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十大元帅-叶剑英传-9

① 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 年 3 月 12 日。第十二章万水千山长征路一 保护革命骨干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在博古、李德等的错误指挥下接连失利。 广昌失守之后，整个战役失败已成定局。1934 年 5 月间，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设想，准备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 据地，但没有适时作出转变战略方针的决断，转移的准备工作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地进行。这时，叶剑英刚从福建前线调回总部任军委四局局长，兼管军委直属队 工作。他到任后，首先从各方面调查了解干部情况，及时地向军委提出了干部配备方案。当时，不少同志因为抵制“左”倾错误，受到残酷斗争，无情 打击。有的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撤职，开除党籍。在转移前，“左”倾错误领导者把这部分被打击的干部看作是“包袱”、“累赘”，想甩掉一批，杀掉 一批。叶剑英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尽最大努力，抵制了这种错误的做法。他亲自找这些同志谈话，深入群众中开展调查研究，深感其中的多数同志是对“左”倾错误领导不满，拥护毛泽东的好干部，有的人虽然犯过错误，但性 质并不严重；有的则是编余干部。他认为，既不能把党的这些宝贵财富视为“包袱”，随意抛弃，更不能随意杀掉。因此，他力主这部分干部应该得到 保护。于是冒着再遭打击的危险，仗义执言，尽量设法让他们随军突围转移。当时国家保卫局内部决定，对犯“错误”干部开列了一个留走名单。名单上 有五六十个干部，分成 A、B、C 三类，一类是要杀的，一类是要留在苏区的，另一类是可以参加突围转移的。当保卫局长邓发带着这份名单，征求叶剑英 意见时，叶据理力争，要求尽量少留人，坚决反对杀人。凡是他了解情况的，逐个陈述自己的看法，极力加以保护。名单上有边章伍的名字，被划入要枪 毙的一类。叶剑英说，这个同志我非常熟悉，他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很有学问，军事理论和军事素质比较高，是军队有用之才；他参加宁都起义也是 有功劳的，工作很有成绩，他是个好人，怎能把人家列为反革命呢？邓发被说服了，便把边章伍的名字勾掉。此后，叶剑英与边章伍一起共事多年，从 未向边提起此事。当边章武知道了这件事时，激动地向妻子陈宛文说，我这个脑袋是叶参座给保下来的，什么时候也不要忘了他救命之恩！此事一直传 为佳话。叶剑英就是这样一位悄悄做好事，却从不宣扬自己的人。他在组织人事 问题上，一向严守纪律，不随意议论不该议论的事情，不封官许愿，不送人情，充分体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定的党性立场。那张干部“名单”是一个信号。叶剑英感到问题非常严重，自己有责任 保护好一些蒙受冤屈的同志。在一次讨论如何组织军委纵队的会议上，他向朱德、周恩来等军委领导 人提出了妥善安置和保护干部的建议和方案，在他的提议下，经过军委批准，组成军委干部团（属随营学校），保留战斗骨干，收编红军大学和其他几所 已被撤销的学校中的部分教员、学员和受“左”倾领导打击排斥的所谓“犯错误”的干部和编余干部。这些干部能分配到各个军团和安排在军委机关的 尽量安排，随时可以调入。这样，保护了党和红军的一批重要干部，其中就包括萧劲光、郭化若等。这批干部在遵义会议之后，都先后恢复名誉并分配 了工作，他们不仅在战争年代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大都成为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但是，“左”倾错误领导者对于反对他们主张的干部继续采取能整就整、 能甩就甩的办法，进行打击迫害。尽管叶剑英等主持正义的领导者竭尽全力进行保护，但由于自身处境也很困难，对一些被硬行留下、在当时很有影响 的重要干部也爱莫能助，有的甚至是亲密战友，也无能为力。叶剑英后来回忆说：“李德那个人可厉害，他讲不赢道理，就用组织手段整你。长征时很 多干部没带出来，像瞿秋白、古柏、毛泽覃、刘伯坚这些同志战死的战死，有的被杀掉。这都是李德他们搞的。”①叶剑英与刘伯坚是十分熟悉的老战友。刘于 1926 年同邓小平、刘志丹等 先后被派到冯玉祥的部队做政治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深得冯玉祥信赖。1931 年在中央苏区参与策划组织宁都起义后，任红 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功勋卓著。长征突围前，“左”倾错误领导者翻他的老帐，无非是因为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反对过王明宗派集团，因此， 刘伯坚被留在苏区，担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可是他并没有因为受排斥而消沉，仍然忘我地工作。为了护送主力红军渡过于部河，他亲临架桥工地， 开展后勤支援工作，从早到晚，站立河畔桥头，为长征战友送行。他见到叶剑英，特意把酒饯别，倾诉衷肠。两位老战友恋恋不舍，心情十分沉痛。刘 伯坚望着滚滚东流水，对叶剑英说：“大队人马向西转移了，我留在赣南没有什么作用，你还是想法反映反映，让我跟着走吧！”其实叶剑英又何尝未 反映过呢？他曾几次把刘伯坚的要求向军委作了汇报，提议让他随队长征，但“左”倾领导者却说刘伯坚“婆婆妈妈的”，没有什么用，就是不同意他 参加长征。叶剑英无可奈何，只好互道珍重，洒泪而别。后来，刘伯坚在赣南的一次作战中负伤被俘，坚贞不屈，壮烈牺牲。牺牲前，曾在狱中留下《带 镣行》的著名诗篇。1962 年，叶剑英在《建军纪念日怀战烈》诗中赞曰：“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鄂都溅溅鸣。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①这是多么激越悲壮、寓意深邃的诗句啊！当年刘伯坚在于都河畔、黎板 桥头，送行惜别的情景，跃然纸上，使人想起战国荆轲刺秦王，与易水畔击筑送行的好友高渐离的诗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刘 伯坚的壮烈一生，令人景仰不已。叶剑英每每回忆起这段历史，心情部分外难过，对“左”倾错误领导者深恶痛绝。他惋惜地说，他们在长征前有意甩 掉的许多好同志，后来不少人惨遭敌人杀害，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① 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 年 3 月 12 日。① 《叶剑英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年 9 月版，第 139 页。二 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左”倾错误领导者在军事上的冒险主义、保守主义终于发展到了逃跑 主义。1934 年 10 月 7 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中央根据地各军区地方兵团，接替各线主力红军的防御任务。除以第五军团继续抗击向兴 国进攻之敌外，将第一、第三、第八、第九军团从阵地撤下来，集中在兴国、于都、瑞金地区。”随后，第五军团亦从阵地撤离。紧接着，中央颁布《野 战军 10 月 10 日至 20 日行动日程表》，具体规定了中央红军主力转移的出发日期和到达的地域。中革军委发出第五号命令，决定将军委、红军总司令部、 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部队组成第一野战纵队，与主力红军一起行动，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纵队下辖 4 个梯队，又称军委第一纵队，博古、张闻天、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德等随其行动。此外，中共中央机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等单位组成第二纵队，亦称中央纵队，李维 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 月 10 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红一、红三、 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共 8.6 万余人，从瑞金等地出发西进，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为保守军事机密，中革军委规定军委及 各部队对外使用的代号是：军委为“红星”，军委第一纵队为“红安”，第二纵队为“红章”。在战略转移前夕，总参谋长刘伯承因不满李德的错误指 挥而被降职到第五军团当参谋长。从这时起至黎平会议，叶剑英以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身份主持总司令部的日常工作。10 月 21 日，叶剑英率领军委第一纵队随主力红军从于都西南王母渡、 新田之间，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于 25 日全部渡过信丰河。11 月 8 日，在汝城以南之天马山至城口间，通过第二道封锁线。15 日，在良田与宜章间， 通过第三道封锁线。12 月 1 日，主力红军渡过湘江，通过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在突破这道封锁线时，面对国民党军几十万人前堵后追，博古等领导人一筹 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红军指战员经过浴血奋战，虽然杀开了一条血路，但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折损过半，由出发时的 8 万多人很 快地减到 3 万多人。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水，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战歌。突围行军中，叶剑英协助周恩来、朱德处理繁忙的军务，及时传达并贯 彻执行军委的各种命令、指示，随时处理部队行军作战遇到的各种问题。他经常找负责人碰头，研究如何应付遭遇战和防止敌人空袭问题，组织部队克 服各种艰难险阻，通过一道道封锁线。许多小事，他也非常细心。路过湘西少数民族地区时，住在老百姓的木板房里。这种木板房容易起火，他特意制 定防火措施，防止发生火灾。一路上，他最关心的是掌握敌军的部署和动态。那时中共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已经失去了联系，有关敌人的情报来源主要靠两 条：一是地面侦察，二是通过无线电台侦听，破译敌台情报。叶剑英精心组织电台的同志分几个梯队交替行军，昼夜坚持工作，保证通信联络畅通无阻， 及时地为军委提供准确的敌我情况动态。电台的人员少，工作很辛苦，叶剑英在艰苦的行军中，常去看他们，称他们是无名英雄，时时处处为他们着想， 帮助解决各种困难。红军渡过湘江，行进到湖南和广西交界的西延山区。这里，山势陡峭， 道路崎岖。在一座高山上，叶剑英停下脚步，与警卫员、马夫一起稍事休息。叶剑英脚踏雷公岩，微蹙双眉，举目四望。耳旁正响着密集的枪声，那是后卫部队在阻击敌人。脚下，是几乎 90 度的陡峭险峻的悬崖，一条一尺来宽的 石梯路，从山脚蜿蜒而上，旁边就是万丈深谷。走在这样的路上，令人头晕目眩，胆颤心惊。伤病员们都下了担架，由同志们背着或搀着走。有几匹马 踩空了脚，摔下了万丈深渊。此情此景，使叶剑英的心情十分沉重。红军继续艰难前进。下了山，涉过一条小河，前面是一片开阔地。叶剑 英带领队伍迅速通过开阔地，向对面的小山上走去。这时，周恩来走过来，告诉叶剑英命令部队切勿休息，立即前进，防止敌人空袭。叶剑英马上具体 布置各单位注意防空。就在这时，敌机飞来了。叶剑英命令部队在路边隐蔽。敌机越飞越低。突然向着叶剑英及部队隐蔽的山腰处俯冲投弹。叶剑英见势 不好，赶快跑开。刚跑了几步，一颗炸弹正好落在附近，“轰”地一声爆炸了。叶剑英摔倒在地。“参谋长，你？！受伤没有？”警卫员范希贤见状，马上奔上来扶他。 叶剑英自己爬了起来，踉踉跄跄地继续往前走去。这时，他才感到右大腿靠臀部的地方，一阵阵疼痛。用手一摸，鲜血已经渗透了裤子，不断地往下流。 范希贤将他扶到一处平坦的地方，让他躺下，然后叫马夫立即去报告卫生部。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闻讯赶来，把叶剑英扶上担架。当抬到总卫生部临时 所在地时，伤口还在流血。同志们都关切地围上来询问他的伤势，他虽然感到痛得厉害，但却坚强地忍住，平静地回答说：“没关系，不要紧。” 医生检查，发现一块弹片打进了靠近臀部的地方，有好几公分深。由于环境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弹片无法取出，只好留在体内了。医生对伤口作了 简单的包扎，叶剑英便坐着担架，继续上路了。警卫员把棉大衣给他盖在身上，才发现大衣被炸穿了许多窟窿。原来，炸弹爆炸时，叶剑英正用右手拎 着大衣。如果不是这件棉大衣护着，说不定还会有生命危险呢！叶剑英每谈起这次负伤留在身上的弹片，就风趣地说：“留着它作纪念，可以使自己不 忘过去。”①叶剑英对待自己负伤不大在意，但他对待别人却非常关心，使许多同志 感受到温暖。他带伤工作，劳累过度，又加上营养不良身体消瘦，吐了几次血，但仍坚持行军，还经常把自己的乘马让给伤病员骑。参谋孔石泉在通过 少数民族地区时，脚负了伤，走路困难。叶剑英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几十年后，孔石泉回忆起这件事，仍很动情地说：“叶司令员很关心我，如果没 有他的那匹马，我也许走不出少数民族地区了！”三 在遵义会议的旗帜下寒冬腊月，冷风逼人。中央红军在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和阻击下，冒着 严寒，沿着崎岖难行的山路艰难前进。1934 年 12 月 11 日，红军占领了湖南省通道县后，中央部分领导人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了红军的行动方向。会上， 毛泽东鉴于红一方面军渡湘江所受的严重损失和蒋介石在湘西靖县、绥宁、武冈一带企图围歼我主力红军的部署，建议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 合的计划，转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经过激烈的争论，周恩来、王稼样、张闻天、朱德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博古、李德等坚持原议。 红军继续前进，于 12 月 15 日占领了贵州黎平县城。1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红军的行动方 向问题。会议经过争论，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按原定计划，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主张。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决定 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 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向贵州西北前进。黎平会议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使中央红军避 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中共中央决定部队进行整编，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确定由总参谋长刘伯承兼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 剑英任副司令员兼一局局长，负责指挥行军作战。为了贯彻中央新的战略方针，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叶剑英研究制定 了抢渡乌江、占领遵义的行动方案。1935 年 1 月 7 日凌晨，先头部队占领遵义城。9 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欢呼声中进入遵义城。1 月 15 日至 17 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 的总结的决议》，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会议改组了党的中央领导，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 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成为中国革命的一次 伟大历史转折。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纵队未单独设立司令部，由总司令部兼理。据黄鹄 显、曾三、吕黎平等回忆，叶剑英在总司令部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作战，日夜守候在作战值班室，处理紧急军务。他拖着带伤的身体，不分昼夜地工 作，有时一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他负责军委纵队的工作，还要领导军委一局的工作，每天不但处理大量上报下达的文电，有时还亲自起草电报。 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起草电报喜欢用毛笔写，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写完后又一字一句点着看，认为准确无误了，然后写上“剑英”二字。 他常对军委总部的参谋人员说，一字之差，可能会关系到部队同志的生死存亡，写好后一定要多看两遍。参谋起草的电报，他一字一句修改，有时只留 下头尾，内容几乎全部改写，改完后，送给参谋重抄，然后他还要认真看两遍，才签字发出。有的参谋人员不懂电报中的韵目代日，地支代日代时，他 不厌其烦，把着手教，帮助参谋人员提高工作能力。叶剑英十分关心遵义会议的进展情况，当他得知会议的结果时，十分高兴。他衷心拥护会议的正确 决定，拥护毛泽东的领导，连夜向部队传达会议精神。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决定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935 年 1 月 19 日，中央红军向川南 上城赤水方向开进。一天，中央机关行军到一条山谷时，突然从北边半山坡上冲来敌军一个连的兵力，向中央机关人员猛烈开火。毛泽东、周恩来、朱 德等都在敌射击圈内，情况非常危急。中央机关人员只好躲进一条流水沟里。过了一会儿，敌军吹起冲锋号，冲下山来，高喊：“活捉朱毛！”在这千钧 一发之际，叶剑英率队从后面跟了上来。他当即下令：“通信排跟我来！”亲自带领一个排迅速冲上南面的高山，集中火力向北边压下来的敌人还击。 敌军遭到阻击，摸不清底细，不敢再往下冲。双方对峙了一阵，敌军退去。中央机关转危为安。大家说：“好险呀！要不是叶参谋长及时赶到，我们就 要吃枪子了！”①① 访问范希贤、李质忠、颜太龙谈话记录，1987—1994 年。四艰难的雪山行军1935 年 2 月 28 日，在第二次占领遵义的老城老鸦山战斗中，三军团参 谋长邓萍不幸牺牲。三军团向中央发电报，指名要求叶剑英去接任。中央考虑战斗正在激烈进行，前方需要派得力的人，便同意了三军团的要求。叶剑 英在危难之际奉命前往三军团任参谋长，协助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三军团作 战。3 月上旬，中革军委在打鼓新场附近召开重要军事会议，研究成立军事 指挥小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军委委员以及一、三军团负责人、纵队司令员、政委等。三军团参谋长叶剑英和政治部主任刘少奇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 经过讨论，确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就在会议讨论下一步红军进军方向时，敌机突然袭来。在危急时 刻，叶剑英第一个想到的是毛泽东，他眼疾手快，拉着毛的手，急忙跑出屋子，隐蔽到山脚边的茅草地里。敌机空袭过后，继续开会。会后，叶剑英在 三人小组和彭德怀、杨尚昆的领导下，制定三军团的作战计划，指挥部队趁夜经潭厂、两路口，袭取仁怀，三渡赤水。然后攻占铁厂、大村，在二郎滩 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直趋贵阳。①部队人不歇步，马不停蹄，翻山越岭，来到金沙江畔。金沙江的支流很 多，过每一道河，叶剑英都要亲自勘察地形，指挥架设浮桥，或组织人员向敌军夺船渡河。行军作战中遇到问题，他总是找几个科长来一起商量解决办 法后向彭德怀汇报，最后再作决定。有一天，部队行军 80 里，到宿营地时已经很晚了，走在前边的部队突然来电说，行军前方有一座桥被水冲断了，需 要连夜架修。这时大家经过一天的行军，人困马乏，已经很疲劳，叶剑英带伤走路，更是周身酸痛，但他仍然连夜召集司令部李天佑、孙毅等几个科长 碰头研究办法，并要亲自带工兵连夜去赶修。几位科长看到他身体虚弱，坚决不让他去。叶剑英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将架桥任务交给孙毅。临走前，他 对可能遇到的问题，又作了具体交代，才放心地让孙毅带工兵连 20 多个战士前去。他们走了几十里路，在河边整整奋战了一夜才把桥架通。彭德怀、杨尚昆和叶剑英率领三军团渡过金沙江、大渡河后，乘胜继续 北进。经林坪，从二郎山旁越过人迹罕至、野兽成群的深山老林，指挥部队击溃四川军阀杨森所部 6 个旅的堵截。于 6 月初，占领了天全、芦山、宝兴， 为后续部队扫清了道路，迅速赶到夹金山脚下。夹金山是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海拔 4000 米以上的大雪山。它位于四川 宝兴县西北，懋功东南，高耸入云，气候寒冷，空气稀薄，山顶积雪终年不化。红军指战员从云南一路转战来到四川，每人只有一套单衣，要过雪山了， 想补充点衣服也无处可寻。最初他们想带些烧酒御寒，但山脚下人烟稀少，哪里去找这许多烧酒？叶剑英找大家商量，布置部队要多准备生姜、大蒜、 大葱、辣椒，以备上山冷时咀嚼压寒，并对爬雪山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上午八、九点钟，部队开始上山。叶剑英拄着拐棍，口里含着姜片，与 警卫员范希贤一起向山上攀登。雪山上的气候，变幻莫测，刚才还是阳光灿烂，过不多久就下起了鹅毛大雪。暴风夹着雪，打到脸上、手上，像刀割似 的疼痛。叶剑英和大家一样穿着单薄的军装，冻得浑身直打哆嗦。人们用手①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查阅的资料，1985 年 10 月 3 日。捂着脸，冒着暴风雪，踉踉跄跄，艰难地行进着。如果不小心，掉进雪窝里 或雪崖下，就永远也爬不起来了。好不容易走到山顶，叶剑英远远看见有三个人坐在那里，走近一看，三人都已冻僵牺牲了。他默默地摘下军帽，含着 热泪向这些战友告别，陷入了沉思：自从离开中央苏区，一路上牺牲了那么多好同志。他情不自禁地低吟：“越过千山与万水，红军西游何时还？爬过雪山，部队吃粮非常困难，只好靠野菜充饥。有的连野菜也吃不上， 只好吃草根、树皮。为了搞到粮食，叶剑英率三军团教导营与藏民联系买粮。可是，沿途藏民多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都藏匿起来，不肯把粮食卖给红军。 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教育部队要爱护少数民族兄弟，不能违反群众纪律。他带头执行纪律，遵守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并且规定了一些具体的政策和 措施。叶剑英要求大家宁肯搞不到粮食，饿着肚子，也不准随意侵扰藏族兄弟。有的藏民因受反动宣传的欺骗，拿起大刀长矛对付红军。叶剑英教育部 队，绝对不准还击。由于他带头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少数民族政策，许多藏民很受感动，积极动员躲在山上的群众陆续回家，纷纷把余粮卖给部队，有的 甚至乐于为红军带路。经过艰苦、顽强的行军，叶剑英同部队一起到达四川西部懋功县（今小 金）的达维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一部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了。叶剑英估计，随着两军会师后力量的增强，全军在战略上将会很快打开一个新的 局面。他衷心地期望着这种新的局面能够早日出现。第十三章与张国焘的斗争一 北上与南下之争1935 年 6 月中旬，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 两支部队总兵力约 10 万人。同日，在懋功县城召开了胜利会师庆祝大会，两军指战员兴高采烈，欢欣鼓舞。然而，就在广大干部战士欢庆会师的大喜日 子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与党中央之间，在红军前进方向和战略方针上，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①中共中央根据华北事变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已走向新的高潮，华北已 成为抗日斗争前线的形势，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但张国焘依 仗人多枪多，向党中央闹独立。他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看不到革命发展的趋势，主张红军向边远地区实行总退却，提出向川、康地区退却或南下的 意见。为了解决这一重大战略方针问题，党中央于 6 月 26 日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作了报告，到 会同志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报告。根据会议精神，政治局于 28 日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 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 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还指出：“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 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 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会上经过讨论，张国春勉强同意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数人关于北上的意见。中革军委根据这次会议确定的战 略方针和作战部署，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会后，张国焘回到理县的住地后，立即致电中央，仍坚持南下，并在部队中散布不信任中央的言论，策动他的 支持者向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名单，竟然提出要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并给予“独断决行”的大权。中共中央坚决拒绝了张国焘等人的 无理要求，但为了照顾红军的团结，于 6 月 29 日任命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7 月 18 日决定把原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 政治委员职务让给张国焘。张国焘勉强同意四方面军向松潘西部的毛儿盖前 进。这期间，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积极主张做好两军的团结工作。他看到 一方面军兵力消耗大，老干部保存多，就从大局出发，建议从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同时从四方面军抽调了 3 个团的兵力补充一方面 军。张国焘也点名要叶剑英等一批领导干部和参谋人员去四方面军。党中央决定派叶剑英、李卓然等到四方面军工作。①① 在小金县（懋功）党史办查阅的资料，1985 年 9 月 26 日。① 访问耿飚谈话记录，1991 年 3 月。二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7 月 21 至 22 日，党中央在黑水芦花召开政治局会议（即芦花会议）， 与张国焘进一步会商，着重讨论红四方面军行动问题。张国焘、徐向前在会上汇报了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到川陕苏区的历史，与会同志充分肯定了红四 方面军的各项工作成绩，赞扬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善战的精神。同时也严肃地批评了张国焘的严重错误。同一天，中革军委决定以原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 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并应四方面军领导要求，任命叶剑英为 参谋长。叶剑英接到命令后，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告别，几位领导人同他 进行了亲切谈话。随后，他带领红军总司令部机关的李荣、毕占云、吕继熙（吕黎平）、赖光勋、陈茂生等 10 余名作战参谋和机要干部，立即从黑水出 发，去毛儿盖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报到。叶剑英到指挥部后，抓紧实施机关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同时积极准 备攻打松潘。然而，由于张国焘的阻挠破坏和其他原因，使红军在毛儿盖地区耽误了一个多月，失去了占领松潘的机会。敌人在这一个多月内，完成了 对红军围追堵截的部署。8 月 3 日，中共中央被迫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决定改经草地北上。据此，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挑战役计划》，将一、四方面军 编为左、右两路军，以一方面军的第五军、第三十二军，四方面军的第九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三军为左路军，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下，从卓 克基出发，经阿坝北进；以一方面军的第一军、第三军，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军为右路军，在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下，从毛儿盖出发，经 班佑北上阿西。党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在党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干 8 月初来到毛儿盖。他一到，就向中 央发难，反对北上。中共中央不得已，于 8 月 4 日至 6 日再次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继 续解决组织问题。张闻天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 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了党中央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针对张国焘反对党中央和破坏红军团结的活动，决议明确指出：要“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一、四方面军的兄 弟团结，是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红军有害， 对敌人有利的”。会议还讨论了组织问题。当时，张国焘以“提拔工农干部”为借口，提出再增加红四方面军干部 9 人当政治局委员（当时中央政治局委 员只有 8 人），企图从根本上改变中共中央领导成份。会议拒绝了张国焘的无理要求，但是为加强党中央的领导，增进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团结， 决定增补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还决定：恢复红一方面 军总部，由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昌浩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副主任。沙窝会议之后，叶剑英召开总指挥部直属单位会议，传达党中央的决议， 具体布置过草地的思想动员和物资准备工作，并要作战科提出行动路线的意见。当时，叶剑英忙得不可开交，他白天组织部队到处征粮，收购青稞，晚 间还要同大家一起炒麦磨面，准备干粮。在征粮的过程中，有的部队遭到敌人骑兵袭击。叶剑英分析骑兵的特点， 提出了对骑兵的几种打法，并亲自到部队讲解打骑兵的要领，解决了当时在战术上以我之步兵战胜敌之骑兵这一大难题。从毛儿盖地区北上，必须经过一望无际、渺无人烟的茫茫大草原。为了 查明与找到过草地的捷径，以减少损失，缩短路程，叶剑英到三十军讲完打骑兵的战术要领后，在程世才军长帮助下找到了一位姓李的向导。他亲自向 老李作调查，然后，迅速从三十军回到前敌总指挥部汇报情况，并提出愿率一部分兵力先行开路。毛泽东听取叶剑英汇报后，马上召集会议，进一步研 究右路军北上的具体路线，最后肯定了右路军经草地到班佑，然后走拉卜愣的行军路线，并决定叶剑英率两个团先行开路。三 过草地的开路先锋8 月 18 日，叶剑英带着向导老李，率领三十军二六四、二六五团向草地 进发，为右路军开路。程世才、李先念率领的三十军主力跟随前进。①叶剑英走后的第二天，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开会，会议由毛泽东作关 于夏洮战役行动方针的报告，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要求红军主力速占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地区（主要是河东岸），尔后向东 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根据地。并指出张国焘提出的以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的错误主张，是“一种危险的退却方针。” 会后，党中央和右路军其余 3 个军亦先后经草地北进。茫茫草地，气候多变。荒无人烟，浊沼横潦。战士们走在烂草淤积的沼 泽里，踏着一窝一窝的草蔸前进，偶尔失足，踩进淤泥中，就会向下陷去，越陷越深，以至没顶。叶剑英抱病带领部队行军，和大家肩并肩、手牵手走在沼泽地里。别人 休息了，他还要召开干部会，了解行军中的情况和问题，要求各单位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以顽强的毅力克服困难。同时，还要向前敌总指挥部报告敌情、 地形、宿营地点以及大部队行军需要注意的事项等。一天晚上，部队在沼泽地年朵坝宿营。只见满天乌云翻滚，顿时倾盆大 雨直灌下来。因为没有帐篷，没有栖身之处，大家或蹲或坐，紧靠在一起，忍着饥寒，苦捱苦撑。程世才回忆说，那天夜里，我们和叶剑英坐在一块大 石头上，全身都湿透了。冻得直打寒颤。有些同志不声不响地在饥寒中倒下去了。叶剑英看到这种情景，就鼓动士气，给大家讲故事，领唱《国际歌》。 高亢的歌声响彻夜空，使大家振奋起来。第二天早晨，天气晴朗，碧空无云；同志们集合在一块湿草地上，埋葬了战友的尸体。叶剑英领着大家伫立默哀 片刻，以坚定的语气说：“我们活下来的人，要想着牺牲的同志。我们一定要走出草地，争取胜利！”在草地走了三四天以后，带的干粮都吃完了。叶剑英就同大家一起找野 菜，吃野菜。有人吃了中毒，浑身浮肿，躺在草地上，永远起不来了，部队 减员越来越多。部队又经过几天艰苦行军，好不容易来到了大草地北端的班佑。班佑， 被大家想象成为“草原的天堂”，其实不过是二三十户游牧藏民的集居地。在这个小寨里井没有像样的房屋，有的只是用树棍拱起屋架，外面涂以牦牛 粪的“牛屎房子”。叶剑英和程世才等经过草地能住进这样简陋的房子，比起风餐露宿已经 好得多了。他和大家生起火来，烤烤湿衣服，吃点炒面，睡上一觉，已经感到很满足了。多少年以后，他忆起“牛屎房子”的生活，还津津乐道。班佑靠大路边，是敌人骑兵经常出没的地方。叶剑英在进班佑前一天， 先头部队与敌骑兵相遇，打了一仗。进班佑后，敌人 3000 多骑兵又来向二六五团驻地进攻。叶剑英当机立断，与程世才一起指挥部队迅速占据有利地形， 用密集火力阻击敌人。同时，命令二六四团增援，打退了敌骑兵的进攻。在这次战斗中，缴获了敌军许多马匹。第二天，程世才派出两个营的部 队去“打粮”，又从敌骑兵手中夺得了几匹马和一些牛羊。叶剑英向程世才建议，把战利品分出一部分送给党中央机关和后续部队。后来，秦邦宪见到 叶剑英、程世才，感激地说：“你们送来一头牛，让我们饱餐了一顿，这是过草地后，我们得到的最好礼物！” 叶剑英抓紧在班佑小住的时间，继续找向导老李和当地藏民调查去甘南的行军路线。待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陈昌浩等陆续到达班佑后，他向 毛泽东等报告了先遣部队一路情况和下一步部队行动的意见。他建议说，按照原计划去拉卜愣，还要走 4 天的草地，一路上会遇到许多敌人骑兵，不好 对付；如果从班佑这里向东北转弯，越过巴西，占领包座，很快就可以到达甘南了。毛泽东翻看地图，又征求周恩来等人的意见，点头说，剑英的意见 很好，我们就决定从这里转弯。此后，右路军即从班佑改道，向巴西、包座、俄界前进，叶剑英成功地完成了开路先锋的任务。右路军到达班佑地区后，根据叶剑英带先遣部队侦察到的情报，获悉胡 宗南部第四十九师已从松潘北上向包座地区急进，企图与驻守在求吉寺、钦多的敌第一师康庄团相配合，堵截红军北上。根据中央的部署，叶剑英协助 徐向前、陈昌浩，在班佑制定了以第三十军全部和第四军一部歼灭企图堵截红军的包座之敌的作战计划。8 月 29 日，红军向大戒寺和求吉寺发起攻击。 经过两天多的激烈战斗，于 31 日歼敌 1 个师约 5000 余人，俘敌800 余人， 取得了重大胜利。包座战斗是在部队经过一星期的草地行军，缺乏粮食，体力疲劳，又与 敌人骑兵作战之后翻山越岭的情况下，在没有居民点的一片原始森林地带进行的。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在下包座、钦多之间的未巴山上亲自指挥了 这一战斗。红三十军与红四军在战斗中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机智歼敌，充分体现了徐向前倡导的狠、硬、快、猛、活的优良战斗作风。这次战斗的胜 利，打开了通向甘南的大门，为红军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受到了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前敌总指挥部于 8 月末经班佑、下巴西，胜利进驻古城潘州。中共中央 和军委直属单位随后亦进驻潘州及其附近的上、下巴西和牙弄、阿西茸一带。红三军亦同时进抵上述地区，红一军则已向俄界进军。①四挫败张国焘的阴谋当时的敌情是，蒋介石的主力尚在四川，位于松潘、漳腊地区的胡宗南 部因其四十九师被歼，不敢再孤军北上。东北军于学忠部尚在两当、徽县地域，甘南兵力十分空虚。如果已占领阿坝地区的左路军能按原计划迅速北上， 一定能够顺利进行夏洮战役，占领甘南，打开一个新的大好局面。可是，张国焘的个人野心继续膨胀，处处同中共中央离心离德。他率领 左路军到达阿坝之后，就按兵不动，拒不执行中央要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全力向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相反，他继续坚持要左右两路军全 力出洮河以西，企图越黄河深入到青海、新疆等边远地区的主张。中央三令五申，一再催促他率部出墨洼（今麦洼）、班佑，同巴西地区的右路军会合。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才勉强率部向东挪动，但又借口“噶曲河水涨大，上下三十里均无涉点”，停止东进，拒绝向右路军靠拢。9 月 3 日，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呈中央，提出改变北上方针， 主张南下，要求“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进”，“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强令已经东进至墨洼附近的左路军先头部队第五 军返回阿坝。据欧阳毅回忆，朱德和刘伯承对此坚决反对，并亲自到河边派人测试河水的深浅，认为部队完全可以过河，多次提出要部队按原定计划同 已抵班佑、巴西的右路军会合，共同北上。但张国焘不予理睬。9 月 5 日，他命令当时尚在松岗、党坝、卓克基等地的左路军部队停止北上，就地“筹 粮待命”。随右路军行动的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陈昌浩，对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持消 极态度。那时，前敌总指挥部驻在巴西潘州的一个喇嘛庙里，离党中央驻地不远。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等领导同志，几次三番到前敌总指挥部开会， 劝说陈昌浩等改变态度，坚持北上。但陈昌浩无动于衷，一切等待张国焘的电示行事。张国煮不仅不率左路军北上，反而于 9 月 8 日电令红四方面军三 十一军军长詹才芳：“令军委纵队蔡树藩将所率人员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1935 年 9 月 8 日深夜，中共中央和右 路军领导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等 7人开会，着重讨论南下与北上问题。会后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 指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的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并列举 4 条理由说明“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 端不利。电报在详尽分析了各种不利因素之后，恳切写道：“务望兄等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以上所陈， 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这封电报签署的时间是 9 月 8 日 22 时。就在同一时间，张国焘却给徐向前、陈昌 浩发出指示：“一、三军暂停向罗达前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可见，张国焘的南下决心已定，并作 出了部署。9 月 9 日，中共中央再电“国焘并致徐、陈”，认为张给右路军南下电令“完全不适宜”，强调“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即速北 上”。张国焘不但不听毛泽东等人的劝告，反而公然违抗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和历次决定，命令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当时任前敌总 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随即同张闻天、秦邦宪赶到第三军军部驻地，同在那里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等一起，进行紧急磋商。党中央为坚持北上方针，避免红军 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决定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 境，先行北上。叶剑英返回前敌总指挥部（潘州镇汉官衙门）以后，又办了两件事：第 一件，找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吕继熙（即吕黎平），要了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第二件，给带领宣传队在包座三十军慰问演出的红三军宣传部长 刘志坚发报，要他见电立即返回红三军驻地。就在中央决定北上的那天夜里，张国焘在命令右路军南下之后，于 9 月9 日 24 时又致电党中央和右路军领导人，声称：北上会遇到不能克服的困难， 红军南下更好，提出“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要求中央考虑。实际上张国焘这时已经下令右路军南下，此电提出的所谓建议，显然 是为了欺骗中央、掩盖其胁迫整个右路军南下的企图。党中央于 9 月 10 日凌晨率第一、第三军出发北上。叶剑英对于获取张国焘密电的经过，曾作过详细的回忆。摘录如下： 大概在 1935 年 9 月上旬，我们到了巴西一带一个叫潘州的村子里。我和徐向前、陈昌浩同住在一间喇嘛庙里。中央机关和毛主席他们也住在附近。 张国焘率左路军到了阿坝，就不走了，不愿再北进。中央多次催他北上，他就是不干。他还阻止陈昌浩等人北上。我们在已西那一带等他。9 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 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 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 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 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离开四方面军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毛主席提议上三军团开政治局会议，他们临走的时候，张闻天和秦邦宪 找到我，对我说，“老叶，你要走啊，这里危险。”我知道有危险。但是我想，军委直属队还在这里。我一走，整个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我要等直属 队走后才能走。我对他们说：我不能走，你们先走吧。如果我一走，恐怕大家都走不了啦。我以后会来的。究竟怎样带直属队走？我一时没有想好。忽然，我想起了张国焘要甫下 的电报，决定利用他要南下的电报做文章。我先和徐向前讲：“总指挥，总政委来电要南下，我们应该积极准备。 首先是粮食准备。先发个通知给各个直属队，让他们自己找地方打粮食去。限十天之内粑粮食准备好。”他说：“好！”得到他的同意后，我写了个通 知，准备发给各个伙食单位。通知上说，今天晚上两点钟出发，自己找地方去打粮。通知写好以后，给陈昌浩看，他认为很对嘛，应该先准备粮食。接 着，我就找直属队负责人开会。参加的有李维汉、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大概七、八个人。我讲了这个事情。我说，中央已经走了，今天晚上两 点我们也走。大家对表。早一分钟晚一分钟都不行，整整两点动身。我要求大家严格保密，同时要按规定时间行动。会后，我回到喇嘛庙。我和徐、陈住在一个屋子里，一个人住一个角落。中间还有一盏马灯，我们是亮着马灯睡觉的。那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睡 过了两点就完了。我九点钟上的床，心里老在想着时间，十点、十一点、十二点、一点，我躺在床上不敢睡着，大约一点四十五分左右就起来了。我预 先曾派了一个小参谋叫吕继熙，把甘肃全图拿来。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里。我起来后，把大农一穿，从床底下把地图拿出来，就往外走。我先 到萧向荣那里，他也刚起来。我告诉他，赶紧把地图藏起来，并说，这张地图你可千万要保管好，不要丢了，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当时，全军只有一份 甘肃地图。我交地图给他的时候，离两点还有五分钟。我一摸身上，手枪忘记带了，要回去拿，萧向荣说：“你不要回去，回去危险！”我说：“不要 紧的，我是公开出来的。出来检查去打粮的队伍。”我回去拿了手枪，又轻轻推了睡在门口的“死卵”（警卫员范希贤）， 他没有醒来，我怕惊动旁人就走了。我装作巡视部队出发的样子，因为这是参谋长应该做的工作，不会引起怀疑。①就这样，叶剑英当晚由于情况紧急，来不及通知毕占云、吕继熙、陈茂 生等人，一个人离开喇嘛庙，匆匆跨出大门上路。他牵着一匹骡子，来到一个磨房附近，杨尚昆已在那里等他。草原上空乌云密布，地面寒气袭人。两 个人一点也不感到冷，既紧张又兴奋，急忙赶路。走出不远，就听到后面传来的马蹄声。他们躲过“追兵”，又走了好一会儿，才赶到军委直属队休息 的地方。据胡立教回忆，同志们看到他们来了，高兴地说：“你们开小差跑出来了。”叶剑英凤趣地说：“不！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 北上方针。”在一个叉路口，叶剑英碰到了正在焦急等待他们的彭德怀、张闻天、秦邦宪等。脱险后重逢，格外亲切，大家七嘴八舌，说得很热闹。这 时，秦邦宪拉了他一把，说，参座，你还不快走！叶剑英立即起身，加快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