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与陈璧君》作者：程舒伟 郑瑞伟-2

其果弟疑兄而厌兄乎？抑吾兄疑弟而厌弟乎？“并称：”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务、政治事事陷于被动，弟无时不抱悲观，军事且无丝毫自动之余地。“汪认为此事有损他的威望，便以退为进，当即辞职。　　1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国民政府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改选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两职分别被谭延、蒋介石取代。5月11日，汪精卫与陈璧君乘法国“安者号”再度出洋赴法国马塞，6月中旬，与曾仲鸣夫妇抵巴黎，住郊区农村。这种对蒋介石的无声抗议，得到了一些人的同情，继续维持着他的所谓“左派”的声誉。连蒋介石也假惺惺地发表声明，敦请汪精卫、胡汉民回广州主持党政。　　7向左走？向右走？　　汪精卫偕陈璧君负气出国之后，可乐坏了蒋介石。此后，蒋介石一步一步地取代了汪精卫，攫取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4月，蒋介石当上了军事委员会主席。接着，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他通过提出限制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5月，乘机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任新设的军人部部长。同时，被推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后让位给他在政治上的代理人张静江。6月5日，蒋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是时，谭延于汪走后代理国民政府主席，但他是一个“伴食宰相”，一切惟蒋是从。这样，北伐战争开始后，蒋介石已攫取了国民党的党政军一切大权。蒋介石的专权引起了国民党内许多人的不满，让人们回想起作风民主的汪主席的好处，于是“拥护汪主席，请汪主席回国复职”　　的呼声四起。1926年下半年至1927年4月间，各省、市党部掀起了“迎汪复职”的浪潮。特别是坚持联俄、联共政策的武汉政府，在挫败了蒋介石迁都南昌的阴谋后，继续反对蒋的军事独裁，热切盼望汪精卫早日赴汉，共商国事。　　蒋介石实际上非常反对汪精卫回国，认为“迎汪即是倒蒋”，但迫于全国迎汪呼声之高，也假作姿态催汪回国。对于迎汪，中国共产党也是赞同的，认为只有汪回来，国民党左派才能形成“中心”，也才能抑制蒋介石的独裁倾向。陈独秀表示：“我们赞成汪回，于国民党，于国民政府，于蒋有三种好处：第一，是武汉攻下后国民政府局面扩大，工作扩大，汪出来则政府增加得力负责之人，更能增强国民政府的力量；第二，是新近来归的小军阀，现时国民政府还不能丢掉这班人，他们与蒋之间的冲突，有汪出来可以和缓一些；第三，现时张静江等在粤的腐败政治，汪回可望整顿，不致被贪官污吏劣绅土豪断送了国民政府之民众的基础。”　　汪精卫负气出走后，蒋介石攫取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　　1926年10月14日，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市地方党部联席会议在广州召开，18日，通过《请汪兆铭销假案》，并以联席会议名义致电，谓：“本日提出讨论，静江同志亦报告介石同志请公从速销假，共肩党国巨任之电，经全体一致决议，由本会迅电请公即日销假视事。除蒋同志派静江、石曾两同志欢迎外，由本会推何香凝、彭泽民、张曙时、简琴石四同志，即日前来欢迎，务乞眷念党国，立即移驾回粤。”1927年1月1日，蒋介石也电称：“谭、张、顾、何诸同志，昨到南昌，详述党务政治情形，知非兄速回，不能补救，望兄之切，无由表示，请以兄念弟爱弟者，而测弟孺慕之情为何如也？尚期璧姊同来。”2月2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扩大联席会议决议请汪尽速回国，出席即将召开的二届三中全会。28日，蒋介石再次来电称：“如兄不来，则弟惟辞去一切职务，以谢党国。”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开幕，这次会议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反蒋会议，与会者们一致认为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一意培植私人势力，现在又挟军力与党和政府对抗，制造军事独裁。如果不及早加以抑制，蒋介石必将成为袁世凯第二。　　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议案，“中央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条例”等，均意在提高党权，削弱蒋介石的个人权力。会议还通过今后中央军事委员会不设主席，由汪精卫为首的7人集体领导。11日，在二届三中全会上汪精卫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并主席团主席、中央党部组织部长、军委会委员并主席团主席和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等。汪得到这些消息，甚为得意，认为东山再起的时机已到，汪精卫和陈璧君再次研究了国内形势，认为回国的时机已到，于是兴冲冲地由法国启程，经德国、波兰、莫斯科，日夜兼程，由法归国。　　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乘坐的俄国邮轮抵达吴淞口。武汉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专程赴沪迎汪。蒋介石、吴稚晖、蔡元培等来晤，并在孔祥熙宅会谈，讨论“分共”问题。汪表示希望暂能维持合作，自己愿负调和之责。4月2日上午，在宋子文宅与宋等晤谈。晚，与李石曾单独会晤，继续讨论“分共”问题。李宗仁探得汪氏住处之后，和白崇禧等一行兴高采烈地去拜访他。李宗仁回忆说：汪氏的言谈风采，在梧州时给我第一次的印象太好了，那时我对他简直崇拜到五体投地，此时也认为他一旦恢复领导，则党内纠纷，卑刻便会烟消云散。这次在上海见到汪氏，我看他有点心神不定的样子。我们便向他陈述共产党最近在武汉跋扈的情形，以及在上海把持工会、学生会，扰乱治安，妨碍军事进展，若不加以抑制，前途实不堪设想。我们都诚心诚意地希望汪能恢复领导，谋求解决。这时中央党、政、军各负责人群集汪寓，大家一致抱怨共产党，诚恳地希望汪先生重负领导的责任。起先，汪总是默默地静听各方的控诉，未作表示。最后他才郑重地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我一听汪氏此言，立刻便感觉到糟了，党内势将从此多事。汪是此时惟一可以弥缝党中裂痕的人，现在他不但不想弥缝，反而促其扩大，则本党的分裂将不可避免。　　我当时便对汪解释说：“有谁主张残害农工呢？大家的意思，不过以为工农运动不可太越轨，影响革命军的进展，只希望工农运动能与军事配合，不要在后方胡闹就是了。”但是汪氏言辞总是闪闪炼炼，充满了疑虑。　　4月3日，在上海莫里哀路孙中山故居，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李宗仁、蔡元培、李济深、李石曾、钮永建、宋子文、邓泽如、古应芬、张静江、黄绍等会谈，提议召开中央全体会议解决党内纠纷。蒋介石等表示，暂时容忍，出于和平解决之途。吴稚晖说：“现在共产党以武汉为中心，从城市到农村都在搞暴动，武汉的国民党已被共党所挟持，迟早要被吃掉。”蒋介石说：“目前我党已处于一个危险时期，也是一个转折关头，如果让共党再猖狂下去国民党就要垮台，现在一切党国命运在于汪主席复职。”汪精卫说：“蒋先生要兄弟来究竟要做些什么呢？”蒋介石说：“第一是复职。第二是把苏俄代表鲍罗廷赶走，此人在武汉成了太上皇，非把他赶走不可。第三是‘分共'.这三件事必须坚决做，立即做，请汪主席指示。”汪精卫回答说：“联俄容共的政策为总理手定，不可轻言更改。此事事关重大，须召开四中全会做出决定。党的民主制度、组织原则是必须遵守的。”吴稚晖站起来激动地说：“汪兄弟，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要讲什么组织原则，还要对共党心存幻想。”接着李宗仁、李石曾等人纷纷发言，反对汪精卫的意见，要求汪精卫不要偏袒中共。会中一致要求：汪氏留沪领导，并裁抑共产党的越轨行动。而汪则一再申述总理的容共联俄及工农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武汉中央的行动辩护。是时为武汉中央派来接收东南财政的大员宋子文沉默不发一言，其他与会人士则与汪氏激烈辩论。辩论至最高潮时，吴稚晖十分激动，竟向汪氏下跪，求其改变态度，并留沪领导。会场空气，至为激荡。　　吴氏下跪，汪则逃避，退上楼梯，口中连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全场人都为之啼笑皆非。紧张的场面，也充满了滑稽成分。　　会议决定主要办法，即“召集中央全体执行监察委员联席会议于南京，以求解决。在未开会之前，赞成暂时应急之法数条如下：（一）负责通告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君，立即制止国民政府统治下之各地共产党员，应即于开会讨论之前，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中央解决。（二）对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鄂后，因被操纵，所发命令，不能健全，如有认为妨害党国前途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不接受此命令。（三）现在各军队及各省之党部团体机关，认为有在内阴谋捣乱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在军队应由各军最高长官饬属暂时取缔，在各党部各团体各机关，亦由主要负责人暂时制裁。（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敌对政府之阴谋团体，不准存在。”蒋介石发表拥汪通电。声称：“自汪主席归来以后，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惟有统帅各军，一致服从。”　　4月5日，汪精卫又和陈独秀发表了《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的联合宣言》，强调：“我们的团结，此时更非常必要。”鼓吹国共两党“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如同兄弟般密切”。革命群众一时看不清他的真面目。《联合宣言》一出，国民党右派人士为之大哗。这天，汪精卫与蒋介石、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柏文蔚、宋子文、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白崇禧、古应芬、甘乃光等在上海道尹署（特派员公署）开谈话会，汪声明本人与共产党领袖联合发表之宣言，仅言两党不可发生误会，未言两党共治中国。大家皆不以汪氏的行为为然。吴敬恒尤为气愤，当众讽刺汪说，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党魁，是他们的“家长”，他在共产党里的领袖身份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我们国民党内是否有这样一个党魁或“家长”呢？吴说：“现在有人以国民党党魁自居，恐怕也不见得罢？”说得汪十分难堪，大家不欢而散。　　汪精卫致函张静江，说明前往武汉之原因。中央执行委员会来电称：“中央已公奉执事为常务委员兼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之一，并任命为民政及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之一，工作重要，请速来鄂担任，时局严重，切勿稍延。”谭延、孙科、徐谦、顾孟余、陈友仁、宋庆龄等23人亦电请汪精卫速来汉，解决严重时局。由于汪、蒋在“分共”时间上发生了分歧，加之中山舰事件记忆犹新，如果汪留沪与蒋合作，只能成为蒋的附庸。考虑再三，权衡利害，汪精卫还是决定先去武汉。　　4月6日，汪精卫由上海赴武汉。临行致电各党部，说明即日启程赴汉。抵武昌后，拟向中央提议，开一扩大会议，以解决一切重大问题。致函李石曾，声明本人对国共关系的意见：第一，民国13年来改组之国民党，其精神与方策决不可牺牲。第二，如以党为不必要则已，如以党为必要，则党之纪律不可不守，否则，党必为之破碎糜烂。　　4月10日，汪精卫到达武汉，受到大量群众的夹道欢迎，使汪精卫非常感动。在10万民众参加的“迎汪大会”上，汪精卫说：“中国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4月11日，汪精卫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报告回国经过。会议决定对廖案有关人员进行审查，并被指定与谭延，陈公博、徐谦等人负责审查廖案总解决办法。那里的革命气氛和强烈的反蒋呼声，使他只能摆出左派面孔，发表激越演说，做出进步的姿态。4月12日，他还在为武汉《中央副刊》题词中写道：“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他通电痛斥蒋介石破坏三大政策。4月13日，汪精卫主持中政会会议，讨论蒋介石指使周风岐屠杀罢工工人等问题，提议于16日下午召集所有中央执监委员谈话会，讨论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问题，国民党员与共产党员如何合作问题。随后汪精卫出席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及汉口特别市党部欢迎会，并发表演说，斥责蒋介石缴上海工人纠察队枪械，屠杀工人，“是反对农工，反对总理手定的政策，完全是反革命。”4月15日，汪精卫手书：“总理所定联俄，容共，农工三政策，是整个的，破坏一个政策，即是破坏整个政策，即是将改组本党的精神意义根本取消。一切革命同志，应该起来拥护此整个的政策。”汪出席国民党中执会第七次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着即开除蒋介石党籍，并免去本兼各职，交全体将士，各级党部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依法惩治。4月16日，汪精卫还致电各省各级党部及各级地方政府，申斥蒋等竟敢使西山会议继续开演于南京，竟于上海屠杀工人，如此丧心病狂，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纪律具在，难逃大戮。指出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蒋实赞其谋，今日何忍对于总理留遗之党及其政策加以毁坏”。他谴责蒋杀害共产党人，甚至操着悲天悯人的腔调说：“每日得着各地屠杀的消息，真使我们流泪。”汪精卫忙于谴责蒋介石，蒋介石则忙于成立政府。蒋介石在筹划建立南京政府的过程中，原打算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以四中全会的名义宣布建都。但因不足法定人数而只好作罢。胡汉民提议以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召开会议，宣布在南京建都，这一提议得到大家赞同。在蒋介石和胡汉民的督导下，1927年4月17日，由吴稚晖主持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73次会议，做出“国民政府于18日在南京开始办公”的决议。同时发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奠都南京的宣言。　　4月18日，蒋介石控制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就在旧江苏省议会举行典礼，由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将南京国民政府的大印授予胡汉民。南京国民政府由胡汉民、张静江、伍朝枢、古应芬任常委，胡汉民主持政府工作，实际充当国民政府主席的角色。政府下设办公机构，钮永建任秘书长，随后设外交部伍朝枢任部长，财政部古应芬任部长。后来，又相继设立司法部王宠惠任部长，交通部王伯群代部长，大学院蔡元培任院长，民政部薛笃弼任部长。蒋介石又宣布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成立，让胡汉民担任主席。蒋介石自己则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主宰南京国民政府的一切大权。　　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典礼上，胡汉民发表演说时，表示要“一致拥护蒋总司令，以巩固革命阵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的宣言，更是明确宣布“以军事全权托付”蒋介石。蒋介石则发表对国民革命军将士的训示，要他们“一致效死，拥护我们南京建都的真正国民政府，并且要消灭共产党所操纵的伪国民政府”。　　武汉方面同时以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的名义，下令撤去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职务，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唐生智副之，并拟组织东征军顺流东下，讨伐叛逆。汉方军人唐生智、张发奎、程潜、朱培德等，也都摩拳擦掌，恨不得一举荡平东南，方泄其愤。“四一二”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的内外危机迅速增长，帝国主义军舰的威胁，蒋介石对武汉的封锁，资产阶级工商业主闭厂怠工，地方流氓分子造谣煽惑，武汉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国库空虚，财政枯竭，政府内部反共气氛日趋浓厚，军队内夏斗寅、许克祥、朱培德等接连发动反共政变。随着形势一天天恶化，反共势力日复一日地增长，这一切使汪精卫感到在武汉坚持，凶多吉少。　　6月1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约见汪精卫，出示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紧急指示。汪精卫看到《五月指示》后大吃一惊，密令中写到：一、无视国民党的禁令，实行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二、在湖南湖北组织一只由2万共产党员和5万工农组成的工农革命军。三、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由各界工农代表取而代之。四、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革命军官。汪精卫看完《五月指示》后冷汗直冒，由拥共一百八十度转为反共，成为一个坚决的反共分子。他把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看成是共产党颠覆国民党的证据，以此作为他反共的“理由”。6日，汪精卫偕谭延、徐谦、孙科、顾孟余、邓演达等离武汉赴郑州。　　10日，汪精卫与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决议：（一）组织政治委员会开封分会，以冯玉祥为主席，指导陕、甘、豫等省党务。（二）成立河南、陕西、甘肃三省省政府，分别以冯玉祥、于右任、刘郁芬为主席。（三）第二集团军扩编成七个方面军，第四方面军撤回武汉。6月中旬，汪精卫开始召集中央党部中非共产党的负责人，商量和共产党分离的方法，并召集国民党军事将领，布置防范共产党，听候中央决议。7月11日，汪精卫出席中政会会议，提议禁止请愿讨蒋运动。13日，汪精卫主持国民党中执会政治委员会第37次会议，提议要注意工人的行动，对土豪劣绅的审判为政府职权，农民协会勿庸过问。他还发表《主义与政策》一文，谓“所谓容共，是容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共同致力国民革命；如果对于共产党员，见着就捉，捉着就杀，固然是与总理容共政策大相剌谬。如果要将共产党的理论与方法适用于国民党里，甚至要将国民党共产化，那么，只能说是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不能说是容共，必为总理所不容”。　　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7月13日公开发表《宣言》说：“目前，革命已处于危急存亡之时刻，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最近已公开准备政变……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看到中共发表的宣言后，7月14日晚，汪精卫召开秘密会议，确定了“分共”。15日他主持召开紧急会议，汪精卫拿出《五月指示》说：“我们从这份指示中可以看出五层意思，都是很厉害的。同志们，目前本党已经到了严重的关口，必须在这个会上做出生与死的抉择。”到会的国民党军政要人，孙科、唐生智等，纷纷发言支持“分共”，只有宋庆龄的代表陈友仁反对。汪精卫对宋庆龄等说：“孙先生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根据其三民主义之原则来发展他的观点，改变他的策略。当初他联合袁世凯，后来经过事实的教训就发动了讨袁，当初他依赖陈炯明，后来他又义无反顾地发动征讨陈逆。如果孙先生看到今天武汉的形势，看到共党正虎视眈眈地欲篡我党之权、我党之军，他会怎样？他一定会改变他的三大政策的。”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职的共产党员，在即日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　　但汪精卫说：“我们不像蒋介石那样搞武力清党，而是采用和平的‘分共'，这是最稳妥的步骤。”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发动了武装暴动。武汉国民政府放弃了和平“分共”的政策，开始搞武力“分共”。1927年8月8日，汪精卫召开了国民党中央紧急扩大会议，通过了“武力分共”决议案。在武汉也开始了大肆逮捕处死共产党人，开始了血腥的大屠杀。其凶残程度较之蒋介石毫无逊色。汪精卫怎样来解说自己的变化呢？他颠倒是非地说，这是由于共产党放弃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同时，他也不得不向国民党的反共先驱们表示引咎、认错。他把自己说成“是误解了总理的容共政策”，并宣称：“我们惟一纠正错误的方法，是先补过，后引咎。”所谓“补过”，就是疯狂残杀共产党人和忠实于三大政策的中山信徒；而“引咎”，则是旨在求得南京政府的谅解。汪精卫以凶残的反共行动最终背叛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这是汪精卫、陈璧君夫妇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他们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　　才华性格疯人古人称许一个人物，必讲文章盖世。若以此为标准，汪精卫可算得上半个人物。在文学上，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在同盟会时期，无论他的文章，还是他的诗，笔锋犀利，热情洋溢，说古论今，旁征博引，具有强烈的煽动性。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这革命的囚徒之诗，使人们在敬仰之余，而生成仁取义之意。他的文章，说得头头是道、处处动情，有人评价他的文章和梁启超著作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还能做有声有色的通电，能起草有气势的宣言，有时，还在一些报纸的副刊上写诗话，能为小报写些离奇怪诞的小品。他的讲演，闻者动容，为人所共知。在这些方面，汪精卫可算是多才多艺。后来，因刺摄政王而声名远扬，出狱后又出洋留学，周游各国，和陈璧君过着极悠闲的生活。　　就其工作，一跃成国民政府主席。这样，他的才华又被断送了。他以后写的那些风花雪月、儿女情长的诗，让人读之乏味，全无“血钟声响遍天涯”的可歌可泣的诗句了。　　至于汪的性格，可以说是非常孤僻。他十三岁丧母，十四岁丧父，其长兄对他管教极严，长时间在严父、严兄的管教下，形成了他外表谦和而心地狭窄、懦弱自卑而又要出人头地、反复无常的矛盾性格。和他初次交往的人，都会被他谦厚的态度、温文的举止、流畅的言词、诚恳的表情，不知不觉地吸引着。不知道他实际生活的人，一定以为他宽宏大量，绝不会想到孤僻乖张的字眼。他非常喜欢别人吹捧他，给他戴高帽。如谁要是不知趣，给他提点意见，他虽当面点头称是，背地里便是“他妈的×”，“要你来教训我”，下流骂人的话，便如串珠般从口中滚出来。　　汪虽没有当领袖的能力，却有极强的领袖欲念，因此惟我独尊的性格，除了陈璧君之外，谁也不可侵犯。后来当了日本人的儿皇帝，也学得忍气吞声，一副奴才相了。在汪的手下，只要小心奉承，顺他的性格，有当奴才、狗才的本领，就能干下去，并升官。褚民谊是汪的连襟，是由汪、陈两人做媒，与陈璧君之母卫月朗的养女陈舜贞结婚的。此人呆头呆脑，办事糊涂，汪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院长时，却让褚民谊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他上任不久，就闹出了许多笑话。一次，汪批阅文件，看到秘书长盖过章的文件里错误百出，连公文程式都不合，不禁勃然大怒，把褚民谊叫来，脸色铁青地问：“你管的什么事？”褚被问得蒙头转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汪盛怒之下，顺手一推，将桌上的文件扔得满地都是，褚慌忙弯腰去拾，当着汪的面，翻来覆去地找毛病，但怎么也查不出来。汪见这种丑态，大骂：“滚出去！”　　后来是一位秘书看出，原来那些应该用呈文的公文，褚民谊却误用公函了。又有一次，行政院举行例会，各部部长都已到场，专候汪精卫驾到。但等了许久，仍不见人影。褚民谊四处寻找，却不见踪影。突然，“砰、砰、砰”，厕所里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接着就是一阵叫骂。褚民谊等人赶到那儿，才知道是汪精卫被关在厕所里出不来了。原来，行政院的房子是新建的，监工、接收、都由秘书长负责，可是整修扩建工程偷工减料，蒙混过关，质量不合乎标准。那副门锁也是次货，关了不能开，褚民谊却一无所知。一群人经过一阵推拉却无济于事，最后只好到外边请了锁匠，才把这位在厕所里关了很久的院长放出来。汪一怒之下，连会都不开了，褚民谊吓得满头大汗。后来，蒋介石集团在攻击汪精卫时，就拿褚举例子，以证明汪派执政的无能。但是，褚民谊毕竟效忠于汪精卫，这使得汪既讨厌他的无能，又舍不得抛弃他。褚也确实有他的修养，虽屡遭汪的责骂，也从不在意。从褚民谊也就可以看到汪手下人的德行及汪的用人之道了。　　汪精卫在交友方面，无论公私，除了个人利益之外，绝无什么友谊。和他打过交道的人，以后多数对他恨之入骨。　　吴稚晖是汪在同盟会和进德会及流亡法国时的好友，当时达到了亲密无间的程度，但后来两人分手，吴稚晖一气，大骂汪精卫，给汪扣红帽子。汪精卫骂吴稚晖是无耻文人。两人对骂，使彼此的丑恶行径都暴露无遗。汪精卫和胡汉民的关系，在同盟会时期及辛亥革命前后，可谓弦韦同佩、胶漆不离。汪精卫曾写诗，描述汪、胡间的友谊。但以后由于胡汉民在能力、地位上都比汪精卫高，他对胡便恨之若寇仇。最后，利用廖仲恺被刺案，把胡汉民赶走，排除了一个政治上的强有力对手。汪对朋友，爱之不见得欲其生，但恶之实欲其死，甚至死了也不放过。廖仲恺先生和汪的友谊之笃是人所共知的，孙中山去世后，汪能担任广东国民政府主席，多得廖仲恺极力拥护。公私之谊，不可谓不厚，廖仲恺遇刺后，他曾大写哀词，并作墓志铭。汪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何香凝痛斥汪的叛变行为，汪大为恼火。后来廖墓迁南京国葬时，国民党政府要人都到墓前致敬，致慰廖夫人，但汪只派他的连襟、太极拳师褚民谊代表打了一个转儿。可见，汪恨人之深，由生及死。　　汪精卫的才华，加上他乖僻自私、变化无常的性格，表现在政治上就是一个疯人。他曾有过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曾给人以激流勇退、不贪恋官职的印象。他曾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却又与袁世凯的窃国同流合污。他曾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联共政策，又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成为先总理的叛逆。他和蒋介石争斗，台上台下，几经沉浮，最终是走上了叛国投敌的道路。汪精卫是一个政治上歇斯底里的人；通俗点说，是一个政治上的神经病者，简言之，就是政治上的疯人。　　8改组派“教父”　　1927年7月，各种反动势力相互勾结，联合起来绞杀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当时，中国出现了三足鼎立的政权：蒋记国民党南京政府；汪记国民党武汉政府；奉系军阀的北京政府。它们各自为政，称霸一方，互相争雄。此外，大小军阀林立，派系纵横，兵戎相见；新旧军阀恣意横行，官僚政客四处钻营，猖獗一时的反动势力把中国闹得乌烟瘴气。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举起了沾满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鲜血的屠刀，向南京政府表明他也是坚决反共的；并希望以反共为条件，宁、汉合流，以保住领袖地位。但汪精卫此举，恰被蒋介石抓到口实，汪被攻击为勾结共产党的祸首，合作遭到拒绝。宁、汉之间文电往来，吵来骂去，争斗不休。他们争闹的焦点，实际上是由谁来统一谁，由谁窃取国民党的称号，成为“正统”的问题。然而，为争夺国民党内的领导地位，汪、蒋之间又展开了激烈的争斗。“七一五”政变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宣布东征讨蒋。洛阳冯玉祥跑出来调停，致电汪，力劝“宁汉息争”，汪精卫复电宣称：“对蒋只有公愤，但国民政府法统当以死争。”坚持不妥协立场。宁、汉之间不仅斗文，而且在长江中下游厉兵秣马，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摆出随时东进讨蒋的姿态，严阵以待，大战一触即发。冯玉祥跑出来调停，电称：“凡有妨碍北伐者，即是反革命”，似乎各打五十大板。宁方首先复电，痛斥汪精卫要“以蒋君为功狗而烹之”，称汪反蒋全出于个人恩怨，把一切分裂之责任全推到汪的身上。　　此时，南京政府内部又起争端，蒋介石独裁专制，排斥异己，蒋同李宗仁、白崇禧矛盾日深。蒋介石处决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成为蒋、桂矛盾的导火线。这又引起各部将领的极大恐慌，王是黔军将军何应钦的同乡，何颇有兔死狐悲之感。于是，李、白与何串通一气，寻机发难。这时，军阀孙传芳等又率部反攻，徐州失陷，浦口告急，蒋介石在军事上也一筹莫展。李宗仁、白崇禧写信给唐生智，称“只欲武汉反共，于愿已足”，表示愿与武汉妥协，甚至说“不管长衫佬赞成与否，我们主张合作”。于是李宗仁、白崇禧乘机倡议，说武汉既已‘分共'，应该欢迎汪精卫来南京。李、白的用意很清楚，一方面是拿汪精卫压蒋介石，逼蒋下台；另一方面是为了消除西部的压力，以集中全力抵御孙传芳南侵之师。桂系向蒋“逼宫”，主张“为了团结全党，总司令下台为好”。何应钦也表示赞同。蒋介石气的说：“好，我走，你们去和好了。”在内外压力下，蒋介石被迫于8月13日通电下野，返回奉化，玩弄“以退为进”的把戏。　　事实上，蒋介石的下野，并不是汪精卫等人的胜利，宁、汉合流后，汪精卫取消了武汉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等于汪精卫主动交出了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权力。汪精卫之同意交权，是想到南京坐第一把交椅。汪精卫得知南京政府内讧，心中大喜，即发一电，称“对迁都无异议”，准备赴南京得到国民党大权。8月16日，李宗仁来电，提议速将国民政府迁往南京。17日，汪精卫出席中政会会议，提议迁都南京。19日，汪精卫致电李宗仁，告知已经决定迁都南京，并说明东下之师，只有急难之宜，是协助宁方防止孙传芳军队攻宁，并无他图，同时邀李宗仁等赴九江商谈宁、汉合作事宜。汪精卫还出席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提议撤销中央前次对于胡汉民、蔡元培、吴稚晖、李济深、张静江、蒋中正、古应芬、肖佛成、陈果夫等开除党籍之处分。8月22日，双方代表在庐山正式会谈，达成合作协议。“宁汉合流”不但没有使汪精卫获得任何好处，反倒使其处于四面楚歌之中。　　始作俑者桂系李宗仁对汪精卫的认识非常到位，他曾在回忆录中说：“当时党内的重要领袖，如汪、蒋、胡等，及其私人的党羽与小政客等的想法，却和我们忠实同志们完全两样。他们对党国前途根本置之脑后，一切考虑纯以个人和小团体的政治前途为出发点。我党至此，非蒋、汪、胡三人赤诚合作，不足以谈复兴，但是他们三人相处有年，他们自己均深知他们三人绝无合作的可能，因此从未打算真正长期合作。偶尔合作，彼此都知是相互利用，得机则必然又来一个你死我活。但是当时使我们忠实党员们所最感痛苦的，便是他们三人的度量德性均不足以表率全党，领袖群伦，而使党员大众一致归心。汪兆铭的为人，堂堂一表，满腹诗书。言谈举止，风度翩翩。使人相对，如坐春风之中。初与接触多为折服，故颇能号召一部分青年。然汪氏黔驴之技，亦止此而已。其真正的个性，则是热衷名利，领袖欲极强，遇事又躁急冲动，欲达目的，既不择手段，也不顾信义。每临大事，复举棋不稳，心志不定。此种心神，常在会议席上充分　　表现。汪氏每次主持重要会议时，神志多不安定，周身摆动，两手捶个不停，一反其平时雍容和穆的风度。再者，汪的待人，亦极虚伪。凡汪氏所不喜的人赴其寓所访问，汪氏亦均屈尊接见，娓娓倾谈，状至亲昵。然客甫出门，汪便立现不愉之色，顿足唾弃。转瞬之间，态度判若两人，凡此均足以表示汪的为人。所以吴敬恒曾骂汪是‘伪君子'和’花瓶'，足见许多老同志也认为他不能负实际责任。总理在世时，汪总是受命出使四方，从未负过党政专责。但是汪氏却是个心比天高，热衷权力的人。“　　9月4日，汪精卫同徐谦、顾孟余、何香凝、陈公博、朱培德、程潜等登楚振号军舰自九江启程，9月5日抵达南京。没想到，汪精卫抵京之日即挨当头一棒，只见街头遍贴反汪标语，辞句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汪精卫是一位极易冲动的人物，忍愤东来，其心本虚，一见这些招贴，不禁又肝火大动。在李宗仁欢迎他的会议席上，汪便质问李宗仁说：　　“你们既然欢迎我到南京来，为什么又要贴标语骂我呢？”“汪先生，”李宗仁说，“谁敢贴标语骂你呢？只是宁、汉刚恢复合作，局势尚未安定，一部分下级党员不识大体，擅自贴出这些标语来———你看这些标语，不都是不署名的吗？”　　但是汪仍旧气愤不已。李宗仁又说：“汪先生，做个政治家，有人拥护有人反对，总是难免的。你看美国选举总统时，不是也有人反对吗？我希望你能淡然处之，并常住中央，继续领导。”　　汪精卫出席欢迎会并演说：“过去两方的分歧，并非个人间意气之争，乃由于对于党国前途之见解不同。如今两方同志间应该知道引咎，尤其应该知道补过。如今四中全会开会在即，则一切取决于此会议，以解决一切纠纷，而奠定党的根本，使分裂之局，归于完整。”6日，汪精卫致电武汉国民党中央，嘱各机关速行迁宁。8日，他出席南京军事委员会欢迎宴会称：“吾党同志以观点不同而裂，并非为私，武汉迟南京三月而清党，所受痛苦滋多，今已悔悟，决计打倒共产党，与南京同志推诚合作，何敢复有他求？大敌当前，私人误会相愿负荆，必能团结。革命惟合作乃能成功，昔日分裂，非因私见，今兹合作，实出至诚。”汪精卫到南京后，即提出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想以此统一国民党各派，确立他在国民党的领袖地位。但是，汪精卫的主张遭到胡汉民等人的坚决抵制。当时，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因蒋的下野而同时离开南京，避居上海。为了顺利召开四中全会，汪精卫在9日偕谭延、孙科、宋子文等离宁赴沪，邀请胡汉民等人赴会。结果，胡汉民、吴稚晖“匿不见面”，而张静江、李石曾则坚持“若开第四次会议，彼等绝不至南京”，遂使四中全会搁浅。汪精卫一去，在南京的中央执监委，遂亦联袂去沪。9月10日，由谭、孙、汪等出面邀请在沪各同志，在莫里哀路1号开非正式会议，交换全党大团结的意见，到会者计有：汪精卫、谭延、孙科、李烈钧、李宗仁、程潜、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于右任、朱培德、杨树庄、伍朝枢、褚民谊、邹鲁、张继、谢持、覃振、许崇智、王伯群、傅汝霖、甘乃光、居正、刘积学、缪斌等二十余人。惟胡汉民、蒋中正二人，因与汪不洽，拒不出席。会议讨论宁、汉政府合并和统一党务的问题。西山会议派的张继发言说：“既要统一党内各界同志，就要承认上海的中央党部，就要废除二届一中全会上的《弹劾西山会议案》。这个非法决议案是当时左倾路线的产物，必须宣布废除，否则怎么能团结统一党内同志？”汪精卫反驳说：“中央的决议岂可任意废除，除非由将来的四中全会作出新的决议。”汪精卫的发言遭到宁、沪代表的强烈反对。李宗仁说：“我们迁都南京后，于6月7日宣布林森、张继等18位同志恢复党籍的决议，所以才有今日统一党务的基础。汪同志，你也不必再坚持过去的决议了。”汪精卫仍坚持说：“南京的决议我们武汉中央并不知道。现在我提议：西山会议派绝不能参加二届四中全会，但为了团结同志，可容纳个人参加，不能容纳上海党部。二届四中全会必须在武汉召开，否则我们武汉的同志不参加会议。”这时宁、沪代表们开始翻汪精卫的旧账，指责汪精卫反共不力，贻误了党国事业。宁方代表自称他们是反共的先进，而沪方代表则更标榜他们是反共先进中的先进，这使汪精卫不得不自责说：“武汉方面防范共产党过于迟缓，请求处分。”孙科突然站起来提议说：“各位，兄弟提出一项折中办法，由宁、汉、沪三方共同组织一个中央特别委员会，作为过渡，先使合作告成，然后再谋补救的办法。”孙科的折中方案得到了大部分代表的同意，由于孙科是武汉方面的代表，汪精卫不好坚持反对，也勉强同意了这个方案。　　谈话会共开三天，会中一致决议于三个月之内举行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解决一切党内纠纷。在三全大会开会前，以各处代表合组的“特别委员会”为党的最高执行机关；同时宁、汉两中央政府亦合并改组，由“特委会”另行选举国府委员，并委派军事委员会暨各部部长。中央政治会议，则暂时撤销。汪精卫在会上表示赞同，又亲自拟定了汉方6名委员的名单。继汪早年的老友、现在的政敌胡汉民等“长衫佬”与蒋介石“共沉浮”；蒋的爪牙群起鼓噪，为蒋喊冤，请蒋复职；桂系指挥不了全局，南京政府几乎陷于瘫痪；冯玉祥也抱怨宁、汉双方不顾大局。西山会议派又活跃起来，其首脑许崇智沪寓，“前本门可罗雀，今则终日车水马龙，哄闹如市。谢持、张溥泉等亦日相过从，共商大计。闻该人士有主张提议合宁、汉及自身三方同主党政之议……”其忙碌程度足见一斑。　　经宁、沪、汉三方多次较量，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由32人组成，其中包括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人。这个不伦不类的机构，却打破了汪以汉吞宁的计划，将汪派排斥在外，剥夺了汪精卫的“合法”领袖地位。在这场国民党内部的权力再分配中，汪精卫一无所得，又四面遇敌。13日，汪精卫就和陈璧君商量，是否应赞同成立特委会，陈表示犹豫，汪精卫召集谭延、孙科、顾孟余、陈公博等汉方要人在宋子文寓所开秘密会议，商讨对特别委员会态度。陈公博认为成立特委会不合法统，我们无权解散原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陈璧君也认为在特委会中，汪精卫不可能惟我独尊，更担心蒋介石打起“反中央”的旗号来反汪。于是第二天汪不去出席会议。会后，汪精卫分别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国国民党各同志，声明引退。当夜，汪精卫竟偕陈璧君乘船离上海赴九江，转往庐山。特委会成立之后，9月20日正式改组南京国民政府，谭延任国民政府主席。同时组织政务委员会，由汪精卫、胡汉民、谭延、蔡元培、李烈钧5人任常委。特委会还宣布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由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谭延、白崇禧、何应钦、朱培德等14人组成主席团。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的成立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改组，标志着汪精卫的领袖地位被剥夺，汪派人物大多被排斥，使汪精卫的政治野心受到了沉重打击。汪精卫绝不甘休，21日他由九江赴汉口。22日，汪精卫出席武汉政治分会成立典礼并发表演说，题为《宁汉合作之经过》，指责南京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职权”，南京9月15日所开的会议，“不是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汪在汉口另组武汉政府政治分会相对抗，宁、汉关系又趋紧张。　　此时，在上海，一批与蒋共进退的官僚政客，如吴稚晖、张静江之流正为蒋复职而左右周旋；在南京，蒋的全班人马基本没动。尽管南京政府的上层开了多少次会，庙里的菩萨更换了多少牌位，但十八罗汉都是蒋记的班底。蒋在来自各方的复职呼声中，又东山再起。　　10月，发生了南京讨伐唐生智的战争，汪氏夫妇在武汉无法立足，秘密由武汉经上海回到了广州。在此之前，张发奎、陈公博等人也回到了广州。他们与李济深联合，形成了粤派势力，以宁、粤纷争代替了宁、汉对立。汪精卫于10月30日召集在粤的中委会成员开会，通电全国否认南京的特别委员会的合法性。汪精卫说：“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非全国代表大会无权取消。成立特委会取代中委会职权，等于取消了中委会，不合党的法统和组织原则。”汪精卫邀集外地的中委会委员前来广州，在广州召开四中全会。　　11月10日，蒋介石由日本回到了上海。为了推翻特委会，决定采取“联汪反桂”的方针，回国前他就派宋子文携其亲笔信去广州与汪联络。蒋介石回到上海的当日，就立即致电在广州的汪精卫，约汪赴上海商谈党务，并宣称“欲使中国国民党复归完整，非相互谅解，从速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可”。“此后党国重任，惟兄是赖。凡能于党国有益，则弟必尽我心力，依照兄之意图，不渝始终，以尽区区之意。若兄能来沪晤商一切，胜幸焉。”汪精卫见蒋介石有诚意，便发表演说表示愿意合作并决定于11月16日乘船赴上海和蒋介石谈判国民党各派的联合问题。因广东的李济深是广西人，与桂系的李宗仁等关系密切，蒋介石要求汪精卫设法将李济深赶出广东，以破坏粤、桂联盟。为此，汪精卫、陈璧君、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等人，进行了多次密议。对于驱逐李济深，他们均表赞同，认为只有这样，他们在广东才能站稳脚跟。蒋介石回国后，立即邀请汪精卫、李济深去上海，协商合作问题。汪派即决定利用李济深离粤的时机，发动政变。张发奎也避往香港。　　16日，汪精卫抵香港，后转乘亚洲皇后号启程赴沪，就在当天夜里，按照事先的密谋，黄琪翔等人以“护党救国”　　为号召，声言打倒新桂系，在广州发动了政变。黄绍连夜逃往香港，汪派势力占领了广州，随即出兵西江，开始了粤、桂战争。18日晨汪精卫抵沪，寓戈登路伍朝枢宅。蒋介石闻讯前来与汪精卫会晤，双方谈了很久，解释从前误会，并对于党务政治交换意见。汪精卫等人极力攻击特委会，要求立即取消特委会的职权。随后，于右任、吴稚晖、李石曾等前来晤谈，表示赞成开四中全会，气氛甚洽，大家共进午餐。蒋介石则发表告国民党同志书，要求立即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结束特委会的职权。蒋利用二届四中例会预备会和各派之间的争斗把他复职的第一个障碍———特委会扫除了。　　接着，又把矛头对准了他的政治对手西山会议派，利用他一手策划的南京“一一。二二”血案，剥夺了西山会议派的一切发言权。下一个就轮到了汪精卫，11月24日起，国民党各派头目在上海开谈话会，决定12月3日召开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预备会是按时召开了，但是会议的议题却变成了汪派与反汪派的互相攻讦。李济深甚至提出广州事变是“共产党之阴谋”，攻击汪精卫、张发奎等与共产党有联系。吴稚晖、李宗仁、李石曾等则联名提出“对汪精卫等主使张、黄叛变的检举案”。汪精卫等虽一再声明广州事变与共产党无关系，但一开始，汪精卫等人就处于被告的不利地位。在两派斗争中，蒋介石则始终处于超然地位，他貌似公允，力劝双方停止纷争，“捐弃成见”，共同“促成四中全会召开”。　　汪精卫为了改变自己不利处境，争取蒋介石的支持，则首先提议蒋介石复职。他称：“惟有请预备会议即日催促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才是解决党务、政务、军事问题的当务之急”。李宗仁等则声明自己一贯拥蒋。这样，预备会做出请蒋复职，并由蒋主持召开四中全会的决议。蒋介石终于在下野4个月后，重新上台。汪精卫夫妇在上海备受指责。汪精卫去访胡汉民，胡竟称病不见；和吴稚晖见面时握手，吴也不理不睬，佯装没看见。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等人，或通电，或演讲，指责粤变为共产党之阴谋，要求查处汪精卫等人，不准他们出席在蒋介石宅召集的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为了了解广州事变的真相，特别是查明共产党在广州的活动，汪精卫于12月初派陈璧君作为特使，回广州密查。12月4日，陈璧君乘伏见丸抵香港，何焯贤专程到码头迎接，随即一起回到广州。此时，留在广州的陈公博等中央委员致电汪精卫，请他立即回粤，主持救国大计。汪精卫表示，回粤与否，需待陈璧君调查结果再定。　　陈璧君在广州活动数日后，急急忙忙返回上海，向汪精卫报告说：共产党在广州活动频繁，黄琪翔有容共行为，共产党可能在广州发动暴动。汪精卫听了陈璧君的报告，于12月9日连发三次密电给陈公博、张发奎等人反共。中国共产党人在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等人的领导下，于12月11日举行了广州起义，占领了广州，坚持战斗了三天才撤离。　　广州起义发生后，汪氏夫妇在上海更是如坐针毡，遭到普遍的非议，汪精卫就连续召开记者招待会，声明张发奎等人绝非共党。同日，陈璧君在善钟路私宅接见记者，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蒋介石利用共产党发动的广州起义，给汪扣红帽子，对汪发动新的攻势。中央监委邓泽如于14日提出了对汪精卫等人的弹劾案，指责汪为粤变主谋。李宗仁、李济深也表示，应拒绝汪出席四中全会预备会，李济深又给蒋介石写信，请求派兵讨伐张发奎。15日，汪夫妇去蒋介石处，看到李的信后，二人抱头痛哭。蒋介石则巧施手腕，劝汪暂离上海，以保安全。16日，南京国民政府又下令查办汪精卫等人，并派当地军警，监视汪等之住所。汪挣扎反扑，终招架不住，躲进医院，称病谢客。汪精卫与陈公博、顾孟余等被南京政府下令通缉。17日，汪精卫发表通电宣布引退。谓：“数月以来，兆铭以参加反特委运动之故，备受特委方面之仇视，始则惴惴然惟恐兆铭无共产嫌疑，不惜百方以图诬蔑，今则又惴惴然惟恐无所借口，不惜别立名目，甚至不惜毛举宁、汉分裂时代之议论文字，以图掘已合之创痕，夫果救党主张能确实达到，则个人问题，直同敝屣。于此尚有一言者，清党固当务之急，而救党亦目前要图。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不可不开，中央执行、监察两委员会不可不恢复，特别委员会不可不取消。”　　汪精卫前往法国临行之前，陈公博前来送行。汪精卫劝陈公博也一起去法国，陈公博却提出相反意见，陈公博说：　　“我总是不明白汪先生遇事便出国。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先生本可不必走的，却走了。四中全会快召开了，李宗仁、胡汉民都离开了，拥护汪先生的人不是没有。凭汪先生的资历和威望，还担心选不上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说：“蒋介石既然容我不得，我又何必留在他身边合作？合则留，不合则去，这是我的办事原则。与其受人之羁縻，不如离去。”　　陈公博说：“我的想法与汪先生不同。合则留，不合则去，虽然有古君子之风，但我认为每个国民对国家都有一份责任。　　我的处世原则是：合则留，不合则打，打不过才去。我也知道留在上海有一定危险，但我要做一个斗士，上海就是我的斗场。我手下没有兵，但我手中有笔，有一批朋友，我要同蒋介石展开理论上的战斗！“在白崇禧的武力相逼、蒋介石的”好意“相劝下，当夜，汪精卫偕陈璧君、曾仲鸣乘法国轮船离沪。21日抵香港，旋由港启程赴法，1928年1月中旬到法国马赛。　　四中全会正式召开前，南京国民政府做出决议，增推蒋介石、孙科、林森为国民政府常委。蒋介石携宋美龄由沪至宁，正式宣布复任总司令职。随后，蒋介石命谭延，丁惟汾、陈果夫等接收特委会机构，恢复中央常务委员会并由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做出决定，停止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甘乃光等人出席四中全会，交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处分。胡汉民等人因与蒋介石不合而离沪出洋。1928年2月，蒋通过二届四中全会，改组了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了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谭延为国民政府主席。同年10月，国民党中央第一七二次常务会议通过《训政纲领》，蒋介石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兼海陆空三军总司令；蒋拉拢胡汉民，导致汪、蒋关系的破裂，种下了汪派公开反蒋的根苗。蒋以纵横捭阖的手段攫取了中央大权，也成了各派军阀、政客共同反对的目标。　　汪精卫虽身在国外，却密切注视着国内政局的变化。　　对蒋介石的得势，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接二连三地写文章。从1928年4月开始，他先后抛出了《复驻法总支部函》、《一个根本观念》、《致陈树人书》、《复林伯生书》等文章书信，说国民党改组精神“此时实已岌岌摇动”，如果“本党改组之精神消失净尽，而本党亦随以俱亡”，打出“改组国民党”的幌子，把矛头指向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和蒋记国民党。他给在国内的汪派人物去电，打出“改组国民党”的招牌，把矛头直指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和蒋记国民党。　　陈公博没有追随汪精卫亡命海外，他决定去上海，陈公博到上海后，住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一所民宅内。　　一连几个月深居简出，日日埋头于著书立说，日夕所思索的是怎样在政治上打开局面，“使革命复兴”。5月7日，他创办了《革命评论》周刊，在《革命评论》上，陈公博还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大开笔战，在国民党内部闹得天翻地覆。8月，传来胡汉民即将回国的消息，一度使蒋介石大为紧张。一天，他跑到陈公博家，说：“胡汉民回来一定要动兵的，我们应该要准备。”谁知胡汉民是支持蒋介石的，于是蒋、胡合作迅速形成，蒋介石为了拉住胡，对汪派的态度发生变化。在南京，蒋介石制定了“政治倒汪”的计划，蒋派陈立夫在南京、上海，重提“三。二”事件，做汪精卫企图谋害蒋介石的宣传。陈公博忍不住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叙述宁、汉合作后汪精卫对蒋介石的谅解经过，并对“三。二”事件做了解释。在信的末尾，陈公博对蒋介石说：“汪、蒋能合作固佳，就是合而不作也有利。”蒋介石接信后，曾到上海和陈公博谈话。陈公博向蒋献议：“我赞成汪、蒋合作，不是希望汪先生做国民政府主席，你做总司令，或汪先生做党的领袖，你做政府领袖这样简单。我以为今日汪先生是代表革命青年，你还可以代表革命军人，以革命青年和革命军人合作，中国才有办法。”蒋介石虽当面表示：“陈立夫是小孩子，不懂事，我将责罚他。”但实际上却因陈立夫反汪有功而不断奖励他，不久陈改组派的实际领导人陈公博。　　立夫即升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28年冬，与汪精卫相呼应，自称“猛野”（粤语，意即勇敢之士）、说“不合则打，打不过才去”的汪派骨干陈公博，伙同顾孟余、甘乃光、王法勤等人组织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在上海成立，它的总部设在法租界，各省市及海外设有分部。他们利用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反蒋情绪，打着恢复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的革命精神的旗号，“继承本党孙总理的三民主义，继承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集合革命同志，努力改组运动，务期重新建设能担负实现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而后已。”会议没有正式选举中央委员会，而以“粤方委员”组成临时领导机关机构，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但汪精卫并不承认他是“改组派”的领袖，因为有人向他献议，他应该做全党的领袖，而不仅仅是“改组派”的领袖。“改组派”的实际领导责任落到了陈公博的肩上。　　改组派总部设在上海，下设总务、组织、宣传三个部。活动的主要方式是利用国民党原有的组织，建立改组派的各级地方组织。从中央到基层分为四级：中央设总部；各省市机构外各地设支部；支部设书记1人，委员若干人；支部下设分部，分部设书记1人；分部下设小组，小组设组长1人，组员3人以上至10余人不等。这个组织成分复杂，基本队伍是大革命时期一部分国民党左派，及其他出身中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它成为反蒋派中人数最多、政治影响最大的一个派别。至1929年上半年，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和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河南、湖南、广东、四川、山东、山西、绥远、辽宁、甘肃等省相继建立了支部，并在香港、法国、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地建立了海外支部。　　“改组派”的发展组织，扩大势力，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连年不断的新军阀混战和国民党内部几次大规模的反蒋风潮，都没有离开过改组派的魔影。　　蒋介石为包办国民党三大，用圈定与指派的方式产生出席三大的代表。3月11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陈璧君等十四人联名发表了《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反对蒋介石指定“代表”。宣言指出：“同人等对此违法之代表产生法，虽屡次提出异议，而主持中央者，竟充耳不闻。同人等深恐此种大会一旦开成，其结果适与巩固党及中国和平之期望相反。同人等为遵守总理遗教，努力革命，对此种大会誓不承认。当此本党陷于危亡，革命濒于失败之今日，绝不畏惧强御！始终与本党忠实同志共同奋斗！”1929年3月15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这次蒋介石包办的大会上，通过了很多处分反对蒋介石之人的决议案。蒋介石在主席团报告中说：“今日讨伐叛徒，以国家论，是为讨伐叛将；以党论，即为讨伐反革命分子。此等叛党分子，应由大会开除其党籍。”结果大会通过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叛党乱国罪”，永远开除党籍，改组派领袖陈公博永远开除党籍，顾孟余开除党籍三年。对汪精卫则予以书面警告的处分，处分汪精卫的理由是“迹近纵袒弄兵，酿成广州共变”。1929年3月1日，陈公博乘船抵达法国马赛，前往迎接他的是汪精卫的亲信秘书曾仲鸣。次日早上转赴巴黎，下午他去拜访汪精卫、陈璧君夫妇，报告国内“改组派”的活动情况。　　陈公博在巴黎的生活自在悠闲，他住在城里，汪精卫夫妇住在乡间，一星期见一两次面。4月，他去伦敦住了两个星期。返回巴黎后，陈公博在郊外的云山门租赁了一层楼房，很想在法国做上一两年寓公。蒋介石继编遣会议之后，又急于召开国民党的三全大会，好似连续点燃了两只火药桶。国民党内部的矛盾立即爆发。蒋、桂又起战端，桂系倒鲁（涤早）立何（键），“湘案”成为战争的导火线。桂系战败，第四集团军瓦解。蒋介石倒桂得手之后，效法张仪的远交近攻之法，拉阎攻冯。冯面对蒋军的强大压力，通电下野，西北军据守潼关，只守不攻，一场厮杀转为纵横捭阖的政治阴谋，演出了一场曲曲折折的蒋、阎、冯离合剧，国民党各派新军阀几乎都卷入了内战漩涡。军事倒蒋浪潮迅猛发展，使汪精卫与陈璧君看到国内形势大有可为，汪精卫夫妇对陈公博的悠闲态度感到不满，决定由陈璧君去劝说陈公博，立即回国领导反蒋运动，汪夫妇也准备随后回国。陈公博回忆陈璧君劝说他的情况：那时我已赁了一层楼在巴黎郊外的云山门，打算做比较长住之计，一天汪夫人忍不住便找我去谈话了。　　“我以为汪先生年纪大，身体又多病，才常居国外，怎么以你这样的年轻人也打算常住外国？”汪夫人的脾气一向谈话都用责备和质问的神气。“不常住怎么办？”我实在猜不出汪夫人是怎样的心事。“我不信国内一点办法都没有？”　　汪夫人提出了意见。　　“什么办法？要办法只有反蒋和打仗，汪先生是不愿意的，因为现在还是汪、蒋合作。”我禁不住发点牢骚。“你怎么知道汪先生不愿意？现在蒋介石这样做法，谁也忍不住，只有你才忍得住。”汪夫人大约用激将方法了。　　“对于政治和党务，我真有些厌了。如果要我干，汪先生也得回国。否则你们会住巴黎，难道我不会住巴黎？”我那时对于怎么干，其实一点把握也没有。“你肯回国，汪先生也一定回国的。”汪夫人似肯定地保证。这样汪先生是要我回国了。我和汪夫人谈话之后，再见汪先生商量以后的步骤，汪夫人又每天催我启程，我遂于5月12日离马赛回国。　　“改组派纠集了二十多个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反对国民党三全大会，开展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斗争。陈公博回到香港后，立即与上海总部联系，决心发动武装反蒋。为了制造反蒋舆论，汪精卫在国外写了一系列的文章。5月，他发表了《十八年的总决算与十九年的新局势》一文，称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三大“，是”段祺瑞式的善后会议“，”倒蒋运动“是”民主势力与封建势力之争“，公开与蒋介石决裂。6月，汪精卫又发表谈话，号召”一般有廉耻的文人，应该奉献此身于民主势力，将血作水，以溉民主势力之根，将身作肥料，以沃民主势力之果。“9月，改组派总部也发表了《讨蒋宣言》。　　看到国内这种混乱局面，陈公博感到自己“毛头小子”担不起此项重任。他一面进行军事发动，一面电请汪精卫立即回国主持大计。1929年9月17日，张发奎在湖北打出“护党救国军”的大旗，发表《拥汪讨蒋宣言》，电请汪精卫回　　国：“主席回国方可对国内军事发挥号召力，对官兵之影响尤为重大。即使返国不能深入军中，亦可居香港以指导军事，策励士气。”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决定回国抗蒋。临行前他与陈公博等人联名发表一篇《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最近对时局宣言》，历数蒋介石的十大罪状：“习于专制，私利是图，首内启本党之纠纷，复外援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派以自固；啸聚群小，把持政权，摧残民众，排除异己”。在国内由改组派发动的武装反蒋运动掀起之后，汪精卫、陈璧君于10月上旬返抵香港，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联席会议”的名义，组织“护党救国军”，第一路总司令为冯玉祥、第二路总司令为阎锡山、第三路总司令为张发奎、第四路总司令为唐生智、第五路总司令为石友三、第八路总司令为李宗仁。1929年，没有一天停止过新军阀内战的炮声。接受汪记国民党中央的委任，打着“护党救国”　　旗号的就有张发奎、俞作柏、唐生智、石友三等部，先后发动了反蒋战争。真可谓战云蔽日，硝烟弥天，“俨有气吞河岳之势”。12月2日，石友三部在浦口，宣布拥汪反蒋，用几十门大炮向南京城轰击，随即北撤，宣布就任护党救国军第五路军总司令。3日，唐生智在郑州发出有75人中原大战期间反蒋的核心人物阎锡山。　　列名的《反蒋通电》，又发表《拥汪联张通电》，5日，山东的韩复榘也通电声援唐生智、石友三。　　由于改组派公开反蒋，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于12月12日通过决议，开除汪精卫的党籍，由国民政府明令通缉。16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也通过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并发布《开除汪精卫党籍判定书》，历数汪的罪状后，宣布：“汪兆铭背叛党国，罪无可逭，应予开除党籍，并请国府饬令各文武机关一律通缉。”汪精卫领导的反蒋斗争，开始时很有气势，改组派当时设想，蒋介石已经到了天怒人怨、四面楚歌的地步了，只要他们把“护党救国”的大旗在空中一挥，便有千军万马来响应。但实际上，真要发动起来却颇费周折。　　陈公博首先策动张发奎起兵反蒋。在汪精卫的鼓动下，唐生智、石友三发起反蒋战争，与桂、张军呼应。但蒋介石利用他掌握的中央大权，采取又打又拉的手段，在阎锡山、张学良的支持下，击败张、桂联军，石友三和唐生智，汪精卫的武装反蒋运动，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改组派追求的只是用汪记的国民党取代蒋记的国民党，他们做出的几声反蒋呐喊，是抵挡不住蒋介石镇压的。　　“护党救国”斗争失败后，汪精卫、陈璧君夫妇在香港蛰居，静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汪精卫于1929年12月1日，回答南洋通讯社记者访问时，特别指出：“今日之倒蒋运动，就全体人民而言，则为推翻专制，保障革命民权；就全党而言，则为打破个人独裁，恢复民主集权制度。此为倒蒋运动之真正意义。”汪精卫则对来访的危道丰，畅谈其政治分　　权制的主张，此外，为了争取奉张的支持，汪也写了一封长电给张学良，电文中除谴责“蒋（介石）藉党之名，行一人独裁之实”，更详述彼等扩大会议“求党真实意义实现”的七项基础条件：（一）筹备召集国民会议，以各种职业团体为构成分子。（二）按照《建国大纲》制定一种基本大法（其名称用约法抑用宪法再定），确定政府机关之组织及人民公私权利之保障。此基本大法，应由国民会议公决，如时期紧急或由扩会公布，将来俟国民会议追认。（三）民众运动、民众组织应按照建国大纲，由地方自治做起，“严防共产党激起阶级混斗之祸端”。（四）各级党部对于政府及政治，立于指导监督之地位，不直接干涉政务。（五）不以党部代替民意机关。（六）总理遗教，所谓以党治国乃以党义治国，应集中人才，收群策群力之效。（七）关于中央与地方之关系，按照建国大纲采均权制度，不偏于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　　上述七项基础条件是汪等人政治建设的蓝图。1930年国民党内部的争战，又从蒋介石、阎锡山的争吵开始。阎怕蒋介石打垮其他派系后收拾他，便在1月22日的演说中公开提出“整个的党、统一的国”的主张，反对蒋独揽大权，用武力消灭异己。双方展开“电报战”，2月10日，阎要求与蒋共同下野，公开向蒋提出挑战。2月15日，于1928年8月回国就支持蒋介石的胡汉民与谭延、王宠惠致电阎锡山，声称：“国有纲维，党有纪律，个人进退，绝无自由”，批驳阎要求蒋下野的主张。16日，蒋介石发表昭告军人书，希望全国军人“明察叛变、讨伐之别，顺逆之分，公私之辨阎则与反蒋失败而被他控制在山西的冯玉祥达成一致的反蒋谅解。阎、冯与蒋介石的争斗愈演愈烈，阎、冯为能在政治上与蒋介石南京政府相抗衡，也想举出汪精卫的招牌；而汪也想借阎、冯的军事力量打倒蒋介石，以恢复他在国民党内的领袖地位。双方一拍即合，携手反蒋。于是，平津、香港间信使往来，鱼雁不绝，汪精卫随时准备北上参加反蒋大合唱。汪的行动受到了改组派内部特别是中下层干部的反对，他们认为阎、冯与蒋介石是一丘之貉，劝汪不应做军事投机。但汪精卫不同意，他强调政治是现实的，不打倒蒋介石，一切无从谈起。　　1月中下旬，汪精卫派陈公博、王法勤北上，先与各派接洽，察看虚实。3月27日，陈、王动身去太原，与阎锡山等集议，会商组织党部的事。这时西山会议派的邹鲁、谢持也在平津活动，阎锡山电请他们到太原，讨论党务问题。经过协商，决定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然后组织政府。可是，这次会议由谁来召集呢？改组派与西山会议派为此争吵不休。他们大体达成了“汪主党、阎主政、冯主军”的协议。但是，由于改组派与西山会议派的争论，先成立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的计划却无法实现。4月1日，阎锡山通电全国，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就任副总司令，开始军事反蒋。党务急需汪精卫出面主持，因而多次致电汪精卫请其北上。汪精卫和陈璧君在香港商议行止，决定答应北上，但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故意延宕时日。　　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一直势不两立，虽因都同受蒋的压迫，在反蒋上走到一起来了，但对党统问题却都非常敏感。　　陈公博认为，广州国民党二届中央是合法的领导，应该以此名义，组织党的领导机构，否则名不正言不顺。邹鲁则认为，他们是被二大开除党籍的人，改组派的主张实际上否认了西山会议派的合法性。只能以西山会议派的沪二届为党统。这样，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汪精卫则主张尽量调和矛盾，不要分裂，早日组成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以便由党的名义产生政府、总司令部。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在党统问题上反而争吵得越来越凶，双方开动宣传机器，互相攻击，其争论之烈，并不比战场上的厮杀逊色。这个反蒋联盟的龌龊内幕，无形中在新闻报道中泄露出来了。为了调解各方关系，阎、冯再次电促汪精卫尽快北上。后覃振煞费苦心，提出了折中方案，即成立一个中央党部委员会，由一、二、三届的“革命”分子参加，这样抛开了粤二届与沪二届的矛盾。5月初，在天津召开的讨论党务的会议取得了较圆满的结果。阎又派人持函南下，催汪速北上。　　汪精卫为何在香港迟迟不肯北上？原来汪认为，北方各派争吵不休，过早北上，陷入争论之中，有碍取得党魁的地位。再就是汪精卫原希望桂、张能在两广取胜，开府广州，对他更有利。7月，桂、张军失败，他才把希望转到北平。　　此时，北方各派已经妥协，遂于7月15日偕陈璧君、曾仲鸣等绕道日本赴天津。22日，汪精卫一行乘日轮“加贺丸”到达塘沽口外。天津各界予以隆重欢迎，北平派专车到天津迎接。　　1930年8月7日，各反蒋派的军阀、政客、党棍云集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正式开幕。会议通过了扩大会议宣言、组织大纲、中央政治会议规则等文件。会后，又推阎锡山、唐绍仪、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谢持等人为国府委员，以阎为主席。　　阎锡山非常迷信，他要选择黄道吉日就职。民国十九年九月九日九时九分，阎锡山在怀仁堂宣誓就职。汪精卫居右，谢持居左，阎居中，颇有一番左右丞相簇拥新皇帝登基的景象。阎锡山之所以选择此日，谐音九九，有长治久安之意。　　9月13日，汪精卫主持扩大会议临时会议，并与阎、冯联名提出训政规约，省审查委员会条例，县审查决算委员会条例，地方保安条例四案。会议通过了训政规约及地方保安条例案。他还对记者发表谈话。称：“南京政府若不容纳下述四项条件绝难实行停战。（一）集国民会议。（二）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三）实行扩大会议提出之七项基础条件。　　（四）共同防剿赣湘鄂三省之共军。“　　当北方阎、冯联军与蒋军鏖战于河南、山东，北平“扩大会议”热闹非凡的时候，拥兵几十万，徘徊在关外的、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张学良却在观望着。南京、北平代表都到沈阳“各逞苏、张之舌，一劝其合纵，一劝其连横”，都想争取到张学良，以战胜对方。据说，阎锡山将一国宝周代铜镜送给张学良，以拉张入伙；南京政府委任张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而且送以巨款，使张的势力能伸向关内，要他助蒋一臂之力。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出兵华北的通电，倒向了南京方面。20日晨，东北军入关，阎、冯联军腹背受敌。第二天，北平国民政府扩大会议的首脑，都避入太原，北平政府也就名存实亡了。　　1930年9月9日，北平国民政府宣布成立，阎锡山等在怀仁堂宣誓就职。前排左二起：赵戴文、谢持、阎锡山、汪精卫、王法勤。　　张学良出兵华北的通电，成了“扩大会议”的催命符。扩大会议的成员都纷纷自找门路，各行其是。阎锡山以“蒋军使用毒瓦斯，愿退避三舍”，将部队全部从前线撤下来。冯玉祥的西北军也在蒋军“银弹”、“肉弹”的进攻下，迅速瓦解。山西本来地狭财蹙，又来了一群扩大会议的显贵、阔佬，更增加了人民的负担，真是雪上加霜。山西人民为了表达他们对国民党军阀、党棍们的憎恶，在演唱山西梆子时，编进了扩大会议的先生们喝光山西醋的情节。　　原想抱阎锡山、汪精卫的粗腿青云直上的政客们，万万没想到会被困在黄土高坡上。这里既没有香港、上海的灯红酒绿，也没有北平那么多百游不厌的风景名胜，他们人人情绪颓废，穷极无聊。有的写情诗，有的涂艳画。陈公博等人居然拿个山西梆子女艺人打趣开心，甚至陈璧君、覃振也参加起哄，一时闹得太原满城风雨。有人为此事写了一首打油诗：“国事真是丢那吗！近日心事乱如麻，从来不食山西醋，来看佳人郭艳霞。”这下把这群政客的丑恶灵魂都暴露无遗了。　　阎锡山拿出一百万山西票子，资助扩大会议的人员遣散，这些政客们眼看着山西醋也不能喝了，遂各奔东西了。10月30日，汪精卫偕冯玉祥返太原，与阎锡山相晤，决定阎、冯下野，汪离晋。下午七时汪与阎锡山、冯玉祥在阎之总司令部晚膳，至晚九时辞去。11月1日晨，汪精卫偕夫人及同行者二人，乘汽车出城，先至晋祠，略做流连。午餐后直赴大同，于阳明堡雁门关小憩，游览了长城古迹，赋七绝一首：残峰废垒对茫茫，塞草黄时鬓亦苍，剩欲一杯酬李牧，雁门关外度重阳。　　汪精卫面对残峰废垒、塞草凄黄的景色，为扩大会议唱了一道挽歌。汪精卫、陈璧君在天津住了几天，3日晨，两人由平绥铁道经张家口行抵北平。6日晨，由北平抵天津。11月中旬，汪精卫与陈璧君离津东渡，经日本转赴香港。21日，汪精卫致书改组同志会各党部各同志，宣布取消改组派。谓：“扩大会议各派之联合，各有不得不然之故，绝非一时利害的结合，也绝非苟且迁就。当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成立之后，就有人提议将从前各种派别一律消灭，我个人则认为时机未到。我如今提议所有各派应将原有组织一律取消，共同站在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下一致奋斗。”　　9蒋、汪、胡三驾马车　　1930年9月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踌躇满志，大有主宰九州“舍我其谁也？！”傲视天下的架势，他更加独断专横，很快就与胡汉民交恶，使国民党内政潮又起。也使汪精卫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胡汉民与汪精卫势不两立，1927年汪精卫在武汉背叛革命，胡汉民已在南京与蒋介石合作，使汪精卫不能参加南京政权。后来汪精卫“改组派”反蒋，胡汉民就坚决助蒋。1928年8月末，胡汉民从欧洲回国，当时曾有人力劝胡不要再进南京去供蒋利用，胡回答说：“自古武人只能马上得天下，没有文人就不能马下治天下。汉高祖还要有个叔孙通帮他定朝仪。现在只要做到不打仗，就可以用法治的力量来约束住枪杆子。我即使不去南京，也自会有人去受他利用。”胡汉民和汪精卫都竞争着做蒋的政治工具是极其明显的。接着胡汉民就到上海、南京，倡议试行五院制。10月，把蒋介石捧上了国民政府主席之职。时人讥胡为叔孙通。因为根据孙中山先生手订的建国大纲，那时就行五院制，是颇为牵强的。　　南京国民政府真正控制的地方，只是长江下游几省，不过中国领土的三分之一左右。事实上仍处在军政时期，硬说是训政，又来一套宪政的制度，这是胡别有用心的作法。　　胡汉民之一定要去捧蒋，是为了抵制他的政敌汪精卫，同时也抱着一种政治上的幻想。胡当时几乎见人就称赞土耳其总统凯末尔的作风，因为凯末尔在带兵打败了希腊以后，经常住在风景地区，醇酒妇人，把国家大政交给一只眼的伊斯默。胡很想蒋也学凯末尔榜样，带新妻宋美龄到各地闲游。胡则以伊斯默自居。胡的老友邓泽如早就看透蒋的流氓根性，认定胡入宁将来必无好结果。在胡过香港时，邓以竹笼内装小黄雀相赠，象征日后胡的下场也会如此。胡对邓的话，概不入耳。　　胡在南京做立法院长时期，真是帮了蒋的大忙，但蒋介石并不领情。蒋、胡二人因“训政时期”约法发生冲突，1931年2月28日夜，蒋介石以宴请议事为名，将胡汉民解送汤山俱乐部监禁起来。蒋的卑鄙行径，引起了舆论界的公愤，胡的亲信、党羽以广州为大本营，掀起反蒋浪潮。4月30日，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肖佛成、古应芬联名发出弹劾蒋介石的通电，指斥蒋违法乱党、窃夺军权、潜植羽翼。胡被扣后，孙科即派铁道部医官广东人邓某替胡看病（血压突高）。邓奉孙命秘密询胡应怎样办，胡拜托孙科及王宠惠一定要在两广建立反蒋局面救他，甚至不惜与汪派合作。蒋发觉各方反感很大，政治上必起变化，大请立法委员吃饭，疏通感情。蒋又极力拉拢孙科。有一天，请孙去吃饭。宋美龄十分殷勤，替孙不断地搛菜，并说：“我们是自己人（以亲戚口吻），他（指蒋）老了，以后一切，一定要哲生（孙科字）多多帮忙，不可见外。”孙不为所动。不久，孙科到上海，派梁寒操赴香港与汪接洽，汪立即同意，并以孙亲来广州为条件。　　汪精卫见有机可乘，出来发表《为胡汉民被囚重要宣言》文章，责斥蒋介石“一面摆酒请客，一面拔枪捉人，以国民政府主席，而出于强盗绑票之行径，较之青霜剑中之狗官，有过之而无不及”，并表示要与胡汉民尽弃前嫌，密切合作，联合反蒋，并会晤了孙科、许崇智等。汪精卫的同党也大肆活动。4月，刘叔模因替华佛带信给汪精卫告之陈铭枢在上海的言行，到广州会见汪精卫。对会面情况，刘叔模回忆说：“谈完话之后，汪精卫把曾仲鸣叫出来到客厅里陪我，自己上楼写信去了。这次谈话经过的时间很长，大约在两小时以上。在两小时多的谈话时间内，汪精卫起坐不定。一会起身将这个窗户打开，一会又起身将那个窗户关上。或者倒一杯茶送到客人面前，或者将花盆从窗台移到桌子上。有时从沙发上移坐在椅子上，有时将椅子从这个方向移到那个方向。总之，每隔一个时间，甚至每隔几分钟，他总要起身一下，做一个动作。在他似乎是对客人表示殷勤，而在我则感觉到他并没有专心同客人谈话。以后见面次数较多，证明这简直是他的常例。”　　汪精卫还在5月1日发表《致海内外各党部各同志东电》谓：“今者广东方面，见党国垂危，奋起挽救，此诚乃讨蒋之最后一着，吾人惟有相互戮力，以期得最后之成功。事变至此，宜即依据总章，召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解决一切。　　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未开以前，须集合一切革命同志，共济艰难，只求精神团结，区区形式，不可置重。“9日，汪精卫还接见《南华星期报》记者谓：”本人对蒋介石曾忍耐过，也曾希望过。但1929年以后，知道这种忍耐与希望，是不能救党救国的，所以才决心将蒋打倒。蒋身为独夫，土崩瓦解之形已成，所以我对于此次倒蒋前途颇为乐观。我对于粤方此次倒蒋运动，决定在外从旁积极援助，无参加政府之意。“　　在国民党各派系间昔日为敌，今日为友，翻云覆雨，反复无常，是司空见惯的事。什么汪派、胡派、西山会议派、冯派、桂派、粤派，这次三教九流人物凑到了一起。5月24日，孙科、陈友仁、许崇智等人抵香港，偕唐绍仪、张发奎、白崇禧等人，同去汪精卫宅与汪氏夫妇会谈合作事宜。汪表示：“过去我与胡先生不和，都是上了蒋介石的当。蒋之所以专横跋扈，就是因为我们不团结。这回反蒋一定要合作到底，即使万一失败了去跳海，也要抱在一起去跳。”第二天，汪精卫等联名发出通电，限令蒋介石于48小时之内，即行隐退。27日，在广州成立了国民党中央非常会议，以汪精卫、孙科、邓泽如、李文范、邹鲁五人为常委。同时成立了国民政府，推汪精卫、孙科、唐绍仪、古应芬、许崇智等人为常委，汪为首任主席。　　汪精卫和胡汉民两派联合反蒋，实际上不过是互相利用而已。胡派分子对汪却有戒心。被囚的胡汉民也认为“目前舍汪无足与蒋对抗者，但陈（公博）、甘（乃光）万不能共事”。胡派对汪派采取了一个“去皮存骨”的方针，即只接受汪精卫个人，而不要汪派其他人物，如陈公博、顾孟余等人，都不准参加。胡汉民的话使汪精卫大为不满，认为是“去皮存骨”，想拂袖而去。因而在非常会议内部也矛盾重重，非常会议的主持人古应芬、陈济棠对汪精卫态度还好，对陈公博、顾孟余持一种排斥态度，如果不是孙科、李宗仁等极力劝汪忍耐，以团结为重，汪精卫和陈璧君已有两次发脾气要回到香港。这时正好陈公博由欧洲归来，汪对陈公博说：“我打算一有机会便走了，在广州非常受气，不独许崇智当众向我谩骂，连小小的西山会议派的桂崇基也当众和我为难。”陈公博劝汪应真诚与胡汉民合作，陈璧君立即气呼呼地说：“你劝汪先生与胡汉民合作，你知道不知道他们要去皮存骨，连你他们都不想要。”汪精卫和陈璧君商议，想派陈公博去上海与宋子文接洽，试探蒋、汪合作的可能性，陈公博没有接受此任务。这时蒋介石也派宋子文暗中拉拢汪精卫说：“广东要汪先生是只要骨头不要皮，我们南京要汪先生是连皮带骨一起要。”汪听后非常动心。汪反蒋，只是为了取得权力和地位，与蒋争天下，为达此目的，可不择手段。现在蒋主动来联汪，汪何乐而不为呢？当然是欣然同意了。　　正当宁、粤间争闹不休，蒋介石在南方指挥内战之时，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东北数千里锦绣河山沦于日寇铁蹄之下。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全国抗日民主运动迅速高涨起来。强大的革命洪流，冲击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既迫使南京蒋介石不能不对广东让步，又迫使广东方面不能不对蒋议和。　　汪精卫的广州政府主张反对专制独裁，主张民主政治和主张积极抗日，于是学生们把汪精卫奉为他们的政治领袖。前往南京游行的学生们，欢迎汪精卫到南京主持党国大计，他们打出的口号为：“欢迎护党救国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欢迎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汪先生”。汪精卫则一方面批评蒋介石动用武力镇压学生，另一方面发表了他的政治主张。汪精卫在接见学生代表团谈话时说：“应付目前局势的方法，兄弟认为有八个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低限度上不唱高调，这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宁、粤分裂是以蒋扣留胡为导火线的，在陈铭枢代表蒋介石南下议和中，粤方以最低限度须先释放胡为先决条件。10月12日，陈铭枢到南京，向蒋介石报告了议和经过后，立即提出释放胡的问题，蒋亦明知此点如做不到，粤方代表是不会来的，故被迫答应。次日下午陈铭枢即去见胡汉民，递交了汪精卫、孙科等人的联名信，并详述粤中情，同时劝胡捐弃前嫌，以国事为重，胡表示首肯。陈铭枢随即劝他先去见蒋，胡汉民亦同意。陈铭枢即陪同胡前去，蒋、胡见面时，表现尚觉融洽，胡汉民对东北问题发言甚多。当即由蒋决定，推陈铭枢及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吴铁城等同胡一起赴沪，候晤汪、孙等人，并欢迎他们入京，开和平统一会议。14日晨，蒋又亲往胡宅拜访，下午陈铭枢等陪同胡赴沪。胡汉民抵上海后，即致电唐绍仪、汪精卫、孙科等人，说：“弟亦容或为过误中之一人，然平日自检，担负以往过误则较轻，而今日盼望吾辈纠正过去错误之心最切。”胡汉民到上海后，古应芬、陈济棠替胡报仇的目的已达到，两人对和谈的态度颇为冷淡，汪精卫最热心，孙科的态度倾向于汪。　　国难当头，宁、粤双方同时唱出和解的调子，听起来似乎是喜讯佳音，实际上，他们把国难之时当成重做政治分赃的好机会。汪精卫乘此要求进行国民党内权力的再分配。经蔡元培、张继、陈铭枢等人的调停，宁、粤双方决定在上海举行和谈会议。10月18日，汪精卫夫妇乘麦狄生总统号由香港去上海，行前，再次对陈公博、顾孟余表示，胡汉民身边净是政客，与我们格格不入，而与蒋介石合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20日，以汪精卫为首的粤方代表团一百余人到达上海，和胡汉民会合。汪精卫到上海后，常对人表示他们改组派人多，都想一官半职。汪愿当行政院长兼一个部长，用意是露骨地想当行政院长。陈公博也几次对大家说，最好叫汪做行政院长，好维持大家反蒋的团结。顾孟余是阴谋家，叫汪不宜在反蒋的局面下上台，不如稍候时机，在蒋、汪合作的形势下上台。胡汉民对汪精卫无诚意，不愿汪抓权。胡和汪从1926年离开广东以后，一直是遥遥对垒，到这时才因为似乎一致反蒋，才有可能见面。当时国民党中也颇有人以为这回　　胡、汪两个“领袖”能合作了，国民党可以改变了过去内部派系斗争的局势。　　当胡汉民、汪精卫第一次在上海伍朝枢住宅见面的时候，汪作出一付谦虚诚恳的样子，对胡说：“中山先生在日时，我就是小兄弟，现在经过多少离合悲欢，回想起中山先生，真是痛心！我情愿听老大哥的教训。”于是胡也就公然用老大哥的口吻说了几句批评的话。然后胡汉民、汪精卫、孙科三个人同照了一张像，表示从此要团结起来了。可是他们一方面和蒋方代表在和平会议中明争，一方面又展开内部同床异梦的暗斗。胡汉民当时对于再返南京，最无指望，因之反蒋情绪最高。他生怕汪与蒋妥协，自己又不是和议代表，只有在后台出主意，极力鼓舞和推重孙科。　　22日，蒋介石乘飞机抵沪，立即同宋子文会商，然后才约于右任、蔡元培、张继和陈铭枢晤谈。是日下午一时，蒋到孙科寓所与汪精卫、胡汉民等人会见，彼此握手后，互道契阔，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巨头会谈，谈笑风生，握手言欢，真似亲密无间，旋即正式举行会谈。出席者为：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于右任、蔡元培、张继、陈铭枢、李文范、邹鲁、伍朝枢、张静江、李石曾、陈友仁、邵元冲、孙科、林森等十六人。众人入座后，由胡汉民请汪精卫先发言，汪起立说：“同志们年来隔离，致行动冲突，但系为公，非为私。此次代表粤方同志解决一切，共赴国难。”同时并提出粤方三项主张：“（一）国府组织宜如德、法总统制，由行政院负政治责任；（二）废除总司令职；（三）由一、二、三届中委任党事。”同时对蒋所拟关于他个人进退的电稿，表示赞同。蒋介石继起发言，先赞成汪发言，并说：“本人亦如是，公而忘私。”又说：“诸同志皆党中前辈，本人为后进，向来服从前辈。此次诸同志议定办法，凡胡、汪先生同意的事，我无不同意照行；若我不行，尽可严责。”言毕，李石曾发言，先述及国难和团结的必要，主张大家马上入京，已无须在沪会议。蔡元培、张继等即表同意。孙科立即起来反对说：“我们此来系代表粤府，须照预定程序，议有端倪始可入京，否则须电粤府请示。”汪随即说：“入京本无不可，不过现下若入京，则协议签诺之事，各方将误会吾人为自由意志，反为不佳。”蒋对汪言，表示谅解，赞成即在沪会议，并说：“胡先生可代表本人。”又叮咛地说：“胡、汪先生同意的事，无不照办。”就这样，蒋、汪、胡几年来的恩恩怨怨似乎告一段落。　　经过蔡元培、陈铭枢、张继等人对宁、粤间的调停，10月27日，宁、粤双方在上海伍朝枢宅举行和平会议，粤方代表为汪精卫、孙科、邹鲁等，宁方代表为李石曾、蔡元培、陈铭枢、张继、张静江、吴铁城。会议争斗的焦点是：粤方坚持蒋介石下野为和平条件，而宁方力主“中枢不宜更动，维持党统”。11月7日，会议宣告结束，这是一次双方政治分赃的会议。会议经过激烈斗争，最后达成协议：双方“各于所在地”召开国民党四全大会，分别选出同等数量的中央执、监委员作为合作的基础，由双方选出的中执委召开一中全会，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实行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并改组南京国民政府，随后宣布取消广州国民政府。对此，鲁迅于10月29日写了一篇《沉滓的泛起》的杂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表演，“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什么蒋派、汪派、胡派、西山派，都不过是被国难搅起的古的、新的沉滓而已。这时，蒋介石派宋子文去上海，给汪精卫送去二百万元。汪表示“不需要”，陈璧君立即说：“如果他不接受，我可以接受。”就这样，汪精卫、陈璧君决定卖身投靠蒋介石了。　　按照双方的协议，11月12日至23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南京“四大”，蒋在开幕式上做了《党内团结是我们惟一的出路》的讲话，标榜大会的使命是“团结内部”、“抵御外侮”。通过了恢复汪精卫、陈公博、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李济深等481人党籍案。11月18日和12月3日，反蒋各派分别在广州和上海召开四大。广州四大在胡汉民主持下举行，会议提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口号，并坚持蒋下野和改组南京政府的要求。12月7日，广州中央党部正式宣布成立。因内部争论，造成会议分裂，汪派代表二百多人退会后回到上海。在准备袍笏登场之先，这班“代表”在上海大世界游艺场举行了一次内部分赃会议，在会议上选出了唐生智、王懋功、曾仲鸣、唐有壬、谷正纲、黄少谷、萧忠贞、邓飞黄、范予遂、陈孚木10人作为汪、蒋妥协条件中给予改组派的十名“中央委员”人选。因为大世界这个地方是演滑稽戏和妓女集中的地方，所以当时鄙视他们的都称之为“大世界中委”、“野鸡中委”。会议还决定了参加政府和党部分赃所得的部长人选。这群人为了争“中委”，争“部长”、“次长”，在会中结成了许多小集团，勾心斗角，各不相让，争持不下，结果打得一塌糊涂。同时因为有一部分“代表”由粤来沪时误了船期，在选了“中委”的第二天才赶到，这一部分人因为“中委”向隅，于是自以为于改组派有功，势在必得“中委”头衔的人又声称“选举非法”，大叫大闹。　　当时上海报纸把这场臭不可闻的丑剧都绘声绘影描述起来，讥诮他们这就是“共赴国难的序幕”。于是这班家伙才悄悄收兵，不好再公开闹了。　　三个大会开完后，粤方强烈要求蒋下野，12月15日，国民党在中央党部举行临时常会，在京中央执监委均参加，于右任任主席，决议案为：（一）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蒋中正呈请辞职案，决准蒋同志辞职；推林森同志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同志代理行政院长。　　（二）考试院长戴传贤、监察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长邵元冲呈请辞职案，决议慰留。　　会后蒋介石发表辞职通电，略谓：“乃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已以委曲求全的精神，接纳全党团结之方案，而在粤同志迄未能实践诺言，共赴国难。胡汉民同志等微（五）日通电，且有必须中正下野，解除兵柄，始赴京出席等语。是必使中正解职于先，和平统一方能实现。权衡轻重，不容稍缓须臾，再四思维，惟有恳请中央准予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蒋再次施展“以退为进”的伎俩，宣布下野。　　蒋介石行前曾约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谈话，说：“本人甚盼汪先生能不顾一切，任此艰钜。前在沪时，曾向汪先生面述此意，汪太客气，希望三位再代转达。中兴本党，非汪先生莫属。”同时蒋又留函致于右任、何应钦、孙科等人，说：“全会既开，弟责即完，故须还乡归田，还我自由。”并说：“此去须入山静养，请勿有函电来往，即有函电，弟亦不拆阅也。”次日，蒋果然登上了溪口妙高台。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开幕。　　会议：（一）推举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于右任、叶楚伧、顾孟余、居正、孙科、陈果夫等九人为中执会常委，并以叶楚伧为秘书长。　　（二）选任国府主席、委员及五院院长案，主席团对于国府人选，提出声明两点：（1）五院院长及所属各部长、委员长不兼国委；（2）现任军人不兼国委。众无异议。　　（三）选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　　（四）选任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唐绍仪、张人杰、萧佛成、邓泽如、谢持、许崇智、王法勤、李烈钧、邹鲁、邵元冲、陈果夫、叶楚伧、宋子文、王柏龄、方振武、熊克武、阎锡山、冯玉祥、赵戴文等33人为国府委员。　　（五）选任孙科为行政院长，陈铭枢为行政院副院长，张继为立法院长，覃振为副院长，伍朝枢为司法院长，居正为副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长，刘芦隐为副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长，丁惟汾为副院长。　　（六）通过中央政治会议组织原则：（1）中央政治会议以中执监委组织之；（2）中政会议设常务委员三人，开会时轮流做主席；（3）中央候补执监委得列席中政会议。　　（七）选举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为中政会议常务委员。　　（八）关于国难会议、国民会议及国民代表大会等之组织及缩短训政实行宪政各案，决议：（1）国难会议由国民政府于半个月内召集，讨论御侮、救灾、绥靖各事宜；（2）国民救国会议之组织及召集，由中常会筹议办理；（3）　　应从速限期完成地方自治，筹备召集国民代表机关，交中常会遵照建国大纲妥速议定办法。　　四届一中全会闭幕时，冯玉祥始到京，当天他着青布短棉袄进入会场，其朴素作风便引起了全场的注意。他在会上发表演说，说：“只有自己到总理陵前痛哭流涕，责备自己对不起国家，痛自忏悔。党中先进同志，汪先生学识宏富，胡先生是总理信徒，玉祥自己是混账。蒋先生有其长处，有其短处，在郑州同我结金兰时，有海枯石烂，此志不渝，结果竟自打起来，致成今日之局。盼同志用手用嘴将此三人拉在一起，到总理陵前认罪忏悔。”出乎意料的是，汪精卫突然称病不至。此时，蒋、胡、汪三人各有用心：蒋介石游玩于山水之间，心怀诡计，待机而起；汪精卫安坐于上海租界，假称养病，窥测跨入南京中枢的门径；胡汉民则以广东为根据地，与蒋介石周旋到底。冯自参加一中全会闭幕会以后，旋即到沪晤汪。冯对人说：“此次南来目的，完全想团结同志，以谋抵制暴日，故望各领袖能在一块负起救国责任。”　　又说：“若汪于最近期内痊可，当劝其速入京；对胡亦同样希望，必要时拟到香港一行；对蒋亦望其能尽其责，共赴国难。”冯在此期间，对团结合作，极为努力。在一片劝驾声中，蒋、汪、胡仍无入京表示，孙科于1月8日晚中委谈话会中说：“愿回粤一行，促胡北来。”于右任等力阻，以孙负行政责任甚重，不能离开。孙说：“将短期离京，到奉化请蒋，到上海请汪。”各方仍多方劝阻。散会后，孙即同财政部长黄汉梁乘车赴沪。事为居正得知，立即赶到车站，时车已开动，居即嘱站员摇铃停车，旋登车劝阻。孙坚决表示：“本人定将胡、汪、蒋一齐拉到南京，以求达到兴正团结之目的。”孙到沪后，即电胡速驾，又准备到奉化劝蒋，因未得蒋肯于接见的复电，故未便成行，乃改派何应钦、居正前往。此时的孙科真是彷徨失措，大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　　为了实现蒋、汪合作，12月17日，汪精卫派陈璧君、陈公博、顾孟余、曾仲鸣等人去南京，与蒋介石洽谈。行前，汪精卫在病榻上叮咛陈公博说：“你们到了南京，对于一般老先生势必要让他们一点。”他们到南京后，住在铁道部官邸，蒋介石当天就打电话给陈璧君，因铁道部官邸人员太杂，邀请他们去军官学校见面。经过秘密谈判，达成了蒋、汪合作的协议。第二天，蒋介石在励志社宴请在南京的中委，蒋介石、林森、陈璧君、陈公博先后发言。1932年1月12日，陈铭枢同张群乘火车返沪，车抵笕桥，蒋来电令折回，即下火车改乘蒋派来的汽车回杭，重到澄庐晤蒋，蒋书亲笔信一封，交陈铭枢携沪转汪。16日陈铭枢至沪，即将蒋函交顾孟余转汪。汪得蒋函后，当天下午即赴杭，行前发出两电，一致胡汉民，一致孙科，说他已应蒋邀赴杭。17日，蒋介石派贺耀祖为代表，陪同陈璧君、顾孟余、褚民谊等人去上海，欢迎汪精卫去南京。接着汪精卫又赶到杭州，同蒋介石、孙科、张继、张静江五人，在杭州西湖风景优美的烟霞洞举行会议，“相见甚欢”，“甚为融洽”。蒋、汪实现合作。次日蒋、汪合电致孙科，说他们将候胡来后，即联袂入京，并要孙电胡速驾。同时，蒋、汪又合电致胡，请他北来，“一同入京，协照哲生及诸同志。”胡汉民复汪精卫电，除称病谓“非长期休养不可”外，并谓：“只须中央行责任内阁之职权，必能发展开一新局。”胡汉民被蒋介石抛弃了。17日，张继、张静江由京乘汽车赴杭，当晚与蒋介石、宋子文密谈。次日上午，蒋派毛邦初亲驾蒋自备飞机到京，直入国民政府找孙科，说蒋、汪有要事相商，须立即前往。孙即与何应钦、吴铁城同去，当日下午一时许抵杭，即赴烟霞洞。当时张继、张静江正宴请在杭的各中央委员，蒋、汪均在座。宴毕即在别室密谈，参加者有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张继、张静江五人。会议内容，秘而不宣。会后记者问孙科会谈结果，孙答：“圆满，圆满。”又问：“何时回京？”孙答：　　“就去。”孙在杭呆了两天，20日同汪一起由沪入京，21日蒋直接由杭入京。此时蒋、汪分别发表谈话，论调完全一致，一拍一合，俨似表演双簧。　　自蒋、汪先后入京，22日在南京的中央委员齐集励志社会谈，先由何应钦报告关于接到朱绍良、熊式辉电报前方“剿赤”军事及军事问题，然后由吴铁城报告上海日本人发动暴乱情形，再次由覃振报告最近外交状况。报告完毕，到会的中委均默不作声。数分钟后，蒋起立发言说：“关于对日问题，无论和与战两办法，惟须国内真正实现团结一致。　　总之金瓯不能有一点缺损，否则殊难对付他人的整个计划。“23日蒋、汪、孙等在宋子文家密谈，达三小时，对陈友仁提出的对日绝交方针，反对者居多。24日开特务委员会，讨论对日问题，其他各委均未发表任何意见。惟蒋、汪二人发言最多，论调完全一致，都认为：”已往既不能战，又不能和，今后将为国家百年大计打算。“并说：”陈的外交政策，是不懂国情，徒作孤注之一掷。“继又表示：”决将以忍辱负重、脚踏实地之精神，为有效之努力。“其余中委未发表任何意见，会上否决了陈的对日方针。当日陈提出辞呈，与孙科一同赴沪，旋孙亦辞职。以后中执会、中常会均有电致孙，请打销辞意，并派居正、张继、张静江赴沪挽留。后又派何应钦、吴铁城前往，孙行踪秘密，终日寻找不获。　　27日，蒋、汪召开中政会议，到会委员60人，汪精卫任主席，决议要案：“（一）函中央执行委员会，本会议常务委员已到京，特务委员会应毋庸存在；（二）成立外交委员会，选出委员人选，蒋作宾为主席兼常务委员，顾孟余、顾维钧、王正廷、罗文干为常务委员。”　　28日，蒋、汪召开中常会，蒋介石任主席，会议决议：（一）行政院长孙科辞职照准，选任汪精卫为行政院长；（二）立法院长张继辞职照准，选任孙科为立法院长，孙科未到职以前，由覃振代理。　　就在当天晚上开会后的数小时以后，卫戍京沪的十九路军，在全体人民的推动下，在淞沪揭开了民族抗战的序幕。　　3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又决议由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此形成了蒋主军、汪主政的蒋、汪合作的新局面。汪、蒋合流，共同统治中国的时期开始了。　　和汪精卫接近的人，提起陈璧君来，不是握拳愤恨，就是摇头叹息。至于汪精卫左右的人，无论卑鄙到什么程度，对陈来说也不能感到满意。陈璧君是一个行为乖张、性情怪僻的妖妇，在历史上，在小说里，实在找不出一个女性来比拟。她的性情与行为，有时像小姐，有时似泼妇，有时像西方贵妇，有时似三家村里的婆娘。总之，中国妇女所有的美德，她没有；外国妇女所有的风雅她不配。“不能以感情，不能以理喻者，妄人也。”她的妄行妄言，即使“一千零一夜”，也不可胜述。谁要想在汪氏宫廷立足，非受过无耻的严格训练不可，非有奴才和狗才的修养不可。　　陈璧君横行霸道，还有一怪癖，就是有时要吐痰，让秘书给捧着痰盂；有时忘了形，对来宾也同样对待。　　提起她这一恶习，还有一段何香凝怒斥“泼妇”的趣闻。　　何香凝是同盟会元老、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爱妻，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当陈璧君随汪精卫到日本东京时，何香凝已是同盟会的重要人物。她们与秋瑾、方君瑛等同住一室，陈璧君跟随宋庆龄、何香凝等成为同盟会重要女会员。当时，陈璧君表现积极，同盟会经济拮据，她慷慨解囊，把母亲给的钱物全部交给组织。这一行动，博得了大家的赞赏。　　但时过境迁，随着汪精卫成为一投机政客，擢升行政院长，陈璧君也渐渐忘了早年的艰苦斗争生活。而汪精卫的叛变革命，使他们与宋庆龄、何香凝的关系也日趋变化。有一天，何香凝去汪公馆，汪精卫不在，陈璧君出来待客，谈话间，她忽然怪癖发作，忘乎所以，对何香凝说：“捧痰盂来，我要吐痰。”何香凝听了一愕，她根本没想到陈璧君会这样无耻，气愤地拍案而起，对陈璧君怒斥道：“你是什么东西，要我为你捧痰盂？”接着，手指陈璧君说：“陈璧君，我要吐痰了，你为我捧痰盂来。”陈璧君满脸通红，狼狈不堪。何香凝又命令道：“快些。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我都有资格要你做这事。”陈璧君气急败坏，哭哭啼啼地走了，她做梦也没想到还会有人敢训斥她。　　汪精卫回来后，陈璧君恶人先告状，说何香凝羞辱了她，哭闹不已。汪精卫只好耐心相劝，又说了何得凝几句坏话，来讨陈璧君的喜欢。实际上，汪精卫心里明白，何香凝就连蒋介石都惧她三分，何况他了。1926年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逮捕共产党人时，何香凝就指责蒋介石说：“孙先生和仲恺的尸骨未寒，北伐也正在开始，大敌当前，你们便在革命内部闹分裂，何以对孙先生？何以对仲恺？”“七一五”汪精卫叛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在血流成河的白色恐怖中，何香凝只身闯入蒋介石宅邸，要求见蒋介石，蒋怕遭到责骂，避而不见。1927年12月，蒋介石和宋美龄要结婚，邀请何香凝去做“证婚人”。何香凝“为表示羞与民贼为伍，断然拒绝担任蒋介石和宋美龄的证婚人，拒不出席他们的婚礼”。为表示与蒋、汪彻底决裂，她愤然辞去在国民党内的一切职务。她以“先开早具冲天志，后放犹有傲雪心”　　的高洁梅花自励，表现了出淤泥而不染的高贵品格。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何香凝从巴黎日夜兼程返回上海，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一。二八”抗战，她多方筹捐筹饷，曾创办一所“国民伤兵医院”，鼓励前沿将士杀敌。蒋介石曾设家宴请何香凝，却对抗日之事闭口不谈，何香凝罢宴而去。后拿出自己的一条裙子，附上一首诗，打成小包，寄到蒋介石那里。那首诗是：为中日战争赠蒋介石及中国军人以女服有感而作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河山，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对何香凝的豪语壮行，汪精卫记忆犹新，面对这位巾帼英雄，一身奴骨的汪精卫怎敢发作。　　实际上，陈璧君是健忘了。1922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避难永丰舰，陈炯明又诱捕了廖仲恺，囚禁在石井兵工厂。在香港的国民党要人想利用会党把廖从狱中营救出来。陈璧君、伍朝枢等人打算实施这一计划，但他们既不了解石井兵工厂的情况，又不知道卫兵守卫的底细，只想蛮干，因此被何香凝拒绝了。　　接着，陈璧君来到广州，住在当时外国租界沙面的维多利亚酒店，并通知何香凝说：“我们一定要劫狱，你一个人留在广州十分危险，务必来酒店一谈。”何香凝到酒店后，见到当天报纸报道：邓仲元部下的梁鸿楷率领的第一师叛变，她忧心忡忡地说：“这样子，北伐一定要失败！”当时，何认为如北伐军能胜利，对孙中山就会有帮助，所以对北伐抱有希望。陈璧君却说：“你是想北伐如失败，廖仲恺就自由了。”何听后，非常愤怒，当时掌掴了陈璧君的脸颊，说：　　“我再怎么自私，决不至于要牺牲中山先生来搭救仲恺。”陈璧君自知理亏，受到斥责，不但没有发怒，还向何香凝认了错。这事发生两三小时之后，她就回香港了。所谓劫狱，不过是诺言而已。　　陈璧君竟忘了那一记耳光，又得到了一顿怒斥。　　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民怨沸腾，蒋介石处于内外夹攻之下，全国抗日反蒋浪潮汹涌澎湃。汪见蒋处境艰危，就趁机向蒋介石提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反对独裁，求和平统一”；蒋也利用汪精卫见利忘义、变化无常的特点，派人与汪联络。经过多次讨价还价，蒋、汪终于携手合流，1932年1月，汪精卫率领一行人马来到南京，实行与蒋介石合作，袍笏登场。当时改组派在南京党政机关分赃所得的重要位置是：汪精卫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顾孟余铁道部长陈公博实业部长、中央民众训练部长唐生智军事参议院院长褚民谊行政院秘书长唐有壬外交部次长曾仲鸣铁道部次长郭春涛实业部次长谷正纲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萧忠贞中央民训部副部长陈树人侨务委员会委员长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洛阳。1月3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披斗篷者）率军政要员赴洛阳。　　汪精卫主持政务，由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负责军事。蒋、汪虽已实现合作，但两人的关系依然微妙。汪、蒋合作时候，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对日外交成为重要课题。说也凑巧，汪精卫1月28日在南京登基，日本帝国主义当天深夜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入侵上海。十九路军官兵目睹日寇的无理挑衅，愤于南京政府的妥协退让，在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率领下，违背国民党中央的意旨，顺应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奋起抗击日寇的野蛮侵略。他们在上海人民的支持下，英勇奋战，迫使日寇三易主帅，给日寇以迎头痛击，使之难越雷池一步。淞沪抗战的炮声一响，汪精卫上台后，立即宣布迁都洛阳，积极抗战，并称中国政府“决非威武所能屈，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1932年2月1日，汪精卫主持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决定把全国划分四个防区和一个预备区，摆出了进行积极抵抗的姿态。汪精卫就以行政院长的身份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联名发表了一通《国府迁洛宣言》，赶紧卷起铺盖，“迁都”洛阳了。汪精卫同时下令其他部队增援上海的十九路军，但汪精卫指挥不动蒋介石的部队，蒋介石私下指示他的嫡系部队不支持十九路军抗战，使十九路军的抗战陷于孤掌难鸣的困境。国民党要员以为洛阳有牡丹名花可赏，名胜古迹可游，黄河鲤鱼可食，又远离枪炮之声，这样可以安然“保持其牺牲精神”。　　在这中原古城，汪精卫连续发表对日主张，声称：“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表示我们无意开衅，倘使不幸而终至发生冲突，亦必使衅自彼开，为天下万国公见之事实。”还说什么“过于畏葸，固为不可；徒作壮语，更为不可。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备”。汪精卫、陈公博一度都是支持十九路军抗战的，汪精卫提出了“一边抵抗，一边交涉”的八字方针，使南京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推行的不抵抗政策和依赖国联外交有所变化。陈公博还曾在蒋介石面前为十九路军缓颊。一次，他和蒋、汪一起在浦镇车站山上的工程师住宅谈话，蒋说了许多埋怨十九路军的话，陈公博对蒋解释说，十九路军也是不得不战，而且上海的战争是政治之战，而非军事之战，最后更指出：“倘若上海不打，恐怕要酿成内战。”蒋介石则态度强硬地表示：“内战我是不怕的”，坚持自己的意见。汪精卫恐怕陈公博直言犯忌，赶紧用别的话岔开了。其间，陈公博和李济深曾奉汪精卫之命北上搬请救兵，企图说服张学良实行军事动员，以牵制日本之师，造成南北全面战争之局，以减轻十九路军的压力。然而，由于蒋介石从中掣肘，张学良答以他的方针是：“巩固后方，推进前方，保卫地方，拥护中央”，不肯出兵。　　汪精卫对于十九路军抗战采取了有限支持的态度，但最终还是屈服于蒋的压力，出面主持《淞沪停战协定》的谈判与签署，而蒋介石尽管是实际决策人，却一直居于幕后。结果汪精卫不仅遭到国人的愤怒谴责，监察院长于右任还在监察院对汪提出弹劾案，蒋介石对此都默不作声，直至政府内外反汪局面已经形成，他才出来为汪解围。汪精卫认为这是蒋故意使他难堪，愤而辞职。结果，又由蒋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意慰留，此风波才暂告平息。可见，汪精卫在抗战问题上是首鼠两端的。为应付舆论，他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认为这是万全之计。十九路军经过连日苦战，敌强我弱，寡不敌众，3月初撤至昆山、福山一线。　　3月3日，经英国公使兰普森斡旋，中国外交部次长郭泰祺受汪、蒋指派同日本外交代表谈判，经一个多月的交涉，于5月5日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这是汪上台后亲自批准的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消息传出，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上海人民义愤填膺，痛殴了国民党谈判代表郭泰祺，以示抗议。　　1932年6月，蒋介石赴鄂、赣地区指挥“剿共”战争，南京政府名义上由汪主持，但实际上任何重大事情均不能决定。7月，热河告急的电报频频传到南京，汪精卫连连致电张学良，指示出兵抗日，但张学良在蒋的默认下，只是告急而拒不采取行动。7月22日，怒不可遏的汪精卫发表通电，迫张进兵热河。7月31日，张学良以北平政务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暗示汪无权指挥华北军事。汪气愤不已，主张惩罚张学良，但蒋默不表态。于是，汪于8月6日向国民党中央、国府主席林森、行政院各部长、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以及张学良连发5份电报，提出辞职，表示：“兆铭自一月二十八日忝被选任行政院长，原期竭尽心力，以救国难，乃荏苒数月，事与愿违，再四思维，惟有呈请辞职，以让贤能。”其中对张的电报，痛责他“屡次丧地失土，拥兵不前，违抗反攻命令”，只知向中央要巨款等，要他“亦以辞职谢四万万国人”等。8月9日，汪精卫和陈璧君匿居于沪西虹桥机场附近之王家宅村，拒不见客，一切来人均由陈璧君挡驾。同日，行政院各部长提出总辞职。张学良挨汪一顿臭骂，也通电提出辞职，8月17日，汪回到南京，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撤销北平绥靖公署，批准张学良辞去公署主任职务，另设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由蒋介石兼委员长。而华北75名将领联名通电要与张共进退。　　9将相失和丧权辱国　　汪精卫与东条英机蒋介石的应付之策则是：留住汪以牵制张，留住张以牵制汪。为了拉住汪，他准张学良辞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为了拉住张，他又宣布成立军委会北平军分会，自兼委员长，由张代行职权。于是，蒋巧妙地制造了汪、张矛盾，又利用这一矛盾，借张之口给汪以难堪，使汪不得不依附于己，又借汪之力迫张交出部分兵权，使东北军直接归蒋指挥。这使汪精卫大为不满，8月18日，汪精卫、陈璧君夫妇飞往庐山，向蒋介石当面辞职。9月2日，汪氏夫妇去上海，住进大西路黄雯疗养院。16日，汪氏夫妇又去杭州莫干山疗养，住在“六月雪园”。10月初，汪精卫、陈璧君回到上海，住在褚民谊家中养病，20日，发表《告别书》，向中央请假，出国治病。蒋介石还需要汪的支持，于是只同意汪请假3个月，出国休养，但不同意汪辞职。汪出国期间，行政院由副院长宋子文代行职权。22日，汪氏夫妇乘法国邮轮安得米朋号赴法，11月23日抵法国马赛。29日，由法国转往德国杜平根镇疗养。　　1933年元旦，日军进攻山海关，中日关系再趋紧张，汪精卫和陈璧君研究，陈认为如长期不归，恐生变故，行政院长的位子也坐不稳，不如早归，于是决定动身回国。1月11日，汪精卫和陈璧君离开杜平根镇，经德国纽伦堡、捷克到瑞士日内瓦、法国马赛回国。1月22日，转道日内瓦归国的汪精卫在国联发表声明书，指出：“中国现实无力对日宣战，但将倾注一切力量反对日本侵略；当日本采取作战方式时，中国将团结一致，竭力御侮；中国对日本的南侵将取陈述国联与抵抗侵略同时并进政策。”3月汪精卫正值返国途中，当时中国军队在古北口、冷口、喜峰口、罗文裕、界岭口、义院口等地，与来犯的日军血战，予敌以重创。汪精卫在香港对记者发表谈话，主张对日外交应与武力外交并进。汪精卫17日抵上海。然而，战局却迅速发生了剧变。3月3日，热河守将汤玉麟弃城逃跑，日军占领承德。消息传来，全国震惊！张学良被迫下野。20日，汪精卫在南京发表谈话，称“须先有抵抗然后有交涉”，“今日以后抵抗愈得力，交涉愈有希望”，为对蒋施加压力，汪精卫称病未愈，只能在中央党部负责，仍辞行政院长职。3月26日起，蒋、汪在南京会晤，汪精卫在蒋承认对日外交汪有最后决定权的条件下，同意于30日复职视事。但是这次汪精卫复职后，改变了他以前的主战态度，变成了主和派。此后汪精卫开始和日本进行和平交涉，蒋介石也积极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计划”。　　日军在长城沿线受挫后，改而在滦东发动进攻，越过长城，包抄中国军队的侧翼，并威胁平、津的安全。中国军队出现溃败的迹象。4月19日，陈公博奉汪精卫之命，代表行政院北上劳军并了解战况，当陈公博抵达北平时，长城抗战已经失败。陈公博连夜赶回南京，说明“真相”。结果，蒋介石和汪精卫一致同意对日妥协。5月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设置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蒋介石提名由黄郛出任委员长。　　汪精卫命黄郛代表汪、蒋赴北平与日本交涉。黄郛赴任后，汪又电黄郛称：“欲谋停战，须向对方问明条件，其可答应否，弟（汪精卫自称）以为除签字于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件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且弟绝不听兄独任其难，弟必挺身负责，乞速与敬之、岳军诸兄切实进行。”当何应钦、黄郛电报南京说，已派熊斌担任停战协议代表，30日在塘沽开始谈判后，汪精卫复电表示支持，并说：“倘因此而招国人之不谅，反对者之乘间抵隙，弟必奋身以当其冲，绝不令两兄为难。”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使我国主权进一步丧失，华北屏障尽失，平、津大门洞开。　　《塘沽协定》被人们认为是一个卖国条约，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批评。汪精卫则认为政府签订这个协定是正确的，他在解释为什么签订《塘沽协定》时说：“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中国是一个弱国，这就决定了这场被侵略的国难绝不是偶然发生的。以现在中国的国力，无论进行怎样的抵抗，都没有取得胜利的可能，这是我们最初就明白的。既然没有取胜的希望，我们为什么还要抵抗呢？这就是爱国心的缘故，他让我们明知不能取胜，还要准备抗战到最后一兵一将。现在很多人当中有两种错误的想法，一种是过分软弱，认为中国绝对不能对日本进行抵抗，如果和日本交战，将和过去义和团的下场一样；另一种是过分强硬，就像一个人在旷野中发泄一样，‘杀尽倭奴'、’打到东京'，什么狂言都敢说，还能得到人们的拍手喝彩。以上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政府和日本和平交涉，有一个最低的限度。只要停战条约在我们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上，政府就决心签署停战条约，既是受到国民一时的唾骂，也要坚决进行负责任的签字。但如果停战条约在我们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下，政府就决不签字。这次政府和日本签署局部地区的停战条约，是为了让疲惫的军队、穷困的人民得到一时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将得到历史的评判。”　　汪精卫与夫人陈璧君的合影1934年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四届四中全会，汪精卫为主席团成员之一，陈璧君也出席了大会，并任党务审查委员会委员。这时，也是陈璧君再次得意之时。有一篇文章这样描绘了当时的陈璧君：“汪、蒋联手的新局铸成，陈璧君也跟着显赫起来。身为中政会主席、行政院院长夫人，主内而涉外，时间一长，趋奉拍马加谄谀，放纵得她居大自尊，骄横跋扈。她对居所开始讲究富丽堂皇，穿戴追求奇异超群，口胃刁钻，花样百出，光是随身厨师便有六名之多，什么做西餐、做南菜的，广帮、川帮、京帮几乎凑了个全。有时想吃什么东西了，张口说出，必须马上做得。就连宋美龄她也不放在眼里，总以为自己应该高她一筹。有时宋美龄在抛头露面的场合中有上佳表现，她免不了要打着鼻哼，讥讽地说道：她是什么东西，早年……。于是，明里老蒋与汪精卫在权柄把握上较着劲，暗里陈璧君也与宋美龄较着劲，一心要把蒋夫人的‘抖'劲比下去。”为了猎取好名声，陈璧君又热心起慈善事业来。当时南京有贫民三万多户，她和汪精卫、吴稚晖等人发起一个募捐活动，在京郊为贫民建筑住宅，以显示其德政。　　1935年后，日本侵略者进一步控制华北，5月29日，由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交涉，并要求于12日以前答复。何应钦立即请示汪精卫，汪即回电答应日方全部条件。7月6日，何应钦与梅津美治郎签署了《何梅协定》。汪精卫还发表了一个《邦交敦睦令》，宣布：“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各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邦交。兹特重申禁令，仰各切实遵守，如有违背，定予严惩。”6月，汪精卫又批准了《秦土协定》。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得到了汪精卫的全力支持。1933年11月，当蒋介石集中百万大军进攻革命根据地，并以5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举行第五次“围剿”之时，驻扎福建的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联合陈铭枢、李济深、陈友仁、徐谦等反蒋势力和第三党的黄琪翔等举起抗日反蒋大旗，建立“中华共和国政府”，此即著名的福建事变。参加这次反蒋运动的各派人士在历史上大都与汪派有较为密切的关系，但投身蒋、汪合流行列的汪、陈却对此运动采取反对的态度。福建事变发生后，汪精卫曾秘密和陈公博商议：“我们走不走呢？”因为汪、陈初进南京之时，曾立誓不赞成再有内战，蒋介石如再发动内战，便立即辞职。陈公博认为：“我们不必走。因为这次他们的干法，与扩大会议和非常会议不同。他们改国号，改国旗，我们在南京固然反对，不在南京也应当反对，甚至于我们逃亡海外，也得反对。既然都是反对，我们何必走！”于是，汪精卫支持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事变。　　汪精卫对于此一时期的汪、蒋关系，在1936年自欧洲写给陈璧君的一封信中曾有一段辩白，并附注说：“此书不可发表但可存之，我写过去事，此为第一次。我本欲得闲写过去事，但细思之，仍以不写为愈，一个人原不必急于自白也。”　　信中称：数年以来，因“剿匪”军事关系，南京实际等于空城。我以赤手空拳，支柱其间，最大责任，在使后方不致沦陷，前方军事不至因而扰动，其余皆放在第二着。此是数年以来我对于国家之最大责任，亦即我鞠躬尽瘁之最大贡献。　　军队之调动，外间不知之，当局者始知之，故知我之苦心者，实在少而又少也。　　举一二事以明之，前年（廿三年）6月间，日本藏本失踪，数日未获，日本方面汹汹抗议，一日数至。日本长江舰队纷纷调至下关，有水兵上岸强占南京之消息。其时我集朱益之（培德）、唐孟潇（生智）诸军事长官计议，始知南京无兵，仅有军官学校学生三四千人可以临时应战。其时蒋先生在庐山，定于6月13日左右回京参加军官学校10年纪念，我一日三电蒋先生，请勿回京，因蒋先生须带兵回始有用，若一人回，同堕空城，俱尽无益也。其后藏本寻得，事已平息，我始电蒋先生可以回京，此一事也。去年（廿四年）6月间，日本增兵平、津，据何敬之（应钦）报告，一触即发，势如燃眉，其时蒋先生正在成都，不特南京无兵，北平亦将得力军队抽调将尽，而仓猝不能调之使回，其时局面只有两途：一是使平、津为九一八之辽宁，一是造成今日之局面，两者相较，今日之局面固可痛心，较之九一八之辽宁，尚为差胜（如果以为今日之局面反不如九一八之辽宁，爽快断送，较为干脆，此另一说，可以不论），于是，我只得负责以造成今日之局面。一时同志明知故骂者有之，不知而骂者有之，我皆不辩。此又一事也。过去责任，共负可，独负亦可。　　我知道有人肯共负的，但是因为种种关系，还要我多负些，或者单独的负，我又何所辞？　　辩既不可，生气更不必了。蒋、汪间的权力之争，在“合作”的形式下持续不断。蒋介石之所以“联汪”，为的是让汪精卫站在对日外交的风口浪尖，自己则躲在幕后，避免群众反日浪潮的直接冲击，以便能得以倾全力“剿共”。他虽然让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却又事事掣肘，设法抑制汪的权力过大。而汪精卫之所以“联蒋”，也有自己的目的，他企图利用行政院长的高位，发展汪派势力，达到主掌全局的目的，他绝不甘心居于蒋的仆从地位。　　对汪、蒋之无法合作，陈公博认为有种种原因：他们两个人的个性本来就不同，一个爱说话，一个爱缄默；一个感受很快，一个城府很深。两个人虽然共负大责，而蒋对于一切机密都不愿竭诚讨论。　　国家大事本来应该和衷共济的；什么才是和衷，基本条件当然是坦白，今既不能坦白，衷又由哪里起，济又由哪里共起？　　他们两位表面虽然客客气气，而暗中还在争领袖。在汪方面，以为他在党国有历史有地位，有勋劳，除了孙先生之外，他不作第二人想。　　如果说汪精卫对日寇的飞机大炮心惊胆战，避战求和的话，那么1934年6月在南京发生的藏本事件，虽纯系一般外交事件，汪也是“极端忍让”，忍气吞声，四年之后仍有余悸。陈春圃在《汪精卫投敌内幕》一文中写道：“1938年11月中旬，汪精卫一直心神不定，每天晚饭后总在上清寺寓所院子中踱来踱去，一言不发，一个人陷入穷思极想的苦海中。　　陈璧君还关照我们不要打扰他，并且对我说过：周、陶等曾劝驾说：你兼外交部长的时候，和日本打过交道的，还可算是顺手的。但他说：也不尽然，1934年南京日本总领馆领事藏本在南京失踪案明明是他们自己捣的鬼，却向外交部要人，借此寻事百般恫吓，其时不正是我兼外交部长首当其冲吗？“可见，藏本事件使汪感到日本人是难缠的。1935年春，日本驻华使馆公使要回国时，汪精卫大摆宴席，为其饯行，后又亲自送到车站，列车开动时，汪竟泪流满面。有人写文章　　讽刺汪精卫，引了李白《赠汪伦》诗中的两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汪、蒋携手之后，名是共管政事，但蒋军权在握，汪行政院长只是牌位。汪在南京做行政院长，见到从前一同反蒋的人，总是表示他好比是消防队队员，被主人叫来“打短工”的。覃振劝汪何必那样替蒋“背黑锅”，汪说：“我既已跳下毛坑，就臭到底吧。”汪同杨永泰勾结甚深，走亲日路线。就连陈公博都认为，当时行政院是“花落空庭，草长深院”，蒋介石所在的牯岭，“变成了南京的太上政府”，“行政院简直是委员长行营的秘书处”，甚至“是秘书处中一个寻常的文书股罢了”。更使陈公博不平的是，汪精卫连续主持签订卖国条约，成为众矢之的。而蒋介石尽管是主谋，却置身事外，稳坐“最高领袖”的宝座。陈认为汪没有必要代蒋受过，并以辞职相劝于汪。　　1935年8月，汪精卫因糖尿病、肝病并发，住青岛养病，陈公博、汪精卫二人发生争论。陈公博对汪精卫说：“签了这个协定，先生遭到各界纷纷批评，我真不知道汪先生为什么要背这个黑锅？”汪精卫说：“我们要复兴中国起码要三十年，不止我这年纪看不见，恐怕连你也看不见。我已年过半百，无其他报国之道，只要中国不再损失主权与领土，就可告慰平生了。”陈借酒意，大发议论说：“历代王朝危急之秋总有人站出来背黑锅的。”“我现在翻历史，承认秦桧也是一个好人。因为国家到了危亡关头，终要找出一个讲和的牺牲者。但一个人的牺牲很容易，而时间也飞得太快。　　我想秦桧当时何尝不想，自己暂时牺牲，受人唾骂，等南宋设法中兴。然而秦桧是牺牲了，终于无补于南宋之亡。就是清朝的李鸿章，过去的袁世凯和段祺瑞，也都想一面妥洽，一面设法，然而李鸿章死了，袁世凯和段祺瑞也死了，中国还是那样不振，至到今日国难严重。我想今日与其说是卖国，不如说是送国罢，因为卖国，私人还有代价，送国是没有代价的。可是今日送国大有人在，……又何必你汪精卫送国？“然而，汪精卫却说：”他们送国是没有限度的，我汪精卫送国是有限度的。“由此争论可看到，陈公博还算有眼力，看到汪远超过秦桧、李鸿章、袁世凯，能把国家拱手送出，但其罪武穆，功秦桧，可算是谬谈怪论，为其以后叛国投敌造些舆论。　　就是汪精卫的子女也感到汪卖国不留余力，青史将留骂名，他们也无颜见人，便大发议论，反对汪精卫兼任外交部长，以免“独负卖国责任”。弄得汪里外不好做人，伤感万分，他悲痛地说：“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长！”这倒是心里话，当卖国贼并不好受，但这权力又不能放弃，代人受过实在窝囊，但贼船是他和蒋共济的，想跳下去又舍不得。　　这充分暴露汪首鼠两端的性格。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北实行军事扩张和经济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严重损害了英、美帝国主义和南京国胡汉民与女儿胡木兰。　　民政府的利益，加深了日本和英、美帝国主义的矛盾，使南京政府内部在对日问题上派系对立和分化日趋激烈。爱国民主运动又高涨起来，一些爱国志士也谋刺蒋、汪，以谢国民。1935年11月1日的刺汪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汪精卫重伤入院期间，蒋介石召开了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蒋取代汪任行政院长，各部部长也都代以蒋介石的亲信，汪派的上层分子被一脚踢出了行政院。蒋、汪合作至此塌台。　　1936年2月，被迫下野的汪精卫离开南京，赴欧洲养病。船过香港时，胡汉民派其女胡木兰到船上见汪问候，汪对胡女说：“当初在九一八以前，你父亲一定要帮蒋独裁。到了国难严重后，他又反蒋了，我去帮蒋。我帮蒋的结果如何呢？请你转告令尊，不要忘记我身中两枪。”汪精卫怀着苦大仇深，漫游西欧，吟诗作赋，装出一副超脱闲逸的样子。　　但实际上，他在窥测时机，以图东山再起。　　101935年刺汪政治风波　　1935年11月2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以特大字体的标题报道说：“汪院长昨晨被狙击，中央极度震惊。”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震撼了国民党上上下下。广大民众却在暗中拍手称快，汪遇刺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　　国民党中央为筹备召开全国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上午7点，一百多名中央委员去中山陵谒陵。9点，全体委员回到湖南路“中央党部”举行开幕式。中央常委兼行政院长汪精卫脸色苍白，在会上致开幕词，谓：“今当开会之际，所能报告者，便是精诚团结精神，永远不散。我们对于国难之痛心，增加了我们无限的努力，我们决心以无限的勇气，来担负这责任，来谋国难之解除。”开幕式结束后，中央委员步出礼堂，到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分列五排等候摄影。按惯例，汪精卫和蒋介石要和全体中委合影。当中委们齐集中央党部会议厅门口时，蒋介石却迟迟不来。　　9点35分摄影完毕，就在此时，一幕惊心动魄的事件发生了。一个身着西装，外罩夹大衣的青年记者突然跨出人群，高呼打倒卖国贼，向站在第一排的汪精卫连开三枪，发发命中。一枪射进左眼外角下左颧骨，一枪从后贯通左臂，一枪从后背射进胸脊柱骨旁部位。汪应声倒下。枪声把国民党要人们惊得乱作一团。腿脚不便，坐在椅子上的张静江，连滚带爬跌倒在地；身体肥胖的孔祥熙慌忙中钻进汽车底下，待随从费了很大劲把他拖出来，新马褂的袖子已撕成两半。　　这时，和汪精卫同站在第一排的一文一武起而和刺客搏斗。文者是张继，他见状急奔到行刺者背后，将其拦腰抱住。　　武者是张学良，他一个箭步奔上去猛踢一脚，托起行刺者手臂，其手腕一松，手枪落地。汪的卫士这时似乎才明白过来，开枪还击，行刺者胸肺连中两弹倒地。这一切发生在几秒钟之内，站在汪精卫身边的陈璧君见自己的丈夫躺倒在地，犹如五雷轰顶，几乎晕倒。她立即左腿跪地，伸出手臂托着汪的头，她把手伸到汪的鼻子前，感到汪呼吸微弱，以为必死无疑。这时，汪精卫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看到陈璧君强忍剧痛对她说：“我为革命党，结果如此，毫无遗憾。”陈璧君见状，带着哭声说：“四哥，人必有死，吾辈革命者，即或不幸，我仍必继续努力。但君已受重伤，当速送医院救治，能不死，固尚可努力，既非，在吾等革命者中，亦不过如此。”“四哥，你放心吧，你死后由我照料儿女。”似乎在和汪做最后的诀别。蒋介石虽未参加摄影，也闻声赶来，屈一条腿把住汪的右手，以示亲切。汪精卫一面喘着气，一面对蒋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之后，要你单独负责了。”随后，汪精卫被紧急送往中央医院抢救治疗，左臂枪伤经消毒缝合，并取出左颊大部弹片，背部子弹夹于五六肋骨间，伤及脊骨，未敢施行手术。11月20日汪精卫出中央医院，往上海入诺尔医院检查治疗，取出左颊残留弹片，背部子弹仍未能施行手术。汪精卫在遇刺后会见报社记者时说：“窃思本人生平并无私仇。而最近数年，承乏行政，正值内忧外患重重煎迫之际，虽殚心竭力，而艰难周折，外间何从得知？倘因此误会，致生暴举，于情不可无原。拟恳请国府，将牵连犯人从宽赦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