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柴尔德家族-2

赫里斯说，皮尔肯定会被邀请入阁，威灵顿将成为外交大臣，而且除非法国愿意让步，否则他认为英国军队将前往德国……你最好告诉你的国王，他必须保持克制，不能与英国玩火，因为她（女王）不是一个可以戏弄的对象……英国对法国的大臣们没有信心，他们只想着革命。你的国王和他的大臣们只能表示他们不想开战：他们不得改变之前的腔调。去见国王，告诉他皮尔、巴麦尊和威灵顿即将上台。这种“鸣枪示警”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后来从保守党向辉格党的转变（缘由）。辉格党的立场如内森在3月18日传达的那样，与詹姆斯的想法有很多重合的地方：“如果法国不能保持冷静，而是对其他三个国家采取行动的话，我们将站到三个国家那边；但是如果其他三个国家攻击法国的话，我们将站到法国那边。”因此，詹姆斯对于改革议案可能遭遇失败、保守党重夺政权的担忧，更多的是考虑国际形势，而不是他个人对这一议案的支持，因为“威灵顿政府会毫不犹豫地与法国开战”。列昂内尔1831年6月观察到，英国政治的混乱将减少比利时解决问题的希望，因为“荷兰国王一直期望（英国）政府有所改变”。詹姆斯4个月后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你们议案的通过正被紧密地注视着，因为人们认为政府将会辞职，我们将进入战争。”当俄罗斯对批准比利时的24条协议犹豫不决时，列昂内尔提出一个问题：“俄罗斯人能做什么？所有事情都取决于改革议案，如果它获得通过并且现任政府留任的话，英国和法国就足够强大，能够找其他国家的麻烦。”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这也说明了威灵顿在1832年5月出人意料地重新掌权时，内森决定不提供支持的原因。这不仅是因为内森害怕如果反对改革的政府掌权，将引发国内“暴乱”；还因为“外交大臣们”——他是指塔列朗、魏森布格尔和比洛——都“处于非常焦虑的状态，防止荷兰国王从新政府获得支持，从而可能导致战争”。这种分析在6个月后得到了响应，当时辉格党竞选获胜的消息受到了詹姆斯、列昂内尔和安东尼的热烈欢迎，他们认为它是“欧洲和平以及法国政府稳定的最好保证”。在比利时，危机即将平息，俄罗斯干预的可能性最后一次浮现时，内森在一封写给詹姆斯的信里道出了他政治立场改变的幅度和本质：你必须写信给我们的萨洛蒙，告诉梅特涅不要被俄罗斯扯进战争中，因为波佐（俄罗斯驻巴黎大使）和国王站在一起，不怎么受人欢迎，他和列文（俄罗斯驻伦敦大使）正游说奥地利和普鲁士宣战。但是，我已经通过可靠途径（可能是比洛）获悉，普鲁士不会参战，他们正在犯一个大错误，因为英国和法国联手，能够做很多事。只要我们保持和平，就不会有战争……写信告诉萨洛蒙，诺伊曼（奥地利大使）一直与波佐交往密切，而且认为我们的政府将变得虚弱。这个人十之###判断错误，现在波佐已经不受欢迎。国王邀请他前往布赖顿，他坐在离国王6个座位以外的地方。国王问他将在这里待多久，他回答说，“6个星期”。现在我们知道俄罗斯想发动战争，梅特涅正被这些人欺骗着。波佐和那些人变得十分荒唐，他们并不了解英国，因此要让萨洛蒙告诉梅特涅王子，不要让自己被俄罗斯蒙蔽。波佐来这里只是为了刺探情报，我确信英国现在比威灵顿时期更加强大。现在，我亲爱的弟弟，不要让你自己被任何人蒙蔽。如果英国和法国紧密地站在一起，那么谁也无法撼动他们。把这一点写信告诉萨洛蒙。在维也纳，尽管没有革命威胁，但也存在着国内###，而且这种斗争带有重要的国际含义：因为它是国外干预行动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斗争。当萨洛蒙1830年10月初回到维也纳时，他是带着命令“让梅特涅王子知道现在维持和平是何等的重要，”因为“战争或和平完全依赖于他一个人”。这有点夸张，因为当时奥地利对于比利时问题的影响力有限；相反，如果维也纳领头的话，俄罗斯（可能还有普鲁士）或许更富侵略性——这也是1830年8月达成的卡尔斯巴德协定的寓意所在，这一协定重申了神圣同盟反对革命的立场。在意大利问题上，梅特涅的态度则毫不含糊。他在1830年11月告诉萨洛蒙，他准备“派遣军队……让这个国家保持平静”，我们看到，他也确实向摩德纳和博洛尼亚派了军队。直到1831年4月，萨洛蒙除了将奥地利的计划传达给巴黎外，其他什么都做不了（不过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他的信到达詹姆斯手里时，总要比奥地利驻巴黎大使奥波尼的官方文件早到3天）。但是，当沙皇在波兰问题上寻求帮助时，萨洛蒙就能够发挥他的影响力了，他预先通报了梅特涅的竞争对手科洛弗拉特伯爵，后者“毫不迟疑地”介入，反对向沙皇提供这类支持。到7月时，他能够自信地向他的兄弟们保证：“我们内部对立严重，奥地利不可能参战，也不希望看到战争爆发，正在尽一切可能避免战事的到来……我确信即便英国和法国对俄罗斯宣战，对奥地利也没有影响，我们将保持……中立。”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即便不在维也纳，萨洛蒙也继续对梅特涅施压，使其避免陷入战争。1832年3月，他从巴黎给梅特涅写了一封冗长而且饱含感情的信，敦促他不要对佩里埃派兵占领安科纳的举动反应过激。11月，当法国军队突然出现在安特卫普时，库贝克抱怨说：“梅特涅王子很像一个钟摆，在塔提切夫（俄罗斯驻维也纳大使）的战争与萨洛蒙的和平之间摆来摆去。”金融杠杆如果不是凭借他们的金融实力，我们很难评估罗斯柴尔德兄弟对于和平的持续游说能够获得多大的成功。如上文所述，罗斯柴尔德家族有两根“杠杆”可以使用：他们不仅从自己扮演的非正式外交沟通渠道的角色中施加影响力，同时还借助了实实在在的财政压力——如果一个政权准备开战，向他们寻求贷款，他们就能予以拒绝；相反，他们能够向一个有和平倾向的政权提供财政支持。这里有必要再次强调罗斯柴尔德影响力的有限性，不仅在那些在1830～1833年间没有大规模提升军费开支的国家（英国和普鲁士），就是在那些确实提升了军费从而有贷款需求的国家（法国、俄罗斯和奥地利），他们的影响力也同样有限。罗斯柴尔德的金融杠杆在那些没有合伙人的首都，其作用最为有限。在柏林，罗斯柴尔德兄弟被1830年爆发的革命撞个正着，当时他们正在进行一次债券转换行动，目的是将他们此前借给普鲁士的英镑贷款对应的债券利率从5%转换为4%。从一开始，这就不是一桩被看好的交易。萨洛蒙、安塞尔姆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朋友”克里斯蒂安?罗特尔进行多番讨价还价之后，终于在1830年2月达成协议，罗斯柴尔德家族将以98点的价格发行一批新的4%利率的债券，其收益用于赎回此前的5%利率债券。新发行的债券总额为380万英镑。此外，围绕1822年发行的一批债券，类似的转换行动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截至法国革命2月爆发时，仍有一半的4%利率债券没有卖出去。随着欧洲金融市场的暴跌，除了急剧打折外，再没有其他的办法来处理这些债券：2月，新债券的交易价为795点；新的抛售无疑进一步挫低了价格。但罗斯柴尔德兄弟仍需按照合约的规定，以98点的承销价格向普鲁士支付现金。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承受履行合约必然产生的损失（据罗特尔估计超过了367万英镑）吗？可能，但由于此前在法国4%利率的债券上损失太多的钱，所以不难看出他们为何如此决断地想从这次巨亏交易里抽身。安塞尔姆自然地被派回了柏林，进行一轮冗长而又格外艰难的谈判，普鲁士多名官员和大臣使出的计谋让谈判难上加难，这些官员和大臣因反对取消转换协议而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最终，卡尔也被派去柏林协助安塞尔姆，双方才能够达成妥协。实际上，支付了大约14万英镑的罚金后（实际支付时，经过各种扣除只付了5万英镑），罗斯柴尔德被允许延期转换债券，直到欧洲金融市场恢复稳定。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次成功的行动，避免了遭受更多的损失，但是普鲁士官方为什么同意妥协？罗特尔对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三世的进言是基于个人利益的。“如果内森?迈耶?冯?罗斯柴尔德的公司被迫严格执行合约规定，”他指出，“不顾当下不利的情况，那么他们就可能在所有的市场里以任何价格抛售全部的4%利率债券，进而给我们的公共信誉带来严重打击。我们以往的经历告诉我们，冯?罗斯柴尔德公司涉及的金融交易中，如果它扮演的不是中间人，而是反对者的角色，那么这些交易肯定会失败……”换句话说，罗斯柴尔德的弱点同样会给普鲁士政府带来负面冲击，尽管迫使它履行合约，普鲁士能够在短期内获益：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最近的1830年1月的法国贷款以及转换普鲁士签约于1818年的债券（后者联合了多家其他银行业公司），使得他们遭受了大量损失，罗斯柴尔德银行在这类交易中已经完全丧失了信誉……尽管他们的财富仍然十分可观，但仍缺乏这类交易所需的现金，因为他们的财富大多由欧洲各国的债券组成，目前不能在任何一个交易所兑现。罗斯柴尔德银行因此拒绝为了赚取佣金而直接接手任何大额的贷款业务，而且他们在账目上的垫款还将增加，他们接下来就会寻求以极低的价格抛售新近发行的债券，这将损害相关的国家。但这番话如果不是因为普鲁士自身也需要新的基金来应付备战所需的各项开支，也不会有任何作用。用詹姆斯的话说，普鲁士尽管“在所有大国之中，最不希望开战，最希望避免战争爆发”，但它仍然不能忽视1831～1832年间发生的重大战争威胁。罗特尔写给国王的信显示，他可能接受了阿姆谢尔的劝阻，取消了发行新债券的计划。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了大量的短期现金垫付款，总额达到了500万泰勒元，以国库券作为抵押；他们还向一笔彩票贷款提供了支持。正是这些资金的提供，在延缓债券转换的谈判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双方决定在1833年恢复债券转换，而到这时，普鲁士的4%债券价格已经恢复到了92点，而且“目前的政治形势不再是引起严重关注的因素”。换句话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柏林仍拥有一些财政支配能力；但是它只能确保在债券转换问题上获得普鲁士方面的妥协。这个时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们试图采取任何举措影响普鲁士的外交政策：罗斯柴尔德家族从弗雷德里克?威廉那里得到的只是一些瓷器以及（纳特的）私人商务政务员的头衔。如果说他们在柏林的力量有限的话，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圣彼得堡的影响力几乎是不存在的。确实，俄罗斯在对付波兰人时比任何大国都需要金钱。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俄罗斯财政大臣坎克林的关系一直不好，因此即便是俄罗斯人1831年初直接联系了他们的代理人加塞尔寻求一笔贷款时，詹姆斯仍然十分谨慎。“（俄罗斯财政）大臣一定非常缺钱，”他说，“这意味着他将不能履行（偿还）义务，如果他不能支付利息的话，那我们届时就很难办了。”他认为任何贷款只以收取佣金的方式提供，而且以分期的方式一小笔一小笔地发放，他反对内森立刻提供40万英镑贷款的决定。“为了防止战争爆发，”他警告说，“无论是法国、俄罗斯还是普鲁士都难以履行支付利息的义务，他们将利用一切围绕战争的借口来为自己无法支付利息开脱。”另一方面，如安塞尔姆认为的那样，如果战争的危险消除——尤其是俄罗斯赢得了对波兰的决定性胜利后——这些政府将不再需要他们的服务。只要危机持续，继续用钱的政府会“接受任何条件”。实际上，詹姆斯真正的担忧是政治上的：他并不反对提供俄罗斯政府多达500万英镑的贷款，只要这一事实不被巴黎方面知晓即可，因为法国极为同情波兰。“可以预料的是，”他指出，我们将遭到报纸的严厉批评，除此之外，在此基础上提供贷款，我没有任何异议……如果波兰人能够获得胜利的话，就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解许多事情的紧张程度，因为我们必须尽一切所能与自由派合作。有没有可能声称（俄罗斯财政）大臣与加塞尔安排贷款并以加塞尔的名义提供？我建议我们应当非常谨慎地考虑，防止我们介入这件事的消息为公众所知。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他一周后重申了自己的疑虑：“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如果我们支持俄罗斯打击波兰的消息传出去，我不能确定自己会不会被乱棒打死，因为这里的公众极为同情波兰。”但是，他很显然准备冒触犯众怒的风险提供贷款，只要相关条件足够吸引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讨论发生于波兰在奥斯托卡彻底战败前。实际上，内森在这场战役后的几天中，成功地向俄罗斯政府兜售了一些枪支。詹姆斯对于收获的利润感到“异常开心”；再一次，他唯一担忧的就是被公众知悉已发生的交易：以上帝的名义，我请求你不要提供你的名字，除非迫不得已，如果以“罗斯柴尔德”的名字登记卖了枪支，那么请将这一信息严格保密，否则我就可能被枪杀，因为人们会说是我卖出的枪屠杀了波兰人。昨天，我的一个朋友来看我，他是一家报纸的记者，他给我看了一则报道，说我们正向卢森堡提供资金以帮助他们镇压比利时人。他并没有写这样的文章，因为他相信我。亲爱的内森，由于公众的思想已经转向自由主义，我们必须更加小心谨慎。这就是你为何要尽一切可能防止卖枪的信息走漏给报纸的原因。1832年年末，一笔100万英镑的贷款请求再次浮现。詹姆斯再一次感到忧心不已，他认为英国媒体“将把我们撕碎，会声称我们正向沙皇提供贷款，使得他能够发动战争”。但他再一次准备冒险。毕竟，“似乎没人能够用100万英镑来征服世界。”而且为了确保安全，列昂内尔认为“为了防止战争爆发……必须有条款规定……战争爆发后我们不一定要继续付款”（这一条款也用在了这一时期以及之后的罗斯柴尔德贷款中，我们在之后的章节里将看到）。但是，如詹姆斯预料的那样，坎克林再次“欺骗”了内森，他只是把罗斯柴尔德的贷款意向当做了一个筹码，来迫使俄罗斯政府的传统银行家霍普提供更好的条件。罗斯柴尔德家族竞争这笔贷款的传闻让那些法国流亡者——查理十世的支持者，他们为俄罗斯领头的反对革命的行动提供银行服务——感到吃惊不已，他们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革命的影响下，已经衰弱到令人吃惊的地步”，目前“在伦敦（内森）和塔列朗的领导下为革命运动”提供服务。毕竟，这是俄罗斯可能进行干预，从而让荷兰避免接受24条协议的最后机会。内森和詹姆斯可能本能地意识到，如果他们取代霍普处理这笔贷款，他们就能够向俄罗斯施加压力，迫使它不要采取干预行动。相反地，内森在成功取代霍普之后发出的俄罗斯将开战的警告是一个幌子。因为这让人很容易得出结论，认为他准备对俄罗斯的军事干预行动视而不见，只要能够赢回他在圣彼得堡的影响力就行。詹姆斯则认为他哥哥获得俄罗斯的业务过于艰难。“在我看来，俄罗斯可能会走向衰败，没有他们，我们能够更高兴地做生意，”1834年，他在另一笔贷款发放时写道：“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应该亲自写信给彼得堡，因为你被拒绝过太多次了。不要给他们另一个让你难堪的机会。”“你认为我们会与俄罗斯达成友好的条件吗？”他两年后又问。他显然认为不可能。这也再好不过地说明了罗斯柴尔德金融实力的局限性。即便是合伙人居住的地方，同样有困难存在。在伦敦，保守党权势衰落——从天主教徒解放运动开始，1834～1835年的皮尔政府倒台宣告其彻底失势——毫无疑问削弱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金融政策的影响力。1830年12月内森试图讨好格雷的财政大臣奥尔索普时，后者对他几乎不屑一顾。“冗长的谈话结果，”奥尔索普提及，“就是我满意地看到，他一定认为我是这个世界上有史以来最蠢的一个傻瓜，否则他绝不会认为他能够如此轻率地骗我按他的意愿行事。”而且，不管内森对于格雷政府寄予了多大的同情，他从未得到过太多的政府内部信息：实际上，格雷在1834年的辞职让他大吃一惊。但是，内森政治影响力的下降与辉格党“将他拒之门外”的关系不是很大，主要的原因是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财政政策让他变得相当多余。除了一个例外——1835年补偿奴隶主的1500万英镑贷款——这个时期，英国政府再无其他大笔的借贷。政府开支逐渐下降，而收入则保持平稳，尽管间接税继续呈轻微下降趋势。出于这样的原因，内森在伦敦的影响力比詹姆斯在巴黎的影响力要小得多。尽管内森也愿意充当政府间的信息渠道，但是他很难影响信息的内容。辉格党政府希望避免比利时战争，更多是靠运气，而不是罗斯柴尔德的精心设计。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詹姆斯在巴黎很明显地成功利用金融杠杆打压了法国的激进政策，尽管他的实力不应该被夸大。革命让巴黎分行处在了一个极度脆弱的状态，背负着大量不断贬值的3%和5%利率的公债，以及为发行4%利率的波利尼亚克贷款而欠法国财政部的1000万法郎。另一方面，新成立的法国政府被迫立刻开始借贷，发行大量的国库券。詹姆斯的第一反应带有他的鲜明特性：早在1830年他就告诉内森，“这里将有大买卖要做”，而且他打算参与其中。尽管他猛烈批评了拉菲特的外交政策，但是他在讨论资助政府财政方面一点也不迟疑。他的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在1831年向他的哥哥们解释说：“我认为，与现任政府做生意，将推高公债的价格。”而且，“商人们全都同意提供贷款，我应该加入他们的行列中，因为我不想被排除在外”。问题在于，其中的一些钱显然是用于军事用途的（这也被“军队收受我贿赂的一个上校”证实）。实际上，詹姆斯和内森在这一时期，向法国政府兜售了大约28万支英国枪械和其他一些军事装备——一种值得注意的“对冲”举动，这主要是他们口头上一直宣扬和平主义。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保证称法国的军备完全是用于防御目的，更多的是因为战争的高昂费用难以承担。詹姆斯对这样一个想法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即“战争的爆发对于（法国政府）非常危险”，他还说，“我可以向你保证，他们一笔又一笔地借贷，用新借来的钱偿还之前的利息”。当塞巴斯蒂亚尼在1831年2月提到法国拒绝“听人使唤”时，詹姆斯表示怀疑：“他们基本上没有任何资金储备。他们拿什么发动战争？因此，我认为我们不会爆发战争，不管别人怎么说。”这也解释了为何詹姆斯会支持佩里埃的原因，因为后者似乎认识到了财政对于法国政策的束缚：佩里埃告诉我：“……如果我们选择战争，我们将难以承担我们的债务，因此我不希望加入政府的第二天，财政部就陷入破产状态……”简而言之，除非得到维持和平的保证，否则他不会组建政府……如果佩里埃不加入政府，那么我担心面临破产的财政部将被迫发行5%的债券。这也解释了詹姆斯给佩里埃提供财政和道义支持的原因所在，它不仅仅是因为和平以及合适资助的贷款能够带来公债价格的上涨：我将与佩里埃沟通一下，可能接受委托发行一笔贷款。财政部需要资金……我们必须提供资金协助政府，并确保银行家参与其中，给这些人提供资金符合我的利益，因此……我能够从这些事中抽身……我认为佩里埃将推高你的股市……我想告诉你，我们或许能够与佩里埃做生意。但事实是，詹姆斯无力阻止通过发行债券筹得资金用于战争中。他只是缺少讨价还价的筹码来坚持内森建议的条款，“为防止战争爆发，这些协商好的款项支付……不能是强制性的”。他能够做的只是希望佩里埃“（对奥地利入侵博洛尼亚）不要摆出过于好战的姿态，因为我们必须牢记人们希望获得贷款。”确实有一些证据显示，这种财政上的考虑使得法国政府在教皇公国问题上避免了与奥地利开战。市场对于贷款将稳定财政状况的期望抵挡住了战争危险带来的悲观情绪。实际上，法国财政大臣路易利用4月市场的一次轻微上扬提出了对自己更为有利的贷款条件，这也被詹姆斯认为是政府期望和平的一个迹象。而潜在敌对国的大使，比如韦特（普鲁士）和波佐（俄罗斯）个人也对参与贷款业务感兴趣，也向列昂内尔暗示，和平将被维系。但是，詹姆斯在1831年春天体会到的一种感觉十分重要。“我现在什么都不是，”他向内森坦白说，“今非昔比，以前，这样的贷款完全由我们自己包揽。”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实际上，1831年的贷款数额并不足以解决法国政府的财政问题，詹姆斯从一开始便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此外，财政部同时进行的公众订购“国家贷款”的计划以失败收场：8000万法郎的“国贷”只卖出去2500万法郎，剩余的最后只得卖给银行财团。如果当政的是一个比佩里埃更为激进的政府，那么它肯定会效仿18世纪90年代的做法，通过印钞票来追求一种更富侵略性的外交政策。但是，只要佩里埃仍然在任，金融现实主义就一直占据着上风。8月，随着比利时危机逐渐缓和，詹姆斯很高兴地听到政府准备再筹集1亿法郎的贷款来减少流动债务。两个月后，他和列昂内尔再次确证，佩里埃说他“将实现维莱勒没能做到的事，他将发行5%利率的债券，然后再减少它们”，这是一个削减开支的明确信号。此外，维持偿债基金的决定也让詹姆斯和列昂内尔感到十分高兴。1832年，他们再次在法国金融市场上发力。5月，罗斯柴尔德为首的财团竞得了4000万法郎的巴黎市的贷款。这为获得另一笔15亿法郎的政府贷款铺平了道路，同样也是由财团共同运作。重要的是，詹姆斯坚持等到荷兰放弃对于比利时的宗主权，然后再提供贷款。到这个时候，认为法国可以无须英国同意就能采取单边军事行动的想法并不被认同。詹姆斯在1833年初被要求考虑提供另一笔贷款时，外界对于法国的侵略性担忧已经消退，这一点可以从公债的价格走势上看出来，2月，3%利率的公债价格短暂地达到了80点。实际上，法国政府选择削减了军队规模，继而控制国防预算，而且，很快就开始讨论实行另一次债券转换计划，降低现存的债务成本。类似的事4年后仍在讨论。简而言之，法国政府在财政上受限，但这种限制并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独自施加给它的，而是由巴黎所有的大银行联手施加的。最重要的一点是，19世纪30年代，不存在罗斯柴尔德垄断法国公共财政的现象了，因为这个时期的贷款都是由银行团体公共运作的；与此同时，国库券的售卖业务参与者更为众多。詹姆斯拜访佩里埃和其他大臣，更多的是为了获得敏感的财政消息，而非发挥自己的金融杠杆作用。他在1832年1月谈道：“与萨洛蒙一起去拜访佩里埃，打探他是否有什么消息，进而根据他提供给我的信息来决定我将来的行动，因为我们目前持有大量的公债，因此行事必须万分谨慎。”因此，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普鲁士、俄罗斯和法国在19世纪30年代决心在比利时或波兰问题上开战，那么罗斯柴尔德家族根本无力阻止。不过，这也低估了这一时期梅特涅的奥地利在中欧以及东欧所扮演的领导角色：如果没有奥地利的参与，实际上更是领头，反对革命传播的保守远征是难以想象的。这点让我们关注到萨洛蒙在维也纳所扮演的角色，他有时被描绘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人物，避免了1830年7月之后爆发战争。早在1830年11月，萨洛蒙便暗示根茨，罗斯柴尔德兄弟遭受重大损失之后，已经无力资助发动一场战争。类似的是，当梅特涅派奥地利军队进军博洛尼亚时，詹姆斯对佩里埃进行干预，他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财政疑问，在战争前夕，他问：“奥地利如何能够支付它的（债务）利息？最好不要拿自己的全部身家（去赌一场战争）。”与詹姆斯一样，萨洛蒙在维也纳也没有占据垄断的地位。1830年春天，当奥地利政府发行3000万古尔登的4%利率公债时，萨洛蒙只是承销的4家银行之一，而且他也未能从贝特曼手里夺得5%利率债券的转换业务。革命之后，他与他的兄弟一样，无力去想政府贷款被他的竞争对手攫取这样的事情。梅特涅1831年3月要求发行3600万古尔登的5%公债，以资助在意大利的干预行动时，萨洛蒙和其他3家维也纳的银行共同接下了这笔生意。此外，合约条款里有这样一条规定：如果爆发战争，贷款需要在3个月之内偿还。但是，萨洛蒙对于梅特涅秘密的借贷没有采取任何反对举措，当时梅特涅从法兰克福分行借了2000万法郎，这些钱自1815年巴黎协定签订时便以日耳曼联邦的名义存在法兰克福分行。此外，他在1832年初，威胁梅特涅，如果他不批准比利时的24条协议，他将撤回财政支持，但此举似乎没有收到什么效果：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殿下应该知道我们承接了上笔5000万法郎贷款的四分之一，而且还在交易所买进了证券以支撑公债的价格，而且我们也正在进行其他的重要金融活动，也在谈判新的交易。而这些都会受到政治事件最直接的影响，我希望一身轻松地去看我的兄弟，我谦卑地恳求您，殿下，让我的经理……知道你对目前形势的看法，奥地利政府是否将承认比利时并批准声明。梅特涅急忙向他保证“由于他非常清楚俄国沙皇的基本态度和意愿，他可以保证沙皇的态度与奥地利国王一样倾向和平”。但是这只是在打太极；奥地利又过了3个月才批准了协议。萨洛蒙明确利用金融杠杆的举动出现在1832年6月，当时他在巴黎。他在一封特意写给梅特涅的信中，以前所未有的强硬口吻写道：“我不能装着漠不关心……听说奥地利政府将在1832年再发行一批公债，但愿不会如此。”你知道，我们在法兰克福、巴黎、伦敦和维也纳所持有的奥地利公债，数量总额达到了数百万。现在，你不能脚踩两条船；如果我们公司被迫抛售……我们能期望得到什么样的价格呢？我们将被迫兑现我们的公债，不论我们是否愿意这样做。资本家以及商业世界对于一年内发行两批公债会作何反应？而且第一批公债的款项支付直到今年12月才完成？这样的举动可能会导致公债价格的急剧下跌。政府就不可能以较低的利率来得到另一笔贷款，这样的打击继而会伤害奥地利的财政，而政府也将难以实现既定的目标……此外，公众又会如何评价新的贷款？“一定要打仗了，一定要打仗了，因为奥地利又筹集另一笔贷款了。”即便我们不会被迫抛售，我们目前也是这样做的，但价格仍然会骤然下挫，奥地利的信用将严重受损……这就是我对于今年筹集另一批贷款的看法，即便只透露出一点点风声，后果都可能不堪设想。乍看起来，这番话似乎并不像是要施加财政压力，从而限制梅特涅采取激进的行动。但重要的是，这封信出现在国际形势相对平缓的时刻：奥地利已经批准了24条协议，围绕安科纳的争议也已经解决。仔细地分析，它更像是一个金融建议，以避免奥地利公债价格下跌，进而损害罗斯柴尔德维也纳分行的收益。萨洛蒙并不反对筹集贷款：纯粹出于技术原因，他坚持认为“如果确实需要钱，发行国库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进而为银行进账1200万银币……这一过程几乎不用政府付出任何代价，而得到的资金能够使用6～8个月。”一年后，他和其他三家维也纳银行兴高采烈地参与了另一批公债的发行，总额达4000万弗罗林；1834年又向一笔价值为2500万古尔登的彩票贷款提供了支持。如果这些是和平的锁链，那么他们绑得并不紧。承销和平实际上，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各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所使用的两个途径，其分量并不相等，拒绝提供贷款的情形与提供资金支持相比要少得多。最经典的例证就是他们对爆发革命的国家提出贷款请求的回应方式。罗斯柴尔德家族自1827年开始，便与位于比利时的兴业银行有生意往来。布鲁塞尔爆发革命后的数天内，詹姆斯重新与兴业银行取得了联系，随后在超过1个月的时间里，提供了100多万法郎帮它抵挡革命的风暴。与此同时，他和内森讨论是否向荷兰提供贷款，可能是作为劝说荷兰国王接受比利时独立的“胡萝卜”；萨洛蒙将这类贷款看做有助于“控制我们的战争贩子”。但是内森同时也挥舞起一根大棒：当荷兰在1831年8月侵入比利时的时候，他立刻向布鲁塞尔政府出售了枪支。直到荷兰撤兵并且似乎准备接受失去比利时的事实，他和詹姆斯才准备向荷兰提供一笔利率为6%的贷款，“因为如果有了钱，他就不会再考虑任何类似于战争的行动”，当然不用说，“从荷兰政府那里能够赚很多钱”。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在比利时这边，尽管詹姆斯认为“那里有大笔钱可赚”，但兄弟几个直到24条协定得到利奥波德签署后才采取行动。1831年底，与比利时银行家厄希合伙，他们提供了一批总额为275万英镑的贷款——是前一年提供给荷兰的贷款数额的5倍。这或许被认为是一场“豪赌”，因为用外交途径来解决两方争议被认为不切实际。有趣的是，当时一幅英国漫画《协议——骚动的社会》显示，各国代表齐聚唐宁街，画面左方的内森抱怨说：“你们的协议没有任何用处；先生们，如果你们不替我争取好处，我就不再借钱给你们。”（见图11）同一时期的一幅版画描写内森正在猛拽一只比利时鹅，嘴里嘟哝着：“你和你的比利时债券见鬼去吧！我拿不出一便士买它们；在我看来，它们没有西班牙债券那么值钱。”（见图12）安塞尔姆有一个担忧，“我认为比利时在许多年里都没有能力支付红利，这很让人担心”。另一方面，他又说：“那里确实有钱可赚……我们必须装着若无其事，然后从傻瓜身上赚取利润。”由于债券发售给投资者时，荷兰国王并没有重新对比利时采取敌对行动，作为债券承销商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赚了一些利润；如果荷兰再次入侵，按照“现有的一则条款，如果战争发生，我们无需再提供任何东西”。正如詹姆斯报告的那样，经纪人和银行家甚至在债券发售前“吞进（债券）就像是吃甜麦粗粮面包一样”，尽管债券发行时罗马###及比利时协议推迟签署的消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购买需求，迫使詹姆斯不得不回购托市。到1832年春天，由于荷兰陷入了外交孤立状态，罗斯柴尔德兄弟准备（在比利时）做更多的生意。外交解决方案使得布鲁塞尔新政府背上了欠荷兰的债务的名声，这也浮现了一个明显的可能性。“那里有钱可赚，”詹姆斯写信给内森说，“只要你给塔列朗一点好处，我亲爱的内森，他将安排你担任处理这些债务的代理人，就像巴林在1815年充当法国与其他大国的中间人一样。”如果“我们将自己置于比利时和荷兰之间，就能赚到钱”——当然前提是两国之间不会再爆发战争。1832年8月，第二批190万英镑的贷款提上了议事日程，其中1/3的债券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巴黎发行——尽管当时法国政府发出了警告，“我们此刻给比利时人钱简直是疯了，这相当于给他们提供了开战的便利条件。”花花公子和日记作家托马斯?雷克斯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在9月12日写道：“比利时问题已经马上就要解决，局面就如12个月前一样。”委任统治毫无用处，荷兰不会放弃一丁点儿要求。利奥波德希望屈服，但比利时人不愿这样做。他的国库空空如也，如果不能限制比利时人再次开战，罗斯柴尔德就不会提供贷款。但将会出现更多的投机行为，套利的行为必然盛行。欧洲所有的国家都需要钱，资金的缩减幅度超过了任何其他灾难。但是，当法国军队在第二年11月开进比利时，迫使荷兰接受相关条约时，轮到詹姆斯有些迟疑了，当时比利时大臣希望他提供一笔1000万法郎的短期贷款。“我们必须帮助这些人，”他有些焦虑地写道，“否则，他们就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只会再次采取愚蠢的行动……简而言之，这些人……没有钱，而且……也不会赚钱。”他满腹牢骚地说，比利时是“一个差劲的国家”。直到形势变得明朗——而且得到了路易?菲利普和梅特涅的双重保证——荷兰已处于外交孤立状态，并且默许比利时继续占领卢森堡和林堡，罗斯柴尔德家族才答应了比利时的借款请求。与兴业银行的合伙当中，巴黎分行获得了一半以上的新发行国库券。从许多方面来说，借贷给新成立的国家是一场赌博，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无从得知外交对立能够和平解决。但是这种“豪赌”收益颇丰，不仅仅是因为比利时被证明是欧洲工业化的发动机之一。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但是，在波兰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情形。尽管罗斯柴尔德在华沙的商业联系与在布鲁塞尔一样，但他们对波兰起义的胜利从没有认真地考虑过。除了同情——“可怜的波兰人，我怜惜他们。”夏洛特给她母亲写信说——他们没有给起义者提供任何帮助；相反，正如我们看到的，他们希望借钱给俄罗斯，并成功地向圣彼得堡兜售了枪支。在意大利，支持革命也不是问题。即便在政治形势得到控制之前，罗斯柴尔德兄弟就与意大利银行家托洛尼亚合伙，安排了一笔40万英镑的贷款提供给教皇。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30年代的其他交易相比，这笔贷款更让当时的人们感兴趣，一个犹太银行借贷给天主教廷的事实让他们感到可笑或恐惧。比如，卡尔1832年1月听教皇布教引来了如潮的评论。“现在世界终于进入上帝造世的时候所期望的秩序。”博恩讥讽道：一个贫穷的基督徒吻了教皇的双脚；一个富有的犹太人亲了他的手。如果罗斯柴尔德以60点的价格获得贷款，而不是65点，那么就能够给主教管家1万通用金币，那么他就可能被允许亲教皇的脖子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确实比他们的祖先犹大?伊斯卡里奥特高贵，他收了30枚小银币，就出卖了基督；如果他也拿来卖的话，罗斯柴尔德家族一定会把他买下来。“与异教徒时期的罗马一样，基督徒的罗马也被攻克了，甚至还要被迫高唱赞歌。”更有同情心的海涅调侃道，他脑海里浮现的是一个胖胖的教皇特使，抵达罗斯柴尔德位于拉斐特街的办公室里，向“一个浅灰色头发的年轻人转达罗马的颂扬……这个年轻人比他看起来要年老一些，冷静坚定，他气定神闲的表情让人以为他的口袋里装着这个世界所有的钱。而实际上，他确实把全世界的钱装到了他的口袋里；他的名字叫詹姆斯?冯?罗斯柴尔德……那么，《犹太法典》进一步的要求是什么？”“犹太银行家说：‘上帝给了我对财富的忠诚以及对富有的理解，它是社会的权杖。’”阿尔弗雷德?德?维尼1837年写道：“现在，一个犹太人凌驾于教皇和基督徒之上。他为国王们提供‘薪酬’，用钱购买国家。”实际上，罗斯柴尔德家族自身对于接近教皇持有怀疑态度。起先，詹姆斯倾向于让两家英国银行：威尔逊公司和赖特公司领头，他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我们是犹太人，如果这个教皇是个邪恶的人，他将对自己说，可以拒绝付钱给犹太人以获得一张通往天堂的门票；第二，我认为教皇的财政状况是很糟糕的，与西班牙的情况类似，但如果他们决定不支付利息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直接介入贷款行动。同时，他和列昂内尔又担心被英国银行发现很容易就能卖掉他们的债券份额，因为“他们能够让他们的天主教朋友购买他们的份额”，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网差异很大，而且不具备教皇朋友们的信心；要么不接这笔贷款，要么被迫投入我们自己的钱”。这也解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提议分三期提供贷款的部分原因，而且第一批发出后，他们保留撤回的权利。另一方面，稳定教皇国财政至少能够提供短期的外交利益，因为（佩里埃、波佐和奥波尼全都同意）“教皇，如果他需要钱而且得到了满足，那么他将能保证和平将持续下去”。此外，公众对于贷款的需求远远超出了詹姆斯的预期，他连忙重新订立了合作条件，置威尔逊公司以及赖特公司于不利境地，两家公司发现自己相当于被赶出局。债券以70点的价格发行，很快升到79点，被认为是一次“最棒的小生意”，列昂内尔如释重负地报告说。尽管1832年2月再次出现的###使得价格出现了轻微下挫，但到了夏季，价格冲到了83点；到1835年，只差一点点就达到了面值。乍看起来，这其中包含了某种自相矛盾的东西，海涅也指出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革命模棱两可的态度：他们既给革命的国度，如比利时提供贷款；同时又给保守的教皇国提供资金。仔细分析，其基本原理是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向新国家提供资金，只要它们得到了5个大国的支持。正式或非正式的担保让贷款有了吸引力，无论它们是提供给独立的比利时还是给肤浅变革的教皇国。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只是运用了19世纪20年代便实行的政策，当时的人们将他们错误地解读为神圣同盟的银行家。他们支持比利时也有先例，那便是提供给希腊的贷款。早在1830年2月，当时萨克森-科堡的利奥波德被当成了新王国（比利时）的国王人选，詹姆斯敦促内森：拜访一下你的科堡朋友，那里有希腊的生意可做。英国已经同意，如果科堡准备好接受（王冠），那么他们将担保每个月向比利时提供等额贷款，就与法国以及俄罗斯一样；他也正在与他们谈判，争取让英国与法国、俄罗斯一起提供担保。这有点言之过早。直到1832年5月，几国才签订一项条约，为一笔提供给新国王的贷款提供担保，而且新国王来自巴伐利亚，而不是来自科堡（更不是路德维希?博恩所预测的荷兰王子）。但是罗斯柴尔德仍然决定负责处理这笔贷款，并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赢得了对巴伐利亚银行家戴希塔尔以及西班牙银行家阿瓜多的竞争。希腊自身可能“没有价值”，但法国、英国和俄罗斯提供担保的6000万法郎贷款看起来是板上钉钉的事。这种感觉也是相互的。奥波尼道出了所有外交官的心声，他说：“罗斯柴尔德先生，如果没有你的参与，这笔各国都感兴趣的巨额贷款将无法筹集。”形成对比的是，对各国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的地方——比如葡萄牙，1830～1834年多姆?佩德罗从巴西回归并且成功地夺取了他兄弟多姆?米格尔的王位——罗斯柴尔德家族则敬而远之。在一个多极的世界里，5个利益截然不同的大国寻求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危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确保和平方面所做的事，与他们兜售和平相比要少得多，因为他们的实力比人们认为的要有限得多。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二章 世界的银行家（1）罗斯柴尔德家族是现代银行业的奇迹……我们看到，经过2000年的迫害，犹太人的后代凌驾于国王之上，地位高过了帝王，他们将整个欧洲大陆攥在了自己的手里。罗斯柴尔德家族统治了一个基督徒的世界。任何一个内阁提出议案时都少不了他们的建议。他们轻松地伸出手，从彼得堡到维也纳，从维也纳到巴黎，从巴黎到伦敦，从伦敦到华盛顿。罗斯柴尔德男爵，这个家族的领头人，是真正的犹太人之王，是万能之王，人们一直期待的救世主。他掌握着战争与和平、祝福与诅咒的钥匙……他们是欧洲国王以及美洲共和国首脑的经纪人和顾问。他们还想要些什么？——《奈尔斯每周纪事》，1835～1836年1832年之后的岁月里，随着对于革命以及战争的担忧渐渐消散，罗斯柴尔德家族似乎扩大了他们金融影响力的地理范围。上面引用的美国报刊的评论只是这种扩张带来的诸多评论中的一条。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托马斯?雷克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罗斯柴尔德家族，他们从曼彻斯特的一家店铺起步，成为欧洲的金钱帝王。通过位于巴黎、伦敦、维也纳、法兰克福、彼得堡和那不勒斯的分行，他们掌控了欧洲的汇率，此前任何人都没有实现过这一点；现在他们似乎掌握着大量的国库。当下，任何一个帝王如果少了他们的支持，都无法获得贷款。”皮克勒王子用一个德语双关词“Glaubiger”（信奉者或债权人）做了解释，“伟大的罗斯柴尔德可以与苏丹媲美，因为后者是所有信众的统治者，而前者则是所有统治者的债权人。”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利斯特对此表示赞同：罗斯柴尔德是“以色列的骄傲、大财主，是旧世界金银币以及金块银块的主人，在他的钱箱前，国王和帝王们谦恭地低下了头”——简而言之，他是“万王之王”。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在早期并不怎么出色的诗句里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这些诗1833年发表在昙花一现的《国民旗帜报》上：看，这是交易所的支柱！它是内森?罗斯柴尔德本人，他的名声在天下所有的交易所里回荡；借助钱财的荣耀，他成为第一个犹太人男爵，他不是“犹太人之王”，而是“驾驭国王的犹太人”。他是金钱和公债的伟大化身，1/8，1/2和1/4，借据，选择权和份额；他将新国王玩弄于股掌之中，就如年轻的小姐戏弄宠物一般；国王将是无可置疑的公牛和熊。漫画家响应甚至细化了这些评论。一幅可以追溯到1829年的漫画显示，内森变成了“嗡嗡作响的贷款陀螺”，国王在他们面前谦恭地低着头，他给他们分发着硬币（见图21）。这类漫画中，可能最有力（轻蔑）的一幅画出自一个德国漫画家之手，时间大概为1840年。《大水泵》把一个怪异的犹太人——很明显是一个合成的罗斯柴尔德——描绘成了一个巨大的钱泵，作者借用了德语单词“pumpen”的双关含义，意指泵水或借贷（见图22）。画中人站在齐膝深的口袋里，口袋里装满了黄金；他膨胀的肚子是地球，一个路易金币（写着“地轴”）代表北极或肚脐；头上戴着纸做的王冠，上面写着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罗斯柴尔德的主要贷款名称（提供给普鲁士、俄罗斯、那不勒斯、奥地利以及葡萄牙的贷款）。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二章 世界的银行家（2）根据他外套上的口袋数量来看，他简直是“世界所有王室的遗嘱执行人”。两只手分别有两个小人抓着手指，似乎正在操控水泵（尽管并不清楚他们实际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它的动作）。左边一个代表的是土耳其，右边其中一个是奥地利。下面全是罗斯柴尔德金钱的接受者，硬币正源源不断地流进他们的钱箱和帽子里。埃及统治者穆罕默特?阿里和他的儿子易卜拉欣?帕夏在画面左边，正在用勺喂苏丹；他们下面坐着一个戴眼镜的人，跟前趴着一条大头狗，可能是英国国库大臣（尽管站在他身后的两个人无法确定身份）。另一边，毫无疑问是路易?菲利普和法国政治家阿道夫?梯也尔；他们右边那个一眼很难看出来是谁的人，可能是西班牙将军巴尔多梅罗?埃斯帕特罗。但尽管这些人物都是罗斯柴尔德金钱的接受者，他们都痛苦地被带刺的藤蔓缠绕着，这些藤蔓根植于膨胀的钱袋。他们下面也有两个小一点的人物：站在已经关闭的海关的那个人，手里举着“禁止进口”的牌子，另一个从开放的海关通过的人手里举着“允许进口或新的收入”；士兵在莱茵河右岸集合；埃斯帕特罗下面的人则在哀求拿到他们“没有发放的薪水”。这幅漫画暗示，罗斯柴尔德不仅将金钱泵到全世界，而且还像一个巨大的心脏那样把它们吸回来。内森的主导地位但是，这种壮丽的图画与内森?罗斯柴尔德以及他的兄弟们十分平凡的实际表现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真正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大水泵》中的人物没有多少重合的地方。曾经有许多好奇的访问者到过皇家交易所（伦敦股票交易所）看内森做生意，按照其中一个人的说法，他是“一个长相非常普通的人，面貌粗俗，松弛下垂的嘴唇以及突出的金鱼眼。他的体型肥胖，显得笨拙，穿一件翻领大衣”。我们现在有大量描绘内森这些特征的画像和漫画。比较早的一幅由理查德?戴顿绘制，标题为《皇家交易所一览》，1817年10月第一次出版（见图23）。这是一个穿着黑色外套、戴着高帽男人的侧影，挺着肚子，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另一只手拿着一张纸。这幅画被证明是众多插画家喜欢的一幅：内森以类似的姿势出现在乔治?克鲁克香克的《皇家交易所》（1821年），以及他的《布赖顿美人》（1826年）之中。但是，每次再版时，都会有一些精细的微调。托马斯?琼斯在他的1829年版本的《交易所之柱》中增加了一个细节，这幅画将内森安排在了他最喜欢的交易所东南角的一根柱子前（见图24）。两者编列起来有着特殊的含义：内森就如柱子一样坚硬、固执，但同时也暗示了两者之间的对比之处——柱子白色均匀，内森一身黑、肚子突出。没那么“讲究”的艺术家更进一步，夸张表现了内森突出的下唇和肚子，这种方式无疑带有敌意。比如，法国艺术家让-皮埃尔?当唐在1832年制作了一尊内森陶瓦小雕像，它是当时嘲笑罗斯柴尔德艺术品中最怪异的一例。内森的嘴唇突出，与帽檐一般长，并且松垮地垂着，就像是鳕鱼的嘴；他的大肚子沉重地压在两条细腿之上。萨克雷在他的素描《N?M?罗斯柴尔德先生》，同时配了上文引用的诗句（见图25），忽略了内森的肚子，但是最后一节诗文毫无疑问地显示，作者发现内森的外形丑陋：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二章 世界的银行家（3）啊！财神！你的魅力奇妙地给予了我们！否则，我们肯定会认为你有失体面，当人们的好感增加后，它会给你带来上帝般欢乐，混合了猪和猴子脸孔的脸上绽放出笑容。就如他尖尖的脑袋那么明显，亲爱的读者，我们详详细细地将他展现给了你们；然后我们将把犹太人独自留在他的荣耀中。内森死后，大量他的黑色半身侧面影——大多数使用“伟大人物的身影”字样作为标题——包含了比较多的同情意味，它们其实也不是献媚。即便罗斯柴尔德家族请人给内森画了大量的肖像，实际上也不是试图赋予其光辉的形象。在许多人眼里，内森的伟大本来就存在于日常的工作与生活中。一些人看待工作中的内森时，觉得他周围笼罩着一种英雄般的光环。这篇开头引述的那个美国访者宣称：“他周围的气氛以及他的处事方式中，有一种统帅一切的感觉，那些接触他的人主动表现出的恭敬，显示出他并不是一个普通人。‘那是谁？’是自然而然的问题，‘犹太人之王’则是答案。”但是，尽管他的性情与拿破仑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是金融界的帝王却从没有受到过英雄般的对待。当时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胖子在买卖一张张纸片：人们挤在他的周围，举着各种汇票。他会扫一眼某张汇票，还给对方，然后肯定地点一下头；接着转向另一个寻求建议的人。两个俊朗时髦的年轻人站在他身边，做着记录。他们的讨价还价控制着当天整个欧洲大陆的汇率。他的弟弟詹姆斯同样易于接触。1837年，一个巴黎的记者“要见冯?罗斯柴尔德先生本人……他是人人传颂的人物，公债的大东方组织（欧洲最老的共济会组织）以及欧洲安全的关键枢纽”。这个记者惊讶地发现，“国王”走进他的“首都”时是那么的普通：冯?罗斯柴尔德先生只露面一小会，从下午3时到3时25分，这就是说，收市前5或10分钟……他通常由一个侄子陪着来到交易所，他的出现引起的骚动不是一般的猛烈。人们急切地围住他，尤其是那些纠缠不休的交易员，但这并没有干扰他倾听他们的声音，然后用他惯常的幽默回答。他自己会向一些关系紧密的银行家打招呼；他与别人的交谈从不冗长，说话时也没人交头接耳；当铃声响起时，人们四下散去；人们走后，他也如别人一样离去——没有到来时的那种仪式。萨洛蒙在维也纳似乎更平易近人：“每天，从12点股市开盘到下午4点收市，他一直被交易员和投机者围绕着，他们向他焦急地报告着市场的走势，并急切地希望得到并执行他的交易委托。”那些曾经进过罗斯柴尔德办公室的人也被他出乎意料的谦虚所震惊——尽管对外面的人来说有些不可思议。1826年，皮克勒王子第一次见内森时，吃惊地发现“伦敦城的统治者……实际上……待在一个毫不起眼的地方……在他账房的小院子里，我见了这个神圣同盟中神通广大的人，狭小的院子里还摆放着一辆装着银锭的货车。”详细描述内森时代纽考特内部情况的文档无一留存下来，但我们或许可以从迪斯雷利的小说《坦克雷德》中找到一些相近的描述（尽管作者可能有所修饰）。与皮克勒当年一样，坦克雷德拜访时，发现与罗斯柴尔德相像的西多尼亚已经与一个外国大使在小房间里谈事：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二章 世界的银行家（4）坦克雷德进到斯金花园，巨大的台阶下停着一辆带有外国王室花冠的两轮马车。一个又高又胖的门房接待了他，门房看到这个年轻人停下来不再往前走，于是懒洋洋地从一个带有顶棚的椅子里站了起来，问这个刚进来的年轻人有什么事。“我想见德?西多尼亚先生。”“现在不能见，他正忙着。”“我有一张便条要给他。”“噢，给我吧，我会给你送进去。你可以坐在这里。”门房打开了一个接待室的门，但坦克雷德不愿意进去。“我在这里等就行了，谢谢你。”坦克雷德说，他环视着橡木做成的大厅，墙上挂着几幅肖像；一条楼梯蜿蜒而上，这种豪华的楼梯在现代的伦敦别墅中绝不会见到。“（门房说）我现在不能打搅主人；西班牙大使正和他在一起，其他人还在等着。当大使离去时，一个秘书会把你的信以及其他信一起拿进去。”此刻，坦克雷德仍在大厅里逗留，进来了好几个人，而且跟门房连招呼都没打，直接向房间里走去。“那些人要去哪里？”坦克雷德问。门房带着一丝不解和轻蔑的神情瞪了他一眼，然后有些自言自语地回答他说……“我想，一些人去账房，一些人去银行。”这件事过后，年轻的造访者又被晾了一会，直到一声“驾”宣告西班牙大使终于离去：“现在你的信将和其他信一起被送进去了。”（魁梧的门房）对坦克雷德说。坦克雷德被带进一间宽敞而且相当长的房间，房间全部用老橡木装饰，散发着浓郁的奢华气息……土耳其地毯，深红色绸缎做成的窗帘，几张巨大的桌子上铺着纸，几张休闲椅。墙边有几个铁柜子，这些就是房间里的全部家具。房间的一角是一扇玻璃门，透过玻璃门可以看到用做账房的房间，里面挤满了办事员。平时门会用一块厚羊毛毯遮着。这段描述让人感到怀疑的地方就是罗斯柴尔德其他分行的氛围与此完全不同。比如，詹姆斯的办公室通常能够轻易地进入。梅特涅的儿子维克多19世纪20年代末拜访詹姆斯时，他发现：办公室就像是一个电影放映机，各种各样的人以及各种各样的声音不停地进来、出去。那天，这种来来往往尤为引人注目，因为在交易所交易的证券价格剧烈地波动。这个大银行家本人也表现出了一丝焦虑，平时他总是保持着冷静。我们的谈话很快被一个向老板报告股价的职员打断。根据当时人们极为稀少的描述，法兰克福分行在其设计上也是“开放式的”：他坐在办公室里的职员之间，就像一位君王；他下面是他的秘书们，四周能看到一群来来往往的交易员。他会跟每个人说一两句话，他像是个商业天才，能够立刻知道如何回答每个问题，能够对任何放到他面前的生意做出决定……要跟他私下里说一些生意上的事几乎不可能；他在办公室里做的每件事都是公开的，就像是在法庭里。换句话说，罗斯柴尔德各个办公室里发生的事与各个交易所的情形没有太大的差异：交易员来来去去，相互交换着各种纸张。因此，那些期望去他们办公室看到一些能够彰显他们权势东西的人，无疑会感到失望，因为他们只要看一眼交易员的日常工作，就能知道罗斯柴尔德几兄弟的工作情形了——不过这也是试图探寻罗斯柴尔德成功的无形动力的一个诱惑：比如，希伯来护身符，或像巴尔扎克小说主人翁纽沁根那样，靠精心编织的骗局发迹。当时的人们唯一能够发现、可以用来证明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凡成功的线索，就是内森进行复杂金融计算的速度和轻松度，他将这归功于他的记忆力。“即便没有儿子协助，”另一个作家评价说，“据说他也能够记住每一笔交易。”他的讣闻撰写人后来在《泰晤士报》上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二章 世界的银行家（5）他在计算利率方面，无论是提取还是存入，都不会有丝毫的障碍；他的记忆力如此之好，以致不管每天经手多少交易，他从来不用记笔记，回家后能够丝毫不差地口述给办事员。内森死后，另一个作家写道：“他的野心就是比别人更快、更有效地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会以自己全部的能量勇往直前。到达终点后，目标对他而言已经失去了所有的魅力，于是他就会将自己永不知疲倦的头脑转向别的东西。”对有些人来说，这种不知疲倦的才能甚至被认为有些诡异。一个看过内森工作的人发现：他个性中的僵硬和紧绷会让你好奇地觉得似乎有人正努力地要将他挤到身后去，而他也不害怕或羞于承认这一点。眼睛通常是解读灵魂的窗口，但是在内森身上，你会得出结论：这扇窗开错了，或透过它们你看不到任何灵魂。眼睛里没有丝毫的光线透射出来，即便偶尔出现一点点闪烁，也是四下散射。给你的唯一感觉就是一张空空的皮囊，你会怀疑，里面什么都没有，它是怎么站立在那里的？其他人一个接一个地走向它，它会向旁边移两步，瞬间固定的灰色眼睛里闪出你从未见过的光芒，就好像一个人从剑鞘里拔出一把剑一样。进来的人，可能只是偶然经过，只停留一两秒，但在这短暂的过程中，他脸上表情的变化（多种多样），尽管你不能用语言形容，但你能感觉到一定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切过后，他的两眼再次暗淡无光，他再次恢复了雕像一样的姿势。整个早上，大量的人来到这里，所有人受到了同样的接待，也以同样的方式离开；最后，这个人自己也消失在空荡荡的交易所里，留下你恍然若失地思索着。尽管这番描述有些过头，但它捕捉到了当时的人们评价内森时经常提到的一点：内森集冷静与突发惊人行为于一身，两者能在瞬间实现转变。1821年，据说他接到有人要暗杀他的警告，当时他“带着一丝微笑，感谢了提供情报的人。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他没有对任何一个人做过错事，他不能接受有人会策划如此残忍的行为，因此他认为警告不值得关注”。但是，两年后，当他发现一个陌生人占据了自己在皇家交易所经常使用的位置后，他变得“如此激动，花了好些时间才恢复平静，并开始交易”。《给银行家的传单》指出，内森“坚强并且不受拘束的意志”以及“新的地位带给他的高傲，使得他对任何个人风险不屑一顾”。我们也提到，这种傲慢的品性经常渗透进他的信件里。一个显然目睹过内森发火的人回忆说：“罗斯柴尔德先生的愤怒盖过辨别力时，他所使用的语言仍不会超越赚钱所允许的范围……他的口述信件通篇渗透着赚钱的思想，即便他发现一张汇票出乎意料遭到拒收而让他勃然大怒，但在信件到达收件人那里时，其语言已经转化成了商业词句。”但是，几个兄弟之间都是亲笔写信，其他四兄弟就没有商业伙伴那么幸运了。我们也看到内森在写给兄弟的信中是何等的粗暴；这一点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改观。1828年，萨洛蒙的儿子安塞尔姆写信给列昂内尔：“请告诉你的好父亲，以后不要写这么暴躁的信给阿姆谢尔大伯了。我可以向你保证，它们伤害了他的健康。出于什么原因？因为他写信给你父亲，说他希望拿一些钱，那是你们欠他的。考虑到大伯年纪已老，身体虚弱，如果你们不注意写信的措辞，他就不再收信了……”6年后，纳特报告说，阿姆谢尔的“健康状态让他非常担忧”并“非常强烈地”建议父亲“在你的信里哄他开心一些，不要斥责他，因为这对他的伤害超过你的想象”。内森与詹姆斯之间偶尔也会发生摩擦。比如，1832年，詹姆斯“非常强烈地反对”向希腊提供贷款，直到他接到纽考特寄来的信才最终同意，信里是这样说的：“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让这桩生意从你的手里溜走。”当内森改变主意时，詹姆斯欣喜若狂，内森给他寄了第二封信：“有关希腊的事，不要采取任何行动。”两人在1835年的葡萄牙贷款的问题上也有类似的碰撞。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二章 世界的银行家（6）仅以内森的个性还不足以解释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金融方面的成功，尽管他的个性相当重要。19世纪30年代兄弟间逐渐增多的争吵并不是因为内森的主导地位。比如在1831年，列昂内尔转达了一条信息给他父亲：“詹姆斯叔叔希望爸爸不要仅为自己的利益在伦敦做法国公债方面的生意，因为这将破坏巴黎分行与伦敦分行之间的生意，到最后其他人将乘虚而入。”两年后，纳特从法兰克福写信说，他的阿姆谢尔大伯“抱怨爸爸跟他做的生意太少了……我能肯定，亲爱的爸爸，你会看到大伯想要什么，他特别希望你能像以前那样跟他做生意”。由于没有收到纽考特方面的任何回馈，纳特被迫再试一次：他恳求爸爸你能够尽可能多地跟他做生意，那样会很好；他抱怨你给巴黎和维也纳太多的优先权了。我必须说，他是非常优秀的人，如果可能的话，和他做一笔生意吧，让他高兴一些……但是，不理会争执也是明智的。除了争执，阿姆谢尔的抱怨里说出了一些事实。到19世纪30年代初，由于兄弟几个相互见面的次数变少，伦敦分行与法兰克福分行之间的金融联系似乎也松懈了不少。这也不是离心力起作用的唯一迹象。仅仅1年后，卡尔在那不勒斯向詹姆斯提出了非常类似的指责。这次，内森被迫充当两个弟弟之间的调停人。“亲爱的内森，关于我们的兄弟卡尔写信跟你说我没有定期给他写信的事，”詹姆斯在一封信里对卡尔的指责做了回应。为了维持良好的关系并遵照你和萨洛蒙的期望，我实际上已给他写过5封信了，我也彻底忘记了他写给我的那些愚蠢的信……我当它们不存在。请让那不勒斯将我的信转寄给你，这样你就会了解我确实写信了，因为我想维持和睦的关系，不想发生任何争吵。我做到了一个诚实的人为他的兄弟所能做的一切。他们可以抱怨我，但是我不会再给他们写信，除非我收到他们的信，因为我仍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我对这一荣耀的坚持与我们的兄弟卡尔一样。当然，兄弟之间发生争吵时都写信给内森的事实，也表明内森的“司令”地位是何等的牢固——他是整个罗斯柴尔德大厦所依赖的支柱，就如皇家交易所的柱子一样不可撼动。但是诸如这类的争论也表明，维持这座大厦的稳固，其他的墙壁也是必要的。罗斯柴尔德机制如果罗斯柴尔德成功有一个“法宝”的话，那应该是他们5家分行之间的合作机制，这使得他们成为世界最大的银行（以整体来看），同时将自己的金融影响力通过5个主要金融中心扩散到全欧洲。这种跨国机制由合伙人协议监管着，这份协议每几年重新修改、签订一次，它实际上是一个金融联邦的宪章。我们知道，最早的这类协议起草于1810年，但这并不是协议范本，因为当时迈耶?阿姆谢尔还处于掌控地位，而且当时的战事也让内森没有签约。1815年签订的五兄弟间3年协议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联邦”协议。这阶段最关键的事情是伦敦分行的庞大财富。根据协议的序言，五兄弟的“合伙财富为50万英镑左右”，但很显然，大多数钱是内森的。协议寻求重新定义五兄弟的财产总额，除去一些项目（可能是房产），然后以5万英镑本票的形式将内森给其他四个兄弟的20万英镑分配到位。结果，336万英镑的份额是内森的，占整体的27%；阿姆谢尔与萨洛蒙各自占20%；卡尔与詹姆斯分别占16%。此外，几人同意所有的开支用伦敦分行的收入来支付，每年年终的时候几方平均分配利润。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二章 世界的银行家（7）在协议有效的3年期间里，兄弟5人的资本以指数级增长，从336万英镑升至1772万英镑。如此大幅度的增长要归功于内森在同一公债方面的大量成功投机，尽管总体资金或多或少保持原状，但他的兄弟们此时同意在分配利润时偏向内森。正如卡尔所说的那样：内森应该获得多于五分之一的利润。他有一个大家庭，他需要更多的钱。无论你们怎么安排，我都同意……你告诉我，你也认为内森应该给予一些特权。我们获得的一切，确实都归功于他。他拯救了我们。我们希望早一点抛售，但他阻止了我们。此时，技术上已经有了“五个合伙人共同运作下的三家联合商业组织”：伦敦的N?M?罗斯柴尔德公司、法兰克福的M?A?冯?罗斯柴尔德兄弟公司以及詹姆斯在巴黎的新据点：冯?罗斯柴尔德兄弟银行。因此，伦敦分行的一半利润将归内森所有，他的兄弟每人得到利润的1/8；内森同时还会得到其他两家分行1/4的利润，其他兄弟每人分得3/16。1818年的协议同时还引入一个新的制度，即每个合伙人每年获得自己资金份额的4%，用来支付各种费用（生意和家庭开支）；任何用于遗产、房产或地产上的大额费用将从个人的资金份额中扣除。此外，“为保持账本和账目的规整……需要作出规定，尽管三家分行组成共同利益集团，但自定汇率、经纪费、邮资和邮票价格，三家分行相互间的利率定为5%”。为了增强集体身份的感觉，协议特别要求每家分行每周向其他分行通告自己的交易情况。尽管这份协议最初只打算使用3年，但实际上它一直延续到1825年。但是，如果认为这份协议是兄弟和谐的一个标杆，那就错了。除了我们在前文叙述过的五兄弟在这段时期常见的争吵外，欧洲大陆的四兄弟曾另外订立一份协议，其内容反映了他们与内森之间严重的分歧。因此，1825年代协议恢复了1815年的机制：利润将平均分配，这反映法兰克福与巴黎分行的资金增长迅速，有望超过伦敦分行。另一方面，内森的个人份额仍然超过了联合资金的1/4，此时的数额超过了400万英镑。此外，尽管萨洛蒙和卡尔或多或少地定居在维也纳和那不勒斯，他们的分行并没有获得前三家的同等地位，继续被当成法兰克福的“分支机构”，1828年前没有任何独立的资金（这之后也只拥有相对较少的资金）。这可能阻止了上述的离心倾向。几个合伙人此时确保“知会彼此所有的交易，不管其内容是什么，过程和结果如何”，不过是每个月通知一次，不再是一周一次。1825年的协议也第一次将第三代人吸纳进了公司，在萨洛蒙的儿子安塞尔姆与内森女儿夏洛特结婚后，他成为了合伙人之一。罗斯柴尔德兄弟第一次增加了道德方面的内容：1825年的文件包括了一项条款，允许安塞尔姆退出生意，如果“工作变得过于艰巨”；并且寻求遗产问题可能出现争执的解决办法，即规定每个合伙人的后代无论继承的资金份额是多少都必须接受，不能诉诸法律。协议特别声明，如果一个合伙人的后代起诉其他尚在人世的合伙人，这个后代继承的资金份额的1/3将被罚没，然后分发给法兰克福、伦敦和巴黎的穷人。只描述他们所定的条件，很容易忽视这些协议所包含的秘密特性，保密做法也一直被流传了下来。当兄弟几个1828年8月在法兰克福会面，总结相对让人失望的3年时，内森的妻子汉娜和儿子们也一起去了那里，但他们全部被排除在协商会议之外，8年后依然是这样的情形。“爸爸和他的兄弟以及安塞尔姆几乎一直忙着商量安排他们所关心的事，”汉娜说，“会议在（阿姆谢尔的）花园的塔楼里秘密举行。”她能够说的就是“每件事似乎都一致通过”。这对她来说让她放心了不少，1828年的协议显示，尽管内森的个人资金份额维持不变，但伦敦分行的相对重要性继续下降。它所占总资金的比重只为27%多一点儿，而在1818年，这一数字是42%。这一份额在之后的8年里只上升了非常小的幅度，而且还是因为1836年法兰克福会议前的一件事发生才实现了这一改变——内森的意外去世。1828年的协议，由于伦敦主导地位相对降低，使得欧洲大陆的合伙人能够确立利润分配的有利方式：从那之后，内森可获得伦敦分行60%的利润，但只能获得法兰克福、那不勒斯和维也纳分行10%的利润，其余四个兄弟每人获得10%的伦敦分行利润，225%欧洲大陆分行的利润。这条法则——毫无疑问提高了伦敦分行的相对自主性——在内森死后也仍旧保留：他所有的权利全部转移给了他的4个儿子。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二章 世界的银行家（8）毋庸讳言，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金融上是成功的。实际上，1850年前，他们资金的增长速率以及规模在银行业历史上都是空前的。表2-1总结了19世纪上半世纪各个分行的总资金数额：表2-1：罗斯柴尔德总资金（1797～1844年，单位：千英镑）179718071810181518181825182818361844法兰克福99506727680680014500153432121427500巴黎550350012490146641774223146伦敦900742011420118331793420051维也纳68025011042500那不勒斯550129626834625总额99506727336017726408204338460077777782备注：1815年资本总额或许过低：关于资本总额是50万英镑还是336万英镑的协议并不明确。同时注意，1815年的数字是各个合伙人个人的份额，而不是分配给各个分行的份额。1807年的数字由古尔登转为英镑，当时1英镑兑换1016古尔登。1828年的数字也是由古尔登转换而得，当时1英镑兑换12古尔登。数据来源：档案文件罗斯柴尔德家族资源的庞大规模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就拿1825年来说，他们的资金总额是巴林兄弟资金总额的9倍，是詹姆斯在巴黎主要竞争对手拉斐特的11倍。他们的资金总额甚至超过了法兰西银行（此时大约为300万英镑）。记录1830年以前的各个分行资金数额的资料残缺不全。比如伦敦分行，1809年的总账保存了下来，但1828年之前的损益账目全部没有留存下来。图26给出了截至1850年的“结果”数据：每年年初的上年度利润占资金总额的比例。这些数字中表明了几点：第一，他们的业绩存在巨大的波动，有非常成功的年份（1834年），当时的利润接近资金总额的1/4；也有遭受严重挫折的年份（1847年），公司接近1/3的资金亏损了。平均下来，利润实际上并不可观，尽管这部分反映了计算净利润前扣除了各种开支的事实。利润（或亏损）的数额只是简单地加到前一年的资金总额里（或从中扣除）；这一机制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最大的竞争对手巴林所采用的机制截然不同，巴林倾向于计算毛利润，并且将毛利润分配给各个合伙人。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他们竞争对手最大的不同可能是他们将利润重新投入了生意中，因此他们的资金总体上出现的是增加趋势，而巴林兄弟或多或少地保持资金稳定，寻求能够保证自己生存的最大化利润。1829～1846年，N?M?罗斯柴尔德公司的资金总额增加了90%，而巴林兄弟只增长了50%。图26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年度利润占资金的百分比（1830～1849）来源：附录2，表格b。其他几家分行里，分类账目得以保存下来的是相对较小的那不勒斯分行。考虑到它的规模，那不勒斯分行的利润有些不可思议，尤其在它创立的头10年里。1825～1829年，它的平均年利润超过了3万英镑，当时它的资金总额还不到13万英镑；整个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它的年平均利润为2万英镑。与伦敦和巴黎分行不同的是，它似乎从没有出现过亏损的情况，即便遭遇了1825年、1830年和1836年的3次危机。卡尔可能被当时的人认为是5兄弟中天赋最差的一个，他的信也反映出他处事有些迟钝，但是毫无疑问，他在金融方面仍然十分精明。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二章 世界的银行家（9）不幸的是，没有这个时期的巴黎、法兰克福和维也纳分行利润的完整数据。巴黎分行唯一残存的是1824～1828年间的数据，它所告诉我们的，是1825年危机给詹姆斯造成的伤害程度（他的损失不少于356万英镑）以及他从挫折中恢复的速度（他的利润在随后两年里分别是44万英镑和124万英镑）。不过，我们可以从资金总额表上推断出每个分行的年度利润（见表2-2）。这些数字有些出人意料地显示，伦敦分行的盈利能力实际上比其他三家主要的罗斯柴尔德分行要低：1818～1844年间，法兰克福与巴黎分行的平均年利润都高过伦敦分行。内森的兄弟们，尤其是阿姆谢尔经常要忍受与他们认为的“司令”相比较的痛苦；但即便在内森占主导地位的那段时期，法兰克福也比伦敦更具盈利能力。维也纳，考虑到它较小的资金规模，其盈利能力也是相当高的。表2-2：5家罗斯柴尔德银行年平均利润（1814～1844年，单位：千英镑）1818～18251825～18281828～18361836～18641818～1844法兰克福11028737980巴黎163-8386775伦敦5714693449维也纳81117N/A那不勒斯451724N/A总计33085208221204数据来源：档案文件当然，问题是当5家分行仍被认为是不可分割的合伙人时，进行这样的比较是否准确。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通讯表明，5个分行依靠一种集体策略获得了各自利润的一大部分，这种策略1836年之前的订立者是内森。如果没有这种有效获益的策略，兄弟之间就无须如此频繁地相互写信，信的内容也无须如此详细。如果各个合伙人不再觉得需要依靠别的合伙人，那么利润摊分的基本原则就不会持续如此之久。那不勒斯的资产负债表给出了很好的例证，说明了5家分行是如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1825～1850年间，它的资产中属于其他分行的资金很少低于18%的比例，有时甚至多达30%。这种情形在其他分行似乎也是一样。1828年，巴黎分行31%的资产是欠其他罗斯柴尔德分行的钱，主要是欠纽考特（伦敦分行）。几兄弟究竟是怎么赚钱的？截至目前，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经营政府债券方面的生意，（从他们的信件内容来判断）这也是他们在1836年之前最感兴趣的活动；而且这一活动给当时的人留下的印象也最为深刻，因为它包含了明显的政治寓意。表2-3提供的数字是伦敦与法兰克福分行（其他分行的数据无法获得）在这一时期发行的贷款（债券）面值总额。表2-3：伦敦与法兰克福分行发行的债券面值（1820～1859年，以每10年计，单位：英镑）NMRMAR1820～18295871533648929471830～18394319415035995121840～18493516961129308011850～1859884859007373825数据来源：《金融世纪》第16～81页，艾尔著；《迈耶?阿姆谢尔》第29～42页及第206～228页，伯格菲尔著。这些数据证实，罗斯柴尔德家族（尤其是伦敦分行）在这一时期是国际债券发行的主导力量。1815～1859年间，伦敦分行一共发行了50笔贷款，主要是提供给政府，面值总额约为25亿英镑，占到了19世纪50年代英国海外资产的10%。形成对比的是，巴林兄弟在同一时期只发行了14笔，面值总额为6600万英镑。表2-4提供的是1818～1846年间，伦敦分行贷款的流向地域——包括少量的大笔私人贷款。这些数据显示，当时人们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是“神圣同盟的银行家”的说法有些夸大；伦敦分行最大的客户是法国和英国，而普鲁士、俄罗斯和奥地利远远地排在后面。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二章 世界的银行家（10）表2-4：伦敦分行发出的贷款（1818～1846年，按照借贷者）借贷者总额占贷款总额百分比英国44938547292法国27700000180神圣同盟*29029566188普鲁士[12300400][80]俄罗斯[6629166][42]奥地利[3100000][20]那不勒斯[7000000][45]葡萄牙550000036巴西448620029比利时1168106476其他**584375038私人部分24900000162总数1540791271000*普鲁士、俄罗斯、奥地利与那不勒斯。**荷兰、希腊与丹麦。数据来源：《金融世纪》第14-42页，艾尔著。阐明政府债券在罗斯柴尔德各个分行资产负债表中的重要性相对容易。伦敦分行现存最早的资产负债表（1818年）显示，它的资产中非常大的一部分——超过了1/4——投资在英国政府债券之中。如果算上它持有的丹麦政府债券，这一比例超过了37%。同年，法国分行35%的资产是3%利率的法国公债。“国家证券账户”在维也纳分行的资产中占据了同样的比例，这也显示了罗斯柴尔德大胆的策略：保持“最上等”的证券所占资产比例为1/3左右。但是，计算这些债券发行所产生的利润非常困难。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每一笔收取的佣金和其他费用都不相同；一些债券的发行实际上带来了重大的损失（比如1830年的法国贷款）。不管怎样，兄弟几个在债券市场挣到的大部分钱并不是来自于发行新债券，而是来自于对现有债券的投机。这其中，要找出精确的数据也非常困难。从现存的记录来判断，各分行账户的构成主要基于对各种业务或交易回报的计算，并且确保各个分行之间不存在差异。与大多数19世纪公司的总账一样，伦敦分行并没有按照种类来组合记录交易：各种买卖行为按照实际发生的时间相继记录，年底时再合计。理论上，计算买卖政府债券获得的利润是有可能的，但是这无疑要花费大量精力，总账也没有试图厘清这方面的数据。那不勒斯分行有一个“公债账户”，但是它也保持了其他政府证券，如那不勒斯、罗马政府债券的独立账户。由于它经常改变每半年的会计惯例，建立新的账户用于继续进行的交易，因此要对它的活动得出让人深刻印象的评价几乎不可能。最多可以说它绝大多数利润来自5～10个联合账户，有些是与其他罗斯柴尔德分行的联合账户，有些是与意大利银行的联合账户；利润也来自于为第三方进行交易收取的佣金，来自于各种没有列出明细的贷款利息。当然，如果罗斯柴尔德只经营政府债券，那这就没什么问题，但他们在银行业里的活动实际上多种多样，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趋势更为明显。政府金融是他们的最爱。如果按照生意的成交量而不是利润来衡量，相对重要的是伦敦“商业银行家”的经典业务：接收商业票据或汇票。按照1882年《票据法》的规定——它给已有300多年历史的这种业务形式进行了精确的定义——汇票是“某个人（出票人）填写地址（并签名）后提供给另一个人（付款人）的无条件支付命令……要求……付款人（当他签署票据后变成了承兑人）在未来……确定的日期……支付给特定对象或持票人……确定数额的款项”。换句话说，某些货物的卖家可以向买家开出汇票，以便向他提供一段特定时间（通常是三或四个月）的赊账期，这样就能够让他在货物抵达并卖给制造商或零售者之后，再支付款项。商业银行扮演的角色是双重的：代表买家（收取一定的手续费）充当汇票的接受人或以一定的折扣（收取利息）从开票人手里买入汇票。贴现也可以再次打折将汇票卖给中央银行，在汇票上增加自己的签名或背书。承兑汇票的银行家是在有效地“兜售他的名声”，这也就是说，他的名声是有信贷价值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二章 世界的银行家（11）这类商业票据的买卖是内森?罗斯柴尔德主要的活动之一。它的重要性也能够从残存的资产负债表中推断出：1828年的“应收票据”占了伦敦分行资产的1/4；“应付票据”占了债务的5%。这类业务在欧洲大陆的罗斯柴尔德分行重要性要低一些，反映了19世纪大量国际贸易通过伦敦运作的事实。内森1832年在银行委员会作证时阐明了这一点，“从整体的角度来看，这个国家是全世界的银行……在印度、中国、德国以及全世界进行的交易，都受这里的主导，并通过这个国家达成协议”。但是，内森也解释说，其他罗斯柴尔德分行在他的业务运作中仍然扮演了重要的辅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