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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十大元帅-叶剑英传-7

作者:《叶剑英传》编写组 字数:8178 更新:2023-10-11 17:24:03

① 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 年 2 月 1 日。② 载 1958 年 7 月 30 日《人民日报》。三秘密转移到香港广州起义失败后,叶剑英暂时隐蔽在沙面租界。据李松宽、叶为梅回忆, 第三天拂晓,他在党的地下交通员、广九铁路职工李运全的掩护下,装扮成铁路工人,从沙面搭省港航班前往香港。叶剑英在香港,由于上了反动派的“黑名单”,随时都有遭到逮捕的危 险,因此经常变换住址。他先在九龙油麻地,后又搬到香港新界居住。不久,他的弟弟叶道英陪着母亲、妻子也避居香港。全家人又搬到大埔墟一个住处 安顿下来。①过了一段时间,叶剑英和隐蔽在香港的聂荣臻、恽代英等陆续接 上了头。12月下旬,他被通知到坚尼城(西环)羲金台 23 号四楼广东省委 秘密机关,出席中共广东省委会议。当时,在一起开会的还有聂荣臻、恽代英、陆定一、黄甦等。②聂荣臻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在香港,剑英买了一部太平天国的野史, 推荐给我看。我们一边议论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惨痛历史,一边总结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成败的经验教训,越谈越投机,有时竟废寝忘食。在香港的交 往,使我感到剑英精明强干,才华出众,分析问题精辟,对同志热情诚恳。从此,彼此视为莫逆之交。”①聂、叶当时深感广州起义后起义军没有和农军 联合起来建立根据地,是个大失误。他们曾向省委提了这方面的意见,可惜 未被采纳。叶剑英在香港“隐居”期间,除了读书,秘密访友之外,还尽自己最大 努力,做一些有利于党的工作。一天,一个叫陆久之的人,通过迂回曲折的关系找到大埔叶剑英的住处, 请求帮助。陆久之原是上海总工会秘书处工作人员,曾在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 汪寿华等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陆暂避香港。叶剑英十分同情并支持他,让他寄宿在自己的住处。后来,叶剑英通过关系介绍 陆回到上海,继续从事有益革命的工作。陆曾组织轮船招商局海员工会,酝酿发动罢工,未能成功。抗战胜利以后,陆久之同蒋介石与陈洁如所领养的 女儿蒋瑶光结合,成为蒋介石的女婿。叶剑英在香港期间,还接济和保护一些进步的同学和战友,秦元邦就是 一个。秦是叶的同乡,也是梅县东山中学的学友,中共党员。他参加了南昌起义,随起义部队南下失败后只身到达香港,贫病交加,生活无着。一天, 叶剑英在九龙码头上与秦元邦巧遇,得知他的困境,即邀他到九龙大埔堤家中暂住。此时,秦元邦正周身生疮。叶剑英尽管住处不宽敞,生活拮据,且 不便在公共场所露面,还是想方设法为他求医治病。20 多天以后,秦元邦身上的疮被治好了。叶剑英又派人秘密将他送回广东梅县老家,使他继续参加 革命斗争。②在香港期间,叶剑英还与中共香港九龙区委负责人梁广以及地下党员柯 麟、柯平兄弟等取得联系,进行秘密活动。为了避开国民党便衣特务的追踪,① 访问梁碧光、曾庆石谈话记录,1981—1991 年。② 访问陆定一谈话记录,1989 年 4 月。① 聂荣臻:《吕端大事不糊涂》,1986 年 11 月 1 日《人民日报》。② 访问奏元邦谈话记录,1985 年 7 月 1 日。叶剑英和柯氏兄弟等平时很少外出,贪婪地阅读各种报刊资料和能够看到的 党内文件,等待党组织的安排,时刻准备投入新的斗争中去。①① 访问粱广、柯麟、柯平谈话记录,1986—1991 年。四 在莫斯科劳动大学1928 年秋,中共组织决定派叶剑英去苏联学习。叶剑英听到这个消息非 常高兴。多年的夙愿就要成为现实了!但他想到要离别母亲和家人,远走异国他乡,心里又有点惆怅。他是个孝子,对母亲的感情很深。他母亲听说儿 子又要走,也暗暗流泪。叶剑英理解母亲的心情,何尝不想留下来,尽人子之道!但一想到革命重任在肩,只好劝说母亲再苦熬几年,等待光景好了, 再回来团聚。他母亲是位贤慧勤劳、同情革命的老人,儿子长期离家,她已经习惯了。她虽然一时舍不得儿子离开,但并不拖儿子的后腿,反倒让儿子 早一点启程。叶剑英把照顾母亲的事委托给弟弟叶道英,毅然告别了家人。叶剑英坐船从香港到了上海。先期到达上海并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做秘书 工作的恽代英,热情接待了叶剑英等准备去苏联学习的 7 人,向他们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宣布由叶剑英当组长,负责带队。他还嘱咐说:到苏联学习 革命理论,最多 3 年就可以回国。那里的斗争也很复杂,你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叶剑英表示,一定不辜负党组织的期望,把几个同志安全带到苏联好好学习。叶剑英一行于 12 月 20 日从上海出发,经过大连、哈尔滨、满洲里,闯 过一道道关卡,然后越过国境线,改乘火车,到达莫斯科。按照初衷,叶剑英本来是要学军事的。他在国内投身革命,已经经历了 十几年的军旅生活,积累了一些作战经验,很想到红军大学再深造一番,回国好继续驰骋疆场,从事武装斗争。没料到组织上却分配他到中国劳动者共 产主义大学,学习政治理论,这与他的愿望有点矛盾。叶剑英的组织纪律观念一向是很强的,他想,自己刚入党,先提高一下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也是 非常需要的,于是愉快地表示服从组织决定。随后,叶剑英和唐友章等一起到了位于莫斯科市特卡维斯卡亚街的学校报到。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前身是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简称劳动大学 或中山大学)。中山大学是苏联为了帮助中国革命,于 1925 年 9 月创办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都送了不少人到那里学习。1927 年,蒋介石、汪精 卫相继叛变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引起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强烈义愤。共产国际遵照斯大林关于“国民党反共,我们要给共产党培养干部” 的指示,于 1928 年 4 月决定将中山大学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此时,东方大学的中国班也合并到劳动大学里上课。劳动大学由共产国际和莫斯科市委领导。学校党组织的领导机构是党的 支部局,各班还成立了党支部。根据学生的文化程度和工作经验,分设普通班(正规班)、预备班和特别班,总共有 20 几个班 500 余人。叶剑英入学后,被编入特别班。参加特别班的都是中共党内一些年龄较 大,文化程度较高,并具有丰富实践工作经验的同志。董必武、何叔衡、林祖涵(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夏曦、李国琛等老同志都在这个班。还 有稍年轻的,如吴亮平、唐友章、杨之华(女)、李哲石(李文宜,女)、赵世炎、张志立等,因革命起义失败而产生悲观情绪,开导说:“革命的道 路是不平坦的,遭受挫折是难免的。失败是成功之母,革命不怕失败,就怕没有信心。我们应当相信真理在我们一边,正义在我们一边。只要认真记取 经验教训,爬起来再干,不怕牺牲,革命一定会胜利。”据吴亮平、陈修良、李文宜等回忆,叶剑英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在紧张的课堂学习之余,常常拉琴,和同学们一起唱粤剧、京戏和革命歌曲。他常 和董必武、林祖涵、徐特立等赋诗填词,互相唱和,跟大家在一起讲笑话、猜谜语。有一次他出了一个谜语:“生在山上,绿鬓婆娑,自归郎后,绿少 黄多,受尽了多少折磨,历尽了多少风波,莫提起,提起来泪洒江河。”(打一物)同学们猜了半天都猜不出。叶剑英抖出谜底,说是撑船用的“篙”, 大家齐声叫绝。叶剑英还常与徐特立等人到俱乐部去下棋。由于他们的棋艺精湛,经常引来同学们围观。当时,苏联劳动人民的生活都很苦,劳动大学自然也不例外,但对中国 学生还是尽量优待的。吃、穿、用全包下来。不但发普通西装,还发衬衣。每个月每人发两个卢布。每年还组织学生到海滨地区休假、疗养。20 年代末,苏联共产党开始了大规模的清党运动。在劳动大学学习的中 国同志也参加了这次清党运动。学校成立了清党委员会。叶剑英接受审查,被认为“历史清楚”,就通过了。①在清党中,王明(陈绍禹)一伙大搞宗派 活动,他们在劳动大学把持支部局,拥护校长米夫,把中共“六大”会上的分歧带到学校,挑起激烈争论,制造两派尖锐对立。他们借反托派之名,打 击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许多人受到处分和迫害。据唐友章、陈一诚回忆,叶因不理王明的一套,开始要开除党籍,后降为劝告处分。直到中共“七大” 时,中共中央明确宣布,在莫斯科清党时的处分不算数,叶剑英等人才被平 反。劳动大学在王明一伙的宗派活动影响下,组织和思想方面都出现了混 乱。许多人对此表示不满,纷纷向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写信,要求回国工作。学生们的意见反映到了斯大林那里,斯大林认为应当让所有劳动大学的中国 学生和干部,一律回国,去接受实际斗争的考验,看看谁是真革命,谁是假革命。不久劳动大学正式停办。1930 年夏秋之交,叶剑英与吴玉章、徐特立、林祖涵等 20 多人一起, 从莫斯科乘火车到达海参崴。然后从那里越过国境,经哈尔滨、大连、青岛到达上海。叶剑英在两年的留学生活中,不仅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 而且参加了一些政治运动。他变得更加成熟了。① 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 年 3 月 5 日。第十章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一前往江西苏区1930 年初秋,叶剑英回到了上海,受到了中央军委常委周恩来的热情欢 迎。后来,周恩来便安排他与留学苏联归来的刘伯承、傅钟、李卓然等人一起,翻译苏军的步兵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译成后,由中央军委送往各 苏区,供红军作战和训练参照执行。1930 年 10 月 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等 9 人组成苏区中央局,并组 成了 25 人的苏区军委,叶剑英与彭德怀、贺龙、黄公略、邓小平、刘伯承、邓中夏、恽代英、李富春等为军委委员。转眼又进入了新的一年。1931 年 1 月 7 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叶剑英列席了这次会议。①会上,王明等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 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提出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会议决定“改造充实各 级领导机关”。瞿秋白、周恩来在会上受到严厉指责。原来不是中央委员、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政治局委员。通 过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人实际上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从这时起,以玉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 4 年 的统治。对王明等人的“左”倾观点和宗派主义的思想作风,叶剑英在苏联学习 的时候就深为不满。因此,他对王明等人此时进入党中央的领导层,心中产生了种种疑虑。但是,由于他刚刚回国,对党中央的内部情况还不够了解, 加上他一向组织纪律观念很强,所以,心中疑虑没有表露出来。不久,党中央决定派叶剑英到江西苏区工作。叶剑英启程之前,周恩来 找他谈话,向他详细了解了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同时告诉他,到苏区以后,先到刚成立的苏区中央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工作。叶剑英表示完全 服从党组织的决定。那时,从上海到江西苏区一般都要经过香港,绕道广东,再入闽西。1931 年 1 月下旬,叶剑英从上海乘船,抵达香港。他找到弟弟叶道英的住所,见到了母亲。母子久别重逢,说不出有多么高兴!母亲多么希望成年的大儿子 能留在自己的身边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啊!但当她知道儿子肩负重任、只是路过香港时,又非常担心。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心里明白,广州起义失败后, 国民党曾悬赏十万大洋通缉自己的儿子,至今他们是敌人黑名单上的重要对象,而香港的情况又非常复杂,国民党特务到处跟踪搜捕共产党。想到这一 点,她提心吊胆,生怕儿子发生意外。叶剑英为了避开敌人耳目,只好经常变换住地。后来,他移住到跑马地老同学佴皇鸟家里。过了一段时间,中共闽 粤赣边区特委书记邓发派来接叶剑英的大埔交通站站长卢伟良到达香港。卢伟良是一个早年参加革命的老交通,也是梅县人,先后护送过许多党的重要 干部进入苏区。他到香港后,辗转找到叶剑英。两人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 一见如故。叶剑英向卢伟良询问去苏区的路线。卢伟良回答,通往苏区有水陆两条 路可走。叶剑英表示要走陆路。当时准备同行的还有蔡树藩、陈友梅等。离开香港的那天晚上,叶剑英与家人共进晚餐话别。他没有想到,这竟① 叶剑英谈话记录,1983 年 3 月 7 日。是与母亲最后的诀别。①① 访问卢伟良谈话记录,1991 年 5 月。二 闽西肃反的困惑叶剑英辞别家人后,与卢伟良等人按照约定的时间,扮作互不相识的旅 客,一块从香港乘船,到达汕头。登岸后,改乘汽车至澄海。接着,开始步行。从黄冈圩到埔东一段,都是一些崎岖难走的山路,且常有反动民团和土 匪出没。他们翻山越岭,躲过敌人的盘查,加紧赶路。为了减少赶路的疲劳,叶剑英一路上讲解《红楼梦》里的故事和诗词,还时常讲些笑话。经过一段 艰苦行军,他们到达埔东游击区。游击区中共县委负责人饶龙光、贺遵道知道叶剑英等安全到达,非常高兴,热情接待他们。县委负责人请叶剑英给大 家讲一讲国内外的革命斗争形势。叶剑英不顾旅途疲劳,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还同大家座谈,了解当地斗争的情况。他们在埔东住了三天。然后,县委派 了一个班的红军战士护送叶剑英等人到达虎岗乡,受到闽粤赣边区特委书记兼军委书记邓发的热情欢迎。虎岗乡在福建永定县,是闽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叶剑英一到苏区,就 感到进入了另一个天地,一切景象都是新鲜的。村村有游击队员、自卫队员带着大刀、长矛在放哨,家家墙壁上都贴着五颜六色的革命标语。穷苦百姓 们由于打土豪分田地,个个喜气洋洋。置身于这种欢乐、喜悦的气氛中,叶剑英感到十分畅快。然而,叶剑英在虎岗乡也遇到了一件使他终生难忘的事,即苏区肃反扩 大化。一天,闽西苏维埃政府召开肃反大会,邀请叶剑英在会上讲话。盛情难却,他只好按照一般情况,在会上讲了肃反的重要性和应该注意的问题。 他说: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用最野蛮、最残酷的刑罚,不知残杀了我们多少革命的工农兄弟和革命领袖。我们对反革命分子,也决不 能“姑息”、“仁慈”,对反革命的仁慈,就是对革命的残忍。我们要以革命的利益和工农群众的利益为前提。叶剑英因刚到苏区,不大了解情况,认 为为了巩固根据地,有必要进行肃反;但又认为不能乱抓乱杀。所以在谈到处决反革命分子的问题时,他强调决不能用报复的手段,而应当用革命的法 律。叶剑英讲完以后,闽粤赣特委和闽西肃反委员会的主要负责入也在会上 讲了话。他们在讲话中,大讲特讲所谓苏区的“社会民主党”反革命组织案件。叶剑英听了,感到迷惑不解。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由苏区保卫部门负 责人对一些“犯人”进行宣判。当保卫部门负责人念完一个人的所谓“罪行”材料后,主持会议的人就高声问:“犯人该不该枪毙?”台下的群众举手说:“枪毙!”就这样,有 10 几个人被判决处死。有的“犯人”听到判决后,当 场高呼:“共产党万岁!”①叶剑英目睹这一情况,感觉有点不对头,就问会议主持人这是怎么回事?对方回答说,这是反革命分子耍的花招,你看反革 命分子多阴险,临死的时候还欺骗群众咧!叶剑英对这种解释很怀疑,心想哪有这样的反革命?但是由于他初到苏区,不熟悉情况,不便多说。几十年 后,他回想起这件事,感慨地说:“今天看来,那时的打击面过大,有些不应该杀的杀掉了,不应该抓的抓起来了,这种肃反扩大化的做法,是很令人 痛心的。”②① 访问罗明谈话记录,1986 年 11 月。② 叶剑英谈话记录,1983 年 3 月 7 日。叶剑英在虎岗乡停留期间,还积极协助当地党组织开展工作。他对红军 部队的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以及扩大红军等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受到了当地党组织的重视。三 参与反“围剿”的作战指挥叶剑英一行在闽西停留了一个多月以后,于 1931 年 4 月初到达中央苏 区。当时,中央苏区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刚刚取得粉碎敌人第一次“围 剿”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中共中央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决定,在江西省宁都县的小布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并指定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 德、任弼时、余飞、曾山等人为委员,周恩来任书记。在周未到职以前,由中央派来的项英代理书记,同时撤销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 委。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六届四中全会后,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作为中央代表团也来到苏区,并参 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叶剑英到达苏区之后,被委派负责军委参谋部的 工作。4 月17 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在军委参谋部成立由叶剑英、朱 云卿、郭化若等 13 人组成的编辑委员会,时剑英为总编辑。①叶剑英领导编委会,着手进行搜集中国红军英勇斗争的历史材料,介绍苏联及其他国家的 军事作家的著述,并出版发行不定期的杂志等工作。此时,正值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的前夕。蒋介石不甘心第一 次“围剿”的失败,于 4 月又调集 20 万军队,以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在这 种形势下,苏区中央局召集紧急会议,讨论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叶剑英也参加了这一讨论。讨论中有些人主张“分兵退敌”,到根据地外面 去打,或大撤退,大转移,退出中央苏区,摆脱敌人。这些意见得到项英的支持。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些同志则表示反对,主张仍然采取“诱敌深入” 的作战方针,在苏区里面迎击敌人。②由于会上项英是中央局代理书记,又打着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 会指示的旗号,因而其主张得到了许多人的赞成。叶剑英刚到苏区不了解情 况,未明确表态。由于会上几种意见的争论相持不下,无法统一,苏区中央局决定召开有 各军军长、政委参加的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分析敌我形势说:敌军数量虽多,但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他们内部矛盾重重,各自为了保存实力, 以邻为壑,且地形不熟,情况不明,给养困难,士气低落。而我军有“三好”,即红军好,群众好,地形好。红军熟悉地形,依靠群众可以把敌人引到我们 预想的战场去消灭。毛泽东提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敢不敢打?许多军长、政委踊跃发言,主张坚决回击敌人的进攻,保卫红色政权。会议经过充 分讨论,终于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在苏区内迎击和歼 灭敌人。会议接着讨论如何打的问题。 有人主张先拣小的打,林彪等主张先打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先拣强的打,“打得一拳开,迎得百事来”。毛泽东笑了笑说,这一拳打不 开呢!不是百事不来了吗?他接着说,我主张打中的,中等敌人一打,那些虾兵蟹将就会逃之夭夭。毛泽东提出先在赣江西边打兵虽多但战斗力弱的第① 中华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九号通令,1931 年 4 月 17 日。② 在瑞金、叶坪纪念馆、江西省委、瑞金、宁都县委党史办查阅的资料,1990 年五路军,打垮他们之后可向东发展,在建宁、黎川、泰宁扩大根据地。叶剑 英在会上边听边记,认真思考。他听到毛泽东精辟的发言,茅塞顿开,衷心 拥护。第二次反“围剿”战役在毛泽东正确思想的指导下,在朱德、毛泽东的 直接指挥下,红军以 3 万兵力,在 15 天内,由西向东横扫 700 里,连打 5个胜仗,歼灭国民党军 3 万余人。叶剑英参与了这次战役的指挥。他在总司 令部里,认真学习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作战的艺术,同时注意调查研究,掌握敌情、我情,逐步取得了运筹指挥的发言权。第二次反“围剿”战役胜利之后,中央苏区军民在毛泽东指挥下,又从7 月至 9 月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在这次战役中,叶剑英积 极参与制定作战计划,出席军事会议,深入前线,指挥莲塘、良村、黄坡、老营盘、高兴坪等战斗,歼敌 17 个团、3 万余人。①苏区中央局会议关于战略问题的讨论和两次反“围剿”战役的伟大胜利, 使叶剑英受到了极大的教育。他自己后来常说,那几个月,使他的思想认识产生了关键性的“飞跃”。通过会议的争论和战争实践,他深深感到毛泽东 是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毛泽东料敌如神,知己知彼,素孚众望,深得人心。他下决心拜毛泽东为师。他特地找到毛泽东,主动地向他汇报了自己思 想变化的过程和体会。①毛泽东对叶剑英这种谦虚的态度,表示赞赏和欢迎。① 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 年 3 月 12 日。四 红军参谋事业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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