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飞翔》作者：[英]维多利亚·贝克汉姆-7

我和大卫结婚后不久，我们和我妹妹，还有几个朋友正呆在“常春藤”（维多利亚夫妇常光顾的一家餐馆），这时有人给我们送来两瓶香槟。“太好了，”我对侍者说，“谁送的？”“那边的一位女士。”我当时没有戴眼镜，看不清楚他指的是谁，所以我就走了过去。我绝对想不到竟然是麦当娜。“这是我从伦敦来的朋友，”她伸出胳膊搂住我说，“我想让你见见我美国的朋友。”‘真是好生奇怪，我在和麦当娜讲话。我一直是她的忠实歌迷，我感觉像一个孩子第一次见到了圣诞老人。当我和妈妈一起在约翰刘易斯幻想有人在问我要签名时，谁会想到有一天麦当娜居然会知道维多利亚·亚当斯是谁，那个来自戈夫橡树、脸上长粉刺的十几岁的姑娘。在学校里谁都不愿意和我讲话，更别提麦当娜了。她给我介绍的第一个人是迈克尔·乔丹，一个巨人。我们握了手，那是一双世界上最大的手，有西餐盘那么大。我看看大卫，他简直就是呆住了，充满了敬畏。而我好像在说，大卫，不要让我尴尬，把嘴巴合上，把舌头从地上捡起来。接着她让每个人看我的婚戒，显得那样自然，一点也不做作。在场的还有一个家伙，但是我们由于看到迈克尔·乔丹太过惊讶了，因而我没听到他的名字。后来我们意识到那是瑞奇·马丁，客气点说，他本人比电视上显得略胖一点。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让你最感孤独的地方是时装模特走的T 型台。现在回想起来，我答应在2 月份伦敦时装周上参加玛丽亚·格拉茨沃格（著名时装设计师）的时装秀，不是疯了，就是个十足的受虐狂。但这是我欠下的一笔债，如果你不反对我这么说的话。回过来再说1997年的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玛丽亚借给我一件迷人的连衣裙，让我穿去领奖。这是一件非常漂亮的裙子，蛛网式的上衣，雪纺绸的裙子，开着高高的叉。买下它得花两万英磅。她很担心我会撕破裙子，因为它实在是太精致了——说实话，我也很担心。但我保证我会相当小心的——只在颁奖典礼上穿，我甚至不会穿着它去参加后来的派对。就在我们上台之前，我正说着它是如何的容易坏，卡罗琳·阿荷尼，那时以一曲《莫顿夫人》非常受欢迎，正在听我说话——她就在我们后面，因为她要颁发下一个奖项——当我走上台去领奖时，她踩住了我的裙子。我确信那绝对是个意外。幸运的是裙子没有被扯破。玛丽亚为我妈妈做了在我的婚礼上穿的精美的礼服，因此当她问我能否参加她们的时装秀时，我真的觉得欠她一个人情。她第一次邀请我是在几年前，但当时我没有时间。现在我又有了另一个问题，因为大家都在说我太瘦了，所以我最不想做的就是在伦敦时装周上让自己站到那个该死的T 型台上。我并不需要什么宣传，恰恰相反。我们每到一个地方，每做一件事，必有摄影记者跟随。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每天我们都会出现在报纸上。似乎国人患上了不健康的“‘高贵’和‘小贝’”强迫症。但那些记者们和摄影师们如何得知我们会去哪儿，倒是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这一次我们担心的不是谎言，而是好多事情他们掌握得都是如此精确无误。无论何时当我们坐下来，仔细考虑这个问题时，除了我们的家人，总会有某一个人知道：司机、旅行社的职员等，或可能把消息传出去的某个人。我们的结论是每个人都可能被收买。甚至连新闻界都觉得有些奇怪，认为是有人泄密了。《镜报》的马修·赖特声称那个人是露易丝，她向《泰晤士报》透露了消息，看在上帝的分上，他们这样引述，说她是“一家人的朋友”。可怜的露易丝，这太伤害人了。但肯定有那么一个人，一个与我们很近的人。我开始注意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观察他们的眼睛，脑子里在想，是你吗？这真是一种可怕的感觉。不，我需要公开露面，就像英国需要下雨一样。这将对玛丽亚·格拉茨沃格有帮助。这又不是整个时装界都在参加亚力山大·麦克奎恩（目前为巴黎名牌服装纪梵希的首席设计师，此外，他还拥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品牌）的时装秀。玛丽亚是个年轻的设计师，她做得非常出色，但当时她还是个新手，甚至没有人知道她。我事先声明，只有在预先不告诉任何人的情况下我才会参加表演。我不是天生的衣服架子，不是那种穿什么衣服都好看的人。因此我想参与设计过程，玛丽亚对此非常高兴。甚至到现在，她还为我做许多衣服，尤其是我出席大场面需要一些特别服装时。我喜欢她设计的服装，因为它们非常女性化。她喜欢让女人看起来像女人，她的服装非常性感，但是非常时髦。除了我的家人，我谁也没告诉，甚至没告诉那几个“辣妹”。这将是我独自做的第一件事，如果我跌倒了（从字面上看有可能），我可不想让全世界的媒体在那儿拍照，然后大书特书。因此，当我坐车前往演出地——自然历史博物馆时，我听到首都电台的广播：“高贵辣妹‘不久将莅临伦敦时装周，参加时装秀。”立刻，我感到腹部疼痛，当我们到那儿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冲进卫生间。发生什么了？我谁都没告诉呀。天知道我在里面呆了多久。我只记得坐在博物馆后面院子里的那个简易卫生间里，露易丝在外面砰砰敲门，催我快点儿。我则像个石头人一样呆坐着。这件事本应该绝对低调的。我没有去排练，什么也没做，我甚至都没有试穿一下那些服装。我是说，我以前从未做过这样的事。因此，我走进帐篷，天非常冷。我是那儿惟一长着粉刺、乳房很小的模特。事实上，我一生中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个侏儒，连五英尺八都不到，更别说五英尺十一英寸了。因此，我说了声“你们好”，但是我倒像是在跟一排圣诞树说话，她们谁也没理我。我想时装真是个该死的产业。也许她们害羞，可我不这么认为。玛丽亚为我圈起了一小块地方。我的第一身服装是紧身短裤和短上衣。我记得我站在舞台边，感到很脆弱。我没有安排好的动作，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该上台、该做些什么。我能想到的就是海盗们走在甲板上的样子。玛丽亚说她会推我一把。太好了。音乐响起来了，我辨别不出是什么音乐，有点像摩洛哥人的音乐。因而我站在那儿，想像着这就像你预备跳伞等候在敞开的机舱门边上的样子。我在想那会有多难？这个叫做“走路”的玩意儿我已经训练了25年了，那么现在我总该会走路了吧。“好了，走。”玛丽亚推了我一把，我走上舞台。真是该死。我穿着4 英寸高的高跟鞋和紧身短裤走在舞台上，灯光不停地变化、闪烁，过了一两秒钟我才弄明白那不是灯光烟火技术的作用，而是摄影记者们的闪光灯。噢，真是太好了，他们等的就是这个。我的短裤缩到了胯上，但是全世界的新闻界都看着你，你想往下拉一拉都不行。这张照片登在了每一份报纸的头版，包括《独立报》和《泰晤士报》。它甚至上了《纽约时代周刊》的封面。真是令人惊讶。是的，很多都是关于我的样子。但事实上大多数评论是肯定的。有些人说，是的，她看起来太瘦了；还有些人说我肯定每天都去健身房（而我没有），我的双腿相当有力。其中有一张极好的照片，是我一直最喜欢的照片之一，我会把它放大，挂在我的新房子里的。这并不能算是我的照片，照片上，所有的摄影记者都在大喊，而我只有一个黯淡的轮廓对着他们。你能看到的只是那些摄影记者以及我的屁股，我的双手搭在髋骨上——还有我的妈妈、爸爸和妹妹坐在前排在鼓掌。第二天早晨，玛丽亚收到英国两家高级百货公司——哈罗兹和夏菲尼尔打来的电话，说要购进她的服装。瞧，这场时装秀有效果了。“维多利亚的秘密”节目中我的另一位客人是迈克尔·帕金森。我，一个绝对的新手，来采访访谈者中的顶尖高手。现实生活中的他和电视上一样的迷人，尽管我为这件事伤透了脑筋，事实上我们进行得非常好，以至于他问我是否愿意上他的节目。“帕金森”这档节目一般在播出前几天录制，因此它仍有新闻价值，但他们可以剪掉一些令人乏味的片断，也可以插入一些宣传片。在开始前大约一个小时，他来到我的化妆间，我们聊了一会儿。他问我是否有什么想谈或不想谈的，我说没有。就我个人而言，我不喜欢预先知道他们会问我些什么，因为我认为现场自发的东西会更好些。我也从来不喜欢强调我不想谈什么，因为你知道他们首先就会问那样的问题。参加“帕金森”节目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当我坐在化妆间里，面对着他们给你的一大盆水果时，我当时的感觉是，哦，我的上帝，迈克尔·帕金森。但我一直喜欢看这一档节目——让我喜欢的是他们有一支现场演奏的乐队——上“帕金森”节目实在是一种荣耀。人们总是对我说我在镜头前多么放松。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一直都很怯场——跳舞的时候，有时我的脑子会一片空白。但是坐在沙发上面对演播室的观众那情形同样让我紧张。更让我伤脑筋的是，当我走进演播室，我发现我旁边坐着主持烹调节目的两胖嫂之一，克拉莉莎·迪金森·赖特。我就知道会有关于我体重以及我吃什么的问题——甚至在这些问题还没有开始之前，光是坐在她旁边就够让我尴尬的了。我一看到她，我就知道提问将如何进行了。“啊，维多利亚，”迈克尔·帕金森微笑着开始了，像个慈祥的叔叔那样拍了拍我的膝盖，“有三个问题大家都想了解。”问题开始了：1 ，2 ，3.大卫还穿你的内裤吗？你做过隆胸手术吗？你有厌食症吗？起先我只是处于守势。尽管效果相当不错，但这采访确实不是那么容易应付。我从未独自一人做这样的事——没有其他几个姑娘做伴——在采访过程中，我面对如此直率的问题感到十分震惊。内裤的问题好办。说到隆胸，我说，如果我做了，我会给自己买一个比B 杯大点儿的东西。不，我没有厌食症。这时，克拉莉莎·迪金森·赖特转向我，追问了一句，那么除了莴苣叶你还吃点别的什么吗？所有人都大笑起来。我要为自己辩护，而又不失体面。如果我转过头对她说，那你除了薯条和比萨饼以外还吃点别的什么吗，那会怎样呢？想像一下大家的嘘声吧。你可以拿瘦人开玩笑。但是你却不能说胖人什么。她其实是个很好的女人——天生的喜剧演员。因此我对她的话没有认真回应。但要为自己辩护是很难的。不过，总体来看，访谈进行得很好。迈克尔·帕金森是个真正的绅士。他不会竭力去挑你的毛病，像一些年轻的访谈者所认为的那样——贬低你会让他们看上去很了不起。他想做的只是把你最好的东西挖掘出来——同样这个节目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但我仍然难以相信，只有我一个人时居然也有人对这个节目感兴趣。在最近的几个月里，对我、大卫和布鲁克林的恐吓在逐步升级。绑架的恐吓和死亡的恐吓。这些恐吓通常是寄过来，里面有一些剪碎的照片和图画，通常有绳套和脖颈，或者是子弹把血从我们的脑袋里打得喷出来。我是说，你可以想像一下。想像一下那是种什么感觉。想像一下有人如此恨你，一个你甚至见都没见过的人。但也许这个人你见过。我最害怕的事情之一是我会被射杀在舞台上。那么多人尖叫着，音乐声又很大，你甚至都听不到枪声。3 月1 日，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前两天，一封信寄到了我妈妈、爸爸的家，那笔迹看上去像出自一个孩子之手。但写信的绝对不是个孩子。此人以前寄过东西给我。维多利亚，你这只母狗。我恨你，你去死吧。3 月3 日在伦敦的伯爵庭院举行的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上见。　　　　　　　　　　　　第二十一章 卑鄙的家伙四年前，我们作为维京的客人第一次出席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四年后，“辣妹”演唱组被授予终身成就奖，还将在典礼中演唱。我打开信的第一反应是给警察打电话。但马克说别打。“你疯了吗？”当我告诉我爸爸时，他说，“你必须告诉警察。我是说，万一发生什么事，而我们又没有告诉他们，那怎么办？”“但马克说绑架的消息可能就是从警察局泄露出来的。”（这段故事后来在报纸上有更多的报道。）“我才不管马克说的什么玩意儿呢。”我爸爸真的生气了，因为他从来没有骂过人。“那样的事你绝对不能瞒着警察。他们知道该怎么做，派个保镖或其他什么。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要告诉警察。”不超过一小时警察到了。我给了他们理查德·琼斯的联系号码。我想我们的巡演主管是联系警察和伯爵庭院方面的最佳人选。我也告诉了其他姑娘们，她们真的很关心我。我的状态很糟糕。前一夜我几乎没睡：伯爵庭院是个很大很古老的地方——很难保你绝对安全。但我能做些什么呢？说我患了感冒？为了让马克能专注于安全方面的事务，那天我换了个司机，叫约翰，来自曼彻斯特。当我们出现在伯爵庭院时，我抖得像只果冻。约翰让我和他呆在一起，马克也这么说。我不知道该信谁。我也不知道还能相信谁。我一到伯爵庭院就直奔化妆间。在那儿警察对我详细讲了可能发生的事。他们说整幢大楼里里外外都检查过了。全天都会有一些警察暗中保护我，无论我到哪儿。演出时他们也会在场。我真要感谢上帝没有听马克的话，告诉警察是对的。我在想：我究竟做了什么，受到这样的优待？离开家时，我吻了布鲁克林；汽车出门时，我回头看到我妈妈正抱着他站在门边，他挥舞着胖胖的小手，我想：再也见不到你们了。我的双眼霎时充满了泪水。我差点就不去参加这个典礼了。但我爸爸说那正是这些人期望的。他们希望你不要出现。他们想把你的生活搞得一团糟。你决不能让这些人控制你的生活，中午时，我和姑娘们共进午餐，如果你能把一包炸薯条和一只桃子称作午餐的话。我无法咀嚼，嘴里没有足够的唾液。我向她们详细解释了发生的事。我不想让她们觉得我太夸张了，现场惟一的一个走来走去保镖都如影随形的流行歌星。但这一切现在听起来很理智，纯粹就事论事。但当时我并没有这种感觉，那感觉就像是幻觉，那种你连着几天睡不了觉以后就会有的感觉。化妆间只是一个用薄板隔开的小间，是为演出准备的。地板上铺了地毯，角落里有一束花，让你感觉自己很重要，一台小小的暖风机，因为天气真的很冷。我们得等一会儿。因为这是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如果你误了彩排或迟到的话，你会被罚款。“‘辣妹’上场。”扩音器的声音在整个伯爵庭院回荡，而我却开始颤抖。沿着巨大的坡道走四五分钟，然后向右急转走上舞台。马克像胶水一样黏在我身后。在那儿我们与伴舞和乐队汇合了，因为我们要现场演唱。一切都很顺利。但我似乎只有一半心思在上面。因为只是彩排，灯光没有演出时那么明亮。在阴影里，我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礼堂里移动着，而有些人本不该出现在那儿的。接着我们返回化妆间，那儿的发型师和化妆师已经准备好了，因此我只是沿着坡道往回走，正在这时，不知怎么的，我低下头，看见胸前闪着一束红光，我想都没想，就沿着光束看过去，一直看到伯爵庭院顶部悬挂舞台灯具的钢架，我能看到这束红光就是从那儿照过来的。我看看马克，但他正看着别的地方。一切都好像持续了很长时间。那绝对像是电影《保镖》中的场面。我在想：我有警察保护，马克就在我身边，却没有人看见这个玩意儿在我胸前闪着。就这么完了。我浑身发凉，从头凉到了脚，僵住了。我转向马克，我的感觉就像在做慢动作，我指指这个红点，他抓住我，把我一推，一下子把我推下了坡道，坡道的尽头正是化妆间的门。我坐在化妆台前，直打哆嗦，我盯着镜子，这部恐怖片还在我身后继续上演。警察进来了，马克告诉警察发生的事，警察出去了，跑上坡道，迅速爬上通向灯具架的梯子，他们的脚步声在大厅里回响。他们发现消防通道已经被人撬开了。我给大卫打电话。但我知道他认为我在夸大其词。而我清楚，那只是时间问题，今天，今晚，我就要死了。赢得了终身成就奖，“辣妹”最后上场。我们被隐藏在舞台侧上方一只巨形蛋里。听到提示“现在——有请‘辣妹’”，那只蛋就开始震颤，然后一声巨响，听起来像是蛋要爆裂的声音，灯光照过来，照在每样东西上，接着蛋裂开，我们出现了——“辣妹”。爱玛扎着小辫子，非常可爱。梅兰妮·B 站在那儿，低吼着做了个恐怖的造型。梅尔·C 做了个空手道的踢腿动作，我胳膊前伸，手指向观众。所有人都在微笑。我能看到的就是各种红色的光，照相机上的，地板上的，吊架上的，每一盏灯都循着一定的轨迹在移动，我觉得我的胃揪到了一起。停顿了好一会儿，乐队演奏起《辣翻你的天》。我们唱着“啦，啦，啦”，做着“辣妹”的动作，走下台阶，走到舞台上，在那里，我们各自的伴舞迎了上来。通常我会与摄像机打个照面，而这一次我真的希望整件事快点结束。我活着的每一秒钟都在想下一秒钟我就要死了。我能想到的就是大卫和布鲁克林，布鲁克林和大卫，大卫和布鲁克林，哦，我是多么的爱他们。唱完《辣翻你的天》，我们又唱了《怨》，我们在圣诞节前的演出中已经唱过这首歌。我脑子里一直在想，我到底在这个舞台上做什么？最后一首是《再见》。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支单曲，也是去年圣诞节我们拿到的最后一个排行榜第一。当我们在唱《再见》的最后一个合唱部分时，我听到了枪声——砰，砰，砰，砰，砰。我紧紧捂着肚子。我被击中了。我知道我被击中了。马克开始往台上跑，尽管我感觉自己还在继续，我能看见警察也跑起来，每个人都像通了电一样，人们开始往舞台这边拥过来。我弯下腰，已经停止了演唱。但是枪声并没有停止。砰，砰，砰。一声又一声。我拿眼角一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伯爵庭院的天花上覆盖着肯定有上千只气球。在表演最后一个节目的时候，他们正在用什么方法让这些气球爆裂。他们预先并没有告诉我们会有这样的安排。每一只气球爆裂的时候就发出“砰”的一声。有几百声——砰，砰，砰。当我意识到自己没有死的时候，心情一下子放松下来，泪水从我的眼睛中汩汩地流了出来。接着威尔·史密斯走上台，给我们颁了奖。第二天报纸上有几张照片，我在舞台上弯下腰，眼中充满泪水，那是“‘高贵’感动得哭了”，因为他们以为我是因获奖而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之所以激动是因为我知道我还活着。我曾非常确信自己被击中了以至于我竟然在找弹孔。这无疑是我最糟糕的一次演出。甚至“‘高贵辣妹’不会唱歌”的情况也许是真的。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的第二天是布鲁克林的生日派对。我们在曼彻斯特给他庆祝生日，因为我们认识的大多数宝宝都是球员的孩子。但是有一些人是从伦敦赶来的，有梅尔·B 的小女儿菲尼克斯、大卫的姐姐林娜的女儿乔治娜，当然还有利伯蒂。利伯蒂和布鲁克林就像姐弟一样。他们出生日相隔只有九个月。我父母家的后面建起来几栋新房子时，我紧挨着他们的房子买了一栋，这样一来，克里斯琴、露易丝和利伯蒂现在就住在隔壁。只要穿过墙壁上的锻铁大门就可以过来了。利伯蒂叫布鲁克林“兵兵”，而布鲁克林叫利伯蒂“碧碧”，所以他们就成了“兵兵”和“碧碧”，也许一直就是了。住在伦敦时，布鲁克林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从卧室的窗户望出去，盯着墙上的铁门，开始高叫“碧碧，碧碧”，他在等她走过来。而利伯蒂则在墙的另一边，做着同样的事。他们在一起玩时，非常可爱，出去的时候总是拉着小手。生下来只有几个小时我就看到了的那个看起来有点滑稽的婴儿已经长成了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在许多方面与布鲁克林是相反的——一个真正的小女孩，她喜欢化妆，用喷发胶。我看着她，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我。她不仅长得像我，而且也是个爱炫耀的家伙。去年她过生日，我给她买了一双亮闪闪的小号高跟鞋，她非常喜欢，还把指甲涂成与之相配的颜色，然后穿着新鞋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但说到勇敢；布鲁克林的确是个男孩。比如说，有一次，我、露易丝、布鲁克林和利伯蒂去参观我妈妈家旁边的一个农场，布鲁克林径直走向大肥猪，而利伯蒂则站在后面，要是有只苍蝇飞到她跟前，她会很厌恶。要是露易丝和利伯蒂不住在隔壁，我真不知道我们会做什么。而现在布鲁克林总是有人玩。因为我一直在忙，生日派对的大部分事务都由马克来安排——他的一个朋友经营一家旅馆，有这项业务。马克是总负责人。所有必须的或得额外再增补的保镖都由他聘用，并由他让受聘者在保密协议书上签了名。任何一个为我们工作的人都要签一份保密协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我们私下里说的话不会出现在报纸上。从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上回来才一天，因此马克对安全问题深感忧虑，甚至说他将搜查整个旅馆，看看是否装有窃听器，尽管我弄不懂为什么有人会录下一个孩子的生日派对。我想让派对进行得像一个杂耍表演，因此我们请来了小丑、变戏法的人、魔术师，而人们要化妆成各种角色。真是个奇妙的想法。可是，过去几周的压力开始给颜色给我看了。我已十分疲惫，疲惫不堪。主要是因为我得来回跑曼彻斯特，但如果我要工作，那就免不了旅行。而就我来说，比起布鲁克林很小的时候，我现在可是轻松多了，那时候我只能穿运动服，整天呆在公寓里。我们有那么多时间不能生活在一起，最难过的是大卫。他可不是个只说不做的父亲，和布鲁克林告别让他受不了。大卫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和他呆在一起。正是由于大卫决定把布鲁克林放在第一位才导致他和阿莱克斯·弗格森发生了激烈、公开的争执。这发生在2 月份一场对阵利兹的英超比赛前几天。大卫正在伦敦，他打算第二天早起，然后开车去曼彻斯特。当然，不是他开车，马克开车——大卫可以在后座上睡觉。就这样，布鲁克林的一夜开始了。这一次他病得不轻，每十分钟我们给他换一次尿布，他的尖叫简直能让你的血凝固起来。甚至大卫给他揉搓后背也不管用。大卫就那么抱着他走来走去。因此大约凌晨两点钟，我们只得请来了医生。是肠胃炎。医生给了些药，但是又过了几个小时布鲁克林才终于安静下来。因为第二天一早大卫得早点出发回曼彻斯特，所以我接过孩子来回走着，抚他的后背，好让大卫去睡会儿。能让布鲁克林安静下来的惟一途径好像只有紧紧地把他搂在胸前，让他听着我的心跳。六点钟，大卫和马克走了，不到一个半小时，大卫又回来了。他进来的时候，我正在厨房喝茶，布鲁克林睡在我腿上。大卫踮着脚尖走进来，吻吻我的头。他说，他不能这样留下我和一个生病的婴儿。他来换我一会儿，他说，这样我可以去睡一下。“那你的训练呢？”我说。“九年来我的训练只缺一天。”他说。于是，我上床去睡觉了，而大卫和布鲁克林呆在一起。我起来的时候，布鲁克林正睡在他的小床上。此时已近中午。我们弄了些吃的，然后大卫又出发去曼彻斯特了。由于布鲁克林的腹泻，我们所有的尿布都用完了。洗衣篮里满是脏了的婴儿套衫。我妈妈说她来照顾布鲁克林，我到马克斯和斯宾塞超市再买些回来。我回来时，他已经醒了，看上去非常高兴、平静。我真不敢相信这就是几小时前又哭又闹的那个孩子。但是孩子都这样，每个父母都知道的。应该说除阿莱克斯·弗格森以外的每个父母。第二天，大卫照常去训练，却受到弗格森的痛斥，说大卫真让人丢脸，还有更坏的话。弗格森后来告诉媒体说，他生气是因为大卫为了照看孩子而不参加训练，可他的妻子却到伦敦时装周去闲逛。把它和时装周联系起来真是奇怪，一名摄影记者设法目睹了这一切，接着这件事就像皮疹一样遍布各家媒体。不错，我出席了伦敦时装周的招待会，但那时大卫早就：返回了曼彻斯特。这是早就定好了的事，我不想让人们失望。如果布鲁克林还病着，我是不会去的。但他病好了。我等他睡着了，才到招待会上露了一下脸，颁了个奖，立刻就走了。我只离开家几个小时。当我回家时，布鲁克林还睡着。问题的关键在于：阿莱克斯·弗格森一直在等一个籍以发难的借口。大卫早已知道，由于他好像总是在旅行，“头儿”对他很生气，声称频繁的旅行影响了比赛。但那纯粹是胡说，大卫刚刚踢了个精彩的赛季。任何一个与大卫·贝克汉姆交往的人都知道，他绝对不会做任何影响比赛的事。对他来说，足球和曼联就是一切。弗格森就在球场上向他发难、让他出去，事后大卫去他的办公室找他。我不在场，因此我只能转述大卫回家后告诉我的事。既然弗格森在他的平装本自传里从他的角度描述了此事（此前，他曾在公众场合说过那件事到此为止，他不会再提及此事），似乎我也得从我们的角度说说这件事，那才公平。大卫非常、非常沮丧：弗格森说大卫对自己的俱乐部不尽责，他这个不做，那个不做。作为惩罚，他将不让大卫参加下周六与利兹队的比赛，并罚款五万英镑。大卫说他那么爱曼联队，他那么努力地工作。一上球场他总是投入百分之一百一的精力。比赛前的晚上他总是早睡。而弗格森却对大卫说他那儿没有对俱乐部不尽责的人的位置，没有哪个球员比俱乐部还重要，他赶大卫走。回家时，他的状态很糟糕。一个引领了他多年的人，对他来说好似他的第二个父亲，却对他说，滚开。要不是我说，不，大卫，你得咬紧牙关留下，他很可能会照阿莱克斯·弗格森说的话而离开俱乐部。又不是说他无处可去：看看世界上任何一份报纸的最后几页，你会发现他们排起长队、捧着支票本等着与大卫·贝克汉姆签约。那为什么我不抓住机会要他离开曼联队呢？因为似乎每个人都认为我穷尽一生都在密谋此事。如果我说不喜欢住在伦敦，那是说谎。但当我刚开始与大卫约会时，我就知道那是我得牺牲的东西。只要能和大卫在一起，我愿意住在垃圾桶里。曼彻斯特、苏格兰、德里、迪拜，我会住在任何地方，只要他最适合大卫。因此，大卫从阿莱克斯·弗格森的办公室回家后几乎要发疯了。我知道我得劝他留下。为什么呢？因为他在那儿基本上还是开心的，他的朋友们都在那儿，从16岁起，他就一直在那儿。我不能责怪曼联队的球迷看着我想“你这个可恶的女人，你竭力想把大卫拽走”，因为有人让他们产生了那样的印象。但那不是事实。阿莱克斯·弗格森是曾经出现过的最成功的足球主教练，他的工作能力非常强。他通过控制他的球员来实施他的工作，那是他成功的关键。我想他更喜欢把这看作是在保护他的球员。但我怎么知道呢？在我认识大卫的四年里，他只对我说过“你好”。这不是我们第一次与这位主教练发生冲突——假如媒体的报道能被人相信的话。当你在一个俱乐部呆了十年时，你会有一个纪念年。这通常包括专门为你举行一场比赛。你可以拿走全部比赛所得而不用付税。这也包括其他一些活动。比如，为阿莱克斯·弗格森举行的是一场高尔夫球比赛，（大卫也是），还有一顿纪念性的晚餐和一场舞会。那是在尼里克斯，一个巨大的体育场。当时有数千人买了票。只有球员不用付钱，只需到场——捐赠一些物品用来拍卖。大卫捐了一件签了名的衬衫，拍价达一万五千英镑。但是我和大卫去迟了一点。第二天的头版新闻是：“高贵”轻慢弗教头，等等。我没有轻慢弗教头。事实恰恰相反。为了出席晚会，我把前往洛杉矶的行程推迟了一天。问题出在布鲁克林身上。我请了我妈妈的一位朋友，住在斯托克港的帕特来照看布鲁克林。那天晚上他又是不停地哭。要是有可能，我会在把他交给任何人之前哄好他。但当时他哭得太厉害了，以至于气都喘不过来。我可不能这样离开他。因而我们迟到了，但只迟了几分钟：晚餐会还未开始，人们甚至还未就坐。首先，一面巨大的电视屏幕播放弗格森的足球生涯集锦，接着阿莱克斯爵士将在苏格兰风笛手的伴奏声中开始他那盛大的入场式，而我们到的时候这还没开始。第二天，所有的报纸上都是这样的报道，说我在他的餐会和舞会上多么失礼。我真不能理解。4 月初，我去洛杉矶和一些歌曲作者见面。我带上了布鲁克林、我妈妈、露易丝和利伯蒂，当然还有马克。自从我遇到那些姑娘们，这么多年来，人们总是说我无用，称我的才艺还不如一只椰子，这让我完全丧失了勇气。我从来都没有信心去考虑单独从事演唱事业。但大卫不断地劝我考虑录制自己的专辑，办公室的南希也很支持，为我操办了所有事务。这只是一次探路式的旅行，去见见人，找些思路，而不是真正去写歌。去过洛杉矶后，我们又飞往迈阿密，去和爱玛、梅尔·B 汇合一起制作那部新专辑。梅尔·C 在纽约，以后再把她的演唱部分加进来。我们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和罗德尼·杰金斯一起来完成这个专辑，他只有22岁，却已是音乐界炙手可热的词曲作者之一，他创作过许多热销的歌曲，演唱他的歌曲的人中有惠特尼·休斯顿、托尼·布莱克斯顿（美国著名女歌手）、“真命天女”（美国城市蓝调音乐四人演唱组）和迈克尔·杰克逊。他的整个家族都在这个圈子里，除罗德尼之外，还有他哥哥弗莱德、他父亲杰金斯牧师、他表弟李·西恩。他们不吸烟、不喝酒、也不骂人。你总能认出他们的歌来，因为歌词中总会有“黑男孩”，那是他们唱片和出版公司的名字——像一种下意识的广告。他们通常不让你与他们一起写歌，但对“辣妹”，他们破例了：因为我们只唱有我们自己合创的歌曲。事实上，我们和他们第一次在伦敦合作时，我真的感觉整个创作集体有些可怕。但我知道这几天将会很美好，尽管在演唱方面他们确实会逼迫你发挥到最大限度。我们到的时候天色已晚，迈阿密海滩的闹市区是迈阿密的“红灯区”：闪亮的霓虹灯，到处都是酒吧，女孩们穿着撩人的比基尼走在大街上。我们的旅馆在哪儿呢？你猜对了。就在中心大街上。在人口处，我们有机会与一条大蟒蛇合影，付费一点五美元。我在想，里面可能不会这么糟。错。到处都是水泥地，小孩子的膝盖和指关节很容易受伤。我的房间临街。布鲁克林和利伯蒂本该睡觉了，但马路对面俱乐部传出的噪音大得可以听着它的节奏跟着跳舞。每隔几个鼓点窗户都会震得哗啦哗啦响。我给爱玛的私人助理莎拉打电话，这次旅行中她负责照料我们三个。她们去哪儿了？“那个旅馆糟透了，”她说，“我们正在找其他地方。”怪事，真是怪事。我决定那一夜我宁可呆在汽车里，也不愿呆在这个旅馆。因此我们离开了。马克仍在楼下，和汽车、行李在一起。我们把那些好一点的旅馆一家一家地看过来，像丹兰奴这样的地方。全部客满。原来学校放春假，所有的大学生都出来度假，到处都被预订了。我们倒不是为自己担心，主要因为孩子：梅兰妮带着菲尼克斯，我们带着布鲁克林和利伯蒂。后来，有个司机建议我们去试试迈阿密海滩南端的一个叫“渔夫岛”的小岛——那是个与众不同的度假地，你只能坐飞机或私人渡船去那儿。它非常与众不同，迈阿密海滩下雨时，“渔夫岛”可能阳光明媚。博利斯·贝克尔（德国网球明星）在那儿有幢房子。我们驱车直达堤道的尽头，然后上了渡船——他们核实了我们的登记后才让我们上船。不到十分钟就到那儿了。尽管价格贵得难以置信，旅馆本身却一点也不奢华——你付钱只是因为它与众不同而且僻静。事实上，它很适合我们——住所更像别墅，如果你带着孩子，有一个厨房就大不一样了。我们要创作并录制三首歌，因此我们整个白天和大部分晚上都要工作。然后就和迈阿密说再见了。只有爱玛留下来继续做她自己的专辑。梅兰妮．B 飞往温哥华和她的男友麦克斯汇合。我们回家：我妈妈、露易丝和利伯蒂去希思罗；我、布鲁克林和马克去曼彻斯特。4 月16日我们回到英国，第二天是我生日。问题是：人到了，但我们的行李没到。像往常一样，为了安全，所有我的东西都是以马克的名义托运的。我无法相信。旋转式传送带转了一圈又一圈，就是见不到我的行李，没有带有马克名字的任何东西，连布鲁克林的童车也没了影儿。我想问，在横越大西洋的飞行之后谁会要这个？马克说他来处理这事。几个小时后他打电话来说：有几个包出现了。哪几个？所有他自己的包，有两个是我的：一个“路易·威顿”牌小手提箱和一个黑色耐克运动包。那是我在迈阿密买的，里面都是布鲁克林的换洗衣衫。“路易·威顿”手提箱里装的是我在洛杉矶给大卫买的棒球帽，我怕它们被压扁了。几个小时过去了，什么也没有。最后我决定亲自给机场打电话。从迈阿密到伦敦，我们坐的是英国航空公司，但从伦敦到曼彻斯特我们坐的是英国米德兰航空公司。英国米德兰航空公司说，那是英航的错。不，是米德兰航空公司的错，英国航空公司如是说。“行李肯定没丢，”一个热心人对我说，“你也许会发现它们压根儿就没离开迈阿密。”是的，我的名字叫帕米拉·安德森。4 月17日是我的生日，而我没有衣服穿。听起来似乎很滑稽。但我是那种出门时把什么都带上的人。坐头等舱旅行，很少付行李超重费，而且，即使得付费，这也总比你拉下什么重要的东西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都带上。后来我接到伦敦英国航空公司的一个电话。又一件行李出现了。马克去取了。是那个该死的童车。马克做得够多了。既然我现在自己和英航打交道，我就说他该多休息几天——其时他父亲在曼彻斯特住院了。我生日那天的开心事是去切斯特动物园，离奥尔德里—埃吉大约有四十分钟车程。我谈不上想去——没有衣服穿，什么衣服都没有，除了我在飞机上穿的，还有一件在公寓里挂着的旧田径服；天又下起了雨。但布鲁克林对动物特别感兴趣，他绝对爱动物，即使我心绪不佳，看到布鲁克林玩得开心，也不妄此行了。但当我们到那儿时，我简直无法相信：门口站着摄影记者，他们告诉我，里面还有五六个。动物园的工作人员烦了不少神，他们甚至为我准备了一只生日蛋糕。他们一直在道歉，并赌咒发誓说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人，他们甚至说蛋糕是为另一个人准备的。这种故事听起来耳熟。这不可能只是巧合。一定有人泄露了这个消息。第二天一切全上了报纸。“再见‘骨感辣妹’”，“你好，‘痛苦辣妹’”。好吧，我确实没有微笑。我没有衣服，没有化妆，我在想，今天就连那些该死的动物都不会出来，因为天一直在下雨。可怜的大卫，他多么希望把我的生日搞得特别些，甚至在公寓里挂满了彩灯来欢迎我回家。媒体说动物园一半的景观都因我而关闭了，我如何同时使得其他人无法进入——因为“高贵辣妹”想去猴屋，以及我如何得到了优惠待遇。全是废话。十足的谎言。我们像其他人一样到处走走——他们认为我们会做什么？坐着豪华轿车从一个笼子开到另一个笼子前？有些区域是围着的——像猴屋——但是我们是和其他人一起走进去的。让我发火的是报界居然先到了那里。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我想不通。我给马克打电话。“马克，你没有对别人提到我们要去切斯特动物园吧？”“绝对没有，维多利亚。”“但是，你想想，马克，除了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外，只有你和我妈妈知道。而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发誓不是他们。”“维多利亚，我以我孩子的性命起誓，我绝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真的不想问他，但是，那情形，我能怎么办呢？无论如何，我还有别的事要担心，比如我的行李。我列了张清单，写下我还能记得的箱子里的东西：我的衣服、布鲁克林的干净衣物、大卫的经纪人整理出来的几份关于赞助合约的传真还有我的歌词本——所到之处我都随身带着这个笔记本，想到什么歌词我都会草草记下来，里面甚至还有一缕布鲁克林的头发。我通常都把它放在随身的行李包里。但因为我要带许多玩具在飞机上逗布鲁克林开心——更不用说还有尿布了——我就把那个笔记本塞进了一个衣箱里。几天后，大卫在南安普敦有一场客场比赛，因此我就去了伦敦。等我的衣箱出现已经超出开玩笑的限度了。我的体型如此滑稽以至于任何地方都很难找到适合我穿的衣服；至少我知道我妈妈家还有几件能凑合穿的衣服，而且我总可以跟露易丝借衣服。就这样到了星期六，我一直都在购物以补齐我丢掉的那些，鞋子、袜子、化妆品等等。这件事花了我很多时间。有一些人——像维维恩·威士特伍德——特别热心。她给我补齐了丢失的所有东西，一分钱也没收。我的手机响了，是乔打来的，在曼彻斯特为我护理指甲的那个姑娘。她告诉我的事可能是我这辈子听到过的最离奇的了。几天前，她打电话告诉我她收到一个人的电话，那人说，他在希思罗的一辆翻斗车里找到一本笔记本和一张属于我的CD，由于乔的电话号码被草草写在笔记本的扉页上，所以他就给她打了电话。她本以为这就是事情的结果，就告诉他说，如果他真的有这些东西的话，他可以把这些东西寄给她。他叫马克，她把他的手机号码给了我。因此我试着打过去，什么回音也没有。显然是个恶作剧。现在乔又打电话告诉我，她收到那人寄来的一个包裹，里面是一本笔记本和一张CD，因为她认出了我的笔迹，她确定是我的东西。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我肯定拨错了号码。那本笔记本就是我的歌词本。从她的描述看，我知道那张CD是那三首样本歌曲，是我在洛杉矶见过的几个歌曲作者写的，由一名试唱歌手演唱。我记不得它们是否在同一个衣箱里。我给还在曼彻斯特的马克·尼波里特打电话，告诉他发生的事。他说乔不该让那个人寄过去，不过，他会让他的一个好朋友去把它们拿回来。直到此时，事情才终于弄清楚，我的行李其实是被偷了。英国航空公司除了说“丢失”或“发送错误”之外从没说过其他话。这种感觉很糟糕。我的东西被翻了个遍。我给英国航空公司的那位我一直和她联系的女士打电话，我暴跳如雷，特别粗暴。那天晚些时候，一个家伙，其实是该航空公司的执行董事，回了个电话给我，我对他大发雷霆。可怜的人，也许这一辈子从来没人对他那样讲过话。说到我的歌词本和CD，那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有点像“马普尔小姐”（推理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中篇侦探小说集中的女侦探）之谜。你不可能就那么在翻斗车里找到一本笔记本和一张CD. 我的意思是，它们又不是用橡皮筋绑在一起的。我决定自己给这个叫马克的“翻斗车”家伙打电话。有时候做个名人会对你有些帮助——这个马克在跟一个“辣妹”讲话时也许会惴惴不安，可能会说漏嘴。“你好，”我说，“我是维多利亚·贝克汉姆。我只想说非常感谢你把我的东西寄给了我。”似乎现在是奥斯卡颁奖晚会。然后我就问他是怎么找到这些东西的。他告诉我说他在希思罗有一家废品回收公司，他在一辆翻斗车里碰巧看到笔记本和CD. 他家里人让他别牵涉进来，把这些都扔了。还有一个朋友建议他把它们放到英特网上。但他妈妈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她让他把东西还回去。当然，因为他是个“很不错的人”，他感到非常歉疚，所以决定物归原主。当他说着这些话时，我嘴上说着“噢，真的吗”、“你想得真周到”这些废话，而心里想的却是：这家伙是个混蛋。但是我越和善，他说的话就越多，我就越有机会从他口中得到更多的信息。“那么，不管怎样，”我说，“如果你找到其他什么东西……”“没有了，”他说。“好吧，如果有的话。”“你相信我，没有了。”“瞧，衣服是一回事，但有一个特殊的东西，是我无法替换的。”大卫在情人节那天送给我一个镶在银框里的他和布鲁克林的合影，大卫用小刀什么的在边框上刻下了一行字：非常爱你，大卫和布鲁克林。“它只具有感情方面的价值，”我解释道，“但我和大卫有好多时间都无法在一起度过，因此，如果有人找到它，我真的会非常感激。我把我保镖的号码留给你，万一你找到可以打电话。我真的想找回它。”“怎么说呢，”他说，“既然它这么重要，我干吗不现在就回去看一下呢。五分钟以后再给我打电话。”　　　　　　　　　　　　　第二十二章 背叛我等了五分钟，又打电话过去。“好了，”他说，“我正站在垃圾堆上。”“真太谢谢你了，让你这么麻烦，它对我真的意义重大。”我对他这么说。而我想的是：这跟垃圾堆有什么关系？刚才说的还是翻斗车。他编的故事已经有变化了。严现在我正翻过那堵墙，“他说。又说，”噢，是的，我能看到一个东西在闪光。接着就是是你的照片框。但没有照片，他说。我说那不要紧。我可以重放一张照片，但那个照片框是无法替代的。但是，他还能看到其他什么东西可能是我的吗？“没了。”“你肯定吗？”但他坚持说没有了。我所知道的是，他只不过是在他家的后花园里乒乒乓乓地翻找着。他同意将照片框交给马克·尼波里特，他确实做到了。但后来警方插手此事，他们把它带走作检验。我再次见到照片框是在法庭上。2000年4 月底，足球赛季快结束了。当大卫得知那个赛季的倒数第二场比赛他将不上场时，他没有告诉我，却决定要给我一个惊喜。我和大卫总是为对方准备一些小小的惊喜。我们经常谈起要再买一只狗。“扑费”和“史努比”都已长成了大狗，非常凶猛的警卫犬——我都不敢把手指伸进新房子那里的狗舍的网眼里。我当然也不会让布鲁克林靠近它们。我真正想要的是一只长满绒毛的白色狮子犬，我们；常说要从动物收容所领回一只来。因此当大卫告诉我他给我准备了一个惊喜，我肯定那是一只狗。我当然问他了，但他只是笑，那种模棱两可的笑。但是我确信是一只小狗。因此，那一夜我几乎没睡：半是兴奋——我可以带着它到处逛了——半是害怕：我连一个婴儿几乎都对付不了，我如何能分身去照顾一只小狗呢？第二天早晨，大卫说在他告诉我秘密之前，我们得把他妈妈送到机场——她一直在这儿帮我们照顾布鲁克林。我们确实去了机场，但我们没去动物收容所，却飞到了托斯卡纳（意大利地名），到了肯纳和南希·贝里（肯纳·贝里为“百代”唱片公司的执行官，南希·贝里为美国维京唱片公司副主席）的家。我们在婚礼前一个星期去过那儿。这就是那个惊喜。大卫悄悄地把我们需要的一些东西预先收拾好，让马克提前送到机场，把它们装上了一架他已经安排好了的私人飞机。几天来他一直在盘算安排一个活动——到某个靠得住的地方，他首先要考虑的是天气状况。他先想到的是迪拜，但接着他就决定那儿对布鲁克林来说太热了。只到昨天夜里，他才最后决定去托斯卡纳。当我们在比萨降落时，猜猜怎么了？一群摄影记者和等在那儿要签名的人。这简直让我受不了。我为他们签名，努力想面带微笑，脑子里却一直在想：他们怎么可能知道？好司副主席。像有人已经控制了我们的生活，在事情发生之前就知道我们将要做什么。这让我感到非常恶心。我都不知道，甚至大卫也只是在那天早上才确定下来的。租给我们飞机的人——是我们绝对相信的人——也不知道。马克知道。这句话落在我的心口，就像老式自动售货机里的水果掉出来一样，发出一声闷响。切斯特动物园那件事，还有其他人知道，比如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但这一次，完全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只有马克。然后我又想起了莫斯迪克。我一直在想除了旅行社的人没人知道我们将去莫斯迪克。但马克知道。还有另一件怪事儿。上飞机时，我问大卫为什么不带上马克？大卫告诉我，马克说了没必要。马克说：“你们在意大利会没事的。”在意大利会没事的？谁都知道意大利是世界绑架之都。马克知道。又一声闷响。尽管事情已对得严丝合缝，我还是不断想起他如何以孩子的性命发誓说不是他泄的密。我没见过他的孩子，他离婚了。如果他有孩子的话，没有哪个父母会这么说，会吗？我在想，他曾说过会替我和布鲁克林挡子弹。我将它置之脑后，我总有这种想像力。如果我听任自己这么想下去的话，我能把二加二算成十。我们会有一个不错的假期。阳光明媚，布鲁克林正是戏水的年纪——在曼彻斯特体育中心，他已经能和我们一起游泳了——而且第一次感觉到没有保镖在身边真好。“玩得开心吗？”马克到机场接我们时问道。“好极了，谢谢。非常开心。”确实如此。大卫在那儿过了生日，我为他的生日准备了一个惊喜。我不声不响地安排双方的父母一起出来跟我们共度几天。我们到肯纳和南希·贝里的别墅去过几次了。每次我们都说：要是我们父母也能来住几天就好了。因为尽管他们显然见识过豪华的旅馆，可这儿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食物、装修，一切都是那么令人惊讶。我还得订购些礼物，因为我不知道我们不在英国庆祝他的生日，当然也没有随身带礼物。起先，我想不出该买什么。后来我给威廉姆·亨特打了电话，他是个男装设计师。大卫非常喜欢他的服装。我请他寄一些西服来。然后我又给我们的朋友布鲁斯打电话，他在西奥·方奈尔珠宝店工作。请他把我先前订的耳环给我寄来。大卫对此一无所知，我一直保守着秘密。什么都不能让他知道。因此在他生日这天的早晨，我们走下楼梯，工作人员真是很周到——前厅充满了气球——惊讶，惊喜。不仅有气球，还有他爸妈和我爸妈。他们前一天很晚才到，而大卫没听到一点动静。这是个完美的生日。首先，我们一起吃了早餐，然后一整天我们都懒洋洋地呆在游泳池边消磨时光。晚上，我准备了一顿生日晚餐，有大卫最喜欢的食物——他在意大利只吃这道菜：意大利面食和奶油豌豆，甜点是蒂拉米酥。晚餐如此丰盛，以至于你会认为他们是在给四十个人做饭，而意大利人就是那样，做什么都慷慨大方。后来我们邀请为我们精心安排了每件事的全体职员与我们同饮。回家后的那天晚上，大卫出去买外卖。正在这时，前门的蜂鸣器响了。是马克。他通过门上的对讲电话说：他能上来吗？他想说些事情。他进来后，发现大卫不在家。“他一会儿就回来，”我说。马克手里拿着一个信封。“你瞧，”他说，“我真的不愿意这么做，因为我喜欢为你们工作。但这是我的辞职信。”我吃了一惊。我们已经开始完全依赖他了。他什么都做，从开车到取干洗衣物。许多时候，他更像一个私人助手，而不是一个保镖。“你找到新工作了吗？”不是那样的，他说。是因为他父亲。“我母亲去世时，我不在她身边。我不想这一次再发生同样的事。”“如果多休假会对你有帮助的话，你尽管开口。”我说。他摇摇头。“我只是需要这段时间来陪伴他。但我不想让你为难。我会陪你去美国。回来后，我再找个人替我。”我们原定两天后去洛杉矶。我、大卫和布鲁克林。我要去做我的专辑——说到“我的专辑”这几个词，我得习惯用这样的字眼，而不感觉自己是个彻底的骗子——马克按原计划将与我们同行。“但如果你父亲真的生病了，你肯定不会愿意在洛杉矶闲逛。”我真的感到惊慌失措，一直希望听到电梯声——但大卫还没有回来。马克离开时，我意识到自己在发抖。当我把这件事告诉大卫时，他也像我一样吃惊。那洛杉矶之行怎么办？我们已为马克订了机票，因此我们决定他还是跟我们去的好。洛杉矶一直是个社交的好去处。因为当“辣妹”刚出道时，在维京工作的许多人现在都以加州为基地。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没有见过大卫，因此这是我们出双人对的好机会。我通常一个人或带我妈妈或露易丝去参加那些聚会。最终，我很高兴马克能与我们同行。他做了所有关于安排车和预定餐桌的活儿——这些正是大卫不好意思去做的。马克还说，当我们出去时，他很乐意照看布鲁克林。这对布鲁克林有好处，在他这个年龄，夜里睡醒的时候，如果他发现在陌生的房间里有一个陌生人，他会害怕的。马克说他反正也想看看录像，在我们房间看跟在他的房间看没什么两样。在洛杉矶的最后一夜，南希·贝里邀请我们参加了一个盛大的令人炫目的好莱坞聚会。马克自愿照看孩子。但当我让他进我们的套间时，好像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他进来的时候，我转过身，看他走向大卫，我看着他的衣服：棒球帽，白T 恤，灰色的迷彩裤黄色的衬里，膝盖处皱巴巴的凑在一起，大卫有时就会这样。我突然意识到——他在学着大卫的方式穿衣服。我感到身上起了鸡皮疙瘩。不仅仅是因为马克看上去滑稽，他确实很滑稽——大卫能那样穿，因为他年轻，可是马克·尼波里特已经35岁了，而且看上去有40岁。不仅如此，马克·尼波里特似乎还在仿效大卫的个性。我看着他的眼睛，觉得好生奇怪。有这么一句话，你身边走过去一个鬼影。真的有那种感觉。当我们一直走到走廊里马克听不到的地方，我们俩放声大笑。因为大卫也意识到了什么。马克·尼波里特——一个大卫·贝克汉姆的模仿者。我想说，求求你了别这样。但进了汽车，我感到有点凉飕飕的。我确定那样怪异的事其实一点也不好笑。晚会设在南希和肯纳·贝里在贝尔爱尔的房子里——莱尼·克拉维茨的新专辑发布会。这是一次真正的好莱坞式的聚会。许多魅力十足的人们走来走去，很随意但是很酷，颇具摇滚歌星的风范——莱尼·克拉维茨戴着那种大大的太阳镜穿过人群。我经常给大卫说起这样的聚会，但他从来没有去过。我们一起出门参加聚会真是件乐事。大卫和莱尼说话时，我正和维京公司的一个熟人聊着。几分钟后，她说她希望我不要误解，但她想告诉我一些事。“那个为你工作的男人，”她开始讲。“你说的是马克·尼波里特？”“对。我觉得你该知道他与我的助手说过两次话。每次都问她，她或她的什么熟人是否愿意跟他去旅馆开房间。我很抱歉告诉你这些，维多利亚，”她继续说道，“你想像不到我有多尴尬，但我本以为你该知道这件事。”让她尴尬？我的意思是，我正努力让这儿的人们把我看作一个独唱艺术家呢。当然我向她道歉，她说我没什么好道歉的等等。但我吃了一惊，十分震惊。我只是不能理解。我想问，这家伙怎么了？我越想越觉得他近来举止怪异。像大卫那样穿衣只是冰山一角。他开始喜欢和我说话，没话找话说。这不像他。在一次去美国的旅行中，他告诉我他买到了一些非常不错的减肥药丸，问我要不要。他知道我当时饮食无序。向一个饮食无序的人提供减肥药丸无异于向一个正在康复的酗酒者提供一瓶伏特加酒。幸而我没理他。但马克本来就不该这么做。他变得好忘事，总是匆匆离开，说是把什么东西丢在什么地方了——房间里、汽车里。有一次他甚至说他的备忘本丢在了飞机上。这就是那个“井然有序”先生。发生什么事了？真是个谜。我决定不告诉大卫，他玩得正开心，我不想搅了他的兴致。回到伦敦再说吧。而且不管怎么说，马克·尼波里特就要走了。我开始想这倒不是一件坏事。我和大卫只到伦敦，而马克去曼彻斯特见他父亲。他说周三会再过来，把他安排好替换他的人带来让我面试。我问他接下来的几天我是否应该雇个保镖来帮我们。“不需要。”他说，而且大笑起来。我们一到希思罗，我就给我的律师打电话。我已经受够了有人把我的私人信息泄露给新闻界之类的事。我只希望，不管他是谁，请他走开。我没提到我对马克·尼波里特的怀疑。要是我错了，那岂不是愚蠢透顶。而且我很可能错了。那天下午，我们正在当地的花园中心给布鲁克林买一个红色的踏板汽车，我的手机响了。是我的律师打来的。有一个同事放出话去，他说，通过与第三方的接触，有人告诉他有一个叫马克·海耶斯的人说他得到了消息。另一个马克。“海耶斯宣称他知道谁是泄密者，但他要价一万英镑。”我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其一，这是敲诈；其二，我怎么知道这个马克·海耶斯真的知道呢？当然，我的律师说，他们不打算牵涉到钱方面的事。又加了一句，可是最好谨慎从事，继续和他谈，以期得到尽可能多的信息。马克·海耶斯暗示说，他和泄密者曾一起工作过。一旦泄密者知道他被出卖，就会追踪他，因此他需要钱——为了远走高飞。我感觉这有点故弄玄虚。他说泄密者是前特种航空部队的。马克·尼波里特。就是他。我觉得口干，律师还在继续说着。一切都合情合理。这就像你正看着一张“宝丽来”照片在冲印，它越来越清晰。但是证据呢？我有什么证据？那天晚上，我们和我爸妈，还有迪和戴尔一起出去喝一杯。他们在闲聊着——大卫正和他们说着洛杉矶的事——但我只是坐在那儿想事情，思绪就像弹球一样在我的脑子里跳来跳去，想找到一点关于马克·尼波里特就是泄密者的漏洞。没有什么漏洞，一个都没有，除了他曾经以自己孩子的性命起誓，还有就是他已签了保密协议。正如我爸爸所说——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这是一群该死的马克兄弟：马克·海耶斯、“翻斗车”马克和马克·尼波里特。第二天早晨，星期三，门铃响了，这声音让我的胃子里一阵难受：马克·尼波里特和一个他带来替换他的人。我一点也不希望他们来。我下楼的时候，他站在楼梯的最底层，看起来鬼鬼祟祟的。他又有了些变化，头发变黑了，脸更白了。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他染了头发。他向我介绍蒂姆。又一个蒂姆。我不可能再去雇一个与马克·尼波里特有任何关系的人。但我不得不过一遍面试的程序。事实上，蒂姆似乎是个很不错的家伙，但他也许可以成为坎特布雷的大主教，而这份工作他是得不到的。我说谢谢你能来，我会给你消息的。蒂姆出去了，在车里等着。马克进来了。“那么，你觉得怎样？”“他不错，”我说，“但跟你说实话，马克，这一周我自己正在物色一些人，事实上，我已有了人选。现在一切都非常平静，你父亲又在生病，所以，我在想你最好过了今天就走。”我表现得很有礼貌，因为有些事情谁也无法预料。桑德拉，大卫的妈妈，一会儿就到。然后他们要带布鲁克林出去购物或者做些其他什么计划好的事。所以，高高兴兴地道个别，我就永远没必要再见这个卑鄙的家伙了。大卫要为他的书拍一些照片，因此我要和他一起去，这是个很不错的调节，因为下午之前我哪儿也不用去。我呆在工作室里，看着大卫做他的事。这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是我的律师打来的。“有消息吗？”“可能吧。海耶斯刚告诉我说，你今天上午面试了一个叫蒂姆的人，你解雇了马克·尼波里特。是真的吗？”我心里咯噔一下，我感到恶心。这本不该让人吃惊，但却还是让我吃了一惊。除了马克·尼波里特没有人知道蒂姆这个名字。我谁也没告诉，包括我爸妈，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甚至连大卫我都没有说。我不记得当时有没有回答，但我肯定是回答了。“那么，我们可能遇上大麻烦了，维多利亚。”我朝大卫看过去，在灯光下他看起来非常酷，他朝我笑笑。我也冲他笑笑，仿佛有两根线拽住我的嘴角，就像个木偶。“那他还说了些什么？”“他说尼波里特拿到一些属于你和大卫的文件。最让我担心的是，海耶斯暗示那可能包括他与你签的保密协议。”这就像有人在我的肚子上狠狠捶了一下，但同时也打开了里面的灯。突然一切变得明朗起来。“你能明白，维多利亚，不管这些是真是假，你在和他打交道时要极其谨慎，这是明智之举。顺便问一句，你知道他离开你以后去哪儿了吗？”这时我才记起马克·尼波里特在哪儿，和布鲁克林在一起。我无法相信我一直在努力躲避的那个疯子竟然是一直照看我孩子的人。这就像在电影里，一部恐怖电影。我能想到的就是布鲁克林。我给大卫的妈妈打电话。“嗨，桑德拉，我是维多利亚。”保持镇静，镇静。背景声音告诉我她还在车里。“布鲁克林好吗？”他很好，她说。他们刚离开五分钟。“桑德拉，现在仔细听我说，把电话贴近你的耳朵。马克能听到你说话吗？”“我想他能听见。”“好吧，你一到家，就告诉马克余下的时间让他休息。然后锁上所有的门，关上所有的窗户。现在如果你听明白了就说‘是’。你全明白了吗？”“是。”“过后我再打电话给你解释。”然后我给我爸爸打电话。他正要去索布里奇沃思的房子那儿，与那儿的建筑工人处理一些事。但他立刻掉转车头，去了钦福德到桑德拉家接了布鲁克林，把他带回家。接下来的几天，律师们继续和马克·海耶斯谈话。他说马克·尼波里特录制了83个小时我们的谈话，计划写一本书。写一本书？一想到过去九个月里我可能说过的话，我的神经几乎要崩溃了。我是说，有时候我会提高嗓门说话，和人们争辩几句，所有人都会这样的。我得感谢上帝我家里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但我又想到另外一点——他几乎连一张购物清单都写不好，为什么还要担心马克·尼波里特会去写一本书呢？很难准确地记住接下来的几天中发生的事。结果证明这个叫马克·海耶斯的人说的每一件事都是真的。我们一听说马克的保密协议的事，露易丝就到我爸爸的司诺克活动室里检查了他的档案，那是我们保存各种文件的地方。除了他的个人简历之外，什么都没有了。然后我们给“辣妹”办公室打电话，结果存在那儿的副本也不见了。因此我们就没了保密协议。律师们警告说，要是我们没有他签字的保密协议，而马克·尼波里特真的想写一本书的话，事情就要复杂许多了。后来我想了个主意。大卫在参加2 叩0 年欧锦赛之前还有几天休息时间。马克曾问他要一件签名球衣。因此我们决定让大卫带着这件球衣去曼彻斯特，并带上一张独立电视台给大卫录制的纪录片的发行协议书——如果记录片中牵涉到你，你就必须签一张协议，而某些部分出现了马克。这些发行协议包括一则保密条款。那么，正如律师们所说，不管他签与不签，这都是对马克·尼波里特诚信度的一个测试。那计划就这样进行了。开始，马克说到机场见面，但后来打电话说他得去医院跟专家谈论他父亲的病情。他建议在医院附近见面。因此大卫回家，开上车，到了马克说的地点。没有他的影子。他不停地打电话说半个小时后到之类的话。最后，马克·尼波里特派去了他的一个朋友，名叫约翰·巴格劳，大卫没有把球衣给那个家伙，但倒是把发行协议的样表给了他，当然这张表再也没有返还给我们。然后大卫飞回伦敦。浪费了一整天，上帝保佑他。与此同时，马克·海耶斯说他已经把属于我们的东西拿回来了，但他只能把它们交给我的一个家人，不能通知警察。事实上，此时警察已完全介入了。露易丝同意去伯明翰拿我的东西。她受到严格的指导，不能碰任何东西，因为警方要取指纹。不管怎么说，她在一个停车场见到了这个马克·海耶斯。在那儿，他交给露易丝一个白色手提纸袋，里面满是我们的东西。显然他们谁都没说话。然后她开车回到戈夫橡树，我正等在那儿准备检查所有的东西。那场景肯定很奇怪。我坐在客厅的地板上，检查着这一大包大卫和我的东西。我穿着黑皮裤，黑色皮上衣，戴着一副粉红色女傧相戴的手套，上面有一排细小的纽扣，一直到胳膊肘——那是我们家惟一的手套。包里主要是一些文件和“扑费”和“史努比”血统记录相关的文件、银行结单、私人照片、散放的快照、“宝丽来”一次成相照片、卡片、还有我写的一些东西。还有一些在我那些被偷衣箱里的文件的影印件、大卫与阿迪达斯的相关文件以及大卫的互联网合约、一张没有任何标记的金色柯达CD. 真奇怪，我没有柯达CD.我把它放进立体声播放器，立刻听出来了：就是出现在希思罗翻斗车或者垃圾堆里的那张CD的复制品。我把原版搁在楼上——洛杉矶的几个歌曲作家给我的由试唱歌手演唱的三首歌。然后我想起马克那么坚持要去我的指甲护理师乔那儿拿歌词本和CD，三四天后，他才把东西还给我，这段时间足够他去复制了。与此同时，律师们正尽力把所有事情联系起来，每天都发现事情越来越奇怪。比如，马克·尼波里特12月，通过单条契约更名为詹姆士·马蒂。我决定自己给马克·海耶斯打电话，使用我那种越来越熟练的方法：“你好，我是维多利亚·贝克汉姆。我只想感谢你的帮忙，麻烦你把东西装在手提袋里送给我们。我真的很感激。”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的回答出人意料。这个马克·海耶斯说他非常想为我们工作。他自己开了一家保安公司，尽管他本人其实是个理疗师。“那么既然马克不为你工作了，我很想负责你的安全。我猜如果我帮了你，你也许会雇我。”别开玩笑了。但我让他误以为那是有可能的，这样一来，我们的话又多起来了。我问他还有什么要告诉我的？他说有。“在你公寓卧室的一个抽屉里有些女用自慰器。”我大笑起来，因为几年前的一个圣诞节，梅兰妮·B 给乐队的所有人都买了一套自慰器。当我们在家人面前打开时，会尴尬万分。她只是想开个玩笑。事实上当时的情形十分滑稽，因而我大笑起来。“如果我是你，我就笑不起来，”他说，“而且你千万不要用那个自慰器。”“听着，伙计，”我说，“我嫁给了大卫·贝克汉姆。我不需要用它们。它们是别人送我的圣诞礼物。”“维多利亚，”他继续说道，“你猜我是怎么知道的？我真的不想告诉你，但马克有你家的钥匙。”那就对了。我总希望事情不要太糟糕，但它已经很糟了。那公寓可是我的家呀。某个人——或者某些人——进去了，天知道在那儿做了些什么。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在伦敦。我放下电话，一想到回到那个家就让我恶心。这就像一场可怕的噩梦。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马克·海耶斯说的是对的，马克·尼波里特正要写一本书，他录制了我的谈话，他翻过我的内衣抽屉。事情越来越糟，越来越糟。他要对我做什么？我简直是个可怜虫。我尽力去想马克·尼波里特的生活肯定糟糕透顶，所以才不得不做这样的事。但这很难让我不恨他。我尽力去做我小时候做过的事情，闭上眼睛，把他放在一只小船上，注视着那船远去，直到天边。但那还是没用。我不禁想，我也有部分责任。毕竟，首先是我雇了他。我的直觉怎么会错到这种地步？我真无法相信，我居然信任一个如此背叛我的人。为什么？我到底做了些什么？这种事你只有在电影里才会看到。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怎么可能会这样？现实生活中真会发生这样的事吗？我一直待他不薄。我做了什么让他做出这样的事？　　　　　　　　　　　　第二十三章 绝妙的安排在我一生中睡眠一直不成问题。绑架的威胁开始出现时，情况就变了。现在不论是室内还是室外的一点点声音都能吵醒我。我只是躺在床上，头嗡嗡直响，心怦怦直跳。现在我和大卫无论想去哪儿，如果那意味着要和我们不相识的人同乘一辆车的话，我们都不会去。说到布鲁克林，我满怀恐惧地注视着他，好像每一刻我都有可能失去他。我知道我该享受与他在一起的每一秒钟。可当你被恐惧所困扰，你还能有什么享受呢？惟一的解脱方式是全身心地投人工作。当大卫随英格兰队在法国征战2000年欧锦赛时，我开始了一个新的工作计划。5 月初，一个叫尼克·拉斐尔的人与“辣妹”办公室的南希·菲利普斯有些接触。他是伦敦“阿利斯塔”唱片公司的歌手选拔与签约人。他想知道我是否有兴趣与戴恩·波尔合录一首歌，他是前“超凡四帅”合唱团成员，这是继今年早些时候他的第一首畅销单曲《烦扰》之后的又一首单曲。南希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我的歌手选拔与签约人，保罗·麦克唐纳，他和维京公司的每个人都认为这个主意不错。我也这么认为。因为我确实有个问题：其他“辣妹”要么已经出了专辑，要么正要出，而我才刚刚开始做。然而如果我不尽早拿点东西出来，到我的专辑完成的时候，公众会问：维多利亚，是谁？但如果专辑一年以后才能上市，那么发行里面的一首单曲就没有意义。我知道我想做些什么，也许这就是了。我从托斯卡纳回来后，南希把那首曲子的复制带给我送了过来——它并不十全十美，但可以修改呀，而且我非常喜欢，歌名叫《心神迷乱》。这首歌让我如此兴奋的地方在于，作为我的原唱单曲，它与“辣妹”唱过的任何一首歌都不同，和其他任何一个“辣妹”单飞后唱过的歌曲也不同。这是一首舞曲，不是流行歌曲。舞曲是俱乐部里的音乐，不是流行音乐排行榜上的音乐，或者说以前不是，只到最近才有一两首舞曲游离出了舞曲排行榜，进入了主流流行音乐。《烦扰》就是其中一首。舞曲早在80年代末就出现了，但只是近几年才在俱乐部外面听到它。舞曲是通过电子合成录制而成，制作起来很快，风格一直在变。我14岁时才在托特汉姆“里兹”旅馆第一次进俱乐部。那时多是电子合成舞曲，没有演唱。然后有了流行舞曲，鼓和低音和弦；再后来从美国传人了汽车库音乐，添加了歌词，带有更多的爵士灵歌的感觉。戴恩和“真步者”（英国乐队）做的就是英国的汽车库音乐。传统的舞曲以四步为基调，就是说有四个基本鼓点。英国的汽车库音乐在低音和弦部只有两个主要鼓点——更像两步舞曲（真步者：一个文字游戏，实则是“两步”的意思）。这使它听起来有点被切分的感觉，更给人一种跳跃感，可以这么说，它有点像早期的“甲壳虫”乐队的音乐，只是“甲壳虫”乐队使用真正的乐器。或者像我爸爸说的，这种音乐比较轻灵，而四步舞曲则没有这个特点。这正是跟着两步舞曲跳舞更有趣的地方。正因为这个，2000年夏天人人都说英国的汽车库音乐将成为“继英国流行音乐全盛期之后英国音乐最大的出口产品”。是的，我认为样本唱片中有些部分可以作些改进，旋律上倒没什么，但是歌词有点重复。但那正是我一直都非常擅长的方面：我知道有些东西什么时候不太行，而且能找到答案。然而我说，在我同意做任何事之前，我得和乐队的所有人见见面。六个月前我在“黑人原创音乐奖”颁奖典礼上见过戴恩，我很喜欢他。那是在我和麦克西·普利斯特（活跃于90年代的流行歌手）颁了一个奖之后，我回到观众席大卫的身边。大卫当时的观点是男孩乐队是些十足的蠢蛋，认为他们只是些巧克力，甜得可以吃。但当戴恩真的走过来，并且说他和他爸爸都是曼联队的大球迷，要是他不过来打声招呼，他爸爸将永远不会原谅他的时候，大卫的观点有了点变化。显然戴恩是个非常聪明的家伙，一点儿也不蠢。我一直认为“超凡四帅”很棒，为英国的节奏蓝调音乐做了许多贡献。但那只是五分钟的闲聊，而我主要是听戴恩和大卫谈足球。录制歌曲比较容易，到了这个阶段只需在录音棚里呆上几个小时就行了。接下来几个星期的宣传会让你筋疲力尽。如果我们的宣传不成功，它就产生不了什么影响。那天，当我走进“圆形机车库”工作室时，我很紧张。我也许看上去并不紧张：流行歌星、太阳镜、专职司机驾车送到门口。但流行音乐与汽车库音乐有很大差别。可以这么说，流行音乐才是我的工作，而汽车库音乐是跳舞的乐曲。当我告诉露易丝我要去见“真步者”乐队时，她兴奋得发狂。哦，老天，她说，你最好换件不同的衣服。然而这一点也不能缓解我的紧张情绪。“真步者”有两名音乐主持人兼制作人安迪和约翰尼。他们看上去酷极了，但实际上是两个非常温和的家伙，他们从来不会忘记妈妈的生日。安迪·利桑觉非常胖，没有头发；约翰尼·李思讷斯又高又瘦，一头漂白的参差不齐的头发，戴着耳环，还有些文身——他们称他为皮包骨摇滚乐手。他们俩没有丝毫相似之处，然而又确实具有互补性。安迪很安详，不管做什么事总要考虑周详；约翰尼极其兴奋，总在说，对，对，对，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做那个，好像他总是充满激情。你一旦了解了他们，他们绝对是可爱的小狗。第一个下午，2000年5 月，我的心情十分紧张。一个“辣妹”去面对一屋子酷酷的音乐主持人一类的家伙。这种场合，我到底穿什么好呢？我可不想露着两个乳房、以一副流行明星的模样出现。因此最后我穿上了很随意的衣服，一条大而宽松的蓝色牛仔裤，一件短短的紧身T 恤，立领粗斜纹棉布夹克，蓝色纽约扬基帽，还有林地鞋。但是我仍然带着“高贵辣妹”的路易—威顿帆布背包，希望能有好运。我推开门，走进去，一边轻快地说着“嗨，大家好！”，一边环顾四周，发现我是惟一的女性；这间屋子充满烟雾和男人。尽管我知道他们只是坐在里面，努力显得很酷，不为所动，因为“辣妹”要进来，不过那阵势可真有点吓人。就这样他们都坐在那儿，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说，除了戴恩。他走来走去，在炫耀他的唱功——他的声线非常好。和安迪、约翰尼、戴恩在一起的还有其他工作人员：斯普尼，是“梦幻组合”中杰出的音乐主持人；尼克·拉斐尔，戴恩的歌手选拔与签约人，他很瘦弱，给人的感觉是，只要你撞他一下，他就会倒在地上。但他精力充沛，仿佛一颗出膛的子弹。接下来的几个月，我真正了解了他，他简直棒极了：工作态度和我一样；总是在打电话；一旦想做什么，他就要立刻做好，一分钟都不想等。有抱负，非常容易兴奋。他确实能提出一些构想并且让它们实现。对这首歌他和我、戴恩确实有着同样的梦想。总而言之，我说了对这首歌的看法还有我想做的改动，如果由我来决定的话。戴恩和我坐下来，重新考虑了一下歌词和部分旋律。那真是太酷了。一切都进行得轻松而自然。我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就说，好了，进录音室，开工。我还没做出决定，但是我接着就想，知道我想什么吗？我还是进去，唱一下，如果我不喜欢就放弃。事实上，对我来说，这是一首很难唱的歌，因为它不在我的音域，而且我以前从未做过这样的尝试。录完音以后，我走出来，和那些小伙子们喝了一杯。我仍然感到非常害羞、拘谨，但我能听到每个人都很兴奋。我告诉他们我还没有下定决心。但现在想来，其实当时我已做了决定。我还记得当时看到了戴恩的眼睛，当时他穿着肥大的裤子，松松的外衣，戴着一顶变了形的帽子，在房间里转悠。我已经看出他和我都有一种非常相似的英国著名娱乐节目主持人阿里奇（英国“第四频道”电视台的节目“11点秀”的主持人，以搞笑闻名，他主持的节目在英国家喻户晓）式的幽默感，我能看出来其他有些人没有这种东西。是的，我想。这能行。这能行。接下来的七天，我对做与不做仍然犹豫不决。因为事实是我不相信我独自做出来的东西会有人感兴趣，更不用说还要花掉大笔辛苦挣来的钱了。“辣妹”的成功本应该改变一切，但它没有。实际上我认为这使情况变得更糟。自从我们几个凑到一起来，我就一直听到这样的话：我是最无用的一个，是个凑数的。我一直渴望独立做点什么。但是要独自站在舞台上，你需要信心。我最后一次对独自站在那儿感到信心十足是在去雷恩之前。当观众与你在一起、一切进展顺利的时候，独自站在舞台上的感觉是世界上任何事都无法比拟的——你感到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其他演员在侧面的后台等着，还有观众，所有人——因此，舞台表演就像是毒品，人们登台表演就是为了有机会达到如痴如狂的状态。但与之相对立的就是害怕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摔倒了、忘了台词——一旦出错，舞台就成了世界上最恐怖的地方，那时候，每个人都会看到你是个怎样的人。想像一下，你站在大街上，发现每个人都在看你，然后你意识到原来你一丝不挂。就是这种感觉。导致我未能立即同意的那种焦虑可能也是一种自我防护手段。如果我同意了，而他们却拒绝了，我也许就没办法应付了。一周之后，我听说“真步者”预约了怀特菲尔德街工作室。“辣妹”的大部分专辑都是在那儿制作的。《心神迷乱》将正式录音并灌制原版带。那时我教会了布鲁克林击掌庆贺。我原有的一点疑虑顷刻间烟消云散。他们都是非常棒的家伙，而且才华横溢。这一次现场多了一个姑娘，乔·切林顿，戴恩的经理人，尽管在巡演途中我才真正了解她。她非常疯狂，电话不停，但是非常干练，我特别喜欢她。开始前，安迪问我：“你看哪些还需要改动？”我正要说，嗯，这一段听起来好像扬声器要炸了，有一种“砰砰”的噪音。就在这时，他们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歌曲中这个最烂的部分”，我意识到“歌曲中这个最烂的部分”就是我想说的我特别不喜欢的那个部分。所有人都在说：“太烂，太烂，老兄，鼓，低音和弦。”而我只是想，好了，我最好闭上嘴，别在这儿咋咋呼呼地惹人烦了。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的歌手选拔与签约人尼克·拉斐尔满是溢美之词。关于我，我的想法，我的演唱，我的天哪！我无法相信。这就像一部卡通片，我四处张望，想着他在说谁呢。这个家伙非常了解他的这群人。一生中第一次有人这么相信“高贵辣妹”——不，不是“高贵辣妹”，而是维多利亚·贝克汉姆。我记得当时想大卫进球的时候肯定就是这种感觉，其他队员围着他，拥抱他，想分享那美妙的时刻。那种有人完全信任你的感觉。不管怎么说，那天下午，突然感觉一切都好了。我们讨论策略，首先在俱乐部里播放，然后某些无线电台未经允许就擅自播放，但是这个阶段不要提及我的名字（事实上，他们就是这么做的。当我发现有人打赌在“真步者”的新歌里演唱的那个不知名姓的女人是麦当娜时，我真的感到无比荣耀）。然后戴恩说，如果我们参加“公园晚会”那岂不是很棒？每年夏天，“王子委托慈善”都在海德公园举行一场盛大的露天音乐会。一切都确定下来后，我知道下面该我了。我告诉他们，如果我们去做，就要把它做好。我解释了所谓做好是什么意思。许多伴舞，许多舞台烟火，令人着迷的服装。我说话直来直去：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但我知道只有那样才能成功。我要证明许多事：维多利亚·贝克汉姆不是个被人小瞧了的“辣妹”。我是个舞者，因此我们要展示他们从未看过的舞蹈。不要那种晃来晃去的东西，不要高跟鞋——我已看见了：漂亮的摩托车手的长靴，皮装，许多的金色、银色——太空时代的装束。我会请普里西拉·塞缪尔斯编舞。（后来发现普里西拉和戴恩合作过，他那时还在“超凡四帅”。戴恩对她和我有同感。）我要让人们大吃一惊。每个人都期待着一袭长裙，一首情歌，我要让人们无法相信站在台上的是我。我要做一些谁也想不到的事。我能感到兴奋在涌动，撞击着我的血管。“这些都得花钱，”我指出。但我想尼克·拉斐尔已经看出来我是个完美主义者。他完全知道我的背景，那天下午，他立刻就领会了。接下来的几个月，尼克、我和戴恩真的在分享着一个梦想。这首歌是戴恩的，我帮着完善了它，但我绝不会想从他、安迪和约翰尼做的工作里分一杯羹。我能做的是把余下的事情做好。我知道会有许多好嘲讽别人的家伙在那儿等着看我们摔得鼻青脸肿。我有将近两年没跳舞了。还有几个美国的歌曲作者来和我一起做我的个人专辑，那是我不能取消的事。但是在你的一生中，有些时候，你就得凡事都提高一个档次，然后再实现它。从那时起一直到7 月8 日的“公园晚会”，我几乎每天都是从黎明工作到午夜。只要有可能，我都会带着布鲁克林。他喜欢呆在工作室里——响亮的音乐和舞蹈。他那时候常和我们一起跳舞。每天上午我在卡姆登和普里西拉、戴恩、其他舞者一起排练舞蹈，然后一辆汽车载着我横穿伦敦，把我送到巴恩斯去做我自己的专辑。然后坐一个半小时的车回我爸妈家。我很少晚上十点钟之前进家门。那时大卫已准备好晚餐。我累极了，但我不在乎。我拼命工作，感觉比生布鲁克林之前要好。夫妻之间，通常是一个人状态好而另一个人却差一些，但那年6 月我和大卫的事业如此协调一致，没有哪两个人会这样。他和我一样状态极佳。在法国每件事都聚到了一起——英格兰队主教练凯文·基冈是个非常好的家伙，营地的氛围与两年前世界杯和格伦·霍德尔在一起时完全不同。2000年欧锦赛是大卫一直在等的一个机会，他可以把一切都抛开。我知道他希望我去看揭幕赛。但我的工作压力这么大，上午与戴恩、伴舞一起排练，下午与歌曲作者一起工作，还要考虑到布鲁克林。伴随了我九个月的妄想症不可能一夜之间消失殆尽。这需要些时间——说句心里话，我想我永远都无法完全摆脱它。所有这些大卫都理解。后来那个周五早晨我开车去工作时，收听了首都电台；他们援引了《每日邮报》的一篇文章说：我不去看球赛是轻慢其他英格兰球员的妻子。所有的媒体都激烈反对我的做法。电视里不停地播放可怜的加里斯·索斯盖特在1996年欧锦赛上射失点球的镜头以及大卫在世界杯赛上领到红牌的镜头，并且问他会重蹈覆辙吗？电视画面上出现阿兰·希勒（1998年世界杯英格兰队队长）的照片，并且说，他是不是太老了？保罗·因斯的伤病会影响他比赛吗？而我想的是，等等，难道他们不应该播放些这些出色的英格兰球员进球的剪辑、说一些英格兰队能行之类的话吗？这地方怎么了？我需要生活在一个有爱国心的国家里。我只是祈祷千万别让大卫罚点球。自从解雇了马克，我们就很少在报纸上露面了。如果需要证据证明他是那个泄密者的话，我想，这就是最好的证据。但现在大卫成了个“合法的靶子”，为什么不把他的妻子也带来？《每日星报》说有研究显示，外国球员在大赛前事实上被鼓励和他们的妻子发生性关系，因为那样能使他们踢得更好。因此这位博士，管他名字叫什么，说“高贵辣妹”必须随行，好好照顾她丈夫一下。怎么这么粗俗？因此我决定去看球赛。我要让他们看看。但是我得保持低调，不告诉任何人，因为，你知道吗？那一天的焦点可是大卫。再说，如果新闻界拍到我的照片又该唠叨个没完了，诸如：她穿什么衣服？她的头发什么颜色？现在她的体重是多少？她看上去瘦吗？那衣服她以前在哪儿穿过？她为什么又穿上同一套衣服？所以我要悄悄地去。一旦我进了机场，远离了摄影记者，我就会和其他球员的妻子在一起，和其他人一样坐上大巴。我给戴恩打电话，告诉他我不能参加周一的舞蹈排练了。因为他也是个足球迷，所以他说：“我从没想过你会来。希望你开心。”我并不开心。其他的球员妻子都穿上了短裙。因为大卫说过穿着不要太显眼，所以我去那儿时只穿着牛仔服，看上去简直糟透了。我将永远记得从贵宾休息室回到座位上时的恐怖一幕。我简直吓懵了。一年中这是我第二次感觉自己会被杀死。接着大卫告诉我新闻记者拍了一张他走过球员通道时对观众伸出一根手指的照片，我只记得当时脑子里一片困惑。我们做了什么让我们得到如此对待？我们如何与这个恨我们的世界相处？然后《邮报》登出这样的标题——此人是国家的累赘吗？——我想没有什么比这更糟了。但是紧接着我的律师又打来了电话，他告诉我，马克·海耶斯说的马克·尼波里特要写的那本书实际上将由安德鲁·莫顿来写，即写作《戴安娜：真实的故事》的那个人。马克显然在伦敦已和他讨论了几个星期。马克·海耶斯所说的马克·尼波里特秘密录制的几十个小时的录音带就是那样派上用场的。他将其作为这本书交易的一部分卖给了安德鲁·莫顿。同时，马克还记了一本日记。我们谁也不信会发生这样的事，居然有人会这样购买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感觉完全被出卖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家没什么糟糕得见不得人的事。但接下来让我们担心的是：马克·尼波里特可能会信口胡诌，捏造一些事情来回报他所获得的巨额酬金。律师们说，阻止此事的惟一希望是把他告上法庭。而我们没有他签过名的保密协议，因此事情变得更为艰难。真是天赐良机。大约一周后，露易丝到马克曾经住过的车库上面那套公寓去，在橱柜中原来装《自学法语》磁带的一个空盒子里，她看到一张空白的保密协议。起先她以为那只是马克留下的一张空白表格，以备他在某些场合为我们雇佣一些临时人员时使用，比如布鲁克林的生日派对。后来她注意到上面有一个传真日期，1999年11月3 日，那正是我们解雇第二个保镖的时候。当时我们让他们两个都签了保密协议。尽管上面没有任何内容，也看不到任何字迹，但是她碰巧注意到一个缩进的签名。谁的？是马克的。律师们说立刻送给他们，接着就交给了法院。律师并不十分乐观，但我说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我太生气了，非常生气。想想那个人，我给他假期让他去曼彻斯特看他父亲，而他却一直在为莫顿的书收集资料，回忆他能记得的为我们工作期间的每一件事情。英语中没有一个词能描述我对他的感觉。6 月23日，他在华林顿被捕。《每日镜报》把他描写成“一个私人保镖，他们夫妇的心腹”。原来，警方为了死亡恐吓的事一直在调查他。他以“涉嫌怂恿死亡恐吓”罪被捕。从那以后，人们开始告诉我马克·尼波里特做过的事，说过的话，但他们当时都没想到要告诉我。这在当时也许没什么作用。那时，我们都相信没有马克·尼波里特的保护，我们大家都不安全。我记得有一次我弟弟说过，他觉得马克有点儿不对劲。而我什么也没做。那件事发生在一天下午，克里斯琴把他的新女朋友露西带回家。克里斯琴说马克一直坐在大厅里看电视，他的“那个玩意儿”露在短裤外面。发生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我没有理会。我的意思是，我能说什么呢？“我本不想注意，但我还是看到了，你的肉和两样蔬菜挂在外面了，马克，你把它们放回去好吗？”这样的事从9 月份我们去法国南部的埃尔顿家度假时就开始了，那时他已经开始穿短裤。但回到英国以后，这事并没完。尽管已是寒冷的秋天，他上身仍然只穿一件羊绒衣。但我害怕让他不高兴，不敢冒险失去这位斗士，他会给我和布鲁克林挡子弹的，我真的害怕他会离开。那时我也许不喜欢他的着装方式，但他工作非常出色，不是吗？难道那不是最重要的吗？他也许让我相信了他很擅长这份工作，但事实是他并不擅长。我现在知道了，真正的职业保镖所接受的教育是不要把他们与雇主的关系私人化。我还了解到如果警方对他的能力有信心，他们会悄悄地给他一支枪，但他们没有给马克发枪。最后一点，我发现任何一个自称是前英国空军特种部队的人都是假的。而且，如果他有那么好，他为什么会把自己出卖给安德鲁·莫顿呢？因为，毫无疑问，他将永远不能再干保镖这一行了。他之所以出卖了自己就是因为他已经完了。严格来说，作为一名保镖，你得擅于奔跑。我们爬贝弗利山时，他几乎赶不上我和大卫。说到那副眼镜——没有了它们，他比我更像个瞎子。我没有必要一直戴着眼镜——他却有必要。马克·尼波里特被捕的消息是在一个下午传来的。当时我正在巴恩斯，在“奥林匹克”工作室的综合楼里和安德鲁·弗兰普顿一起制作我的个人专辑。我正在娱乐室喝着咖啡，这时我碰到了保罗·威尔逊和安迪·沃特金斯，即人称“绝对”的那两位制作人。我并没有与他们接触谈论合作的事。因为洁芮离开演唱组、想自己出专辑时，许多原来与“辣妹”合作的人觉得他们应该做出选择，可以这么说吧。而“绝对”选择了洁芮。因此这免不了有些尴尬。“噢，你在这儿做什么？”“噢，我在做我的专辑，你们呢？”“噢，我们在做洁芮的下一张专辑。”“噢，是吗？怎么样？”“噢，很好。事实上洁芮一会儿就到。”我感觉到他们正指望我说，哦，老天，可别让我看见她。可我没这么说。“噢，能见到她真让人高兴。专辑制作得怎样了？”“噢，很好。没什么特别棒的情歌。但你知道洁芮，你不会发现洁芮唱出什么一流的情歌来，是吗？”长话短说，我正在安德鲁的工作室里演唱一首自己的歌，大卫和布鲁克林也在那儿，还有另一个美国来的作者史帝夫·基朴纳。这时洁芮冲进了工作室，里面的正式录音间装有推拉门，她把门往后一推，走了进来，一下抱住了我。说了一些“那么，你最近怎么样”之类的话以后，她说：“那么，你的第一张专辑，嗯？你终于开始了，这真太好了。别人说你不行你千万不要听。我知道我这么说起来很容易，因为毕业我已经拿了三个第一了，那确实让情况有所改观，但是别让任何人小瞧了你。”然后她又冲过去，想抱布鲁克林，孩子当然根本不认识她。他一动不动。大卫直挺挺地站着，像一块木板。我也没有丝毫热情。我们一家人就像来自图索德夫人的蜡像陈列室。虽然我们都一言不发，她却还在滔滔不绝，像个上了发条的玩具。“上帝，托莉，你真瘦。当然不像他们说的那么瘦，可也够瘦的了。现在得注意你的体重了。”终于，她明白了什么。“现在我真的要走了，我觉得我打搅你了。可不能再打搅你了。”然后，她挥手告别，走了。7 月8 日不仅是“公园晚会”的日子，也是我弟弟克里斯琴的21岁生日。克里斯琴不喜欢进入名人圈，所以当人们得知我还有个弟弟时，常常很吃惊。他不喜欢抛头露面。他总是很腼腆。小时候我们三个人总是像胶水一样黏在一块儿。经常有人走上前对他说：“你好，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我和露易丝总是脱口而出“克里斯琴”。我们总是代替他说话，把他指使得团团转。在很多方面，他都有资格获得一枚奖章，因为容忍我们。即使是现在，克里斯琴还是很少与人交往。他一点也不像我和露易丝，他很有条理，爱整洁，是那种在圣诞节就为暑假出行预定票的人，他总能记得给浴室的小橱补充一些常备药。我加入“辣妹”时，他才15岁，只是一个孩子。甚至当我遇见大卫时，他也还只是个孩子——我记得他惟一感兴趣的是大卫开的什么车。但当我“境外免税年”期满回国时，全家人的宝宝已长成小伙子了。他挣钱不多——没有什么野心，但也绝不懒惰。他从来跟我开口要过一个英镑，从不认为有什么事是理所当然的。有一天，他会成为某个人极好的丈夫。虽然有同样的父母，我们的差别却如此大，这依然让我吃惊。露易丝小的时候，长得像秀兰·邓波儿，一头红色鬈发，酒窝，微笑。她非常淘气，还喜欢指使人，在学校里总是惹麻烦，绝对是多动症，跑出去玩的总是她，而我所做的好像就是干活儿——维多利亚，不好动又懂事的那一个。有些时候，露易丝一定不喜欢看见我。因为我不是个感觉迟钝的人，我能想像这个情景：姐姐总是被人注意，而妹妹几乎总是被人忽视。而别人却是那么不敏感。就像几天前我遇见露易丝的一个朋友的妈妈，露易丝的这个朋友快要结婚了。这位女士问我，“你能来参加婚礼吗？”我说，“是的；露易丝也去。”但是我还没说完，她就打断了我，说，“是的；但你和大卫能来吗？”听到这话露易丝走了。发生那样的事，你简直感到糟糕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