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与陈璧君》作者：程舒伟 郑瑞伟

《汪精卫与陈璧君》作者：程舒伟　郑瑞伟　　简介：汪精卫和陈璧君曾有过一段令人羡慕的花样年华，但此后他们却没有与时俱进，顺应历史潮流，反而逆历史而动，追求一己之私，变成中国近代史上典型的政客、汉奸、卖国贼，为人们所抛弃，树立了一个活生生的反面典型。他们从反清志士的激情恋曲，到堕落政客的婚姻悲歌，汪精卫和陈璧君演绎了民国乱世一段光怪迷离的情感肥皂剧，他们的经历和结局，给后世的人们留下极为深刻的教训。　　1革命年华同盟会员　　1904年9月的秋天，天高云淡。一伙血气方刚、年轻有为的志士抛弃了仕途，等候在广州码头，准备乘一艘汽轮漂洋过海，东渡日本，走上为救国图存、向外国学习之路。为首的一个俊秀青年仪表堂堂，风度潇洒。他，就是汪精卫———中国近代史复杂多变的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角色。同盟会时期，他是孙中山的“如身之臂”；民国肇基伊始，他作为一名反清志士被人称颂；新旧军阀混战时期，他以一名反蒋的投机政客为人们注目；抗日时期，他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民族罪人。对于这样一位特殊人物，人们对他的身世及成长过程，也一定抱有极大的兴趣。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季恂、季辛，号精卫。1883年5月4日（清光绪帝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他出生在广东番禺一个贫困潦倒的小吏家庭。其父在县衙门里任“师爷”，年过花甲，老来得子，家又添丁，便宜皆大欢喜。　　汪家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祖父汪云，字缦亭，清代举人，曾任浙江遂昌县训导，官不入品。父亲汪，字省斋，虽饱经寒窗之苦，熟读经史，但屡试不第，很不得志。后迁居广东番禺，先后在三水、曲江、英德、四会、陆丰等县作过多年幕僚。其妻卢氏，生有一子三女，于1871年病逝。同年，汪续娶吴氏为妻，生有三子一女。汪精卫为吴氏所生，在兄弟中排行老四。　　汪在县衙门中当师爷，属小官吏，薪俸很低，家里子女众多，又撑着读书人的面子，生活过得很清苦。汪精卫回忆起这段生活时说：“我的母亲提起来，真伤心。我觉得她的一生，只是沉浸在忧劳两个字里。家计的艰难，以及在家族内所受的闲气，如今还一幕一幕的时时涌现在我的眼前”。“母鸡鸣而起，上侍老父，下抚诸幼小，操持家事，米盐琐屑罔不综核，往往宵分不寐。……岁时令节，兆铭逐群儿嬉戏而忘倦时，见母蹀躞仰屋，微叹有声；搜箧得衣物，付佣妇令质钱市果馔；及亲友至，则亟语笑款洽，似无所忧者。”汪因年老体弱，不得不歇业在家。为使汪家“书香门第”　　烟火不断，在汪精卫五岁时即在家塾读书，九岁随父寄居陆丰县署，开始阅读《王阳明传习录》和陶渊明、陆放翁的诗句。在父亲的严格教导下，汪精卫八九岁时，就基本可以读书了。汪晚年由于年老眼花，无法看清书上的小字，就让汪精卫每天为他朗读诗书。汪特别喜欢王阳明和陆游，每天让汪精卫为他朗读王阳明的文章和陆游的诗。每天在父亲面前朗读，无形中培养了汪精卫演讲的口才，这对汪精卫后来的政治生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汪精卫自幼聪明颖悟，每日必“习字中庭，母必临视之，日以为常”，他自称“一生国学根基，得庭训之益为多”。1895年汪精卫12岁时，其母在广州豪贤街病逝，终年44岁。第二年，其父死于霍乱病。双亲相继病故，这对还没有成年的汪精卫在精神上无疑是很大打击。他随长兄汪伯序客居乐昌县署，“致力文史”，并习“应制文字”。汪伯序是个举人，几次会试不第，以游幕为生。他对汪精卫管教极严，使之有一种寄人篱下之感。这种生活处境，对于以后汪精卫的外表谦和而心地狭窄，懦弱自卑而又要出人头地，以及首鼠两端、反复无常的矛盾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1902年初春，汪精卫应番禺县试，得第三名，3月，参加广州府试，名列榜首，使他颇为自负。这时，汪精卫的两个哥哥先后故去，寡嫂孤侄无心为生。他便应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之聘，任家庭教师，以每月教书的薪水，来维持家庭生活。亲朋故友以汪精卫仕途有望，鼓励他继续应试。但辛丑之变后，清廷宣布废科举、办学堂，扭转了他的生活航向。　　广州是中国的南大门，岭南重镇。虎门销烟、三元里抗英……这里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这里又是中国对外联系的窗口，经济文化发达，各种新思想影响着像汪精卫这样的年轻知识分子。严重的民族危机，帝国主义的瓜分豆剖，救亡图存的紧迫要求，社会变革的强烈呼声，已迫使他开始探求民族致强之道。1902年，他与朱执信、古应芬、胡毅生等人在广州组织“群知学社”，“讲求实学，相互策励”。他们在探索着，在奋进着。　　1904年，汪精卫与“群知学社”的大部分成员考取了广东留日官费生，浮槎东渡。到日本后，汪精卫住在东京神田区神保町名叫春水馆的留学生宿舍，离政法大学很近。政法大学以教授西方的政治法律为主，汪精卫在那里学习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神》，斯宾塞的《政治进化论》。后来，汪精卫进入日本法政学校速成科学习。　　20世纪初年，中国一大批有为青年东渡赴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尤其是孙中山到日本后，积极宣传革命道理，广泛结纳革命志士，使日本成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大本营。汪精卫一到日本，就被中国留日学生界蔚然成风的革命气氛所深深感染。汪精卫虽不懂日语，但他“颇为用功”，加之天资聪明，只一两个月，就“能懂得大概的意思”了。在日本，他眼界大开，明治维新后日本蒸蒸日上的国势，使他倾羡不已；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法律著作，又使他茅塞顿开。　　汪精卫的内心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他在《自述》中回忆的那样：“我在国内研究史学的时候，对于辽、金、元之侵吞中国，免不了填胸愤慨，对于清，自然是一样的，只是被‘君臣之义'束缚了。及至留学法政，从宪法学得汪精卫是早期同盟会中最年轻的骨干。　　到了国家观念及主权在民观念，从前所谓‘君臣之义'撇至九霄云外，固有的民族思想，勃然而兴，与新得的民权思想会合起来，便决定了革命的趋向。“由此，汪精卫由一个年轻的封建士子开始向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转变。　　此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趋向高涨，孙中山从孤军奋战的失败过程中逐渐认识到革命知识分子群众这一新兴力量的结合，联合各分散的革命小团体，建立统一革命党的重要性。1905年7月，孙中山带着筹建政党的使命，从欧洲来到日本。汪精卫从胡毅生那里得到孙中山来到日本的消息，便与朱执信等人拜会孙中山。当他见到久所仰慕的孙中山后，孙中山的谈话有理有据，扣人心弦，使汪精卫深受感染，备受鼓舞。他拥护孙中山组织统一革命团体的主张。　　7月30日，汪精卫参加同盟会筹备会议，被推荐为同盟会章程的起草人。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阪区霞关阪木金弥子爵的宅邸举行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同盟会总章》和《军政府宣言》，推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汪精卫为评议部议长，成为同盟会主要干部之一。说明汪精卫已显露头角，成为创建同盟会最年轻的骨干。在创建同盟会的过程中，以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为首的广东革命小团体，紧密地团结在孙中山的周围，形成了同盟会内部坚决拥戴孙中山的政治力量。汪精卫追随孙中山，顺应了历史潮流，是其革命前半生的开始。　　2《民报》主笔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开始了武装起义和革命宣传两条战线的斗争。1905年11月，《民报》创刊，汪精卫与胡汉民、章炳麟、朱执信等先后任主编。他以“精卫”、“守约”、“朴满”等为笔名，写了《民族的国民》、《希望满洲立宪者听诸》、《革命横议》、《满洲立宪与国民革命》等大量政论文章。“精卫”原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鸟名。相传炎帝女，名女娃，因游东海淹死，化为精卫，经常衔西山木石去填东海。后人常以“精卫填海”比喻目标已定，奋斗到底的精神。汪精卫以此为笔名，表明了他此时的反清决心。12月24日，汪精卫与胡汉民、朱执信等组织“维持留学界同志会”，主张忍辱负重，以求学为前提，不轻言返国。　　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民报》为阵地，同改良派进行了一场大论战。作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汪精卫以笔为剑，积极地投入战斗。他的文章笔锋犀利，论理深刻，能较为完整准确地发挥孙中山的思想理论。如在《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一文里，曾指出：“今之政府，异族专政之政府也，驱除异族则不可不为种族革命；颠覆专制则不可不为政治革命……故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岂惟并行不悖，实相依为命也”。这和孙中山阐述的“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两次去做”的思想是一致的。论战中，汪精卫还经常直接按照孙中山的指导撰写论战文章，《驳革命可以招瓜分说》就是一例。胡汉民曾回忆道：当时“列强瓜分中国之声不绝于耳，保皇立宪派人常挟此以为恫吓，谓革命即招瓜分，其言足以惑众，先生（指孙中山）乃口授精卫为文驳之，题为《革命不致招瓜分说》。”在这篇文章里，汪精卫剖析了革命与瓜分的关系，指出：“瓜分之原因，由于不能自立，不能自立之原因，由于满洲人秉政”，所以“满洲政府一日不去，中国一日不能自立，瓜分原因一日不息”，“革命者，可以杜瓜分之祸，而决非可以致瓜分者也。”孙中山对这篇文章极为称赞，认为此文一出，“言中外之情势，原原本本，使中国人士恍然大悟，惧外之见，为之一除。”汪精卫有力地宣传、发挥、论证了孙中山的思想，胡汉民在自传里曾写道：“余与精卫以职责所在，日与先生亲，余等真正认识革命之意义，实由先生指导，先生与同志方言一问题，必须就实际上求其原因结果关系，必言其所以然，而不仅言其然。”在孙中山的教诲下，《民报》时期的汪精卫，充分发挥了他的才智和革命积极性。梁启超十分惧怕汪精卫的驳论文章，曾“私见汪精卫，欲以分谊动之”，企图拉拢汪精卫，平息论战，但被他严词拒绝。　　当时汪精卫只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留学生，他以洋溢的热情、投枪匕首般的笔，为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起到了积极作用。《民报》传至内地，清廷对汪精卫更恨之入骨，曾悬金十万购他的人头。汪精卫由此闻名海内外，风云一时，为进步青年所倾慕。　　《民报》时期，是汪精卫一生的黄金时代，他以精卫填海的气魄驳斥保皇谬论，宣传三民主义，正如吴稚晖所说：　　“学生无先生不醒，先生无胡汪不盛。”孙中山于1906年2月离开日本，去欧洲进行活动。4月6日，在返回日本途中，来到新加坡，建立了同盟会分会，陈楚楠为会长，张永福为副会长，吸收林义顺、沈联芳等12人为会员，并请他们在南洋各埠发展会员。8月，孙中山再次由日本去南洋活动，9月，来到槟城，住在柑仔园，在陈楚楠等人活动的基础上，很快建立了槟城同盟会分会，吴世荣为会长，黄金庆为副会长，发展会员20多人，有辜立亭、陈新政、陈民情、林志诚、丘明昶、林如福等，还有女会员徐宗汉。黄金庆等人又编辑出版了《槟城日报》，虽属商业性质，从中也能宣传革命道理。又在甘菜园94号设立了“槟城阅书报社”，在这里可以浏览各种进步刊物，并经常组织讲演会和演出新剧，同盟会的活动蓬勃地开展起来。后来新加坡和槟城先后成为同盟会的中心。12月，汪精卫于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随即自费进入法政大学专科。　　1907年2月，在清政府的怂恿下，日本政府向孙中山下了逐客令。3月14日，汪精卫随孙中山抵香港，以“汪兼士”　　化名登记上岸。4月，汪随孙中山由香港抵安南（今越南）西贡，旋经海防到达河内。孙中山在甘必达街61号设立机关，领导广东、广西、云南等南部各省起义。孙中山委派汪精卫经营南洋根据地，汪支持孙中山“经营南洋，边陲起事”的战略计划。同盟会的主要活动由日本向南洋转移。当时，南洋风气未开，汪精卫所承担的筹募款项、接济起义的任务确很繁重。8月20日新加坡同盟会出版机关报《中兴日报》，他任该报主笔。10月，汪精卫与黄龙生前往新加坡，代表孙中山与新加坡同盟会正、副会长张永福、陈楚楠等商讨要事。他奔波于南洋各地，顶风冒雨，披星戴月，千辛万苦。12月又与邓子瑜由新加坡前往庇能、吉隆坡与同盟会员协商筹款事宜。1907年，孙中山在致邓泽如的信中说：“弟前派汪精卫见赴河内、海防、西贡、星加坡、暹罗名埠，会见同志，报告军事，劝募军需，各同志多慷慨筹资汇济。”可见，汪精卫做了大量工作。为了做好组织和宣传工作，他到处联络同志，几年内就“组织同盟会一百多处”。革命党人在南洋出版《中兴日报》，与保皇党的《总汇新报》展开论战，汪精卫是该报主笔人之一。1908年1—3月间，汪精卫在新加坡新舞台剧场、吉隆坡商会和华人基督教协会多次讲演《民族主义与革命》、《民族主义》、《假革命》、《平等、博爱与民族主义》，以雄辩的口才，滔滔不绝地宣传反清民主革命思想，极受当地华侨的欢迎。胡汉民对汪的讲演赞誉说：“余前此未闻精卫演说，在星洲始知其有演说天才，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余二十年来未见有工演说于精卫者。”因此，有人说：“谓南洋华侨之觉醒，实出于汪君之力，亦为不诬也。”1909年1月上旬由仰光返新加坡后，汪精卫奉孙中山命与邓子瑜同赴荷属文岛等处，宣传革命，筹集款项。在此期间，汪精卫多次往槟城三山俱乐部、小兰亭俱乐部等处讲演《商务与革命》、《闽侨尤应热情赞助革命》、《欲振兴中国商业非革命不可》等。　　就是在此时，汪精卫和陈璧君相识相爱。陈璧君，原名冰如，乳名环，1891年11月6日生于南洋马来亚槟榔屿的乔治市。陈璧君的父亲陈耕基，广东新会县外海人，少时即去南洋谋生，经营橡胶业，兼营矿业，成为有名的富商，人称“陈百万”。其母卫月朗，广东番禺县人，嫁给陈耕基后，同去南洋。陈璧君是长女，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陈耀祖、陈昌祖、陈淑君等弟妹。因她小时生得较胖，人们都叫她“肥环”，幼时不懂事，随人叫去。稍长之后，也和现在的女孩子一样，不愿别人说“胖”，不许别人叫她“肥环”。陈璧君在璧如女校读的小学和中学。同时，陈耕基还为子女从国内延聘来一位国文老先生，教授中文。当时陈璧君正在中学读书，年龄虽小，但活动积极，爱国热情高，不久，就秘密加入了同盟会，成为最年轻的女会员。开始她不敢告诉父母，后为父母得知，其父陈耕基十分生气，坚决反对，认为一个女孩子应该安心读书，不问外事，更不应参加什么革命党，对陈璧君大加教训。其母卫月朗则表示支持，为了了解同盟会的情况，即偕陈璧君去新加坡会见了孙中山，经过孙中山的宣传，明白了反清革命的必要，卫月朗自己也毅然加入了同盟会。　　陈璧君加入同盟会后，得知同盟会领导人中，除孙中山、黄兴外，还有宋教仁、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等人，特别是在《民报》上读到汪精卫的论战文章，洋洋洒洒，笔锋犀利，如投枪，似匕首，驳得保皇派告饶投降。又听说汪精卫风流倜傥，人才出众，在她心目中就有了汪精卫的影子，欲求一见。1907年3月，因清政府的要求，日本政府命令孙中山离境，汪精卫即随孙中山去越南河内活动，帮助孙中山领导了国内潮州黄冈等地的武装起义。同年10月，孙中山派汪精卫和邓子瑜去南洋各埠活动，进行革命宣传，建立和发展同盟会组织。汪精卫等人在新加坡和日里棉兰活动后，大约在11月初，来到了槟城。　　陈璧君得知汪精卫到槟城，立即赶往同盟会长吴世荣家中，与汪相识，二人在吴家之兰园多次见面，畅谈革命。汪精卫当年24岁，生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浓眉大眼，仪表堂堂，头上的辫子早已剪掉，精神的短发又黑又亮，陈璧君对他是—见钟情。从此，陈璧君就成了汪精卫演说的忠实听众，每讲必到。汪精卫口才更是出众，口似悬河，舌如利剑，正如有人所说，汪氏演说，“不但能把死人说活，而且能把活人说死”。他演说的主题，一是揭露清政府的腐败，特别是满清入关时的罪恶，“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二是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说明反清革命的必要性。演说时感情充沛，激愤时怒发冲冠，悲痛时声泪俱下。陈璧君在下面深深为其吸引，“汪喜亦喜，汪忧亦忧”。同时，陈璧君又陪同汪精卫游览了该岛名胜———极乐寺，寺在鹤山半山腰，曲径纡徐，衬着碧树芳草，景色宜人，汪、陈二人玩得十分开心。　　汪精卫的到来，在陈璧君这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心中，悄悄地燃起了爱情的圣火，但又不好贸然开口，只是处处表示亲近而已。陈璧君倾心于汪精卫，不仅因为汪精卫的相貌才能，还因为他严肃的生活作风。在这些年轻的革命家中，不少人嫖妓赌博酗酒，而汪精卫却像清教徒一样生活，被人称为“道学先生”。最让陈璧君感动的是汪精卫“革命家不结婚”的信念。汪精卫对陈璧君说：“革命家生活无着落，生命无保证，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过。”汪精卫发誓说：“革命不成功就不结婚。”汪精卫越说不结婚，陈璧君反而越爱汪精卫。　　可惜好景不常，汪精卫在槟城活动数日后，即行离去，陈璧君的一颗心仿佛也被他勾走了。陈璧君是百万富翁之女，议婚之人早已应接不暇，后和表兄梁宇皋定了亲，二人原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又是亲上加亲，一个有情，一个有意，关系甚好。但自见汪精卫之后，陈璧君就向父母表示坚决退婚，改适汪郎。为此遭到其父的严厉斥责，认为“千金女绝不可下嫁亡命徒”，汪精卫四处飘荡，有家难归，有国难投，嫁给他只能一辈子受罪。母亲虽然同情女儿，但也无可奈何。　　1908年初，汪精卫再次来到新加坡，主要任务是为同盟会主办的《中兴日报》撰稿。以后，日本出版的《民报》被查封，革命派和保皇派论战的中心已转移到新加坡，汪精卫在该报上发表了《申论革命不致招瓜分之祸》等文章，孙中山也化名“南洋小学生”，亲自撰文参加论战。　　一日，有一浓妆艳抹之女郎，来到中兴报馆，自称从槟城来，必欲一见“精卫”，睹其风采。楼下赶快报告正在楼上写作的汪精卫，汪从楼梯口向下一看，见该女郎艳丽过甚，不敢下楼，面红耳赤，急忙躲开，该女郎只好怅怅而返。　　此事不知怎么竟被陈璧君知道了，一股无名的妒火，使这个少女坐卧不安。当时正值暑假期间，她就一再鼓动母亲去新加坡。到后，孙中山对其母女表示热烈欢迎。8月18日，孙中山在晚晴园设宴招待陈璧君母女，命汪精卫代写请柬，邀林义顺夫人、陈楚楠和吴应培母亲出席作陪。在此期间，陈璧君总是寻找各种机会和汪精卫亲近，或谈论革命，或一起去观赏新加坡风光，一来二去，彼此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当时《中兴日报》正经费困难，孙中山提议改为股份公司。陈璧君慷慨解囊，当即认购了十股，收据如下：　　文字第三十四经代南洋中兴报社有限公司，收到陈璧君先生附入壹拾股，文到全期股本通用银，银壹百大圆整。理合给收单为据，候公司开办通知，请携此单向本公司换正股票可也。付此收执存据，所有本公司事宜，均照英国有限公司办理。　　戊申年（1908年）六月初五日经理人陈璧君回到槟城后，对汪精卫的热恋之心更加强烈，读书也不能安心了。回想在新加坡时，二人相聚甚欢，但始终未谈及婚事。陈璧君越想越怕失去机会，于是鼓足勇气，给汪精卫写了一封求婚信，表示爱恋与敬仰之情。没想到，竟被汪精卫回信婉言谢绝了。　　原来汪精卫也有自己的苦衷，他父母去世之后，主要依靠长兄汪兆镛生活。兆镛长他30岁，曾中举人，几次赴京会试，皆名落孙山，遂改作幕，曾任广东都督岑春煊幕僚。汪精卫十几岁时，由兆镛做主为其订婚，女方是其同僚刘子蕃之妹，名叫刘文贞，生得亭亭玉立，知书达理，汪精卫虽未和她见过面，却也答应了下来，刘文贞则更是满意。汪精卫留学日本后，加入同盟会，又在《民报》著文，鼓吹反清革命，触怒了清政府，悬赏银十万买他的人头。1906年底，岑春煊命汪兆镛给他写信，要他回广东开办政治学堂。汪精卫回信一封，自称“家庭的罪人”，宣布与家庭断绝关系，与刘文贞解除婚约。兆镛即去县署备了案。谁知刘文贞竟是个痴情女子，坚决不允退婚，非汪郎不嫁。她伤心地说：“这是为什么？难道我们刘家门第不够清白？难道他还嫌我丑陋？难道我做了什么不端之事，配不上他？他当初中了秀才，为什么还穿戴我家送去的衣帽，洋洋得意地到处拜客？”并请其兄转告汪精卫，“仍愿坚贞守候着他”。后汪精卫又给刘子蕃写信，谓：“婚姻以爱情与名分为元素，今者名分既绝，彼此又夙无爱情，不宜再生纠葛……”但刘文贞仍不肯改适。这段姻缘一直未了。加之自己四处飘泊，尚无定所，陈璧君又无动人之处，因此不想议婚。陈璧君接到汪精卫的拒婚信后，仍不死心，但也不敢再议婚事。　　正当汪精卫在南洋各地积极活动时，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革命党人组织的六次起义相继失败，同盟会的革命活动进入最困难时期。同盟会上层领导之间又发生了严重分歧：章太炎、陶成章另立山头，组织“光复会”；黄兴、胡汉民对前途也悲观失望；汪精卫对孙中山“边陲起事”的战略也产生了怀疑。但他还是大力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力辟谣言，反对分裂，他在致刘文岛同志的信中写道：“孙先生尽瘁革命二十余年，至于今日，所以得负天下盛名，得同志倾服者，良以其毁家救国，不避艰险，辛苦经营，以成今日之党势，岂可以毁家救国之人，乃疑为济私乎？”“弟数年以来，相助孙先生，深知其为人，心悦诚服，实无不满意之处……望文岛同志，不可为此谣言所惑，同心协力，共济大局，是所至望。”　　1909年1月14日汪精卫乘法国邮船潜离新加坡，前往香港，准备北上，谋杀清朝重臣。汪精卫曾在《民报》26期上发表《革命之决心》一文，他在文中说：现在四亿人民正如饥泣的赤子，正在盼等吃革命之饭。但烧熟米饭所需要的一是薪，二是釜。薪燃烧自己化为灰烬，把自己的热移给了米，才使生米变成熟饭；釜则默默地忍受水煎火烤。所以革命党人的角色有二：一作为薪，为薪的人需要奉献的毅力，甘心把自己当作柴薪，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二作为釜，为釜的人需要坚韧的耐力，愿意把自己当做锅釜，煎熬自己来煮成革命之饭。在同盟会中汪精卫最要好的朋友是胡汉民。胡汉民比汪精卫大四岁，不仅是和汪一起去日本留学的同乡，也是常年在《民报》一起工作的同事，汪一直把胡当做大哥看待。　　胡汉民得知汪精卫要北上行刺时，4月30日，胡汉民给汪精卫来信，劝汪说：你是同盟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你的文才口才和号召力都是无人可以取代的。如果你以一时之激情与虏酋拼命，对革命的损失太大，足阻革命之前途。5月8日，汪精卫草复胡汉民一函。谓：梁启超骂我们这些革命党人是“远距离革命家”，章炳麟等人又背叛孙先生和同盟会，已经到了“非口实所可弭缝，非手段所可挽回”的地步。现在我们必须拿出具体的行动来证明我们的革命之决心，才能使梁启超愧对民众，使章炳麟愧对党人，才能促使同盟会内部团结和挽回民众对革命的信心。我以前在《革命之决心》一文中曾经说过，革命党人要为革命作釜作薪，现在正是需要我当革命之薪的时候，若吝薪则何由有饭？进行暗杀之事，自前年（丁未）以来，蓄此念于胸中，以至今日，千回万转，而终不移其决心。表示愿以生命充革命之薪。　　由于没有同盟会领导人的支持，汪精卫不得不自己寻找愿意和自己一起北上行刺的人，他首先想到的是黄复生。汪精卫把自己北上行刺的计划告诉黄复生，汪精卫还没有讲完，黄复生就大笑道：“铭兄，有话何不直说。我和你一起去北京。”汪精卫说：“去北京行刺可是九死一生，毫无生还的可能。”黄复生豪爽地说：“我参加革命时早已立志为革命而死，还谈什么生还的问题，这次就让我们一起作革命之薪吧。”最坚决和汪精卫一起北上的是陈璧君，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你有一张英国臣民的护照，当然不怕死。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听完二话不说，拿出英国护照当场撕成碎片，满座皆惊。这年夏天，汪精卫前往日本东京。并与黄复生、黎仲实、喻云纪、陈璧君、曾醒、方君瑛7人，组织一小暗杀团体，在香港黄泥涌道设立秘密机关，以香港屯门邓三伯农场进行爆炸试验。10月，汪精卫在日本秘密续刊《民报》，连续发表文章，鼓吹暗杀牺牲精神，他又采取了新的行动，决计杀一两个满清重臣，以实际行动回击分裂势力与保皇党人的攻击和挑衅。　　3行刺摄政王名扬中外　　20世纪初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组织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萍浏醴起义曾使革命党人为之振奋，东京的同盟会员“莫不激昂慷慨，怒发冲冠，亟思飞渡内地，身临前敌，与虏拼命，每日到机关部请命投军者甚众”。　　接着，同盟会又在华南沿海和沿边地区连续发动了饶平黄冈、惠州七女湖、防城、镇南关、钦州马笃山和云南河口六次武装起义。革命党人屡败屡战，不屈不挠。但是河口起义失败之后，革命党人中间出现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唏嘘太息，相视无言。”转而热心于从事暗杀活动，认为面对残暴的强敌，暗杀可以唤醒沉睡的人民，成为革命的导火线，而且简单易行。因此，从兴中会到同盟会，组织了七八个暗杀团，策划过五十起以上的暗杀活动。其中汪精卫等赴北京刺杀摄政王载沣是一重要行动。　　1909年，同盟会进入一个最困难时期，国内多次武装起义均遭失败，《民报》已被查封，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又在同盟会内部掀起一个“倒孙”运动，诬蔑孙中山贪污经费，并以恢复“光复会”名义进行活动，广大同盟会员也情绪不振，态度消沉。此时，汪精卫提出“杀一虏酋”，“借炸弹之力，以为激动之方”，想用暗杀活动激励人心。于是不辞而别，由新加坡潜回香港后经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人多方劝阻，汪精卫答应暂不行动。孙中山遂命他去日本恢复《民报》，于是汪精卫又到了日本。陈璧君得知消息后，为了追求汪精卫，也以留学为名，到了日本。陈璧君到日本后，和秋瑾、曾醒（同盟会员，黄花岗烈士方声洞之四嫂，人称曾三姑，大革命时期曾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晚年随汪精卫投敌）、方君瑛（同盟会员，方声洞之七姐，人称方七姑，后从事教育工作）等人住在一起。她慷慨解囊，把家中带来的钱物交给同盟会，作为活动经费，博得了大家的赞赏。　　面对革命党人遭到的屡次挫折，汪精卫甚感焦虑。汪决定“与虏酋拼死”，“谋击一清廷重臣，以事实表现党人之决心。”北上前，他留书与孙中山作别，内称：“欲维持团体，要在努力于事实之进行，则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孙中山曾极力劝阻，汪的密友胡汉民也声泪俱下地劝他不要做这样无益之举，汪都不肯听。且作书告别南洋革命党人，内有：“……今者将赴北京，此行无论事之成否皆必无生还之望和，故预为此书托友人汉民代存，事发后即为代寄。……弟不敏，先诸同志而死，不获共尝将来之艰难，诚所愧恧。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欲以其牺牲创惊人之举，大有视死如归的气概。　　陈璧君听说汪精卫要组织暗杀团，也非参加不可。于是，由汪精卫、陈璧君、喻培伦、黄复生、黎仲实、曾醒、方君瑛等七人，组织了一个暗杀团。当时，暗杀成风，不少革命党人视此为最激烈之革命手段，不惜牺牲生命而为之。暗杀团总部设在日本东京本乡区真砂町十五番地，其成员来往于日本和香港之间，又在香港黄泥甬道设立了秘密机关，并去屯门邓三伯的农场试验炸弹。邓三伯名荫南，也是同盟会员。制作炸弹主要靠喻培伦，他在日本学习化学，因试制炸弹曾炸伤自己一只手。　　陈璧君对暗杀之举也十分积极，曾找到孙中山的日本友人宫崎滔天，要求学习柔道，以备暗杀时防身自卫。当时无女子柔道奕是清王朝顽固派的代表人物，因而成为汪精卫暗杀小组的首选目标。　　训练场所，宫崎就介绍她向其义弟一九二四郎学习剑术。和陈璧君一起学剑的还有早稻田大学学生长江清介、禅宗寺院的和尚龟井一郎、黄兴的长子黄一欧、宫崎的儿子龙介、震作等人。暗杀团原计划谋刺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后听说两江总督端方调任直隶总督，于是汪精卫、陈璧君、喻培伦、黄复生等人来到武汉，准备在汉口车站行事。因端方改由水路北上，谋刺未成，炸药就留在了武汉。1911年武昌起义时所用的炸药，一部分就是他们留下的。最后，暗杀团决定去北京活动，由黄复生、但懋辛先去北京准备一切，陈璧君回槟城家中筹款。当陈璧君母亲知道女儿要去北京进行暗杀活动时，极力劝阻。经陈璧君反复说服，卫月朗将首饰典当，加上平日的积蓄都给了她。陈璧君回忆说：“谋于清廷根本之地，为非常之举，以振奋天下之人心。顾所费过万金，无所出，而为事至密，不能以巨资望之同志，吾母知吾等隐衷，乃典质衣饰以足其数，吾辈乃得成行。天下慈母之心，目击其所生及爱如所生之人，相将入万死之地，不尼其行，且务有以成其志。如吾母者，似非慈之一字足以形容也。”陈璧君带着这笔款子立即回国北上。此时，汪精卫已去大连相候，二人见面后，经沈阳转赴北京。一路之上，二人扮成夫妻以为掩护。此行虽有艰险，但和汪精卫在一起，陈璧君的心情仍是十分愉快的。　　刺杀行动确定后，1909年深秋，黄复生、喻培伦先行回国，在北京建立这次行动的掩护机关。由于喻培伦在大阪化学研究所学习，专门研究过摄影技术。经过一番周折，喻、黄二人就在北京顺治门外琉璃厂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准备开办一家照相馆做掩护，进行暗杀准备活动。一切准备就绪，喻培伦又东渡日本，向汪精卫等人做了汇报。然后购置好炸药器材，混装入照相器材当中偷运回国。　　1909年12月，汪精卫同陈璧君等人顶风冒雨，日夜兼程，奔赴北京。随之照相器材和炸药等也已运到。元旦过后，汪精卫等开设的“守真照相馆”正式开业。老板是黄复生，喻培伦负责照像，其他人协助工作。新奇的摄影技术招来了好多好奇的观众，照相馆开张后，顾客络绎不绝，生意非常兴旺。汪精卫等到北京，并不是做生意赚钱，而是从事革命活动。他们尽量抽出时间研究布置暗杀活动和研制炸弹。　　当时，清庆王奕是清王朝的顽固派，权威最盛，是革命党的死对头，汪精卫等商议先炸死他。几番侦察，发现奕非常谨慎，出入都走京都大街，庆王府又戒备森严，不得入手。　　后来，汪精卫等听说清贝勒载洵、载涛赴欧洲祝英王加冕，并考察外国海军，即将回国，汪等想趁他们回京时动手暗杀。由于时间仓促，准备不够。两贝勒回国那天，汪精卫、黄复生、陈璧君三人雇一辆骡车前往前门站，汪精卫和黄复生携带装有炸弹的皮箱在车站门口等候，陈璧君则在骡车上接应。汪精卫、黄复生二人整整等候一天，火车到站天已黄昏，满站台迎候的人都戴红顶子，不知谁是载洵、载涛，恐误中他人，只好罢手。几次暗杀计划落空后，汪精卫决计擒贼先擒王，只以摄政王载沣为目标。但载沣出入随从甚众，铁茶壶装炸药威力不够，遂派黄复生向骡马市大街的铁匠定制一个大铁罐，直径一尺二寸，高近一尺，可装炸药四五十磅。这些准备妥当后，又商议选择行刺地点。　　经黄复生探悉，载沣每日上朝，必经鼓楼大街，鼓楼前有一短墙，可先伏于墙后，待其通过时，扔出罐。但因鼓楼大街修筑马路，改变了路线，此计划只好放弃。又经调查，了解到载沣必经之路为烟袋斜街，但因租不到房子，没有藏身之处，也只得作罢。最后，选定什刹海旁的甘水桥下为爆炸地点。该地三面环水，仅一面有居民数家，非常僻静。桥畔长有几棵大树，树干粗壮可以藏人；树旁还有一座破废了的清虚道观，人迹罕至，可以作为掩护地点。这又离摄政王府很近，为出入必经之路。可将炸药埋置桥下，待载沣通过时引爆。这样，决定由黄复生、喻培伦埋置炸药，汪精卫负责引爆，陈璧君负责往来联络。同时还在什刹海附近的清虚道观，向道士租房一间，作为腾挪之地。　　行动的时刻就要到了，在这关键时分，汪精卫找陈璧君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他说：“现在要干了，我们都可能牺牲，我已经几乎没有再活下去的打算了，希望你要认真地考虑。”陈璧君说：“我不是为刺杀摄政王来的，而是因为爱你才来的。当然，这件事我们一起干。不过，万一我们两人都能活下来，我愿意把一切都献给你，做你的妻子。希望你能够答应我。”汪精卫本来并不爱陈璧君，此时却为她的真情实意所感动，既然到了这样的地步，所以便答应了她的要求。有了这种保证，陈璧君自然十分高兴。　　1910年3月31日（清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汪等用照相机上的遮光布将炸弹包好，用一辆骡车运到甘水桥边的清虚道观里藏起来。深夜，古城北京仍能感到残冬的寒意，人们大都进入了梦乡。汪精卫担任警戒，黄复生、喻培伦两志士在甘水桥下紧张地忙碌着，突然犬声四起，当夜埋炸药已不行了。次日夜里，二人又继续工作，将炸药罐埋好后，铺设电线，铜线过短，所差太多，只好天明后再购买铜线。第三日半夜继续铺设时，忽见桥上有人张望，黄复生感到有可能被发现了，叫喻培伦通知汪精卫不要来了，自己藏于树后，观察来者是什么人。只见一人手提小灯笼来到桥下，东照照，西照照，就走了。黄复生赶紧跑到桥下，将电线收回。因炸药罐太重，不能取出。这时，又来了三个人：一个警察，一个宪兵，还有先前来的那个人，在桥下查找很长时间才离去。事后才知道，桥上的人是一个车夫，因他的妻子三日未归，出来查找，见桥下有人，以为是奸夫，到桥下看见炸药罐，也不知何物，赶紧报告警察。汪等人费尽心机的行刺计划就这样暴露了。　　第二天一早，汪等发现市面上一切平静，一点反常现象也没有，他们深感奇怪。下午，也没有发现清兵抓人的迹象，喻培伦到街上侦察了一番后，大着胆子到甘水桥附近观察，桥下埋的炸弹不见了。　　原来，清兵把炸弹取出来，抬到官府中，清廷官吏们也不知这个铁家伙为何物。第二天一早特请来日本和美国使馆的专家进行鉴定。美国专家一看便清楚了，摆在官府案头上的是一颗威力强大的炸弹。当他们听说这颗炸弹埋设在载沣要经过的桥下时，心有余悸地说：幸好未爆炸，要不然，这甘水桥附近两三里路之内完全被炸成一片焦土。美国专家望着已被吓破胆的清廷官吏说：像这样工艺先进、设计高明、威力强大的炸弹，外国人要制造也是困难的。这颗炸弹不是中国制造的。日本专家却根据炸弹外壳上有明显的车削痕迹，说这颗炸弹一定是在中国境内加工装配的；北京城戒备又很严，这么笨重的铁家伙不容易混进城，因此断定是在北京城内制造的，但究竟是中国人干的还是外国人干的尚不清楚。　　清朝官吏们没敢声张。他们恭敬地送走了洋人，便对城内的铁匠铺按户密查，发现是骡马市大街鸿太永铁工厂所制，经审讯，厂主供认是为“守真照相馆”做的。　　陈璧君异想天开地提出，也许警察没有把铁罐挖走，应该再去察看一下，由黄复生、喻培伦分头前往，发现此地已布满军警，陈璧君这才无话可说。汪等在照相馆中小心地等了几天，关于追查炸弹的风声还是时有所闻，但消息是各种各样的：有的说是庆亲王奕想以此除掉肃王善耆；有的说是贝子溥伦想以此篡宣统皇帝的位；有的人根据炸弹外壳上刻有英文“伦敦”的字样，断定是由载洵、载涛从国外带回，目的是除掉摄政王载沣；还有一家报纸上竟然载出消息，说是官府已查明安置炸药者，并在卢沟桥捕获，就地正法云云，众说纷纭，不一而足。但不管哪一条消息，都没有离开清廷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位的斗争，而没有怀疑是革命党人干的，汪等暗暗松了一口气。　　他们在商议下一步行动计划时认为，从日本带来的炸药和器材已所剩无几，只能再派人去日本购进。大家商定，由喻培伦、陈璧君回日本购买炸药和器材；黎仲实到南洋总部汇报并请示下一次行动方案，到广东、南京等地筹款；但懋辛去上海准备接应下批器材；汪和黄复生仍留北京，准备再举。4月4日，陈璧君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和黎仲实、喻培伦三人离开北京。　　喻培伦等出发后，“守真照相馆”便处于清政府严密监视之下。清兵以检查执照为借口，将黄复生逮捕。然后，通过一个给汪精卫送饭的小伙计，捉到了汪精卫。　　在审讯时，问汪精卫：“谁是主谋？”汪答：“我就是主谋，事情是我自己一个人干的。”问黄复生：“谁是主谋？”　　黄答：“我自己是主谋，事情和别人没有任何关系。”两个人都争着救对方牺牲自己，因此两人都要被处死刑。原同盟会外务干事，后变节卖身投靠肃亲王善耆的程家柽出来为汪、黄说情：“他们昔日都是我的同志，就留他们一条命吧。”　　内务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亲自审讯时，对汪、黄说：“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就全写出来吧。”在生死关头，汪精卫面不变色，下笔千言，一挥而就，写了自己的革命思想和目的，对暗杀之事供认不讳。谓：汪兆铭，别号精卫。前在东京留学时，曾为《民报》主笔，生平宗旨，皆发之于《民报》，可不多言。丁未年孙逸仙起事时，兵败后携炸药军器等出。我潜以此等物件，纳入书篦内，寄存友人处。后复在南洋各埠演说，联络同志。继思于根本之地，为振奋天下人心之举，故来。　　供词痛斥了所谓今日中国已立宪矣，何犹思革命而不已立保皇言论。指出，今号称立宪，而其目的在于巩固君主之大权，是其强权较昔加厉，清政府终为民族、民权两主义之敌。并痛述中国在国际上已面临一亡而不可复存，一弱而不可复强之局面。此情尤令人惊心怵目，而不能一刻以安。今之中国非于根本上为解决，必无振起之望。慷慨激昂，痛斥清廷侈谈立宪的极端虚伪。　　汪被捕后，自料必死，吟诗言志，在狱中成《被逮口占》四首，其中一首是：又名《慷慨篇》。　　街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肃亲王善耆主张对汪精卫等“从宽”处理，使汪免于一死。　　还写了如下壮语：“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这些铿锵的诗句曾流传一时，为人称颂。汪精卫的谋刺活动经过长期筹计，并非一时冲动。因此，他被捕后和黄复生一样，都主动为对方承担责任。这些壮举不仅为一般人传为佳话，也为主审官善耆所赞叹。　　由于谋刺摄政王是一个大案，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亲自审理此案。肃亲王说：“汪先生在《民报》的篇篇大作，我都拜读过。汪先生主张中国必须自强自立，改革政体，提倡民众参政，效法西方立宪，这些与朝廷的主张都是一致的。　　目前朝廷正在筹办预备立宪，建立国会让民众参政议政，这些不正是先生所争取的革命目标吗？“汪精卫说：”我们革命党人所主张的绝不是立宪，而是要推翻封建专制，实行三民主义。亲王既然读过汪某在《民报》上的文章，对汪某的革命主张应有所了解。“肃亲王说”你们革命党的确有很多杰出的主见，但你们也应该认真听听我们的看法。说实话，我认为‘三民主义'是一种见识褊狭的理论，不能成为今后中国的指导理念。为什么要宣扬灭满兴汉？这样宣扬民族仇视能够使中国实现五族协和吗？为什么要搞流血革命，我们不是已经答应实行宪政，让各种政治主张都有实现的机会。　　用和平的宪政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不是比用多数人生命财产损坏的革命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更好吗？邻国日本不正是君主立宪的成功榜样载沣与溥仪、溥杰的合影。站在右边的，就是后来成为宣统皇帝的溥仪。　　吗？“汪精卫说：”我们主张革命的时候，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宪成功的事例来反对革命。但日本明治维新，是西乡隆盛用武力从幕府手中夺来的政权，绝不是幕府微笑着把政权交出来的。现在中国搞君主立宪，并不能解决长年的腐败弊害，而且把国会作为民权的支柱不过是一种幻想，国会只不过是君主的傀儡走狗而已。只有民主革命才是救中国的惟一道路。“肃亲王说：”中国的政治十分复杂，各种民意纷缠不一，改革政体岂能操之过急？螳螂在前，黄雀在后，列强不是在觊觎着我们吗？不忍不谋则乱，还请汪先生三思。“经此辩论，汪精卫的志士名声很快传遍了海内外。　　关于汪精卫一案，有人主张应处以极刑，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则认为，现在正推行立宪，革命党不只汪、黄二人，若来一个杀一个，冤冤相报，何时可了，不如从宽处理。后摄政王也批谕：“我国正预备立宪，该生等系与政府意见不合，实不知朝廷轸念民庶情形，宜以渐进，徐图改良国政。该生等躁急过甚，致陷不轨之诛，日后当知自误也。此与常罪不同，为国罹罪，宜从宽典。”4月29日，宣统皇帝发布上谕：“汪兆铭、黄复生，着交法部永远牢固监禁，罗世勋着牢固监禁十年，余依议，钦此。”30日汪精卫、黄复生由民政部内总厅解往法部监狱（北监）关押，开始了铁窗生涯。　　对汪精卫等人的被捕，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甚为惋惜，并立即组织了营救活动。5月4日，孙中山在致美国芝加哥同盟会员梅培的信中，对汪之被捕，表示：“吾党失一文武全才能员，殊深痛惜也。”6月5日，在致纽约同盟会的信中又说：“精卫君往北京，身入虎口，欲有所图，不幸事败被拿。昨日得接香港汉民君来电云：”精永禁'，盖精卫君已被虏廷永远监禁也。虏之不杀，想有顾忌而不敢也。“7月20日孙中山致函吴稚晖，请设法营救汪精卫。1911年3月20日孙中山致函吴稚晖，告汪在狱中状况，并云已派人去北京营救。胡汉民初闻汪精卫被捕，以为必死无疑，极为悲痛，特为诗悼之。其诗云：挟策当兴汉，持椎复入秦，问谁堪作釜，使子竟为薪。智勇岂无用，牺牲共几人，此时真决绝，泪早落江滨。　　此时，喻培伦和陈璧君已到达日本东京。他们从报上得知汪精卫和黄复生被捕的消息。陈璧君那时正在和汪谈恋爱，一听到这消息，气急败坏。她不讲到日本购买炸药器材是大家的决定，是图再举，而破口大骂喻培伦是胆小鬼，出卖同志，临阵怯逃，见死不救等等。少数不明真相的革命党人听了陈的话，也纷纷指责喻培伦，甚至疏远他。喻培伦忍辱负重，不愿和已经丧失理智的陈璧君争执。对于汪、黄的被捕，他也感到内疚，想到自己参加革命以来，几次重大行动都没有完成，也没有血染沙场，作为一个革命者，是不能原谅这种没有结果的失败的。因此，他对于不明真相的革命党人的指责没有进行解释，将委屈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后来，他对吴玉章说：“谁怕死，将来的事实是会证明的。”　　喻培伦烈士遗像。　　1911年4月，喻培伦参加黄兴等领导的广州起义，身背炸弹筐冲锋在前，勇猛顽强，因身负重伤被俘。临刑前，他慷慨激昂地宣称：“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凶残的清政府用灭绝人性的“大辟”处死了喻培伦。　　喻培伦烈士生前的亲密战友、革命家吴玉章同志，为纪念喻培伦烈士死难五十周年，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当时年少正翩翩，慷慨悲歌直入燕。几尺电丝难再续，一筐炸弹奋当先。成仁烈迹惊环宇，起义欢声壮故园。五十年来天下变，神州春色满人间。　　吴玉章对二人只能好言相劝。陈璧君再三央求吴玉章去北京，设法营救汪精卫，吴玉章答应了她的要求。不久，吴玉章从日本经过朝鲜，潜入北京，住在他姐夫家中。那时，曾醒有个弟弟叫曾季友，在北京经商，吴玉章通过他打听消息和联络同志，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也没有想出好的营救办法，原想组织人劫狱，实际上无法做到。吴玉章的姐夫素知他参加了革命党，又见他行动可疑，不管他同意否，先替他买好车票，然后骗他上了火车，去了上海。为了筹措营救汪精卫等人的经费，陈璧君、黎仲实由日本来到新加坡，见到胡汉民、赵声等，大家相对落泪，遂去槟城筹款，胡汉民召开同盟会分会会员开会，大多冷漠，气得胡汉民离会而去。卫月朗罄其私蓄相助，吴世荣、黄金庆、陈新政也多有相赠。陈耕基的第三如夫人也赠洋四千元。由陈璧君、黎仲实带此款去香港筹划，胡汉民和邓泽如再去新加坡设法。陈璧君、黎仲实到香港后，在九龙城外设立了一个秘密的营救机关。不久，胡汉民等人亦来，又吸收李佩书、黎德荣二女士参加。大家虽四处募集经费，但仍感不足。胡汉民曾在自传中回忆道：一日，陈璧君心血来潮，向大家提出：“营救汪精卫等人，无巨金则很难办到，近来又筹措无术，听说有人是靠赌博发家致富的，我们为了营救精卫兄，为什么不可以去赌一下，碰碰运气。”大家研究了一番，认为这也是个办法。于是由胡汉民带领，陈璧君剪发做男子装，与李佩书扮成一对青年夫妇，去了澳门赌场。澳门是东方有名的赌城，除专门赌场外，不少旅店也设有赌场，赌的方法更是五花八门。这些赌场都由黑社会所控制，他们相互勾结，从中捣鬼，外人是赢不了的，即使赢了，钱也很难带出赌场，外人进去只有输光为止。陈璧君和胡汉民等人根本不谙此道，不知深浅，贸然闯入，结果将带来的百金输光，狼狈而归，反而又增添了一份烦恼。过后，陈璧君又请黎仲实去日本设法筹款，黎找到吴玉章，提出：“请把你买军火的回扣给我吧！　　我要去救汪精卫。“吴说：”我为革命买军火，从来没有拿过回扣，并以拿回扣为可耻……这一次既然要救汪精卫，那就破例给你一些回扣。“当时吴玉章经手买军火款共六万元左右，按百分之五拿回扣，共计3000元，交黎带回香港。　　这时，陈璧君在香港心急如焚，坐卧不宁，提出要亲自去北京进行营救。胡汉民认为这样做太危险，可以先派人去北京做好准备，然后再去。当时，正逢同盟会员邹鲁从广东法政学堂毕业，得到副贡和直隶州州判的名义，要到北京去铨叙，请他前去不会引人怀疑，邹鲁也慨然应允，同时写信邀请在沈阳的张煊和广州的郭守发一同前往。不料邹鲁到上海后，大病一场，不能北上，后由叶夏声将他送回广州。郭守发和张煊到北京后，探明了汪精卫囚禁之所，并设法建立了联系，但也无营救之计。陈璧君为营救汪精卫四处奔波，汪精卫在狱中也思念陈璧君，专门写了一首忆陈璧君的《秋夜》诗：落叶空庭夜籁微，故人梦里两依依；风萧易水今犹昨，魂度枫林是也非。入地相逢虽不愧，擘山无路欲何归；记从共洒新亭泪，忍使啼痕又满衣。　　此诗后来发表时，汪精卫写有附记说：“此诗由狱卒辗转至冰如手中，冰如持归与展堂（胡汉民）等读之，伯先（赵声）每读一过，辄激昂不已，然伯先今已死矣，附记于此，以志腹痛。”　　1910年冬，陈璧君不畏寒苦，冒着生命危险，决定与黎仲实去北京营救汪精卫。临行时，胡汉民为其送行，并诵叶清臣《贺圣朝》词云：“不知来岁牡丹时，再相逢何处？”众人相对泣下，不胜悲壮。陈璧君等到北京后，几经辗转，托狱卒带给汪精卫十多枚鸡蛋，内藏有书信一封。汪见信，悲喜交集，喜的是狱外的同志正在积极设法营救，陈璧君甘冒风险亲自来京，对自己真是情深似海；忧的是陈璧君来京活动，危险很大，惟恐发生意外。于是咬破手指，写血书一封，上书“信到平安”四个字，又改填了《金缕曲》词一首赠陈璧君。词云：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　　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循环细读，残灯如豆。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故人。愧戴却头颅如旧。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肠已断，歌难又。　　这首词充满了对陈璧君的思念爱慕之情。对于陈的来书，存之不能，弃之可惜，最后竟嚼而吞之。汪精卫和陈璧君铁窗深情，吞吃书信一事，在当时革命党人中曾传为佳话。汪精卫又用血写了五个字“勿留京贾祸”，让陈璧君赶紧离开危险的北京。过了几天，汪精卫收到狱卒转来的陈璧君的一封信，陈璧君在信中说：“我们两人虽被牢狱的高墙阻挡无法见面，但我感到我们的真心却能穿过厚厚的高墙。我将遵从你的忠告立即离开北京，不过在此之前有一件事想和你商谈。你我两人已不可能举行形式上的结婚仪式，但你我两人从现在起，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妇，你看好吗？”汪精卫为陈璧君的真情所感动，自己是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囚人，如果不自首叛变的话，根本没有出狱的希望，惟一可以盼望的是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但那一天什么时候才会来呢？是10年后还是20年后？也许他永远再也见不到陈璧君了，汪精卫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下一个字“诺”。　　服刑期间的汪精卫，在肃亲王善耆施展的各种软化手段面前，陷入左右为难的处境，出现低沉消极的情绪，产生妥协心理。当时，善耆派人在狱中为汪另辟裱糊一新并配有家具的房舍，“复赠以图史百余帙”，并多次找汪密谈，表示倾慕。甚至对《民报》所阐述的革命主张，也认为不够彻底。这个满洲贵族广征博引，用睥睨一切的傲慢姿态，以探讨学理的礼贤下士风度，慑服了这个血气方刚的革命青年。汪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由感恩戴德，到表示忏悔。这种变化，在汪被监禁期间的诗作中曾有所流露。如，他在《有感》一诗中写道：忧来如病亦绵绵，一读黄书一泫然。　　瓜蔓已都无可摘，豆萁何苦更相煎？在这里，汪已把革命党与清王朝之间的殊死斗争，喻为兄弟相残。在《述怀》长诗中，竟对自己的革命行动自责自悔起来，“平生慕慷慨，养气殊未学，哀乐过剧烈，精气潜摧剥”，意境情态为之一变。当时北方革命党人曾指出：“兆铭在狱时，固已投降民政部大臣肃亲王善耆。”汪精卫自己后来回忆这一段狱中生活时，对清室产生了感恩心理，他情不自禁地说：“救我命的是肃亲王。肃亲王为使我抛弃革命的决心，用尽了种种方法。”“我每回忆到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这位清朝末期的伟大政治家。”但汪精卫仍是一个革命者，拥护孙中山的初衷没有变。　　陈璧君留北京多日，经与各方联络，准备从狱外挖一地道，直通牢房，以救汪精卫，事实上很难办到。这时，孙中山来到槟城，召黄兴、胡汉民等人亦至。他对胡说：“我知子等谋营救精卫，我意再起革命军，即所以救精卫也。夫谋杀太上皇而可以减死，在中国历史亦无先例，况于满洲？其置精卫不杀，盖以革命党之气所慑矣。子亦尝料满洲必覆，则何不劝仲实、璧君诸人集中致力于革命军事，而听其入京作无益之举，忠于感情，而失却辨理力，我不意子亦如是也。”　　这就是说，只有发动革命军起义，取得革命胜利，才是营救汪精卫的最好办法。胡汉民接受了孙中山的意见，立即通知在北京营救汪精卫的陈璧君、黎仲实返回香港，准备参加广州起义。汪精卫在北京狱中，得知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很为陈璧君担心。又听说胡汉民已经牺牲，大为感伤，乃为诗悼之。诗云：“马革生平志，君今幸已酬，却怜二人血，不作一处流。”后又听说胡汉民未死，才转悲为喜。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惊恐万状，一面起用袁世凯赴鄂镇压革命，一面释放政治犯，以涣散革命党人的斗志。在此形势下，摇摇欲坠的清政府，27日，被迫发布了《罪己诏》。30日，又发布了开放党禁的上谕，谓：“资政院奏请开放党禁，以示宽大而固人心一摺，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者，悉皆赦其既往，俾齿齐民等因。钦此。”同日，内阁即奏请释放汪精卫等人，内称：“窃见汪兆铭等一案，情罪似出有因，……所有原供罪状，实系因犯政治革命嫌疑，致罗法网。在汪兆铭等，以改良急进之心，致蹈逾越范围之咎，其迹虽近愤疾，而当日朝廷不忍加诛，亦实以其情尚可原，冀有祓濯自新之日。……合亟仰悬天恩俯准，将此案监禁人犯汪兆铭及黄复生、罗世勋等，悉予释放。”　　11月6日，司法大臣绍昌再次奏请释放汪精卫等，奏日：“查阅汪兆铭亲供，并无狂孛之语，应如何弃瑕采用，请旨片。再臣等查阅汪兆铭亲供所开各节，指陈政治之得失，发挥立宪精神，洋洋数千言，并无狂孛之语，抑且热忱苦志，时流露于公庭对簿之间，似此旧学新知，实属不可多得，其才可用，其志可悲。倘蒙天恩释放，加以驱策，当更感激圣慈，濯磨有效。谨抄录汪兆铭亲供一份，恭呈御览，应如何弃瑕采用之处，出自圣裁，谨附片陈明请旨。”同日，清帝发布上谕：“法部奏党禁即开，拟将监禁囚犯政治革命嫌疑人犯，请旨悉予释放，并抄录亲供呈览各摺片，汪兆铭、黄复生、罗世勋均着开释，发往广东交张鸣岐差委。钦此。”当天，汪精卫等即被释放出狱。不少民众围在刑部门前，争睹这位英雄的风采。　　4身在曹营心在汉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伟大的辛亥革命开始了。为了缓和局势，清政府只好一面起用袁世凯，另一面将汪精卫开释出狱。当时，袁因遭清廷罢斥，以足疾开缺放还回籍；汪亦以谋刺摄政王败露成为阶下囚。袁汪二人在当时可以说是同命相连。　　辛亥革命在江南大地上迅猛发展，清政府为了挽救危机，派陆军大臣荫昌亲率近卫新军两镇南下，并已起用袁世凯为两湖总督，督办剿抚事宜。袁则以“足疾未痊，难肩重任”为辞，以报被罢斥宿怨。荫昌所率北洋军将校，多为袁的旧部，号令不行。清廷复任袁为钦差大臣，全权节制，率军镇压革命党人。但袁却暗中利用革命党与清朝的斗争，企图坐收渔利。　　袁世凯与革命党人之间毫无渊源。辛亥革命前，同袁有交往的革命党人独有汪精卫。清政府为了同革命党人相通融，便任袁为内阁总理大臣，袁、汪二人携手之机来临了。　　当汪精卫出狱时，袁世凯尚在河南原籍，未到北京视事。但袁已致信其亲信梁士诒，信中写道：“南方军事尚易应付，北京政治，头绪棼如，正赖足下居中策划，请与唐少川预为布置。”梁士诒受袁之托，四处进行活动。因他是汪精卫长兄汪兆镛的乡榜同被清政府任命为钦差大臣的袁世凯。　　年，以年谊乡谊关系，特赴汪精卫的住处交换国是意见。经梁士诒介绍，汪精卫和袁世凯之子袁克定相识。两人一见如故，颇相投契。　　汪精卫出狱后，在11月15日与杨度一起，组织了“国事共济会”。主张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公然散布革命招瓜分、生内乱的陈词，这正是五年前汪精卫批判过的保皇滥调。因此革命党的喉舌———上海《民主报》对汪的这些活动曾写社论痛加批评。正如袁世凯所预料的，汪组织京津保同盟会，并取得领导权，对于革命党人筹备武装起义，多方限制劝阻。于是，在清政府统治的北方，他成了袁内阁的得力助手，而在革命党内则是拥袁倒清论的重要鼓吹者。汪精卫此时留居北京已无必要，30日他去天津，寓居租界内的一个旅馆中，对外说准备在天津筹办报馆，作为掩饰，而暗中则派人赴上海，将会晤袁世凯的经过告知黄兴等人。黄兴赞同汪精卫的活动，愿与袁世凯呼应合作，南北双方，遂有了默契。　　而袁克定则往返于京津之间，传递消息。　　1909年，袁世凯被载沣赶出朝廷后，隐居家乡河南彰德洹上村，以渔翁自居，终日策杖弄舟，披蓑戴笠，实则等待时机卷土重来。此图即为袁世凯洹上村垂钓图。同时，受同盟会指派，与袁世凯联络，争取袁世凯反对清廷。此时的汪精卫，已成了袁世凯家里的座上客，而且与袁克定结成金兰，深得袁世凯的赏识。《辛亥革命录》是这样记载的：“十一月初七日下午五时，清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见汪兆铭于内阁总理官署，使兆铭之沪，以革命党人立场，斡旋于伍、唐两代表间，以免和议之局因孙先生归国而中变，于是授兆铭议和代表参赞之名，俾得协助绍仪，但对外秘不发表。同日下午七时，世凯复见兆铭，其子克定亦相偕至，世凯命其子克定与兆铭约为兄弟。先是袁世凯三见兆铭，每见必以一人必以暮夜。盖此时世凯所资以利用兆铭者，则为京津保革命人之控制，与听取南方革命党人之情势，藉以纵横捭阖耳。　　及闻孙先生归国，则知非绍仪之外交所能胜任，遂使兆铭南下以周旋于内。当兆铭、克定相偕见世凯之夕，室中须设盛筵以待之。兆铭、克定见世凯，回叩首，世凯南面坐，兆铭、克定北面立，世凯顾兆铭、克定曰：汝二人今而后异姓兄弟也。克定长，当以弟视兆铭，兆铭幼，则以兄视克定。吾老矣！吾望汝二人以异姓兄弟之亲，逾于骨肉。兆铭、克定则合辞以进曰：谨如老人命，于是又北向四叩首。叩首毕，兆铭、克定，伴世凯食，食罢而退。“　　袁世凯还曾叫袁克定邀汪到洹上相识相叙，行时极为秘密，无人知晓。据汪后来对其侄汪希文说，他初次到洹上与袁世凯相见时，伸出右手准备与袁握手为礼，不料袁不习惯于此，却笑着向汪深深打了一揖，汪紧忙还了一揖，而后就坐。袁世凯笑着对汪说：“素来仰慕阁下是海内大文豪，今获相见，深感欣幸。”接着又称道“甘水桥之壮举，可与汉朝开国功臣张子房博浪之一击，先后媲美”。汪听后身感飘然。两人觉得颇为投机，只感相识恨晚。汪精卫便向袁道出革命党人希望袁以所拥兵力推倒清廷；袁则想利用革命军的声势压清朝皇帝退位。两人利害相同，一拍即合。此夜汪精卫与袁世凯密谈到深夜，在场侍坐者仅袁克定一人。第二天清晨，袁世凯命其子伴送汪返京。临行，袁世凯写信给梁士诒，嘱他筹款十万赠送于汪，作为路费。汪出身清苦，一生未见过如此厚礼，不免大吃一惊，认为非义之财万难接受，坚不肯要。梁士诒劝道：“阁下北京刚刚恢复自由，离家万里，身边岂能无钱，就是赴天津、上海斡旋国事，亦非钱不可。此是袁宫保的美意，何必客气？”最后，汪接受大洋一千元，退还了九万九千元。　　11月下旬，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大权在握，他重新上台后，大耍反革命两手，以图实现其险恶的目的。袁秉政后的第一个命令，就是要冯国璋攻下被革命党人占领的汉阳，以坚清廷对他的信任，同时也给革命党人一个下马威。　　但革命军英勇奋战，顽强反击，与冯国璋的北军隔江对峙。　　12月1日，汪精卫在天津意租界召集革命党人会议，宣布成立中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被推为支部长。南北议和开始后，12月9日，汪精卫被南方十一省代表推举为议和参赞，13日随唐绍仪赴武汉，会见黎元洪。17日，汪由北京经武汉来到上海。陈璧君此时也来上海相聚，二人历经艰险，久别重逢，高兴之情，难以言表。25日，孙中山从欧洲回到上海，汪精卫、陈璧君均到码头欢迎，孙中山与汪精卫热烈拥抱。26日，汪精卫赴孙中山寓所，出席同盟会干部会议，商讨组织临时政府方案，决定先向各省代表示意，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并由马君武著文在《民立报》披露。南北议和时，汪以南方军政府和议参赞的身份，“极意斡旋于伍廷芳、唐绍仪之间”，并配合帝国主义分子、旧官僚、立宪党人，散布总统非袁莫属的谬论。他扬言：“项城（袁世凯）雄视天下，物望所归，元首匪异人任。”孙中山就任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后，最初反对议和，汪竟反讥说：“你不赞成议和，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对孙中山施加压力。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其就职宣言就是由汪精卫代为起草的。1月3日，上海报界公会柬请孙中山大总统，于午后l时在老靶子路赵家花园设宴欢迎，汪精卫奉孙中山电命代其出席，并致答词。1月22日，同盟会在南京举参议院任命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电促袁南下就职，并派出以蔡元培为专使（前排右四）、汪精卫（左一）等为随员的代表团迎袁南下。这是1912年9月迎袁使团到北京时的合影。　　行会员大会，讨论修改誓词及改组政党等问题，因孙中山方综国政，不宜兼摄党事，有举汪精卫为总理之提议。2月12日，清宣统皇帝溥仪下诏宣布退位，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13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推袁世凯为总统，但政府须设在南京。18日，临时政府派蔡元培为迎袁专使，汪精卫、宋教仁、魏宸组等八人为欢迎员，前往北京迎袁来南京就职。21日，迎袁专使乘招商局新铭轮由上海北上，汪精卫、陈璧君也随船前往，因雾阻，24日船才到天津。在舟中，蔡元培、唐绍仪、汪精卫等人发起组织“进德会”，目的是“以矫社会渐趋奢侈，政客之猎官热”。　　规定会员：不狎邪、不赌博、不置妾。如能谨守前两条者，为进德会赞员。特别甲部会员，除前列三项外，加不作官吏。　　特别乙部会员，除前列四项外，加不作议员、不吸烟。特别丙部会员，除前列六项外，加不饮酒、不食肉。全部戒约共八项，所以也叫“八不会”。对组织此会，陈璧君也表赞同。　　26日，汪精卫与蔡元培、唐绍仪一行人抵天津。27日下午，汪与蔡元培等乘专车由津抵京。晚上会晤了袁世凯，并向袁递交参议院举袁为临时大总统之通告及孙中山致袁的手书，请袁赴南京就职，并商谈国都迁往南京事宜。汪精卫、陈璧君到北京后，利用公余时间，查看了谋炸摄政王的小石桥，二人携手伫立桥上，感慨万千，流连忘返，汪曾赋诗一首，以抒情怀。二人还参观了关押汪精卫的刑部监狱，昔日阶下囚，今日座上客，心情自然不同。警厅又把过去查获的汪精卫的书报、衣物，全部奉还。28日，汪与蔡元培等再次往见袁世凯，商迁都及袁赴南京就职问题。晤袁后汪电孙中山谓：袁慰廷（世凯）极愿南来，惟因尚未交定，现定29日再晤详谈。29日上午，汪与蔡元培等再晤袁世凯，袁允俟军事、民政及新政府布置妥定后，即行南来。当天晚上，第三镇陆军两营在北京发动兵变，汪精卫偕蔡元培等仓皇避入附近美国人格林家。由于革命党人妥协，政府改设北京。3月13日，汪精卫等人离开北京，乘京汉路火车去武汉谒黎元洪，18日回到南京，向孙中山作了详细汇报。4月2日，孙中山辞职后，偕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陈璧君等人回到上海，准备返粤。　　4月5日，黎元洪致电孙中山，欢迎他去武汉。8日，孙中山偕胡汉民、汪精卫、陈璧君等乘联鲸号兵舰去武汉。　　在舟中，汪、陈二人反复推敲，作《念奴娇》词一首。词云：飘摇一叶，看山容如枕，波浪如簟，谁道长江千里直，尽入襟头舒卷。暮霭初收，月华新浴，风定微波剪。惕然携手，云帆与意俱远。　　在武汉，汪精卫夫妇与孙中山一起，出席各种欢迎会，参观了汉阳兵工厂、造币厂，游览了武昌黄鹤楼。12日，孙中山等人乘原兵舰返回上海，17日，乘泰永号船回粤。汪精卫和陈璧君则双双回家结婚。4月26日，先到槟城陈璧君家中，此时陈父已去世，汪精卫又成了开国功臣，对其婚事，自然无有异议。5月17日，汪、陈二人由槟城经新加坡回到香港。是日，随同宋庆龄、孙科和胡汉民夫人杨淑子，一起回到广州。汪精卫把陈璧君介绍给全家人等，并正式举行了婚礼，何香凝是他们的女傧相。5月25日，《民立报》发表了汪、陈结婚的消息。汪又拿出一笔生活费，送给曾与他订婚的刘文贞，才算彻底了结此事。后刘文贞学医成名，曾任广东省立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与陈某结婚，汪精卫才觉心安。　　袁世凯取得大总统宝座后，得意忘形，不可一世，深感汪精卫斡旋之力。6月8日，汪出京南下，向袁告辞，袁率全体阁员为汪饯别。席间，袁询问汪：“你尚有什么担心吗？”汪笑答道：“局面已经大定，有你在，万事可放心，此时只系担心你死而已。”袁闻言，初颇愕然，但细心一想，转而窃喜说：“你的话不错，此时我真不能死，没了我一切都完了。”大家听罢，举杯为之一笑。汪的话，表面上不免来复突兀，似乎不详，实际是恭维袁世凯已到了顶点。后来袁再厚赠以路费，并明令为汪授勋。　　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曾聘请汪精卫为高等顾问，广东也几次推举他出任都督，他都坚辞不就，决心和陈璧君一起赴法留学。1912年4月，他们由上海南归时，途经福州，特邀时任福州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的曾醒和校监方君瑛一同赴法。汪、陈结婚后，就去南洋各埠游览，准备赴法。7月28日，到了怡保，参观了锡矿等处。31日，来到基珑吱。8月1日，回到了槟城。　　对于汪精卫和陈璧君出国留学，孙中山曾去信劝阻。8月9日，汪精卫复信孙中山说：如今“政体已经共和，而弟所受之学说，则日本君主立宪国学者之言也。吾党方提倡之三民主义，而弟于此学殊无所闻知，逆计将来出而任事，不为国家福也。现弟所有者只社会上之虚名，此等虚名，自误误人，不可久尸，故弟求学之念甚坚，不可动摇……请俟弟学成之后，届时或更稗于先生也。”不久，曾醒等人来到槟城。于是，汪精卫、陈璧君、曾醒、方君瑛、曾仲鸣（曾醒之弟）、方君璧（方君瑛之妹，曾仲鸣之妻）等人，一起乘船去了法国。途中，汪精卫曾赋诗多首，述其“无官一身轻”，悠闲自得的心情。在《登鼓山》诗中云：登山如登云，盘纡千仞上，寥寥万松阴，惟听疏蝉响。　　在《太平洋听瀑布》诗中云：一片沦漪不可收，和烟和雨总无愁；何当化作岩中石，一任清泉自在流。　　9月5日，汪精卫、陈璧君一行抵法国马赛，受到褚民谊、李石曾、张静江等人的欢迎，大家同去巴黎观光。后接受李石曾的建议，决定住在离巴黎不远的蒙太尼城，李氏夫妇也寄居在此。该城有男、女中学各一所，曾仲鸣、方做贤去男子中学寄读，方君璧到女子中学寄读。汪精卫、陈璧君、曾醒、方君瑛四人则在家请教师补习法文，并由汪精卫给他们讲授国文和诗词，过起了悠闲的“小休”生活，对国内政治十分冷淡。次年4月，汪精卫的长子汪文婴在蒙太尼城出生，为其“小休”生活平添了无穷乐趣。因陈璧君生育后无人照看，方君瑛承担了全部看护之责，为了表示对方君瑛的感激之情，所以将此儿取名为“婴”，“婴”与“瑛”谐音，以此作为纪念。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篡夺后，他便凶相毕露，想用铁血手段扑灭革命势力。孙中山等国民党人被迫再举义旗，进行二次革命，最后归于失败。袁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等人，而对汪则以礼相待，汪在袁的资助下，偕其妻陈璧君赴法国留学。以后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汪没有参加。袁世凯新华宫称帝，国事蜩螗，汪氏夫妇仍在法国，不但以帝制为然，也没有参加讨袁活动。　　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在政治思想上陷入了混乱。有人投靠地主买办阶级，猎官逐利；有人提倡“革命军兴，革命党消”；有人宣传无政府主义，声称不为政府延长战争；也有人自命清高，主张退出政坛。汪精卫当时属于后一类。他伙同吴稚晖、李石曾组织进德会，提倡“六不主义”、“八不主义”，标榜“不吸烟”、“不纳妾”、“不做官吏”、“不当议员”等等。　　可是，此时的中国，辛亥革命在一片胜利的欢呼声中流产了，胜利的果实被袁世凯摘走。袁一手利用了革命党人迫使清帝退位，取得渔人之利；接着，袁又凶相毕露，举起另一手，想用铁血手段扑灭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势力。　　从1912年12月至1913年2月，第一届国会选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宋教仁等全力投入竞选，结果国民党在参、众两院获得了压倒多数的席位。为了实现在中国建成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抱负，宋教仁亲自到长江流域各省宣传游说，发表政见，力图组织真正的国民党内阁。他还拟定了一系列内政和外交方面的具体政策，准备他当政时实行。但宋教仁等过于幼稚天真了，与虎谋皮，袁世凯已把罪恶的枪口对准了他。　　1913年3月13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遭枪击，伤重身亡。袁世凯得到宋被刺消息，假惺惺地电令江苏地方官吏“迅缉凶犯，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然而“穷究”的结果，主持行刺的正是袁自己，而直接布置暗杀的则是袁的亲信、国务总理赵秉钧。当时有一《挽宋教仁联》说：“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赵秉钧，我说是袁世凯！”　　“宋案”真相大白，全国哗然。孙中山从迷雾中猛醒，认为“非去袁不可”，主张立即兴师讨袁。但此时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黄兴等对武力讨袁没有信心，主张听候法律解决。广东都督胡汉民正与陈炯明争夺广东地盘，顾不上考虑反袁问题；安徽都督柏文蔚准备向袁妥协；湖南都督谭延持观望态度。只有江西都督李烈钧等人拥护孙中山的主张。　　大部分国民党议员则留恋名位，主张在北京联合其他党派，以全国国会的力量从事“法律倒袁”。孙中山同时急电汪精卫等人，要他们迅速返国。陈璧君对国内形势的变化也甚为关注，让汪精卫一人回国又放心不下，于是决定将汪文婴留在法国，由方君瑛代为抚养，汪精卫夫妇、曾醒及蔡元培等人匆匆回国。　　6月2日，汪氏夫妇和蔡元培一行返抵上海，立即与赵凤昌、张謇等人联络，开展了南北调停活动。汪精卫表示：　　“此次归国，先游南方，后赴北京，必不为矫激之言与姑息之行，但抱一尊重法律、维持人道之决心。”完全是一副不偏不倚的和事佬腔调。汪跟袁世凯的幕宾谋士张謇、赵凤昌等人协商过调停条件，内容是：在议会中占多数的国民党议员保证举袁为正式总统；皖、粤、赣、湘四省革命党人的都督职位，在正式总统选出前暂不撤换；刺杀宋教仁案，将束罪至洪述祖、应桂馨而止。袁对汪力主调和，大加赞赏，却不采纳调停条件。汪精卫被袁称为“精卫达者”，托梁士诒“转约北上”。汪的契兄袁克定，还给他拍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报，说：“分别已经一年了，很想见到你”，“希望你能早点来，也好安慰我这个有病的老朋友”。汪虽没有北上，他在上海活动十余日后，即偕陈璧君南下广州，与粤督胡汉民交换意见。　　在国民党人争论不休的时候，袁世凯磨刀霍霍，积极准备对革命党人进行武力镇压，黑云压城，战端将起。为了筹集战费，4月26日，袁指派赵秉钧等同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谈判，签订了经年未定下来的2500万英镑的所谓善后大借款的合同。正如列宁当时所说：“中国的新借款被用于反对中国的民主派，‘欧洲'拥护准备实行军事独裁的袁世凯。”　　袁做好充分准备后，又大造舆论，攻击孙中山、黄兴“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无耻吹嘘自己是“受四万万人民托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扬言“彼等者若敢另组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6月间，他借口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曾通电说反对善后大借款，不服从中央，予以免职；派兵南下，进入江西，发动反革命内战。革命党人被迫应战，南方数省宣布独立，“二次革命”战幕拉开。6月9日，汪精卫接袁世凯电，请他与蔡元培、唐绍仪、伍廷芳到北京，报告南京情形，面商维持大局办法。汪精卫复电婉辞。17日，汪精卫由香港抵广州入都督府，与胡汉民商谈一切。22日他偕胡汉民乘宝璧兵舰离粤赴香港。7月初，汪精卫由广州回到上海，继续进行斡旋活动，并创办了《公论晚报》。　　7月中旬二次革命爆发。19日，汪精卫与蔡元培、唐绍仪联名致电袁世凯，请其辞职。23日，汪精卫在《民立报》上发表《国民一致之决心》一文。声称：袁世凯非去职不可，使袁果去，乱将立息。27日他又发表《书（新闻报）短评后》一文，驳斥上海《新闻报》不问是非，要求南北停战的主张。指出：“东南各军是以讨袁为目的，其所宣言皆谓反对袁氏一人，袁氏去职，立即罢兵。”29日，汪精卫发表《地方思想之害》一文，鼓动各地起而讨伐袁世凯，谓：“军兴之原因，是由于袁氏失职，法律之力所不能制，不得已而诉诸兵力，以迫袁氏辞职而已。”8月1日，汪精卫发表《今日之财政问题》一文，揭露袁世凯对外大借款，进行反对东南之战争。他还与季雨霖、殷汝骊、夏杰唐、程潜，刘艺舟、胡经武等10余人，在上海静安寺路沧州别墅8号楼上开秘密会议，商今后进行办法。决定今后成立实行部，继续部，暗杀部。尽管汪精卫四处奔走，袁世凯仍我行我素，决心用武力消灭革命党人。在袁世凯的军事压力下，江西、南京反袁势力很快瓦解，响应赣宁武装讨袁宣布独立的安徽、福建、湖南，四川等省，也被袁世凯各个击破，相继取消独立，自动收场，不到两个月的“二次革命”即宣告失败。8月3日二次革命败局已定，孙中山偕胡汉民、黄兴、李烈钧等人先后避往日本。这时，汪精卫已感到在国内无事可做，乃于9月3日离上海前往欧洲。1915年6月汪精卫偕陈璧君至上海，10月下旬，他同陈璧君等人去槟城。为了照看孩子，又动员陈璧君的母亲卫月朗与他们结伴同行，一同赴法。11月底，汪氏夫妇第二次来到了法国。　　汪精卫和陈璧君第二次赴法后，仍住在蒙太尼城，蔡元培、李石曾两家也住此地，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时局。此时，汪精卫经济比较拮据，恰好袁世凯命袁克定给汪精卫、蔡元培汇来三千元，以示拉拢。他们收到后，“既不愿用，亦不便却”，最后商定用此款办一《学风》杂志，蔡元培已写好了《发刊词》，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巴黎的中华印字局停业搬迁，该杂志也未能正式出版。这时，汪精卫和陈璧君除自己学习法文外，汪还给勤工俭学学生讲课。　　1914年8月1日，德、法两国正式宣战，不少伤兵运回巴黎医治。这时的陈璧君，不安心于蒙太尼的学习生活，毅然到巴黎参加了法国红十字会充当护士，照看伤兵，裹伤换药服务极为热情，颇受法国士兵的欢迎。不久，战火烧到了巴黎附近，法国政府命令各国留学生退出巴黎，陈璧君回到了蒙太尼，但此地也不安全。他们曾想渡海去英国，因战争环境，交通不便，未能成行。于是全家迁往法国东北部的阆乡农村避难，汪精卫有《避兵法国东北之阆乡》一诗纪其事，诗云：下帷长日未窥园，便趁秋晴出郭门，风景不殊空太息，江山如此更何言。残阳在地林鸦乱，废垒无人野兔尊，欲上危楼还却步，怕将病眼望中原。　　在乡下听不到隆隆的炮声，汪精卫夫妻过着田园式的生活，领略着大自然的风光，倒也别有一番情趣。在这里，汪精卫写了《晓烟》、《晚眺》、《红叶》、《坐雨》等诗，充满了闲情逸致。“梁园虽好，却非久恋之家”，乡下虽然安静，但无法进行学习，于是汪精卫全家南下，来到了法国大城市都鲁司。此时，蔡元培、李石曾全家也迁来此地。他们在一起谈论世界大战，忧思满怀。吴稚晖曾追述当时情况说：“在欧战时，我和蔡孑民、李石曾、汪精卫诸先生在法国多罗斯，蔡先生说这种酷烈的战争，以后绝不会再发生了吧。”吴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又说：“弟于十一月与梁宇皋君由伦敦至法国之多罗斯，与蔡孑民、李石曾、汪精卫诸先生剧谈，彼等皆皱眉苦脸，希望以后无复战争。”　　这时，陈璧君又身怀六甲，由于生活不安定，未满七个月就早产了。在曾醒、方君瑛两人精心照料下，婴儿竟免于夭折，这就是其长女汪文惺，“惺”与“醒”同音，取此名以示不忘曾醒辛劳抚育之恩。　　孙中山逃亡日本后，他“不以挫抑而灰心，不以失败而退却”，“东渡以来，日夕共谋，非欲雪癸丑之耻，实欲竟辛亥之功”。孙中山先后派人联络东北农军和白朗起义军，还派陈乔英等发动上海起义，均未成功。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被推为总理，坚持革命斗争。　　1915年，蔡锷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孙中山也策动第二次讨袁，这时，国内形势再起波澜，袁世凯阴谋篡国称帝，逆迹日益暴露。他竟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接受日本妄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二十一条”，全国掀起抵制日货、声讨袁世凯的高潮。汪精卫、陈璧君多次商议，陈璧君主张立即回国，她怕万一中日决裂，归途且将断绝。汪精卫则主张去南洋进行筹款等活动，认为该地消息灵通，又可准衡缓急，急则归国效死，缓则筹款以设机关。于是决定将一双年幼的儿女托曾仲鸣、方君璧二人照料，并请蔡元培夫妇代为照看，汪氏夫妇动身回国。行前，汪精卫作有《自都鲁司赴马赛归国留别诸弟妹》诗一首。6月，汪精卫、陈璧君等回国，后经上海去香港，陈璧君登岸去广州，汪精卫乘原船去南洋。汪作有《六月与冰如同舟自上海至香港，冰如上陆，自九龙遵广九铁道赴广州归宁，余仍以原舟南行，舟中为诗寄之》四首。其一云：“一去匆匆太可怜，只余巾影淡如烟，风帆终是无情物，人自回头舟自前。”此时，孙中山仍留在日本，革命尚处困难时期，陈璧君回国数月，觉得无事可做，又思念儿女，乃于12月再次赴法。汪精卫在南洋及缅甸活动了一个时期，也未获得显著效果。　　1916年春，汪精卫、陈璧君再次抵法后，仍住在蒙太尼，这里是勤工俭学的活动基地之一。不久，吴稚晖由英国伦敦来此检查勤工俭学情况，受到汪氏夫妇的热情接待，陪同他参观了农校、工校，又亲自送他去巴黎，顺道同游了方登布鲁森林，森林在蒙太尼和巴黎之间，是巴黎附近的名胜之一，林中有拿破仑所建之离宫。在森林入口处有一小城，有十余名勤工俭学学生在该地普通学校学习。　　1916年3月29日，华法教育会在巴黎自由教育会所召开了发起大会，汪精卫、陈璧君、曾醒、方君瑛均出席了大会。　　会议推举欧乐（法）、蔡元培为会长，穆岱（法）、汪精卫为副会长。宣布其宗旨是“发展中法两国之交谊，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知识、经济之发展”。该会中方职员蔡元培、汪精卫等人又联名发表《公启》，提出国内，教育四点计划：（一）扩张国民教育，（二）输入世界文明，（三）阐扬儒先哲理；（四）发达国民经济。又以该会名义写信给国内各省行政机关，号召华工去法。表示：“我等以为此事裨益于我国人者有三：一曰扩张生计；二曰输入实业知识；三曰改良社会。”6月22日，华法教育会在巴黎自由教育会所召开了正式成立大会，并在国内一些省市成立了分会。　　5国父遗嘱起草人　　1916年底，孙中山再次电召汪精卫回国。这时，袁世凯已死，由黎元洪出任大总统，但实权却落入了国务总理段祺瑞手中。他们肆意践踏《临时约法》，拒不召开国会，孙中山在国内掀起了护法运动。汪精卫与陈璧君商议决定，先由汪一人回国，陈璧君继续留在法国学习。1917年1月，汪精卫回国。途中，汪精卫作《六年一月自法国渡海至英国，复渡北海历挪威、芬兰，至俄国京城彼得格勒，始由西伯利亚铁道归国。时欧战方亟，耳目所接皆征人愁苦之声色，书一绝句寄冰如》。诗云：野帐沐风冷鬓须，州明月又何如，天涯我亦仳离者，莫话深愁且读书。　　汪精卫回国前，蔡元培已先期回国，担任了北京大学校长，得知汪氏回国的消息后，曾邀请他去北大任教，称他是“中国今日之菲希特（德国哲学家）”。汪未应允。4月，汪精卫偕梁宇皋回到槟城，探视陈璧君的亲眷，小住十多日后回到上海。7月，孙中山偕海军南下广州，发起了护法斗争。8月25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开幕。9月10日，广州军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任命汪精卫为秘书并代理大元帅府秘书长。　　陈璧君得知广州军政府成立的消息，也无心继续读书，于1917年9月，告别方君瑛、曾醒，举家东归，结束了持续五年的留学生涯。她将子女寄放在南洋母亲身边，把弟妹转送到上海大同学校，自己则跟随汪精卫投入了国内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　　此时的汪精卫仍以清高自诩，不愿做官，只愿帮助孙中山做些党务和政治工作，加之当时在广东参加护法诸人中，鱼龙混杂，真正的革命党人不多，主要是滇桂军阀。对他们之间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汪精卫极为反感。　　1918年初，汪精卫即偕陈璧君去上海活动，一方面代表孙中山做些对外联络工作，一方面仍热心于勤工俭学运动。　　5月20日，非常国会决定改组军政府，废除大元帅制，选唐绍仪、唐继尧、伍廷芳、孙中山等七人为政务总裁。次日，孙中山即偕胡汉民等去上海。这时，广东军政府再次邀请汪精卫回粤出任秘书长，遭汪拒绝。并作《广州感事》一诗，借以讥讽。在这种情况下，陈璧君在上海亦无所作为，曾借机去北京游览，畅游了颐和园、香山等名胜。汪精卫作《冰如薄游北京书此寄之》诗三首。　　1918年11月，第—次世界大战结束，并决定翌年召开巴黎和会。因汪精卫长期生活在法国，熟悉法国情况，所以广州军政府推他为出席和会代表，汪因对军政府不满，拒不受命，但表示愿赴巴黎实地考察，从旁协助。1919年8月，他由上海出发，探望了正在日本神奈川县江之岛养病的胡汉民，然后到美国各地宣传。5月3日，始达巴黎，随即参加了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斗争。在此期间，汪精卫还参加了勤工俭学的活动，并去法国南部的比那莲山游览，曾作诗数首寄给陈璧君。11月12日，汪氏乘司聘司号船回到上海。他回国后，一面帮助孙中山编辑《建设》杂志，一面又和章士钊、陈独秀一起，筹组西南大学，经常来往于粤沪之间。1920年11月28日，孙中山、汪精卫、张继、戴季陶由上海重返广州，改组了军政府。1921年4月，广州非常会议开会，决定在广州另组中华民国政府，并推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6月5日，孙中山正式就职。汪精卫奉孙中山之召，第四次从法国回国，到广州任广东教育会会长。为了进行北伐，年底，孙中山在广西桂林建立了北伐军大本营，准备借道湖南，直攻武汉。不料身居粤军总司令、军政部长、广东省长等要职的陈炯明却反对北伐，孙中山派汪精卫等人多次去惠州劝说陈炯明，陈表面上说要“卖刀买牛”，暗中却与北洋军阀相勾结，准备发动叛乱。1922年3月21日，派人暗杀了支持北伐的粤军参谋长邓铿，同时，赵恒惕也反对北伐军通过湖南。于是，孙中山回师韶关，重建北伐大本营，并派李烈钧、许崇智等率军由江西北上。为了不影响北伐，又能制止陈炯明叛乱，孙中山冒着生命危险，6月1日，亲自回广州坐镇，对陈炯明的部下叶举等人晓以大义。6月14日，陈炯明打电报给廖仲恺，假意请他去惠州领款，并说“有事相商”，廖仲恺也想去惠州见陈，做些挽救工作。刚到石龙，即遭陈逮捕，关押在广州石井兵工厂。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变革命，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避难永丰舰，7月3日，汪精卫同古应芬登永丰舰，晋见孙中山。后8月9日，孙中山在汪精卫等人伴随下退居上海。孙中山偕汪精卫、蒋介石等人抵上海后，陈璧君也由香港赶来上海。这时，孙中山认真地总结了陈炯明叛变的教训，决心加快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922年8月25日，孙中山会见了专程来上海的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越飞，月底，又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等问题，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等人，随即由孙中山亲自主盟，加入了国民党。　　汪精卫在孙中山领导下马不停蹄地进行合纵联横的联络活动。9月4日，汪精卫出席孙中山召集的商讨改进国民党事宜的会议，会后，他同胡汉民赴杭州晤卢永祥，商联合反直事宜。14日，汪同胡汉民晤卢永祥，洽谈军事合作事宜。　　结果甚善。17日晚，汪偕胡汉民由杭州返上海，22日就奉孙中山之命，同前湖南军总司令程潜离上海往奉天（今沈阳），与张作霖商洽段（祺瑞）、张（作霖）、孙（中山）三派反直军事政治合作计划。27日夜，经大连抵奉天，下榻奉天都旅馆。汪精卫旋即与张作霖会晤。10月3日汪精卫、程潜出席张作霖召开的欢迎会。与张讨论段、张、孙联盟之事，谓孙中山、段芝泉非争权夺利之辈，请张放心。至于孙中山，则更可为之担保。1923年1月26日，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孙中山接受马林的建议，在军事上不能再搞利用甲军阀打倒乙军阀，也不可能利用和改造旧的军阀部队，必须要筹办新的军官学校，培养训练崭新的、能听党的领导和指挥的军队。　　改组国民党和筹建军校，都需要大量的经费，而当时国民党的经费又十分拮据。一天，孙中山召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陈璧君等人，研究经费问题，认为惟一的办法只有向海外华侨募捐，但又不能说为了开办军校，最后决定以执信学校的名义去美洲募捐。由于陈璧君系华侨出身，与各地华侨有一定的联系，又恰好在孙中山身边，于是决定由陈璧君担此重任，又任命其弟陈耀祖为执信学校校长，陪同前往美洲各地募捐。1923年4月29日，陈璧君偕陈耀祖由上海出发了，汪精卫亲送上船，并填《绮罗香》一词相赠。词云：月色轻黄，花阴淡墨，寂寂春深庭户。自下垂帘，不放游丝飞去。博今宵，絮语西窗；拼明月，销魂南浦。最怜他，儿女灯前，依依也识别离苦。苍茫烟水万里，好把他乡风物，台温情绪。柁尾低飞，空妒煞，闲鸥鹭。当海上朝生时，是江东暮云低处，正情懵，梅子初黄，小楼听夜雨。　　陈璧君、陈耀祖姐弟的行程路线是：经香港、马尼拉，过太平洋，到美国檀香山，然后去三藩市，经美国南部一些城市去古巴，再经美国中部一些城市，最后到加拿大。每到一处，都有当地的国民党总支部或党员负责人予以接待和协助募捐，在美国活动的主要负责人是黄滋，在加拿大活动的主要负责人是刘芦隐和李佩书。足迹所至，除募捐外，还同各地的国民党同志，均有诚挚之接洽。当地华侨中不少人生活并不富裕，每天要从事繁重的劳动，陈璧君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去各处讲演宣传。他们听说是为执信学校筹款，几乎无人不捐，这些海外赤子，出于一片爱国之心，把平时节省下来的钱，都资助了国内的革命斗争。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1月21日，刊登了一篇名叫高华的人的来信，介绍陈璧君在加拿大云市的活动情况。陈璧君和陈耀祖在马素陪同下，由美国来到云市，由该地国民党总干事刘芦隐负责接待。　　第二天，先去拜访了华侨各团体，有中华会馆、同福堂、陈颖川堂及各教会。陈璧君身穿宝蓝绮霞缎衣裙，容貌端庄，华侨万人空巷，争瞻风采。下午，总支部又在万国酒楼举行欢迎会，陈璧君发表演说，谓执信学校，采用美国新学制，专以实施良好之国民教育为宗旨。因陈炯明破坏该校，故来募捐。陈耀祖和马素也发表了演讲。　　1923年11月2日，陈璧君一行在海外活动了半年之后，回到了上海。此次募捐活动，远涉重洋，历经辛苦，取得了显著成绩，共筹款30余万元，解决了国民党人的经费困难，也有了创办黄埔军校的经费，孙中山十分高兴。这次募捐活动，也大大提高了陈璧君在国民党中的声誉。　　当孙中山决定改组中国国民党、召集重要干部讨论制定三大政策时，汪精卫开始持怀疑的态度。汪虽在公开场合表示积极拥护，但对联共，特别是接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则执意反对。他说：“共产党如果羼入本党（国民党），本党的生命定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头，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但是，当孙中山确定了三大政策，形势不可逆转时，汪精卫又改变了态度，大力讴歌改组，宣称：“中国国民党改组，对于本党，实在是起衰振废的良剂”：“国民革命，看看就要告成了。”他把自己置于国民党内反对和赞成改组的两派人之间，左右逢源，这使他受益匪浅。10月19日，汪精卫与廖仲恺、张继、戴季陶、李大钊等，被孙中山委为国民党改组委员。25日，孙中山组织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及候补执行委员，汪精卫同李大钊、古应芬等被派为候补委员，并负责起草党纲、章程，筹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28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召开一次会议，汪被推举为上海执行部委员。　　陈璧君由美洲回来后，在上海小住数日，于1923年底回到广州。汪精卫仍留在上海，和廖仲恺等人一起，筹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1924年1月6日才返回广州。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亲自主持，汪精卫与胡汉民、林森、谢持、李大钊均为大会主席团成员，陈璧君被指定为三个妇女代表之一（其他二人为何香凝、唐允恭）。1月25日上午，汪精卫在大会上报告《中国国民党章程》修改案。1月28日上午，汪精卫在大会上以章程审查委员会主席身份，就跨党问题发言。谓：“曩者吴稚晖、李石曾、张溥泉诸君都是无政府党，我们已承认他们为国民党员，如何对于共产党员，又不允许他，这是什么道理？且党章上已有纪律专章，对于党员违反党义有所制裁，则党员跨党一层亦可不必过虑，且从前既以许之，固经过慎重考量，矧共产党又系国际，更何碍于本党乎？”汪精卫还发表《中国国民党何以有此次宣言》一文。谓：“在今日之环境中，我们在精神上有一种说不尽的苦痛：便是中国的现状和我们的主义不能相合，不但不能相合，而且相反。所以不能一致的最大原因，是革命党和群众还没有真正密切地结合。革命党如何能和群众做真正密切的结合呢？第一要训练革命党自己，第二要向群众宣传。根据这训练和宣传两个理由，中国国民党才有此次的宣言。大会通过了宣言，实现了国共合作。”会议选举了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汪精卫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陈璧君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夫妻双双进入了国民党最高领导层。　　国民党“一大”决定在上海、北京、武汉等地设立执行部，由中央各执委分头负责，指定汪精卫、胡汉民、于右任等人负责上海执行部。2月10日，汪精卫偕胡汉民离广州，经香港乘轮船往上海。21日广东大学筹备成立，汪精卫被聘为筹备委员。2月，汪精卫再次被选为广东教育会会长。3月与胡汉民联名，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名义，发表重要声明，批驳所谓国民党“赤化”的谣言。谓：“国民党之惟一职任，在领导全国人民做反抗军阀及帝国主义之运动。鉴于历年之失败，欲重新整齐其纪律，坚强其组织，以应全国国民革命之需要。所有宣言章程及今后一切行动，均有明文及事实可以考证，全国各界，静以察之可也。”6月8日，应孙中山之召，汪精卫乘船由上海往广州。11日抵广州，当即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上海党务情况，旋同廖仲恺往大本营谒孙中山，陈述一切。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　　汪精卫同孙中山、胡汉民、廖仲恺等出席，并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读祝词。谓：“三民五权，革命宗旨；谁欤实行？　　责在同志。民国肇造，倏逾周纪，纷乱相寻，吾党所耻。誓竭血诚，与众更始，尽涤瑕秽，实现民治。军校权舆，革命所系，觥觥诸君，忠义勇起。勤于所事，以继先烈，以式多士，披坚执锐，日进无已。谨贡清言，愿同生死。“6月20日，戴季陶请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职，汪精卫受命代理，协助孙中山领导国民革命。这时，陈璧君之次女汪文恂已在广州出生。9月初，陈璧君受汪精卫之托，专程由广州去上海，请吴稚晖等人出面，调停孙中山和陈炯明的关系，以便利用陈的兵力援助北伐。此时，吴稚晖在上海永安公司后面闲居，陈璧君讲明来意后，吴也乐于出面，就和陈璧君一起乘英国邮轮返回广州，住在汪家。与汪商谈后，吴去海丰汕尾见陈炯明，陈炯明表示：大局形势未明，不得不沉机观变，但一定打吴佩孚。吴回广州后，于9月16日偕邹鲁去韶关，谒见孙中山。孙表示：陈炯明一定要写悔过书；如不写，就立即出兵福建，为北伐声援。这两条陈都不答应，致使这次调停失败。吴稚晖又在汪家住了数日，返回了上海。广州商团叛乱后，10月11日，汪精卫与许崇智、廖仲恺、蒋介石、陈友仁、谭平山等被孙中山指派为革命委员会全权委员，负责弭平商团叛乱，并设法收回关余，汪精卫还于27日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帝国主义与广东人》一文。指斥商团勾结英国殖民主义者，反对本国政府，制造叛乱。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战事正酣之际，冯玉祥在北京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北京政变”。之后，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各怀着不同的政治目的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孙中山为求得全国统一，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应邀北上。并指派汪精卫、发动“北京政变”的冯玉祥。　　陈璧君夫妇随行。11月2日，汪精卫奉孙中山命草拟《北上宣言》。汪所任中执委常委由邹鲁代理，宣传部长由秘书陈扬煊代理。8日，汪精卫发表时评《一封努力革命的电报》，称赞冯玉祥请孙中山北上之电报，充分显示了革命党人的真面目，这次驱逐曹锟、吴佩孚，完全是为了扫除革命进行的障碍物。12日，汪精卫夫妇先去香港准备一切。第二天，孙中山偕宋庆龄等离开广州，经香港乘船北上，17日抵上海。经研究决定，派汪精卫、陈璧君和于右任乘火车先行北上，与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等联络。11月孙中山偕宋庆龄、李烈钧、戴季陶、黄昌谷等取道日本，转赴北京。11月24日，孙中山致电在大连的汪精卫夫妇称：“准11月30日坐北岭丸自神户出发，计程12月4日到天津”，要他们去天津迎候。26日，汪氏夫妇由大连乘长平丸抵天津。12月4日，孙中山一行准时抵天津，汪精卫等陪同孙中山会见了在天津的张作霖。后因孙中山在天津病倒，滞留到31日才去北京。北京各界十多万人冒着严寒，欢迎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伟大的爱国者到来。　　汪精卫夫妇随同孙中山到京后不久，孙中山即病重不能理事，住进了医院。为了便于领导，特指定在京的中央执行委员组成中央政治会议，由汪精卫负实际领导责任。为了反对段祺瑞的善后会议，汪精卫还为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而忙碌。这时，陈璧君、何香凝主要是协助宋庆龄照顾孙中山治病。　　抱病北上的孙中山抵达天津时与宋庆龄的留影。　　孙中山本来是抱病起程，又因旅途辛劳和对段祺瑞政府继续卖国痛恨，加速了病情的恶化。到北京后，他提议由汪精卫、李石曾、于右任、李大钊等为委员的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移北京处理一切政治事务。孙中山虽还在病榻上坚持处理公务，但更多的则是由汪精卫代之办理外事，接待宾客，发表谈话，汪俨然成了孙中山的代言人。　　孙中山病情日趋恶化，国民党人商议预备遗嘱，待病危时再请病人签字。2月24日下午3时，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受国民党诸同志所托，至先生病榻前请求留下遗嘱，孙中山展目环视。说：“你们有什么话可说？”汪精卫答道：“1月26日先生进入病院时，许多同志说，应请先生留些教诲之言，俾资遵循。如先生之病迅即痊愈，固无论矣，设或不痊愈，吾等仍可永远听到先生之教训。我们固知先生有力量以抗病魔，我们也愿助先生以抗病魔。但也想趁先生精神较佳时，留下教诲，则十年二十年后，仍可受用。”中山先生说：“我病如克痊愈，则所言者甚多，设使不幸而死，由你们任意去做，又有什么可说的！”　　汪精卫答：“先生之病不久当可痊愈，只恐调养须时太久，难以处理公务，而本党又处在重要时期，行动不能有一刻停滞，还请先生早赐教诲，以便我们遵守，以利党务进行为是。”中山先生说：“我若留下话给你们，诚有许多危险。　　当今无数敌人正在围困你们，我死后，他们更会向你们进攻。甚至必有方法令你们软化。如果你们不被敌人软化，强硬对抗，则又必将被加害，危险甚大，故吾仍以不言为佳，则你们应付环境，似较容易。如我必定说出，汝等将更难对付险恶之环境！如此，我还怎么说呢？“汪精卫说：”我们追随先生奋斗数十年，从未巧避危险，此后危险何畏？从未被人软化过，此后何人能软化我们？我们也深知大部分同志都能遵从先生之言，不计危险与生死。“中山先生说：”吾已著书甚多！“汪精卫说：”诚然，先生著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诸同志都当竭诚奉行，还望先生为一总括之言。“孙中山终于同意了，遂由汪精卫代笔。第一篇是国事遗嘱，全文如下：”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时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第二篇是家事遗嘱，全文是：”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还有一篇是给苏联政府的遗书，先生用英语口述，由鲍罗廷、陈友仁、宋子文、孙科记录。全文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隶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本来孙先生口述的遗嘱是：“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汪精卫因知道许世英曾经来说过不要得罪列强，就改为“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样写好之后，张继、邵元冲、胡汉民等还是反对，甚至连汪精卫和陈友仁所改写的比较模糊的语调，也认为“过左”，所以对汪、陈二人也不满。　　2月24日以后，孙中山先生病情更加恶化，全身浮肿。德国医生克利继续治疗，又请了留学日本的山东医生王纶用日本最新发明的治肺痈药水，每隔一日注射一次。连续注射7次后，腹水有加无已。至3月10日，已百药罔效，群医束手。　　孙中山先生神思仍然清楚，当听到党人报告东征军捷报时，十分欣慰，并令汪精卫电告胡汉民“不可扰乱百姓”。　　11日，孙中山先生知自己已经病危，便召集同志和家属来到床前，说：“现在要分别了，拿前日预备的字来，到签字的时候了。”汪精卫取过遗嘱，由孙夫人扶先生手执钢笔签名。夫人泪流如雨，大家也都痛哭失声。何香凝回忆说：记得是3月11日早晨8点钟，我到孙先生的房间去看他，一见他的情形，我心里就很难过，原来孙先生的眼睛已开始散光了。　　我就赶紧出来，对汪精卫讲：“孙先生的眼睛已开始散光了。”并叫汪精卫拿遗嘱去签。陈璧君听见了，十分不满。她还骂我：“还说签？就是因为汪先生写了遗嘱，人人都骂汪先生，现在又叫汪先生叫他签遗嘱，将来不是别人更骂汪先生吗？”我只得又对宋子文、宋蔼龄他们说，他们赶忙入内细看，也都觉得应该签了。于是大家一起走到孙先生床前，请孙先生在遗嘱上签字。在动手签字时，孙夫人流泪如雨，大家也不禁哭起来。同志们又走近床前，孙中山先生说：　　“我这次放弃两广来北京，是谋求和平统一。我所主张统一的方法，是开国民会议，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建设一个新国家。现在为病所累，不能痊愈，死生本不足惜，但数十年为国民革命所抱定的主张不能完全实现，这是不能无遗憾的。希望各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达到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目的。那么我虽是死了，也是瞑目的。”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民主主义革命家、爱国者孙中山在北京与世长辞，终年59岁。19日，孙中山的灵柩由协和医院移往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汪精卫、张继、林森、宋子文为第一组执绋人，陈璧君为女子第一组执绋人。　　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也因患肝炎，住进了医院。4月初，国民党负责人陆续离开北京，直到24日，汪精卫病情好转，才与陈璧君一起，沿津浦路南下，过南京时，察看了紫金山麓为孙中山选好的墓地，遂匆匆南下去上海。在沪期间，汪精卫曾就国民党内左右派问题发表谈话。谓：“关于本党主义，有总理遗著在，吾人当本总理之遗著，以为玉尺，而裁是党员之言论。悠悠之口，动辄以倾向共产目吾侪，而吾侪不任受者，即以此故，此则自命为左派中人者亦当深省也。　　至于党员之行动，则视其能否于现在努力国民革命，而不必问其所蓄理想为何如。盖国民革命，乃卑之无高论的一件事，无论将来中国社会经济组织如何，此一件事皆不能不做，若并此一件事亦不做，则所谓左派，皆成空谈，而所谓右派，不特忘了民生主义，并民族主义亦已忘矣。“汪精卫和陈璧君于5月3日乘加拿大号邮轮返粤，5日抵香港，8日到汕头，先去粤军总部拜会了许崇智，10日又去潮州拜访了蒋介石。第二天，蒋介石陪同汪氏夫妇同游潮州名胜关帝庙，然后同去汕头。　　6权力迷　　孙中山逝世前，没有指定接班人，因而在他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形成了群龙无首的局面。为了争夺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内部展开了明争暗斗。当时，有可能继承孙中山地位的主要有三个人，一个是汪精卫，他有着谋炸摄政王的光荣历史，又陪同孙中山北上，是起草和亲承孙中山遗嘱的人，俨然是一位顾命大臣，在政治上他基本上是个中间派。一个是胡汉民，孙中山北上后，被任命为代理大元帅，但他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是国民党中的右派。还有一个是廖仲恺，曾积极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认真推行三大政策，是无产阶级的好朋友，国民党中著名的左派。汪、胡、廖三人，被人称为孙中山麾下的“三杰”。　　在当时国共合作的情况下，谁要想成为最高领导人，首先要得到苏俄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同时也要得到军队领导人的协助。廖因左派关系，得不到国民党右翼的支持。胡汉民对平定“刘杨叛乱”不力，得不到许崇智的支持，加上平日尖酸刻薄，好骂人，党内恶感颇多，支持率也低。汪精卫在“一大”后支持“三大政策”，为人谦卑圆滑，长于调和，能左右逢源，既得左派支持，又避免右派的敌对。汪精卫回到广州后，一面到处做报告，介绍孙中山北上和逝世的情况，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一面又在言论和行动上表示左倾，以换取苏俄代表和中共的好感。在军事力量方面则极力拉拢蒋介石和许崇智。　　1925年6月15日，国民党中央召开全体会议，决定废除总理制，改为委员制，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领导机关。将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同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成立，汪凭着起草遗嘱的身份、国民党“左”派头衔、同盟会老党员资格，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后又被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成为党政军最高领导人，陈璧君因而也成了第一夫人。胡汉民只担任了无事可做的外交部长。但汪精卫却故做清高姿态，再三辞谢，说难当此任。其夫人陈璧君也对人说，她不赞成自己丈夫负那种大任。对此事，邹鲁曾就汪的言行做过淋漓尽致的描述，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政治会议的秘书是伍朝枢先生，因为事情重大，他特别郑重，对于发出的选举票，收回的选举票，每次都高声报告。在选举票朗读完毕后，他立起来说：发出选举票十一张，收回选举票十一张，选举汪精卫的十一票。他迟疑了一下，显得觉得有些奇怪，便故意又高声报告了一次：发出选举票十一张，收回选举票十一张，选举汪精卫的十一票。这样揭穿了汪精卫自己选举自己的伎俩，而汪也满面通红。”7月2日，汪精卫在10万广州军民参加的国民政府成立庆祝仪式上，庄重宣布：“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汪精卫的发言得到了在场军民的热烈欢迎，到处响起“拥护汪主席”的口号。汪精卫的国民政府遵守孙中山“联俄、联共、辅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任命了一批共产党员担任政府的要职。　　对于这种局面，国民党右派集团是极为不满的，决定对左派予以打击，妄图借暗杀手段，杀一儆百，造成恐怖气氛，把革命势力压下去。他们选中的第一个暗杀对象就是著名左派廖仲恺。为此，在胡汉民家中曾召开过11次会议，进行密谋策划，出席的有胡汉民、胡毅生、邹鲁、林直勉、吴铁城、孙科等，有人主张杀廖，有人只主张倒廖，会议无结果。　　后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及其死党朱卓文、梁鸿楷、魏邦平等人又在“文华堂”和魏邦平家中，多次密谋，组织了这次暗杀行动。香港英国政府答应资助二百万元，事成之后，梁鸿楷可以出任总司令，魏邦平可以担任广东省长。　　被国民党右派集团暗杀的廖仲恺。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被暗杀，同时遇难的还有中央监察委员陈秋霖。当天，即成立了由汪精卫、蒋介石、许崇智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有全权领导和处置一切。8月24日，汪精卫在蒋介石寓开特别委员会会议，决定翌日逮捕廖案嫌疑犯，他还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悼廖仲恺同志勖诸同志》和《悼陈秋霖同志》两文。　　从凶手陈顺身上发现了破案线索，对于这次事件，胡汉民是知情的。第二天，胡就去向汪精卫打听消息，汪对他的提问竟不予回答。第三天，又去探听，汪仍不作答。24日晚，胡汉民到陈璧君处打听，二人一直谈到三更，陈对他进行了抚慰，并留他住下，胡坚持冒雨回家。25日，汪精卫下令逮捕廖案嫌疑犯林直勉、张国桢、梁士锋、胡毅生、林树巍、梁鸿楷、招桂章、早年与汪精卫情同手足的胡汉民。　　杨锦龙等。蒋介石派兵搜查了胡汉民的住所，当时胡住在德宜西路他大哥胡青瑞家中。这时胡毅生、朱卓文已逃之夭夭，只抓到一个林直勉，胡汉民也在搜查时，躲入附近一亲戚家中，只将胡青瑞带走。当天下午，经陈璧君等人去说情，才被释放。陈公博在《苦笑录》一书中回忆说：“胡先生因为兄弟被捕，那天仓皇避到他亲戚的家中，汪先生怕胡先生不安全，请他的夫人陈璧君陪他到黄埔军官学校暂住。汪先生后来告诉我，许汝为还想藉这机会杀胡先生，汪先生对于这个提议不赞成，说胡先生只负政治上的责任，不负法律上的责任，因此通不过。不过因此胡先生的威信大损，难于安居广州，及后算是由中政会（即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派他到莫斯科考查政治，暂离中国，而胡先生则认为这是一种放逐，引为终身之恨。”胡汉民在危急情况下，又来到汪精卫家，汪不在家，他就请陈璧君打电话给蒋介石，询问究竟。蒋介石派侍卫长王世和带来一信，要陈璧君转交胡汉民。谓：“此事与先生无涉，仅毅生有嫌疑，故派人搜捕，”并将胡汉民带到了黄埔军校，以保护其安全为借口加以软禁。陈璧君也陪同来到黄埔，在此住了两天，以安慰胡汉民。当时陈璧君怀有身孕，大着肚子，往来奔走，胡汉民过意不去，第三天劝她回了家，并托她给汪精卫带去一信。　　一星期后，蒋介石通知胡汉民，说根据鲍罗廷的建议，希望他去俄国休息休息，胡汉民心想，出去走走总比幽禁在黄埔好。同时，也可乘此机会对苏俄进行一番考察，就答应了这一要求。9月22日，胡汉民偕朱和中、李文范、杜松及女儿木兰等五人，乘俄国轮船去了苏联。　　陈璧君在身怀有孕的情况下为胡汉民忙碌，这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不寻常的关系。本来胡汉民和汪精卫为莫逆之交，情似兄弟，二人既是同乡，又一起赴日留学，同时加入同盟会，成为孙中山的左右手。正如吴稚晖所言：“先生（孙中山）无胡（汉民）、汪（精卫）不盛。”特别是汪精卫在北京锒铛入狱，胡汉民为营救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此情此恩陈璧君没有忘记。在查审“廖案”中，汪精卫、蒋介石都成了获益者，汪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派胡汉民出国，除去了一个政治上的竞争者；蒋介石迫使许崇智出走上海，少了一个同他争夺军权的障碍。从而形成了汪主政、蒋主军的局面。这也为汪、蒋日后离合、争斗埋下了伏笔。10月2日，汪精卫就任黄埔军校党代表，5日他出席中央常务会议，辞去中央宣传部长职务，并推荐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1925年10月，汪精卫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了东征陈炯明的命令，汪精卫亲自任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汪精卫那时还没有想到这个默默无闻的蒋介石，居然会在一年后成为掌握国民党的实权人物。　　同年11月，反共势力日益嚣张，国民党老右派谢持、邹鲁等，策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中的一部分　　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了一个反共会议，自称“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托庇于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政权之下，并做出了一系列反革命决议案，其中心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对汪精卫处分是开除党籍六个月等。西山会议后，这些国民党右派即在上海另立中央，同广州国民党中央相对抗。对于西山会议派的猖狂进攻，汪精卫在广州《民国日报》撰文《我们汪精卫与蒋介石在广州时期的合作因中山舰事件而告终。　　应该怎样的努力》给予抨击。他说：“我们同志要反帝国主义的，便向左去；要生存于不平等条约之下，使中国永为次殖民地，以助成帝国主义之永保势力于世界的，便向右去，不必再用什么共产与反共的口号。因为，如果要做帝国主义走狗，不是将反共产三字便可作为护符。”随后又以孙中山忠实信徒的口吻大声疾呼：“只要是实实在在做唤起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作，共产派也好，非共产派也好，便不愧为总理的信徒，也不愧为马克思的后觉。我们如果同在国民革命的战线上，而妄生共产与非共产的分别，以分散国民革命的势力者，绝非总理的信徒。”汪这些娓娓动听的言词，赢得了一些人的支持。　　1926年1月1日，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汪精卫为大会主席团成员，陈璧君仍是代表之一。1月17日，宋庆龄专程来广州出席“二大”，汪精卫派陈璧君亲去码头迎接。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西山会议派抨击了一通的汪精卫，又退让了。会议只开除了邹鲁、谢持的党籍，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对国民党右派给予了一定的打击。会议选举汪精卫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团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主席兼常务委员，为党政军最高负责人。陈璧君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蒋介石也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月20日，大会闭幕。当天，蒋介石就邀请汪氏夫妇，在张静江陪同下，游览了黄埔东南之海神庙。22日，陈璧君陪同宋庆龄参观了中山舰。24日，又陪同宋庆龄、陈洁如等，观看了蒋介石检阅第二师。　　汪精卫品格过于清廉，他不搞“封官许愿”，对自己的部下要求很严，由于跟汪精卫干捞不到什么好处，所以愿意追随他的人就很少。汪精卫也不会用“结拜兄弟”等方法来拉拢有权势的人，蒋介石曾两次给汪精卫送去兰谱，希望和汪精卫结为“拜把兄弟”，但都被汪精卫婉言谢绝。国民党“二大”之后，围绕着革命领导权和革命同盟军问题的斗争日趋激烈。戴季陶曾“挥泪”上书汪精卫与蒋介石，要他们“团结”“救党”。但蒋介石随地位上升，野心更加膨胀，对于想走向权力顶峰的蒋介石来说，汪精卫是第一个需要排除的障碍，两人围绕中山舰事件进行了第一个回合的争斗。　　1926年3月18日，黄埔军校交通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格到海军局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调中山舰开赴黄埔候用。但3月19日中山舰开抵黄埔时，蒋介石却声称“并无调遣该舰之命令”。旋经李之龙请示蒋后，又将中山舰开回广州。中山舰往返广州黄埔间，均是奉命调动，而蒋却说是“无故移动”的“不法行动”。于是3月20日，蒋以防止中山舰“有变乱政局之举”为借口，擅自宣布广州戒严；派兵逮捕了李之龙，占领中山舰；并派兵包围苏联顾问团住宅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扣留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多人。这就是蒋介石一手制造的“中山舰事件”。蒋介石擅自镇压中山舰的跋扈行动，使汪精卫“怒气勃然”。原来此时汪正在家养病，这天早晨陈公博慌慌张张跑来，诉说此事，接着谭延、朱培德也来了，并捎来蒋介石的一封信。大意为：共产党意图暴动，不得不紧急处置，请示主席原谅。一直蒙在鼓里手无兵权的汪精卫虽然对蒋介石专擅行事极为不满，却只能称病隐退。　　的汪精卫气冲冲地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委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　　说完就要去找蒋介石，经过陈璧君再三劝阻，汪对谭、朱说：“好！等你们回来再说罢，我在党有我的地位和历史，并不是蒋介石能反对掉的！”　　第二天，汪又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找来国民革命军几个军的军长，问他们敢不敢扣留蒋介石，这些人明知汪既无实力又无决心，不好和蒋反脸，都不表态。汪精卫也无可奈何，毫无办法。　　3月21日晚，蒋介石来探视病况。22日，中央政治委员会于病榻前召集临时特别会议，讨论“中山舰事件”。汪精卫为了自己的面子，正颜指出：军事当局非奉党的领袖的命令，不得擅自行动，“我是革命政府和党的代表，这件事的发生我也有责任，我只责己不责人，一切均由我不能尽职所造成，我将引咎辞职。此事一切善后工作，均由蒋同志去办。”　　这话显然是给蒋介石听的。而蒋介石当时考虑自己羽翼尚未丰满，军队还没能全部控制，共产党的势力一时还镇压不了，便迫于舆论的压力假惺惺地作了一个自我检查，说什么“此事起于仓卒，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会上经过讨论，决定仍然联俄联共，释放被扣押的共产党人。工作上意见不同之苏联同志暂行离广，李之龙受特种嫌疑，应即查办，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　　23日，汪精卫与陈璧君商议后决定，匿居养病，不再理事，并从原住所西华二路搬了出去。24日，在中央宣传部任职的沈雁冰去看望汪精卫，陈璧君正在指挥两个女仆整理东西，沈雁冰告诉汪，他要回上海去。汪苦笑一下说：“你要回上海，我不久也要舍此而去。天下事不能尽如人意，我们的事业没有完，我们后会有期。”31日汪精卫致蒋介石函。　　表示：“今弟既厌铭，不愿共事，铭当引去。铭之引去，出于自愿，非强迫也。”4月1日，陈璧君致函蒋介石。谓汪精卫隐居之目的，一是为了疗病，一是为了使蒋能反省一切。9日，蒋介石来函称：“譬有人欲去弟以为快者，或以为得计者，而兄将如之何？以弟之心推之，知兄必无负弟之意，然以上述之事实证之，其果弟为人间乎？抑兄早为人间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