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

显赫一时的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传作者：李宗一袁世凯纵横捭阖两时代，既是清朝重臣，又是民国元首，是中国近代化变革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袁世凯是个不折不扣的纨绔子弟，早年科考失败，弃文从武，投靠吴长庆，攀附李鸿章，巴结荣禄，取悦西太后，同时还不忘在维新派身上下赌注……工于心计的他施展手腕，长袖善舞，终于位极人臣。民国初始，又攘夺了民国大总统的职位，进而称帝建元。本书资料翔实、语言凝练，作为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作品，多角度阅读定会给读者新的启发。……前言　　袁世凯（１８５９—１９１６），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代表人物，一个伪装维新的封建专制主义者。他的名字已经成为近代中国反动政治的同义语，每一部中国近代史书都不能不提到他。　　关于他的历史，中外已有不少论著。这些研究成果，是本书进一步探讨的基础。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有关袁世凯的政府档案、私人函电及已出版的专著和史料。由于许多新史料的出现，使我们对袁世凯的历史能够获得较为详实的了解，纠正某些以讹传讹之处。本书主要目的在于揭露封建专制主义的野蛮、愚昧、虚伪和顽固，说明清末民初支配我国社会历史的一般的和特有的规律，以及违反这个规律的人物最终要失败的必然性。　　袁世凯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刻，正值中国在封建制度的桎梏下将要走完其漫长的黑暗路程的年代，也正是给中华民族带来创巨痛深的甲午战争的前后。战前，他是李鸿章淮系军阀集团的一名初露头角的走卒。战后，趁淮系军阀衰落的时机，他在小站创练了一支新式陆军，并以此为资本，破坏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扑灭了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起义，在中外反动派的一片喝彩声中，爬上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显赫职位。他敏锐地觉察到，王朝衰微，人民民主革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如不谋求新的对策，很难再继续维持其统治。因此，从１９０１至１９０８年，他戴着“急进改革者”的面具，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理论纲领为指导，以那支新式陆军为核心，通过办“新政”，组织起一个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这个新兴的集团是淮系军阀集团的延续和发展，是清政府推行“新政”的结果，是帝国主义侵华由瓜分政策转到“保全（清朝）政策”的产物。袁世凯正是依靠这个集团的势力，不遗余力地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王朝，破坏正在蓬勃发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然而，当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风暴来临的前夕，他在与世袭的满族亲贵集团的政争中遭到了惨败，灰溜溜地退出了政治舞台。　　１９１１年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了，清王朝陷于崩溃的绝境。历史发展造成了一种新的局势和条件，使得已经失势三年的袁世凯扮演了“末世英雄”的角色。他迅速地集结起北洋集团的军事政治力量，赢得了帝国主义和国内立宪派的依赖和支持，先打着“实行君主立宪”的旗号，强夺了清政府的一切权力；又迎合时代潮流，举着“赞成共和”的幌子，巧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但是，这个专制皇权的崇拜者和觊觎者，根本就不相信在中国能实行民主共和。他之所以要和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派妥协，握手言欢，实际上完全是为了尽快绞杀革命。因此，一上台他就不择手段地加强个人权力，破坏法制，践踏民主，追求专制独裁的统一；并把民主派视为集权路上的最大障碍，乘民主派尚未巩固阵地之际，步步紧逼，迫使他们退出政府，裁减革命军队，接着便无情地把他们浸在血泊里。他又解散国会，撒毁“约法”，将民主政治的痕迹扫荡净尽。然而，这一切扼杀民族生机的反动行为，却都是在“统一国家”、“救国救民”及“保卫共和”的动听口号掩饰之下完成的。　　民主派对袁世凯的让步，换来的是灾难性的打击。满腔悲愤的孙中山，率领残存的部分民主力量仓猝逃亡国外。一些助纣为虐的进步党人，在袁氏推行的封建独裁暴政面前吓得目瞪口呆，不敢再倡言宪政了。１９１４至１９１５年，北洋军阀气焰万丈，腐恶的政治势力好象安如泰山了。袁氏顾盼自雄，以为自己是天运所选定的人物，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历史的进程。于是，他悍然恢复帝制，企图建立万世一系的“洪宪”王朝，强令人民世世代代接受袁氏的暴虐奴役。但是，正如同一切事物发展到极端就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一样，全国人民终于识破了他的真面目：原来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共和国的“英雄”、“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是一个背信弃义、食言自肥的封建暴君，是一个寡廉鲜耻的卖国贼。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人民的愤怒情绪在许多地方发展为骚动或起义。规模虽小，但相当普遍，宛如涓涓细流，汇成滔滔江河，波涛汹涌，势不可挡。孙中山重整旗鼓，以鲜明的革命民主派的立场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与独裁者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国内斗争的形势迅速发生变化，使袁氏建立家天下的私欲和他所代表的那个集团的共同利益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对立，以致进步党人和那些对帝制心怀猜忌的北洋军阀也都意识到，不撇开袁世凯就不能保持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势力的利益。于是，他们便和当初袁世凯所要消灭和排斥的一切社会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讨袁”。短命的洪宪王朝在各种势力的打击下仅仅闹了八十三天就消失了。历史无情地嘲弄了袁世凯：他本来要追求世袭的绝对的独裁权力，结果却使他的一切既得权力都丧失殆尽。　　中外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妄想扭转历史车轮前进的丑角，这类丑角没有一个不是以身败名裂而告终。袁世凯的历史又一次证明：凡是不顾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违背人民意志而倒行逆施的人，无论他是多么骄横跋扈，显赫一时，其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　　本书的选题和写作，承蒙李新同志给予热心的指导和鼓励，始克完成；复蒙李侃同志审阅全稿，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又得到何双生同志等不少帮助，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感谢。　　由于作者理论和业务水平的限制，舛误之处自所难免，恳切希望读者批评和指教。地主、官僚、军阀世家　　河南省东部的项城，是一个交通闭塞的小县。淮河的支流——颍水，从县境蜿蜒流过，雨季常常泛滥成灾。项城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直到１９世纪中叶，城里仅有二三十家店铺，没落的封建地主经济仍然占着统治地位。　　全县九千多顷土地，绝大部分为少数“豪富之家”所霸占。广大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地租一般为收成的一半，有的甚至高达八成。①在地租、高利贷和苛捐杂税的重重盘剥下，农民生活困苦不堪，“终岁勤劳，节食俭用，而常苦不足”。②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压榨，迫使农民不断奋起反抗。每当夏秋收获时节，农民常常联合起来，抢收地主的庄稼。豪绅地主为了“护青苗”，也组织起“保田会”。③因此，境内往往引起械斗，酿成血战，形成了所谓“犷悍之习”，“斗狠之风”。④　　袁世凯家住在项城东北十余里的张营，占有土地四五十顷；此外，在北京天成亨钱庄和陈州于家典当铺等处，还大量放高利贷。一家三十多口人，四世同堂，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地主大家庭。　　袁世凯的祖辈父辈，都受过传统的封建教育，中过科举，任过官职。曾祖父袁耀东是庠生，年纪还不满四十便“勤学赍志以殁”。曾祖母郭氏出身于同郡一个“望族”，活到九十多岁。⑤在她的悉心教育下，她的四个儿子：树三、甲三、凤三、重三，都取得功名。袁树三是廪贡生，曾“署陈留县训导兼摄教谕”。⑥其长子袁保中是附贡生，次子袁保庆是举人。袁甲三（１８０６—１８６３）于道光十五年中进士，历官礼部主事、军机章京、监察御史、兵科给事中。道光末年，他和已官至侍郎的曾国藩（１８１１—１８７２）一道从“理学大师”倭仁讲习程朱理学，故两人过从甚密。他的长子袁保恒（１８２６—１８７８）也是进士，为翰林院编修，次子袁保龄是举人。袁凤三是庠生，曾在禹城任教谕二十多年。最年轻的袁重三也是生员。当时，在东南沿海各省，由于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官僚地主中已经出现了少数比较通达中外形势的开明分子，如魏源（１７９４—１８５７）、冯桂芬（１８０９—１８７４）、王韬（１８２８—１８９７）等；他们热烈谋求改革封建弊政，反对因循保守、故步自封。而袁氏一家却不乏“志在求官”的守旧分子，他们世代潜心八股文，囿于章句之学，思想保守，作官以后大都以“纯儒”、“卫道者”自命。　　袁保中（１８２３—１８７４），字受臣，在诸兄弟中行次最长。他虽捐过一个同知，但一直在家乡经营田产，是袁家的“管家人”。他热衷于程朱理学，为人十足虚伪，满口“睦族里”、“笃忠义”，实则鱼肉乡里，横霸一方。他依恃袁家官势，经常“派人持名片拜帖到衙门说事”。⑦当时河南官场上流传着一句俗谚：“项城官难做”，“宜吊不宜贺”⑧。恰恰反映出这个上了“护官符”的大豪绅在地方上的势力。他有两个女儿，六个儿子⑨；第四个儿子生于１８５９年９月１６日（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　　袁世凯，字慰庭（又作慰廷或慰亭），号容庵。他出生时，中国社会正处在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袁氏一家也随之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不以鸦片战争（１８４０—１８４２）中在中国取得的侵略权益为满足，英、法两国为了迫使中国加速殖民地化，制造荒谬借口，联合发动了一场“极端不义的战争”⑩——第二次鸦片战争（１８５６—１８６０）。侵略者在中国沿海城市骚扰之后，攻陷北京。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洗劫一空。腐败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使得中国丧失了更多的主权：首先，列强公使驻京，得以直接影响和控制清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其次，继１８４２年开放上海、广州、宁波、福州、厦门五口通商后，又开放天津、南京、九江、汉口等十一处为通商口岸；外人得住内地自由传教、游历和经商，侵略势力深入中国内地；第三，海关雇用洋人，建立协定关税制度，自此中国的海关管理权落入侵略者手中。　　第二次鸦片战争使清政府的闭关自守政策完全破产。中外反动势力镇压中国人民的共同立场使它们开始走上彼此勾结的道路。老大的中国越来越深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原来，早在英法联军对中国发动侵略之前，如火如荼的中国农民革命战争，已形成高潮。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１８５１—１８６４），从广西开始，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了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于１８５３年定都南京。同年，太平天国又派北伐军攻入安徽北部，占领凤阳、怀远等城。在皖北、豫东活动的另一支农民武装——捻军（１８５２—１８６８），纷纷起义响应，攻占了临淮关、雉河集（今涡阳县）。寿州、阜阳、太和、颍上、亳州等地也遍燃了农民革命战争的熊熊烈火，直接威胁着清王朝的反动统治。　　为了镇压捻军，清政府于１８５３年急忙派兵部侍郎周天爵率领清兵三千进驻宿州，又派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时任兵科给事中）协助工部侍郎吕贤基督办安徽团练，组织地主武装，配合清军作战。次年，周天爵病死。后来，吕贤基也被捻军击毙，袁甲三奉旨接统驻宿州的清军，并兼督办安徽团练大臣。他带兵以后，虽然不断受到捻军的打击，但反革命意志却极坚决，很快成为捻军的劲敌。当时，在湖南办团练而发迹的曾国藩正率领湘军在长江中游和太平军激战。袁甲三在皖北担负着切断太平军与捻军联合的反革命重任，使曾国藩得以全力绞杀太平军，而“无北顾之忧”。[1]　　以“书香门第”自诩的袁氏父子一贯忠于皇帝，崇拜皇权，一心想依附皇帝取得高官厚禄。他们极端仇视农民革命，认为造反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因此，在袁甲三的带领下，袁家全力投到绞杀捻军的反革命战争中。袁保恒和袁保庆都到袁甲三的军中带兵，转战皖北各地，“出奇制胜，躬履前茅”。袁保龄也到军中“从佐戍幕，赞画左右”。[2]后来，袁保庆又被河南团练大臣毛昶熙调回河南，负责组织训练各州县地主团练武装，并多次督带马队在项城、沈丘、夏邑等地围攻捻军。　　项城与安徽临泉县接壤，是捻军活动的重要地区，距捻军的根据地雉河集仅一百多里。１８５８年（咸丰七年）十二月，捻军首领王庭桢领导项城、沈丘、新蔡、阜阳四县农民起义，占领项城城东的新兴集、尚店等地，到处袭击地主豪绅，并“声言攻项城”。[3]住在张营的袁家感受到极大的危险。袁甲三的家属都逃往陈州避难。袁保中和袁重三一边联合地主豪绅，组织项城团练武装，一边在城东北四十里选了一处险要的地方，筑起一座大堡寨。由于袁家“倡其先”，又是寨中的“首户”，因此被称为“袁寨”。[4]当时，河南各州县地主为了防御捻军，纷纷筑寨。据记载：“大县堡寨二百余所，小县堡寨亦逾百所”。[5]项城境内也有一百七十多所。[6]袁寨规模大，围墙敦厚坚固，四角和寨门上面耸立着“炮楼”，墙外有濠沟环绕，门前架设吊桥，防卫森严，远近闻名。　　袁世凯出生不久，袁保中和袁重三就带领一家人迁到寨里。袁保中身为一寨之长，掌握生杀予夺之权。那时捻军多是轻骑。每当捻军前来攻寨或从附近经过，万马奔驰，犹如“飙飞电掣”。[7]袁家“年十五以上能执兵者，咸使登陴”，鸣枪放炮，负隅顽抗。[8]袁世凯的幼年生活就是在这种环境里度过的。他从小便骄矜、胆大。五岁那年，捻军进攻到袁寨附近，家里有人带他到寨垣上眺望，他竟然“略无惧色”。[9]他不仅观看过战斗场面，并且从他的父兄那里不时听到捻军“杀人放火”的故事。因此，在他幼年的心灵里便埋下了仇视农民起义军的种子。　　袁家在经济上对农民进行残酷无情的剥削，反映在战争中对待起义农民必然是极端凶狠野蛮。１８５６年，袁甲三陷雉河集，据他自己所报“擒斩逾三万，逼入涡阳河死者复数万。[10]”袁世凯出生的那一年，即１８５９年，袁甲三又攻占了捻军的根据地临淮关，下令“年七十以下、十五以上尽诛之”。[11]１８６３年，袁保庆攻占项城尚店，“俘斩略尽”。[11]袁保中和袁重三率领地主团练协助清兵攻下西芦镇时，据一个目睹现场的官吏所记：西芦“房屋二千余间，自初八日之捷尽已毁为平地（周围十余里之长，大半化为灰烬）。尸骸枕藉，马在人上行（是日骑马而往），惨不可言，（幼孩女尸约以千计）……附近贼巢未被焚烧之户，辄称为通匪之家，任意株累，是以不敢归来者十居八九。”[12]　　这一幅幅血迹斑斑的悲惨景象，是由袁世凯的祖辈父辈一手造成的。他们就是这样用起义农民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花翎，踏着起义农民的尸骨爬上总督、侍郎、道员的官位。袁甲三在１８６３年病死前，已因“功”升为钦差大臣、漕运总督，一度督办安徽、河南、江苏三省军务，多次得到皇帝传旨“嘉奖”，并赏戴花翎，穿黄马褂。[13]袁保恒先以翰林院侍读学士补用，后又被提拔为内阁学士，累官至刑部左侍郎。袁保龄和袁保庆也平步青云，一个当上内阁中书，一个奉旨以知府发往山东补用，不久又都升为道员。　　在清朝末年，腐朽的封建统治者出于其阶级利益和反动政治的需要，用人仍不免讲究门第。官僚们也都以自己的谱系高贵而自豪。袁家累世勋阀，三代煊赫。袁甲三、袁保恒死后，皇帝都赐、赐，宣付国史馆立传，荣典极盛。这个家庭出身，在袁世凯身上打下了深深的阶级烙印，对他的一生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后来，在他的奏章中，每每夸耀自己“三世受国恩深重”，就是指的这个反动家世。　　注释：　　①张锦芳修：《项城县志》，１９１１年石印本，卷５，页４３。　　②同①，页５７。　　③同①，页４８。　　④同①，卷２２，页２４。　　⑤袁保恒：《母德录》，见《项城袁氏家集》，１９１１年清芬阁刊。　　⑥《中议公事实纪略》，见《项城袁氏家集》，１９１１年清芬阁刊。　　⑦《袁氏家书》１９１１年清芬阁刊。卷２，页３４。　　⑧同⑦。　　⑨袁保中前妻刘氏遗下二女、二子：长子世昌（早卒），次世敦；长女嫁知州王庆霖，次女嫁附生周鸿儒。继室刘氏接连生了四子：世廉、世凯、世辅、世彤。详见贺涛：《刘太夫人墓志铭》。　　⑩《英人在华的残暴行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２，页１４。　　[1]曾国藩：《袁甲三墓表》。　　[2]袁甲三：《端敏公集》，卷首，页１２０。袁保龄：《阁学公集》，卷首，页４。　　[3]中国史学会主编：《捻军》，册２，页１。　　[4]同①，卷５，页１３。又同⑦，卷２，页１。　　[5]同紒紞矠，页４１９。　　[6]同①，卷５，页１０至１９。　　[7]同紒紞矠，页４１８。　　[8]袁保恒：《母德录》，页６。　　[9]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１９１３年版，卷１，页１。　　[10]王轩：《袁甲三家传》，见《端敏公集》卷首下，页５。　　[11]《重修安徽通志》，卷１０５，页１６。　　[12]同①，卷２３，页２４。　　[13]同紒紞矠，册５，页１８５。　　[14]《清史列传》，１９２８年中华书局铅印本，卷５３，页１２—１５。纨绔子弟　　１８６６年（同治五年），袁保庆从家乡启程，赴山东济南候补知府。他年已四十尚未得子，便把袁世凯过继为子嗣。当时，年方七岁的袁世凯，跟随嗣父到了济南。嗣母牛氏对他很疼爱，乃不免娇纵。袁保庆给他物色了一位有名望的举人王志清做启蒙老师，希望他能读书上进，显亲扬名。袁世凯从小受到父母的溺爱和动荡环境的影响，养成了一种浮嚣的性格，读书心不在焉，经常托词逃课，或结伙逞强斗殴，或逛大明湖、坐戏院，对戏剧尤“乐观不倦”。①　　１８６７年，袁保庆升为候补道员。次年，两江总督马新贻奏调他到南京，委派他管理原淮北“右标兵”营务处，以后又署理江南盐巡道，督销官盐。盐巡道是一个可以大量捞钱的肥缺，每年公私进款都不少。袁世凯随嗣父到了南京，过上锦衣玉食的阔家公子生活。那时太平天国失败已经四年。太平天国建都南京时，摧毁了官僚地主政权，大刀阔斧地铲除社会恶习，曾严禁娼妓、赌博和吸鸦片，社会风气为之一新。随着旧政权复辟，又恢复了旧时的糜烂景象。在腐朽的社会风气影响下，袁世凯更以读书为苦。他喜欢游山玩水，有暇即控马驰骋，登览清凉山、雨花台诸名胜。当时和他一起读书的两个哥哥袁世敦和袁世廉“戒止之不能也”。这时，他的家庭教师是个举人，兼精武技，见他对读书不用心，就教他练拳。　　当时仕宦之家的子弟，大都受到塾师和家庭两方面的教育，袁世凯也不例外。袁保庆自命不凡，“好议论天下事”。到南京以后，两江总督马新贻“倚之如左右手”。此后，由于受历任上司的信任，“意气益发舒”。②他把自己作官带兵的心得随手记录下来，有数百条，题名《自琐言》，常常讲给袁世凯听，如：“人言官场如戏场，然善于做戏者，于忠孝节义之事能做得情景毕见，使闻者动心，睹者流涕，官场如无此好脚色，无此好做工，岂不为优人所窃笑乎”；又“古今将兵……必先以恩结之，而后加之以威，乃无怨也。不然则叛离随之”等等。③这些反动的政治经验之谈，灌输到袁世凯的头脑中，对他的志趣和后来一生的为人处世自然发生了很大的作用。　　１８７３年７月，袁保庆突然患霍乱，死在南京。这对于袁世凯犹如是晴天霹雳，悲痛已极。同年冬，他伴随嗣母，扶柩返回项城。从此，他的生活发生骤变，培植教育他的责任转到了袁保恒、袁保龄身上。这两个在北京作官的堂叔对他的影响，较他的生父和嗣父更大。　　这时，袁保恒已官至户部左侍郎，１８７４年春，他回原籍探亲，把袁世凯带到北京，聘请谢廷萱（举人）教作八股文，周文溥（举人）教作诗，张星炳（进士）教写字，期能“读书上进”，准备应试。④当时，袁保龄在北京任内阁中书，他在致袁保中的信中说：“凯侄资分并不高，而浮动非常。细询其故，大约前在南时，所从师亦不切实，好在目下谢子龄兄之为人事事求实际。为置一桌，即在先生案侧，而绳侄在对面套间中自为一桌，两人隔开，免时刻交谈废读之弊，且欲使凯侄逼近师长，以束浮嚣之气。晚间则均在书房套间，与先生比屋而居，夜课至亥正，晨以日出为始……晚间先生学生咿唔四起，月下听之亦颇可喜。”⑤在其堂叔的严厉监督下，袁世凯“昼习词章，夜究兵书”，“昼夜并进，每寝不及二三时”。⑥他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八韵（即试帖诗）颇长进”，但“文章尚不入门”。⑦　　１８７４年１１月（同治十三年十月），袁保中病死于乡下。当时，父亲死后要守丧三年，不准参加考试，但因他已过继出去，所以没有居丧，于１８７６年秋天仍然回河南参加乡试，结果未被录取。年底，他和陈州于姓的女儿结婚。于氏是名门闺秀，时年十九，比他大两岁，此即后来的“洪宪皇后”。　　就在结婚后的第二年初春，袁世凯回到北京。当时袁保恒刚调任刑部左侍郎，工作很繁重。袁世凯一边读书，一边帮他办事。清末的北京官场贪污纳贿，奸诈伪善，污秽不堪。袁世凯耳濡目染，学到这套官场本领，颇得两位堂叔的欢心，争相夸奖他“办事机敏”，是什么“中上美材”。⑧当年，河南大旱，赤地千里。冬季，袁保恒奉命到开封帮办河南赈务，带袁世凯同行，遇“有密要事案，均令往查，并参佐一切”，⑨多方培养他作官的才能。　　在开封住了不久，１８７８年５月袁保恒由于感染时疫，突然病逝，袁世凯代从叔把公事交待完毕，返回原籍。过惯城市官僚生活的袁世凯，对于乡村生活感到乏味，不愿再回袁寨，而改住陈州。陈州是“舟车骈会财赋之区”，地当豫东交通要冲。袁家在城里有一所大宅院，是袁甲三生前购置的，袁世凯就住在这里。这一年的１２月，他的长子袁克定出生。⑩　　袁世凯和他的家人一样，淫邪愚昧，好谈鬼神，相信风水。过去他的先辈官运亨通，他确信这是他家坟山风水好，现在父辈年龄在五十上下，相继死去数人，又认为这是宅第不祥。因此，到处“延堪舆家，卜宅兆”，作道场，为袁家祈福禳灾。[1]可是，不管他怎样馨香祷祝，求神弄鬼，仍然不能挽救封建大家族由盛转衰的历史命运。据记载，他家“人人坐食，而兼习嗜好”，有的“已成废人”，[2]你争我夺，矛盾重重，无法再维持“四世同堂”的局面。大约就在１８７８年，袁家“将所有田土剖为十二股”，按袁世凯父辈人数分了家。[3]袁世凯于袁保庆名下，得到相当丰厚的一份家产。从此，自为一家之主，对很多事情可以自作主张，生活更加放荡不羁。　　他经常策马驰骋郊外，挥鞭狂叫，追欢逐乐。还呼朋引类，附庸风雅，纠集一帮“秀才”，成立“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两“文社”，自为盟主，“捐资供给食用”，[4]博得“慷慨好施”的美名。某日，他正在袁宅仰山堂读书，一个秀才前来拜访，两人一见如故，臭味相投，遂换帖结拜为兄弟。[5]此人便是徐世昌。徐世昌（１８５５—１９３９），号菊人，天津人，破落官僚家庭出身。当时穷困潦倒，正在陈州授馆课童，他和袁世凯一样，功名心很盛，只是苦无路费北上应试。后来，袁解囊赠款，使他得以启程。他于１８８２年中举，１８８６年中进士，入翰林院。此后成为袁一生的重要谋士。袁曾对人说：“菊人妙才也。”[6]　　袁世凯依靠自家的门阀，经常出入官府，与陈州知府吴重熹“约为诗酒友”。１８７９年，其姑丈张向宸（道员）办理河南省赈捐，委托他“分办陈州捐务”。由于他“集款独钜”，张就以袁保恒生前的捐款，移奖人一个“中书科中书”的虚衔。[7]同年秋天，他又参加了一次乡试，再次落第。　　狂傲自负的袁世凯，原想可以轻而易举地在科场上打通一条出路，由举人而进士，得一个“正途”出身，做上高官，光宗耀祖，万没想到两次考试都名落孙山。这使他感到通过科考做官，对于他太困难了。加上他生活放荡，邻里侧目，亲友不齿，袁家人也“众欲苦之”[8]。再者，他的财产也已挥霍大半。这一切都促使他下决心摆脱困境，另寻一条升官发财的道路。　　注释：　　①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１９１３年版，卷１，页１。　　②孙依言：《署江苏盐巡道袁保庆墓表》，见《项城县志》卷１０，页４４。　　③袁保庆：《自琐言》卷下，页１３、１６。　　④《袁氏家书》卷２，页２７。　　⑤《袁保龄致袁保中书》。　　⑥同①，页２。　　⑦同④，卷５，页８。　　⑧同④，卷５，页１１。　　⑨同①，页２。　　⑩袁克定，字云台，生于１８７８年１２月，历任工商部右参议、右丞，开滦矿务局督办兼董事长。袁世凯称帝时，曾以“皇太子”自视，四出活动。袁世凯败亡后，匿居天津。全国解放后，１９５５年死于北京。　　[1]同①，页３。　　[2]同④，卷４，页１３。　　[3]同紒紝矠。　　[4]同①，页３。　　[5]同①，页４。　　[6]陈一：《新语林》，卷１，页２。　　[7]《端敏公集》，卷首下，页２２。　　[8]张謇：《啬翁自订年谱》，１９２５年版，卷上，页２１。张相文：《南园丛稿》，１９２９年版，卷７，页４６。投靠淮系军阀　　在科场上失败以后，袁世凯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与他所受的家庭教育和社会影响有直接的关系。　　如上所述，他家以“求官发财”为门楣家训，而且祖辈父辈都有人通过“军功”取得高官厚禄。他作为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感情和观点的人，受到阶级利益和个人欲望的驱使，自然要效法先辈的榜样，把功名心从科场转移到“疆场”上。　　然而，一个人所走的道路，不完全是由家庭出身来决定的，还要接受到社会影响。从社会上看，１９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洋务运动达到高潮的时期。洋务派“求强”的思潮对袁世凯政治思想的形成，有极其深刻的影响。　　洋务运动发生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腐败的清王朝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又遭到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的沉重打击，陷入严重的困境。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感到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①再也不能原封不动地保持“天朝尊严”，如不寻求对策，反动统治难以继续下去。他们不顾封建顽固派的反对，极力主张借助洋人的“坚船利炮”，以挽救清王朝。这些主张完全符合资本主义列强扩大对中国侵略的意图。它们认识到要征服像中国这样一个疆域广阔、人民富于反抗精神和革命传统的国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有扶植那些对它们屈服了的封建统治者，培养一批效忠于自己的洋奴买办，才能更有效地镇压中国人民，建立殖民统治。　　因此，在资本主义列强的支持下，一部分当权的贵族、军阀和官僚打着“求强”、“求富”的旗号，掀起了办洋务的热潮。而且，逐渐形成为以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及张之洞为首的几个洋务集团。其中以李鸿章集团的势力最大，影响深远，与袁世凯及其家族的关系也最为密切。　　李鸿章（１８２３—１９０１），字少荃，安徽合肥人。他是曾国藩的门生、幕僚。１８６１年，他奉命收编安徽地主团练，仿照湘军营制，组成淮军。次年，他率领淮军六千人到上海，大量购买洋枪洋炮，装备淮军，雇用外国军官任教习。此后，他联合上海的买办势力开办江南制造局和金陵机器局等大兵工厂，制造屠杀人民的军火。他依靠这支使用洋枪洋炮的淮军，伙同曾国藩的湘军，绞杀了太平天国革命。接着他又把捻军镇压下去。由此被封建统治阶级吹捧为“中兴名将”。在血洗农民革命军的过程中，淮军扩充到七万余人。由于他手中有强大的武力，清政府不能不依靠他来进行统治。１８７０年，他接替曾国藩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了保持北洋地盘，巩固和扩大淮系军阀集团的力量，他创办了轮船招商局（１８７２）、开平矿务局（１８７８）、天津电报总局（１８８０）、上海机器织布局（１８８２）和天津铁路局（１８８７）等一大批企业。同时，还修筑大沽、旅顺、威海卫等处军港炮台，成立北洋舰队（１８８１）。又派淮军军官分赴德、英、法各国学习陆海军，设立天津水师学堂（１８８１）和北洋武备学堂（１８８５），大力培养洋务军事、交涉“人才”。　　李鸿章盘踞北洋，掌握清政府的军事、内政大权，包办外交，对外守定妥协投降的方针，比其他官僚更能得列强的信任。到８０年代，他已经成为清政府中最有实力的人物。以他为首的洋务集团，是一个由军阀、官僚、买办组成的庞大混合体。当时，凡想要做官，或已经做官而想升官的人，大都要走李的门路。　　袁世凯的家族与李鸿章及其集团的关系由来已久。道光末年，袁甲三、曾国藩、李鸿章都在北京作官，就“相厉以道谊”。②１８５３年，袁甲三和李鸿章一起随吕贤基到安徽督办地主团练，一在淮北，一在淮南。后来，李转入曾的幕府，他们之间仍有书信往还。曾、李镇压太平天国后，李鸿章率领淮军北上镇压捻军。当时，袁甲三已死，其部众便大都为李所吞并，成为淮军的一部分。袁保恒一度在李手下带兵，袁保庆在山东时，也曾给淮军采购粮食。袁保龄在北京作官，本来师事顽固派倭仁，后来受洋务思潮的影响，拟了不少关于“求强”的条陈，主张“集天下纯儒志士”“共励洋务”。③李鸿章认为他“谙习戎机，博通经济”，④于１８８１年秋奏调他到天津，以二品道员委办“旅顺海防营务”；直到他于１８８９年病死，一直受李鸿章的器重。因此，李鸿章及其亲信幕僚和高级将领，如刘铭传、周馥、丁汝昌、吴长庆、宋庆等，都是袁世凯的父执。刘铭传、吴长庆等还与青少年时代的袁世凯见过面。　　袁世凯在北京读书时，李鸿章正在直隶总督任上。对李的显赫地位，不胜钦羡。在洋务派“练兵求强”思想的影响下，他“好读兵书”，“留心时事”，常作军事论说，侈谈练兵“安内攘外”。⑤袁保龄对他的议论，颇为赞赏，曾情不自禁地表示，袁家“嗣武有人，亦可略慰”。⑥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袁世凯在科场上谋求荣华富贵的希望破灭以后，遂把诗文付之一炬，决心攀附李鸿章淮军集团。他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⑦当时，李鸿章的幕府中大都是举人或进士出身。袁世凯仅是一个无名的拔贡生（秀才），地位低微，对他说来，显赫的李氏是可望而不可攀的。因此，他没有直接投奔李，而于１８８１年５月，带领“其家旧部数十人”往山东登州，投靠淮军统领吴长庆。　　吴长庆（１８２９—１８８４），字筱轩，安徽庐江人，１８８０年冬率领淮军六营由浦口移驻登州，督办山东海防，极受李鸿章的信任。其父吴廷襄是庐江地主团练武装的头子，咸丰年间太平军包围庐江，吴廷襄派吴长庆到宿州，向袁甲三求救。袁甲三举棋不定，征求子侄意见。袁保庆以“绅士力薄，孤城垂危”，主张援救；袁保恒则认为“地当强敌，兵不能分”，两人争持不下，拖延多日，以致庐江被太平军攻占，吴廷襄被杀。此后，吴长庆与袁保恒绝交，而与袁保庆“订兄弟之好”。⑧袁保庆在南京时，吴长庆带兵驻扎浦口，两人过从甚密。袁保庆死时，吴长庆渡江视敛，“扶棺痛哭”，帮助料理丧事。⑨因此，当袁世凯来到登州时，吴长庆不仅“肫然相信”，⑩乐意收留，备加照抚，而且随后又加以提拔重用。　　武夫出身的吴长庆“好以文雅缘饰”，[1]以敬礼士大夫而扬名海内。他的幕僚张謇、朱铭盘、[2]周家禄等，[3]都是一时名士。他对张謇尤其倚重。张謇（１８５３—１９２６），字季直，江苏南通人，文学颇有根底，素有“才子”之称，１８７６年入吴幕后，得参与机密，军中重要函牍，多出其手笔。吴长庆命其子吴保初随张受业。袁世凯到营后，也拜张为师，学习诗文。据张回忆：“謇曾命题，课以八股，则文字芜秽，不能成篇，謇既无从删改，而世凯亦颇以为苦。”但“偶令其办理寻常事务，井井有条，似颇干练。”[4]　　袁世凯善于奔走钻营，在吴长庆及其幕僚面前，总是“谦抑自下”，极表恭顺。又时常伪装忧国忧时，“作激昂慷慨之谈”。[5]很快取得吴长庆等人的好感，被称为“有造之士”。[6]不久就被提拔为庆军营务处帮办，踏上了仕途的第一步。　　１８８２年６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清廷派吴长庆率兵赴朝镇压，袁世凯随军前往。从此开始了在朝鲜的政治生涯。　　注释：　　①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２４，页１２。　　②袁甲三：《端敏公集》卷首下，页２７。　　③袁保龄：《阁学公集》卷首，页２２。　　④同③，页１６。　　⑤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１９１３年版，卷１，页２。　　⑥《袁氏家书》，卷５，页１１。　　⑦同⑤，卷１，页４。　　⑧张謇：《啬翁自订年谱》，１９２５年版，卷上，页２１。　　⑨同⑥。　　⑩张謇：《张季子九录·文录》，卷１１。　　[1]张佩纶：《涧于集》，１９１８年版，卷３，页４５。　　[2]朱铭盘，字，号曼君，江苏泰兴人，光绪八年中举，以善骈俪名于时，著有《桂之华轩诗文集》。　　[3]周家禄（１８４６—１９１０），字彦升，江苏海门人，自号奥老人，袁世凯为直隶总督时曾入袁幕，著有《恺寿堂集》三十卷。　　[4]刘厚生：《张謇传》，１９５８年版，页６—７。　　[5]同⑩。　　[6]同⑩。扑灭“壬午兵变”崭露头角　　１９世纪最后三十年，日本等资本主义列强相继侵入朝鲜，加深了朝鲜社会的危机。粮食匮乏，物价上涨，广大人民进一步贫困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日益高涨。统治阶级内部也展开了激烈的政争。　　１８６４年，朝鲜国王李死后，十二岁的李熙以支系入承大统，其父大院君李应摄政。②大院君对外实行“闭关自守”政策，对内极力提高王权，企图挽救没落的君主制度。至１８７３年，李熙亲政，大院君去位，政府大权遂转入王妃闵氏及其亲信手中。但大院君不甘寂寞，仍思揽权，闵妃集团废止大院君所创的“亲军营”，另聘日本教官练“别技军”，试图借助日本的力量，摧毁政敌的实力。由于改革军制，很多被裁士兵无以为生。留在军营的士兵，也因久不发放粮饷而怨声载道。这种情况到１８８２年更加严重。这一年的７月，政府迫不得已下令发放一个月的粮饷，但粮米里掺进砂石糠，不堪食用。愤怒的士兵群集仓库，杀死营私舞弊的库吏。宣惠厅堂上闵谦镐下令镇压。③士兵怒火燃胸，聚众起义，攻破武器库。枉寻里、利泰院等处的贫民纷纷响应。起义者焚毁权贵宅第，包围王宫，杀死闵谦镐。闵妃扮成宫女逃出王宫。起义群众又袭击日本使馆，处决了日本教官堀本礼造等。已经失势的大院君集团，乘机煽动，利用人民对闵妃集团的不满和痛恨日本侵略者的情绪，重握政权。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急于向外扩张，推行“大陆政策”，妄图征服朝鲜，进攻中国，称霸东亚。从１８７６年逼迫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江华条约》起，大肆伸张在朝鲜的政治经济势力。日本政府得到朝鲜兵变的消息，立即决定派兵侵朝，以武力为后盾，勒索更多的权益。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探知日本出兵的消息，即电告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树声（此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因母丧回安徽原籍守制）。朝鲜官员金允植和鱼允中正在天津，也向清政府呼吁派兵，镇压兵变。张树声即奏请清廷派丁汝昌率领北洋海军三舰，吴长庆率领清军六营赴朝鲜。　　朝鲜与中国山水相连，自古唇齿相依，朝鲜局势的变化，对中国有直接的影响。清政府和朝鲜政府又有封建“宗藩关系”。④日本的侵略野心，自然引起清政府的不安。但是清政府腐败无能，派兵赴朝，不是为支持朝鲜人民与侵略者进行斗争，而是为了帮助朝鲜统治者镇压起义，“掩执逆首”，⑤以阻日本“借事居功问罪，得肆要挟之谋”。⑥这个反动方针，是清政府在国内实行的对内镇压对外妥协投降政策的翻版。　　吴长庆仓猝出发，军务非常繁忙，一切筹划都靠张謇，而张的得力助手则是年轻的袁世凯。袁认为这是他出人头地的大好时机，极力表现自己。他的职务是“前敌营务处”，主要负责军需供应和勘定行军的路线，但当他从登州出发时，就对朝鲜官员金允植大放厥辞，说他只带数百人就直捣汉城，捕捉大院君。⑦清军抵达朝鲜马山浦后，吴长庆指令某营为先锋队，立即登陆。某营官表示士兵不习航海，多数晕船，请求稍缓。吴大怒，下令将该营官撤职，派袁代理。袁奉命后，马上部署登陆，两小时内完全就绪。吴当众大加夸奖。　　当时，清军有“散入村家作弊”者，袁世凯认为“上国天兵”，在“属邦”掳掠，“玷辱国体”，⑧即自告奋勇担当整顿军纪的任务。吴长庆授他全权，并给令箭。据张謇回忆：当他和吴进驻行馆后，袁来报告说：“现在有事须禀明大帅”。吴说：“好好，你说吧。”袁说：所带军队之中有抢掠朝鲜村庄鱼肉鸡鸭蔬菜之事。袁尚未说完，吴即厉声说：“你为什么不严办？”袁忙答：“我当时已请出令箭正法七人，现有七个首级在此呈验。”吴连声说：“好孩子，好孩子，你真不愧为将门之子。”当时军中有人对袁杀人媚上不满，作诗讽刺他说：“本是中州假秀才，中书借得不须猜，今朝大展经纶手，杀得人头七个来”。⑨　　在马山浦，吴长庆、丁汝昌、马建忠等开会商议，决定接受金允植的建议，诱捕大院君，“使国王复其政权”。⑩８月２５日清军进驻汉城南门外南檀一带。翌日，吴、马、丁拜访大院君，“以好言诱之”。[1]大院君果然中计，答允回拜。吴返营后，即令袁世凯等作应急的准备。次日，大院君到清军驻地答拜，吴、马先诱其入帐笔谈，袁则以计阻止大院君的护从卫队，让吴、马从容指挥，强迫大院君入舆，由丁率队星夜护送到马山浦，押送军舰，解往天津（以后又软禁在保定）。　　随后，吴长庆应朝鲜国王请求，指挥清军各营围攻利泰院和枉寻里两村的贫民和士兵。袁世凯率领清军，“乱放洋枪”，[2]杀死数十人。起义者英勇抵抗，但寡不敌众，终归失败。　　９月１２日，朝鲜国王迎接闵妃回宫，袁世凯抢先前往道贺。闵妃集团重掌政权，对清政府出兵“平敌”，大为感激，与驻朝清军的关系也极密切。　　袁世凯原本默默无闻，在镇压兵变中却大显身手，不但深受吴长庆的信任，也为朝鲜国王所看重。国王于９月中旬设宴招待吴长庆和张謇，袁也在被邀之列，而且备受礼遇。[3]９月底，国王又单独接见袁，由鱼允中陪同。[4]他们谈话的内容虽不得而知，但可想见袁在当时的地位。１０月中，清政府奖赏镇压兵变“有功”人员。袁以“治军严肃，剿抚应机”，得“以同知分发省分，前先补用，并赏戴花翎”。　　注释：　　①１８８２年按干支是壬午年，所以称“壬午兵变”。　　②朝鲜国王凡是以旁支入继王位的，其生父即被称为大院君，起初这只是死后的谥号，后来渐渐成为在世的称谓。　　③宣惠厅掌管仓米出纳等事。朝鲜官阶凡正三品以上者称堂上，从三品以下则称堂下。　　④清代，朝鲜统治者向中国皇帝“称臣纳贡”，奉正朔，受册封。中国皇帝视朝鲜为“藩属”，有维持受册封的王统地位的义务，形成所谓“宗藩关系”。这种关系是宗法封建制度在中国与朝鲜间相互关系的反映。　　⑤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卷６，页４。　　⑥张树声：《张靖达公奏议》卷６，页９—１０。　　⑦鱼允中：《阴睛史》下，页１８９—１９０。　　⑧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１９１３年版，卷１，页５。　　⑨刘厚生：《张謇传》，上海龙门联合书店１９５８年版，页９。　　⑩《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３，页４５。　　[1]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３０年版，页３７—３８。　　[2]周家禄：《恺寿堂集》，朝鲜乐府卷１３，军府篇。　　[3]张謇：《啬翁自订年谱》，１９２５年版，卷上，页２３。　　[4]鱼允中：《从政年表》。编练“新建亲军营”　　镇压“兵变”以后，朝鲜国王鉴于“禁兵之不可用”，①试图改练新军，以巩固其统治。１８８２年１０月派陈奏使赵宁夏来到中国，向清政府致谢，并商量善后事宜，其中有要求清政府派人练兵一事。这时，清政府的官僚也多主张采取积极政策，维护两国之间的“宗藩关系”。翰林院侍读张佩纶于９月间奏陈“朝鲜善后六策”，其中“预兵权”一条，主张“选派教习，代购洋枪，为之简练诸军”。②李鸿章对这些意见大体表示赞同，并命令吴长庆筹划。１１月３日，吴委派袁世凯、朱先民、何增珠等办理编练朝鲜新军。③　　袁世凯接到命令前，曾向朝鲜官员屡次吹嘘中国洋务派练兵求强的“成绩”，并主张由中国驻军训练朝鲜军队，先练五百，最后递增到四千。接到命令以后，即和朝鲜国王派遣协助练兵的金允植一起，着手准备。在三军府成立督练公所，“草创章制，编选壮丁”，④由袁“看貌而取”，共选壮丁一千人，编为“新建亲军”，分为左右两营。所用武器装备，铜开花炮十尊、来福枪一千杆及弹药等，都由清政府赠给。左营驻三军府，由袁督同副将王得功教练；右营先驻东营，后移至南别宫，由提督朱先民会同总兵何增珠教练。两营完全采用淮军操法。　　在袁世凯的组织和推动下，新军训练进行得很迅速，到１２月初，朝鲜国王于春塘台检阅左营时，发现该营“步法颇正，放枪亦熟”，因而称赞袁“教练之有法”。⑤并决定于江华沁营旧军中选调五百名士兵，编为“镇抚营”，拨归袁训练。月底，袁偕同金允植赴江华阅兵，并计划开采江华岛矿藏，“以助军饷”。⑥次年１月，镇抚营成立，编制一如亲军营，由袁“指授一切教练事宜”。⑦　　朝鲜旧军和中国的绿营一样，均使用旧式刀枪，军官中饱，“饷不如额”。⑧经袁世凯等训练的新军，换上新式枪炮，表面上“技艺娴熟，步伐整齐”；⑨但是，这支所谓新军，“一切从湘淮军制”，⑩左右两营又“多贵戚豪奴及王京无籍少年”，“将领复恣渔侵”，[1]腐败现象，依然如故。练兵的目的虽然说是为帮助朝鲜“求强”，抵抗日本，实际上只是为朝鲜封建贵族增加了一个镇压人民的工具。它的反动作用在１８９３—１８９４年镇压东学道起义中充分表现出来。　　注释：　　①周家禄：《恺寿堂集》，卷１０，页１４。　　②张佩纶：《涧于集》奏议，卷２，页６３。　　③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４５，页２０。　　④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１９１３年版，卷１，页７。　　⑤金允植：《云养集》卷１２，页２９—３０，页４４—４５。　　⑥同⑤。　　⑦同⑤卷９，页１３。　　⑧同①。　　⑨同④。　　⑩同①。　　[1]周家禄：《朝鲜载记备编》，页９，见《朝鲜三种》。镇压“开化”派　　“壬午兵变”以后，朝鲜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明显地分化为保守与“开化”两大派。保守派以闵泳翊、金允植、闵泳穆、赵宁夏等为首，掌握朝鲜政府实权，主张维持旧秩序和清政府的传统关系，因循苟安，泥古不化。他们得到吴长庆、袁世凯的支持。开化派以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为首，针对朝鲜落后的情况，要求自上而下地变革，使朝鲜“独立”、“开化”。然而他们大都对日本的侵略野心没有认识，企图依靠日本推翻保守派的统治。两派明争暗斗，矛盾重重。　　由于中法战争爆发，李鸿章为巩固北洋防务，于１８８４年４月命令吴长庆从朝鲜撤回三营清军，驻扎辽东半岛金州，其余三营仍留驻汉城，由记名提督吴兆有、张光前统带。袁世凯得李鸿章奏荐，被任命为“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①一跃而为驻朝清军的重要人物。　　清军撤离汉城，再加上中法战争中中国败讯频传，特别是福州海战的惨败，给了朝鲜宫廷以极大的震动。开化派认为有机可乘，遂积极密谋发动政变，夺取政权。自这年１０月起，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等人，不断与日本驻朝使馆接触，企图取得日本的实力支援。　　日本以“壬午兵变”为借口，于１８８２年８月胁迫朝鲜订立了《仁川条约》，不仅加强了对朝鲜的经济控制，也扩大了政治、军事影响，尤其是规定使馆驻兵一条，大大便利了日本的侵略活动。日本驻朝鲜公使竹添进一郎，是一个狂热的侵朝分子，他打着“支持改革运动”的幌子，多次接见金、朴等人，进行蛊惑宣传，并为之出谋划策，制定了具体的政变计划。他还答应筹措经费，出动使馆驻军，以实力相支持。　　经过一番秘密准备，开化派决定１８８４年１２月４日庆祝邮政局新厦落成举行宴会时，发动政变。当天，邮局总办洪英植邀请政府显贵官员、外国使节以及中国驻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赴宴。日本公使竹添托病未到，在使馆等待起事的信号。当宴会进行时，按照预谋，开化派在邮局附近纵火，并趁机刺伤保守派官吏闵泳翊，与会众人闻兵作乱，逼迫国王招竹添率兵进宫保卫。竹添得讯，立即率日兵一百余人入宫布防。当晚，金、朴等又矫诏召保守派大臣闵台镐、尹泰骏、赵宁夏等六人入宫，将他们都处死。　　１２月６日，开化派组成新政府，公布“新政纲”：“废止朝贡虚礼”；“废除门阀，确立人民平等之权，以人择官，勿以官择人”；“改革全国地租法，杜吏奸而纾民困，兼裕国用”；“革罢内侍府”，等等。②开化派的“新政纲”，企图限制国王和宫廷的权力，其锋芒主要指向以闵妃为首的保守派势力，自然遭到保守派的激烈抵抗。　　袁世凯一向支持保守派，排斥开化派。政变的消息使他颇为激动，他感慨万分地说：诸大臣“一时俱杀，羽翼孤矣！”③并极力主张用武力支持保守派复辟。他一面会同吴兆有上报李鸿章，要求“派兵轮东来”；④一面随机应变，发号施令，准备举兵。当时，保守派金允植、南廷哲（户曹参判）、沈舜泽（右议政）等又恳切要求清军援助。袁乃自行决定派兵入宫，“保护国王”。他先照会竹添，说明入宫理由。竹添置之不理。袁等即率清军一千余人闯入王宫。日军开枪射击，双方战事遂起。曾侈谈“援助改革”的竹添，知寡不敌众，便违背诺言，对开化派头目说，他“必须从宫廷撤退本国的军队”，⑤随即率领日兵，自焚使馆，狼狈逃回日本。洪英植、朴泳孝挟持国王逃往关帝庙避难，被清军捕获。袁护送国王回宫，保守派重新掌权，恢复旧秩序。许多与这次政变有关的人或被杀，或被投入监狱，只有金玉均等少数人亡命日本而幸免。　　袁世凯亲率清军一营驻守王宫，以“监国大臣”自视。１２月１５日，他直接给李鸿章写了一篇长达数千言的报告，洋洋得意地大谈镇压政变的细节，吹嘘自己的“功劳”，并献计说：“莫如趁此民心尚知感服中朝，即派大员，设立监国，统率重兵，内治外交，均代为理，则此机不可失也。”⑥这是妄图吞灭朝鲜的一派呓语，赤裸裸地暴露了袁世凯的野心。　　李鸿章接到袁世凯的报告，又惊又喜。喜的是袁能随机应变，在军事上外交上作周密部署，迅速摧毁了开化派，恢复守旧派政权，巩固了清政府的“宗主国”地位；但又担心得罪日本，问题严重，不易处理。当时，竹添回国以后，诬指袁世凯无故攻击日军，伤害日商，烧毁日使馆，大肆鼓动惩袁反华。日本扩张主义者借机示威游行，高呼“膺惩清国”。日本政府中“主战”“主和”两派争论激烈。⑦清政府中也有人指责袁“擅启边衅”，对他不表信任。⑧李鸿章为了应付日本，一面电告袁“勿遽与倭人开衅”；⑨一面奏派吴大澄、续昌前往朝鲜查办。１８８５年１月１日吴等抵达汉城，命令袁率队回营，不得妄动，听候查办。　　袁世凯镇压开化派，本想邀功请赏，没想到得罪日本，反招致各方面的指责，成为“众矢之的”，不仅升官成了泡影，连现在的位子都有倾覆的危险。在不如意的环境中，他最感气恼的是吃吴兆有一“大亏”。⑩吴长庆离开朝鲜以前，他已蔑视这个提拔他的恩人，而通过其堂叔袁保龄，迳自攀援李鸿章，“扶北洋之虚声以笼罩一切”。吴长庆离开朝鲜后，他更加“妄自尊大”，“陵蔑一切”，“一切更革，露才扬己”，颇令吴长庆难堪。[1]以致张謇写信痛斥了他一顿。至于吴兆有、张光前辈自然更不在其眼中。他极力排挤吴、张二人，企图把庆军全部压到自己手中。此次举兵，几乎由他一人主动，吴兆有等虽也联衔参与其事，不过挂名而已。现在惹来“查办”的麻烦，自然将所有责任都加在他身上，并乘机揭发他豢养官妓、贩卖烟土、贪污挪用军饷等等劣迹。李鸿章乃命令吴兆有，责令袁“照数认赔”。[2]　　在“内外夹攻”的处境中，袁世凯施展以屈求伸的策略，托故母病，请假获准，于１月３１日离开朝鲜回国。此后便到陈州“隐居”。[3]袁保龄对他摆脱困境，极为赞赏，说“凯侄脱身回里，觉此子狡狯，亦复胜其痴叔矣！”[4]　　１８８５年２月，日本派伊藤博文来天津，和李鸿章谈判“中日冲突”问题。伊藤提出中日从朝鲜撤兵和惩办袁世凯等无理要求。经过多次会议，双方达成协议，规定中日军队四个月内同时自朝鲜撤退，将来如再出兵，彼此先行知照。李鸿章为保留清政府往朝鲜的派兵权，不惜也给了日本同样的权利，等于把朝鲜置于两国的共同保护之下，这就成为甲午战争的伏机。关于惩办袁等，李鸿章始终不肯接受，最后依据李的折衷办法，以其私人名义“行文戒饬”袁世凯了事。[5]至此，袁世凯所谓“擅启边衅”的责任由李鸿章完全推卸。一场变幻险恶的风浪总算躲过去了。袁保龄函告袁世凯说：“伊藤此次极力欲撼汝，尚赖合肥相国持正，颇费唇舌，此节自是可感。”[6]同时又致书李鸿章的亲信幕僚章晴笙说：“凯侄得我帅力持正论以覆庇之，感切心骨。”[7]　　李鸿章的“行文戒饬”仅是官样文章，所以不到半年，袁世凯又被起用，而且身价更高了。　　注释：　　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４９，页３４。　　②朝鲜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朝鲜通史》１９７５年版，下卷，页７５。　　③《朝鲜档》，李鸿章致总署函，光绪十年十月二十六日。转引自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页５７。　　④袁保龄：《阁学公集》书札卷３，页４１—５３；卷６，页４８。　　⑤李清源：《朝鲜近代史》，三联书店１９５５年版，页６３。　　⑥《清季外交史料》卷５０，页３１—３３。　　⑦《伊藤博文传》中卷，页３９５、４００。　　⑧《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５，页１８。　　⑨同⑧，卷５，页２５。　　⑩《袁氏家书》卷６，页１３。　　[1]张謇：《张季子九录》文录，卷１１，页１—５。《啬翁自订年谱》，卷上，页２５。　　[2]《袁氏家书》卷７，页１３。　　[3]同④，卷３，页３３、３９。　　[4]同④，卷３，页５７。　　[5]同⑧，卷７，页２２—３５。　　[6]同⑩，卷６，页１３。　　[7]同④，卷４。总理交涉通商大臣　　清政府对朝鲜的政策，大都由李鸿章所制定。自从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以后，李一直劝导朝鲜政府在外交上采取“以夷制夷”的方针，即与英、美等西方列强“通商”，“借以牵制日本”，“杜俄人之窥伺”。①结果，随着与西方列强“通商”而来的，是各国侵略势力的深入，而受害者总是朝鲜和中国。“牵制”政策反映了腐败的清政府在维持中朝“宗藩关系”的前提下，偷安一时的主观企图。在列强的侵略面前，这一政策的破产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