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正鼎回渝复命，蒋介石知道已经笼络不住了，于是决定来硬的一手。蒋介石为了应付舆论，立即找戴笠密谋，做了暗杀汪精卫的布置。 戴笠奉命于1939年1月飞抵香港，在香港铜锣湾晚景楼一号公寓内调兵遣将，派遣刚刚从天津调回重庆的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和戴笠的随身警卫员王鲁翘，到香港办好出国手续去河内，以国民党政府驻河内总领事馆为刺杀汪精卫的行动指挥所。陈恭澍和王鲁翘一行，来到河内总领事馆，和总领事许念曾共同密谋刺杀汪精卫的行动计划。 与此同时，戴笠又电令军统局本部续派行动员陈邦国等八人，以及擅长纵跳、拳术的武功教师唐英杰，从重庆到香港，办理好出国手续，分批前往河内。戴笠指定这次行动以陈恭澍任总指挥，许念曾负责情报，唐英杰为行动组长，王鲁翘认识汪精卫，负责指示目标。陈恭澍动身去河内的前夕，戴笠在铜锣湾公寓对他当面交代说：“这次制裁汪精卫的行动，委座极为重视。一切行动计划，必须事先报经委座亲自批准，才能执行，绝对不准擅自行动。”稍后，戴笠使用何永年化名，领了出国护照，亲自飞河内检查暗杀的各项准备工作。 另据沈醉撰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是这样记载的：戴笠把原任军统局临津特训班副主任余乐醒叫到重庆，和他研究了行刺办法，并由戴笠在特务总队内挑选了武术和枪法最好的唐英杰、陈邦国、陈步云等六人，由余率领前往。 余为留法勤工俭学会学生，能操流利的法语，对河内情况甚是熟悉，之后即在汪所居住的寓所附近找到了房子。 高朗街二十七号，除住有汪氏夫妇和曾仲鸣外，还有朱执信的女儿、秘书陈国琦等数人。这栋洋房，是两开间的二层楼，楼上一大一小相连的两间对街屋，大的一间是汪氏夫妇的卧室兼汪氏的会客室。军统特务朝夕在隔街向汪寓所遥窥，也推断较大的一室是汪的卧室。经陈恭澍短时间的积极活动，在许念曾的密切配合下，很快弄清了汪精卫住处的布置情况，并搞到了汪精卫寝室的房门钥匙。当获悉汪精卫每天早餐吃的面包是由河内一家面包店准时送去的，他们一伙就决定把送面包的人拦截下来，换上一只含毒面包，由行动员化装成送面包的人送去。不料汪精卫这天偏不吃面包，而予退回。 陈恭澍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一天，获悉汪精卫找水电修理工去修他浴室的水龙头，陈恭澍便指示行动组把修理工暂时扣押起来，另派一个行动员冒充修理工，随身带了一罐毒气，在水龙头修好后，把打开盖气的毒气罐放在浴缸底下，同时把浴室门窗关闭，让毒气弥漫全室，只等汪精卫晚上一进浴室，中毒丧命。不料，汪精卫三天没进浴室，陈恭澍叠的八卦又失灵了。过了两天，汪精卫要到离河内80里的丹道镇三岛山麓旅游。 许念曾得到这一情报，如获至宝，忙找陈恭澍商量，做出了一个在达莫桥上狙击的行动计划，报告戴笠。戴笠呈报蒋介石批准后，指示由陈恭澍、唐英杰率行动员分乘两辆小汽车，在汪精卫此行的必经之路上，等待汪车的到来，看准汪精卫在车上时，便尾随追击。不料，汪车过去后，接着便是一辆满载安南警察的警备车，车上装有机枪，戒备森严，陈、唐二人无法下手，决定跟踪至目的地，再伺机行事。 曾仲鸣成了汪精卫的替死鬼。 汪精卫早已知道戴笠派特务跟踪，他此行的目的，在于试探对手的虚实，显示自己已有充分的准备。所以他驱车向前飞驰，未到目的地又突然折回。陈恭澍只好调头，匆匆决定跟上去立即下手，也不再考虑在河内市区能否安全脱身的问题了。陈恭澍的车子调头后，汪精卫的警备车紧跟着也驶过来了。军统局的两辆追击车只好等警备车过去后再加足马力追赶，追到市区十字街头，汪车穿过马路后，正好一辆电车横驶过来，两辆追击车被阻，这次行动又泡汤了。 此时，对汪精卫来说已是风声鹤唳了，坏消息不断传来，1939年1月16日，在香港的梅思平在路上被数人袭击打伤头部。1月17日，亲汪精卫的香港《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在回家途中被两个大汉用斧头砍伤头部。汪精卫开始向法国殖民当局申请保护。但是，已为时过晚。再据陈国琦口述：“在河内时曾仲鸣荒淫糜烂生活始终未改，每天晚上十时一过，等汪氏夫妇就寝后就出门寻花问柳，直到深夜二三时才回来，这时不敢开铁门，怕铁门声响惊醒了汪氏夫妇，只好爬上围墙，然后循着预先靠在墙边的竹梯逐级而下到院子，再跑回卧室。这些情况都为住在对过窥探了一个多月的军统特务看得一清二楚。”后如沈醉所记述的：戴笠一再电促余乐醒早日动手，最后决定越墙而入。3月21日凌晨，四名暗杀者越墙攀上三楼走廊，不料当天晚上因曾仲鸣的老婆赶到河内，汪精卫临时把自己住的一间大点的房间让与曾夫妇住，而他和老婆搬到另外一间房内去了。军统特务从花园后面逾墙而入，撬开楼下的门，蹑足登楼，直奔曾仲鸣卧室之外。 卧室门上是玻璃的，至卧榻的位置，军统特务已了如指掌，所以把卧室的玻璃门击破之后，将手提机关枪伸入门内开火扫射。 当时，曾仲鸣已听到有人登楼的声音，刚好起床察看，结果首当其冲，子弹直接命中他的胸部，尤其腹部被打得弹密如蜂房，当场倒地。曾的妻子方君璧也身中数弹，幸而躺在床下，虽受伤而所中皆非要害，得免于死。朱执信的女儿，闻到枪声，急起躲在门后，那里恰好是个死角，才得以平安无事。军统特务听到室内倒地声、呼号声，以后除了呻吟声以外，一切归于沉寂。特务们以为任务完成，汪氏夫妇定死无疑，遂携枪准备下楼离去。而睡在楼下的陈国琦，已闻声上楼去救应，军统特务在黑暗中见有人影，再度开枪射击，陈国琦被击中腿部受伤倒地。而汪氏夫妇，因为睡在隔室，虽惊恐万状，但未损毫发。“汪兆铭漏网”，曾仲鸣被紧急送往法国陆军医院抢救无效，当了替死鬼。汪精卫要去医院看望曾仲鸣，别人都说现在出门太危险，法国警察也劝汪精卫不要冒险去医院。但汪精卫仰天流泪说：“我是从小看着仲鸣长大的，又为我工作多年，我一定要去看他！”结果汪精卫乘坐曾仲鸣法国朋友的私人汽车到达医院。当汪精卫到达急救室时，曾仲鸣已昏迷多次，他醒来时对汪精卫说：“我能代汪先生死，死而无憾，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没有不放心的事。”曾仲鸣临死前又挣扎起来，把以他的名义替汪精卫在国外银行存款的支票上一一签了字。 高朗街的枪声，二十七号楼的血污，给汪精卫精神上以重大打击。他亲笔写了悼念曾仲鸣的《曾仲鸣先生行状》，认定此事是重庆特工人员所为，绝不是私人的仇杀。尤其使汪感到悲伤和刺激的是曾仲鸣的死。曾是他亲信的部下，是同盟会老会员曾醒的弟弟，而方君璧又是方声洞的胞妹。基于这两种渊源，汪对曾一向视为己子。“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回国，出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行政院院长时，曾仲鸣是中政会的副秘书长、外交部次长以及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事无巨细，汪一以委之。也正是高朗街的枪声———蒋介石采取的这一断然措施，导致了蒋、汪关系的最后决裂。 3月27日，汪精卫发表了《举一个例》，公布了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会议的记录。声明对日谋和是最高当局一致的主张，并非他个人的意见，揭露了蒋介石的和平企图。蒋介石也进行回击，4月5日，重庆《大公报》刊登汪精卫、平沼协定。后国民政府下令通缉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陈璧君等首要分子。 汪精卫预计，只要他到河内发表《艳电》声明，云南的龙云、四川的王钻绪、西康的邓锡侯、军政部长何应钦及政学系头子张群都会追随他，相继行动，使抗日战线彻底破裂，迫使蒋介石下野。但事与愿违，汪公开叛国投敌，暴露其汉奸卖国贼的真面目，激起了全国人民包括国民党内主战人士的一致声讨，致使反蒋势力不敢轻举妄动。因此，汪精卫在西南地区建立反蒋政权的阴谋以失败而告终。这使汪的处境十分孤立。汪哀叹道：“在河内的孤独的正月，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 曾仲鸣遭暗杀，又使汪精卫异常惊恐，深感处境危险，使他不得不另谋途径，河内非久留之地。离开河内后往哪儿去呢？当然是尚未被日本军队占领的云南、四川最好，因为原本打算在西南建立独立的政府，由于西南诸省将领纷纷通电讨汪，所以去西南的路被堵死了。经过和陈璧君等人反复商量，陈璧君说：“香港虽然好，并且日本政府应我们的要求，调派我们比较熟悉的田尻爱义出任总领事，但英国警察监视很严，现在连陈公博、林柏生等人的活动都很困难。” 至于广东，过去是革命的根据地，和孙中山先生关系很深，而且是汪精卫、陈璧君的桑梓之地，他们当然愿意回去。但广东也已被日本军队占领，倘若去广东，就会使中国人民看清“他们是在日军的刺刀保护之下开展”和平运动“的。与之相比，上海虽然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暗杀横行之地，但仍然有日本军队保护，表面上看来，又不完全是日本人占领，英、美、法等国的公共租界还很大，市政也归外国人掌管，裁判权亦操在外国人手中，因此，比起广东来，中国人有相当自由行动的余地。正是出自这种考虑，汪精卫夫妇派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前往上海进行准备。 4月9日，汪精卫发表《重要声明》，否认重庆《大公报》所揭露的已与平沼缔结了五项条款之报道。称：关于中日和平，但求条件非亡国之条件，使中国得以苏息，得以复兴。余将坚持到底，虽牺牲生命亦所不惜。故今后绝不因被人加害，而放弃其主张，亦绝不因造谣中伤而动摇其见地。正当汪精卫、陈璧君在做离开河内的准备时，奉日本五相会议之命救汪等脱离险境的影佐、犬养等人所乘的“北光丸”于4月16日抵达河内，18日即与汪精卫秘密会见。汪精卫提出打算建立能安定民心进行和平交涉的中央政权。影佐回忆说：汪先生对日华事变的发生和发展表示遗憾，而且说： “他的信念是日华有合作的必要。关于这一点，或通过书面、或和蒋介石氏促膝交谈，但是，蒋介石氏一则他自己对日本的真意有所怀疑，一则制造周围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终究是不可能实现和平。当时考虑：放弃留在重庆内部改变蒋介石意图的打算，只有从外部掀起舆论，策划重庆转向。这时候，从高宗武、梅思平两氏知道了日本的和平方针。日本如若真正坚持这个方针，确信取得舆论支持绝不会不可能。”他又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近卫声明，对和平运动的发展是最大的激励。” 汪精卫对日方说：“住在河内危险而又无意义，所以，希望今后以上海为根据地发展运动。”“从河内向上海转移，考虑在法属印度支那当局的谅解下进行，到达上海以后开展运动，考虑按照以前的计划，采取更加跃进的方式，目前正在研究之中。”影佐表示担心法属印度支那当局作梗，汪说：“法属印度支那当局说不定觉得我离开河内，好像给他们甩了一个大包袱一样，因而会赞成我离开这里呢。”影佐又提出要汪精卫、陈璧君等人乘他们的“北光丸”赴沪，汪精卫认为直接使用日本船，会使“和平运动”受到误解，坚持租用一艘法国人管理的760吨的小船———“冯。福林哈芬”，等离开海防后，在海上与“北光丸”会合，由其护送他们到上海。陈璧君则认为船太小，怕不安全，但又觉得汪说得有理，也不好坚持。4月25日深夜，在细风迷雾中逃出河内，汪精卫、陈璧君等在海防附近登上小货轮。 按约定，26日应在航途中与影佐等所乘的“北光丸”会合同行，但两条船失去联系，又使日本主子担忧受惊，多方联系寻找。其实汪精卫、陈璧君并未遇害，只是因基鸿港码头设备陈旧，船上所需食品、饮用水全靠人工肩挑手提，加上搬运工少，所以比预定出发时间延后了三小时，等来到巴库伦比岛，“北光丸”早已离开，在大雾中，无法判断“北光丸”的去向，只好从海南岛内侧海峡行驶。两船走岔了道，所以无法联络上。几天来，“冯。福林哈芬号”由于吨位小，遇到一点风浪就激烈地上下颠簸，正巧赶上大风，船上的人就像摇煤球一样，摇得一个个哇哇呕吐，半死不活地躺在船上。陈璧君哪里受过这份罪，大哭大闹，埋怨汪精卫没有上日本的大船，好不容易脱离险境，现在又遇恶浪，即使不葬身鱼腹也会活活折腾死。汪精卫拿她没有办法，尽管自己连苦水都吐出来了，还得强打精神，挣扎着将陈璧君扶起，好言劝慰。28日，海上大风骤起，小货轮颠簸得更厉害，汪精卫不顾面子，急电“北光丸”呼援，4月30日两船才在汕头海面会合。汪精卫、陈璧君爬上“北光丸”，真正同日本人“同舟共济”了。在“北光丸”上影佐、今井武夫和汪精卫屡次会谈。汪谈到：“以前，和平运动的计划是：企图以国民党为中心组织和平团体，通过言论指出重庆抗日理论的错误，宣传和平是救中国救东亚的惟一办法，逐渐扩大和平阵营，在最后，使重庆转变方向。好好考虑，只用言论很难使重庆政府转变方向。 “和平论毕竟是为爱中国，但抗日论也是爱国精神的表露。但是，和平论和卖国论只是毫厘之差，要使一般人接受和平论是有困难的。相反，抗日论一般人容易听得进。但是，由于日本措施政策的公正妥当的事实，证明和平论开始放光彩。即在近卫声明如实实施的情况下，重庆政府的抗日理论已没有依据，确信即使重庆政府，也只好跟从舆论大势，倾向于和平。 “为此，建立和平政府，与日本政府合作，实现近卫声明是一条捷径。所以，放弃以前的计划，建立和平政府，除依靠言论对重庆进行启蒙工作外，进而考虑用事实证明日华提携的好成果，加强抗战无意义的舆论，由此来使重庆政府的动向向和平发展。这是上策。因此，如果贵国政府对上述新计划没有异议，那么，希望更改以前的计划，以建立和平政府的方针进行下去。 “建立和平政府的目的不在推翻重庆政府。只要带来和平，连政权谁掌握也不问。和平运动的目的是使重庆政府倾向和平论，停止抗战。因而，在政权建立问题上，也必然要具备兵力。但如和重庆斗争引起内战，发生同一民族之间出流血惨案，这是并不希望的。将来，在重庆政府和我的运动一致的情况下，业已达到运动的目的，由此我断然下野，毫不踌躇。这两点，我明确说出，表露我的心境。” 汪精卫在会谈上表示：一、建立和平政府，真正体现日华合作，向一般国民证实抗战是没有意义的。二、和平政府建立后，组织军队。三、为了建立和平政府，希望先去日本，与日本政府要人交换意见。四、该政府仍将继承中华民国的法统，称之为国民政府，采取迁都的形式，实现三民主义，规定青天白日旗为国旗。 5月2日，当“北光丸”抵台湾基隆港时，汪精卫就遭到当头一棒。龙云发表复函，谓：“蒙手赐复书3月30日函，附以港报举一例云云。展诵回环，弥得诧骇，举一例文中将国家机密泄中外，布之敌人，此已为国民对国家初步道德所不许，至赐书，则欲之背离党国，破坏统一，毁灭全民牺牲之代价，反举国共定国策，此等何事？不仅断送我国家民族之前途，且使我无数将士与民众陷于万劫不复之地步，此岂和平救国之本，直是自取灭亡，以挽救敌寇之命运耳。”5月4日，“北光丸”驶离台湾，前往上海。汪精卫在日轮上，心情沉重地写下诗一首：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舵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芒月半阴。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5月6日，“北光丸”驶抵上海虹江码头，8日，汪精卫离“北光丸”上岸，住进江湾土肥原公馆。 冯玉祥话汉奸冯玉祥是为人们所熟知的爱国将领。从晚清到民国，从士兵到上将，滦州起义、首都革命、五原誓师、察绥抗战，继之为抗日救亡而奔走，为和平民主而呼号，一生极富传奇色彩。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的野蛮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冯玉祥受到极大的震动。9月23日，他向全国发出通电，痛斥蒋对内屡兴战端，对外妥协投降的行径。后来，蒋、汪合谋破坏“一。二八”抗战，使冯玉祥大失所望。他愤然离开南京，前往泰山，另觅抗战之路。 1933年，热河失守，华北沦亡在即。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召集旧部和各路义勇军，组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连克宝昌、多伦等地。蒋介石不以为功，反诬冯“破坏整个国策”，并勾结日寇，围剿这支抗日武装。 冯抗日有“罪”，报国无门，被迫解甲泰山。 1935年底，冯为团结抗日力量，不计前怨，回到南京，为促成国共合作做了不懈的努力，同汪精卫等投降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8年10月，蒋介石在武昌召开最高国防会议，会后只剩下蒋、汪等要人。汪精卫问冯玉祥：“焕章先生，什么叫抗战到底？”他回答说：“把所有的失地都收回来，不但东北四省，就是台湾和琉球各岛，都要交给我们，并且要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的投降，这就是抗战到底。”说完他反过来问汪精卫：“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个样子？”汪又惊又恼，青筋暴跳，转过脸对蒋介石说：“这是做梦，做梦！”冯玉祥拍案而起，厉声说道：“做梦，各人不一样，有人做梦当主人，有人却做梦当奴才！”直骂得汪精卫目瞪口呆，汗颜无地。 汪精卫投降日本以后，冯玉祥在重庆参加国民党中央召开的讨汪大会上，痛骂汪精卫，主张开除汪的党籍，通缉他，并连续在广播中发表题为：“粉碎汪逆的卖国密约，战斗到最后的胜利”、“团结起来粉碎日汪协定”等讲演，痛斥汪精卫投敌卖国行径。 开完讨汪大会以后，冯玉祥赴川、黔督练新兵，约著名作家老舍同行。车抵青木关，他与老舍下车吃四川烤地瓜。 吃完登车赶路，途中与老舍商量怎么写骂汪精卫投敌出走的诗，老舍让他自己出题、自己做。 冯玉祥想了想说：“那应用烤地瓜为题做诗吧！” 老舍很了解冯玉祥的丘八诗风格，常常修改他的诗，因此一听就幽默地说：“呜呼汪兆铭，不如地瓜香。” 后来在途中又看到遍地长满黄花菜，老舍说：“要不然就以黄花菜为题吧。” “好哇！”冯玉祥赞同地说。 1939年1月3日，冯玉祥在隆昌写成《黄花菜》一诗，诗曰：时当二九天，蜀道菜花黄；灿灿真悦目，风来阵阵香；此花有傲骨，胆敢战风霜；前方正抗敌，汪贼竟投降！平素空谈论，离奇又狂妄：“岳飞是军阀，秦桧是忠良。”有人对我说，此话出于汪。此为其哲学，“有奶便是娘！”察哈尔抗战，口外作战场；多伦既克服，官兵多伤亡，运回一千多，死者四团长；平津入医院，万目共昭彰，汪说：“未打仗，哪里有死伤？”黑白多不分，实已昧天良！武汉打电话，态度已失常，每闻我军胜，怒气不可当；一闻我军败，喜气乐洋洋。喜败而妒胜，此态可思量；领袖欲太重，汉奸也愿当，行年已半百，晚节末路忘；只知富与贵，不替民族想；国家与朋友，尽弃投敌邦；千年万世后，“精卫”恶名长！认贼作了父，甘心拜天皇！倭寇发狂言，欺世惯中伤，巨奸欣然喜，竟谓好主张。不要我赔款，中国整个亡；取消租界地，全属贼东洋；日满华合作，主人倭寇当；三国成一家，日寇是父王；此理至明显，世人都知详。谁说汪不知？ 未免太荒唐！如果汪知道，那又怎样讲？ “卖国贼”之字，头衔最适当！孙凤鸣壮士，一击连三枪；早晚铸铜像，佩他有眼光；决心过荆轲，锄贼优张良。 韩国李完用，不孤今有双！倭寇将大败，我军正威扬；不久失地复，民族得解放！日本革命起，军阀尽灭亡。到了那一天，汪贼走何方？不见拿破仑，攻俄势难当，占了莫斯科，豪气高万丈；一旦俄反攻，吃了大败仗，可怜四十万，未剩二千枪。不见德意志？大战何豪强，血战整四年，财尽民慌张；国内起革命，民治为政纲，威廉忙滚蛋，国外去彷徨。 我们为民族，小败心不慌，我们能持久，一定打胜仗；我们为民主，天皇定灭亡；我们有信心，始终不摇晃；信念最坚决，至死不投降！四五千年史，此战最芬芳！成仁与成功，必耀青史上。呜呼！汪精卫！心肝尽丧亡！呜呼！汪精卫！不如菜花黄！ 16上海、青岛刺汪密谋的夭折 在曾仲鸣被暗杀前，汪精卫还是很犹豫的，并没有下决心到南京组织政府。曾死后，反而使他决心干了。在河内高朗街遇刺漏网的汪精卫，转渡到上海，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日本主子的卵翼下，积极准备建立伪中央政权，这对重庆蒋介石政权无疑是一个严重的威胁。蒋介石命令戴笠继续想方设法，除掉汪精卫。为了对付“军统”、“中统”特务，保护汪伪大小汉奸头目的安全，“七十六号”特务组织应运而生。“七十六号”与在上海从事暗杀活动的蒋方特工人员进行了激烈、残酷的争斗，一时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双方特工人员互相利用，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939年5月，蒋介石获悉汪精卫一伙到了上海，便责令戴笠派人到上海市布置刺汪。戴笠受命后，命令“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执行这一行刺任务。由于汪精卫生怕河内恐剧重演，所以在上海起居住行，处处留意，防范甚严，陈恭澍一时难以下手。不久，戴笠又派原改组分子、当时任国民党第四战区少将高参的戴炳星（又名静园，湖南湘潭人）前往上海，伪装投汪，待机下手。戴炳星在汪伪中混了一阵，无缝插针，工作难以进展，便找借口想返回内地，与戴笠另商办法。一次，他向汪精卫建议，说抗战期间，戴笠指挥军统特工与汪伪特工展开了一场厮杀。 自己可以回广东劝说第四战区代理司令长官张发奎、广东省省长兼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李汉魂、第三十五集团军副司令兼六十四军军长邓龙光等投汪。汪精卫考虑到张、李、邓，都是蒋介石嫡系的广东籍军人，而与自己又有历史关系，就同意派戴炳星携带分别写给张发奎等三人的亲笔信，前往第四战区司令部驻地韶关。戴抵韶关后，即向戴笠汇报，重新研究谋刺计划，并由戴笠加派“军统”局书记长吴赓恕率特务十人，随戴炳星返沪，协助戴伺机完成刺汪任务。 不料，戴炳星、吴赓恕等到上海不久，在谋刺伪上海市长傅筱庵的过程中，暴露了身份，遭到“七十六号”的通缉。 于是他们不得不分别匿居在法租界。1939年9月，由于戴炳星的妻子泄露机密，“七十六号”侦知戴的行踪，将他逮捕。 “七十六号”特务组织的负责人丁默、李士群并没有马上把他枪毙，而是将他关在“七十六号”高洋房三楼的优待室里，天天供以大鱼大肉、香茶美饮，待如上宾。目的是想通过戴炳星的关系，与“军统”联络。经过双方谈判，戴炳星答应丁、李的要求，并致函重庆，“军统”局复函表示同意。 丁默、李士群在接到“军统”局的复函后，给戴炳星过了目，并准备释放他。但是对信细加研究后，发现信上有些字的笔迹比其他字稍粗，而且是混杂在整篇的信中。他们把这些粗笔迹的字连在一起后，惊恐万分，冷汗湿身，这与全信内容截然相反。信的原文是同意戴炳星与“七十六号”实行合作，而粗笔迹字连起来的意思，却是要戴炳星伪装与“七十六号”实行合作，寻机除去丁、李，进而会同“军统”上海区，打垮“七十六号”。于是，戴炳星全身被重新详细搜查，从戴的衣服夹层里，搜查出了秘密文件。“七十六号”头目发现自己险些上了大当，恼恨之极，经由丁默、李士群“签报”，周佛海核准，并经汪精卫批准，在这一年年底，将戴炳星枪决。 戴炳星死后，吴赓恕因刺汪任务没有完成，仍千方百计谋求刺汪。他到处寻找同伙，伺机钻汪伪政府的空子。他探悉过去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老同学陈承纶在伪维新政府警备司当科员，便函邀他见面。见面后，吴赓恕公开自己的“军统”身份，威逼陈去谋刺汪精卫以自赎。因为汪精卫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过教官，吴便要陈利用“师生关系”，投靠汪精卫，首先换取汪的信任，然后一步步地做到能自由来往汪的卧室，待时机成熟，或是以定时炸弹安放汪的床下，或是下毒药，将汪干掉。吴赓恕威胁陈承纶：如果不干，就要对他不客气。吴赓恕素以凶狠毒辣著名，陈与他尽管已阔别多年，但想他一定兽性有增无减，故“余威”尚存，况且吴现在的“军统”特务身份，更使陈胆战心寒。陈承纶心里暗暗盘算，不接受吴的指令，是没有好下场的；如果接受下来，又没有胆量去干，万一失事，更是性命难保，家破人亡。 审前度后，权衡利弊，他决定向汪精卫告密，让汪去对付吴赓恕，以为这样或许可以保住性命，在汪精卫“组府”成功后，甚至还能因此得官享禄，弄个幸福生活。 于是，陈承纶秘密去见汪精卫，报告了事情的经过。根据汪精卫的指令，陈承纶见了汪伪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陈春圃，再由陈春圃介绍去拜见“七十六号”头目丁默。丁默老谋深算，诡计多端，当即决定将计就计，先让陈承纶向汪精卫要一封约做自己秘书的亲笔信，隔了两天，又让陈承纶打电话约吴赓恕见面。吴赓恕约陈立即到一旅馆会晤。由于吴约的时间过于急促，无法事前通知丁默，只好先去应约。陈承纶见到吴赓恕，骄傲地把汪精卫写给他的那封信交给吴看。吴对汪的笔迹是认得的，看后信以为真，对陈赞不绝口，说陈的“工作”做得非常成功。陈承纶则表示要先回南京，把伪警务司的工作结束一下，再来上海就任汪精卫的秘书。这样，吴赓恕就开始落进了丁默所设的圈套。 陈承纶回到南京没几天，就收到吴赓恕的来信，要他立即来沪。陈马上回上海，先去“七十六号”看了丁默，然后打电话给吴赓恕。吴立即约陈见面。这时吴对陈已经信任无疑，因此把见面的地点约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迈尔西爱路（今茂名南路）相交的某幢房子。陈承纶把相约地址通知了丁默后，如期赴约。吴赓恕哪料得这些，两人见了面，还没讲几句话，日本便衣宪兵和冒充法租界巡捕房人员的潘达，及其他“七十六号”特务便一拥而入，把两人一起抓走。 如此轻而易举地“逮捕”吴赓恕，是经过丁默精心策划的。吴是“军统”特务，又是谋刺汪精卫的要犯，抓吴是汪精卫直接下达的命令，吴万一逃跑，就无法向汪精卫交代。因为那时“七十六号”要在租界上公开抓人，还是比较麻烦的，必须由日本宪兵队出面，事先通知巡捕房当局，由巡捕房派员会同前去。而上海的“军统”、“中统”组织，对两租界的巡捕人员，大都按月给以津贴，彼此声息相通。因此“七十六号”要到租界捕人，往往是日本宪兵队刚刚与巡捕房打交道，那些被“军统”、“中统”收买的巡捕房人员便尽快“放笼”（暗中通知），让逮捕对象避开。凡属“军统”、“中统”的一些重要人员，即使来不及“放笼”而被捕获，巡捕房也是多方留难，甚至拒绝“引渡”。丁默、李士群生怕这次再蹈覆辙，便想出一条声东击西的妙策。他们先让耿绩之与法捕房联系，进行私下交易，接着又让日本宪兵队下面交涉，但故意把被捕人的门牌弄错。当日本宪兵、“七十六号”特务会同法捕房人员来到故意弄错门牌的那一家时，理所当然见不到罪犯。但法巡捕房人员一走，日本宪兵和“七十六号”特务便马上又回头扑向吴赓恕和陈承纶会面的地点，把两人抓了起来。实际上，真地址与假地址相隔只有十多家而已。事后，法巡捕房对耿绩之与日本宪兵都很不满，但他们推托说手续是完备的，只是弄错了门牌，临时发觉，因时间急促，惟恐罪犯逃掉，没有重行会同行动，只好权宜从事了。法巡捕房因人已被抓到，也无可奈何。 陈承纶与吴赓恕被押到“七十六号”后，陈即被释放。吴赓恕被推进审讯室，在审讯时，起初还想抵赖，经过抽皮鞭、灌冷水，还没轮到上老虎凳，便如实招认。丁默见刺犯已抓到手，供词又有了，洋洋自得，十分高兴。他立即将吴的口供报送汪精卫，汪精卫毫不犹豫，亲笔批示“枪决”。于是，上海刺汪的密谋夭折了。 蒋介石并不甘心，指示军统继续对汪精卫进行追杀。1939年11月，汪精卫与“维新”、“临时”两伪组织傀儡，在日寇的指挥下，将在青岛举行所谓“青岛会谈”。国民党军统特务在青岛做了布置，预备在举行青岛会谈时，狙击汪精卫与“维新”、“临时”两首脑梁鸿志、王克敏，以破坏会谈。李士群率“七十六”号特务，根据原军统华北区副区长王天木提供的线索，带王天木先于汪精卫到了青岛。这时军统华北区青岛站站长傅胜兰，原是王天木的部下，傅的地址王是知道的。于是，李士群率“七十六”号特务毫不费力先捕到了傅胜兰，后又捕到了傅的部属也是傅的情人———军统青岛站的出纳丁美珍及总务科科长宋负薪、行动员褚亚鹏等一起十数人，连电台全部破获。军统在青岛的人事组织都给王天木做了“礼品”，送给了汪精卫。丁美珍被捕后提出，只要使傅胜兰恢复自由，马上与她结婚，她可以叫傅率领所属人员投汪。李士群当即完全接受了下来，“青岛会谈”在“七十六”号特务参加的警戒下得以顺利完成。 17粉墨登场 1939年5月6日，汪精卫乘坐“北光丸”抵达上海。随即，汪精卫、周佛海、林柏生、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及已在上海的褚民谊等人拟定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并决定了“组府”的三个步骤：第一是举行“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推汪为总裁，合法地变更“国策”；第二是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推举新政府组成成员；第三是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汪精卫还向日本军部代表要求直接去东京，与日本政府谈判“组府”问题。 陈公博得知汪精卫将赴日谈判的消息后，感觉到他与汪在对日“和平”问题上的分歧更大了，终于“忍不住”急电阻拦，电文是：以汪的地位万不可赴日，“先生如此，何以面国人？”汪精卫在复电中不仅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而且还指责陈公博不肯随他行动，是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陈公博无言以对，只得闲居香港。 汪精卫于5月31日，偕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周隆庠等人前往东京，就“组府”问题，与日本政府谈判。汪偕周佛海、梅思平等，带着一份“关于收拾时局之具体办法”，去拜见他的日本主子，却一直受到冷遇。直至6月6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要旨是：“新中央政府以汪、吴（佩孚）、现有政权（指” 维新“、”临时“政府）、改变主意的重庆政府等为其构成分子。”日本首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及前首相近卫等人，才分别招见了汪，传达了五相会议的决定。自6月10日起，汪精卫等与日本内阁首相平沼、陆相板垣、海相米内、外相有吉、藏相石渡及前首相近卫等分别会谈。日本平沼内阁软硬兼施、恩威并用，在谈判中坚持“要把蒙疆作为日本的防共特区，把华北作为日本国防和经济的合作区，把华中作为日本经济合作区”。汪精卫接受日本人的方案。 按汪精卫的意图，他的“办法”就是继续打着国民党、国民政府、三民主义的旗帜，以坚持“党统”、“法统”和所谓“国民党还都”做幌子，以收揽人心，掩盖傀儡政权的本质。但日本人认为，尽管有什么“党统”、“法统”、“还都”等等，但终究是在日本人占领下的南京，不如到非占领区去搞更有效，更有欺骗性。后来又考虑汪本身没有军队、没有地盘，如果不让在南京搞，弄得不好，汪政权就要流产。所以，只得听信汪，让他试着办。 但同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的会谈中，汪精卫却碰了一鼻子灰，上了“应当怎样当奴才”的一课。 板垣强调“分治合作”，认为华北、蒙疆、长江下游、华南沿海，都具有特殊性，不容汪精卫的政权染指；取消“临时”和“维新”两个伪政府也有困难。因此，只许汪成立一个悬在空中的“中央政府”。 汪精卫猝然变色：“如果中央政府成为有名无实的，那只好延期组织中央政府，准备将来时机的到来。” 走狗居然不想走了，向主子要条件！主子岂能容许。影佐祯昭马上插话斥责：“以前协商时，你说过，为了收拾时局，必须组织中央政府，而今天又说可以把它延期。我想问一下，现在提出这样新的方案用意何在？” 汪听后大惊失措，马上辩解道：“之所以说组织中央政府可以并不急，是由于取消政府有困难这番话引起的。现在大臣所说的意见已经充分了解，希望根据上述的意见再研究具体方案。” 最后，汪只好同意华北、蒙疆、长江下游、华南沿海等地都由日寇直接控制，未来的汪记政权只能有一个形式上的“统一”，一笔交易才算拍板成交。汪精卫冷汗涔涔地抱着一大本卖国契约躬身退出。他暗自庆幸，此行虽然不太顺当，但这头号奴才的帽子总算扣到脑袋上了，却也值得。 1939年6月，汪精卫回国。此时的汪精卫回味着在日本的时光，望着茫茫无际的大海，滚滚波涛，大浪咆哮；思索这变化莫测的6月天气，心中又是一沉。心里盘算着，他虽然领到了做头号汉奸的“圣旨”，但真要当上傀儡王，面对敌占区，大小汉奸林立，自行其是，各有靠山，纷纭复杂的形势，却还不知要磕多少响头啊！ 1939年，汪精卫在南京接受记者采访，发表组建伪政权的言论。 汪精卫一下船，南跑北窜，忙得不亦乐乎。他一面忙着晋见日寇驻北京、南京、广州等地的司令官，乞求他们的支持；一面四处讲话，大放厥词。在上海做了一次广播演说，大放了一通“无日本则无东亚”之类的浑话，接着又大讲什么“我对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实际是一篇绝妙的奴才宣言。 8月的广州，烈日炎炎，热浪灼人，9日，汪精卫全然不顾，跑到这里做了《怎样实现和平》的广播讲话，拖人下水，扩大汉奸队伍。他称：由于蒋介石坚持抗战，使可以实现的和平遇到了极大的阻碍。现在我在广州与安藤最高指挥官会晤，其结果使我确信，如果广东方面的军队，有和平反共的表示，安藤最高指挥官，不仅对于这种军队立刻停止攻击，而且更进一步将日本军队已经占据的地方，所有治安警备，以及行政经济，都从日本军队手里次第交还中国。如果广东方面的行政当局和军队，能赞成我的和平主张，则我必能得安藤指挥官的同意，先在广东做起部分的停战，而依次及于全国，使全国和平得以完全恢复。可是，响应之人寥寥无几，只有张君劢发了一则“通电”，算是凑了趣。8月上旬，汪精卫与日本华南派遣军司令官达成如下协议：（一）在进行建立中央政府工作的同时，也要进行华南政权的建立工作。（二）华南政权不是单纯的政治机关，主要是促使实力派树立反共，保境安民，使其与日军之间实行局部停战和必要的合作，并使之扩大至华南五省，从而迫使蒋介石下野，推翻重庆政府。（三）华南政权如果建立，日军占领地区的治安、警备、行政、经济，将由日军手中逐渐移交该政权。（四）拉拢实力派的工作，目前首先置重点于张发奎和邓龙光，并秘密与李汉魂、吴奇伟、薛岳联络。对余汉谋，以分化其部属为主。陈济棠和许崇智，暂时缺乏挺身而出的决心，可使陈之旧部黄质文合作，使其进行拉拢陈济棠旧部。对李宗仁和白崇禧有待和知机关的措施，但汪也要与之直接联系。（五）为了建立华南政权，须在广州建立政务委员会。 汪精卫在失望、懊丧中回到上海，拼凑了一帮汉奸骨干开会，策划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自己的登台制造所谓“党统”、“法统”的根据。8月15日，汪精卫在上海发表《答问（一）》一文，再论撤兵问题。文中说：大凡两国交兵，其回复和平的程序，第一步是停战，第二步是和平谈判，第三步是撤兵。如果蒋介石也赞成和平反共，那么，全国以内，没有交战形势存在，由全国停战，而全国和平谈判，而全国撤兵，自然容易得多。可是蒋介石既然无望，则先由部分做起，依次及于全国，实为今日救国惟一方法。21日，又发表《答问（二）》一文，谈为何对日当初主战，如今为什么主和，称：当初以为日本要灭亡中国，所以不得已而出于战，如今知道日本不是要灭亡中国，而是要与中国在一个共同目的之下共存共荣，所以要谋和平之实现。 要召开“六大”，代表上哪里去找呢？此事使汪等大伤脑筋。这时，正好汪的一个旧部下名叫周化民，受重庆国民党政府派遣，出使欧洲，事毕回到香港。他回重庆复命时，汪付以重金，要他去招人充当“代表”。 周化民匆匆赶到重庆，一见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中过去追随过汪的人，就悄悄把三千元钱塞过去，嬉皮笑脸地说： “如果愿意回上海，非常欢迎，这钱就作为路费。要是去不成，也请收下，紧急关头好派用场。” 周化民一连送了十几个人，好言相劝，馈以金钱，这些人虽爱钱如命，照收不误，却没有一个人在重赏下，敢冒当汉奸的臭名声，跑到上海去入伙。汪精卫心急如火，这第一步就难产，当“儿皇帝”的梦不就泡汤了吗！四处招人，却难以凑数。他的党羽一看有机可乘，便拉拢私人，扩充势力。陈璧君让自己的两个弟弟、四个侄子都当了“六大”的“代表”。后来任汪伪政权教育部长的李圣五也将老婆、小舅子、表弟、表侄等一齐拉进来。但是，即使这样也还是凑不够数，更谈不上“代表性”。于是索性采取绑架的手段来拉人。当时，上海有个中学校长当上代表的经过，就颇为惊险而又离奇。 一天，这个中学校长应邀到一个朋友家去吃饭，宾客一共六人。酒足饭饱之后，客人中有一人约游兆丰公园。可是汽车却开到了静安寺附近的一处大厦前停下来了。这个人下车向门里打个招呼，大门顿时打开，露出了警卫森严、机枪挡道的架势。这个校长心知有异，以为被送进了日本宪兵司令部。几个人下了车，走进门去，但见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枪上刺刀杀气腾腾。进了里屋，几个人又大为困惑，只见这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客厅，精制而成的拼花地板，铺着大幅的红色暗花地毯，墙上镶嵌着工艺精致的护墙板，宽大的沙发和软椅套着丝绒的座面，还有女招待出来敬烟奉茶。接着又被带到另一屋里，一个面带病容，瘦如骷髅的人正等候在那里。经人介绍，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后来杀人不眨眼的汪伪特务头子丁默。丁默叫这几位被“绑”来的“俘虏”在一张纸上捺手印。他们不敢违拗，行礼如仪。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成了汪记“六大”的“正式代表”。 代表总算是凑够了，但在这充满火药味的上海，到什么地方找一个安全的会场呢？最后商定，汪记“六大”就在这个捺手印的地方———杀人魔窟“七十六号”特务机关中召开。1939年8月28日，汪记国民党“六大”在上海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大礼堂举行。这一天，大雨滂沱，一向人流不息的大街，被笼罩在灰蒙蒙的、死一般沉寂的气氛中，只有那些手持长枪的巡捕一动不动地站在马路两边。“七十六号”的两扇大铁门紧闭着，为了迷惑人，伪装做寿而搭的、中间缀有一个由灯泡组成的‘寿'字的高大彩牌在风雨中飘摇。只有一个小门半开着，让“代表”们进出，武装特务站在通道两侧，虎视眈眈地盯着进出的每一个人。为了标榜自己是国民党的“正统”，是孙中山的“真正继承人”，征得日本人的同意，在会场正面，悬挂着孙中山的巨幅画像，两边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和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旗，台上摆满了各种鲜花。 当大会主席汪精卫、副主席周佛海、陈璧君等登上主席台时，既没有欢乐的乐曲，也没有欢呼的掌声，只有一阵不大的骚动和遍布各个角落的窃窃私语，他们木然地坐在主席台上。主席团是汪精卫、周佛海、高宗武、陶希圣、溥侗、何世桢、梅思平等。在职员名单中，有人看到了卢英的名字，便骚动了起来。中午休息时，便推出上海代表蔡洪田、汪曼云，浙江代表沈尔乔、王敏中、章正范，湖南代表戴策等，要求见汪精卫，却由周佛海代见。周说：“汪先生现在睡觉，有什么意见，可以向我提出。”于是就有人责问：“为什么在这一个大会中，于职员名单里竟会列入一个汉奸卢英？” 还有人说：“以汉奸而任大会的秘书，我们不是羞与为伍吗？”周佛海一听，似有人要拆台的样子，于是不能不来一记杀手锏，说：“卢英是否汉奸，后世自有定论，可是汪先生到了上海，最先响应和平运动的就是卢英。且卢英为迎接汪先生翻了车，几乎连性命都丢掉，他对和平运动，可说比谁都热心。再说现在汪先生的警卫人员，都是卢英派来的，万一因此而发生误会，汪先生的安全谁负责任？”周佛海的一番话，不仅为卢英做汉奸辩护，也为自己的卖国盖上了一块遮布，周的最后几句话，又是对这批新汉奸的威胁。果然这一“军”，“将”得那些自污不觉臭的代表面面相觑，无人能置一辞。周看看这一记有了苗头，干脆再来一下，又说：“老实告诉各位，汪先生还决定卢英做中央委员哩。”这时反而没有一个站出来说“羞与为伍”了。经过贬值式的协商，决定了一个折中方案：把卢英的中央委员，改为“候补”，并把他的名次，排在最后一个。 大会程序，上午是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与汪精卫的开幕词，下午是修改党章，选举国民党主席。接着又通过了一个临时决议：本届中央委员的产生，授权主席提名介绍，再由大会予以通过。在这张被提名介绍的名单中，卢英确是做了候补中央委员的底脚货。可是在中央委员中，却出现了好几个比卢英更大的老牌汉奸，如温宗尧、陈群、任援道等大名，均赫然在目，且都名列前茅。会场上顿时引起了一阵骚动，有个叫胡志宁的人不同意让几个老牌大汉奸当中央委员，吵吵闹闹一阵，进而骚动起来，会场气氛顿见紧张。这时，李士群率一批腰挂手枪的特务围了上来，示意要这些人“识相一点”，吓得这些人支支吾吾，直打哆嗦。汪精卫一看局面尴尬，这哪是党的代表会议，简直成了鸿门宴，很怕会议开不下去了，急忙站起来打圆场说：“代表们有什么意见，会后可以和我个人来谈。现在宣读《大会宣言》，请大会通过。”这才算解了围。会议的议程一一顺利通过，汪精卫又神气起来，忘乎所以地吹嘘道：“我们不是日本人的傀儡，请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会场里有没有日本人？”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谁不知道木偶戏的牵线人是躲在幕后呢！ 汪记“六大”的中央委员，把这些封建遗少、保皇余党、买办文人、洋场政客、新老汉奸聚在一起，真是一个极精彩的旧中国政治博览会，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历史垃圾堆。汪记“六大”就这样乌烟瘴气地闹了一天，把汪精卫推上了“合法”的党魁地位，为成立汪伪政权办了一项必不可少的手续。9月初，在汪精卫寓所沪西愚园路1136弄32号开会，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六届一中全会”，成立了中央党部。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林柏生、高宗武、丁默等人被举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璧君、褚民谊等人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璧君从此以中央监委常委身份四处活动，由汪提出：（1）以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何世桢、丁默为中央常务委员；（2）以褚民谊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厅秘书长，陈春圃、罗君强为副秘书长；（3）以梅思平兼中央组织部长；戴英夫（即戴鹏天）、朱朴之为副部长；（4）以陶希圣兼中央宣传部长；林柏生、周化人为副部长；（5）以丁默兼中央社会部长，汪曼云、顾继武为副部长。所谓中央党部秘书厅，组织、宣传两部，则分别设置在愚园路1136弄内的几幢洋房里。 日本统治集团决定“放宽对蒋处理”，不让“百万大军误于蒋一人的首级之上”，确立了促使“汪蒋合流”的方针。 1939年10月30日，日本政府制定了《以树立新中央政府为中心的事变处理最高指导方针》，设想了实现“蒋汪合流”的三种模式，一为“事前合流模式”，即先与重庆方面停战，再行“蒋汪合流”，成立新中央政府，二为“事后合流模式”，即先成立汪精卫中央政府，再行日、渝停战，然后实现“蒋汪合流”，三为“大持久战模式”，即新旧两中央政府对立，逐渐转入“大持久战”，等待世界形势的变化，在世界范围内解决中国事变。日本政府决定首先全力争取实现第一模式，若不成，再依次实施第二、第三模式。日本当局寻找各种渠道与重庆政府进行“和平谈判”。 在重庆方面，出于诸多方面的因素，也对日、蒋“和谈”表示出极大兴趣。特别是基于政治谋略方面的考虑，重庆政府认准日本政府既想扶植汪伪中央政府，又对该政府缺乏信心，企图促成蒋、汪合流的矛盾心情，以对日议和为诱饵，扰乱日本的对华方针，破坏或推迟汪伪政府的建立。日、蒋间的“和平”活动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的，最主要的有“桐工作”、“钱永铭工作”以及“司徒雷登工作”。其中“桐工作”即“宋子良工作”，最为日方重视和寄予厚望，是日本为争取实现“蒋汪事前合流模式”而进行的主要活动。1939年12月下旬，日本军部代表铃木卓尔和中方代表、据称是宋子文之弟的宋子良在香港秘密会见。次年3月上旬，双方在香港东肥洋行举行预备会议。 据日方资料记载：双方争论的中心为：承认“满洲国”问题、华北驻兵问题、对汪政府的处理问题。关于“满洲国” 问题，“中方最初主张由日、中两国保护，但日方反对。经向重庆请示的结果，建议改为对此问题暂不接触，保持默然态度”。关于驻兵问题，中方“虽承认将内蒙作为特殊化地区，但反对日本在华北驻兵，并称问题可改在恢复和平后再行协商，要求日军提出撤军计划”。关于汪精卫政府，中方认为“由于中国国内反汪气氛极为强烈，现在不能考虑与其合流，但由于日本政府也有自己的立场，无论如何将作为国内问题研究予以妥善处理”。随即休会，并约定4月15日举行正式会议。为此，日方代表今井武夫曾向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提议，将汪政府成立日期推迟至4月15日。后因中方提议将正式会议推迟至4月15日以后举行，日方怀疑香港会谈系中方阻止汪政权建立的谋略，乃决定仍让汪政权于3月30日成立，使日方期望的“事前合流模式”宣告失败。 11月1日至12月30日，汪精卫的代表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等在上海江湾六三花园与日寇梅机关影佐、犬养等举行关于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的谈判，关于谈判情况，陶希圣在《潮流与点滴》与《乱流》中回忆说： 六三花园会谈结束之后，我们把“要纲”带回，送给汪夫妇。我自迁入愚园路之后，每日的早餐是在汪公馆会餐。 这一天，早餐之后，陈璧君留我单独谈话。她要我把“要纲”一件一件、一条一条解释给她听。我首先解释“要纲”划分五种地带和五个层次的日方用意，同时指出这五种地带并未包括外蒙、新疆、西北、西藏与西南在内。这就是那五个地带是苏俄和“共匪”划了去的。老实说，就是德、苏瓜分波兰之后，日、苏瓜分中国的大阴谋在这些文件上表现出来了。次日清晨，早餐之后，陈璧君再约我谈话。她告知我说：“昨天我把你的解释转告汪先生。我说得不完全，也不详细。我一面说，汪先生一面流泪，他听完之后，对我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中国不了，要我签一个字在他们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 汪夫妇秘密商量。陈璧君主张叫叶蓬把部队带到广州，在广州求生存。汪自己主张由愚园路搬到法租界福履理路住宅。发表声明，停止一切活动，然后转往法国。璧君叫我去与叶蓬密商。我到金神父路去见叶蓬。他认为带部队到广州是做不到的事，一则所谓部队不成其为力量；二则移动还须日方协助；三则即令到了广州，仍然是寄人篱下，不能抬头，和上海没有分别。 影佐祯昭立刻知道这些消息，马上到愚园路来见汪。汪表示迁居并发表声明的意思。汪说一句，影佐在日记本上抄一句。他抄到最后一段谈话，两行眼泪直落在日记本上。汪说完了，影佐说道：“我协助汪先生迁居，并请法租界捕房布防。我立刻回东京，报告近卫公；请求其出面干涉。” 法租界捕房当日调动巡捕二百人，散布福履理路周围，预为汪迁移时，做必要的警备。但是汪召集会议，说明了他与影佐会谈的经过。他说到影佐泪珠滴到日记本上之时，低声说道：“看来影佐还是有诚意。”我站起来发言：“汪先生是不是相信影佐的眼泪？”我还没有说出第二句，第二句是说：“那是鳄鱼的泪。”在座的诸位高声喝道：“希圣你太刻薄了。”会议至此，一哄而散。次日早餐之后，陈璧君对我说：“影佐动身回东京去了，等他到上海再说。昨天的话暂时搁起。”11月16日，影佐带着修正案到东京，11月20日，在兴亚院会集了武藤军务局长、阿部胜雄海军省军务局长、铃木贞一兴亚院政务部长、堀内干城外务省东亚局长作成修正案，这里决定下来的日本让步方案，其要点如下：一、防共驻兵关系———维持原案驻兵地点不写明。无从预测将来共军会进入到哪些地方，因此，驻屯地点不能预定。说明在今后认清形势时决定之。 二、铁路原则上认作国有国营。但对于军事上为必要的铁路，做委托经营。 三、蒙疆、华北等行政机构———承认汪案原则上认作为置于中央政府统制下。四、治安驻兵关系———加入期限日本于和平恢复后，认为治安确立之后，开始撤退其在防共驻兵地区以外的军队；二年以内撤退完毕。 影佐返回南京，交涉到此已无进展，11月25日完全陷入决裂状态。陶希圣等强硬派占了优势，显示出拒绝态度，说是在看到全部悬案事项总括让步之前，交涉不能继续。汪精卫以沉痛面色向影佐少将提出：对梅华堂诸君从大局着眼的态度虽不胜感谢，但我认为，好不好就把树立政府的这种方式停止下来吧。 尽管内部反对的声音不断，汪精卫和陈璧君最终还是上了贼船，个中原因在1940年1月15日陶希圣致胡适函中可见：“四月间汪先生决往上海、东京，希即力加反对，公博、宗武亦同，然竟未得其一顾。八月底希赴沪相劝其放弃另组政府之主张，此种劝阻至十月及十一月颇生效力，因其时日方有意拖延而其对汪之阻碍重重，为汪所察也。十二月汪心理又变，日方催其组府亦甚力，为此公博、宗武、希相继于十二月底、一月初离沪返港。公博为告而别，希等则告即不能别，故不别而行，以此引起汪、周甚大之冲动，现彼等相杀令已下矣。不意卢沟桥事变以后一念之和平主张，遂演至如此，之惨痛结果也！希等最痛心者为日方所提‘调整中日新关系要纲'.此项要纲希曾参与谈判，至最终希不愿结束，亦未予签字，因而出走。美联社所传五条，去实在者尚远。依此要纲，北自黑龙江，南至海南岛，均归彼掌握，由军事、政治、经济、财政金融、文化教育，乃至气象，亦均归其控制。最初汪先生夫妇亦大惊，有退休意，然经佛海、思平怂恿，彼已视为谈判成功，可以告无罪于国人，且依之以建国矣，沉迷不返，至于无可救。家属尚沦上海，而希与汪先生相从多年，未欲背友，以此不愿宣泄于人，临行留函亦曾以守秘密相约。今彼等之相杀，亦为保持秘密而已。希不敏，更不肯干出卖秘密以求一时之快意。” 除高宗武、陶希圣外，陈公博对于汪精卫对于日本人的过多让步，以及整个日、汪调整关系协约也表示强烈不满。 一次，在汪精卫举行的招待宴会上，他对日本“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祯昭直言：“哪里是基本条约，简直日本要控制中国罢了。”影佐也坦率相告：“在目前不能说没有这个意思。”这使陈公博更为恼怒，他把影佐的话报告汪精卫，并希望汪氏慎重，汪却只是忿然，但并不改变其既定计划。“12月26日，汪精卫召集干部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部条约和秘密协定。陈公博不愿在此协议上签字，于28日再次离开上海，返回香港。经长达两个月的讨价还价，最终汪在卖身契上签字。 12月31日，日、汪签署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秘密谅解事项》，并约定：这一密约“永不公布”。 上海青帮首领杜月笙，抗战期间，曾协助国民党军统同汪伪特工进行斗争。 高宗武、陶希圣都是汪派“和平运动”的“首义人物”。他们曾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归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撤军”、“不赔款”等动听的曲调所迷惑，参与了汪精卫“和平运动”，但在与日本军部代表的谈判中，他们看清了日本企图全面控制中国的意图，为中国的前途而担忧，高宗武、陶希圣随即决定逃走。 早在1939年10月，为顺利出逃，高宗武就通过关系联系上了杜月笙。当时，杜月笙的亲信徐采丞方自香港回了上海。 不两天，杜月笙照例下午过海去告罗士打会客办公，他正和翁左青、胡叙五商议事情，猛一抬头，看见徐采丞神色匆匆地推门进来，愣一愣，便问：“你不是刚刚回去的吗？怎么又……” “有一件紧急大事，”徐采丞坐定下来回答，“不得不原船赶来香港。” “什么紧急大事？”杜月笙急急地问。 徐采丞先不答，从怀中掏出一张字条，递给杜月笙。杜月笙接过来看时，见字条上只有几个字：“高决反正速向渝洽。”“高———是否高宗武？”“是的。”“这张字条是谁写的？”“是黄溯初先生请徐寄写的。”“黄溯初是哪一位？” “他是老进步党，梁启超财政经济方面的智囊，又是老日本留学生，跟东洋人关系很深，从前当过国会议员，抗战之前做过生意，因为经营失败，跑到日本去隐居。他是高宗武的老长辈，高宗武从读书到做官，得到黄溯初的帮助很多。” “采丞兄，你是认得这位黄先生？”“不，黄先生是徐寄的同乡友好。”杜月笙大惑不解地问：“这件大事，怎么会落到我们头上来的？” 于是，徐采丞一五一十地说了，此次他回上海，刚刚到家，徐寄便登门拜访，告诉他说：高宗武以外交部亚洲司长的身份，起先驻港从事情报工作，他一向抱着“和平救国”的大愿，又因为日本前首相犬养毅的儿子犬养健，跟他是日本帝大时代的同学。犬养健在日本情报“梅”机关非常活跃，因为种种缘故，高宗武方始成了汪精卫与日方之间的穿针引线人。 “这个人我晓得，”杜月笙打断了他的话，“前些时香港《华侨日报》登过一条消息，隐隐地指高宗武来往上海香港，是在秘密从事谋和。高宗武看了大不开心，扬言要告《华侨日报》，《华侨日报》的朋友托我出面调解，我叫人去跟高宗武说了，这位朋友，一口答应看我面子，打消原意。” “杜先生和高宗武之间还有这一层关系，那就更好了。”徐采丞欣然地说，“高宗武后来跟汪精卫到了上海，一直都是负责办交涉的重要人物，但是不久他到东京，近卫首相把‘中日密约'开出来，他一谈之下，发现东洋人所谓的’和约'要比二十一条还狠。假使签订了这项‘和约'的话，那么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都要断送，为此他觉得彷徨苦闷，于是他跑到长崎晓滨村，找到了他的父执黄溯初，向他讨教。”“是黄溯初教高宗武反正的？” “高宗武自己早有这个意思，”徐采丞答道，“据黄先生说：高宗武认为他所从事的是和平救国工作，绝不是卖国求荣。黄先生不过鼓励他，点醒他，答应帮他的忙，代他设法向重庆方面接洽。但是，黄溯初因为自己是进步党人的关系，他对国民党不无偏见，他在长崎和高宗武相约，高宗武回沪不久他也到了上海。徐寄和黄溯初是同乡友好，黄溯初便去找到了徐寄，一席密谈，末后提起如何安排高宗武反正，要使他平安逃出上海，又得保证国民政府不咎既往，许他将功折罪。徐寄一听之下，当即说道：”你要找这么样的一个人，那么只有杜月笙。'黄溯初说：“杜月笙我虽然并不认得，但是这个人行侠仗义，一言九鼎，却是有口皆碑，无人不知；他能答应承揽这一件事，我便放心。'” 杜月笙听徐采丞说到这里，插嘴问道：“高宗武是负责办理日、汪交涉的人，他若反正，那么，汪精卫跟日本人订的密约内容，是不是可以带得出来，公诸于世呢？” 徐采丞断然地说：“当然没有问题。”于是，杜月笙霍然而起，双手一拍，眉飞色舞地高声说道：“采丞兄，这件事情关系抗战前途，国家大局，确实值得一试，你便在香港住两天，我乘最近一班飞机到重庆，我要去见蒋委员长，当面向他报告。”11月5日，杜月笙自香港直飞重庆，杜月笙由张群负责联络，陪同面见蒋介石，请示高宗武反正事宜应该如何处理？他得到指示后，搭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兴冲冲地离开重庆，回香港。此后，杜月笙又冒险二度飞渝，蒋即刻传见，杜月笙报告既毕，蒋便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杜月笙，请他设法转交高宗武。杜月笙得了蒋的亲笔函件，第二天便飞回香港，把蒋的亲笔信交给稳妥可靠的人，秘密携往上海。接下来，便是等高宗武安然南来。 由于敌伪方面戒备森严，防范紧密，徐采丞发动杜门中留在上海的人，营救高宗武安然脱险。1939年元旦前后，便有人秘密通知陶希圣，说是李士群、丁默主持的汪伪特务机关极斯菲尔路七十六号，正在计划刺杀他，陶希圣夫妇当时决定：“如果不能逃出上海，只有自戕之一法。” 元旦那天，高宗武忽然在法租界环龙路陶希圣住宅出现，他来探病、拜年，当时陶希圣告诉高宗武说：“他们有阴谋不利于你，你怎样？”高宗武便说：“走了吧。” 徐采丞、万墨林已经遵照杜月笙的吩咐，替高宗武预备好了船票，同时严密制定保护他顺利成行的计划，临时加上陶希圣同行，当然不致发生什么困难。1940年1月4日上午，高宗武按照预定计划登上了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陶希圣则独自一人，乘车到南京路国泰饭店前门，下车后，进入大厦，径赴后门口，换乘一辆出租车，直奔黄浦滩码头与高宗武会合，两人顺利成行到达香港。陶希圣离沪往港后，其愚园路的住宅门口有便衣人员侦查与监视。家中厨子被调走了，工役不能出门，家中没有饭菜吃，只是将日前剩下的饭菜烧热吃。陶希圣的夫人陶冰如带着女儿和小孩子躲到公园里，她整日不吃亦不喝，在那里枯坐流泪。大孩子们仍然各自上学。 后来，陶希圣的夫人陶冰如决计到愚园路去看陈璧君。6月1日早，她打电话请见，陈璧君允见面一谈。陈璧君一见陶冰如就说道：“我派人到你家里去，你总说你是陶家的亲戚，不承认是陶太太。你是做什么政治工作的？”陶冰如坦然解答说：“我是乡下人，在陶家是洗衣服、做饭、养孩子，不知道什么政治。希圣在外边做什么，我不知道。他跟随汪先生十五年，为什么要走，事前也没有商量。”她又说：“我们家眷从香港搬到上海，只有两星期。若是他有走的打算，他不会接家眷来到上海。”她接着说：“香港为是非之地。他这一去，难免不说话。等到他一篇文字发表了，那就迟了。”“我相信他不会轻易发表什么。我决定自己到香港去，连劝带拉，要他回上海。” 陈璧君不肯答应陶冰如的要求，推托说：“这要看汪先生的意思。”陶冰如再三说：“我这回去，只带两个小的孩子；三个大孩子仍在这里上学。”说到这里，陈才有允意。她去请汪精卫到客厅来。汪起先还是未曾松口。恰好这时，林柏生送一封信进来，汪看信之后，面色大变，他将信递给冰如看。冰如说不会读信。原来这是陶希圣从香港寄给汪的，信的意思是请汪精卫保障他的家属的安全。如果汪精卫陷害其家属，他只有走极端。至此，汪精卫、陈璧君才答应派陶冰如到香港去。只要陶希圣回上海，什么条件都可以做到，并且要她在一星期之内先回一个确信。陶冰如到港后与陶希圣住在九龙尖沙嘴亚叙里道。陶冰如先打电报给陈璧君，说“希圣即可偕返上海”。汪接到电报之后，随即离上海。在杜月笙的帮助下，陶希圣的三个大孩子们也逃到香港。1月22日，高宗武、陶希圣致香港《大公报》信称：武、圣一介书生，行能无似，然自束发受书，略闻爱国大义，认为国民报国，当不辞牺牲一切以赴之。中、日国交失调以还，奔走国事，一秉此旨。抗战既起，私念日方当不乏悔祸之识者，战争应终有结束之途径，苟能贯彻抗战目的，克保我主权与领土行政之完整，则曲达、直达，不妨殊途同归，爰不顾外间毁誉，愿奉微躯，以期自效。 去年之夏，武承汪相约，同赴东京，即见彼国意见庞杂，军阀恣横，罕能望其觉悟。由日返沪以后，仍忍痛与闻敌汪双方磋商之进行，以期从中补救于万一，凡有要件，随时记录。十一月五日影佐祯昭在六三园亲交周佛海、梅思平及圣等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之件，当由汪提交其最高干部会议，武亦与焉。益知其中条件之苛酷，不但甚于民国四年之二十一条者，不止倍蓰。即与所谓近卫声明，亦复大不相同。直欲夷我国于附庸，制我国之死命，殊足令人痛心疾首，掩耳而却走。力争不得，遂密为摄影存储，以观其后。其间敌方武人，颐指气使，迫令承受，或花言巧语，涕泪纵横。汪迷途已深，竟亦迁就允诺，即于十二月三十日签字。武、圣认为国家安亡生死之所关，未可再与含糊，乃携各件，乘间赴港。离沪时，曾嘱人通告日方。告以此种和平方案，为中华民国国民任何人所不能接受。抵港后，即函电汪及其他诸人，请其悬崖勒马，勿再受日阀之欺骗与利用，以冀公私两全。除将摄存及抄录各件，送呈国民政府外，兹送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暨附件之原文摄影（译文另附），又汪方提出“新政府成立前所急望于日本者”之去文，及同件日方复文各一份，敬请贵报即予披露！俾世人皆得周知，勿使真相长此淹没，以至于不可挽救。 更有附件陈者，“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第二，关系共同防卫原则之事项下，共有七条，其第四、第五两条，日文原件内未列；此因当时该两条原文，汪方认应修改后，由板垣临时修正，嘱影佐口述，与周隆庠君记录，今照所记录者，在译文内补正，特并陈明；区区之意，并不欲借此以求政府及国民之谅解，不过略表我人主张和平之初衷耳，书不尽意。敬颂撰祺！ 高宗武、陶希圣谨启廿一日高、陶揭露密约后，当时在沪的人只有陈璧君和陈春圃。陈璧君叫陈春圃以“汪主席随从秘书长”名义发表谈话辟谣。陈春圃很迟疑，原因是汪精卫本人从没有给他这个名义，只有曾仲鸣生前用过这个名义，陈春圃怎好自封秘书长？但陈璧君却坚持己见，说非如此不可，否则不够分量，汪如怪责有她承担。随即叫胡兰成代陈春圃拟谈话稿，谓：“高宗武、陶希圣所发表之文件，只是交涉中间日方片面提案，既非日方最早之要求，亦非最后折冲之结果，而为断章取义之片断记录，对于我方同志数月以来之折冲争持，及日方最近让步所作成之和平方案基础，只字未曾道及，显为抹煞事实。”又谓：“汪先生本于国民之需要与期望，不避艰险，毅然决然以领导和平运动；凡非中国国民所能接受者，凡有损害中国之自由独立与生存之条件者，皆非汪先生所能接受。和平条件终有公布之一日，幸勿听信受渝方运动而蓄意破坏和平运动者之谣言也。” 当时担任汪精卫的秘书、兼主宣传方针的《中华日报》总主笔胡兰成自承：“那天陈璧君叫我到愚园路汪公馆看春圃拟就的声明稿，我把它改了几个字，还有英译稿是陈璧君自己改正，我因向陈璧君道：希圣的三个学生，鞠清远、武仙卿、沈志远，怕七十六号也要逮捕，请夫人吩咐他们可以安心。”陈璧君怒道：人家要我们的命，你还顾到他的学生安心不安心？“高、陶事件对于汪记集团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打击。在青岛的汪精卫闻知这一消息，汪的热血沸腾了。他说：”脱党的事件，还可以忍耐，不过，这卑劣的背叛行为是不可恕的。前日某氏所讲的日本武士道并不是我的同志。 这是我的不德，完全是不德所致的，以这样的不德来计议国是的将来，是不可能的。商谈建立东亚和平也不能自信了，惟一洁身的方法，只有置政治于度外。“1月5日，周佛海在日记中记道：”晚赴汪先生处便饭，汪先生因宗武及陶希圣不告而别，颇为愤慨，当劝慰之。希圣为人阴险，较高尤甚，亦未可恕也。“1940年1月23日至26日，汪精卫同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与伪临时政府王克敏及代表内政部长王揖唐、司法部长朱深、治安部长齐燮元和伪维新政府梁鸿志及代表立法院长温宗尧、内政部长陈群、绥靖部长任援道及伪蒙疆联合政府的李守信等，在青岛举行分赃谈判。李守信于1月23日上午在青岛迎宾馆与汪精卫的代表周佛海于谈笑声中举行了会谈。 在这次会谈中达成下述两点协议：一、汪精卫方面承认在蒙疆地区实行“高度防共”是必要的；二、“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方面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央政府”给予协助等等，就建立“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与新“中央政府”的新关系，两者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汪、王、梁三方，就伪中央政府的纲领、机构及各方在中央政府中的地位等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汪、王、梁在青岛迎宾馆1月24日上午10时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汪精卫主持了这次会谈，他在宣布中央政治会议的组织决定前，首先就“三民主义的真精神”陈述了他的信条，接着以中央政府成立大纲并法统问题为议题，进行了协议，达成如下结论：以“反共亲日和平”为宗旨的新“中央政府”的机构应网罗汪精卫等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及“临时”、“维新”两个已经成立的政权、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其他在野合法政党及社会知名人士，排除一党专制，建立在全民之基础上。“对重庆政权，如其抛弃抗日容共抗战之迷梦，彻底悔悟，亦颇愿将其包括于政府之中。”汪、王、梁第二次会谈于25日上午10时在迎宾馆举行。会谈一开始，就有关“中央政府”成立大纲及其内容进行了具体的讨论。随后，汪精卫就1939年12月30日同日本方面达成的“新政府”。成立后的日、中国外交调整方针及谈判接触经过做了详细的报告，并得到伪“临时”、“维新”政府代表王、梁两氏的同意。青岛会谈虽因高宗武、陶希圣的拆伙而黯然失色，但南北两傀儡组织的“合流”；汇集而成为汪记政权之所谓“国民政府”，经过分赃而达到谅解，剩下来的问题只在择日开张的粉墨登场而已。 1940年初，汪精卫筹组伪政府已进入关键时期，正急需用人之际，高宗武、陶希圣又叛汪而去，汪精卫感到辅弼无人，颇感惶恐。于是，汪精卫派陈璧君亲自到香港劝陈公博出山。3月初，陈璧君来到香港后，命人通知陈公博到寓所见她。当陈公博一进门，陈璧君就说：“公博，你好自在呀。是不是想在香港当寓公？”陈公博说：“哪里！哪里。” “你既然不想当寓公，干吗总呆在香港，闭门不出啊。”陈公博笑而不答。 陈璧君继而说明来意：“我是代表汪先生来请你出山的。”“现在汪先生处境困难，正需要老朋友的帮助。可你匿居香港，对‘和平运动'不闻不问。去年6月，汪先生去日本访问，你不但不支持，反而去电报说什么，以他的地位’万万不可赴日'，如果‘先生如此，何以面国人？'这是什么话？汪先生为国家为人民赴日，有何不可面国人的？在此国家败亡之际，汪先生不计个人地位得失，你却加以指责，可先生并不在意。”陈公博有口难辩，只好默默地听着。陈璧君接着说：“去年8月，我们到广州后，好不容易把你请到广州，讨论汪先生和日本达成的君子协定，并说明不一定要你表示赞同，只是让你参加讨论，贡献点意见，你可好，住了三天就了。不久，汪先生又邀请你到上海参加干部会议，讨论组织政府问题，你又拒不出席，还派何炳贤来劝阻。”陈公博仍然默不做声，陈璧君继续说：“去年11月，当中、日条约谈判的时候，经汪先生几次催请，直到谈判将要结束时，你才到上海，可你只与日本海军少将须贺会谈了几次，月底又回到了香港。” 陈璧君数落了陈公博这一番之后，接着又说：“公博，你想想，你跟汪先生做事十多年，汪先生怎样对待你？十多年来同甘苦、共进退，今天到了这个紧急关头，你却不肯帮点忙，局面怎么展得开？汪先生急了，他说，‘如果搞不通，只有自杀'.公博，到那时候你怎么对得起汪先生？”陈公博听了陈璧君这一番数落，无言以对，感到对不起汪精卫。陈公博问：“是不是在准备筹组政府？”陈璧君说：“你对这点是赞成还是反对，我不管，请你到上海当面和汪先生说去。 现在只要你回答，你到底去不去上海？“陈公博深感汪精卫引自己为知己，表示：”绝不能有负汪先生，特别是汪先生有困难的时候，更应该挺身而出。“”士为知己者死，我一定跟汪先生走。“”愿为老友殉身。“陈璧君见陈公博经她一番劝说，终于慨然允诺，马上笑着夸奖说：”我知道你是忠臣，你一定会出山的。但我也知道你是‘孝子'，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你在香港陪母亲，是孝子；到了紧急关头就马上归队，忠心耿耿，真是忠臣。“在陈璧君的劝说下，陈公博告别老母和陈璧君一道于3月11日飞抵上海。陈公博来到上海后，死心塌地追随汪精卫组建伪国民政府，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大汉奸。 汪精卫夫妇在上海所居愚园路1136弄口的一所大宅，原是前交通部长王伯群的私邸，当王氏出任上海大夏大学校长时，与该校的校花保志宁由师生恋爱而结婚，于是兴建此美轮美奂的大厦，作为藏娇的金屋。1136弄是一条长长的里弄，只有一个面向愚园路的出口，很幽静，也很隐蔽，弄内另有十余宅独立的小花园洋房，事前，把原有的居户全部迁走了。 就由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陈春圃、罗君强等一批人分宅而居，有百来名武装警卫，严密地日夜保护着，没有所发的临时证件，或者预先通知的特定宾客，根本无法进入弄内。汪精卫伪政权的筹建工作，就在这里展开。汪伪政权各院、部长人选，煞费踌躇，理想中的人，有些不愿参加，有些是负气拒绝；而此攘彼争，你抢我夺者，则大有人在。 在汪派汉奸中就存在着三种政治势力：一是以陈璧君为核心的“公馆派”，一是以周佛海为首的“CC派”，一是以陈公博为代表的原“改组派”。在关系到权力分配问题时，汪派内部这三派也是互不相让。 “公馆派”和“CC派”之间的斗争在伪国民政府成立过程中就更加激烈。陈璧君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把他的兄弟、侄子及亲信统统安插在重要岗位上。她的弟弟陈耀祖由代理广东省主席而正式被任命为省主席，陈昌祖则当上了伪航空署署长，陈璧君的侄子陈春圃更是身兼数职，既是伪行政院秘书长、又兼建设部长和组织部长。她的妹婿褚民谊担任了伪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她的干女婿林柏生被安排担任伪宣传部长，独揽宣传大权。陈璧君的另外几个侄子，陈国琦是侍从室第一室主任，陈国强、陈国丰、陈常焘等均得到重用。汪精卫的侄子汪屺当上了广州警备处长，汪宗淮则是广东省财政厅长。有人说，汪伪政权是“汪家舞台陈家班”。 周佛海明斗是斗不过陈璧君的，便利用其亲信罗君强网罗汪曼云、蔡洪田、章正范、周乐山、戴策、金雄白等10人，作为周系核心人物，打算夺取10个部的次长，但计划未能如愿。于是他只好利用自己在汪精卫集团中的地位，安插亲信，遏制“公馆派”势力。他想让他的亲信丁默担任社会部长兼警政部长。汪精卫、陈璧君担心周佛海权力过大，将来难以驾驭，只同意丁默当社会部长，而由“公馆派”的李士群任警政部长。周佛海只好厚着脸皮提出由他兼警政部长。周夺得警政部长一职后，汪精卫马上任命李士群为次长。不到一个月，李士群就被正式任命为部长。 汪精卫、陈璧君和周佛海在褚民谊的安排上展开了一场戏剧性的争斗。褚民谊因与汪精卫有姻娅关系，汪当行政院长时，他当过行政院秘书长，这次他仍想出任此职。汪精卫、陈璧君知道他办事向来糊涂，所以想让陈春圃当他的副手，而陈春圃又不愿代糊涂人负责。最后确定由陈春圃任秘书长，让褚民谊当海军部长。褚对此职非常满意。周佛海、陈公博在中政会准备通过各部部长人选前两天，突然找到汪精卫，说：“褚民谊过去唱大花脸，打太击拳，为香港的女游泳选手杨秀琼执鞭赶马车、踢毽子、放风筝，以大官员而有此等行径，已显得滑稽，如再由他出任海军部长，将为世人所耻笑。”反对褚任海军部长，建议汪把外交部长给褚，说褚个头大，像是“仪表不凡”，当外长挺合适。其实周佛海是另有打算，因为当时所谓外交，主要是同日本打交道，如由汪自兼外长，则一切对日问题的处理，他就难以与闻。如果褚民谊当外长，实际只是挂个空名，一切对日问题都得由汪与他来决定，褚民谊不过画画圈而已。汪精卫感到既然周佛海、陈公博都坚持，只好表示同意。但和陈璧君一说，陈认为这样安排会使褚民谊难堪，坚持要褚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只得从命，当汪临时在会上提出时，别人猝不及防，难以启齿。就这样，褚民谊又官升一级，满足了陈璧君的要求。 罗君强是周佛海旧部和亲信，周佛海提出要他出任“军委会政训部次长”，以图削弱陈公博的势力，替周拉一些军队的人事关系，以备扩大自己的势力。因为政训部是陈公博的“领地”，哪能容忍周佛海安插耳目，当即笑着对周佛海说：“君强那么坏的脾气，我不能要他，你为他另谋高就吧！”陈璧君因对罗君强早就不满，认为陶希圣出走，实由罗君强激成，正余怒未消，便趁机说：“谁也不能与君强共事，‘边疆委员会'人选未定，不如让君强去，’边疆委员会'级别较高，与各部又无关系，就让君强去关门做皇帝吧！”由于陈公博、陈璧君的反对，周佛海只好认输。“公馆派”、“CC派”、“改组派”在这场权位争夺战中，各自大显身手。“公馆派”人多势众，又有汪精卫做靠山，气焰极盛，所得实惠最多。“CC派”也不示弱，掌握了中央储备银行，独揽了伪国民政府财政经济大权。“改组派”的势力则控制了立法院和政治训练部。 1940年3月20日至23日，汪在南京召开了伪中央政治会议，最后通过伪中央政府政纲、名称、地点、旗帜、组织机构及其人选，完成了建立其“中央政府”的最后准备。3月30日，日本主子一声令下，汪精卫便在南京宣布“还都”，打出了“和平反共建国”的降幡，演出了傀儡登台的丑剧。汪精卫出任“代主席”兼“行政院长”，陈公博任“立法院长”，周佛海则当了警政、财政两部部长，后又任“行政院副院长”。 这天上午9时，倒是一个温暖晴朗的天气，这天的清晨，警察已督促南京的市民们重新挂起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只是上面加了十条三角黄布飘带，写着“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大字。所谓“国民政府还都典礼”在南京“国府大礼堂”举行，酝酿了一年三个月的汪政权终于成立了。汪氏的“国民政府”迁到了战前考试院的旧址。所有汪政权的登台人物，衣冠楚楚，分乘着簇新的汽车，驰向新的“国民政府”。门前是一条横亘着的火车轨道，越过轨道，远远就望到大旗杆上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迎风招展，上面并没有黄布飘带，是换了一个方式，改用两根小竹竿交叉在国旗的下面。意思仅在告诉人们，旗上的黄飘带不是固定的形式，将来随时会撕去的。礼堂里已挤得满满的，彼此相见也只是互点一下头，全没有热烈高兴的神气，全场是一片冷静。汪氏出现了，许多居高位的武官是军装，文官是蓝袍黑褂，惟有汪氏穿着一套晨礼服，仍然如当年的丰采，但显得有些苍老，有些憔悴了。他面上全没有一丝笑容，严肃悄然地走上主席台，眼光向四面扫射了一下，微微闻到叹息之声。在“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歌高奏声中，他俯下了头，面上现出了勉强的一笑。 叛国投敌的汪精卫打着“党统”的旗帜做幌子，以掩盖其傀儡政权的本质。图为汪精卫等前往原孙中山大元帅府凭吊。 汪氏的演说，一向充满煽动性，生动而有力。而伪政权建立那一天他的演讲，声音很低，讲话无力，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失败的一次。他说：“今日为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之日，鄙人谨代表国民政府同人，以满腔诚意，告于日本朝野人士之前，中、日两国为扫除过去之纠纷，建立将来之亲善关系，不可不有共同目标，以共同前进。”“由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以统一全国以内和平反共建国之运动。在此运动进行期间，得到贵国朝野热烈之同情与援助，遂得到达于今日之新阶段，鄙人于此，敬为中国前途，向贵国朝野表示深切之谢意。鄙人及国民政府同人，以后惟有继续努力，使和平反共建国之运动更普遍于全国，鄙人深信此运动若底于成功，则中国之国家民族得到解救，中、日两国关系因调整而得到共存共荣，东亚之和平与秩序得到永久坚固之基础。鄙人等愿以最善之努力，达到中、日两国之共同目标。鄙人等并愿借此机会，以满腔诚意，祝贵国朝野人士之幸福。”典礼在他讲完以后，匆匆地结束了。在礼堂门口，全体合摄了一张照片。 这样一个重要的节日，连充任最重要配角的周佛海，在他的日记中，也只寥寥记了两行：“七时半起。旋赴国民政府举行还都典礼及各院、部、会长官就职典礼，在隆重严肃空气中完成。”一切外交上常例的各国使节的祝贺形式也没有，日本也并没有像周佛海所力争的派出常驻大使。连日本驻华最高司令官西尾等也到了翌日上午，才往汪政府做形式上的周旋。石头城畔是一片何等凄凉的景色！ 同日，重庆国民政府又发表了一百零几人的通缉名单，自汪精卫起，包括汪政权的院、部、会长以及所有次长在内，一网无遗。那天，南京城里是够热闹的，照例有“维新”时代“大民会”策动的民众庆祝游行之类的玩意，高呼拥护。 热闹的倒是日本军人到处对青天白日旗当攻击目标，有些有殴打悬旗居户的暴行事件发生。在鼓楼与新街口等处，挤满了汹汹的日兵，更有酿成暴动之势。原因有两个：日本军人以为三年来作战伤亡累累，是要把青天白日旗打倒，现在相反地在侵华军事大本营的南京，满街满巷，一夕之间，又复公然出现。在日本士兵的心理，不甘于有青天白日旗，殊不知中国的人民更不甘于国旗上再多出一条不伦不类的黄布条。因此，在悬旗的时候，许多人自动地把黄布条取消了。于是日本军人有了借口，城里到处乱哄哄地可以随时发生大祸。汪政权的军警与日军部方面会同极力弹压，总算安然过去。 对于汪精卫伪政权，当时有一首歌谣讽刺道：国旗竟有辫，例子确无前；贻羞全世界，遗臭万千年！ 汪精卫伪政权虽然成立，但日本政府对汪、蒋合流仍抱有希望，在1940年5月中旬，宋子良、章友三和今井武夫、铃木卓尔在香港再次举行预备会议。中方提议将“承认满洲国和驻兵问题”，“暂作悬案留在实现和平后再行商谈”，并特别强调“华北驻兵问题，其目的虽在于防共，但希望最好先不提出‘华北'字样。现在先秘密进行，以后讨论签订防共协定时再做处理。表面虽如此，但实际上是严厉讨伐共军。不久的将来日本方面也可了解其真相。总之，蒋介石衷心希望和平。此点望转达日本首脑部。但蒋的意见不能进行高级会谈”。日方同意“先行停战，然后宣布防共亲日，继而进行和平谈判”，但主张双方进一步研究举行高级会谈的可能，未得结果。 6月4至6日，中、日双方在澳门市郊一地下室举行第三次预备会议，双方代表分别出示了蒋介石和闲院宫的委任状。中方重申重庆对于承认“满洲国”及驻兵问题有困难，要求在停战前首先使汪精卫出国或引退，日方表示反对。双方在会谈结束时，达成一项协议：由蒋介石、板垣征四郎、汪精卫在湖南长沙举行会谈，一举解决一切问题。后因汪精卫认为此系重庆方面谋略，汪赴长沙安全没有保证，中、日双方代表复于7月23日正式交换《备忘录》，商定由蒋介石和板垣征四郎于8月上旬在长沙商谈中、日停战问题。随后，中、日间又进行若干交涉，但蒋介石和板垣的会谈问题却未能达成协议。9月5日，日方代表铃木卓尔报告日本军部说：“美国远东政策的强化，英国大使的访渝，苏联、中共的活跃等对外情势，促使处于最后关头的蒋介石迟疑不决。”另一代表今井武夫也认为：宋子文访美，有望获得1亿美元借款，美、英在太平洋上的对日压力有可能强化，苏联也可能加强对华援助，这些因素使蒋介石对“和平”踌躇不决。 这表明日方谈判代表已意识到“桐工作”前景不妙，建议最高当局“自主地中止”。10月8日，日本大本营下令，中止中、日停战交涉工作。随即，他们意识到宋子良是伪装的，此次重庆对日交涉完全是“军统局”的谋略，目的在于阻止日本建立汪政权，动摇汪政权内部的意志，查探日本对结束战争的构想。 17鲁迅、郭沫若笔下的汪精卫 鲁迅和郭沫若同是中国现代文学巨匠，伟大的爱国者，他们又是伟大的战士，疾恶如仇，他们曾用投枪匕首般的笔，扒掉了汪精卫的层层画皮，使之原形毕露。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贵的性格。”这是毛泽东对鲁迅的崇高评价。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东北三省，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鲁迅即撰文怒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不抵抗主义给予猛烈的抨击。后来他发表大量时事评论，揭穿汪、蒋高唱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进而，直接揭露汪精卫集团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 1935年六七月间，经汪精卫批准，何应钦同日方代表梅津商谈，缔结卖国的《何梅协定》。鲁迅密切注视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当时《申报》发表徐道邻的文章《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这篇文章显然是奉命写作，用来试探社会反应的。鲁迅愤慨地说，文章的作者“是徐树铮的儿子，现代阔人的代言人，疾恶如仇的鲁迅。 他竟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友。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来。… …‘友'之敌就是自己之敌，要代’友'讨伐的，所以我看以后的中国报，将不准对日本说一句什么话。“针对这种现实，鲁迅愤怒指出：”中国向来的历史上凡一朝要完的时候，总是自己动手，先前本国的较好的人、物，都打扫干净，给新主子可以不费力量的进来。现在也毫不两样，本国的狗，比洋狗更清楚中国的情形，手段更加巧妙。“日本的吉冈文六论汪精卫道：”从这位小白脸的青年，我马上就联想‘蚯蚓'来，不知不觉中，总是有’蚯蚓'的感想“：”因为蚯蚓之为物也，伸缩自在，忽缩忽伸，今弹此调，明奏他曲“之意。这固然不失为汪精卫画相之一。但鲁迅给这位”蚯蚓“人物做了更具体的淋漓尽致地描述：”……今之名人就不同了，他要抹杀旧账，从新做人比起方法来，迟速真有邮信和电报之别，不怕迂缓一点的，就出一回洋，选一个寺，生一场病，游几天山；要快，则开一次会，念一卷经，演说一遍，宣言一下，或者睡一夜觉，做一首诗也可以；要更快，那就自打两个嘴巴，淌几滴眼泪，也照样能够另变一人，和‘以前之我'绝无关系。“综观汪精卫一生，从刺摄政王到制造袁世凯，从追随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到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从宁、汉合流与蒋介石的争斗到被刺出洋，从西安事变投机回国到去日本东京磕头止，其中曲伸变化，不正如鲁迅所言吗？ 鲁迅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出场的不是老旦，却是花旦了，而且还不是平常的花旦，而是海派戏广告上所说的‘玩花旦'.这是一种特殊的人物，他（她）要会媚笑，又要会撒泼，要会打情骂俏，又要会油腔滑调。总之，这是花旦而兼小丑。美人儿说多年，自然是阅人多矣的徐娘了，她早已从窑姐儿升住了老鸨婆；就而她丰韵犹存，虽在卖人还兼自卖。自卖容易，而卖人就难些。……现在的压轴戏是要似战假和，又战又和，不降不守，亦降亦守———这是多么难做的戏。”其实能够简单地双手捧着“’天下'去‘与人'，倒也不为难了。问题就在于不能如此。所以要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哭啼啼，而又刁声浪气的诉苦说：我不入火坑，谁入火坑？然而娼妓说自己落在火坑里，还是想人家去救她出来；而老鸨婆哭火坑，却未必有人相信她，何况她已经申明：她是敞开了怀抱，准备把一切人都拖进火坑的。”在这里，鲁迅把汪精卫喻为小丑、老鸨、花旦，从汪的所作所为来看，确实恰如其分。1932年，汪任行政院长后，口里喊：“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却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签订了一系列卖国条约。还说什么“我尽了数年的心，吃了数年的苦，挨了数年的骂”，连陈公博都说汪拱手“送国”，胜过秦桧和李鸿章。抗战爆发后，汪在大庭广众之中，也唱几句“抗战高调”，但实际上，他畏敌如虎，认为“战必大败”。汪公馆里充满了悲观失望的空气。陈璧君及其子女愁容满面，在“言谈中，对抗战即时常采取叽嘲讽刺的态度”，汪精卫每当谈及抗战之事，总是摇头叹息说：“茫茫前途，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可见汪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汪精卫死到临头时还为他叛国投敌的罪行辩解，说他组织伪政权是“不得已之手段”。由以上可见，汪精卫扮演的小丑、老鸨角色是何等的逼真。鲁迅刻画的又是多么形象，叫人“拍手叫绝”，又“恍然大悟”。正如人们评价鲁迅“他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 郭沫若多次揭露汪精卫的罪行。图为抗战胜利后郭沫若在重庆。 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管宣传工作。汪精卫投敌叛国后，他多次发表演说，揭露汪精卫的罪行。他在《汪贼进入坟墓》一文中写道：“汪精卫和他的一群，是自己挖了墓坑，自己钻进去葬送了，这也是我的确信。有趣的是我想起了淞沪战役还在最高潮的时候，汪精卫在南京亲自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中央是一定要抗战到底的，南京是总理陵墓所在之地，南京便是我们的坟墓'.想来也真是凑巧，南京现在的的确确成为汪精卫的‘坟墓'了。“在谈到铸就汪精卫夫妇的跪像时，郭沫若写道：”铸像可以不限于用铁，用石也好，用泥土也好，用木质也好，坏了又可重新做，而且汪逆夫妇的像，也不一定要他们的真像，譬如塑两条狗像，在身上各凿上’汪精卫'和‘陈璧君'的字样，便可以适用。不然怕找不出那样的雕刻家，并且怕也找不出那样多的汪、陈照片来的。但是在重要的都市地方，那就不妨多破费点，因为这样的破费，并不是消耗，而是生产，它生产出我们中华民族为自由正义而战的永远的精神，和这精神的永远不断的净化。“ 浙江黄岩县海门镇的民众制作了汪精卫夫妇的石雕跪像，供人唾骂。图为1941年4月日军占领海门镇后在此围观。 “凡是中华民族的儿女，都应该体念着无名英雄的耿耿精忠，都应该克服自己血液中的‘陈璧君'与’汪精卫'由当代以至于永远、永远。” 这两位文学巨匠笔锋犀利，如枪如匕，使汪精卫的丑行暴露无遗，又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 18刁妇称霸东南 伪南京政府建立之后，汪精卫成了日本卵翼下的“儿皇帝”，实现了他几十年来和蒋介石明争暗斗的心愿。但此时汪精卫并不顺心，外受日寇摆布，内畏陈璧君雌威，十分苦闷。 汪一向惧陈，这已不是新闻，汪精卫毫不隐讳地说：“她是我的妻子，但她也是我的革命战友，因此，在我没有考虑她的意见之前是很难做出重大决定的。”自傀儡政权建立之后，汪精卫更加畏惧陈璧君。此时，陈事无大小，里里外外，稍不符合自己的心意，就向汪发泄，通宵不止。家中生活琐事，每日必逐一过问，指疵摘瑕，向汪诘责。陈又特别喜欢干预“朝政”，权利欲极强，她喜欢任用亲信，如有善于溜须拍马、曲意迎合者，则推荐给汪，让委以重任，汪对此甚为恼火。为了减少纠纷，免去无谓的争吵，汪、陈二人只好“划地”分权。在私生活上，夫妇二人在上海设公馆两所，汪居愚园路，陈住福履里路，各行其便，不相抵触。在“政权”上，汪精卫坐镇南京，陈璧君则称霸广东。看一看广东方面的伪组织人员安排，就不难看出陈在广东的势派：省主席兼建设厅长陈耀祖，是陈璧君的四弟；财政厅长汪宗淮，是汪的侄子，此人一向走“四婶”陈璧君的门路，终日脚前脚后，而不甚倾向“四叔”汪精卫；民政厅长王英儒、教育厅长林汝珩，相传为陈璧君的义子；至于各县县长，则多数是陈的亲信，选其敛财手段高强，欺压人民残暴的担任。 因此，陈长期居住广东，很少回南京，除非汪精卫的生日或节日，才带领亲信，回京与汪同住数日而已。 陈璧君在广东时的官衔，是历代官制中找不到的，也是现代官职中没有的，她为自己加上的是“广东政治指导员” 的特殊头衔，作为钦差大臣，坐镇广东。 陈璧君称霸广东的目的，就是为了尽情地搜刮钱财。她不择手段聚敛钱财，就是在贪污成风的汪伪政权内部，也引起许多议论，很多人自叹不如。一次，周佛海从上海去广州，临上飞机时，汪官邸的副官送来一个箱子，求其代往广州。 箱子不大，却颇沉重。周佛海笑着说“或许净是黄白之物吧！”因是汪夫人所托，周称霸广东的陈璧君。右侧军人为叶蓬。佛海虽是笑谈，但其话外之音，路人皆知。 陈璧君还有一嗜好，就是酷爱古玩。当地各级官员皆投其所好，向她进献各种古董，以求加官晋爵。陈璧君按进献古玩的价值，赐以官位，有的成为汪家的座上客。但如果是赝品，一旦鉴别出来，即遭退还，进献者也要倒霉。据说广州市长关仲羲，用六百元买个花瓶去进献，十余天后，被原物退回，不久广州市长的职位也丢掉了。 1942年5月10日，是伪广东省政府成立两周年，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陈璧君以汪精卫的代表、广东省政治指导员的双重身份出席了大会，在中央代表席上就座。大会开始后，陈耀祖代表伪广东省政府向陈璧君致敬，肉麻地吹捧她在广东开展“和平运动”的“丰功伟绩”，然后请她训话。广东是所谓“和平运动的模范区”，是陈璧君苦心经营的“小王朝”。所以陈璧君在会上除了大肆宣扬自国民政府“还都”以来，在“外交”、“内政”方面的“巨大成就”，为汪精卫歌功颂德之外，着重谈了“广东省政府改组成立两年来”，在“设立赈务机关”、“安抚战后人民”、“建设军队与增强警察力量，以保治安得以确立”、“经济产业之复兴”、“文化建设之恢复”、“粮食救济”、“金融整顿”、“财政”及“外交”诸方面的“辉煌”成绩，为自己贴金树碑。在历数她的“政绩”之后，她要求广东人民“今后必须以不断之努力，以求精神建设与物质建设并进，使国力民力日臻充实，以此力量，完成建国大业，贡献于东亚永久之和平”。接着，她学着汪精卫的腔调，鼓动“重庆统治下的诸同胞，毅然自决，幡然来归，脱离独裁者之钳制暴力，参加和平运动”。还说：“时至今日，璧君以为，非反共无以和平，非和平无以建国，非打破英、美侵略，无以得东亚解放，无以得中国之自由平等。吾人誓以所余热血，贡献和平运动，誓以所有力量，致力于东亚解放。盖必如是，然后三民主义及大东亚洲主义，得以遂行。”不遗余力地宣传汪精卫的主张。 陈璧君虽然自己在广东称王称霸，但对汪精卫独居南京很不放心。在南京汪的“随从室”中，遍布亲信，以便遥控南京。当时，随从室分为两个部门，第一室为总务，由陈的侄子陈国琦负责，工作人员有曾仲鸣的侄子等；第二室为秘书，由汪的侄孙女婿周恭生负责，工作人员有汪的侄孙汪翔辉及汪的外甥张思麟等。几乎所有内室的人，均是陈的亲信，人们称之为“夫人派”。汪的“先生派”人物宣传部长林伯生、法制局长陈允文、参事厅长陈君慧等，则左右逢源，看陈眼神办事，多讨好于陈璧君。为能进一步监督随从室工作，陈建议设公馆机要秘书数人，命她的堂侄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及她的五弟航空署长陈昌祖为机要秘书。汪则推荐林柏生、陈君慧、陈允文三人，共五人，由陈春圃、陈昌祖负总责。由于机构重叠，互相争权夺利，矛盾重重。 陈璧君在政界、在社会上的活动越来越频繁，权力也越来越大，对人也越来越傲慢，凡与她接触过的人，几乎无不有愤愤不平之感。汪伪政权中的人，上至院长、部长，下至一般工作人员，没有人不怕她，也没有人不讨厌她，往往是敬而远之。由于陈璧君到处插手，引起日本人的不满。日人伊藤对周佛海说：大将对陈璧君干预政治，深表遗憾。谓如此下去，“国府将崩溃，中国必亡”。周佛海也“深感汪先生为汪夫人所支配”而大为不满。陈也没有察觉，汪病死后，陈甚有兔死狐悲之感。当时的伪国民政府主席，由日本人指定陈公博继任，陈公博在伪组织中势力强大，几与汪分庭抗礼。因此，平时对陈璧君嗤之以鼻，有时还故意作难，汪在世时尚无办法，汪死后，陈璧君自知南京难以容身，仍想以广东为据点。时陈耀祖在广州被爱国人士刺死，遂要求将其侄陈春圃辞去行政院秘书长职务，而到广东任省长，陈璧君自己则长期坐镇广东。陈公博为将陈璧君的势力清除南京，批准陈春圃任广东省长。因此，陈璧君将全部嫡系人马集中广东，不再过问南京情况。 1944年以后，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大举反攻，日寇已成强弩之末，陈春圃见大势已去，先行潜逃，下落不明，陈璧君惊恐万状。而汪精卫的原班人马，皆因派系之争被遣散。林柏生调任江西省长；褚民谊调任广东省长。陈璧君视为左右手的广东“教育厅长”林汝珩、“警务处长”汪屺也相继逃走。陈璧君大吵大骂，却无可奈何。平日最宠爱的亲信尚如此，其他就可想而知了。据传说，陈在广东数年，所刮得的民脂民膏，尽由陈春圃、林汝珩席卷净光，因此当陈准备离开广东逃往国外时，已是两手空空，只好终日坐催其他亲信为其集款。哪知树倒猢狲散，无人肯解囊相助。走投无路，不得不困守广州，束手待缚。抗日战争胜利后，陈被张发奎拘捕入狱。 19奴才难当 汪精卫当上“儿皇帝”后，对日本主子，竭尽阿谀谄媚之能事，言听计从，不敢有半点慢待。但他却发现他的主子喜怒无常，很难侍候，有时甚至捉弄他。就在汪精卫袍笏登台的当天中午，汪真是春风得意，好不威风，在“汪公馆” 设宴招待日本主子和亲信，他指着精心选出的酒，恭敬地说：“这酒是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须磨弥吉朗先生预先送来的。 今天请大家为酬谢须磨先生的好意，一起来喝一杯。“ 不料，有人把酒送到嘴边一尝，叫道：“酸的，这变质了！” 这一叫声，使奴才们不由想起，不久前在伪“维新政府”的一次宴会上，发生过毒死人的事件。这伙怕死鬼慌忙将含在口中的酸酒喷吐出来。更有人恐惧地大叫：“不好了，怕是毒酒！”有的甚至吓得失手把酒杯坠落在地上。 当着日本主子的面，出现这种乱哄哄的场面，汪精卫感到非常难堪。他尴尬地苦笑着，连连劝道：“总之，是须磨先生的好意……诸位，请！”这个卖国贼，把认贼作父当作无上的“荣耀”，哪怕是主子赐给的毒酒，也得把它吞下肚去！于是他举起酒杯，一饮而尽。这一手使其他汉奸自叹不如，末了博得了在场的日本主子的赞赏。 但使汪精卫难以吞下的苦果是，汪这个“儿皇帝”，明明是日本人一手扶上台的，日寇却又不马上承认，而提出先要把过去汪精卫以私人名义签订的卖国条约用伪“中华民国政府”的名义再签订一张正式契约，以使主奴关系更牢固地确立起来。订卖国条约，对汪精卫来说已是拿手好戏。1940年4月23日，日本前首相、陆军大将阿部信行作为特派大使来到南京，同汪举行“调整邦交会谈”，到8月底，炮制了一个日、汪《基本头条条约》。这个条约，远胜过西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蠢举，大大超过袁世凯的“二十一条”，是一个空前的卖国条约。条约搞出来了，汪精卫想，这回日本人该认他这个“儿皇帝”了吧？但日本人却另有打算，并不急于要汪签字。而是暗中在同重庆国民党政府搞“全面和平”，对蒋介石进行诱降工作，日本认为这比承认汪精卫政权更为重要。一直拖了近三个月，日、蒋谈判破产，才算答应了汪的要求。 11月28日，南京汪记“中政会”推举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去掉“代”字。两天后，汪同阿部分别在条约上签字，接着，又同阿部、伪满洲国的臧式毅签订了《中日满共同宣言》，公开承认“满洲国”。 汪完成了上述卖国手续后，日本政府随即发了一则“公报”，宣布正式承认汪伪政府，汪心头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1942年1月1日，汪精卫庆祝元旦，宣读《新国民运动纲要》并对日本发表广播讲话。谓：“自从去年贵国对英、美开战以来，由中、日事变，一转而为大东亚战争，敝国本于保卫东亚的意义，决定与贵国同甘共苦。国民政府将竭其全力，将保卫东亚的意义，将中、日两国同甘共苦的意义，使人人了解，人人力行，将竭其全力，使重庆方面的民众，早些接受我们的主张，和我们重在一起。其有执迷不悟的，更将竭其全力，使之崩溃。”然而，汪精卫非常空虚，1月中旬，汪精卫与日本新任驻南京大使重光葵举行第三次会谈，汪精卫唉叹：“关于对重庆的工作问题，我认为，如若希望由于切断了‘缅甸路线'而蒋介石会屈服，这种事是不可能的。回顾和平运动的情形，令人伤心之事很多。在我离开重庆的当时，总是想通过什么办法，促使重庆方面能进行反省。因而一直继续不断地向重庆方面发出号召。但是，不论怎样的努力，终于没有能使他们幡然改变其意向，既然劝说而不肯听从，那么，除了打倒以外别无它法。”为向重庆示好，日军占领香港后，汪精卫特派陈璧君、林柏生、陈君慧、陈耀祖等前往香港，慰问被日军扣押的重庆重要人员。3月21日，对前途已失去信心的汪精卫，召开曾仲鸣逝世三周年纪念，哀叹“和平运动”的失败。 汪伪政权中，派系众多，彼此之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日本人对此采取对各派都给予支持，分而治之；又利用这些矛盾，清除那些不顺从的奴才。毒死汪伪“七十六号”特务头子李士群，就是日寇给汪伪政权开的一刀。 1943年，曾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开始从太平洋战争的“顶峰”跌落下来了。主子的这种破落景象，让奴才们感到阴风森森，黄泉路近。这伙汉奸更加醉生梦死，贪色敛财，中饱私囊，准备后路。李士群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失宠于日本主子的。 李士群和他的老婆叶吉卿，青年时都是共产党员，李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过书，后来叛变了，投靠了“中统”。 抗战前周佛海就认识他，不过那时李的地位低，没有什么来往。抗战后，早在汪、周当汉奸以前，李就在日本法西斯军人影佐祯昭的领导下，和丁默一起组织了特务机关。汪，周到上海后，在影佐的撮合下，成立了伪特工总部，据点“七十六号”成为他们的杀人魔窟。这个特工总部，周佛海任主任，丁默、李士群为副主任。在初期，周、李的关系还是好的，李士群与周佛海等十二人结为金兰，李的发迹是借助了周佛海的实力。先后任“警政部”的次长和部长、江苏省长等职，并击败丁默，独霸了“七十六号”。李的女儿认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为干妈，过年过节还送来许多珍贵礼物。当时，李在周的面前出现时总是毕恭毕敬。每次他到周家看周时，一定要将自己佩带的手枪交给周家警卫，自己才上楼。 此外，“七十六号”也成了周佛海的宴会、观剧、游乐场所。周、李表面上的良好关系，维持了一个时期，一直到1942年还是如此。 后来，李士群认为“公馆派”树大好乘凉，就改换门庭，投入陈璧君的怀抱，当上了汪精卫的亲信。周佛海自然十分气恼，两个人矛盾日趋激化。汪为扶植李士群，压周佛海，将“警政部”撤消，在伪军事委员会设立调查统计部，主管特务工作，由李任部长。李一跃而超过周佛海，当上了第一号特务，周、李矛盾更深，双方都以搞掉对方为快。 汪伪特工头子李士群（立者）向汪精卫和日本人汇报“清乡”情况。李后被日军毒死。 以后，李士群利用主持“清乡”的机会，蓄意扩充自己的实力。而这支武装又经常同周佛海的直属部下伪财政部税警团争权夺利。双方摩擦不断，引起了日寇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的注意。当时，日寇为以战养战，维持败局，在占领区大肆搜刮军用物资。李却组织一个“永兴隆公司”，和日军争利，激恼了日方好几个部门。但李置若罔闻，仍骄横跋扈，目空一切，丝毫不加注意。日寇当时还竭力拉拢上海大资产阶级，好为太平洋战争多提供一些物资。但李的部下在上海搞绑票，使大资产阶级无不心惊肉跳。日寇看到，只有除掉李士群，才能安抚上海大资产阶级，调和伪政权中的矛盾。 而且，汪伪“七十六号门”先后破坏和逮捕军统在上海、南京一带的组织和人员，重庆方面便决心除李，由戴笠交给周佛海执行。但是，李是汪精卫的宠臣，不能公然捕杀，只能暗下毒手，将其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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