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华北座谈会操了我40天的娘，我现在要操20天。 主席：好，予以满足，咱们现在也来个四十天。 在7月31日的常委会上，谈到党内几次路线斗争时： 主席：……在几次路线中你都摇摆，由于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今后也很难说。 彭：我61岁了。 在谈到如何对待不同意见时： 主席：……不要一句话不对，就是什么什么。要容许申辩。思想不通，服从组织，实行党章很不容易。要听对方意见。 彭：我讲话都要先写个稿子，怕讲错了挨整。 主席：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31年，是否如此？ 彭：政治与感情，你结成一体，我没有达到这个高度，你提的那么高，我还没有了解。…… 在8月1日的常委会上，当谈到要听取意见，改正缺点时： 主席：一下子改不可能。洗脑问题，照顾他的特点，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急功近利，包括黄老，有缺点，慢慢改。 彭：十一、十岁看牛，十三四岁开矿，十七岁当兵。40天会议，又感激又不感激，一生没吃过亏。 在会议快要结束时，彭德怀着急得讲了几句话： 彭：可以放心，不会自杀，不会当反革命，可以种地参加劳动。 在毛泽东作了7月23日讲话之后，有批评彭德怀时讲的一段话： ——“第一书记说的算，别人说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不对的，是不正常的现象”，还有“什么都是第一书记挂帅”。彭德怀这些话是讲毛主席的，他对毛主席攻得厉害。他在小组会上还讲过“脱裤子”，“要脱大家都脱”。…… 从以上这些片断可以看出，彭德怀身上颇似张飞式的鲁莽与直率的性格特征是非常明显的。这说明，旧式军队中的不良习气和作风对他的感染是非常严重的，并在他身上留下难以去掉的烙印。但“任何矛盾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透过彭德怀这一性格特征，我们却也可以看到他许多值得称赞之处：他爱骂人，却也爱士兵；他说话粗莽，不注意场合，却同时说明他不是什么“野心家”和“阴谋家”，也不是“有组织、有目的、有纲领”地搞“独立王国”，搞“军事俱乐部”的“右倾分子”，而是一个胸怀坦白、是非分明、心直口快的豪爽将军，一个矢志不渝、忠贞不二的纯正的共产党人。 忠，反映了一个人对事物相对稳定的看法和基本态度，是隐于内的。直，则是一个人对事物所持看法和态度不加雕饰的流露方式，是形于外的。也许正由于此，彭德怀的忠往往被外在的性格特征所掩盖，而鲁莽、直率的特点却给他带来许多不该有的误会和影响。在庐山会议上，当彭德怀一再强调自己那封信是“供毛泽东本人参考的”时，毛泽东即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并且说得相当严重： 此话不真实，张飞是我封的。你认为不好说的，你不交心。一个心交，一个心不交。人们只看到你简单、坦率、心直口快，初交只看到这一面。久了，就从现象看本质。弯弯曲曲，内心深处不见人。人们说你是伪君子，像冯玉祥。真伪有矛盾。不能说全部假，对敌斗争是真的。心中很严重的东西拿不出来。 以毛泽东当时在党内和全国人民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威望和地位推测，这段话给彭德怀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当是不难想象、不言而喻的。1．3 源于苦大仇深的倔强和执拗 熟悉彭德怀的人，都能明显地感觉到他身上有股极强的倔劲。毛泽东说他“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周恩来批评他“认为训服就是没骨头”，朱德指出他“对不同意见听不进，爱骂娘”，就连他自己也承认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彭德怀身上这种极强的倔强性格来自他童年的遭遇，是苦大仇深的产物。 1898年10月24日，彭德怀出生在湖南湘潭县石潭乡乌石寨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据说他的祖上是在清雍正年间从湘乡贩茶路过乌石峰，看到这里山清水秀，林木葱郁，人家稀少，是个可以定居的好地方，于是就在山下买了一片坡地，修了几间茅屋，从此落了户。因人得名，这里后来便被人们称为彭家园子。 乌石寨也好，彭家园子也好，山清水秀也好，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穷人是只能越来越穷。彭德怀一生下来，便受到一个又一个的打击和不幸。 在他8岁时，母亲死了，父亲也患病躺在床上，伯祖父80开外，祖母年过70、三个弟弟无人照管，只有半岁的四弟在母亲死后不到一个月便饿死了。生活的担子从此便沉重地压在他瘦小的肩上。这样可怜的生活，在彭德怀幼时的心灵上刻下了很多、很深的印痕，也极大地刺激并给了他终生难忘的影响。在《彭德怀自述》中他写了这样一件事： 彭德怀10岁时，一切生计全断。正月初一，富人家喜炮连天，他家却无一粒米下锅，无奈，彭德怀只好领了二弟去当叫化子，沿门乞讨。走到一个地主家门前时，地主高兴地问他们：“你们是招财童子吗？”彭德怀答：“不是，我们是叫化子。”地主一听脸唰地一下便拉沉了，二弟连忙说：“是的，我们是招财童子，恭喜老爷发财。”地主一听又笑了，即给了他二弟一碗米饭。到了黄昏，彭德怀快要饿昏了，却没有讨到两升米。二弟问他为什么不说是招财童子时，彭德怀回答： “我不想说好听的让他们高兴。” 第二天，祖母又要他们去讨饭，彭德怀说什么也不愿去了，说：“我不去，讨饭受人欺侮。”祖母说：“不去怎么办？ 一家人就活活饿死吗？”彭德怀答道：“我再也不拿打狗棍了，我要去砂柴。”祖母拿他没办法，带了两个弟弟又出门乞讨去了。望着祖母远去的背影，彭德怀伤心极了，他在书中写道： “寒风凛冽，雪花横飘，她，年过70的老太婆，白发苍苍，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孙孙，拄着棒子，一步一扭的走出去。我看了，真如利刀刺心那样难过。”“我不愿说好听的让他们高兴”、“我再也不拿打狗棍了，我要去砍柴”。这是彭德怀发自幼小心灵之中对地主阶级的憎恶和对受压迫、受欺侮生活的反抗。也许正是从这时候起，他性格中的倔犟和执拗便埋下了种子，开始发芽并日益膨胀起来。 彭德怀的这一性格发展到后来，当他受到莫须有的攻击和诬陷之后，便更加强烈，并进一步和骂娘、发怒、大发雷霆结合起来。当有人说他发动“百团大战”是搞“独立王国”时，彭德怀发火了：“对百团大战的恶意攻击者，你们站到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队伍里去了……你们不是站在讲演台上，用劲地叫喊打倒彭德怀吗？还喊打倒这，打倒那。你们想一下吧！你们自己呢？”即使在被林彪、江青一伙囚禁之后，彭德怀依旧对攻击他的红卫兵大发其火：“我有罪！ 我的罪在于消灭了几百万日本兵。”当庐山会议上有人说他搞“军事俱乐部”时，彭德怀当时就大发雷霆：“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罢！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罢！”即使对不带恶意而自己一时又难以接受的意见和批评，彭德怀也时有抵触，庐山会议期间不少人都指出了这一点。对毛泽东本人，彭德怀也敢于当面顶撞、变颜犯上。在上一节所引的对话片断中，这一点亦表现得相当明显。 但是，彭德怀的这种倔强和执拗，并没有发展到顽固不化的地步，相反，他虽然对不同意见有抵触，对莫须有的攻击爱骂娘，但当个人名义和全局利益”国家命运相矛盾的时候，他也能作出牺牲和让步，即使内心非常痛苦。庐山会议前期，彭德怀对各种各样的批评，采取据理以争的态度，有时也非常强硬，但当7月30日上午，聂荣臻、叶剑英两位元帅劝他“着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评不完全合乎事实，只要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就不要管那些细节”、“你不是常讲一个共产党员要能任劳任怨、任劳易任怨难吗？今天当着自己作检讨时，就要表现任劳任怨精神”之后，彭德怀的心里便开始活动起来。他在后来的笔记中写到了自己当时沉重的心情：“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查自己。 但他们走后，我内心还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劳任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才会有利于人民和党。我给主席的信，不仅没有停止‘左’倾，反而加深了‘左’倾危险，起了反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 痛苦归痛苦，但自这之后，彭德怀的态度已开始有了转变：开始时说“40天会，既感激，又不感激”，后来则认为“一个月来会上的批判，对我有极深刻的教育意义，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我诚恳地感谢同志们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开始时以他写信主要是“供主席自己作参考的”来拒绝会上对他信的批判，后来则承认：“7月14日的信，事实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我的错误表现在把党所领导的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开始时对“军事俱乐部”的说法大发雷霆，后来则逐一交代了他和“俱乐部”成员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关系。 应该说，彭德怀的这些转变是违心的，也是十分矛盾和痛苦的。但对他这样一个极其倔强和执拗的人来说，能从全局利益和党的利益出发、违心而又痛苦地做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也更加体现出他的光明磊落和伟大胸怀。2 跌宕人生15年——宦海沉浮之迷 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他是位“横刀立马”的大将军，然而，在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中，他却一直不能得志，先是被罢官，后又遭批斗，直至被迫害而死。这一切，究竟是命运的安排？还是人为的不幸？2．1 一封朝奏九重天 在共和国第一批开国元帅中，彭德怀的政治生涯是最短暂的：只做了九年多的国防部长，虽然后来曾被毛泽东派去三线工作，但并没有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实际上也没工作几年；他也是第一个受到批判和迫害的：1959年即被罢官，并一直处于被批判、攻击和迫害之中。为什么一个在战争年代异常活跃、战功累累的大将军，在和平年代的政治生涯中却如此不得志呢？难道真如民间所说的“彭德怀是个马上将军，只会马上打仗、不会椅子上做官”那样吗？这一疑问促使我们有必要对彭德怀的政治生活作一番考察。而要考察彭德怀的政治生涯，无论如何也得从决定他后半生命运的庐山会议以及他在其间上奏毛泽东的那封信开始。 庐山会议之前的1958年，在中国革命建设史上、是一个非常的年月。当时，在六亿神州劲吹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强风。以全民办水利、全民办钢铁等几十个全民大办，以及神话般的农业高产卫星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运动；以一大二公、吃饭不要钱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化，在极短时间内席卷神州大地。同时，由于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共产风等也随之刮起。各种现在看来令人不可思议、瞠目乍舌的人间奇迹出现了：河南小麦亩产了卫星从2000多斤放到7000多斤，湖北等省水稻卫星放到亩产数万斤。日产生铁，河南鲁山1000吨，禹县4000吨，广西鹿寨20万吨，广东87万吨。徐水县三个月苦战，基本上消灭了水旱两灾。河南半年实现水利北。有的地方40天实现绿化……总之，一切大跃进，比学赶帮超，“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这种浮夸风和跃进风在极短时间内便暴露出它们带来的巨大灾难性后果，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为了纠正这些“左”的做法，以便继续鼓励，继续跃进，1959年7月2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著名的庐山会议。 在1958年初刚提出“大跃进”的口号时，彭德怀是有怀疑的，当时他在文章中使用的字眼不是“大跃进”而是“大生产”。直到后来参加了几次会议，听了毛泽东关于破除述信，解放思想，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几次讲话以及与会者的发言和讨论后，他才接受了“大跃进”的提法。但对各地所放出的高产卫星仍有所怀疑，对当时的“左”的现象也有所忧虑。 带着这些怀疑和忧虑，庐山会议之前，彭德怀曾去西北进行了实地考察。在甘肃敦煌县，他亲眼看到棉田到处都是散落的棉花，菜地里成堆的白菜乱堆了一地。在被宣传得天花乱坠的公社食堂里，他亲眼看到的不是大肉和馒头、而是面糊煮土豆。在兰州，省委负责人告诉他当年粮食特大丰收，人均可达1500斤。而在近郊的雁鸿公社，他却目睹了一个农民家男女老少五口人合用一条裤子的凄惨景象。此情此景，使他的心象灌了铅似的沉重。1958年11月，在周小舟的陪同下，他又来到湖南进行考察。在家乡乌石，他也亲眼看到，在人民公社的感召下，当地为了搞居民点，有的房子空了，有的房子拆了，连煮饭的锅都砸了。在刮共产风最严重的平江县参观工农业生产展览馆时，他发现了一个秘密：将1957年的粮食高产量公布为1958年的产量，而将1958年的低产变为1957年的。也是在这里，一位红军时期残伤的老战士暗中送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后来被广为传播的民歌：“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看到这张纸条，彭德怀的眼睛发潮了，他心里不能不沉重地感觉到：这是人民群众无可奈何的沉痛呼声！ 实地调查的结果，使他不由得又想起出访匈牙利时，匈牙利国防部长雷维斯对他所说的一段话：“匈牙利事件的深刻教训在于，除了反革命分子利用了群众的不满情绪外，主要是由于肃反的扩大化和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所致。”如今，发生在我国的这些盲目冒进现象，会不会也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呢？彭德怀的心又一次更加沉重起来。 正是出于以上调查和担心，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那封后来决定了他后半生命运的信。他没想到，这封信的影响会如此之大，竟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树立了一道里程碑。 信的主要内容有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后半部分主要是“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1）浮夸风会较普遍地滋长起来……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彭德怀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他在《彭德怀自述》中说道： “我对当时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问题，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因此，他当时一再强调，这封信是提供给主席看的。 彭德怀的这封信竟然“一石激起千层浪”。庐山会议的议题本来是纠“左”的，由于这封信一度而为批“右”，整个会议的议题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就连当时参加会议的人也感到不可理解。 一封普通的书信，为何竟会产生如此大的威力呢？这又不得不从毛泽东本人及其晚年的一些情况谈起。 应该承认，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毛泽东不愧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毛泽东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打败了强大的内外敌人，建立了新中国。这一功绩是应该永久地载入史册的。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到了晚期，毛泽东的性格则是扑朔迷离，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他力主反对主观主义，另一方面，由于急于求成，欲求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挨打局面”，超英赶美，同苏联并驾齐驱，于是终于陷入了自己从来对之深恶痛绝的主观主义，无视中国生产力还很低下的现实，以为凭借党和个人的威信动员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就可以创造人间奇迹。于是，晚年的毛泽东终于成了一个理想化的社会主义者；一方面强调党内民主，主张“团结——批评——团结”，另一方面，随着革命和建设的一连串胜利，党和个人威信空前的提高，人人由衷地高歌《东方红》，毛泽东开始不谦虚了，个人的独断专行日渐发展起来，即使在这次庐山会议上，不少人也明显地感觉到一种压抑气氛。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当彭德怀、张闻天等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员公社运动的错误根源有所批评时，毛泽东就立即将会议的方向扭转过来，要打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要动员全党、全民保卫“三面红旗”了。虽然彭德怀一再强调那封信是“写给主席自己作参考的”，但毛泽东在接到信的第三天，便将此信分发下去，组织学习讨论。 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这封信的看法，刚开始还是一致肯定的，只是指出在一些问题的提法上有点过头。但自毛泽东于7月23日发表个人讲话，认为彭德怀的信是意见书，并上升到“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的高度之后，对彭德怀这封信的讨论便变成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而且调子越来越高，以致无中生有地出现了一个“军事俱乐部”（由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四人组成，因四人在会议期间意见一致且来往密切）。之后，毛泽东又召开了“7月1日常委会”，将彭德怀历史上的一些问题重新提出来讨论。这样，庐山会议实际上便成为批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大会了。 会议期间，虽然彭德怀对自己信中的一些提法作了检查，对强加给自己的罪名作了申辩。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彭德怀的申辨是苍白无力的。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问题基本上已作出了定性结论。 “一封朝奏九重天”。彭德怀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出于诚意写给毛泽东的这封信，竟会给他带来“右倾机会主义”头目、搞“军事俱乐部”、搞“独立王国”的罪名。然而，他更没想到的是，在他有限的政治生活涯中，这，仅仅只是开始，等待他的，还有更多更大的不幸。2．2 挂甲归田 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被罢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这对于像他这样一位耿直倔强，又有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来说，无疑是一个沉痛的、令他很难接受的打击。然而，木已成舟，事实又一次显示了它的无情和残忍。罢官之后，彭德怀曾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具体谈了他今后的打算：准备读点马列主义的书，作些社会调查，自食其力地参加一些生产劳动。 毛泽东只同意了前两点，对后一点却表示反对，认为他年纪大了，不宜再参加生产劳动了。也就在这一年，彭德怀举家搬离了中南海永福堂的住宅，落户到北京西郊挂甲屯吴家花园。 挂甲屯是个富于美妙传说的村庄名，传说《杨家将》中的杨六郎在北征辽国时，曾在这里解甲休息过。这个地方从此也改称挂甲屯。不知是历史的无情嘲讽，还是天意的巧妙安排，这位在漫长而艰难的中华民族解放史上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叱咤风云的人物，被撤销国防部长之后，如今也在此挂甲归田了。 至于这座吴家花园，传说是300年前吴三桂的住宅。如今虽有亭台楼阁，却大都破损不堪；虽名曰：“花园”，却早已荒芜凋落，杂草丛生了。 面对此情此景，抚今忆昔，无不给人一种沧桑兴废之感。 然而，也许由于心里另有打算，彭德怀并没有过分沉溺于这种今非昔比的悲伤之中。在此落户后，他高兴地对警卫参谋景希珍、秘书魁英、司机赵风池及警卫班战士说：“锄头一响，不愁吃穿！”这位从穷乡僻壤走出来的元帅，仿佛又回到了他的故乡、找到了他生命的根基。从此，他把几乎全部的精力都花在了田园上，买了锄头、镰刀、大锹等劳动用具，带领身边人员开地种树、种茶、养鱼。为了便于计算亩产量，他还专门种了一分地的小麦试验田。他要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通过自己的劳动，重新证实自己在庐山会议上时“大跃进”提出的看法，验证各地的“卫星产量”究竟是否准确。 他把一切心思都集中在这一分地的试验田上，经常卷起裤脚和年轻人一起去池塘挖淤泥积肥，还买了粪桶，让警卫班的战士聚尿积肥。由于精心管理，试验田里的庄稼长得密密蓬蓬。麦子快要成熟时，他成天拿着竹竿在地边守护，收割时也特别细心，颗粒归“筐”。“功夫不负有心人”，一过秤，90多斤。彭德怀高兴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按照这样的收成，一亩地可产八九百斤，算我们功夫不够，加一倍，亩产两千斤，我看是顶到天了！” 毛泽东曾经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他还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彭德怀凭自己的“认真”精神的实地调查，又一次证实了他在庐山会议上所提意见的正确。然而，事实是无情的，尽管他用心良苦，却无法改变庐山会议的既有结论以及由此给他所带来的厄运。 应该说，彭德怀在吴家花园的生活还是非常轻松适意的。 除平时参加生产劳动外，他还坚持看书、看报、看文件。每星期还抽出时间参加高级党校的学习。闲暇之时，还到附近的农民家中走访，谈家常，和农民群众交朋友。在这里，他是群众公认的“好村长”，谁家办喜事，他登门祝贺；谁家有困难，他安慰救济；谁家有病人，他去探视。他还用自己的薪金给村里装电灯，接自来水管，修下水道，他给了群众关心和帮助，群众则使他得到了充实和愉悦。在纯朴憨厚的人民群众中，他成了名副其实的普通一“农”。 他始终脱离不了和下层群众的血肉联系，摆脱不了根植于他性格深处的农民情结。 这种田园牧歌式的农村生活，一直陪伴他度过了整整六个春秋。2．3 坚决不吃“分手梨” 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元帅“毁容”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是“毁灭自己”，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他被强加给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戴上了“野心家”、“伪君子”等脏而破的帽子。不仅政治生涯从此中断，就连家庭生活也被推进痛苦的深渊之中。这是“难以启齿的污辱性的痛苦”，“造成了令人难以理解的悲剧”。 彭德怀离开中南海永福堂时，请夫人浦安修不要跟他自己到挂甲屯“吴家花园”去继续受迫害、遭污辱。但是，相依相伴几十年的夫人浦安修深深明白，德怀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更没有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她是学历史的，心里更清楚： 所谓的“当代吴三桂”之说是残酷的无中生有。因此，她不顾彭德怀的奉劝和反对，毅然决定陪伴“挂甲元帅”来到“吴家花园”。 彭德怀对这一结果不敢抱乐观态度，浦安修对他这一态度就更不“深知”，也不甚“清楚”。当时杨献珍曾劝他们，无论如何，要肩并肩地坚决一起走到底，要坚信有朝一日党和人民会如实翻开这段历史的。 1962年，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甄别平反。连杨献珍这样和彭德怀密切相关的“重要反党分子”都翻案了，这给彭德怀夫妇带来了“一线希望”。 然而，希望很快便成为泡影，“给谁平反，也不能给彭德怀平反！”这是压倒一切的调子。“彭德怀组织反党集团反毛主席”、“彭德怀里通外国”——这两点谁也翻不了！这又给彭德怀夫妇造成了难以忍受的巨大痛苦，他们终于决定“分手”了。杨老坚决反对他们“取此下策”，认为这是“无用之举”。 彭德怀回答说，他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取此下策”的。 浦安修说，她爱彭德怀，但她更热爱党，在党和彭德怀之间，她选择了党，因此决心离婚，这不是划清界限，而是进行比较选择。 分手的这一天，彭德怀特意挑选了一个很大的梨，亲手把皮削得干干净净，切成匀称的两大半，放在一个盘子里，顺手推到浦安修跟前。 “你这是干什么？彭老弟！”杨老不高兴了。 浦安修泪如雨下，杨老也泪汪汪地看着他们。 彭德怀首先“发表声明”：第一，我根本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根本没有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更没有里通外国和组织军事俱乐部，因此我内心根本不愿和安修分手；第二，我不吃梨，我这样并不是临时变卦不同意离婚了，而是照旧坚决要分手的；第三，安修要是坚信我彭德怀是个无辜受害者，我之愚见是也不要吃分给你的那半梨。如果你有丁点怀疑我彭德怀是个“反字号人物”，就痛痛快快吃掉属于你的那半梨，从此我们一刀两断；第四，“天”在上，今有杨老作证，这是我们夫妻一场大不幸中之万幸。 浦安修马上抓起一半梨来…… 杨老急了“安修，不要吃梨！不要离婚，到你受到更深株连的时候，离婚不离婚都一个样；德怀老弟，请听愚兄一句话吧——一起生活下去，坚持到底，等待历史揭开真相！” 浦安修看看杨老，又瞧瞧德怀，然后盯住抓在手中的那半个梨。 很快、很快，她大口大口地吞吃起来。 很快、很快，她吃光了。 她抹抹嘴，哭着说着：“你们的话都在撕绞我的心肺，我的脑壳都要炸裂了，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场面了……” 彭德怀和杨老愕然！ 浦安修如此“快速”吃梨，使刚强的彭德怀也落下泪来。 他站起身喊道：“送客！” “且慢！”杨老站起来，“彭老弟，请你也吃梨，你们都吃梨而不离，这将传为历史佳话。”杨老急中生智。 “我坚决不吃！”彭德怀大喊大叫。 浦安修失声痛哭。 “你不要搞绝对化！”杨老再劝彭德怀。 “在这一点上我就是要搞绝对化，我绝对不吃！”彭德怀说完，抓起剩下的那一半梨，使劲扔进了字纸篓，又一次发出送客的命令。 杨老无计可施，只是摇头叹息。 车子缓缓开出来，浦安修在车里哭哭啼啼。彭德怀和杨老在车外不停地挥手…… 1965年，彭德怀被安排去三线工作，浦安修似乎看到了自己和彭德怀“破镜重圆”的亮光。在杨老的安排下，她和彭德怀在红霞公寓匆匆见了一面。解释“狠心吃梨”的心里话涌到嘴边，却被彭德怀打了回去。 “当年你就是不吃分手梨，我现在也坚决不同意你去三线！就如同我当年坚决不吃分手梨一样！” 事实证明，彭德怀的看法是对的——”去三线只是表面的光亮，很快会破灭的！” 1967年盛夏，彭德怀被拉到北京师范大学批斗，浦安修陪斗，造反派对他们大打出手，心狠手辣。 彭德怀大喊大叫，他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保护浦安修。 “请你们不要打她，她和我没有关系！她已经吃过离婚梨了！和我划清界限了！请你们高抬贵手，只打我一个人吧！” 打手们不管他如何喊叫，还是照样打，甚至打得更狠。 “我没有吃梨，你们打我吧！”彭德怀仍然不停地喊。 打手们不解其意，拳脚都集中到彭德怀身上。浦安修暂时得到喘息的机会，解释“狠心吃梨”的话又涌到嘴边，但却被这种批斗场合死死地封住了…… 1974年冬，彭德怀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他被特批最后见浦安修一面。 遗憾的是，可以说非常遗憾的是，浦安修放弃了向彭德怀陈述自己吃梨本意的最后一次机会。她只好“抱恨终生”了。 “唉！自己真恨自己哟，恨到真该死的地步！” 1978年12月，杨老从“流放地”回到北京，正赶上中央为彭德怀平反。追悼会后，浦安修到北京医院向他哭诉自己的心里话。 “您老能理解我吗？” “我是您的孩子，不管您理解不理解，我都要说！” “德怀是对的，我们夫妻一场，前前后后，曲曲折折，有您老作证，真是大不幸中之万幸。” “德怀是对的，他坚决不吃分手梨的决定对极了！而我，则错吃了分手梨！” “您是我最敬重的长辈，不管您信不信，我吃梨的动机是好的，我是、我是、我是为了让德怀真的以为我绝情了，从此再也不惦记我了，可结果……” 杨老一直注意听着，最后只说了三个字： “知道了！”2．4 毛泽东再变初衷 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晚年的性格是扑朔迷离的，虽然他曾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的话，但对自己过去的许多做法也时有怀疑和否定。也许是意识到1959年庐山会议及其以后的对彭德怀的一些做法有些过份，加之当时由姚文元等人发难的以批判吴晗开始的运动必须以彭德怀作为垫背，为了保护这位相交有素又受难多年的老战友，他决定把彭德怀安排到大西南的三线工作，以避免在繁闹人群中可能遭受到的不测。 1965年9月的一天，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彭真在人民大会堂约见了彭德怀，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要他到成都抓西南大三线建设。彭德怀向彭真讲了好多心里话，表示不愿干这个差使，断然拒绝了毛泽东的好意。 回到家后，彭德怀一连几天一直闷闷不乐。他内心深处非常矛盾。一方面，他清楚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形势：美国侵越战争逐步升级，苏联在北方边境陈兵百万，中印边界发生冲突，台湾当局妄图伺机反攻。在这种形势下，做好战备工作是非常必要的，三线工作也就尤为重要。自己到三线去，也可在晚年再立新功，以洗刷自己身上的罪名。另一方面，他感到自己不熟悉工业，特别是庐山会议之后，被撤销了国防部长之职，至今尚有“里通外国”之嫌疑，一个被批臭了的人，是难以工作的。想到这些，他便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表示下决心到外地国营农场去当一辈子农民。 彭德怀拒绝毛泽东的好意应该说是出于真心从全局和个人的能力、处境考虑的，并非一时情绪冲动、感情用事。这从他受到主席招见后无法按捺的喜悦中可以得到证明。 毛泽东听了彭真的汇报，又收到彭德怀的信，9月23日一早，便亲自给彭德怀打电话，请他务必前来面谈。彭德怀无奈，只得驱车前往中南海颐年堂与毛泽东见面。 一到中南海，想不到毛泽东已在颐年堂外等候了。彭德怀惊喜交集，疾步上前，与毛泽东紧紧握手，真是久别重逢情更深。毛泽东风趣地说：“你这个人啊，平时总不来。写信是不写则已，一写几万言。”一席话，使他们之间隐匿着的那种紧张气氛一下子悄然消失了。两人都开怀大笑起来，手拉手走进了颐年堂。 毛泽东与彭德怀的谈话一直从清晨持续到下午三点多钟，毛泽东承认彭德怀的万言书增加了他们之间的误会。彭德怀则坚持自己的基本看法。其间，毛泽东的一些谈话对认识彭德怀的问题非常重要，特摘引如下： 在谈到三线建设问题时，毛泽东说： “你去西南是最合适的，将来还可以带兵打仗，以便恢复名誉。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分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应当多为后代着想。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 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在彭德怀提出“我已经臭了”来拒绝去三线工作时，毛泽东说： “真臭了也可以香起来，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我没有忘记你，日久见人心，我们再一起往前走吧！派你去西南，这是党的决定，如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你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支持你也是诚心诚意的。对你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要否定一切呢？你搞军事工作多年，又有经验，三线建设与军事有密切关系，让你去西南三线任副指挥，对你没有什么保密的，你想看什么地方就去看什么地方。” 在最后再次劝彭德怀去三线时，毛泽东说： “你是去西南吧！让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我送你几句话——既往不咎，意见保留，努力工作，作出成绩，必要时再带兵打仗去。” 会谈后不几天，毛泽东又对刘少奇交待：要开个会，出个安民告示，让彭德怀同志与有关方面同志见一见，给他创造个好的工作环境。毛泽东似乎已预感到了什么，再次郑重说：“把问题说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毛泽东的这些谈话，也许只是出于保护彭德怀，为他提供一次重新工作，以便“恢复名誉”、东山再起的机会，但也无异于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所受到的错误攻击作了一次口头上的平反昭雪，宣布了彭德怀的无罪，“对你的事，现在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也表明他已有了为彭德怀昭雪的初步打算。然而，毛泽东的这一良苦用心并未收到良好的效果。“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也许出于他的初衷，但之后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是他所无法控制的。尽管他把彭德怀送到西南三线去保护，然而却并没有改变彭德怀不幸的命运，魔鬼的手爪还是伸到了他自以为可以避风躲雨的地方。不久，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升级，彭德怀便受到了各种形式的攻击和批判。 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发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含沙射影地攻击彭德怀。 1966年中旬，西南三线建委干部开始在局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对彭德怀进行了批判。攻击彭德怀为“老右倾分子，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党，到了西南后仍死不改悔”。 更可悲的是，毛泽东在这关键时刻又改变了初衷，对彭德怀发表他自己的看法。先是在一次同陈伯达的谈话中说到： “姚文元的文章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后又在林彪、江青等一伙人的盅惑下，在1966年10月24日召开的一次中央汇报会上，对彭德怀问题作了如下讲话： 高岗、饶濑石、彭德怀，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了。……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是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打招呼。 毛泽东当时在党内和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权威性地位，使他的这些话无疑起了宣战书的作用，再一次将彭德怀从刚升起的曙光之中推向无边无际的黑暗里。从此，彭德怀再也没有重见天日的希望了。 伟人毕竟是伟人，他的一念之差，便可以决定一个人的一生；伟人毕竟不是神人，即使他有意为之，也未必能收到神奇的效果。2．5 遭红卫兵绑架 毛泽东关键时刻的几次讲话，无疑给林彪、江青一伙迫害彭德怀开了绿灯。 “文革”开始后，林彪四处煽风点火，甚至在彭德怀的姓名上大做文章，他说：“你们知道彭德怀的原名叫什么吗？叫彭德华。他小时就有野心，想得中华。”江青也有意激将，对他的爪牙说：“你们这也能，那也能，为什么连个彭德怀也抓不来？”在两人的煽动下，戚本禹赤膊上阵了。1966年下半年的一天，他找到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头头、当时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经过密谋策划，一个绑架彭德怀的阴谋活动很快便产生了。 不久，一个所谓“揪彭兵团”由北京串联到成都，对彭德怀的行踪进行侦察。 成都的冬天，难得见到阳光，不是乌云密布就是细雨濛濛，异常湿冷。彭德怀因患肠胃炎，加之西南建委工作瘫痪，无法工作，只好在住地永兴巷7号家中看书、休息，但心里却一直不能平静。12月21日，北京地质学院的一些红卫兵又一次来到彭德怀家中，名曰提问，实际上是对他的住宅进行观察，以便采取行动。 12月22日凌晨3时，天空没有星星，夜幕仍极浓地笼罩着大地，寒冷的冬风刺人肌骨。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只有几辆拉粪的车子从门口经过。值勤人员只注意门外，未发觉一伙戴红袖章的红卫兵已翻墙而入。他非常生气却又不失礼貌地问：“深更半夜你们来干什么？”回答说：“我们找彭德怀的秘书綦魁英。”战士批评道：“翻墙不对嘛？”话未说完，便有人说：“什么不对！这是革命行动，与你无关！”战士无奈，只好又去站岗。 因为疲倦，綦秘书睡得很熟。院内的红卫兵鬼鬼祟祟，交头接耳后，便激烈地猛砸綦秘书的门。綦秘书被惊醒了，立即意识到事态不好。他打开门，镇静地问道：“你们有什么事？ 天未亮就来敲门，你们不休息，我们一家还要睡觉呢！” 红卫兵才不管他这些，大喊着要让綦秘书带他们去见彭德怀，双方争执起来，吵得一塌糊涂。 吵闹声终于将彭德怀惊醒了。他不慌不忙地打开电灯，还喃喃自语道：“天还没亮，吵什么呀？”随手便打开了房门。 红卫兵中有人发现了彭德怀，踢开围墙小院的木门，冲了进去，一把抓住彭德怀。一个红卫兵吼道：“彭德怀！跟我们走一趟，我们不会伤害你，有问题要和你谈。” 彭德怀从容镇静地说道：“走就走吧，让我穿件衣服。”身边的工作人员拦也拦不住，红卫兵连推带拉地把彭德怀抓走了。他们把彭德怀揪到了四川省地质局院内。 戚本禹在北京得到消息后，立即向江青报功：“彭德怀现在已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押送北京。北京的学生已作了斗争的准备。” 几乎在戚本禹向江青报功的同时，周恩来总理也得到了消息。立即向成都军区和北京卫戍区并直接向绑架者作了如下指示： 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 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 1966年12月27日，火车驶进北京站。当时，举着各式各样“战斗团”旗帜的红卫兵各不相让，大吵大嚷：“我们是江青同志派来的！”“我们是奉了林副主席指令来的！”……经过一场激烈的争闹、争抢、谈判，终因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王大宾一伙人多势众，由他们把彭德怀押回北京地质学院。又经过好一番交涉，才把彭德怀交给了北京卫戍区。这时，周恩来总理再次作出指示：对彭德怀“不许武斗，不许游街，不许逼供信”。 而林彪、江青一伙在1966年12月28日却已作出了逮捕彭德怀决定，致使彭德怀一进卫戍区便开始了囚徒一般的监禁生活。 1967年元旦，彭德怀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亲笔信。这不是万言书，而是一封短信，也是他一生中写给毛泽东的最后一封信。信中写道： 主席：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它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东方红红卫兵抓获，于27日押解北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信是“寄出去”了，然而，丝毫也没有改变他的处境。2．6 被逼交待三个问题 彭德怀被红卫兵押解到京后，作为一颗“很大的定时炸弹”先被安排在北京西郊五棵松附近部队驻地，由警卫战士轮番看守，以后又被秘密转移到了另一个驻地。 为了将彭德怀作为攻击刘少奇的一发炮弹发出去，林彪、江青一伙人对彭德怀的迫害变本加厉了。在陈设简陋的房间内，经常有人杀气腾腾地逼他交待有关问题，逼迫他写所谓的“交代材料”。1976年初夏的一天，王大宾等人以中央文革代表的身份进行了审讯。他们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硬要把“里通外国、反党卖国”的罪名强加在彭德怀的身上。彭德怀发怒了，训斥审问他的人。对手们也恼怒了，把彭德怀从座位上拉起来，推到墙角，拳打脚踢，并勒令彭德怀限期交待有关问题。 彭德怀在文革中被逼迫交待的主要问题有三个： 一、发动“百团大战”的野心和动机。 “百团大战”又名“大破袭战役”，是抗日战争期间由彭德怀所指挥的中国军队向日本侵略者发动的最大一次主动攻击，也是华北战场上最大的一次反围攻战役。时间是1940年8月20日。当时参加战役的主要有22个主力兵团，再加上各根据地的武装力量自动参加，共有104个团，故称“百团大战”。 发动“百团大战”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当时国民党在全国散布“八路军潜而不击”、“专打国军，不打日军”等言论，挑拨人民群众和八路军的关系。二是国民党军队中出现投降主义倾向。他们以“曲线救国论”指使他们的部队降日。三是日军推行所谓“治安强化”政策，对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使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必须主动出击，以唤回人心，澄清是非，挽救抗日根据地。 “百团大战”进行了三个月零五天，共击毙日伪军2．5万余人，俘敌1．8万余人，破坏铁路900余里，公路3000余里，拨掉敌据点2990余个。是抗日战争以来战果最为辉煌的一次战役。但“百团大战”也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后果：过多地暴露了八路军的实力，伤亡过多。 “百团大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后，毛泽东同志立即给彭德怀打来电报，称赞“‘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9月18日，延安2万人集会庆祝“百团大战”的胜利，大会还发出致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前方战士的慰问信。 由此看来，至少在“百团大战”胜利后不久，全国上下包括毛主席在内，对其看法是一致的，都充分肯定了“百团大战”的成绩和意义。虽然以后对“百团大战”的看法在军队内有了分歧，但也是肯定成绩为主，同时指出了客观上所产生的不利后果。应该说，这一看法是比较公允的。然而，在庐山会议及其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毛泽东在1959年7月31日的常委会上又一次把这一问题提了出来，林彪则在一边煽风点火。之后，毛泽东又在1966年10月24日召开的中央汇报会上将彭德怀和高岗、饶漱石扯在一起，认为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是搞“独立王国”。至于“文革”中对“百团大战”的攻击则更加放肆，也更为可笑。有人攻击说皖南事变是因为“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引起蒋介石的进攻。也有人置基本的历史事实于不顾，竟将远在1927年上海发生的“四·一二”事变和长沙的“马日事变”也归罪于“百团大战”。其卑鄙之极令人汗颜，其无知之至更令人发呕。 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中确有过失误。他自己也有所意识，并在他的《彭德怀自述》一书中有所交代和总结。这些过失，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对日军进攻方向估计不对，过早发动战役，从而减轻了日军对蒋介石的压力，客观上起了援助蒋介石的作用。 二、由于“百团大战”中我军实力暴露较大，从而使日军从华东、华中调回兵力，加强对华北根据地的进攻，给华北地区人民带来一些本可以避免的损失。 三、战略指挥上有蛮干思想，致使我军得不到休整，部队过于疲劳，战斗力减弱，使一二九师伤亡过多。 这些问题至多也只能算作战略指挥上的失误，与所谓的“搞独立王国”、“里通外国”压根就不沾边。林彪、江青一伙之所以抓住这一问题不放，无非是想给彭德怀多加一条罪责，并通过这一问题来攻击更多的中央领导人而已。 二、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是怎么死的。 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是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这一问题，如今也作为一条罪责提出来了。彭德怀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出兵朝鲜前和朝鲜战场上的往事又一幕幕地出现在他的脑海。 1950年10月上旬的一天晚上，北京中南海的夜空，月明星稀，清幽寂静。奉命准备率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的彭德怀从颐年堂开完会出来，正准备上车回去，突然有个高个子小伙喊着“彭叔叔！彭叔叔！”拦在路中。 “究竟是谁呢？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呢？”彭德怀有点疑惑不解。走近一看，仿佛在那见过，却又一时想不起来。 “你不认得我了，我在延安学习时，你还表扬过我呢？” “啊！想起来了，你就是岸英啊！没想到你已长这么高了，跟你爸爸一样。”彭总握住岸英的手又问：“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吗？” “彭叔叔，你准许我参加志愿军，把我带到朝鲜去锻炼行吗？”岸英说完，像个小孩一样天真地望着彭总，等待着应允。 彭德怀沉默了许久，才问到：“这事你爸爸知道吗？” “知道，知道，我已写过报告了。彭叔叔，你答应我吧！” 岸英又一次恳切地望着彭总。 …… 那天晚上，彭德怀没有答应岸英的请示。他心里很清楚，打仗不是玩游戏。再说，毛泽东一家为革命付出的已经够多了：1930年10月，杨开慧连同儿子被敌人抓走后不久便被枪杀了。长沙地下党千方百计将岸英兄弟两人营救出狱，寄放在上海。不幸，上海地下党组织被破坏，房东便要岸英去挣钱。那时岸英才10岁，岸青只有8岁，从此，岸英就带着弟弟岸青毅然离开了可恶的房东，流落街头，过着乞丐般的凄惨生活。彭德怀怎能忍心岸英再去朝鲜冒险呢？ 后来，还是毛泽东亲自为岸英求情，彭总才答应收下。但同时拒绝让岸英上前线，而是让他留在自己的司令部担任俄语翻译。 1950年11月25日上午10点多钟、12架F1－80战斗机嗡嗡怪叫着在彭总的司令部上空盘旋。随即扔下几十颗汽油弹，然后一扭头走了。炸弹巨烈的爆响声惊醒了正在值班的毛岸英，他连忙向外跑，但为时已晚，炸弹在屋顶及前后落下来，木板房的门已被火封死，一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刚躲进防空洞的彭德怀听到外面有人喊道：“不好，作战室有人值班呢？”他一听就急了，问：“都是谁？怎么不疏散？” 说着就往外跑。被警卫员死命抱住，彭总气得大骂：“放开！ 再不放老子毙了你。”警卫员哭着死也不肯放手。 当彭总知道毛岸英在里面时，冲着起火的作战室大叫： “岸英，快跑出来，听见了没有？快跑出来……”但是，岸英再也听不到他的喊声了，他已倒在熊熊大火中壮烈牺牲了。 大火扑灭后，有人找到了岸英的手表，把他交给彭总。彭总噙着泪水，把表递给秘书说：“暂时保管一下。”话音小得几乎听不清。过了一会，彭总突然大声哭喊起来，嘴里不断地重复着：“毛主席把岸英交给了我，我太大意了……” 埋葬了岸英之后，彭德怀即令秘书给北京拍了电文： 今天，志愿军司令部遭到敌机轰炸，毛岸英同志不幸牺牲。 周恩来总理得知之后，为了不给毛主席增加痛苦，决定对毛泽东暂时保密，等战争结束后再说。后来，彭德怀回国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毛泽东才得知此事。他沉默了好久，才昂起头，轻轻地走了几步，对彭德怀说：“搞革命嘛，总是要死人的。岸英是一位普通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不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事业而牺牲，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父母生的？” 毛岸英走了，带着他28岁火红的青春走了！如果他知道他的死如今却给他敬爱的彭叔叔带来又一条罪状的话，他肯定不会瞑目于九泉之下的。 三、和侄女彭梅魁的来往关系。 彭德怀被红卫兵押到北京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过着囚犯的生活，除了可以看报纸外，几乎和外界隔离起来了，身边连一个亲属也没有。直到第二年春天，才得以和在北京工作的侄女见了一面，而所以让他和侄女来往，也是有原因的。 由于红卫兵抓彭德怀时用的是“闪电战”，所以彭德怀离开成都时连一件换洗的衣服也没带，他穿着在成都过冬时的衣服便上了火车。春天来了，他没有衣服换季，加之这时皮肤病发作，浑身上下到处都是红肿的斑块，有的还溃烂化脓成疮，刺痒钻心，疼痛难忍。卫戍区负责看管的人员这才问他：有什么亲人和朋友？彭德怀回答说：“在北京有侄女彭梅魁，此外无其它亲友。”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才给他送来一些生活必需品，与彭德怀见了一面。以后虽有来往，但每次都需经看管人员同意，而且限制非常严。 时间不长，林彪、江青一伙的爪牙便多次让他交待：“你被捕到北京后，同彭梅魁有些什么勾当？” 这种提问使彭德怀意识到，他如今简直成了“瘟神”，挨上谁就会给谁带来灾难，还是少牵累一些人吧。于是，在以后和侄女的来往上，他都非常谨慎。彭梅魁后来说到过这样一件事： 一次她给伯伯送去一个牛皮纸的包裹，上面签着张春一（彭梅魁的爱人）的名字。后来彭德怀退东西时，她又见到了这张牛皮纸，不过“张春一”三个字都被彭总勾掉了。后来给彭总送去的《马恩文选》上也有“张春一”三个字，彭总又一次把这三个字划掉了。 还有一次，她接到“专案组”的电话，让她去卫戍区一趟。从卫戍区她收到了一封信、800元钱和一个布包裹。信是彭总写的，内容是这样的： 梅魁： 我被捕后承你关照，从六七年起购置日用品和书籍，所费多少？我无法记清楚了。最近由我拘押处某负责人给了八百元，作为偿还你的费用。以后不再麻烦你了。你也不要再挂念，以免妨碍工作。 现有一身蓝布冬棉服，（志愿军皮冬服均已破旧），另有两卷蓝斜纹布，你拿去除作为还你六八年替我作的制服外，再作一条棉裤。彭德怀1973年7月11日 彭梅魁看着伯伯写给自己类似绝交的书信，止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这以后、彭德怀和侄女再也没有来往过，直到他已经死后的第二天，彭梅魁才得以最后一次见到伯父的遗体。 这便是彭德怀，一个丧失了自由，安危不能自主的人，却时时刻刻想着保护他人的安全。 应该说，彭德怀和彭梅魁的来往中是没有什么隐秘可谈的，如果说一定要有的话，那便是他在1969年4月6日写的“关于彭梅魁的来往问题”的“交待”材料中保留了这样一个秘密：在“1962年6月我写给毛主席和中央的那封长信，她看过没有？提过意见没有？”的标题下，他写道：“我写给中央的那封长信，她没看过，她也不知道有此信。” 其实，这封信的珍贵手稿就放在梅魁的手中保存。但这除了说明彭总斗争策略非常机巧外，能算作他的一条罪状吗？2．7 将星陨落 “文化大革命”正式展开后，戚本禹、关锋在江青、康生之流的指示下，加紧了对彭德怀的迫害。 1967年4月以后，彭德怀被监禁进行所谓专案审查。 1967年7月，在北航的一次小型批斗会上竟被打伤，致使肋骨骨折，卧床多日，生活非常困难。不久，经过周密的组织安排，在大造了声势的前提下，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战斗队共同在北京航空学院操场上主持了约10万人参加的批斗彭德怀大会。他脖子上挂着沉重的大牌子，遭受着当时批斗会上流行的一切酷刑。会后，又叫他从由人群筑成的狭巷中低头走过，经受当时人们所能想出来并付诸行动的各种折磨，接受拳头、脚、唾味……的考验，以致当他走到人巷的一半时，便瘫倒在地。69岁的彭德怀游斗回来后成了这个样子： 两个人从车上把他架到屋里，进屋一直在床上躺着，到21时左右，起来喝一碗稀饭，走动时东倒西歪。22时自言自语地说：“这么还了得啊，今天打得太重了，手扭得太重太痛，手和胳膊都拧坏了，现在不能动”。 7月27日至30日，经常在凳子上扒着箱子静坐，一坐就很长时间，问他为什么总是坐着，他说： “我睡下那腰疼得很，坐着好一点”。 除忍受肉体上的残酷折磨外，这时的彭德怀还要忍受精神上的沉重打击。各地报纸纷纷刊登批判彭德怀的文章，而且逐步升级、调子越叫越响，罪名也越批越重。 在林彪、江青一伙如此用心大造舆论的形势下，彭德怀被很多单位相继轮番批斗，他的身心倍受折磨，已到残烛年岁的彭德怀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但即便境况如此凄惨，林彪之流也未放慢迫害彭德怀的步伐。1970年11月3日，黄永胜审批并同意了彭德怀专案组提出要“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意见，算是将彭德怀定了铁案。 1973年春，经过十余年的磨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折磨，彭德怀患了直肠癌。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才被转到解放军三○一医院。在这里，彭德怀的境遇并未得到改变，在一间阴冷潮湿的病房里，门窗紧闭着，玻璃上还糊了层纸，照不进一缕阳光。他被限制了活动，不准写字，不准听广播。除了书籍外，空旷和死一般的寂静便是他的伴侣。怪不得戎马半生、身经百战的彭德怀大发其慨：“住在这里比月婆子还难受。” 1974年夏天，他不幸又患左侧偏瘫，连坐都坐不起来了。 半年之后，又发现癌细胞转移，已扩散到了肺部、脑部，引起身体剧烈的疼痛。即使如此，他也得不到有力的治疗，甚至连止疼针也不给打。 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在人间搏斗了76个春秋的彭德怀溘然长逝。在中国的上空，一颗将星陨落了。 “历史是最无情的。历史会审判他们，也会对我作出正确的评价”。这是彭德怀最后的呼声和愿望。两年之后，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然而，可惜的是，他走得太匆忙了，没能等到这一天。 “一生功名今何似？留与后人话短长”。当我们从历史的陈迹中披抄拣金，作了上述考察之后，我们无不痛心却又非常遗憾地发现：造成彭德怀不幸命运的罪魁祸首固然是可恶的林彪、江青之流，然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思想和错误，也不能不算作其中的原因之一。3 魂兮归来兮，远方不可久留——骨灰之迷 他一直背了十五年的“黑锅”，直至身陷囹圄、含冤而死。十五年中，他时时期盼着春天，渴望着自由，然而，春天来了，他的冤案也将要平反昭雪了，人们却惊奇地发现：他的骨灰杳无下落，他的冤魂不知飘到了何方。3．1 魂归何处 1976年10月，中华大地上爆发了又一声惊雷：“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了。经过了10年漫漫长夜的人们，终于迎来了共和国真正的春天。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拔乱反正，决定为一批受迫害的老同志平反，也将为彭德怀昭雪。 筹备工作一开始，便遇到了一大难题：彭德怀的骨灰存放在哪里？他于1974年11月29日不幸在北京逝世，在正常情况下，骨灰盒应存放在北京，而实际上，彭德怀的骨灰却下落不明。这一消息又把人们从悲痛之后的怀念再一次推向更深的悲哀之中。党中央、中央军委立即发出指示，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彭德怀的骨灰，并安全运到北京。真可谓天涯何处觅忠魂！ 彭德怀被监禁的后期，病情日益严重，被指令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 这是301医院外科楼的一间病房，光线本来就十分昏暗，再加之窗子都被糊上了厚厚的一层纸，一点光线也照不进来，使这间名义上的病房显得更像一所牢房。身患直肠癌的彭德怀虽名曰治病，实际上仍然过着囚犯般的艰难生活。病房门口有战士看守，出入都要受到严格的限制。1974年10月以后，他已经陷入昏迷状态，奄奄一息了。11月29日下午14时25分，在凛冽刺骨的寒风之中，这位为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曾出生入死、屡建奇功的将军、元帅，终于走完了生命的全部历程。逝世时，没有一个亲人、朋友在场。直到去世的第二天，他的侄女彭魁梅才被通知去向遗体作最后的一别，并且规定不许哭出声。遗体很快便被偷偷运走，秘密地火化了。 此后彭德怀的骨灰怎么处置，放到了哪里？外人不得而知，就连他晚期唯一能见到的侄女彭魁梅也不得而知，一直是个神秘的谜。 1975年，四川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大章调到北京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大章的夫人孔明和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曾于1940年至1942年在太行山西北局妇委共过事，相处甚好。孔明进京以后，曾特地去看望过浦安修一次，并对她说，彭德怀的骨灰被秘密转移到了成都，此后李大章又告诉了她详细情况，但同时要求她绝对保密。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浦安修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陈云。陈云在家中还给她留了一张小字条，告诉她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将很快解决，三中全会决定给彭德怀、陶铸同志平反昭雪。浦安修顿时感到心中轻松了许多。 人死灰亡，这一沉痛的打击使浦安修时常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之中。她清楚地记得，1965年11月她去北京送彭德怀去三线参加工作之后，两人一直未有机会见面。直到1967年7月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批斗会上，老俩口一起被拉到批斗台上时，她才偷偷看了彭德怀一眼，但却连一句话也没能说成。她万万没有想到，这偷偷的一瞥，竟成了她和彭德怀的永久诀别。唯一能使她得到一点安慰的是，彭德怀的亡魂又回到了他曾经战斗过的西南三线工地。她明白：彭总离不开大三线，三线人民也热爱彭总。他虽然去世了，但他仍活在三线人民之中，相信彭总的骨灰是会被妥善保存的。但又一想，在那个动乱的年月，老伴的骨灰难免不发生差错。因此，她又感到不安。当得知中央军委筹备彭德怀追悼会的工作人员正在到处寻找彭德怀的骨灰时，便立即向他们汇报了上述情况。3．2 化名存骨灰 成都的冬季，天气格外阴湿寒冷。天刚一亮，大地便笼罩在厚厚地浓雾之中，使人感到格外的压抑和神秘。 1974年冬季的一天早晨，有两位身穿军装的人乘飞机从北京来到成都。其中一位姓李，30岁左右。他们带着中央专案组的介绍信，指名要见四川省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成都军区政委刘兴元和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大章及省委书记段君毅。三位省委领导同志接待了他们。来者向他们传达了中央首长的指示：“我们送来一个骨灰盒，里面装的是彭德怀同志的骨灰，经组织决定更名改姓送到四川存放。这个骨灰盒放在一般群众存放骨盒的地方就行了。放好后，不准任何人移动，要动须经中央军委批准。这些情况，你们知道就行了，不准向任何人透露，绝对保密。” 三位领导听后心里愣了一下。李大章清楚地记得，彭德怀是1965月11日底来成都担任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的，当时安排住在永兴巷七号。他以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四川省省长的身份多次去看望过他，共商西南三线建设的一些事情。 1966年底，彭德怀被绑架到北京后，就再也没有听到过彭总的消息了。现在突然听说彭总去世了，而且骨灰又回到了西南三线，回到了他工作过、生活过的成都。这一突然而来的消息，使他一下暗然神伤，不知如何是好。沉思片刻后，他强自镇定，向二位军人表示：“省委一定认真存放好彭德怀的骨灰盒，绝对保守秘密。” 二位军人这才离开省委大院，回到下榻的锦江宾馆西楼南侧一楼38号房间，听候省委派人接收骨灰盒。 三位省委领导商量后决定，由段君毅安排负责，迅速将彭德怀的骨灰盒安全转移到成都东郊火葬场。段君毅把这个任务交给省委、省革委会办事组组长杜心源去完成，杜随即又打电话让办事组一位副组长张振亚具体负责办理此事，并严肃认真地说：“一个重要负责同志的骨灰已送到成都，你找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商量一下，存放好，没有省委批准，谁也不能移动。至于这位负责人是谁，我不知道，你们也不要打听，要绝对保密。现在你到锦江宾馆找中央专案组派来的两位军人联系承办。此事一定要办好，不可出现任何差错。” 张振亚感到事关重大，随即驱车来到锦江饭店。二位军人告诉他：“我们奉命来到成都，中央首长及周恩来总理指示我们送来一个人的骨灰盒。此人叫王川，男，他的骨灰盒须存放在成都。”张振亚回答说：“省委领导已布置安排了，请放心，我们一定将骨灰存放好，绝对保密。”二位军人还是不太放心，一再叮咛：“骨灰盒一定要存放好，要绝对保密。” 当时四川省委正在锦江饭店召开地委书记一级干部会议。张振亚便打电话找来省革委办事组行政处副处长杜信，并郑重其事地向杜信交代说：“有个骨灰盒，需要放在成都，这个事情你去具体办理一下，要绝对保密。办理过程中还需开什么介绍信，你开就是了。两位军人就住在楼下38号房间……。” 杜信二话没说，便来到38号房间。两位军人正在沙发上坐着，见杜信进来，很有礼貌地起身让座，并从桌柜里取出一个用粗木板钉成的骨灰盒。骨灰盒上油漆尚未干，盒上贴了一张小条，写着“王川，男”三个字。杜信把骨灰盒放进自己的提包里，与二位军人并没办什么接交手续，便离开了锦江饭店。 离开锦江饭店以后，杜信持省革委会办事处的介绍信，乘车来到市民政局，一位管业务的同志看了他的介绍信。杜信说明了来意，这位同志便问：“什么骨灰盒？”杜信只是说： “省委领导同志交办的，也不好对外讲。”“没问题，你去办说是了。”杜信仍不放心，问道：“要不要局里转个介绍信？”这位同志说：“不需要。你到殡葬管理所，我给你打个电话讲一下就行了。”杜信这才离开了市民政局。 从殡葬管理所出来后，杜信又马不停蹄地来到火葬场办公室，找到火葬场负责人辛自权老师傅。辛师傅60岁了，办事热情负责。杜信对他说：“有一个骨灰盒需存放在这里，这是省委领导同志交待我来办的。我已到市民政局和殡葬管理所去了，他们叫我直接来找你联系存放。此事非同一般，你必须做到以下三点：第一，要妥善保管，不能遗失。第二，这个骨灰盒，没有我或省革委办事处的介绍信，任何人也不能取走。第三，有什么变动或意外情况须立即通知我，我给你留下电话号码。” 辛自权师傅看了介绍信，又看了看骨灰盒，随即满口答应。并让女青年张泽珍填写了一份骨灰寄存单，单了写着这样一些字： 姓名：王川；性别：男；终年：32岁；籍贯：四川成都；火葬时间：74年9月；寄存时间：三年，自74年12月23日起，77年12月23日止；委托人姓名：杜信； 是骨灰什么人：同事；通讯处：省革委办事组；骨灰编号：合第273号。 在发证记录栏内，杜信收证，并签了字，写上了年月日：74．12．23．。 在填单过程中，杜信很费了一番神思。他估计这个骨灰盒里一定装着一位重要领导同志的骨灰。但骨灰盒上除了“王川，男”三个字外，什么也没有，其它事自己又不知道。 当时中央领导同志中没有王川这个名字，他估计王川肯定是个化名。省委领导同志交待骨灰盒要长期保存下去，为了万无一失，他在填写年龄时没有写60多岁或70多岁，而是写了32岁。 临行前，杜信一再叮嘱辛师傅一定小心在意，不能有半点差错。 杜信走后，辛自权老师傅觉得老大不对劲，一连串的问题在他脑海中闪现：王川，男，32岁，籍贯成都，但在北京火化，由北京远道送还故乡，为什么没有一个亲属在场呢？骨灰由省革委会出面寄存，自然和省革委会有一定关系，难道省革委还付不起区区小费吗？倘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没有完备的手续，短期暂存也就行了，为什么要上架发证，还要求长时期存放呢？问题归问题，他心里清楚，这肯定是个来头不小的人物的骨灰，且其中必有隐情。因而他也格外小心在意。一直到他退休之后，还坚持每周骑自行车来查看“王川”的骨灰盒。 此后，张振亚与杜信从未对任何人透露过此事，但心中老是放心不下，曾悄悄到火葬场看过几次。 事隔几年后，省委凡知道彭德怀骨灰下落的领导同志刘兴元、李大章、段君毅都先后调离四川去北京工作了，李大章也于1976年5月8日在北京病故。后来调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对此事却一无所知。 就这样，化名“王川”的彭德怀的骨灰，一直在这里神秘地存放了整整四年。3．3 探寻骨灰 在文革中，彭德怀被列为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审查。根据浦安修所汇报的情况，1978年12月，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以［（78）专办介字第40］发信给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政治委员的赵紫阳。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赵紫阳同志： 兹派晏××、任××二同志前往了解彭德怀同志骨灰存放情况，请接洽。 此致敬礼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1978年12月11日 晏、任二人于12月中旬到达成都。他们住定后，便持介绍信先到了省委值班室，值班室人员不知道彭德怀的骨灰存放在成都一事，便请示主管领导张振亚。张振亚此时已是省委秘书长，他这才明白，来人讲的“王川”的骨灰就是彭老总的骨灰，长久藏在心里的谜终于解开了。他立即驱车赶到成都东郊火葬场，见“王川”的骨灰盒安然存放在237号骨灰架上，心里感到由衷的欣慰。他叮嘱火葬场负责人妥为保存，便回来答复了晏、任两位军人。晏、任二人这才放心地返回北京去了。 张振亚感到事情重大，需和省委领导汇报商量。当时，赵紫阳等省委主要领导都去北京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去了，他只好向留在省委机关主持工作的杜心源书记汇报，杜心源听后立即指示：一定妥善保存好彭德怀同志的骨灰，并继续保密，听候中央安排。3．4 魂归八宝山 1978年12月22日清晨，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突然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的电话通知：“已派中国民航飞机来接彭德怀同志的骨灰，飞机在成都双流机场降落，彭总的骨灰要安全送到北京，24日中共中央要为彭德怀同志召开平反昭雪追悼大会……。” 省委秘书长张振亚立即将值班报告送给省委书记杜心源阅示。杜心源指示立即派人将彭德怀的骨灰从东郊火葬场取回，同时让张振亚与中央办公厅联系，问明举行什么仪式，是否要派人护送。 张振亚知道化名“王川”的骨灰是杜信一手经办的，立即让秘书打电话通知杜信速来见他。杜信匆匆赶来，秘书已在楼梯口等候他。当秘书迫不及待地将情况告诉他时，杜信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了，顿时泪如泉涌，两手捂着脸哭着走进了会议室。张振亚见杜信伤心地走进会议室，心里难过极了。 一句话也没说，便将取骨灰的卡片交到了杜信手里。 张振亚、杜信及两位保卫干部，带上介绍信和卡片，坐上小车来到东郊火葬场，辛自权师傅的接班人甘志群将“王川”的骨灰盒从273号骨灰架上取下后问道：“为什么要取走呢？不是要长期存放吗？” 杜信说：“感谢你们保存了这位领导同志的骨灰，北京将要为他开平反追悼大会了。” 彭总的骨灰是1974年12月23日寄存的，取走的那天是1978年12月22日，他的英灵在火葬场的寄存架上，又和他最关心的平民百姓一起度过了四年。 杜信在车上抱着骨灰盒，开到牛市口时，他叫司机停在一家商店门前，下车买了6尺红绸，将骨灰盒包起，然后直奔省委大院杜心源的办公室。 杜心源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正心急如焚地等待着。见张振亚等四人在门口下车，忙起身迎上前去，伸出双手，从杜信手中恭敬地接过彭总的骨灰盒，轻轻地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然后领着在场的人站成一排，脱下帽子，沉痛地说： “让我们向彭总三鞠躬吧。” 简单的悼念仪式结束后，杜心源又向几个人交待说：“刚才已经与北京电话联系过了，下午必须将骨灰运到北京。这里正通知在家的省委常委与成都军区、省军区的领导同志到会议室，向彭总的骨灰告别。你们快把彭总的骨灰盒移到会议室。振亚你去机场看看，飞机大约快到了。” 所有参加告别仪式的人，听到消息后都大吃一惊，他们走进会议室，一些老同志看到桌上用红绸包裹着的彭总的骨灰盒，忍不住流下了伤心的泪水。杜心源简单地讲了几句，就领着大家向彭总的骨灰三鞠躬，并围着彭总的骨灰盒绕场一周，向英灵告别。 张振亚赶到双流机场时，见一架民航飞机已停在机场上。 他又根据省委的指示，与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中央组织部通话联系，请示骨灰如何送到机场？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傅学正在电话中告诉他：由在成都的彭总原秘书綦魁英、警卫参谋景希珍两位军人将彭总的骨灰护送到北京，并已通知了成都军区……。 綦魁英、景希珍正准备乘12点的飞机去北京参加彭德怀的追悼会，一辆吉普车突然停在传达室门前，下车的是省军区政治部的一名干事，他对綦、景二人说：“中央军委办公厅来电话，让你们把彭总的骨灰盒带到北京，飞机正在双流机场等着你们。” 綦魁英、景希珍二人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跟随多年的老首长彭德怀的骨灰竟会一直放在成都，还让他们带到北京去，二人惊醒之后，不由得都是泪流满面。时间不容许他们多想，连忙问这位干事：“彭总的骨灰盒现放在何处？” “我也不知道，是成都军区政治部通知我们的。你们立即随我到成都军区政治部去。”干事说完，便拉了俩人上了车，飞一般地向成都军区方向驶去。 到成都军区后，政治部一位副主任立即带上綦魁英、景希珍二人赶到省委大院。张振亚向他们扼要介绍了当年彭德怀的骨灰盒送到成都的情况。綦魁英、景希珍见到彭总的骨灰盒一下扑了上去，泪如泉涌，悲痛欲绝。张振亚说：“我们刚才接到中央军委办公厅的电话，让我们把彭总的骨灰盒送到成都双流机场，交綦、景二位带到机场并护送至京，你们正好来了，一定要安全送到。” 这时，楼外站着的省委机关干部越来越多，大家默默地看着綦魁英小心翼翼地捧着装有彭总骨灰盒的手提包走向汽车，目送着英魂离去。 为了安全护送骨灰，中共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四川省军区领导未到机场送行。张振亚与成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陪同綦魁英、景希珍等同乘一辆面包车，经过人民南路广场，向16公里外的成都双流机场飞快奔去。 机场负责人因事先接到电话通知，早已站在候机室门口台阶上等候。见二位军人手提提包，在张振亚等人的陪同下，疾步走来，连忙迎了上去。张振亚向这位机场负责人耳语了几句后，便将綦魁英、景希珍送上了飞机。不久，飞机便发出轰隆隆地响声，在跑道上滑翔一段后，昂头起飞了。 飞机穿过去层，平稳地在云海上空飞行。两个多小时后，机组一位负责同志手持电报走到綦魁英、景希珍的座位旁，轻声告诉他们说：“中央军委办公厅通知你们，因派专机来不及了，飞机到首都机场后，你们不要下飞机。旅客下完后，飞机还要从首都机场起飞，到西苑机场降落，你们在那里下飞机，军委首长在那里迎接彭总的骨灰。” 下午六时后，飞机抵达首都机场，旅客下飞机后，中央军委办公室副主任王承光沿着弦梯疾步走上飞机与綦、景二人见面。王承光也是彭总以前的秘书，三人无限感慨，但时间紧迫、不容许他们细谈。王承光告诉他们：“等会飞机就要起飞了，绕北京城上空一周，到西苑机场降落，在那里举行迎接彭总的骨灰仪式。” 飞机在首都机场起飞后，夜幕已经降临。北京城灯火辉煌，天安门城楼，中南海的灯光格外明亮，照引着彭总的英魂归来。 当飞机在西苑机场停稳后，舱门刚一打开，便听见迎接骨灰的队伍中传来一片哭泣声。綦魁英控制住自己悲伤的感情，双手捧着彭总的骨灰盒，站在机舱门口。此时，彭总的夫人浦安修及其它亲属彭钢、彭梅魁、彭正祥、彭康伯等沿着弦梯走上飞机。彭钢从綦魁英的手中接过伯伯的骨灰盒，排成两行的党政军机关代表，忍不住泪如泉涌，有的人竟放声大哭起来。 彭德怀的骨灰放在第一辆小车上穿过两行肃立的迎接骨灰的队伍，军人们以军礼目送着车子从自己的身边通过。后面跟着一串小车，护送彭总的骨灰盒至八宝山革命宾仪馆第一室存放。 “天涯何处觅冤魂，青山有幸埋忠骨。”经过整整四年的异地飘泊，彭总的英魂终于回来了，和他的老战友朱德、陈毅、贺龙永远安眠在一起了。如果真有所谓在天之灵的话，彭总也一定会瞑目于九泉之下了。3．5 最后一个疑点 在我们介绍了寻找彭德怀骨灰的全过程之后，有一个疑点仍须作一解释：彭德怀的骨灰当年为什么会存放到成都？ 在“四人帮”控制的有关专案组的一份报告上有如下两段文字： “受审人员彭德怀，因患直肠癌，经治疗无效，于1974年11月29日病死。” “彭德怀是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反党分子。我们意见，将其化名王川，尸体火化后，骨灰存放成都一般公墓。” 该专案办公室另一份记录上写着：“……中办秘书处电话告，王副主席在彭德怀死亡骨灰处理报告上指示：‘照报告上所提的办法办。’”这里所提到的王副主席，就是王洪文。 秘密送来骨灰盒的那两位军人，也讲了周恩来总理关于存放成都，要精心保管，时常检查，不准换盒，也不准转移存放地点，以便今后查找时不致搞错的指示。 由此判断，在1974年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对彭德怀骨灰的处理办法，显然既包藏着“四人帮”的胆怯与祸心，也蕴含着周恩来总理及其它中央领导为保护彭德怀骨灰的策略和良苦用心。而将彭德怀元帅的骨灰长期存放于成都，这对当时已身患重病、身处逆境的周恩来来说，所能采取的最好办法，恐怕也莫过于此了。4 找到了另一个自己——读书之迷 虽然他只上过两年学，但书却始终陪伴着他经历了人生的每一个时期。他一生到底读过多少书，我们已无法计清，然而，一本极其普通的《欧阳海之歌》，却使他感慨万千，几度弹下元帅泪。这是为什么？其间究竟隐含着什么样的感伤情结？4．1 元帅与书 彭德怀出生在一个穷苦人家，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六岁时，家里送他去读私塾，在那里，他读过《三字经》、《论语》、《大学》、《幼学琼林》等。这些书对他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留在他记忆中的，只有苦涩艰奥的文字和愚腐呆板的儒家教义。然而，即使这样，他的读书生涯不久便因生计艰难而中断。八岁时，母死父病，全家八口人中，祖父母八十开外，三个在幼年的弟弟也无人照管。虽然他只有八岁，生活的担子却无情地压在了他瘦弱的肩上。他不得不停止学业去给地主放牛，也因此而中断了他一生仅有的、短得可怜的读书生涯。 学业中断了，但书并没有离开他。即使在此后战火纷飞、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他始终坚持挤时间来读书学习。无论在井冈山上，还是长征途中，以至延安时期，书始终陪伴着他，经历了人生的每个阶段，并留下许多感人的佳话： 那是红军第三次回到井冈山军事革命根据地的日子，部队驻在黄垇，军部就设在垇北的城隍庙里。 这天吃过午饭，六纵队的通讯员张洪远来给彭德怀送军务，他走到彭德怀的房门前，连叫几声“报告！”屋里却没人答应，推门一看，里边一个人也没有。他正要返回，迎面看见彭德怀的勤务员小李走过来。 “勤务兵，彭军长呢？”小张急切地问。 “在屋里休息。”小李回答说：“彭军长太辛苦了，别打扰他，有什么事，等会再来吧！” “彭军长并不在屋里。王纵队长让我来送紧急军务。” 小李听说是军务，想起平时彭军长的叮嘱：“有要紧事得及时报告。”于是，他连忙跑到几处打听，却连个人影也没找见。小李心里着急起来，心里不断地自言自语：彭军长会到那里去呢？ 忽然，他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对小张说：“彭军长准是看书去了！” “看书？在这么紧张的时候，还到那里去读书呀？”小张惊奇的问。 小李也不答话，拉了小张便向后山跑去，翻过一个山坡，果然看见彭德怀正坐在山腰的桂花树下聚精会神地读书，身子像钉在了地上似地，一动也动。 小张见这情景，既想走上前去，心里又有点畏惧。只好站在坡上，不时地向小李使眼色，吐舌头。 夏季的山区，浓雾茫茫，天气说变就变，不一会，就下起了毛毛细雨。彭德怀仍坐在石头上，小雨点不停地洒下来，他就用右手拿着书，用左手和袖子遮住雨，仍旧专心致志地读着。 站在山坡上的小张和小李，怕淋湿了彭军长的衣服，再也忍不住了，鼓起勇气，走上前去说：“报告彭军长，天下雨了，你为什么不戴斗笠？” 彭德怀头抬也不抬地答道：“噢，我没带斗笠，你给我一个吧。”他口上说着话，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手上的书，身子依旧稳稳地坐着。 “报告军长，你背上不是有个斗笠吗？”小李说。 彭德怀这才抬起头，一拉身后，果然有个斗笠，忙戴到着上说：“噢，瞧我这记性，要不是你们来，我大概连自己是谁都要忘了。” …… 无需再举例证，彭德怀元帅对书的特别喜爱和刻苦用功的学习精神于此可见一斑。 解放以后，彭德怀学习更加认真，为了掌握现代军事技术，他买了从高小到高中的数学、物理、化学课本，和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制订学习计划，每天坚持，从不间断，有时因会议耽误了，晚上不论回家多晚，也要戴上老花镜，在灯下把每天的学习计划完成。即使在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五年他脱离工作期间，这种勤奋不懈的精神不仅丝毫未减，而且涉及的面更宽、更远。他遍览古今中外政治、历史、文艺名著，刻苦地钻研自然科学、军事技术。即使到三线工作以后，虽然工作非常辛苦，后来又受到莫须有的攻击和批判，他也从未中断过学习。多少个夜晚，彭德怀坐在灯下，带着老花镜，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 彭德怀这种刻苦用功的读书精神，不仅影响了他周围的工作人员，而且得到国际友人的高度称赞。1956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来我国访问，和彭德怀谈得很投机。最后客人问： “你是哪个学院毕业的？”彭德怀回答：“我只读过两年书，并未上过大学。”蒙哥马利听后非常惊诧，最后颇有感触地说： “我明白了，明白了，通过你我明白了一个国家，一个古老民族是怎样获得新生的。”4．2 这本书真好 成都永兴巷七号——彭总的起居室里，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显得那样简朴，唯一能引人注意的，是几个放得整整齐齐，塞得满满当当的书橱。这些书是彭德怀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来三线工作时随身带来的，当时总共装了20多箱呢。其中有一本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书——《欧阳海之歌》，却为我们再现了彭德怀当年读此书时的情况，也是我们了解彭德怀晚年思想的珍贵资料。 60年代中期，继英雄雷锋、王杰之后，又一个英雄的名字在全国广为传颂，这个名字便是欧阳海。 欧阳海同志出身在一个穷苦人家，从小就受到穷困的折磨，童年跟随母亲要饭度日，后又为地主放牛。旧社会的苦难和压迫，炼就了他倔强和勇敢的性格，也使他无比仇限吃人的旧社会。后来，他成了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军队的摇篮里终于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革命战士。1966年终，为抢救国家财产而光荣地牺牲了。他只活了23岁，在短短的一生中，欧阳海做了很多好事。先后三次跳进水里救起过四个孩子；多次为集体，为孤寡老人义务劳动；参军后一贯艰苦朴素，见义勇为……这些动人事迹经金敬迈加工整理后，成为《欧阳海之歌》一书，这本书不仅是生活中欧阳海的真实写照，也是无数雷锋、王杰式的共产主义战士在艺术上的高度概括。 《欧阳海之歌》于1966年4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立即成为广大群众喜爱的畅销书，从军营到学校、工厂、机关，几乎全国的每一个地方都在谈论欧阳海的事迹，讲着欧阳海的故事，全国掀起了一股“学习欧阳海”的高潮。 欧阳海的事迹自然也引起了彭德怀的注意，他从三线工作巡视回来，一有空就孜孜不倦的阅读《欧阳海之歌》，常常忘记了吃饭，经常是一顿饭炊事员催了又催，彭德怀拖了又拖，有时候，他索性“罢”吃一顿。他被书中人物的事迹深深地吸引住了。那段时间，彭德怀说得最多的，恐怕要算“这本书真好”这句话了，他逢人便说，见人就讲，即使晚上一个人静悄悄地躺在床上，有时也会忘乎所以地喊出声来： “这本书真好！”彭德怀着迷了，如同饥饿的人见到了面包，穷困已极的人见到了金子。 这本书彭德怀详细地阅读了三遍，也许是他一生中看得最认真的一本书了。全书共444页，划有杠线的共计有148页，作有眉批的共有76页，眉批累计有1819字，有些地方还有明显的被水浸湿的痕迹，从已有的眉批看，这些痕迹并不是水痕，而是泪痕，可见彭德怀读此书时是何等激动，以至老泪纵横。 1966年晚秋的一个晚上，彭德怀把这本书交给了他的炊事员刘云，一再嘱咐他说：这真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一定要认真读一读，争取做一名欧阳海那样的革命战士。 此后不久，彭德怀便遭到“四人帮”一伙的残酷迫害，以至含冤而死。但刘云一直精心地保存着这本《欧阳海之歌》，虽然书皮已经破烂，但书页却非常完整，里面彭德怀所作的眉批字迹依然清晰可见。这真是一部难得的革命史料，也是彭德怀留给后世的一份珍贵的遗产。4．3 找到了另一个自己 夜深了，四周是那样安详，那样宁静。彭德怀依然端坐在桌上的台灯下，孜孜不倦地阅读着他非常喜爱的《欧阳海之歌》。他的心情却不像夜晚这样宁静，看着书上的文字，童年时的往事和以后的经历，像过电影似的一幕又一幕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他吃惊地发现，欧阳海的故事和自己的经历竟是如此相似，从书中，他仿佛又找到了另一个自己。 相似镜头一 “你我同根生” 翻开《欧阳海之歌》，首先看到的是欧阳海在风雪中降生，在旧社会这个人吃人的苦海中所受到的苦难遭遇。欧阳海七岁时跟随母亲去讨饭，受尽了地主老财的欺侮和凌辱，倔强的欧阳海不愿再受地主老财的欺凌，对妈妈发下了决心：“我再也不讨米，我要砍柴去。” “再也不讨米，我要砍柴去。”读到这里，彭德怀同志用笔划上了一道杠线。欧阳海那倔强的性格和不甘忍受辱的志向多么像自己童年的钟伢子呀。（钟伢子是彭德怀的乳名）读着欧阳海悲惨的故事，彭德怀不由得想起了自己苦难的童年。 （彭德怀的童年生活在他的《彭德怀自述》中所有交代）。 回首往事，彭德怀感慨地在19页上写下这样一些话： “小海，你七岁随母讨米，我八岁带弟也讨米，受富人欺侮，只讨一天，再不讨米、决心砍柴卖。你鲜血印白雪，我严冬水里捉鱼卖！你我同根生，走上一条路。” 相似镜头二 为了真理 在这本《欧阳海之歌》第194页上，一排铅字被下边的红线衬托得更加醒目，书页左侧三十几个刚劲有力的红字在黑色墨字的衬托下也越发清晰。那一排铅字是“因为这是为了坚持真理……”；那三十几个红字是“坚持真理，为了真理而斗争，哪怕是流尽自己的最后一滴血，是不吝惜的。” 这是彭德怀读书时作的杠线和眉批。 短短的一道杠线、三十几个字的眉批，却蕴藏着震憾人心的巨大力量。在红与黑的字里行间，凝聚着彭德怀为了坚持真理而奋不顾身，义无反顾的彻底精神，体现着彭德怀一生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光辉事迹。 1934年，彭德怀面对“左”倾教条主义者煊赫的权势，冒着杀头查办的危险，挺身而出，痛斥“左”倾教条主义者“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作战方针，他愤怒地说：“中央苏区从开创到现在也四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是多么困难，现在却要被你们给葬送掉，你们是‘崽卖爷田不心痛’！” 1959年庐山会议上，在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片欢歌颂语声中，彭德怀根据自己的实地调查，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虽然因此而遭到非议和批评，但他仍不改初衷。会后，有人逼他交出所谓的“军事俱乐部”的名单时，彭德怀气愤地说：“我不能乱供什么军事俱乐部的名单、组织、纲领、目的等，那样做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1962年，彭德怀被“罢官”三年后，看到林彪、“四人帮”随意践踏和纂改党的历史，倒行逆施以及诬陷诋毁党的干部，拍案而起，起草了八万言书。当身边的同志劝阻他时，他说：“我个人是渺小的，为了我自己，写不写没有什么，可是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它有自己的光荣历史，历史应该是真实的，它不能有假。一个共产党员，不应该给党抹黑。…… 这封信上去以后可能要伤害到某些人，但是这些都是事实，为了真理，为了党的利益我不能不这样做。” “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不应该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为了坚持真理，应该抛弃一切私心杂念，真正具有不怕杀头，不后坐牢，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的‘五不怕’精神，只有这样，才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态度，才有益于革命，有益于人民。” …… 不必再举例证了，这一句句出自肺腑的真挚话语，一件件平凡却又倍见精神的感人事迹，却已紧紧地浓缩在三十几个字的眉批之中。一部《欧阳海之歌》，不仅使他对自己以往的做法进行了反思从而坚定不移，而且激发了他矢志不渝地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的信心和决心。也正是因此，在读到400页小字号铅印的毛泽东的“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方法，舍不得丢掉的吗？”一段话时，彭德怀同志用红笔给划了道线，并写了如下眉批： “这话说得多好！照这样行动才对。”4．4 元帅为什么哭了 提起彭德怀，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毛泽东的那首诗：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确，在人们的心目中，彭德怀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大将军，流血不流泪的硬汉子。然而，又有谁能知道，就是这位建立了无数赫赫战功的彭大将军，在读《欧阳海之歌》时却几度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第一次读《欧阳海之歌》，看到201页时，彭德怀哭了，他摘下老花镜，用手抹掉脸上的泪水，然后提笔写下“我看到这里哭了，不知为什么？”第二次读《欧阳海之歌》，还是看到那个地方，彭德怀又哭了，他又写下同样的眉批：“我看到这里又哭了，这是为什么？” 是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回首童年不幸的往事，他没有哭：战争年代的残酷考验，他没哭；庐山会议上莫须有的指责和诬陷，他同样没有哭。他不是那种轻易掉泪的人。那么，究竟是什么事情让他如此感事伤怀呢？让我们还是把探寻的目光重新移向这本令彭德怀元帅牵肠挂肚的《欧阳海之歌》吧！ 在201页上，彭德怀划上了许许多多的杠线，杠线上全都是欧阳海的指导员曾武军对欧阳海所说的话： “……一旦治不好，那也没关系，革命工作千千万，总会有我的活儿干的。看树林子，守灯塔，不都是革命工作吗？只要这颗心不残废，一条胳膊干的工作多的是哩。” “这回真要革命到底了，那也没啥！人嘛，总有一死，活七、八十岁不算长，活二、三十岁也不算短。” “我还不到彻底休息的时候，就一定要争取回到这里来，现在任务没完成，我不能撤退！” “活着，为了党的事业战斗，死，为了党的事业献身。” 当看完这几段引文之后，我们相信，聪明的读者一定已悟出了点什么，得出一些扑朔迷离的结论。这些话，是曾武军受伤医治期间对欧阳海说的，表现了一个革命战士一心渴望能早日工作的迫切心情。如果说彭德怀在看到这里时，为曾武军的事迹所感染而流泪，这样的结论是难以说服人的。要知道，在英雄辈出的六、七十年代，这样的豪言壮语是不罕见的，在雷锋、王杰等人的事迹中同样可以找到。而这种颇似“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话语，是不足以使这位曾出生入死，屡建战功的元帅凄然泪下的。 答案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文字所特有的感染功能又一次把彭德怀元帅引向了对自己往事和境遇的联想。他在被书中的人物感动，为自己的不幸哀伤。 那么，此时此刻的彭德怀在干什么呢？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