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群平时与宪兵队矛盾较深，特别是李自兼江苏省长后对冈村更为傲慢不恭，又经熊剑东从中挑拨，冈村便决心把李干掉。熊向冈村建议，用请客下毒的办法除李，于是，1943年9月6日晚，日寇上海宪兵队特高科长冈村以调解李士群与伪税警团副总团长熊剑东的矛盾为由，由冈村出面，在百老汇大厦请客。李对日寇要对他开刀，已有所风闻，也处处戒备。可是见面后，冈村和熊剑东摆出一副真诚相见、尽释前嫌的姿态，李士群的警惕性也很快松弛下来。原来商定连冈村的香烟也不吸的李士群，不仅互相递送香烟，而且开始喝起汽水和酒来。事前，周佛海花了很多钱，买通了日本的一个侍女，让侍女放一种毒药在莱里。这种毒药是用河豚的仔晒干，磨成粉末。它有个特点，吃了之后不会马上死，因为立即死掉后凶手一定会被发现。这样把李士群请到百老汇大厦，事先又告诉侍女，谁坐在什么地方，并把李士群的照片给侍女看，要她把有毒药的菜，送到李士群面前。 李士群一向都很警惕，到任何地方即不喝茶，也不吃饭，说完就走。但那天是应日本人之邀，他不敢不吃。因此，他勉强吃了一点冷菜。回去之后虽想尽一切办法把东西呕吐出来，但已来不及了。36小时后，李周身出汗，连续高烧，瞳孔放大，关节失灵，不几天，李士群就在苏州死了。李死之后，周佛海很高兴，但是周并不就此罢休，还乘机散布谣言说，是因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和医生褚麟荪乱搞男女关系，而把李干掉的。用这种谣言，把事情弄得真伪不分。事实上，钱是周拿出来的，具体办法是他们商量决定的。 李士群之死，汪精卫明知其中有名堂，甚有兔死狐悲之感，却不敢追究。而且向汪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柴山中将表示：“传闻汪精卫与侵华日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在一起。 日本宪兵队冈村与李士群之死有关，这是外界的谣言，我们没有必要去理会它。“汪对自己的亲信所能做到的，只是拨款五万元为其治丧而已。 汪对日本主子的强行霸道、无恶不作，总是忍气吞声，摇尾乞怜。 有一次，有人受到日本人的欺凌后向汪精卫叹苦经、发牢骚，汪却满不在乎，厚颜无耻地说：“小不忍乱大谋。我们国家太没有力量，国人太不争气，事事都不如别人。抗战前，我们名义上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不是一样受日本人和英、美、法等国人的气？特别是日本人的气我们受得最多，你总不会忘记。何况今天我们希望他们帮助我们，并且是依赖他们，哪还能不受点气？” 那个人听了这番话，感到无言可对。汪却继续说：“过去受许多强国的气，今天只受一个国的气。蒋介石搞了那么些年，弄得损兵折将，焦头烂额，结果是内外不讨好。共产党一天天壮大，英、美还是给他气受，他过的日子不会比我们好。今天我们能把日本人拉下水来帮助我们反共，这又有什么不合算呢？” 汪精卫的这样一笔账算得很有“头脑”，在他看来，给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当奴才比受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气要“合算”；而为了反共受点气，又总比被抛弃要“合算”。这样洋奴哲学可算够新鲜了。 但是，汪精卫和他的亲信们在私下里，一种担心被主子踢开的悲哀，还是油然而生。周佛海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日夕彷徨，忧心如捣”，“这台戏真不知如何唱下去”，“事已至此，不能中止”，“前途困难虽多，却不能不干，只有不顾一切干下去”。 被日寇紧紧绑在战车上的汪精卫，在六十岁生日时做了一首诗，也反映了这种悲观落魄的思想情绪：六十年无一事成，不须悲慨不须惊；尚存一息人间世，种种还如今日生。 表明他只要“尚存一息”，就要卖国到底，看来他要孤注一掷了。 20“无耻之徒”骂大汉奸 吴稚晖与汪精卫从至交、好友到死敌/“你们这班贼男女，狗男女，竟为了区区短命富贵，昧着天良，替敌人骗同胞，真狗彘不食的怪物”/从极香到极臭有“无耻之徒”雅号的吴稚晖，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以不做官、不要钱标榜“清高”。但实际上他是既要官当，又受贿赂。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他出任中央监察委员。孙中山逝世后，吴稚晖同邹鲁、谢持等国民党右派一起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开会，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但会后，又写信给汪精卫说：“此间情形复杂，凡非本人亲笔签名，概不负责。”以后右派得势，他就自称是西山会议派；失势，他就加以否认。其德行就略见一斑了。北伐战争期间，他在国民党内部兼几个委员会的委员，有人问他：“你不是不做官的吗？”他却恬不知耻地说：“做委员不算做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在蒋介石总司令部做政治部主任，有人问：“政治部主任不是委员了，算什么呢？”他却说：“我当政治部主任主要是和邓演达对垒，事情我并不做。”这就是他不做官的真相。 1929年缪斌获得宋美龄的青睐，拉他做江苏民政厅长，吴稚晖不知内情，以缪斌年少任性、行为不检，不应主持一省地方行政，出面反对。缪斌眼看民政厅长有告吹危险，赶紧在吴稚晖挂大衣的地方摸了一下，据说是放了八万元的支票。此说虽无可考证，但下一次会上，吴就不反对了。缪斌走马上任，卖官鬻爵，收入和宋美龄四六分成。抗日战争爆发，缪斌荣任日寇卵翼下的“新民会会长”，汉奸的资格比汪精卫还老。因此有人为吴稚晖“不做官、不要钱”的口号下一注解，叫做“有做官———嫌小；不要钱———嫌少！” 吴稚晖牙齿都早已脱落，这也是人们称他“无耻之徒”的一个原因吧。蒋介石每有重大举动，吴稚晖总是不惜苍髯皓首，鞍前马后，摇唇鼓舌，大造舆论。1930年3月，中原大战一触即发，冯玉祥回到潼关召开军事会议，做反蒋的军事部署。3月31日，西北军由鹿钟麟领衔，发表拥护阎锡山反蒋通电。此时蒋记中央对冯玉祥的行踪有种种猜测。吴稚晖曾给冯玉祥去一电报，对冯进行讽刺、笑骂，借以探明冯的行踪。电文称冯玉祥甘心充当阎锡山的傀儡，成全了阎锡山这一“十九年之不倒翁”。挖苦冯虽然“须臾逃死”，“以返秦中”，但是也“虚悬爱民之志，徒老垂白之头，干戈中心不能有所解决也。”冯玉祥反唇相讥，用诸葛亮骂王朗的笔调，回吴电称：“顷奉先生之电，迥环读之，不觉哑然失笑。假如玉祥不自度量，复先生一电，文曰：革命六十年的老少年吴稚晖先生，不言党了，又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问民间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见先总理于地下乎？ 等语，岂不太不好看乎？请先生谅之。“冯此电通告全国。这些词句虽是仿诸葛亮骂王朗的，但王朗一骂无地自容竟气绝而死，但吴稚晖”修养“极佳，却还我行我素，老着脸皮当蒋介石的奴才，真不愧为”无耻之徒“。 吴稚晖和汪精卫的关系渊源很深，他们同是同盟会老会员，而且交情甚笃，非常投机。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胜利果实。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组织“进德会”，自鸣高洁，退出政坛，主张“六不主义”、“八不主义”，标榜“不吸烟”、“不纳妾”、“不当议员”等等。后汪精卫、吴稚晖一起赴巴黎留学，关系密切，无话不谈。有一次，吴稚晖手捧一顶军帽，严肃地献给汪精卫，说：“你戴上吧！今后要革命，要救国，要实现主张，要贯彻主义，一定要依靠武力，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军事家，来领导同志。你如能挺身以当大任，我第一个就愿意向你磕头。”汪表示他对军事不感兴趣，以他的才智，不可能成为军事家。汪的一席话使吴稚晖异常失望。这可能是汪、吴后来绝交，吴稚晖投靠蒋介石这个掌握军权的靠山的原因吧！ 汪、吴两家交谊甚厚，陈璧君对吴稚晖尤具好感。直奉战争前夕，吴在北京创办一所“海外预备学校”，陈璧君以吴的学识和两家的交谊，毅然遣其男女娇子远离膝下，专程北去，就学吴门，同行的还有由汪氏夫妇照料的至戚朱执信的两女。 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汪精卫与蒋介石初次交恶，汪一怒出国赴法。次年4月回国，蒋让吴稚晖等同汪会谈，目的是拉汪分共。汪却与陈独秀发表了《汪陈联合宣言》，吴稚晖大骂汪精卫。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宁、汉分 立，汪精卫和吴稚晖一度成为政敌。于是，彼此公开以文字对骂，不堪入目。后汪当上了行政院长，汪、吴又握手言和，吴又成了汪家的座上客。抗战初期的一天，汪在重庆上清寺官邸宴客，赴宴的都是国民党中枢要人。酒至半酣，大家不免谈论当前时局，人人为累卵之危，情绪冲动不佳。突然，座中被视为政坛泰斗、国民党元老的吴稚晖，走到汪的座前跪下，无限悲戚、感慨地对汪说：“救救中国吧！悬崖勒马，能救中国的也只有你了。怎样去结束这不利的战事，你有你对党国的责任，不应为了一己求自全自保之私，再这样袖手旁观下去！”汪被吴的突然举动，弄得不知所措，只好离座对跪，彼此握手欷。合座所观，甚感悲哀。当时，汪的幼女看到这戏剧般的场面，以为是酒后余兴，大笑观看，感到非常滑稽有趣。事后，陈璧君也认为有失体面，责备汪说：“满堂宾客，相对长跪，像是在做戏，还成个什么体统。” 汪只好忍气吞声地叹气。 汪精卫投敌后，吴稚晖写文章，做讲演大骂汪精卫，他可能感到，他不知耻是做了蒋介石的走狗，汪精卫却大大超过了他，成为日本人的奴才。愤恨之极，集他几十年所学的国语，都用在汪精卫身上。 他说汪精卫“从极左到极右，从极高到极低，从极香到极臭”，似幽灵般，似蛇蝎般，为了个人的功名富贵，将国家的前途当做儿戏，当做魔术。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怆然而涕下的”，实不知有几人。国家出了那么一个政治人物，真是不幸，“庆父不去，鲁难未已”。这段话语虽杂乱，确也切实而沉痛，看来是只有汪精卫的知己，才能总结出来。 吴稚晖写的文章中，有这样一篇，题为《卖国贼是世上最丑恶的毒物》，副题为《汪精卫怪夫妇因学三等娼妓而甘为之》，内有：“汪贼夫妇的投降卖国的丑事，拿议和名目来遮羞，还替少数无耻之徒来遮羞，希望收罗小卖国贼。于是大小卖国贼，想弄点波浪出来，替他们的晚爷来剿灭自己的祖宗。大者骗到一字并肩王，小者骗到老头票，想享短命的富贵。哈哈，我问汪贼夫妇，你这和字从哪里听到的。不是由你大晚爷近卫口里出来的吗，还由你小晚爷安藤口里复述的吗？果然如此，那么是你小鬼爷爷来求和。什么议和呢？你们不是发昏吗？堂堂大英国的武官，还在那里受虐待，堂堂大美国的太太，还在那里吃耳光，你们的小鬼爷爷，正天不怕，地不怕，好像一双螳螂，掮起小手刀，要消灭世界，什么反向我们来求和呢？不是三岁小孩，都要听了笑到牙齿脱落，狂喊这是骗上当，这是骗上当，不是白痴，不会上当的。你们这班贼男女，狗男女，竟为了区区短命富贵，昧着天良，替敌人骗同胞，真狗彘不食的怪物。什么和议，直是放狗屁，狗放屁，放屁狗。秦桧易名缪丑，精卫是填海的小鸟，如何给你这小白脸来污辱。我今仅且送你一个易名大典名曰汪精怪，省得污辱无辜的精卫小鸟，亦便于大家在汪贼汪逆之外，称个汪精怪，知道是你。至于你千秋的大名，或曰顽钝，或曰缪丑，自有将来铸铁像时再为你易名。”“说到这里，朋友又来给我汪贼8月9日在广州播音演讲，要我批评。我来批评卖国贼的狗放屁，我已经不大高兴。但也不免苦眼睛不看，看他一看。岂知一看的好处，却发现了汪贼夫妇，做卖国贼的前身。原来他们是先学三等娼妓，拿三等娼妓的工夫，来做卖国伎俩的。”吴稚晖骂得痛快，却不堪入耳。人们形容不好骂出口的话时说“难以启齿”，但吴稚晖牙齿已全部脱落，就不存在不好启齿的问题了，也不管什么政客、学者的身份了。“无耻之徒”臭骂大汉奸，可见，汪精卫算得上无耻之尤了。 21汪记群丑 汪记汉奸群体犹如一个积累多年的大沉渣缸，包含各式各样的社会沉渣、人民的蟊贼。其中有的是前清遗老与北洋军阀余孽，有的是从抗战阵营中脱逃出去的官僚、政客，有的是素来认贼做父的亲日投降分子与买办资本家，有的是早已为人民唾弃的特务分子。在日寇的卵翼下，他们凑到一起，既互相勾结又相互倾轧，不仅有派系间的争斗，而且有派系内的内讧。在他们粉墨登台后，利用手中的权势，鱼肉百姓，作威作福，醇酒妇人，无所不为，过着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演出了一幕幕丑剧。 汪伪政权的二老板陈公博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1892年10月19日生于广州官宦之家，幼年醉心于各种旧小说，青年时参加过反清革命；1914年考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考入北大哲学系，曾与蔡元培、陈独秀见过一面，他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下，接受和宣传社会主义。1920年他从北大毕业后，和同乡谭平山等来到上海，创办《政衡》杂志，后回到广州法政专门学校任教，1921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大”，此后，他的政治热情急剧跌落下来，1922年在广州声明脱党；赴美国留学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反对派。1925年春，有着广东法专、北京大学、哥汪伪政权的第二号人物陈公博。 伦比亚大学三张文凭的陈公博回到广州，引起广东党政要人汪精卫、廖仲恺的注意，廖仲恺对陈寄予厚望，极力劝说他从政。最终，陈公博被廖仲恺说服了，并经廖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再次跃登政治舞台，任广东大学校长，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的飞黄腾达，招致了国共两方面的不满，他自称是“处在一个夹攻地位”：一方面，一些共产党人视他为退党分子，不无防备；另一方面，一部分国民党人又视他为共产党，处处投以“歧视的目光”。实际上，陈公博这个时期是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的，后和汪精卫趣味相投，逐渐成为汪精卫生死不离的股肱、汪集团的第二号人物。南京国民党政权建立后，他逐步演变为国民党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别的重要代表人物，成为改组派的首领。“改组同志会总部”建立后，势力日盛，这就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尖锐，成为南京政府的反对派。中原大战后，反蒋派遭到惨败，使得陈公博心灰意懒。离开天津前往香港，在这段时间里，他沉溺在喝酒、打牌、玩女人的荒淫糜烂之中，不想过问政治了。 蒋、汪合作时期，他任实业部长，后任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由于“CC派”和“黄埔系”处处捣乱，陈无所作为，不是在公馆里打麻将，就是四处寻花问柳，他当部长时的艳史，如提起了风流部长，在当时的南京、上海无人不知是陈公博。而他自己对于“风流”一词，有熟人相戏，亦笑而受之不愧。他曾追缠秦淮歌女，广结交际花，勾搭闻名舞女，为此，上海报纸喧腾，远近皆知。但流传最广的，还是他与何家三姐妹何大姑、何二姑、何三姑的里里外外。何二姑早已嫁人，但鲜为人知，何大姑、何二姑居然与陈公博夫人同居。何家两兄弟也因此裙带关系而做了局长。但人们要问陈公博夫人是谁，却不知有李励庄，也不知有何三姑，却公认是莫国康。提起莫国康，倒是一个出奇的怪物，她分明是陈公博的外室，对外却自称“老大未嫁”，要独身终生。此人原是广州市执信中学学生，那时陈在执信中学教书，莫国康是他的学生。1926年以后，随陈参加北伐，瞒着陈妻李励庄与陈暗通。陈投敌以后，出任伪立法院长，莫就以伪立法委员的身份侍奉在侧，参与机要。陈手下的爪牙都称她为“莫委员”，有要事请示陈，往往要先得到“莫委员”的默许。 她好结权弄党，不减于陈璧君。陈公博也处处委以机密，莫名义上是伪机要室主任，却常驻部办公，代陈发号施令，批阅重要文件。改组伪政治部的组织设计，全是为莫国康掌握伪特工领导权便利行事。日本投降后，莫随陈逃往日本，后被押送回国。 陈公博1943年便和蒋介石有了关系。这是通过戴笠的副手郑介民来进行这一工作的。郑的一个海南岛文昌县小同乡韩尚英，黄埔军校毕业生，抗战前就参加了军统，一向在上海做改组派的情报。陈公博很早就认识，在改组派中受过陈的领导。这个人原来的名字叫韩继文，当时陈公博与重庆联络还规定一个化名叫周进。蒋介石要拉陈公博，不同于对其他一般汉奸，因为他在南京政府中的地位仅次于汪精卫，所以只希望和他保持密切联系，到必要时才要他公开出面来搞“全国统一”的活动。他是极力主张蒋、汪重新合作，蒋不抗战，汪也不再和蒋闹分家，集中力量进行反共。他也向唐生明表示过，他一定忠于蒋介石，不过时机没有成熟前，不可过于急躁。蒋对这一点也很体谅他，除了把韩尚英派在他身边外，一般像搞情报、保释被捕的人，都不叫他出面。因为汪精卫还有他自己的打算，还不会完全肯听陈的意见。 周佛海这个在汪伪政权中最有实力的人物，其早期生涯有着和陈公博类似的经历。他1897年生于湖南沅陵县一户破落的封建官僚家庭。他出世不久，父亲就去世了，母亲靠几亩薄田，抚养着他们三个子女，日子过得很清苦。15岁时他考入了沅陵县城的高等小学，随着年岁的增大和学识的长进，周佛海渐渐留心起政治来，心间时常跃动着理想和抱负的火花。正当他为自己的前途苦闷彷徨的时候，一桩喜事意外地降临到周佛海的头上。1917年5月，周佛海的同乡，沅陵县城的高等小学校长吕鹤立特殊提携他，准备送他到日本留学，并亲自凑钱送他去留学。周佛海辞别了母亲、妻子和子女奔赴日本。到达东京后他努力学习，第二年他又考取了北京政府的官费学校———日本国立第一高等学校。后来，又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继续深造。也就是在这里，他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潮，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当周佛海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即将发起成立的消息，他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在1921年夏天，周佛海利用暑假的机会，作为日本小组的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并接受党的指示，参加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工作，帮助日本纱厂的中国工人与日本资本家作斗争。他曾自述道：“我最早之思想为社会共产主义。谁都知道，我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初发起人，其后又受何上肇博士之影响，并且饱读何上肇教授之著作，受染益深，但回国后立刻发觉此种思想与中国情形不合，觉悟后毅然脱离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周佛海出身贫寒，后赴日本留学，受到日本当时形成的巨大社会主义思潮感染，“又抱着一种野心，想做领导广大群众，推翻支配阶级、树立革命政权的革命领导者。 列宁、托洛斯基等人物的印象，时萦脑际，辗转反侧，夙兴夜寐，都想成这样的人物。“正是这种野心使他后来心烦意乱，另谋出路，也是驱使他后来翻滚宦海的原动力之一。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他带着在上海婚外另恋的杨淑慧，赶去日本的鹿儿岛。这期间是他在思想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开始。 1923年下半年，周佛海从日本帝大毕业。正当他为自己的出路焦急的时候，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亲自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一大”，4月，担任广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戴季陶致函周佛海，约他前往广州帮忙，周佛海立即赶到广州。戴季陶要他担任宣传部秘书，每月薪水大洋200元；接着邹鲁聘他兼任广东大学教授，每月薪水大洋240元。这时，周佛海还没有脱离共产党，继续参与党务工作。然而，随着地位的变化，周佛海与党的距离越来越远。按照当时的规定，凡是兼职党员，都应该用其中一部分薪水缴纳党费。但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劝他：“这钱挣来不容易，何必交党费，还是退了吧！”周佛海也深以为然。就在这年的9月，他终于下了决心，要与党分道扬镳。中国共产党广州执行委员会多方做他的思想工作，劝他郑重考虑，但周佛海听不进去，仍然汪精卫、周佛海（右一）、褚民谊（右四）、陈群（右二）等在日本前往明治神宫参拜。 一意孤行。他给广州执委写了一封长信，表示自己的态度，要求脱离共产党。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周佛海的表现，为纯洁党的组织，决定同意他的要求。脱党后，他标榜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的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他以十倍的疯狂，摇动手中的笔，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北伐战争时期，他寻机东山再起，在武汉任总司令部的行营秘书、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时刻考虑如何为蒋介石效劳。1927年1月中旬，蒋到武汉“视察”，这对周佛海来说是一个接近蒋的好机会。可事不凑巧，周佛海这时经常嫖妓染上梅毒，正躺在汉口日本人开的医院治疗。蒋到武汉后，传令见周佛海，但没找到人。恰好周的一个嫖友也入院治花柳病，将蒋介石要召见的消息告诉给他。周得知，急忙前往求见，向蒋汇报了校内国共两党的情况，使蒋对他印象良好。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地区掀起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周佛海坐卧不安，寻机到了南京，被蒋介石委任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蒋下野后，周同陈布雷等赴沪办《新生命》月刊。蒋重返南京后，派周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周将《新生命》月刊带到南京来编。虽说过着半文半武的生活，但他已挤进了蒋介石的智囊团，在蒋介石内战、独裁统治活动中摇旗呐喊，出谋划策，充当帮凶。蒋对周的回报是让他担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并兼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1932年初，蒋、汪重新合作，共组南京政府。这对周佛海来说可是非常不利的。原来，周脱离共产党后，曾在上海领衔发表了反共反汪的宣言。当时汪还以“左”派自居，对周的行径十分气愤。 一次，汪对周的一个朋友说：“周佛海真拆烂污，他以前是共产党员，现在却攻击起共产党来了。他退出共产党就算了，还要反噬，真不是东西！”还警告说，“你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做事。”后来，周佛海到南京，他以牙还牙地把汪精卫攻击了一通：“汪精卫真拆烂污，他本是国民党的党员，现在却要做共产党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攻击蒋介石）来了。他跑到外国去就算了，还要倒戈，真不是东西！”表示，“我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共事！”但是，蒋、汪合作了，汪、周又同室“共事”，周佛海的处境就不言而喻了。蒋得知周的难处，一次特地把他找去，关照他说： “汪先生过去被你骂过，现在我们要和他长期共事，你要和他多谈话，求释前嫌，并好好同他联系。”蒋、汪反共、内战的基本政策，深得周的拥护，这也是周、汪重新和解的基本条件。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同意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对此，赴香港迎汪回国的周佛海表示坚决反对，他们谈论对时局的看法，越讲越投机，越谈越“推心置腹”，只恨相互了解太晚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各个阶级、各个政治派别剧烈分化和重新组合。原属蒋介石集团的周佛海，终于投靠了汪精卫。这位“低调俱乐部”的东道主，最终随汪叛国投敌了。 在汪伪政权中，周掌握了外交、军事、特工、财政等大权，被人称为汪伪权力的象征。自周佛海当了汉奸后，他的一切活动都围绕人、财、军三个方面进行，以扩充自己的势力，谋求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在人事上，在筹建汪伪政府时因起了主要作用，CC系的梅思平、丁默占据了重要位置。周的亲信罗君强，虽然开始并不得意，只捞到一个边疆委员会，但后来在周的支持下，也当上了伪司法行政部长、伪安徽省长、伪上海市秘书长等要职，周自己所控制的部门，如财政部、储备银行的负责人，是来自几个方面的。首先是亲戚和同乡。财政部长、伪中储银行的机要秘书陈彻、李先治都是湖南人。他的小舅子杨惺华，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本是学工程的，当了汉奸后，周要他和汪精卫的小舅子陈春圃管理“特费”，还让他经营一些商业，成为周、杨夫妇的主要财源之一。周在用人方面有一套反动哲学，他说过，封建时代的“政治家”主张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当然在通常情况下应该如此，但是有时也要用人要疑，疑人要用。他还说过，不怕你要钱，只怕你不要钱，问题在于不能瞒着我要钱，在实践中，他也是这样干的。他的亲信中杨惺华、邵式军，以及伪中储银行的一些干部，贪污、经商成风，当时在上海是有名的。 周佛海通过统一税收和推广中储券，扩充和掌握了财政大权。周更不忘记在军事方面扩充自己的势力。周曾说过： “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不懂军事。”汪伪政府一成立，他就是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汪伪政府办了“中央军校”，他就派了亲信罗君强担任政治总教官，对参加汪伪的一些旧军人，如叶蓬、鲍文樾、杨揆一、刘郁芬都极力拉拢。对以后陆续投汪的国民党将领，如苏北地区的李长江、杨仲华、荣子恒等，更是采取直接送钱等手段进行收买。更重要的是他对一些西北军人，如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张岚峰、吴化文、郝鹏举等，也都尽量拉拢。周在扩充自己军事方面，花费最大心血的是建立一支能完全控制的卫队，这就是伪税警总团和为税警总团培养干部的税警学校。周佛海是把税警团当做他的“正规部队”看待的。他自兼校长和总团长，让罗君强兼任副校长和副总团长，掌管日常事务。到1942年，网罗了熊剑东做伪税警总团参谋长，拥有万人左右的队伍。由于有影佐祯昭的支持，成为伪军中装备最精良的部队。 一生荒诞、贪恋酒色的周佛海，在既有权，又有钱后，就更加肆无忌惮了。但周的老婆杨淑慧深知自己丈夫的德行，一到上海就严密监视他的行动。果然不出所料，周到沪不久，就与一个妓女大媛鬼混在一起。有一天，周正与大媛胡闹时，杨淑慧跟踪而至，一进门就乱敲乱打，把屋里的一切打得稀烂。又搜出周的亲笔信，发现牵线的是潘三省，杨淑慧又把潘叫来，痛骂之后，拿起茶杯朝潘头上砸去，吓得潘抱头鼠窜。最后，由潘三省保证，切断他们的关系，杨淑慧方罢休。 但是，在此闹剧后，周仍一如既往，照干不误。结果，丑事越闹越大，差点出了人命。1941年，周又轧上了一个年轻女伶作姘头，他鉴于上次教训，更加注意保密，可以说是狡兔三窟，周先把她密藏在伪上海市复兴银行总经理第三妾潘玲九的屋里，后又转到上海霞飞路的林肯公寓。周佛海自己觉得万无一失了。但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他的老婆也不一般，她已觉察周的形迹可疑，于是买通周左右的人，不仅查到了他们的住处，而且连每次通电话的内容，也都记录下来。一天，杨淑慧率一群“娘子军”直捣“林肯公寓”，事情败露了。周又将姘头迁移，继续暗渡陈仓，偷寒送暖，但家里闹翻了天，杨坚持要周同姘头断绝关系，周坚决不干，俩人每天吵闹打骂，弄得满城风雨。周时而威逼利诱，时而死皮赖脸地向杨下跪，还写了一封长信，使用了卑屈的字句，请求杨谅解。杨却不吃这一套，气急败坏地将周写给她的信，给来访的每个人看，还咬牙切齿地说：“我跟他时，他是一个穷学生，我吃尽了苦才有今天，我绝不许别人分占他。” 说着从口袋里取出一支小手枪，恨恨地说：“我要打死他们，然后自杀。”人命关天，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吓得陈公博、梅思平、罗君强和他们的老婆都出来相劝，但也无济于事。 事情越发不可收拾，杨淑慧找律师要离婚，这使周佛海非常难堪，杨本是他抛弃结发妻子另娶的，何况子女已大，离婚在面子上也说不过去。而他的姘头，时间虽短，却如胶似漆，情投意合，况且已有身孕，也不能抛弃。周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一两全齐美的妙计。一天，有人找到杨淑慧，告诉她，周已被说服，愿意放弃一切，与杨重归秦晋之好，但为了减轻良心上的负担，要多给姘头一些费用。杨一听，十分高兴，表示：“钱无所谓，不论多少，你随便代我做主。” 但杨提出：《脱离据》必须由周的姘妇单独签字，并承认所怀身孕与周无关。来人一一答允。签字那天，证人拿出《脱离据》，上面写道：“立脱离据人×××，立据人前与周佛海先生发生同居关系，破坏他人家庭，深知不合。兹自愿永远与周佛海先生脱离关系，已奉一次给予抚养费中储券××元整，经当场一次收足，以后不再以任何理由有任何要求。 至立据人怀有身孕，但与周佛海先生完全无涉，合并声明。特立此脱离据存证。“ 杨淑慧将假戏当真，把《脱离据》当宝贝一样藏好。但她哪里知道，就在她与周言归于好之时，周又把姘妇藏到法租界雷上达路的伪财政部顾问冈田酉次家。周要去会姘妇，就说到冈田家里开会，每次杨淑慧去电话询问，周佛海又真在那里。就这样，周佛海既重新得到夫人的信任，又同姘妇继续来往。这也算是周对他夫人的道义和感情及对他姘妇的良心吧！其实，周佛海与夫人和姘妇之间的这层关系，倒是他在政治上对于汪精卫、蒋介石所取态度的一面镜子。 周佛海是个大投机分子，他一当上汉奸，立即与重庆国民党政府勾结，在不同形势下进行各种阴谋活动，他和国民党的一些留沪人员保持接触，甚至还派人到香港、重庆试探所谓“全面和平”。顾祝同的丈人许家在上海，就是由周佛海、杨淑慧照料的。周在安和路买了一幢洋房，让他们居住，给他们提供各种经商特权。蒋介石的好友蒋伯诚一直住在上海，周佛海也资助过他。胜利后任国民党驻台湾长官的葛敬恩，也一直由周佛海资助，住在上海，还有陈果夫的弟弟陈肖赐是中统地下工作人员，周和他见过面，资助过他。周佛海是通过《新生命月刊》的老朋友，当时任伪教育部次长的樊仲云与陈肖赐见面的。周请陈肖赐转达果夫、立夫，要其向蒋介石进言：“只要有益和平，当唯蒋先生之命是从。” 陈肖赐的回答是：“果夫、立夫均有来电，谓蒋先生仍然坚持抗战；目前谈和时机尚早，并且说，蒋绝不与汪合作。盼余暗中布置，以备将来去汪。” 因之，周佛海就不得不改变他的态度了。在周佛海与重庆进行勾结的活动中，有两个很重要的穿针引线人物：段运凯和李北涛。段运凯是段祺瑞的侄子，抗战前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李北涛是交通银行职员，日本留学生。太平洋战争前，他们都住在香港，但经常往来于港、沪之间，太平洋战争后，迁居上海。初期，周佛海通过段找杜月笙，通过李找钱新之，目的是要他们到重庆劝和，也就是劝降。另一条线是由今井武夫等进行的所谓“桐工作”，就是日本人和自称是宋子良的国民党人员在香港接触。日本侵略者还企图策划蒋、汪、板垣三方会谈。但这些都没有成功。 司徒雷登在北京时，就通过汉奸王克敏向日军多田中将表示，愿调停中日纠纷，影佐就此询问了汪、周意见，他们都同意。于是，当司徒雷登赴渝路过上海时，周就和他见了面。司徒雷登虽然去了重庆，但并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的效果。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越来越陷于不利形势。这以后，周虽然继续保持并开辟多种渠道与重庆来往，但其目的已经是为自己寻求出路。日本为了对重庆诱和，好腾出手来对付美国，也想通过周与重庆勾结达到目的。同时重庆为了同人民争夺胜利果实，也加强了对周的利用。从这时开始一直到胜利，周和重庆的来往主要有：军统，戴笠、程克祥、彭寿。 周佛海当了汉奸以后，上海的洪门头子徐郎西就介绍了程、彭两人给周当了小汉奸。大约在1942年初，日本宪兵发现程、彭及另一名台湾人彭盛木，原来都是军统特务。彭盛木当时是经影佐介绍担任周的日文翻译的，彭、程则在罗君强的边疆委员会任参事和处长。日本宪兵逮捕了他们三人。由于这些人和周佛海、罗君强有关，他们被捕使周佛海的面子上过不去。于是周让杨惺华出面保释，这样；彭、程就被释放出来了。周为了与重庆勾结，就于1942年底和1943年底，先后两次派程克祥、彭寿二人分别去重庆。1943年初夏，程自重庆往河南界首回到南京，带回密码、电台、报务员。程向周汇报，程除谈了来往经过外，主要是决定电台架在什么地方的问题。当时，在上海的日本人，不可能控制得像南京那样严格。这样，这架电台就架在上海。先是安在杨惺华家，后来转移到愚园路1136弄周佛海的旧寓内，直到胜利。由于周的母亲在戴笠手中，因此，这条线就成为周与重庆勾结的主要渠道。 张子羽是周佛海与重庆勾结的另外一个重要关系。张代表顾祝同驻在上海，抗战前顾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时，周任教育厅长，两人关系很深。周积极参与敌占区与三战区之间的物资交换工作，接待三战区派往上海的军事人员。 周佛海还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接触的机会。在这方面，他主要通过三条渠道。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回忆说：我的外祖父杨自容，20年代曾去长沙明宪女中教书，他很喜欢一个女学生，名叫杨宇久。杨并认我外祖母为干妈，我母亲杨淑慧就成了她的干姐姐了。后来杨在湘雅医学院护士学校毕业，到了南京做护士。那时，周佛海已叛变革命了，当了国民党的高官。杨宇久经常出入周家，我和妹妹都称她杨阿姨。那时，我们都知道杨宇久是刘少奇的表外甥女，因受刘少奇的影响，思想很进步，抗战以后，周做了汉奸，任命杨宇久的亲弟弟杨叔丹为伪财政部警卫队队长，兼管周家警卫。周之任命共产党员杨宇久的弟弟为自己的警卫队队长，是有其政治用意的。因为，我们那时都知道杨宇久在苏北新四军工作。 1941年春，我在东京时，我母亲送我妹妹到东京读书，她告诉了我杨宇久的事。杨淑慧去日本东京前，在南京时，有一天杨叔丹给周家打电话向周佛海报告说：“刚才我在鼓楼附近，偶然遇到我姐姐杨宇久。我忙问：”你不是在新四军工作吗？怎么到南京来啦？'她回答说：“替陈子凡丈夫邱某修墓（陈是杨的好友，邱是国民党军官，日军占领南京时战死）。'我接着问：”你住在哪里？为什么不到我家去？'杨宇久没有回答，急忙跑了。“杨淑慧在旁边听了杨叔丹打来这样电话，就抢过电话来说：”既然刚刚遇见她，估计不会离开南京，赶紧去找她，我们急于要见她。“不一会儿，杨叔丹又打来电话，说：”已经找到了，接到了自己家中。“杨淑慧马上赶去，一见杨宇久就说：”你到了南京，怎么不来看望你老姐姐。你老姐夫当了汉奸，你姐姐并没有当汉奸呀！走，住到我家去。“于是将杨宇久接到了我家。 当天晚上，周佛海、杨淑慧、杨惺华就和杨宇久、杨叔丹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周佛海、杨淑慧首先问杨宇久，为什么到南京来？她还是重复杨叔丹说的那一席话。周说：“你是共产党员，共产党绝不会仅仅为了替私人的朋友，且早已死去了的丈夫修墓，而批准自己的党员到日本军人控制的心脏———南京来冒这个风险的。你可以瞒过别人，但瞒不了我。你此行一定有其他的目的。”杨淑慧也说：“你尽管说，我们是老姊妹，在任何情况下，我保证你姐夫绝不加害于你。”杨叔丹也在旁帮腔：“既然这样，你就说了吧！”杨宇久这才把她来南京的目的说了出来。原来杨宇久是奉新四军政委刘少奇的命令，到南京来的。她想通过周佛海的妻子和周见面，了解周当了汉奸后有何打算，并探询今后能否保持联系。杨到南京后，找到杨叔丹，要他向周汇报见面一事。但是杨叔丹不敢这么做，怕周怀疑他和共产党有关系，因而怪罪于他。于是就想出鼓楼巧遇这一妙计。如果周的态度好，杨就出面，如果不好，就不出面。而杨叔丹自己主动报告，也就避免了责任。 问题既然已经摊了出来，周就对杨宇久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自从脱离共产党后，在国民党内也当了十几年官，但一直不得意。关于抗日问题，我有不同看法。因此，这次汪先生搞和平运动，我也跟了出来，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决中日战争。但是，到了南京以后，觉得日本人远不是他们自己所讲的那样，什么‘共存共荣'等等，特别是日本军人。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华政策，既不统一，朝令夕改，上下左右互相排挤，人事调动频繁，事情很不好办。前途究竟怎样？我自己心中也没有底，只好走一步是一步，走了再看。至于和共产党，我当然希望保持一个联系，何况有你在其中说话。你这次来，我保证绝对安全，你随时都可以回苏北。”周佛海的这一番话，使杨宇久也满意。她表示，既然姐夫如此坦率，我也放心了。 1945年初，周佛海自己和我谈到这一段往事时，还说了这样一种看法。他说：“共产党派杨宇久来找我，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她和我家关系很深，加之又是女的，不会被人注意。” 杨宇久有个小姐妹，名叫王爱日，当时在我舅舅家当家庭护士，王因受杨的影响，政治上也很进步。杨到上海后，由于上海仍有租界，整个环境比南京自由得多，所以，她经常外出。周估计杨是到租界和地下党联系，但没有进行干预。 不久杨表示要回苏北，周也就让她回去了。行前我母亲还送了路费，杨宇久为给我妹妹赶早送行，也买了礼物送给妹妹。 同年夏，王爱日在我舅母资助下，也进入苏北解放区。杨宇久以后并没有派人与周佛海联系。大约在1942年，王爱日曾托人带信来，大意是：已安全抵达，与宇久见面，仍干老本行等等。 周佛海与共产党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接触是与冯龙（即冯少白）的谈判。周的亲信、伪财政部税务司司长邵式军有个亲戚叫冯龙，是共产党。1943年春，冯龙来到上海住在邵家，希望通过邵能和陈公博、周佛海见面，商讨双方关系问题。邵立即向周汇报，并说冯是陈毅、饶漱石派来的，周当然愿意。3月的一个深夜，邵陪冯来到周家。周说：“冯先生，共产党不是最痛恨叛徒吗？像我这样脱离共产党，又当了国民党的人，共产党能与之共事吗？”冯解释说：“那是过去的左倾机会主义时期的路线所致。自从遵义会议以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不论什么人，不论过去做过什么事，只要今天愿意同共产党一起抗日，我们都表示欢迎，希望你不要耿耿于怀。” 冯接着问：“你参加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中，哪几位和你熟悉？”周说：“在广州黄埔军官学校时期，我和周恩来、林伯渠共过事。特别是周恩来，还常到我家吃湖南莱哩！”冯说：“我下次来时，可以带来他们的亲笔信。”周接着问：“双方合作要有共同基础，我们之间的共同基础是什么呢？”冯说：“你们现在不是标榜什么‘和平、反共、救国'吗？如果形势变化，你们只要将’反共'二字改为‘民主'二字，变成’和平、民主，救国'，合作不是就有了基础吗？”当周佛海告诉我这一段时，还说明了他的看法，“共产党真聪明，只要把当中两个字一换，合作就有了基础。”周接着又问冯龙：“那么，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事呢？”冯说：“第一，我们可以互相交换日本人、国民党的情报；第二，希望你能运一些我们需要的物资到苏北；第三，我们双方的部队应该互不攻击，保存实力，以备将来总反攻。” 周表示：“第一、第二可以由邵式军具体办理，惟独第三点究竟怎样可以做到？”冯说：“只要你向你的税警部队下命令：如果附近的新四军不来打你们，你们就不要去打他们。我们也向我们的部队下达这样的命令，这样事实上，我们就可以达成互不攻击的协议。”冯还表示，希望会见陈公博。周答应可以转告陈，可由邵式军陪同前往。最后，冯说自己有急事，要速回苏北，以后如有事要找他，可由邵式军通知，他便立即赶来。这就是周与冯龙的第一次接触。 据冯少白（即冯龙）生前发表的党史回忆录载，他此次由苏北解放区来到南京，是胜利后新四军军部接到毛主席从延安来的指示，要他们速派人策反陈公博、周佛海起义。冯是奉命赶来南京的，并带来张云逸同志的亲笔信件。但是，由于周已死心塌地跟国民党走，再加上一些具体原因，没有成功，当然，我所了解的情况，都是周佛海告诉的，某些问题上的情节和看问题的角度，同冯龙的回忆录是不一致的。 大约在1942年春、夏之间，汪伪特务机关“七十六号”的二处处长胡均鹤，侦知共产党人潘汉年匿居在静安寺百乐门大饭店，便去和潘汉年做了一次秘密谈话，劝说潘和李士群见面。李在成为叛徒之前，潘、李就已经认识。潘同意了胡的要求，到苏州会见了李士群，潘到了苏州后，李立即将此事报告了周佛海，并陪伴潘一起到了南京，会见了周佛海。 他们谈的主要内容，是商定双方在上海互不伤害，互不以暴力对付的问题。这次会见后，周、李与潘，又多次在上海的“七十六号”晤谈。他们晤谈时，杨淑慧也曾在场。1942年底，潘汉年告诉周佛海、李士群说，他将去苏北解放区，但不久还会回上海。临行前，周还在“七十六号”为潘饯行，李士群当时也在场。 与汪精卫有联姻之亲，又绝对效忠汪精卫、陈璧君的褚民谊，自然是汪派的核心人物。1932年汪任行政院长，褚任行政院秘书长，而这位办事糊涂，具有奴才、狗才性格的汪记行政院秘书长，却是正事不足，闲事有余。当时有些人开会，没有要人可请时，就请他去，他是逢请必到，到必讲演，讲后必打太极拳；后又发展到打太阳球，每次运动会中，都要表演。他的闲情还不止这些，他曾以较多的精力从事“国术”的研究，亲自改组“中华国术协会”，出资创办《大众健康》杂志，主张“国术”的科学化、民众化；提倡踢毽子、放风筝，他指斥那些轻视踢毽子、放风筝，而偏重于从国外传来的踢足球、游泳等活动的人，为“炎黄之胄，甘为臣仆，而不知耻”，是“大背礼教”的。春天一到，褚民谊率先垂范，西装马靴，手把绳子放风筝，轰动整个石头城。雨花台上，一时仕女如云，歌舞升平，风筝满天，遍布城南。 1934年，上海发行的画报上，载有这样一张漫画，褚民谊自己赶着一辆马车，乘客是轰动一时的“美人鱼”———游泳健将杨秀琼。漫画上还写着：“看哪一点不标准，褚兼任伪海军部部长的汪精卫穿上了海军服装。 秘书长有赏“几个字。这虽是一幅漫画，但事实确实如此。杨秀琼在当时的全运会上，短程游泳出尽了风头，褚特邀请她到南京来表演，并亲自赶马车到下关车站迎接她，任拉马之责，招摇过市，盛赞杨秀琼在体质上、技术上、姿态上真够得上是个标准美人。新闻登在当时全国各地的报纸上，轰动一时。汪精卫和曾仲鸣请杨秀琼吃饭，褚又拉马去迎送。以上足见褚民谊的德行了。 褚民谊随汪投敌后，在筹备成立汪伪政府时，曾向汪表示自己愿意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说这样等于官复原职，对社会似乎也有好的影响。汪听后，觉得言之有理，同意了他的要求。但又感到褚历来办事糊涂，过去经常惹他生气，便让他的内侄陈春圃任副秘书长。陈春圃却不干，陈璧君问他为什么，陈春圃毫不掩饰地说：“要么就是我负责，我当秘书长，如果明知褚民谊糊涂，干不了的，却要我代糊涂人负责，究竟是他糊涂，还是我糊涂，我怕这笔账一千日也说不清楚。”陈璧君同意他的看法，经和汪商量，把秘书长一职给了陈春圃，让褚民谊任海军部部长。褚一听到这个消息，兴奋异常，他一直做文官，还没有尝过当军人的滋味，马上赶制了一套海军上将服装，对镜自照，得意非常。但殊不知，陈公博、周佛海二人极力反对，认为海军部虽无军舰，但也有几只小炮艇，过去蒋介石的海军部就是一直以此做走私工具的，而褚民谊为人颟顸，部下又良莠不齐，势必重蹈走私覆辙，而他还蒙在鼓里，代人受过，所以任何一个部都可以，惟独海军部万万不可给他。由于陈公博、周佛海的坚决反对，褚民谊高兴了半截，汪精卫自兼了海军部部长，而让褚民谊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官升了一级，也就心满意足了。周佛海则认为，让褚当外交部长“当然不甚适合，然较之海军，则比较不甚滑稽也”。 罗君强这位周佛海的同乡、政治上的忠诚伙伴和得力助手，曾两次脱离共产党，并以百倍的疯狂反对共产党。在汪伪政权中，是一个机巧权术、寡信善变之徒，为人贪暴、残忍、阴险、毒辣，又是一个淫棍。1927年他在武汉时，就结识一名交际花孔某，于是胁迫原配吉羽与他离婚。不久，就与这位交际花正式同居。为此事，他的朋友易礼容曾写信劝他说，这位脚上带金钏的女士实在是个危险人物，请他慎重。但罗对此十分反感，认为不应该干涉他的私事，因而置之不理。以后，更加放肆。1932年10月，逼得他的姨太太杨淑云吞服鸦片自杀，闹出了轰动国民党政府朝野的丑闻，被降级外放，去浙江海宁县当县长。但是，罗君强并没因此收敛，入酒馆，出茶楼，逛窑子，玩女人，弄得声名狼藉。这些被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所闻，密报给蒋介石，蒋得知大怒，先是在讲演中不指名批评，“语气极为严厉”，接着又亲自下了一道手令：“罗君强生活浪漫，应予撤职查办。”国民党行政院据此召集会议，仅通过免职，而未“查办”，但他在蒋介石手下再也混不下去了。罗投靠汪精卫后，在周佛海提携下，顷刻间飞黄腾达，身价百倍，曾任伪边疆委员会委员长、伪财政部税警团团长、安徽省省长等职，成为汪伪政权中的重要人物。 在汪派汉奸中，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代表着三种政治势力，陈公博是改组派巨头、汪派正统；周佛海原是国民党侍从室系统的人，和汪合污后，逐渐形成了以湖南人为中心的“CC系”；陈璧君原为国民党中央监委，虽然没有担任公开要职，却在幕后操纵着政治实力，形成了汪派中的“公馆派”。这中间，公馆派与湖南派斗争最烈。陈公博是倾向于公馆派的。周佛海曾骂陈公博为“老牌汉奸卖国分子”，陈公博骂周佛海为“专干卖国勾当的无耻之徒”，他们相互争斗，虽然难分胜负，却彼此互相指出真实的身份。汪记群丑，永远被人民所唾弃。 蒋介石对汪派汉奸却没有忘记，他想方设法拉拢分化汪派人员。1940年，蒋介石通过戴笠做唐生明的工作，准备派唐生明参加汪伪政权。当唐生明对戴笠表示同意之后，戴笠立刻当着唐生明的面打电话和蒋介石侍从室联系，要他们给安排时间。一会儿就得到了答复，蒋介石决定在第二天上午九点钟召见唐生明。唐生明回忆到：翌日，我和戴笠准时前去上清寺蒋介石办公的地方。戴送我到门口，关照了几个侍卫，让我一个人进去。这时正遇到张群从里面走了出来，我很久不见他，便先和他招呼，握握手以后，连话都没有多讲，张只说：“委员长在等着见你，快进去！”蒋介石这次召见我，态度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显得亲切和高兴，他一开口就夸奖了我一句“你很好！”接着问我来了几天，住在哪里，其实这些他早就知道的，我还是恭恭敬敬一一回答了他。他照例用鼻子哼了哼之后，便说：“戴笠报告我，你很好，很能干，我现在决定要你去上海。戴笠已告诉了你吗？这个任务只有你最适合。”这时，我思想上又有点动摇起来，怕完不成“任务”，没法交代，便说：“我去是不是相宜，请校长再多考虑一下。”他听了马上很严肃地说：“这个任务很重要，我已决定了派你去。你要听我的话，我是你的校长，你是我的学生，你要听我的。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好好和戴笠去商量一下。”我一听到他这样命令式的口吻，便说：“我还想要和家兄商量一下，因为家父去世不久，家母是最疼爱我的，我也得问问她老人家。我的话刚完，他就抢着说：”我会和孟潇（我大哥的别号）兄说明，这没有问题。老伯母方面，我和夫人可以送一张照片，让她放心。“他这时一面问我母亲的情况，一面叫侍从人员给他准备一张他和宋美龄的照片。他的这一套做法，当时还使我感到很”光荣“，既不便再推辞，也不敢再推辞了。 抗战时期的蒋介石与宋美龄。 临走时，他又说：“这样很好，你以后需要钱用，缺什么东西，以及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跟戴笠说，他会随时报告我的。”停了一下，他又重复地说，“戴笠说你很能干，这件事只有你去才能对付那班人，因为你都认识他们，详细情况你去同戴笠研究。今后一切责任归我负，你要绝对相信我，我是你的校长，你是我的学生。” 蒋介石通过戴笠交给唐生明的任务是：第一是运用过去关系，设法掩护在上海、南京活动的军统特务，不使再遭到破坏；已被捕的，要设法营救出来。 第二是相机转达蒋介石对投降敌人的大小汉奸的“宽大政策”和进行联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戴笠曾着重说明，有些人投敌是出于不得已，有些是没有来得及同时撤退，有不少人还在彷徨。遇到这类的人，都应设法告诉他们：“领袖是很关怀他们的；这种德意，应当让他们都能知道。” 第三个是最重要的任务，要运用一切办法，尽力限制新四军的发展，随时予以打击。8月，唐生明到达上海，在潘三省的家宴上结识了李士群。第二天，李士群宴请唐生明。大约过了四五天，汪精卫已得到李的报告，知道唐生明已到了上海，便通知李，要李邀请唐生明夫妇去南京见他。唐生明听了虽然很高兴，表面上却故意装出很为难的样子，故意拖了一两天不愿动身，再次表明不想再从事政治活动，不打算去南京。经李一再催促，劝说：“做不做事是一回事，看看老朋友总是应该的。”唐生明这才勉强答应了。约在9月底前，李和他的老婆叶吉卿陪同唐生明夫妻去南京，住在他的家中。第二天，汪精卫便下了请帖请唐生明夫妇吃饭。在那天下午4点多钟，唐生明便由李士群夫妇提前陪同去见汪，因为早去好多谈谈。汪一见到唐生明，就很兴奋地说：“你来了很好！希望你们这些搞军事的黄埔同学多来一些，将来我们自己可以建立军队。” 在这次见面时，汪对唐生明也是和蒋介石一样摆起老师的架子，因他在黄埔军校当过党代表，但态度显得特别亲切随便。汪精卫知道唐生明过去不认识李士群，便当着李的面前谈起了过去和唐生明以及其大哥唐生智的关系。汪一向健谈，这次见面时谈话很多，他先向唐生明吹嘘了一大套他的那些“反共建国”的谬论，也谈到他去当汉奸的“理由”。 他说：“救国都是一样地救，只是各人的方法不同。对于沦陷区，人家（蒋介石）既不要，也不管了。但是这些地方都是中国的土地，有大量的中国人民，我们能够设法把它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为什么干不得呢？”唐生明初次听了这些十足的汉奸论调，的确还不很习惯，也没有话好回答，只能点点头。汪精卫看唐生明对他这番话没有回答，便问唐生明看过他在河内发出的艳电没有？他说：“这也就是一个救国的方法。”唐生明因过去没有看到过这一个电报，也没有准备，根本不了解是什么内容，便老老实实说明过去没有看到过。 受蒋介石之命打入汪伪政权的唐生明。 汪精卫对唐生明的回答并不满意，又追问唐生明说：“内地的旧朋友和一般老百姓对我的看法怎样？”唐生明为了应付他，只好说：“从我所接触到的朋友们口中了解到有些人是赞成你，不过也有些人是反对的。”汪精卫听了后，笑一定了笑说：“这是很自然的，目前一定会有些人不可能了解我们这种做法，甚至会反对我们。但是将来这些人一定会完全了解我们，举起双手赞成我们的。”唐生明听了还是一边笑一边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说法。到下午6点左右，褚民谊、林柏生、陈春圃等人和他们各自的老婆，共有二十多人参加了宴会。在宴会上，汪精卫高兴地饮了几杯白兰地之后，带着几分醉意笑着对唐生明说：“我得到报告，听说你与戴笠的私交好得很。你这次来南京，是不是打算要来杀我？”汪一面说，一面站起身来，连着不停地用手拍着自己的胸膛，朝着唐生明走了过来。 汪这样一个动作，使唐生明感到非常突然。当时唐生明也有了几分醉意，便急不择言地回答说：“杀鸡焉用牛刀。 我不是不怕死的人，我一家大小都带来了，我怎么会干这种事。“这时，满座客人都感到有些紧张，唐生明的爱人更为唐捏了一把汗。坐在唐生明身边的叶蓬便用力拉唐的衣袖，因为唐没有考虑到不该把汪比做鸡，太看不起他。 正在弄得很别扭的时候，李士群在旁边马上为唐生明向汪解释，说他对唐生明的一切情况都很了解，唐既不是干那种事的人，也绝不会干那种事。唐生明当时也毫不掩饰地承认过去与戴笠的确是要好的朋友，常常和他在一起玩，但从来没有替他做过任何工作，哪还会去当特务。汪听了李士群和唐生明的这些话之后，态度也恢复了正常，不再是那种气愤愤的样子。他慢慢走拢来，笑着对唐生明说：“我当然不会相信那些话，所以我才提出来问你。因为我们的关系不同，我信得过你，你绝不会对我不利。”他稍停一下，还不待唐生明回答，就指着唐生明问了一声：“你说是不是这样？” 唐生明赶紧接着说：“是这样！是这样。” 这一场突然紧张的场面，在一阵笑声和干杯声中结束了。临走，汪精卫还是紧紧握着唐生明的手叫唐以后多去和他谈谈，他随时都会欢迎的。次日，陈璧君却不肯轻易放过唐生明，她派人把唐生明夫妇又接到家中，乘汪精卫不在家，她一个人仔仔细细盘问了唐生明一番。她所问的每句话都很结实，要是事前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真不容易回答得上来。 她问唐生明怎样走出来的，为什么要走出来，走出之前到过哪些地方，见过些什么人，谈过些什么话？对汪精卫是怎样看法？她足足问了唐生明两个多小时。有些话问了唐生明还不算，还把唐的爱人叫去问，很想从中找出一些破绽。从那次后，唐生明对陈璧君特别提高了警惕。10月4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会议时，汪精卫以伪中政会主席身份，交议了大批新任命的人员名单，其中第十四项便是：“拟特任唐生明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案。”决议：“通过，送国民政府任命。” 1942年，军统局上海区的组织被李士群的特工总部所破获，区长陈恭澍也被逮捕。李从军统上海区的一些秘密文电中，发现了一个电报稿，内容是向重庆建议，希望以后不要再在上海等地去暗杀个别的日军官兵，因为这种作法完全是得不偿失。李士群认为只有唐生明才有可能发那样的电报。陈恭澍的案子发生时，陈璧君和陈公博都向汪提出要严办唐生明，汪当时却没有肯定表示，只叫李先把唐生明送到南京再说。后来谁也没有料到，日军总司令部知道后把唐生明抢了过去，公开要唐生明和重庆联络，他们才不敢再提要办唐生明的话。第二天，唐生明去见汪的时候，心情完全不同了。 因为日本人这样重视唐生明，唐生明对汪也就不大在乎。汪也已知道了昨天的事，见唐生明时，现出一脸的尴尬相。唐生明懂得汪的心思，因为日本人还要设法找人和蒋介石去联系，这无形中说明对汪不够重视。汪当然不便在这方面对唐生明怎样，却对唐生明过去一直瞒住他，表示很不痛快，说唐生明太不够交情；唐生明见汪心情不佳，也没有多谈，便向他告辞。唐生明在南京拉拢了不少汉奸，如周佛海、叶蓬、任援道等人。 22视察清乡区的闹剧 1941年春，抗日战争已进行三年多的时间，日寇急于想从侵华战争的泥潭里拔出脚来，以从事新的军事冒险。在对华北实行残酷“扫荡”的同时，又决定对新四军活动最活跃的华中地区进行“清乡”。 汪精卫卖国残民，为虎作伥。在日本主子的吩咐下，成立了一个庞大的反共军事组织———“清乡委员会”。汪亲自兼任委员长，以陈公博、周佛海兼任副委员长，由特务头子李士群兼任秘书长并负实际责任，李的重要助手汪曼云兼副秘书长。准备在其统治区，分期分批实行“反共清乡”。为此调动大批伪军配合日寇设置封锁圈，挨户搜索，编定保甲，实行联保连坐，妄图消灭坚持敌后抗日的新四军和游击队，镇压抗日群众。 为配合清乡运动，当时所有敌伪报纸刊物都大肆宣传，说明清乡工作的重要性；并连篇累牍地发社论和汪精卫等的谈话。伪南京政府把这一工作列为最紧急和最重要的中心任务。 6月中旬，汪主持召开第一次清乡地区行政会议，并指出以京沪路沿线作为示范性的实验区，以苏州为中心，四面展开。这次汉奸们一改“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作法，7月，“清乡委员会”在苏州设立办事处，由李士群兼处长，唐生明任副处长。苏州实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海军部长汪精卫。从未掌过军权的他这回过足了瘾。 验区的范围，划定东自昆山沿京沪路至镇江，南边包括太湖沿湖各县，北到长江南岸包括常熟、江阴，共约二十个左右的县市。 办事处组织非常庞大，有三四百人。汪伪政府海军部将仅有的一条象征性兵舰“卫民号”也拨给办事处指挥，以加强水上巡逻力量。航空署仅有的三架教练机，汪精卫也指定可随时调为侦察之用。这就是当时伪政府宣布的陆海空配合行动的真相。 清乡办事处的真正指挥者是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的晴气大佐。此人是李士群的后台，也是办事处的太上皇。 7月中旬，办事处成立，汪原准备亲自到苏州监督宣誓，但因准备赴日本朝见天皇，临时派老婆陈璧君为代表。办事处的所有职员都要宣誓效忠汪精卫和坚决实现“和平反共建国国策”，努力清乡工作。陈璧君在会议上大喊大叫地说：“大家要打响第一炮，才有本钱可以向日本方面提出第二步要求。” 9月中旬，去日本朝拜天皇的汪精卫回来了。他一听到日寇在南京的派遣军总司令俊六亲自光临苏州清乡实验区视察，便紧步其后尘，立即决定也要来巡视，并电告李士群做好准备。自然，李士群又要大忙特忙一番，希望汪这次视察能比俊六更满意，并准备动员大批人来一次空前热烈的欢迎。 汪精卫与日军在南京的派遣军总司令俊六会谈，一脸十足的奴才相。 因汪精卫决定乘坐日本天皇送他的专机到苏州来，苏州机场就要重新整修。他要到达的那天早晨，机场通往城内的道路被封锁起来，禁止通行。沿途岗哨林立，如临大敌。汪的专机带着刺耳的呼啸降落在苏州机场，舱门打开，使大小汉奸饱开眼福的是，汪竟穿着大元帅戎装，佩着上将领章。这身打扮使汪这个党棍、政客看起来颇为滑稽。原来，汪为表示他的政府和军队都是国民党的正宗，在领章前端加上一个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小党徽，和后面代表官阶的三角金星并列。伪南京政府的国旗除在青天白日满地红上面加上一面三角小黄旗，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字，以与重庆国民党有所区别外，其余都是一样的。到了1943年，三角小旗也取消了。据陈公博解释，取消这面六个字的小旗，不是意味着伪南京政府不反共，因为国民党本身就是反共的；同时，因伪南京政府已追随德、意、日轴心国家正式向英、美等国宣战，穿上军服的汪精卫一到该行军礼的时候就要闹笑话。 今后的任务不只是反共，而且要反英、美等国，所以不要那六个字了。从此，南京和重庆两方面的标志便完全一致了。更使大小汉奸哭笑不得的是，汪竟忘了他穿的是军装，本应行军礼，可是他却像往常戴礼帽一样，脱下帽子，手持着军帽一边向欢迎的人群摇晃着，一边走下飞机。这种不伦不类的礼节，使汉奸们面面相觑，非常尴尬。 汪精卫尽管是文人出身，后为投机政客，但他到南京建立伪政权后，却东施效颦，全要模仿蒋介石，不但把党政军大权一把抓，而且在称呼上也照搬蒋介石的。他不喜欢人们叫他“主席”，而爱听别人叫他“委员长”或“领袖”。伪军官兵们听人提到这些称呼时，也规定要“立正”以示敬意。 李士群很会讨汪精卫的喜欢，他得到汪要到苏州视察的消息以后，给汪安排了一次隆重的军事大检阅，让汪多过一点“委员长”的官瘾。这次受检阅的伪军，除第二军一部分装备较齐，受过正规训练外，其余是一些保安团队，一共凑了几千人。汪精卫到办事处稍事休息，一听到李士群报告给他安排了大规模的军事检阅，对汪来说，确实新鲜，立刻就要进行。检阅仪式开始后，汪好不威风，在得意之余，几乎当场又闹出一场大笑话。原来汪一向穿惯便衣，过去向人答礼时，总是用手把帽子摘下来，频频点头；这一天，他看到队伍经过检阅台向他敬礼的时候，站在台中央的这位大元帅，却慌手慌脚地把右手向上一抬，又准备去摘那顶镶着金边的军帽。他这一举动，可急坏了主持检阅的伪军官，怕他当场出洋相，给日本军官留下笑柄，更怕这些受检阅的伪军士兵笑出声来。幸好，当汪的手触到那硬邦邦的帽檐时，看到旁边的日军顾问等都是在行军礼，他才把手从帽顶边沿落到帽檐侧面，很不自然地停了下来，总算没有出丑。就是这样，香港等地一些报纸还是添油加醋地把汪精卫这次大检阅情况描绘成一个舞台上的小丑一样，弄得笑话百出。 这次随同汪到苏州视察的随员中，除日本顾问外，还有他的宣传部长林柏生、次长郭秀峰、外交部次长兼翻译周隆庠、航空署长陈昌祖、高级随从参谋黄自强，以及大批中、日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从他所带的这些随员中也可以看出，此行是为了对外进行宣传。 检阅仪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完毕后，李士群等请汪去休息。这时，汪却表现出了平日极少见到的兴高采烈的样子，马上又要集合全体官兵来讲话。汪精卫一向爱讲演，而且很有煽动性，这次没有讲稿，滔滔不绝讲了一个多小时，一开始便称赞嘉奖了“这个区短期内取得这样巨大成绩”和一再强调“这次清乡是以苏州区为实验反共场所，应当在全国发扬这种精神”等一类汉奸常话；又放大声音说：“请大家不要忘记，我们从事和平反共建国，都是赤手空拳而来。我们以前是一无所有，现在有了这种力量，这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大家有‘革命'的精神和信心，由信仰而产生了一股巨大的力量。同时，也是我们的尊敬的’友邦'和‘友军'给了我们以极大支援的结果。请我们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些，都是来之不易。” 最后，他大声疾呼，要所有的在场的中、日人员都要“爱中国，爱日本，爱东亚！” 当他声嘶力竭、汗流满面地结束这段讲话时，差一点又摘下大元帅的军帽来答谢。 那天晚上，他余兴未减地又听了汪曼云向他作做的长篇报告，又翻阅了许多报表，直折腾到深夜。 第二天，巡视从苏州循公路北行，到长江边的常熟，这是最不安静的一段地区。比俊六视察的地区要大得多，也麻烦得多。在汽车上，汪又发了一通空谈和谬论。接着，谈起了他的日本之行。汪这次赴日朝拜的目的，一是向主子谢恩，二是乞求主子更多的施舍。汪乘车抵东京车站时，日本近卫内阁成员倾巢而出到车站迎接。第二天，汪拜会日皇，献上一对古色古香的四曲汪精卫与德国、意大利使节在庆祝“还都”宴会上的情景。 屏风。日皇也赐给他一点小玩意儿，汪精卫如获至宝，称谢不迭。他向日本新闻记者无耻地透露自己摇尾乞怜的心迹说：“天皇陛下关怀敝国及东亚的前途、策励有加，尤感深念。”他几乎要说出“谢主隆恩”的话来。当时谈起，还感到沾沾自喜。 汪在视察时，每到一地，都先由汉奸们做过充分准备，强迫老百姓倾家而出，扶老携幼来欢迎他。所经之处，也要昼夜加以整修，但无论如何，也无法掩盖这些劫后土地上满目疮痍的痕迹。 从常熟到支塘等地，许多地方都鹄立着一群群面黄肌瘦、衣不蔽体的人民。他们有气无力地挥动着花束和小旗，用那零零落落叫喊声迎接这个他们所痛恨的卖国贼头子。 汪精卫和那些日本顾问及随从人员，对于那些欢迎他们的叫花子一样的队伍，感到极大兴趣。林柏生马上叫摄影记者把这些镜头拍成电影和照片。隔了两天，在敌伪的报纸上便把这些情景形容成为“万人容巷，夹道欢迎，欢呼领袖之声，响彻云霄”的空前盛况了。 汪精卫出巡苏州地区的闹剧，一连演了三天。汪却越演精神越足，毫无倦容，兴致勃勃。临走时还说：“希望大家继续努一把力，这是一切美好的开端，我们今后一切都寄托在这个上面。只有尽力加强我们的反共力量，才能有远大的前途。” 回南京后，汪便发表了一篇视察感想，更是大吹大擂一番。汪对苏州地区的清乡工作有着特殊的兴趣，以后又曾三次赴苏州地区巡视。 汪后来出巡嘉兴，更富有戏剧性。为了替汪布置一个“行辕”，找了一个测字会的乩坛，先搬走在野史上说他演过“扫秦”（秦桧）的济颠的偶像，把原来佛龛加以改装涂抹，改成汪精卫的寝室，又从苏州运去了几堂红木家具，从上海置办了丝织帘幕，还临时装起卫生设备，居然眉目全非，焕然一新了。可是左邻右舍都是些矮房子，不无“有损观瞻”，且也觉得不太安全。于是用竹篱笆把它围了起来，并且在篱笆上涂了一些标语，并胁令住在篱笆内的居民，在汪精卫来的时候，一概禁止出入。 当大小汉奸来欢迎他们的头子时，谁能进车站，谁不能进车站，这个权利落在日寇的嘉兴宪兵队长汤本手里。许多伪浙江省要员被排列在日本居民的“欢迎”队伍之后。这时，天降大雨，伪省府的厅处局长与委员们都身穿大礼服，又没有雨具，被雨淋得像落汤鸡，丑态百出。于是耐不住了，拥到车站门口，和汤本交涉。这时，站台上军乐大奏，汪精卫的专车已进站，这些人不顾汤本允许与否，也不顾日寇兵的拦阻，全体冲上了站台。 伪上海市长、大汉奸陈公博随汪精卫一起出巡，和汪一样身穿军服，挂中将领章，他是以上海市保安司令的身份，作为汪的随员。 汪下车后，便到“驻嘉办事处”听取报告，接着出席了在当地体育场召开的“民众欢迎大会”，这些居民都是被迫而来的。等汪一到，奏起军乐时，乘乱哄哄的时候，就溜了一半。汪看到这般情景，便无精打采地讲了几句话，草草了事，也算有过这么一回事。汪的嘉兴出巡是败兴而归。 汪伪政权中央监察委员的陈璧君，本来就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凡是能出风头的事就少不了她。她看到日本主子，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都先后视察清乡，汪伪政权的宣传机器又大肆鼓吹，她岂能落后，也几次到清乡区视察。 陈璧君首先视察了苏州，李士群不敢怠慢，除吃住认真安排外，又准备报告，安排会场。但她只是坐车沿着汪精卫的视察路线转一转，只是摆出架势让记者拍些照片，拿到报上发表，吃喝玩乐，政事一点不问。李士群又投其所好，送给她一批古玩，陈璧君心满意足地走了。 第一次出巡尝到了甜头，陈璧君又要去杭州视察。1943年4月初，汪精卫把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汪曼云找来，说： “‘夫人'要到杭州去视察清乡，我想请你陪去。不过这次去杭州，不是以’夫人'的名义，而是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去的。”汪曼云一听，心里就明白了，立即说：“先生的意思我懂啦。”他马上给李士群去电报，要江苏省沪杭铁路沿线各县的欢迎标语上一律写成“陈委员”，不用“汪夫人”字样。陈璧君带着一大批随员，坐着由“清乡”委员会向华中铁道公司包的一节专车，由上海西站出发。一走进包厢，只见伪教育部次长樊仲云、考试院院长江亢虎也在车内，陈璧君心里非常不满，当着众人面，又不好发作将樊、江二人赶走，只是气呼呼地对汪曼云说：“到了杭州，你必须对新闻记者说明，江先生、樊先生不是和我们一起的。” 列车进入杭州车站，刚一停稳，月台上乐声大作，欢声雷动，陈璧君正想下车，又退了回来，原来江亢虎已走到陈璧君前面了。江比陈璧君地位高，这样出站，岂不是喧宾夺主，扫了陈璧君的威风吗？汪曼云赶紧上去拉住江亢虎，没话找话地和他谈起来。陈璧君这才派头十足地下了车。 面对欢迎的人群，陈璧君非常得意，谈笑风生，连陈的亲信也很难看到陈这样高兴的时候。接着，陈璧君在浙江省主席傅式的陪同下，来到戒备森严的西泛饭店。陈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享享口福，在火车上她就向汪曼云提出：“这次我们到了杭州，你应该多介绍一点杭州风味给我们试试。”还说：“只要好吃，即使摊子也不妨。我也知道，怕脏是吃不到好东西的。”的确，杭州的名菜使她胃口大开，她一个人吃完一个红烧羊头，还要加不少冷菜和面食。陈璧君狼吞虎咽地吃完后，抹抹油嘴，为了摆摆样子，又去出席为她安排的“群众欢迎大会”，将自己炫耀了一番。 陈璧君又在几家有名饭店大吃一顿，又上街买了许多东西。临行时，李士群又为每人准备了一大网篮土特产。来时空荡荡的专车，已被各种物品塞得满满的。陈璧君的杭州视察，满载而归。 23汪毙命之谜 天气阴沉，满天浊云，长江奔腾着，大浪淘沙，滚滚向前。这是一个初春的下午，南京上空一架飞机盘旋着，徐徐降落在光华门外机场上。在机场上，汪伪政府的要员们哭丧着脸，默默地等候多时了。机舱打开，一群男女从飞机上抬下一具尸体，立即送往鸡鸣寺伪国民政府大礼堂，这具尸体就是汪精卫。 近半个世纪以来，就汪的死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历史上一大悬案。在汪毙命之时，就广为流传是日寇所害，至今还有人相信这种说法。再一种说法，说汪不是死于日寇手里，而是在国内为蒋介石派军统特务暗杀的。第三种说法则认为汪病死于日本。汪毙命真相究竟如何？为什么至今各种说法还在流传？这一历史之谜应该揭开了。 本文现将1983年9月16日，香港《广角镜》第一、二、三期刊载的霍实子先生著的《太平洋战争时期几桩史实的大揭露》一文中有关《汪精卫之死》节录如下：“1942年3月，汪精卫因于1935年11月被刺，枪弹藏于腹内，发炎时有阵痛，不得不飞往日本治疗。经日本名医小黑亲自动手术，安全地取出了子弹。汪急于回国，乘飞机回沪。当时日本方面打了一份密电给日本驻南京的日寇转告汪精卫，密电说：汪先生既已回国，只好请他静养三个月才好起床活动。” 当了汉奸的汪精卫国人皆曰可杀，因而其死因也显得扑朔迷离。 这份密电当即由我们破译出来，送给蒋介石。当时汪妻陈璧君不在沪，汪用中文密码发电报给陈璧君告汪已抵沪，陈也用中文密码复电，嘱汪千万不要宣布已经回国，必须改名换姓秘密住进上海虹桥医院，听候陈返沪护理商议。 上述这两份汪、陈的来往密电，均由技术研究室的密码专家李直峰破译出来送给蒋介石，蒋介石即密谋派人买通虹桥医院的女护士，每于送给汪吃药时，就秘密掺入一点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延至10月，汪即死在虹桥医院，俟日寇选定陈公博继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后，始于11月为汪发出讣告，宣布汪在日本逝世，假装从日本移汪尸体到沪，然后才秘密把汪尸殓入棺材送到南京，葬于梅花山。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抗战风云录》（下）刊有李直峰写的回忆录《抗日时期的对日无线电侦破工作》，有一段关于汪精卫的死因是这样记载的：“1943年11月据当时军统派在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的破译人员杨士伦亲口告诉我蒋介石知道后，即密令军统副局长戴笠秘密将汪处死，由戴笠买通虹桥医院某护士，每日在汪吃的药中掺入一点玻璃粉，延至同年十月汪死在虹桥医院。当时汪伪政府宣布汪死在日本，是故弄玄虚。” 上面两文虽都认为汪死于蒋派人暗害，但在汪死亡时间上相差一年。事实真相如何呢？汪到底死于何时？还得做一番考查。 《今井武夫回忆录》有这样一段记载：“当时大东亚战争的战局已对我方不利，但日本政府在1943年5月31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了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10月30日新缔结了日华同盟条约……十一月五六日在东京召开了大东亚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旺。威泰耶康、缅甸内阁总理大臣巴莫。推举日本的总理大臣东条英机为会议主席，另外，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主席钱德拉。鲍斯也列席了会议。六日会议结束后，发表了联合宣言。” 本文再将美国约翰。亨特。博伊尔著的《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有关史料节录如下：1943年11月，大东亚共荣圈集团内七个政权的领导人在东京开了两天会。……汪精卫参加了那次会议。巴莫这样写道：“他仪表堂堂，笑容可掬，对谁都点头致意。他很少讲话，而且用词十分审慎，声调则是柔和中听。从他举止显得拘束和讲话时声调拖得很长等迹象看来，人们很快就会察觉到中国要出现一场悲剧了。”另外，由日本教育图书株式会社出版的日文版《昭和日本史》太平洋战争［5］（后期），和田敏明写的《大东亚会议的内幕》上记载：昭和十八年（1943年）十一月五六日大东亚会议在日本东京召开，汪精卫出席了这次会议。此书第88页有汪与东条等六国首脑的照片，汪坐在东条的右侧。此书［3］日中战争部分，山口一郎著《汪兆铭与‘国民政府'》一章，在悲剧的结束一段中写道：“昭和十九年三月，汪因病住进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十一月十日病死。” 由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汪既不是死于1942年10月，也不是死于1943年11月，因为死人是不会去开会的，更谈不上照相了。 那么汪是否死于日寇之手呢？在当时，日寇根本没有害死汪的必要，尽管汪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早已是一具政治僵尸，但日寇仍认为他是可利用的工具。1944年9月5日，日本为挽救败局，其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的《实施对重庆政治工作方案》中，仍把蒋、汪合作，宁、渝合流作为实现“全面和平”的条件之一。再如周佛海获知汪精卫的病十之八九不能医治时，悲叹道：如果汪精卫死去，他与陈公博“当此难局，决难应付，以汪先生之历史及资望，尚不能打开局面，何况吾辈？” 据悉，现在名古屋帝大附属医院有当年留下的一块石头，上面刻有“昭和十九年三月三日南京政府主席汪兆铭入院，于同年十一月十日逝世”的字样。昭和十九年就是公元1944年。那么汪究竟死于何地？死因是什么呢？ 汪精卫毙命的最根本原因是1935年11月被刺，枪伤复发，到1943年8月间，汪背部创伤损及骨髓，致使其背部、胸部及两肋同时疼痛。入冬，病情加剧。11月初，日酋东条英机在东京举行所谓“大东亚会议”期间，汪精卫以给陈璧君检查是否患有胃癌为名，请求东条派名医到南京。据被派到南京的黑川利雄说：当他们为陈璧君检查完身体之后，汪即要求为他查一下身体。经检查，“原来子弹已经伤了骨头，但好像亦没有什么特别的障碍，我们认为还是不取去为好。” 由于疼痛日益加剧，汪等“即商诸日本军医，经日本陆军医院缜密诊治，更断定为背弹影响所致，遂决施手术”。所谈日本陆军医院系指南京陆军医院。12月19日晨，由日寇军医部长后藤亲自担任手术，就可以看出日方对此十分重视，仅二十分钟即将子弹取出。20日汪移住北极阁。除体温略高外，情况尚好，医生说，7日可封口拆线，10日后即可痊愈，但汪有糖尿病，恐需延长一些时间。 12月25日，医生为汪拆除刀口缝线，汪可以坐谈半小时，精神尚好。直到31日情况都较正常。但至次年1月1日，病情开始恶化，体温上升，自此即不能起床。2月下旬日寇总司令部电告东京，日本政府遂派黑川等前往南京。黑川等人到达后，“立即检查，发现原来日本军医部长把汪的背上弹头取出了，结果汪的两腿变得不好使了。”也许由于手术的不成功，加速了汪的死亡，但是如果把手术本身看成是日寇有意谋害汪，尚缺乏证据。而当时，日寇也没有害死汪精卫的必要，何况还要利用他。 黑川等为汪进行全面检查后，断定患“多发性骨髓肿”，认为病情严重，南京、上海都无法治疗，需送往日本名古屋帝大附属医院，以便利用其设备。黑川等认为，此病无法医治，赴日也不过“尽人事”而已。为此，南京日寇派遣军总司令派汪伪政权最高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回日本进行布置。 当日方做出这个决定后，陈璧君即于2月26日晚电告上海的周佛海，务于28日返回南京。周佛海回到南京后，立即见了伪立法院长兼上海市长陈公博及梅思平等，商讨汪去日本后的伪军政事宜。29日上午，陈公博、周佛海召集伪参谋总长鲍文樾等人，在南京颐路34号号汪精卫公馆举行会议。会上，先由陈璧君说明汪精卫病况及决定送往日本医治的经过，接着，商讨了汪去日本后的军政分工负责问题。决定由陈公博代行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周佛海代行伪行政院长，但此决定及汪赴日医治之事不予发表，“以免人心动摇”。随即，陈公博等人到汪精卫病榻前，报告了上述决定，汪表示同意。 由于3月1日名古屋帝大附属医院脊椎病专家抵达南京，又为汪进行检查，因此汪赴日日期推迟一天。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气绝身亡。12日，其遗体运回南京。 3月3日上午，将汪抬上“海鹣”号飞机飞往名古屋。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等到机场送行。随汪去日本的除陈璧君及其子女外，还有翻译、伪外交部次长周隆庠及副官共十余人。汪住进名古屋帝大附属医院的第二天，即3月4日，由后藤再次施行手术，下肢体温和感觉有所恢复。在住院期间，不少汉奸要员和日方人员去医院探望过。6月间，汪的病情恶化，日本方面两次电促周佛海赴日，“以速为妙”。周佛海因病不能成行。 7月，日本内阁的更迭，又使周佛海赴日日期推迟。8月9日，周佛海才得以去日本，第二天去医院看望汪精卫，汪已是“病骨支离”。在此前后，褚民谊、郭秀峰、陈春圃等先后赴日探望过汪。 日方虽组成有著名专家参加的医疗小组，全力医治，但病情还是多次反复。到11月10日，病况突变，体温高至四十度以上，食欲全无，呼吸困难。延至下午4时，死于医院。 从以上叙述中，足以证明汪精卫是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大附属医院，并非死于上海虹桥医院；是死于至今仍无法治愈的骨髓肿症，而不是毙于军统特务之手。这也说明，汪之死与蒋介石毫无关系。 确实，汪精卫叛国投敌后，戴笠奉蒋之命多次派人对汪谋刺，但均未告成。当时，日伪对汪精卫警卫极严，汪每次外出，所经之处一律戒严，行人绝迹，由日宪兵及伪特等严密监护。汪住院的所有医护人员，均由日寇所派，收买护士之事，根本不可能。 残躯付劫灰1946年1月15日夜，寒风刺骨，万物寂静。南京黄埔路国民党陆军总部，警备森严，会议厅内烟雾缭绕，一个重要而机密的会议正在这里召开。参加会议的是国民党南京市军政要人，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亲自主持会议，南京市市长马超俊、陆军总部工兵指挥官马崇六、南京宪兵司令张镇和陆军参谋长肖毅肃及七十四军军长邱维达在座。 何应钦首先发言说：“请你们来商量一件事，希望绝对保守秘密，不得向任何方面泄漏。委员长不久就要还都，汪精卫这个大汉奸居然葬在梅花山，和孙总理的陵墓并列一起，太不成样子。如不把它迁掉，委座还都看见了，一定要生气。 同时也有碍各方面的视听。你们详细研究一下，怎样迁法，必须妥慎处理。“说完便退出会议厅。原来，蒋对汪早已恨之入骨，怎能容忍汪葬于中山陵之侧，夺取”孙中山继承人“的身份；同时，考虑到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对汉奸卖国贼的激愤，为应付舆论，蒋1月初就电会何应钦，立即秘密平毁汪坟。何应钦一出门，肖毅肃接着发表意见，重申了何的意思。他说：”总司令已接到重庆指示，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内和国际的视听，限我们在十天以内处理好。“一番策划之后，决定由七十四军派工兵部队执行迁移任务；宪兵司令部在此期间派兵担任内外警戒，断绝行人交通，不许任何人接近；在迁移时，南京市政府派人协助。任务大体分配之后，马崇六向邱维达介绍了有关汪墓的情况。他说：”这个坟墓的工程，已侦察过，是钢筋混凝土的结构，坟墓不太大，但相当坚固。“接着问邱如何把它干掉，邱维达说：”这很简单，工兵有的是炸药，但要求绝对保密，否则不宜使用爆破；时间也得充裕些。“于是马崇六告诉邱：”总座的意思是时间愈快愈好，因为还要整理和建设别的东西。最好在一切充分准备好的条件下，乘一个夜间就把它处理好。“由于时间紧迫，当时决定使用爆破，再利用其他音响来掩盖，以防泄密。就这样一个毁墓焚尸的计划定下来了。会议深夜才结束。 从1月18日开始，中山陵与明孝陵之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断绝行人，禁止游览，紫金山被宪兵戒备得水泄不通。这种阴云压城的恐怖态势，引起社会上的种种谣言，有的说又要查捕汉奸，有些在敌伪时期做过坏事的人，惊慌失措，有的向外逃跑，有的四处藏匿。爆破坟墓的任务，已具体下达给七十四军五十一师工兵营。据工兵技术侦察报告，大约要使用TNT烈性炸药一百五十公斤，才能将汪坟全部炸开。汪精卫死后，尸体是用一具不大的楠木棺材葬于此地的。 汪伪政府准备花一大笔民脂民膏的巨款来建一座规模相当大的陵墓。据一位工程师透露，陵墓图案是仿孙中山的陵墓设计的，造价预算伍千万伪币。坟墓刚把核心工程初步完工，日本帝国主义就投降了，施工也告停止。爆破时，马崇六、马超俊和邱维达亲临现场监督。工兵爆破作业分两个步骤：第一步，炸开了墓的外层混凝土部分；第二步，炸开了盛棺的内窖。随着一声轰隆的响声之后，内窖裂开，棺材露出，揭开棺盖，只见尸体上面覆盖着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尸体身着伪政府文官礼服，系藏青色长袍马褂，头戴礼帽，腰佩大绶，真是生当大汉奸，死为卖国鬼；面部略显褐色而有些黑斑点。由于入棺时使用过“防腐剂”，整个尸体尚保持完整，没有腐烂。马崇六命令不必要的人员暂时退离墓地，由马超俊进行棺内检查，主要是寻找有什么葬物。检查结果，除在死者马褂口袋内发现一张长约三寸的白纸条以外，别无其他物品。这张纸上用毛笔写着四个字“魂兮归来”，下款署名陈璧君。看来，陈璧君还想以汉奸亡灵，支撑其摇摇欲坠的伪政权。之后，汪精卫的尸体及棺材被运到清凉山火葬场，全部焚化。一代人妖，化作一缕青烟，魂飞体灭了。 2月初的南京，已是春光明媚。这时，梅花山的景物已经改观。原来的汪坟上，建立起一座小亭，供游人憩息。山的南北两面，新开拓了两条小路，路旁各种花木丛生。周围环境修刷一新，与中山陵的秀丽壮观景色，遥相映对，风景如画。谁能想到，此地曾经是大汉奸汪精卫葬身之地呢？ 但此曲奏毕还有余音，也是在2月中的一天，一位三十来岁的女人，说是刚从国外赶回来，自称是汪精卫的女儿。 先到南京市政府，要见马超俊，气势汹汹。马知道此人为何事而来，感到难以应付，拒不接见。这个女人又跑到黄埔路陆军总部，要求见何应钦，被卫兵拦住，不准进入。以后她每天来一次，见没有结果，耍起无赖，又哭又闹，破口大骂。 她指责何应钦不应该把她父亲的坟墓搞掉，说什么：“南京不能葬，就让我运回广东好了，难道又碍你们的事吗？”最后又搬出汪生前那一套臭名昭著的丑恶历史作为要挟的资本，真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之事。后来，肖毅肃看到这样闹下去不好交待，于是叫一个参谋来，带上两个警卫，身佩盒子枪，先给这女人来一个下马威，让她立即离开，否则，以捣乱秩序和袒护汉奸罪论处。这样，才把她的气势压下去。她见来势不妙，只好溜之大吉。至此，这段尾声也就结束了。 24汪伪巨奸的末日 1945年8月，日本海空军太平洋战场一败涂地；苏联红军直入我国东北，横扫日本关东军；中国各抗日武装力量举行大规模反攻，给予日寇以致命的一击。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主子垮台了，南京汉奸傀儡戏也就到了停锣收场的时候。8月14日，日本驻南京大使谷正去找到陈公博，说日本已决定投降。大小汉奸得此消息，知道末日已到，大祸临头，吓得六神无主，乱作一团。陈公博急电上海的伪行政院长周佛海，并召集其他大汉奸来南京商讨后事。 16日下午，汪伪“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召开，死到临头，仍争闹不休。周佛海先发制人，首先发言，主张发表一篇简短的宣言，宣布伪南京政府结束就行了，其余问题，会上一概不必谈。接着，他的死党梅思平拿出一份事先草拟好的“宣言”稿子，当场念了一下，没经讨论，即算通过。陈公博急得汗流满面，急切地说：“结束机构容易，但我们所涉及的人很多，如何善后，应该想个办法。”周佛海立即打断：“宣言通过就算了，还谈什么其他问题！”说罢，拂袖而去。汪伪政府的送葬会议，就这样在慌乱中散场。 当晚，伪南京政府宣布解散。树倒猢狲散，大小汉奸鸡飞狗跳，惶惶然各自寻找出路。他们得到的是什么样的下场呢？ 汪伪政权的二老板陈公博的被捕经过，颇为曲折。1945年8月30日，正是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的第十五天，重庆《新民报》以“陈公博畏罪自杀”这一醒目标题，登载了一则短新闻：“南京政府”代主席陈公博，昨天自杀受伤，本日已因伤逝世。 看到这一消息，人们拍手称快，并不以为奇。因为这个屈膝投降、卖国求荣的大汉奸，罪恶累累。如今他的主子完蛋了，他也该毙命消魂了，因为社会不需要他的存在，人民不需要他的苟活。 但是，也有人对此存在疑问。像陈公博这样在侵略者面前丧失民族气节贪生怕死的民族败类，竟会自杀，从逻辑上讲也使人难以理解。 当时，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是这样向蒋介石提到此事：“现在外面有传说，说陈公博已经自杀。但事实上没那么简单，学生已经派人查访去了。”蒋介石沉思一会儿说：“陈公博自杀？”遂又道：“那才见鬼哩！一定是躲到哪里去了，说不定还有许多珍珠宝贝。给我去找！” 陈公博到底哪里去了呢？是丧生黄泉？还是匿藏在什么地方？军统特务又是如何搜寻他的下落的？结果怎样那是后话。回过头来，我们看看日本投降后第十天的下午发生在日本本州岛鸟取县西郊的米子军用机场的一幕。这个已遭战争破坏空无一人的机场，十分寂静，突然一架从西方飞来的破旧不堪的MC飞机降落在该机场。飞机停稳后，机门打开，出来的第一个人是侵华日军顾问小川大尉。随后下来的是七个中国人。小川截住一辆载货汽车把这七个人送到市区一家小旅馆中。第二天，日本外务省派来前汪伪政府经济顾问冈部长二及事务官山本和科长吉川等人，他们把这七个人用飞机接到了日本京都。他们不肯住预定的京都旅馆，移居到郊外较幽静的金阁寺。而且畏缩在寺里，不敢迈出一步。这一伙到底是何许人也？ 这其中有南京伪政府宣传部长林柏生、伪实业部长陈君慧、伪南京政府行政院秘书周隆庠、经理总监何炳贤。为首的那个人就是谣传“畏罪自杀”的伪南京政府代主席陈公博，另外两人是陈公博的夫人李励庄、秘书兼姘头莫国康。众人皆知，这七个人就是伪政权的一群死党。 陈公博等为何要在日本投降之后，在“自杀”的烟幕下逃亡日本呢？ 抗战前，陈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部长等职，为国民党改组派的首领之一。抗战爆发后，他随汪投敌，当上了汪伪政府立法院院长。1944年12月20日，汪的棺材在南京梅花山下葬的前一天，陈公博正式就任国民政府“代理主席”，随之又兼任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长、新国民委员会委员长、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禁烟总监、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国民党中央军校校长等职。陈几乎囊括了所有党、政、军的头号伪职。 陈是汪精卫的忠实信徒，死心塌地的降日贼。然而，到了日本投降前夕，陈也感到末日来临，又要改换门庭，寻条生路。他见周佛海与军统特务频送秋波，暗中来往，也紧步后尘，送函重庆，愿立功赎罪，听候驱使，表示将以三十六万大军警备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区，完整交给蒋介石。 但事实打破了陈的梦想，蒋介石对陈以外的其他汉奸的一系列任命，使他备受冷遇。他决心再做努力，又密电蒋介石，将南京政府解散经过和善后意见、日军撤退步骤等报告蒋介石，并提出许多建议，但仍杳无音信，相反，周佛海、任援道、罗君强、等人则先后得到蒋、戴的任命，并委以重任。陈公博感到极度失望，感到大势已去。 就在陈一筹莫展之时，刚从藏江回到南京的侵华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会见了陈，说重庆国民党代表即要来南京，劝他赶快离开，以免不便。他恐慌万状，涕泪交流，说话语无伦次。次日早晨，陈一行乘飞机仓皇出逃日本。 不久，全国人民掀起了要求严惩汉奸的怒潮。9月初，陈公博“自杀”的真相在国内已尽人皆知，要求日本政府尽快交出汉奸陈公博等人的呼声越来越高。9月9日，南京受降仪式结束时，中方代表何应钦即向日方代表冈村宁次提出引渡陈等回国的正式要求。9月18、19日再次向日方提出上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被迫交出了陈公博一伙。10月3日陈等被押送回国，至此，陈公博一伙在日本渡过了战战兢兢的一个月零八天的时间，最终落入法网。1946年4月12日，被苏州高等法院判处死刑，6月3日被处决。 周佛海和陈公博，被称为汪精卫的左膀右臂，而且周一直掌握着汪伪政权的实权。随汪精卫投敌后，他出任伪南京政府财政部长、行政院长等职，并操纵汪伪特务组织。1944年11月汪精卫死后，尸骨未寒，汪伪巨奸之间争权夺势，闹得不可开交。周在伪政府代主席陈公博面前，以宁可不干行政院长和财政部长相威胁，非干上海市长不可。陈公博只好忍痛相让，这一肥缺落到了周的手里。汪死后，表面上由陈公博执政，但南京政府的真正实权却落到了周佛海手中，直到日本败降都是如此。 一位外国的中国问题评论家认为周佛海是个朝秦暮楚的家伙，老是安定不下来，他刚刚安定下来参加伪南京国民政府，马上又开始考虑他自己背叛重庆是否明智的问题。 原来周佛海作为“CC派”要员，又一直是蒋介石的亲信，和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又是至友。随汪叛蒋后，他很快发现自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所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便暗中恢复与重庆的联络，并设立了秘密电台。为重新献媚于蒋，他卖力地执行重庆的指示，为重庆方面保释、营救被捕人员，并将许多机密情况报送重庆当局。 蒋介石和戴笠则认为，周是汪伪政权汉奸中最有实力的人物，掌握汪伪财政、特务大权，又对各部伪军有重大影响。 控制了周，就基本上能控制汪伪政权，可以为其抢夺东南沦陷区的果实铺平道路。所以蒋、戴接受了周佛海的要求。蒋还亲自写信给周佛海，予以慰勉。其信的内容是：君有悔过思改之意，甚佳。但望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于今后君之前途，将予以可靠安插，望无虑。 戴笠为紧紧拉住周佛海，也采取了许多办法。如1945年3月，周母在息烽病危，戴采取各种医疗措施予以治疗，并将病情随时通报周佛海。6月，周母病死，戴代表周为其母守灵、安葬，并将他跪在周母灵前的照片寄给周。此事使周感恩不尽，更加义无反顾地为重庆国民党政府效力。 以上也就是周为什么能够迅速得到重庆政府的宠信而摇身一一生经历复杂的周佛海。 变重新掌握权力的原因。可见，周佛海是众汉奸中尤为出色的一个，动手之早，手段之高，乃是其他汉奸所望尘莫及的。所以，在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的前前后后，他成了汉奸中最为忙碌的一个。周曾亲自致电重庆，请示给予官衔，8月22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奉蒋之命，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罗君强为副总指挥。令其指挥伪中央税警总团、上海市保安队的警察、第十二军所属三个师、以及浙江保安队等，负责维持上海及沪、杭一带的治安。 8月19日，周即以总指挥的身份发表了谈话，声称上海行动总司令部成立。他精神一振，准备大显身手。 对此，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尔曼。德丁于9月10日评论道：周佛海在使“傀儡军变成国民党”的过程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德丁还写道：由于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怂恿，周佛海在上海地区负起了“维持治安”的职责，所用的军队据说还是一支相当强大而且装备精良的部队，而且现在仍然起着维持治安的作用。周佛海控制的伪军，打着蒋军“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的旗号，在上海招摇撞骗、为非作歹。 戴笠到上海之后，几乎每天都与周佛海进行密谈，两人形影不离。在戴的指挥和导演下，周亦做到了“人尽其才”。 他们就地取材，因利乘便，利用参加过汪伪政权的人，对付不必再利用的汪政权的人，演出了一场“以汉奸肃奸”的闹剧。 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戴笠以赏月为名邀请周佛海、丁默等聚餐。席间戴安慰众汉奸说：“八年抗战，现已胜利，在座有不少人在抗战期间出任伪职，这当然有各种原因。从今天起，只要能立功赎罪，政府是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的。” 一席话说得周佛海等汉奸们满面春风，忘乎所以，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 9月底，戴笠下令逮捕汉奸，原汪伪政府的大小汉奸纷纷入网。而大汉奸周佛海等人自然因有“功勋”而受特殊对待。由戴亲自用飞机送到重庆，秘密保护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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