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首富的财富传奇_李嘉诚全传-5

附：恒基地产李兆基　　李兆基，广东顺德人，1928年出生，1948年随父亲来香港，炒卖外汇黄金。　　1958年，与郭得胜、冯景禧组成永业企业，从事地产业。1972年，三人合办的新鸿基地产上市，李兆基辞去总经理职务，协议分家分得价值0.5亿元地盘物业。其时股市大旺，李氏与胡宝星筹组永泰建业上市。1975年，李兆基独立门户，成立恒基兆业有限公司，为私人公司，拥有股本1.5亿元，地盘20个。　　1981年，李氏又将恒基兆业上市。李氏经营地产的重点是普通标准的住宅楼宇、商业及工业楼宇。他以地产发展为主，不停地造楼售楼，有如楼宇制造工厂。李氏因楼价偏低，极少竞投官地，而是收购旧楼，拆卸再建，从中盈利，靠量大取胜。　　李兆基口讷，不善言谈，亦不喜出风头。不过，他有几句经营之道深为业界赏识：“先疾后徐，先声夺人，徐图良策”，“低潮时吸纳，高潮时吐出”。　　李兆基与李嘉诚私交甚密，但在商业竞争上，互不相让，并势均力敌。　　据1996年年初最新资料，李氏家族持69%恒基地产，透过母公司持恒基发展66%，子公司持美丽华酒店34.75%，中华煤气32%，香港小轮31%。全系市公司市值1382亿港元，占全港总市值5.8%。李氏是1995年度全港股息收入最高者(31亿港元)，家族财产600亿港元，首次与李嘉诚平肩。第十一章 立足中区 再建华行攀高峰　　李嘉诚一举夺得中区地铁车站上盖发展权后，再接再厉，购得中区著名的希尔顿酒店。1978年，长实与香港第一财团汇丰银行携手合作，重建华人行。长实总部搬入位于中区心脏的华人行。从此，李嘉诚的事业攀上高峰。　　1977年，是李嘉诚取得惊人业绩的一年。　　是年4月4日，长江实业力挫置地，夺得中环、金钟上盖发展权。　　月底，长实通过发行新股和大通银行的支持，斥资1.3亿港元，收购了美国人控制下的永高公司。该公司拥有香港希尔顿酒店和印尼巴厘岛凯悦酒店的经营权。希尔顿酒店位于中环银行区，占地约3.9万平方英尺，房间达800间；凯悦酒店房间为400间，占地约40英亩，酒店四周是开阔的热带植物园。　　这两间酒店，每年为长江实业带来经常性收入2500万港元(以当年物价计)。　　1977年中期，李嘉诚购入大坑虎豹别墅的部分地皮——15万平方英尺。虎豹别墅为星系报业胡氏家族的祖业，据介绍该家族的一篇文章称：　　“所谓别墅，其实不是一座私人花园住宅，而是规模宏伟、饶有特色的公园。有巍峨屹立的七层白塔，红墙绿瓦的亭台楼阁、展览馆，碧波荡漾的游泳池，动物雕塑装饰着崖壁，还有叙述警世故事的泥塑及假山、山洞等，参观、游乐、购物、休息场一应俱全。到过虎豹别墅的人，无不称赞它的丰富多彩，富丽堂皇。”　　李嘉诚购得地皮后，在上面兴建了一座大厦。游客批评大厦与整个别墅风格不统一。李嘉诚遂停止在地皮上继续大兴土木，尽量保留别墅花园原貌。　　1978年，李嘉诚的事业再攀高峰，与汇丰银行联手合作，重建了位于中区黄金地段的华人行。　　说起汇丰，港人无人不晓，所用的港纸(港币)几乎全是汇丰银行发行的。汇丰的中文全称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创设于1864年，由英国、美国、德国、丹麦和犹太人的洋行出资组成，次年正式开业，后因各股东意见不合，相继退出，成为一间英资银行。现为一家公众持股、在港注册的上市公司，1988年股东为19万人，约占香港人口的3%，是香港所有权最分散的上市公司。汇丰一直奉行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管理权一直操纵在英籍董事长手中。　　当时的汇丰集团董事局常务副主席为沈弼(Michael Samdberg)，李嘉诚寻求与汇丰合作发展华人行大厦，正是与沈弼接洽的，两人还由此建立友谊。香港经济界的人常说：“谁结识了汇丰大班，就高攀了财神爷。”　　汇丰是香港第一大银行，又是以香港为基地的庞大的国际性金融集团。1992年，收购了英国米特兰银行的汇丰集团，其资产总值达21000亿港元，跻身全球10大银行之列。1992年年底在港发行股票总市值为1399亿港元，占香港全部上市公司总市值的10.5%。该年度，集团总盈利为129亿港元。汇丰的声誉，还不仅仅限于其强大的资金实力，它在香港充当了准中央银行的角色，拥有港府特许的发钞权(另一间获此特权的是英资渣打银行)。在数次银行挤提危机中，汇丰不但未受波及，还扮演了“救市”的“白衣骑士”。　　一个多世纪来，经汇丰扶植而成殷商巨富的人不计其数。20年纪60年代起，刚入航运界不久的包玉刚，靠汇丰银行提供的无限额贷款，而成为著称于世的一代船王；现在，李嘉诚取得汇丰银行的信任，建立了合作关系，未来极有可能在汇丰的鼎力资助下，成为香港地王。　　李嘉诚与汇丰合作发展旧华人行地盘，业界莫不惊奇李嘉诚“高超的外交手腕”。其实，熟悉李嘉诚的人知道，言行较为拘谨的李嘉诚，绝不像一位谈锋犀利、能言善道的外交家。他像一位从书斋里走出来的中年学者，亦不像那种巧舌如簧、精明善变的商场老手。　　李嘉诚靠的是一贯奉行的“诚实”，以及多年建立的“信誉”，尤其是地铁车站上盖发展权一役，使他名声大振，信誉猛增。所有这些，就是他与汇丰合作的基础。　　旧华人行的拆卸工作始于1976年2月10日，谁都想与业主汇丰银行合作兴建新华人行。　　相传华人行的来由有这么一则掌故。在20世纪初，港岛中环是洋行的天下，华商想跻身中环无立锥之地。当时有一位地产商在皇后大道中兴建一座商业办公综合楼，楼建成后，华人竞相入伙承租。洋人一贯自以为高人一等，不屑与华人同楼栖身，已付订金的洋人纷纷退租。于是此大楼便成为华人的“独立王国”，大楼名称便改叫“华人行”。不少华人从华人行发迹。最具影响的一件事之一，有香港股坛教父之称的李福兆，于1963年与友人在此密谋成立与香港会抗衡的证券交易所，秘密安装150条电话线至华人行，并于1969年年底宣告远东交易所开业。　　1974年，汇丰银行购得华人行产权。因年代久远，建筑已十分陈旧；更因为华人行位于高楼林立的中环银行区，原来的华人行大楼已日益变成小矮人。1976年，汇丰开始拆卸旧华人行，清出地盘，用于发展新的出租物业。　　在地产高潮，位于黄金地段的物业，必寸楼寸金。加之华人行在华人中的巨大声誉，华资地产商莫不想参与合作，分一杯羹。　　李嘉诚便是其中之一，他稳操胜券，果然如愿以偿。　　是长实中标获取中区地铁车站上盖发展权，才使得“高高在上”的汇丰大班沈弼关注起地产“新人”李嘉诚来。他仔细研究了李嘉诚合作的意向材料，拍板确定长实为合作伙伴——此时，与李嘉诚中标地铁上盖不满一个月。　　长实与汇丰合组华豪有限公司，以最快的速度重建华人行综合商业大厦，大厦面积24万平方英尺，楼高22层。外墙用不锈钢和随天气变换深浅颜色的玻璃构成。室内气温、湿度、灯光，以及防火设施等，全由电脑控制。内装修豪华典雅，集民族风格与现代气息于一体。整个工程耗资2.5亿港元，写字楼与商业铺位全部租出去。　　1978年4月25日，华豪公司举行隆重的华人行正式启用典礼，汇丰银行大班沈弼出席典礼，剪彩并发表讲话：　　“旧华人行拆卸后仅两年多一点时间便兴建新的华人行大厦。这样的建筑速度及效率不仅在香港，在世界也堪称典范。　　“本人参与汇丰银行正好30年，深感本港居民以从事工商业而著称于世，不管与海外公司还是本港公司，均以快捷的工作效率，诚实的商业信用而受人称赞。我可以这样说：新华人行大厦不愧为代表本港水平的出色典范!”　　长实与汇丰，都是本工程的开发商，故而沈弼不便“自我吹嘘”。他对港民和新华人行的赞誉，也就是对李嘉诚的赞誉。　　先于正式启用的3月23日，长江集团总部，迁入皇后大道中29号新华人行大厦。长江正式立足大银行、大公司林立的中环，地位更上一层楼。　　新华人行被人们视为长江的招牌大厦。　　李嘉诚与汇丰合作的良好开端发展为未来的“蜜月”——汇丰力助长实收购英资洋行，并于1985年邀请李嘉诚担任汇丰的非执行董事。　　曾有记者询问他与地铁公司、汇丰银行合作成功的奥秘，李嘉诚道：　　“奥秘实在谈不上，我想重要的是首先得顾及对方的利益，不可为自己斤斤计较。对方无利，自己也就无利。要舍得让利使对方得利，这样，最终会为自己带来较大的利益。我母亲从小就教育我不要占小便宜，否则就没有朋友，我想经商的道理也该是这样。”　　附：合和实业胡应湘　　胡应湘，原籍广东花县，1935年生于香港，父亲胡忠是白手起家的“的士（出租车）大王”。　　胡应湘1958年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土木系。回港任工程和港府工务局技术官员。1969年，胡应湘由父亲担保，从银行借款1500万元，成立合和实业，父亲任主席，他任总裁。　　1972年8月21日，合和上市，是华资地产五虎将中最早上市的公司，俨然老大。谁知到1973年春，出现假股票事件，合和股价一落千丈，合和一直到1979年，才恢复到1973年的盈利水平。　　胡应湘既是地产商，又是建筑大师。他的招牌建筑是合和中心，为胡氏一手设计兴建，该大厦高66层，为圆筒形建筑，位于湾仔，占地5.4万平方英尺，是香港最大的商业大厦。　　胡应湘绰号“飞侠”，是香港地产商进军祖国内地的急先锋，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他在内地的大型项目有：广州中国大酒店、深圳沙角发电厂B厂、广深珠高速公路。另外，他在1989年推出珠江口综合开发计划，计划包括电厂、深水港、跨海大桥、海底隧道等。他声称个人将投资35亿美元。　　飞侠每项投资都是大手笔，“好大喜功”著名全港。同业说他立丰碑的兴趣大于赚钱的欲望。也许正是这一点，他的资产不及“小打小闹”的李兆基等人。1994年度，李兆基以450亿排全港华人富豪第五位，名声极大的胡应湘仅200亿资产，列11位。　　九龙仓属怡和系的大洋行，其旧址将成为九龙地王，而九龙仓股票却被低估，若合理开发，前景辉煌。包玉刚看好这一点，李嘉诚亦看好；包氏欲夺，李氏欲购。结果李嘉诚成全船王，掀起轰动一时的九龙仓战役。　　九龙仓不是严格意义的仓库，而是香港最大的货运港，拥有深水码头、露天货场、货运仓库。1886年保罗·遮打牵头在九龙设立码头仓库，怡和洋行是其大股东之一。　　九龙仓是怡和系的一家上市公司，它与置地公司并称为怡和的“两翼”。九龙货仓有限公司的产业包括九龙尖沙咀、新界及港岛上的大部分码头、仓库，以及酒店、大厦、有轨电车和天星小轮。历史悠久，资产雄厚，可以说，谁拥有九龙仓，谁就掌握了香港大部分的货物装卸、储运及过海轮渡。　　九龙仓的母公司怡和，与和记黄埔、太古集团、会德丰并称为香港四大洋行。怡和在四大洋行坐大，怡和大班同时又兼九龙仓主席，可见九龙仓在怡和举足轻重。　　李嘉诚一直以置地为竞争对手，九龙仓引起他的注意，是九龙仓的“挪窝”。　　与港岛中区隔海相望的尖沙咀，日益成为香港的旅游商业区。火车总站东迁后，九龙仓把货运业务迁到葵涌和半岛西，腾出来的地皮用于发展商业大厦。　　李嘉诚赞叹九龙仓的创始人以极廉的价格获得这块风水宝地，如今水涨船高，身价百倍。　　九龙仓先后建有海港城、海洋中心大厦等著名建筑，但在经营方式上，不足称道，他们固守用自有资产兴建楼宇，只租不售，造成资金回流滞缓，使集团陷入财政危机。为解危机，大量出售债券套取现金，又使得集团债台高筑，信誉下降，股票贬值。　　据周祖贵先生一文，1977年12月中旬，敏感的财经评论家对九龙仓进行分析，以《九龙仓业务开始蜕变》为题，指出九龙仓集团如能充分利用其土地资源，未来10年可以出现年增长20%的良好势头。该评论家还预测时价13.5元的九仓股，将是1978年的热门股。　　这位评论家与李嘉诚在九龙仓问题上英雄所见略同，不过一个在明处，大发议论；一个在暗处，不显山，不露水，埋头实干，不事声张—李嘉诚已在收购九龙仓股票。　　李嘉诚曾多次设想，若他来主持九龙仓旧址地产开发，绝不至于陷于如此困境。自从长江上市，李嘉诚在兴建楼宇“售”与“租”的问题上，奉行谨慎而灵活的原则。若手头资金较宽裕，或楼市不景楼价偏低，最好留做出租物业；若急需资金回流，加快建房速度，楼市景气楼价炒高，则以售楼为宜。　　李嘉诚真正发迹，是靠地产股市。他看好九仓股票，是因为该集团不善经营造成股价偏低。精于地产股票的李嘉诚，算过一笔细账：1977年年末和1978年年初，九仓股市价在13～14港元之间。九龙仓发行股票不到1亿股，就是它的股票总市值还不到14亿港元。九龙仓处于九龙最繁华的黄金地段，按当时同一地区官地拍卖落槌价，每平方英尺以6000～7000港元计算，九仓股票的实际价值应为每股50港元。九龙仓旧址地盘若加以合理发展，价值更是不菲，即使以高于时价的5倍价钱买下九仓股也是合算的。　　基于这种考虑，李嘉诚不动声色，买下约2000万股散户持有的九仓股。　　这个数目，无论对李嘉诚，还是对怡和，都是一个敏感而关键的界限。李嘉诚从不打无准备的仗，他通过智囊了解到，一贯被称为怡和两翼的九仓，与姐妹公司置地在控股结构上并非平等关系。怡和控置地，置地控九仓，置地拥有九龙仓不到20%的股权。　　现在李嘉诚吸纳的九仓股，约占九仓总股数的20%。这意味着，目前九龙仓的最大股东将不是怡和的凯瑟克家族，而是李嘉诚。　　这为李嘉诚进而购得九龙仓，与怡和在股市公开较量，铺平了道路。购得九龙仓，无疑使长实的老对手置地断臂折翼。　　当时，那位“料事如神”的财经评论家的鸿论，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李嘉诚吸纳九仓股，是采取分散户头暗购的方式进行。九仓股成交额与日俱升，引起证券分析员的关注。嗅觉敏锐的职业炒家介入，九仓股便被炒高。一时间，大户小户纷纷出马，加上股市流言四起，到1978年3月，九仓股仿佛温度计被火一灼，急速窜到每股46元的历史最高水平。　　这已和九仓股每股实际估值相当接近了。　　这时期，李嘉诚持有的九仓股还不满2000万股，他不得不筹股回落，以稍低的价格将九仓股增至20%的水平。　　入主九仓董事局的路程，对李嘉诚来说仍十分艰巨。　　按照《公司法》，股东对公司的绝对控制权，是其控有的股份在50%以上。否则被收购方反收购，会使收购方的计划前功尽弃。现在九仓股票的股价已被炒高，要想增购到51%的水平，非李嘉诚的财力所能及。　　九龙仓的老板已在布置反收购，到市面上高价收购散户所持的九仓股，以增强其对九龙仓的控股能力。　　20世纪70年代初，怡和系的置地，轻而易举收购了周锡年任主席的牛奶公司，风光百多年的怡和，在当时的本港商界股市仍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置牛大战”，被行家誉为本港股市收购战的经典之作。　　实力发生变化也正是在20世纪70年代，一大批华资公司上市，借助股票以小搏大、以少控发的优势，当初上市公司家族的小矮人，渐渐长成小巨人。现在，这些小巨人正以咄咄逼人之势，向商界超级巨人怡和频频发起攻势。　　怡和大班岂能不惊慌？今日之怡和，不似昔日之怡和—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数十年来，怡和对中国政府存太多的戒心，奉行“赚钱在香港，发展在海外”的政策。因海外投资战线过长，投资回报率低，给怡和背上沉重的财政包袱，将怡和逼入绝境。　　现在后院起火，怡和倾资扑救——高价增购九龙仓股票，以保“江山无缺”。怡和的现金储备也不足以增购到绝对安全的水平。慌乱之中，向本港第一财团—英资汇丰银行求救。　　据说汇丰大班沈弼亲自出马斡旋，奉劝李嘉诚放弃收购九龙仓。李嘉诚审时度势，认为不宜同时树怡和、汇丰两个强敌。日后长江的发展，还期望获得汇丰的支持。即便不从长计谋，就谈眼下，如果拂了汇丰的面子，汇丰必贷款支持怡和，收购九仓将会是一枕黄粱。　　李嘉诚遂答应沈弼，鸣金收兵，不再收购。此时，李嘉诚已收购到近2000万股。是否是九龙仓最大股东？李嘉诚也摸不透，怡和一方未透露增购后的持股数。　　这只是当时股市风传的小道新闻。事后曾有记者询问汇丰斡旋是否属实，李嘉诚与沈弼皆言称不知其事。　　不过，依日后事态的发展，汇丰从侧面参与九龙仓大战，并起决定性作用，却千真万确。　　李嘉诚退出收购，引来八方强手介入角逐。其中一位，就是赫赫有名的包玉刚。　　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嘉诚坐上香港首席富豪的宝座。可当时，李嘉诚论实力和声誉，都还比不上包爵士。　　据1977年吉普逊船舶经纪公司的记录，世界十大船王排座次，包玉刚稳坐第一把交椅，船运载重总额1347万吨；香港另一位老牌船王董浩云排名第7位，总载重452万吨；在世界传媒界名气最大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竟屈居第8位；香港还有一位老船王赵从衍则榜上无名。　　其时，香港报刊还没有进行富豪榜编制工作，根据海外传媒，包爵士是本港第一富豪。他拥有50艘油轮，一艘油轮的价值就相当于一座大厦。　　在包爵士集团总部办公室，挂满了他与世界各国王室成员、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各界名人的合影照片。他是本港商界与世界政要交往最多的一位。至此时，李嘉诚还未单独会见过哪一国的元首和首脑。　　包玉刚起念登陆，并非一时冲动。1973年的石油危机，促使英国开发北海油田，美国重新开发本土油田，同时，亚洲拉美都有油田相继投入开采。这样，世界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将减少，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油轮闲置。油轮是包氏船队的主力，包氏从油轮闲置，联想到世界性的造船热，预示一场空前的航运低潮将会来临。　　“先知先觉”的包氏决定减船登陆，套取现金投资新产业，他瞄准的产业，是本港百业中前景最诱人的房地产。　　李嘉诚虽不明包玉刚吸纳九仓股是作为一般性的长期投资，还是有意控得九龙仓？但他可以肯定包玉刚会对九龙仓感兴趣。九龙仓码头虽迁址，新建的码头气势更宏伟、设备更现代化。执世界航运业牛耳的船王包玉刚，何尝不愿拥有与其航运相配套的港务业？　　在华人商界，论实力，论与银行业的关系，能与怡和抗衡的，非包氏莫属。　　李嘉诚权衡得失，已胸有成竹，决定把球踢给包玉刚，预料包玉刚得球后会奋力射门—直捣九龙仓。　　于是，就演绎出在港九流传甚广的潇洒故事。　　1978年8月底的一天下午，两位华商俊杰，在中环的文华酒店一间幽静的雅阁晤面。一位是具有学者风范的未来地王李嘉诚;另一位是洋溢着海派作风的登陆船王包玉刚。　　五星级文华酒店是怡和集团的一项重要产业，文华以其高贵豪华、优质服务而数次被评列为全球十佳旅店榜首。现在，两位华商俊杰坐在怡和的酒店里，决定怡和台柱—九龙仓的前途命运。　　李嘉诚秘密约见，包玉刚猜想有重要事情—他们那时的私交并不密切。包玉刚欲减船登陆，苦于无门，当他将目标瞄准九龙仓，发现李嘉诚已捷足先登。九龙仓对包氏来说，简直太重要了，它的码头货仓，更有利他发展海上航运；它的地盘物业，可供他在陆地大展拳脚。　　冷夏、晓笛在《世界船王—包玉刚传》中记叙道：　　“经过简短的寒暄，李嘉诚即开门见山地表达了，想把手中拥有的九龙仓1000万股股票转让给包玉刚的意思。　　“转让？包玉刚想，天上没有掉下来的好事。包玉刚低头稍加思索，便悟出了李嘉诚的精明之处。李嘉诚很清楚包玉刚的情况，知道他需要什么。于是，用包玉刚所需要的来换取自己所需要的，这一‘转让’，可真是一家便宜两家着数的好事。　　“从包玉刚这方面来说，他一下子从李嘉诚手中接受了九龙仓的1000万股股票，再加上他原来所拥有的部分股票，他已经可以与怡和洋行进行公开竞购。如果收购成功，他就可以稳稳地控制资产雄厚的九龙仓。而从李嘉诚这一方面来说，他以10～30元的市价买了九龙仓股票而以三十多元脱手给包玉刚，一下子就获利数千万元。更为重要的是，他可以通过包玉刚搭桥，从汇丰银行那里承接和记黄埔的股票9000万股，一旦达到目的，和记黄埔的董事会主席则非李嘉诚莫属。　　“这真是只有李嘉诚这样的脑袋才想得出来的绝桥(主意)!包玉刚在心里不禁暗暗佩服这位比自己小但精明过人的地产界新贵。　　“没有太多的解释，没有冗长的说明，更没有喋喋不休的讨价还价，两个同样精明的人一拍即合，秘密地订下了一个同样精明的协议：　　“李嘉诚把手中的1000万股九龙仓股票以三亿多的价钱，转让给包玉刚；　　“包玉刚协助李嘉诚从汇丰银行承接和记黄埔的9000万股股票。”　　一个决定两家英资企业命运的历史性协议，在华商两强低声密语中顺利达成。　　最终结果，他们都如愿以偿坐上英资洋行大班的宝座。　　1978年9月5日，包玉刚正式宣布他本人及家族已购入20%左右九龙仓股票。怡和与九龙仓现任大班纽璧坚，不得不吸收包玉刚及其女婿吴光正加入九仓董事局(按照《公司法》，持股16%的股东即可成为当然董事)。　　包玉刚初战告捷，李嘉诚功不可没。9月7日，《明报晚报》发表对李嘉诚的专访：　　“九龙仓事件已经披露，包玉刚在取得九龙仓15%～20%的股权，并加入董事局。戏剧化发生至此已告一段落。　　“由九龙仓事件发展初期起，直至真相披露前，人们爱把长江实业主席李嘉诚与九龙仓拉在一起谈论和揣测，李氏昨日接受本报记者访问之时，作了如下具澄清作用的透露。　　“据李氏称，他本人没有大手吸纳九龙仓，而长江实业的确有过大规模投资于九龙仓身上的计划，是以曾经吸纳过九龙仓的股份。他本来安排买入九龙仓全部实收股份30%～50%，做稳健性长期投资用途，但到了吸纳得约1000万股之时，九龙仓股份的市价已经急升至长实拟出的最高价以上，令原定购买九龙仓股份的整个计划脱节。结果，放弃这个投资计划，并且把略多于1000万股的九龙仓及若干股权，转让出来。”　　这之后，李嘉诚又继续将手头剩余的九仓股转让给包氏，据多份报章估计，李嘉诚在一进一出间，获纯利五千九百多万港元。　　九龙仓董事局主席纽璧坚，视包氏父婿这两位新任董事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间多次发生摩擦。　　包玉刚不断到市面或通过幕后吸纳九仓股，使其控有的股权增至30%，大大超过九龙仓的控股公司置地，身兼三家公司主席的纽璧坚大为惊惶：包玉刚吞并九龙仓之意“昭然若揭”。　　1980年6月中旬，趁包玉刚赴欧参加会议之机，纽璧坚突发袭击，正式挑起九龙仓大战。置地采取换股之法，欲将其持股权增至49%。具体做法是将价值100元的置地股，换取市价77元的九仓股。　　条件十分诱人，股民喜笑颜开。若置地已控得49%的股权，包氏是无论如何也购不满51%的绝对股权——置地只需再踏半步，即可击碎包氏的“吞并美梦”。　　包玉刚闻讯，急忙乘机返回香港反击。他首先获得汇丰银行的22亿港元贷款保证，紧接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105元的现金吸收市面九仓股，目标也是49%。　　105元的现金，比被九仓股抬高了的价值100元的置地股更诱人。星期一开市不到2小时，包玉刚一下子付出21亿现金，购足2000万股，使控股权达到49%，取得这场战役的决胜权。　　纽璧坚见大势已去，将置地控有的九仓股1000多万股转让给包玉刚，置地套现获纯利7亿多港元。包氏在九龙仓的控股量已超越绝对多数。　　包玉刚夺得九龙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故有人称“船王负创取胜，置地含笑断腕”。决战双方，皆有胜有负。　　包氏的远见卓识，两年后便充分显示出来。包氏购得九龙仓，实现了减船登陆，从而避免了空前船灾。香港另两个船王——董浩云与赵从衍，因行动迟缓，陷入濒临破产的灭顶之灾。　　1985年，包玉刚又收购另一间英资洋行——马登家族的会德丰，又一次轰动全港。　　值得一提的是，包玉刚入主九龙仓的一年后，与其“死对头”置地成为合作伙伴，这两家公司邀请李嘉诚的长实加盟，三家合资成立一间地产发展公司，项目是在九龙仓尖沙咀地盘发展新港中心物业。一时成为香港商界的一段佳话。　　1986年8月，《每周财经动向》总编林鸿筹先生，在《与李嘉诚谈成功之道》一文中谈道：　　“最近有人向李氏提问：‘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必须在与强劲的对手竞赛时可创下骄人的成绩。’环顾今日香港商界，似乎只有包玉刚爵士一位匹配做阁下强劲的对手，您可有以包先生为对手的想法吗?’　　“一般人很自然会认为李氏是以包氏为竞争的对手，因为他们有相同的社会地位，在过去又有极类似的活动，例如李氏从英资手中收购和黄、港灯，包氏则收购九仓、会德丰；两人先后出任汇丰银行的副主席；两人又同时出任“香港基本法”草委；李氏捐赠汕头大学，包氏捐赠宁波大学等。　　“但李氏答复这问题时，只说他朝着个人定下的目标向前一步一步推进，来没有居心与任何人比拼。　　“在多个场合，李嘉诚说：‘我与包先生有真诚愉快的合作。’”　　现在我们继续看李嘉诚，是如何朝着目标一步一步推进的。他飞跃的一步，显然是收购英资洋行和记黄埔。　　附：恒隆集团陈曾熙　　陈曾熙是香港出名的商界隐士，原籍广东台山县，出生年月不详，只知家境富裕，战前留学日本攻土木工程学，何校不详。据伍宜孙家族介绍，陈氏曾在该家族的永隆银行做外汇、楼宇按揭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与朋友成立大隆地产。其弟陈曾焘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原在南洋做建筑工程，见兄地产业需人手，回港鼎助其兄。　　1960年，陈氏兄弟注册一间恒隆有限公司，自己建楼并出售。1972年恒隆上市，为华资地产五虎将之一。陈氏却毫无“虎气”，总是不声不响、默默无闻地实干，是个地道的老式商人。　　陈氏的悭吝在圈内很有名，20世纪70年代初，陈氏在宝去道建一幢住宅大厦，将单位卖给用户，而一家人却住进“暗无天日”的地窖车房。陈氏不仅孤寒自己，对下属也孤寒，小账目也斤斤计较。然而他对儿子教育却十分慷慨，全安排到美国留学。　　陈氏彻底低调，行动隐秘，从不接受记者采访，也极少出席同业聚会。虽然如此，但其做事极讲信誉。陈氏做地产深思熟虑，总能把该赚的钱一分不少地赚回来。最漂亮的战役，是恒信苑、九龙湾地铁上盖的德福花园。也由于他过于瞻前顾后，错失金钟二段的机会。陈氏的保守作风，使恒隆在五虎将中滞后。　　1986年，陈曾熙逝世，遗产却交基金会管理。其弟陈曾焘接任主席，作风依旧。现家族事业由陈曾熙长子陈启宗主理。1994年，恒隆在全港家族财团中排第12位。第十三章 蛇吞大象 李超人入主和黄　和记黄埔，是香港第二大英资洋行，资产价值六十多亿港元。而长实只是一间资产不到7亿的中小型公司。李嘉诚不但控得和黄，还做到兵不血刃，他由此而被誉为“超人”。和黄一役，李超人究竟有何超人高招?　　李嘉诚退出九龙仓角逐，将目标瞄准另一家英资洋行——和记黄埔。　　和黄集团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和记洋行；二是黄埔船坞。和黄是当时香港第二大洋行，又是香港十大财阀所控的最大上市公司。　　和记洋行成立于1860年，主要从事印度棉花、英产棉毛织品、中国茶叶等进出口贸易和本港零售业。初时规模名气不大，远不可与怡和、置地、邓普、太古等洋行相比。到二战前，和记有下属公司20间，初具规模。　　黄埔船坞有限公司的历史，可追溯到1843年，林蒙船长在铜锣湾怡和码头造木船。船坞几经迁址，不断充资合并易手，成为一间公众公司。到20世纪初，黄埔船坞与太古船坞、海军船坞并称为香港三大船坞，形成维修、建造万吨级轮船的能力。除此，黄埔船坞还经营码头仓储业。　　二战之后，几经改组的和记洋行落入祈德尊家族之手。该家族与怡和凯瑟克家族、太古施怀雅家族、会德丰马登家族，并列为本港英资四大家族。20世纪60年代后期，祈德尊雄心勃发，一心想成为怡和第二。他趁1969～1973年股市大牛冲天，展开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收购，把黄埔船坞、均益仓、屈臣氏等大公司和许多未上市小公司归于旗下，风头之劲，一时无两。　　祈德尊掐准了本港人多地少，地产必旺的产业大趋势，关闭九龙半岛东侧的码头船坞，将修船业务与太古船坞合并，迁往青衣岛，并将其他仓场码头统统转移到葵涌去发展。腾出的地皮，用来发展黄埔新村、大同新村、均益大厦等。祈德尊满天开花大兴土木，地产成为集团的支柱产业。　　传媒说祈德尊是个“食欲过盛、消化不良”的商界“大鳖”。他一味地吞并企业，鼎盛期所控公司高达360间，其中有84间在海外。祈德尊虽长有“钢牙锐齿”，“肠胃功能”却太差，“腹泻不止”——不少公司状况不良，效益负增长，给他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幸得股市太旺，祈德尊大量从事股票投机生意，以其暂获弥补财政黑洞。　　1973年中股市大灾，接着是世界性石油危机，接着又是香港地产大滑坡。投资过速、战线过长、包袱过沉的和记集团掉入财政泥淖，接连两个财政年度亏损近2亿元。1975年8月，汇丰银行注资1.5亿港元解救，条件是和记出让33.65%的股权。汇丰成为和记集团的最大股东，黄埔公司也由此而脱离和记集团。　　汇丰控得和记洋行，标志着祈德尊时代的结束，和记成了一间非家族性集团公司。汇丰物色韦理主政。1977年9月，和记再次与黄埔合并，改组为“和记黄埔(集团)有限公司”。韦理有“公司医生”之称，但他一贯是做智囊高参辅政，而从未在一间巨型企业主政。又因为祈德尊主政时，集团亏空太大，公司医生韦理上任，未见其妙手回春——和黄的起色不如人们预想的好。　　乘虚而入，是战场常见并有效的战术。李嘉诚在觊觎上九龙仓的同时，也垂青和记黄埔。　　他放弃九仓，必然要把矛头对准和黄。　　舆论皆说，和黄一役，足见李嘉诚是聪明绝顶的人。　　其一，李嘉诚成全包玉刚收购九龙仓的心愿，实则是让出一块肉骨头让包氏去啃，自己留下一块瘦肉。因为九龙仓属于家族性公司的怡和系，凯瑟克家族及其代理人必会以牙还牙，殊死一搏反收购。包氏收购九龙仓，代价沉重，实际上与怡和大班打了个平手。怡和在港树大根深，收购九龙仓，必有一番血战恶战。　　反之，沦为公众公司的和记黄埔，至少不会出现来自家族势力的顽抗反击。身为本港第二大洋行的和黄集团，各公司“归顺”的历史不长，控股结构一时还未理顺，各股东间利益意见不合，他们正祈盼出现“明主”，力挽颓势，使和黄彻底摆脱危机。　　只要能照顾并为股东带来利益，股东不会反感华人大班入主和黄洋行。这便是李嘉诚最初的出发点。　　其二，李嘉诚权衡实力，长江实业的资产才6.93亿港元，而和黄集团市值高达62亿港元，蛇吞大象，难以下咽。和黄拥有大批地皮物业，还有收益稳定的连锁零售业，是一家极有潜质的集团公司。本港的华商洋商，垂涎这块大肥肉者大有人在，只因为和黄在本港首席财主汇丰的控制下，均暂且按兵不动。　　李嘉诚很清楚，汇丰控制和黄不会太久。根据公司法、银行法，银行不能从事非金融性业务。债权银行，可接管丧失偿债能力的工商企业，一旦该企业经营走上正常，必将其出售给原产权所有人或其他企业，而不是长期控有该企业。　　在李嘉诚吸纳九仓股之时，他获悉汇丰大班沈弼暗放风声：待和记黄埔财政好转之后，汇丰银行会选择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对象，将所控的和黄股份的大部分转让出去。　　这对李嘉诚来说，不啻是个福音。长实财力不足，若借助汇丰之力，收购算成功了一半。　　其三，李嘉诚梦寐以求成为汇丰转让和黄股份的合适人选。为达到目的，李嘉诚停止收购九仓股的行动，以获汇丰的好感。　　李嘉诚卖了汇丰一份人情，那么，信誉卓著的汇丰必会回报—还其人情。这份人情，是否是和黄股票，李嘉诚尚无把握。　　为了使成功的希望更大，李嘉诚拉上包玉刚，以出让1000万股九仓股为条件，换取包氏促成汇丰转让9000万股和黄股的回报。李嘉诚一石三鸟，既获利五千九百多万港元，又把自己不便收购的九龙仓让给包氏去收购，还获得包氏的感恩相报。　　在与汇丰的关系上，李嘉诚深知不如包玉刚深厚。包氏的船王称号，一半靠自己努力，一半靠汇丰的支持。包氏与汇丰的交往史长达二十余年，他身任汇丰银行董事(1980年还任汇丰银行副主席)，与汇丰的两任大班桑达士、沈弼私交甚密。　　李嘉诚频频与沈弼接触，他吃透汇丰的意图：不是售股套利；而是指望放手后的和黄经营良好。另一方面，包氏出马敲边鼓，自然马到成功。　　1979年9月25日夜，在华人行21楼长江总部会议室，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嘉诚，举行长实上市以来最振奋人心的记者招待会，一贯持稳的李嘉诚以激动的语气宣布：　　“在不影响长江实业原有业务基础上，本公司已经有了更大的突破—长江实业以每股7.1元的价格，购买汇丰银行手中持占22.4%的9000万普通股的老牌英资财团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股权。”　　在场的大部分记者禁不住鼓起掌来，有记者发问：“为什么长江实业只购入汇丰银行所持有的普通股，而不再购入其优先股?”　　李嘉诚答道：“以资产的角度看，和黄的确是一间极具发展潜力的公司，其地产部分和本公司的业务完全一致。我们认为和黄的远景非常好，由于优先股只享有利息，而公司盈亏与其无关，又没有投票权，因此我们没有考虑。”　　李嘉诚被和记黄埔董事局吸收为执行董事，主席兼总经理的仍是韦理。　　记者招待会后的一天，和黄股票一时成为大热门。小市带动大市，当日恒指飚升25.69点，成交额4亿多元，可见股民对李嘉诚的信任。李嘉诚继续在市场吸纳，到1980年11月，长江实业及李嘉诚个人共拥的和黄股权增加到39.6%，控股权已十分牢固。其间，未遇到和黄大班韦理组织的反收购。　　1981年1月1日，李嘉诚被选为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成为香港第一位入主英资洋行的华人大班(注：包玉刚入主的怡和系九龙仓不属独立洋行)，和黄集团也正式成为长江集团旗下的子公司。　　李嘉诚以小搏大，以弱制强。长江实业实际资产仅6.93亿港元，却成功地控制了市价62亿港元的巨型集团和记黄埔。按照常理，既不可能，更难以令人置信，难怪和黄前大班韦理，会以一种无可奈何、又颇不服气的语气对记者说：　　“李嘉诚此举等于用美金2400万做订金，而购得价值十多亿美元的资产。”　　李嘉诚靠“以和为贵”、“以退为进”、“以让为盈”的策略，赢得这场香港开埠以来特大战役的胜利。和黄一役，与九仓一役有很大不同，没有剑拔弩张，没有重锤出击，没有硝烟弥漫，和风细雨，兵不血刃。故有人说：“李氏收购术，堪称商战一绝。”　　李嘉诚并不以为他有什么超人的智慧，他避而不谈他的谋略，而对汇丰厚情念念不忘：“没有汇丰银行的支持，不可能成功收购和记黄埔。”　　事实确如李嘉诚所说的那样。　　在汇丰与长江合作重建华人行大厦，沈弼就对李嘉诚留下良好印象。沈弼是汇丰史上最杰出的大班，他的杰出之处，就是以银行的切身利益为重，而不在乎对方是英人还是华人。道理如沈弼自己所说：“银行不是慈善团体，不是政治机构，也不是英人俱乐部，银行就是银行，银行的宗旨就是盈利。”　　与香港航运业老行尊——怡和、太古、会德丰等英资洋行下属的航运公司比，包玉刚出道最晚，但他的环球航运集团却是获得汇丰贷款最多的一家。这是因为包氏的经营作风和能力，能够确保偿还汇丰放款的本息。现在，汇丰在处理和记黄埔的问题上，亦是如此态度。他们信任李嘉诚的信用和能力，足以驾驭和黄这家巨型企业。因此不惜将这间英人长期控有的洋行，交到李嘉诚手中。汇丰不仅摆脱了这个包袱，汇丰保留的大量和黄优先股，待李嘉诚“救活”后还会为汇丰带来大笔红利。　　汇丰让售李嘉诚的和黄普通股价格只有市价的一半，并且同意李嘉诚暂付20%的现金。不过汇丰并没吃亏，当年每股1元，现在以7.1元一股出售，股款收齐，汇丰共获利5.4亿港元。尽管如此，仍给予李嘉诚极大的优惠，沈弼在决定此事时，完全没有给其他人有角逐的机会—一锤定音。　　消息传出，香港传媒大为轰动，争相报道这一本港商界的大事。　　1979年9月26日，《工商晚报》称长江实业收购和记黄埔，“有如投下炸弹”，“股市今晨狂升”。　　《信报》在评论中指出：　　“长江实业以如此低价(暂时只付20%即1.278亿港元)便可控制如此庞大的公司，拥有如此庞大的资产，这次交易可算是李嘉诚先生的一次重大胜利……　　“购得这9000万股和记黄埔股票是长江实业上市后最成功的一次收购，较当年收购九龙仓计划更出色(动用较少的金钱，控制更多的资产)。李嘉诚先生不但是地产界强人，亦成为股市炙手可热的人物。”　李嘉诚、包玉刚双双入主英资大企业，还引起国际传媒界的关注。　　美国《新闻周刊》在一篇新闻述评中说：　　“上星期，亿万身价的地产发展商李嘉诚成为和记黄埔主席，这是华人出任香港一间大贸易行的第一位，正如香港的投资者所说，他不会是惟一的一个。”　　英国《泰晤士报》分析道：　　“近一年来，以航运巨子包玉刚和地产巨子李嘉诚为代表的华人财团，在香港商界重大兼并改组中，连连得分，使得香港的英资公司感到紧张。　　“众所周知，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然而，占香港人口绝大多数的仍是华人，掌握香港政权和经济命脉的英国人却是少数民族。二战以来，尤其是六七十年代，华人的经济势力增长很快。　　“有强大的中国做靠山，这些华商新贵们如虎添翼，他们才敢公然在商场与英商较量，以获取原属英商的更大的经济利益，这使得香港的英商分外不安。连世界闻名的怡和财团的大班大股东，都有一种踏进雷区的感觉。英商莫不感叹世道的变化；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包玉刚、李嘉诚等华商，能与英国商界的优秀分子相提并论。”　　这篇文章，试图以时代背景探讨华商得势的原因。文章的某些提法偏颇，并含有“大英帝国”的口气，总的来说还是较全面、较客观，文中对李氏包氏的评价也还中肯。　　这之后，李嘉诚、包玉刚继续成功地收购了英资大型企业，彻底扭转英资在香港占绝对优势的局面。盛誉铺天盖地，盛誉又来之不易。　　在一片喝彩声中，李嘉诚并未陶醉其中，沾沾自喜。　　世人言：“创业容易守业难”，“前车之鉴，后人之师”。最典型的教训，莫过于和记黄埔的前大班祈德尊。祈德尊是个收购企业的高手猛将，却不算管理庞大企业的行家里手。他发展过速，结果消化不了，终于把集团拖垮，痛失江山。　　李嘉诚进入和黄出任执行董事，在与董事局主席韦理与众董事的交谈中，他们的话中分明含有这层意思：“我们不行，你就行吗?”　　李嘉诚是个喜欢听反话的人，他特别关注喝彩声中的“嘘声”—香港的英商华商，都有人持这种观点：“李嘉诚是靠汇丰的宠爱，而轻而易举购得和黄的，他未必就有本事能管理好如此庞大的老牌洋行。”　　当时英文《南华早报》和《虎报》的外籍记者，盯住沈弼穷追不舍：为什么要选择李嘉诚接管和黄？沈弼答道：　　“长江实业近年来成绩良佳，声誉又好，而和黄的业务脱离1975年的困境踏上轨道后，现在已有一定的成就。汇丰在此时出售和黄股份是顺理成章的。”他又说：　　“汇丰银行出售其在和黄的股份，将有利于和黄股东长远的利益。坚信长江实业将为和黄未来发展做出极其宝贵的贡献。”　　李嘉诚深感肩上担子之沉重。　　俗称：“新官上任三把火。”细究之，李嘉诚似乎一把火也没烧起来。他是个毫无表现欲的人，他总是让实绩来证实自己。　　初入和黄的李嘉诚只是执行董事，按常规，大股东完全可以凌驾于支薪性质的董事局主席之上，李嘉诚从未在韦理面前流露出“实质性老板”的意思。李嘉诚作为控股权最大的股东，完全可以行使自己所控的股权，为自己出任董事局主席效力。他没有这样做，他的谦让使众董事与管理层对他更尊重。他出任董事局主席，是股东大会上，由众股东推选产生的。　　“退一步海阔天空”—李嘉诚的退让术，与中国古代道家的“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