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的这一生-3

林彪率众从大硗碛方向攀登夹金山。夹金山海拔四千五百米左右，中午前后，天气骤变，先是大雾，然后是毛毛细雨，转眼又下起鹅毛大雪，随风狂舞。聂荣臻开过刀的脚化脓了，躺在担架上。林彪低着头，闷声不吭地一步一步挪动着，不一会儿，他们两人就被风雪隔开了。6月13日，聂荣臻翻过了夹金山，林彪却迟至14日才下来。这幸亏了忠心耿耿的警卫员，林彪才没倒下。由于身体虚弱、缺氧和高山反应，林彪在夹金山顶几次失去知觉，昏迷过去，警卫员们合力把他背下山。“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此刻，毛泽东心头萦绕着一个问题：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情形会如何呢?一个是久经休整，兵强马壮；一个是长途跋涉，人困马乏。为此，毛泽东指示林彪所辖红一军团要主动搞好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团结。他亲自为一军团拟定了三条标语，供两军会师后用：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欢迎张主席!与此同时，毛泽东电令林彪、彭德怀统领的一、三军团所部向不同方向前进。对于这一举动，有些史学家认为，毛泽东“也许并不是不相信张国焘，但他在采取防范措施。他们两人已有十二年没有见面，关系历来不密切”。与张国焘共事过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善耍权术、血腥味极浓的铁腕人物，四方面军中凡是反对他的人，都被冠以各种罪名除掉了。在“肃反”的口号下，张国焘杀害了数以千计的干部。现在，张国焘走到了自己的身边，毛泽东、林彪该如何应付呢?6月16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进驻懋功地区。懋功，又名小金，是一座四周被雪山环抱的小县城，只有几百户人家，居住着藏、回、汉族人民。从16日到24日，毛泽东在此足足等了一个星期，直到25日，张国焘才威风凛凛地在一队骑兵护卫下来到两河口镇，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叫化子与龙王爷比宝”(毛泽东语)式的会面。张国焘很快了解到中央红军的全部家底。他估计红一方面军人数不超过两万人，而自己带领的红四方面军足有八万人，双方力量对比是一比四。张国焘是个注重实力的人物，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强大后，权力欲和个人野心急剧膨胀起来，表现出一种自负和傲慢，不把毛泽东等人放在眼里。和毛泽东在一起的“洋顾问”李德这样写道：他像主人待客一样接待了我们，他的举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军事优势及行政权力。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与张国焘就红军行动方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提出迅速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建议。张国焘则主张南下川康边。最后，政治局以压倒优势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张国焘对此甚为不满，他把自己的主张未能获得通过的原因归咎于政治局内毛派人物太多。他开始利用红四方面军的兵力优势，煽动手下一部分人向中央要权。张国焘还在一批高级指挥员中散布“谁得票多谁当主席”的言论，制造篡权舆论。第二部分 闽赣建功第19节 草地波折(2)7月18日，中央政治局为顾全大局，搞好同四方面军的团结，作出了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的命令，并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张国焘就任总政委后，立即决定将原红一、三、五军团改为一、三、五、三十二军。中央红军的军团，就实际兵力而言，仅能算作一个军，人数最多的红一军团也由出发时的一万多人减员至三千五百余人。如果把中央红军比作一乘战车，那一、三两个军团就是车之双轮，林彪、彭德怀就是冲锋陷阵的两匹骁骑。当有人偷偷地把会理会议的情况透露给张国焘后，他立即敏感地意识到，中央红军也不是铁板一块，也不团结，有机可乘。于是，他开始加紧对红一、三军团领导人进行策动。他以为，只要把林彪、彭德怀争取到自己一边，毛泽东就是一个光杆司令和孤家寡人了。张国焘过于热情的奉承，含义不明的举动，挑拨性极强的语言，使彭德怀、聂荣臻等人警觉起来，他们顶住了张国焘的诱惑，挫败了张国焘的阴谋。可是，在这次很明显的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中，林彪又没站稳脚跟，立场又发生了动摇。由于在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上两次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林彪的情绪一直很低沉，抵触情绪很大。不及时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和会理会议后成天咕咕囔囔就是明证。会师后，林彪与张国焘一谈即合，显得很亲近，这不能不引起聂荣臻的焦虑和不安。北上方针由于张国焘的拖延，迟迟不能实施。8月初，中央利用毛儿盖休整之机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申了北上川陕甘，创建新苏区的既定方针。会议还将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右路军以原红一方面军为主，由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红军大学组成，徐向前、陈昌浩任指挥；左路军以原红四方面军为主，由四方面军的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组成，由朱德任指挥。会议决定分兵北上，毛泽东率中央政治局随右路军以班佑为目标前进；张国焘率左路军以阿坝为目标前进。两军约定在巴西会合。事态愈加严重，林彪也越滑越远。他的政委聂荣臻感觉到林彪似乎与张国焘达成了某种协议或默契，这从当时被视为张国焘代理人的陈昌浩的亲疏态度上可以得到证明。为了说明这一点，聂荣臻曾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险记”：右路军组成后，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胡豆。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吃完了晚饭还没有天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陈昌浩问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谈到晚上10点钟了，我说，昌浩同志，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他才说，好吧，你走吧。我就带着两个警卫员，牵着一匹骡子，离开了。……老实说，我怕陈昌浩整我，也怕藏在藏民中的坏分子打我的冷枪。我走了半夜多，才摸回军团部。聂荣臻是全军公认的“最守纪律，最负责任”的政治委员，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提醒周围的同志，特别是林彪。8月中旬的一天，红一军团指挥部。当电台报告左路军迟迟不肯向巴西地区推进时，林彪、左权、朱瑞等人都沉默了。聂荣臻对他们说：“我们光在毛儿盖附近，前后就耽搁了一个多月，再不能在草地上拖了。还是照毛泽东同志讲的，出甘肃。要不，我们可就要完了。”他转身又以郑重的口吻对林彪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不见得吧?”对这位比自己年长7岁的政委，林彪说话总是那么一种不以为然的口气，不冷也不热。“不见得?我告诉你吧，张国焘有一个方案，要把我调到三十一军当政委，把你调到另一个军当军长。把我们调离原作战部队，这意图不是很明显吗?”聂荣臻说。“你这是宗派主义!”一向说话模棱两可的林彪，这次一点也不含糊，反驳聂荣臻的提醒。“这怎么是宗派主义呢?”聂荣臻没有想到林彪口中突然飞出一顶“宗派主义”的帽子，过了一会儿，他才说：“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不一致，从会师以来到现在一直是这样。我们应该想一想，保持警惕，这是个路线问题。”“既然是路线问题，那么你的意思是说张国焘的路线错了?”林彪把聂荣臻逼到了关口上。在当时，得罪权势炙人的张国焘是件十分危险的事。聂荣臻并不害怕，他平静地说：“我看张国焘的路线是错的。”林彪却不能冷静，他高声说道：“你说他的路线不对，那他们怎么还有那么多人?我们才几个人哪?”对林彪的这番话，聂荣臻十分气愤，他按捺不住感情，“霍”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大声说道：“人多就对，那蒋介石的人更多，难道能说蒋介石是正确的吗?”似这般激烈的争吵，在林彪、聂荣臻之间，尚不多见。似乎为了证明林彪的错误，没等林、聂争论完毕，张国焘便开始动作了，一场关系党和红军命运的斗争又在草地荒原中展开来。彭德怀最先察觉到危险。当灾难还在萌芽状态时，他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彭德怀在《自述》中说：我回到芦花军团部时，军委参谋部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连一、三军团和军委、毛主席通报的密电本也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张国焘)通报了。与中央隔绝了，与一军团也隔绝了。这次北进，三军团走在右翼纵队的最后面，前面是一军团，中间是红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九军和前敌总指挥部。当时使我感觉：张国焘有野心，中央似乎没有察觉。毛泽东、张闻天随前敌总指挥部一处住，先一两天到达上下包座(松潘西北百余里)，三军团后一两天才到达阿西、巴西，离前敌总指挥部约十五里至二十里。我到宿营地时，立即到前敌总部和毛泽东处。其实我是为了到毛泽东处，才去前总的。这时周恩来、王稼祥均害病住在三军团部。在巴西住了四五天，我每天都去前总，秘密派第十一团隐蔽在毛主席住处不远，以备万一。在前敌参谋长叶剑英处，得知一军团到了俄界地区。找不到向导，问不到路，没有地图，茫茫草原，何处是俄界呢?这时杨尚昆已调其他工作，三军团政委是李富春。三军团准备了电台，编了密码，也只能说是要与一军团联络，而未说是为了防止突然事变。派武亭同志带着指北针寻找一军团走过的行踪，务把电台密码本送给林、聂。正好送到林彪处，这天，事情就发作了。事实证明，送密码本给红一军团，这是在事变发生前极为关键的一着棋。电台与密码将一、三两个军团重新联络成一个首尾相应、交替掩护的战斗整体，一旦出事，即可行动。林彪在毫无思想准备和丝毫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被推到了这场斗争的最前沿。这也是他的幸运。如果从容地让他进行选择的话，他很可能走上另一条道路。红一军团(这时改称红一军)到达阿西后，9月上旬，林彪接到几份相互矛盾的电报，这使他估摸不定一、四方面军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9月5日晚8点，陈昌浩发来电报，宣布“右路军七天整理计划”，指定红一军就地休整；——9月6日下午3时，周(恩来)彭(德怀)李(富春)发来电报，命令“1军主力应集结俄界，派队向罗达侦察前进”；——23小时后，彭(德怀)李(富春)又有电报飞至：林、聂：…………内情复杂，1军应在原地休整，特别注意体力恢复。彭、李7日14时第二部分 闽赣建功第20节 草地波折(3)一会“休整”，一会“前进”，一会说“内情复杂”，一会又要“注意恢复体力”，林彪有些捉摸不定。他疑惑地望着聂荣臻，问道：“这捣的是什么鬼?”聂荣臻对于红军统帅部里发生的情况虽有所知，但并不知晓内情。他沉思一会儿，对林彪分析说：“说不定张国焘想动手，那样中央就身处危境了。”为了应付突发事变，林彪、聂荣臻向周恩来、彭德怀、李富春发出了一封探询式的请示电报：我军久滞番地，部队日益减员，应乘岷(县)、西(固)敌防薄弱之时突出为妥。目前迟迟不进，究拟如何?9月8日，林、聂电报到达巴西时，巴西情况已如箭上弦，千钧一发。早在9月3日，张国焘电告中央，噶曲河水上涨，无法涉渡，建议放弃北上计划，全部红军向西南方向的川康边界推进，后又提出了“我们要南下”的口号。9月9日，张国焘向毛(泽东)周(恩来)洛(甫)王(稼祥)提出“最后通牒”，逼中央就范：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左右两路(红军)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同日，张国焘致电陈昌浩，命令陈昌浩率右路军迅速南下，如果毛(泽东)林(彪)彭(德怀)不执行命令，应立即“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武力解决”。密码电报指明“该电由陈昌浩亲译”。事也凑巧，当电报发来时，陈昌浩正在一个政治会议上讲话，结果电报由译电员译出后交给叶剑英转陈昌浩，并说明这是密电。叶剑英当然知道此话的涵义，他根据军队保密守则没有展开电报稿。他走进会场，将电报递给陈昌浩。陈昌浩有个特点，当他讲话讲到兴头上时，不喜欢人家打岔。他见叶剑英递给自己一份电报，便瞪了叶剑英一眼，说：“等一会儿。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吗?”无奈，叶剑英只好退回一个座位上。无意中，他的目光扫过电文，顿时怔住了。“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武力解决”，这意味着一场火并将要发生。如不采取措施，后果不堪设想。叶剑英当机立断，借口上厕所，离开会场，疾步赶到离会场约二百米处的毛泽东住所，将电报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吃了一惊，脱口而出：“势头来得好快!好猛呀!”就在两个小时以前，彭德怀曾根据一些迹象判断，张国焘有可能胁迫红一方面军南下。事不宜迟，毛泽东等人火速脱险，来到红三军团住地——牙弄。在与周恩来、王稼祥商量后，决定火速拔营，离开险地。叶剑英则暂留一步，俟机从陈昌浩处弄出作战地图。“马上给一军团发报”，危境中的毛泽东又一次想起了林彪，他亲自口授了电文：林、聂：行动方针有变，你部在原地休整，待令出发。毛泽东9月10日凌晨，叶剑英带地图率中央二局赶到牙弄。“出发!”彭德怀下达了命令。整个红三军团和中央机关闻令开拔，部队如同影子一般在月光下悄然移动，很快便无声无息。下午5时，红三军团到达拉界，距红一军团住地俄界尚有一天的路程。这时，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李富春联名向红一军团发出了通报情况的一封电报：林、聂：(一)张国焘违背战略方针，令右路军南退，中央已去电申斥(不得下达)；(二)中央今率三军全部及军委纵队开抵拉界，明日到俄界；(三)拉界到俄界里程、沿途情况、给养条件如何望立报，并请准备三军全部及军委纵队宿营地。彭德怀李富春接到电报，林彪几天来的疑惑终于明白了。他还能说什么呢?他只是咕哝了一句：“又闹翻了。”9月12日，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领导随三军团到达俄界，并在此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张国焘得悉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后，急忙打电报给林彪等军团军政首长，希望以前煞费苦心的策动工作没有白做。(甲)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为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后悔之无及。…………(丙)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真会断送一、三军团的。望诸兄细思吾言。张国焘的电报此时打来，已经不起任何作用。彭德怀、聂荣臻、李富春自不必说，一度对张国焘颇亲近的林彪也不能不对这封电报嗤之以鼻。因为，毛泽东就在自己身边。毛泽东看了张国焘的电报，付之一哂，说道：“让历史裁决吧!”中央红军脱险北上，进抵腊子口下。腊子口是进入甘南地区的险道要隘。倘若腊子口打不开，中央红军往南不能返回，朝北走不过去，进退不得，将陷入绝境之中。攻打腊子口的战斗，毛泽东交给了林彪。林彪立即给刘亚楼、黄、陈光、肖华发报，命令他们迅速占领哈麻、里朵作为北上据点，准备进攻腊子口。随后，林彪、聂荣臻冒雨赶往腊子口下。从山下往上看，山口宽约三十米，两边是悬崖陡壁，无路可通。山口下面的两座山峰之间，是一条深不见底，水急浪高的沙河，河上横架一座木桥，把两山连接在一起。为了阻止红军北上，甘肃军阀鲁大昌在木桥和山口处布置两个整营的兵力，山后囤积了大批粮草和弹药。距此不远，岷州城内随时有援兵增援腊子口守敌。“事关全军命运，”林彪一咬牙，对杨成武说，“腊子口是座刀山，你们也要给我上。不然，我们还得退回去。”林彪批准了四团的作战计划，即杨成武率一连人直攻木桥、隘口，王开湘带一连人迂回敌后，策应杨成武进攻腊子口。进攻腊子口的战斗从9月16日入夜时分开始，一直打到17日凌晨才结束。杨成武指挥的正面部队发起六次连续冲锋，最后在王开湘的侧翼部队掩护下攻克了天险腊子口，穷追溃敌三十五公里。腊子口一役，缴获粮食十万斤，盐巴两千斤。这对于已经饥疲不堪的红军来说，可谓是无价之宝。腊子口得手以后，林彪立即将战况报告尚在里朵寺等候消息的毛泽东和党中央。他自己即和聂荣臻一起赶往哈达铺，准备迎接毛泽东等人。9月19日，林彪一行抵达哈达铺。这天，一位名叫曹德连的连指导员奉命去邮局寻找敌人的报纸。在邮局，他找到了一大摞国民党《山西日报》。报上，有一则阎锡山进攻陕北红军的消息。曹德连把报纸送到了军团部。林彪和聂荣臻看到这则消息，大喜过望。他们深知这则消息在红军统帅部中的价值。两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快给毛主席送去!”毛泽东本人在当时消息闭塞的情况下，也没有想到陕北会有一支红军力量在活动，还有一块红色区域。9月22日，中央在哈达铺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兴奋不已，他激动地高声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向陕北进军。就这样，一个偶然的事件，成了决定历史进程的关键。中央红军由此决定了自己的落脚点和归宿。历史也把林彪裹挟到了陕北高原。第三部分 陕北岁月第21节 林彪的性格林彪不愿总当乖巧的狐狸，渴望成为一只啸傲山林的百兽之王，提出离开陕北另辟天地，被堂兄阻止。东征期间，一军团拒绝拨兵给徐海东。毛泽东愤怒地说：“红一军团不是你林彪的兵！”回师之后，调任林彪红军大学校长。斯诺眼中最昂贵的军校和最富计谋的校长。第一科学员平均年龄二十七岁，平均枪伤三处，他们的首级赏格总值二百万银元，解放后最低军衔为中将。一时疏漏酿成“出走风波”。毛泽东亲自做许世友的工作，使这位“反对者”变成了赤胆忠心的追随者。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先后参加了毛泽东直接指挥的吴起镇、直罗镇战役，并取得辉煌战果。尽管林彪和他在长征途中一样机智灵活，指挥若定，但他的情绪阴沉、性格阴鸷妨碍了毛泽东对他作更高的评价。相反，对于彭德怀的豁达乐观、立场坚定，在关键时刻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毛泽东十分欣赏，并在举止言谈中不时表现出来。红军胜利开进陕北吴起镇后，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去了一封这样的电报：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骋。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毛泽东能诗善词，他的诗词常被人们当作无上褒奖，传遍全军，在他麾下的林彪、彭德怀、黄公略三位著名战将中，有二位曾出现在他的诗扁中。彭德怀自不必说，对于黄公略，《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有“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之誉；《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更有“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的夸赞。可对于自诩为“常胜将军”的林彪，毛泽东却未给他写下只字片语。林彪对此十分妒嫉和愠怒。中央红军历经千辛万苦，辗转十一省到达陕北，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移到了大西北。这无疑使毛泽东十分自豪。由于长征的成功，他作为全党、全军领袖的地位也更加牢固。他满怀激情地歌颂了长征：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个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林彪对毛泽东给予长征的评价不以为然，他一直不认为长征是胜利之举，相反还把长征说成是“一场败仗后的溃逃”。部队开进陕北后没几天，林彪受直罗镇大捷鼓舞而高昂起来的情绪又黯淡、低沉下来。林彪当时的心情并不难理解。作为中国革命大本营的陕北虽然地域如同信天游一样悠远辽阔，军事态势也较以前有利，但陕北的经济、文化如同那“兰花花”一样凄凉、落后、贫乏。映入林彪眼帘的，是寒风暴虐中的几座破窑洞，荒原上是一望无垠的黄色尘土。天是黄的，地也是黄的，林彪的心如同浇了一瓢凉水，寒透了。1935年12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在召开瓦窑堡会议前夕，曾征求各军团领导干部对战略问题的意见。藉此机会，林彪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带领队到陕南去打游击。林彪自己常说：“我有时候是虎，有时候是狐狸。”他深深意识到，在毛泽东的身边，他永远只能当一只乖巧的狐狸。这次，他渴望能够独闯天地，成为一只啸傲山林的百兽之王。为此，他在信中称，开辟陕南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重要，更有意义。林彪还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要求将红一军团主要干部尽数调出，由他率领南下。“林彪又摇晃起来了。”毛泽东目光敏锐，洞察一切。他看出了林彪的心思，严厉地批评了林彪的悲观思想，指出他同中央有分歧，并希望他及早改变主意。当时的战略态势是十分明显的，向南发展，就要同东北军和西北军打仗，而且陈诚在洛阳及其以西地区控制了三个军，放在机动位置上，专门用来对付红军。向南发展，就会把蒋军嫡系部队引进西北，加强对西北的控制，最终会危及陕北的安全。林彪南进的要求遭到毛泽东批评以后，他没有就此断绝念头。几天后，他又在一封电报里和毛泽东软磨硬争，仍说“我还在期待中央批准我打游击战争”。这次，毛泽东干脆没有理他。得不到毛泽东首肯，林彪成天在军团部阴沉着脸，耷拉着头，乱发脾气。聂荣臻比林彪大好几岁，在黄埔军校和武汉军委分别担任过林彪的老师和上级，一身兼兄长、师长和政委三重关系。他劝林彪说：“我们只有这么一点部队，只保有这么一点骨干，你能带多少出去呢?你带多了，我们这里能维持下去吗?我们这个根据地能维持下去吗?”林彪和聂荣臻共事六年来，争论不断。林彪从没赢过他，他总感觉聂荣臻以大自居，居高临下，说话不十分入耳。但他又无可奈何，因此发生争吵时，对聂荣臻的话总是一只耳朵听，一只耳朵出。聂荣臻见林彪脸色不好看，于是放慢语调，和言悦色地说：“你不要小看目前这几个破窑洞，它终归是个根据地，是我们的落脚点，我们不是经过两万五千里才找到了这几个破窑洞吗?你去陕南，搞不好，连破窑洞也找不到。你别以为四方面军曾经从那里经过，打过游击，条件会好，我看综合各方面条件来看，不见得一定会强过陕北。”聂荣臻这番推心置腹的话，林彪根本没有听进去，但他也未再作争辩。对这些批评和劝告，他素来不屑一顾。林彪只相信自己，“人的上帝是自己”，这是他多次重复过的一句引以为训的格言。林彪在谈论战争和指挥艺术时，曾经这样讲：只要有信心，就会胜利。你必须尽可能少依赖别人。不管别人是多有经验，力量有多大。这就是要领。由此可以看出，林彪的性格中充满了自满、自信，有时甚至是倔犟。一旦形成自己的观点、看法和思想，他就不轻易放弃，不轻易退却，这使他在跟随毛泽东的漫长岁月中经常与毛泽东发生冲突，思想上经常产生歧义。因此，他获得了一个较为恰当的外号：“摇摆不定的毛派分子”。这次，林彪关于率部单独到陕南打游击的想法未能坚持下去，最终放弃了。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突然来到陕北的缘故。张浩，又名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1933年，张浩化名李复之赴莫斯科，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在莫斯科，张浩参加了共产国际1935年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参予制定了在中国建立统一战线的总政策。为了传达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恢复已经与中共中断了一年多的电讯联系，共产国际决定由中共代表团派人回国，担当此重任。从苏联回国，有三条路线可供选择，即可从东北、新疆、内蒙古三个地区的中苏、中蒙交界处入境。在当时，东北已被日军控制，新疆路途太远，只有假道蒙古入境较为方便。但从蒙古入境却要穿过浩瀚的沙漠，闯过层层关卡。最为艰难的是，回国的人身上不能带一片纸一封信，必须把所有文件印记在脑海中，抵达陕北后再口述出来。因此，派回国的人一定要立场坚定，勇敢机智，有应付敌人的丰富经验。同时，此人还要在中共党内有一定声望，被国内同志所熟悉和信任。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权衡，张浩被选定担当这项任务。张浩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主要文件和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指示背熟，然后取道外蒙回国。他一路上忍饥挨饿，过关闯隘，于1935年11月赶到定边，随后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张浩一回国，就立下了殊勋，赢得了党内广大同志的信赖。这不仅仅是由于他全面地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指示，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代表共产国际强有力地支持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为两个方面军的再度会师奠定了基础。张浩回到陕北党中央之前的1935年9月，毛泽东带中央红军北上后，张国焘一意孤行，带领红四方面军和原属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南下，并于10月5日在(四)川(西)康边界卓木碉另行成立“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通令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等人的工作和通缉杨尚昆、叶剑英。12月5日，张国焘发了一封长电给陕北党中央，狂妄地要党中央改称“北方局”。电文如下：(一)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二)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冒用党中央名义；(三)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报来，以便批准。1936年1月6日，张国焘打电报给张浩，攻击党中央的路线是“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要求张浩转告共产国际承队他的第二中央。张国焘的电报和他另立中央的消息在陕北传开后，党内一阵哗然。张国焘的行为激怒了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人。1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电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他的“中央”机关和“中央”政府。对于这封电报，张国焘并不吃惊，当初他就知道陕北会作此反应。但是，两天后，他接到了另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无疑使他感到心情抑郁和前途未卜。发电人不是别人，而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张浩：(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的。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从字面上讲，甲乙两点互不关联。但久居领导地位的张国焘一看就明白，这是分别从思想上、组织上对他提出的严厉警告。张国焘也知道，此时张浩的声音已不是湖北黄冈林家大的土话了，而是代表了共产国际，代表了斯大林的声音。张国焘在莫斯科工作期间，十分清楚和了解斯大林的脾气和手段，这是一个一提起他的名字就令人胆寒的国际共运领袖。张浩带来的共产国际的压力和红四方面军南下受挫陷入绝境的事实，迫使张国焘最终低下了头。很快，他回电党中央，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第二“中央”改称西南局，他自己也将率四方面军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张国焘分裂中央的企图，终于彻底失败了。党中央负责同志向张浩表示祝贺，林彪也心悦诚服地向堂兄表示钦佩之情。林育英、林育蓉(林彪原名)两兄弟双珠联璧，一时在陕北传为佳话。走在陕北的黄土路上，人们常常这样指着他俩说：“左边是林彪的哥哥，右边是张浩的弟弟。”黄冈家乡的人们得知此事，在林彪父亲五十寿辰的宴席上，特意送了一块上写“双鹤栖庭”的寿匾。第三部分 陕北岁月第22节 斯诺笔下林彪的形象1936年1月，毛泽东决定遣军东进，打到山西去，武装宣传抗日救亡纲领。彭德怀有些担心，一怕红军渡不过黄河，二怕东渡黄河后在国民党军阻截下回不了陕北。因此，他打电报向毛泽东提出，要绝对保证部队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对此，毛泽东满脸不高兴，他见到彭德怀后气冲冲地说：“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话虽是这么说，在背后，毛泽东还是嘱咐林彪到黄河边去勘测水文，调查敌情，制定渡河计划。黄河以东是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天下。阎锡山把山西视作自家花园，连外境的一只野兔也不愿放进。为此，他和蒋介石、冯玉祥等人曾经大打出手，尸横遍野。到最后，连蒋介石也奈何不得这位“阎老西”。1935年冬，他一听说红军到了陕北，就沿黄河东岸十多个县构筑了明碉暗堡，普遍实行闾甲、连坐制度，发誓不让红军将半步跨过黄河。东征前，林彪来到黄河西岸，对东岸敌人的工事设施、兵力配备、火力配置进行了观察，选定了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渡河点。1936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才2月份，黄河就已开始解冻，白天黑夜，沿河上下，到处可以听见“咯吱”“咯吱”的冰块崩裂声。鉴于这一情况，林彪建议渡河方式由冰上抢渡改为船渡。2月19日，毛泽东来到红一军团前线指挥部。正遇上林彪、聂荣臻、左权在争论谁的手表时间准。在红军中，每次总攻之前，部队常常为时间准确与否扯皮拉筋，有时上级批评下级延误了时间，下级不服，说按照我们的表还提前了哩。这是因为当时红军指挥员戴的手表都是在战场上缴获过来的敌人的手表。式样各异，新旧不一，快慢不同。见大家又为这个简单的老问题争个不休，毛泽东说：“给各个部队发报，渡河时间不可参差，一律在20号20时开始，以聂荣臻的表为准。”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是渡河左翼先遣队。先遣队先将小船由通向黄河的港汊里悄悄地划出，推到水深处，然后载人直向黄河对岸划去。这夜，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只听见黄河的咆哮和冰块撞击木船的声音。接近对岸的时候，枪声如炒豆般地响了起来，偷渡变成了强渡。红军战士迅速登岸，投入战斗，很快突破了江防，向纵深推进。26日，阎锡山组织晋军反攻，企图把红军赶回河西。林彪率红一军团主动迎敌，击溃了晋军独立第二旅，打了渡河后的第一个大胜仗。3月下旬，红军以十五军团为左路军，二十八军和三十军为中路军，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八十一师为右路军，兵分三路，向山西腹部进军。红一军团作战区域是汾河流域。当时，晋军大部被红十五军团牵制于北线，无力抽兵南下，只得眼睁睁地看着红一军团深入汾河富庶地区。汾河，是山西的天堂。这里的地主除拥有大量土地、羊群外，往往宅第连云，几乎占半个村子，几十匹骡马，连杂色的都没有，把从陕北来的红军战士看傻了眼。山西财主喜欢把金银财宝埋在地下窖起来，红一军团的战士们很快学会了根据敲打地面的声响来判断窖藏所在位置的方法。在这里，红一军团扩红发展迅速，补充了五千名新战士。对这一点，林彪特别高兴。一天，毛泽东打电报给林彪，告诉他红十五军团在北线作战艰苦，伤亡过大，加上处于山区，筹款、扩红等工作开展得不理想，希望红一军团能够拨点兵力给十五军团。“我还有几个鸟兵?!”林彪气呼呼地把电报摔到桌上，大声说道：“不给，不给。就说没有，不给。”聂荣臻看完电报后，向师团一级的干部们了解了一些情况。下边的干部们也反映部队编制还不健全，人员也不满额。聂荣臻找林彪商量后，打电报给毛泽东，汇报了自己部队员额未满的实际情况，请求免拨。看到政委和他观点一致，林彪脸色稍缓。1936年4月，蒋介石派十个师分两路进军山西，阎锡山也派五个师另两个旅南下，以图南北夹击，形成包围之势。毛泽东鉴于红军东渡黄河作战目的已经达到，遂挥师西进，撤回陕北。1936年5月，毛泽东在延川县大相寺主持召开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对红一军团的本位主义观念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这主要是指红一军团拒绝拨兵补充红十五军团的事。顿时，会场上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林彪和聂荣臻身上。林彪一向以不苟言笑、沉默寡言著称，这次，他索性一声不吭，无动于衷地望着寺外的几株古柏，把问题全推给了他的政委。作为政委，聂荣臻主动地向大会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在他们的共事中屡见不鲜。林彪的精明，有时正表现在他的沉默上。这年夏天，中央军委颁布命令，林彪调任红军大学校长，任命左权代理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仍任军团政委。这一调动，对林彪是奖励，还是微惩，人们议论纷纷，但大多倾向于后者。人们知道，1934年以来，林彪与毛泽东的分歧之处太多，有必要煞煞他的锐气。红一军团为他们的军团长举行了简朴而又热烈和隆重的欢送会。政委聂荣臻在致词时，绕开了他们之间的争论和分歧，热情地赞扬了林彪在红一军团工作期间的建树和功绩。但是，林彪没有对此表示出应有的大将风度。他仍然对与聂荣臻之间过去发生的不悦耿耿于怀。他对聂荣臻说：“我们在一起搞了几年，现在要分手了。过去我们之所以发生分歧，是因为我们看问题的着眼点不同。你是从组织上考虑的，我是从政治上考虑的。”聂荣臻笑了笑，然后严肃地说：“你这个说法不对。你把政治上和组织上绝对对立起来，完全不对头。我们之间争论的许多问题，都是政治问题。现在你要走了，又扯这些问题，再扯几天也扯不清楚，还是等以后有机会慢慢谈吧。今天我们主要是欢送你，不谈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不欢而散。军团长和政委就这样分手了。第二天，林彪带着警卫员，离开了红一军团，踏上了去红大的路途。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始建于1936年6月1日，这是毛泽东为即将全面展开的抗日战争准备干部力量而采取的一项战略措施。按照中央的规定，各军团从军团长到连排基层干部，都必须在红大进行轮训，以求充分利用全面抗战爆发以前的有利时机提高红军自身的战略战术水平。毛泽东希望红大能办成第二个“黄埔军校”，为此，他挑选黄埔军校毕业的林彪来担任红大校长。林彪也常以“校长”之誉而自勖。红大校址最初设在瓦窑堡。1936年6月21日，国民党第八十六师高双成部突袭瓦窑堡，红大即随中央机关撤出瓦窑堡，迁至保安县城。就在这场突袭事件中，林彪有过一个因惊吓过度而偶尔失态的插曲。这件事是罗瑞卿讲的。他的女儿点点在《非凡的年代》一书中，首次披露了这件事：由于陕北红军和地方部队没有及时赶到，敌人突然袭击了瓦窑堡。第二天，父亲随林彪到瓦窑堡的后山去观察地形，看看我们有没有收复瓦窑堡的可能。袭击瓦窑堡的敌人部队大部分都是陕北人，是很熟悉地形的，他们隐蔽得很好。父亲他们估计到这一点，在接近敌人的时候就很小心地弃马步行。但是狡猾的敌人还是远远地发现了他们的行动。“噼噼啪啪”，一排冷枪打过来，父亲大吃一惊。这倒不是因为敌人突然打枪，而是他看见林彪随着枪声仆倒在一块大石头的后面。他想，糟了，一定是林彪负了伤。他就赶快向林彪靠拢。他还没有爬到林彪藏身的地方，忽然又听见林彪在大声地喊，那声音又尖厉又凄凉，完全变了腔，又走了调。细心分辨，才听出林彪喊的是“校长要马呀，校长要马呀……”这时候，父亲还以为是林彪真负了伤，走不得路才大喊要马。可是，把马牵过来，目标更大，更危险。父亲拉着林彪往回走，几个警卫员也闻声赶来架着林彪往回撤。直到林彪爬上马背，大家才明白他一点伤也有。红大进驻保安城地，极目四望，除了荒山野坡，破窑乱洞外，到处是野草乱石，遍地是羊屎马尿。当地一首民谣这样唱道：保安穷山窝，破洞比房多；菩萨比人多。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林彪带领他的学员——那些身经百战、备尝艰辛的红军指挥员们，开始了紧张的学习和生活。红大第一期学员全部来自于中央红军和十五军团，绝大多数是经过长征的骨干。他们分为三个科。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一科。第一科有三十八个人，都是红一方面军团以上领导。他们在1955年我军初次授衔时，最低军衔也是中将，其中比较有名的有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陈光、杨成武、刘亚楼、张爱萍、苏振华、黄永胜等人。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将军科”。据统计，第一科学员平均年龄二十七岁，人平有伤疤三处。如果把蒋介石对这些大名鼎鼎的学员悬赏金数额加在一起，总数竟超过了二百万银元之巨。红军大学有许多独一无二的地方。正是他的特殊魅力，吸引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被毛泽东特许，来红大采访林彪。埃德加·斯诺是进入共产党、红军控制的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斯诺笔下的林彪是个什么形象呢?腼腆好羞，擅使计谋诡术以及和毛泽东保持着无以言喻的亲密关系。这，就是林彪给斯诺留下的深刻印象。第三部分 陕北岁月第23节 奔赴华北抗日前线斯诺在他著名的《西行漫记》中写道：我记得有一次在抗日剧社看戏，休息的时候，群众一致要求毛泽东和林彪来一次合唱。林彪是红军大学的校长，只有二十八岁，他以前是蒋介石参谋部里一个著名的年轻军校毕业生。林彪像一个小学生似的涨红了脸，讲了几句很得体的话，请女共产党员替他们唱一支歌，逃脱了“点名表演”一关。林彪和毛泽东一样，从来没有受过伤，享有这样盛名的红军指挥员并不多。他在前线身经百战，在战场指挥大军历时十年以上，凡是他的战士所经历过的各种艰难困苦他都尝到过。他的首级悬额高达十万元，但是他仍神奇地没有受伤，身体健康。还有一次，斯诺采访林彪时，毛泽东在座。交谈中，斯诺惊奇地发现毛泽东当着林彪的面脱下了长裤，低着头专心致志地找虱子，随随便便，毫不在乎，没有一点难为情的神色。倒是林彪看到斯诺惊异的目光，十分窘迫。斯诺由此发现，林彪和毛泽东具有类似学生与导师的关系。至于林彪的机警和韧劲，斯诺更是难以忘怀。在林彪那儿，他遇见了进入红区以来第一次也是公有的一次尴尬场面：我到达后不久，林彪邀我找个日子给他的学员讲话。他拟的题目是：英美对华政策。我感到为难。我对两国的对华关系都知道得太少了，我也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解释。但是林彪坚持要我讲，他说他们自己可以提供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他为此安排了一次“面条宴”，使我感到盛情难却，只好勉强从命。两百多个学员集合起来听我讲“英美对华政策”。我扼要地谈了一下英美的态度，然后同意解答问题。我不久就发现，这是个大错误，请我吃的面条根本抵偿不了我遇到的难堪。向我提出的问题，即使由H·G·威尔斯(著名英国作家——本书作者注)来回答，也要自叹智竭才穷。1936年10月，斯诺离开保安。他称誉为“热情”、“执著”的林彪校长带领所有红大学员为他送行，这使他深为感动。1937年春，红军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校长仍由林彪担任。这年夏天，由于林彪的疏忽和失误，抗大发生了一起震动保安的学潮。1937年3月，中央作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以后，由于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干部都在抗大第二期学习，因此抗大便成了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的中心。抗大提出了诸如“懋功会师后南下正确还是北上正确?”“西路军为什么遭到严重失败?”等问题供学员讨论。可是，对于这样一场严肃的政治和思想斗争，身为抗大校长的林彪却十分漠视，采取超然于外的态度。连张国焘本人也奇怪地说：“林彪摆出他那校长的姿态，表现置身事外的样子，不公开卷入斗争漩涡。”由于张国焘统治红四方面军达六年之久，长期实行愚民政策，使他在红四方面军中还有一定影响。红四方面军中的一些指挥员对开展批评张国焘的斗争有抵触情绪，特别是对把张国焘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不加区别的做法感到不满。而这种情绪蔓延开来后，又没有得到及时引导，终于引发了事端。一次，在抗大的批判会上，有些人揭批张国焘错误时，不加区别地把红四方面军扯了进来，一股脑地扣上了“逃跑主义”、“军阀主义”等帽子。生性耿直的“草莽英雄”许世友越听越憋气，按捺不住，跳了起来，大声地说：“有话直说，指着秃子骂光头算啥好汉?我不同意把四方面军从苏区撤出来叫逃跑主义。中央就没有逃跑主义，中央红军不也从中央苏区撤出来了吗?如果说逃跑，应该都叫逃跑，中央有，中央红军有，四方面军有，所有红军都有!打不过敌人了，换个地方再打嘛，怎么叫逃跑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撤到川陕，部队从二万发展到八万，这样的逃跑有什么不好?”许世友的一席话，仿佛往滚油里浇了一瓢冷水，顿时炸锅了。会场上一片斥责声：“许世友，你这是与张国焘穿连裆裤!”“你这是匪性未改!”“打倒这个托洛茨基分子!”面对众口一词的批斗，许世友边跳边吼，不顾一切地打嘴仗，最后气得口吐鲜血，被送进医院治疗。躺在病床上，许世友突然产生了出走的想法。“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哪里不能革命，非要留在延安?不如回老根据地打游击去!”他串连、说服了几十个愿意出走的原四方面军高级将领，准备带着他们回川陕老区去打游击，出发的时间定在4月4日夜里。到了4月4日这一天，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夜色降临，就不辞而别。就在这关键时刻，许世友的老搭档、原红四军政委王建安突然醒悟了，认识到这是严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不能由着许世友的性子来，遂将事情紧急报告给抗大保卫处长。保卫处长大惊失色，也没有听清楚，便报告林彪，说许世友他们这批四方面军的学员要闹事，要防止他们对毛主席下手。林彪惊出一身冷汗，急匆匆地赶往毛泽东住所，在门口与叶子龙迎面撞了个满怀。他嚷道：“许世友要杀毛主席!快让警卫把门看紧，我马上派人来!我去向毛主席报告!”门帘一挑，毛泽东闻言走出房间，问道：“什么事呀，这么急?”林彪报告：“主席，我得到可靠情报，张国焘指使一批抗大学员要在今天搞武装暴动，第一个目标就是杀你！”毛泽东处变不惊，不紧不慢地吸着香烟，有些不信，问：“哪一个有这么大的胆量!消息可靠吗?”林彪言之凿凿：“领头的是许世友。此人在少林寺当过和尚，好喝酒，易冲动，拳脚功夫十分了得。”毛泽东表态：“既然这样，就由你处理吧!先把带头的抓起来，再做计议。”随后，按照林彪的安排，一个连的红军战士将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及其附近地区严严实实的警戒起来，防止不测事件。接着，林彪带部队进驻抗大，命令全校师生紧急集合。全体师生集合在一间教室里，教室外面是荷枪实弹的士兵。许世友感觉不妙，硬着头皮观察事态的发展。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傅钟走上讲台，按照王建安交待的名单点名，点一个，出列一个，捆一个，一连捆了三十多个，许世友最后一个被捆。他还在惊讶如此隐密的事情如何会被林彪看出破绽，他那精湛的少林功夫根本没有使出一招半式就被五花大绑，动弹不得。等关进窑洞后，他才醒过神来，破口大骂“出卖”他的王建安、抓他的林彪和一些中央领导人。他以为关进了毛泽东的班房，就不会有生还的一天。毛泽东以宽阔的胸怀和恢弘的气度冷静地处理了这件事。他指示成立高级军事法庭，任命董必武为庭长，傅钟为检察长，对涉案人员进行了宽大处理，将大部分人释放，少数人判了几个月的刑期，对带头闹事的许世友给予开除党籍、撤销军长职务、判刑一年的处罚，所有释放人员均回抗大完成学业。毛泽东还要求抗大做好四方面军学员的工作，规定：“只批张国焘的错误，不能批对张国焘路线本来就不应负责的四方面军的干部，更不能去批战士。”林彪逐一找四方面军的学员谈话，稳定了他们的情绪，使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清算张国焘的错误和抗日救亡工作上来。谈话进行得十分顺利，唯独到许世友这儿卡了壳。许世友拒不和解，他提出三条：不管发生什么事，决不当反革命；离开延安；回家侍奉老母。林彪一筹莫展地来找毛泽东，毛泽东问清情况后说：“他的工作我来做。”第二天，毛泽东来到关押许世友的窑洞，与他促膝长谈。“世友同志，你受委屈了，党相信你是一个好同志。你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立下大功劳，我对你表示敬意。张国焘的错误应该他自己负责，跟你们没有关系。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贵财产，不是他张国焘的。他拉不走你们，你们也不要有心理负担。”毛泽东的一席话令许世友潸然泪下，这个在死亡和凌辱面前敢于横眉冷对的铮铮铁汉被深深地打动了。“你今后有什么打算?”许世友回答：“我想回新县老家，种田务农，侍奉老母。”毛泽东摇摇头：“大敌当前，全国都掀起了抗日的高潮，你还有心思去过那世外桃源的生活?”许世友难过地说：“我已经被开除了党籍，还能有什么作为?”“党籍开除了可以恢复嘛。你许世友如果是条汉子，就应该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抡圆了大刀片，再干一番事业!”毛泽东说话算话。7月份，中央撤销对许世友等人的刑事处罚。半年后，中央撤销了许世友的党内处分，恢复了他的党籍。一场轩然巨波终于风平浪静，经过这场波折的许世友对毛泽东充满了钦佩之情。他事后追忆时，感慨地说：到达陕北后，我即离职学习，进当时设在保安的红军大学(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二期集训，并参加了清算张国焘罪行的斗争。开始，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同志，对这场斗争认识不够，对张国焘也有个去其伪装、见其实质的过程。幸而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教育下，逐步认清了张国焘的本来面目。毛泽东同志的豁达大度和恳切话语，使我茅塞顿开，备受感动，胸中苦思不解之疑一扫而光。痛定思痛，温故知新，方知主席伟大，国焘渺小，不可同日而语。此后，许世友成了毛泽东铁胆忠心的拥护者和追随者。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抗大二期学员提前毕业。林彪也结束了他为期一年的校长生涯，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奔赴华北抗日前线。第三部分 陕北岁月第24节 影响政治生涯的一粒冷枪平型关激战威震天下，“常胜将军”美名一夜遍神州。八路军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五台山——五师分兵经略三晋。林彪喜极而悲，阴沟里翻船，挨了影响他政治生涯的一粒冷枪。骁将自有骁将的礼节，卫立煌探望林彪的礼物与众不同：一百万发步枪子弹、二十五万枚手榴弹和一百八十箱牛肉罐头。林彪的军事才能又一次得到了显示的机会，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给了他用武之地，平型关一战使他声名如日中天。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1937年7月7日凌晨，宛平城外卢沟桥枪声骤起。日军盘马弯弓，铁骑直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共中央忧心如焚。从抗日的大局出发，请缨出战，直到8月上旬，国民党中央才同意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为“八路军”)，开赴第二战区山西前线作战。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八路军下辖一一五、一二○、一二九共三个师，由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林彪、刘伯承、贺龙分别担任这三个师的师长。三个师中，林彪统帅的一一五师是由原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改组而成，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一一五师下辖三四三、三四四旅，另外还有一个独立团、一个骑兵营的建制，总兵力达一万五千人，超过了一二○、一二九师的总和(两师总兵力一万四千人)，威风赫赫，一枝独秀。“林氏三兄弟”中，除已经去世的林育南外，林彪和林育英(张浩)都担任了八路军中的要职。一个出任一一五师师长，一个出任一二○师政委。以致于毛泽东在同他们开玩笑时说道：“假如林育南还在，干脆八路军这三个师都由你们林家包了。”八路军出征前，华北战场一片混乱。国民党守军不敌日军进攻，纷纷溃退。八路军将采取何种策略挫敌锐气，斩敌锋芒，这是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中共中央召开了洛川会议。洛川，北距延安城九十公里，南距国统区十多公里，处于西安与延安之间。选择洛川作为开会地点，是为了便于军队负责人参加。当时，红军各部队大多驻在西安附近地区。林彪是在抗大卸任赴一一五师供职途中接到开会通知的。洛川会议的参加者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师军政首长一共二十多人。会议中，讨论最激烈的议题是八路军出征后采取什么样的作战方针。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能低估他，轻看他。同日本人作战，不能局限于同国民党作战那套老办法，硬打硬拼是不行的。我们的子弹和武器供应都很困难，打了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因此，我们采用的策略应该是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而且，毛泽东还想得更远。在这方面，他有魔术师一般的神奇和预言家般的准确，他的这种走在历史前面的超前意识，常常被一些人斥之为虚幻、梦臆，但又常常被历史的进程所证明。毛泽东说，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特别是武装力量，因为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以后，我们还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此目的，我们应在游击战争中积蓄力量。毛泽东的发言，遭到彭德怀的异议。他在会上提出了用红军擅长的运动战打几场歼灭战的建议。彭德怀说八路军只要有二十万军队，有国民党嫡系部队那样的装备，再加若干炮兵，凭险防守，机动出击，日本人是攻不进山西的。事后，彭德怀检讨说，这是一种轻敌速胜的思想。林彪又一次与他的老师背道而驰。他也不同意毛泽东的观点。这不奇怪，林彪素以善打运动战著称，在中央苏区时指挥大兵团作战很有经验，曾经整师整团地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他对运动战的偏爱和造诣是公认的。在会上，林彪支持彭德怀的观点，不同意打游击战。他说：“内战时期我们可以整师整师地歼灭国民党军队，日本人有什么了不起?可以考虑以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林彪越说越离奇，连彭德怀都直摇头，要他不要再讲了。会议整整讨论了四天。在林彪、彭德怀等人的坚持下，毛泽东修改了最初的提法，将八路军的作战方针规定为：基本的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也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洛川会议一结束，林彪和新任一一五师政委聂荣臻立即赶赴部队。8月下旬，一一五师分为两个梯队进入山西境内，对日作战。适逢黄土高原的雨季来临，暴雨普降，连日兼旬，延绵不断，从洛川到西安的道路上一片泥泞，马蹄溅起的泥浆溅得满身都是。当林彪、聂荣臻二人赶到西安时，浑身上下成了一个泥人。聂荣臻在西安小停几天。林彪继续东行，他搭火车到潼关，然后换木船过渡，越过黄河。雨季的黄河，浊浪滔天，湍急的河水滚滚而来，咆哮而去。渡船在激流中颠簸，时而跃上浪尖，时而跌入谷底，惊心动魄。只有在此时此境，渡客才能领略到黄河的雄壮，聆听到黄河的脉搏和呼吸。过了黄河，便是山西风陵渡。这里已是一片喧嚣。所有进入山西的部队均得换乘山西特有的小火车，否则只有徒步行军。山西铺设的铁轨与外省不同，均是窄轨。这是“阎老西”在军阀混战时期的“发明创造”，藉以防范外省军阀乘火车长驱直入奔袭山西省会——太原市。林彪一路风尘仆仆，于9月上旬赶到太原，与一一五师先头部队三四三旅会合。9月中旬，日军兵分几路向山西太原推进。其中一路由大同进攻雁门关，一路由蔚县、广灵西扑平型关。“两关”一失，太原不保。蒋、阎二十万部队奉命防守“两关”要隘。中共以民族利益为重，决定援助他们作战。于是，一二○师驰援雁门关，一一五师日夜兼程，向平型关急进，阻击进犯之敌。林彪率领三四三旅由太原、原平向灵丘急进。沿途所见，触目惊心。国民党退兵如潮水般涌过，他们一批又一批，用步枪挑着弹药和抢来的包裹、母鸡，垂头丧气，惊恐万状。国民党士兵看到一一五师向前线开去，人人感到奇怪，他们极力向八路军战士形容日军的可怕，双方展开了一段生动的对话：“你们为什么退下来?”“日本人有飞机坦克，炮弹比我们机关枪的子弹还多，不退下来咋办呢?”“当兵还怕死?”“别吹牛皮，上去试试。”“你们究竟打死了多少日本鬼子兵?”“我们还没见过鬼子兵的面哩。”“为什么不和敌人拼一拼?”“找不到长官，没有人指挥，打不了哇!”为防止国民党退兵影响部队抗日作战的士气，制止“恐日病”的发生和蔓延，林彪命令三四三旅改走小路，避开国民党部队，向灵丘方向前进。在西安多呆了几天的聂荣臻在9月上旬赶上一一五师的后续部队，即由徐海东率领的三四四旅。中旬，聂荣臻乘车到达原平，询问林彪位置。师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告诉政委：“林师长已到灵丘以南观察地形去了。”聂荣臻于是立即带领一一五师师部和三四四旅走山区小路，急如星火地向先头部队前进的方向赶去。9月23日，聂荣臻等抵达平型关东南的上寨镇，见到了林彪。林彪指着一道道山壑，说道：“可以在这里打一仗!”平型关位于山西东北部古长城上，自古以来是晋、冀两省的重要隘口。关内关外，群山峥嵘，层峦叠嶂，沟深谷幽，阴森邃静。从平型关山口至灵丘县东河南镇是一条由东北向西南伸展的狭窄沟道。地势最险要的是沟道中段，长约五公里，沟深数十丈，沟底通道仅能通过一辆汽车，而南北两头沟岸却是比较平坦的山地。这正是一个打伏击的好地方。在选择作战地形上，林彪的眼力是别人所不及的。历史又给了他一次成功的机会。进攻平型关的日军，属于板垣第五师团二十一旅。析垣是个中国通，全名叫板垣征四郎，1929年他就来到了中国，在关东军任大佐。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拼凑组织“满洲帝国”，板垣代表日本领衔与溥仪进行谈判。五年后，他升任中将师团长，威名显赫。板垣在华多年，熟知中国地理。他知道，平型关历来守备松弛，是个薄弱环节，因此，他企图抢攻平型关，直插太原腹背。9月下旬，板垣师团攻占灵丘后，即沿沟道向平型关直扑而来。第三部分 陕北岁月第25节 终生遗憾为了打好一一五师出征后第一仗，林彪、聂荣臻召开了干部会。林彪命令独立团和骑兵营插到灵丘与涞源之间、灵丘与广灵之间，切断敌人交通线，阻止敌人增援；命令三四三旅的二个团为主攻，三四四旅一个团到平型关北面断敌退路，一个团作师部预备队。全部攻击部队埋伏于平型关东侧山地。当夜，一一五师主力赶往距平型关十五公里的冉庄待命。24日，东面灵丘方向传来断断续续的枪声。前沿部队报告，敌人有可能翌日大举进攻。傍晚时分，林彪打电报给各旅首长，下达了出击命令：三四三旅本日晚0点出发进入百崖台一线埋伏阵地，三四四旅随后开进。百崖台一线，距预计敌人要经过的汽车路仅一两公里。当夜，大雨陡降，风声、雨声、脚步声交合在一起，战士们既无雨衣，又无御寒衣物，单衣单裤，浑身透湿，沿着崎岖的山道艰难地前进。暴雨导致山洪暴发。陡然涨起的溪水疯狂地冲撞着沟谷峡底，发出轰轰的巨响。战士们只得把枪和子弹挂在脖子上，手拉手结成一道人墙，或者拽着骡马的尾巴从激流中淌过去。三四三旅抢在山洪暴发前过去了，徐海东带领的三四四旅被山洪阻挡，只过去了一个团，另一个团的部分战士急着过去，结果被越来越凶猛的洪水裹挟而去。“洪水太急，强渡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牺牲。让剩下的部队作为预备队，缓行待进吧。”林彪同意了聂荣臻的意见。天亮前，一一五师终于到达指定阵地。按照作战计划，一一五师大部分兵力隐蔽于东南山地，同时派一支部队穿过沟底通道，占领河南镇以北的一处高地，造成居高临下、两面夹击之势。林彪将师指挥所设在沟道东南的一个山头上，在那里，通过望远镜，可以鸟瞰战场全景。清晨，大雨初歇，群山一片寂静，几株孤零零的小树在秋风中冷得发抖。7时左右，沟道上传来隐隐约约的马达声。不一会儿，一百多辆汽车隆隆地开进沟道，汽车后又是二百多辆大车，再后面是驮着炮弹的骡马和骑兵。总共四千多名日军士兵在太阳旗的引导下，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林彪布下的口袋。这时，伏击部队的报告不断传进师指挥所。当日军已全部进入一一五师的埋伏圈后，林彪立即下令：“攻击开始!”随着林彪一声令下，顿时，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枪炮声响彻山谷。八路军的突然发起攻击，使日军措手不及，指挥系统一时失去指挥，只得仓促应战。板垣二十一旅团毕竟是一支有丰富战斗经验的部队。他们很快从懵懂中清醒过来，疯狂地进行反扑。日军官佐举着军刀拼命地嗥叫，试图组织反冲锋抢占高地。双方展开了血战，白刃对刺，刀光血影，不断有人倒下。他们用拳头，用牙齿，用石头，拼命想消灭对方，直到力尽命殒。残酷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当日正午。日军终于抵御不住从未遇过的八路军的猛烈攻击，弃下一千多具尸体，落荒而逃。平型关战斗，八路军一一五师歼敌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千余人，炸毁日军汽车一百余辆，大车二百多辆，缴获炮弹二千多发，机枪二十余挺，战马五十多匹，步枪千余支，其他辎重物资不计其数，取得了抗战以来第一次对日作战的辉煌胜利。一一五师的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平型关大战获得重大胜利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各地。各党派、各阶层发来的贺电、贺信如同雪片一般飞来，以“抗战领袖”自居的蒋介石也致电表示庆贺。一夜之间，林彪的名字家喻户晓。“抗日英豪”、“民族英雄”、“无敌元帅”、“常胜将军”等等桂冠挤满了全国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特别是当人们得悉这位英雄的八路军师长尚未婚娶时，多少年轻美貌的少女把这位浓眉毛的师长的形象埋在心里，编织出无限美妙的春梦。“鞭敲金铠响，人唱凯歌还。”当林彪率部来到五台县时，万人空巷，盛况空前，全城人聚集城外，争相一睹抗日将士的丰采。佛教圣地之一的五台山上的僧人们也身披袈裟，手执长笛短箫，奏起了欢迎的梵乐。1937年10月26日，正太铁路要隘娘子关失守，山西的抗战形势急转直下。至此，在华北地区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和正面战场宣告消失，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抗日游击战争阶段宣告开始。党中央决定划华北为四大战略区，即以一二○师开辟晋西北，一二九师开辟晋东南，一一五师分兵开辟晋西和晋东北地区。按照中央指示，一一五师从驰援娘子关时即开始分兵，主力由林彪带领由晋东南转往晋西吕梁山，余部由聂荣臻率领开辟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东北地区。“分兵”的工作很简单，主要是确定谁跟主力转移新区，谁留下来。作为一师之长，林彪不愿主持“分家”。分多了怕人家(聂荣臻)有意见，分少了自己又吃亏，他采取回避的方法，推荐政治部主任罗荣恒来主持这项工作。对此，聂荣臻也表示同意。他对罗荣桓说道：“你来分好，你公平。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几个部门都由你决定。哪些人走，哪些人留，你有决定权，我不争一个人。”罗荣桓确实做到了公平如秤。他亲自挑选一批人留下来。人数虽不多，但很得力，聂荣臻很满意。斗换星移，春秋更序。一晃到了1938年的3月。这时，林彪已率部到达吕梁山和太岳山脉，经过一年的努力，开辟了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当时，在一一五师的侧翼，是国民党阎锡山的部队。国共双方协同抵御着日军疯狂的“扫荡”。晋南山区的春天，早晚多雾，云烟氤氲，漫山遍野，五步之外，不辨东西。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吕梁春多雾，闻声不辨物。只听耳边响，不见眼前过。3月2日清晨，突然降了一场大雾。迷雾把大地笼罩着，一切都是朦朦胧胧的。林彪不听警卫员的劝说，独自一人到住地村外去遛马。林彪做梦也没想到，他这一遛，竟身中冷枪，负了重伤，留下终生遗憾。林彪戎马一生几十年，虽然经历过无数次危险，但受伤却只有这一次。这次负伤严重损坏了林彪的身体健康，对他那雄心勃勃的政治生涯不啻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平型关大捷后，一一五师从板垣师团丢弃的大量辎重中得到补充，发了“洋财”，团以上所有干部都得到了一件黄呢子军大衣，林彪也不例外。林彪还挑了一匹丰神健骨的骏马。这匹马是关外良种，名唤“千里雪”，周身没有一根杂毛，一眼望去，就像一道白色的闪电，发光耀眼。林彪有了这匹马，便慢慢养成了遛马的习惯。这天，林彪一出村，便策马奔驰。“千里雪”飞踏腾空，闯村过店，清脆的马蹄声沿山区小道一路响起，不知不觉的，林彪已进入了阎锡山部队的防区。阎锡山的部队紧邻一一五师。由于正和日本人打仗，他们在防区边缘布置了警戒线，放了流动哨。防区外的蹄声和马嘶引起了士兵的注意。带队的一个班长从浓雾中看见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身穿黄呢大衣，骑着一匹洋种马，正朝这边飞驰而来。他认定这是日军军官无疑，下令开枪。枪声过后，林彪和马仆倒在地上。子弹从他的前胸打入，洞穿了右肺叶。等大惊失色的阎军士兵把林彪认出来时，他已由于失血过多，昏死过去。闻讯赶来的警卫员赶紧把林彪抬回一一五师师部，进行急救。阎锡山听到消息，大为惊讶，亲自带着医官前来为林彪会诊。经过紧张的抢救，出血是止住了，但是弹头还留在体内。战时医疗条件太差，开刀取弹头的危险性很大，弄不好会造成重大医疗事故，更何况林彪是大名鼎鼎的传奇式人物，谁也不敢动这个手术。几天以后，林彪才清醒过来。望着病床前一双双忧虑、诚挚的眼睛，他露出一丝苦笑，说：“没想到阴沟里翻了船。”这句湖北土话的确代表了林彪当时的心情。伤，虽然细想起来十分窝囊，但林彪这次却表现出了一个儒将所显露出来的宽宏大量和坦荡之心。他没有同意阎锡山提出的枪毙肇事者的意见，宽恕了那个闯祸的班长和士兵，这使那位班长和他的士兵感动得涕泪交加。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得知林彪负伤的消息后打来了慰问电。毛泽东还特地派有“医林圣手，军中名医”之称的傅连来为林彪治疗。傅连，福建长汀人，原来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1927年在长汀任福音院院长时曾尽力抢救过八一起义部队的伤病员，1933年参加红军后，历任中央红军医院院长、陕甘宁边区医院院长。傅连医术高明，为人厚道，深得中央领导同志的器重。同样，派傅连来晋西，也说明了毛泽东对林彪的器重。在傅连的精心治疗下，林彪的伤情得到控制，伤口也渐渐愈合了。但是，由于子弹擦伤了中枢神经，弹头残留体内，每逢天阴雨雪，伤口发炎，林彪还是疼痛难忍，在床上滚来滚去。1938年春，鉴于林彪身体日益虚弱，伤口恶化，八路军总部决定派人护送林彪到延安休养。早春三月，桃苞绽放，柳枝爬绿。青青的嫩草，婀娜娇柔；玲珑的翠鸟，啼啾悦耳。延安城外一望无际的原野上又响起了粗犷激越的信天游。带伤的勇士比健还的英雄更惹人爱怜，这是古今通例。毛泽东为载誉归来的林彪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劝慰他宽心养病。二十里堡，昔日一座偏僻宁静的小山村，由于林彪的到来而喧闹非凡。每天都有抗日团体或军政要人前来探望致意。其中最有特色的一次是卫立煌探病。1938年4月，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卫立煌顺道访问延安，专程前往二十里堡慰问林彪。行至半途，他突然下车，对部下说，“快搜搜荷包，看有没有钱?我今天忘记准备犒金了。”原来国民党军队素有犒赏和送礼的风气，按当时不成文的规定，一个师长受伤，礼金通常要高至数千元。众随从把口袋搜遍，也只六百元钱。“这怎么行?太少了，太少了，”卫立煌急得直搓手，“事后再送，行不行?这失不失礼？”卫立煌的秘书说，“好像没有事后再送钱的规矩，这显得诚意不够，不如看望林彪时探询他需要什么。”“好主意。”卫立煌上车，赶到二十里堡，热情地与林彪交谈，问他是否能帮上忙。“帮忙?”林彪摇摇头，表示感谢。“譬如药品，食物，衣服……”，卫立煌专拣边区紧缺的物资说。“我本身没有什么需要，一切都很齐备。”“那部队有什么困难呢?”卫立煌不送点东西不甘心。“部队缺弹药。”林彪直盯着卫立煌。“一言为定，我就送弹药。”第二天，卫立煌抵达西安，下令拨给八路军步枪子弹一百万发，手榴弹二十五万枚和牛肉罐头一百八十箱。当时的国民党后勤部副部长卢佐认为数目太大，怕蒋介石不批准，提出应仔细考虑。卫立煌闻悉后，亲自打电话与卢佐洽商获得批准。后来第二战区前敌指挥部后勤司令杲海澜也因数目庞大，不敢执行。卫立煌又打招呼，说，“我是前敌总指挥，对于抗日有功的军队，都要一视同仁。照单拨出，出了问题，我卫立煌负责。”三十天后，当十余辆军车把子弹、罐头送到二十里堡时，林彪苍白的脸上露出激动的红晕，他连连说，“礼重了，礼重了。”第三部分 陕北岁月第26节 旅苏生活斯大林对林彪礼遇有加，给他最好的治疗和享受最好的待遇。对于“斯大林欲用十五个将军换林彪”的传闻，他既不肯定，又不否定。“米脂的姑娘绥德的汉”。米脂美女张梅活泼的性格与郁郁寡欢的丈夫格格不入，林彪的婚姻生活出现裂痕。一个婀娜多姿的身影，一段魂牵梦绕的追求，林彪藏在心里的秘密。熟悉内情的人评论，林彪谈恋爱如同打仗，讲究迂回，缺少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魄。林彪枪伤复发。1938年冬，陕甘宁边区卫生条件和医疗水平有限，特别是由于国民党暗中实行封锁禁运政策，许多急需的药品不能及时购进和运回边区。尽管医务工作者尽了最大限度的努力，但是仍然不能有效地控制病情，林彪经常处在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中，身体每况愈下。看到昔日虎将消瘦、虚弱和痛楚的样子，毛泽东难过得直掉眼泪，这是他一生中少有的几次流泪。毛泽东和朱德、张浩、周恩来、彭德怀商量，决定马上送林彪到苏联治疗，同时致电苏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务必使林彪康复。12月，林彪在新婚妻子张梅陪同下辗转抵达苏联首都莫斯科，受到莫洛托夫等苏联党政要人的隆重欢迎。热情的主人安排林彪夫妇住进库契诺庄园，一边疗养，一边接受治疗。库契诺庄园，位于莫斯科近郊，十月革命前是全俄有名的大地主罗斯潘罗夫的私人别墅。整个庄园，占地数百公顷，有成片的山林、猎场和湖泊，风景秀丽，设备豪华，遐迩闻名。林彪到达时，正值隆冬，湖泊已经结冰，在阳光的映照下，熠熠闪亮，宛如一面巨大的镜子。白雪覆盖了树林，林中不时扑腾起一群群不知名的小鸟，尖叫着飞向天空。石径小道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蜿蜒弯曲，隐入山间林野，夹道笔立的松树透发出一种类似薄荷的清香，一丝丝，一缕缕，沁人肺腑。最热闹的是围猎，人欢马嘶，兽突犬逐，歌声笑语，不绝于耳……这里呈现出一幅幅与国内战火横飞、满目疮痍完全不同的生活景象，引起张梅极大的兴趣。张梅，真名叫刘新民，陕北米脂人。米脂，是西北男人魂萦梦绕的地方。那里很穷，也很偏僻，但是却有一方好水土，是个盛出美女的“神仙福地”。米脂姑娘集江南秀媚与边塞健美于一身，皮肤白皙，面色红润，身材婀娜，体贴温柔，风情万种。从明代末年起，“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这句民谚就随李闯王的铁骑传遍天下。有一首“信天游”纯朴而又形象地描绘道：蓝蓝的天空云铺的被，红萝卜的胳膊白萝卜的腿；弯弯的月亮风荡荡地吹，清潭般的眼睛柳叶做的眉；绿油油的麦叶黄灿灿的穗，嫩生生的脸庞红嘟嘟的嘴；尕妹妹一见没有法子睡，揉碎了情哥哥的肝和肺。张梅在米脂县是出类拔萃的美人，被公认为“陕北一枝花”。尽管林彪相貌平平，个头不高，也没有什么特别可爱的气质，但他以自己巨大的声威、名气摘取了这朵塞北名花。与张梅欢喜雀跃、兴奋激动的感受相反，到苏联后，林彪更加缺言少语。看到苏联人民安详、幸福、和平建设和生活的情景，他不由地想到苦难深重的祖国，想到挣扎在日寇铁蹄下的同胞，想到艰苦转战中的战友和军队。就像一匹久经战阵的军马，他渴望重返沙场，聆听硝烟弥漫中嘹亮的号角声和白刃相格的厮杀声。加上伤势严重，手术医治情况不理想，子弹伤及脊椎神经，恢复过程缓慢，还留下许多后遗症，林彪心情更加沉郁。据当时与林彪夫妇住在一起的蹇先任回忆：“林彪来这里以后，表面上很平静，但在自己房子里经常发脾气。”越是浮躁，林彪就越是不苟言笑，严肃得像个木雕，他把精力转向攻读英、法、德、俄等国著名军事家的著作，潜心研究军事理论。从1926年算起，林彪已有十二年军旅历史，北伐战争时期与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封建军阀打过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与蒋介石、何应钦、陈诚交过手，抗日战争时期与日军少壮派将领较量过，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但是这些关于选兵、带兵、练兵和进攻、防守、转换的宝贵技巧和战略战术，像一串散乱的珍珠，从未归纳、整理，用一条金线把它们串接，上升到理论上来。利用在苏养病的充裕时间，林彪进行了深刻的咀嚼和提炼，在军事战略理论上有了重要的突破和长足的进展，他很快成为一名理论与实践兼擅的军事战略家。林彪在莫斯科度过的几年生涯，迄今文字记述甚少。当年曾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的赵研极这样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林彪，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平型关获得第一场大胜仗的一两年后，时间是1940年，地点在莫斯科。我陪苏俄友人去看我这位中国同胞。这位年轻将领早在长征和抗日战争期间就名声大噪，我得尽力压抑我的兴奋不安的感觉。他苍白而脆弱，一副学者般弱不禁风的身材。身穿灰色法兰绒制服，脸上绽放谦逊的笑容，要不是他那副又浓又黑的眉毛和沉着果断的眼神，根本难以相信这个在俄式壁炉前伸手欢迎我的年轻人，就是中共赫赫有名的将领林彪。那次见面以后，我和林彪在莫斯科建立了关系。由于他负责中共和俄共之间的联络，也成了我的上司。斯大林对林彪礼遇有加是显而易见的。他享受的是最高特权生活。他在努力研究“作战要领”时，可以经常会见苏俄一流理论家。中国革命战争的独特经验，使林彪在苏联军界知名度大增，受到斯大林的重视与青睐。1939年春，第二次世界大战面临爆发的临界点。德国军队在征服丹麦和挪威后，集结重兵，准备向法国发动大规模侵略。英法盟军则沿马其诺防线猬集布防，计划凭借这道延绵近千里的钢筋混凝土纵深防御工事阻止德军入侵。作为中立国，苏联虽不参战，但密切注视着战事的发展。在一次酒会上，斯大林征询苏军将领对德军战略意图和兵力部署的判断。大多数苏联元帅都估计德军可能集中火力，攻击中段防线，打开缺口后，以装甲部队实行机械化纵深突破与追击；但是，无论纳粹分子多么丧心病狂、气焰嚣张，在坚固的马其诺防线面前，也会费时日久，伤耗惨重。当时，林彪正好在场。斯大林出于客气和礼貌，问：“林彪同志对德军兵力走向有何看法?”“我不是希特勒，不清楚他的真实想法。”林彪一笑，想搪塞过去。“嗯?这个回答我不能满意。如果你是德军统帅，你会怎么办?”斯大林摘下含在嘴上的烟斗，犀利的眼神直盯着林彪。斯大林认真了，其他人纷纷围上来，气氛有些紧张。林彪仍然不慌不忙，他向来以稳著称，火烧眉毛也能稳得出油。“前面几位元帅的判断都很高明。但是，我劝同志们不要过于看重马其诺防线。物是死的，人是活的。有用的时候，它胜过钢铁长城，坚不可摧；没用的时候，它是一堆垃圾，不值半文。”林彪语出惊人。“林彪同志能否说得明白点?”华发斑鬓的布琼尼、伏罗希洛夫、提莫申科元帅还不太瞧得起这个三十出头、瘦小的年轻人。“我的意思是，如果正面攻打马其诺，防线才会起作用，战事结果可能会如诸位所料想的那样演变成相持战，时间会拖得很长；如果绕开防线，从侧翼作大规模迂回，兜击防线深远后方，马其诺防线就会毫无用处，战局也会很快明朗”。林彪顿了一会，又强调性地补充道，“在中国苏区反‘围剿’斗争中，我们红军经常使用这种战术。”斯大林和在场的苏军领导人都认为这种方案过于离奇、冒险。几个月后，希特勒否决了德军参谋部稳扎稳打，攻坚突破的作战计划，指挥德军机械化部队绕道比利时，以闪电战的速度斜插法国腹部，迫使猬集在马其诺地区的盟军数十个师拼命溃逃。消息传到莫斯科，斯大林大吃一惊，苏军将领也开始服膺林彪天才的判断与预测。这件事引发了许多传闻。据说，1942年林彪伤愈回国时，斯大林极力挽留，并向蒋介石提出以十五个将军换林彪。这一传说不翼而飞，无足而走，哄遍全国，无形中增大了林彪在国内政坛、军坛上的地位和份量。当人们询问林彪传闻是否属实时，林彪不置可否地淡淡一笑，说，“我不知道，你们有兴趣，可以去问斯大林和蒋主席。”“军场得意，情场失意”，这八个字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位工作人员对林彪三年旅苏生活的概括。在林彪军事声望如日方升的时候，他的家庭生活却出现了危机。林彪是个夫权思想很重的人。他天性好静，不抽烟，不喝酒，不社交，不跳舞，不参加任何形式的聚会，整天闷在家里，读书，默想，吃饭，睡觉，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没有一点变化，林彪不喜欢运动，很少户外活动，库契诺猎场从未去过。如果说他还有一点爱好，那就是没完没了地踱步、转圈，研究地图。林彪爱好和习惯过这种安静、单调和有规律的生活，还要求张梅也这样做。他认为，中国妇女的基本美德就是温柔顺从，夫唱妻随，所以要求张梅不要乱交朋友，不要乱串门，不要乱说话，不要参加各类政治活动，本本分分地呆在庄园里，陪他看书散步。张梅生性好动，个性很强，难以忍受这种禁锢和约束。与林彪呆在一起，她感到压抑、孤独，缺少人情味，没有活力，像僵尸一样。林彪越不让她出去，她就越是出去；林彪越不让她交朋友，她就越是要交朋友，还要交很多的朋友……夫妻之间，裂痕愈来愈大，关系愈来愈僵，到后来竟如同水火，一个星期难得碰面，连周末也聚不到一起。早已习惯了沉寂谧静的林彪也开始感到冷清。这时，一个身材婀娜、仪态翩跹的少女引起了林彪的注意。她就是孙维世。大革命后期和土地战争时期，在国共两党严酷的厮杀中，有一大批著名的共产党员和重要领导人或遭通缉，或被屠杀，他们的家人有的辗转避难，有的流离失所，还有的被关进监狱。内战结束后，为对得起死去的烈士，为了让这批饱经苦难的孩子更快更好地成长，党中央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他们，分批送往苏联学习。当时在莫斯科学习的烈士后裔和中央领导人的子女有：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蔡和森的儿子蔡传，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朱德的女儿朱敏，林伯渠的女儿林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