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传-7

失而悲叹。政治、裙边以及享受四季愉快的天气又何尝不是如此。分析这些东西是华尔街最大的游戏——也是它最大的消遣，在它喧嚣的沙龙会上每件事都很有趣，但没有哪件事是确定的——不论是总统，是经济，还是欧佩克对百事可乐销量的影响。所有这些都无法代替对某种股票作出严格的评价。当你买了一股《华盛顿邮报》时，你得到的最终回报是不会以中东战争爆发与否为基础的，你所买的不多不少，只是企业的一个份额——是对它的出版业和电视台资产在未来所获得的利润的一份分享的权力。诚然，如果你知道《邮报》或任何一家企业的价值是多少，那就好像发出一个清晰的音符。这正是巴菲特所竭力追求的声音。其他任何事都无关紧要，而最无足轻重的是成千上万在对未来争论不休的刺耳声音，正如他曾经对合伙人说过的“未来永远都是模糊的”。而对他来讲，真正的清晰是某种证券可以以比资产额小许多的价格获得，其他每件事——儿子摔伤的背部，小家伙的哭喊——都被他排到了一边。痛苦的问题依旧存在，旧的价值标准是否难过时？有人想起了格雷厄姆对议员富布莱特的问答。20年前，议员问他：“为什么连很廉价的股票的价格也必然会回升起来呢？”“那正是我们行业的秘密所在。”9月份时，格雷厄姆从他的退休生活中重新露面，他劝告证券分析家们，敦促他们认识到他所谓的“价值复兴”，他提醒道：“投资，并不要求天才。”它所需要的是，第一，适当的智慧；第二，良好的经营原则；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顽强不屈的性格。还有其他人，比如比尔。瑞恩和约翰。内夫，都公开指出采取重大步骤的时机来临了。但是整个华尔街还是沉醉于哈姆雷特式的练习中，“做或者不做——股票”，华尔街经济所海登。斯通发出了怀疑，事实清清楚楚地摆在面前，市盈率达到了战后最低，股票也十分廉价，海登。斯通痛苦地说：还有那么多问题摆在面前，也许一次事情也无法解决……我们的整个社会结构变得如此不同……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我们能充分地领悟和成功地应付它吗？它使人非常沮丧，海登。斯通提议对主要股票的购买推延一下，“直到有更大确定性出现”。难道会有人如此好心地按响铃声，在市场转变之前提醒海登。斯通吗？人们所丧失的不是非凡的智慧，而是格雷厄姆所说的坚韧的品德，按照自己的信念“顽强不屈地”行动下去。就在这个时刻——1974年10月初——巴菲特生平第一次对股票市场做了公开的预测。这件事发生在《福布斯》对他采访的过程中，那时道。琼斯指数只有580点。“您有什么感想？”《福布斯》的记者问他。“它就像一个在妓院里纵欲的男子。现在是该投资的时候了。”巴菲特说。他对未来的疑虑悄悄消散了，尽管他的股票很低，但他的热情不减。伯克希尔被堆满了证券，巴菲特日复一日地买进它们。我把投资业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商业，这是因为你永远不必改变态度。你只需站在本垒上，投手扔来了47美元的通用股票，39美元的美国钢铁公司股票！没有惩罚，只有机会的丧失。你整日等待着你喜欢的投球，然后趁外场手打瞌睡的时候，大迈一步将球击向空中。他曾在1969年洗手不干了，但是现在，正当市场处于低潮时，他又系好了钉鞋，竖起了球拍，“这儿不再有什么”，没有什么模棱两可的东西，正如他对《福布斯》所说的，“现在是该投资的时候了。”巴菲特又回来了！9 变化的自我霍华德。巴菲特，沃伦的大儿子，认为他的父亲是自己所认识的人中第二聪明的人。在他看来，最富有智慧的是他父亲的西海岸的哲学家朋友查理。芒格。对于作家莫里。伯恩斯坦来说，芒格是一个真正神秘的人，是一个古怪得总与你保持一定距离的思想家。芒格是巴菲特的共鸣板。芒格——只有芒格——巴菲特才会让他走进自己的帐篷。两人有一种特殊的如同共生的关系，而且就像一个美满的婚姻，有着一种命中注定的机缘。曾协助安排两人见面的埃德温。戴维斯医生对他们相似的举止和机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巴菲特的女儿认为他们像“无性繁殖系”，向前迈着相同的步伐，甚至长得也有点像。巴菲特总是一副欢乐的样子，然而他这位洛杉矶的伙伴却很冷峻。他没有巴菲特那样轻松优雅而且从来不会犯傻，他常常连再见都懒得说，而且喜欢在他对自己生意做出结论之后就从椅子上直起身并走得无影无踪。芒格对他的手下疑心很重，因此巴菲特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可怕的非人类”。事实上，这倒为芒格的独特之处提供了一点点线索。他对待生活的方式——尤其是作为一个投资者时采用的方式——就是去问什么会出问题。他总喜欢引用几何学家卡尔。雅各比的话“转化，总是在转化”。就这样，在一所学校的毕业典礼上，芒格所做的“布道”并不是关于那些带来幸福的品质，而是关于那些必然导致悲剧生活的品质。在许多次收购的活动中，巴菲特都用芒格作他的律师。芒格拥有由巴菲特控制的戴维斯菲尔德零售店一小份份额。然而他们的职业是彼此分离的。自从60年代以来，芒格就一直经营着韦勒芒格公司，这是一个投资合伙企业，位于太平洋股票交易所楼层的一个位置便利且遍布管道的办公室里。这种结构很适合芒格的心意，因为这充分显示出芒格对那帮装腔作势的公司扈徒的不屑一顾。更富匠心的是，芒格把秘书安置在背后的单人房间里，他和他的合伙人则在敞开的前堂办公。连一小时还没过去，芒格就会又朝秘书大喊：“给我接通沃伦的电话！”芒格的合伙人，艾拉。马歇尔感到巴菲特正在培养芒格，而且芒格也想成为巴菲特的合伙人。但是奇怪的是，他们职业上的联系纯属偶然。他们每人都各自独立地在洛杉矶公司买进一种叫蓝筹印花的股票。巴菲特为自己买了一点，也为伯克希尔公司买了一些。到70年代初为止，巴菲特成为蓝筹股票的最大拥有者，而芒格则位居第二。蓝筹公司乃是一块褪色的美国古董。它从分发它的赠券的超级市场收取费用，然后用“免费”的烤箱，草地椅及类似的东西来换取这些赠券。当然巴菲特对烤箱没有任何兴趣，他感兴趣的只是钱。蓝筹公司具有吸引力的秘密在于它可以立即收集到现金，但是可以长时间分批地偿还基金。因为这些赠券常常被塞进抽屉里然后被遗忘了。在这段时间里，蓝筹公司就可以无偿地使用未承付的转帐支票。对巴菲特而言，蓝筹不过是一家不太规范的保险公司而已。它的“利润”——也就是出售给零售商的那些赠券——每年达到了1亿2千万美元的数量，于是巴菲特除了在伯克希尔拥有的货币储备以外，他又多了一个来源。他和芒格加入了蓝筹的董事会，接管了投资委员会，并且开始将这些未承付的转帐支票投入运作。对于巴菲特来说，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一个经营着两部分资金的投资者在为一个竞争的，而且有潜伏性冲突的主人工作。但奇怪的是，由于巴菲特对自己名誉十分爱惜，这种事从未发生在他身上，他和他的朋友正一起经历着买进廉价股票的大好时光。当巴菲特偶尔在加州的时候，他们会在一起对选择股票谈笑一番，使它听起来似乎易如反掌。有一个例子是有关原始资本基金的，它是一家封闭型共同基金，同样也在洛杉矶。原始资本基金是由弗雷德。卡尔这位投资公司管理者在1968年建立的。在70年代早期卡尔隐退之后，它的股票便一落千丈。的确，它和别的股票一样跌得太多了。尽管原始资本基金的资产价值有18美元/股，但他的价格却只有9美元。蓝筹在基金中占有20％的份额。就这样，巴菲特和芒格又绕回到投机上来了，但这时其他所有者都已经走开了。芒格代表蓝筹进入了原始资本基金的董事会，并且对任何不满意的地方都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有一次，当他审阅了债券组合之后，他发现原始资本基金将有一些安全级以下的债券。他直言不讳地对投资组合经理说道：“这的确是一个极好的令人羡慕的Baa级债券名单，但对于原始资本基金而言，除了A级债券，别的我都不想要。”巴菲特不可能找到比他更好的代理人了1——尤其因为巴菲特自己是如此不善于处理这样的难题。在1971年，巴菲特和芒格面向一种“好生意”——遇上了具有潜力的好机会——芒格偏好的那类“好主意”，不同于那种本。格雷厄姆类型的廉价股票。罗伯特。弗莱厄蒂是蓝筹公司的一位投资顾问，他得知加州最主要的巧克力连锁店喜诗糖果店将要出售。蓝筹公司的一位决策者威廉。拉姆齐也很有意思要买下它来。威廉来到弗莱厄蒂的办公室里，两人打电话给正在奥马哈家中的巴菲特讲述了这件事情。“噫，鲍勃，”巴菲特说，“糖果生意！我觉得我们并不想做糖果生意。”话音刚落，他就挂上了电话。拉姆齐在听筒里听到他这番话后，心烦意乱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等着再接通巴菲特的电话。每一分钟都过得那样漫长。秘书在慌乱之中错拨到巴菲特的办公室里去了，那儿没人应答。约摸三四分钟以后，他们终于找到了他。他们还没来得及说话，巴菲特就说：“我正在看它的数字呢。好吧，我愿意出个价买它。”这些“数字”告诉巴菲特：加州爱吃巧克力的人们都乐意为喜诗公司的深受赞誉的糖果多付一些钱，购买公司的价格是3千万美元，但由于喜诗糖果公司的账面价值较小，巴菲特和芒格决定买入价格不能高过2500万美元，于是谈判搁浅了。而这次，巴菲特却犯下了一个常见的错误。投资者常常臆想账面价值可以估计或者至少可以暗示一个公司的 “价值”是多少。事实上，这两种表达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账面价值等于进入到企业的资本量加上所有留存下来的利润。而投资者关心的是将来能从企业里取出多少价值，这才是决定公司“价值”（也可称为“内在价值”）的关键。暂且假设有一个新的公司在糖果生产设备、商店以及存货上的投资与喜诗公司完全一样，可是他生产的糖果品牌却是鲜为人知的，因而这个突然崛起的公司比起喜诗来赢利能力要差许多，其价值也必然小许多。由于账面价值无法反映出品牌之类的无形资产，因而对于喜诗这样的公司来说，它的价值标识作用便显得毫无意义了。但是巴菲特和芒格非常走运，喜诗公司回电话答应了2500万的价格——这也是巴菲特所做的最大一项投资。仿佛在突然之间，巴菲特的王国就已经拥有了糖果、纺织、零售、保险、银行、出版以及赠券。巴菲特的策略是把它们都划分区域，就好像每个部门都是他唯一的孩子一样。戴着他的喜诗公司帽子，他常常挤入人群中去听有关白糖期货的课。在他写给喜诗公司总裁查克。哈金斯的信里，可以看出巴菲特是如何惊人地探索着各种细节。我所犹豫不决的意向是接受12月29日周日那天的价格。我现在的想法是每磅20■～30■……如果砂糖期货还像前几天那样继续下跌的话，我倾向于推迟购买，直到我们得到市场对精炼砂糖作出的反应再说。巴菲特不断敦促哈金斯加强喜诗公司品牌的声誉。有意思的是，巴菲特不适合于作一个美食家的特点反倒启发他明白了公司真正“销售”的是什么东西。也许产自法国8英亩葡萄园里的葡萄的确是全世界最棒的，但我总是怀疑其中99%是说出来的，而只有1%是喝出来的。此后他又把注意力放到了赠券业上。折价的超级市场从那些不用赠券的商店里把生意抢了过来，顾客也越来越觉得光顾后者很吃亏，在他对着蓝筹公司大肆鼓吹如何解释这种洞察力的同时，他也带着一点自我剖析的意味承认营销并不是他所擅长的。现在的问题是我像会计师或是保险精算师那样来考虑问题。我所做出的反应就是对消费者解释所有的事实，并且完成所有的数学计算，然后向她表明她买了我们的赠券是多么合算。我想我能说服一群数学家、保险精算师、证券分析家乃至会计师，……但是却无法说服家庭主妇们。巴菲特又从来自于伯克希尔的资金源存取出4500万投入到银行股票中。迄今为此，他在这场危险游戏中仍旧安然无恙。他代表三个公司进行投资，它们分别是伯克希尔，蓝筹公司以及戴维斯菲尔德公司，它们各自有独立的股东群，而他也肩负着办好每一家公司的责任。他该把《华盛顿邮报》放入三个口袋中的哪一个呢？喜诗糖果公司又该放在哪儿呢？巴菲特小心翼翼地想尽量公平一些，即便如此，利益冲突还是不可避免的。要安排好这件事情的确非常困难，而且也很不符合巴菲特的性格。况且只要哪件事情一旦复杂化，证券稽查人员就会理直气壮地盯上你。在这场令人震惊的游戏中，有位经纪人向巴菲特提供加州帕萨迪纳的韦斯科贝格公司股票。这家公司拥有一定量的储蓄与贷款。巴菲特知道韦斯科公司，从60年代中期开始，他每年都读它的年度报表——和他曾经读过的成千上万份储备与贷款报表一样。韦斯科公司股在市场上交易价只有十几美①元，比它的账面价值的一半还低 .巴菲特和芒格查核了一番，芒格也认为韦斯科公司股很便宜，于是蓝筹公司便买入了它8%的份额。此时是1972年夏天，韦斯科财务公司还是一个很小的，只有200万美元投资的公司；但到了1973年1月，它便宣布要和加州的另一家拥有储蓄和贷款业务的圣。芭芭拉财务公司兼并。巴菲特和芒格立即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韦斯科公司准备放弃这个商店。在兼并的条件中，韦斯科股票的持有者将把他们手中持有的低估的股票换成圣。芭芭拉的股票，而后者的股票又似乎高估了。引自巴菲特的话说：我看过这些条件之后简直不敢相信它们，我把宣布的条件告诉了芒格，他也同样认为难以置信。但这确实是白纸黑字地写在道。琼斯的行情牌上的。芒格想多买进一些韦斯科公司的股票，并希望借此可以阻止兼并。因为兼并要根据股东投票来决定，巴菲特则不然，他属于能对偶尔的损失坚忍克己的人。他说：“要是为这事痛苦，那可真是个错误。”然而芒格坚持自己的做法。在后来的六周里，蓝筹公司买下了每一张出现的股票，逐渐积累了股票总数的20％。可是，他们还是无法阻止兼并，并且现在蓝筹公司已经陷得太深。正如芒格所说的，他们就像落入鼠夹的耗子，已经放弃对奶酪的渴望了。2月份时，芒格给韦斯科公司的总裁路易斯。R.文森蒂通了一次电话。芒格遣词用句显得异常古怪。他说蓝筹曾一直买进股票，目的是“想形成一种氛围”，使文森蒂和其他韦斯科公司的董事不会因为感到任何的“道德的义务”而实施兼并。而文森蒂坚持按原计划施行。他发现蓝筹公司可以随心所欲地投票反对自己，而且还会劝说其他股东也这样做。在芒格看来，这个民粹派人士的行径简直无比低俗。他曾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自信在这两个人之间没有任何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他宣称说自己很喜欢韦斯科公司的管理方式。而且尤其是文森蒂与巴菲特和芒格是同种类型的人。实际上，芒格多次表示如果文森蒂亲自过问他，两人面对面地交谈的话，蓝筹公司就会停止购进股票。文森蒂觉得这简直是古怪之至。他无法理解芒格在常规的商业交易中竟会对道德有如此执著和喜爱，然而这也正反映出芒格与人不同之处，他是一个坚持旧式学堂伦理观念的人。他从未试图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语句，但他却认为富兰克林的箴言比任何商学院所教的东西都更有价值。不论是身在商界内外，芒格都恪守绅士应有的礼数，他执著地走自己的路，却对最后结果的褒贬评价看得很淡。当医生给他作了一个极其拙劣的白内障手术而致使他视力减退时，他竟毫无怨言地承认发生这种事会有10%的概率，从而开始热衷于研究眼科学。在私人生活上，芒格相当积极主动，继贝洛斯堕胎一案之后，他为洛杉矶设立堕胎诊所立下了汗马功劳。身为古德。萨马林坦医院的志愿主席，他彻底重组了医院的工作团和专家组，只是他也会欺负一下医生，就像他曾在当地计划生育活动中欺负手下受托人一样。巴菲特给人平易近人的感觉，而① 对大多数银行而言，账面价值是很有用的尺度。因为银行资产由贷款和其他金融资产构成，所以类如品牌等无形资产通常不太重要。共和党人芒格则俨然位高任重，他飞奔进会议室，搜肠刮肚找出一些乱七八糟的故事来讲，仿佛是一位戴着形状吓人并且放大若干倍的眼镜的独眼哲学家兼国王。“查理十分有趣，同时也非常自大。”巴菲特圈子中的一位成员说，“他信奉一种贵族式的观点，总觉得世界上有一群经挑选出来的富有才华并且事业卓越的人，而他自己正是其中之一。”芒格总是开玩笑说要建立一个芒格的“王朝”，当他与第一个妻子——“第一夫人”——离婚以后，就开始阅读各种讣告，期望能为他臆想中的后代找一个具有他认可的品质的寡妇，他和他的“第二夫人”养育了8个小芒格君王和贵妇。和他的奥马哈合伙人完全不同，他的生活十分丰富，他常在河里或各种野潭里钓鳟鱼，北梭鱼，以及大西洋鲑鱼；他在加州俱乐部里掌管游戏场地，有时还主持晚会，尤其当他灌下一杯葡萄酒以后。艾拉。马歇尔想起在贝莱尔的一个晚会上，芒格一个人声音洪亮，颠三倒四地独白着，说的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芒格觉得这样很有趣味。当主人问马歇尔说：“你能让查理闭嘴吗？别人都没法儿说话了。”一次，芒格的一位密友奥蒂斯在一次钓鱼旅程的午夜醒来，发现芒格正坐着仔细研读一本书，而且神情十分诡秘。还有一次与巴菲特以及马歇尔去澳洲雨林探险的途中，他们的吉普车在丛林中拐来拐去，芒格却一直在读一本极其晦涩的古生物学著作。后来到了晚上，芒格便给同伴们讲述他读到的东西。“在晴朗深蓝的天空下，他向我们讲述恐龙是怎样进化成鸟类的。”马歇尔回忆道。包括巴菲特的朋友在内的人都被芒格的一通关于黑洞和爱因斯坦的演说给吓怕了，不再提起他不屑一顾的态度。一次，巴菲特的朋友罗克珊。勃兰特说她唯一知道的洛杉矶的医院只有锡达。西尼亚医学中心一家，芒格立即反驳她说：“那是因为你是犹太人。”芒格坐在扶手椅中，像一位令人敬畏的心理学家，其行为举止尤其像一个学生。他看透了许多现象背后的罪魁，比如：人们往往在改变自己看法时显得无能为力，这也就是被他称作“首次结论偏见”的现象：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组织总是乞求公众的诺言。真见鬼！这也是一个家庭组织总是举行结婚纪念的原因。这也正是芒格的洞察力对巴菲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正是巴菲特，而不是芒格，能够以一种更为自然的手法来运用这些理解力。巴菲特确确实实是一个能够克服一个人的“首次结论偏见”的伟人。在韦斯科公司这件事情上，在芒格与文森蒂交涉失败以后，巴菲特开始设法说服那些有能力阻止兼并的董事。伊丽莎白。彼得斯是旧金山的一位女财产继承者，也是韦斯科公司最大的股东。彼得斯的父母亲建立了储蓄与贷款业务，而且公司在50年代末期成为了上市公司。她的兄弟们都无法胜任这项工作，于是重担落在了她的身上，主修英语的彼得斯被送去学商业，以维护家族的利益。她发现：首先，自己可以做得相当出色；其次，韦斯科公司为她其他的追求目标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参照。她有一些其他的目标，包括去盛产优质树木的纳帕峡谷葡萄园以及读乔瑟的作品。到 70年代早期时，韦斯科公司还业绩平平，彼得斯很希望给它一点激励，但是其他董事不论是在财务方面还是其他方面都得不到任何利益。直到圣。芭芭拉财务公司提出收购条件以后，尽管彼得斯意识到条件非常苛刻，但是她希望兼并能够鞭策一下韦斯科公司的发展。巴菲特派蓝筹公司的总裁唐纳德。克佩尔去和彼得斯谈过一次话，但是她还是强硬地支持兼并活动。在克佩尔刚离开不久，巴菲特又打了个电话来。他很高兴地向彼得斯介绍了自己一番，并建议两个人找个机会好好商谈一下。几天以后，巴菲特和彼得斯便一起坐在旧金山机场的休息大厅里，巴菲特告诉她自己认为韦斯科公司的股票价值比圣。芭芭拉公司提供的价格高出许多。尽管这些陈词滥调都是彼得斯从克佩尔那里听过多次了的，但从巴菲特嘴里说出来就显得更有说服力。比如，他对她说话时显得好像他是她的合伙人，他的资金和她的生意融在一起。彼得斯坚持认为必须采取某些措施来重新激发韦斯科公司的活动，巴菲特则说他乐意试一试，他谈到了自己和其他公司的关系，他称之为一种合伙人关系，他还谈到了自己。他语气镇定，让人觉得十分放心。彼得斯终于发现自己很愿意成为这个人的合伙人，她喜欢上了巴菲特——而且很喜欢他的风格，同时似乎也看到了一丝希望。彼得斯只有一个问题还悬在心头。“巴菲特先生，如果我买下你，那么假如你在路口被卡车撞了怎么办？那时又由谁来挽救韦斯科公司呢？”巴菲特说有一位能力与自己相当的朋友。他已经安排这个人掌管伯克希尔公司，并且如果发生了类似的“卡车”事件，巴菲特家族的利益也将由他来保全。他认为完全可以托付给自己和他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当巴菲特说完以后，彼得斯就已下定了决心，于是兼并之事终于化为乌有了。巴菲特和芒格也开始感到对她要承担起一定的义务，决定提高他们在韦斯科公司中所占的份额。他们本来可以在低价位买进股票的。因为通常情况下，当一个兼并活动出现时，股票会上升。但是由于欺骗型投资者鉴于交易失败而作的保证偿还活动，而巴菲特和芒格对这失败负有直接的责任——看上去并不怎么样。因此他们告诉自己的经纪人在价格上可以慷慨一些。蓝筹公司以17美元的价位向韦斯科投标，这个价格是在这项交易失败之前的普遍价格。尽管此举非不同寻常，据芒格说：“我们在富于幻想的时刻作出的决定认为，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蓝筹公司把自己占有的份额提高到24.9%，后来，韦斯科公司的股票随市场行情一起跌了下来，而蓝筹公司做了许多股权收购活动。在 1974年中期时，蓝筹公司拥有股票总量中的绝大部分。（彼得斯仍旧是少数几个大股东之一）。事情似乎还没有完结，然而巴菲特和芒格并不知道的是，他们的行踪已经被证券及交易委员会盯上了。灾难来临的第一个预兆出现在1974年秋天，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巴菲特和芒格之间错综复杂，很不规范的合伙人关系引起的。巴菲特和芒格在蓝筹公司和戴维斯菲尔德零售店中各自拥有独立的股份额，但芒格与伯克希尔公司没有任何瓜葛。于是，当巴菲特从他的蓝筹公司口袋中掏钱花时，这是带有合作性的，而当他涉及到伯克希尔公司——他前面的口袋时——他又是独立的，这个内部关联的所有权关系令人十分迷惑，于是易于导致冲突和混乱（图示如右）。作为解开这团混乱如麻的关系的第一步，巴菲特和芒格宣布把戴维斯菲尔德零售店兼并到伯克希尔公司里去。但是证券会及交易委员会提出了质疑，向他们提了一大堆问题。起初芒格以为也许是由于巴菲特和自己都是十分“有趣”的人物，证交会才会拖延他们的进度。在他脑海中，有一幅古怪的画面：管理当局仔细察看蓝筹公司，就仿佛它是一只爬过显微镜的非同寻常的臭虫。但是几个月过去了，芒格渐渐变得焦躁不安。在写给查尔斯。里克绍沙——他和巴菲特在芒格法律公司里的律师——的信中，芒格显得十分不满，仿佛在交通厅和一个步履拖沓冗繁的公务员打交道一样。但愿我放弃这件事后，证交会的每个人都能感到心满意足，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们就该尽快地让我收到答复，最好是打电话直接告诉我，这样我们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也可以使我们的兼并计划顺利完成。可是，芒格从未读过卡夫卡，里克绍沙把一份措辞相对缓和的信件送给了证交会。在12月份的时候，芒格就收到了他最快的答复——尽管这答复并不是他所期望的。证交会对奥马哈的君王提出控告：关于蓝筹邮票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沃伦。巴菲特公司（原文如此），HO—784号，等等，巴菲特成为了被全面审查的目标。蓝筹公司、伯克希尔公司以及巴菲特公司（原文如此）有可能单独或相互协力增加过一些活动。在这些行动中直接或间接地作为一种机制、谋划或是策略来进行欺骗。或者还包括有一份不真实的事实陈述材料或遗漏了……这些询问都是集中在蓝筹是否曾操纵过韦斯科公司股票价格的问题上，这确实是一个解决起来进退两难的指控。在证交会的执行部门中，这被认为是一件大事，于是很快事情就扩大成对巴菲特涉及过的一切事情的全面调查。在调查期间，巴菲特向华盛顿运来了纸箱的档案材料，有他的股票经纪人的记录，有他给蓝筹公司的信，还有他对纺纱厂和喜诗糖果公司的每份备忘录，以及巴菲特的银行，一切都被证交会这个“真空场”给吸进去了。在伯克希尔公司的主管会计韦尔纳。麦肯齐看来，“他们好不容易发现了一个富有的人，于是便咬定他必然是一个恶棍。“尽管巴菲特很担心，但表现得很镇定。他和作投资时一样从容不迫，耐性十足，而不管自己的声誉是否正处于危险之中。芒格却正好相反，他几乎要中风了。罗德里克。希尔斯，芒格的前任法律伙伴，当时正担任白宫顾问的职务。当调查时有消息传出来，说希尔斯曾被邀请担任证交会主席的工作，巴菲特和芒格的律师给希尔斯打电话恳求他把此事拒绝掉，并声称如果他就任这个职位，证交会就会欲罢不能，从而导致更加严厉苛刻地对待他们。“你那儿有什么情况吗？”希216尔斯问道。他暗指的是调查的事。里克绍沙说：“没有，一切都是胡扯。”希尔斯对此显得不屑一顾。后来芒格又打了好多次电话，每次都痛斥希尔斯在巴菲特最需要他的时候背叛了他。但是希尔斯还是接受了这项工作。1975年3月，芒格来到证交会做了两天的证人，他傲气十足地向审问者保证“如果出了任何问题，沃伦和我将负全部责任”，好像这样就可以结束这件事情似的。他把这件事看作对性格的一种磨炼，常常提到参加各种上流聚会时的荣耀。一位年轻的证交会律师摇动三寸不烂之舌，奋力挖掘他的内幕。他暗示说芒格曾参与共谋，以卖空韦斯科股票起诉者的股票为手段来破坏此次兼并。芒格抗议说，“这绝不是我们的经营作风。”他的语气听上去相当震惊，就好像一个神父偶尔作了一次警察而不是传教士。事实上，证交会是怀疑其中藏有阴谋。具体来说就是：蓝筹公司究竟是不是为了接管韦斯科公司才对兼并加以阻止？提问者：在2月26日之前，你和巴菲特对这种方式（寻求控制韦斯科公司）考虑了多久？芒格：我以前说过，我们把98%的精力都投入了手头的业务，我们都信奉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人谈的工作是手头的工作，而不该顾忌远处很模糊的东西。不管加里的威慑，律师们更进一步涉及核心问题，那么蓝筹公司为什么为韦斯科多付出不必要的价格？提问者：你完全可以便宜地得到它，你为何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呢？芒格：我们希望在路。文森蒂和贝蒂。彼得斯之间作得公正平等一些。提问者：那么你的股东怎么办呢！难道你不想对他们也做到公平吗？芒格：是这样。对于那些要求我们去做与矫枉过正不一致的事的股东，我们并没有义务要做到公平。我们的想法和本。富兰克林的一样——如果你愿意的话——最诚实的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你看上去被搅得很迷惑？提问者：的确如此。因为在我印象里，商界人士总是为了他们的公司和股东的利益而竭力达到最大利润的。芒格：也许我们想在更长的时期里达到最大利润。如果我们希望和路易斯。文森蒂建立一种和谐、长期的工作关系的话，或许这只是一种私人兴趣，正好倾斜到你们想当然的层面。这场谈话的论题与巴菲特在旧金山和贝蒂。彼得斯的谈话十分相似，一项长期投资决不仅仅只在股票上押下赌注，它是一个合伙人的形式。一个大的股东——即一个合伙人——有付出，同时也有收益。对巴菲特而言，“合伙人”这个字眼有某种强烈的暗示，隐含了一系列没有说出口来的责任和忠诚，也正像他曾经对巴菲特合伙人企业的投资者所感觉到的一样。现代的投资组合管理者都二维地来看待股票，它们在屏幕上闪烁，随着按钮的摁下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巴菲特和芒格需要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他们常常谈到仅仅经营资金是远远不够的。芒格回忆道：“我对沃伦说，我们可不想像智者拉塞尔一样成为一个精明、吝啬的攒钱鬼。”我们不愿意在①朋友和家人的记忆中只留下一张空空的白纸 .可是，证交会的律师依旧疑心重重。这件事在他们看来仿佛蓝筹公司曾经支撑韦斯科公司的股票——或者叫“操纵”它——从而达到在更高价位卖出的目的。但是由于蓝筹公司并没有做出卖它的举动，律师们就变得迷惑不解了。于是，他们又来试探巴菲特：提问者：从商业角度来讲，等到价格落下来时以便宜价位买进股票难道不更好些吗！巴菲特：单一交易中可能是这样的，但我认为如果你看到蓝筹公司的整体格局，看到韦斯科公司的人们觉得股东确实得到了公平的待遇……我想蓝筹公司的整体商业信誉从来没有像现在那么好过。提问者：你对蓝筹公司的股东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巴菲特：我自己也拥有相当数量的股票，因此这对我本身也会有影响，我可不是在完完全全花费别人的资金。提问者：如果在兼并告吹之后你立即入市，同时股价下跌，你觉得这样看起来显得不太好，对吧？巴菲特：我觉得也许会有人对此相当愤慨的。提问者：这理由让我觉得很费解。尽管你认为韦斯科公司的管理层会感到不安或愤怒……我的意思是你为何对此在意，蓝筹公司为何对此在意，而韦斯科公司的管理层又为何对此在意呢？巴菲特：韦斯科公司的管理层对我们的感觉是相当重要的。当然，你可以说我们拥有控制权，因此它不会造成什么影响，但实际上它关系重大。路易斯。文森蒂并不一定真的非要为我们工作，他只是喜欢和我们共事而已，而我也愿意与他合作，这就算一种良好的关系。你知道，如果他觉得我们是卑鄙小人或其他什么，这种关系就不可能存在，这并不仅仅是建立在他拿多少薪水的基础上的。假如一个政府机构总是指责J.P.摩根或Sr.，太过于注意自己的声誉，这倒显得很不合理。“你为什么对此这么在意？”对于摩根的同时代人而言，这个问题似乎令人难以想象。但这个时代里，有某些东西已经被众人遗失了。的确，巴菲特和证交会的谈话让人觉得像一场跨世纪的对白，这个机构以及它所习惯于打交道的律师们都把公司的事务定义为一系列的交易活动，每个交易都是独立的，今天的合伙人明天就可能反目成仇。巴菲特以建立关系的方式来做生意，显得更为长远。他对自己的规则十分执著，好像自己对自我定位有某种奇怪的偏爱一样。而可笑的是，这却为别人的怀疑提供了根源。巴菲特有漏洞的事实更加剧了证交会的疑虑。他们已经找到了共谋者，现在只差罪证没找到了。自然而然地，他们想从巴菲特和芒格之间貌似神秘的联盟关系中找到这种罪证。提问者：在蓝筹公司里是由谁来做投资决策的？① 芒格在1976 年将他的合伙人企业做了清算，在1962—1975 年期间，以复利计算的年增长率达到了20%.芒格：通常是由巴菲特先生来做的，他一般事先和我商量一下，然后他在行动之前还会征得我的同意。提问者：那么在巴菲特先生第一次购买下订单以后，他有没有告诉你他想继续买进韦斯科公司的股票呢？芒格：这种事情对于我们俩来说再自然不过了，因此我们通常没有必要告诉对方或一起讨论未来的打算都是些什么。提问者：那你问他了吗？芒格：我没有必要这么做。我知道他脑子里都是怎么想的。提问者：你自己是否觉得巴菲特先生是你的知己？这句不经意说出口的话顿时显得提问者不太坦率。证交会曾经从贝蒂。彼得斯那里打听到类似的语句。于是他们又来试探巴菲特。提问者：你觉得他可以成为知己吗？巴菲特：这可取决于你谈的是哪个方面的问题。你也知道，我们在许多投资项目上意见分歧是很大的。而大多数决策中，我们能够保持一致。提问者：自从你变得有几分投资哲学家气质以后，你确信自己在大多数投资问题上同样征求他的意见吗？巴菲特：不，不再是……我的意思是有点这势头。提问者：好的，因此你们讨论一些有关投资学、哲学以及你所投资的项目等问题？巴菲特：确实如此。提问者：所以大多数情况下，你基本上知道他在买进或卖出些什么，而他也知道你的做多做空状况吧？巴菲特：他知道我对什么东西有买卖的兴趣，我也知道他的兴趣所在。至于他在某个特定时刻实际做了些什么，我并不十分清楚。巴菲特一步步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他曾经多次非正式地拜访证交会，而且似乎有意要协助他的审问者，他很有耐心地对证交会的一位叫劳伦斯。塞德曼的律师解释蓝筹公司这个拼图游戏。在他们吃午饭的时候，巴菲特还对塞德曼谈起他在华盛顿的年青时代，他零碎地穿插进一些巴氏的哲学观点，很快塞德曼就不知不觉陷入了巴菲特编织的蛛网之中，和贝蒂。彼得斯当年的情形一样，塞德曼回忆说：许多次，我和他围坐在桌子旁画圈，他说：“你这儿错了，它不属于这个公司，‘或者’那个属于那边……”。我和他呆在一起的时间很多，他没有什么敌意，是一个可以相处的出色人物——即使我们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的。对于现代的决策者来说，要是在没有律师陪伴的情况下走进证交会，并且和一个无足轻重的调查者谈起自己的案子——事实上这是给调查者提供信息——这一定是一件不可能发生乃至荒谬可笑的事情。即便他有这种念头，决策者的律师们都会提出抗议，并且无疑会限制他的这种举动。当代的精神总是处于犹豫之中，自发的行为早已让位于谨慎地墨守陈规，产生英雄的时代已经被一种对专门研究的崇尚所取代。我们再也没有伟人了，只有一些服服贴贴的小蚂蚁。巴菲特至少要在某种程度上做个英雄。那是很久很久以前，当人们还愿意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活动的时候，他觉察到这些现代的辅助部队——不仅仅是律师，还有政府公关人员，顾问以及无数其他的顾问——不光在发挥协助的作用，还在进行控制。这些都是他很厌恶的事情，不论成败与否，巴菲特都不会容忍其他任何人来为他安排日程。除了他十足的个人魅力以外，人们对他的开诚布公也有很好的反应，同时也因为他从不争辩而放松了对他的戒备，巴菲特并没有直接反驳塞德曼而是扔还他一块烂泥。“拉里，”巴菲特终于说道，“你以你的方法来看，你是对的；这里面确实有一些技术性的犯规行为。但如果你用我们的方法来看的话，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但我们并不是故意想去做错什么事情。如今，我们该如何解决它呢？”这个案子在1975年里一直拖着。证交会又把渔网洒向另一个领域进行捕捞——原始资本基金，这是巴菲特和芒格控制的另一组基金。到现在为止，巴菲特已经被各种各样的混乱局面搞得“奄奄一息”了。如果恶梦一旦结束，他告诉证交会说，他渴望能简化他的事务：我们希望拥有和现在一样，但少些混乱的企业。我确实不喜欢乱七八糟的局面。我们做的时候它显得很简单，而现在却远远不是那么简单了。到12月份，巴菲特的律师R.里克绍沙恳求了结此案。他辩解说巴菲特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不值得做这样细致的调查。他把巴菲特3年以来毫无瑕疵的准备个人税申报表的记录与林肯的圆木屋相提并论。自从他14岁开始为送报纸挣的钱交税以来，就一直缴纳联邦收入所得税。30年积累起来可以有数百万美元了，并且他的平均误差还不超过200美元。1976年时——调查已经进行了两年——证交会终于作出了处理。证交会正式指控蓝筹公司对韦斯科公司的购买不仅仅是一种投资，而正如它曾披露的一样，同时还为了阻止兼并（这也的确是事实）。它还宣称在3周时间内蓝筹公司曾人为地抬高韦斯科公司的市场价值。蓝筹公司同意以后不再有类似的举动，没有对罪行的确认或否定，而只是此类事情的一种惯常处理。对于证交会认为在蓝筹公司交易中受到伤害的韦斯科公司股东，它将支付115000美元。证交会没有采取敌对巴菲特的行动。但几周以后，它又派他去参加一个蓝色缓带研讨会，研究公司报表披露实践的情况。也许，证交会以此来表明对巴菲特的赦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前两年一直处于被调查的地位的巴菲特来说，这种待遇已经是非同寻常了。仿佛一个带着重新做人的热情的罪犯的巴菲特终于结束，也可以说是简化了这种“混乱”的局面。他把蓝筹公司在原始资本基金中的份额脱手出去（已经翻了两倍）。从此他不再以FMC资金管理者的旁观者身分出现了，他把韦斯科公司和蓝筹公司合并在了一起 （他本来要买下整个韦斯科公司，但应贝蒂。彼得斯的要求，他只购进了80％）。经过两年的中断之后，他继续着手把戴维斯菲尔德商店兼并到伯克希尔公司中去。令巴菲特高兴的是，兼并活动把他和芒格之间的联盟关系规范化了。为了换取他的戴维斯菲尔德股票，芒格在伯克希尔公司中投入了2％的股票，同时，巴菲特还把他的好友任命为副主席。芒格继续留在洛杉矶迫求一种零散的利益，但对于自己在伯克希尔公司中的地位，他始终很谦虚。“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大多数点子都是沃伦出的。”他说道。然而对于像巴菲特这样一个偏狭的人，有聪明过人的芒格在远处观察战况，提出忠告是非常重要的。兼并活动同样也使伯克希尔公司在蓝筹印花公司里占有了主要的份额。实际上，巴菲特只剩下一个“口袋”了——那就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他没有任何别的投资组合，实质上也就是没有个人投资了。但是伯克希尔公司，这个被他从纺织行业的死亡地带里营救出来的企业，正是他的“个人投资”。在最初10年中，巴菲特使伯克希尔公司的净价值从20美元/股升到了93美元/股。他对公司进行了彻底的改头换面。巴菲特自行收购了保险团体、银行，股票组合以及他在蓝筹公司，喜诗糖果公司和韦斯科公司中占有主要股份之后，公司原来的样子都荡然无存了。要是另一位决策者就会重新命名公司来反映出这些变化——也许叫做伯克希尔。哈撒韦实业公司或是“伯克希尔实业”。但是巴菲特对这种调包没有兴趣。他喜欢现在的名字，它使人想起公司的起源历史，虽然他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他还是叫肯。察思。从新贝德福德的档案堆里刨出昔日总裁们所作的记录，然后把它们都运到奥马哈来了。正如巴菲特对证交会解释的那样，他永远不会出售伯克希尔。我就是喜欢它。我将为伯克希尔公司倾注我的余生。它是属于公众的，但现在它更像一家家族企业。他说的不只是长期，而是他的余生。他的事业——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他的生命——都决定聚到这个公司里去了。他做过的每一件事，每一项投资，都是在一幅永远画不完的油画上添加的一笔。没有任何人能从他手中抢走画笔，就像他当初从西伯格。斯坦顿手中抢来一样。70年代中期时，巴菲特拥有了43％的股票份额，而苏茜持有另外的3％。为了得到伯克希尔公司以及蓝筹公司的下属机构，巴菲特投入了1540万美元。这相当于每股伯克希尔股票价值为32.45美元，这也是巴菲特愿意注入的最大资金。对这幅油画的任何进一步的修饰——即伯克希尔股票价值的提高，以及巴菲特财商的增加——都将从每股32.45美元的投资中，以及他对这项投资所作的一切努力中源源不断地涌出。10回到华盛顿当沃伦。巴菲特从天而降出现在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公司里时，她便进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转变时期。她的父亲曾在1933年买下了濒临破产的《华盛顿邮报》，当时，它在一个拥有5家报纸的城市里排行最末。她那位才华横溢，但最终神智紊乱的丈夫对着自己的太阳穴抠动板机之后，凯瑟琳在1963年接管了控制权。格雷厄姆并没有像别人面对这种意外时感到手足无措，她最多也只对这件事表示了一点同情。作为尤金。迈耶的女儿，格雷厄姆生活在一个富裕家庭特有的孤独寂寞中。母亲是位金融及政治家，又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第一把手，同时也是一位既世故又冷漠的母亲。她在一个由大量女家庭教师和私立学校构成的世界中成长起来，习惯了从母亲的私人秘书那里收到回信。在很年轻的时候，格雷厄姆就在作新闻记者，但是她从来没有想到家族的报业将由她来掌管。结婚以后，她便把精力都放在营造自己的家庭上了。在被推上权力的高位时，她显得既害羞、忸怩，又非常自卑，她的男性同事都对她毕恭毕敬，而格雷厄姆自己在一次采访中称，在现有社会的运行方式下，“一个男人比女人更适合于这项工作。”她只希望做一名中层管理人员。实际上，责任可以是一剂补药。在当时，《邮报》是一家洋溢着智慧但略有些狭隘的报纸。格雷厄姆聘用本杰朋。希拉德利，《新闻周刊》的华盛顿机构主管，来经营这家报纸，而本杰明在她的鼎力相助下，把《邮报》推进入美国新闻界排行榜的前几位。在1971年，当《邮报》的公司股票刚开始上市时，格雷厄姆撇开了那个态度摇摆不定的顾问，不惜冒着来自尼克松政府起诉的危险，出版了《五角大楼秘史》，即有关越南战争的政府秘闻（美国政府已经通过一项禁令来限制在《纽约时报》上登载）。以后，她又把《邮报》的调查拉回到水门事件上。尽管也许是在尼克松的唆使下， 《邮报》公司在佛罗里达的电视业执照受到了威胁，尼克松的律师总领约翰N.米切尔对即将问世的故事进行审查时说：“如果它出版了的话，那么凯蒂无易于把自己压入轧平机之中送死。”格雷厄姆知道，自己已经达到了目的。但是她改变自己定位的第二步骤尚未展开。尽管《邮报》在政治圈子里针贬时弊，但作为一家企业，它却没有丝毫吸引人之处。它的领头报纸在华盛顿市场中占主导地位，但其利润率却只有平平淡淡的10％而已。它的电视台业务陷入了同样的局面中。1971年《邮报》股票上市以后，格雷厄姆开始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盈亏状况上来。但是她已把财务方面的事务交给了董事长和她的顾问弗里茨。毕比律师来处理，按格雷厄姆的话来说：“我觉得图表数字之类的事还是应该由男人来干。”后来，在1973年春季，毕比死了，格雷厄姆成为了《幸福》周刊前500位大公司里的第一位女董事长。她曾勇敢地对证券分析家们宣布说，她希望得到一项普利策管理名义奖，但是华尔街世界却吓坏了她。这正是发生在巴菲特开始买进她的股票的时候。格雷厄姆通过《华盛顿月刊》的查理。彼得斯结识了巴菲特，但是对于巴菲特是何许人物或是他在忙些什么都一无所知。《邮报》有限公司里警报频传；凯的儿子唐纳德那时正在努力提高自己地位，他警告说自己担心公司会被某些“来自于内布拉斯加的极端左翼分子”所抢去，凯自己也给吓坏了，于是拼命找出版界的朋友们打听有关巴菲特的消息——“跟踪着他的踪迹，就像一只狗围着一条蛇打转。“其实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据布拉德利说《邮报》有两个级别的股票。公开交易的只有投票权很受限制的B股，对公司的控制权在于A股，而A股又只被格雷厄姆家族持在手中。但是凯毕竟是个新手，彼得。德罗，《邮报》新闻周刊部门的高级副总裁，一直安慰她说：”你有A股在手就不要担心啦！“但格雷厄姆还是十分惊慌，她不停地说：”他究竟要怎么样？有人想要同我们竞争董事会名额？“巴菲特猜想，作为一个执有10％份额的股东，他对公司的影响也许只是轻如鸿毛的。于是他写了封信给她——“亲爱的格雷厄姆女士……”——信里他讲述起自己曾经身为《邮报》报童的那些大胆的行为，而且否认自己有任何敌对的意思。她拿着这封信给许多精于此道的朋友们看，他们中有安德烈。梅耶以及芝加哥银行家罗伯特。阿布德等等。每个人都警告她说巴菲特善意的表示也许是个阴谋，并且建议她离他远点儿。以前格雷厄姆太依赖她的顾问了，如果说这一次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她按自己的直觉来行事了。她给巴菲特写了封回信，建议两个人见面谈谈。当格雷厄姆在拜访《洛杉矶时报》时，巴菲特从位于拉古纳海滨的家里开车上来，两人一起度过了被巴菲特称为极其愉快的时光。巴菲特觉察到她的忧虑不安，于是答应她不再买进股票。尽管格雷厄姆对他还很拿不准，她还是邀请他来东部时去看看她的公司。沃伦和苏茜在这段紧张的时间里住进了距《邮报》仅有一个街区的华盛顿麦迪逊饭店。印刷工人在磨洋工，警察和工会成员们在街上对峙。巴菲特弄到一条黑色的领带，开车送妻子去和格雷厄姆共进午餐。当时，他坐在芭芭拉。布什和简。马斯基的中间，等着格雷厄姆的到来。但是没有人来。最后汤姆。默菲，大都会公司的主席，同时也是巴菲特的好友，和格雷厄姆一起吃了顿午饭，又建议她邀请巴菲特进入董事会。当格雷厄姆在拉古纳拜访巴菲特时，他还试图取悦于她。他买来一把伞和沙滩椅——这引起了巴菲特家人的一阵骚动，因为没人见过巴菲特下过水。格雷厄姆移过身子来说：“我希望您在某一天能加入董事会。”巴菲特说：“那么，您还在等什么呢？”当巴菲特开车送她回洛杉矶时，她说：“如果您想对我说什么就请尽管说吧，但您要说得婉转些。如果有人冲我大叫大嚷，我倒宁愿去上吊。”巴菲特其实并不需要她说这番话给他听。1974年秋天，巴菲特成为了一名董事，其他的董事们——很少数的一伙，包括格雷厄姆的亲戚、《邮报》的主管以及凯的朋友们——都很担心他，引用《新闻周刊》主管德罗的话来说：沃伦是个来自奥马哈的外人，他占有公司份额的10％。我们对此的反应是“为何我们从未听说过他？”这令人觉得害怕，他是第一个自己带着椅子坐到桌子旁边来的人。巴菲特很清楚这一点。他告诉主管们，作为一项投资，他为什么喜欢《邮报》公司，以及从个人体验来说这份报纸如何能给他一种回家的感觉。和其他新近加入俱乐部的人一样，他所能说的一切不过是能到这儿来，心情无比激动等等。他签署了对唐。格雷厄姆的委托书 （这使得凯的儿子和继承人有权投伯克希尔的票）——这是他对管理层表示忠心的不寻常的举动。同时，他还书面地宣布希望伯克希尔能“永远”持有它的《邮报》股票——另外一些不过是借以迷惑现代的投资组合管理者的言辞。巴菲特通过各种方式来暗示自己不仅仅是个投资者，还是一个合伙人，就如同他曾对贝蒂。彼得斯做过的一样。巴菲特开始频繁地来到华盛顿。在召开董事会会议的前一天晚上，他住在格雷厄姆在佐治顿的富丽堂皇的家里。布拉德利，不再是个乡巴佬，说道：“我们盼望有朝一日能登上舞台，我们从来没有结识过这么有钱的人。”他似乎被我们迷惑住了，而我们也被他给吓着了。多年来他总是穿着一件兰色的皮夹克，每个人都像是想找这件衣服的碴儿。我想他正是因为这样才总穿着它。董事会会议上，编辑们路过这儿，聊上几个故事，他也会凑凑热闹。他很喜欢参与事情，喜欢我和凯之间随意轻松的关系。有一次我们在打网球，我把她逼到栏杆那里去了。沃伦说：“我实在要对敢于把自己老板逼到栏杆里去的人表示敬意。”他总是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极度感染力的热情。《邮报》的主管们都习惯于把自己当作新闻记者——自认为自己是新闻巨头。巴菲特开始向他们点点滴滴地灌输有关财务方面的知识。有一次，他突然跑进德罗的办公室询问关于《新闻周刊》的事。后来，他开始解释自己对《新闻周刊》特许权有什么样的看法——其中，他运用了与汉堡包连锁店的类比，显得浅显易懂。“当我听完以后，我对它的理解更深刻了。”德罗说，“他好像一股激光束，使你集中到一起。但绝不会让你觉得自己很愚蠢。”尤其特别的是，巴菲特成为了格雷厄姆的私人教师。每次他来华盛顿，总会带上一大堆年度报表，然后让她一行一行地阅读它们。有一天，巴菲特送给她一张沃尔特。迪斯尼报告的封底图片，上面画着一个小孩熟睡在婴儿车中。巴菲特在上面注明道：“这就是在读完第20份年度报告之后的你。”格雷厄姆的有些同事觉得巴菲特在操纵她，但格雷厄姆觉得和他在一起很有意义，他并不告诉她要做些什么，而只是给出建议和劝告，他的魅力在于他富于耐心，这似乎是一股吸引她的强大磁力。格雷厄姆愈发了解巴菲特，她也就愈发喜欢他的观点了。不久以前，巴菲特提出一个重要的建议——就是《邮报》应该买回一大部分自己的股票，格雷厄姆觉得这简直是在发疯。如果一个公司偿还了它的资本，那它怎么能够成长下去呢？巴菲特认为整体的增长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股增长率，它就像减少了一块比萨饼分出的份数，如果股票可以用低价收回——此时《邮报》股票非常廉价——那每一块饼上的奶酪就会多些。巴菲特还帮她从数学上攻克了这个问题，在她那佐治顿的堆满书籍的书房里写写画画。格雷厄姆接受了这些观点，和《邮报》的其他主管谈起这件事情，他们发现她运用了大量的财务术语。她公开引用巴菲特的原话，而某些人则对此极为反感，在回答职员们提出的建议时，她的回答方式让人生气：“有意思——我们去问沃伦吧！”巴菲特加入董事会一年以后，格雷厄姆决定举行一次罢工。她一直渴望能削减《邮报》印刷室严重超员的现象，并且把控制权从好战的印刷工会手中重新抢过来。有的印刷工人砸坏了工厂，罢工也变得愈发严重起来，（臭名昭著的布告宣布了凯已故的丈夫，费尔枪击了错误的格雷厄姆。）《邮报》只有依靠不参加罢工的工人出版报纸，而位居第二的《华盛顿之星》则趁机开始挖走它的广告员人才。格雷厄姆担心《邮报》会在罢工中取胜而在竞争中落后。“我所需要的，”她说，“是找一个我能完全依赖的人。”此人便是巴菲特。他许诺他将亲自掌管企业，并且在他认为罢工会对《邮报》的特许权造成长远威胁时提醒她——而特许权的存在正是他投资的理由。他不必这样做了，因为4个月后，工会纷纷瓦解，而《邮报》依然保住了领先的地位。后来时代公司把败下阵来的《华盛顿之星》买了下来，并和《邮报》商议两家联营。它认为联营协议可以降低成本，而且也可以尽市民的一份美德①使华盛顿保持拥有两家报业 .在时代提出来的方案中，每个公司可以从报业联合得到的收益中取出约定的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