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村级组织直接“上司”的乡党委、政府，长期以来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谁当村干部，总认为自己亲自圈定的人选才可靠。这样做的结果，村干部一个个确实对上听话了，但由于得不到群众的认可，很难在群众中产生号召力，从而导致一些村级组织长期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 在这次改革中，由于充分尊重群众的选举权利，为他们提供了参政的渠道，把社会中的优秀分子吸引到村组织领导层中，无形中也把广大群众凝聚到了基层组织周围。在选举中，各村群众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父亲替儿子、妻子替异地打工丈夫报名参选的事屡见不鲜。 在沭阳，有的村长期处于“家天下”控制之下。民主选举的推行，彻底打破了“家天下”的垄断。在沭阳，小姓的人当选村支部书记的为数不少。在以往缺少群众参与、监督的情况下，财务混乱几乎成了“上访村”的通病。现在通过群众参与和村务公开，财务混乱的状况得到根本扭转。 四是没想到乡镇领导用人的“框框”没有了，大批人才反而涌现了。 长期以来，沭阳许多村干部不仅政治素质不高，文化素质也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这样的干部素质为何长期难以改变呢？不少乡级领导过去一个共同的理由是“干部难选，没人愿干”。然而，群众选举出乎他们的意料，一个个尘封埋没的人才被挖掘出来。 在沭阳县，群众选举的村干部超出领导视野的事司空见惯。是什么使干部的眼光与群众的眼光产生那么大的差距呢？刘集乡乡长姜修明说，现在一个乡都几万人，乡干部认识的人再多也不如群众多，对谁当干部合适了解得再多也不如群众多。而乡里过去之所以不肯放权，主要是“怕”字作怪，怕引起混乱，怕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不好完成。群众的参与和实践证明，干部的民主意识、法律意识有时已远远落后于群众。 刮肚子，平祖坟 在“强行入轨”的大规模整治中，仇和最不留情面、下手最狠的还当属“天下第一难”的计划生育和移风易俗——平坟头。 计划人口的铁腕书记 新中国成立初期，沭阳总人口为58万，1997年底达到174万，增长了整整2倍，既高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也超过全省平均增长速度。 1982年到1996年，全县新增人口30万，年均人口出生率达到20‰，平均每年新增2万多人。1982年，沭阳县人口在全省63个县（市）中居第7位，1990年跃居第4位，1996年则成了全省第一人口大县。 1991年，江苏省政府决定对全省计划生育工作落后地区实行重点管理，沭阳在33个重点管理县中列倒数第12位。1996年，省、市计生部门调查表明，沭阳计划生育率只有44.79%，一孩节育率为17%，一孩上环率为36%，二孩结扎率为38%，计划生育处于瘫痪状态。 正文 第二章 强行入轨（6） （ 本章字数：2474 更新时间：2009-2-17 20:35:00） 统计资料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如果沭阳人口增长速度能达到全省平均水平，那么1999年人口应为120万；如果能达到计划生育先进地区太仓的水平，现有人口只有80万。也就是说，由于沭阳计划生育工作没有抓好，与全省平均水平和太仓市先进水平相比，分别多出生54万人和94万人！ 巨大的人口总量，失控的增长速度，给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社会治安以及各种资源的开发利用等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引发了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以耕地为例，新中国成立初期，沭阳人均耕地4.5亩，到1999年只有1.25亩，1/3的乡镇人均耕地不足1亩。 严峻的人口形势让仇和寝食难安，“抓计划生育工作就是讲政治、讲大局，就是抓经济、抓发展，就是对沭阳的长治久安和长远发展负责”。１９９７年１月２３日，在全县召开的计划生育工作大会上，仇和庄严地向全县人民承诺： 不把沭阳经济搞上去、人口降下来，决不离开沭阳。为了抓好计划生育工作，仇和身体力行，对自己“约法三章”： 凡是计划生育部门提出要解决的问题，他优先安排解决；计划生育会议，他次次参加，并作报告；下乡检查工作，计划生育是必定查看的内容；凡是计划生育的信访案件，他亲自接待处理。仅１９９８年一年，他直接签字批查并要求报结果的计生信访案件就达１２９９件。 做事一向以快、狠、无私著称的仇和，在计划生育工作上更是把“铁腕书记”的行政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１月２５日，仇和和代县长薛甫化带领四套班子成员分片到各乡镇检查全县计划生育会议精神贯彻落实情况；２月９日，仇和专程去盐城市下辖的阜宁县取计生管理的“真经”；２月１１日，仇和一下午跑了８个乡镇，进村入户到医院，看望计生对象；２月１２日，仇和又要求县四套班子成员下乡调查情况，并及时听取汇报，对全县计生工作提出了“重点不移、措施加码，规范管理、强行入轨，紧抓不放、着眼全年”的要求；２月１４日，仇和用１３个小时走访了１８个乡镇，行程３８０公里，进一步检查督促了全县计划生育工作。 ３月８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座谈会上强调指出： 计划生育的任务还很艰巨，不可因为近几年完成了人口计划就盲目乐观，人口警钟必须经常敲，要坚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变，既定的人口控制目标不变，党政一把手亲自抓和负总责不变。 ３月９日，沭阳县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传出消息： 有１７个乡镇因为2月份计划生育率没有达到８０％，党委书记、乡镇长和专职副书记共４７名乡镇主要负责人作出一式三份的书面检讨，除分别交县委办、政府办外，还交一份给组织部放入个人年度实绩考评档案。 ４月２８日，沭阳县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对３月份计划生育率没有达到保证书要求的１３个乡镇予以通报，对工作不力的原任和现任７０名计生责任人发出警告，并将其记入本人实绩卡。 在仇和的主导下，计划生育工作奖惩办法很快出笼： 凡是全年综合考核计划生育率和期内手术落实率有一项不达标的乡镇和县直单位，除实行一票否决外，乡镇党委书记和县直单位行政一把手就地降职（主持工作），一年后仍不达标的，给予撤职处分，其他责任人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相应处理；凡被列为市计划生育重点管理乡的党委书记和乡镇长，一律不得调动；连续两年为市重点管理乡镇的，对在任满两年的计生责任人给予降级处分…… 1997年后的那几年，凡国庆节、中秋节、春节等重大节日以及夏、秋两次大忙季节，乡镇领导班子、机关干部全部在岗，抓住外流人员返乡的高峰期，掀起计划生育高潮。 在计划生育的具体策略中，他们区别对待，重点突破： 对外逃户突出一个“追”字，无论逃到哪里，都要限期追回，落实手术；对有女无男户突出一个“硬”字，既要做好说服教育工作，又要痛下决心，拿出硬招；对大月份产妇引产突出一个“快”字，一旦发现，立即行动，避免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对关系户突出一个“公”字，不管是谁，一视同仁，绝不徇私包庇。 在强大攻势下，仇和到沭阳后的第一年就落实各类计划生育手术7.3万例，占整个宿迁市手术总数的56%，实现了还清旧账、不欠新账的目标。由于手术落实十分彻底，仅一年就少生了１万多人，初步遏制了严重超生的势头。 刨祖坟的事都能干得出 在狠抓计划生育的同时，仇和还双管齐下，向占用耕地的坟地下手，这遭到了比计划生育更为激烈的谩骂：“仇和连刨祖坟的事都能干得出来，还有什么事不敢干！” 其实，平坟头并非仇和的主意，而是当时国家民政部的要求，为减少死人同活人争地，提倡用火葬取代土葬，以节约耕地。 长期以来，受风俗习惯的影响，苏北地区土葬之风甚烈，加之平原无山，土葬墓地多修在农田。 仇和是那种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位的那种人。面对上级的任务，仇和给各乡镇下达了具体任务，凡完不成任务者就地拿下。于是，各乡镇党委书记亲自挂帅，不到一年的时间，全县就平毁坟墓20.5万座，还田6700亩，让青青麦苗取代了荒寂坟茔。有一段时间，仇和带着四套班子下乡巡视，只要看到坟头就马上责令乡村干部将其铲平。 正文 第二章 强行入轨（7） （ 本章字数：2530 更新时间：2009-2-17 20:35:00） 在这一堆堆难啃的硬骨头面前，仇和攻坚克难、无坚不摧的强人形象终于浮出水面，人们开始对这个娃娃书记刮目相看了。有些妇女哄孩子的时候，甚至说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话：“再哭，仇和来了！”在她们的眼里，仇和连哭闹的孩子也能管。 “不这样搞，沭阳什么时候能上去！” 仇和的“强行入轨”无处不在。比如，他在某一天下午下乡归来，看到沿街的一家商铺有几个人正在打麻将，便急令“停车！停车！”他要亲自把打麻将的人送到电视台去曝光。 1999年的一天下午，仇和下乡归来，到内沭河东岸屎河涯时，看到沿街的一家商铺有几个人正在打麻将，便急令“停车！停车！” 司机以为出了什么大事，急忙踩刹车，弄得车上的人人仰马翻。车还没有停稳，仇和就一个箭步冲了下去。那几个打麻将的人看到仇和来了，二话不说，扔下店铺撒腿就跑，仇和在后面穷追不舍。跟随仇和下乡的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汪金普见状，赶紧追了上去，劝仇和“你不要追了，我们来追”。 原来，为了打造文明城镇，仇和曾严禁摊主沿街打麻将等不雅行为，屡教不改者将被吊销营业执照。最后，汪金普等人还是没有追到打麻将的摊主，于是仇和命令县电视台的记者录像曝光。 仇和刚到沭阳的时候，县城的马路几乎没有隔离栏，自行车、板车、汽车、行人全走一条道，人流车流一汇集，交通混乱不堪。 从老沭阳县政府出来向南300米，有实验小学、南关小学，每逢上下班高峰，交通便乱作一团。 黄登仁执政时期，也想解决这一问题。为此，县委常委会专门研究过三次，但每次都无果而终。 陈怀美记得，当时会上一提起增设马路隔离栏，大家的目光就齐刷刷地转向分管财政的高副县长。 高副县长却马上发话：“不要看我，只要你们不要工资，我现在就可以把钱拿出来去建。” 哪个部门肯让扣工资，只好不了了之。 仇和的解决方式则全然不同，他责令每个单位包干自家门前的一段道路，在既定时间之前，城区所有主干道必须设有隔离栏。至于钱从哪儿来，各单位自行解决。 也有单位的领导诉苦： 连办公的电话费都缴不起，哪来钱设护栏？仇和反诘：“有钱的事谁不会办？我还找你干什么？！”诉苦者哑然。 在仇和的逼迫下，不出两个月，沭阳县城2.3万米的道路交通隔离栏“从天而降”。 用“不讲理的方式”，很快公路修起来了，城市功能完善起来了，但这也给仇和带来一阵阵骂声。有一段时间，只要到公园里转转，到处可以听到蝉鸣蛙鼓般的骂娘声。 为了创造良好的改革氛围，仇和在全县开展了“万人看沭阳”活动。通过组织各界人士，特别是老干部深入城镇、企业参观访问，看变化、谈体会，一个个深受触动，既为沭阳今天的变化感到自豪，又对沭阳的明天充满信心。 “巨大的成绩看不见，扣点工资就骂娘。这怎么行！”有人主动找到了陈怀美，“你是四个书记中唯一的沭阳人，你该站出来讲讲话，你再不站出来讲话，就显得沭阳人太不懂事了。” 还有人给陈怀美写信说：“沭阳终于来了这么好的书记，你有责任保卫他的安全，保证让他生活好。” 1997年三四月间，对于仇和来说，是个乍暖还寒的日子。深知仇和处境的陈怀美决定自作主张，给老干部开个会，当然不是以训话的名义，而是以汇报工作的名义。 在会上，陈怀美不拿讲稿，主要讲了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评价沭阳的昨天，正确地把握沭阳的今天，创造美好沭阳的明天。其中，当然也巧妙地穿插着仇和工作、生活的感人事迹。 老干部听了仇和很多鲜为人知的事后，感慨不已，认为这个会早就该开了。 仇和知道会议的效果很好后，很是高兴。于是，决定在1997年5月，一个系统开一个会，一个星期排三场，总共连续开了30多个会。 沭阳的氛围好转后，仇和又决定让陈怀美带队到南京给沭阳籍干部汇报，因为省里的沭阳籍干部对仇和的误解也不少。 6月，陈怀美带着人一个厅局一个厅局地汇报，在南京一住就是一个月。黄少华是原南京市白下区委书记，当陈怀美向其汇报他们“白天下乡，晚上开会，没有星期天、节假日”时，其在省劳动厅工作的夫人忍不住插话： “你们法定假日搞星期六义务奉献日，这样做不对呀，是侵犯人权。” 老黄说道：“你不懂，沭阳不这么搞什么时候能上去！” 用沭阳人讲沭阳的事，争取沭阳人的支持，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1999年至2000年，仇和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召开了三场“沭阳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会”，参加对象是沭阳籍在外的政、军、企各界人士和省委沭阳扶贫工作队队员。 正文 第三章 “求天求地不如仇和”（1） （ 本章字数：2095 更新时间：2009-2-17 20:35:00） 面对沭阳这个“大染缸”，有人曾经预测，仇和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 一是同流合污，走其前任黄登仁的老路；一是清者自清，但不被沭阳的环境所容，最后只能黯然离场。 仇和能走出独立的第三条路吗？他能处污泥而不染吗？他能彻底砸碎这个“大染缸”吗？第三章“求天求地不如仇和”千人会场怒斥“警匪一家” 一个县委副书记的表妹不堪上司的骚扰怎么办？她既没有让表哥用权力去干涉，也没有想过通过司法途径去维权，而是和表哥商议该找哪个黑社会老大去摆平。20世纪90年代沭阳之乱，由此可见一斑。 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沭阳，怎一个“乱”字了得。官纵奸而犯科，民怨声以载道。一个极端却千真万确的案例即能充分反映沭阳乱象之一斑。 “治安问题的根本就是警匪一家！” 一位县委副书记的表妹不堪单位领导的骚扰，一般而言，常态的处理方式无外乎两种： 一是请求作为县委副书记的表哥出面，通过行政途径干预此事，效果会立竿见影，且可以控制影响的范围；二是选择司法途径，依法维权。在一个官威胜于法威的县城，权力的效率会远远高于法律的效率，所以，县委副书记的表妹如果选择第一种方式自卫，天经地义。但出人意料的是，她竟然与表哥商量，找该县城的黑社会头头去摆平这事。 “我是县委常委，要找你去找，别跟我说。”县委副书记对表妹说。这种处事方法在当时县城老百姓中相当普遍，一则说明老百姓对政府、对司法已不抱希望，人们处置纠纷的最优选择竟然不是司法救济而是以暴制暴；二则反映了治安混乱的客观事实，那时县城里就有三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西，一个在城中。抢劫、强奸、拐卖妇女儿童和其他暴力犯罪时有发生，城乡团伙重大盗窃案比重大，伤害案件多。 “形势严峻”——县委机关报这样定性当地的治安状况。1996年，全县发生刑事、治安案件1600多起，其中抢劫、强奸、杀人、重特大盗窃案件186起。而全县批捕在逃犯多达273人，在全省各县（区）市最多，重大案件侦破率全省最低。5年不到的时间里，全县保外就医和取保候审人员达到1884人，10年来法院判而未决案件达5136例。 “那时候，警方不作为在当地是路人皆知的事。”一位政法系统退休的同志说，派出所管什么用？乡政府下乡收费时跟去壮壮胆，收收杂费；平时也就是查嫖赌积极，因为可以大把罚款；至于治安，报案登记，办案收钱，破案丢一边。哪个乡哪个村，哪个是地痞，哪个是黑帮，你知我知就是公安不知。当然，偶尔也会弄出个“本县成功破获一个黑帮团伙”来宣传一番——其实，那不过是立功的需要，“这种案子还需要去破吗？三岁小孩都知道谁是坏蛋”。 让仇和震惊的是，在1997年初的“严打”中，县里上午刚开会部署工作，下午就有人通风报信，收网时只抓了几个“小蟊贼”抵任务，真正的“大哥”级人物都适时地出外“避风”了——“黑大哥”竟然都有人“罩着”！ 仇和震怒了！“治安问题的根本就是警匪一家！”在全县政法系统千人大会上，仇和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社会治安为什么会混乱到如此地步？看看那些所谓‘取保候审’、‘保外就医’的一串串名单中，有多少人是公安局保的？公安局和黑恶势力是不是沆瀣一气？邪气怎能不压倒正气？！” 台上台下两个公安 作为一贯目空一切的沭阳官场实力派，县委常委、公安局长姜正成顿觉颜面无光。对此，有媒体报道说，坐在主席台上的姜正成恼羞成怒，面对台下近千名干部当众和仇和顶了起来。经我们调查核实，这一报道与事实不符，实际上姜正成那时还没有胆量当众顶撞仇和。 “这是一棍子撂倒一群人，是对我们公安系统的公然侮辱，仇书记必须收回他说的话！”姜正成尽管当时忍了下来，但会后立即找到县委组织部长张建欧，强烈要求他出面转告仇和，让仇和给公安局挽回面子。 “老姜，要说你自己去找他说，我不能说。”张建欧当即拒绝了姜正成。 一不做二不休，姜正成气急败坏，径自找到仇和，向仇和叫板：“说‘警匪一家’是对我们公安局的侮辱，你必须收回这句话，挽回影响。” “是不是‘警匪一家’，让事实来说话！”仇和拂袖而去。 正文 第三章 “求天求地不如仇和”（2） （ 本章字数：2200 更新时间：2009-2-17 20:35:00） 沭阳谁人不知，社会上流传沭阳县有两个公安局，台上是人民公安，台下是“流氓公安”？公安系统刑讯逼供、扰民坑民司空见惯，违法犯罪分子只要交了钱就可以“保外就医”、“取保候审”，继续混迹社会，祸害乡民。只因为有前任县委书记器重公安局长，没有人敢去捅破那层窗户纸。 铲除公安局长 理政先治吏，治安先治警。自古“清官”惯用之法，仇和祭起了它。一个月后，盘踞沭阳政坛多年、雄霸一方的公安局长被免职调离。一夜之间，沭阳全县41个派出所所长集体异地轮岗，一个不落。与此同时，公安系统对县内新旧嫌疑犯展开追捕。仅一年，沭阳公布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656起。 铁腕仇和以雷霆乍起风暴疾来的方式，将第一拳砸向了民怨沸腾的治安。多年以后，当他主政宿迁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时，一位评论者如此评说这段往事：“又有几个‘青天’有这个雄厚背景势力，把一个根基深厚的公安局长立马铲除呢？又有几个人能以一己之力对抗一县一市黑白两道的势力呢？这也是人民‘青天’梦永远做不醒的原因之一吧。” 论者不知，仇和从来对别人将他的做法与所谓“青天”联系在一起时，都非常的光火。他认为，他只是“对各种腐败案件，不管涉及谁，不管职位多高、权力多大、名声多响，都要一查到底，严肃处理”而已。 反腐败要以查办案件为突破口 整顿公安只是序曲，真正的大戏是一场紧随其后、席卷沭阳整个政坛的反腐风暴。仇和对官员队伍的巨大震慑，来自于这场风暴以及风暴眼中的一次次惊心动魄的较量。 卖官风 仇和刚到的时候，发现自己一手推动的机构改革和人员调配总是遇到阻力，一有人事调动，直接间接的说情者便纷至沓来。原来，1997年以前，沭阳买官卖官盛行，有的人刚花钱买了官，没多久就听说要被调换，当然不满。利益受损者开始相互撕咬，这才让深藏在官风不正外衣下的根本症结彻底暴露出来。 仇和的前任、县委书记黄登仁主政沭阳5年，以卖官著称。当时，刚从省农林厅调到省人大工作的原省赴沭阳扶贫队队长俞敬忠，了解到这种卖官歪风后，于1997年大年初三愤然给当时的省委书记陈焕友、省长郑斯林写了一封长信。 在信中，一向温文尔雅的俞敬忠，言辞激烈，毫不留情地痛斥了人浮于事、机构膨胀的现状： 全县38个乡镇中，乡镇党委书记、副书记（含乡长）及副乡长，坐下来都超过一桌。最多的5个乡镇竟达13人，绝大多数（26个乡镇）为10至12人，其余的大多为9人，平均每个乡镇超过10人，比规定职数几乎多出一倍，而且还有一大批副乡级。群众形象的说法是“村村摊一个乡长”。 沭阳县级机关正副局长最多的粮食局达11个，连计生委也达8人，而计划生育率却为全省倒数第一，不足50%…… 陈焕友看了这封来信后，作了长篇批示： ……过去历次机构改革后不久机构即来一次膨胀，这几乎成了一个“规律”，这次机构改革能否避免这个现象，关键在省、市、县（市）党委政府能否坚持原则，敢于碰硬。否则我们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就不会高大，就会滋生腐败，就会“无事生非”，自由主义满天飞，就会浪费钱财，就会使官僚主义加重，就会脱离群众。因此，敬忠同志来信可转发省、市、县（市）党委、人大和政府领导同志阅…… 省长郑斯林看后也作了措辞严厉的批示。然而，这些批示终究也未能撼动黄的地位。 看来，收拾沭阳这个烂摊子的历史责任，注定要落在仇和的肩上。 一个人的到来 仇和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推心置腹的得力干将，来帮助他尽快冲开沭阳政坛这间尘封经年的“暗屋子”，以便打扫干净后重新布局。 这个人终于出现了，他的名字叫王益和。 王益和，泗洪县人，1995年11月从西安陆军学院上校正团级政治教员的职位上转业，他本可以留在工作了18年之久的古都西安，人脉关系、朋友圈子都在那儿。但挥之不去的故乡情结，最终让他还是选择了回老家。1990年，他的原配妻子去世，岳父岳母只有一个独生女，需要人照顾；他自己在家乡的母亲也年事已高。打道回府的想法很朴素，就是“想有多点时间可以照顾老人”。作为一个正团级干部，他的安置还不错： 中共泗洪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96年5月，任泗洪县监察局长。 正文 第三章 “求天求地不如仇和”（3） （ 本章字数：2247 更新时间：2009-2-17 20:35:00） 1997年1月26日，也就是仇和到任沭阳县委书记的第49天，宿迁市委组织部派员来到泗洪，对王益和进行考察。等待王的下个职位是沭阳县纪委书记。 “当时要我去沭阳是组织安排，不是仇和要求调我去的。”王益和回忆说。1996年宿迁刚建市，百废待兴，人事安排上，编制已有而合适的人员短缺。纪委书记人选正是各县都缺少的。 “掐指算来，那时我在泗洪工作不过14个月，对纪委方面的工作也才刚刚熟悉。加上在外漂泊多年，身心都刚刚安顿下来。接到调令时，我流泪了。说句心里话，我不想去沭阳。”这位有着近20年军旅生涯的硬汉说，“可是，我曾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愿去也得去。” 1997年2月7日，王益和第一天坐到沭阳县纪委办公室里，上班了。沭阳县的反腐风暴山雨欲来。 要往“上面”查 初到沭阳，王益和就领教了沭阳的乱象。有人将沭阳县委机关报——《沭阳报》上刊登的仇和的照片剪下来，贴在县政府办公楼的墙上，配上挽联，“永垂不朽”。县委几乎每天都有群众开着手扶拖拉机拉人来上访。干群矛盾激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干部队伍正气几乎消失殆尽。 仇和分析病因： 社会风气不正关键在官风不正。多年来，在沭阳提拔干部不是干得好就行，而是要有门路才行。民愤最大的要数当时的县政协副主席兼县粮食局长叶志连。 当时，粮食局可不是一般的单位，经济红火，是沭阳少有的有钱单位，众人打破头也要往里面挤。叶是前任县委书记黄登仁的同学，县委书记对昔日同窗十分“器重”，遂将他从沭阳县华冲镇调上来，委以重任。待仇和理政沭阳时，叶志连的民愤极大，群众反映他“吃喝嫖赌，样样俱全”。 “反腐败要真正查案子，别的事我不安排你，你就认认真真地从粮食局查起。”仇和独自向王益和郑重交代，是命令，也是重托。 “仇和对我寄予厚望。”王益和心领神会。 当时，仇和已安排县审计局对粮食局本部及其下辖的38个粮管所和2个粮食大库进行拉网式全面审计。到4月下旬，审计报告出来了，粮食局资不抵债1.64亿元。仇和立即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指示“反腐败要以查办案件为突破口，对审计中所反映的问题，不论是谁要一查到底，力争在较短时间内大见成效！” 何谓“大见成效”？ “这个话只有我听得懂，其他常委听不懂，以为仅仅是查粮食局问题。”王益和说。之前，仇和已经跟他有过交代。当时，县委的工作环境非常不好，前任县委书记黄登仁当时升任宿迁市副市长，对仇和的工作多加诋毁，设置障碍。 身为宿迁市副市长的黄登仁到泗阳视察工作时借题发挥说，现在有些县在拼命挖人家的祖坟，让人家断子绝孙。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黄副市长的讲话很快传到了仇和的耳朵里。仇和感到压力很大。自己在沭阳干事，黄作为市领导却唱反调，自然就不好办。何况，黄登仁从沭阳走时还带了一帮人去市里，譬如原沭阳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就到市里做了国土局局长。 “仇和跟我讲： ‘工作环境很不好呀！’”王益和回忆说。但是，工作环境再坏也不会让仇和却步，查处叶志连案的决心不可动摇。所谓“大见成效”，即指叶的问题水落石出后，就要往上面查，“是针对黄的”。 王益和随即从乡镇纪委、县公检法部门抽人成立联合调查专案组，共计由36人组成，分成9个组，每组4人；加上后勤保障人员，一共50多人。自1997年4月25日起，专案组进驻县城的粮贸大酒店，吃住都在酒店。专案组组长由县检察院检察长卢志平担任。 王益和宣布办案纪律： 每个组的调查方向、对象以及进展情况只能由本组内部知道，不可与其他组交流，不可向其他组打听。时任县检察院反贪局长的徐建东参与其中，他事先将反贪局的人员分散到各组，次日即将这些人叫到一起，相互打听调查动向。原来，在黄登仁时代，检察院和粮食局是“一对一结对子”单位，过从甚密。 王益和得知后，立即报告仇和： 这样办案不行。 当晚，反贪局长被换掉，调至县政法委工作；分管反贪局工作的县检察院副检察长，也以市里办案需要的名义，被调离沭阳。同时，王益和推荐张林飞任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分管反贪工作；并从县纪委抽调3名、公安局抽调2名可靠之人，充实到反贪局，以扫除办案的阻力。 四套班子会上带走县政协副主席 正文 第三章 “求天求地不如仇和”（4） （ 本章字数：2204 更新时间：2009-2-17 20:35:00） “为什么带走叶志连？经纪委查证，他有经济问题，他被实行‘双规’了。请大家正确对待！”当王益和跨出会议室门槛时，仇和那浑厚如洪钟之声在寂静的走廊上回响。 从1997年2月下旬调任沭阳县纪委书记，到4月下旬短短两个月间，王益和已经收到不少群众来信，反映粮食局系统的贪污问题。两个粮食局副局长、一个粮食大库主任的民愤很大。粮食局的审计报告也显示亏空太多。 4月25日，粮食局副局长窦道仁（原李恒镇党委书记）被办案人员带到专案组驻地粮贸酒店。当时，兼粮食局长的叶志连在仇和来沭阳之前已任县政协副主席，尚不方便讯话。 就在不久前参加沭河两岸清理的一次义务劳动中，收工上车前，叶志连将一支只抽了一半的“红塔山”香烟丢在地上，上了车。仇和从车里走下来，拣起烟头，上前几步，丢进垃圾箱里。回到车上，仇和一句话没说。回来后，仇和以开玩笑的口吻说，一支红塔山多少钱？一户农家的一顿饭钱! 叶志连在任乡党委书记期间，群众对其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就反映不断，县委书记黄登仁不仅不让查处，反而向上级推荐叶当县政协副主席，1993年8月，又让这位政协副主席兼任县粮食局局长。 各组的办案人员除了盘查、勒令调查对象交代自己的问题外，还要求他们交代各自所掌握、知悉的叶志连的有关问题或线索。 问题渐渐浮出水面： 叶上台后，一面向黄投桃报李，一面大搞权钱交易。从1993年至1996年底，叶在提拔、调动干部过程中，先后42次收受粮食系统22人贿赂的16.7万元。 4月27日晚，王益和向仇和汇报：“叶志连的事已查出来了，涉嫌十几万元的经济问题。” 仇和当即指示，马上向市纪委、市检察院汇报。 4月28日，王益和赶赴宿迁市纪委。纪委书记李继业、市检察院检察长陈宗乔听取了汇报。当天，中共宿迁市纪委决定对叶志连立案审查。宿迁市委书记徐守盛指示，专门抽调泗阳县检察院副检察长许绍宗到宿迁市检察院任反贪局局长。当晚，组织决定由市反贪局长与王益和一起回沭阳，对叶实行“双规”。同时，宿迁市纪委组织力量，调派审问叶志连的人选。因为叶的身份是沭阳县政协副主席，县纪委书记王益和无权审问。 是日下午，在离开宿迁回沭阳的路上，王益和立即给仇和汇报。仇和回答： 情况我知道了。其实，在王汇报之前，仇和已经与市委书记徐守盛通过电话。 王益和一行两辆车离沭阳越来越近。一辆车上坐着许绍宗、王益和以及刚从泗阳县纪委抽调来的田宝玉，另一辆车是空的，准备带人用。 “车子在往沭阳开了。”王益和报告。 “准备怎么带人？”仇和问。 “你晚上开个四套班子的会议吧，从会上带人走。” 当晚7点，沭阳县档案局小楼二楼会议室，四套班子会议正在召开。王益和推门而入，径自走到叶志连的身边，对他说：“你跟我出去，有点事。” “什么事？”叶志连惊问，一脸惶恐。 “出去说吧。” 王益和话音刚落，叶志连就满头大汗。 “啊，天气有点热嘛。”叶志连一边打哈哈，一边下意识地抬手擦拭额头。 “是呀，天气有点沉闷！” 其实，4月份的苏北夜晚，天气并不热，乍暖还寒。 “为什么带走叶志连？经纪委查证，他有经济问题，他被实行‘双规’了。请大家正确对待！”当王益和跨出会议室门槛时，仇和那浑厚如洪钟之声在寂静的走廊上回响。 王益和将叶志连带下楼，引到停在空地上的那辆虚位以待的桑塔纳里。市纪委同志当即向叶宣布：“你被‘双规’了。”按照惯例，叶志连交出手机、提包。 夜色苍茫中，桑塔纳疾驶而去，驶往沭阳的邻县泗阳县大兴镇招待所。 没多久，叶志连就交代了受贿事实，涉及金额20余万元。作为代价，他最终得到14年有期徒刑的惩罚。 “事情来得太突然了！” 正文 第三章 “求天求地不如仇和”（5） （ 本章字数：2374 更新时间：2009-2-17 20:35:00） 反腐转向原县委书记 1997年4月28日，震荡苏北政坛的沭阳反腐战场刮起了又一股飓风。 是夜，在叶志连刚被逮走之际，沭阳县粮食局召开全体会议。紫藤花园500人会议室座无虚席，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主持会议的专案组人员发动大家检举揭发，自查自纠。 动员大会后，检举告状信如雪片飞来。“我离开沭阳时，有价值的信件装满两大旅行箱子。”王益和说。那一段时间，他的手机费每个月高达两三千元，有人写信检举，有人电话举报，有人当面约谈。 粮食局的案子在继续推进，但重点已开始转移，专案组从检举信中梳理、寻找和黄登仁有关的线索。 熟悉黄登仁的人记得，当年黄刚任沭阳县委书记时，曾经也烧过“三把火”。坊间还流传黄书记骑自行车下乡去暗访（经求证，此系误传）。但不久，黄即开始消沉，乐于接受下面的单位出钱，以招商引资为由，去南方城市游玩。一位接近黄的老同志说，当年无锡出了个震惊全国的邓斌大案，牵连一些官员，其中就有黄的政治靠山。靠山垮台后，黄登仁从此心灰意冷。 这只是知情者的一说而已。可以肯定的是，当年黄登仁的身边有一个小圈子，包括县委常委、组织部长侯建滨以及黄的司机徐建林等人在内。沭阳提拔干部大多事先在这个小圈子里讨论，干部想升迁，得先过这一关。 天长日久，以黄登仁为核心的这个小圈子被人们称为沭阳县委“第二组织部”。官场钻营者纷纷迎合，跑官要官，以钱谋官，大肆行贿送礼。粮食局长、财政局长、计生委主任、商业局长……甚至副县长，莫不用金钱搭建官阶，青云直上。“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成了沭阳官场的真实写照。此风之下，干部已经不把精力用于工作上，而是为升官绞尽脑汁。 时任沭阳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的陈怀美回忆道—— “我多次在大会上亲耳听到黄登仁宣扬贪腐观点，真令我透心凉啊！一次是在全县干部大会上，他说： ‘淮南和淮北的文化差异就是大，举例说，淮北一个村支书将村里准备买树的5000元钱放在腰包里，他老婆今天买油拿几块，明天买货拿几十块，结果花光了，这能叫贪污吗？你们淮北人为什么老是将眼睛盯在这事上，不发展经济？’我当时和省驻沭阳扶贫队一起在搞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本来准备清查农村的债务问题，可县委一把手举这样的例子、说这样的话，也就不能查了。 “另一次也是在大会上，黄登仁公开讲： ‘抓到了你，你就是坏蛋；逮不着你，你就是好人。今天你是座上宾，明天你就可能是阶下囚。’如果是私下发发牢骚，那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一个县委书记，在大会上公开讲这话，我无法理解。他的言下之意是： 大家都一样，哪有贪不贪的。 “还有一次是，当时有极少数干部偷偷摸摸让村里的建筑队到城里给自己盖私房（按国家政策规定，不允许干部自己在城里买地建房），占用建筑队的材料、人工。对此，黄登仁在会上说：‘我知道有些人这样做，别太过分，别让老百姓告状就行了。’这看上去是批评，事实上是在诱导、放纵。” 不是仇和非要与他对着干 “黄登仁出问题绝对不是偶然的，不是仇和非要与他对着干。”陈怀美认为，黄的时代，沭阳的各种矛盾积累到了爆发状态，在1996年仇和来沭阳之前，这儿的国家机器已不能正常运转。而黄仍在一面大肆敛财，一面千方百计庇护违法违纪者，充当“保护伞”。 黄在大会小会上多次强调，查处副科级以上干部必须向他请示，由他“归口管理”。1996年之前，省、市纪检监察机关在沭阳办案，多次受其阻挠。沭阳县交警大队大队长耿东明乱罚款和收取规费2000多万元，全部截留坐支，大肆挥霍浪费，多次向黄行贿送礼。当耿东明被内部人员举报到江苏省有关部门时，黄以“问题是历史形成的”为由，让耿注意“整顿”就算了事。 1993年，耿在为其他单位购买走私车过程中受贿，被人揭发。省、市纪委责成沭阳县纪委严肃查处，黄竟以县委名义搞了个撤销耿公安局党委委员职务，建议行政降级的假处分，并且只对上报告，不向下宣布。几个月后，在没有公安局党委意见的情况下，黄居然直接指定将耿提拔为公安局副局长。 粮食局检举动员大会之后，又有几个人被“双规”： 县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袁茂堂、县水利局局长晏友宾（人称“宴麻袋”，因其用麻袋装钱）、城建局党组书记（送给黄1万元），还有黄登仁在沭阳工作时的司机徐建林。 据徐建林交代，袁茂堂肯定给黄登仁送钱了，袁的局长是买的；还有交通局长也有问题。 在此“启发”之下，袁茂堂承认曾三次给黄登仁送钱，共6万元。在任湖东乡党委书记时，袁就盯上了县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肥缺，遂以“血压高”为由先后三次向黄登仁提出进城工作，并明确要当计生委主任。 正文 第三章 “求天求地不如仇和”（6） （ 本章字数：2476 更新时间：2009-2-17 20:35:00） 袁第一次送给黄2000元“探路”，被黄退回。第二次去摸底，黄向他开了个“以后再说”的口子。袁顿感事成有望，随即给黄送去一袋湖东大米，内装2万元。袁对黄说：“湖东大米很好吃，您一定要亲自吃呀！” 黄收钱后，主动打来电话：“小袁呀，工作不错，身体问题也得注意，调动的事下次考虑吧。”1996年1月，黄带袁去北京出差，袁又送给黄2万元；回来后，袁趁热打铁，直接将2万元送到黄的办公室。10天后，袁茂堂如愿以偿。 花6万元代价，从黄登仁手里买来计生委主任一职后，袁茂堂开始拼命地追求“产出”，索性将单位公章和财务收据装进提包，随身携带，乱收滥罚，坐收坐支。在被刑拘时，办案人员即从他的提包里搜出收款单据一本和现金1万元。 另有人揭发，交通局党组书记一次在酒席上抱怨：“他妈的，我送钱还不行，想当个局长，只给了个书记。人家比我送的多。” 还有当时的县财政局长陈震，年纪轻轻，30来岁就官居要职，掌管沭阳县的钱袋（后来当上了副县长）。他一位姓张的同学向他取经问道：“你进步这么快，有什么经验快告诉老同学，让老同学也有点进步呀！” 陈答：“那要送礼。” 张问：“送多少？” 陈竖起一个手指头。 后来，张也给黄送了1万元。不久，他当上了县商业局局长。 大网很快到了收拢的时候 随着多年来捂得严严实实的盖子被逐渐揭开，问题官员的反侦查能力也越来越强。一到夜晚，办案地粮贸大酒店就被人偷听。情况越来越复杂。军事斗争经验丰富的王益和采取三招应对： 立即将徐建林、交通局长等人带到泗阳异地审问；从县公安局领取手枪一支，配备给自带走叶志连后就留住粮贸大酒店坐镇指挥的宿迁市检察院反贪局长许绍宗防身；严令专案组人员，所有情况只得向王益和本人和许绍宗汇报，对其他人一律不得有半点透露。 撒向黄登仁的大网很快到了收拢的时候。5月13日，黄的问题已经基本可以确定： 袁茂堂行贿6万元、张向禄行贿1万元，铁板钉钉，而当时按照沭阳的经济水准，贪污1万元就够判刑。 是日中午，王益和与仇和一起共进午餐。 “你要求短期内大见成效，我做到了。”王益和说。 “情况怎样？”仇和急切地问道。 “下午给你详细汇报。” 汇报材料王益和让打字员只打印一份，文档立即删除。 仇和仔细看过材料，随即决定：“明天向徐书记汇报。” 5月14日，仇和、王益和、许绍宗三人在宿迁市委书记徐守盛所住的宿迁宾馆一房间，向徐紧急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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