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沭阳变了！”徐守盛触景生情。此时的他怎能忘记黄登仁主政沭阳时的一幕。 一次，徐守盛到沭阳视察，黄登仁陪他去桑墟镇参观一家木材加工厂。一阵风起，路边垃圾中的卫生纸、塑料袋对领导一点也不客气，直扑车窗而来，打在车里人的脸上。徐守盛皱紧眉头：“老黄，你也叫人把卫生搞搞！” 黄登仁梗着脖子道：“沭阳人太懒，素质太差。” 闻此，徐守盛竟一时无语。 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片地，短短几天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这让徐书记更加相信自己用对了人。 面对百废待兴的沭阳，要彻底打开工作局面，必须做人的工作，而访贫问苦，关心民生自然是一项少不了的内容。 1997年初的一天，仇和先后来到韩山、新河等镇看望贫困户。每看到上了年纪的贫困户，仇和都要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钱来予以慰问。 “仇书记下乡看望贫困户自己掏了七八百元，这可怎么办啊？”陪同仇和下乡的办公室干事，回城后赶紧向领导汇报。 怎么办？不好办，就因为他是仇和。过去领导下乡也捐过钱，但后来都是由办公室“处理”，有的甚至掏500元报1000元。 不好办也得办，县委办的干事冒着挨训的风险，还是开了口：“仇书记，你看这个钱是不是由办公室来处理？” 仇和道：“我掏不起不掏，我掏了就表示我有这个能力，不能拿公家的钱给自己的脸上贴金。” 陈怀美说，当为了沭阳发展而集资被戴上“酷吏”的帽子时，仇和却是沭阳干部中捐款最多的一个，仅一个青少年广场，仇和就捐了3次，每次200元。 铲雪的背后 1997年1月23日的清晨，陈怀美推开窗户，但见银装素裹，漫天飞雪，一股凛冽、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 那时的陈怀美已52岁，自认到了人生的顶峰，因此“下顾此身无所求”，并不想在新来的书记面前刻意表现以获升迁，但仇和的超凡举动还是多少打动了他这颗久已枯竭的心。他要早一点上班，看看大雪后有什么事急需处理。 正文 第一章 一年求和，两年求饶，三年求逃（4） （ 本章字数：2374 更新时间：2009-2-17 20:35:00） 7点左右，陈怀美从家门出来，比平时早了半个小时。 沭阳县委、县政府的办公楼已很破旧，矗立在老县城中央。尽管并不高，但在这个县城，它已算是地标性建筑了。办公楼门口有一座旧立交桥，桥下的道路是县城里最繁忙的通衢，小轿车、大卡车、摩托车混杂来往，自行车、平板车，偶尔还有驴车赶集似的都挤在一条道上，也算是车水马龙。 到7点30分，陈怀美才踩着半尺厚的雪来到立交桥。这时，陈怀美突然看见一个身影，在茫茫大雪中挥锹铲雪，喘着粗气，呼出一团团白雾，而身后已留下一条窄窄的小道。 这是谁呢？清洁工是不可能这么早就上班的，沭阳的行风一向懒散、拖沓，更何况清洁工对他们被拖欠的工资早已愤懑不已。那么，是县委或者县政府机关的某位干部？不可能!陈怀美在脑海里飞速搜寻了一遍，很快就自我否定了。这年头，沭阳的大小机关上班不迟到就已经算是先进了，“泡杯茶，抽支烟，翻翻报纸聊聊天”的情况非常普遍，还有谁会去当劳模呢？ 离铲雪人越来越近，是仇和！没错，是他。陈怀美赶紧加快脚步，直奔县委办公楼的走廊去寻找扫帚。 “那天早上，机关单位的扫帚最抢手。走廊、楼梯四处是急匆匆寻找扫帚、铁锹的人影。”陈怀美回忆说。一个人传两个人，两个人传四个人……没有组织，没有发动，县委办、政府办、宣传部、组织部的人纷纷拿起工具，走向大街，铲的铲，扫的扫。 准备运送煤球的工人吴运江拉着空平板车路过县政府门前的大街时，看门的老头与他耳语了一阵，末了，还朝扫雪的人群撇撇嘴。 “是县委书记？”吴运江半信半疑。 老头使劲地点头。 “把雪往我的车上铲吧！”吴运江放平他的拉煤车对身边扫雪的人群说，“书记亲自扫雪，我在县城拉了这么多年的车，从没听过，更没见过。今天亲眼见了，我也义务拉一回雪吧。” “县委书记上街扫雪，拉煤工人无私奉献”的新闻刊登在《沭阳报》上，流传在城关镇居民的餐桌上、茶社里，成了大雪封门日子里的热点话题。 “书记扫雪”事件，在机关干部中引起了一点震动，但随后就被“不过是作秀”的说法所淹没，只有陈怀美看出了点端倪，仇和绝非“等闲之辈”。 1998年夏的一个“桑拿”天，仇和顶着将近40℃的高温下乡归来，刚回到办公室，手机就响了。电话是建陵中学的老师打来的，反映天气热得像蒸笼，可小区已连续5天停水停电的情况。 仇和撂下电话，就往建陵小区赶，县委办副主任汪金普劝他：“你别去了，我去办。”仇和不听，5分钟不到就到了建陵小区。 原来，之所以停水停电，是因为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在与用户扯皮。小区的总电表和总水表的数据与各家各户的电表、水表数据不一致，总表数据高，分表数据低，没人愿意分摊损耗部分的电费、水费，于是，自来水公司和电力公司就停水停电。 了解清楚情况后，仇和立即打电话给常务副县长王庚序、建设局局长、电力局局长，并责成县电视台前来采访。王庚序劝仇和说：“此事我来办，这么热的天，你先回去吧。”仇和说：“什么时候解决好问题，我就什么时候走。” 俗话说：“老大难，老大难，老大抓了就不难。”果然，扯皮了整整5天的问题，不到半个小时就解决了： 先恢复供水供电，剩下的问题再专门研究解决。 我不需要加两个炒菜 仇和刚到沭阳时，住在县第二招待所，每天都要付20元的饭钱，家属、小孩来时按同一标准执行。陈怀美发现，仇和早晨除了偶尔陪客外，每天都是就着咸菜下饭。于是，就让食堂加了两个炒菜。 仇和发现后很生气：“谁叫你们炒的，我不需要，我们在南京吃早饭时，就是泡饭。” 仇和的母亲在老家滨海，生病时，仇和回老家探望，但汽油钱非自己掏不可。 那时，在沭阳四位书记中，只有陈怀美是沭阳人。对此，陈怀美实在看不下去，第一次给仇和红了脸：“你不要太过分了！你把沭阳170万人民看成什么样了。沭阳人不是那么冷酷无情！” 仇和说：“我不要求你们都跟我一样，但我要坚持。” 2006年11月15日，陈怀美接受我们采访讲到此处时，竟忍不住老泪纵横：“我们理论水平不如他高，讲道理也讲不过他，只能由着他去。” 1998年下半年，是仇和工作的“弦”绷得最紧的时候，他就像一台永不知疲倦的机器，每时每刻都在高速运转着。每天都在夜里12点以后上床，手机24小时不关。 正文 第一章 一年求和，两年求饶，三年求逃（5） （ 本章字数：1922 更新时间：2009-2-17 20:35:00） 由于过度疲劳，仇和连着数天低烧不止。身边的人员叫他到南京治疗，他不肯，抓了几帖中药硬撑着。 宾馆服务员给仇和熬药，仇和执意按每月100元的标准付劳务费。开始服务员不收，仇和怒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服务员答：“我们为领导服务从来都不收费。” “哪个宾馆的条例有为人服务不收费这一条，这是你应得的报酬。” 仇和如此态度，服务员岂敢不收。 1997年春节，仇和一直忙到除夕才离开沭阳回家过年。1998年，眼看就要过春节了，可仇和仍没有回家的意思。 县委办公室的人对陈怀美说：“以前的领导离过年还远，就早早地把礼品准备好等着过年了，仇书记到现在还没有动静，你是不是也劝劝他。” 陈怀美于是找到了仇和：“你到沭阳做了这么多好事，我代表沭阳人民感谢你。可眼下马上就要过年了，你也得照顾照顾家吧。你回家吧，你回家也是对我们的信任，沭阳不是离了你就不转了。” 仇和说：“不是你应该感谢我，是我应该感谢你。”最后，仇和仍到除夕才动身回家。 多年以后，陈怀美在沭阳接受我们采访时说，许多年来，他一直担任县里的副职，有时觉得自己洁身自好、民主测评得票很高，比某些主要领导好多了，因此时有怀才不遇之感。自从仇和来了之后，他才觉得自己无论是能力还是廉洁，都与仇和不在一个水平上，“与仇和相比，我简直一无是处”。 “不抓工不抓商，只抓表面光” 星移斗转，时势变迁。当我们逐渐进入市场经济之时，昔日一些好的做法也随着时光的流逝，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桶里。然而，仇和逆潮流而动，将它当作医治顽症、凝聚人心、提振民气的“精神药方”，重新捡了回来。 沭阳的卫生突击周结束后，仇和又马不停蹄地将环境整治转向了制度化，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在劳动内容上，也由刚开始的打扫卫生向疏浚沟渠、挖掘土方等重体力活发展。 “星期六义务劳动”对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走过来的人来说，并不陌生。1919年，苏联喀山铁路工人最早创造了“星期六义务劳动”，后被苏维埃领袖列宁赞为“伟大的创举”，开始在社会主义阵营成为时尚。 陈怀美此时已由宣传部长升至县委副书记，参与安排每周义务劳动的事。“那时候，‘星期六义务劳动’叫‘星期六义务奉献日’。每个周六早上，县直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每个人都必须先参加升国旗仪式，然后参加劳动，这是义务。” 作为县直机关，少不了开会，当高强度的劳动压得干部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开会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享受”。然而这一“漏洞”也被仇和发现了，特意规定，白天一律是义务劳动，要开会就放到晚上。 在仇和的带领下，沭城镇、南关乡的土方工程全是干部义务劳动完成的，没有雇过一个工。据统计，仇和到沭阳仅两个月，就先后出动1.6万人次，清运垃圾14万吨，清除违章搭建3697处，拆掉店外店2430个。护城河两岸栽植花木12.5万株，增设道路交通隔离栏2.3万米。 1997年5月的一个义务劳动日，县里一位局长向陈怀美诉苦：“陈书记，你还真把我们当包工头呀？每个星期都挖土，大家怎么吃得消！” 陈怀美想想也是，就在那个周六安排大家去河边拔草，间隔一周再干重体力活。仇和知道后，说：“不行！让其他干部去拔草，四套班子成员去挖淤泥。”并吩咐，以后每个周六都必须安排重体力活，拔草可以在平时上班前下班后去做。 仇和干起活来不要命，一般干部比不上。每次劳动，他都要求县委办承担路最远活最重的地段，以便身体力行。 正文 第一章 一年求和，两年求饶，三年求逃（6） （ 本章字数：1583 更新时间：2009-2-17 20:35:00） 有一个周五晚上，陈怀美开完会回到家已经过了12点。下半夜拉了七八趟肚子，早上8点还得去劳动。实在没力气，怕跟仇和在一组干不动，他就偷偷跑到宣传部一组去了。但这没有逃过仇和明察秋毫的眼睛，他大声质问：“人家是就高不就低，你这个副书记怎么就低不就高了？”陈怀美只好实话实说。 沭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孙康宁亲眼见过，仇和下班后走到河边，脱掉上衣，卷起裤管就挖泥。在扎下乡的水利工地上，仇和与普通工作人员一样划分工段，一样坚持验收标准，一样在寒风中挥锹大干。他甚至清晰地记得，1997年3月22日，星期六上午，在县直机关4000余名干部职工参加劳动的南关乡长庄路工地上，仇和利用劳动间隙席地而坐批阅文件的情形。 孙康宁说：“刚开始，人们还觉得这可能是领导象征性地干干，时间久了，常常看见他跟大家一样干脏活、重活，才渐渐感到这个领导不是在玩虚的。干部群众对仇和开始从怀疑到敬畏。” 当仇和刚到沭阳上街扫雪的时候，人们认为那是在“作秀”；当仇和一马当先推车运垃圾的时候，人们认为那是表演加鼓劲；当仇和卷起裤管挖淤泥时，人们认为那是领导求变心切；当凡有重活处总有仇和劳作的身影时，人们开始心悦诚服，认为那是以身作则。 一个名叫任全良的文化人写了首《公仆新风——机关干部义务劳动有感》，歌以咏志： 铁锹一把，单车一辆， 自备茶水，自带干粮， 党政官员奋战在水利工地， 义务劳动的大军浩浩荡荡。 寒风吹走“官衙”习气， 热汗洗涤心灵的泥浆。 …… 满腔热情融化寒霜冻土， 一片热忱温暖乡亲的心房， 妇孺老幼喜上眉梢， 脸上的花朵迎风绽放。 …… 良好的开端，崭新的希望， 播下联系群众的种子，架起奔向小康的桥梁。 毕竟是沉疴已久，仇和巨大的付出以及表率作用，并没有止住责难之声。有人说，苏南等地在拼命发展经济，沭阳却在大搞环境整治，是“不抓工不抓商，只抓表面光”。 1997年3月15日，是仇和到任沭阳的第97天。当宿迁市各县区城管、公安、交通、卫生等部门的头头脑脑聚集沭阳，召开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暨创建卫生城镇现场会时，仇和接到了时任宿迁市副市长黄登仁的电话：“仇和呀，听说沭阳卫生搞得不错呀！”黄的话好听的一半露在水面，难听的一半潜在水底——你这个毛头书记也就会搞些环境卫生之类的表面文章，除此以外还能有什么本事。 黄登仁的冷嘲，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想法。更多的人则在疑虑中等待，仇和还能做些什么？ 正文 第二章 强行入轨（1） （ 本章字数：2302 更新时间：2009-2-17 20:35:00） 对仇和稍有了解的人，都忘不了他那充满争议的“经典画面”： 1997年初的一个星期天上午，一位中年妇女为图方便，不走人行横道，翻越护栏，横穿马路，恰好被领着四套班子检查市容的仇和逮了个正着。他立即命令司机开到路口掉转车头追赶。妇女吓得撒腿就跑，见来人紧追不舍，情急之下，躲进了附近的公共厕所里。 但仇和仍不依不饶，命令车上的女干部县政协副主席尤企林到厕所里去找。那位妇女从厕所里出来后，仇和强令她再翻一遍，并让随行的电视台记者录下像来，“我就是要让她印象深刻，以后再不敢翻越护栏！” 听说要录像后在电视台里播放，那位中年妇女宁愿掏500元罚款，也不愿在全县人民面前丢人现眼。尽管500元对于人均月收入不过千余元的沭阳城镇居民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但仇和坚决不答应。 胳膊扭不过大腿，无奈之下，这名妇女只好硬着头皮重翻了一次。这个画面在电视里一播，一时间，仇和与那名妇女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谈资。县城乱穿马路的人顿时销声匿迹。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对于一个长期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的重灾区，仇和到沭阳不久，就砍出了他的第二板斧： 强行入轨，重振纲纪！第二章强行入轨“沉重的忏悔” 在人们的评价与口碑中，仇和作为“符号”型新闻人物，其内在的成分中总少不了“侵犯人权”这一条，而其执政沭阳之初开办的《沉重的忏悔》节目，又是其中的主要证据。 《沉重的忏悔》创办于1998年，是沭阳电视台开办的一个时长一分多钟的小栏目。让我们如实地再现当时的一个情景： 屏幕上首先出现一个小房间，背后的墙壁上挂着一块蓝布，上写着三行字—— 沉重忏悔 沭阳县百名可教育对象 自我亮相 接着是一个男青年耷拉着脑袋拿着纸条念道：“我是扎下乡胡道口村的胡××（节目中是实名，本书隐去），22岁。今年夏天，我伙同他人调戏女青年，做了对不起全县人民的事。我现在向全县人民低头认罪，保证改邪归正，再也不给沭阳人民丢脸了。” 画面没有进行诸如打“马赛克”之类的任何技术处理，是“原生态”的“真人秀”。忏悔者不是一人、两人，而是近600人——是经群众举报、公安机关摸底排查出的“重点可教育对象”。公安机关每周组织3次，每次3至5人，责令这些人在县“两台一报”同时开辟的“沉重的忏悔”栏目中公开亮相，向全县人民作出承诺，痛改前非、不再作案、接受监督、重新做人。 本书作者之一的包永辉，第一次听说这个节目，还是1998年5月在淮阴县汤集乡采访的时候。当时的汤集乡党委书记金连宝说，沭阳有个县委书记叫仇和，他在县电视台开办了个节目《沉重的忏悔》，效果很好，社会治安大为好转。 来自一线农村基层工作者的啧啧称赞，并没有挡住知识界的口诛笔伐。《南方周末》对此进行了详细报道。 当公共知识分子得知，干出如此“侵犯人权”之事的仇和，竟然还是受过西方教育的干部时，就更加怒不可遏。仇和曾先后两次公派赴美学习，一次是1995年4月参加“江苏省高级管理人才经济研究班”赴美国马里兰大学，进行为期8个月的学习；一次是2005年参加中组部组织的中美高级人才研修班，赴美国哈佛大学学习两个月。 一位南方媒体的著名评论员在报章、博客上，对仇和大加挞伐：“毕竟已到了中国当局已将‘以人为本’写进政纲的21世纪了。毕竟许多中国官员也已学会在发言中信誓旦旦要将人的价值置于最优先的地位。仇和……他凭什么让人在电视中示众忏悔，这是野蛮地侮辱公民的人格。” 奇怪的是，“野蛮地侮辱公民的人格”的行径，在沭阳不仅没有引起民愤，反而让他们拍手称快。 俗话说“屁股指挥大脑”，那么沭阳老百姓的屁股为什么会坐在仇和一边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了解沭阳的治安状况。 沭阳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老区，但在长期的贫穷、闭塞之中，民风变得不再那么纯朴，甚至有些刁蛮。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治安状况极度恶化，窃贼、“二流子”之类的闲杂人等肆意滋事，小偷小摸、流氓活动尤为猖獗。 茆圩乡党委书记刘周清是一位四川水库移民，到沭阳后通过公开竞聘一步步走上了乡党委书记的岗位。2006年11月，他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仇和刚到沭阳时，农户家里的猪圈上面还得搭一层窝棚住人，有的人家干脆一到天黑就将猪、鸡牵到屋里，同室而睡。只要家中一夜无人，养的牲畜十有八九要被偷盗，溜门撬锁几成泛滥。 正文 第二章 强行入轨（2） （ 本章字数：2287 更新时间：2009-2-17 20:35:00） 由于沭阳盗窃成风，沭阳人的形象也糟糕到了极点。南方某个建筑工地公开挂出“沭阳民工不予录用”的牌子。在苏北一些商贸洽谈会上，主办方时常会善意地提醒：“与沭阳人谈生意，后果自负”。当时在苏北十分流行的一句话是：“做人不凭心，出门遇见沭阳人。” 在这里，沭阳人已成了恶人的代名词！ 对于触犯法律的人好办，打击就是了。1997年2月3日，农历腊月二十六日上午8时，寒风凛冽，沭阳体育场上2万多人席地而坐，鸦雀无声，全县公判大会在这里举行。20名犯罪嫌疑人被公开执行逮捕、拘留，13名犯罪分子被当众判刑，2名强奸、抢劫犯被当场下达死刑执行命令，立即枪决。 在随后的“严打”斗争中，县、乡两级先后组织100多场公判大会，直接公开处理2000多名违法犯罪分子，清理出非法“保外就医”、“取保候审”人员1884人，其中88人被重新收监。 “严打”的震慑力不可谓不大，强大的舆论攻势不可谓不攻心，但它对农村中偷鸡摸狗行为的影响十分有限。有些人抱着“大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的心理，看你仇和能奈我何。 对农村工作十分熟悉的仇和，当然不会束手无策。他深知，尽管农村社会治安很乱，偷盗之风盛行，但人们在找女婿时，对男方家的口碑还是十分在意的，试想谁愿意将自己的宝贝闺女嫁给一个贼呢？如果让偷鸡摸狗之人在电视上公开亮相，这无异于让其在姑娘面前现丑，必然会起到巨大的教育作用。 打蛇打在七寸上。看准了就干，是仇和最大的一个特点。在仇和的支持下，沭阳县电视台很快就推出了《沉重的忏悔》这个栏目。 原淮阴县汤集乡党委书记金连宝回忆说，那时的沭阳电视台收视率极高，连我们外县的人都争着看，我们觉得仇和真有办法，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沉重的忏悔》推出后的实际效果自不必多说。1998年的一天，年逾古稀的上海作家邹安和与仇和一起去沭阳县张圩乡。一路上，仇和不时地停下车来，与百姓亲切地交谈几句。仇和问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大爷： “小蟊贼还有没有？” “都让你给抓走了，哪还有，你做了件大好事！”老人乐呵呵地回答。 良好的社会效果，得到了当时江苏省委常委、公安厅长李明朝的肯定。他顶着外界的种种压力，在省委常委会上力挺仇和。 站在今天法制社会、人权社会的立场上，我们必须承认，仇和的这一做法确实存在不妥之处，尽管它的效果是好的，老百姓是拥护的。但是，也有人指出，我们在分析这一事件时，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判断，不能用今天才开始流行、深入人心的一些观点、理念来苛求仇和10年前的做法。就像在沭阳为筹资搞建设曾“克扣”干部工资，而到了宿迁就不再这么做一样，仇和也是与时俱进的。 有人说，其实仇和在这件事上最大的错误或疏漏在于不该叫做“自我亮相”，如果还是这些内容，而将其改成新闻报道的方式，也许就没辫子可抓了。 后来，《沉重的忏悔》果然作了改革，名称改为《警事专递》，幕布撤掉了，播音员代替当事人念忏悔书。再后来，《警事专递》也取消了，改为《平安沭阳》，忏悔的内容也彻底不见了。 《沉重的忏悔》这一栏目的改革及最终的消失，是强硬的仇和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终于改变，还是沭阳的治安状况明显好转无需再播？我们不得而知。 管不住大盖帽，就拿掉乌纱帽 《沭阳县志》中记载，清朝时曾任沭阳县主簿的袁枚这样评价沭阳人：“性懒惰、嗜赌博、好争斗、喜诉讼。” 每闻此言，仇和都忍不住发火：“明明是官风不正带坏了民风，却反而栽赃百姓，天下哪有此理？” 仇和到沭阳不久，就提出了“四风建设”，即端正官风、引导民风、净化乡风、树立县风。执法部门是群众看待政府行为的窗口，也是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一个焦点，于是仇和的新官之火很快就烧到了这里。 1997年1月12日，全县整顿行风工作会议隆重召开，整顿的重点是27个执法部门。仇和在会上说，“管不住大盖帽，就拿掉乌纱帽”，并要求各执法部门将自身职责和要求向全社会公开，并就服务社会的内容作出承诺，接受社会监督。 1997年1月18日，沭阳人惊奇地发现，《沭阳报》整版刊登公、检、法、工商、财税等执法部门的服务承诺，并公开监督电话，老百姓如发现某部门的行政行为与承诺不符，可随时举报，县“纠风办”立查立处。 正文 第二章 强行入轨（3） （ 本章字数：2283 更新时间：2009-2-17 20:35:00） 公安局110报警服务的承诺是这样的： 有警必接，有险必救。公安机关各警种、各单位实行全天候值班备勤，城区必须在5分钟之内、郊区在10分钟之内到达现场。 站在前台监督各执法部门承诺的是县新成立的“纠风办”，而站在暗处的监督者是仇和本人。沭阳县交通局长周君成说，当年仇和曾半夜三更自个儿打110报警，说我这儿出事了，具体在什么地点，一说完就开始计时，看警察能不能5分钟内赶到。“如果超时，那就要倒霉了”。 监督者仇和犹如悬在沭阳干部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说不准何时就会突然掉下，将问题干部砍伤。 1998年的一天，仇和带着大队人马下乡观摩归来，中午在十字乡小鱼锅贴城吃饭。开饭店的是一个来自淮安的个体老板，仇和问： “有没有吃霸王餐的？” “治安再好，这种情况总也是难免的。不过我对这里的环境已经很满意了。”老板答。 “那你告诉我，那个难免的是谁？” “昨天还来了一位，先是嫌菜不好，不付钱记账，有260块钱。要得急了，他把200块钱甩在地上走了。他每个月都要到这里白吃一顿。” “你记得他是谁吗？” “是开着车来的，牌照后边的两位数字好像是９５。” “查！”仇和命县委办副主任汪金普马上给县委常委、公安局长王守明打电话，让他亲自调查此事。 没几天，结果出来了，是一位公路站长的公子。仇和对他的处理决定是： 一、亲自上门赔礼道歉。 二、与这个饭店签订长期保证安全协议书，凡出现吃拿卡要、社会治安等问题均由这位公子负责。 党政机关中的小车司机向来就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因为在领导身边，替领导服务，一直存在某种优越感，有的甚至带头违反交通规则。鉴于他们特殊的身份，也往往存在警察不爱管、不敢管、管了也没用的情况。 有一次，早晨上班期间，一个十字路口出现了拥堵，警察刚对前面的违章车辆进行了处罚，后面又有一辆挂县委牌照的小汽车，违规行驶。 警察对此左右为难： 处理吧，他开的是县委的车，惹不起；不处理吧，一碗水端不平，前边遭受处罚的车会不服气。警察万般无奈，敲开了县委小车的车窗玻璃，小声对司机说了一声：“你也给俺点面子。” 在仇和指示下，县里专门在政府礼堂给司机们开会，包括仇和的司机在内，进行警示教育。 沭阳县公安系统的一些老同志至今对10年前的“整风”记忆犹新。仇和上任后，机关行风建设有一项规定，上班时间不得打牌、下棋。 在此规定出台之前，沭阳各机关内打牌、下棋十分普遍，事实上它已成为8小时内不可或缺的一项“办公”内容。午饭一过，就三五成群地“斗地主”、“走马车”。 一天下午，城关镇派出所办公室的门被敲开，推门而入者不是别人，正是仇和。一看见几个人在打牌，仇和不多言，只说了句“你们几个把名字给我”，随即转身离去。 第二天，这一桌人调离的调离，撤职的撤职。 对外来车辆乱收费曾令沭阳臭名远扬。当时周边地区的长途车司机无人不晓这样的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车子到扎下”；“吃饱饭，加满油，车到沭阳莫停留”…… 扎下是沭阳的一个乡，有一条国道经过此地，沭阳县公安局三大队就专门到国道沭阳道口设置了一个扎下收费站。经过沭阳境内的交通线不长，但关卡不少，每一关都得留下“买路钱”。 整顿行风开始后，仇和让交通系统公开登报承诺： 如发现有“三乱”（乱罚款、乱收费、乱摊派）行为的，如数退款，处罚责任人10倍罚款，并追究责任人单位的领导责任，视情节分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典型示范的作用太大了，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2006年的一天，沭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孙康宁忆及往事感慨不已：“仇和真敢下手来真的！” 欠发达地区常有“四个怪圈”，即政治上越乱越穷，越穷越乱，表现为乱折腾；社会上越生越穷，越穷越生，表现为乱生育；经济上越收越穷，越穷越收，表现为乱收费；思想上越保守越穷，越穷越保守，表现为头脑僵化。 正文 第二章 强行入轨（4） （ 本章字数：2461 更新时间：2009-2-17 20:35:00） 对这样的怪圈，仇和始终坚信一条：“乱世须用重典，重症要下猛药”。 组合拳打向“村梗阻” 在仇和接任沭阳县委书记前，沭阳因为农民信访人多量大，集访、越访频繁发生而成为全国出名的上访大县。当时国家信访局的一位副局长是沭阳人，因为感慨“家乡的‘土特产’全是告状信”，十余年没有回过家乡。 县政府档案记载，1996年，农民到县政府集访38批1800人次，去宿迁市集访22批690人次，去江苏省政府集访9批170人次。最为严重的一次，市委办公楼曾被围困达两天之久。 为了封堵上访的农民，沭阳曾在其通往宿迁的三个必经道口——沭阳闸、耿圩、悦来三地，派重警设置了三道关卡，仍无济于事。 仇和新官上任后第一次下乡，就领教了什么叫上访大县。视察的车队在一个名叫赶步村的村落被老百姓团团包围，堵了几个小时后，留下镇党委书记谈判，仇和才得以脱身。 民本温良，何至于此？官官相护贪枉法，民不聊生气不顺。 东小店乡有个村，从1958年至1997年，40年间村支部书记由父子两人轮流坐庄。父亲退休，儿子接班。村民们反映，这对父子书记尽给老百姓下套： 譬如先给你计划生育指标，等你生下孩子后，就来罚款。超生罚款无标准，从来不给文件看。书记缺钱花了，就上门说上面来通知了，超生要罚款。真有通知假有通知，老百姓不知道。如此这般，前后罚了9年。 类似成为村干部摇钱树的手法很多，但村民们无可奈何。因为这对父子书记所发展的党员清一色是自家的亲戚朋友。所以，村党支部选举就是走过场，自己人选自己人。村支部历来被称为农村的“战斗堡垒”，是直接面对百姓的权力中心，但老百姓对这个权力中心一点发言权也没有。换了一届又一届，台上的面孔始终不改，他们彻底失望了。 如此鱼肉乡民并非个别现象。在另一个人口不足2000的村子，村集体两年间竟赤字33万元。村干部中先后有34人违反财经纪律，挪用、占用2.1万元，吃喝浪费10.2万元，贪污5.3万元。这些资金不是平时向群众多收的，就是银行贷款，有的竟是民间高利贷。 “官逼民反”，这条被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反复证明又反复推演的真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沭阳仍在上演。当各种苛捐杂税超出农民的实际承受能力时，走投无路的百姓最后的选择就是反抗。“每年都有农民因不堪重负、干部欺压而喝药上吊等案件发生。”沭阳县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说。那时候，沭阳农村同姓同宗的人聚众闹事，县、乡、村干部遭群众围攻、殴打的事件也屡见不鲜。 1995年3月，县公安局干警到耿圩乡周庙村执行公务，遭当地200余名群众围殴，16个干警被打伤，2支手枪被抢走。 官风正，民心才能顺，民风才能纯。仇和始终认为，群众与干部情绪对立、关系紧张，表现在群众身上，症结在干部身上，关键是干部要善待群众、公道正派、勤政廉洁。为此，仇和打出了一套令人眼花缭乱的组合拳，它的官方称呼叫“三改四制”： 改革村干部管理体制，改善村干部素质结构，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实行村干部公开选拔制，村组干部交叉兼职制，村务、财务公开制，村干部承诺制。 组合拳中，最具杀伤力的是村干部公开选拔制，它的创新之处在于“群众评议，党员选举”，老百姓俗称“两票制”。它的具体办法是，候选人由全村老百姓从全村所有的党员中直接海选产生，得票数排在前两位的为正式村支书候选人，此为“第一票”；两名候选人再到村支部去差额选举，此为“第二票”。先由群众投推荐票，后由党员投选举票，如此选拔支部书记的做法在此前中共党史上未有先例。 老百姓人心大快，那些数十年不倒的问题干部终于纷纷被选下了台！想当村支书，得先过村民这一关！村民们在“第一票”中拥有了他们此前未曾有过的真实的、先决性的发言权，可以左右未来左右他们命运的人的政治命运，确保选出的候选人是自己信得过的人。这些最底层的民众终于行使了久违的有序政治参与权，并直接感受到这一权力的威力，那些在胸中积郁已久的不满终于得到释放。 “仇和的胆子真大，搞起党章之外的‘两票制’选举村支书。”在沭阳下放20多年的上海作家邹安和说，他对仇和感兴趣就是从农民交口称赞“两票制”开始的，“觉得这个县委书记很新奇”。从此后，邹安和不断跟踪研究仇和，并最终以仇和为原型，创作出了长篇小说《美丽中国结》，据此改编的同名电视剧获第三届中国戏剧文学奖金奖。 当“村干部养着乡干部，乡干部护着村干部”已成为不少地方的潜规则时，仇和的做法自然会遇到强大的阻力，大帽子随之而来： 一个年龄没有老村支书党龄长的中年人竟然要在党章之外另搞一套，他究竟想干什么，还要不要党的领导？ 仇和没有退缩。1997年底、1998年初，仇和在与邹安和三次长谈“三农”问题时，道出了自己的心扉：“拨乱反正后，老干部们的政策落实了，但对农民的政策一直没有真正落实，即还权于民，让农民真正当家作主。农民的主人地位不确立，农村就不可能稳定。” 正文 第二章 强行入轨（5） （ 本章字数：2508 更新时间：2009-2-17 20:35:00） “三改四制”的组合拳，彻底击垮了沭阳农村基层组织的种种“梗阻”，全县5000多名得不到群众信任和适应不了市场经济需要的村组干部“下岗”。他们的“下岗”，不仅换来了精干的村干部队伍，而且出人意料地化解了许多长期以来困扰各级领导的农村难点问题，许多人连呼“四个没想到”： 一是没想到大批村组干部“下岗”了，村里反而稳定了。 村组干部能否得到群众的拥护是村里能否实现稳定的基础。在这次村级组织改革中，全县有5045名村组干部被调整、精简了下来，减少了38.6%，加上编外人员，村干部实际减少了45%。仅此一项，农民每年可减少负担500多万元。 据当时的县委组织部长许步健介绍，由于村民对自己选出的当家人有一种认同感，过去干群关系紧张的主要焦点没有了，民心也顺了，群众的上访大幅度减少，大部分村实现了稳定。 二是没想到村干部眼睛“向下”了，上级的任务反而好完成了。 村干部的“官帽”由过去的上级给变成了现在的群众选，带来的最大变化莫过于村干部由过去的单纯对上负责变成了既对上负责，更要对下负责。村干部眼睛“向下”了，会不会影响上级任务的完成，这是县乡许多领导在改革之初最担心的问题，然而事实却正相反。 在当时的调查中，记者采访了10多名新当选的村干部，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过去自己的命运掌握在乡党委手里，现在是群众掌握我们的命运，群众不选你就当不成。要取得群众的信任，就得一心一意为群众办实事。 村干部一心想着大家，而大家更支持干部的工作。据统计，1996年之前，沭阳县共拖欠提留统筹1544.8万元，60多个村多年不缴提留统筹、不搞计划生育；而现在，不尽义务的农户大为减少。 变单纯的对上负责为既对上负责更对下负责，村干部的工作方法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行政命令型向服务型转化。各村普遍成立了党员议事会和村民代表会，凡村里的重大决策都要经过“两会”讨论通过后方能实施。在工作方法上，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多了，强制性手段大大减少。 三是没想到乡党委的权力“下放了”，村级组织反而有凝聚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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