来说：“你们有事可以谈，我先走。”蒋问：“您有什么话说？”我答说：“我同你看的不同。据我所知道的，一百分中有九十九分，王克敏一定会当卖国贼，请你留心看着吧！”果然没有三天，王克敏在北平组织了汉奸政府。蒋介石的眼睛同瞎了差不多，他拿着好人当坏人，拿着坏人当好人，什么事情不糟糕呢？真是有眼无珠的人哪。许多中央委员都退到武汉来了，每个星期有两次谈话会都是在汉口开。这一天开谈话会的时候，是午后两点，讨论的题目是民众运动。头一个说话的，是蒋介石的心腹，CC的台柱子，叫李敬齐。他说：“要什么民众运动，民众运动有什么意思？我们对于民众运动最好是用国民党的老办法，就是包而不办，我们不办，也不许别人办。这个办法比什么办法都好。”李刚说完，就有位姓刘的，贵州省的刘建群也是蒋介石的心腹说：“对付民众运动，最好是用打狗棒主义。什么是打狗棒主义呢？就是由宣传部里多订条款、规则，谁要发起民众运动，就叫他先立案，说他某处不合格，一推两推一年就下去了。这不是最好的办法么？假如我们不用这个办法，这个也来民众运动，那个也来民众运动，那就如同把打狗棒放下了，狗来咬你，还受得了么？”一面好像津津有味的样子。他们两个刚说完，邵力子站起来说：“我们这里的谈话，我向来没有说过话；今天听见这两位同志说的太不像话了，我不能不说几句话。像说国民党的‘包而不办主义’，在哪一本书上有这个话？这不但是乱说话，而且是污辱国民党。另一位同志说‘打狗棒主义’！你说的这狗是不是人民呀？那样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父母兄弟，不都是人民大众么？简直地说，这话太伤众了。”经邵力子先生这一度教训，那两位蒋介石的心腹，CC的台柱子，一句也不说了。过了没有两个星期，中央在珞珈山开会，就把邵力子的宣传部长免掉了。从此可以知道，国民党的中央党部是什么情形了。也可以看到党是为谁家的了，党对人民怎样看法了。李烈钧将军由江西武宁赶了来，他见了蒋介石，蒋问他：“有什么话没有？”李说：“我来就是为说话的，不过我深知道，我说的话，你不会听的，我还是不说好。”站起来就走。蒋介石一把手抓住他，请李坐下说出来。这样闹了三次，李才痛快地说：“一、抗日主张万不可改变，只要你坚决到底，失败也是成功，成功更是成功。二、既然决心抗日到底，就不要用这些投降派在你的左右，赶紧把他们赶走。三、你自己要飞到莫斯科去，亲自和斯大林商量，他一定会帮中国人的忙。四、时时刻刻要替老百姓着想，万万不可只顾目前的小利而忘掉人民。最后，我告你说，不是我们想把你骗走，我们来得你的地位。你的左右要知道，他们都靠着你吃饭，他们以为你一去不回来了，没有地方吃饭了，请你不要同你的左右商量。”蒋介石满口地说：“好极了，好极了。”李将军来到黄土坡我住的地方，马上把他对蒋说的话，又亲自写出来给蒋介石送去。拿这件事情看，就知道李烈钧将军对于国家真是忠肝义胆。可惜的是，蒋听了之后，全当了耳边风，一点也不去实行。汪精卫在汉口召集一个最高国防会议，那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九时，在汉口中央银行。出席的人：于右任、孔祥熙、居正、何应钦；列席的是：陈果夫、陈布雷、徐堪、徐谟、翁文灏、邵力子、陈立夫、董显光。主席是汪精卫，秘书长是张群，秘书主任是曾仲鸣。由徐谟次长报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于上月廿八日接到德国政府训令，来见孔院长，廿九日下午又见王部长，据称：“敝人奉政府训令云：德国驻日大使在东京，曾同日本陆军、外务两大臣谈话，探询日本是否想结束现在局势，并问日本政府如欲结束，在何种条件之下方能结束。日本政府遂提出条件数项，嘱德国转达于中国当局，其条件为：一、内蒙自治。二、华北驻兵区域扩大，但华北行政权，仍全部属于中央，惟希望不派仇日之人物为华北之最高领袖。现在能结束，便如此做法，若华北维新政权成立，应任其存在。三、上海停战区域须扩大，如何扩大，日方未提及。四、对于排日问题须照去年张群部长与川越所表示之态度去做。五、防共问题，日方希望有好办法。六、关税改善问题。七、中国要尊重外国人在中国之权利云云。”陶大使见孔、王二部长之后，希望能见蒋介石，蒋介石立即复电，请陶大使前往一谈。陶大使又引希特勒之意见，希望中国考虑，并说，在希特勒看，日本要之条件并不苛刻。拿这段事情看，蒋介石找汪精卫召集的会议没有找我，为什么？他们是为秘密。为什么秘密呢？他恐怕我反对他们这种出卖抗日的辱国行为。蒋介石在武汉办一个军官训练团，负责任的姓万，他找我去讲话。我对他们讲了一次话，有两个半钟头。我听见姓万的说，蒋介石在这里刚讲了三个钟头走的。午后我在汉口看到于右任先生，我对于说：“今天在军官训练班听说，蒋介石在那里讲三个钟头的话。”于先生说：“他一次讲六个钟头八个钟头也没用，他现在不是讲话的人；他要用讲话的人，比他讲得好的人有的是。他这种白费力的办法，费力愈大事情愈坏。”我觉得于先生的话很对，真是识大体，明大义，顾大局的话。就在这几天，珞珈山开中央会议，向来的习惯一开会就先推举一个宣言起草委员会。我对蒋介石说：“这一次开会可不可先推举一个实行三民主义委员会？”蒋问我什么意思？我说：“每次推举了宣言起草委员会，他们一二十位先生集在一起，总是把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千年万世，‘以不变应万变’的臭而且长的文章写出来，总而言之是什么好就说什么，实在考查半点都没有做。很多人都说，国民党把好话都说完了，把坏事做尽了；这一次我们来个实行三民主义委员会，我们就是要注重实行，实践实作，不说一句空话。”蒋笑了说：“好极了，好极了。”当时我就觉得一定是白说了，因为蒋的脸上的细纹都表现出来：绝对不赞成我说的这些话，后来果然没有消息了，可叹不可叹呢？堵塞长江交通　　第25章堵塞长江交通蒋介石找我到鄂东一带查看阵地，并到九江以下查看马当堵塞长江的办法。我先到了鄂东田家镇附近，看见那里把海军的炮从兵舰上搬下来，造的有坚固的炮垒。我到炮垒附近看了一遍，我问炮兵的指挥官：“你这炮打多么远？”他说：“打五千五百公尺。”我说：“日本海军炮打多么远？”他说：“七千公尺。”我说：“这可坏透了。你这炮位设在小山头上，敌人离着七八千公尺就看见你了，那不是只许他打你，不许你打他吗？你为什么不在这山顶的后面切一块下来？你的炮口从山头的右边露出来，使敌人的炮不到四千和五千公尺他看不见你，那样你打他不是很方便么？”炮兵指挥官回答说：“这是德国顾问叫这样办的。”我说：“你还能改做不能改做呢？”他说：“都是洋灰铁筋做的，没法子改造。”我说：“你们要知道德国顾问是德国的希特勒派来的，希特勒是和日本勾结一致的。他有什么意见对你说，万不可全听他的。”过了不大的工夫，炮兵的指挥官小声问我：“德国顾问是真坏，他就希望我们打败仗。可是蒋为什么还用他们当顾问呢？”我说：“一定有原因。”我到了马当附近，在长江右岸的山顶，看他们用很多的轮船装上石头沉到江心里去。有的人说这个办法一点用也没有，也有人说有用。我觉得事前要有准备的话，这些轮船上都可以放些小炮、机关枪，就在长江里来回游动，很能打击日本人。因为日本人用的汽划子很小，到处乱窜。就让敌人的炮舰把我们的船打沉了，那种阻塞不很好吗？只是缺少准备。那天我们在山顶上，有二三十个人在一起吃我们自己带的饭，喝我们自己带的水。九江的文武官吏请我们到他们那里吃东西，我对他们说：“不论走到哪里，我不主张吃人家的饭，喝人家的水。若是奉公出差，到处骚扰人，那是一种最坏的风气，我是反对的。”就在这几天，张自忠将军在山东的临沂打了胜仗，日本人的大队攻临沂城，守临沂的是庞炳勋。双方打得很厉害，日本人想不到张自忠将军的军队那么听命令，那么真勇敢！正从日军的右侧背用了一个拦腰截击的办法，把日本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紧接着就是孙连仲的军队，池峰城在台儿庄苦战十几天，结果把敌人打死的很多，并且把敌人打退了。论说张、孙这两部军队至少也应当扩充到每一部十五万人或者是廿万人，因为他们不怕死，敢找着敌人打仗。实在怎么样呢？张自忠称为卅三集团军的总司令，一个兵、一杆枪、一门炮全没给补充过，就给他一个总司令的空名义；孙连仲的军队不但没有扩充，他指挥的马安邦军长在豫西被日本飞机炸死后，就被蒋介石把他这一军的番号取消了。为什么这样办呢？就因为他们打日本打得太厉害，这是什么道理？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嫡系的军队枪炮是最好的，人数是充足的，饷项是一点不缺的，都秘密地调到陕西北部归胡宗南指挥着包围共产党去了。在哪一方面都看得出来，蒋介石说的话，总是说精诚团结，实际上宁自打内战，不愿意打日本。一些朋友看见蒋介石的这种行为和他的言论，一点都不一致，就说：“蒋介石是一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人。”从此可知全中国人对蒋是什么情形了。言行不一致　　第四篇民心尽失第26章言行不一致在武昌，表面上看着有个好现象，就是蒋介石同共产党联合的有一个抗战宣言，好多人看见都觉得抗战是有了希望。如同政治部的改组，部长是陈诚，副部长周恩来，大家都觉得自己彼此不闹意见，力量就不会对消了去。把这个力量都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一定是很有效果的。实在查一查怎样呢？说是说，做是做，真是一点开诚布公的意思也没有。河北省的政府退到了洛阳，我向蒋介石推荐了鹿钟麟到河北去组织游击队，就发表了鹿为河北省主席及冀察总司令。鹿走的时候就用小白布包袱包了他的官防，由洛阳城北过了黄河。鹿一到河北省就有三百的，五百的，三千的，五千的民军来报告愿听指挥，不到半个月就收了三四十万人枪俱全的队伍。鹿就指挥着这些队伍和敌人打仗，并且打死的日本人很多。论理说，应当把这些爱国敢干的军队编成正规军才好，可是无论怎么说，也不成功。最坏的是待遇不平。那时候吃顿饭没有一百元不行，一天吃三顿饭就得三百元，这一个人一个月就得要九千元才成。可是蒋介石叫鹿钟麟发的军费每人每月六元，光这一种办法就能置鹿钟麟的死命，还说什么打败日本呢！山东有一位孟昭进将军，跟我从南京出来，过徐州府南的李坝集的时候，孟要回山东老家去。我问孟：“你回去做什么？”孟说他的老家是山东章丘县，姓孟的有几千户，他要一家出一杆枪、一个人，编成游击队和日本人打死仗。我说：“你有那么好的勇气和志向，好极了。”我送了他四十元的路费，他就走了。后来孟昭进在山东同日本人打了很多次仗。日本人占领济南府的时候，孟昭进袭击济南省城，不但把日本人打死很多，还占领济南府三天。像这样爱国的民军，应当保存扩充才对呢！结果蒋介石叫何应钦什么东西都不发给他，并且还不承认他。还不是可惜的事么？魏凤楼中将看着日本人到处杀害中国人，对我说，他愿意回去把本县的人组织起来去打游击。我说：“那是好极了。”他同我坐火车到郾城，然后回到西华去组织游击队，不到两个月带着五六千人在豫东同日本人打了很烈的仗。因为都是夜间打进日本兵营的，杀死的日本人非常的多，魏凤楼将军还受了重伤。这种军队论道理说应当保存，应当扩充才对呢！结果是什么东西都不发给他，并且连个空名义都不给他。蒋、何两个人，简直的是谁能打日本，他们一定就把谁消灭了，这真是奇怪的事情。河北省大名附近的专员丁树本，带了八九团民团兵打过几次敌人的后路，把敌人的给养兵站全都得到了，并且把所得的东西送到武昌来。我拿那些东西给蒋介石看，并且说明丁树本是个军人又很能打仗，希望把他这个军队给个正式名义。费了很大的力，结果是怎样，到底把他八千缩成六千又缩成四千，最后缩成两千，那就是要把他消灭，蒋、何心中才痛快。谁都知道从北伐到抗日最有名的一员大将，既忠诚又朴实的孙良诚将军，从和日本开仗起，他就带了华北的子弟两三万人，在各战场上同日本鬼子拼死命，打死的日本人很多，他自己带的军队死伤的也不少。不论怎么样，饷不发给他，衣服不给他，连一个正式的名义也不给他。蒋、何以为孙良诚能杀日本人就变成了蒋、何的仇敌了，这是多么奇怪的事。以上我举的不过是几个例子，实际上蒋、何对抗日游击队用改编遣散不给军饷以及不发援兵让日本去消灭他们，这种事实太多了。他们的用意，第一是不愿意人民的力量起来，第二是藉此消灭异己，第三是这样才能由他们抓住大权，要抗就抗，要降就降，而无论如何，其结果是替日本人做了工作。我到河南查看阵地　　第27章我到河南查看阵地我从武昌到了信阳附近，有几座洋灰铁筋造的堡垒，全都离着铁路很近，若往两翼远处走一走就没有了。我问本地的文武官吏为什么这种造法？他们都不回答。只有一位廿多岁的青年，他说：“恐怕这是为了给蒋介石看的，或者也为要抗战的人看的。这不是造了很好的洋灰铁筋堡垒，你们还能说：‘我不抗战么’？”我觉得真是一件特别的事！你哄我，我哄你，李铁拐把眼挤。就是那天晚上，我在信阳车站，去看那个医院设的救护站。有医生，有护士，又有廿多位女学生，他们是为了从徐州府退下来的伤兵到这里。他们替伤兵换药，预备的有开水和稀饭。等那伤兵的列车一到，真是鬼哭狼嚎。他们从徐州车站上了车之后，路上走了两天两夜，没换一次药，也没喝一口水。有的伤兵们，伤口臭了还不算，里头都有好多的蛆，给他们换药的医生、护士及女学生们都哭起来了。这是多么可爱可敬的爱国军人，竟遭到了这种待遇，这是谁该负的责任？我到了泌阳县，看见造的那些阵地，真是一点道理也没有，有的因为没有流水沟，一下大雨都塌下来了，那工程不是白做了么？看见一百多里地宽，满山遍野一堆堆的木头，都是预备作盖沟用的，那些木料实在的连十分之一也没用了。那十分之九的木料不是日晒就是雨淋，很宝贵的材料，白白地糟蹋着。我走青水关过，那里有个小学校，他们那里的学生听见我说抗日的事，不但大一点的男孩子都愿从军，就是那十二三的女孩子都愿出去做抗战工作。我想他们为什么有勇气呢？完全是受教育的关系。他一入学校常常的听见讲国家大事，由此可见，有钱办教育，实在是救国爱民的事情。我从青水关出发到舞阳县去，一早就有二三十位非要跟我去当兵不可。我说我是来查看阵地，不是招兵的，劝他们不要跟着；但是他们非跟着不可，结果，我叫张公干带着送到张自忠将军那里去了。同时，有两个女青年送她们的丈夫，自己也愿意去当兵。我对她们说：“当兵是很危险的事，”她们说：“在家里等着更危险。”妻子送丈夫去当兵，这是我头一次看着的，而且都是喜喜欢欢的，可见只要受了教育，没有不能做的事。在半路的一个小山坡上看阵地，来了几个五六十岁的人，光着背，挂着两篮子黄瓜，说是送给冯先生吃的，一见我的面就哭起来说：“这几年你跑到哪里去了？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你快来救我们吧！”弄得我不好回答他们，只好对他们说，“打胜日本鬼子就好了。”那老人家说：“能打胜仗的军队全部都消灭完了，不能打仗的军队都扩大起来，这样什么时候能打胜日本呢？”我听了这话就想到：“蒋、何他们想欺骗民众，结果只是欺骗自己，因为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谁也瞒不过他们。”到了舞阳县，开了一个军民联欢大会。这时候庞炳勋的队伍才从前方退下来。他这一军损失也很大，他们在这里招了两个星期的兵只招了十几个人。我在大会上讲话的时候，特别提出了这一点。据我所知道的，在舞阳县同我共过患难的人至少有六千人。我说的意思是：非抗日不能救国家，非抗日不能救同胞，谁是有血性有良心的青年，都应该从军杀我们民族的敌人。当时那些老先生，老太婆们都坐在民众们的前头板凳上，他们都听得很清楚，并且都很高兴。有的人站起来说：“我愿意叫我的儿子去当兵，跟你去吧！”我说：“不要跟我去，到庞的军队如同跟我一样。”后来庞炳勋见了我非常地感激我说：“不到三个星期，所短少的八千人已补充齐了。”我从舞阳到了叶县，这一带的村庄树木太少。县长抓到两个日本侦探，一男一女，男的有廿岁，女的有四十岁，穿的衣服很破烂。我到了县公署，县长就报告了这件事。我请县长带来看一看，女的装哑巴，男的装结巴。他们做的工作大概就是杂在难民里头，造谣言的，日本人来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还有就是侦探我们后方的情形。那个青年的日本人听见人们说是冯副委员长，真是从脚上就使起劲来，从腿上，到胸直到眼的注视。我对县长说，对于这种军人作侦探要特别优待，以使供出他们的一切计划等等。从叶县到禹县，这一路上过一个大干河，这一道河的河深还有一尺深，宽总有一二里，看那样子不下雨就干了，一下起大雨来，河水就出了槽，两岸就都被淹了。假如这道河能加上人工，用现代的机器，挖它三丈深，二百丈宽，两岸用石头和洋灰把它砌好了，再打它几道大坝，水存起来，就不怕旱灾，有了船闸就利便运输。看这光景和原始时代一样，没有加上一点人工，平素里一点水都不积蓄，天若一不下雨就很危险。到了禹县（原名小禹州），很多年来在中国北部的药材或买或卖都集在这里，不论广东来的，或四川或东北各省来的都要在这里荟萃一次，然后再分散到别的地方去。近来因为这地方不通火车已萧条了很多。此地县公署有几十通石碑都是全中国最好的字帖，是哪一位最有思想的县长或是州官找很有名石工，用最好的青石刻的，这些东西名叫“禹帖”。我在这里买了两份。现在的县长把那石碑封起来了，说是怕把石碑拓坏了，要保存。其实不必这样，任着人们多拓一些玩，既可以使穷人们有饭吃，也可以宣传文化。这都是一些新的官吏，他不知道劳苦大众没饭吃的痛苦的缘故。从禹县经过郏县到襄城县。在郏县看见一位姓赵的，原先当过师长，我对他说要预备打游击才好。在襄城县看见苗中秀，苗是本地人，在这里做生意，还办了一间很好的中学。因为他好说老实话，得罪了县长，也坐了两次监。在这几县看见的长处，就是河北省来的难民或是住在庙里或是住在公共的地方，本地的人轮班管他们饭吃，都尊敬像客人的招待他们。也免不了特别的事情，有几位由河北来的有钱人家，带着几只金镯子和金耳环子在城里城外故意地表现富有，被人们抢了个干净。由此可见就是逃难，若自己不认识环境，也是非倒霉不可。这一路志愿当兵的青年约有一二百人，都叫张公干带着送交张自忠将军去了。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在前方的军队由徐州退却下来，张自忠将军奉命为掩护队，所有的军队全部退走了，张自忠这一军在最后方。张将军又叫他的军队在前方走，他自己带着参谋长张克侠和参谋副官跟着走。张将军的汽车把伤兵运走了，他的几匹马驮着病兵走了，他自己步行了两天的路，碰见一个老百姓对张将军说，他家里有匹小驴，被一个张将军的士兵骑走了。张将军马上叫人把骑驴的找到，问那个老百姓：“是不是这头驴？”百姓说：“是的。”张问那个士兵：“军队的纪律不许拉人家的牲口，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士兵说：“我错了。”张将军哭着说：“这是国家的法律，我没有法子救你！”当场把那个士兵枪决了，把驴还那个百姓。张又向那位老百姓道了歉说：“我的兵骑走了你的驴，对不起你，是我教育不好。”张自忠将军的队伍全是步行，官兵的脚上磨了很多的泡，有些兵们就左歪右歪地走不动。张将军就把队伍集合在一个地方，坐在地上，先对大家说明白军人要耐困苦忍缺乏的这些道理；然后张将军把鞋袜子脱下来叫大家看他的脚上有多少泡，官兵都看见他满脚都是泡，这样张将军把腿抬起来向地下一蹾，扑嗤一声，血往四下溅。两只脚蹾完了，队伍再走。那些官兵们连一个歪着走的都没有了，都是挺胸凸肚地向前走去。这可以证明一位将官的动作与官兵的关系是多么大呀！我在许昌上火车，回到武昌，把所看到的各项情形详细地向蒋介石报告。蒋问我：“徐州队伍退下来，张自忠在最后走是真是假？”我对蒋说：“一点不假。”并把我所知道的张自忠这一段事情对蒋详细地说一遍。蒋说：“真是好将领！”我说：“你应当赶快拨五六个军归他指挥就好了。”蒋说：“好，好！等我想想再说。”在武汉这一个地方，最好的现象是大家都想团结一致，共同抗战。如同汉口成立的“抗战文协”是舒舍予他们领导的。我听说，这些拿笔杆子的文人，平时都是你挑剔我，我批评你，谁和谁都不易在一起；这一次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雪我们全民族的耻辱，他们成立了抗战文协，大家全团结起来了，把自己互相指责的精神，集中起来对准敌人进攻！开成立会那一天有几十桌客人，我唱了个歌叫“柴夫的儿子”，还讲了一段话。假如在政府的人和党里的新贵族，他们能了解到这一点，我想决不应该后来再弄个张道藩来专做挑拨离间的工作。虽然那位姓张的努了些力，到底也没有破坏文协的团结，也可见不以最大多数的利益为利益，而以很少数人的利益为利益，永远不会成功什么事体的。我检阅湘黔川军队(1)　　第28章我检阅湘黔川军队一九三八年，有一天，蒋对我说，希望我到湘、黔、川各省去检阅军队。我说：“很好，我很愿意去。”用的廿多位文武官员，都是由各部调来的。我把要同我出发的文武官吏都集合在一起，一面讲话，一面规定几件事如下：一、不许喝人家的茶；二、不许吃人家的饭；三、不许收人家的礼物；四、不托人家代买东西；五、不介绍人求差事；六、不借人家的钱。只要把这以上六条切切实实地守住，我们大家确守时刻，按照预定的规程去做事，一定不会有坏的结果。大家回答都愿确守。就是临出发那天，在武昌开最高国防会议。以后蒋介石、汪精卫、白崇禧和我四个人谈话。汪精卫问白崇禧：“说抗战就可以了，还要说抗战到底，这怎么讲呀？”白崇禧说：“把敌人打败了，赶出中国去，就是抗战到底。”汪精卫又扭过脸来看我说：“焕章先生，什么叫抗战到底？”我回答说：“把所有的失地都收回来，不但东北四省，就是台湾和琉球各岛，都要交给我们，并且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的投降，这就是抗战到底。”我问汪精卫是不是你不喜欢这样子？汪精卫气得脸上的筋都暴出来，扭过脸对蒋介石说：“做梦做梦，他们两位是做梦不是？”白崇禧站起来把脚一跺，走了几步又坐在那边去了。我也站起来说：“做梦？是做梦！你知道有人做梦是当主人，有的人做梦是当奴才。”这一次的谈话，就是这样不欢而散，也就是与汪最后的一面（一九三八年十月）。那天晚上十二点钟由武昌开车向长沙去，因为汪精卫知道我开车的时候，蒋介石当然更知道。所以我就加了一点小心，对跟我的彭团长说：“天若一亮，车就停住，所有车上的人，都从车的左右下去，距车路有五百公尺至一千公尺，找地方去休息。”火车走了半夜，天刚一明，火车停住了。我对朋友们说：“快下车。”我走了没有几步，有人说：“露水太大了，把鞋袜子都湿透了。”我说：“不要管，赶紧散开。”就这样走了有五六百步远，到了一个小山岗上，那里有造好的机关枪盖沟。同时，敌人的飞机，就有几十架来到了，对准火车轰炸，一来一往炸了有好多次。最后，炸弹掷完了，就用机关枪低飞扫射。因为我们全都在盖沟里面，结果是没有一个人死或伤。敌人的飞机走后，知道后边的铁路，被他炸毁几段，前面的桥梁，被它炸毁一段，火车两旁炸的是五步一个坑，十步一个坑，像预备栽树的一样，炸的那两路大坑，都是距离铁路七八步远。这一次上前去，桥梁坏了，向后去铁路坏了。这是不是蒋介石、汪精卫两个人同日本人设好了的一个陷阱呢？可是到底也没有成功。九点钟彭国政团长找了几位工程师，商议如何修理桥梁。这些工程师们非常热心，他们说：“难修是很难修，我们要特别努力，在明天天亮以前，把它修好。”他们确信这是可能的；真的，他们一夜没休息，在早上三点半钟，桥梁已经修好了。我谢了他们，就开车，果然平平安安过了这一关。这个地方叫羊楼司，这是一九三八年，十月某日的事。一九三八年十月十日到了长沙。我在这里看军队，主要的是注重战斗动作和战斗教练，并且告诉军队多做实弹射击。看那些官兵们都是吃不饱、穿不暖，营养太差。我到了岳麓山，祭了黄克强先生的坟，又祭了蔡松坡先生的坟。黄克强先生的名字叫黄兴，是同孙中山先生一起创造中华民国的；蔡松坡（锷）先生民国元年在云南起义，也是推翻满清的大革命党。袁世凯在民国四年做皇帝，松坡先生讨伐袁世凯，我同蔡松坡先生是连在一起讨袁的。这一次来到蔡先生的坟前，祭祀他，觉得有无限的感想。假如克强先生与松坡先生不死，中国或者不至于这样坏。我也看了赵炎午先生，他就住在岳麓山。他有位老弟是德国留学生，在长沙这个地方，有名的正义感的人。那是因为有一天有三个德国人要过江，撑船的人慢了一点，三个德国人上去就打，把那撑船的中国人打得很厉害。炎午先生的老弟看不下去，上去把三个德国人都打倒了。赵问那三个德国人：“你们国内可以打人么？为什么在我们国内随便打人？”那三个德国人说：“不对，不对，是我们的错，请你原谅！”因为这位赵先生既会说德国话，又有勇气，并且是很爱护同胞，从此以后，长沙人都特别尊重这位赵先生。我从长沙到常德，再往益阳的路上一个小县看了周震鳞先生。他对我说：“军队的军纪太坏了，老百姓简直不能活。军队要吃鱼，他不到塘里去摸，他们把塘里的水都放了，这一来塘里所有的鱼都弄走了。鱼都弄走了，还不要紧，最厉害的是水没有了，将来栽秧怎么办呢？他们不是吃鱼，简直是要人的命。”我觉得周先生说的话很重要，马上我给蒋介石打个电报。蒋介石回电说：“已叫军政部派人去查了。”我检阅湘黔川军队(2)　　到了益阳附近，看见贵州省送来的新兵，每人都背着一条毯子，人人都是面黄肌瘦；风大一点都可能刮躺下了。有些有病的，就掷在路旁无人闻问，还有没死的兵，就被他们的官长埋在土里。我看这种情形，真是破坏抗战，只使敌人欢喜。我也把这些一件一件给蒋介石打了电报，蒋总是回电说：“已经命令该管机关改善了。”若是实在地看看，真是一点也没改善，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坏。到了常德，是蒋介石的心腹酆悌领着一二十人来接我。我在常德对着酆悌训练的几千保甲长讲了话。酆悌这种的训练完全是法西斯化，酆是完全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学的。在常德我住了一天，没有一个常德人来见我，只有一位临澧县的绅士姓侯的来见我。侯先生说：“酆悌下了命令，不许人来见先生，谁来见先生就枪决谁。” “酆悌为什么下这个命令，我一点也不明白。”第二天午前我到东门外长老会的医院里，看一个病人。医院的医生对我说：“今天有一班护士毕业，有六七桌客人，请先生和我们一起用饭。”吃饭的时候，一位中学校长和一位师范的校长，他们两个人找我到另一个屋子去谈话。他们说：“您还记得不记得，民国八年，我们还是中学生，您教我们军事操练，我们永远不忘您的好处。我们想这次您来了，我们想看看您，可是酆悌有命令说：‘谁要去看冯某某，就枪决谁。’您不也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么？酆也是国民党，为什么他就这样呢？我们不懂，但是我告诉您，我们常德人恨透了他了，可是谁也不敢说话。”在吃饭的时候，医院的医生、护士及一切院中人，对待我都同家人一样，非常亲热。由常德到西三十里的陬市看军队。听说到贵州的汽车路有些地方很窄，必须预先打通电话，那边的汽车停住，这边的汽车方能开过去，然后这边的汽车停，那边的汽车再开过来。这样行起车来，很不方便，我想还是走湖南、广西，再转贵州好，因此又回到长沙。从长沙到宝庆，给那里的军队讲话。我看那些兵们都冻得很厉害，我知道那个带兵司令曾当过何应钦的参谋长，我问他为什么不给士兵去领衣服？这位司令回答说：“领衣服的公事批回来了，可以去领，因为军政部里，那些办事的人们第一是叫我花钱，第二是叫我送礼，不这样衣服不发给我。”接着他又说：“今天的政治，算是黑暗到万分了，什么道理都不讲，非花钱不能办事。”我把他的名字和所说的话，一条一条都记下来，打了电报给蒋介石。蒋的电报说：“已经派人查发了。”好久还是没有发下。我不明白为什么使这些士兵受冻受饿。在宝庆附近的小山上，有一片很好的小房子，有一百多位苏联的空军军官住在这里，都是从苏联刚来到的。他们每天都驾着飞机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他们吃的、住的、用的，都是励志社黄仁霖那班人负责，并且监视得很严密。我同苏联的朋友们在一起吃了一顿饭，并且慰劳他们几句话。苏联国在我们抗战的时候，不但帮我们的飞机，并且派了航空人员，来帮我们作战。在这个时候，美国还是在卖废铜烂铁汽油给日本人呢，这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在这里的中国空军人员对我说：“苏联空军人员对于作战特别好。”我问什么缘故？他们说：“苏联空军人员值班的时候，就在飞机上睡觉，不下来，一有命令马上起飞，神速得很。”中国空军人员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良好的习惯呢！到了衡山，湖南主席张治中先生在那里办的有个训练团，都是青年保甲长，大约有五千人，很整齐，很有精神。我在那里讲了一段话。这般人员若真的教他们抗战的办法，打游击的办法，将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是最好的；可惜的是期限太短，战斗教练的时间又不长，收的效果一定不多。我也在衡阳城附近看过几部分军队，都是精神太差。根本原因，连官带兵，都是吃不饱、穿不暖，又加上待遇不平等。原因是存心不抗战，全是敷衍；怎么会有成效呢？我把在湖南看军队的情形，一项一项地记起来给蒋介石打了一个电报，并且请他特别注意以下的事：一、待遇必须平等，不可是嫡系就优待，不是嫡系就冷待；二、所有官兵必须吃得饱穿得暖，不能使他们面黄肌瘦，连走路都走不动，那怎么能打仗呢？三、军队的官长家里都有父母妻室儿女，他们还靠这些军官养活着，必须想到这一点；四、军政机关批公事，发东西、领东西，不能要人的钱，要人送礼，这一件事不改革，必然走到贿赂公行的地步；五、伤兵在医院里头待遇太不好，需要改良办法。以上各点关系特别重要，都是马上非改革不可。电报去了没有回电；我又打一电报，问某某电收到没有，结果说收到了，就算完事。武汉失守后　　第29章武汉失守后我从湖南衡阳出发，经过零陵，看见李烈钧将军，李说：“你到广西，我随后也到桂林来。”在李将军看，武汉决守不住；因为蒋介石的军队决不能打仗。并说到蒋、汪、何三个人，勾结起来，每天同日本人都有来往。我回答李将军：“蒋介石若抗战，我就拥护他；他若投降日本，我们就起来抗日。李济深将军可以在华南发动；协和将军，你可以在华中发动；我自己可以到华北与八路军联合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李将军说：“覃振在长沙同你说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他们抗日，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呢？只有不顾一切地来拥护他。有一天，他们不抗日了，我们应当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我由零陵到了桂林。在路上过一道河，真是困难极了。有一个小汽船，没有人负责任，后来找着人了，又没有汽油；把汽油找了来已经两点多钟了。要比我在宝庆看见的苏联的航空人员值班的人，无论昼夜都在飞机上，真有天地之别了。在广西省政府的大礼堂，对一些文武官吏讲的话，总是说：“非抗日到底不可。”因为桂林新近开了好几个城门，一有空袭，四面八方都可以出去。我恭维他们，是老百姓喜欢的事，你们就肯做。在桂林住在一个招待所内，房子很讲究，又是很新的一个大楼。这一天正是蒋百里先生从长沙到这里来，他约我同他谈话。蒋百里说：“大局如此，还希望大家对蒋介石多说话。”我说：“你知道说了话，没有效，当面他答应了你但又不办，你有什么办法？”蒋百里说：“你看这汽车路多么坏，路上的石头块都高出四五寸，这样走车，车胎当然坏得很快，车胎买好的是外国东西，若用石灰修汽车路，不管人工，石头和石灰都是中国的，这个钱就用在中国人手中；比较坏了汽车胎，还得买外国的，那就强得多了。蒋介石到哪里去，都是坐飞机，汽车路如何的坏，他不知道。”我说：“百里先生，你这话很对，要大家都说，一个人说是不成的。”就在那天午后一点钟，李烈钧先生来找我，一见面他就向我说：“武汉丢了，你知道不知道？”我说：“刚听见的。”李说：“这是一个重要关头，我们要不努力，恐怕蒋介石就要投降敌人，现在他正在衡山，你赶快去找他，对他说无论如何，万万不能投降！”我回答李将军说：“我说的话太多了，恐怕没有效果。”李说：“据我所知道，只有你可以转移蒋介石，蒋要打广东、广西的事还不是一件证明么？我是亲耳听见你同蒋说的，他果然没有打他们。现在为抗日，你更应当去说了。”我说：“很好，你看什么时候去说呢？”李说：“马上就走。”我说：“要那么快么。”李说：“非快不可，愈快愈好。”就这样，我同朋友们的行李马上又搬到车上，屋子让给李将军住。从李来到我走，前后不到廿分钟，我就出发了。路上走得飞快，到了衡山，一问知道蒋介石坐飞机到长沙去了；我们就开车向长沙赶。到了半夜，走到半路的一个小汽车站上，司机真是太累不能开车了。就在那里买些稻草铺在汽车站房的地上，大家休息。睡了五个钟头，天刚一亮，就开车向长沙赶。大概十一点半钟，见着蒋介石，是在长沙城外何键的家里，正同唐生智谈话。蒋见我来了，蒋介石带着惊慌失措的样子对我说：“您不是去桂林吗？怎么又回来呢？”我对蒋说：“因为有重要的事要说。”蒋问：“武汉失守，你看我们应该怎么办？”我说：“我先给你说个故事，好不好？”蒋介石说：“好极了。”我就说：“在三国时曹操带着八十三万人马，从河南来到湖北的江边上，写一封信给东吴的孙权，约孙权到汉口打猎。孙权就集合了东吴的文武商量如何应付曹操。同时鲁肃从汉阳请了诸葛亮也到东吴。孙权问他的文武对于曹操的信如何应付？张昭、顾雍等一些文人谋士都说：‘曹操兵多将广，打也打不过，不如投降为好。’孙权听了他们的话，一言不发。等孙权站起来去更衣，鲁肃在后面跟着，孙权问鲁肃对刚才张昭、顾雍说的话，有什么意见？鲁肃说：‘这些人的话，都是为他自己谋富贵，保妻子的话，万不可听！人人都可说投降，惟君侯你不可说投降。’孙权问：‘怎么讲呢？’鲁肃说：‘每个人投降，都可以得个一官半职，就是如我这样子去投降，顶少他也要给我个刺史。君侯，你要投降，车不过一乘，马不过一匹，还能发号施令，还能称孤道寡吗？’孙权一把手抓住鲁肃的胳臂说：‘好话呀，好话呀！这真是天以子敬赐我也！’我说完了这话，我对蒋说：“今天你的左右，有许多是谋富贵，保妻子的。他们不为国家打算。也不为你打算，我以为你一定要抗战到底，成功也是成功，失败也是成功。这是万载一时之机，万不可失。”说到这里，饭摆上了。蒋说：“吃饭吧！”我问蒋：“你觉得我的话怎样？”蒋说：“很好，一定照你的话去办。”我又问蒋：“你听过砍桌子的故事吗？”蒋说：“没有听见过。”我说：“孙权决心抗曹，叫周瑜当大都督。临到出兵时，诸葛亮告诉周瑜说，孙权的心还是动摇的。他怕曹操的兵多，自己的兵少，你要破解这一层，还有就是这些投降派包围着他，你要去指明他这一点，不可听他们的话。周瑜觉得诸葛亮这话很重要，就见了孙权，先把曹操的兵分析了一下：有的是袁绍投降的，有的是刘表投降的，都是乱七八糟，毫无纪律；又都是北方人，没坐过船，在船上不是吐就是头晕，不服水土。周瑜又说：‘君侯若不坚定，前方无法打仗。左右的文人随便乱说话，前方的将领如何能作战呢？’说到这里，孙权就明白了，马上擂鼓升帐。文官武将全来齐了，孙权说：‘今天讨伐曹贼，势在必胜，必须拼个你死我活，从今天起再有敢说投降曹操的，’孙权把宝剑向桌子角上嘎吃一声，把桌子劈成两半。孙权向文武百官说：‘你们看见这个桌子没有？有敢再言和的，就同这桌子一样待遇！’说罢，就把那把宝剑递给周瑜。”我对蒋介石又说：“孙权战胜曹操八十三万人马，全都在那一宝剑上，你知道么？今天武汉失守，投降派抬起头来了；你应当把这桌子砍去一角，对他们说明白：谁敢再提与日本人说和，我拿他的脑袋当桌子一样对待。”我又说：“你没有宝剑，我给你拿把大刀。”蒋说：“成了，谁敢再说和，我就按着您说的对待他！”散了之后，有人来找我，说请我今天晚上在长沙电台广播，这是蒋介石表示他已决定听从我的意思，继续抗战下去的一个明白的表示。忽然说出焦土抗战　　第30章忽然说出焦土抗战当天晚上有一个大的会议。晚上七点钟开会，何成浚和熊斌八点半才来。别的人都奇怪，蒋介石对于晚来的人，没有说一句话。这一次的会，自开始到结束，都是蒋一个人说话。蒋对交通界的人说：“这些火车和火车头退到西南，空军就把铁路占满了，那怎么办？”负交通责任的还没有回答；蒋介石接着说：“还思索什么，都烧掉了就是啦，倒上煤油，所有的车就都烧掉完啦！”蒋又问：“敌人来了，你们长沙怎么办？”张治中（湖南主席）还没有回答，蒋即说：“还有什么可思索的，都用火烧掉了，我们不能住，也不能叫敌人来住。”蒋又说：“不论粮食器材，凡不能带走的东西都用火烧掉了，这是大家不可忘了的事。”这一个会开了两个钟头，蒋介石不断地说：怎么放火，怎么放火。会完了，大家在一起吃饭，楼下摆了很多桌。吃饭的时候，我对蒋介石说：“放火烧东西，是表示抗战的决心，可要顾到反攻的时候把敌人打跑了，我们也没法子住”。蒋说：“这也是很要紧的。”正说着，酆悌过来见我，他笑着对我说：“我现在奉令调任长沙警备司令。”我说：“好，好，好！”饭后白崇禧约我到他那里坐一坐，当时白已经知道十二点钟我对蒋介石说的什么话，白把他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给我看，大约有两千多字。我看了之后，觉得字字血泪，句句真话，全是说的蒋介石在政治方面怎么不对，军事方面怎么不对，待人怎么不对，每件事应怎么改革，有条有理。我问白：“你打算怎么办？”白说：“今天晚上十二点蒋介石和宋美龄要坐火车到南昌去，我要到车站上把这封信交给蒋。”我对白说：“好极了，你要提醒蒋介石一句话：请他仔细地读两遍。千万不要放在衣服兜儿里算完事。”我同白分手后，就去广播。在这次广播中，我主要的是对投降派的人们说话，我说：“今天蒋介石已经决定了抗战到底，现在还有主张投降的人要小心些！你们主张投降是卖国。”我又重复地说：“在重庆有人鼓动投降，你们听见没有（当时汪精卫在重庆鼓动投降）！前方有几百万军队正对着我们民族的敌人拼命流血，你们在后方发动投降的谣言，这不是该死么？这不应当枪决吗？”广播完了之后，我上了汽车，就向衡阳前进。那天又住在上次住过的小汽车站上，还是买了些稻草铺在地下睡的。第二天早晨开车经过零陵又回到桂林，我见了李烈钧将军，把我在长沙见了蒋介石说的话，很详细地说了一遍。我又把那天晚上开会的情形，蒋介石如何说放火烧火车、烧房子的事及白崇禧给蒋介石写的一封亲笔信事都说了一遍。李将军非常高兴！不断地鼓掌。李说：“你昨天晚上广播我们都听见了。”我在这里见着李济深将军。李说：“蒋介石抗日，我们就拥护他；蒋若不抗日，我们就自己去抗日。我们死可以，不能当亡国奴。”李将军和蒋相处最久，蒋当黄埔校长时，李就是这个学校的副校长，他知道蒋比什么人都清楚。他看透了蒋介石：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只知有私，不知有公；只知有家，不知有国，他真是把蒋介石认识到骨髓里去了。李济深将军从不说谎话，他所说的话句句都是真的。说到酆悌之死，是长沙大火之后，蒋没有办法对付长沙被焚死的商民大众，就借了酆悌的命来塞他的责任。酆悌的死和酆的骄横无礼都是蒋一手养成的。此事不能不明白地分辨的。把装备齐整的军队藏起来　　第31章把装备齐整的军队藏起来我在桂林住了几天，每天都有日本飞机来轰炸的警报，城里的人民都由各城门出去躲避。躲避警报非常便利，一过江就有很大的山洞，可容很多的人。山洞有了多少年，这要地质学家研究，我们可以断定的，决不是光靠人工可以掘成的，就是往少里说也有几十万年。这里有巢县逃来的难民，为了这些难民，我曾同李、白、黄三位说过，请他们帮忙。桂省当局拨给了难民很多的地，叫他们自种自吃。这些难民里，凡是贫苦的同胞都很有办法；只是那些破户的少爷，吃也不好好地吃，做也不好好地做。我请了一位董先生帮他们的忙，费了很大的力，可是没有什么成就。我由桂林出发到柳州，看见广西发动二三十万人在那里修铁路。有些妇女们的背上还有几个月的小孩子，肩上还担着七八十斤的担子，这种无老无少无男无女的来做抗日工作，人数是这样的多，我在全中国还是第一次看见。李、白、黄三位先生是很有办法，平素能组织民众，能听民众的话，到这时候民众才会帮政府的忙。到了柳州，看了几个兵工厂，都在很大的山洞里，所有的机器都放在里面，电力一开动，电灯一亮，敌人的飞机无论怎样轰炸，他们在洞里都照常工作。因为洞上的石头还有百丈厚，任凭敌人怎样的轰炸，也不会伤到洞里的人。这种几万年前的石头洞，它怎么也不会想到今天会有这样大的用处。在柳州听见说，蒋百里先生在宜山死了。我就打听什么缘故死的，有人说，蒋百里在宜山的南边路上，汽车坏了，他受了一下子惊，就有一点半身不遂的样子。我记得蒋百里在长沙的时候，有一次陆军大学特三期毕业，我看到他喝酒喝得很厉害；当时我劝他小心些，喝多了伤人。他举起杯来说：“死都不怕，还怕酒么？”恐怕喝酒太多与他这次的病有关系。我又见到陆军大学负责的周先生，他们夫妇俩没有孩子，说话很确实，他们不会造谣的。周先生对我说：“在宜山蒋百里住在他们楼上，他住在楼下。百里回来还能说话，他的日本太太要给他打针，蒋百里说等医生来再打。这位日本太太说，先打针好。结果日本太太替他打了针，就再也不能说话，没两天就故去了。”周说这话，他总觉得，蒋百里先生是主张坚决抗日的；他的日本太太是说过的：“你爱你的国，我爱我的国。”我过广西省北边的六寨，看到广西至贵州的汽车路真是修得太坏，坡度太陡，有的在四十五度以上。那些汽车直向下跑，汽车很容易摔坏，人也容易摔死。听说修路的人太外行了，他以为盘来盘去太费钱，太费工夫，他没有想到一条人命是无价之宝。这几年蒋介石当政以来，用人的方法，第一是他的本家，如蒋孝先一类的人；第二是他的亲戚如孔、宋、毛一类的人；第三是用他的乡亲，那就多得很了；第四，用他的故旧，如二陈派，不问他贤与不贤，先问他故不故；不问他能不能，先问他亲不亲。这种用人方法，哪里去找内行呢？真能做事的人，谁又肯跟他来做呢？这就是这条路坏的最大原因，也是死伤人太多的原因。到了贵州省城，每天都在城的附近看军队。有一天，看见一旅人在一处很好的营房里。枪、炮、器械、服装、马匹都非常整齐。问起来才知道他们是军事委员会卫队旅。我问这位旅长：“你们为什么在这里？”他说：“是在后边给蒋介石看东西的。”我说：“前方打仗打得很紧，你们拿着这个好家伙藏在这里，真是想不到的。”我马上给蒋介石打一个电报说：“怕你忘了吧！这里有这么好的一旅人，为什么不调到前方去打仗呀？”奇怪得很，电报去了不见回电。也许蒋介石说：“你不必多管闲事，那一旅人不是为打日本用的，是留着将来打内仗用。”压迫苗族同胞　　第32章压迫苗族同胞我在贵阳省城看完了军队，就到贵东镇远去检阅。沿途上一处一处地看，有许多人说地方不靖，许多苗族的人民都上山当土匪。我问：“是什么原因？”有些接近苗族的朋友们说：“就是因为抓兵，什么理由都不对他们说，就是黑夜到他们家里抓青年，用绳子去绑他们当兵。有些苗族的青年连汉话都不懂，他们也不明白什么叫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但苗族人民如果逃跑，抓丁的人就开枪打，这样就越弄越凶。说实话，实实在在是官逼民反。蒋家的官吏反倒说，受了奸匪的利用，民变了。这是多么痛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