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的这一生-5

白崇禧起初拒绝出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司令长官，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白崇禧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即“守江必守淮”，华中只能有一个“剿总”，总部设在蚌埠，以华中部队运动于江淮之间，进行攻势防御。对此，蒋介石的答复是，徐州将来另设一“剿总”，由刘峙负责。“华中兵力如此分割使用，将来必败无疑。”白崇禧拒不受命，躲到上海。蒋介石派白崇禧的密友、原桂系中坚人物黄绍去沪挽留白崇禧。黄一到上海，即与白崇禧密谈。白崇禧说道，“如果是那个人派你来的，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谈了。”白崇禧显然对蒋介石心怀余怨。“当然是那个人派我来，但我的来意你并不是全部知道。”黄绍意味深长地说。一待白崇禧安静下来，黄绍便开门见山地说：“你在南京做国防部长，不是像笼中鸟一样么?现在老蒋把笼门打开，放你出去，你还不快快地远走高飞?将来时机成熟，你就可以制定形势，迫蒋下台，让德公(李宗仁字德邻，称德公)出来收拾局面，我们岂不是大有可为吗?”白崇禧心窍大开，立即束装就道，走马上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就设在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1949年1月26日蒋介石“引退”溪口后，李宗仁代总统主持大局。白崇禧为赢得军事上的准备时间，阻止我军渡江，推迟与四野主力决战，建议李宗仁与中共举行“和平谈判”。4月6日，白崇禧专程飞抵南京，询问“中共对渡江有什么决策？”李宗仁回答：“中共方面态度坚决，提出政治解决要过江，军事解决也要过江。”说完，他递给白崇禧一份报纸，上面登载了林彪以“平津前线司令员”身份发表的长篇谈话：我觉得全中国人民今天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和平的问题，而是真和平与假和平的问题以及以什么方式取得和平的问题。国民党反动派今天所玩弄的“和平”，是在他们所发动的反革命的万恶的内战已几乎全军覆没的情况下提出的。国民党反动派向无诚意，尽人皆知。两年零八个月以前，国民党不顾中共与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不顾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毛主席亲访重庆，不顾双十协定、停战协定与政协决议，不顾中国共产党的再三警告，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这场战争。但是，战争的结果，国民党在全国各战场已丧师约五百万，国民党在长江以北已全线溃败，在长江以南也已不可能组织什么战略性的战场，他们已没有大的力量进行大的战争了。国民党必败，这是我们早已肯定了的……全国人民所要求的和平，是人民的和平，不是南北朝式的和平。就是说，必须全部实现毛主席八项条件，必须彻底摧毁反动势力，必须交出政权，必须改编所有反动军队。这样的和平，才是对中国人民有利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在与全国人民密切联系的条件下，有完全足够的军事力量，在短期内扫平全国一切反动派，全部实现毛主席的八项条件。但是，为了减少战争的破坏，尽量保存人民的人力物力，我们正在采取和平解决的方法。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就是这一方法的成功榜样。我们热烈欢迎北平式的和平，对于不肯接受北平方式实现和平的任何反动势力，我们只好用天津方式来解决!林彪当时参加了中共和谈代表团，是位列周恩来、林伯渠之后的第三号人物，专门负责军事问题的谈判。他的长篇谈话，归纳成一句话，就是“不投降就消灭”。白崇禧看过报纸，大失所望，说：“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不可，还谈什么!”形势留给他“不降即战”这一条路。他决心拿出全部的看家本领，精心策划华中防御战线，力争再打一个彪炳史册的“四平街之战”。他也知道，1949年与1946年已是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主客易势，强弱换位，今天的林彪拥军百万，锐不可挡，企图一战溃敌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美梦。白崇禧只求为桂系，也为自己多保存一些实力和地盘，守住中南及华南半壁江山，当个“华中王”和“华南王”也好。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解放南京及江北、江南广大地区后，白崇禧集团共六个军积极布防于长江中游南岸，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止四野渡江南进。四野先遣兵团和江汉、桐柏军区等部，在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统一指挥下，以一部兵力于15日由武汉以东之黄石港突破防线，进据鄂城、大冶、阳新等城镇，准备迂回包抄桂军后方。白崇禧指挥部队紧急撤离武汉，固守宜(昌)沙(市)。汉浔渡江战役后，白崇禧以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部主力四个军连同地方部队十万人赶筑以宜昌、沙市为重点的两岸防线。7月6日，四野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奉命率二十五万人分路朝远安、当阳两翼兜抄。宋希濂惧怕被歼，率部朝湘鄂两省西部地区急窜。四野主力在解放宜昌、沙市后转兵南下，渡江挺进湖南常德地区。解放战争后期，在战略追击阶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针对敌弱我强、我攻敌逃的特点，决定采用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形成纵深包围，然后再往回打的作战方针；在战役上，选择敌人比较薄弱的中南地区，首先歼灭白崇禧集团，断敌海上退路，然后歼灭位于四川的胡宗南等部；为此，中央命令第十八兵团在国民党秦岭防线佯攻，造成入川态势，使蒋介石下决心固守四川，以保证歼灭中南之敌。毛泽东叮嘱林彪，四野第一步深入湘南即衡州以南作战；第二步挺进广西作战；第三步应去云南作战。对白崇禧集团，可采取远距离迂回包抄的作战方针。对于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林彪表示赞同，但他所设想的战略迂回是一种近距离、短时间的两翼斜插，实际是一种“战术小迂回”。汉浔渡江战役和宜沙战役都是在这种指导思想影响下进行的，白崇禧的主力一溜再溜，没能兜住。林彪把这一结局归因于自己没有亲临一线指挥。7月，林彪亲自指挥了湘赣战役。我军解放南京、武汉后，白崇禧被迫将其防守武汉至九江一线的部队南撤，集中七个军约十五万人部署在长沙以北之岳阳、萍乡、宜春、上高地区，企图迟滞我军南下进程。林彪指挥第五兵团、第十二兵团和二野第四兵团发起湘赣战役，在大军节节进逼的同时，派十五兵团一部奔袭奉新、高安；派第四兵团和第十二兵团分路向醴陵、萍乡迂回。三路大军自7月8日起潜师隐踪，日夜兼程。四天后，林彪的意图被白崇禧察觉。7月13日，白崇禧下令所部全线撤至攸县、茶陵山区。四野又扑了空。此时正值酷暑，作战条件之困难艰苦超乎四野全体将士的想象，同时还暴露出作战准备严重不足的弱点。随军记者从前线发回一篇报道，完全可以看作是行军实录：这是一次艰难的行军。正是南方盛夏炎热而多雨的季节，时而暴日当空，时而大雨滂沱，暑气蒸人，道路泥泞。这些来自东北的部队，经过平津战役，迅即南下，途中解放了新乡，又急速前进，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整，部队十分疲惫。他们虽然在襄阳、樊城一带的汉水之中，进行过短时间的渡江作战训练，但对水网稻田地区和山地作战非常生疏，尤其不习惯南方的水土气候，部队又没有及时配发雨具、蚊帐，病员不断增加。记者在行军途中，不时可以看到躺着生病的干部战士。有的严重中暑，口吐白沫；有的发疟疾，浑身哆嗦；有的身患痢疾，又烧又拉。战士们往往是走着走着，就一头栽下，倒在路旁。但当他们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立即就挣扎着爬起来，要求追赶部队。对于南方的炎热气候，人不适应，来自东北战场的骡马更受不了。这些曾经拉过辎重驰骋疆场的大骡大马，在南方的恶劣气候下一批批病死，剩下的也走不了崎岖的山路。炮兵战士们不得不把山炮拆下来，几个人合起来背一个部件。在狭窄的羊肠小道上艰难行进。有的战士掉进河里，有的战士摔进深谷，连人带炮一起消失了。敌人在大路上没命地逃跑，部队插近路从小道上急速追击。南方的山路狭小而崎岖，时而升上云雾缭绕的高山，时而降到河水咆哮的谷底，不少战士脚走肿了，腿扭伤了，一拐一扭地跋山涉水。军政治部主任杨中行是个胖子，走不动路，过去行军打仗，从松辽平原到汉水之滨，几乎没有离过马鞍。现在不得不弃马步行。他步履沉重，走不了几步路得拄着拐杖停下来喘喘气。一支部队沿着沮漳河前进。沮漳河蜿蜒在深山狭谷之间，羊肠小道开凿在沿岸岩壁之上，有一段不过几十里的路程，就要从河中穿过四十八次，人们称为四十八道湾。部队打这里经过，正值连日暴雨，这条平日深不及膝的溪流，现在却是山洪咆哮的宽阔河道，水深过腰，流速湍急。在不少河段，战士们不得不把腿上的绑带解下来，连接起来，捆到会水的战士身上拉过河去，系到对岸的树上，然后战士们拽住绑带渡河。即使这样，有的战士还是连枪带人被激流冲走。南方山区长期遭受国民党反动派蹂躏压榨，山穷水穷人更穷。当时正值夏荒，新谷尚未登场，群众早已断粮，有的人家即使有一点口粮，也由于对解放军不了解，早已坚壁埋藏。部队急速前进，粮草接济不上，在当地筹粮有时连人影也找不到。酷暑、饥饿、疾病、疲劳，轮番袭击着四野的追击大军，伤病日多，非战斗减员直线上升，战士体质急剧下降。据统计，一般连队发病率占四分之一，严重的连队占四分之三。林彪只得下令停止追击，进行休整。“又让他溜了!”林彪十分气恼。“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打长沙!”邓子恢安慰他。第四部分 辽沈大战第37节 青树坪之战8月初，四野第十二兵团和第十三兵团挺进平江、浏阳、常德等地，从东、西两面对长沙形成合围。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长官陈明仁率部七万余人于8月4日宣布起义，长沙及湘潭、宁乡等地和平解放。从5月到8月，四野以苍鹰搏兔、雄狮噬羊的凌厉攻势发起了汉浔渡江、宜沙和湘赣战役。虽然攻占了武汉、长沙等大城市，争取了张轸、陈明仁两个兵团起义，但始终未能揪住白崇禧的主力，与之决战。为此，林彪怅惘不已。宜沙、湘赣战役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对林彪是一次严重警告，主要是他对白崇禧集团避战的指导方针认识不足，对其实力也估计不够，因此采取了通常情况下的诱敌和近距离包围(即战术包围)的部署，而桂军长于山地河川作战，兵力少而机动性强，战术上又有意避免过早与四野主力决战，所以两次均能溜之大吉。远在北京的毛泽东时刻关注着南方战线，他担心精于战术的林彪又在战略上偏离自己制定的战略方针，遂发出长电，提出自己的看法：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浅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的临时部署而远远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部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部的数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到昆明歼灭之。毛泽东一语点中了林彪的要害：他太想报四平那一箭之仇了，所以紧紧地盯住“小诸葛”的一举一动，追求“先敌制动、料在敌先”的兵家境界，他越是想一鼓而下越不能如愿，因为他遇到的对手也是以机变著称的白崇禧。“小诸葛”的心态也与林彪一样，他昼夜不眠地关注着对手，琢磨着对方的排兵布阵，一有风吹草动，立即拔营起寨。在林彪与白崇禧像斗鸡一样对峙的时候，毛泽东发现了他们共同的毛病，即明于微而昧于巨，专心于战术较量而忽略了战略制胜。一语点醒梦中人。林彪根据毛泽东的电报精神，立即发出《关于与白崇禧部作战的指示》：一、白崇禧总的战略意图是防御退却，保存实力，以待美援和国际形势变化，具体实施是以攻为守，巧设疑阵，虚张声势。我军的战略方针则应针锋相对，即用战略迂回，堵塞退路，掌握主动，抓住敌人，站稳脚跟，迫敌决战，一举歼灭。二、白崇禧的作战特点是惯于使用战斗力较强的嫡系桂军，依仗熟悉山岳地形，善于乘我侦察警戒疏忽之际，突袭和埋伏包围我前锋部队，退却时又善于利用山地，分散成小群，快速撤退。我军的特点则应学会奔袭作战，学会分进合击，学会打遭遇战，要敢于奔袭敌后，但尤其要注意侦察警戒，敌情不明，绝不能轻兵冒进。军事家运筹帷幄的方式差别极大，各野战军指挥部的气氛也各不相同。动静最大的一野指挥部，无论何时都能听见彭德怀旱雷般的声音，从指挥人员到机要参谋都显得紧张严肃。相比之下，二野的指挥部则平和得多，刘伯承、邓小平两人都是举重若轻的性格，加上合作十余年，做到了心领神会，水乳交融，手下的参谋也都成竹在胸，有条不紊。三野指挥部总是笑声不断，陈毅妙语连珠的俏皮话层出不穷，连一向不苟言笑的粟裕都忍不住开怀大笑。最神秘、最安静地要数四野指挥部。一位随军记者反复央求参观四野指挥部，参观后大惑不解，他在报道中写道：“人们难得看见前线最高司令员——林彪那白皙清瘦的面庞，他足不出户，日夜隐居在四壁挂满了作战地图的斗室里，在躺椅上目不转睛地审视那无言地图，一坐就是一天。”足不出户而能算无遗策，这就是林彪的神奇之处。林彪蛰伏斗室，还有伤病的原因。经过四年多的战争岁月，在指挥数十次重要的战役之后，林彪身体日渐虚弱，肺部创伤再度发炎，中枢神经衰弱。进山海关时，他还能在吉普车上昼夜兼程，渡过长江之后，他连马都不能骑了，只能躺在担架上行军，指挥打仗。中央几次要他休养，但是，强烈的复仇欲望和军人的好胜心驱使他强撑病体。林彪下决心要干净、彻底地打垮白崇禧，哪怕追到天涯海角，哪怕病得骨立形销。四野兵分东、西、中三路，向南兜击，通过试探性的进攻，寻找白崇禧主力兵团的位置。其中，林彪亲自指挥由六个军十九个师组成的中路军。根据他要“敢于奔袭作战”的指示，第四十九军推进速度惊人，把友邻部队拉下了一两天的行程，成为中路军的箭头部队。这是一着暗招。林彪有意露出孤军深入的破绽，希望能以最小的代价吸引白崇禧的主力反噬，从而露形。这又是一着险棋。第四十九军是久战之师，渡江以来，一直穷追不舍地跟着撵着桂军屁股打，已有疲惫之态，该军主要由东北子弟兵组成，深入南方，水土不服，酷热难耐，又不熟悉地形，而且还与后续部队脱节，一旦遭到优势兵力围攻，处境将十分危险。白崇禧被林彪的骄纵所激怒，决心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他召集各兵团司令、军长开会，沉稳地表情透出成竹在胸的气度。他不厌其烦地分析道：“极度自信，这是林彪的老毛病。大战连捷之下，林彪已经忘乎所以，他大概认为连连败退的我军已无还手之力、不堪一击了，以为有陈明仁部下带路就能轻车熟路、万无一失，竟敢轻兵冒进，在不知我方部署的情况下出险招走捷径。林彪的算盘打得精啊，他的计划是一下穿越我衡宝防线，直取衡阳，歼灭我军主力，然后直扑湘桂边境，端掉我们的老窝。他太小看我白崇禧和二十万精悍的广西子弟兵了。我们要在青树坪给他埋下绊马索。”青树坪，又称青水平，位于湖南湘乡县西南一百四十里的莽莽群山之中，它是湘中通往湘南的必经之地。白崇禧先在湘乡作出大撤退的假象，然后命令已退守湘桂边境的桂军第三兵团乘夜色北进，在青树坪埋下口袋阵。白崇禧将前线指挥权交给桂军名将、第三兵团司令张淦，告诉他：“张司令官，请你牢记‘快、猛、狠’这三个字，这是当年四平血战制服林彪的要诀。”当时的战场形势的确对白崇禧有利。首先是第四十九军伤病满营。当时任四野副司令员兼第十二兵团司令的肖劲光战后追述道：“以四十九军为例，6月底从湖北天门一带出发南下以后，在两个多月中，病员多达一万三千多名，其中死亡一百三十多人，转院治疗的有两千七百余人。部队马匹也大量死亡，仅该军的一四七师就死了两百多匹战马。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是无法继续投入战斗的。”其次是第四十九军根据前线情报，认为白部已退缩于湘桂边境，遂提速锐进，结果毫无防备地闯入了桂军在青树坪的口袋阵，遭到桂系王牌军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的围攻，一下子处于四面受敌的被动状态。中伏的报告传到四野指挥部，参谋人员大惊失色，唯有林彪神色不变。他吃着黄豆，漏了一句：“有好战分子钟伟在军中坐镇，四十九军就是一个砸不烂的铜豌豆!”林彪太了解了钟伟了。他是四野唯一从师长直接擢升为纵队司令员的将官。他爱打仗，气魄大，作风硬，为了取得战斗胜利，他可以将上级命令置诸脑后。在东北，他是少有的敢于对抗林彪命令的悍将之一。一位著名的军旅作家有一段传神的文字记述了这段插曲：钟伟是有名的好战分子。按照时间顺序，应该先写靠山屯战斗，而且这一仗也比较能体现这位好战分子的性格和作风。三下江南时，林彪命令五师进至长春路东，配合一纵队消灭大房身约一个团的敌人。3月9日，五师到达靠山屯西南，夜间行军，白天睡觉，黄昏起来准备赶路，听见西南姜家屯和王奎店那边乱哄哄的。一侦察，是八十七师二六二团的两个营。钟伟说打，有人说咱们的任务是打大房身。钟伟说：“什么娘卖×的大房身，送上来门来的敌人给我打。”十四团一个冲锋，攻进姜家屯，俘敌二百多，王奎店连攻数次未下。有的老人说，正在这个时候，林彪来电报，命令五师速去大房身。钟伟说：“把这股敌人吃掉马上就去。”那知这股敌人跑到靠山屯，跟二六四团的一个营会合了，拼死抵抗。林彪又来电报，催促执行总部意图。钟伟说：“我这儿都吃掉一个团了，一大堆俘虏，也拔不开脚呀。”十五团连冲四次都没有成功。这时，敌八十八师和八十七师主力分别从农安和德惠赶来增援，林彪的电报也到了。有人说，这回不走也得走了。钟伟一拍桌子：“谁再说走，我毙了他娘卖×的!”一边组织攻击、打援，一边给林彪回电：“现在正是抓大鱼的好机会，我就在这打了，快让一纵他们都来配合我吧!”老人们说，这一次打了个本末倒置，把一纵和其他纵队都调过来了，把林彪都指挥了。林彪后来说：要敢于打违抗命令的胜仗，像钟伟在靠山屯那样，三次违抗命令。这一次又是抓大鱼的时候了，不过钟伟和四十九军这次扮演的是鱼饵的角色，钓鱼的人是林彪。青树坪之战空前惨烈。在桂军疯狂反扑下，钟伟和他的第四十九军全体将士在不利条件，浴血奋战，在付出重大伤亡后，安全转出。桂军虽然取得了局部战斗的胜利，但终于暴露了其主力位置，更加危险的是，白崇禧经此一战，认为逆转了战役的形势，坚定了他死守湘桂门户的决心。他下令集结所有主力于衡阳、宝庆两地之间待令，准备与四野决一雌雄。第四部分 辽沈大战第38节 林彪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小诸葛’上当了!”林彪大喜过望，急令以第十三兵团主力组成的西路军和以第四兵团、第十五兵团组成的东路军分别占领芷江、粤北，从两翼突破敌“湘粤联合防线”，切断白崇禧集团逃往贵州、云南的退路，同时令中路五个军靠拢作战，准备一举歼敌于衡宝战役之中。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了林彪的轻松和自信。他亲自手书了中央军委致四野的回电：(一)同意5日12时电五个军靠拢作战的部署；(二)白崇禧指挥机动，其军队很有战斗力，我各级干部切不可轻敌，作战方法以各个歼灭为适宜。林彪、邓子恢急令衡宝公路以北的部队就地集结，令西路军主力由黔阳、芷江东进宝庆、祁阳地区，准备与敌会战。10月5日下午，中路军一部插入衡宝公路以南的灵官殿，东路军逼近韶关，合围即将形成。就在这时，白崇禧发现了四野迂回部队，如梦方醒，他慌忙下令所部全线向广西方向撤退。林彪也不放松，命令部队急速穷追，于祁阳以北包围了敌七军和四十八军大部。7日，林彪将此情况报告军委，10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回电，对林彪拟在祁阳以北地区与敌决战表示赞许，电报说：(一)你们已抓住桂军四个师于祁阳以北，其余敌军亦正回援，我军有在湘桂边区歼白主力之可能。闻之甚慰。(二)完全同意你们的提议，陈赓兵团即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插桂林柳州，断敌后路，协同主力聚歼白匪。此计划如能实现可以大大缩短作战时间，请即径令施行。(三)邓华兵团及曾生林平等部独力相机夺取广州。如何部署，由叶方邓赖筹商电告。(四)现至湘潭之二野部队，必要时可令参加祁阳地区之歼白作战。这一战役，共围歼白崇禧精锐主力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大部，与此同时，西路军主力在右下江歼灭敌六十二师。桂军此次虽然逃脱了全军覆灭的厄运，但桂军精锐共四个师全被“包了饺子”，白崇禧挨了林彪一记闷棍。10月中旬，四野第四兵团和第十五兵团以及曾生率领的两广纵队发起广东战役，解放广州。经衡宝、广东战役，敌已无力防守。但为挽回败局，白崇禧以剩下的五个兵团计十五万多人防守湘南东安、新宁和广西兴安、恭城、阳朔、荔浦一带，以桂林为中心，沿湘桂公路组织防线，以图坚守广西。中央军委、毛泽东电令四野要以主力从祁阳、武岗向桂林、柳州前进，断敌西逃贵州的退路，将白崇禧、余汉谋残部聚歼于广西境内。林彪、邓子恢和参谋长肖克决定组成西、南、中三路大军围歼残敌，命令第十三兵团为西路军，迂回至百色、果德，断敌西逃入滇之路；以二野第四兵团和四野第十五兵团一部为南路军，速进廉江、茂名、信宜地区组织防线，断敌向海南岛逃跑的退路；以第十二兵团为中路军，适时牵制敌人，待西、南路军断敌退路后，一起向敌发起攻击。在林彪主持下，四野参谋部又为白崇禧设下了一个陷阱。11月5日，白崇禧在桂林榕湖路白公馆召开军事会议，桂系主要将领李品仙、夏威、徐祖贻、赖光大、黄杰、张淦、徐启明、鲁道源参加了会议。白崇禧鉴于广西已成泥淖，不可久留，提出了两个方案进行选择，一是向南行动，至钦州转运海南岛；一是向西行动，转移至黔滇边域，进入云南。向西，还是向南?会上，双方争执不下。白崇禧最后裁决为采用第一种方案，向海南岛撤退。他决定以黄杰的第一兵团一部驰援黔东，以张淦的第二兵团南下，指向陆川、廉江、遂溪，鲁道源的第十一兵团也紧跟向信宜、茂名前进，以上各部均以占领雷州半岛与海南岛的联系为目的；另外，徐启明的第十兵团由平乐方向逐渐移向武宣、桂平、贵县，并以第五十六军防守柳北三江县，黄杰兵团余部担任桂柳之间的掩护。11月6日，四野西路军秘密开进，半月后进入广西境内；18日，中路军沿湘桂铁路攻击前进；15日，南路军向廉江、茂名、信宜挺进，以隔断桂军前往海南岛的退路。白崇禧集团在三路大军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打击下，挤成一团，蜂拥在通往海南岛的狭窄道路上。整个战役的关键在于能否切断桂军撤向海南岛的通道。南路军总指挥陈赓严令部队不怕疲劳，不惜牺牲，先敌堵住粤桂咽喉，阻止桂军全军撤退。这时，林彪鉴于南路军过于突出，特别是第四兵团有孤军深入之虞，电令第四兵团歼灭广州逃敌后向北移动，协同四野中路军截击敌南撤殿后部队鲁道源第十一兵团。这种部署实际上减轻了对雷州半岛、海南岛的钳制力，有使白崇禧集团大部漏网的危险。陈赓向毛泽东报告后，毛泽东于11月24日回电林彪转陈赓，指示“陈赓所率四个军，除一个军仍照陈赓前提部署由罗定、容县之线迂回敌之左侧背外，主力似不要进入广西境，即在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布防，置重点于左翼即廉江化县地区，待敌来攻而歼灭之。同时以一部对付余汉谋之配合进攻”。据此，南路军先敌一步在桂军南撤的必经之路上筑起了一道阻击线。白崇禧见南路军较为突出，又切断了他南撤之路，遂令第三、第十一兵团南攻，令进入广西的第十三兵团回头北击，企图南北对攻，吃掉南路军并藉此打开缺口。白崇禧困兽犹斗，穷凶极恶。四野前线指挥部睹此情形，立即调整部署。林彪急令北路军迅速挺进广西，令李作鹏所率第四十三军由广州西进罗定，协同南路军歼敌于粤桂边境。24日，敌向廉江、茂名、信宜地区进攻，遭到顽强反击后被迫回窜，被第四兵团合围于博白地区；南线余汉谋一部乘隙窜占廉江，又被第四兵团十三军回师聚歼。白崇禧的“南线攻势”被林彪挫败后，其第一、第十和第十一兵团残部分别撤至南宁、钦州地区，陷入了四野西、南、中三路大军的合围之中。至12月14日，白崇禧集团便土崩瓦解，荡然无存了。林彪在战役之前，命令各部不惜一切代价，力求活捉白崇禧。在广西战役中，白崇禧疲于奔命，狼狈不堪，他的指挥所也一再搬动，居无常处。白崇禧的密友程思远先生回忆道：1949年11月21日，人民解放军中路开始进攻桂北，在小溶江击破黄杰兵团的七十一军，白崇禧即日将指挥所从桂林移驻柳州。11月24日，从贵州进入三江的解放军前锋进抵柳州的沙塘，白崇禧又从柳州奔南宁。12月3日8时40分，黄杰与白崇禧接通电话，报告所部即向南宁移动。10时，白崇禧乘飞机飞逃海南岛。第二天，白崇禧请国民党海南行政长官陈济棠集中一切船只，抢渡即将到达的桂军。12月8日，白崇禧忧心如焚，电令黄杰、徐启明等人，“为适应当前情况，各部队应力求避战，保存实力，轻装分散，以策安全。”12月9日，他神情黯淡地对左右说：“四野分几路穷追不舍，部队或败或溃，能上船的很少。”白崇禧夜宿舰上，无尽的感触涌上心头。从10月到12月，不足一百天，他的几十万部队全拼完了，“半世英名付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白崇禧不得不承认，在林彪面前，他这个“小诸葛”言过其实了。他心里清楚，在海南岛的日子也是屈指可数。海南岛远离大陆，孤悬南海之中，与雷州半岛遥相对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龟缩于台湾的蒋介石妄图以舟山、金门、万山、海南诸岛，组成一根海上链条，互为依托，防卫台湾，“反攻大陆”。在海南岛这弹丸之地，蒋介石部署了十万步兵、五十多艘军舰和四十多架飞机，布置了一个所谓“海陆空立体纵深防御”工事，交由国民党琼崖总司令薛岳全权指挥。解放海南岛，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雷州半岛与海南岛之间横隔着琼州海峡。茫茫大海，浪急水高。四野部队一无渡海船只，二无空中掩护，三无海战经验。“东北虎”要变成“南海龙”，困难重重。两广战役结束后，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林彪命令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洪、政委赖传珠率四十军(军长韩先楚)、四十三军(军长李作鹏)共十万人直接准备渡海作战。12月26口，林彪就任中南局书记，坐镇武汉，指挥海南岛作战事宜。在第十五兵团召开的作战会议上，第四十、四十三军及兵团指挥员在渡海时间、作战方式和战术运用上发生着相当尖锐的分歧。这主要表现在是早打还是晚打，是用木帆船渡海还是购买登陆舰渡海，是小型分批偷渡还是大规模渡海等问题上。第十五兵团副司令员兼四十军军长韩先楚旗帜鲜明，态度明确。他认为：早日发起海南岛战役，可以趁敌人立足未稳，打击敌人妄图“反攻大陆”的海上部署，确保我们南线的安全，巩固国防。反之，如不早日解放海南岛，就给敌人喘息的机会，敌人必然加强岛上的防御，还会加紧对我琼崖纵队的“清剿”，甚至勾结美帝插手海南。那样，招来的后患将是无穷无尽的。第十五兵团基于上述指导思想，决定变陆军为海军陆战部队，用木帆船跨海作战，力争阴历年前发起攻击。毛泽东十分关心海南岛战事的进展。1949年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出访苏联期间，打电报给林彪，同意第十五兵团“所取方针，即努力争取在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但同时又指出，“要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促莽撞造成过失”。鉴于准备工作不很充分，第十五兵团放弃了阴历年前进攻海南岛的计划。毛泽东从苏联打电报给林彪，详尽分析了海南岛作战的特点，指示：希望海南岛的问题能在1950年春夏两季内得到解决。林彪即令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洪、政委赖传珠、参谋长洪学智亲临雷州半岛指挥。在战前准备中，四十军和四十一军把缴获的汽车引擎拆卸下来装在木帆船上，改装成机帆船；把战炮装到机帆船上，左右定位，装备成“土炮艇”。这种土炮艇目标小，隐蔽性能好，易于接近敌人，而且造价低，时间短，可以大批量装备部队。很快，雷州湾、安铺港和流沙港泊满了一支支“土舰队”。1950年2月10日，林彪命令李作鹏部四十三军派一个团先行渡海进行试攻。毛泽东电告林彪，“同意四十三军以一个团先行渡海，其他部队陆续分批寻机渡海。此种方法如有效，即可能提早解放海南岛”。3月，四十军和四十三军连续组织四次偷渡，获得成功。他们中，有的安全返回，有的进入岛内，与琼崖纵队会合。林彪遂令继续偷渡，以增强岛内我军力量和逐步占领滩头阵地，积小胜为大胜，等待时机成熟时，内外夹攻，一举解放海南岛。林彪关于海南岛战役的这一设想和部署与实际情况有出入，遭到韩先楚的反对。韩先楚认为继续偷渡是错误的主张：因为我们和兄弟部队连续四次偷渡，已使敌人摸清了我军偷渡的规律，并专门组织一个摩托化机动部队堵截和围剿。这种分散兵力、旷日持久的战法，必然会拖延时间，贻误军机。况且，通过几次偷渡和其他侦察手段，我们对敌人部署已心中有数。大规模登陆火力强，部队多，力量大，一定能胜利。韩先楚建议林彪及早发起大规模渡海作战。林彪不予理会，继续电令部队组织偷渡。韩先楚建议尽快发起攻势还有另外一个理由。他从老船工、老渔民口中，掌握了琼州海峡的风向和潮汐规律。他获悉：每年从正月到清明都是北风和偏北风，风顺浪和，利于南渡；谷雨过后，海面多为南风，惊涛骇浪，不利南渡。眼看清明即过，谷雨冉冉，韩先楚寝食不安。他向兵团、四野发去了一封长长的电报，分析大规模渡海作战与小型偷渡的利弊，并请林彪转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韩先楚的电报使毛泽东想起了一年前进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毛泽东致电林彪，指出渡海作战，“必须一次运载足够兵力和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的滩头阵地，随即独立进攻，而不依靠后援”。显然，这是肯定和支持韩先楚建议。上允下催，林彪不能再犹豫了。他指定韩先楚随军渡海，登陆后统一指挥岛上战斗。1950年4月16日晚，雷州湾万船齐发，直驰海南。船队击退了敌舰的拦截，四十军和四十三军占领滩头阵地，向纵深发展，接应大部队登陆的琼崖纵队和偷渡部队也从敌人背后打上来，前后夹攻。不足一个小时，薛岳吹嘘“固若金汤”的海南岛立体防线便告崩溃。韩先楚立即指挥岛上部队利用缴获的汽车组成快速部队，全线追击，将岛上敌军尽数歼灭。5月1日，海南岛获得解放。海南岛战役结束后，因为健康原因，中共中央决定送林彪去苏联休养治疗。于是，他和七岁的女儿林立衡一起，第二次来到了莫斯科。在这里，林彪受到了斯大林的盛情款待。在一次宴会上，斯大林称林彪为“无敌元帅”，他半开玩笑地对林彪说：“林彪同志，中国现在已经和平了。作为军人，你失去了用武之地。你才四十三岁，你不感到可惜吗?”和往常一样，林彪的回答简短精炼：“一切为了和平。中国人天性爱好和平，军人也是如此。”掌声骤起。掌声中，林彪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