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风唤雨的牛人实录：民国大腕-3

知名收藏家王度曾形容，他一生最羡慕的人是乾隆皇帝与秦孝仪，因为秦孝仪当了近十八年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看遍无数历史珍宝，是相当有福气的人。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26节：最早将毛泽东写进小说的民国作家最早将毛泽东写进小说的民国作家早在反动派实行文化“围剿”、到处是白色恐怖的1929年，上海文坛便杀出一匹“黑马”——青年作家徐雉不畏强权，大胆地把毛泽东作为正面形象写进了其创作的短篇小说《嫌疑》里。这是文艺作品里第一次出现毛泽东的形象，徐雉及其小说《嫌疑》也就成了最早写毛泽东的作家与作品。这一年，徐雉刚刚而立之年。1899年,他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他幼时就表现出超常的文学才能来，在五四文学革命的激流中，他勇当新诗潮中的弄潮儿，参加了著名的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同时还是另一新文学社团“绿波社”的成员。1925年，苏州东吴大学大学毕业的徐雉毅然投笔从戎，奔赴大革命的心脏广州，任北伐军主力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宣传科科员。共产党人林伯渠时任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麾下有较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曾企图“解决”这支驻扎在南京江北浦口的“异己部队”。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第六军政治部终于遭到了袭击并被遣散，徐雉便回了浙江慈溪老家。为了谋生，他流浪到上海，当过海关报关员、报纸副刊编辑、私人秘书、记录员等，生活十分艰辛。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大革命失败后的社会黑暗和个人坎坷遭遇，使得徐雉开始苦苦思索尖锐的社会矛盾和人生出路。于是，他从诗人转变为短篇小说家，用小说这种更贴近现实生活的文体来与黑暗抗争。这个时期，他写出了《办事员莫邪》和《嫌疑》等小说。《办事员莫邪》以他自己在芜湖海关的这段经历为背景，通过一位在北伐军中干过宣传工作的青年主人公，从南京到K市建设局谋生受排挤的遭遇，揭露了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政府机关的腐败。在《嫌疑》这篇小说里，主人公——一位曾当过北伐军政工干部的报馆编辑，因写《毛泽东的名片》一文而被视为“共产党嫌疑”，直至开除受迫害。小说从侧面落笔，穿插描写了北伐军驻扎南昌时，毛泽东来到第六军政治部探望林伯渠的逸事。刘继兴认为，徐雉颇具写作功力，在他笔下，毛泽东与小说主人公“我”对话时的音容笑貌颇为传神。唐?曾评价说：“《嫌疑》一篇，从侧面写了毛泽东同志的形象，落笔不多，却有点动人的地方。”文学史家赵遐秋、曾庆瑞等认为：“这是我们现代文学作品里第一次出现毛泽东的形象。”徐雉在小说《嫌疑》中这样写道：这是民国十五年（1926年）一个秋天的早晨，距国民革命军攻克南昌还不到两个月。那时孙传芳已引军远退。我们第六军驻扎沿南浔铁路一带，司令部和政治部都设在南昌城内。那天，我们政治部挨到我当值日官，值日官的责任是：（一）接待宾客；（二）收发公文；（三）督率并训练部内的勤务兵；（四）汇录各科的工作日记……。我危坐在办公室内，身上斜挂着一条宽约三寸、长约四尺的红带子，算是值日官的一种标识。传达进来，向我行了一个军礼，说：“报告值日官，外面有客要见主任。”说着就把一张名片递给我，仍装着一种立正的姿势。我点一点头，把名片拿过来，名片上的墨汁尚未干，显然是临时在传达室里写的。在它上面我只看得出一个“毛”字，“毛”字下面还有两个字，因为字体潦草过甚，认不清楚了。“好！请他进来。”传达又向我行了一个军礼，出去把一位瘦削文弱、中等身材、年约三十余岁的客人引了进来，不过他身上穿的是什么衣服，我是记不得了，仿佛是罩着一件灰色的布质的棉袍。因为那时我并不曾想到今天我的笔会谈到他，要像小说家那样精细地观察他，注意他。“请问林主任在部内吗？”他的声音低得几乎使人听不见，像是肺病到了第三期，但表情却是十分镇定自然。“他大概是还没有起床，让我去问一问，你请坐！”主任室的勤务兵告诉我，说林主任还没有起身。于是我便和这位毛先生攀谈起来。“先生府上在哪里？”我讲着带宁波土音的普通话。“湖南。”“现在在哪里工作？”“中央党部。”他说时脸上露着惊奇骇怪的眼光，语音也提高了点，已不是起先那样从鸽子翅膀里发出的微声了。他好像在疑惑我和他开玩笑，不过态度仍是很谦逊的。一会儿勤务兵说林主任请客人进去，我便引他到主任室。“啊！毛部长！请进来，这里坐。”林主任笑着招呼他。我听见林主任喊他毛部长，才晓得他是鼎鼎大名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因为那时中央党部部长姓毛的，只有他一个。我想起刚才问他“府上在哪里”和“在哪里工作”，不觉暗自好笑。……徐雉写《嫌疑》时匠心独具，巧妙地安排小说的结构，第一次正面塑造了毛泽东的艺术形象，并使此作品能得以公开合法地刊载发行，这说明作家具有惊人的胆量和杰出的才干！他当时也可能没料到，自己的这篇小说竟能以最早写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文艺作品而永载史册！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徐雉逐步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抗战全面爆发后，徐雉毅然抛妻别子离开上海，辗转到了延安找到老首长林伯渠，又回到了革命队伍。随后他创作了不少战斗诗歌，发表于延安《解放日报》及《新中华报》上，后来成了边区文协创作组的专业作家。1947年敌军进攻延安时，徐雉在转移途中不幸病逝。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27节：第一个火线牺牲的中共早期领导人是谁第一个火线牺牲的中共早期领导人是谁他如同一声巨雷从天边滚过，惊醒了沉睡中的国人。他以“巨雷”精神与不朽业绩竖起了一座历史的丰碑，尽管他在我们的记忆中已渐行渐远。在短短二十九年人生历程里，他拥有着中共历史上太多的“第一”：1920年于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毕业后，他就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0年春，他主持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是我党早期工人运动最早的启蒙者。1921年初他被派赴苏俄，担任国际远东局中国科书记，成为第一个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1921年６月，他受党的委托，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会议的第一位代表。他是共青团的创始人和第一任团中央书记。他在党内最早主张并实践了革命的统一战线思想。他在国际国内东奔西走，是当时党内旅程最长的活动家。他是党内参加外事活动最多的领导人。他领导建立了中共在大城市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他是我党第一个牺牲于战斗火线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即便只拥有其中一项荣誉，也足以在历史上不朽。而他却将众多荣誉集于一身，仿佛一个绝世高手精通各派武功。他，就是张太雷。张太雷于1898年6月17日生于江苏常州，字泰来，号曾让，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1919年投身五四运动。1820年10月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参加革命后取“泰来”的谐音，改名为太雷，寓意为惊醒世人、击碎旧世界的巨雷。他与我党另一位早期革命家瞿秋白是同乡，两人曾是常州府中学堂同班好友，他还是瞿秋白的入党介绍人。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是革命危急关头党的核心领导人。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昌召开。张太雷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会上他与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李立三、任弼时等一起，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支持毛泽东关于进行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武装的正确主张。在大革命失败、陈独秀离职的紧要关头，张太雷又与周恩来等五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全党。名垂青史的广州起义（与秋收起义、南昌起义一起被称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发动的三大起义）就是张太雷领导的。1927年12月11日凌晨二时许，广州起义总指挥张太雷偕叶挺、恽代英等来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驻地，举行了起义誓师大会。凌晨三时三十分，三声炮响和一阵信号排枪，宣告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部队占领了公安局和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地区。上午六时，张太雷主持召开了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张太雷为代理主席。次日中午，在战火纷飞中，广州工农兵群众一万余人举行庆祝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张太雷发表演说，宣读政纲和政府成员名单。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群众大会圆满结束，张太雷满怀胜利的喜悦返回起义总指挥部。就在这时，一股敌人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向起义军反扑过来，张太雷闻讯赶往大北门指挥战斗，途中遭敌人埋伏，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时年二十九岁，成为我党第一个牺牲于战斗火线的中央领导人。张太雷不仅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伟大的革命理论家与宣传家。他学识渊博，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在当时的革命报刊上发表过大量理论文章与战斗檄文，李大钊赞他“学贯中西，才华出众”。据熟悉张太雷的老一代人回忆，张太雷高高的个子，英俊的面庞上架着一副宽边眼镜。他在北洋大学读书时成绩一直突出，特别是英语非常流利，还精通俄语。他发表的文章俱文采飘逸，有典型的学者风范。实践工作中，温文尔雅的张太雷没有一点娇嫩之气。参加北京共产党小组后，他便与邓中夏一起到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与工人一同睡土炕、吃窝头。当时他的生活费每月只有七块钱，但他只留下三块钱当伙食费，其他的钱用于招待工友，以至于自己经常吃不饱。张太雷在广州给苏联顾问鲍罗庭当翻译时，出于工作需要每天衣装笔挺。然而此时他还担负着对工农的宣传工作，常常要换上与群众一样的装束，在满是鱼腥味的小船舱内和肮脏的陋室内召集会议，进行鼓动。据老同志回忆，他虽然是党内参加外事活动最多的领导人，个人财产就只有为工作需要买的两套西装，出差剩余的经费全部交给党，连他时时惦念的寡母，都要靠组织帮助一点钱。当时，党在经济上极其困难。张太雷看到身边的同志需要接济，便慷慨解囊，有时只好把西装送进当铺，外出前领到活动费再赎回来！学识渊博加上吃苦耐劳、公而忘私，使张太雷在同志们中拥有极高的威望。历史与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作出卓越贡献的英杰。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举行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在江西石城、瑞金、福建宁化三县成立太雷县，为中央政府直属县。如今坐落在常州市清凉路子和里三号的张太雷纪念馆，吞吐着岁月的烟云，如一位老人时时在叙述着历史。“一身拼热血，开济万民心。华章译文在，读之泪沾襟。”在张太雷的母校天津大学美丽的校园内，有一条用来纪念这位杰出校友的太雷路，一尊张太雷的汉白玉塑像静默在敬业湖边的北洋广场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28节：威震江湖的“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威震江湖的“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在光怪陆离的民国乱世，出了个叱咤风云的神秘人物。他武艺精湛轻功卓绝，神出鬼没行踪诡秘，来如春梦了无痕，去似朝云无觅处。他专门策划暗杀上层社会的达官要人及日军高官，经常奔波在上海、南京、武汉、福州、香港、南宁……哪里有贪官、汉奸、日寇，哪里就有除恶务尽的他。其刀枪与利斧杀向了中国大地上他所能光顾的所有的阴暗角落。他身材瘦小，戴一副黑框水晶眼镜，透着几分斯文。但他的身份却杀气腾腾：斧头帮帮主、抗日铁血锄奸团团长等，且有“江淮大侠”、“暗杀大王”、“民国第一杀手”、“远东第一杀手”之江湖威名。王亚樵。蒋介石一提这个人，假牙就发酸；戴笠若是听说这个人又露面了，第一个反应就是检查门窗是否关好。连上海滩黑社会老大黄金荣、杜月笙遇上王亚樵，也得赶紧绕着道儿走，并告诫手下千万别惹王亚樵的人。原国民党军统骨干沈醉曾这样说过：“世人都怕魔鬼，可魔鬼却怕王亚樵。”一次，王亚樵与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意见不一发生冲突，王因个子矮小，竟爬上凳子抽了杨虎两个嘴巴子，这位握有重兵的杨司令深知王亚樵难对付，不敢还手，还给王亚樵赔笑脸，悻悻窘极。王亚樵之厉害，由此可见一斑。王亚樵于1889年生于合肥，早年曾投身辛亥革命，后参加社会党，任社会党安徽支部长。1913年冬，倪嗣冲夺取皖权，宣布社会党为“乱党”，王亚樵亡命于上海。为在龙蛇混杂的上海滩安身，王亚樵组织起“安徽劳工上海同乡会”，建立了恐怖暗杀组织——斧头帮。很快，斧头帮声名鹊起，王亚樵名震上海。他所控制的“上海劳工总会”会员最多时达十万之众。王亚樵和他的暗杀组织始终高举“反蒋、抗日”的大旗，希望通过暗杀震动社会促使变革。1932年4月29日，刚刚在“一·二八”淞沪战争中获胜的日军在虹口公园召开庆祝大会，王亚樵联络在沪的韩国流亡革命党人安昌浩等，共同策划虹口公园爆炸案。当场炸死日军陆军大将白川义则（抗战时死在中国的日军最高级别军官），炸断日本公使重光葵的一条腿。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在浦东被炸，也是出自王亚樵的手笔。他还组织暗杀了签订卖国协定的汪伪政府外交次长唐有壬、为非作歹的松沪警察厅长徐国梁等。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等也险些死于他手(庐山刺蒋、南京刺汪、北站刺宋)。张学良引咎辞职来到上海戒烟，“迎接”他的却是一枚取去引信的炸弹。这是王亚樵在警告使东北三千万同胞沦为奴隶的民族罪人张学良，希望他能重整旗鼓抗日复仇。王亚樵铁血锄奸，也因此遭到了来自日、伪、特、帮数重势力的围追捕杀,蒋介石悬赏百万要王亚樵的人头；汪伪政权派出特务层层布防，欲置王亚樵于死地；日本谍报机关屡设陷阱引诱王亚樵落网。多管齐下，多方进剿，机智的王亚樵每每化险为夷，继续和恶势力作顽强的斗争。军统头子戴笠(曾是王的弟子,是王举荐他入黄埔军校学习)针对王亚樵足智多谋刚烈勇猛而又善感多情的特点，深知强攻难以得手，遂采用阴险卑鄙的手段来骗杀他。1936年9月，同道中人余立奎被捕入狱。王亚樵为了朋友义气，去帮助余立奎的小老婆佘婉君(因余立奎被捕而生活困顿)，但遭到已被敌人收买的佘婉君的无情出卖，自投罗网，死于戴笠的奸计，时年四十九岁。这位具有爱国心、讲义气的抗日反蒋锄奸英雄，由于其采取的是极端手段，故人们对他的看法褒贬不一。刘继兴认为，对其较准确的评价应该是：有正义感的乱世枭雄。听说王亚樵被杀身亡，蒋介石如释重负欣喜若狂。倒是时在延安窖洞里的伟人说了句公道话。他说,王亚樵“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29节：卧底于戴笠身边的“北斗七星”卧底于戴笠身边的“北斗七星”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表面上依然高唱“国共合作”的调子，暗地里却磨刀霍霍，积极准备打内战，企图彻底消灭在抗战中茁壮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也十分活跃，在蒋介石的暗中支持下，用自己掌握的秘密情报系统在延安大搞“渗透”。1940年夏秋之交，戴笠通过电台亲自与“西北王”胡宗南秘密联系，要胡帮忙把自己的特务小组送入陕甘宁边区。这是一次绝密行动，从人员挑选到行动实施只有戴笠和胡宗南两人知晓。然而，由戴笠派出的这支军统特务潜伏小组刚进解放区就被抓获了。戴笠得知后暴跳如雷，像个疯子似的捶着桌子，踢着椅子，破口大骂。他的阴谋失败了。他破坏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证又被共产党抓获了，无法向蒋介石交代。作为情报专家，他使用的又是军统电讯以外的密码，且又经过自己加密处理，似乎已是天衣无缝。可这次行动败得如此之惨，是他入军统以来的头一次，这是他不能容忍的。如此机密的情报是如何落入共产党手中的呢？原来，在军统局内部活动着我党的一个地下“七人小组”。他们是张露萍(化名)、冯传庆、张蔚林、赵力耕、杨光、陈国柱、王锡珍，其中张露萍是党支部书记。这个在戴笠身边卧底的“北斗七星”直接归叶剑英在重庆创建的南方局军事组领导。小组的任务是与南方局军事组直接联络，负责传递情报，在戴笠的军统特务机关内部发展党员，壮大组织。这个地下小组于1939年11月底成立，刘继兴考证，成立之初只有张露萍、冯传庆、张蔚林三人，后来发展到七人。负责人张露萍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住在张蔚林家里。面对国民党反动派丧心病狂的挑衅和进攻，及时掌握敌特情报，对于击退反共高潮是十分迫切的任务。他们深知工作的艰险和任务的繁重，便夜以继日地工作着，边工作边发展组织，为我党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军事和政治情报，使我党在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始终处于主动地位。据党史有关记载，当时“北斗七星”是这样破译“戴老板”密电的：1940年7月的一个深夜，小组负责人张露萍忽然听到“滴答，答滴滴滴，答滴答滴”用“ABC”三个字的电码来敲门的声音。她知道是冯传庆来了，这是他们最近约定的暗号。冯传庆气喘吁吁地走进来。他那黑褐色的脸上，放出了异样的光彩。张露萍和张蔚林猜出一定是有要紧的事情，于是不约而同地问道：“老冯，有什么事？”冯传庆坐下来，从皮夹克的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过来说：“你们看。”张蔚林接过来一看，知道这是戴笠发给胡宗南的一份绝密电码，高兴地说：“这里面一定有文章！”“是啊，所以我就赶紧抄录下来了，我们赶快把它译出来吧。”他们三人在带有黑布灯罩的台灯下，开始译电。他们翻看了一本又一本密电码本，就是翻不出它的原文来。冯传庆摸着头说：“怪了，怎么译不出来呢。”“这样难译，正说明它的重要。”张蔚林说，“这一定是戴笠发给胡宗南的绝密电报，否则是不会这样难译的。”“是不是他们之间另有一本密电码？”张露萍提醒道。冯传庆点头说：“很可能。”他忽然灵机一动，对张蔚林说：“你把我放在你这里的那份讲义拿来。”“哪份讲义？”“就是奥特莱斯的。”张蔚林把美国密码专家奥特莱斯在军统密码破译训练班的那份讲义找了出来。冯传庆接过来，一面仔细地翻看，一面不断地思索。忽然，他拍着脑袋，恍然大悟说：“这一定是戴老板和胡宗南两人之间另有约定的密电码，是在原有密电码的基础上，又做了加减的！”冯传庆一遍又一遍地做加减实验，终于把电文译了出来。电文是：戴笠亲自派遣一个潜伏小组，一行三人，携带小型电台，要通过胡宗南的防区，混入陕甘宁边区，请胡宗南设法掩护，并协助进行。这是一件关系到解放区安全的重要情报，是军统特务反共的又一新阴谋，事关重大，一定要尽快把这一情况报告南方局。张蔚林认真抄写好电文，交给了张露萍。这时，东方发白，天已破晓。张露萍连早饭都没顾得上吃，便把这份重要的情报，送到南方局军事组。接下来便发生了本文开头所说的结局：军统特务潜伏小组刚进解放区就被抓获了。我党地下组织“北斗七星”战斗在戴笠身边，像一把尖刀刺入了军统的心脏。他们在高度森严、极度机密的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里斗智斗勇大显身手，构建了一个党的“红色电台”，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中同敌人展开特殊的战斗。令人痛心的是，后来这个地下小组不慎暴露，七名成员全部被捕，并于1945年7月14日在贵州息烽集中营英勇就义，用生命书写了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30节：杜月笙鲜为人知的那些事杜月笙鲜为人知的那些事提起有“三百年帮会第一人”、“上海皇帝”之称的杜月笙，人们头脑中就出现上海滩流氓大亨的形象来。本文着重探讨其鲜为人知的四个侧面，使其历史形象更为丰满些。一、重视文化。杜月笙曾这样回忆童年：“当时一个月学费只有五角钱，可惜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了，读到第五个月，先母缴不出学费，只好停学。”失学儿童的痛苦经历，让他永生难忘。他虽是粗人出身，但很看重文化。成名后，他一直在努力提高自身文化修养，门厅高悬对联“友天下士，读古人书”，时时鞭策自己。然而毕竟识字少，无法去“读”，他就重金聘请高明的说书艺人长期为他讲《三国》说《水浒》，学习历史知识和古人的处世方式；他勤练书法，签名写得相当漂亮；他非常注重仪表文明，不论天气多热，长衫最上面一颗纽扣也从不解开，并禁止衣冠不整、赤膊袒胸的徒众出入杜门。杜月笙还广结名流，许多文化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如章太炎、章士钊、杨度、江一平、郑毓秀、秦联奎、陈群、杨云史、杨千里等，都是他的寻常座上食客，连名震天下的大教育家黄炎培也是他的好友。文化的熏陶，使杜月笙的整个气质脱胎换骨。著名老报人徐铸成回忆他年轻时第一次见到杜月笙的情景时说，他原本以为此人定会是青面獠牙，见了面才知道原来是位言谈举止都很斯文的瘦削老人。二、重视教育。杜月笙对子女的教育高度重视，严格要求他们的学业，严禁他们沾染烟赌娼。儿子杜维藩高中时一次大考逃考，被他狠甩两个耳光；女儿杜美如一次外语考试成绩不佳，被他用鞭子责打十下。其八子三女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培养，至今活跃在海外商界，其子杜维善还是一位著名收藏家和古钱币研究专家。杜月笙还在法租界善钟路创办了一所正始中学，亲任董事长，聘陈群任校长；并在老家浦东耗资十万元建起“浦东杜氏藏书楼”，附设学塾……三、积极抗日。抗战开始后，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仅月余时间，杜月笙主持的筹募会就筹集到救国捐款一百五十余万元，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战。他筹集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用以劳军。“八一三”抗战后期，他得知驻守在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缺乏食品时，仅用了一天时间即向谢团送去了二十万个饼。他主动将杜美路的私宅借给财政部“劝募委员会”作办公地点，发动与组织上海各界力量认购了救国公债七千五百万元，几乎占全部发行量的六分之一。杜月笙还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信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中共将领，并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将从荷兰进口的一千套防毒面具，赠送给晋北前线的八路军将士使用。杜月笙还直接参与了部分军事行动。“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不久，戴笠奉蒋介石之命与杜月笙合谋，利用帮会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在苏浙行动委员别动队的五个支队中第一、第二、第三支队的司令均是杜月笙的门生，支队成员中有不少是因帮会关系而被拉去参加的。上海沦陷后，蒋介石为了阻止日本海军大规模溯江西侵而提出了封锁长江的计划。杜月笙顾全大局，率先指令自己的大达轮船公司开出几艘轮船行驶至江面凿沉。在杜月笙的带领下，其他轮船公司也纷起响应，凿船沉江，阻塞了长江航道，迟滞了日军的进攻。国民革命军撤出上海前，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曾召开国民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成立大会，通电全国组织对日经济绝交执行机关。杜月笙等二十七人被推选为绝交委员会执行委员。10月19日上海银行业根据绝交委员会的决议通知各行庄停止对日汇兑证券交易时，杜月笙主持的中汇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等单位一体照办。上海沦陷后，杜月笙仍以市各界抗敌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在租界内坚持了一段时间。他曾不惜巨资买了不少中共党组织设法出版的《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等进步书籍，烫上“杜月笙赠”的金字送给租界内的各大图书馆，为广大市民提供抗日救亡的精神食粮。接下来，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于1937年11月迁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从事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上海的门徒协助军统特务刀劈了大汉奸、伪上海市长傅筱庵。杜月笙主持的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采取各种办法迫使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虞洽卿等人离沪赴渝，制止了黄金荣公开出任伪职，并成功地策反高宗武、陶希圣脱离了汪精卫汉奸集团……四、看淡金钱。1949年后，杜月笙想去法国，希望蒋介石给他办护照。老蒋说，护照可以办，先交十五万美元手续费。杜月笙仰天长叹，才明白天下最狠的流氓原来不是他姓杜的。杜月笙晚年，拿出多年来别人写给他的各种欠条，全部予以烧毁，并告诫后人不得追讨余债。其中光是王新衡就欠了杜月笙五百根金条，还算是少的。杜月笙去世时，只留下了十万现金，每个老婆各拿一万，儿子一万，未嫁的女儿六千，已经出嫁的四千。据其女杜美如说，杜月笙去世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没希望了，你们还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31节：启功为何否认自己姓“爱新觉罗”启功为何否认自己姓“爱新觉罗”提起启功来，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集诗、书、画和文物鉴赏于一身，是著名的书画家、文物鉴定家、教育家和诗人。其书法造诣极深，独步当代书坛。书法界评论启功书法作品“不仅是书家之书，更是学者之书，诗人之书，它典雅而具古韵，饶有书卷气息；它隽永而兼洒脱，使观者觉得很有余味。因为这是从学问中来，从诗境中来的结果”。启功生于1912年，卒于2005年，满族人，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和亲王弘昼（雍正皇帝的第五子）的第八代孙，是正儿八经的皇族贵胄。因此，有人称启功为“金启功”，也有人称启功为“爱新觉罗·启功”，有的文章中写“启功，满族，爱新觉罗氏”。但是，启功自己却申明:“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这是为什么呢？按照启功自己的解释，不姓“爱新觉罗”的原因有二：一是认为原本没有“爱新觉罗”这个姓，是后人加改而成的，从其产生和演变的过程看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二是认为，“爱新觉罗”如果真能作为一个姓，其荣辱完全受政治摆布，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启功之所以拒绝姓“金”，是因为其祖父毓隆痛恨袁世凯，在进入民国后拒绝随俗改姓，并在临终前嘱咐启功:“你绝不许姓金，你要是姓了金就不是我的孙子。”启功谨遵遗命。20世纪80年代，一些爱新觉罗家族的人，想以这个家族的名义开一个书画展，邀启功参加。启功对这样的名义不感兴趣，于是写了两首诗，第一首的意思是说，即使像王、谢那样的世家望族，也难免要经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沧桑变化，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不以自己的家族为重的，就像王羲之那样，他在署名时，从来不标榜自己是高贵的琅琊王家的后人，但谁又能说他不是“书圣”呢！第二首的意思是说，自己就像古时戏剧舞台上的丑角“鲍老”，本来就衣衫褴褛，貌不惊人，郎当已久，怎么能配得上和你们共演这么高雅的戏呢？但偏偏有人喜好把启功和爱新觉罗扯在一起。有人给启功写信，爱写“爱新觉罗·启功”收，开始启功只是一笑了之。后来越来越多。启功就索性标明“查无此人，请退回”。他说：不信你们去查查我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所有正式的档案材料，从来没有“爱新觉罗·启功”那样一个人。启功一岁丧父，十岁的时候他的曾祖、祖父又相继辞世。他十二岁的时候，因其曾祖、祖父为下科场而主动放弃封爵，其父未及封爵就已辞世，宗人府按例让启功袭封了一个“三等奉恩将军”。其时正值冯玉祥率部发动北京政变，仍保留清帝尊号的溥仪面临着随时被逐出紫禁城的命运，宗人府自然更是风雨飘摇、前途难测，只能按照《优待条件》中“清王公世爵概仍其旧”的规定，抓紧时间开出一些“空头支票”。所以，启功虽然袭封了“三等奉恩将军”，却连一文钱、一两米的俸禄都没有享受过。童年的启功经历了这个鼎食之家由盛而衰的急剧变化，他说:“我真正体会什么叫‘呼啦啦如大厦倾’，什么叫‘家败如山倒’，什么叫‘一发而不可收’。我们不得不变卖家产——房子、字画，用来发丧，偿还债务。”因生活贫困，启功中学没毕业便辍学谋生，靠教家馆和卖些画作维持家庭生计。1933年，启功由傅增湘荐举给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开始了他的执教生涯。启功以高中肄业生的资格，跻身高等学府，并成为一代宗师，自然得益于家学渊源(其曾祖、祖父均为翰林出身)、名师指教和过硬的社会关系(傅增湘和陈垣在北洋政府教育部曾分别担任过总长和次长)，然而，启功自己的努力才是成功的根本。启功诗书画成就斐然，并曾荣获“中国书法艺术终身成就奖”，但书画却非主业。其主业乃文史，一生教授古典文学、汉语，研究古代文学、史学、经学、语言文字学、禅学，他一生著作颇丰，著有《汉语现象论丛》、《诗文声律论稿》、《古代字体论稿》、《说八股》、《启功韵语》等，并注释了程乙本《红楼梦》，参与点校了《清史稿》。张中行在《笑对风雨人生》一文中，引《后汉书·黄宪传》句“汪汪若千顷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来评价启功，赞其术业和处世上的学问不可称量。启功为人谦逊且很幽默，他在六十六岁时写下了流传甚广的《自撰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历史上自撰墓志铭的名流不少，比如唐代诗人王绩、南宋名士苏溥、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等，但像启功这样自贬身价者却罕见。启功成名后，对自己的老师如贾羲民、吴镜汀、陈援庵等，哪怕他们已经仙逝，仍执弟子礼甚恭。其怀念恩师的文章如《记我的几位恩师》、《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陈垣先生诞生百年纪念》等，读之令人泣下。20世纪80年代，启功捐献巨资在北师大设立奖学金。本来叫“启功奖学金”顺理成章，然而他不肯，坚持称“励耘奖学金”，以怀念恩师陈援庵（其别署励耘书屋）。启功对市井中的启功书法伪作抱以宽容态度，颇有名士风范。有这样一则趣事：有个铺子是“造假作品”的专卖店，标价不高，有人看了问店主：“是真的吗？”店主也挺痛快，“真的能这个价钱吗？”后来启老听说了这件事，就来到这个铺子，一件一件看得挺仔细。启先生谁不认识呀！有人就过来问：“启老，这是您写的吗？”启老听了，微微一笑说：“比我写得好。”在场的人全都大笑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启老又改口了：“这是我写的。”事后他向我们解释，他说：“人家用我的名字写字，是看得起我。再者，他一定是生活困难缺钱，他要是找我来借钱，我不是也得借给他？”他撰文称赞明代文征明、唐寅等人，说当时有人伪造他们的书画，他们不但不加辩驳，甚至在赝品上题字，使穷朋友多卖几个钱。让那些穷苦小名家得几吊钱维持一段生活，而有钱人买了真题假画，损失也不会多么大。这观念虽不合知识产权保护法，却体现出启功历来的大师心态和仁者情怀。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32节：胡宗南身边的卧底英雄(1)胡宗南身边的卧底英雄在中共隐蔽战线中，他是一枚能左右战局的“棋子”，多次送出重要情报，被誉为“隐蔽战线后三杰”之首，毛泽东曾赞其“一人顶几个师”。这位在隐蔽战线为我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卧底英雄”，就是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等职的熊向晖，曾用名熊汇荃。1938年春的一天，时任国民党第十七军团团长的胡宗南面见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团员。战地服务团由进步青年组成，胡宗南希望在其中挑选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加以培养，为自己所用。那天，佩戴国民党中将军衔的“西北王”胡宗南心情很不错，他亲当“面试官”，手执服务团名册，依次点名问答。胡宗南依照印象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画圈，大多数一个或者两个，少数有三个圈，只有一名青年，画有四个圈。这名青年叫熊汇荃，安徽凤阳人，1919年生于湖北武昌，清华大学高才生，父亲是国民政府湖南高等法院的院长。胡宗南深信自己发掘了一名可造就之才。次日，胡宗南的秘书找到熊汇荃，说胡先生邀请他进行“个别谈话”……1938年5月初，胡宗南将熊汇荃送至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前身)第七分校学习。1939年3月学习期满后，熊汇荃被胡宗南调到身边，并很快成为了胡的左右手，一路从侍从副官升任机要秘书，被视为很有前途的未来的“党国栋梁”。尽管熊汇荃受到胡宗南等国民党高层的赏识，但其信仰丝毫不动摇。早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熊汇荃就积极参加北京的学生运动，接触了进步思想，并很快就成了学生抗日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骨干，学习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37年的秋天，熊汇荃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12月31日，熊汇荃平生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到武汉给一些进步学生作演讲，熊汇荃也在其中，他被周恩来的非凡魅力深深折服。其时，中共中央针对当时的抗日形势以及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作出了开辟“隐蔽战线”的重要决定，计划将一些思想进步、立场坚定的优秀青年党员安排到国民党内部。在两党和平时，这些青年可以继续抵抗日军的侵略；一旦国民党对共产党实施打压和攻击，他们就可以为保卫我党起到积极作用。中共北京地委的领导蒋南翔推荐了熊汇荃，并汇报给董必武和周恩来。在充分了解到熊的具体情况后，周恩来大加赞赏，说“这个角色非熊莫属”。此后，报名参加服务团、接受胡宗南的面试以及进一步成为胡宗南的秘书，这些都是“共产党一手安排的”。熊汇荃还在组织的建议下，改名为“熊向晖”，取意当时形容隐蔽战线工作境地的一句话——“面对着黑暗，怀揣着光明”，开始了他为期十二年的间谍生涯。“面对着黑暗，怀揣着光明”的熊向晖，就这样成为了胡宗南身边的“卧底”。他担任胡宗南秘书不久，由于行事干练、文笔洗练且很会办事，很快就得到胡宗南的信任与器重，胡宗南视其为“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蒋介石给胡宗南的密令都由熊向晖签收，而胡宗南下达的命令也都是由熊向晖起草。熊向晖一刻也没忘记自己肩负的使命，那就是观察胡宗南，了解国民党高层的态势。并且牢记周恩来的再三嘱托：尽可能地“少联系共产党、一定做好隐蔽工作”。胡宗南在开始阶段也积极主张抗日，没有将过多的精力放在打压中国共产党上面。熊向晖这枚“闲棋”就一直“闲”着，时间水一般地漫过。抗战后期，日本的失败已成定局。于是国民党对中共的态度起了变化，虎视眈眈，磨刀霍霍。1943年6月1日晚，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官邸会议，决心取消中共武装和根据地政权。蒋介石随即密电胡宗南：“借共产国际解散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行动绝对保密。”胡宗南完成布置后，于7月2日正式确定了进攻边区的时间：7月9日。而在7月4日，胡宗南却收到朱德的明电：“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当此抗日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则陷国家民族于危难之境。”原来，国民党的作战计划早在7月3日就由熊向晖传出，再通过八路军驻西安的电台发到延安。党中央接到情报后，及时拟订了这个类似“空城计”的作战方案，一方面，破例引用情报，正面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日、挑起内战的罪行；另一方面，则迅速从其他地区抽调兵力，保卫延安。一看共产党早有防备，国民党只能偃旗息鼓。剿共的阴谋没有得逞后，勃然大怒的胡宗南严查是谁泄的密，但怎么也没想到竟是自己的贴身秘书熊向晖所为，追查了许久也无结果。1947年2月，熊向晖和相恋多年的恋人湛筱华结婚。据刘继兴考证，蒋经国是熊向晖的证婚人。婚礼过后，两位新人开始蜜月旅行，1947年3月1日，两人正在杭州游玩，熊向晖被一自称国民党保密局的人叫住，他起初担心是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思索该如何应对。等被带去见胡宗南后，事情才明了。原来，此前熊向晖已计划赴美留学，只因机票不好买，才一拖再拖。胡宗南却命令熊向晖延期赴美，要熊向晖回到身边再辅佐他三个月。蜜月也不得不中途结束，熊向晖即日便开始上班。胡宗南对熊向晖说：“前天总裁急电召我来南京，说美苏英法四国3月10日在莫斯科开会，届时将讨论中国问题。总裁当机立断，命令我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并选在四国外长会议的第一天，即3月10日发起攻击。”说完，胡宗南给了熊向晖一个文件包，让熊根据包里文件的内容画一幅草图给他，并叮嘱熊锁好房门，不许任何人进来。熊向晖打开文件包，看到两份绝密文件：蒋介石核准的进攻延安的方案；陕北共产党的军队兵力配置情况。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33节：胡宗南身边的卧底英雄(2)情况万分危急！熊向晖很快将文件内容默记在心。3月3日上午，熊向晖随胡宗南和参谋长盛文乘专机回到西安。当天晚上，熊向晖就将情报送到了位于新华巷一号的西安《新泰日报》主编王石坚的家，通过地下室里的秘密无线电台，将这两份绝密情报发到延安。而当时为了保密，连胡宗南的军长和师长对计划还一无所知。3月8日晚，胡宗南带着熊向晖等少量随从，秘密离开西安，辗转来到洛川，在洛川小学，与先期到达的几名国民党高官会面，组成前线指挥所。而熊向晖则意识到，自己有必要将胡宗南的日常动态报告给党中央。在如此紧要的关头，他决定冒险行事，将情报用信函的形式写在白纸上，装在印有战区第一司令部长官的大信封里。为保险起见，他同样的信都要写两封，一封寄给王石坚，另一封寄给王石坚的朋友潘裕然，源源不断的情报就这样被送到了党中央。党中央根据情报果断地作出放弃延安的战略决定，在陕北山区与国民党军队玩起了捉迷藏，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由于有情报工作的保障，尽管当时敌我力量相差悬殊，但我党我军总能一次次从国民党军队的眼皮底下逃走，还会时不时地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胡宗南的部队陷入了一团泥沼之中，非但没能“给共军以毁灭性打击”，自己的部队反而损失惨重。正如毛泽东在窑洞里留给胡宗南的一首打油诗所说：“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情报的泄密，导致国民党军队“闪击延安”的计划最终破产了。毛泽东大赞情报工作十分卓越的熊向晖，说他“一个人可顶几个师”。周恩来也称赞：“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情报人员工作卓越，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属于前三杰；解放战争期间，又有三位突出的情报人员(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同样一人能敌万千军，创造了情报工作的奇迹。他们就是后三杰。”1949年11月6日中午，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特设午宴招待投诚的国民党元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周恩来把熊向晖介绍给大家，几位元老都有些惊讶：“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众人恍然大悟，张治中说：“早知道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才知道，在情报工作上，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34节：鲁迅的遗憾——六部长篇未写成鲁迅的遗憾——六部长篇未写成鲁迅先生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主要是散文随笔、杂文和短篇小说。不过，这位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巨匠，生前也一直想涉足“大部头”的作品，他曾计划写六部长篇（其中三部是长篇小说）。鲁迅生前有“中国的高尔基”之称，但他一生没有写过一部长篇小说，这与以多部长篇小说驰名世界文坛的高尔基有些不同，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更令人遗憾的是鲁迅曾有过三次写长篇小说的打算，并且均已构思成熟，有的甚至动了笔。但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都没能写出来。1921年春，鲁迅计划写长篇小说《唐玄宗与杨贵妃》，已将提纲拟订。内容也构思好了，是从安禄山与杨玉环在长生殿上一见如故开始，至玄宗授意军士杀死贵妃结束。全稿二十余万字，分十八个章节。当时郁达夫听了概述后，对鲁迅的挚友许寿棠说：“周先生大作的故事情节，安排得妙不可言，若再以他生花之笔写出，肯定能为我国小说界辟一生面。”可是，当时鲁迅正应聘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授课，其小说《阿Q正传》又在《晨报·副刊》连载，必须逐段加工，修改，再加之《呐喊》一书亟待付印，“诸多事宜缠身”，便只好将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搁置一旁了。刘继兴在《鲁迅书简》中也看到了鲁迅先生对这件事的记载：“我为了写一部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见鲁迅于1934年1月11日给日本朋友山本初枝的信）1932年5月，鲁迅在上海结识了因腿部受伤而住院治疗的陈赓将军。其间，他听陈赓将军讲述了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边区反“围剿”的许多故事，激动不已，马上向陈赓索取了相关的油印材料，决定写一部《飘落的红云》，其篇幅估计十五万字。瞿秋白读了开头部分后认为：“虽是小说，却颇真实。”冯雪峰也回忆说鲁迅准备写这样一部小说，并说鲁迅谈道“要写，只能像《铁流》（前苏联战争小说）似的写”。但是，鲁迅此时忽然接到母亲生病的电报。返回北京探望后，他又应几所高校邀请讲学。年底到了上海，适逢宋庆龄、杨杏佛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除参加策划外还当选为执行委员，杂事缠身，忙得不亦乐乎。这部关于红军的小说也终于未能写成。1935年6月，鲁迅又萌生了写一部反映我国四代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的念头。他曾向冯雪峰透露过，时代背景从辛亥革命开始，写到30年代为止，并且“腹案”已形成，只等落于笔端了。鲁迅还对夫人许广平讲过，前两个“大的东西”因故未能做成，这次拼老命也要写就。但是，不久即惊闻挚友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的噩耗，鲁迅痛不欲生。因为瞿秋白是他平生唯一引为知己的人。这一点从他写给瞿秋白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一语即可看出。知己为民族解放而英勇就义，鲁迅痛失知己的悲伤和对逝者的深切追思之情是可以到的。痛定思痛，鲁迅决心排除一切干扰，为亡友瞿秋白搜集、整理、编印遗著《海上述林》。接着他又为另一位志同道合的亡友方志敏烈士整理遗稿。这些工作耗费了他许多宝贵的时间。鲁迅拟写的长篇除了以上的三部长篇小说外，还有另外的三部大作。他曾对苏联大作家高尔基的巨著《克里木·萨母金的一生》推崇备至，他也想写这样的长篇，他计算着：“这个倒可以慢慢想想看，如果能够再活十年，慢慢写，一年写一本也可以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没有写成。鲁迅还念念不忘写一部《中国文学史》，这部书结构庞大，他曾对人说，他一生投入写作，这部书也只能写到宋代。为此，他作了一些准备，订购一批有关书籍。此外，鲁迅还想写一部较为全面的《中国文字变迁史》。天妒英才。由于长年累月伏案劳作，鲁迅先生终于积劳成疾，不幸于1936年10月19日与世长辞。他那未来得及写就的六部长篇成了永远的遗憾。诚如巴金所说：“鲁迅处于那种特定年代的特定环境，终因精力和客观条件限制，未能实现自己的夙愿，成为我国文坛的一大憾事。”如鲁迅能多活几年，我们就有可能看到先生的这些长篇大作，那一定会很精彩的。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35节：毛泽东很看重的一位民国小说家毛泽东很看重的一位民国小说家毛泽东酷爱读书，尤其喜欢看历史上的演义类小说。对于民国年间问世的小说，毛泽东也非常关注。他最看重民国小说家李健侯先生，很喜欢李健侯先生的《永昌演义》。这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式的巨著，也是民国年间成书的最成功的一部历史小说，主要反映了李自成跌宕起伏的传奇一生，以及他带领起义军起自陕西，横扫中原，席卷大半个中国，前后经过十六年之久的曲折、艰苦的斗争，最后推翻了明王朝的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永昌演义》的作者李健侯是陕西米脂人，是李自成的同乡后人，其父为清末进士，在四川以及陕北的绥德做过官。李健侯自幼随父亲在衙门读书，因家境富裕，不事农耕，放浪形骸，平时居家读史、绘画，悠闲度日。父亲死后，李健侯曾游河北、山西各省，后回到家乡米脂县。1934年，李健侯应聘参与县文献委员会编纂《米脂县志》，同在现代史上鼎鼎大名的李鼎铭是同事。在各地游历期间，李健侯收集了许多有关李自成起义反明的材料，尤对李自成为人不贪财、不好色、光明磊落的品德，及其诸多的英雄业绩，非常钦佩。李自成的这些优点，连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的《明史》都不得不如此记载他：“不贪财利，不好酒、色，脱粟粗粝，生活简朴，与其下共甘苦。很能礼贤下士，纳人善言。”回米脂县志局供职后，他又搜集了不少有关李自成的珍贵史料，对这位历史上了不起的起义军领袖的景仰之情更深了一层。他认为李自成“崛起草泽，战必胜，攻必克，十余年间覆明社稷，南面而王天下”，其业绩可与刘邦、朱元璋媲美，况其人不贪才、不好色，光明磊落，有古豪杰之风，是一位了不起的伟人。“窃叹吾乡有此不世之传人，而竟听其事埋没，莫得搜考而表彰之，时时引以为憾。”（见《永昌演义·自序》）李健侯立志为李自成写传记，他潜心收集各种资料，参考了六十多种古籍，以非常严肃的态度订正谬误，考证其真伪。1926年，他着手写作章回体历史小说《永昌演义》（“永昌”是李自成自立为帝时的年号），初稿完成后又六易其稿，为写成此书甚至不惜卖掉部分田产。终于在1930年12月将该书定稿，但一直未能出版。这部章回体历史小说共四十回，约三十八万多字，其情节曲折，故事生动，对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进行了热情歌颂。20世纪40年代初，此小说在陕西广为流传，1942年，陕甘宁边区副主席李鼎铭把《永昌演义》原稿推荐给毛泽东。毛泽东对此书非常赏识，很高兴地阅读了这本书，并让秘书手抄一本，以备将来之用。当年毛泽东曾亲自嘱托秘书，逐字抄存了这部书稿！这是毛泽东一生唯一的抄存本，可见毛泽东对之的重视程度。毛泽东对李自成的关注由来已久。1910年秋，十七岁的毛泽东进入东山学校读书，放假回外婆家时买了一些“笔杆糖”，平均分给表兄弟们。分完后，最小的表弟吵着还要多分一点，少年毛泽东便对他说：“农民领袖李自成起义，与昏庸官府作斗争，为的是使天下人均田均富。所以，我们兄弟之间也要按均田均富的原则来分糖，谁也不能多分。”他的话终于说服了小表弟。1921年，毛泽东在衡阳第三师范向同学们作《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问题》的演讲时，向学生介绍了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的事迹，总结了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指出他们的失败是由于没有先进阶级和政党的领导。1926年，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课程时，引用了李自成起义的有关资料。他说：“当时陕北大饥，自成乘机而起，至山西、张家口、南口、土木堡等处，后至北京，卒为清兵所败……后被三桂引清兵入关，迫至无路可走。这可见李自成是代表农民利益的。不过他们的举动，多为暴动，是其失败之主要原因也。”据谭震林回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拒绝到上海党中央工作，“他总结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对我们说：‘李自成为什么失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巩固的根据地’”。稍后，毛泽东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特别强调了要与流寇主义思想作斗争：“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了。”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他更加注意对李自成起义的研究。他曾对刘志丹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来的。这个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再次强调：“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只有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提出并实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能有利于长期支持的游击战争。”在1938年关于保卫工作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谈到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时说：“我们历来的造反领袖，后来都腐化了，做了皇帝的都不好了，但李自成始终是好的，老百姓都称赞他，因为他代表农民利益向地主阶级造反。”李健侯先生的《永昌演义》，让毛泽东第一次对李自成的整个历史有了全面的了解。毛泽东读几遍后，很是兴奋，于1944年4月29日，给李鼎铭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汉以来两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两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又健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健侯先生为祷！”在这封信中，毛泽东首先对李健侯多年的苦心经营表示赞赏，并热情地邀请李健侯来延安一游。毛泽东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指出了此书的不足之处，即作者虽然把李自成作为正面人物来歌颂，却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与阶级斗争的观点对李自成起义的根源与意义进行分析，“此书赞美李自成的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毛泽东对历代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作了肯定，称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是两千年来农民战争中极著名的一次，是陕北人民的骄傲。在信的最后，毛泽东提出了此书的修改意见：“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李鼎铭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即转给身在米脂的李健侯。李健侯看后，心情十分激动。不久，李健侯应邀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款待。毛泽东还奖给了他二百元边币，两石小米，聘请他当了边区的参议员。1947年胡宗南进犯陕甘宁边区，李健侯依附国民党军队，出任米脂军政联合督察处主任(实为临时县长)。后随胡军南撤，建国后定居西安。毛泽东没有忘记第一个给李自成立传的李健侯。新中国一成立，毛泽东便亲自建议陕西省人民政府录用李健侯为省文史馆研究员，为其修改《永昌演义》创造条件。可惜天不假年，此书刚开始修改，作者即不幸逝世，徒留遗憾。李健侯的《永昌演义》写得非常精彩，作者对李自成的兴起、失败，明朝的覆灭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人物作过一番考据，情节颇多曲折，故事引人入胜，读后令人酣畅淋漓。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李健侯的飞扬的文采，这里仅举一例说明之，如书末第四十回有一首七律诗：“英雄一代赴飘萍，大块空留百战身。捣碎乾坤惊日月，踏翻宇宙走雷霆。时来作恶天还怕，远去看经佛不灵。事业尽随流水去，禅房梦醒夹山青。”1984年，《永昌演义》由新华出版社，以作者李建侯的别名李宝忠为名出版发行。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36节：陶行知：六个字挽救了许多生命陶行知：六个字挽救了许多生命大教育家陶行知在南京燕子矶写下的“想一想，死不得”警示牌，使无数欲在此轻生的人打消了投江的念头，挽回了许多生命，这不能不说是中外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迹。这六个字充分体现了语言的力量，更彰显了文化的张力。燕子矶位于南京城区东北郊的长江边上，是幕府山东延之余脉，有“天下第一矶”之称。陡峭的山崖兀立江畔，三面临江（只有南面与江岸毗连），壁立千仞，宛若展翅欲飞的矫燕，故名“燕子矶”。立于矶顶远眺，视野开阔，长江一泻千里，江帆点点。江边怪石险峻，突入江心，在矶上俯视更见矶下惊涛拍岸、江水汹涌澎湃。巨浪翻滚，漩涡一个挨一个。湍急的江流拍打着赤褐色的悬崖石壁，江风卷起的大浪一波接一波地向矶底的崖石撞去，化做万千水花，尤为壮观。矶，即水边突出的岩石或石滩。燕子矶与安徽采石矶、湖南岳阳的城陵矶并称为长江三大矶。燕子矶地势十分险要，自古便是重要的长江渡口和军事重地，更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矶”。这里历来是文人墨客临江抒怀的胜地。据刘继兴考证，李白、史可法等名流都曾在此饮酒赋诗，而清初康熙、乾隆二帝下江南时，也都曾泊舟在此。矶顶现有御碑亭一座，亭中石碑正面刻着清乾隆帝所书“燕子矶”三个大字；“燕矶夕照”早在明末清初时就是“金陵四十八景”之一。这样一个风景美丽的地方，竟然曾经是个著名的“自杀胜地”，曾是一处令人胆寒心碎的“鬼门关”。南京数百年来曾流传一句俗语：“燕子矶的肉包子，一两（仰）一个。”意思是说在燕子矶跳崖坠江自杀者多。据资料记载，过去数百年间，燕子矶发生的跳崖自杀悲剧多得无法统计。也许是见得多了,人们渐渐麻木、漠然，习以为常，以致人的生命像“肉包子”般无足轻重。终于，1927年，有一个人走来了，他平心静气但又痛心疾首地说了句：“想一想，死不得。”声音不大，却如黄钟大吕震醒世人，从鬼门关口拉回了许多正在走向死亡的生命。这个人，就是大教育家陶行知。1927年，陶行知来到南京燕子矶畔的晓庄乡，创办晓庄师范学校。一天，他听到人们谈论，燕子矶下又浮起了一具女尸，并且是个学生。他极感不安，立即到学校木工场找来块木牌，在上面写了劝谕轻生者的话：“想一想，死不得。”大字下边还写了几行小字：“人生为一大事来，当做一件大事去。你年富力强，有国当救，有民当爱，岂可轻生？死有重于泰山，或有轻于鸿毛，与其投江而死，何如从事乡村教育为中国三万万四千万同胞努力而死！”陶行知把木牌竖立在燕子矶头，又委托一位在附近开茶馆的朋友多留心，看见有人在矶头徘徊要赶快上前劝说。此后，不少来到这儿打算自杀的人，看了木牌，听了劝说，“想一想”后，真觉得“死不得”，终于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文革”期间，两位被打成“臭老九”的知识分子不堪忍受凌辱，一起来到燕子矶，准备终结生命，但陶行知先生的劝诫碑拦阻了他们，他们咬牙坚持活了过来，终于盼到了云开日出。1980年，时年八十八岁的复旦大学教授陈子展先生回忆说：“我在南京上大学时得了胃溃疡。一次我正在读书，一阵阵剧痛袭来，简直使我要发疯了，便无可奈何地来到燕子矶，想跳江了却一生。我抬头望去，只见木牌上写着‘想一想，死不得’，我猛醒，终于打消了轻生的念头。”简单朴实的六个字，居然挽救了许多生命，可谓功莫大焉。阅尽人间风雨的燕子矶如今依然守望着长江，当年陶行知立的木牌因岁月沧桑已不复存在，我们现在见到的是后人复立的石碑，但上面镌刻着六个大字“想一想，死不得”，依然是陶行知先生的手迹。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37节：遁入空门的两大风流才子人世几回伤往事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李叔同遁入空门的两大风流才子苏曼殊与李叔同是近代史上两位充满神秘色彩的旷世奇才，在文学艺术领域内都有很深的造诣：苏曼殊的诗清新隽永，有“灵界诗翁”之称；其画被柳亚子赞为“千秋绝笔”；其颇具红楼笔意的《断鸿零雁记》开中国近现代文学自叙体小说之先河；其译作有拜伦的诗集和雨果的《悲惨世界》（未译完），他与林纾、严复一道被推为20世纪初三大翻译家……李叔同则是我国引进西洋油画的第一人；其组建的“春柳社”，是我国第一个话剧团体；其金石作品集《李颅印谱》让世人叹为观止；他与萧友梅、赵元任、黄自一道被认为是我国近代音乐的四大拓荒者；他于20世纪初创办的《音乐小杂志》，是我国第一份传播西方音乐的刊物；他填词的歌曲《送别》一直传唱到今天，“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早已成为经典歌曲，几乎人人耳熟能详。他们两人另一个共同点就是都风华绝代，风流倜傥，在情场上更是左右逢源，游刃有余，颇有古代大文人寄情诗酒声色的遗风。然而，令所有大吃一惊的是，这两位才华横溢的旷世风流才子，却在人生最好的年华遁入空门，皈依青灯古佛，令多少人为之感慨欷?。苏曼殊与李叔同的初交是在1907年的上海，两人同为南社成员。那时李叔同任《太平洋报》副刊主编，苏曼殊的小说《断鸿零雁记》就是在该报发表的。这篇抒家国之情、写身世之恨的自叙体小说深深地打动了李叔同。当他得知作者比自己还小四岁时，就更加佩服这位孤愤的爱国诗僧了。据史料记载，李叔同的一位友人在李未剃度时曾对他说：“曼殊一出家，你们这些开伤感主义风气之先的文人就更认定人生是悲剧，是苦空无常。”由此可见，李叔同的出家是受苏曼殊影响的。1918年6月，在苏曼殊死后的第十七天，有“浪漫艺术家”之称的李叔同自称“尘缘已尽”，在杭州虎跑寺削发为僧。后以他的杰出才华使失传多年的南山律宗再度兴起，被尊为第十一代世祖，号弘一大师。那么，这两位旷世风流才子为何先后都遁入空门呢？笔者认为,苏曼殊与李叔同生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上出现了宗教复兴的风潮，他俩的遁世近佛是这种社会文化心理影响下的自然选择。其次，他俩都有着不幸的身世。苏曼殊的父亲身为茶行买办，有一妻三妾，而苏曼殊却是父亲与家中所雇的日本女佣所生。李叔同的父亲李筱是天津著名的银行家，李叔同是父亲与其第五房姨太太所生。正是不堪回首的身世，使他俩时时感到身为苦本，四大非我。理想抱负的破灭，是他俩遁入空门的主要原因。苏曼殊与李叔同早年都参加了同盟会，对民主革命一腔热血并为之四处奔波，苏曼殊还因之数遭通缉。李叔同也曾写下了欢呼革命的《满江红》：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河山，英雄造。然而当他们看到辛亥革命的灰色结局与故人挚友的背叛变节时，他们彻底失望了。眼看着中国的苦难无休无止，咏黄花、叹世道不足以排遣心中的积郁，于是便遁世，去佛那里寻求去妄归真的另一个世界了。滚滚长江东逝水，造化无情，岁月之河中徒留刘继兴追抚前贤的一声叹息，长太息以掩涕兮！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38节：民国奇人张静江为何被称为“现代吕不韦”民国奇人张静江为何被称为“现代吕不韦”在民国史上，有这么一位功高盖世、人送外号“现代吕不韦”的奇人：不仅是二十世纪初江浙财团的四大亨之一（其一生在商场创造了现代中国的许多“第一”：第一个创办证券交易所，第一个创办西湖博览会……）而且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孙中山称他为“革命圣人”，“中华第一奇人”；蒋介石称他为“革命导师”，陈果夫称他为“党国理财第一人”；毛泽东称他是“有经济眼光”的人。他就是民国富商、政坛元老张静江，曾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张静江（1876—1950），名增澄，字静江，又名人杰，号印光，浙江湖州南浔镇人，出身江南丝商巨贾之家。其祖父张颂贤与外祖父庞云，“均为丝商巨贾，个性又都开朗豪爽、冒险进取、热心公益，人杰(张静江的名)自幼受熏陶”，两人对张静江一生的影响很大。张静江自小爱打抱不平，当时被大人们称为“小侠”。这个少年侠客在一次冲进火海救人时被严重烧伤，虽然大难不死，但落下终生残疾，髋骨摔折，股骨断裂，走路一跛一跛的。但这丝毫未改他的豪侠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