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传-12

两天后，巴菲特的格雷厄姆一帮人聚集在弗吉尼亚的威廉斯堡。市场仍动荡不安，但他们都奇怪地置之不理了。没有人离开过会议室去看价格，甚至都谈得不多。他们在秋高气爽的时节参观了一个种植园，对那儿的观赏植物赞不绝口。温德汉。罗伯森，一个大学管理人和这个小组的记者，问巴菲特这次崩溃“意味着什么”，他总能说的只是：“也许市场已升得太高了。”与1929年大崩溃的黑色星期四相比，这次黑色星期一空洞得出奇。它没有引起经济萧条或什么其他风波。刚开始人们以为这次崩溃会成为社会经济的里程碑。专栏作家们欢呼这次赌博时代的结束，对银行投资暴发户的头头们的消失更是感到兴高采烈。华尔街继续运转。事实上1988年银行家们的交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股票也重新占领了大部分失去的阵地。崩溃好像没留下任何痕迹，只在交易商的显示屏上留下了一条锯齿形曲线。崩溃没带来多大的明显变化。在它发生之前一周，伯克希尔的股票卖到4230美元。16日星期五，它的收盘价为3890美元。在疯狂的星期一，它跌到了3170美元。伯克希尔经过22年的辛勤经营，现有资产近50亿美元。公司什么都没变：斯坦。利普希在布法罗的报纸销量不变；世界百科还是安静地摆在学生们的书架上。但在那一周里，公司的市场价值减少了25％，一代人辛苦经营的成果有1/4消失了。它还是受到了损失。17关于飞镖我们的经济理论没有一点从众心理，（它常表现为盲目从众，）因此我们得到了许多人的称羡。——本纳德。巴罗奇本。格雷厄姆曾把股票的行为比作一个友好但多变的名叫“市场先生”的行为，一会儿高兴，一会儿失落。“市场先生”下一步反应可能是任何人预测中的一种。投资者的策略就是别去管他那不可测的情绪变化。但在1987年10月19日所有人都遭到了他的诅咒，只好痛苦地卖出股票——所有股票。格雷厄姆会被抛弃是巴菲特早就预料到的。他被认为是一个“巫医”学者，有着“神秘的方式和技巧”。尽管本的理论是对付“超级市场传染病”的永远正确的方法，但很少有哪个商学院会以格雷厄姆的理论为教材。巴菲特在悲剧发生后哀叹：“专家学者们讨论的只是高效的市场，动态保护和第二好的情况。”这次崩溃暴露了华尔街的知识结构中的空白之处，但有关争辩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了。自60年代以来，在巴菲特带领下，格雷厄姆和多德等投资家们与现代金融理论家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奇怪的是，这位当代 （也许永远是）最成功的投资家竟被该领域的多数学者忽视了。那些卫道者们以为他是异端，而巴菲特认为，这些修道士们正越来越起劲地用华美的语言来详细证明地球的确是扁的。巴菲特的职业前提是，合理的分析（尽管很难且带主观性）可以帮助股票选择。常常有些股票的价格会比它的实际价值低，精明的投资者买了它就能获利。学者们则提出了一种简单但吸引人的理论，有效市场原理。它认为不论什么时候，一个公司的所有可公开获得的信息都可从它的股价中反映出来。当某种股票的变动公开后，贸易商会迅速行动起来，或买或卖直到它的价格重新达到平衡。它的前提是，股票原来的价格就已很合理，因此，以后的价格变化也很合理。交易商的作用只是推行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手的理论。既然股价已经反映出公司的必要信息，那么风险分析其实只是引用一些众人皆知的信息，“基本上是无价值和不完整的。”股票的走向仍取决于（未知的）新信息。它仍是不可测的，随机的。如果市场是随机的，那么投资就是一种碰运气的游戏。巴菲特也只是一个走运的人，谈不到老练。就像一个扔硬币老能获得正面的人，只能算运气好，不叫掷币高手。这种说法直接对巴菲特的内在能力提出了质疑。巴菲特的纪录则是另一个挑战，它是不遵循任何法则而建立的。他事业上的成功就是对学者们的嘲弄，好像在问：“你们这么聪明，你们倒说说我为什么这么富？”但是所有的商学院和经济系都把有效市场理论当作经典。人们认为它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不同的理论到处被禁止。该理论作为投资理论和依据也渗透到华尔街。实际上它受绝大多数的投资者的青睐，成了分析不确定性的理论基础，并逐渐发展应用于各个领域。早期为它做出贡献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和教材编著者保罗。A.萨缪尔森。他是个凯恩斯学说的支持者。但凯恩斯伯爵讽刺股市是个赌场，而萨缪尔森却热衷于市场价格。在 1950年前后，他购了一种要价为125美元的附票债券。不久他就断言说，如果发行公司的经营真的是“公开”的话，它的要价就不止125美元，而且也不会把附票送到别人手中了。有一个关于有效市场理论家的笑话，说的是两位经济学家在校园里漫步时，看到地上有张十块钱的钞票，其中一人弯下腰去捡，另一个说：“别费劲儿了，如果它真的值十块钱就不会在那儿了。”萨缪尔森的里程碑是他在1965年出版的《论准确预测价格的随机性》，给这种观点披上了学术的外衣。他的吸引人的观点就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总是有影子的”——即，它们会反映在价格上。当你确认价格将上升时，它已经上升了……你不可能不花代价就获得什么。两年后，萨缪尔森站到了参议院委员会的讲台上，谈了他对信托基金会的看法。我们曾说过，投机时代的信托基金的要价是很高的，但它的经理们并不配要这么高的价，典型的基金甚至都达不到市场的平均水平。萨缪尔森的解释是，“聪明人一直在寻找有价值的东西”，他们买进的是便宜货，卖出的是好价钱，甚至当机会还没完全出现时就被他们抓住了。信托公司的纪录如此糟糕，它们本该做得像掷飞镖一样好的。委员会的主席乔尼。斯巴克曼愣住了，萨缪尔森说的是飞镖吗？萨缪尔森：我的报告只是说，有机会获得这种高收益业务的中间基金实际上的收益最多只能跟市场上随意选的那种股票相比。斯巴克曼：你说的随意选是指闭上眼睛胡乱抓住的那种吗？萨缪尔森：完全正确。斯巴克曼：还是像您这样的专家挑选的那些？萨缪尔森：不。随机的。我说的随意就是像掷骰子、飞镖或别的什么随机数字。但是教授并不是鼓励掷飞镖来选择投资。他知道，有效市场原理中存在某些问题。股价比发行它的公司的流动资金变得还快，而理论上讲股价是流动资金的镜子。萨缪尔森当时正与康拉得。塔弗论战。后者是格雷厄姆的学生，巴菲特的早拥期护者，他认为这种理论是一派胡言。有一段时间巴菲特真的在办公室里挂了块飞镖盘，他每年都在“掷飞镖”。塔弗告诉他，萨缪尔森对他迷惑不解而且越来越感兴趣了。他是第一个注目于巴菲特的有效市场理论家，就像天文学家对一颗神秘的星星那样好奇。但萨缪尔森的主意没变。他的理论还有个诱人之处就是把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说引申到了金融市场。巴菲特这样的投资家认为内在价值是种固有品质，它藏在人们看得到的市场价格的“后面或下面”，而价格本身只是一种大概值。但古典学者们认为，看不见的手一直在促使价格与价值一致。用极端的观点看，价值只有在买卖双方就价格达成一致时才体现出来——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才存在。如果IBM每股卖到120美元，那么IBM就值120美元——一点不多一点不少。当然隐含的前提是买卖双方都是明智的。巴菲特对公司和个人的观点则更谨慎更周到。首先，价值并没有这么精确；另一个理智的投资家可能会出130美元买IBM的股票。而且投资者并不是一直都很理智。有时，特别是出于从众心理时，他们可能会出160美元，或只以80美元卖出。有效市场理论实际上试图揭露市场的非理性的一面。从格雷厄姆时代开始，华尔街就开始鼓吹所谓的技术分析家的作用。这些可以成为美林的人通过分析过去的价格表来预测将来的走势。他们的用词被广泛接受，评论家会说：“股票遇上了严重的障碍。”但那并不是障碍，只是表上的一条推理线而已。有效市场理论家们称根据图表决定的人为骗子；或者，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尤金。F.费马的话说，是“占星家”。价格只在回顾时才有“形成”，没人能说股票在下跌10％后会反弹10％还是再跌10％。（出于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的原因，美林、摩根。斯坦利、所罗门兄弟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仍雇有这种自我安慰的人。）但理论家们只是用自己的巫毒教来代替图表专家们的巫毒教。他们一面嘲笑价格反映未来的观点，一面鼓吹价格是对现在的正确反应。就是说，价格是永远不会错的。他们以人们所能想到的最佳方式把所有信息都叠加在一起来推测公司的长远前景。因此研究这些前景是毫无意义的。除攻击图表专家外，他们还把矛头指向了巴菲特这样的“本质分析家”——他是通过梳理公司的报告来发现有价值的投票的。费马说：“如果随机理论正确，抵押交易也是 ‘有效’的话，那么股价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代表着正确的内在价值。因此，多余的本质分析只有在分析者没有信息——或者对普通信息的作用有了新见解时才有价值……“从字面上看，这有一个很大的漏洞。显然，如果分析家既没有新信息也没有新见解时是不能起作用的。但“新信息”一词这儿不能只看字面上的意思。它暗示：经营一直很成功的投资家肯定有内幕情报，至少是为数很少的人知道的情报。这样这句话的意思就完整了：即使一个理想市场在信息完全公开前也会有一段滞留时间。专门曲解报道著名理论家的话的《经济学家》断言，选择股票的天才“不是很少就是根本不存在”，它嘲弄说：“这有助于获得像伊万。布亚斯基那样的只有自己知道的天才。”萨缪尔森的话更明白：同样，经验告诉我们，像沃伦。巴菲特这样有赚大钱的能力的人是因为他们知道哪些东西是本质的，哪些新信息值得花大钱去买。这样的超级明星花钱是不少的：当你注意他们时，他们的费用已是天文数字了。尽管萨缪尔森知道巴菲特不花钱买信息，他在任何情况下主要都是从年度报告中获得情报的，这其实人人都可做到。但萨缪尔森却执意把巴菲特的成功归因于他的情报收集，而不讨论巴菲特是否有分析数据的天才，好像他只是个不错的图书管理员。但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知道巴菲特不止是这些。他在参议院讲话后不久就买了大量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作为此种情况下的套头交易，（就像过去伏尔泰暂时接受基督教一样，最终是为了消灭它。）萨缪尔森拒绝就此发表评论，但这样做的人不止他一个。我们提过的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经济学家阿芝A.阿尔齐也买了伯克希尔的股票，但他在给某位同学的信中仍坚持：我还是坚信，无论什么投资基金，不管以什么新方式或在新领域中，都不能证明其为超级天才的决定。是运气，不错，而不是天才。在这个世界上可靠的预测都得花相当的钱来做到，但留给别人的只有惊奇。这种惊奇就是“随机”的定义。但阿尔齐对解释巴菲特的成功十分热心。最后他认为内布拉斯加州的保险法中有个偏向，它允许该州的保险公司在监督投资时有比别的州的公司更大的权力。我认为他的成功完全依赖于这种有利地位，而不是他比竞争者技高一筹。我们不能不为阿尔齐得了便宜不卖乖感到惊讶。萨缪尔森至少还说：“沃伦可能就是我看到的那种投资天才。”这其实也是诅咒。天才不是技巧——萨缪尔森否认他的技巧。“沃伦有次讲演中说：”任何傻瓜都看得出《华盛顿邮报》的价格太低了，‘“萨缪尔森说，”我不是傻瓜，所以我看不出。“那么巴菲特为什么要买下《邮报》呢？“这就是天才与技巧的区别，”萨缪尔森回答说。巴菲特被认为是个怪才。有效市场理论仍然永远正确。因此斯坦福大学的威廉。F.夏普认为巴菲特只是个“3Σ事件——一个统计学上极小的概率，可以忽略不计。”以有效市场理论为基础，学者们苦心建立了一整套复杂的现代财务理论。财务与投资正相反，它是从公司的角度来阐述融资的作用的。它是有用的理论，但不确切。现在它与投资理论一起成了一门可计算的社会科学，而且比实际世界还要精确得多。有位学者给出了一个公式，其中R是股票收益，M指市场，a和b是参数，因股票的不同而异，u是随机因素：R=a＋bM＋u.该学者又赶紧补充说这只是个“最简单情况下”的模型，没有哪个模型会像《古兰经》或《死海漂浮》那样永远正确。这种“科学”的基础只是学者们认为正确的有关依据：（假设理想状况下）股价忽略了所有大的变化因素——如公司的策略、产品、市场能力和经营方法等，这些因素在实际评估中是很重要的。不过它们带有主观性，也不准确。而像巴菲特这样的投资分析家无疑每天都在考虑这些因素。也许有人认为，可能有些商学院会采用巴菲特的报告，至少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做做导言。但巴菲特除了临时被邀请做讲演外，不属学术界的人。他对此十分敏感。许多投资人只要有钱赚就满足了，巴菲特则非常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可。这对他很重要。他当过教师，现在希望格雷厄姆和他巴菲特能成为一个有用的榜样。他在某封信中说：我认为，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巴菲特伙伴公司和伯克希尔连续63年称雄的事实，已经很好地证明了有效市场理论是愚蠢的……这三个组织经营的证券有几百种之多……我们无须挖掘什么内幕消息……我们只是根据完全公开的信息来经营的……最令巴菲特痛苦的背叛是格雷厄姆在生命最后阶段非常怀疑分析是否还有必要，因为当时对股票的研究已经很充分了。他在去世前不久的1976年对一位采访者说：我不再提倡为寻找有价值的机会而进行技术复杂的风险分析。它在40年前，当我们刚刚出版了《格雷厄姆和多德》时是有价值的。现在形势不同了……由于格雷厄姆在6个月前也强烈抨击了所谓的“随机性”，特别是有效价格的观点，人们只能认为他的观点在理论上仍是无效的。但他怀疑人们能否利用它。巴菲特从未指责格雷厄姆的不忠实，他总是尽量把他往好处想。格雷厄姆纸上谈兵的本领也的确比投资强。与他相反，巴菲特和学者们都不喜欢模棱两可的理论。巴菲特说，经济学家们认为这种理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目前被广泛使用的课本——理查德。布拉里和斯图亚达。麦亚编的《企业财务原理》也无人怀疑其正确性。作者说“发现了”有效市场原理，就好像居里夫人发现了自然存在的镭一样。他们到处鼓吹：“在有效市场中价格是让人完全放心的。它提供了每种证券的所有有用信息。”人们会想象一个残酷的交易商该怎么看待这种描述下的理想股票市场。布拉里和麦亚描述的交易人一直很平静，投机商也心平气和：有效市场中就没有金融判断错误了。投资者们无精打采地注视着公司的资金流动，看看有多少流到自己名下。学者们的确反复检验了这种理论。在某种很小范围内，他们研究了许多随机价格的特例，这些所谓异常的特例其实还是遵循自然法则的。比如某些股票在1月份赢利，或一星期中的哪一天赢利，或在某些小公司那儿赢利等。这些适用于该理论的特例使学者们欣喜若狂，他们急着要找更多的相似的例子，真是奇怪的研究方式。但是这个宠大的理论体系中没有对“异常”情况的研究，因为那会使它显得矛盾无力。它不提常胜不败的巴菲特纪录，还有凯恩斯、格雷厄姆、约翰。坦普尔顿、马里奥。加贝利、约翰。内夫和彼得。林奇，这只是一些较有名的名字。他们对这些纪录视而不见或希望它们根本不存在。银行家信托公司的投资经理托尼。汤姆森漫不经心地说巴菲特只是个“例外”。他的纪录不说明任何问题；他不看巴菲特公司的四季纪录就断言，不论谁不管靠智慧还是运气都不可能获得这种成功。“因此，这个问题该由巴菲特先生自己解答。”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巴顿。G.麦基亚在他的畅销书《华尔街漫步》中大力鼓吹这个观点：“虽然我相信存在这种优秀的投资经营者的可能性，但我必须强调，至今为止我们掌握的材料还不能证明这种能人的确存在……”麦基亚看不到这种“才能”，就像看不到掷硬币者把自己的运气说成是技术一样，“万能的上帝，”他断言道，“都不知道股票的正确价差将会是哪一种。”这段动人的评论其实只是个稻草人。格雷厄姆和多德的人从不断言某种股票的正确价格。他们的观点是一种模糊的范围。他们只说有时候有些价格很不正常，人们可以不加思考地大量买入。这样的例子不多，格雷厄姆和多德就从数千种股票中买了十几种这样的股票。但这少数几种股票就可使人大发横财了。巴菲特有这么一段话：（市场有效理论的支持者）看到市场常常有效，就断言它总是有效的。这其实有天壤之别。两个对立辩方的一个严重分歧就是关于“风险”的定义。在巴菲特看来，风险是指多于某业务实际价值的风险，而各种变化因素的范围是无限的。一个公司是否只依赖于少数顾客？董事长喝酒吗？由于不能确切地知道这样的风险的程度和种类，巴菲特找的只是少数能够承受得起失误风险的公司。理论家们则不考虑这些细枝末节；他们认为风险是可度量的。由于股份正常，他们就认为业务的可预测风险已反映在它的股价上了。业务的所有变化都将引起股价相应变化。因此判断某项投资的风险时最好看该股票过去的风险情况。所以股票的风险就是它价格的易变程度。它有精确的数字定义，就是它的波动程度与市场波动程度的对应关系。好像是为了使它的代数式显得神圣点，它用了一个希腊代码β。如果某种股票的β为 1.0，它的波动程度与市场相仿；如果β是1.2，波动程度则比市场严重；如果是1.5，波动就更厉害了。理论家的逻辑是让人糊涂的呈螺旋性发展的。投资者不喜欢风险。他们在理智的情况下买了高β值的股票，肯定是因为这种股票的收益率高于平均水平，即收益率能抵消数学推理上的β风险值。反之，买了低β值股票的投资者只能获得较低的回报，也是为股票过去的稳定付出的代价。实际情况是没人为你提供免费午餐，要想多赚钱就得接受附加风险，即高β值。现在就必须提到现代金融领域的本质问题了。计算某种股票回报的唯一必要因素就是它的β。公司所有的基本情况都无关紧要；根据股票过去的价格计算得出的β值是唯一有关的问题。“你的β是多少？”学者们问，就像在唱一支老歌。华尔街的分析家们也十分在意。实际上全国的经纪人都要求他们的分析家评估自己股票的β值，并制定相应的回报。在格雷厄姆和巴菲特看来这简直是疯了。对一个长期投资者来说，股票的波动并不增加风险。实际上，风险存在于β制定之前，让我们看看巴菲特买《华盛顿邮报》的例子，当时《邮报》的市场估价是8000万美元，假使在他购买之前价格下跌一半，它的波动性就越大，因此根据有效市场理论它的风险更大。巴菲特尖刻地说：“我永远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花4000万比花8000万的风险更大。”1984年，哥伦比亚大学把辩论的双方召到一起，那年是格雷厄姆和多德的教科书发行15周年。巴菲特被邀请代表格雷厄姆和多德一方发言，来自罗杰斯特大学的麦克。C.江森代表学者一方。江森是个虔诚的信徒，他在1978年写道：我相信经济学中没有比有效市场理论更有经验证据的理论。事实上他警告持异议者说，“该理论作为生活中的事实而被广泛接受，如果有哪些学者违背它而提出什么模式的话，他就很难自圆其说了。”由于江森的训导，该理论，尤其是β概念已无人敢反对了。现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尤利斯大厅里挤满了巴菲特这样的投资者。面对众多的听众，江森换了种严肃的口吻。他觉得自己就像“火鸡猎会开始前的一只火鸡”。但这只火鸡可不容易制服。江森一开始就提出一个抽象的观点：对公开信息的分析不能导致获得对应的利润。然后他举了一些例证，都是特例。不过他好像承认了优秀分析家存在的可能，但从整体上仍嘲笑这种职业者。人们向股票分析家咨询就像请教牧师一样，是“出于心理上的需要”。由于科学的解释是没有已知答案或（更糟）根本无答案的，人们不满意——这种情况下，他们非常愿意制造一些答案或花钱请人为他们编答案。于是，股票分析家成了继“卖假药的、通灵者、占星术士和祭司”之后的新一代精神骗子。为反对这些异端的玩股者，江森要求承认有效市场理论的“科学性”。当时与会的都是“格雷厄姆和多德的明星学生们”，江森还断言很难说“他们”是否真的很杰出，理由是著名的“选择倾向问题”。如果我调查一些不杰出的分析家如何用掷硬币来做决定时，我敢说有些人一轮中有两次是面朝上，甚至有10次是面朝上的。巴菲特不可能要求有更好的解释了。多数钱商不能做得比掷硬币者好的例子已被反复使用。但是人们除此之外，就再看不到别的了吗？既然多数交易所是杰出的人达成的，那么一般的选股人也只能望其项背了。问题是有效市场中是否有足够的漏洞，使得一些身分不明的集团（组织）从中谋利？巴菲特借用了江森的例子，讲了一个“全国掷币比赛”：全国每天每人掷一次硬币，尾朝上的人被淘汰，那么20天之后全国就只有215个掷币人了。现在这些人很可能会有点趾高气扬——这也是人之常情。也许他们会尽量表现得谦虚一点，但在鸡尾酒会上常会对漂亮的异性承认他们的技巧是什么，他们对掷硬币领域的高见是什么……于是一些商学院教授们会粗鲁地指出，如果让2亿2500万长臂猿来掷硬币的话，结果也是一样的……可是如果最后的那些长臂猿大多是从同一个动物园——或者更明白点，从奥马哈——来的，人们会怎么想？他们会怀疑动物饲养员与此有关。巴菲特的观点就是这些老能掷出正面来的，的确来自同一个动物园——“格雷厄姆和多德的智囊村”。接着他标出了39个格雷厄姆和多德的财务经理的纪录——巴菲特与他们都有长期的私人联系。从雪茄 （沃特。施洛斯）到特权股票（比尔。瑞恩），他们的口味各不相同。但他们都长期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而且每人都具有格雷厄姆和多德的特征，即寻找市场价格与价值不符的股票。他们从不关心股价是周一高还是周二高，是1月高还是8月高。巴菲特发现其实学者们也在研究这些问题。但他们只是研究可度量的问题而不是有意义的问题。“我们一位朋友（查理。芒格）说过，拿着鎯头的头儿们看什么都觉得像钉子。”巴菲特好像特别讨厌母校的观点。他愿意每一两年来哥伦比亚大学讲一次课，但不愿捐钱。商学院院长约翰。C.巴顿说：“他很坦白地告诉我说他认为教育不是靠钱来提高的，再者就是商学院教的东西是他所反对的。他很敌视有效市场理论的研究。”巴顿——他也买了一些伯克希尔的股票——认为巴菲特的理由是合乎情理的，但无远见得出奇。巴菲特经常个人借钱给格雷厄姆，但巴顿要求他给学校捐点钱来培养未来的格雷厄姆和巴菲特时，他总是拒绝。哥伦比亚的教授不像多数大学那样一边倒。它常雇华尔街上的杰出人物来校讲课，其中有些人讲的就是格雷厄姆和多德的方法，但金融课程学的还是有效理论。到校书店的商业书栏看一圈就能发现，学生们无需知道格雷厄姆和多德的名字，对价值投资一窍不通的照样可拿商业硕士学位。大学最后设立了一个格雷厄姆和多德的位置，奇怪的是却把它交给了布鲁斯。格林瓦德；他学的是市场投资理论，与钱结婚的人。他在期货上赚了一二百万后又赔在石油上并与老婆离了婚。“在投资上我是个十足的白痴。”他很和蔼地补充说，他搞投资是出于投机。他请巴菲特来客串讲课，同时又认为不可模仿他。“我对格雷厄姆和多德的观点很同情，”他说，“但我不是他们一伙的。”当时的华尔街充斥着这种理论。人们趋向于“精确”的股票分析。经纪人注重按组选股票而不是选具体的某种好股票。大约在1979年，杰克塞。本曼的决策者有段著名的话，他说他不希望分析家像自主的企业家那样独立地分析股票，也就是不像巴菲特那样。80年代股票期货的出现标志着这种理论时代的到来。学者们说过投资者是不可选股票的。现在他们不用试了，只要在整个市场中掷掷飞镖就可以了。1982年巴菲特敦请众议院下的监督调查委员会主席约翰。丁格禁止发行这些期货。“我们不需要让更多的人用这种毫无意义的工具来赌股票市场的走向。”巴菲特写道。他预言并警告说，这些期货将引起大量的投机行为，损害多数股东们的利益。人们很容易把期货和股票混为一谈，它们不都是投资吗？这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期货是对市场走向的无代价预计，它不是为企业积累资金，而吸收资金却是股市的根本目的。期货不在企业经营上下注，而是对未来下注。80年代，资金大量涌向期货业和一些模拟市场平均水平的“定向基金”，（方式是买各种股票或一定合理比例的股票。）经纪人放弃了投资；转向整个市场——未来他们在市场中的作用是通过寻找便宜货和卖出高价股票来实现价格合理化。到1986年，总计有1000多亿美元就是这样“被动”经营的，即根本不算经营。这必将导致股票的破产。到了1986年夏天，人们终于大声疾呼这种潮流已经走过头了。当时道。琼斯惊人地下滑了62点。也许有太多的人关心股票的死亡名单了吧！巴顿。麦基亚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表示异议，如果市场是有效的，自动的投资只能引起庆功会：……我很自豪，至少部分是因为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股市的有效性，并趋向于无为而治的股票管理。巴菲特在《华盛顿邮报》上针锋相对地说，这种新时代的交易活动正在把“凯恩斯市场就是赌场”的悲观预言变成现实。市场上到处都是投机行为，过分活跃的交易正在摧毁期货交易本来应具有的发现商品价值的功能。这种新的神秘方法不能算投资；它对社会毫无好处；也不是按“看不见的手”办事，而是按“绊社会的脚”来办的。这次巴菲特的讽刺十分刻薄：我总是在想，假使一条乘着25个经纪人的船出了事，他们挣扎着游到一个荒岛上，没有获救的希望。为了尽量过得好点，他们开始发展经济。我想，他们会不会分出20个人来生产食物、衣服、住房等，而另5人坐那儿永无止境地对那20人还没生产出来的产品进行交易呢？作为解决“赌场社会”的方法，巴菲特提出了一个乔纳森。斯韦夫特会认为“温和税收”的方法：对持有时间少于一年的股票和期货收100％的利润税。当然没人会理睬这个主意，但对过分活跃的交易的担心却一直存在。1987年的市场动荡不安，越来越多的人担心会出现崩溃。麦基亚再次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说，按电钮的交易方法可以提高“流动”性。暗示市场时他说：“可是由于边缘影响，市场好像稍稍易变了点。”话音未落，三周后市场崩溃了。布拉迪对黑色星期一的报告说明麦基亚漏掉了一个普通道理：当所有人都站在交易的一边时，期货的流动性只是一个幻想。麦基亚曾称赞职业投资者用期货“来转移和控制风险并对市场变化做出反应”。巴菲特认为真正的风险——比如说家具和世界百科销售量骤减的风险——是不可转移的。这种风险是伯克希尔与生俱来的。市场变化也不需要什么“反应”。他把市场崩溃归咎于受麦基亚称赞的那些人：我们应该感谢那些管理着几十亿美元的职业投资家们制造了这次风波。许多威望显赫的钱老板们不是把注意力放在将来的业务发展上，而是放在希望别的钱老板们会怎么干的上面。市场度过了难关，但理论则出现了漏洞。价格怎能在风波前后都是合理的呢？没有人对此做新的解释。将来的利润预计从没有突然的变化。事实上10月19日卖出股票的人并没有长期的总利润的考虑。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罗伯特。西勒在黑色星期一后不久调查了1000人，表明投资者们在那天得知的新闻只有崩溃的消息。西勒描写的冷静、“安定”的《布里厄利和迈尔斯》的投资者那天也是满手冷汗，心率过速，高度紧张。他们平均查了35次股价。调查还表明了小范围内的公众心理，有40％的机构投资者承认“从别人那里传染了恐惧”。还有一个打击，尤金。费马证明股票的β值与期望的收益无关。β论点曾获诺贝尔奖，现在证明β毫无用处。但分析家和学者们还是利用它。它的定义不断改变，但整个理论体系仍然没变。《经济学家》报道说，该理论有自己的生命力，尽管事实是“这么糟”。伦敦经济学院的查尔斯。古德哈德指出，没人提出过更好的理论。学者们只是试图用一种不这么吓人的方法来解释不妙的现实。《布里厄利和迈尔斯》杂志在“崩溃”以后的版面也没有改革。它在一小段文字中承认黑色星期一反映出一些难题。但在同一页，作者再次建议：“……你可以信任价格。”到底是哪个价格——10月19日早上的价格？还是6小时后的价格？不过不要紧，该理论“已被事实反复证明是对的”。从广义上看，这理论仍把持着投资领域。华尔街的股东们仍纷纷运用神秘的新工具，咨询者也还是建议最大的“多样化”。特别是伯克希尔的股东，老有人建议他们“多样化”——即卖了伯克希尔。J.P.摩根托管着某位妇女的投资，她把所有的钱都放在伯克希尔上了。当她的股票升到几百万美元时，她在摩根公司工作的丈夫反复劝说她卖出，可惜没用。他不相信某种投资是最好的，因此在她的话后面附了张条子来掩饰自己：“共同的托管人和受益人拒绝卖出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从狭义上看，该理论继续存在对巴菲特大有好处。他的数千个竞争对手被教导说研究股票是浪费时间。“从自私的角度讲，”巴菲特在风波之后写道，“格雷厄姆派也许应捐点钱保证一直有人在传授有效市场理论。”可是如果大学教巴菲特理论他会更高兴。在学术界，他仍是“异端”、“旁门左道“和无关的”3Σ“。”没有人，“他描写理论支持者道，”说过自己错了，不管他错误地教出了几千名学生。更有甚者，市场有效理论仍是商学院的主要教程之一。“而巴菲特的理论则不是。但在黑色星期一之后，巴菲特更要提出自己最有力的理论了。18圣堂里的秘密1980年秋天，可口可乐公司发现有人在买它的股票。董事长罗伯特。C.戈伊兹亚塔和总经理唐纳德。凯奥对此人是谁十分好奇。现在的股价已从市场崩溃前的高度中跌了25％，这位神秘来客却有病似的大量吞进股票。当凯奥发现是中西部的某位经纪人在买进时，他突然想起了自己过去的邻居，于是他对戈伊兹亚塔说：“可能是沃伦。巴菲特。”戈伊兹亚塔催他赶紧打个电话。“喂，沃伦，你好吗？”凯奥说，“你总不会凑巧在买可口可乐股票吧？”“很凑巧，我正在买。”巴菲特回答说。他请凯奥在他公开此事前保持沉默，同时他继续买进。到第二年春天，巴菲特已买了10亿2000万即7％的可口可乐股票，平均价是10.96美元。当消息传开时，他用爱喝红色可乐为借口来躲避问题。他俏皮地说这次投资是“最后一次为享口福的投资”。他的话很难懂：这就像你娶了位姑娘，你要的是她的眼睛还是她的个性？那是她不可分割的整体。华尔街上有位分析家说这是“非常贵的一种股票”，但只有3年，巴菲特在可口可乐的赌注就涨到了37亿5000万美元——差不多是他开始投资于可口可乐时的所有资产总值。可口可乐在这三年里有什么变化？它的每股收入涨了64％——赢利不少，但远比不上股价上涨三倍的速度。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华尔街对本行业的认识发生了大变化。投资者们突然发现可乐很受欢迎，地球上几乎有人的地方就有它的踪迹。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年要喝掉296瓶可乐，而地道的外国人则喝39瓶。可口可乐公司正迫不急待地要填补这个差距，它在东欧、法国、中国和整个太平洋地区迅速扩大市场。它在日本的赢利已经超过本国。在印尼这样的年人均消费仅有 4瓶可乐的地方的市场潜力也是巨大的。凯奥说：“当我考虑印尼时，这个有1亿8000万人口的热带国家人口平均年龄为18岁，而且它的穆斯林禁止喝酒。我觉得就像看到天堂一样。”到1991年，华尔街从它的股价上也看到了这一点。是什么驱使巴菲特在可乐大发展之前成为它的最大股东的呢？是什么驱使他在可口可乐投入了比以前多得多的钱呢？这只是一次幸运的飞镖吗？或是像巴菲特自己坚持的，是由于他洞察秋毫的捕捉事物本质的能力？在他之前有许多投资是根据单个事件或平衡表上可见的价值作出的。《华盛顿邮报》的卖价曾只比它能承受的破产价高一点；GEICO则几乎一无所获，没有人相信它能走出困境。可口可乐不同，巴菲特从它的平衡表上看不出它的价值。他看不出但算得出。可能有人会问他是如何判断股票价值的。巴菲特把它比作债券。债券的价值在于把它将来的收益换算成现在的收益。股票价值的计算也一样，它等于每股的预测资金的变化，不同的只是投资者必须自己来判断细节问题：如果你买了债券，你很清楚将来是什么样的，如果一种好债券——美国政府债券，比方说它的利率为9％，你有可能知道30年内息票会是什么样的……如果你买的是公司股票，它也有息票，唯一不同的是没印上数额而已。这就要靠你算出或给它印上数额了。巴菲特就是用这种价值观来找发现其价值大于价格的股票的。他的购买指南可以很快总结出来：。不理睬经济大趋势和预测，也不理睬人们对股价变化的预测。只注意业务的长期价值——这可以从街上的息票数目上看出来。。永远只经营自己力所能及的股票。对巴菲特来说就是拥有特权顾客的公司。总规格是一样的：如果你对业务不熟悉——不管是报业还是软件公司——你就不能正确评价股票。。要找对股东的钱像对自己的一样认真的公司。。要非常详细地研究股票的竞争对手的前景。要看第一手材料而不是分析家的总结报告。巴菲特说要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无须分析得过于精细。篮球教练选队员时不会看6英尺1英寸还是6英尺，他只选7英尺以上的人。。多数人不可强求的股票就不要理它。美林对每种股票都有看法，巴菲特没有。而投资人一旦看中某种股票就要义无反顾地买下，成吨地买。巴菲特就是这么干的。在买下大都会公司后，他有整整三年没买过一股股票 （不包括套利活动和秘密的小额买进）。但当他盯上可口可乐后，他拿出了伯克希尔市场价值的1/4左右。问题是，为什么可口可乐的股票几年来一直很便宜，它在世界饮料市场上也没有新进展。来自佐治亚州的罗伯特。温莎普。伍尔夫自1923年担任可口可乐公司的经理以后一直决心让全球各地都有可口可乐。1928年它首次进入中国。二战期间，公司说服美国政府在海外建立了95个灌装厂，名义上是为了提高士气而不是专门为了扩大市场。1949年曼谷的工厂在9位高僧的主持下开张了。1956年公司的一位推销商决心要找出一个不知道可乐的人。他深入秘鲁内地150英里，最后在丛林中碰到了一位印第安妇女。推销者通过翻译介绍了自己的目的，于是那位妇女就从他包里拿了一瓶可乐。巴菲特是在1935年开始喝这种奇妙的饮料的。“的的确确”，他在给股东的信中写道：我家的杂货店巴菲特父子店是1936年开始以每瓶25美分的价格进可口可乐的，然后以每瓶30美分的价格零售出去。在这种高收益的短期买卖中我发现可乐很能吸引顾客，商业机会也很多。从那时起到可乐普及世界的52年中，我发现它一直有这个特点。但在那段时间里我小心地避免买它的股票，而宁可把公司资金投在市内地铁公司、风车磨坊制造厂、无烟煤厂、纺织业……等等。可口可乐是种“简单”的生意，它有提价能力和“护城河”，正是巴菲特喜欢的那种。到70年代，巴菲特的口味从“无烟煤”转向了像喜诗这样的有特权的公司。可口可乐公司的主要业务不是卖可乐，而是提供装有浓缩糖浆的瓶子和苏打喷泉。这样的业务与灌装不同，它需要的资金很少。而且它的名字也很独特，特别是在国外，它与百事可乐的销量比是4∶1.用巴菲特的话来说，这个牌子就是收费桥梁。但是尽管70年代可乐普及全世界，公司却搁浅了。推销工作由国外各灌装厂负责，但不是所有的厂子干得都不错。而且某些国家的文化倾向也延误了可乐的普及，比如法国的反美化情绪只能使葡萄酒大受欢迎。更糟的是，总裁J.鲍。奥斯汀不知该如何处置多余的现金。到70年代中期，他遇上了3亿美元的财政困难。这位毕业于哈佛的漂亮的红发奥运快艇选手，把钱投资于众多与可乐无关的行业中：水净化、白酒、养虾、塑料、乳清饮料，还有水果和蔬菜。巴菲特认为这些举措是在浪费宝贵的资金。事实上70年代可乐公司的股率收益率仅为可怜的1％。1981年，出生于古巴的化学工程师戈伊兹亚塔接管了可乐公司，他让笑嘻嘻的推销商凯奥做他的副手。戈伊兹亚塔上任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还要多样化。1982年公司把手伸向了影视业，它买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后者出产的杂耍般的影片正是巴菲特所讨厌的。可口可乐那年的年度报告足有6页讲的是影片公司和白酒业，（其中有一整页是红得发紫的达斯汀。霍夫曼的照片，）只有三页讲可乐的国外的销售情况。公司让可乐节食，而可乐恰恰是它成功的业务。戈伊兹亚塔不久后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美国可乐市场的竞争。他是如此陷于百事可乐的争斗中，以致在 1985年，可口可乐放弃了已使用一个多世纪的果浆配方面公布了新的可乐。这一惊人的失误付出了出人意料的代价。在大众需求的压力下，老饮料又恢复了。几乎在同一时间，巴菲特由喝百事转向果味可乐。这种带樱桃味的冒泡饮料好像有催化作用，巴菲特开始对它的股票越发感兴趣了。新可乐的惨败也只能增加他的兴趣。他解释说，其实美国人更喜欢更甜的新可乐，可当他们得知新老交易的消息后就想要老可乐。可乐“不仅是种口味，它也能给人们带来儿时玩球喝可乐的回忆”。巴菲特继续深入研究，他读了能弄到的所有可口可乐的资料。《幸福》刊登的一段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每年都有一个有份量的严肃的投资者，多次注意可口可乐的纪录，但总是遗憾地下结论说他来得太晚了。这则报道发表于1938年，当时可口可乐为了分股，把价格订为45美分。那时所有美国人就认为可乐有着非凡的品质，他们往自动售货机的投币孔中扔枚硬币说，“来瓶咝咝冒泡的。”然后一瓶冰冷的可乐就出现了。即使在1938年，人们都认为它能引起外国人止不住的渴望。这就是让巴菲特久久注目的原因。到80年代中期，他终于看到可口可乐的经营策略发生了改变。戈伊兹亚塔渐渐放弃了与可乐无关的证券。他的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儿子 （最后一份工作是在哈瓦那的一家灌装厂）也开始关心开拓国外市场了。其中一个能说明的例子是菲律宾。当地的圣米格尔酿酒厂既生产可乐也生产啤酒，但它忽略了可乐的生产，结果让百事可乐跑到前头去了。美国的可口可乐公司投资1300万美元成为该厂的合作伙伴，很快就夺回了2/3的市场。受此成功的激励，可口可乐开始加强在巴西、埃及、台湾、中国、印尼、比利时、荷兰和美国的灌装生产。在年人均产量只有31瓶的法国，可口可乐开始了一场解雇灌装厂的持久战。公司对利润也更关心了。在墨西哥这个有特殊利润的大市场中，价格不断上涨，利润像打了气一样膨胀起来。这种策略重心的转变不是新闻，它已在可乐的年度报告中明确声明了。它的 1986年年度报告的封面是三瓶可乐放在世界之巅，里面则表达了公司对未来的热切期望：潜力是无穷的。到处都有人安装可口可乐系统……全世界都有可口可乐，到处都能买，到处都能卖。报告中的数字表示公司的策略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从1984年到1987年，即巴菲特投资前，它在全世界的销量增加了34％，每加仑边际利润也从22％上升到27％。国外的总利润从6亿6600万美元涨到了11亿1000万。报告中更吸引人的是重新调整后的公司本身。1984年可口可乐公司的国外利润只勉强占总利润的一半多一点（52％），到1987年，它的利润的3/4来自非本土。而未知的潜力仍是无穷的。在经济腾飞的环太平洋地区，年人均饮用的可乐仍不到 25瓶；非洲则更少。即使在经营了几十年的欧洲和拉美，该数目也不到100瓶。而且在那些人口稠密的地方和未提到的地方，每瓶可乐的利润要比国内高得多。巴菲特认为，这有力地证明了可口可乐股票上的“息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还会上涨。他在做完投资但股票尚未飞涨时写道：“当时我看到的是：很明白很引人……世界上最流行的产品为自己建立了一座新的丰碑，它在海外的销量爆炸式地迅速膨胀。”除此之外，戈伊兹亚塔正用公司的剩余资金买回自己的股票，与巴菲特曾劝凯瑟琳。格雷厄姆买回自己《邮报》的股票如出一辙。他还以资本收益的多少来评价经理们的工作。听起来与巴菲特很相似，未受过金融训练的戈伊兹亚塔评论说：“我发现当你开始让人们对他们的资本负起责任时，各种（好事）都会发生。”巴菲特有知音了。到1988年后半年，可口可乐的股价是1989年预期收益的13倍，或比平均股价高15％，这是本。格雷厄姆付不起的价。但考虑到它的赢利能力，巴菲特认为他是在以雪弗莱的价买奔驰。他认为他没有抛弃格雷厄姆，绝对没有。我认为买可乐的边际安全性与花集团40％的钱买联合公交公司一样。我赚的都会比付的多。这样更容易理解。其实华尔街的每一位分析家都看到了。巴菲特在年度报告中详细阐述了他对可乐公司的理解，就连第四流的经纪人都看得懂。可口可乐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商标。可是由于出了几次意外的情况 （用第一波士顿的马丁。罗姆的话说就是“强行购买”），分析家们都畏缩了。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研究错了，而是神经受不了。迪恩。威特公司的劳伦斯。阿德尔曼评论道：“可口可乐有能力在今后5年内以高于S＆P500倍的速度扩大利润。”但阿德尔曼自己不敢有何动作：他愚蠢地向委托人建议“购买——持有”。当时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罗伊。巴瑞也认为股价会有大的涨幅，但他也不敢向别人推荐此股票，因为“近来美元的变化十分不稳定”。更有趣的是佩因韦伯公司的艾玛尤。戈德曼，他看好可口可乐但更喜欢多样化的百事可乐。他犯的就是华尔街的通病，太注重总体了。他说，百事可乐拥有更高价格的弗里托。莱，更好结果的芒廷都，国内产销的比萨饼，49美分的塔科贝尔份饭和更健康的肯塔基炸鸡。所有这些对百事公司会有促进作用。巴菲特也注意到了百事可乐公司，它的情况也不错。但他对比萨饼，炸鸡和塔科份饭没有同样的信心。他用一句话概括了可口可乐的价值：如果你给我1000亿美元，让我放弃可口可乐在市场上的领先地位，我会把钱还给你说，不可能。巴菲特投资于可口可乐后，成了一名公司董事，但他在董事会上不起什么作用。简而言之，不管是谁只要事先知道这种结果都会买的。但华尔街投资商怀疑巴菲特是否值得学习。他们仍坚持认为巴菲特是买了内部情报后才做这个决定的；他们当然没这种希望。奥马哈有位经纪人好像无所不知地说：“巴菲特的人际网是最好的。”于是华尔街再次声嘶力竭地嚷嚷：小人物是比不上这位专家的。巴菲特的确有几次生意谈判，如所罗门，是通过私人关系完成的，而且巴菲特的人际圈子的确不小。但他多数的投资是在市场上买的股票。事实上他要求经纪人不要用反复无常的主意来分散他的注意力。据芒格说，自从有了第一次后，巴菲特就开始用自己的私人关系搞调查了。与巴菲特通常的持股时间相比，小道消息的价值是很模糊的，人们很难想象这些消息在5年后是否还有用。但没有过这种主意且嫉妒巴菲特的成功的人也因此得到了解脱。有一次有位投资者要求再买伯克希尔，他的曼哈顿的经纪人恨恨地说：“沃伦也会犯错误。”巴菲特遭嫉恨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老是嘲笑别人信赖的复杂的“工具”。那些研究年度报告没他勤奋的人也不愿相信，特别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发现股票的。有位金融编辑探寻到，巴菲特的“秘密”也许是有一个藏在凯威特广场深处的“黑匣子”吧？巴菲特再三声明他没有什么神秘的捷径，也没有水晶球。有一次，有位经纪人在买房子时向巴菲特请教对利率的看法，巴菲特戏谑地说：“只有两个人知道。他们都住在瑞士，但意见完全相反。”巴菲特干的大多数事情，如读报纸和贸易报告，小的投资者也能干。他深深感到许多灵敏人的想法都错了。小人物也可在市场中投资，只要他们坚持构造自己的格雷厄姆和多德网。但他发现，人们要么想一口吃成个胖子，要么永远不吃。很多人都“不正常”地要把事情弄复杂。这个毛病也传染到了巴菲特一家。他的姐姐多丽丝有一次曾想通过卖“无担保选择权”来增加收入——正是巴菲特鄙视的那种市场轮盘赌。当黑色星期一到来时，爱冒险的多丽丝发现自己背了140万美元的债。沃伦同意由他安排多丽丝的生计，她可每月得到一定的津贴。但他很坦率地拒绝代她偿债，一点选择的余地也没有。多丽丝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从此她对沃伦总是冷冷的，他也因此受到了伤害。但他的本性不允许他帮助一个投机者，谁都不能让巴菲特改变规则，就连亲姐姐也不行。当然，对格雷厄姆和多德亦步亦趋并不是多丽丝（和其他大多数人）这样的人做得到的，只是巴菲特有这样的天赋。随便提起一种股票，任何一种股票，巴菲特都能概括地说出它的事实情况，就像他小时候靠记忆背出各地城市的人口一样。他的数字能力也同样使同事们目瞪口呆。 （巴菲特在解释自己的心算爱好时说，如果他“脑袋”里不理解数字，他就完全不理解了，因此他不用计算机。）人们习惯于用机械术语来形容他的思维。多丽丝自己就反复描述过沃伦的“屏幕”上的信息反应有多快；麦克。戈德伯克曾谈起他凭记忆“复述”了保险政策。他脑袋里的这种快速筛选索引卡的能力使他能回忆起过去的情况，通过无语的回忆发展成一种投资本能。而普通的投资者脑袋里可没有计算器，也没有现成清晰的百科全书。这不是说巴菲特不可能成为榜样。 （太德。威廉可以造就一个不坏的击球手，虽然不是400码的击球手。）每个人都有权采取把股票当作部分业务的分析方法，而不是只在屏幕上一闪而过，就像每人都有权进行购买权交易一样。芒格认为巴菲特的风格是“很值得学习的”。请别误会，我并不认为有数万人干得都不错，但是，成百上千的人干得的确比他们料想的要强。这要一分为二地看。但部分“二元性”是人们常把“简单”与“容易”混为一谈。巴菲特的方法是直接了当，从这种意义上讲是“简单”的。但做起来又不容易。评价可口可乐这样的公司需要有由多年经验形成的睿智，还有很强的主观因素。有位伯克希尔的股东抱怨说像可口可乐这样的特权经营者太少了。芒格尖酸地批评他说：“哪有那么容易的事；你干两三回，就指望一家人一辈子都有钱花？”巴菲特说这不需要正式的教育，也不需要高智商，要紧的是气质。他讲了一个在商学院做的小游戏。假设他在一次讲课时说，每个学生都可得到每位同学将来收入的十分之一，他们愿意选谁？学生们可以左挑右挑。巴菲特发现他们选的不一定是最聪明的同学，而是有如下气质的人：忠诚，有活力，有原则，有头脑。最要紧的是对自己判断的信心，使你保持冷静，免得“乱了手脚”。表现在市场上就是，如果你认识到了某种股票的价值 （公司的价值），那么关于它下跌的消息就不会引起你的恐慌。事实上巴菲特在每次投资之前都要完全相信它，这样即使市场连续几年处在崩溃的边缘，没有一点股价上升的好消息时，他也会为拥有这样的股票而自豪。这听起来很特别，但人们的房子并没有每天的报价，多数人却不会为担忧它的价值而失眠。巴菲特就是这样看可口可乐的。当1989年2月，他的这次投资公开之后，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也像注入了二氧化碳一样咕咕冒泡。它卖到了4800美元一股，仅6个月之后它又上涨了66％，到了8000美元。现在值38亿美元的巴菲特好像是专为这项新投资而生的。他很快就成了可口可乐主义的提倡者。他会向每位愿听的人背诵可乐在世界各国的人均消费量，或按它的财务成分分析每罐可乐。他知道它的销售情况和增长率。当他看到超级市场中堆着的红白相间的可乐时会感到一种冲动和舒服。他对来访者解释说，他知道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喝这种产品，就好像他们正坐在巴菲特的办公室一样。他牢记着这样一组数字：每销售8盎司一份的可乐就有1美分的利润，每天卖7亿份，每年可卖出2500亿份。19豪伊的伤感1980年，巴菲特在奥马哈《世界先驱报》上发表了一篇激烈的文章，强烈抨击大富翁们的奢侈生活。在巴菲特看来，大批财富，包括他自己的，代表的是一堆“有主支票”，最终是要服务于社会的。他把炮火对准了赫斯特，后者把自己的有主支票挥霍在浮夸的圣。西蒙上，因此占用了“大量用于其他社会目的的人力和物力”。巴菲特也同样批评把财产留给子孙后代的大富翁。比如说，后期的杜邦公司“对社会的贡献几乎没有，却多次声称捐献了产值的多少”。巴菲特用人人平等的目光说，杜邦“可能认为自己很有眼光，发现穷人们的食物越来越少了”，但他们自己的“食物都多得吃不了”。杜邦自然找不出巴菲特一家的毛病。沃伦有个堂弟在开出租，他的一位侄子在爵士乐队演奏等等。他们中有些人拥有伯克希尔的股票，但巴菲特总是公事公办，不会给他们特别照顾，也不透露内部消息。他认为，如果没有经济依赖这种讨厌的因素，他的家庭会更“纯洁”。最重要的是，他希望已长大成人的孩子们能过正常的独立生活。这迫使他，至少在他眼中，停止了给孩子们的经济资助。他很担心为可爱的孩子们“提供食物”会毁了他们，于是拒绝给他们丝毫的经济帮助，而这样的帮助即使是中等富裕的父亲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他的态度使许多富翁朋友们迷惑不解， （芒格除外，他基本上赞同巴菲特的作法。）当格雷厄姆集团在讨论给孩子们留“多少数目”才合适时，巴菲特说几十万就够了。拉里。蒂施反对道：“沃伦，你错了。如果他们到12岁时还没被毁了，那就不会被毁了。”当时正为儿子接管《邮报》而伤神的凯。格雷厄姆回忆说：“这正是我们（她和巴菲特）争辩的话题。”巴菲特的确非常关心自己的孩子，而且他是个慈祥，甚至有点活泼的父亲。他鼓励孩子们模仿心目中的明星，当有谁遇到丧气事时——比方说，工作或婚姻方面——他也很耐心。但一旦涉及钱的问题他就变得强硬，公事公办，好像孩子们只是初级经济伙伴一样。他的方法中有许多明智之处，亿万富翁应该有限度，但巴菲特就像在职业中一样，从无折衷的余地。当苏茜需要 20美元在机场停车时，她必须给父亲带回发票。当巴菲特给孩子们贷款时，他们要订协议，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们就这样上了合法的钩了。伯克希尔的许多股东都把大量股票当作礼物送给孩子，但巴菲特不是这样的。他只在圣诞节给孩子们及其配偶每人 1万美元——刚好是免税的限额。这些限制给他们个感觉，就像给了他们几百万一样。当孩子们还是学生的时候，巴菲特给杰里。奥兰斯写过一封信说，他想推迟给孩子们钱，最早到他明白“树上结什么果子”时才给。步入青年的苏茜、豪伊和彼得认为父亲仍把他们当作刚长成的幼苗。原则上他们支持父亲的作法并为此而自豪。但他们止不住想，就像豪伊说的，为什么他“高兴不起来”，有时好像还痛恨这种单调的激励措施。在巴菲特眼中，孩子们的方式都很活泼、直接了当。 （他们没有谁喝比可乐更烈性的饮料。）他们都像巴菲特那样急切，但花开得很迟。他们的大学都没毕业，婚姻上也都是早婚而不幸。经济上孩子们继承了祖父的那份，这是沃伦为他们在伯克希尔投资的。因此他们本来可以一天活都不用干就成为百万富翁的。苏茜卖了部分股票（当时价格不到1000美元）买了一辆波尔舍轿车，她在婚姻破裂后搬到了华盛顿，并与凯。格雷厄姆有了联系。后者主动帮他在《新共和》杂志找了一份管理工作。1983年，苏茜再次结婚，丈夫阿兰。格兰柏格是一位公共利益律师，后来成了国会里的助手。沃伦和妻子对格林柏格心满意足，他是那种不很英俊但温和的人，巴菲特夫妇称他为“理想的女婿阿兰”。当格林伯格夫妇搬到杜邦公司附近的一座房子时，苏茜的伯克希尔股票也花完了，这对年轻的夫妇把自己房子的大部分租了出去，只留下一个很小的厨房。当苏茜怀孕后她想要个大点的厨房，以便孩子出生后再添张桌子，并开个通往后院的门。她订好了计划，估算了一下大概要花3万美元。苏茜知道父亲不会为她付钱的，于是她申请贷款，利息从优。沃伦拒绝了。“为什么不像别人那样去银行贷款呢？”他建议说。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沃伦解释说，如果他是内布拉斯加橄榄球队的四分位，要是只把球传给子女那是不公平的，在钱的问题上也是如此。这个回答十分“合理”，但不“合情”，好像苏茜只是个普通人。她对这十分不快。当苏茜快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她常常卧床不起。她的密友“格雷厄姆夫人”常带着食物来与她共进晚餐，她把水煮桃子和冻鲨鱼肉一直送到楼上卧室。格雷厄姆发现苏茜只有一个黑白小电视，她建议她买个大点儿的彩色的，当苏茜说她买不起时，格雷厄姆夫人吓了一跳——这可是巴菲特的女儿！毕竟巴菲特自己有个大屏幕彩电。格雷厄姆立即给巴菲特打了电话。这次巴菲特发了慈悲，给苏茜买了个像样的电视。但格雷厄姆还是忍不住替他感到害臊。也许钱是他生活中的主要动力，好像巴菲特以为所有人也都只是关心钱。他可能认为苏茜会以钱来衡量新电视，就像他自己一样，或者这样的礼物会改变女儿活泼乐观的性格。但在苏茜眼中，它只是个电视而已。但苏茜十分崇拜自己的父亲，很容易接受他的影响。她认为厨房事件只是她了解的父亲的一部分。“他是个很直率的人，”她说，“只不过不给我们钱罢了。”对豪伊来说，靠父亲养活比打仗还难。他也像父亲那样不修边幅，不打领带，只穿运动鞋。只有一点不同，即他可胖得多了。他把伯克希尔股票卖了之后开办了自己的掘土公司，可惜好景不长，公司很快就倒闭了。于是豪伊跑到洛杉矶的喜诗糖业工作。80年代初他回到了奥马哈，第二次婚姻后建立了一个小家庭。他从事房地产业务。作为副业，他租了块地种庄稼。沃伦知道，豪伊真正感兴趣的是农场。在一段时期的“自我折磨”之后（用某位朋友的话说），沃伦提出了一个在他看来最慷慨的建议。他要买下个农场然后以标准的商业交易形式租给豪伊种。 （豪伊必须把经营农场的部分收入交给巴菲特并承担税收。）豪伊问他母亲为什么父亲想插手。“别问，”苏茜说，“弄到农场再说。”但事情没这么简单。沃伦根据农场的潜力提出了封顶价格。豪伊跑了上百个农场，但由于出价太低，只能被人嘲笑回来。他对买农场都绝望了，但沃伦拒绝妥协。最后在1985年他们以30万美元在内布拉斯加的蒂卡马哈买下一个农场，就在奥马哈北部，驱车只要45分钟。“这是典型的沃伦。巴菲特购买方式，”豪伊说，“我们是以市场最低价买下它的，我想他也是想教我点谈判技巧。”豪伊的农场里连电话都没有，但那儿是他得意的避难所。每年春秋两季他就带着一家人开着拖拉机种玉米和大豆。但沃伦是不会和他一起度过这些时光的。“我不能让他到这儿来看看庄稼长得怎么样了。”豪伊哀怨地说。6年里巴菲特只去了两次。他对豪伊的新事物不屑一顾。他说：“把租金拿来，可不要少了。”尽管他买这个农场时已经左思右想，但豪伊还是不能相信他这么干不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他可以看豪伊的书，但不看他的庄稼——那正是豪伊最关心的。在沃伦眼中，这只是场交易，玉米和大豆也只是商品。他对农场的这些事不屑一顾并讽刺说：“没人会到超市买豪伊。巴菲特牌的玉米的。”沃伦的确用农场教了豪伊点什么。他同意只要每年豪伊体重不超过某值，他就少收租金。 （他自己就十分苗条，他认为这有益于长寿。同样他也用钱来刺激女儿和妻子控制体重。）但多数年份，这种用经济手段让豪伊控制体重的明显企图都失败了。沃伦对豪伊更有帮助的是他的指导，因为豪伊常征求他的意见。在豪伊得到农场后，他决定像共和党员祖父一样参加地方竞选。但他担心人们会以为沃伦替他买选票或更糟——沃伦根本不支持他。父亲打消了他的顾虑，他宣称为他做一点捐助——最后豪伊当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