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传

出身寒微(图)张作霖的原配夫人赵春桂及其子女(左一张学良、左二张冠英、右一张学铭)　　张作霖，字雨亭，奉天省海城县小洼村人。此地后又改称大洼县东风镇叶家村张家甸屯，现改称大洼县驾掌寺乡马家房村西小洼屯。其实，这里现在只有一片房屋遗址，已经根本没有村落了。１８７５年３月１９日（清光绪元年二月十二日）生。其祖籍主要有两说。一为山东省说。《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公行状》中写道：“公讳作霖，字雨亭，奉天海城人，远祖居山东，族甚蕃，清道光初徙居海城。祖发业农，称素封。”①“行状”是过去死者家属叙述死者世系、籍贯、事迹的纪念文体。该文称“远祖居山东”，主山东省说。一为河北省说。河北省中又有河北大成、河北高阳、河北河间三说。《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公雨亭神道碑》写道：“公讳作霖，字雨亭。其先为直隶人，清末迁奉天海城。”②这通碑文是督军署参谋长臧式毅领衔，又有８位处长署名的，载于《张大元帅哀挽录》。文中明确地说“其先为直隶人”，即是河北人，主河北说。从有关历史记载看，张作霖的祖籍是诸说并存。因多数主河北省说，张学良亦自称，他的祖籍是河北省大成县，故张作霖的祖籍为河北省大成县。　　因生活无着，其先祖张永贵跑到了东北，从事农业开垦。到其祖父张发时，从事农耕，“称素封”。所谓“素封”，是指虽然没有官爵封邑，却和受封者一样富有。这是说，在张发时，张家是富有的。张发有四子，其第三子是张作霖的父亲，名张有财。“祖殁，父以析产徙海城之小洼，复于驾掌寺村设商肆”。张发死后，家产分给了兄弟几人。张有财带着他的那份财产，来到了海城。　　其父张有财是个游手好闲之徒。先是开了一个小杂货铺，收入甚微。后来小杂货铺倒闭，他又不愿干活，就整天赌博胡混。因欠人家赌债，被仇家债主害死。那年张作霖１３岁①。　　张作霖本来没钱念书，但是有一位好心的老师帮了他的忙。这位老师名叫杨景镇，那时教私塾。有一天，他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偷偷听他讲课。好奇地叫进来一问，小孩答道：“我叫张作霖，我愿意念书，家穷，上不起学，因此常在这里偷听。”杨先生感到这个小孩想读书识字是好事，就免费让他上学，还赠给他纸笔。这时的张作霖已经是１３岁了。就这样，张作霖读了一段私塾。在这里，他打下了初步的文化基础。这在他的一生中是十分重要的。张作霖知道感恩，他后来当了民国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不忘旧谊，特地请杨景镇到沈阳来，在家里开设了私塾馆。张学良就曾跟他读书②。这乃是后话。　　其父死后，家庭生活更加困难，没有办法，其母王氏只得带着４个孩子投奔到镇安县（黑山县）小黑山附近二道沟娘家。张作霖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娘家生活也是非常困难，又添了五张嘴，简直没法继续生活下去了。张作霖不能指望家里了，只有到社会上混饭吃。混迹社会(图)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的袁世凯　　那时的中国是一片混乱，东北地区尤甚。清朝政府腐败透顶，中国大好河山任人宰割。沙俄强行割去中国领土一百多万平方公里，仍觊觎中国东北的广袤土地；中国甲午战败，日本魔爪深入中国东北。官吏横征暴敛，百姓不堪忍受。亡命之徒便铤而走险，啸聚山林，土匪蜂起，打家劫舍，百姓生活更加痛苦了。　　张作霖小时候就常跟他的父亲出入赌场，受到熏陶，也爱赌博。开始时，他靠卖烧饼赚点钱，可是很快就输光了。他的母亲让他改学木匠，他嫌拉锯太累，不爱干。他一度曾流浪街头，沿街乞讨。后来流浪到营口高坎镇，他在大车店给人家打杂。有时骡马病了，他就弄点草药给治，还真的就治好了。他很聪明，一来二去，就成了兽医，这个行当他还比较喜欢。后来，他开了一个兽医桩，以此为生①。以后，他命运多舛，被人冤枉，遭受痛打，差点送命。经好心人帮助，得以不死。他似乎降到了人生的最低点，走投无路，死又不甘，求生无门。恰在此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便抱着一线求生的希望，从军了。他投到宋庆毅军马玉峎的门下，当了一名骑兵。那年，他２０岁。他喜好马匹，“以精骑击，得名擢哨长”②。甲午战败，他逃回了辽西。１８９５年，他２１岁时同赵家庙地主赵占元的二女儿赵春桂结婚。赵春桂是张作霖的原配夫人，是张首芳、张学良、张学铭的生母。张作霖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不想像他的同乡那样过着衣食无着、平淡无味的生活，他想换个活法。投身绿林(图)辫帅张勋　　甲午战后的辽西是个三不管地区。散兵游勇成群，乞丐难民遍野。官府腐败，土匪横行，百姓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就相应地成立了一些自保的武装组织，名曰大团。１９００年，张作霖因岳父赵占元的帮助，在赵家庙成立了一个大团，有二十多人，他当上了小头目，负责附近几个村子的治安。他负责的地区称为保险区。张作霖在保险区内很守规矩，不仅遵章守纪，而且维护治安。因此，在这个地区胡匪的骚扰得到遏制。张作霖也得到村人的称赞，他的声名由此鹊起。他管辖的范围逐渐扩大，达到二十多个村子。　　在赵家庙的西北，有个大团，团主叫金寿山。金寿山收罗了一批地痞流氓，组成了一百多人的大团。大团的总部设在中安堡，其周围地区是他的保险区。金寿山在保险区内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比胡匪还凶残。大团本来是保民的，可是金寿山却专门害民。百姓被逼得实在无法，就去请名声较好的张作霖帮忙。张作霖率众驱走了金寿山，占据了中安堡。他的部众增加了，势力扩大了。但是，金寿山在１９０１年腊月三十夜半偷袭了张作霖。张作霖携带妻女率众突围，逃到了姜家屯，继而又逃往八角台。在逃往八角台的途中，身怀六甲的赵氏在马车上生下了一个男孩，这就是张学良。那是１９０１年阴历四月十七日，阳历是１９０１年６月３日。　　八角台（今属台安县）是个大集镇，商号有五十多家。本来张作霖是想从八角台借道投奔辽南的绿林冯德麟的，但是到了八角台，这四十多人就被留下了，借以保护地面。这都得益于张作霖的名声好，不扰民。商会会长张紫云对张作霖的名声早有耳闻，此次见面，看到张作霖北人南相，眉清目秀，且行止有矩，谈吐不俗，果然是名不虚传。就决心把他们留了下来。后来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原来八角台的头目张景惠主动让贤，甘居副职，张作霖做了团练长，地方的绅商也表赞成。从此，张作霖就在八角台落了脚。这里也成了他的发家地①。接受点编(图)身着元帅服的张作霖与五子学森(左)、六子学浚(右)　　甲午战后乱了几年，１９０２年社会秩序逐步稳定。这两年张作霖苦心经营他的武装，势力有所扩展。他也尽职尽责，起到了保境安民的作用。同时，和当地绅商也相处融洽，得到他们的交口赞誉。但是，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地方自治武装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按理张作霖的大团应予遣散，团民或回家务农，或进城经商。但八角台商会会长张紫云考虑到遣散这一武装，团民四散，可能危害地方。同时，他也和张作霖结下了友情，就想给他们找个出路。　　为此，张紫云同有关人商量，拟将这一武装交给政府，这个提议得到绅商的赞同。于是，他们向新民府知府增韫正式推荐张作霖，对张作霖大加赞扬。增韫知府接见了张作霖，张作霖以弟子身份行叩见礼，称增韫知府为老师。通过亲见和谈话，增韫感到张作霖是个温文尔雅之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便命张作霖整理部武，将其带到新民听候点编。张作霖真是喜从天降。其实，张作霖的政治野心很大，他深知经营民团不是长久之计。他早就想“改邪归正”，被政府收编。恰在此时，盛京将军增祺采纳了“化私团为公团”的建议，作出了“化盗为良”的决定。适逢其时，增韫知府的报告得到了盛京将军增祺的批准。　　张作霖急忙回到八角台，积极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因为他和增韫说了大话，吹嘘自己有一营人马，实际才有一百多人。当时准许他组建２５０人的队伍。他便乘机开展组编活动。他吸收了辽西一些小股匪帮，如义县的张作相、黑山县的薄振声等，都参加了进来。人数够了，他就率队到新民府接受点编，成立了新民府巡警前路游击马队，命张作霖为帮办（副营长），队伍仍驻八角台①。第二年，即１９０３年７月，张作霖所部和新民街巡捕队合并为巡防马步游击队，计４８５人。其中，骑兵２哨，步兵３哨。张作霖为管带（营长），张景惠为帮办（副营长），中哨哨官由张作霖兼任，前哨哨官为张作相，左哨哨官为汤玉麟，右哨哨官为王立有，后哨哨官为赵五把什②。哨官是连长。队伍亦移驻新民府，负责地方治安，并兼剿胡匪。就这样，张作霖由一个民团武装的头目摇身一变，而成为政府官军的军官了。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从此，依靠这支武装，他便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了。巧于应对　　张作霖为人机敏，长于计谋。来到了新民府的生疏环境，他知道如何自处。他把争取增韫的信任摆在首位，投其所好，“馈以金钱”，执礼甚恭，服从命令，听从调遣。同时，笼络绅商，认真办事，约束部下，管理有方。这就深得知府增韫的赏识，被倚为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他又略施手腕，挤走了新民府的巡警局长王奉廷。没费太大的劲儿，他就控制了新民府的军事实权。在这方面，他表现了巧于应对的能力。　　这个能力还表现在残酷的日俄战争中。１９０４年２月，在我国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东北展开厮杀。腐败的清政府竟然宣布辽河以东为战区，以西为中立区。战争打响，哪还管什么中立区。日俄匪军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土匪蜂起，百姓遭殃。处在辽西的新民府是个重镇，张作霖除了要维护境内的治安外，还在盘算如何增强自己的实力。他的原则是谁给我好处，我就帮助谁。一开始，俄军强大，他就接受俄军的枪械和金钱，帮助俄军。后曾被日军俘虏，差点处死。被释放后，他又同日军签订誓约，“立誓援助日本军”①。１９０５年日俄战后，他的部队不但没受损失，反而扩编为３个营。在日俄两大帝国主义战争夹缝中生存的张作霖，充分显示了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因政声颇佳，１９０６年张作霖又升官了。新任盛京将军赵尔巽和新任新民府知府沈金鉴下令，将张作霖的部队由３个营扩编为５个营，张作霖当上了统管５个营的统带（团长）。计擒杜匪　　成了官军的张作霖对为害地方的胡匪十分痛恨，极力剿杀。在他的连年痛剿下，辽西的小股胡匪或被招抚，或被剿灭。就连党羽千余的大股悍匪田玉本也被张作霖部击毙，其徒众星散，百姓称快。　　但是，还有一个奸诈凶残的土匪杜立三很难对付。杜立三盘踞在辽中县青麻坎。杜立三的势力越来越大，官军拿他无法。他自称马上皇帝。在他盘踞的地方，随意封官许愿，老百姓见他称之为杜大人。实际上，他已经造成了割据之势。盛京将军赵尔巽曾下令“严密访拿”，几次派兵进剿，但都败下阵来。１９０７年清政府在东北建立行省，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为了除掉这个心头之患，特派智谋之士知县殷鸿寿到新民府，去协助张作霖剿灭杜立三。　　对杜立三是强攻还是智取，他们进行了仔细的商讨。杜立三自诩为马上皇帝，马上功夫了得。能双手使枪，弹无虚发。且城池坚固，徒众凶顽，关卡林立，防备极严。如像以前那样派兵强攻，恐师劳无功，难以奏效。因此，决定智取。他们设了一计。张作霖派人到辽中县送上一封贺信，祝贺杜立三被奉天省招抚，当上了大官，官位比张作霖还高。让杜立三速到新民府来面谒省里的招抚大员，以便到奉天向徐世昌总督致谢。杜立三有所察觉，不敢贸然行动。同他母亲和兄弟商量。他们也认为到新民风险很大，凶多吉少，都不主张他去。　　此计落空。张作霖没有灰心，又生一计。他想到了黑山秀才杜泮林。杜泮林是张作霖的义父。张作霖在中安堡当保险队头目时，同绅士杜泮林结下交情，来往密切，关系甚笃。张作霖知道杜立三拜认杜泮林为同族叔，对其言听计从，十分尊重。张作霖就想打杜泮林的主意。他和殷鸿寿密谋，用杜泮林引诱杜立三上钩。　　张作霖特地亲自到黑山把杜泮林接到新民府，并把他引见给省城大员殷鸿寿，以证明确实是省里招抚，并非虚构。又在新民街上，为杜泮林另设招待处，请杜泮林在招待处稍事休息，候杜立三来到之后，一同晋省。秀才杜泮林是老实人，不知是计，就给杜立三写了一封亲笔信，言辞恳切，感情真挚。有“游侠非终身之事，梁山岂久居之区；一经招安，不仅出人头地，亦且耀祖荣家”等语。　　杜立三本来疑信参半，犹豫不定。突然得到他素来景仰的族叔的亲笔信，便疑念顿消，决定前往。于是，他在１９０７年６月６日仅率１３人，作为随身护卫，由宋庆濂带领，奔向新民府，接受封官去了。他哪里知道此去是有去无回了。张作霖为了不出意外，事先做了周密布置。杜立三只身赴会，十分警惕。在晋见委员殷鸿寿时，他坐在背靠墙壁面对诸人的位置，同时两手插入兜内，握住枪柄，观察动静，以应突变。谈话完毕，殷高声喊道：“送客！”杜起身告辞，殷送至里屋门口，杜转身请殷“留步”时，刹那间，突被汤玉麟等几个壮汉按倒，下了双枪，死死捆住。事不宜迟，当晚就把杜立三在新民府西门外枪决了。其实，在这之前，张作霖早已派张景惠率大队人马，绕道台安八角台，做好进击杜立三老巢的准备。得到处决杜立三的消息后，张景惠等迅速出击杜立三的老巢。群龙无首，他的老巢辽中县青麻坎，被一举端掉①。除掉了杜立三，扫除了一大害，辽西匪患遂绝，人心称快。　　杜立三这个多年啃不动的硬骨头，让张作霖轻而易举地剔除了。他采用的是智取的谋略。这里显示了张作霖的过人的智慧。得此消息，总督徐世昌喜出望外，上报清廷，为张作霖请奖。清廷除赏银五千两外，将张作霖升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旅长），管辖马步５营。其他还有中路、左路、右路、后路等４路统领。张作霖成为东北旧军５个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之一，势力更加壮大了。剿灭蒙患　　１９０８年，徐世昌把剿匪得力的张作霖调到辽宁西北部的通辽、洮南一带，去剿除被沙俄收买的蒙古叛匪。据有关人记载：“洮南一带系干燥的草原，草有一二尺高，一望无边。夏日蚊虫甚多，大者如蜜蜂，叮人很厉害。”“虽在夏天，都得用棉花把头包上，否则寸步难行。狼群更多，一群就是十几条。当时队里的通信人员（当时叫做跑拨子的）往往被狼吃掉，剩下马跑回来……蒙古军队都是一个人乘两匹马，骑一匹，备一匹，力量足，跑得也快。以上种种，都是蒙军优于汉军的地方，所以张作霖清剿蒙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①　　洮南一带是广阔无垠的大草原，是蒙匪活动的根据地。他们熟悉地形，了解民情，精于骑射，出没无常。他们行踪无定，多用奇袭，打了就跑，渺无踪迹。其中，有几股大的蒙匪，如白音大赉、牙仟、陶克陶胡等，都“扰害边疆，至数年之久，此剿彼窜，滋蔓难除，国家视为巨寇”②。　　这些“巨寇”不除，国家不得稳定，百姓不得安宁。张作霖当此重任，开始并不顺利。后来，他采用了强攻和智取两手策略，派人打入蒙匪内部，取得情报，而逐渐扭转了劣局。１９０９年，徐世昌看到张作霖的兵力不足，便给他扩编，增强他的实力。把５个营扩编为７个营，又将驻扎在洮南的孙烈臣部划归张作霖部。这样张作霖的部队增至３５００人，成为东北的一支劲旅。　　张作霖是个很知道感恩的人。受到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如此青睐、如此器重，他剿匪更加努力。同时，他也在不断地总结剿匪的经验教训，摸索出一套可行的规律。他本人也吃苦耐劳，身先士卒。因此，又经过年余苦战，终于将白音大赉击毙，生擒牙仟，并打败了陶克陶胡。后来追击陶克陶胡８００里，一直将陶克陶胡赶到俄国。危害东北边疆多年的蒙患解除了，打击了蒙古分裂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张作霖此功是不可没的。智进省城　　在张作霖的政治生涯中，他于１９１１年智进奉天省城，是一大手笔。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爆发了武昌起义，是谓辛亥革命。各省纷纷响应，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奉省的革命党人张榕、宁武、商震等早有活动，新军中也有吴禄贞、蓝天蔚等从事革命活动。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东北革命党人群情振奋，准备积极响应。当时以蓝天蔚为协统（旅长）的新军第二混成旅驻扎在奉天的北大营，这是省城的惟一一支驻军。蓝天蔚又是革命党人，他如果抓住机会及时策动反正，可以立见成效的。他确实也在和革命党人张榕紧密磋商，秘密酝酿起义。　　但是，由于经验不足，他们没有抓住先机。１９１１年５月赵尔巽又任东三省总督。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正在外视察，得到消息，便急忙赶回奉天，并连夜开会，研究对策。当他得知握有兵权的蓝天蔚等革命党人正在酝酿起义时，顿时吓得不知所措，表示他即将入关，也就是说，准备逃跑了。这时奉天省咨议局副议长袁金铠立即跪求劝阻，并建议重用巡防营旧军。这个建议使赵尔巽如获至宝，茅塞顿开。他思忖，地方巡防营的将领都是忠于他的守旧军人，同革命党人没有任何联系，正是他可以利用的镇压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他立刻来了精神，马上密调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率部自通辽迅即来奉天，以防备革命党人起事。　　然而，这个重要消息却被张作霖在奉的部下探知。这个人就是张作霖驻奉办事处处长张惠临。他深知事关重大，就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消息密报给张作霖。张作霖是个有很大政治野心的人，他不甘心在西北的洮南呆一辈子。为此，他早就在观察奉天省城的动静。他曾密嘱到奉天讲武堂学习的各营管带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等，注意省城的军政动向，并及时写信报告。同时，他对全国的政治形势也是极为关注的。得到这个重要消息，他认为这是天赐良机，不可错过。这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了。他当机立断，立即亲率所辖步骑７个营的全部人马，从洮南出发，马不停蹄，日夜兼程，直奔奉天。路过辽源（郑家屯）时，吴俊升等出城迎接，张作霖与其虚与委蛇，未露实情。　　到达奉天省城后，张作霖为争取主动，马上晋见赵尔巽，诚惶诚恐地说：“因局势紧张，惟恐总督陷于危境，迫不及待，率兵勤王。如总督认为未奉命令，擅自行动，甘愿接受惩处。”赵尔巽急需用兵，感到张作霖来得恰逢其时。张作霖又信誓旦旦地说：“请恩师听我部署，只要我张作霖还喘着一口气，我是愿以生命保护恩师，至死不渝。”①张作霖这一披肝沥胆的表态，深得赵尔巽的嘉许。因此，张作霖不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得到夸奖。除补发调防令外，赵尔巽还命张作霖兼任中路巡防营统领，以加强忠心耿耿的张作霖的军力。这样，张作霖就统率１５个营的兵马了。到此，张作霖实质上已经是奉省现有部队最大的军事力量的首领了。我们不难看出，张作霖关注信息，研究形势，抓住时机，闻风而动，显示了他的不同常人之处。持枪赴会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有了张作霖这个拥有军事实力的保镖，就有恃无恐了。他们先是迫使新军将领通过了赵尔巽提出的“保境安民”的主张。这个主张实质是反对革命，继续保皇。继而又在奉天国民保安公会上贯彻赵尔巽的保皇主张，成立了由前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会长的奉天国民保安公会，这是换汤不换药，继续代表清廷行使皇权。在这个过程中，张作霖都扮演了一个流氓打手的角色。　　武昌起义爆发不久，奉天省的革命党人都云集省城，研究运用何种方式响应武昌首义。经过反复争论，最后得出采取和平手段，进行东北革命，即“谋运用政治手腕，实现东三省革命”①。革命党人的首领蓝天蔚、吴景濂等事先密议，用会议的方式兵不血刃地夺取东北政权。拟由吴景濂以奉天省咨议局议长的名义，召集省城各界领导人开会，在会上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研究了一个方案，以维持治安为名，成立奉天全省保安会，逼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然后推举蓝天蔚为关外都督，吴景濂为奉天省民政长，脱离清廷，宣布独立，完成东三省革命。如果“东北大局既定，继进兵关内，会师燕郊，直捣虏穴”①。幼稚的革命党人以为采取会议表决的方式，就可以一举夺得东北大权。　　吴景濂就是这样想的。吴景濂，奉天省兴城人，１８７３年生。京师大学堂毕业。任奉天两级师范学堂监督，奉天教育会会长。１９０９年任奉天咨议局议员，后任议长。他思想维新，倾向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他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吴景濂于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１２日，以他的名义召开保安大会，绅商各界到会的有二百多人。赵尔巽到会，他带来了张作霖。会上还有他的支持者，如袁金铠等。袁金铠，奉天省辽阳人。１９０９年任奉天咨议局副议长，他是赵尔巽一党。　　此次会议，老辣的赵尔巽也早有准备。他派张作霖在会场内外布置人马，持枪待命，明施压力。张作霖则持枪赴会，满脸杀气。会场气氛，非常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是革命党人并没有胆怯，而是慷慨陈词，主张脱离清廷，宣布独立。赵尔巽极为不满，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你们要搞自治还可以商量，独立？怕有未便吧？”他的话还没讲完，就被革命党人的发言驳回，革命党人强烈要求赵尔巽宣布独立。　　这时，张作霖急不可耐地跳了出来，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蛮横凶恶地叫道：“我张某身为军人，只知听命保护大帅。倘有不平，我张某虽好交朋友，但我这支手枪它是不交朋友的。”这是个信号，会场四周他的党徒，均立刻抽出手枪，情况极为险恶。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有办法再讨论下去了。倾向革命的议员，都愤然纷纷离开会场。但这也就等于把这个会议的主动权让给了保皇派。　　会议一度中断，后又复会。这时由赵尔巽的党羽袁金铠以副议长的身份主持会议，会议意见自然一边倒。最终成立了奉天国民保安公会，赵尔巽任会长，伍祥祯、吴景濂任副会长，袁金铠任参议总长，蒋方震、张榕任参议副长。这个保安公会实质是个变相的保皇会。他的会长仍然是东三省总督兼东三省将军和奉天巡抚赵尔巽，东北大权仍然掌握在他们的手里。而革命党人吴景濂、蒋方震和张榕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的摆设罢了。而张作霖则当上了保安公会军政部副部长，取得了军事实权，这一回合，幼稚的革命党人没有斗过老辣的保皇党人。革命的路还很长。挤走天蔚　　蓝天蔚，字秀豪，湖北黄陂人，１８７８年生。１９０２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１９０４年加入同盟会。１９０６年任同盟会辽东支部负责人。１９１０年任东北第二混成协协统（旅长），是个坚定的革命党人。此次会议本来是蓝天蔚等发起，目的是推举蓝天蔚为关外都督。但不承想，却让赵尔巽占了上风。　　赵尔巽深知兵权的重要，他必须立刻剥夺蓝天蔚的兵权。于是，他于成立保安公会的第二天，即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１３日，向袁世凯发一密电：“此军即令聂汝清暂兼协统，并留奉防，可保目前治安。”①这就是说，第二混成协的协统由原任该协标统（团长）的聂汝清担任了。这个聂汝清是个顽固守旧的军人，坚决反对革命，是赵尔巽最放心的忠于他的奴才。赵尔巽把第二协的兵权交给了他。　　还不止此。这个老奸巨猾的赵尔巽还把蓝天蔚挤到了关内，让他远离东北，以免在他的眼皮底下变生事端。他的手法是很高妙的。在成立保安公会的第三天，即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１４日，赵尔巽就以考察的名义，把蓝天蔚派到了关内。赵尔巽给蓝天蔚下了一个札令：“查有第二混成协蓝统领天蔚，志趣远大，识见明敏，堪以派赴东南各省考察此次战事之实情、公众之意见，并传布奉省保安会宗旨，以谋国民之幸福。为此，札委札到该协统，即便遵照，克日前往妥办，随时报告。”①　　就这样，赵尔巽不费吹灰之力，轻而易举地就把蓝天蔚挤走了。但在外界看来，好像是给蓝天蔚委以重任似的。把拟任关外都督的人选撵到了关内，使关外的革命没有了领袖，赵尔巽的这一着是够狠毒的了。在挤走蓝天蔚的过程中，张作霖曾与蓝天蔚发生冲突，张作霖想下掉蓝天蔚的枪，被赵尔巽假意制止。但这一举动，也给蓝天蔚构成了威胁。张作霖是挤走蓝天蔚的帮凶。诱杀张榕(图)任东三省巡阅使时的张作霖　　张作霖对赵尔巽是言听计从，他把维护赵尔巽当作升官发财的重要手段。为了维持他们在东北的统治地位，赵尔巽密谋除掉另一个重要的革命党人张榕。张榕，原名焕榕，字荫华。祖籍山东济南，后徙居奉天抚顺，为抚顺人。１８８４年生。１９０３年入北京译学馆学习俄文。１９０４年日俄战争爆发，他弃学回奉，组织关东自卫独立军。１９０５年创办秘密刊物，宣传革命。后因参与刺杀清政府出洋考察五大臣，被捕入狱。１９０８年脱逃后去日本，加入同盟会，和著名革命党人黄兴在一起，从事革命活动。１９１０年回大连，准备武装起义。１９１１年武昌起义后，回奉天，继续革命活动。　　张榕首先做的一件大事是发起成立了一个革命组织。蓝天蔚等离开东北后，东北革命者群龙无首，各派有分崩离析之势。张榕与革命党人张根仁、柳大年等积极策划成立一个革命组织，以把分散的革命力量组织起来。他们就成立了奉天联合急进会，各界参加的人很多。他们的宗旨是：“将以响应南方，牵制北军势力，使清帝不敢东归，赵督不敢独立。”①推举张榕为会长，柳大年等为副会长，密谋武装起义。他们派人到辽阳、海城、海龙、兴京各地，运动军警，组织民军，参加民军的有一万多人，连当地的官吏也不敢干涉，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革命势头。　　对张榕的所有举动，赵尔巽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侦知其谋，惮之弥切”。赵尔巽在成立保安公会时，还给了张榕一个有名无实的参议副长的官位，以便迷惑笼络张榕。张榕是个光明磊落之人，对赵尔巽的阴险狡诈没有任何防备。张榕认为袁金铠是自己人，对他无话不讲，这就泄露了组织内部的秘密。其实，袁金铠是赵尔巽的心腹。袁金铠把急进会的起义计划密告了赵尔巽，赵尔巽就派张作霖设计杀害张榕。　　本来赵尔巽早就派张作霖秘密监视张榕的一举一动，同时让张作霖和张榕虚与周旋，待机而动。１９１２年１月２３日晚，袁金铠怂恿张榕请张作霖到平康里得意楼便宴，张榕不知是计，就照办了。酒饭将毕，袁金铠借故先支走了张作霖，以便张作霖去布置人杀害张榕。酒席散后，张榕在往回走时，遭到两个人的枪击，当场毙命，时年２８岁。这两个人就是张作霖的密探。　　随后，他们查抄了张榕的家，接着又查抄了张榕哥哥的家。当晚，张作霖又派人杀害了张榕的助手革命党人宝琨和田又横。以后几天，继续大搜捕，有一百多人被杀，白色恐怖笼罩整个省城。对这次血腥的反动暴行，张作霖向赵尔巽专门写了一个呈文，以表其功。赵尔巽批示：“该统领不动声色，连毙三凶，实足以快人心，而彰显戮。”①对张作霖的暴行，他极力称赞。　　由于张作霖镇压革命有功，经赵尔巽的保奏，清廷任命张作霖为关外练兵大臣，赏戴花翎，以总兵记名，并将其所部改为第二十四镇，成为一个师的建制，授为统制（师长），并兼奉天巡防营总办。从此，张作霖掌握了奉天省的军事大权。取悦袁氏(图)任清军巡防营统领时的张作霖　　张作霖是个十足的实用主义者，一切以对自己升官发财是否有利为出发点。他个人没有什么主张和理论。凡是有利于他升官发财的，他就干；反之，他就不干。但是，他也深知，要想爬上更高一级的台阶，必须观察形势，投其所好。开始时，他以为奸臣袁世凯没有取小皇帝而代之的野心，便联合冯德麟等３３名将领，联名致电袁世凯，表示“决议勤王”。电文称：“东三省与内地各省不同，军队部署既定，且勤王之心亦厚。劲旅数万，一旦有命，即可取道山东南下，以区区微忠，尽瘁朝廷。”他声嘶力竭地向袁世凯表示，要“尽瘁朝廷”，要誓死保皇。　　其实，这并不是说，他对小皇帝有什么特殊的感情，非得保皇不可。他这是在表示忠心，以便取得袁世凯的信任，为将来的提升预留地步。虽然张作霖的保皇论调同袁世凯的假共和主张有矛盾，但是，老奸巨猾的袁世凯从张作霖的表忠电里，已经嗅出张作霖是个可以利用的鹰犬。因此，袁世凯便对张作霖采取了暗中联络的策略，派出信使，发出密信，在信中说明宣统皇帝退位，势在必行。并诱之以利，清帝退位后，答应必“任卿为东三省防务督办”。这对抱着“有奶便是娘”的信条的张作霖来说，是个天大的喜讯。从此，以这个政治交易为契机，他们二位就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张作霖心领神会，自然放弃了保皇论，摇身一变，而成为共和制的积极拥护者了。他“两次致电袁世凯表示赞成共和”，从而成为袁世凯的真正帮凶。　　张作霖认准抱定袁世凯这条粗腿对他有利，便一再地向袁世凯表忠。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他觉得还不够，就致电拥戴袁世凯当正式大总统。电文云：“国体既定，临时共和政府已成立，窃维推选袁世凯为大总统，实属至当。”张作霖很怕慢于他人，抢先表态。在以后的许多重大问题上，如袁世凯不想离开他的老巢北京等事件上，张作霖都亦步亦趋，紧跟袁世凯，表示忠顺。这些作法，也确实得到了袁世凯的首肯，张作霖也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当上师长(图)张作霖的墨迹“道德为心”　　张作霖的尽忠表现，深得袁世凯的青睐。在东三省的行伍中，他看中了张作霖。１９１２年９月１１日，袁世凯下令对东三省的军队进行重点改编。命由张作霖任统领的原中路、前路巡防营改编为国家陆军第二十七师，驻扎军政要地奉天。任命张作霖为师长，陆军中将衔，特授勋五位。这一年，张作霖是３８岁。　　这在张作霖一生的经历中，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原来的巡防营是地方治安部队，是由东三省筹资维护的，主要任务是辅助陆军攻守和协同巡警捕盗。而陆军师团，则是负责国防要务，兼司地方剿匪，是国家的正规部队，由中央拨款装备，归国家调遣。陆军第二十七师的编制有了很大的提升。由原来马步单一兵种的落后部队改编为多兵种合成的先进部队。它有５个兵种，即步兵２个旅，骑兵１个团，炮兵１个团，工兵１个营，辎重兵１个营。相对而言，该部队装备精良，面目一新。　　张作霖本人升官，他的老班底也跟着升迁。张作霖命汤玉麟为第五十三旅旅长，孙烈臣为五十四旅旅长，张景惠为骑兵第二十七团团长，张作相为炮兵第二十七团团长①。其余的团、营、连长也都是张作霖的亲信。因此，陆军第二十七师名义上虽为国家的军队，实质上却是张作霖的私家军。官官之间、官兵之间、兵兵之间，是用亲戚、乡党、盟友、帮派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以帮派利益和兄弟义气为纽带，结成了牢固的封建群体。他们只听命于一个人的指挥，这个人就是他们的恩人张作霖。陆军第二十七师实质就是张作霖个人的家兵家将。　　当时，东三省还有三支部队。其一是冯德麟的陆军第二十八师，是由原巡防营左路改编的，编制２个旅。冯德麟任师长，张海鹏、汲金纯分任旅长，驻北镇。军力显然弱于张作霖的师。其二是由原巡防营后路抽调一部分改编为陆军骑兵第二旅，吴俊升任旅长，兼巡防营统领和洮南镇守使，负责奉省西北的地方治安，驻洮南。其三是巡防营右路未变，由东边道镇守使马龙潭统辖，仍驻原地凤城。　　这三支部队，其装备、数量、兵种、驻地等，都不能和张作霖的陆军第二十七师相比，他们都是弱旅。其时的张作霖占有了天时、地利、人和三大有利条件。张作霖此时变成了东三省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这为他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基础。排挤锡銮(图)段祺瑞像　　握有东三省兵权的张作霖并不满足目前的处境，他眼睛盯着下一个目标，就是东三省的最高权力。１９１４年６月３０日，袁世凯下令裁撤各省都督，调赵尔巽去京任清史馆馆长。在这之前，１９１２年９月，任命张锡銮为东三省西边宣抚使，１１月任奉天都督兼奉天民政长。１９１４年５月，改任奉天巡按使，旋又改任奉天将军，授镇安上将军，节制奉天、吉林、黑龙江的军务。　　这一改派，袁世凯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张锡銮是他的老把兄弟，很是可靠。而且张锡銮原在奉天任过奉天巡防营务处总办，那时张作霖任前路巡防营统领，冯德麟任后路巡防营统领，两人都是张锡銮的老部下。这次老上司前来，他们总得给点面子。这是袁世凯打的如意算盘。可是，今非昔比了。今天的张作霖已不是昨天的张作霖了。张锡銮是１８４３年生，１９１４年他已是７１岁的老人了。面对咄咄逼人的张作霖，他感到力不从心。　　但这是袁世凯的一招棋。袁世凯对张作霖是不放心的。他对张作霖采取的是既利用又限制的策略。而张作霖也不是白给的，他对袁世凯的招数洞若观火，便采取了既逢迎又反抗的策略。１９１３年３月２０日，袁世凯在密谋刺杀革命党人宋教仁后，接着就对南方的革命党人发起了进攻。　　袁世凯为了有一个稳固的后方，便在北京首次召见了张作霖。袁世凯对张作霖说：“东三省形势危险，全仗军威镇慑，赖以有今日之安宁。嗣后仍当振刷精神，为东三省人民谋幸福。本总统有厚望焉。”袁世凯让张作霖感到升官有望，前途无量。张作霖立即表态，坚决照办。张作霖这次被袁世凯召见，成了张作霖的一个政治资本。　　张作霖没把张锡銮看在眼里，对张锡銮是表面逢迎，暗地排挤。张作霖虽然只是一个师长，但他手中握有兵权，且这一师的官兵只听他一个人指挥。再加上被袁世凯专门召见，因此，全省各界对张作霖都另眼相看。据记载：他家“成为全省政治中心，每日宾客如云，文武官员都有。无论与张有无关系的事情，都与他相商或征求他的意见，事先必使他与闻。如赵尔巽拟请王永江为奉天民政司，张有不悦之色，赵即不敢提出。”①张作霖俨然是东三省的太上皇了。　　１９１５年，张作霖曾两次赴京，“秘密接纳政府要人，试图运动继任奉天将军的职务”。这在当时的《盛京时报》都有报道，不是什么秘密。对这种报道，张作霖没有加以制止，他愿意有这种舆论。其目的是想给张锡銮造成一种压力，以便逼迫张锡銮自动要求调走。　　在这种情况下，张锡銮感到处境尴尬，再加上年迈体衰，就向袁世凯提出辞呈。１９１５年８月，张锡銮被调走，任湖北将军。张作霖排挤张锡銮的目的达到了，但是，这个奉天将军的位置没有给他，而是给了袁世凯的亲信段芝贵。张作霖还得等待。驱逐芝贵　　这个段芝贵是大有来头的。段芝贵，字香岩，安徽合肥人，１８６９年生。北洋武备学堂出身，后留学日本。曾任袁世凯新建陆军讲武堂教官。１９１２年任武卫军总司令。１９１３年授陆军上将，任陆军第一军军长。１９１４年授彰武上将军，署理湖北军务。他这次是和张锡銮对调。１９１５年８月，授镇武上将军，节制奉天、吉林、黑龙江军务，兼奉天巡按使，又封为一等公。此时他才４６岁，可以说是年富力强，阅历丰富，头衔繁多，翎顶辉煌。　　最令人可畏的是，他有强大的后台。而且，他本身就是一个军人。段芝贵不仅是袁世凯的心腹，他和张作霖还有一段交情。原来，在张作霖受抚时，段芝贵的父亲曾出过力。从某种程度讲，段芝贵有恩于张作霖。可见，袁世凯的这个安排，是煞费苦心的。　　段芝贵走马上任，随带卫队一团，但留在京畿滦东一带，只带少数人来奉。到奉天时，就下榻于张作霖第二十七师的司令部，以表示对张作霖的信任。张作霖深知段芝贵的来历，知道不能硬碰，必须韬光养晦，待机而起。因此，对段芝贵极尽逢迎之能事，甚至“不时搜购珍贵古玩，馈送段父，以买其欢心”。　　在袁世凯称帝的关键活动中，张作霖更是进行了露骨的表演。他积极支持段芝贵。在奉天举行国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国体问题时，张作霖带着大队人马，荷枪实弹，监视投票，结果全部投票赞成君主制。当段芝贵联合广东龙济光等２４省将军，密呈袁世凯“速登大位”之时，张作霖也不甘人后，密电袁世凯劝进。又表态道：“如帝制不成，死不再生。”张作霖就是这样的以罕见肉麻的行动支持袁世凯恢复帝制。　　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１２日，袁世凯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自称皇帝，当即遭到全国的反对。同年，１２月底，逃出北京的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首先举起反袁的大旗。此后，各省相继宣布独立，起兵讨袁，一致要求取消帝制。在四面楚歌之时，袁世凯想到了向他表忠的张作霖，他要求张作霖出兵湖南，并许诺以后可以封公封侯。这是袁世凯最后的一棵救命稻草。　　张作霖看到袁世凯大势已去，便决心反袁。但是，他还是表示听袁调遣，以便骗取饷械。待饷械到手后，他突然变脸，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提出了“奉人治奉”的口号，表示不能离开奉天。　　这时，全国反对帝制的呼声异常强烈，袁世凯不得不于１９１６年３月２３日宣布取消帝制。但他仍然窃据民国总统的宝座，借以发号施令，企图镇压反对派。　　此时，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和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相互勾结，导演了一场驱段的闹剧。冯德麟为张作霖出主意：“段芝贵是清末官吏败类，秽史劣迹人所共知，今为东三省帝制祸首，仍然居奉天人士之上，我辈绝不甘心，应该驱逐他。”张作霖问用什么方法。冯德麟胸有成竹地说：“这个不难。由我们二十八师演黑脸，和他作正面冲突。由二十七师演白脸，用吓字诀逼他畏罪逃走。这样演一幕不费一兵一文的滑稽戏，岂不妙哉！”张作霖鼓掌赞成说：“让各方面的人也知道奉天人是不好惹的！”①　　张作霖深感正和吾意，两人一拍即合，便开始行动。张作霖布置军队于某夜开枪，然后假意到段芝贵处报告，说冯德麟要率二十八师部队进城，惩办帝制祸首段芝贵。张作霖表示自己无法制止。段芝贵听后，十分紧张。张作霖借机劝段芝贵避一避，段感到这是一个好办法。经电请中央批准，段芝贵便乘机攫取巨额官款和若干军火，乘一列专车赴津。　　这一切，均在张作霖和冯德麟的掌握之中。但他们佯装不知，还特派五十四旅孙旅长率一营兵护送。他们随后布置二十八师汲金纯旅的一个团在沟帮子车站拦截了该列火车。团长邱恩荣上车，以奉天军民的名义，交电报两封，内称：“卸任上将军段芝贵为帝制祸首，奉天人民正拟处以应得刑罚，竟敢手携省官款二百万之巨并军火大宗，闻风畏罪潜逃，沈阳人民无不发指痛恨，电请汲旅长派兵就近截留押赴沈阳，依法处理。”而且，士兵又拥到站台上，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段芝贵把电报拿给孙旅长看，孙旅长看罢，大声不满地说：“岂有此理，等我问问。”即下车到票房同邱团长谈话。段芝贵见孙旅长许久不回，惊慌失措，立即下令把官款和军火卸下，堆在站台上。孙旅长上车后报告说：“沈阳各界人情汹汹，一定要截留专车押回沈阳，经张代督婉商多时，才答应不扣专车，但官款和军火务须点清留下，并电请中央查办。”段芝贵连忙点头认可，下令交由邱团长清点带回。　　张作霖的目的已经达到，见好就收，段芝贵即被放行。仍由孙旅长率一营兵护送到天津，后避居租界。段芝贵就这样灰溜溜地逃出了奉天。攫得奉督　　段芝贵受此重创，还蒙在鼓里，一直以为是冯德麟和他作对。到京复命时，自然向袁世凯说了很多冯德麟的坏话。但对张作霖却印象颇佳，以为是张作霖救了他一命。因为当段芝贵离奉时，张作霖还假惺惺地到车站欢送，并送给了段氏父子大批礼物。这是张作霖的精明之处。段芝贵在离奉时，让张作霖暂代他的本兼各职。　　段芝贵被驱逐了，已经不能再回来了。袁世凯思忖，如果再派一个外省的大员督奉，一定不会有好下场。因为这时，奉天保安会参议总长袁金铠等人已经草拟了《奉天保安会章程》，并且唆使省议会正副议长等人倡立自治期成会，大造舆论，宣传“奉人治奉”的口号，明白无误地反对中央派外省人治奉。　　袁世凯被逼无奈，只得在奉省选人。在当时情况下，只有张作霖和冯德麟两人可以考虑。袁世凯征求了段芝贵的意见，段芝贵对冯德麟恨之入骨，对张作霖推崇备至。袁世凯也是这个看法。最后，袁世凯于１９１６年４月２２日下令，命张作霖为奉天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奉天巡按使。就这样，张作霖经过几年的权谋角斗，取悦袁世凯，排挤张锡銮，驱逐段芝贵，终于登上了奉天省督军的宝座。　　张作霖达到了觊觎多年、梦寐以求的目的。从此，张作霖成为奉天省军政的最高统治者。　　袁世凯在全国军民的一片声讨中，于１９１６年６月６日病死。按《临时约法》的规定，原副总统黎元洪于６月７日就任大总统。黎元洪宣布恢复国会，进行地方官制改革，将军改为督军，巡按使改为省长。因此，张作霖于７月６日又改任奉天督军兼奉天省长。　　关于冯国璋在这里交代一笔。１０月３０日，江苏督军冯国璋当选为副总统。１１月８日，冯国璋在南京府邸宣布就任副总统。１９１７年７月６日，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在南京宣布就任代理大总统，同时免去李经羲的国务总理职，正式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８月１日，冯国璋北上抵达北京。８月４日，冯国璋宣布在北京行使代理大总统职权。１９１８年１０月去职。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８日病逝于北京。　　奉天省是东三省位在第一的大省，奉天市是奉天督军和奉天省长的所在地。奉天市是东三省的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张作霖占据这个位置，就为以后做东三省之王打下了坚实基础。现在的职务，是他以后担当东北王的关键一步。打拉德麟(1)　　张作霖虽然当上了奉天督军，但是他还没有真正地全部掌握奉省的军政实权。其主要的障碍是来自他原来的合作者冯德麟。张作霖对冯德麟采取了又打又拉的策略，终使冯德麟就范。张作霖和冯德麟的关系，在张作霖任奉天督军前，还是和谐的。　　冯德麟，字阁忱，又名麟阁。１８６６年生（一说１８６８年）。奉天省海城人。１７岁当胡子，流窜各地，渐有声名。１９００年７月，沙俄以镇压义和团运动为名，出动１０万大军，分７路入侵东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清政府无能，百姓自保，乡团兴起。１９００年冯德麟在辽阳组建大团，得到奉天的批准，成为合法化的一方势力。由于冯德麟坚持抗俄，保护百姓，渐得人心，来归者众。不久，冯的队伍扩大至数百人，各帮头目自称一百单八将。　　他们引起沙俄侵略军的警觉，沙俄侵略军对冯德麟发动了一次突袭，将冯抓获，放逐到库页岛。两年后，他侥幸逃回。日俄战争时，他自然倒向日本一边，帮助日本侵略军打击沙俄侵略军。日本胜利后，经日本少将福岛的保荐，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考虑到地方的安全，便招抚了冯部。由此，冯德麟渐升至巡防营左路统领（旅长），驻北镇。　　那时，张作霖任巡防营前路兼中路统领，驻奉天。此时，他们就产生了些许猜忌，但矛盾不大。１９１２年，巡防营改编为陆军。９月１日，中央任命张作霖为第二十七师师长，陆军中将，驻奉天；任命冯德麟为第二十八师师长，陆军中将，仍驻北镇。他们二人，虽然平起平坐，但由于驻地不同，且兵力差别很大。自恃前辈的冯德麟便甚感不快，由此裂痕渐深。但他们在驱段的问题上，利益却是一致的，因此，有了暂时的默契合作。　　然而，他们的矛盾终于爆发了。１９１６年张作霖被任命为奉督，冯德麟大为不满，因为冯德麟被任命为奉天军务帮办，这个官位是“职居张氏之下”的。冯德麟当时５０岁，而张作霖是４１岁。冯德麟在张作霖面前，总是以绿林前辈自居。听到这个任命，冯极为愤怒，骂道：“他妈的！雨亭这小子！”思来想去，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便拒绝接受这个任命。　　智谋多端的张作霖知道，对这位自视甚高的前辈，不能来硬的，必须使软招。因为冯还有一个师的兵力，得罪不得。于是，他亲自登门拜会，低三下四地同冯德麟拉关系，请冯德麟就职。冯德麟摆出前辈的架势，提出了一个就职条件，军务帮办要在奉天单独成立一个公署，其编制同将军公署相同。这就是说，要同张作霖分庭抗礼。张作霖自然不能接受这个条件。　　张作霖把这个难题推给了袁世凯，让袁替他解决。袁世凯回电，不同意设军务帮办公署，但每月可以给１５万帮办办公费，以图收买冯德麟。但冯拒绝接受，带兵回到北镇驻地。袁世凯特派他们原来的老上级张锡銮来奉调解，冯不给面子。张作霖只得又派五十四旅旅长孙烈臣，携带大宗礼品和３０万元巨款到北镇慰问冯军，进一步请冯到省城就职。　　５月２０日，冯德麟突率步、马、炮５个营声势煊赫地开进沈阳，并在风雨坛设立了第二十八师驻沈办事处。张作霖当晚急忙为之设宴洗尘，冯既不回拜，也不赴宴。张作霖无法，只得把宴席搬到冯的办事处来，又召来歌伎陪酒，但冯仍不满意。冯提出让省财政厅给他拨款５０万元购买飞机，并致电袁世凯，要求增加７个营的兵力，同时，在北镇设立奉天军务帮办公署。冯只在奉天住了一天，就回北镇去了。　　张作霖对这个无理取闹的老把兄，低三下四，委曲求全。他赶紧为冯在奉天修建二十八师办事处，又派军署秘书长杨雨霆到北镇去特请冯回奉天省城。６月６日，冯回到了省城。但冯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帮办权力和将军完全平等；二是用人行政相互咨询；三是拨款２０万元给二十八师购买飞机。对这些苛刻的要求，张作霖当然不能答应。　　袁世凯死后，冯进一步要挟，二十八师全体将士向段祺瑞内阁总辞职。段祺瑞曾派赵尔巽来沈解决问题，但也是无功而返。１９１７年３月，冯又回到北镇驻地，待机而动。在这期间，张作霖的部下五十三旅旅长汤玉麟又同冯德麟相勾结，企图倒张。张作霖在国务总理段祺瑞的支持下，罢免了汤玉麟的旅长职务，以张景惠代之。段祺瑞又声言要派两个师来帮助张作霖讨伐冯德麟，冯感到处境不妙，就回到北镇，暂时沉默下来，伺机而起。　　这时在北京上演了一出张勋复辟的丑剧。张勋，原名和，字少轩，江西奉新人。１８５４年生。１９１６年７月，任安徽督军。１９１３年１２月至１９１７年任长江巡阅使，驻徐州。１９１７年６月，趁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激争之时，率他的辫子兵定武军，从徐州出发，进京调停。　　张勋是个极端反动的封建余孽，醉翁之意不在酒。进入北京后，迫使黎元洪辞职。他借机和康有为一起，于７月１日，拥戴小皇帝溥仪登基，自任内阁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清朝俨然复辟了。　　在这期间，于６月中旬，张勋电召冯德麟入京。冯德麟未加思考，以为事成之后，会当上奉天督军，就派先遣队２００人急驰入京，自己则于２０日率卫队３０人赴京。到京后，立即会晤张勋，表示完全支持张勋的复辟行动，并命令他的二十八师火速进京“赞襄复辟，保卫皇室”。他急不可待地晋谒了溥仪，溥仪赏赐他“穿黄马褂，紫禁城内骑马，御前侍卫大臣头衔”。冯十分得意。打拉德麟(2)　　但这场丑剧，仅维持了１２天。７月１２日，辫子兵天坛之战，全军溃败，这场丑剧，就在全国的一片反对声中收场了。张勋逃进了荷兰公使馆。冯德麟事先感到事情不妙，于７月１０日，率队２００人，着便装乘火车回沈。路过天津时被扣，被押回北京。１４日，段祺瑞进入北京。８月１５日，宣布冯德麟“因背叛共和，罪迹昭彰，剥夺一切官职和勋位，并交付法院依法严惩”。段祺瑞本来对冯德麟就没有好感，这时怎能轻饶了他。冯德麟的二十八师师长、陆军中将等一切官职和勋位都被剥夺，成了不折不扣的阶下囚。　　对待张勋复辟，张作霖是很谨慎的。对张作霖来说，无所谓共和与保皇，只看这件事情是否对己有利。他是个十足的机会主义者。他的政治嗅觉十分敏锐，很会观测风向。本来张勋和张作霖关系非同一般，是来寻求张作霖支持的，因为他们是儿女亲家。但张作霖没有轻举妄动，而是坐山观虎斗。段祺瑞在组织讨逆军之前，张作霖看到赞成复辟者极少时，就确定自己必须站在段祺瑞一方。他当机立断，马上发表宣言，反对复辟。在这个问题上，机敏的张作霖取得了主动。　　冯德麟在北京被囚，急电张作霖求救。张作霖完全可以落井下石，起码不予过问，但张作霖没有这样做。他反而不念旧恶，积极营救。这是张作霖的非同寻常之处。张作霖之所以这样做，不仅是出于绿林义气，也是有意做给冯德麟的部下看的，以便争取冯的部下。　　张作霖当即致电段祺瑞，请求释放冯。并且，又以二十七师、二十八师、二十九师各旅、团、营长的名义，电请段祺瑞释冯。还以辽西１６县士绅的名义，向段祺瑞请愿，希望从宽处理冯。段祺瑞在探知张作霖的真意后，于１０月１５日就释放了冯德麟，判决“参与复辟证据不足，因吸食鸦片罪罚金八百元”。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轻微处罚。此后，张作霖又电请段祺瑞发还冯德麟的勋章和勋位，段祺瑞照准。为笼络冯的部下，段祺瑞又授予冯德麟为总统府高等侍从武官。　　事后不久，段祺瑞任命冯德麟为山陵守护大臣，冯便回到沈阳。山陵是指包括长白山和清入关以前三代之陵而言①。长白山是清朝的发祥地。三陵，一为永陵，在抚顺新宾，是顺治帝曾祖辈的墓地；二为福陵，在沈阳之东２５里，是顺治帝之祖努尔哈赤的墓地；三为昭陵，在沈阳之北，是顺治帝之父皇太极之墓地。　　这个大臣的职位，冯德麟还比较满意。虽然这是一个有职无权的闲差，但因为毕竟是大臣，而且还管辖很多官地，不仅名声好听，还可以捞到许多钱。在全国一片声讨复辟祸首之时，张作霖竟然不避嫌猜，敢于为冯德麟请愿，冯德麟对此不能无动于衷。经此磨难，冯德麟再也不作他想，而是老实过他的晚年生活了。１９２６年８月１１日病死。　　冯德麟被捕后，张作霖就接收了二十八师，自兼师长。后把原二十八师的旅长汲金纯提升为师长。扫除了冯德麟这个障碍，张作霖便真正地掌握了奉天省的军政实权。在对冯德麟的问题上，张作霖的又打又拉的打拉策略起了重要作用。兼并江省　　张作霖对只掌握奉天省的军政实权，是不满意的。他的政治野心很大。其近期目标是夺取东三省的统治大权，故首先把矛头对准了江省。当时的黑龙江将军是朱庆澜。朱庆澜，字子桥，浙江绍兴人。１８７５年生。曾任职奉天督练公所巡警总局，第十七镇镇统。１９１２年，任黑龙江督署参谋长。１９１４年，加陆军上将衔。同年改署巡阅使并升任黑龙江将军。朱庆澜在奉天时，很看不起张作霖，两人由此结怨。朱庆澜也不会听张作霖指挥，张作霖便想挤走他。　　但袁世凯很信任朱庆澜，挤走朱也并非易事。此时驻黑龙江的是陆军第一师，师长是许兰洲。许兰洲，字芝田，河北南宫人。１８７２年生。湖南陆军学堂毕业。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因其会武术，曾任职袁世凯卫队，而受袁世凯信任。１９０８年，任黑龙江巡防营第二路统领。１９１４年，任黑龙江省陆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张作霖侦知许兰洲觊觎黑龙江督军的高位，便有意借许兰洲挤走朱。并答应事成后，保举许兰洲担任此职。许兰洲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有意制造事端，以便从中取利。１９１６年３月１７日晚间，受许兰洲怂恿的江省省城齐齐哈尔的少数旗人到处散发传单，通知所有旗人到八旗工厂开会，讨论旗人生计问题。按规定，开会事先必须呈请警察局批准，而他们并没有请示。　　警察看到满地传单，不明所以。警察局便派人到工厂周围警戒，以便了解情况再作处理。翌日清晨，旗人纷纷来到工厂门前，见到有警察戒备，以为警察干涉开会，便跑到许兰洲的师部躲藏起来。这就为许兰洲提供了反对朱庆澜的机会。　　许兰洲一面假意出面调解，一面又鼓动旗人代表联名电告北京政府，攻击朱庆澜左右的８个人，揭发他们的种种罪行。这实质是在攻击朱庆澜。因齐齐哈尔的电报局被许兰洲军队控制，朱庆澜便派人到哈尔滨，电告袁世凯许兰洲阴谋挑动旗人闹事。“袁接电后，即电许兰洲不准乱来，言称如果朱庆澜发生意外，则以该师长是问”①。　　许兰洲不敢违命，但双方相持一周有余。袁世凯无法，便调朱庆澜入京，１９１７年北京政府任命其为广东省省长。其遗缺暂由许兰洲护理。但袁世凯深知许兰洲不是担任边疆大吏的材料，便于１９１６年６月调毕桂芳任黑龙江将军兼巡阅使，７月改称督军。毕桂芳，河北大兴人，１８６５年生。北京同文馆毕业，后赴俄国留学，曾任俄国公使馆随员，是个俄国通。曾任总统府高等外交顾问。派他到黑龙江省，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处理和俄国的外交关系。　　许兰洲目的没有达到，仍想让张作霖保举他。张作霖感到许兰洲并不可靠，便对他玩了两面手法，后来就弃许保鲍了。这个鲍，即是鲍贵卿。鲍贵卿，字霆九，奉天海城人。１９１４年，任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１９１５年，任陆军讲武堂堂长，后升任陆军中将。他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他们既是老乡，又是亲戚。于是，张作霖就保举了鲍贵卿。１９１７年７月，北京政府任命鲍贵卿为黑龙江督军，暂行兼署省长，加陆军上将衔。　　为了保持江省的稳定，把许兰洲的第一师调到奉天省，放在张作霖的眼皮底下。就这样，张作霖终于控制了黑龙江省。吞并吉省　　下一个目标就是吉林省。当时吉林督军是孟恩远。孟恩远，字曙春，天津人，１８５９年生。在天津小站入新建陆军。１９１２年，任陆军第二十三师师长。１９０７年任吉林巡防营翼长、记名提督，吉林督办剿防事宜。１９１４年，升任镇安左将军督理吉林军务。１９１６年７月，改任吉林督军。张勋复辟时，于１９１７年７月，任命其为吉林巡抚。可以说，他是个老吉林。在吉林经营有年，根深蒂固。他当然不是张作霖的嫡系，张作霖想把他换掉。　　本来张作霖以为赶走孟恩远是件容易的事，但不承想没那么简单。张作霖略施小计，向北京政府密告孟恩远在张勋复辟时，曾接受巡抚任命，与复辟有染，担当巡抚不称职。１９１７年１０月１８日，北京政府便下令调吉林督军孟恩远为诚威将军，派田中玉为吉林督军。将军在当时是个有名无实的空头衔。　　段祺瑞对张作霖没有好感，但也不得不利用他。既然你张作霖有密报，我就乘机派一个自己人来调换孟。但是孟恩远也有他的关系网。孟的外甥高士傧是吉林督署的参谋长，又兼师长。女婿陆承武的父亲是直系幕后活动家陆建章。在这种情况下，孟恩远决定不交权。张作霖想武力解决。但在总统黎元洪联合直系军阀的干预下，张作霖没敢有所动作，此事也就暂时搁置了。　　张作霖在１９１８年９月７日，经徐世昌总统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在此之前，冯国璋当总统、段祺瑞当国务总理时，他们于１９１８年６月２０日任命曹锟为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而且给曹锟特意铸造了一颗银质狮钮大印，重达２斤多，比特任官的印还要大很多。这是在暗示曹锟要高于所有的督军，将来很有可能当上副总统，冯国璋和段祺瑞以此来笼络曹锟。　　徐世昌是１９１８年９月４日当上总统的，仅仅过了三天，就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这显示了徐世昌和段祺瑞对张作霖的拉拢。从此，北方就有了两个比督军大的官了，他们之间也有互相牵制的作用。这是内阁总理段祺瑞为了实现他的“武力统一”中国政策的一个策略。　　东三省巡阅使比省督军高一级，形同前清的东三省总督，但比总督有更大的实权。这就使张作霖有权建议中央安排东三省的人选。１９１９年６月，张作霖认为驱逐孟恩远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张作霖电请徐世昌将孟恩远他调，以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继任。而黑龙江督军由其嫡系孙烈臣担任。　　张作霖的电请，得到徐世昌的批准。１９１９年７月６日，北京政府调孟恩远为惠威将军。此时的孟恩远已是６０岁的老人，而且在吉林搜刮多年，已脑满肠肥，得此消息，本想一走了之，回天津做寓公。但又不太甘心，尤其是他的部下不满。他的部下有两个人反对最烈。一个是参谋长兼师长的高士傧，一个是旅长高夙城。这二高怂恿孟恩远要和张作霖开仗，拒绝调走。孟恩远也就“一任彼等之拥戴，企图侥幸于万一”。　　得到这个消息，张作霖立即派孙烈臣为吉林讨伐军总司令，调兵向吉林进发。大兵压境，孟恩远知道自己不是张作霖的对手。他不顾二高的反对，密电张作霖同意交出吉林督军大权，但要保证他的生命财产安全。张作霖当即回电，只要交出吉林督军大权，保证你安全回到天津。８月５日，鲍贵卿和孟恩远同到吉林市，交接了督军大印。就这样，孟恩远携带大批财产回到了天津，做寓公去了。二高也不敢反抗，放弃了部队，身着便装绕道海参崴乘船潜回天津①。　　障碍扫除了。张作霖下令，将鲍贵卿调到吉林，任吉林督军。同时，孙烈臣调署黑龙江督军。８月，加陆军上将衔，兼署黑龙江省省长。孙烈臣一直是张作霖的部下，对张忠心耿耿，值得信任。因此，张作霖把黑龙江的军政大权交给了他。至此，张作霖终于攫取了东三省的领导权。　　张作霖当上了东北王。日帝扩张　　日本帝国主义一直垂涎中国。１８９４年７月到１８９５年３月，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历时８个月。腐朽透顶的清王朝打不过日本，于１８９５年４月１７日在日本的马关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其主要条款是，中国把辽东半岛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都割让给日本，并赔偿日本军费２万万两白银。　　割让辽东半岛，使沙俄很为震惊，因为这触及了沙俄在远东的利益。为此，沙俄勾结德国和法国，向日本提出放弃辽东半岛。日本感到，自己一国敌不过他们三国，就忍痛同意放弃辽东半岛，但中国必须交给日本３０００万两白银。中国向日本交纳赎金，赎回本来属于中国自己的领土。这是一个强盗的逻辑。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只好答应日本的要求。　　而沙俄自以为还辽有功，清政府也把沙俄看作救星，就同沙俄签订了中俄密约。根据这个密约第４款的规定，“中国允许俄国建筑一横断吉黑两省而达海参崴之铁路，是即中东铁路”①。后来，俄国又建筑了从哈尔滨至旅大的铁路，称为南满支路。并借口防止德国占领胶州湾，强迫清政府于１８９８年３月２７日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强行租借了旅顺和大连。就这样，俄国控制了东三省。　　对此，日本并不甘心。于是，１９０４年２月１０日爆发了日俄战争。日俄战争俄国失败。在美国的调停下，１９０４年９月５日，日俄两国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签订了和约①。其第５条是把旅顺、大连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第６条是把由长春（宽城子）至旅顺口之铁路及一切支路，并在该地方铁道内所附属之一切权利财产，均转让给日本。《附约》中还规定，两国在各自占有的铁道两侧可置守备兵，“每一公里不过１５名之数”。长春至大连的铁路称南满铁路。日本按照俄国先例，把铁道两侧３０里的土地，都划为“铁路附属地”，设有警察。该地内的所有矿山，都归日本所有。同时，铁路附属地内的行政、司法、工业、商业、教育、卫生等，都归日本的南满铁路公司管理。这个区域完全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尚不满足。又于１９０５年１１月２日，任命外相小村寿太郎为全权大使来到北京，同清政府的全权代表庆亲王奕劻等谈判。１９０５年１２月１２日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３款，附约１２款。附约规定，将奉天省内的凤凰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江子等，吉林省内的长春、吉林、哈尔滨等，黑龙江省内的齐齐哈尔、海拉尔、满洲里等，共１６个城镇开埠通商；中国军队“不得进踞日本驻兵界限２０华里以内”；在营口、奉天（沈阳）、安东（丹东）划定日本租界；安东至奉天的铁路由日本经营和改建②。这个条约，日本又变本加厉地攫取了许多额外的权益。　　以上条约签订后，东三省就被日俄两国分割，以长春为界，北面称北满，南面称南满。北满是俄国的势力范围，南满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在长春至大连、安东至奉天的铁路驻扎军队，同时在奉天的日本租界也驻扎军队。尽管在奉天省城内也有英、法、美、俄等国的领事或商务代表，但他们势单力微，没有左右日本的实力。实际上，在东三省的南部，日本已经形成了控制整个东北的力量。　　在这种情形下，很会分析形势的张作霖，就把注意力放在日本人的身上。张作霖是个看风使舵的投机分子。他深知，在日本人的势力圈内，只有取得日本人的支持，才能站稳脚跟，渐次发展。为此，他便不遗余力地讨好日本人，以图取得日本人的好感，并进一步得到日本人的支持。巴结日本张氏帅府的小青楼　　善观风向的张作霖首先把宝押在日本人身上。他使出浑身解数，千方百计地投靠巴结日本人。张作霖是１９１１年冬由边城洮南进入奉天省城的。　　１９１２年１月２６日，张作霖就迫不及待地拜访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他自吹“目前东三省兵马实权在本人掌握之中”，以便引起日本人对他的重视。并讨好地说：“日本国如对本人有所指令，本人自必奋力效命。”　　１月３１日，张作霖又和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书记生深泽说：“日本国在南满洲享有利权，乃属当然，毫不为过。”并叫深泽把他的谈话转达总领事，并进而转达日本政府。　　２月５日，张作霖又和落合总领事说：“倘若日本对于本人及东三省人民尚有关切之情，则本人率众依归，并非难事。”当时的张作霖想的完全是如何扩张实力，为达此目的，不惜出卖民族利益。他的上述做法，完全是认贼作父的卖国举动。但是，由于他的职位较低，而且过于殷勤，不免引起日本当局的怀疑。日本外相指示落合总领事，只可同张作霖“保持联系，互通声气”，不可“过于深入”。　　但是，张作霖的亲日态度给日本当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多次派人到奉天拉拢张作霖。张作霖在靠近袁世凯的同时，还是不断地和日本明相往来，暗送秋波。１９１２年９月１１日，张作霖当上了师长，权力更大了。　　１９１２年１２月１１日，日本关东都督福岛安政来奉，张作霖认为这是一个表示亲近的好机会，便秘密拜访了他，希望得到他的援助。以后，张作霖又拜访了日本奉天满铁公所所长左藤，进一步表示对日本亲善之意。　　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４日和２７日，张作霖又两次拜访日本关东都督福岛安政，露骨地表示他“打算作都督”，“希望得到日本的具体援助”。　　１９１５年１０月，段芝贵派张作霖代表他到朝鲜汉城参加农产品博览会。期间，他乘机和日本驻朝鲜的寺内正毅总督会见，多方谄媚，对寺内极尽拉拢之能事，寺内对张作霖也百般笼络。后来，寺内正毅当上了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权倾一国。这为他们之间的交易打开了方便之门。　　巴结日本，希图取得日本的支持，这是张作霖扩张势力、称雄东北的一个基本策略。不过，此时双方还处于起始阶段。互相靠拢，但还没有实际行动。险被炸死(1)(图)张氏帅府的大青楼　　１９１６年４月２２日，张作霖已经当上了奉天督军兼奉天巡按使，掌握了奉天省的军政大权，成了边疆大吏，有了相当地位，同以前小小的师长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加引起日本当权者的注意。然而，尽管张作霖一个劲地巴结日本人，但在日本统治集团的军政两界，对张作霖却存在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　　这些看法是和当时日本极力推行的“满蒙独立运动”紧密相关的。所谓“满蒙独立运动”，其实就是日本人推行的要把中国的领土割让给日本的运动。日本妄想把内蒙东部和整个东北变成一个实体，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建立满蒙王国，由日本托管。　　一派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依靠宗社党和内蒙叛匪。而宗社党的头目就是清朝的肃亲王善耆，１９１２年１月２５日，清廷举行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决定清帝退位。宗社党坚决反对。他们为了保存实力，肃亲王善耆等一伙六十余人，在北京守备队队长日本顾问菊池武夫的协助下，于２月５日密潜到旅顺，被日本人保护起来，待机而起。宗社党是一个以复辟清朝为宗旨的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动组织，其成员都是清朝的宗室贵族，遗老腐儒。他们积极投靠日本，企图东山再起。日本也正想利用他们，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派是日本参谋本部（二部）、日本关东都督和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等。他们认为，张作霖是实现“满蒙独立运动”的最大障碍，必须除掉。　　另一派认为，实现满蒙独立，应该利用张作霖，张作霖是日本的最好帮手，应该鼓动张作霖独立，日本便可兵不血刃地占领东北。这一派是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日本外务省和日本驻奉总领事等。两派互不联系，各自活动。　　川岛浪速一派在策划第一次满蒙独立失败后，贼心不死，于１９１６年又策划了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川岛浪速在前清时，曾担任过民政部尚书善耆的警政顾问，他们是拜把兄弟，关系十分密切。川岛浪速以浪人的身份在华活动。这是当时日本干涉别国内政的一个普遍作法。　　他们表面上是私人身份，不代表政府。但实质上，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日本侵略别国的间谍。这一派的日本统治集团，在计划、财政、人员、武器等方面，都做好了在东北举事的准备，但后来由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矢田七太郎等人认为“极为不妥”。他们认为，如果不能成功，便会有“暴露意外丑态之虞”。不如策动张作霖进行“满蒙独立”，较为稳妥。这个看法，得到了日本外相石井和军部参谋次长田中义一的支持。于是，大规模的武装暴动便没有举行，而是采取了策动张作霖独立的作法。　　但是，川岛浪速一伙暴徒却策划了一个暗杀张作霖的阴谋。他们认为“擒贼先擒王”，企图杀死张作霖，然后趁乱夺取省城奉天，使东北成为宗社党的天下，日本便可趁机操纵之。１９１６年５月中旬，“（日本）土井少将（现役联队长）在沈阳满铁附属地内召集日方有关的军职人员，密商干掉张作霖”①。会议决定由伊达顺之助、三村丰预备少尉（少佐）等组成“满蒙决死团”，刺探消息，磨刀练兵，执行刺杀任务。他们选择了一个张作霖必定出现的机会，那就是５月２７日。　　这一天，日皇之弟闲院宫载仁亲王从俄都返日经过奉天，“张作霖督军为对闲院宫的经过表示尊敬”①，就到奉天车站去迎送。为表示敬意，张作霖还特率其部下二十七师五十三旅旅长汤玉麟等乘５辆豪华俄式马车，在骑兵卫队的护卫下，大张旗鼓地赶往车站。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矢田也到车站迎送。　　张作霖送走贵宾后，在归途中，于小西关附近，突然遭到炸弹袭击。炸弹是从一层楼的窗口里投掷出来的。刺客是时任日本陆军少佐三村丰等人。但是，他们没有见过张作霖，看汤玉麟煊赫的气派，把汤玉麟误认为是张作霖了，炸弹就投向了汤玉麟。刹那间，小西门大街，硝烟弥漫，乱作一团。但由于刺客惊慌失措，投弹不准，汤玉麟等人只受了轻伤，在后边护卫的卫队士兵被炸死了五六人。　　坐在后边马车上的张作霖正路过小西边门外，突闻炸弹声，情知有变，就机智地跳下马车，蹿上马背，以极快的速度同卫兵互换上衣，在马队卫兵的护卫下，绕道从胡同穿过大西门驰回将军行署。但在途经奉天交涉署时，又遭到炸弹的袭击。张作霖在路经大西城门里的奉天图书馆时，突然从图书馆门洞里跑出来一个人，手拿炸弹向张作霖扔去。但张作霖是玩马的出身，骑技娴熟，马驰如飞，炸弹在张作霖的身后爆炸，气浪只炸掉了张作霖的帽子，人并没有受伤。可那个刺客却被炸弹的弹片击中要害，在大街上滚了几下，就死了。　　两次刺杀，没有动张作霖一根毫毛，张作霖可谓命大。当然，这和他遇事不乱、沉着应对有关。　　张作霖惊慌失措地跑回刚刚建成不久的将军行署，也就是后来的大帅府。门卫不知出了什么事，赶紧在门口架起了机关枪，卫队紧急集合，处于戒备状态。这时才发现那匹马通身是汗，后腿正淌着血，马肚子也受了伤，知道出大事了。督军署如临大敌，紧急出动，立刻封锁了浙江会馆、通天街等周围地区。　　过了一会儿，汤玉麟骑快马赶到了将军行署，立刻问：“七爷回来没？受伤没有？”卫队长赶忙回答：“刚回来，没有受伤。”汤玉麟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放下心来。径直进到府里，赶快去见张作霖。张作霖气愤地问道：“他妈拉巴子，谁干的？逮着没有？”汤玉麟急忙答道：“跑了一个，死了一个！”话刚说完，卫兵进来报告：“日本铁道守备队队长和日本驻奉总领事来慰问。”慰问是假，探听是真。险被炸死(2)　　张作霖正在更换衣服，他一愣神，脱口而出：“来得好快呀，让他们进来！”日本人进入客厅，皮笑肉不笑地说道：“将军，您受惊了！”张作霖和他们虚与委蛇，表现得若无其事，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声音朗朗地说：“小事一段，小事一段，不足挂齿，还有劳各位前来看望，真是不好意思。”说完便哈哈大笑，接着又收起了笑容，一字一句地说：“哼，有人打我张作霖的主意，没那么容易！”日本人“见张神色自若，不禁暗自称奇”。　　事后检验那个刺客的尸体，没有发现有价值的东西。虽然穿戴的是中国老百姓的服装，但他的脚形明显是常穿木屐的，可以确认是日本人，那就是日本浪人了。这一次炸张，本来是日本人干的。但是，日本人却放风说是宗社党所为。其实，张作霖也知道是日本人干的，但由于没有受到致命的伤害，而且又在日本人的势力圈内，不得不忍气吞声，他也就不再追究，此事便不了了之了。张作霖为了尽快平息这起突发事件，故意在一个场合，当众说道：“算了吧，单从脚形判断凶手，证据不足，不足！”也就没有向日本人交涉，把这个事件敷衍过去了①。　　多年以后，日本最后的元老西园寺公爵的秘书原田熊雄口述回忆录时，道出了真实情况：“这个凶手是日本人。”“这个阴谋丢尽了日本的脸。”这位日本人倒是能够面对历史事实的。其实，第一次爆炸后，矢田总领事立即跑到现场。他看到，爆炸现场血肉横飞，“真是惨不堪言”。矢田总领事“拣到没爆炸的炸弹，并带回给本乡房太郎上将看，本乡说：‘这是日本特制的火药。’”当时日本人就明了是他们日本人干的。　　这一事件，使得张作霖对日本人有了一定的警觉。他知道，当日本人的傀儡是很危险的。这是日本人第一次炸张作霖。１２年以后那次是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了。日挑事端(1)(图)帅府办事处，又称帅府舞厅　　日本在暗杀张作霖未遂后，又制造事端，企图攫取更大的权益。他们制造了一个郑家屯事件。郑家屯，即辽源（今双辽），位于奉天省的西北部，属内蒙古东部的哲里木盟。这个地方，不是南满的铁道附属地。即使根据同日本的不平等条约，这里也是不准日本驻兵的。但是，由于其靠近内蒙，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占据此地，便占据了通向内蒙的咽喉要冲。因此，日本便强行派一支南满日军，驻扎在郑家屯，并公然设立日本巡警署。这就等于日本在奉天省的西北部插入了一把尖刀，这是张作霖所不能容忍的。张作霖屡命有关部门，让日军撤退，但日本不加理睬。以后便发生了郑家屯事件。　　１９１６年８月１３日，郑家屯的日侨吉田在街上买鱼，给价太低，卖鱼的小孩不想卖，吉田就动手痛打这个小孩。驻地奉军是第二十八师骑兵第二十八团，其士兵看不过去，就对吉田加以劝阻。吉田恼羞成怒，对士兵报以老拳，打不过，就跑到日军守备队，告歪状。并由松尾中尉带领武装日兵二十余人，奔至奉军驻地寻衅。门卫加以阻拦，日兵竟悍然开枪，奉军不得不开枪还击。结果发生枪战，双方各伤亡十余人。　　枪战之后，日军守备队队长松尾中尉一面电求附近日军来援，一面向辽源当局提出中国驻军须一律撤出城外３０里。后日军两个大队从铁岭拥至，将辽源镇守使署和中国军队营房，全部占据。并张贴告示，无理地宣布自郑家屯至四平街３０里内，不准华人入内，否则开枪。当时四郑铁路还没有通车，日军就将此一线路划归了日本。这就是历史上的郑家屯事件。　　日本制造郑家屯事件，其最初的目的是要救援以内蒙马贼头领巴布札布为首的蒙古叛匪。同时，帮助大连的宗社党叛乱。日本的设想，是在郑家屯这个战略要地制造混乱，以便浑水摸鱼。　　在郑家屯事件之前，于６月末，奉省西北部的蒙匪巴布札布、善耆的七子宪奎和日本军官纠集五千余胡匪，打着“勤王复国军”的旗号，蜂拥南下。１９１６年７月２６日，被吴俊升部击败。巴布札布龟缩到南满铁路附属地内的郭家店，伺机待起。郭家店在四平和长春之间的南满铁路线上，巴布札布叛匪得到了日军的保护。此时，大连的宗社党本部抽调八百余人也组成“勤王军”，乘坐南满铁路火车，奔赴郭家店，支援巴布札布败军。这就造成了叛匪南北汇合的局面。８月３０日，川岛浪速一行从大连赶到郭家店，对巴布札布表示慰问，对巴布札布及其部下给予犒赏，并鼓动他“将来时机成熟，再度举事，以效忠于清朝”。　　张作霖对巴布札布叛匪的行踪是掌握的，对川岛浪速的所为也是了解的。他一方面感到，巴布札布叛匪对他的东北王的地位是个严重威胁，不能掉以轻心，必须铲除；另一方面，也感到日本的势力强大，亦不能轻举妄动，要适可而止。因此，他在派重兵包围郭家店的情况下，又同川岛浪速进行了谈判。　　川岛浪速提出让巴布札布安全撤退，并安排了撤退路线和具体方法。同时，又派一个中队的日军加以保护。本来张作霖想在巴布札布撤退时，一举将其歼灭。但由于日本的干涉，张作霖也担心事态扩大，就对巴布札布的撤退采取了规避的态度。这样，巴布札布就安然地退走了。　　１９１６年９月，他们向热河方向逃窜。１０月７日，巴匪攻击热河西北的西林县，县知事李传勋告急。由于准备比较充分，打退了巴匪的进攻，并俘获了一些巴匪。李传勋电称：“此次匪内日人甚多，现经拿获久泉登喜藏一名，经知事面认，曾经来林游历。逐加询问，供甚狡猾。察看情形，确系帮助巴匪。”可知，巴匪内还有一些日本的死硬分子。后来，巴布札布被热河前敌总司令兼林西镇守使米振标击毙。巴布札布叛匪也就树倒猢狲散了。　　由于１９１６年６月６日袁世凯已死，黎元洪出任总统，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日本对华政策发生变化，决定对北京政府给予支持。日本当局便决定甩开宗社党这帮无用的老朽，于８月１９日同宗社党达成协议，在两个月内解散宗社党，头目给予巨额遣散费。从此，宗社党便消失了①。　　关于郑家屯事件，日本公使向中国提出了８条苛刻的要求。张作霖不能全部接受，他便以奉天省议会的名义向北京政府呈送咨文，坚决反对日本借郑家屯事件对中国提出无理要求。１１月２６日，奉天召开了公民大会，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　　中日两国政府经过反复交涉，张作霖断然拒绝了在东北派驻日本警察和向东北各部队派遣日本军事顾问的侵略要求。张作霖明确地指出：“警察有关一国之主权，顾问有关军事之秘要”，“应请严重交涉，据理力争，以顺舆情。”后来北京政府在驻警的问题上，有软弱的表示，张作霖当即表态：“查警权之作用，属于内务行政之全体，国权所系，讵容觊觎。”如果答应他们的要求，后患无穷，“亟应继续拒驳”①。　　最后，于１９１７年１月２２日结案，签订了一个不平等条约。其基本内容是：申斥二十八师师长；处罚有责任的军官，应从严的从严；在中日杂居区域内，对日本军民以礼相待；奉天督军向日本领事、关东都督表示歉意；给日本商人吉本抚慰金５００元。以上条件实行后，日军才从辽源撤出②。日挑事端(2)　　但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警察和聘请日本军事顾问等要求，均被驳回。这虽然是个不平等条约，但在关键的事项上还是顶住了日本的压力。当然，张作霖知道，要想实现他的更大的政治野心，还必须依靠日本。这是张作霖当时的内心想法。与日勾结(1)　　张作霖是想要投靠日本的。恰逢此时，日本的政情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有利于张作霖。１９１６年１０月，大隈重信内阁倒台，寺内正毅上台组阁。　　大隈重信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期间，对中国采取了露骨的侵略政策。１９１５年１月１８日，他命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逼迫中国签订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国人民坚决反对。５月７日，又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５月９日，袁世凯承认了这个条约。这一切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对日本帝国主义更加痛恨。　　有鉴于此，新上台的内阁总理大臣寺内正毅，就变换了对华的侵略手法。他决定，对北京政府，运用大借款的方式，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从经济上控制中国，进而达到从政治、军事上控制中国的目的。在东北，决定支持张作霖“统一东北”，以达到“满蒙独立”的目的，从而控制整个满蒙地区。　　寺内正毅，１８５２年生，陆军元帅。日俄战争后，曾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创立委员长，主持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活动。后任朝鲜总督，对朝鲜实行严酷的统治。这个寺内，可以说是个中国通。　　前文提到，张作霖在朝鲜时和他打得火热。此次寺内正毅上台，张作霖异常兴奋，认为有了一个欣赏自己的后台老板。为投其所好，张作霖向他的日本顾问菊池武夫说：“我对日本在满蒙有特殊地位一点十分了解，对日本开发满蒙一事……抱欢迎态度。”请菊池武夫“把以上各点向总理大臣转达”，以图取得寺内正毅的全力支持。　　日本有一个关注对华政策的高级谋士，叫后藤新平。此人于１９０６年曾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第一任总裁。１９０８年，历任日本递信大臣兼铁道院总裁、拓殖局总裁。他于１９１６年６月和９月，曾两次到我国东北进行考察，为日本当局提供具体的侵华政策。　　他回国后，撰写了一本《日支冲突之真相》。书中关于日本如何对待张作霖，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作霖并无宦途履历，与中央政府亦无密切因缘，而在满洲，则有特殊之势力与地位。张离满洲则无地位，盖以满洲为其惟一之势力范围也。张氏心中惟有权势利欲，别无他种知识。彼认日本在满洲有绝大势力，反对日本，于彼不利，倾向日本，于彼有益。如果利用此特殊之地位，照其心中所认识者而行，则张氏将为满洲专制之王，而日本亦得利用张氏，在满洲为所欲为。”①　　这是后藤新平在为日本当局进言献策。他通过对张作霖心理和处境的分析，指出日本必须全力支持张作霖，让他当上东北王，然后日本才能“在满洲为所欲为”。这就是后藤新平为日本打得如意算盘。　　后藤新平回国后，先后担任内务大臣、外务大臣、东京市长等职，疯狂宣传支持张作霖的主张，极力鼓吹向中国扩张势力范围。他的想法和寺内正毅的看法不谋而合，因此成为日本对待张作霖的基本对策。那就是“日本援助张作霖是最为上策”。　　以后，日本确实把宝押在张作霖身上，极力支持他。１９１７年，张作霖与冯德麟的矛盾激化，张想解决这个问题。但考虑到冯德麟是个老牌亲日派，不敢轻易出手。后来张作霖派他的日籍顾问菊池武夫向日方咨探消息，日本外务大臣本野一郎回电：“帝国政府对张作霖的立场充分同情。”得到日本的承诺，张作霖便采用软硬兼施的手腕，解决了这个难题。在夺取吉林省的大权时，张作霖又得到日本的支持。日本为了帮助张作霖打击孟恩远，制造了宽城子事件，使得吉军不战而退，束手待毙。这样，张作霖就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了吉林省。总之，张作霖在统一东三省的过程中，得到了日本的全力支持。　　作为回报，张作霖也在用各种方式答谢日本。聘请日本顾问，就是张作霖对日本表示亲善的一种方式。早在张锡銮任奉天都督时，在日本的压力下，不得不聘用日本顾问。在东北，第一次官方正式聘请的日本顾问是菊池武夫中佐和町野武马少佐。他们都是日本参谋本部选拔并派遣的。他们都是奸细，经常和“奉天特务机关”秘密联系，接受指示，提供情报。　　他们作为顾问，同奉天都督签有正式契约。关于聘请菊池武夫为军事顾问的一份契约的开头部分是这样写的：“大中华民国镇安上将军张锡銮，兹与大日本帝国关东都督男爵福岛安正商议，聘订大日本帝国步兵中佐菊池武夫为镇安上将军之顾问，所有议定合同，开列于左。”下列６款，时间是１９１４年９月８日，签字者为张锡銮和福岛安正。　　这两个顾问，在张作霖时代仍然耀武扬威，还是当顾问。“张作霖真的把町野当成亲信，每年必定派他去日本一次，联络朝野要人”。①据统计，自１９１３年到１９３１年，１９年间，张作霖父子先后聘用日本顾问１８人。其中军事顾问１３人，私人顾问３人，普通顾问和警察顾问各１人。　　此外，张作霖还在东北镇压学生运动，以取悦于日本人。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军阀张作霖严密封锁外界消息，严禁奉天学生罢课游行，宣布“对有妄动行迹者”，“予以枪杀”。并向北京政府通电：“请国家一面将青岛问题交涉经过，宣布中外；一面对肇事之徒，严加惩处，以遏乱萌，而全邦交。”这完全暴露了张作霖以革命学生为敌、以帝国主义为友的丑恶嘴脸。与日勾结(2)　　由于张作霖的镇压措施，全国“独奉省当局严加取缔，并添派军警监视，各校学生行动不得自由”，“奉省的抗日运动终于熄灭”。对此，日本关东厅长官林权助表示感谢。这些只是张作霖亲日的部分表现。在张作霖主政的前期，他同日本也有矛盾，但相互勾结是主要的。当然，随着张作霖的羽翼逐渐丰满，势力逐渐强大，他同日本的矛盾也就逐渐激化了，以至一发不可收拾。这乃是后话。同段合作　　段祺瑞是北洋军阀直系的首领，又是北京政府的内阁总理，是袁世凯死后北洋派最有威望最有实力的头目。张作霖为了实现自己更大的人生目标，对段祺瑞采取了阿谀奉承的作法。本来对张作霖这个马贼出身的人，段祺瑞是看不起的。但是，因为张作霖拥有军队和地盘，段也不能小觑他。　　１９１８年２月２４日，直系的冯玉祥在南进的过程中，突然于湖北的武穴发表了“促进南北和局”的通电。这个主和通电对段祺瑞的主战派是一个沉重打击。在武穴发表通电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武穴处于湖北和江西的交界线上，冯旅在此驻足，对主战派两路军队的南进，造成了重大影响。这就打乱了段祺瑞的整个军事布局。段祺瑞手中没有军队，感到束手无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求救于张作霖。　　于是，段派他的心腹爱将徐树铮以“接洽国防”的名义，到奉天调张作霖出兵。　　张作霖表现积极。１９１８年２月２５日，奉军第二十七师第五十三旅进入山海关，开到河北滦州。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奉天督署参谋长杨宇霆，绰号“小诸葛”的，带兵到达秦皇岛，他是别有所图。他不费吹灰之力，在秦皇岛港口一举截走了２．７万余支步枪。这些步枪是根据段祺瑞同日本的中日军械借款协定第一批运到中国的。不料想，刚一上岸，就成了奉军的囊中之物。　　这个消息传到北京，着实让段祺瑞吃惊不小，也十分心疼。因为这是段祺瑞准备用来装备他的私人武装“参战军”的。２６日，段祺瑞给张作霖发一电，让张把军械送回北京。张作霖也会演戏，同一天，张发一通电，说他早已布置南征，只因缺少军火，未便起行。此次“提去”军火，事先未予请示，因为公文来往费时，只得先斩后奏。　　２７日，张又给段一答电，称“所练军队，无论对内对外，均属拥护中央，一旦编练成军，悉听政府驱策”，还振振有辞呢！其实，据推测，这批军火是徐树铮为了讨好张作霖，而故意送给张的。因为没有礼物，很难说动张作霖出兵。事先请示段，肯定不准。所以，徐就来了一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提取军火是要证件的，而这个证件就是徐树铮在任陆军部次长期间私自留下来的空白证件。段对张无法，只得不了了之了①。　　３月５日，奉军一部由天津开到廊房，靠近北京。张请北京政府在天坛一带指定营房，让奉军驻扎。张的到来，使人们回想起了张勋的野蛮的辫子兵，由此给北京城造成了极大恐慌。张发表通电，表示自己没有个人野心，“毫无私意。若有虚言，鬼神鉴察”。这才使北京市民稍稍安心。　　３月１２日，在距离天津５０里的军粮城组成了关内奉军总司令部。张作霖自兼总司令，徐树铮以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此时，段、张勾结，才大白于天下。１６日，徐树铮同杨宇霆到天津，召开北方各省督军代表会议，再次敦促大总统冯国璋让段祺瑞组阁。　　３月２３日，段宣布组阁，段从后台走到了前台，又在大力推行他的“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段上台不久，奉军又在塘沽劫持军火。这是段从日本购进的第三批军火，段只能吞下这颗苦果。　　张作霖是想利用徐树铮，借以扩张奉系的势力。但是，徐树铮却企图假借奉军的力量，达到扩展自己势力的目的。在北军南下不利的情况下，徐树铮决定在汉口设立一个奉军前敌总指挥部，把奉军的６个混成旅全部调到湖南战场上。并命令奉军的３个师长孙烈臣、汲金纯、吴俊升速到长沙，布置作战计划。　　此举引起张作霖的警觉，他迅速调回３个奉军师长，并要调回摆在前线的奉军。虽然徐树铮信誓旦旦，但张作霖不傻，不想让自己的部队当替死鬼，打头阵。自此，张、徐之间产生了嫌隙。　　７月２８日，在天津召开了督军团会议，张作霖第一次参加。关于总统问题，张作霖赞成徐世昌担任大总统。这是很重要的一票。会后，张作霖有意留在天津，查一查徐树铮代行总司令期间的表现。这一查，看出了问题。从３月２３日段内阁复活时起，徐树铮一共代领奉军军费５１５万元，奉军实收只有１８０万元。其余绝大部分都用在编练参战军和新国会的选举上了。这就是说，徐树铮在欺骗张作霖。徐口蜜腹剑，心怀鬼胎。　　张作霖岂是好惹的。他当即下令撤掉了徐树铮的副总司令的职务，并向段告状。段十分惊慌，除令徐向张道歉外，还答应在短期内归还徐的欠款。后来欠款没有还清，张作霖不答应。只得从徐树铮编练成的５个混成旅中，拨给张作霖３个旅，此事才算罢休。　　不过，从此徐树铮对张作霖怀恨在心，埋下了要杀掉张作霖的阴险的种子。前文提到，徐世昌在当上大总统的第４天，就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这既是徐世昌对张作霖赞成自己当总统的回报，也是对这个具有深厚潜力的东北王的一个拉拢。这是徐世昌的一招妙棋。此一时期，张作霖还没有过多地过问关内事务，他的眼光基本是在东北。在关内经过两年的历练，张作霖具有了关于国家方面的相当的军政经验，他想入主中原了。入京调停(1)　　当了东北王的张作霖并不满足，他的目标是登上总统的宝座。而眼下最要紧的是要寻找机会，挥师入关，问鼎中原。机会终于来了。这就是大总统徐世昌电邀他赴京，对直皖两系的火药味十足的矛盾进行调解。１９２０年６月１９日，张作霖来京，以调停人的身份出现，对双方进行调解。那么，为什么直皖两系闹得不可开交，必须有中间人进行调解呢？这就要回顾一下他们之间矛盾的由来。　　１９１６年６月６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病死。袁世凯系统的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系、皖系和奉系，直系首领是冯国璋，皖系首领是段祺瑞，奉系首领是张作霖。这三个军阀构成了北洋军阀集团的主要力量。他们之间为了争夺中国的最高领导权，在以后的十几年中，时而联合，时而争斗，使中国人民深受其害。他们都分别或参错地投靠英、美、日等帝国主义主子，以取得他们的支持。　　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的首领段祺瑞被日本看中。日本人认为，段祺瑞是一个可以代替袁世凯统治中国的傀儡。段祺瑞继承袁世凯的衣钵，也迷信“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并身体力行。日本人很欣赏他这一点，认为他能够继袁世凯之后掌握中国的政权。但看到段的武力和财力都不足，为此，他们便不遗余力地支持段，给他金钱，送他武器，帮他训练。　　段极力鼓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北京政府在１９１７年８月１４日对德、奥宣战。段祺瑞以参战为借口，利用向日本的借款，编练了一支参战军。参战军的总参议就是日本人坂西利八朗。在日本军官的帮助下，参战军迅速组建了三个师、四个混成旅，成了一支很有威慑力的武装力量。但这是段祺瑞的私人军队，是军阀武装。　　段祺瑞为了进一步扩大他的实力，曾向日本秘密借款。因为这些借款都是日本人西原龟三从中斡旋联络的，所以叫“西原借款”。西原龟三是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寺内正毅的私人代表。当时的大藏大臣是胜田主计。在寺内正毅内阁，“西原则并不担任任何名义，只是做一个幕后的秘书，代寺内、胜田两人筹划献计，无不采纳。他在大藏省内，可以随便命令指挥胜田的幕僚，也能随便指挥兴业等三银行的人员听从他的命令办事，真是一个神秘的人物”①。　　为了掩人耳目，他所办理的借款都是经过日本的兴业、台湾、朝鲜三个特种银行进行的。１９１７、１９１８年的“西原借款”有：交通银行两次借款；有线电报借款；吉会铁路借款；吉黑金矿借款；满蒙四路借款；山东铁路借款；参战借款等。据统计，共计８项借款，借款总额达１亿４千５百万日元。借款的名目繁多，用以掩盖借款的真实目的。这些借款都是拿中国的土地、矿山、森林、铁路等资源作抵押。“西原借款”是日本变相侵略灭亡中国的险恶阴谋。　　段祺瑞对日本的支持感恩戴德，投桃报李。１９１９年１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巴黎和会”上，段祺瑞指使参会代表，对收回被战败国德国占领的山东问题不予提出。这就是默认了日本在山东攫取的德国原来窃取的中国主权是合法的。段祺瑞的卖国行径遭到国人的强烈反对，声名狼藉。但他不顾这些，还是一味地做着“武力统一”中国的美梦。　　世界大战结束了，参战军已无存在的理由。为了保留这支他个人的军队，他把参战军先改名为国防军，后又改名为边防军，以欺骗舆论。并派他的心腹和门生徐树铮主管它。　　大总统徐世昌虽然是北洋元老，但只是个文人，没有自己的军队，不得不听命于已经下台的内阁总理段祺瑞。经段祺瑞授意，徐世昌于１９１９年６月２４日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督办外蒙善后事宜。西北筹边使在官制上和职权上比东三省巡阅使还要大。他有军、民、财的独立权，练兵购械可先行后报，西北各省如内蒙、新疆、甘肃、陕西的文武官吏均须受其节制。　　本来徐世昌把他调往西北，是想调虎离山。没想到，徐树铮利用这个机会，秉承段祺瑞的旨意，大肆扩展自己的势力，居然成了西北王。徐树铮是个狂妄自大、心狠手辣的人，做起事来，不计后果。他曾诱杀直系元老将领陆建章，并收买直、奉系的将领，对奉系首领、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和直系首领、四省经略使曹锟都极为轻视。除段祺瑞外，老子天下第一。早在１９１８年，徐树铮在担任奉军副司令期间，就盗用张作霖的军费发展自己的武装，张作霖气愤地把他撤职。那时，张作霖就知道徐树铮不是个省油的灯。段祺瑞和徐树铮的种种作法，引起了直、奉两系军阀的不满。　　直系军阀也是很有实力的。直系首领冯国璋死后，代之而起的是曹锟。曹锟有一个智勇双全的爱将吴佩孚。这个吴佩孚可不简单，是个秀才出身，写得一手好文章。关键的是，他很有大局意识，很会把握局势。在同皖系军阀的斗争中，他的声名鹊起，渐为人知。从１９１８年８月起，他就连续发表“罢战主和”的通电，揭露段祺瑞亲日卖国的罪行，谴责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是“亡国之政策”。　　吴佩孚的文武两手策略取得了成功，得到了国人的称赞。直系军阀在国内的地位有所提升。曹锟的地位提升了，吴佩孚的地位提升得更快。从某种程度上讲，吴佩孚实质上已经是直系军阀的首领。吴佩孚的“罢战主和”的主张，其实是扩充他们派系势力的一个漂亮的口号，但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的政策却是个有力的冲击。入京调停(2)　　当然，皖系军阀还有许多作法，都引起了直、奉两系军阀的反对。诸如，皖系军阀把持国会，安福俱乐部是皖系的一个政客组织，他们控制了国会，人称“安福国会”。还如，段祺瑞操纵内阁，逼迫内阁总理靳云鹏撤换河南督军赵倜，改派段的内亲吴光新继任，以图阻止吴佩孚撤兵北上等。如此等等，直、皖两系的矛盾愈演愈烈。　　此时，直、奉之间也在秘密接触，暗中往来。１９２０年３月，张作霖在奉天假借办寿的名义，４月９日，曹锟在保定假借追悼直军阵亡将士名义，先后召集八省代表联盟会议，组成反皖联盟。这八省都督是：直督曹锟，苏督李纯，赣督陈光远，鄂督王占元，奉督张作霖，吉督鲍贵卿，黑督孙烈臣，豫督赵倜。他们打出“清君侧”的旗号，表示反对的是徐树铮，而不是段祺瑞。段祺瑞当然不会上当。１９２０年５月，吴佩孚撤兵北上，６月进驻豫、直等军事重地。６月１０日，奉军也借口“拱卫京师”，将驻扎在独流镇的４个营开往廊房。６月１５日，吴佩孚偕同直军的３个混成旅旅长到保定。６月１７日，徐树铮闻讯，也由库仑急忙回京，调动皖军积极备战。　　直皖两系，剑拔弩张。京津地区，战云密布，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大总统徐世昌才电召张作霖入京，来调停直皖之争的。逃脱虎口　　张作霖本来是站在直系一边的，现在却要亮出公正的面孔，假意进行调停，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张作霖是很会作戏的。６月１９日，张作霖春风满面地出现在北京东车站。北京的达官贵人纷纷到车站迎接，盛况空前。徐树铮为了表示亲近，特意到北京以东的廊房车站去欢迎。安福系的骨干交通总长曾毓隽大献殷勤，给奉天会馆大兴土木，粉饰一新，准备做大帅行馆。　　但张作霖对皖系的政客安福系没有好感，不给面子，不在奉天行馆住，而是下榻于北京奉军司令部。到京后，张作霖便先访徐世昌，次访靳云鹏，后访段祺瑞。他表示此来是向双方说点公道话，以期互相让步，维持和平。徐世昌出主意，让张到保定去征求曹锟的意见，张记下了。２０日，徐树铮来访张，张对徐印象恶劣，托故不见，徐很是嫉恨。　　２２日，张作霖到保定拜访曹锟。曹锟盛宴款待，互通衷曲。后来召开了直系督军代表会议，吴佩孚参加了。吴在会上屡屡发言，言必动情。张作霖和曹锟闻之，“均为动容”。会议通过调停政局５条：解散安福会；靳云鹏复职；撤换北方议和总代表王揖唐；罢免安福系三总长；撤消边防军，改编后改归陆军部直辖。这５条显然都是直指皖系军政要害的，尤其是第５条，更是针对段、徐的命根子军队的。　　会议请张作霖把这５项条件带回北京。２３日，段祺瑞宴请张作霖。推杯换盏，觥筹交错，段表示自己毫无政治野心，不想当副总统。暗示张可以当副总统。张很清醒，谈话渐入主题。张提出保定方面的５条，段说解除徐树铮的兵权，很难。其他的，可以商量。但谈话没有结果。以后见解互有交叉，但段没有松口。　　２９日，徐世昌请段、张二人到公府会谈。对保定方面的５条适当地进行了修改，老奸巨猾的段没有表示反对。３０日，皖系重要人物会议讨论修改后的５条办法，徐树铮坚持不能越过一个底线，那就是只能将西北边防军改归边防督办直辖，徐树铮仍留任西北筹边使。皖系在顽固地坚守这一最后的阵地。　　这个态度，传到了保定，引起直系将领的极大愤慨。７月１日，立即发布《直军将士告边防军、西北边防军将士书》，内称：“此次直军撤防，原为扫除祸国殃民之安福系及倡乱卖国之徐树铮，对于先进泰斗，同气友军，毫无恶感及敌对行为。”这个通电是很讲策略的。他们把矛头对准安福系和徐树铮，而摘除了“先进泰斗”段祺瑞和西北广大将士，以缩小打击面。　　几经折冲，舆论成熟，徐世昌感到可以下手了。于是，大总统徐世昌在７月４日，发布命令，调徐树铮为威远将军，开去西北筹边使，令其留京供职。西北筹边使着李垣暂行护理；西北边防军总司令一职裁撤，所部归陆军部接收。原边疆大吏撤职，给一个有名无实的将军闲差，这是在民国时期处理地方军阀的一个通常作法。这显然是直系的一大胜利，他们可以弹冠相庆了。段祺瑞深感受到了愚弄，十分恼怒。５日，段以边防督办的名义，命令边防军紧急动员，以做最后挣扎。　　徐树铮对调人张作霖极为痛恨，顿起杀机。７月５日，徐树铮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热情地拜访了张作霖，并亲切地密谈了一个小时。在谈话中，徐对张表现得亲密无间，了无芥蒂。这一招，骗得了张作霖的信任，对徐放松了警惕。徐趁机以段的名义，敦请张作霖７月７日晚，到段祺瑞的驻地团河开会，列席研究讨伐直系的问题。张作霖不知是计，欣然同意。　　会议进行中间，徐树铮以接电话的名义，把段祺瑞叫出来，急切地说：“马上把他扣起来！”①段祺瑞不是那种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也考虑到受过张作霖的援救，不忍下手，面露犹豫之色。据日人园田一龟写道：“不愧是张作霖，看出段祺瑞的神色异常，直感到将有大难临头，不能久留，遂借口出恭而偷偷溜走。”据说，张从尿道逃走，到达车站，已是半夜１时。徐树铮还不善罢甘休，又生一计。“拟令廊坊驻军截击，张得靳云鹏密报，连夜微服乘货车赴津，幸免于难。后来张回奉时，甫下车即慨叹云：‘我又回来了！’”②　　张作霖逃脱后，徐树铮顿足曰：“大势去矣！”当时，张作霖逃脱虎口后，回到了军粮城的奉军总司令部，立即宣布“局外中立”。但他对皖系的恶感更深了，因而参加了助直讨皖的战争。助直讨皖(1)　　皖系军阀段祺瑞们已被逼到极致，他们决心对直系兴师问罪。７月８日，段由团河回到北京，在将军府召集皖系高层会议，决定起兵讨伐曹吴。会后，段向总统徐世昌递交一份措辞严厉的呈文，在历数曹吴的种种罪行后，要求“上大总统迅发明令，褫夺曹锟、吴佩孚、曹锳等三人官职，交祺瑞拿办”。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篇奇文。它哪里是呈文，分明是命令。无兵无权的徐世昌面对咄咄逼人的段，还想讨价还价。但段不给面子，“乃以重兵围公府，强迫总统依允”①。　　无奈之下，徐世昌才盖印下令：“吴佩孚着褫夺陆军中将及所得勋位勋章，交陆军部依法惩办，第三师由陆军部接收。曹锟督率无方，着褫职留任。”这一回合，段靠军力取得了暂时的胜利，“段派人人称快”。９日，段积极调兵。边防军第三师开赴廊房，边防军第一师与陆军第九师、第十三师、第十五师都开向长辛店、卢沟桥、高碑店一带。在团河设立定国军总司令部，段祺瑞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为参谋长。但终因仓促上马，筹备未周。　　直系方面，军心愤激，一意主战。曹锟于９日上午到天津举行誓师大会，派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吴佩孚宣言，“将亲率三军，直向神京，驱老段，诛小徐。故所部名讨贼军”。保定为大本营，高碑店为司令部。摩拳擦掌，着力备战。吴佩孚很重视舆论的力量。他每每在战前和战中，都要利用电报这种快捷的传播方式，狠打电报战。这一次，他又尽展丰采。　　他连续发表了几份通电，申明主张，痛斥段徐，以争取舆论的支持。诸如：《吴佩孚出师讨贼通电》《吴佩孚宣布段徐罪状通电》《直军致边防军西北军书》《直军将士再忠告段军书》等，都是响亮的讨贼檄文。如在申明讨贼的理由时，他写道：“自古中国，严中外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穷凶极恶，汉奸为极。段祺瑞再秉国政，认贼作父。始则盗卖国权，大借日款，以残同胞；继则假托参战，广练日军，以资敌国；终则导异国之人，用异国之钱，运异国之械，膏吾民之血，绝神黄之裔。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也。”又表态：“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治军以还，以身许国，誓不与张邦昌、石敬瑭、刘豫、吴三桂之徒，共戴一天。贼生则我死，贼死则我生。”还发誓：“今日之战，为讨贼救国而战，为中国民族而战。”①　　他所揭露的段祺瑞卖国求荣的丑行，是很能打动人心的。当时，吴佩孚的军阀本质还掩盖得比较深，人们还没有看透他。直系在舆论和军事的准备上，都要好于皖系。这为他们战胜皖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直系还得到了奉系的支持。张作霖在７月９日，从军粮城回到了奉天。他也用电报这种手段宣传自己的主张，为奉军入关参战找理由，作掩护。张作霖先后发表了几个通电，冠冕堂皇，欺世盗名。　　这些通电有：《张作霖派兵入关通电》《张作霖劝段祺瑞勿袒护徐树铮电》《张作霖等共举义师通电》《张作霖揭破段派阴谋通电》等。张阐述率军入关的原因：“作霖为戴我元首，卫我商民，保管我路线，援救我军旅，实逼处此，坐视不能，义愤填膺，忍无可忍。是用派兵入关，扶危定乱。”他的率军入关，完全是为了人民。这是欺世盗名。　　１０日，张又进一步阐明奉军入关是为了“清君侧”：“作霖反复焦思，忍无可忍。如有敢于倒行逆施，居心祸国，即视为公敌，誓将亲率师旅，铲除此祸国之障碍，以解吾民之倒悬。然后请罪于大总统、我督办之前，以谢天下。”这里的“公敌”是指徐树铮，“督办”是指段祺瑞。张作霖知道打击了段祺瑞的心腹爱将，就是打击了段祺瑞。他以“清君侧”的策略，狠狠地打击直系。　　１２日，张又发一通电称：“奉省侦获由北京派来姚步瀛等１３名，亲笔供认曾云霈等指派，并有定国军第三军委任，给予大洋十二万元，来东省招募匪徒，在山里或中东路线一带扰乱东省，使奉军内顾不暇，牵制奉省兵力。”既然你皖系派奸细到我东省捣乱，我就有理由出兵打你。此电文最后说：“作霖此次出师，为民国诛除奸党，为元首恢复自由，拯近畿数百万人民于水深火热。倘国难不解，党恶不除，誓不旋还乡里也。”张作霖发誓要打败皖系军阀。其目的是为了未来称霸中原，君临全国。但现在却是拣好听的说。　　张作霖一面发表通电告之全国，一面派出大军进关参战。段起初以为，张不过是说说罢了，没料到他真的出兵，而且到达京津一带。奉军由张作霖率领，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相带兵先期入关，其后奉军陆续西进，以军粮城为中心，集结于天津、北仓附近，约有七万余人，给皖军造成很大压力。　　７月１０日，段祺瑞下达总攻击令。１１日，直皖两军前线发生小冲突。１４日，直皖双方正式开战。从１４日开战到１９日停战，首尾加起来一共６天，真正打仗只有３天。直皖战争，雷声大，雨点小。战争结局，是直胜皖败。　　直军胜利的原因，主要是吴佩孚的军队军纪严整，英勇善战。而且，１７日，吴佩孚又绕道偷袭了松林店的皖系边防军前敌总司令部，俘获了总司令曲同丰与总司令部的全体高级将领。群龙无首，这一路的边防军和第十五师就顷刻瓦解了。该师第二十九旅旅长张国溶，第三十旅旅长齐宝善率领部分士兵投降。助直讨皖(2)　　１８日，在保定曹锟府第光园，举行了曲同丰等将领向曹锟投降的献刀典礼。曲同丰解下军刀，双手捧献曹锟，说道：“鄙人今天愿意向贵经略使投降，特将军刀献上，宣誓决不再与贵军为敌。”曹锟接刀后，又将军刀发还，说道：“本使今天愿意接受贵司令投降。贵司令作战勇敢，本使深为敬佩。特将军刀发还，仍请佩戴。本使当按照优待俘虏条例予贵司令以最优待遇。”曹锟将这个受降过程专门发了一个通电，通告前敌各军，起到了瓦解皖军的重大作用。当天，曲同丰也发出通电，劝告边防军“共起讨贼”。曲同丰是段祺瑞的两个爱将之一，另一个就是徐树铮。曲同丰的投降对皖系的打击是致命的。皖系将领看到段祺瑞的心腹爱将曲同丰都束手就擒，甘愿降敌，于是也都无心恋战，不想卖命了。西路军很快就全线崩溃了。　　东战场，由于奉军协助直军作战，战斗力大大加强。在廊房担任指挥的统帅徐树铮，畏敌如虎，丢下军队，不战逃回北京。东路边防军失去指挥，队伍大乱，只好投降。１９日，参战督办段祺瑞看到大势已去，建议停战，通电辞职。大总统徐世昌照准，笑对左右说：“早知今日，悔不当初。”段祺瑞此时痛苦地承认了４条：惩办徐树铮；解散边防军；解散安福部；解散新国会。直皖战争就这样结束了。直奉相争　　直奉的合作不可能是真诚的，他们同床异梦，貌合神离。直皖战后，直奉的矛盾便突现出来。直皖厮杀之后，总统徐世昌很是兴奋了一阵子。他心想，打倒了段祺瑞这个太上皇，他可以安稳地做个有职有权的总统了。但是，实践证明，这是他一厢情愿的梦想。事实是，前门驱走了一只虎，后门又进来了两条狼。关于如何善后的问题，徐世昌以为应该由他来处理。但是如果得不到直奉的许可，那是寸步难行的。如惩办祸首一项，徐世昌就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皖系军阀和安福系政客，一概不究。张作霖对此比较赞同，因为张同皖系分子没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但是，直系军阀却不同意。吴佩孚非常激烈，主张查抄祸首财产，肃清安福系分子，将段幽禁于汤山。最后，于７月２９日，北京政府提出了一个惩办祸首的名单，计有：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祯等。这个通缉名单，居然没有段祺瑞。段祺瑞是卖国集团的头目，竟然漏网，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纷纷通电加以谴责，但无济于事。８月４日，徐世昌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民国时期，对战争祸首的惩办，基本都是惩而不办，所发的通缉令也是官样文章，做个样子罢了。这次也是如此，以后就没有下文了。　　直奉的裂痕，在直皖战争结尾时，就表现出来了。奉军借口武装调停，把军队开到北京南苑的皖军驻地，乘机收缴军械。他们接收了北京东直门里徐树铮部的库房；汤玉麟在西苑接收了邹作华所带的炮兵；还接收了蒋斌的无线电队一队，范浦江的步兵一营。奉军获得不少战利品。但张作霖还不满足。南苑缴械时，邹芬部缴获空军探照灯２只，后落入直军之手。张作霖向直方追索，直系很是不满。曹锟不屑地说：“张雨亭真是地道的胡子，得那些东西还不够，连这两个灯还要。”①吴佩孚更是气愤。直系认为奉系在战争中没有出力，是在抢夺胜利果实。分赃不均，导致直奉的分裂。　　直奉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争夺地盘上。他们都想把自己的力量插进长江流域，而又都把安徽视为盘中美味。安徽督军倪嗣冲在皖系军阀中是个顽固分子，此时病入膏肓，在北戴河养病未归。安徽督军一职，就成了直奉两派争夺的焦点。张作霖竭力保举他的儿女亲家张勋为安徽督军。　　原来张勋失势后，张作霖想在长江流域插上一脚，便想到了张勋，认为张勋无论如何还是有影响的。就把自己的四女张怀卿许配给了张勋的儿子张梦朝，跟张勋结成了儿女亲家。张勋是臭名昭著的复辟派，安徽人民极力反对。张作霖无法，又把他的另一个亲家鲍贵卿抬了出来，保举鲍任安徽督军。原来张作霖为了牢牢地掌握东北的军政大权，把自己的大女儿张冠英许配给了鲍贵卿的儿子鲍毓才，结成了亲戚。　　但直系军阀对张作霖的保举，一律坚决反对。后来徐世昌用别的利益换取了张作霖放弃了这个要求。但由此，直奉之间的矛盾却愈演愈烈了。　　直奉争夺的另一个地盘是江苏省。江苏督军是李纯，和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共称苏、鄂、赣长江三督。而李纯是长江三督的首领，俨然是长江流域之盟主。直皖战后，北京政府在１９２０年９月，把他提升为长江巡阅使。但李纯不以为意，感到是个空头衔，没有实权。１０月，提为苏皖赣巡阅使，地位在督军之上，有了实权。１０月１０日，又晋升为英威上将军①。　　此时的李纯，和曹锟、张作霖可谓并驾齐驱的三套马车，地位显赫，人皆仰视。曹锟原来是川粤湘赣四省巡阅使，但鞭长莫及，控制不了这四省。直皖战后，曹锟借机改任直鲁豫巡阅使，一举取得了直鲁豫三省的大权。这是直系的一个胜利。天有不测风云。李纯在得到上将军任命的第二天便开枪自杀，这是精神病所致。　　李纯死后，苏督一职空缺，引起了直奉两派的激烈争夺。张作霖立即推荐张勋为江苏督军兼苏皖赣巡阅使。张作霖担心江苏人民反对，就又提出自己可以担任江苏督军，而把奉天督军让给张勋。直系的曹锟则马上推荐王士珍继任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继任江苏督军。曹锟知道，要想顶住张勋的任命，只有抬出北洋派元老王士珍。王士珍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要员，曾任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资历甚深。此时，王已是６０岁的老人了。徐世昌左右权衡，感到任命王士珍有利于两派的平衡。就动员王士珍担任了苏皖赣巡阅使，条件是不必走马上任。而江苏督军就任命了齐燮元，因为齐燮元原来就在江苏。　　这个任命是１２月３日发表的。这一回合，直系占了便宜。直奉两派之争，使徐世昌这个总统不好当。于是，徐世昌命内阁总理靳云鹏动议召开四巨头会，以解决当前燃眉之急的有关问题。四巨头会(1)　　四巨头会是在天津召开的。四巨头除靳云鹏外，还有三个，即张作霖、曹锟和王占元。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不以占领东三省为其最后的目标，他有更大的野心。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再加上直系在长江领域的辖区，俨然占有了半壁河山。因此，徐世昌过去只受段祺瑞一个人管，现在变成两个人管了。而这两位又常常意见不一致，为了自己集团的利益争吵不休，徐世昌这个小媳妇总统很难当。　　这时又加进来一个湖北督军王占元。此时，王已被提升为两湖巡阅使，仍兼湖北督军。他继李纯之后，成为长江三督的领袖，也称得上是个大军阀了。他的地盘紧靠西南，因此同西南军阀的关系很是密切，他们打得火热。西南军阀也需要和平自保，便宣布“自治”。因此，王占元便乘机同重庆镇守使兼川军总司令刘湘签订了《川鄂联防条约》，又同湖南督军兼湘军总司令赵恒惕、刘湘签订了《湘鄂赣联防条约》，和平共处，互不侵犯。两湖地区就成为一个缓冲地带。而王占元同西南军阀的善邻关系，反而成为他向北京政府讨价还价的一个资本。北京政府幻想统一全国，就不得不重视王占元。因此，两湖巡阅使王占元也被邀请参加天津会议。　　张作霖于１９２１年４月１５日，启程赴津①。一行有总参谋长许兰洲、顾问日人町野舞马中校以及其他幕僚，同时带领卫队、机关枪队一个连，步兵一个营。一行于１６日清晨到达天津新站，下榻于河北街恒记德军衣庄。与张作霖事先约好的曹锟随后于１６日午后６时，到达天津，入住曹家花园。　　当晚曹锟拜会了张作霖，举行了第一次会见。张作霖和叶恭绰、王乃斌、张景惠、曹锟、曹锐等共进晚餐，并就内阁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他们主张在天津开会，内阁总理靳云鹏只得听他们的，也于１８日到天津。张作霖一见到曹锟，就故作亲切地握着曹锟的手，话里有话地问道：“三哥，你看亲戚亲呢，还是部下亲？”把曹锟造得一头雾水，一时语塞。张作霖的意思，亲戚是指他自己。因为张作霖的第四子张学思和曹锟的第六女曹士英定了亲，那时定亲就是亲家。部下是指曹锟的干将吴佩孚。接着，张作霖就显得极为关切地给曹锟出主意，让他注意吴佩孚，说吴佩孚有很大的个人野心，很难驾驭。张作霖表面关心，实则挑拨。张作霖是作戏的能手，他对曹锟表示衷心，指天誓日地说：“我绝对拥护你，如有异言，他日必死于炮火之下。”②当然，曹锟也不是那么好骗的，他和张作霖虚与委蛇。　　因河南战事耽误行程的王占元，于４月２５日晨终于到达天津，进入前奥租界新邸。２５日，在曹家花园，靳云鹏、张作霖、曹锟和王占元四巨头会开始，议论了讨伐南方的问题。以后的会议在曹家花园和恒记德军衣庄轮流举行。这一次不是过去召开的督军团会议，而是比督军高一级的巡阅使会议，引人注目。“天下耳目尽皆集中天津”。其实，正式会议只开了两天，２７日，通过谴责孙中山的电报，指斥广东选举总统，破坏统一。在电报上署名的有张、曹、王三巡阅使和各省军民长官３２人。２８日，讨论财政问题，这是会议的焦点。列席会议的曹锟的弟弟直隶省长曹锐首先发难，指责内阁在分配军费上不公。他提出，直军欠饷平均半年以上，而奉军欠饷不过两月。但最近一个时期内，奉军借口援助库仑难民，先后领到军费２００万元和开拔费１００万元，而直军才领到５０万元。　　内阁总理靳云鹏诉苦道：“四哥，你不懂得当家人的苦处，到处扣留国税，却张口向中央要饷。你来当当家何如？”曹锐听了这话，心中火起，依仗他哥哥是曹锟，拿起茶杯就向靳云鹏的头上摔去，并骂道：“你不配当家就得滚蛋！”靳受此羞辱，也勃然大怒，骂道：“谁再当总理，谁就是王八蛋。”张作霖看到这个样子，知道不会有好的结局，便也叫道：“糟了，糟了！快快替我预备专车，让我回去！”①　　靳云鹏要辞职，会议一度陷于停顿。其后，经过有关人的斡旋，靳打消了辞职的念头。５月１日，在恒记德军衣庄再次召开四巨头会，协商阁员问题和财政问题。５月２日，三巡阅使和各总长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就各项问题作了大致的决定。天津会议结束后，５月５日靳云鹏返京，向徐世昌汇报天津会议的有关情况。同时，张、曹、王三巡阅使联名向全国发表通电，拥护靳内阁。会议就这样，在争吵声中结束。　　５月６日，受徐世昌之邀，张作霖、曹锟、王占元分别乘专车到北京。徐在居仁堂摆下盛宴，欢迎他们。他们分别向徐世昌作了汇报。但他们感到心中无数，就滞留北京不归。直到２４日、２５日徐世昌在大总统府怀仁堂连续召开两次会议，给他们吃了定心丸，他们才开始各自返回。　　５月２５日午后，徐世昌总统在北京总统府怀仁堂召开蒙古善后会议。与会者有张作霖、曹锟、王占元三位巡阅使，及靳云鹏总理以下各阁员，还有在京的其他蒙古王公等四十余人。就内蒙防乱、外蒙平乱等问题，进行协商。关于当前急务是征蒙问题，正式决定全部责任委之张作霖。征蒙全局的用兵和指定指挥官全由张作霖负责。最后，徐世昌总统说道：“政府决定讨伐蒙古，其目的在于讨伐土匪，安定民心，结五族共和之果，以保全领土完整。今特命令张作霖出师，急速戡乱。”四巨头会(2)　　张作霖慷慨陈词：“外蒙乃中国之领土，今终为异族所占领，使中国国民蒙受奇耻大辱。保全国土，军人有责，征蒙问题已再无讨论之必要，作霖既已从元首受命讨伐，不日即将率关东健儿，为收复外蒙而驰骋于漠北原野。如能从异族手中夺回蒙古，作霖虽死于万里塞外，区区之身亦不足惜。”①张作霖的这个坚决的表态，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５月３０日，徐世昌发布大总统令，正式任命张作霖为蒙疆经略使：“兹特派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兼任蒙疆经略使，对凡有一切剿抚计划，皆赋予全权以便权宜行事。热河、绥远、察哈尔各特区之防务最为紧要，皆与外蒙军事，息息相通，必须呼应灵敏，方可收指臂之效。各该特区都统，均应归该经略使指挥节制，以便职权统一为要。”　　６月５日，张作霖正式就任蒙疆经略使。７月５日，北京将蒙疆经略使印绶送到奉天。７月６日，发表了事先制定好的经略使署官制，任命了各级官员。　　自此，张作霖不仅控制了东三省，而且进一步染指于热河、绥远、察哈尔三特区，成为事实上的满蒙王。　　曹锟于２８日，王占元于３０日，张作霖于３１日才返回各自的驻地。此次会议，从４月１６日直到他们各自归任，开了约四十余天。三个大军阀都比较满意。　　这次政治分赃，各派都得到了一定份额。　　直系的第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当上了河南督军，第二十八师师长阎相文当上了陕西督军。　　张作霖兼任蒙疆经略使，新得到了三个特区。这三个特区和东三省毗邻，整个北方连成一片，都成为张作霖的统治范围。张作霖捞到了很大的实惠。张作霖多年的宿愿，就是把满蒙连在一起，归他统治。这是张作霖的大满蒙主义，现在终于实现了，他进了一步，成了满蒙王。张作霖欣喜若狂。当时，察哈尔都统是奉系将领张景惠，自家人。绥远都统马福祥虽然不是奉系，但奉系邹芬旅驻防桃林县，对马部是个威胁，马福祥只得听从调遣。只差一个热河，热河都统是北洋元老姜桂题，一时不好对其采取行动，只得等待时机。　　王占元也得到一定利益，长江流域他仍然为领袖。直奉两派获得暂时妥协。　　但平静没有多久，就又起纷争。王占元在天津开会期间，湖北兵变发生了二十余次，湖北人民掀起了驱王自治运动。６月３日，王占元回到武昌驻地。第二天，湖北宜昌就发生大规模兵变，变兵烧杀抢掠，无恶不作。６月７日，武昌也发生兵变，变兵居然是王的直属部队。王的统治岌岌可危。湘军打着“援鄂”的旗号，企图占领湖北。王深知，他的军队打不过湘军。王不得不向吴佩孚求援，这正中吴的下怀，吴派第二十五师师长萧耀南为援鄂总司令，进军湖北。但前锋到达汉口，就驻足不前。一直到王占元打败，宣布辞职，吴军也没有前进一步。鹬蚌相争，吴佩孚是在坐收渔人之利。８月９日，北京政府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直系的吴佩孚轻而易举地控制了长江流域。　　对北京政府的这项任命，张作霖十分恼火。他历来瞧不起小小的师长吴佩孚，可吴现在居然和他平起平坐了。而且，直系又占领了长江流域。张作霖立即以辞去蒙疆经略使来要挟北京政府。北京政府只得把原来的热河都统姜桂题调到中央，任有职无权的陆军检阅使。１０月１日，任命奉军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为热河都统，张作霖才出了这口气。直到这时，张作霖才真正的成了满蒙王。但是直奉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公开化了。倒靳扶梁(1)(图)任民国陆军师长时的张作霖　　倒靳，就是推翻靳云鹏内阁；扶梁，就是扶持梁士诒组阁。靳云鹏，字翼青，山东济宁人。１８７７年生。１８９５年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入伍。后逐渐升迁，１９１２年任陆军第五师师长。１９１３年署理山东都督。１９１７年冯国璋总统任其为侍从武官长。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１０日徐世昌就任总统职位后，就立即想组成自己满意的内阁。然而，那时的内阁完全由段祺瑞的党羽安福系操纵，徐世昌想赶走安福系的政客。为此，他同直奉两系的大军阀曹锟、张作霖联合起来，极力扶持靳云鹏组阁。　　陆军总长靳云鹏本来是段祺瑞手下的两大干将之一，另一位就是参战处参谋长徐树铮。但这两位是针尖对麦芒，形同水火。徐树铮是安福系的后台老板，同徐世昌矛盾很大。而靳云鹏不属于安福系，同徐树铮又仇恨甚深。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为此，徐世昌看好靳云鹏。靳云鹏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以奉系作为强大的靠山。靳云鹏和曹锟还是拜把兄弟。靳又和直系的王占元、吴佩孚都是山东同乡。由于具有这些政治资本，靳云鹏在和徐树铮的竞争中，自然占了上风。因此，１９１９年９月２４日，北京政府任命陆军总长靳云鹏兼代国务总理。１０月３１日，众议院通过了靳云鹏提名的内阁。后来，由于段祺瑞和徐树铮的反对，又对阁员名单进行了微调，安排了安福系的李思浩为财政总长，这个提名才于１２月３日在参议院上通过。　　当上国务总理的靳云鹏，很想有所作为，实现他和平统一中国的梦想。但是，军阀割据，各自为政，他很快就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段祺瑞和他的安福系一直在设障拆台，企图倒阁。由于外交问题、学潮问题、财政问题等无法解决，同时，直皖战争就要爆发，１９２０年５月９日靳云鹏决定辞职，并致电曹锟、张作霖不要挽留他。５月１４日北京政府只得派海军总长暂代内阁总理。７月１４日到１９日，直皖战争打了６天就结束了。　　战后，第一要务是组阁问题。徐世昌想用自己的老朋友周树模组阁。曹锟看中了直系元老王士珍。张作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他的儿女亲家靳云鹏。靳云鹏认为时机已到，该他出山了，便于７月２３日亲到奉天，同张作霖商讨善后问题，取得张作霖的支持。２６日，张作霖和靳云鹏同到天津，并电邀曹锟来津开会。曹锟马不停蹄地于２８日从保定到达天津。此时，各地军阀的代表也到会了。在这个会议上，就决定了让靳云鹏复职组阁。　　８月４日，曹锟、张作霖率领他们的僚属和卫士分作两批由天津到北京来。对这两位大人物，总统徐世昌不敢怠慢，在东车站铺上黄土，戒备森严，以帝王之礼隆重地迎接他们。欢迎人员一律发给入站券，以防意外。从车站到他们的临时馆舍，沿途派兵列队把守，闲杂人等不得靠近。商店居民均须悬挂国旗以表欢迎。从中不难看出，徐世昌对这两个大军阀的恐惧。　　曹锟、张作霖到京后，于１９２０年８月１１日组成靳云鹏内阁。组成如下：外交总长颜惠庆，内务总长张志潭，财务总长周自齐，海军总长萨镇冰，司法总长董康，教育总长范源濂，农商总长王乃斌，交通总长叶恭绰，陆军总长靳自兼。这个内阁名单是直奉两系相互妥协的产物。但这个靳内阁逐渐倒向张作霖一边，这使曹锟、吴佩孚十分不满。　　张作霖在北京志得意满，口出狂言。面对一群外国记者，炫耀他现有兵力３０万人。有一个记者惊讶地问道：“你的兵力比美国全国的兵力还要多出１０万！”吴佩孚看到张作霖在北京耀武扬威的神气，很是厌恶。他１６日到北京，１７日就离开北京，先到郑州，召集直系将领开会，决定选择洛阳为练兵基地，埋头练兵，扩大直军的实力，准备同奉军一搏。曹锟和张作霖不急于离开北京，意图坐地分赃。这可急坏了总统徐世昌，没办法，只得满足他们的要求。在要求基本得到满足后，曹锟和张作霖于９月４日离开北京到天津去，并在天津结成了儿女亲家。但是，好景不长，他们之间的矛盾很快便暴露出来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曹锟、张作霖和徐世昌对靳云鹏内阁，却都不满意了。直系认为，靳云鹏偏向奉系，在财政和权利的分配上，因为靳云鹏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靳有意向奉系倾斜。这也是实情。因此，曹锟对这个内阁渐生厌情，意欲改组。本来靳云鹏是亲奉疏直的，奉系对靳应该好些。但靳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难免不考虑直系的一些要求，或者说，也要顾及到直奉双方的实力均衡，这也使张作霖不满。使张作霖最不满意的是，靳云鹏竟然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把张作霖最看不起的小师长一下子提到和张某人平起平坐的位置上，张作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同时，总统徐世昌和总理靳云鹏之间，矛盾也是非常尖锐，几不能共事。徐世昌和旧交通系分子关系密切，渊源很深。旧交通系亟想把靳云鹏赶下台，他们利用掌握中国财政金融的特殊有利地位，掀起了一次倒阁风波。　　那时，北京政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本来，自１９２１年初起，在全国就涌起一股“穷”的浪潮。军费积欠达八九个月之久，各省军阀纷纷电催军饷。由于不能按时发饷，兵变时有发生，变兵烧杀抢掠。各省军阀因催款无着，便公然截留地方上的国税，甚至扣留京汉路款，滥发省库券，擅办地方公债券等。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北京政府把希望寄托在向外国银行的借款上。但是，向四国银行团的借款却付之东流，北京政府的希望破灭了。１９２１年冬季，北京政府达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闹穷的风潮业已波及到了中央政府雇员，并进一步扩大。１１月１４日教育部部员举行“同盟罢工”，其他各部部员也因欠薪而“怠工”，日常政务几乎不能进行。更有甚者，参谋部自动请求解散。许多部的长官也要求辞职。陆军总长蔡成勋、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董康等，面对部员索薪，无计可施，只得要求辞职。各省军阀一面截留税款，招兵买马；一面却用十万火急、百万火急的电报向北京政府催饷，暗含杀机。更为严重的是，日本人在华盛顿会议时期散布五国共管中国财政的谣言，借以破坏中国国内银行的信用。因此，自１１月１６日起，北京、天津、汉口等处的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发生了挤兑风潮。倒靳扶梁(2)　　靳内阁在财政上遇到如此严重的危机，国内银行团不仅坐视不救，且落井下石。国内银行团掌握在旧交通系的手中，他们巴不得靳内阁因此倒台。这给旧交通系倒阁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他们知道，倒阁必须取得大军阀的支持，因此旧交通系的中坚分子叶恭绰秘密潜到沈阳。他向张作霖献策，如果想要控制北京政府，首先要控制中央财政，而第一步就是要收买交通银行的股票。张作霖认为，此计甚妙。他们私下商定，奉系用投资的方式控制交通银行。张作霖提用东三省公款４００万借予交通银行，按月利息一分二厘，定期半年收回。密计商定后，张作霖于１２月１２日赶赴天津。当天，靳云鹏也到了天津。他们二人联名邀请曹锟来天津开会，商讨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但曹锟听信吴佩孚的劝告，不要过问北京政府的事，要沉下心来好好练兵，就托病没有到天津去。　　无奈，张作霖和靳云鹏于１４日到了北京。张作霖表面上宣称军人不干政，不过问内阁问题。但是，张作霖在会见徐世昌时，却声言靳内阁必须改组。这话正说到了徐世昌的心里。靳云鹏早就知道，徐世昌和曹锟不满意他，还把希望寄托在亲家张作霖的身上。现在，靳云鹏才知道，亲家张作霖也是反对他的。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靳云鹏只得辞职了。于是，在１２月１７日，靳云鹏内阁总辞职，靳回到了天津。第二天，徐世昌批准了靳辞职，派外交总长颜惠庆代理内阁总理。　　但这不是张作霖的目的，张作霖是想要扶持梁士诒组阁。为此，徐世昌和张作霖再三邀请曹锟到北京来，商讨下届内阁问题。曹锟于１９日到了北京。张作霖拍着胸脯对曹说，他没有个人野心，只是关心中央的财政问题，要和曹锟一起解决这个棘手的财政问题。接着，他就提出了让梁士诒担任内阁总理，由梁组阁。并竭力拉曹锟和他一起推荐梁。曹锟和吴佩孚都不满意梁士诒。吴佩孚让曹锟尽快离开北京，不要碍于情面受张作霖的利用。梁士诒也深知，不打通曹、吴这个关节，他这个总理是当不上的。作为交换条件，梁表态，他上台后会尽快解决直军的欠饷问题。这个话传到吴佩孚那里，吴信以为真，就不情愿地说：“好，姑且让他干一下。”①就这样，梁士诒于１２月２４日当上了内阁总理，２５日就职。其阁员如下：外交总长颜惠庆，内务总长高凌霨，财政总长张弧，陆军总长鲍贵卿，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黄炎培，农商总长齐耀珊，交通总长叶恭绰。这个内阁从表面上看，是直系和奉系、英美派和亲日派相互妥协的产物，是个混合内阁。但是，国务总理梁士诒是以奉系军阀为后台的，因此，这个内阁其实质是一个亲日的内阁。梁士诒上台后，曹锟于１２月３１日回到保定，张作霖于１９２２年１月２日也离开了北京。张作霖以为这个内阁可以站住脚了。殊不知，有一个更大的倒梁风潮在等待着他。这是张作霖始料不及的。梁阁内情(1)　　梁士诒组阁，出乎人们的意料。梁士诒，１８６９年生，字翼夫，号燕孙，广东三水人。２１岁中举人，２５岁登进士。１９０４年随唐绍仪赴印度，议定中英藏条约。１９０７年任铁路总局局长。１９１２年３月，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５月兼任交通银行总经理。１９１３年５月，署财政部次长兼代理部务。１９１４年任税务处督办。１９１５年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奔走呼号。１９１６年７月被列为复辟祸首，遭到北京政府通缉，避走香港。１９１８年２月被特赦；６月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国内公债局总理；９月任安福国会参议院院长。从他的履历不难看出，梁士诒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梁士诒有着交通系、安福系的深厚背景，也有一定的外交经验。同时，是一个掌握中国金融财政的关键人物。在全国财政金融危机的情况下，让梁士诒组阁，是有让他设法渡过难关的意思。当然，张作霖此时已与皖系、安福系相互勾结，所以，有着交通系、安福系背景的梁士诒，就被张作霖推举为内阁总理。　　梁士诒想当总理，但对当总理的难处却估计不足。他以为，以他的经验、资历和人望，财政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但是，在现实面前，他碰了个硬钉子。他虽然使出浑身解数，也筹不到应急款项。因此，他在上台前承诺的给直军拨付的３００万元欠饷，就没有落实。曹锟和吴佩孚感到是上当受骗了，对梁士诒恨之入骨。张作霖为了拉拢皖系、安福系，建议大赦安福系战犯。梁士诒不敢全部接受，但是于１９２２年元旦下令，先赦免段芝贵、张树元、曲同丰、陈文运、刘询、魏宗瀚等６人。这些人都是吴佩孚的宿敌。吴佩孚对此十分愤怒。　　１月５日，梁士诒公然任命新交通系首领曹汝霖为实业专使。这个曹汝霖是一个著名的卖国贼。并且，内定另一个卖国贼陆宗舆为北京市政督办。这两个卖国贼都是亲日派。梁士诒对他们委以重任，是想通过他们向日本借款。梁士诒准备以北京市政公所财产及建筑物作抵押，向日本借款１０００万日元，以解燃眉之急。　　梁士诒上台短短几天，就完全暴露了他的亲日面孔。他背靠亲日派的大军阀张作霖，颐指气使，有恃无恐。“安福战犯的特赦和卖国贼的上台，说明北京政府完全控制在亲日军阀的手里，这是西方帝国主义和他的工具吴佩孚所不能容忍的”。　　其实，直奉矛盾的激化，有外因，也有内因；有远因，也有近因。梁士诒组阁是直奉战争的内因，而其外因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之争。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要想找一个代理人，他们相中了吴佩孚。他们认为吴佩孚是一个理想的人选，称他为“新中国的大英雄”，比张作霖强。他们对吴佩孚的支持不遗余力，给枪给钱，直至派顾问、组织和训练飞机队。　　直皖战争，直胜皖败。日本原来支持的皖系军阀段祺瑞失势，日本帝国主义遭到严重打击，在中国就必须重新物色一个新的代理人。他们相中了奉系军阀张作霖，认为把张作霖作为自己新的侵华工具是最合适不过了。日本有人认为：“但至少今天的形势最具有统一的可能性的是张作霖。正如传说的那样，张作霖如果和广东的孙文一派合作，南北相呼应，打倒吴佩孚，中国的统一大业大概不是十分困难的。”①日本内阁首相原敬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张是想依靠日本伸张势力，而我们在东三省的发展必须要好好地对待张，我们双方的利益是不谋而合的。”日本看好张作霖，是想通过支持他，得到在华的最大利益。　　张作霖一直极力强调亲日外交的必要。早在直皖战后的１９２０年１１月，张就派国务院参议于冲汉赴日去搞亲善活动，１２月回到奉天。于冲汉曾游学日本，精通日语。这次是以张作霖私人代表的身份赴日的。在日期间，于会见了原田首相、上原参谋长、田中陆相、内田外相等日本政界要人，并同他们进行了多次会谈。　　关于于冲汉此次赴日，张作霖在１９２１年９月３０日于奉天接见日本记者时说道：“最近赴日的国务院参议于冲汉的主要任务是为了收到中日友好的成果，相互坦率地交换意见，以求取日本政府的谅解。于冲汉之赴日表面上虽系作为北京政府的代表，但实际是代表我而赴日的。使命的大部分是与东三省有关，使之与日本政府交涉，其内容不便说明。”据说，于冲汉在日的活动有一些是秘密进行的。总之，张作霖把自己绑在日本的战车上，希图取得日本的大力支持，以实现统一中国的美梦。然而，日本人也深知，“吝啬的张作霖一切都从利弊得失出发，有伸缩性的亲日论这是当然的”。　　在张作霖扶植梁士诒内阁期间，美国正在召开华盛顿会议。为了平衡列强在远东的利益冲突，由美国出面，于１９２１年１１月１１日在华盛顿召开了会议，史称华盛顿会议。在会上，要讨论中国的山东问题。山东问题，是从德国侵占胶州湾开始的。１８９８年３月６日，清政府在德国军舰的胁迫下，签订了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将胶州湾及附属地区租借给德国，并允许德国建筑胶济铁路。胶济铁路在１９０４年竣工营业。德国在山东经营十余年，获得很大的利益。　　１９１４年８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宣布中立，曾经考虑收回山东的德租界。但蛮横的日本提出警告，反对中国同德国直接商谈。８月２３日，日本宣布对德宣战。９月３日，日军两万多人侵入山东，横穿山东半岛，向德军进攻。１０月６日，攻占胶济铁路全线。１１月７日，占领青岛。德军投降后，日本仍借口欧战没有结束，拒不撤兵。此后，日本机关算尽，进一步胁迫北京政府，想要永久占领山东的德国租界。梁阁内情(2)　　１９１７年８月，中国对德宣战。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胜利国的中国，并没有分享到胜利的果实。１９１９年２月１８日，巴黎和会召开。中国派代表出席。但是，会议的最高机构是由英、法、美、意、日各派两位代表的十人组成。在这个会议上，日本公然提出强占山东的无理要求，得到其他列强的支持。并按日本的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的条款写入和约。但是，中国代表没有在这个屈辱的对德和约上签字。巴黎和会本来应该把被德国占领的山东归还给中国，但是由于日本的蛮横，加上列强的偏袒，中国的这个目的没有达到。　　１９２０年１月２０日，日本公使小幡向中国提出直接交涉山东问题。这是日本耍的一个花招，意在通过直接交涉，迫使北京政府就范。在国人的一片反对声浪中，这个无理要求遭到北京政府的拒绝。１９２１年８月，英、美、日等国协商，决定在１１月１１日召开华盛顿会议。　　日本再一次提出直接交涉，想在开会前，抢先解决山东问题。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下，北京政府又一次加以拒绝。１０月６日，中国派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伍朝枢为全权代表参加华盛顿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国民外交代表余日章、蒋梦麐。１１月１１日会议正式开幕。山东问题作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交大会。大会提出，中日双方在会外会谈，美、英派员居间调停。　　１２月１日，中日双方正式就山东问题举行谈判。这是一个马拉松式的谈判，共进行了３６次。日本代表坚持中国政府应向日本借款赎回胶济铁路，而借款附有聘用日本人管理铁路的苛刻条件。这实际上等于没有收回。中国代表主张国内备款，收回自办。吴攻梁阁(1)(图)1917年8月冯国璋入京就任代理大总统　　在谈判期间，于１２月２８日，日本公使小幡借口庆贺梁士诒新内阁成立，与梁进行了秘密谈判。小幡以提供借款为诱饵，企图让梁接受中日两国改在北京举行秘密直接交涉。其目的是，欲让中国同意向日本借款赎回胶济铁路，并将该路改为中日合办，聘用日本人为车务长及会计长等。梁士诒完全同意这些条件，并电令华盛顿中国代表团照此进行。　　３０日，梁士诒在国务会议上提出了中日直接交涉问题，因为问题敏感，无人附和，并未讨论。但此消息已外泄，成为人人关注的焦点。吴佩孚本来对梁内阁就有一肚子怨恨，但找不到攻击的借口。这回抓到了把柄，便乘机用电报的形式，发动了对梁内阁的电报战。梁士诒内阁成立，亟盼各省军阀来电祝贺。那时的惯例，新内阁上台，各省军阀都是要发贺电的。如果没有各地军阀致电祝贺，这个新内阁就很难维持。梁士诒很希望吴佩孚来一个祝贺电，以壮声势。　　１９２２年１月５日，也就是新内阁刚刚成立１３天，吴佩孚给梁士诒发了一个通电。梁原以为是一个致贺电，可是一看，傻眼了，原来是一份谴责电。内称：“梁士诒投机而起，突窃阁揆。日代表忽变态度，顿翻前议。一面由东京训令驻华日使，向外交部要求借日本款，用人由日推荐。外部电知华会代表，复电称：请俟与英美接洽后再答。当此一发千钧之际，梁士诒不问利害，不顾舆情，不经外部，径自面复。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赎路，并训令驻美各代表遵照。是该路仍归日人经营，更益之以数千万债权。举历任内阁所不忍为不敢为者，梁士诒乃悍然为之；举曩昔经年累月人民之所呼号、代表之所争持者，咸视为儿戏。牺牲国脉，断送路权，何厚于外人？何仇于祖国？纵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完用、张邦昌而弗恤。我全国父老兄弟亦断不忍坐视宗邦沦入异族。祛害除奸，义无反顾，惟有群策群力，亟起直追，迅电华会代表，坚持原案。”①这是一篇讨伐梁士诒的檄文。同时，也暗刺了梁士诒的后台老板张作霖，说他们“勾援结党，卖国媚外”。自此，梁士诒的卖国行径大白于天下。国人极为愤怒，纷纷对梁进行斥责。　　这个慷慨激昂的讨梁通电，使梁士诒十分震惊。他不便直接回答，便想了一个倒添日期的方法，在６日发了一个微电。微是５日的代称，意思是５日发的电报，电文内容不是针对吴佩孚的通电的，好像根本没有看到吴的电报。梁士诒解释了关于筹款筑路的问题，声明政府毫无成见，希望大家发表意见。梁士诒做贼心虚，这个电报旨在掩盖与日本公使秘密谈判的内幕。吴佩孚的通电，得到了各省直系军阀的响应。苏督齐燮元、鄂督萧耀南、陕督冯玉祥、鲁督田中玉、赣督陈光远等，都连发通电，支持吴氏。　　梁士诒在舆论的攻击下，７日发表通电，解释赎路既无现款，只有采取“国内外合筹债款”之一法，所谓外债不限于日本一国。又发表对外宣言，声明新内阁对于山东问题完全赞成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的主张。但是，梁的声明已经没有人相信了。舆论一边倒，完全被吴佩孚控制了。吴佩孚不依不饶，接连发表了一系列通电。庚（８日）、佳（９日）、蒸（１０日）、真（１１日）、文（１２日）各电，如连珠炮似的射向梁士诒。其中蒸电转述国民外交代表余日章、蒋梦麐的电文：“今晨梁士诒电告专使，接受日本借款赎路与中日共管之要求，北京政府更可借此多得日本之借款。北京交涉之耗，已皇皇登载各国报纸。日本公言北京已接受其要求，吾人之苦心努力将全归泡影。”这是一枚揭老底的重磅炮弹，使梁士诒原形毕露，无地自容。　　但攻梁不是吴佩孚的目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吴在电文里慷慨陈词：“凡属食毛践土者，皆应与祖国誓同生死，与元恶不共戴天。如有以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铁路为是者，则其人既甘为梁氏之谋主，即属全国之公敌，凡我国人，当共弃之。佩孚为民请命，敢效前驱。”吴佩孚在这里所说的“谋主”和“公敌”，明眼人不难看出，指的就是梁士诒的后台老板张作霖。吴的１２日文电表示与梁内阁断绝关系：“燕啄皇孙，汉祚将尽。斯人不去，国不得安。倘再恋栈贻羞，可谓颜之孔厚。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阁！”燕孙是梁士诒的号。“燕啄皇孙，汉祚将尽”，电文巧妙地运用了骆宾王讨武则天檄里的成语。原文是把赵飞燕比喻为武则天，赵飞燕差一点把汉朝毁掉。武则天和赵飞燕一样，也差一点把唐朝毁掉。你梁士诒和武则天差不多，也要把中国毁掉。你梁士诒恋栈不走，脸皮太厚，赶快下台吧！　　在这种情况下，张作霖不能保持沉默，也致电中央，表明态度，电称：“某上次到京，随曹使之后，促成内阁；诚以华会关头，内阁一日不成，国本一日不固，故勉为赞襄。乃以胶济问题，梁内阁甫经宣布进行，微日通电，亦不过陈述进行实况，而吴使竟不加谅解，肆意讥弹。歌日通电，其措辞是否失当，姑不具论，毋亦因爱国热忱迫而至此，亦未可知。惟若不问是非，辄加攻击，试问当局者将何所措手？国事何望？应请主持正论，宣布国人，俾当事者得以从容展布，克竟全功。”在这里，张作霖明目张胆地庇护梁阁，毫不掩饰地指斥吴电。吴佩孚和张作霖的矛盾，已经完全公开化了，充满了火药味。但张作霖的反击显得理屈词穷，苍白无力。吴攻梁阁(2)　　吴佩孚不管这些，继续发电。同时，又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揭露梁士诒。今天一篇《驱鳄鱼文》，明天一篇《讨武则天檄》。把个梁士诒骂得狗血喷头，几无藏身之地。与此同时，又有一些省的督军通电支持吴氏。只是直系首领曹锟躲在保定的光园，没有表态，静观其变。　　吴佩孚叫骂不停，梁士诒却采用了太极拳的软功。逆来顺受，韬光养晦。在回电中，反而称赞吴是“吾国之一奇男子”。又反复为自己剖白，说他从来没有主张过向日本借款赎路，从来没有同意过山东问题由华盛顿移到北京来交涉。但这些表白，没有任何效果。吴不买账，去电坚请他７日内下台，“下野以明坦白”，不要“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为了不给梁士诒以喘息之机，直系军阀采取了集体行动。１９日，除曹锟外，以吴佩孚为首的六省军阀苏督齐燮元、赣督陈光远、鄂督萧耀南、鲁督田中玉、豫督赵倜、陕督冯玉祥等联名，电请总统徐世昌立刻罢免梁士诒。对直系在新闻媒体上攻击梁阁，奉系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张作霖显得束手无策，拿了难题目作不出好文章来。２０日，吴佩孚授意鄂督萧耀南召开高级军官紧急会议，部署驱梁及率部北上。由于张作霖态度不够强硬，徐世昌只得向梁示意，让他见机下台。２０日，梁不肯辞职，不得已，请假到天津去避风。２５日，徐世昌又一次任命外交总长颜惠庆暂代内阁总理。梁士诒在国务总理任上，只有２８天。　　吴佩孚反对梁内阁的卖国政策，不管他出于何种动机，这一行动的本身却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从而赢得了人心。因此，１月８日上海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北京也有外交联合会等四十余个团体，联合通电宣布梁士诒十大罪状。梁上台后，全国掀起了反对山东问题直接交涉、反对借日款赎路、反对起用卖国贼、反对９０００万盐余借款的汹涌浪潮。这就迫使北京政府不敢在屈辱的条约上签字。当然，直奉两系的争斗，是军阀之间的争斗，都是为了争夺地盘和权力，本质上没有区别，没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　　这一电报战回合，直胜奉败。直系猛攻梁内阁，是向奉系蓄意挑战的表现。双方都在磨刀霍霍，“战机乃愈迫愈近矣”！直奉一战(1)　　亲奉内阁总理梁士诒被逐，使张作霖大丢面子，十分恼怒。但直到这时，张作霖对吴佩孚的挑战行为都采取了容忍的作法，不轻易反击。张作霖审时度势，感到直系军力雄厚，奉系一支独对，甚觉势孤力单。为此，张作霖千方百计地拼凑反直联盟。他设想，北伐军首先发动，皖系起而响应，然后他所联合的安徽督军张文生、河南督军赵倜、陕西省长刘镇华等也都在直系的心脏地区及周围地带动作起来，从四面八方打击直系，使直系陷于重围，奉系只要举手之劳，就可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当然，这是张作霖的如意算盘。经过张作霖的努力，此时张作霖、孙中山、段祺瑞的反直三角联盟已经形成。但是，孙中山的北伐军受制于心怀叵测的陈炯明，不能出发。这个联盟还不能起作用。张作霖只能捺住火性，等待时机。　　直系方面，曹锟和他的弟弟、直隶省长曹锐，都不想把事态扩大。曹锟一再约束吴佩孚切勿感情用事，以免造成严重后果。曹锟派直军第二十三师师长、奉天人王承斌三次到沈阳表示善意。张作霖也派察哈尔都统张景惠到保定回访。曹锟进一步建议，撤退北京及直隶境内的奉军，以免直奉两军由于防地逼近，发生意外冲突。张作霖接受了这个建议，派张景惠负责撤退关内的奉军。这一协议使直奉两军的紧张局面，有所缓和。　　但是，好景不长。二三月间，段祺瑞突然从北京逃走，孙中山表示可以出兵北伐。因此，张作霖对直系的态度日益强硬起来。他以换防的名义，调动大批奉军入关。吴佩孚接到这个情报，也在京汉线上扣留车辆，调动军队，准备应战。于是，曹氏兄弟十分恐慌，想息事宁人。　　曹锐于３月８日，以祝寿为由再到沈阳。张作霖对待他仍然像过去一样，亲密无间，有说有笑。可是，一谈到军政问题，张作霖就“顾而言他”，不给曹锐谈正事的机会。没有办法，他只有找到孙烈臣打听消息。孙调侃地问道：“咱们大帅想请教四爷，究竟部下亲呢，还是亲戚亲？”部下是指吴佩孚，亲戚是指曹锟的儿女亲家张作霖。曹锐指天誓日地表示，他们兄弟决不会做出对亲戚不利的事来。话说到这个份上，张作霖便乘机提出三个条件：一是吴佩孚专任两湖巡阅使，不得兼任直鲁豫巡阅副使；二是直军退出京汉线北段；三是梁士诒销假复职，复职后让他自动下台。张作霖深知，这三个条件吴佩孚是不能接受的。只要你吴佩孚不接受，我张作霖就以“反抗元首”和“军人干政”的罪名，予以讨伐。　　曹锐返回保定后，向曹锟作了汇报。曹锟虽然感到这是张作霖的最后通牒，但他还是想拖一拖，不敢下同张作霖决裂的决心。吴佩孚则想方设法，安抚自己的后方。当时的西方国家大多支持直系。美国公使休士曾当面劝告张作霖应根据华盛顿会议的精神，大举裁减奉军；英国公使艾斯顿建议不得在京奉路运兵；天津领事团根据《辛丑条约》，不许天津驻兵，并抗议奉军占领塘沽车站的行为；北京外交团并曾警告奉直双方不得断绝京汉、京奉、津浦各路的交通。这些建议和警告，都是为了限制奉军的。因为他们知道，奉军的后台是日本。　　４月３日，是吴佩孚４９岁生日。借祝寿为名，吴佩孚邀集全国直系１１省的大小军阀五百余人，齐集洛阳，商讨对奉作战事宜。这个会议几乎变成了直系对奉系作战的誓师会。与会者发出“拒奉愿归吴佩孚指挥”和“对奉坚持到底”的呼声。这大大地坚定了吴佩孚对奉开战的决心。曹锐也托名祝寿，看到吴佩孚咄咄逼人的架势，知道战事很难避免。想拉吴佩孚去保定，让曹锟加以劝阻。但吴佩孚坚决不去。会后，吴佩孚加紧调兵遣将。命所部第三师由宜昌北调；王承斌第二十三师调往保定；张福来第二十四师调往郑州；萧耀南第二十五师由湖北北上；冯玉祥第十一师赴洛阳应援。直系各部扣留了京汉线上的车辆，将部队迅速部署在长辛店、保定、石家庄、郑州一带，还强行截取了京汉路收入款项３２８万元充作军费。　　奉系也在加紧备战。从４月１０日起，奉军络绎不绝地开进关内。张作霖以军粮城为大本营，将部队部署在马厂、静海一直到德州一带。奉军改名为镇威军，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孙烈臣为副总司令。孙留沈代张坐镇。杨雨霆为参谋长，王树常为参谋处长。总部设有军需、军医、副官、谍报、密电、交通、文书、运粮等处。前线指挥部设在天津河北中州会馆。奉军准备兵分两路，一路沿津浦线抵徐州，同张文生的新安武军会合，进攻河南；另一路进抵京汉线长辛店附近。奉军派出的兵力计有三个师，十个混成旅，三个骑兵旅，共约为十二万人。张作霖此时还施放烟幕：“直奉本属一家，北洋团体万无破裂之理。”并下了一道手令，严禁天津奉军损害曹家的一草一木。　　曹氏兄弟对奉军的进逼，采取了节节退让的作法。直隶省长公署设在天津，曹锐在奉军进入天津之前，慌忙把公署的文件撤走。派警察厅厅长杨以德代理省长，所有驻津直军全部撤回保定，避免正面接触。奉军在开进德州之前，驻德州的曹锟的七弟、直军第二十六师师长曹锳就弃职出走。曹锟派张国溶代理师长，并将该师撤回正定。曹锟还下令津浦路沿线直军不得抵抗奉军，所有营房和德州兵工厂一律交给奉军。并把自己的家眷送到汉口，表示愿意下台。直奉一战(2)　　直皖战后，直系内部在对待奉系的问题上，分为两派。曹氏兄弟认为，直系刚刚战胜皖系，不宜和奉系闹翻；而自视甚高的吴佩孚压根就看不起胡匪出身的张作霖，主张对奉系予以迎头痛击。是战是和，直系内部举棋不定，因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行动。　　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但在开战之前，双方又展开新一轮的电报战。４月１９日，张作霖发出通电，建议召开和平统一会议。电称：“统一无期，则国家永无宁日，障碍不去，则统一终属无期。是以简率师徒，入关屯驻，期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这是在说明奉军入关的理由，可谓冠冕堂皇。随后直指吴佩孚：“凡有害民病国，结党营私，乱政干纪，剽劫国帑者，均视为和平统一障碍物，愿即执殳前驱，与众共弃。”最后建议：“至于统一进行，如何公开会议，如何确定制度，当由全国耆年硕德、政治名流共同讨论，非作霖所敢妄参末议。”第二天，张作霖又电请徐世昌主持召开全国统一会议，如果有人敢于反对，他就动用武力。这个电报其实就是对吴佩孚的挑战书。　　吴佩孚也在１９日发出通电，反唇相讥：“年来中央政局纯由奉张把持，佩孚向不干涉，即曹使亦从无绝对之主张。此次梁氏恃有奉张保镖，不惜祸国媚外，而为之保镖者犹不许人民之呼吁，必庇护此祸国殃民之蟊贼，至不惜以兵威相胁迫。推其用心，直以国家为私产，人民为猪仔。诸君代表三千万直人请命，佩孚窃愿代表全国四万万人请愿也。”吴佩孚也假托人民的名义反攻张作霖，好像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人民似的。直到此时，曹锟才感到对奉军的妥协退让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因此，下定决心同张作霖开战。为了向吴佩孚表明态度，曹锟向秘书口授一个电报，打给吴佩孚：“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你要怎么办，我就怎么办。”秘书打算改作文言发出，曹锟说：“不必了，就用我的话打给他吧！”①　　得到曹锟的支持，吴佩孚的决心更大了。２１日，直系军阀吴佩孚、齐燮元、陈光远、田中玉、赵倜、萧耀南、冯玉祥、刘镇华联名通电，痛斥张作霖“借口谋统一而先破坏统一，托词去障碍而自为障碍”，表示了他们应战的态度。当然，其中的田中玉、赵倜、刘镇华是被吴佩孚硬拉进来的。２３日，张作霖通电，反驳曹锟所称奉军入关“既无中央明令，又不知会地方长官”的说法，说奉军入关是得到徐世昌和曹氏兄弟的同意的。２５日，吴佩孚与直系将领联名发表《张作霖十大罪状》的通电，声称“作霖不死，大盗不止。佩孚等既负剿匪之责，应尽锄奸之义”。当天，吴佩孚就到前线督战去了。　　吴佩孚早就应该到前线去，为什么迟迟未动呢？因为吴佩孚知道河南督军赵倜同张作霖暗中勾结，他担心赵倜在后方反叛。直到得知冯玉祥率领第十一师、陕军第一师及北洋军第四混成旅各部已开出潼关，先头部队到达洛阳时，他才离开洛阳，亲赴前线。他留下手令，派冯玉祥为援直陕军总司令并代行直鲁豫巡阅副使的职权，后方各军归其节制。冯军的迅速到达，使赵倜的宏威军不敢轻举妄动，吴佩孚可以全力以赴地对付前方军事。这对决定奉直战争的胜负起了重大作用。　　奉军分为西、东两路军。西路军以张景惠为总司令，司令部设在长辛店。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司令张景惠兼，第二梯队司令邹芬，第三梯队司令郑殿升。东路军以张作相为总司令，司令部设在落垡。分为三个梯队，另外附以骑兵集团。第一梯队司令张作相兼，第二梯队司令张学良，第三梯队司令李景林。骑兵集团司令许兰洲，参谋长常荫槐。第二梯队所辖部队有张学良的暂编奉军第三混成旅，郭松龄的暂编奉军第八混成旅，蔡平本的暂编奉军第四混成旅。奉军全部约十二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