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十大元帅-叶剑英传-16

分小批赴太行、山东、华中等抗日根据地考察，历时 4 个半月，行程 2000 英里。实地考察给他们上了深刻生动的一课。①观察组政治情报组组长谢伟思在他的第 26 次报告中称：“共产党在各游击基地均居优势并具影响力，且已 获得农民与自由人士之支持。”鲁登在向美驻渝大使馆的报告中写道：“经① 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 年 4 月 5 日。① 访问丁甘如谈话记录，1981 年 11 月。数月华北、察绥实地证实，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深得人民拥护和爱戴。” 意外的是，美军观察组的惠特塞上尉在山西农村考察期间遭到日寇杀害。八路军总部决定把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食堂改为“惠特塞纪念堂”，朱 德亲笔为纪念堂题了门匾。朱德、叶剑英还致函远在美国的惠特塞夫人，表示“深为悼惜”。1944 年 12 月 15—17 日，叶剑英陪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继续与包瑞 德、伯德上校等会谈有关双方军事合作问题。为了表彰包瑞德在华工作成绩，在延安特意举行了美国陆军中印缅战区 统帅部对包瑞德的授勋仪式。毛泽东、朱德等出席了仪式。1945 年 6 月 2 日，包瑞德离开延安之后，叶剑英应美军观察组的邀请， 同毕德金中校、斯文生少校及斯特尔上尉就美军负责在华建立美军通讯网、在延安设立侦察电台、派驻美军联络员等问题进行会谈。由于对方提出了一 些无理要求，缺乏真诚合作的态度，会谈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①① 叶剑英与美军观察组毕德金中校、斯文生少校等谈话，1944 年 6 月 2 日。七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在抗日战争面临严重困难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增强党的战斗力，使 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得到进一步统一，确定在党内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从 1941 年 5 月毛泽东 所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开始准备。9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党的历史问题。会上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严肃批判了王明的 错误路线，同时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叶剑英出席了这次会议，于 9 月 12日作了发言。他在发言中用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的精神来剖析自己。他 说，要“脱裤子”赤裸裸地检查自己，看看自己有无犯过错误的“伤痕”。他回顾了自己参加革命 20 余年来走过的道路和所做的工作，深感学习不够， 表示今后在工作中学习，向毛主席学习，肃清思想上的主观主义。”①随后，叶剑英积极参加中央高级干部学习班，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整顿三风的报告和 其他有关文献，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历史经验，对存在于自己头脑和工作中的不足与缺点作了认真系统的检查总结。整风运动全面开展起来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在整风的同时，进行一次普 遍的审查干部的运动。这个运动本来是要解决敌我矛盾的问题，肃清、争取并改造潜入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中极少数的特务、破坏分子。虽然中央 在决定中强调整风和审于二者在性质上互相区别，不能混淆，但事与愿违，在运动进行过程中，出现了严重混淆敌我两类矛盾的问题。尤其是 1943 年夏 在延安开展的“抢救运动”，问题更为严重。叶剑英和其他一些同志感到审干的“抢救运动”做法不对头，直接向党中央负责同志谈了自己的看法：“延 安哪有这么多特务呀？如果这样的话，那延安还能不能存在？这样搞法不行。”此事得罪了极力主张搞“抢救运动”的康生。康生一伙告他的“阴状”， 说他右倾，还制造借口，搞逼供信，蓄意迫害他的亲属，直至两次剥夺了他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权利。后来，毛泽东提出九条方针，强调“调查 研究，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才纠正了“左”的做法。②叶剑英在军委直属队自始至终坚持实事求是，抵制“抢救运动”的过火行为。他几次深入到二 局等单位，贯彻落实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找挨过整的干部一一谈话，弄清问题，纠正错误，使绝大多数干部得到甄别平反，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原重 庆曾家岩周公馆的收发员左仲平，曾和叶剑英一起工作过，后来调到定边苟池盐务局当领导。在整风运动中，有些人根据左仲平的父亲曾在国民党军队 里当过军需官这一情况，推测他父亲是国民党“CC”特务，并把他本人打成“特嫌”，将其开除党籍。左仲平多方解释都没有用，被下放到吴起县政府 当一名文牍秘书。他多次申诉，毫无结果，非常苦恼。后来，叶剑英知道了这件事，亲自写了一封“左仲平同志在政治上没有问题”的证明信，派人送 给吴起县县长。当县长向左仲平宣读叶剑英的信和组织上为他平反而作出的决定时，他感动得当场哭了起来。① 叶剑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41 年 9 月 12 日。② 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 年 4 月 1 日、2 日。① 《萦思录——怀念叶剑英》，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9 月版，第 232 页。八参加党的“七大”1944 年 5 月 21 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主要讨论党的历史问题， 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做准备工作。全会最后一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叶剑英参加了这次会议，积极拥护会议所 作出的“决议”。这一年，叶剑英突然得知远在家乡的母亲沉疴不起，不幸逝世。他怀着 十分悲痛的心情写下了“尸骨抛沟曾逆料，阿母生我最艰难”的诗句，并特意留须，以示怀念。他说：“每当我摸到胡子，就想起母亲，我要用伟大的 母爱，去爱全中国人民。”后来，他从家人手里得到母亲的照片，十分珍爱，在照片旁边恭敬地题写两行字：“为人民的儿子而微笑，为人民的儿子而欢 心。”他把母亲的照片镶在镜框里，一直挂在自己的卧室里，每天望着她老人家，寄托自己无限的哀思。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叶剑英以大后方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了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他在大会发言中，代表大后方代表团全体同志，表示完全拥护“七大”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拥护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同志所作的报告， 并且以整风精神进行了自我批评。他回顾自己做参谋工作二十五年，十八年在党内，七年在党外。总结三条经验教训：第一，要学会认识敌人、朋友： 第二，要学会组织队伍，第三，要学会指挥。他说我把它编成三句话，认识敌友，组织队伍，指挥作战。这是我最近学会的。党的路线，放手组织群众， 也是最近学到的。这次参加整风学习，我也没有整好，只是有了一股劲，要干，不怕自己胡子长。”最后表示今后有信心搞好，主要靠毛主席和中央 同志的教导，帮助进步。在延安艰难的岁月里，大家工作异常紧张繁重，生活极其清苦。在这样 的条件下，叶剑英始终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和大家一起动手改善物质文化生活。他响应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 困难”的号召，领导军委机关、部队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他从重庆带回用芒麻纺成的线和织成的布，在延安办展览，试制推广。①他不仅带头在参谋部 驻地周围开荒种地，纺线织布，养猪种菜，而且非常关心在延安附近南泥湾屯垦的三五九旅，多次亲临视察，指导生产和训练。当年的三五九旅旅长王 震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激动地说：“那时，叶参座非常关心我们，一来了，饭也顾不上吃，就到屯垦地段去视察，和战士们一起座谈生产经验，商量怎 样达到生产自给的指标。为了保卫延安，打退胡宗南部队的骚扰和进犯，他亲自指示预定战地和布防。有一次部队搞野外演习，他来到现场观察指示， 要求很严，边看边作笔记。演习结束后，他作现场讲评，鼓励部队既要会生产，又能打仗，要练出杀敌真本领。他讲得很幽默，很有风趣，在场的官兵 和美军观察组都听得入神，感佩不已。我至今还保留着他在练兵场上讲话的照片，每次看到它，心情都很激动。”①① 访问吴有恒谈话记录，1987 年 11 月。① 访问王震谈话记录，1989 年 9 月。为了活跃机关业余生活，叶剑英组织机关的文娱骨干，开展文化娱乐活 动，调剂精神生活。没有乐器，他自己动手做了一架洋琴。他打洋琴、拉二胡，弹奏广东音乐《小桃红》、《雨打芭蕉》，指挥大家唱《黄水谣》、《救亡曲》、《延安颂》、《渔光曲》等歌曲。在他的带动下，机关同志也 行动起来。有的制作了羊皮小鼓、马头胡琴等各式各样的乐器，经常组织演出。他们还常组织舞会，叶剑英特意请从莫斯科回来的女同志教那些日夜伏 案工作的干部跳舞。从中央首长到普通干部，工作之余，翩翩起舞，既锻炼了身体，又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交往。美军观察组成员也兴致勃勃地参加 跳舞，还请叶剑英带一些同志参加“鸡尾酒会”。有人感到自己是“土八路开洋荤”，叶剑英笑着说：“土！怕什么？将来我们也会洋起来的。把你们 带去就是要显示我们的力量，让他们看看你们就是革命的接班人！”圣地延安，欢歌笑语，充满了革命朝气。他还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文化，开展读书活 动。至今人们回忆起来，仍然十分留恋那一段艰苦而又欢快的生活。①叶剑英在延安期间，还积极支持并参加“怀安诗社”，与诗坛诸老朱德、 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续范亭等人唱和，以诗言志，以诗抒怀。那时没有条件出诗刊，怀安诸老写诗，自备一册，将自己的新作 抄上去，送与另一人，另一人添上自己的新作，送与第三人，如是辗转传递，互相唱和，名曰《怀安诗抄》（后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开辟“怀安诗选” 专栏）。叶剑英这一时期的著名诗篇有 1941 年 9 月写的《寄续范亭司令并呈怀安诸老（二首）》：（一） 孙陵碧血长青苔， 阿斗昏庸事可哀! 剩有残躯效李牧， 雁门关外杀敌回。（二） 投身革命将何事， 老者安之少者怀。 君独伤时异工部， 小戎离黍托诙谐。董必武在读罢叶诗后，特赋诗曰：“季子徐君（指吴玉章、徐特立）气 谊投，希深君复（指谢觉哉、林伯渠）亦风流。指挥能事朱司令，慷慨悲歌叶剑侯。”有一次，叶剑英向重庆派驻延安的国民党联络参谋说：“请告重 庆当局，古人说‘有奶便是娘’，今日无奶也是娘。没有吃，没有穿，没有枪弹，我们也是要坚决抗战到底的。”续范亭听到这番话很受感动，挥笔写 下一首赠叶剑英将军的诗：“十八集团参谋长，有谋有勇且知方。我与将军交未久，青年食堂共一觞。酒味虽薄情谊重，满座宾客尽贤良。慷慨痛陈天 下计，兄弟誓死不阋墙。最后一句酸辛话，今日无奶也是娘。”①在延安物质生活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叶剑英坚持一贯的联系群众的作 风，关心他人胜于关心自己。他自己和在那里读书的儿子选平穿着带补丁的① 访问路宝银、高全夫、朱慧、王敏清谈话记录，1989—1994 年。② 《叶剑英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 4 月版，第 5 页。① 《续范亭传》，山西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10 月版，第 261 页。衣服和旧大衣，把新大衣送给别人；把别人送给他补养身体的药品送给体弱 生病的同志和生了孩子的女同志。印度籍柯棣华医生牺牲后，叶剑英经常去看望他的夫人郭庆兰和未满周岁的婴儿印华，请他们一起吃饭，并让夫人帮 助喂孩子，给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军委机要秘书张明的夫人生孩子，身体虚弱，没有奶水，孩子整天饿得哇哇直哭。叶剑英知道了，就把伙房每 天分给自己的半磅牛奶，送给孩子吃，还亲自去看望，并把自己小孩用的小床送去。对于生病住院的同志，他总是抽空去医院探望，有时还亲自写信问 候。对于家在国民党统治区有困难的同志，他特意打电报给在重庆的周恩来，请他设法予以帮助。总参谋部一局局长伍修权调到东北去执行紧急任务，他 夫人身体不好，孩子又小，无人照顾。叶剑英告诉他，让他放心走吧，家里的事由我负责照顾。伍走后，叶剑英对他家属关怀备至。不久，又派人把他 的夫人、子女安全送往东北，与伍修权团聚。伍修权一家人后来回忆起这件事，都感念不已。第二十章在军调部的四百天（上）一停战令颁发前后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 月 2 日，日本天皇、政府 及帝国大本营的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人民历时 8年之久的抗日 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结束。抗战胜利以后，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实现和平民主，休养生息，以恢复战 争创伤。8 月 11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指出，国民党正准备抢夺抗日胜利果实，中共应准备对付内战，同时，将依据国内 外形势，恢复与国民党的和平谈判，以求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而蒋介石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玩弄反革命两面手法，一面准备发动内战，一面侈谈国内 和平，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地采取了革命的两手：一方面积极准备对付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另一方面决 定同蒋谈判，争取国内和平。经过 43 天的国共重庆谈判，于 1945 年 10 月10 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双十协定”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尽快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停止国共两 党军事冲突，各党派在一起共商国是。1945 年 11 月，美国统治集团企图运用政治的手段，帮助蒋介石建立一个统一的、亲美的政府，以实现其“不战 而控制全中国”的目的。美国派遣马歇尔以总统特使的身份，于 12 月 15 日启程来华。12 月 16 日，担任军委副总参谋长的叶剑英作为中国共产党出席 政协会议的代表之一，在周恩来率领下，从延安飞抵重庆，并与国民党代表就停止国共军事冲突问题进行谈判。12 月 23 日，叶剑英与周恩来拜会了马 歇尔。1946 年 1 月 5日，国共双方代表初步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 协议》。1 月 10 日，国共双方正式签订停战协定并颁发了停战令。为了贯彻实施停战令，双方决定建立一个军事调处机构，并签署了《建立军事调处执 行部的协议》。按照协议规定：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设委员三人，其中一人代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国共产党，一人代表美国政府。 虽然“美国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仅为协助中国委员实施停止冲突命令”，但美方代表仍被邀请充任主席。三委员各有否决权，一切事宜，均须经三人一 致通过。经三委员一致同意的正式训令，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公 布。①为执行建立军调部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政府及美国方面都 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叶剑英受中共中央派遣，出任军调部中共代表。国民党政府代表为郑介民，美国方面的代表为饶伯森（又译“罗伯逊”）。叶剑英在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同时，积极进行赴北平参加军调部工 作的准备。他认真领会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和平、准备对付内战的决策精神，分析国内外形势，把握谈判的方针、政策和策略。他清醒地看到：美国参加 谈判的根本目的，是要摧毁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扶持国民党政府统治全中国，以便在中国推行它的殖民政策，但在当时国际舆论和国内广大人民群众 要求中国停止内战、改组国民党政府的情况下，不得不在表面上采取调停的姿态来处理中国问题。国民党政府同意停战并参加军事调处，其目的是遏制、 削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解放区军队的力量，争取时间，调兵遣将，准备全面内战。而中国共产党则要利用军调部这一合法机构，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内① 《停战谈判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6 月版，第 3—4 页。战阴谋和军事进攻罪行，保护革命力量，为实现国内和平而努力。这样看来， 即将开始的军事调处将是一场充满各种矛盾的极其复杂、尖锐的斗争。叶剑英又仔细研究了谈判对手的情况。 郑介民，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兼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局长。1898 年出生于广东省海南岛（今海南省）文昌县， 1925 年毕业于 黄埔军校，随即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历任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广西省政府委员、国防部参谋本部上校参谋、少将处长。抗日战争爆 发后，升任现职。饶伯森， 1894 年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青年时期曾专攻银行学、经济 学及商法。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入美国航空学校受训，为驱逐机驾驶员。1922年任银行及信托公司经理、交易所长等职。1942 年脱离企业界，步入政界， 担任美国政府租借法案对奥执行处处长，后入国务院研究中国问题。1945 年4 月，随美国国务卿参加旧金山会议，与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商讨中国问 题。同年 5 月来华，任美国驻华大使馆经济事务参赞、代办。这就是叶剑英即将在谈判桌上面临的对手，一个是国民党的政客兼特务 头子，一个是美国政府的所谓“中国通”。1946 年 1 月 10 日，叶剑英出席了举世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13 日，他 同郑介民、饶伯森及各自的随行人员一行 15人，从重庆乘专机飞抵北平。叶 剑英等住进了北京饭店。当天，叶剑英在北京饭店会见记者，发表了简短谈话。他说：本人从未 来过故都，适才于北平上空俯视一周，深感其名不虚传，堪称我国最伟大的都市。这次我等三委员北来，负责执行部工作，决心本着合作精神，采取一 致行动。他着重指出，今日和平建国乃为全国一致要求，我们当立即停止冲突，恢复交通，从事建设。①① 《军事调处执行部三方面委员昨飞北平》，载 1946 年 1 月 14 日《新华日报》。二组建军调部中共机构 三委员到达北平以后，立即着手建立组织机构。按照马歇尔、周恩来、 张治中军事三人小组在重庆最初协商的方案，军调部三方人员的配备名额为：美方 125 人，国民党方面和共产党方面各 170 人。在组织结构上，规定 三委员各带助手、随员数人，下面各设一参谋部，配若干参谋人员。执行主任由美国人白罗德担任。这一职务犹如三委员的参谋长，可直接指挥三方参 谋人员。预定派出 8 个执行小组。但是，工作正式开展以后，由于局势的变化和任务的增加，三委员对组织问题进行了多次协商，组织机构随之不断地 扩充和加强。首先确定在三委员之下各设一名参谋长：中共方面由耿飚担任（不久由罗瑞卿接任）；国民党与美方分别由蔡文治、海斯凯担任。在各自 参谋长之下分设 4 个科：计划执行科、新闻发布科、总务科、通讯科。叶剑英为了加强中共方面的力量，利用军调部更多地开展工作，经报请中共中央 批准，在机构和人员配制上又有所变化：在委员之下设一秘书长，由李克农担任，管理秘书、通讯、机要、编译、救济等组；参谋长之下设计划执行科、 新闻发布科、行政科；另外，还设了几名顾问，由饶漱石、滕代远、徐冰等担任，马海德则以卫生顾问名义参加工作。①在机构组建过程中，中共方面人员由于通讯不畅，交通阻隔，要在较短 时间内集中到北平，困难很大。为此，叶剑英及时请示中共中央，请中央迅速从各地抽调人员赶赴北平，并解决电台配备问题。同时，他利用美国政府 提供给军调部的飞机，分别派李克农、罗瑞卿飞往延安、晋察冀等地，专程接到北平的工作人员。他还从各解放区来军调部汇报战地情况的人员中，物 色合适对象留下来工作。另外，又从北平地下党选调了一批工作人员。叶剑英对调到军调部工作的干部十分关心，逐个同他们谈话，要求他们 尽快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和环境，主动、机智地进行工作。他还教给他们参加谈判斗争的艺术和方法，告诉他们，同国民党代表和美国人打交道时要注意： 第一，话不要说得太多，每说一句话都要经过充分的考虑，话一说出口就不好改变；第二，三方达成协议并签字时要慎重，写在纸上的东西，用斧头砍 都砍不掉；第三，要注意保密工作，防止他人钻空子；第四，要及时请示报告，以便统一步调。②1 月 22 日，叶剑英在给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的信中，曾谈到抽调人员、 组建机构的情况：“我们于 13 日由渝飞平，已十日了。先后到此的有罗瑞卿、李聚奎、耿飚、李克农、伍云甫等五十多名同志。今天可能到的有滕代远等 十多位同志（由太行飞此）。山东、华中各地同志，亦派人来此。北平城正放射着国内和平的异彩。虽然各地仍继续有一些大小的冲突，历史的总趋势 是和平与民主，这是不可抗拒的力量。”机构刚刚建立，叶剑英就紧张地投入了新的斗争。从他 2 月 9 日写给在 军委总参谋部工作的戴镜元的信中，可以看出他的境遇和心绪。信中写道：“我刚到渝不久又飞平，现处在和美国人、国民党人三方合作、三角斗争中， 这是新学校、新课程，做错了不少，也学得不少。”“我还好，只是把我忙① 叶剑英办公室张廷栋等提供的档案资料。② 《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 年 9 月版，第 237 页。瘦了许多。”5 月 24 日，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三人小组电令北平军调部三方各增 设一副委员，并明确副委员可全权代理委员离职时之职务。据此，美方的吉伦、国方的蔡文治、中共方面的饶漱石分别出任副委员。参加军调部三方的 工作人员，亦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规定数额。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军调部人数 最多时达9000 余人（中共方面仅 600 余人）。这是一个相当庞大、复杂而又 特别的机构。中共方面先后参加军调部工作的主要负责人，除委员、参谋长、秘书长、顾问之外，还有：执行处长宋时轮，交通处长耿飚，整军处长陈士 榘，新闻处长黄华，秘书处长冯铉，行政处长伍云甫。东北执行分部中共方面负责人为饶漱石、李立三、伍修权。还有薛子正、张经武、荣高棠、赖祖 烈、黄逸峰、柯柏年、黄镇等，也先后担任过一些部门中共方面的领导职务。三停战原则谈判的波折军调部作为履行停战协定的机构，首要任务是实行军事调处。主要方法， 是遵循 1 月 10 日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停战令，通过三方会谈，商订出关于停战原则的协议，予以发布，国共双方共同执行、遵守。对于发生 冲突的地区，则派遣由三方代表组成的执行小组或交通小组，到实地调查双方争端的真相，就地解决各种问题，制定地区性的协定，使双方部队共同遵 守，保证实现停战。执行小组不能解决的问题，呈报军调部处理。军调部不能解决的问题，上报军事三人小组议决。叶剑英与国、美代表就停战原则达成的第一项协议，是 1 月 15 日发布的 第一号公告并附“和字”第一号命令。第一号公告宣告：军调部将于 1 月 16日派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飞机往绥远、山东、河北各省的 14 个城市、村庄，散 发 1 月 10 日的停战令。“和字”一号命令的内容为具体调处河北省永丰县境内国共军队的军事冲突。命令要求双方即刻停止冲突，各留在原地，停止敌 对状态，恢复城内外交通，并允许粮食、商品出入。总的看来，三委员对这一协议达成得比较顺利。而争论激烈、斗争复杂的是军调部“和字”第二号 命令、关于修订“和字”第二号命令的电报、“和字”第六号命令等协议。军调部刚开展工作不几天，叶剑英就同国、美代表开始了关于停止国共 双方军事冲突的具体原则的谈判。国、美代表的主张是，停战以后双方部队必须实行隔离，才能防止冲突再起，而隔离则以城市为基准，占城者不动， 城外者撤退一日行程（60 里）。叶剑英则提出，停战以后主要是恢复 1 月 13 日24 时的位置，谁非法侵占则由谁退出，被侵占者回到原来位置，双方均复 位，冲突自无。这个争执由美方折衷后，把两方意见都容纳进去，拟定了“和字”第二号命令，三委员于 1 月 20 日签署后予以发布。这一协议从表面上看 双方互有让步，双方意见均有采纳，似是公平合理，其实对中共方面不利。“和字”第二号命令第一条实施停战的原则这样规定：“所有冲突的双 方部队，接到本执行部的停战指示以后，必须立即停火，并施行双方冲突部队的隔离，以保证冲突不再发生。”这一条中并具体规定，双方撤离冲突地 点一日之路程至少为 60 华里。这一命令发布不久，各地小组均发生了争论，国、美方代表到处要中共军队撤退。听命于蒋军的伪军从被围的城镇出来扰 乱，蒋军并越出点线故意向解放区军队挑衅，其阴谋在于迫使各地解放区军 队都向后撤退60 里。叶剑英很快发现了这些问题。同时，中央也来电指示， 要求纠正这一规定。叶剑英立即动员中共方面人员，围绕执行“和字”第二号命令问题，开展新的斗争。1 月 24 日，他致电陈毅、饶漱石、刘伯承、邓 小平，提出：“执行部‘和字’第二号命令关于停战隔离之规定分为原则与办法两项，原则是要停战，要隔离，要恢复联合命令中所规定的时限以前的 位置。隔离之办法必须按照当时当地的情况适当规定。各地区在实施停战隔离之时，必须根据情况决定。各停战小组的中共代表，在实际执行隔离 时有自己的否定权，可以坚决抵抗并将办法中实际行不通的情形电告我们，以便根据实际材料作新的规定。”1 月 27 日，叶剑英又致电各解放区负责人， 对如何执行“和字”第二号命令提出一些具体的变通办法，供各地在同国民党方面交涉时参考。与此同时，在执行部三委员会议上，叶剑英对国、美方 面要求解放区军队撤退的无理要求坚决予以驳斥。他指出：（一）对包围中的伪军（如：枣庄、德州、兖州、聊城、永丰、元氏、保定等）应是解放区军队受降问题而非部队隔离问题：（二）同蒲路南段未发生冲突事件，没有 实行隔离的必要；（三）大同等地阎锡山军出城挑衅，是破坏停战令行动，应予以处罚，不应令解放区军队撤退。否则赏罚不明，鼓励了挑衅的一方；（四）集宁虽暂有冲突，现已停止并且已经隔离（傅作义军已撤至旗下营）。 集宁原为解放区军队驻地，无再撤出的必要。同时，为证明“和字”第二号命令本身的缺点，并使国、美方面也感到有不利之处，叶剑英具体指出两个 地区，国民党方面应当撤退：一是平绥路青龙桥地区的蒋军，应离康庄 60里（如此必须撤至南口附近）；二是豫北蒋军应撤离孟县 60 里（如此即退到 黄河以南）。国、美代表无法答辩，终于同意修正原令。2 月 4 日，三委员发布“和字”第二号命令的修正指示，其主要内容是：拟定“和字”第二号 命令之际，执行部各委员会曾商定停止冲突及撤退一日行程（60 里）之办法，但凡有执行小组在场或虽无执行小组在场，而双方部队已建立联络机构之 处，前述议定办法可经双方同意就地按照情况加以变更。在“和字”第二号命令修正案发布前后，叶剑英向各执行小组中共方面 代表发电指出，坚持恢复 1 月 13 日位置是实施停战的基本原则，必须切实监督执行，反对强调隔离部队而取消原来目的，对各地蒋军拒不执行者必须严 肃处理。与此同时，叶剑英同饶伯森单独进行多次谈话，说明中共方面对恢 复 1 月13 日位置有最大诚意，只要蒋军肯撤出非法占领地区，解放区军队 1 月 13 日以后占领的地方均可全部退出。中共方面并拟出解决这一问题的草案事先交美方考虑。美方这时正为战斗序列问题未达成协议而焦虑，便借机提 出，在此命令草案中加入战斗序列的内容，要双方指挥官召开会议，在小组监督协助之下，提出双方战斗序列，以便具体商讨 1 月 13 日位置问题。这显 然是一种交换条件。时剑英权衡利弊，认为利大于弊，于是表示同意。随后经反复讨论，于 3 月 22 日签订了“和字”第六号命令。这一命令的主要内容 是：为彻底停止冲突起见，政府及中共军队必须停驻于 1946 年 1 月13 日下 午 12 时整所在之位置，任何部队曾越过上述位置者，应立即退回。任何指挥 官如不遵令撤退至 1 月 13 日下午 12时之位置或双方同意之改正位置，将以 违反停战令论罪。自此以后，在停战问题的谈判上，中共方面便完全转入主动，国民党方 面在政治上完全处于被动。后来，叶剑英曾就“和字”第二号命令发布前后的情况回忆说：“军调部刚刚开始工作时，我们没有经验。美国人起草了个协议条文， 送给三方委员，说是已经讨论过的东西，各方的意见都吸收了，要求签字。那时黄华做我的翻译。当时我想，刚一开始就闹僵了不好。于是我采取灵活 的办法，在协议上签了字。协议公布以后，很快发现问题比较大。我立即给我方各战略区部队打电报，告诉他们，在执行中要坚持有理有利的原则。我 一连发了几个电报给部队。后来中央领导对这个事情也有批评。六号命令发布以后，中央领导又来电报，给予了表扬。那时，我们同美国人和国民党代 表一起谈判，一开始确实缺乏经验啊。”①① 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 年 4 月 15 日。四执行小组的使命调处各地军事冲突，主要是通过向冲突地区派遣执行小组的方式来进 行。执行小组是军调部领导下的基层组织。1946 年 1 月 15 日军调部三委员经过协商，确定其任务是执行军调部的协议，对国共双方军队执行停战令和 军调部协议的情况实行监督。既然派遣执行小组是履行停战的主要手段，那么，往哪些地区派出执行 小组，就成为国共双方争论的突出问题。国民党方面拼命要求向对他们有利的地区派小组，以便谋取军事上的好处。面对这种情况，叶剑英根据中共中 央和周恩来的指示，同中共方面人员一起，商定了对付国民党和美国人的基本办法：在解放区军队力量薄弱的地区，要争取派遣执行小组，防止敌人进 攻，在蒋军集结重兵的地区，要配置执行小组，以监视敌军的调动；在敌人可能利用的港口，应争取派小组，以防对方通过港口运兵；在敌人准备进攻 的重点地区，必须派出小组，以便制止敌人的进攻和揭露他们的阴谋。同时，叶剑英还提出，要充分利用建立军调部协议中“三委员各有否决 权，一切事宜均须经三人一致通过”的规定，来对付国、美方面的勾结，遇到国、美双方联合对付我们的时候，我们即可使用否决权，使他们的阴谋无 法得逞。在半年多的会谈斗争中，军调部先后向各地派出 29 个执行小组，7 个交 通小组。这些小组，是由三方协议派遣的。尽管国民党方面有美国代表的帮助和支持，但是，由于叶剑英和中共方面人员针锋相对的斗争，结果，双方 提议派遣成功的停战小组的数目大体相等。①军调部的第一个执行小组，是派往绥远（今属内蒙古）集宁地区的。停战令发布时，集宁县城在解放区军队 手中。国民党方面为了抢夺战略据点，于停战令生效后的 1 月 14 日凌晨 2时，向解放区军队驻守的集宁县城发动进攻，并于上午 11 时占领了该城。解 放区军队调整部署，包围了该城，同国民党军展开了争夺战。郑介民得知这一消息，立即提议军调部派一执行小组去集宁，监督停战。叶剑英根据集宁 前线发来的情报，严正指出，集宁在 1 月 13 日前，为解放区军队驻守，国民党军队进占，违犯了停战令，必须立即退出。郑介民狡辩说，1 月 13 日 24 时停战令生效时，国民党军队就在集宁城内。他反诬共产党军队挑起冲突，向集宁城的国民党军队进攻。美方委员饶伯森见双方争执不休，遂以“中间 人”的身份予以调解。他判定，1 月 13 日 24 时国共双方军队均在集宁城内。因此，要实现集宁的停战，双方军队均撤出集宁一日行程（60 华里），划集 宁为中立县城。但是，郑介民仍坚持要解放区军队单方面撤退。叶剑英则严词拒绝。事情就这样僵持着。到了 1 月 17 日，叶剑英得到解放区军队在 18 日前有把握夺回集宁的情报，于是，表示同意国、美方面关于派执行小组去集宁的提议。1 月 18 日上午 11 时，当由国民党、美国和中共代表组成的执 行小组乘飞机在集宁降落时，集宁已无战事。小组代表们看到的情景是：共产党军队驻防在这座县城，社会平静，秩序良好。小组的美方代表耸了耸肩， 摊开双手，无话可说。国民党代表虽然窝着一肚子火，但也无可奈何。郑介民对这次失败很不甘心，耿耿于怀。3 月，马歇尔、周恩来、张治 中三人小组视察集宁时，军调部三委员和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陪同。郑介民① 访问耿飚谈话记录，1991 年 3 月。和张治中又提出了集宁调处的是非间题。周恩来、叶剑英当然毫不让步。后 来，马歇尔只好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更重要的是今后的事情。”围绕集宁调处问题的斗争，是中共代表团在叶剑英领导下坚持停战原则 的一个成功范例，它对于后来中共方面处理其他地区的军事冲突问题，提供了经验。五东江纵队撤退与中原军区突围广东东江纵队的处境，是叶剑英一开始就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东 江纵队在 8 年抗战中，积极打击日伪军，先后建立了总面积达 6 万余平方公 里、人口约450 万以上的解放区。香港沦陷后，他们救护港九同胞脱险，援 助香港文化界人士，支援英美军事当局工作，受到中外人士赞扬。然而，国民党当局竟将这样一支抗日有功的人民军队诬蔑为“土匪”，在停战令颁布 以后，公然以“剿匪”为名，疯狂地向东江纵队进攻。为了制止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叶剑英在军调部三委员会议上，多次提出， 应迅速派执行小组到广东调处。国民党代表极力反对，声称广东没有中共部队，没有必要往那里派出执行小组。叶剑英则摆出事实，据理力争。后来， 郑介民、饶伯森被迫同意派出广东执行小组。1 月 25 日，该小组代表抵达广 州。执行小组到达广州的次日，广东国民党军方就发表谈话，拒绝承认中共 领导的华南抗日游击队，污蔑游击队为“土匪”。对于国民党当局颠倒黑白的谎言，小组中共代表方方理直气壮地进行了驳斥。在北平军调部，叶剑英 一次次地揭露广东军事当局进攻东江解放区的罪行，要求军调部立即发电制止，并令广东执行小组到现场监督停战。在国内外进步舆论的压力下，经过军调部的督促，广州行营于 2 月 18 日“奉命同意”广东执行小组前往惠州地区“视察”。2 月 25 日，叶剑英致函郑介民和饶伯森，指出张发奎让广东小组赴惠州， 是精心策划的骗局。因为，他们事先已派出军队进攻并占领了惠州我东江纵队驻地。他们让小组到达该地“视察”，无非是为其“东江无共军”的谎言 进一步找借口。叶剑英再次呼吁广东军事当局停止对东江纵队的进攻，并允许小组对真实情况进行调查。然而，广东军事当局一意孤行，继续阻挠调处。在此情况下，叶剑英致 电在重庆的周恩来，请三人小组讨论广东调处问题。三人小组研究了叶剑英的电报，经过磋商，国民党和美国方面的代表不得不承认以曾生为司令员的 东江纵队的存在，并同意将东江纵队撤离广东，由美方协助运送山东烟台。东江纵队撤退的协议达成以后，广东小组就实现这些协议的具体内容， 继续进行商谈。至 4 月下旬，大多数问题都已得到解决，但有两个问题在广东小组和军调部本部又进行了反复磋商，才达成协议。 其一，关于东江纵队撤退途中的安全问题。中共代表主张，为保证东江纵队由内地撤到海岸港口的安全，驻淡水的国民党部从应撤到平山，驻龙岗 的部队撤至平湖或深圳。国民党代表坚持原来驻军的位置不动。在三委员会议上，郑介民说，如果驻龙岗和淡水的国民党部队撤出，到时地方民团发动 进攻，他们不能负责。鉴于这种情况，叶剑英提出三点建议：由军调部三委员致电张发奎，令其保障东江纵队撤退安全及考虑走廊区问题；在东江纵队 撤退途中，除派小组随行监视外，并令该地国民党部队派联络参谋随军行动；由叶剑英与郑介民分别致电张发奎，请他重新考虑东江纵队撤出的安全。郑 介民对此表示没有意见。饶伯森见此情景，开玩笑说：我非常同意这个办法。两位委员都是广东人，我想一定能得到一致协议。其二，关于东江纵队撤退费用借款问题。中共代表计算需要法币①9.8 亿 元，国民党代表提出为 2.73 亿元，因数目相差较大，无法取得协议。在三委员会上，美方代表提出一个 3.326 亿元的折衷方案，征求双方代表意见。双 方代表对此仍存在分歧。后经军事三人小组商定，由广东当局垫忖粮款 3.7亿余元。与此同时，叶剑英经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在军调部又设法筹集了一 部分经费，派人送给东江纵队。此后，东江纵队按指定地点集中，除复员 1700名战士外，留下 2500 人，由曾生司令员率领，于 6 月 29 日开赴大鹏湾。傍 晚，北撤部队登上军调部派来的美军的五八五号、五八九号、一○二六号三艘军舰， 30 日 8 时启航，7 月 5 日，安全抵达山东解放区烟台市。至此， 叶剑英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中原地区的军事冲突，是叶剑英通过军调部迫切需要解决的又一突出问 题。停战令公布后，中原军区部队为执行停战协议，从桐柏山区转移到了鄂豫交界的罗山、光山等地区。然而，国民党方面一再违反停战协议，先后调 集 11 个军 26 个师共 30 余万人的兵力，将中原军区部队重重包围，妄图予以“围歼”。 军调部建立不几天，叶剑英即将中原地区的严重局势提到了国民党和美国代表面前，要求立即派出执行小组去监督停战。而国民党代表却借故拖延。 经过叶剑英一再争取，国民党和美国代表才同意组成由中共代表薛子正、国民党代表邓为仁和美方代表福特组成的汉口第九执行小组。1946 年 1 月下 旬，小组奔赴河南罗山、应山视察，并会同当地国共双方驻军代表——中共代表王震、国民党代表宋瑞珂，签定了《罗山协定》与《应山协议》。两个 协议中规定，双方部队在国共问题未解决之前，均停驻于现地，不得向对方进攻。可是，国民党军队不仅不执行协议规定的停战条款，还变本加厉地向 中原军区部队发动进攻，占领解放区村镇 1000 余处。他们还派遣特务到中原军区部队驻地造谣，放毒，暗杀，并实行经济封锁，妄图“困死饿毙”解放 区军民。对于中原军区部队的困境，叶剑英忧心如焚。2 月中旬，他就如何解决 中原军区部队的粮食供应问题，向军调部提出两项紧急措施：第一，准许中原军区部队主力根据联合命令第二条规定，移驻于平汉路西产粮区，以便就 地解决粮食困难；第二，如上述措施难以实现，中原军区部队则转移到皖东、苏北地区，靠近新四军军部，以便于将来进行整编。国民党和美国方面的代 表对此却不同意。3 月初，叶剑英随军事三人小组到武汉视察，又提出中原军区部队易地就食的问题，国民党政府代表仍表示拒绝。中原军区部队和中原局总共有近 8 万人，每月需要补助给养经费法币 3 亿元左右。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叶剑英在极其困难的境况下，利用他在军调部的合法地位和身份，采取许多措施筹集经费，然后设法送到中原军区，帮 助他们渡过难关。为了更有效地制止国民党军队对中原军区部队的进攻，叶剑英在军调部 经过反复斗争，并经过周恩来在三人小组的努力，迫使国民党、美国方面的 代表同意，于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