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9

林中地上落满了严霜，浓绿已经有点凋落，这土地看上去就显示出，那里炎阳已经变得温和。（3.13.20）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冬去春来，寒来暑往，历经五年多的时间，季羡林竟把长达八万行的《罗摩衍那》翻译出来了。当“四人帮”像《罗摩衍那》中的十头魔王一样完蛋之后，1980年人民出版社开始出版《罗摩衍那》，至1984年出齐，厚厚的八大本。季羡林为翻译史和中印交流史建立了一座丰碑。《罗摩衍那》汉译本一问世，立刻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也成为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1985年，季羡林被邀请参加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印度与世界文学国际讨论会”和“蚁蛭国际诗歌节”，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并给最高礼遇，被大会指定为印度和亚洲文学分会主席。1994年，《罗摩衍那》汉译本荣获了中国第一届国家图书奖。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对逆境成材，发愤著书的人算过一笔总账，他写道：“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长长的名单上再增添一人：“季羡林身陷门房，而《罗摩衍那》译出。”1976年10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季羡林在这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悲剧中，犹如炼狱里的游魂一般，历尽劫难，九死一生，隐忍苟活，总算活了下来。按照前文的惯例，在这里应该总结一下季羡林十年来的研究成果，然而这已经无从谈起。作为一个终身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季羡林在这十年里的学术研究成了一个空白点。这十年正是季羡林从五十五岁至六十无岁的十年，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这个年龄段，应当是成熟时期，收获的季节，是成绩斐然，硕果累累，大放异彩的时期，可是，在这大好时候，季羡林却在文革的“炼狱”里受难。不过，既然是在劫难逃，慨叹、惋惜也毫无用处，只好效法季羡林，说一声：“天凉好个冬！” !浩劫过后的辉煌（1）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同日，中共市委对“四人帮”在北大的爪牙迟群、谢静宜实行隔离审查。l0月10日，查封了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梁效”（两校）。所有大批判组成员集中学习。10月24日，北大四千三百多名师生员工兴高采烈地参加了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粉碎江、王、张、姚反党集团的胜利大游行。1977年11月23日，进驻北大的军工宣传队撤离学校。点名请周培源任北京大学校长。北大“拨乱反正”，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接下来的当务之急是清理大革命的冤假错案，以便把干部和教师们解放出来，投入新的工作。据《北京纪事》载：“十年内乱中受审查的正、副教授共184人，占当时正、副教授总数185人的99.4%。经复查需做出书面结论的有l1l人，已全部平反，其中迫害致死的18人。”又载：“根据有关规定，全校共清理1l39人的材料，清理后共销毁材料2040公斤。”这真是一连串骇人听闻的数字！全校一百八十五位正、副教授中，仅一人未受到审查，这正应了当年军工宣传队所谓“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的估计。北大岂不真的成了“洪洞县里无好人”了吗？被迫害致死的十八人，这些冤魂即使得到平反，又有什么意义呢？重达二千多公斤的“材料”更让人闻之不寒而栗。人们不禁要问，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要革谁的命？不管怎样，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噩梦已经过去了，迎来的是灿烂的朝阳。北大党委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上的步子较其他院校走得更快一些。到1981年，北大正、副校长七人中，教授四人，中层干部中，正、副教授七十七人，占30.3%。三级以上教授均配备助手。一、二级教授家均由公家出钱安装电话（家庭电话在当时还是很稀罕的事）。由于按规定可享用汽车的教授人数太多，而缺少车辆七十七辆，学校不得不表示遗憾。改善教授、副教授的住房条件，虽经过努力，几经调整，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仍然是“目前矛盾最尖锐的问题之一”。正、副教授的配偶、子女调京问题，经校方努力，已解决得八九不离十。总之，历史再次重复。知识分子的命运，像烙饼一样，又翻了一个个儿。他们又重新受到了党的重视和群众的尊敬，被视为国家的财富而不是垃圾。系的教师们又开始讲授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的诗词；西语系的教师们再次开设莎士比亚、歌德、席勒、巴尔扎克的专题讲座。“文革”以后，季羡林的命运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戏剧性的变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本来已经被‘革命’小将——其实并不一定都小——在身上踏上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可否极泰来，人间正道，浩劫一过，我不但翻身起来，而且飞黄腾达，‘官’运亨通。”为了明晰起见，且把“文革”后季羡林的“官职”择要如下：1978年2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78年3月，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l978年7月，“经华主席、党中央批准”，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1978年12月，再次当选为北京大学工会副主席。1979年1月，官复原职，被任命为东语系系主任。1980年5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1980年11月，被选为北京大学第七届党委委员，并且被选为北京大学出席北京市第六次党代会的六名代表之一。1983年5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且被选为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除此而外，他还兼任：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亚非学会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文字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高等学会副会长、中国外国学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协会理事、德国哥廷根科学院《新疆吐鲁番出土佛典的梵文词典》顾问、冰岛“吐火罗语与印欧语系研究”顾问等五十余个职务。季羡林的职务多得连他自己也记不住，如果印在名片上，三张名片也不够，所以他平时不用名片，必须交换名片时，他的名片上只印着“北京大学教授”这一个头衔。季羡林的“飞黄腾达”，他自己并不十分在意，因为他的心思在研究学问上，而不在做官上。可是，这却使过去痛打过他，折磨过他的人胆战心惊。他们怕他报复，感到忐忑不安。但是，季羡林没有这样做。他说：“如果我真想报复的话，我会有一千种手段，得心应手，不费吹灰之力。可是我没有这样做，我对任何人都没有打击，报复，穿小鞋，耍大棒。”原因是什么呢？他接着说：“我有爱，有恨，会妒忌，想报复，我的宽容心肠不比任何人高。可是，一动报复之念，我立即想到，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那种气氛中，每个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哪个派别，都像喝了迷魂汤一样，异化为‘非人’……我自己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时候，还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我焉敢苛求于别人呢？打人者和被打者，同是被害者，只是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已。就由于这些想法，我才没有进行报复。”（《牛棚杂忆·自序》） !浩劫过后的辉煌（2）季羡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今天，他仍然友善而亲切地同过去整过他的人一起工作，一起开会，一起聊天，毫无芥蒂，没有半点隔阂。过去的事一风吹了，真正做到了“相逢一笑泯恩仇”。这使许多曾经整过他，批过他，打过他，折磨过他的人深受感动，反而自觉愧疚。其中不少人通过各种方式向他表示歉意。季羡林都向他们表示：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不要再提了。他甚至有时还要花费许多时间对这些人做解释和安抚工作。季羡林这种深明大义的行动，这种“洞明世事，反求诸躬”的高尚品格，使他在北大，在东语系，没有一个私敌。他受到所有人的尊敬。而那位曾经红极一时，不可一世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则早在1971年便因挑动武斗，镇压群众，反军乱军，分裂中央等罪状，被隔离审查，监督劳动。l978年被开除党籍、公职，由专政机关依法逮捕。1983年3月16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判：“依法判处聂无梓有期徒刑l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从冬眠中醒来历史的神秘之处，就在于它的难以预测。谁也没有想到，在经过暗无天日的大革命以后，会出现一个社会安定，欣欣向荣，人心舒畅的社会局面；谁也没想到在经济滑到崩溃边缘以后，中国会出现经济繁荣，持续增长，脱贫致富的大好形势。人生的神秘之处，同样在于它的难以预测。季羡林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在牛棚里受尽折磨，在门房里消磨掉几年宝贵的光阴，早已放弃了学术研究念头，打算当个门房了此一生以后，会“柳岸花明又一村”，迎来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四人帮”垮台的时候，季羡林同广大群众一起分享了胜利的喜悦，他的心合着群众的锣鼓声而颤动。他在形容当时兴奋的心情时说：“我立刻想到唐代伟大诗人杜甫的那一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著名的诗。诗的前四句是：‘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我觉得，只有这样的诗句才能表达我的喜悦心情于万一。”他又说：“解放后，中国人民有过不少乐事，但像‘四人帮’倒台时的快乐，我还没有经历过。”可见他在“文革”结束时的心情是何等的激动和喜悦。但是，从l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两年中，全国的政治形势有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季羡林的思想状态也有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他说：“对我自己来说，还不可能一下子改变，还有一些障碍需要消除。我正处在从反革命到革命，从非党员到党员，从非人民到人民，从非人到人，从不可接触者到可以接触者的非常缓慢转变的过程中。”这个转变过程最后完成的标志，便是他创作的散文《春归燕园》。前文中曾经提到季羡林1962年写的散文《春满燕园》，他为了这篇文章吃够了苦头。到了1978年深秋，此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但是全国的政治气氛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季羡林凭直觉，感到春天真正要来临了。当时的时序虽然是秋季，但是他却感到大地“春意盎然”“心中溢满了春光”。他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特意再走了一遍写《春满燕园》时走过的道路。他徜徉未名湖畔，看到男女们在黄叶林中于湖水岸边，都在认真地读着书，听到琅琅的声，在湖光塔影中往复回荡。他想到，当年连湖光塔影也被贴上了荒谬绝伦的修正主义标签，今天恢复了名誉，显得更加美丽动人。他又想到，“四人帮”这些家伙生性与人不同，凡人间美好的东西，比如春天、美景、鲜花，他们都憎恨，简直令人不可思议。现在，这一群丑类终于垮台了，人间又恢复了美好的景象。他倍感心舒气爽，激情满怀。就是在这种兴奋激动的心情支配下，他又拿起笔来，再写了一篇歌颂燕园读书声的散文，取名《春归燕园》。写完《春归燕园》，季羡林的思想终于走出了“文革”阴影，摆脱了一切束缚，完成了思想转变的过程，恢复了往日的生活信念和欢乐。后来，他把写《春满燕园》和《春归燕园》两篇散文时的心情作了对比，“我自己感觉得，写《春归燕园》时的激情要大大地超过写《春满燕园》时。其中道理是非常简单明了的。写《春满燕园》时，虽然已经尝了一点点苦头，但是总起来说，快乐大大超过苦恼。到了写《春归燕园》时，我可以说是饱经忧患，九死余生，突然又看到了光明，看到了阳关大道，其激情之昂扬，不是很自然的吗？” !人格的魅力（1）20世纪80年代初，季羡林已经年逾古稀，满头银发，额头上增添了许多皱纹，看上去俨然一老翁的样子。正如臧克家在1980年写的一首诗《赠季羡林同志》中所描写的：“朴素衣裳常在眼，遍寻黑发一根无。”但是，季羡林自已却“一点老的感觉都没有”。他终日笑容满面，精神矍铄，像年轻人一样骑着自行车在里穿梭，骑车的速度之快让家里人常常替他担心。此时，季羡林身兼数十个职务，终日公务缠身，忙得不可开交。虽说这些职务有“实”的，也有“虚”的，但是光北大副校长、南亚研究所所长这两个“实打实”的职务集于他一人之身，就已经是超工作量了。人大常委也不是个闲差。这个“全国最高权力机构”，实际工作主要是立法、任命国家高级领导人。每两月开会一次，每次十天至两周。其他各种学会会长、副会长、理事，虽说是个“挂名”，但开会总是免不了的，这当然也会占去不少时间。季羡林打心眼里并不想做官，更不愿意做个“开会专业户”。他是个学者，他的主要兴趣是研究学术，过去三十年已经浪费掉许多宝贵的时间，现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了，正是他搞学术研究的大好时机，不能再错过的了。但是碍于形势，有的职务很难推辞，便答应下来了。没想到一开了先例，各种职务便接踵而来，最后，用他自己的话说：“也只好‘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由它去吧。”季羡林既不能不“做官”，又不想失掉做学问，那就只好挤时间了。像说的“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写作上”，他仍然凌晨4点起床，伏案写作，8点以后去上班。再利用晚上时间加班加点地、写作，连节假日也全部搭进去了，甚至把时间的“边角废料”都利用起来。几年下来，他的“政务”没有耽误，学术研究也获得了大丰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而且创作了数十篇精美的散文。季羡林是怎样做到、的呢？他在《季羡林自传》中写道：时间就是生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而且时间是一个常数，对谁都一样，谁每天也不会多出一秒半秒。对我们研究学问的人来说，时间尤其珍贵，更要争分夺秒。但是各人的处境不同，对某一些人来说就有一个怎样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的问题。这个怪名词是我杜撰出来的。时间摸不着看不见，但确实是一个整体，哪里会有什么“边角废料”呢？这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平常我们做工作，如果一整天没有人和事来干扰，你可以从容濡笔，悠然怡然，再佐以龙井一杯，云烟三支，神情宛如神仙，整个时间都是你的，那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边角废料”问题。但是有多少人有这种神仙福气呢？鲁钝如不佞者几十年来就做不到。建国以来，我搞了不知多少社会活动，参加了不知多少会，每天不知有多少人来找我，心烦意乱，啼笑皆非。回想十年浩劫期间，我成了“不可接触者”，除了蹲牛棚外，在家里也是门可罗雀。《罗摩衍那》译文八巨册就是那时候的产物。难道为了读书写文章就非变成“不可接触者”或者右派不行吗？浩劫一过，我又是门庭若市，而且参加各种各样的会，终日马不停蹄，我从前读过马雅可夫斯基的《开会谜》和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觉得异常可笑，岂意自己现在就成了那一类人物，岂不大可哀哉！但是，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是能够想出办法来的。现在我既然没有完整的时间，就挖空心思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在会前、会后，甚至在会中，构思或动笔写文章。有不少会，讲话空话废话居多，传递的信息量却不大，态度欠端，话风不正，哼哼哈哈，不知所云，又佐之以“这个”、“那个”，间之以“唵”、“啊”，白白浪费精力，效果却是很少。在这时候，我往往只用一个耳朵或半个耳朵去听，就能兜住发言的信息量，而把剩下的一个耳朵或一个半耳朵全部关闭，把精力集中在脑海里，构思，写文章。当然，在飞机上，火车上，汽车上，甚至自行车上，特别是在步行的时候，我脑海里更是思考不停。这就是我所说的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积之既久，养成“恶”习，只要在会场一坐，一闻会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联翩飞来；“天才火花”，闪烁不停；此时文思如万斛泉涌，在鼓掌声中，一篇短文即可写成，还耽误不了鼓掌。倘多日不开会，则脑海活动，似将停止，“江郎”仿佛“才尽”，此时我反而希望开会了。这真叫做没有法子。这真是一段绝妙的文字，初看让人忍俊不禁，继而令人感慨万端，最后使人黯然神伤。那些以开会为业，以开会为乐，以开会出名，不开会则无事可做的“开会迷”、“开会专业户”、“开会专家”们，都应该读一读季羡林这段文字，从而了解一点开会的真实效果，以免浪费参会者的宝贵生命。季羡林说：“我不是做官的料。”可是几十年来，命运又使他与官场结下了不解之缘。“文革”以后更是“官”运亨通，从系主任升至副校长。季羡林是怎样做“官”的呢？1984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刋登过杨匡满写的文章《为了下一个早晨》。这是一篇介绍季羡林事迹的报告，其中有一段是谈他怎样履行北大副校长职责的：有一天晚上，他已经躺下了，电话铃响了。 !人格的魅力（2）“季副校长，我们这楼停水了。”“我家里也没水。”“那请你赶快反映反映吧！”“行行行！”谁让他没有架子呢？别人什么事都愿意找他。有人在他的桌上发现过这样的纸条：“开饭时间有十一点一刻，十一点半，十一点三刻三个方案，据学生反映，倘十一点一刻开饭，晚下课去就吃不上好菜……”这是这位一级教授亲笔记下，准备在校长办公会议上发言用的。他生气地感慨道：“就一个熄灯打铃的问题，讨论了几年还没有解决。”“谁让他没架子呢？别人什么事都愿意找他。”这句话概括了季羡林是怎样做的官。季羡林担任副校长那阵子，经常可以看见他着骑着自行车在里东奔西跑的身影，他那满头的白发十分惹眼，远远的就能看出来。像修水管，食堂开饭时间，打熄灯铃一类“鸡毛蒜皮”但又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每天多如牛毛，都要他去解决。而他要解决这些问题，只靠发号司令是行不通的，常常还要亲自向有关部门的“老爷们”低三下四，求爷爷告奶奶，才能解决。这哪里像个“官”呢？可季羡林就是这样兢兢业业地做官的。除了兢兢业业，季羡林做官还铁面无私。季羡林从来是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在当官以后，更是坚持原则，不徇私情，不开后门。上世纪80年代初，臧克家的苏伊想在北大南亚研究所谋一个一般职员的工作。当时季羡林恰好担任南亚所所长，这样的事只要他点个头就能办到，但是由于苏伊不具备进入南亚所的条件，最终还是被季羡林婉拒了。季羡林与臧克家是四十多年的老，又是老校友，老乡。前文曾提到，季羡林回国到了上海，就曾住在臧克家家中，在臧家的榻榻米上睡过好些日子。解放后，他们过从甚密，每年春节，季羡林必定要从北大进城去，到臧克家住处拜年。臧克家曾鼓励季羡林入党。他们的友谊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莫逆之交，甚至可以说臧克家是季羡林为数不多的几个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可是，这样的老友有求于他时，他仍然坚持原则，秉公办事，没有开后门。这样的事在今天说起来恐怕都没有人会相信。臧克家的夫人郑曼女士在《我崇敬的季羡林先生》一文中回忆道：季先生的言语、行动，都是一是一，二是二，不拐弯抹角，不来什么客套，怎么想，就怎么说。记得八十年代初，小女苏伊因为不习惯工厂车间的噪音，进厂半年，就得了高血压症。她坚持了五六年，实在不行了，我们就托季先生把她安排在他主持的南亚研究所里当一名职员，换换环境，可以接触一下气氛。季先生听了，马上约苏伊去谈话。我陪苏伊去见季先生。他问苏伊：“你读过《大唐西域记》没有？这可是南亚所的入门书，到我们所，都得先考这本书。”当时，苏伊毕业于师大女附中高中，哪里读过什么《大唐西域记》？我们原以为只考考一般常识，一听，就傻了。回家后，赶紧向图书馆借书突击。不久，我所在的人民出版社招考校对，苏伊被录取；一年后，她又被调往协会，派给她父亲当秘书，就没有去南亚所应考。我们都认为季先生按南亚所规章办事，是完全应该的，这正是季先生严守职责的高尚品格。郑曼女士（也包括臧克家在内）是深明大义的人。她没有把季羡林秉公办事，不开后门，婉拒了她女儿入南亚所的事看做是不近人情，反而称赞季羡林这样做是“严守职责的高尚品格”。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有这种觉悟，季羡林一贯坚持原则，有时也会招到个别人的非议，但是他却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戴和尊敬。有一次，季羡林在校园里的路上走着，忽然有一辆自行车停在他的面前。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从车上下来，向季羡林问道：“您是季羡林教授吗？”“是我。”季羡林答道。“季先生，我没有什么事。我只想当面向您说一句：我很敬佩您。”说完，年轻人又转身上车，飞驰而去。另一次，季羡林正同一位教师在校园里同行。迎面开过来一辆轿车，汽车开到他们面前，戛然而止。从车上下来一位陌生的年轻人。他走到季羡林面前，双手合十，向季羡林深深地鞠了一躬。当他知道季羡林要去的地方后，便请季羡林上车，可是被季羡林谢绝了。之后，这个年轻人又向季羡林深深地鞠了一躬，便回到自己的车里。他开着车尾随在季羡林之后，缓缓地行走。季羡林多次站在路边招手示意让他开过去，但他没有开过去，仍然慢慢地尾随于后。一直到了岔路口，季羡林停住脚步向这位青年招手致意，年轻人在车上按了一下喇叭，才驾着车向另一条路开去。《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用这句诗来比附季羡林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和地位，是恰如其分的。 !重返哥廷根（1）季羡林万万没有想到经过了三十五年的漫长岁月后，他又回到了当年德国时住过十年的哥廷根来了。1980年11月，他率领社会科学代表团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参观访问，其中有一站，便是访问哥廷根。他坐在从汉堡到哥廷根的火车上，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他频频地问着自己，难道这是梦吗？可是车窗外的景物和行人告诉他，这的确是事实。此时，他脑海里印象历乱，面影纷呈。过去三十多年来没有想到的人和事一幕幕地在他脑海里浮现出来。那些尊敬的老师们的笑容又呈现在他面前。那像一样的女房东欧朴尔太太慈祥的面容也呈现在他眼前。当然那宛宛婴婴的伊姆加德的美丽的面孔，也在他眼前活动起来。那窄窄的街道、街道两旁的铺子、城东小山的密林、密林深处的小咖啡馆、黄叶丛中的小鹿，甚至冬末春初时分从白雪中钻出来的白色小花雪钟，还有很多别的东西，都一齐争先恐后地呈现到他眼前。一霎时，影像纷乱，他心里也像开了锅似地激烈地动荡起来了。火车停了。季羡林飞也似地跳了下去，踏上了哥廷根的土地。忽然一首唐诗自然而然地涌上心头：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为什么会涌现这么一首诗呢？季羡林立刻意识到，这座只有十来万人的异域小城，在他的心中，早已成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了。他在这里度过的十年，是他年少，风华正茂之时，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岁月。他曾在这里快乐过，苦恼过，追求过，幻灭过，动摇过，坚持过。这一座小城实际上决定了他一生要走的道路。在小城中漫步，他心潮汹涌，思绪万端，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有欣慰，有惆怅，有追悔，有向往，感情上有一种莫可名状的重压。哥廷根几乎没有变。市政厅前广场上矗立的有名的抱鹅铜像，同三十五年前一模一样。一群鸽子仍然像从前一样，在铜像周围徘徊，悠然自得。季羡林感到仿佛昨天才离开这里，今天又回来了。他走下地下室，到地下餐厅去吃饭。里面陈设如旧，座位如旧，灯光如旧，气氛如旧。连那年轻的服务员也仿佛就是当年的那一位。他感到仿佛昨天才在这里吃过饭。广场周围的铺子都没有变。那几家著名的餐馆，什么“黑熊”、“少爷餐厅”等等，都还在原地。那两家书店也都还在原地。总之，他看到的一切同原来一模一样。他甚至怀疑眼前的一切，对自己问道：“我真的离开这里已经三十五年了吗？”但是，正如古人所说：江山依旧，物是人非。他想到，在火车上回忆到的那些人，他知道有的已经去世。有的虽不知生死，但如果还活着的话，年龄已经超过一百岁，这些人的生死存亡就用不着去问了。但是，他仍然坚持怀着沉重的心情去访旧。首先，他要去看一看自己住过整整十年的房子。他知道，母亲般的女房东早已离开人世，但是房子还在。他走到那条熟悉的街道，依旧整洁如新。从前他经常看到一些老太太用肥皂水来刷洗人行道，现在人行道仍然像是刚洗刷过似的。街拐角那一家食品商店仍然开着，明亮的大玻璃橱窗里面陈列着五光十色的食品。主人却不知道已经换了第几代了。他走到当年住过的房子外面，抬头向上看，看到三层楼他住过的那一间屋子的窗户，仍然同以前一样，摆满了红红绿绿的花草，当然不是出自欧朴尔太太之手。他蓦地一阵恍惚，仿佛自己昨晚才离开，今天又回家了。他推开大门，大步流星地跑上三楼，来到自己住过的房间门口。他下意识地想用钥匙去开门，但立刻就住了手，因为他醒悟到，现在里面住的是另一家人了。他曾多次梦见这所房子，梦见房子的女主人，如今真的来到房门前，却是：物是人非，人去楼空。他在房门外徘徊了片刻，怅然若失地踱下楼。他下一个打算访问的便是伊姆加德小姐。本书在《负笈德意志》一节中，曾经写过季羡林与伊姆加德小姐之间的一段故事。季羡林离开哥廷根以后，曾经同伊姆加德小姐通过几次信，后来就断了音讯。但是，在过去的三十五年中，他从未忘记过这段爱情经历，也从未忘记过伊姆加德小姐。现在重返哥廷根，虽然他已经是一位古稀老人，然而年轻时留下的珍贵感情使他希望能借此机会同伊姆加德小姐见上一面，这个打算在他重返哥廷根的路上早就决定了。他的脑海里不时地浮现出当年伊姆加德年轻活泼、如花似玉般的美丽形象，又不断地想象，现在应该年届花甲的伊姆加德小姐又该是一副什么模样呢？他想来想去，无论如何想象不出来。季羡林对伊姆加德小姐的家太熟悉了，他曾经去过不知多少次。伊姆加德家同欧朴尔太太的家在同一条街上，相距不远。季羡林从欧朴尔太太家出来，便径直向伊姆加德家走去。他来拜访伊姆加德小姐，事先没有同她联系，想给她一个惊喜。他来到伊姆加德家门口，心里有点紧张，稍微镇定了一会儿，抬手敲了敲门。他满心希望开门的是伊姆加德小姐。当年的两个年轻恋人，经过几十年的分离以后，大家都变成了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老人，再一次相见，那该是多么令人激动兴奋，又多么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啊！就像在电影里常见到的一样。季羡林脑子里飞速地闪过这样念头。可是，门开了，开门的却不是伊姆加德，而是一位陌生的中年妇女。季羡林向他打听伊姆加德小姐的下落。她摇了摇头，客气地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伊姆加德小姐这个人。”季羡林愕然不知所措。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好连忙表示歉意，扫兴地退了出来。后来，他又多方打听伊姆加德小姐的下落，但始终没有下文。 !重返哥廷根（2）前文中曾经提到，2000年时，香港电视台的一位女士，为了拍摄季羡林的传记片，曾专程到哥廷根去了一趟。据她说：她终于找到了伊姆加德，并且访问了她。在季羡林重返哥廷根的时候，伊姆加德小姐其实就住在她原来房间的楼上，可惜住在她原来房间的那位新住户不认识她。就这样，阴错阳差地，季羡林与伊姆加德小姐失之交臂，错过了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与伊姆加德小姐见面的机会。不过，后来在好事者们的帮助下，季羡林在九十岁的时候终于收到了伊姆加德小姐从哥廷根寄来的贺年片和她八十岁的照片，多少得到一些慰藉。但是由于伊姆加德小姐年事已高，已经不能乘越洋飞机来与季羡林见面了，令人感到十分惋惜。幸运的是，几十年来他昼思夜想最希望能见到的人，最希望他们还能活着的人，他的“博士父亲”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和夫人仍然健在。教授已经是八十三岁高龄，夫人比他寿更高，八十六岁。季羡林同他的“博士父亲”及夫人会面的地方，不在他熟悉的教授的家里，而是在一所豪华的养老院里。别人告诉季羡林，教授已经把自己的房子赠给了哥廷根印度学和佛教研究所，把汽车卖掉，搬到这一所养老院里来了。养老院里富丽堂皇，应有尽有，健身房、游泳池无不齐备。但是，季羡林想：到这里来的人都是七老八十的人，多半行动不便。对他们来说，健身房和游泳池实际上等于聋子的耳朵。他们不是来健身，而是来等死的。一个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心情如何，概可想见。话又说了回来，教授夫妇孤苦零丁，不到这里来，又到哪里去呢？季羡林看见眼前的一切感到有些心酸。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见到了自己几十年没有见面的弟子，而季羡林也见到了他几十年想念的“博士父亲”。他们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又是多么兴奋啊！但是，在谈话的过程中，季羡林渐渐感到，他的“博士父亲”的晚景并不十分美好。虽然生活条件是一流的，然而心境却很孤独、寂寞。他在《重返哥廷根》中写道：我一下汽车就看到在高大明亮的玻璃门里面，教授端端正正地坐在圈椅上。他可能已经等了很久，正望眼欲穿哩。他瞪着慈祥昏花的双目瞧着我，仿佛想用目光把我吞了下去。握手时，他的手有点颤抖。他的夫人更是老态龙钟，耳朵聋，头摇摆不停，同三十多年前完全判若两人了。师母还专为我烹制了当年我在她家里常吃的食品。两位老人齐声说：“让我们好好聊一聊老哥廷根的老生活吧！”他们现在大概只能用回忆来填充日常生活了。我问老教授还要不要关于佛教的书，他反问我：“那些东西对我还有什么用呢？”我又问他正在写什么东西。他说：“我想整理一下以前的旧稿；我想，不久就要打住了！”从一些细小的事情上来看，老两口的意见还是有一些矛盾的。看来这相依为命的一双老人的生活是阴沉的、郁闷的。在见面过程中，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当季羡林把自己翻译的《罗摩衍那》第一卷（当时刚出了第一卷）躬躬敬敬地送给他的老师时，万万没想到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立刻板起脸来，很严肃地对季羡林说：“我们是搞佛教研究的，你怎么弄起这个来了！”季羡林一听，顿时语塞，不知如何向老师解释。他了解老师的心情，是希望自己在佛教研究方面能多做出些成绩，而不是搞什么翻译。可是，这位德国老师哪里能了解自己的处境呢？自从回国以后，他一无情报，二无资料，怎么搞佛教研究呢？解放以后，运动不断，搞学术研究被视为“白专”、“修正主义”，年年批，月月批，天天批，又怎么敢搞佛教研究呢？“文革”十年，自己被批斗、被劳改、被痛打、被折磨、被关牛棚，成为“非人”、“不可接触者”，九死一生，苟且偷生。在那疯狂的岁月里，不要说研究佛教，就连研究佛教的念头都没有了。这一切他能跟他的德国老师说吗？就算说了，德国老师能听得懂吗？他会相信吗？再说，自己翻译《罗摩衍那》的过程，别人听起来简直像听天方夜谭一样荒诞离奇。在当门房的时候，每天像做贼一样提心吊胆、偷偷摸摸地翻译，整整五年时间才完成。好在“文革”结束了，重开天日，《罗摩衍那》才得已出版。这些情况要向这位八十三岁的德国老师说清楚，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他觉得还是不说为好。季羡林对老师的批评只好保持沉默，没有作任何解释。谈话已经很晚了，季羡林站起来，想告辞离开。老教授带着乞求的目光说：“才十点多钟，时间还早嘛！”季羡林只好重又坐下。他心里陡然凄凉起来。他想：“老教授毕生勤奋，著作等身，名扬四海，受人尊敬，老年就这样度过吗？我今天来到这里，显然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快乐。一旦我离开这里，他们又将怎样呢？可是，我能永远在这里呆下去吗？我真有点依依难舍，尽量想多呆些时候。但是，千里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谈话到了深夜，季羡林狠了狠心，向教授和夫人说了声“夜安！”站起来，告辞出门。老教授一直把他送下楼，送到汽车旁边，显出难分难舍的神情。季羡林此时也依依不舍、心乱如麻。他写道：此时我心潮翻滚，我明确地意识到，这是我们最后一面了。但是，为了安慰他，或者欺骗他，也为了安慰我自己，或者欺骗我自己，我脱口说了一句话：“过一两年，我再回来看你！”声音从自己的嘴里传到自己的耳朵，显得空荡、虚伪，然而却又真诚。这真诚感动了老教授，他脸上现出了笑容：“你可是答应了我了，过一两年再回来！”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噙着眼泪，钻进了汽车。汽车开走时，回头看到老教授还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活像是一座塑像。 !重返哥廷根（3）——《重返哥廷根》 !“穷年忧黎元”（1）知识分子自古有一个，就是“忧国忧民”。从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再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路“忧”下去，到了20世纪的，发出了“寄意寒心荃不祭，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最强音。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当然是一种高尚的情操，一种优良的传统，并且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作用，甚至成为我们性的一部分。但是，历史上没有几个统治者是喜欢这种传统的。他们喜欢的是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报喜不报忧，因此，知识分子这种不识时务的忧思、诤谏，往往会碰得鼻青脸肿，弄不好，甚至还要掉脑袋的。尽管如此，中国知识分子这种特有的“情结”，这种怪脾气，却从来不改，反而一代一代地延续发展着。季羡林当然也有忧患意识，而且比常人更强烈，更深沉，更执著，用“忧患与生同在”来形容，也不为过。他为农民的疾苦而忧，为青年的前途而忧，为知识分子的命运而忧，为国家民族的前程而忧，为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存而忧，为地球生态平衡遭破坏而忧，甚至为小猫小狗、小花小草而忧。真是“进亦忧，退亦忧”，“百忧如草雨中生”。季羡林是农民的儿子，虽然只在农村生活过短短的六年，但是他和农民天然的血缘关系，使他即使生活在城市里，也倍加关注农民的疾苦。他与农民的这种感情，同从小生长在城市里的知识分子是大不一样的。就拿下雨这个自然界的现象来说，城里人与乡下人对待它的态度往往截然相反。春天，风和日丽，万紫千红，突然阴霾满天，雨雪纷纷，在城里便会造成出行不便，交通拥堵，车祸猛增，医院里急诊室人满为患，此时，城里人便会诅咒这鬼天气，怨声载道。可是在农村，农民却称之为“春雨贵如油”，欣喜万分。夏天，烈日当空，骄阳似火，人人汗流浃背，暑热难耐，突然，一阵暴雨袭来，热气一扫而光，凉风习习，此时，城里人便会说：好一场豪雨，下得正是时候。但是，在同一时间，农民却在为场院里晾晒的麦子被雨水浇了而心如刀绞，抱怨老天爷不长眼，下雨也不挑个好时候。季羡林这种时候人在城里住，心往乡下想。1995年，缺雨，华北也普遍少雨，土地龟裂，秧苗枯黄。此时的季羡林忧心如焚，终日坐卧不宁。在多日没有下过滴雨之后，有一天早晨，他刚刚在装修过的阳台上坐定，忽然阳台顶上盖着的铁板发出了“叮咚叮咚”清脆的响声，似乎是雨滴声，季羡林的精神顿时为之一震，从书桌上抖擞站起来，“漫卷诗书喜欲狂”，推开了手边的稿纸，静坐谛听起来。先是“大珠小珠落玉盘”，接着混成一片，大雨倾盆而下。此时，季羡林心旷神怡，心花怒放，联翩浮想，拿起笔来，写下了著名的散文《喜雨》。可是，对季羡林来说，喜雨和爱花常常会产生一点小小的矛盾。季羡林爱花，在北大是遐迩闻名的。他特别爱玉兰花，不但在自己窗下亲手种了一棵玉兰树，而且，每当玉兰花开的时候，只要抽得出时间，他都要长途跋涉，到西山大觉寺去欣赏那棵名震京华的老玉兰花树。玉兰四月开花，恰是北方农村盼望下雨的季节。玉兰花又最怕雨打。雪白如玉的满树玉兰花，一场雨后，就只剩下“春风寂寞摇空枝”了，令人惨不忍睹。季羡林爱花，又盼雨，二者是鱼与熊掌的关系，不可得而兼之也。季羡林究竟该割舍哪一个呢？在经过一场艰苦的“思想斗争”之后，他毅然下了决心：“我宁肯要雨。”季羡林在北京住了几十年，心里却时时惦念着故乡。1980年以后，他曾四次返乡。每次回去之前，心中都惴惴不安。他说：“我希望见到农村，但又怕见到的是赤地千里，一片荒芜的农村。”前两次回乡，虽然改革大潮已经在农村兴起，各地农村都出现了新气象，然而他的家乡一带却依然没有什么变化。稀稀拉拉的庄稼，残破的房屋，农民还在用原始工具劳作，一点现代化的痕迹都没有，映入眼帘的，依旧是一片灰黄。此情此景，使季羡林心里郁悒了好久。后两次回乡，特别是2002年回乡扫墓，家乡的面貌有了巨大的变化：地里庄稼一片油绿，生意盎然，村中红砖小房，鳞次栉比；公路上，行人、自行车、汽车、拖拉机，来来往往，一派繁忙兴旺的景象。季羡林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他立即写了《故乡行》一文。文中写道：”近十几年来，我总共回家四次，目睹家乡旧貌换新颜，一次比一次显著。看到这样的变化，我这个境外游子能不由衷地感到欣慰吗？”这就是季羡林对农民的切切深情，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的农村情结。再说说季羡林对青年学生的爱护与担忧。季羡林一生惟一的职业就是教师。除了当过一年中学国文教员（当然也是教师），其他时间，就是在北京教书，至今已经有五十七年了。他的弟子、再传弟子，以及第三代、第四代再传弟子，究竟有多少，实在是一个很难统计的数字。说他是现在北大学生的“祖师爷”，名副其实；说他桃李满天下，是毫不夸张的比喻。每逢他的生日，前来给他祝寿的弟子，把偌大的礼堂挤得水泄不通，连走道上都站满了人。学生们对他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穷年忧黎元”（2）季羡林终生与相处，他对青年学生知之甚深，爱之甚切；既有“师”的严厉，又有“父”的慈爱。到了晚年，更有一种祖父对孙辈的宽容与期待。1986年冬天，高校中出现了异常情况。一股学潮，从南到北，滚滚而来。青年学生们激动起来了。他们贴大字报，设广播站，上街游行，呼喊口号，同政府发生了冲突。北生更是一马当先，群情激昂，罢课，去天安示威。形势十分严峻，局势有些不稳。学潮引起国内外的关注。季羡林见此情况，忧心如焚，焦急万分。他担心学生年轻幼稚，容易感情冲动，一旦事态扩大，后果将不堪设想。可是他既无法劝阻学生，又无力向上陈述自己的意见。只能一个人在家里忧心忡忡。恰巧此时，他的老，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处书记的胡乔木让人传来信息，想找季羡林谈一谈学潮问题。大概胡乔木此时也有些着急，想了解一下学潮的真实情况。但是胡乔木不敢到北大来，怕学生对他有什么行动，甚至可能包围他的汽车，所以他问季羡林愿意不愿意到他家里去谈一谈。前面说过，季羡林一向对“官”敬而远之。尽管胡乔木是他的老同学、老，而且与其他的官不同，从未在季羡林面前摆过官架子，还多次亲自到北大来拜访过季羡林，有时，什么人送给他上好的大米，他也要送给季羡林一份。他到北戴河去休养，带回来许多个儿极大的海螃蟹，也忘不了送季羡林一筐。按照老规矩：来而不往，非礼也。投桃报李，季羡林本来应该回报点什么东西，可季羡林什么东西也没有给过胡乔木，而且一次也没有去胡乔木家回访过。季羡林在《怀念乔木》一文中写道：“这是一种什么？我自己并不清楚。难道是中国旧知识分子，优秀的知识分子那种心理在作怪吗？”不管怎么样，这一次胡乔木邀请季羡林去他家谈学潮问题，季羡林不但立即答应了，而且有点迫不及待。即使胡乔木没有发出邀请，季羡林本来就打算去找胡乔木谈一谈。因为学潮关系到青年学生的前途命运，在季羡林看来，没有比这件事更重要的了。他哪里还顾得上什么“传统心理”作怪不作怪。胡乔木派自己的车来到北大，接季羡林到中南海他的住处去。外面刚刚下过雪，天寒地冻。季羡林坐在车里，车子在燕园里慢慢行驶，透过车窗，他看见青年学生一张张冻得通红的脸，显得又稚气又可爱。他心里想，这次去见胡乔木，一定要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决不能让这些可爱的青年学生受到伤害。车子进入中南海，来到胡乔木的处住。胡乔木住的房子，又高又大，里面温暖如春。他全家人都出来欢迎季羡林。他把家人打发到另外的屋子里去，只留下他和季羡林两人，促膝而坐。胡乔木像往常一样，用不紧不慢的语调，开宗明义，先声明说：“今天我们是老友会面。你眼前不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而是六十年来的老朋友。”季羡林当然完全理解他的意思，于是便把自己对青年学生的看法，竹筒倒豆子，和盘托出，毫不隐讳。他们谈了一个上午，只是季羡林一个人说话，胡乔木在一旁静静地听。季羡林说的要旨其实非常简单明了：“青年学生是的。在上者和年长者惟一正确的态度是理解和爱护，诱导与。个别人过激的言行可以置之不理。”最后，胡乔木说话了。他说：他完全同意季羡林的看法，并且说要把季羡林的意见带到政治局去。季羡林听了胡乔木的话，心里非常高兴。胡乔木留他吃午饭。令他吃惊的是，他们吃得竟是如此菲薄，与一般人想象的什么山珍海味、燕窝、鱼翅，毫不沾边。由此，季羡林对胡乔木又增添了一层好感。季羡林怀着愉快的心情回到北大。他想，这一趟中南海总算没有白去，兴许他的意见能起到一点作用，学生不致因为学潮而受到伤害。可惜，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季羡林为学生申辩的一席话，“在上者”并未听进去。学潮越闹越大，最终导致了一场大的风波。但是，季羡林已经尽了自己的全力。他对青年的爱心永远令人感动和崇敬。季羡林忧国忧民的事迹还可以举出很多，其中最广为人知，又影响巨大的，莫过于他写了《牛棚杂忆》一书。1998年4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季羡林的“文革”回忆录《牛棚杂忆》。《牛棚杂忆》薄薄的一本，还不到二十万字，与季羡林等身的著作相比，只能算“小菜一碟”。可是，该书出版以后，洛阳纸贵，引起巨大社会反响。一时间，京城内外，全国上下，出现了“人人说‘牛棚’”的奇特社会现象。《牛棚杂忆》成了畅销书，经常在图书发行榜上名列前茅。第一次印刷虽高达八万册，却到处喊买不到，不少人只好冒昧向作者求援。后来，根据国内外流行的情况，权威部门估计，盗版数大约在八九十万册之上。《牛棚杂忆》受到读者如此欢迎，连季羡林本人也没有想到。一时间，季羡林的上报率，上镜率猛增。季羡林和他的《牛棚杂忆》成了人人争说的话题。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采访，他被媒体戴上“大师”、“泰斗”、“国宝”的桂冠。虽说季羡林没有料到《牛棚杂忆》发表后的轰动效应，但是他写这本书时，却是煞费苦心的。他再三犹豫，几经修改，而且该书能够问世，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 !“穷年忧黎元”（3）季羡林从1988年3月开始写《牛棚杂忆》，到l989年4月5日止，断断续续，写写停停，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写出了一本草稿。这个草稿在抽屉里压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到了1992年春天，他“忽然心血来潮，决意把它抄出来”。1992年6月3日开始，他用了大约三个月时间将其抄成了定稿。草稿与定稿之间的差别极大，几乎等于重写。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季羡林在《后记》里写道：我原来为自己定下了一条守则：写的时候不要带刺儿，也不要带气儿，只是实事求是地完全客观地加以叙述。但是，我是一个有感情的活人，写着写着，不禁怒从心上起，泪自眼中流，刺儿也来了，气儿也来了。我没有办法，就这样吧。否则，我只能说谎。定稿与草稿之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定稿中的刺儿少了一点，气儿也减了一些。我实际上是不愿意这样干的，为了息事宁人，不得不尔。l992年6月，季羡林把《牛棚杂忆》抄成了定稿后，仍然把它压在抽屉里，没有拿出来出版。这一压，又是六年，直到1998年，才交给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他在解释这个缘故时写道：了解“十年浩劫”的人们都知道，当年打派仗的时候，所有学校、机关、工厂、企业，甚至某一些部队，都分成了对立的两派，每一派都是“唯我独左”、“唯我独尊”。在当时，有一种叫做“派性”的东西，摸不着、看不见，既无根据，又无理由，却是阴狠、毒辣，一点理性也没有。谁要是中了它，就像中了邪一样，一个原来是亲爱和睦好端端的家庭，如果不幸而分属两派，则夫妇离婚者有之，父子反目者有之，至少也是“阋于墙”，天天在家里吵架。我七八十年，在古今中外的书中还从未发现过这种状况，实在值得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认真研究。我自己也并非例外。我的派性也并非不严重。不加入一派则已，一旦加入，则派性就大如毒蛇，把我缠得紧紧的，说话行事都失去理性。十年浩劫一过，天日重明；但是，人们心中的派性仍然留下了或浓或淡的痕迹，稍不留意，就会显露出来。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一多半是十年浩劫中的对立面，批斗过我，诬蔑过我，审讯过我，踢打过我。他们中许多人好像有点愧悔之意。我认为，这些人都是好同志，同我一样，一时胡涂油蒙了心，干出了一些不太合乎理性的勾当。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一个真理。如果让这些本来是好人的人知道了，我抽屉里面藏着一部《牛棚杂忆》，他们一定会认为我是秋后算账派，私立黑账，准备日后打击报复。我的书里虽然没有写出名字——我是有意这样做的——，但是，当事人一看就知道是谁，对号入座，易如反掌。怀着这样惴惴不安的心理，我们怎么能同桌共事呢？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局面，所以我才虽把书写出却秘而不宣。——《自序》那么，季羡林为什么在1988年时决心写这样一部书呢？他接着写道：这十二年是我反思、观察、困惑、期待的期间。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条蠢驴，对所谓“无产阶级大革命”这一场残暴、混乱、使我们伟大的中华蒙羞忍耻、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推向绝境、空前、绝后——这是我的希望——至今还没人能给一个全面合理的解释的悲剧，有不少人早就认识了它的实质，我却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脑筋才开了窍。我实在感到羞耻。我的脑筋一旦开了窍，我就感到当事人处理这场灾难的方式有问题。粗一点比细一点好，此话未必毫无道理。但是，我认为，我们粗过了头。我在上面已经说到，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受蒙蔽的。就算是受蒙蔽吧，也应该在这个千载难遇的机会中受到足够的教训，提高自己的水平，免得以后再重蹈覆辙。这样的机会恐怕以后再难碰到了。何况在那些打砸抢分子中，确有一些禽兽不如的坏人。这些坏人比好人有本领，“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常用的词儿：变色龙，这一批坏人就正是变色龙。他们一看风头不对，立刻改变颜色。有的伪装成正人君子，有的变为某将军、某领导的东床快婿，在这一张大伞下躲避了起来。有的鼓其如簧之舌，施展出纵横捭阖的伎俩，暂时韬晦，窥探时机，有朝一日风雷动，他们又成了人上人。此等人野心大，点子多，深通厚黑之学，擅长拍马之术。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潜在的癌细胞，迟早必将扩张的。我们当今放过了这些人，实在是埋藏了后患。季羡林反思，观察，又困惑不解。他期待着“有人会把自己亲身受的灾难写了出来。”特别是“一些元帅、许多老将军”、“一些国家领导人”“高级知识分子、著名和演员”。“所有这一些好人，都被莫名其妙地泼了一身污水，罗织罪名，无限上纲，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受害者心里难道会没有愤懑吗？为什么不抒一抒呢？”可是，他的期待落了空。他写道：“我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头来却是失望，没有人肯动笔写一写，或者口述让别人写。我心里十分不解，万分担忧。”此外，季羡林还有一个十分不切实际的期待。他希望那些“造反派”、“打砸抢分子”也能够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状态和折磨过程也站出来表露一下，写成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他说：“这一类人现在已经四五十岁了，有的官据要津。即使别人不找他们算账，他们自己如果还有点良心，有点理智的话，在灯红酒绿之余，清夜扪心自问，你能够睡得安稳吗？如果这类人——据估算，人数是不老少的——也写点什么东西的话，拿来与被折磨者和被迫害者写的东西对照一读，对我们人民的意义，特别是我们后世子孙的教育意义，会是极大极大的。”季羡林这个期待当然又落了空。 !“穷年忧黎元”（4）时间已经到了1992年，许多当年被迫害的人已经如深秋的树叶，删繁就简，渐趋凋零，而季羡林此时也已年过八旬，垂垂老矣。他不能再等了。到了此时他才醒悟过来，自己的期待实在过于天真，他写道：“我为什么竟傻到守株待兔专期待别人行动而自己不肯动手呢？期待别人不如期待自己，还是让我自己来吧！”这就是《牛棚杂忆》的产生经过。《牛棚杂忆》出版以后，季羡林收到了几百封读者来信。这些来信大部分都不是一般的赞扬或感想，而是联系个人、家庭及亲身经历，出自内心感谢作者“为中华做了一个巨大贡献”，认为这本“用血换来”、“和泪写成”的著作“说出了千百万人想说而又未说的话”，来信者，既有饱经风霜的知识分子，也有默默无闻的基层干部；既有耄耋老人，也有年轻。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这本书，引起的共鸣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不能不奋笔疾书，把自己心中憋了多年的话都掏出来说给他们十分尊敬的作者听。《牛棚杂忆》的问世，打破了封冻了二十年的坚冰，开辟了反思历史的新局面，之后，陆续出版了一批思忆著作，让人们温故而知新，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的一股巨大动力。季羡林为此作出的贡献，功不可没。 !新时期文坛骁将（1）季羡林今天成为学界，被人称为“大师”、“泰斗”、“国宝”级人物，这与他的“官运亨通，飞黄腾达”其实并没有多少关系，而是与他在改革开放二十余年中，在学术园地里孜孜不倦，呕心沥血，笔耕不辍，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成果分不开的。同时，这二十余年中，年逾古稀的季羡林在整个界成了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参加过众多文化学术领域的建设工作，成为学界改革开放的领军人物之一。他还以思想解放、独立思考、敢说真话、勇涉“禁区”，标新立异，而备受世人关注。从l978年起，改革开放宛如和煦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整个政治大环境有了比较大的变化，季羡林感到“脑袋上的紧箍咒被砸掉了，可以比较自由地、独立地思考了，从而学术思想比较活跃起来。”这可以说是他在这二十余年中取得的客观条件。除此而外，还有一个属于他个人的特殊原因。他说：“我性与人殊，越年纪大，脑筋好像越好用，于是笔耕也就越勤了。季羡林一个晚上写成一篇两三千字的散文是家常便饭，一年完成一部三四十万字的学术著作也轻而易举。他在《九十述怀》中曾说：“从目前的身体情况来看，除了眼睛和耳朵有点不算太大的问题和腿脚不太灵便外，自我感觉还是良好的，写一篇一两千字的文章，倚椅可待。”1998年出版的《季羡林文集》共二十四卷，八百多万字，其中收录的文稿截止到1992年。从1992年到今天十年中，季羡林又写了将近四百万字的文稿，平均每年四十万字。耄耋之年的老人能有如此惊人的笔耕速度，说“性与人殊”实在是一点也不夸大。截至目前，季羡林的全部著作约一千二百万字，其中大部分是在1978年以后完成的。他开玩笑地说道：“从1978年一直到今天的二十年中，我的研究成果在量和质两方面都远远超过这以前的四五十年。我有时候胡思乱想，自己开玩笑：‘如果老天爷或者阎王爷不让我活这样大年纪，让我早早地离开这个世界，那么，我肚子里还有一些丝来不及吐出来，对于我自己，对别人是这样，岂不是一个损失吗？’”季羡林虽然说的是玩，但他若是真的在“文革”中自杀成功，早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的话，不说别的，像八十万字的《糖史》和《吐火罗文A（焉耆文）译释》这样重要的学术著作就不可能问世了。因为在当今，能写这两本著述的，除他以外，没有第二人。那该是多大的损失啊！季羡林是一位“杂家”。他是语言学家、佛学家、比较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又是散文家。一般人也许读不懂他的印度古代语言、吐火罗文的专著（吐火罗文在当今世界上只有不足三十人懂得），但是，读得懂他的比较文学、东西文化差异和共性的论文，更读得懂他的散文《留德十年》、《牛棚杂忆》、《清塘荷韵》、《二月兰》、《听雨》等，从而对这位“泰斗”的思想、学识和人格有所了解。这是季羡林广为人知又受人尊敬的一个重要原因。且看季羡林在新时期的二十余年为推动学术繁荣所作的贡献，以及在此期间，他通过独立思考，提出的一些创造性的观点和“标新立异”的见解。1、重建比较文学比较文学源于19世纪的欧洲，作为一个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学科，比较文学是在20世纪后才发展起来的。在许多国家，比较文学专家辈出，灿如列星，有的甚至形成学派。大家公认的学派有：德国学派、法国学派、西欧学派、学派等四个独立的学派。从全世界学术界来看，比较文学的研究在2O世纪已经成了文学研究的主要趋势之一。比较文学在中国并不是新鲜事物。根据乐黛云教授的论点：“中国比较文学的源头可以上溯到1904年王国维的《尼采与叔本华》，特别是19O7年的《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不过，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出现则是在2O世纪2O年代末、3O年代初。当时最著名的比较文学家是吴宓和陈寅恪。吴宓在清华开设了“中西诗之比较”课程；陈寅恪则开设了“中国文学中的印度故事的研究”。清华大学在当时培养了一批学贯中西的比较文学学者，他们是钱钟书、季羡林、李健吾、杨业治等。三四十年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实绩则是朱光潜的《文艺学》、《诗学》和钱钟书的《谈艺录》。由于这些学者的努力，中国比较文学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可惜的是，建国三十年来，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比较文学被列为学术禁区。理由是：不同阶级的文学没有可比性。无产阶级文学与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文学不能相提并论。不管这个理论在今天看起来是多么的幼稚可笑，在当时它却是“统治思想”。于是比较文学课程从大学中砍掉了，作为一门学科，在学术界也消失了。到“文革”结束时，这门在世界各国大学里普遍开设的课程，在中国却鲜为人知。1980年，社会刚刚开放，人们的思想远没有今天这样解放，学术文化领域里各种禁区林立，壁垒森严，比较文学这个“禁区”，当时还无人敢于涉足。到了1981年，我国同国外的联系逐渐频繁起来，许多国外的书刊又传了进来，其中包括研究比较文学的刊物和书籍。季羡林看了这些著作后，既感到兴奋，又感到苦恼。兴奋的是，现在终于打破了那些无形的枷锁；苦恼的是，我们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已经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在当时，许多人对于打开国门让西方的思想文化进入国内还顾虑重重，最主要的担忧就是害怕国外的资产阶级思想“污染”了我们的头脑。就在许多人惊呼“打开窗户，装上纱窗，防止外面的蚊子、苍蝇进来”的情况下，季羡林决心打破比较文学研究这个“禁区”。 !新时期文坛骁将（2）1981年1月，在季羡林的倡导下，北大与语言有关的四个系和两个研究所内对比较文学有兴趣的学者集合在一起，成立了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会。大家一致推举季羡林为会长。研究会很快出版了《比较文学研究丛书》和《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通讯》。在北大比较文学研究会的影响下，1983年6月，由南开大学、天津师大发起，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比较文学学术讨论会。在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季羡林被推举为名誉会长。1984年，由季羡林主编的全国性比较文学期刋《中国比较文学》在上海创刋。辽宁大学、广西大学、暨南大学随后也召开了比较文学学术讨论会。不久，辽宁、上海、吉林、江苏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地方性的比较文学学会。1985年以后，比较文学课程在全国各大学普遍开设起来。1987年，国家教委规定：比较文学为某些系科的必修课。到了8O年代中期，中国比较文学已经形成了一支朝气蓬勃的队伍。同时，中国比较文学开始走向世界。1982年，三位中国学者参加了世界比较文学纽约年会，都提出了学术报告，其中一篇被载入《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1983年，中美双边比较文学首次讨论会在北京召开。1985年，杨周翰教授当选为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副会长。季羡林不但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重新开展的发起人，也是这项学术活动的实践者和引路人。季羡林本人就是一位杰出的比较文学研究家。在解放前，他曾写过不少比较文学论文，如：《老子在欧洲》、《“猫名”寓言的演变》、《柳宗元取材来源考》等。从1978年开始，季羡林又重新开始研究比较文学，并且写出了大量高质量的论文，如：《里的印度成分》、《在中国》、《吐火罗文A（焉耆文）与中国戏剧发展之关系》、《关于神韵》、《说嚏喷》等。季羡林的比较文学论文，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用确凿的事实和材料说话，决不捕风捉影、牵强附会，因而令人信服。而且由于他学贯中西，能融古今东西于一炉，写起论文来旁征博引、视野开阔、切中肯綮、深入浅出，为学者们所称赞。季羡林不但身体力行，写作了大量优秀的论文，还提出了一整套关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主张。这些主张归纳起来就是呼吁建立中国比较文学学派。季羡林认为：我们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并不是为比较而比较。对我们来说，比较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我们是想通过各国文学之间，特别是中国文学同其他国家文学之间的比较，探讨出规律性的东西，以利于我们的借鉴，更好地继承和发展我们中的精华，更好地发展我们的新文艺。过去一百多年以来，西方许多国家的学者进行比较文学研究，虽然成绩是巨大的，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他们始终在欧洲文学这同一个“圈”内进行比较，从而逐渐形成了比较文学的“欧洲中心论”。西方学者完全忽视了东方文学的存在，这显然是片面的，其局限性十分明显。季羡林针对世界比较文学的这种片面性，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论点：人类历史上的文化可以归并为四大文化体系：一、中国文化体系；二、印度文化体系；三、波斯、阿拉伯文化体系；四、欧洲文化体系。这四个文化体系都是古老的、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文化体系。拿东方和西方的尺度来看，前三者属于东方，最后一个属于西方。这样形成的文化体系是一个客观存在，不是哪个人凭空想象捏造出来的。既然如比，研究比较文学就必须重视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重视中国、印度、伊朗、阿拉伯、等许多东方国家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巨大影响，其中包括对欧洲文学的影响。季羡林的新理论，受到世界比较文学界的重视，特别得到亚洲各国学者的支持。此基础上，季羡林又进一步提出了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主张。他在《比较文学与文化交流》一文中说：什么叫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我认为，至少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以我为主，以中国为主，决定“拿来”或者扬弃。我们决不无端地吸收外国东西；我们决不无端地摒弃外国东西。只要对我们有用，我们就拿来，否则就扬弃。这一点“功利主义”我看是必须讲的。第二个特点是，把东方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纳入比较文学的轨道，以纠正过去欧洲中心论的偏颇。没有东方文学，所谓比较文学就是不完整的比较文学。季羡林关于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主张得到中国学者们的一致赞同，也得到国外许多著名学者的支持。在中国比较文学发展过程中，季羡林谦虚地以“比较文学的一个没有成就的老兵”和“一个忠诚的比较文学的啦啦队员”的身分，及时指出中国比较文学发展中的不足之处，引导中国比较文学沿着正确道路前进。比如，2O世纪80年代中期，比较文学在中国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气象，但是一些人误以为“比较文学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一时间，文坛上出现了一些乱比瞎比的文章。季羡林在读了大量比较文学论文之后，感到照这样“比”下去，中国比较文学将会出现危机。于是他写了《比较文学之我见》一文，提醒学者们注意这一不良倾向。他写道： !新时期文坛骁将（3）现在不少作者喜欢中外家的比较。在选一个大，比如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等等。又在外国选一个大作家，比如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等等，选的标准据说是有的，但是我辈凡人很难看出。一旦选定，他们就比开。文章有时还写得挺长，而且不缺乏崭新的名词、术语。但结果呢？却并不高明，我不说别人，只讲自己。我自己往往如坠五里雾中，摸不着边际，总觉得文章没有搔着痒处，写了犹如不写。比较文学真好像有无限的可比性。可比性而到了无限的程度，这就等于不比。这样一来，比较文学的论文一篇篇地出，而比较文学亡。他指出：“比较文学的比较应该有一定的标准，也可以称为规范。”他说：“这个想法在将近六十年前就有人讲过了。”接着，他引了他的老师陈寅恪先生1933年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中的一段话，告诫那些“乱比”、“瞎比”的学者。陈寅恪先生写道：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之文学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文学研究之真谛。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可言矣。从陈先生的话中可以看出，“乱比”、“瞎比”的歪风，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上就曾经出现过。8O年代这一次，只不过是历史的重演罢了。当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出现表面上兴旺发达，实际上在一片繁荣的掩盖下，文章空泛肤浅、夸夸其谈，言不及意，难以深入下去的时候，季羡林又感到忧虑了。他及时写了《广通声气博釆众长》一文，指出：“救之之方，只有一条：广通声气，努力学习。所谓广通声气，指的是同国内外，省内外的同行学者加强联系，互通信息，互通有无，切莫坐井观天，闭关自守。要学人之长，避人之短。既接受，也给予。博釆众长，必有所得。所谓努力学习，首先指的是要学习文艺理论。我个人认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印度文艺理论，西方古今的文艺理论，是人类文艺理论的三大体系。我们都应该下功夫努力学习。‘釆得百花成蜜后’，必有所得。只有做到这一步，我们中国的比较文学才能真正有所突破，真正出现新气象，才能真正立足于世界比较文学之林，从而形成我们大家所期望的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今天，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已经从婴儿阶段步入成人阶段。一批中青学者写出了许多卓有成就的比较文学著作。这些著作将东方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纳入比较文学研究范畴之内，使西方学者感到耳目一新，从而受到世界比较文学界的极大关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已经成为世界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正在逐渐形成。2、还胡适以本来面目胡适是一个享有大名而又颇有争议的人物。在中国近百年来的学术史上、思想史上、史上、文学史上甚至史上，胡适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个矛盾重重的人物，一个物议沸沸扬扬的人物，一个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人物。解放后，胡适屡遭挞伐，成为一个“反面教员”。人人谈胡色变，他几乎成了一个“不可接触者”。他那句本来是正确的话“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也受到了批判。又说他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把他看得比中统和军统特务还危险，还要坏的人。前文中曾经提到，季羡林在1946年至1949年的三年中，曾同胡适共过事，当时胡适是北大校长，季羡林是东语系系主任，两人交往颇多。胡适的著作季羡林几乎都读过。可以说季羡林对胡适既有理性认识、又有感性认识，对胡适其人是比较了解的。在季羡林看来，胡适并不像报刋上宣传的那么坏，那么危险，“他仅仅是一个热衷政治的书生或书呆子”，而且“他对人和蔼可亲，保护，不遗余力”。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政治形势相对宽松了一些，学术领域也开始活跃起来，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不同评价和议论频频出现在报刋上，但是还没有人敢涉足有关胡适评价这个“禁区”。季羡林觉得，由于大多数人并不真正了解胡适，既不了解他的为人，也不了解他的学术（解放后基本没有出版过胡适的著作），而自己在这方面却是有发言权的，应该站出来说话，把真相告诉大家，还胡适以真面目。而且，由于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胡适的评价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评价问题，而是一件牵涉到许多学术问题的大事。自己有必要为此写一篇文章。当时，有劝他不要写这样的文章，风险太大。季羡林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实事求是地写一篇有关胡适的文章。l987年l1月，他提笔写了《为胡适说几句话》一文。文中写道：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胡适是一个起过重要作用但争议又非常多的人物。过去，在极左思想影响下，我们曾一度把他完全抹煞，把他说得一文不值，反动透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看问题比较实事求是了，因此对胡适的看法也有了一些改变。但是，最近我在一份报刊上一篇文章中读到，（胡适）“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好像他是一个铁杆国民党员、蒋介石的崇拜者。根据我的了解，好像事情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因此禁不住要说几句话。 !新时期文坛骁将（4）接着，文章就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胡适不赞成共产主义，这是一个事实，是谁也否认不掉的。但是，他是不是就是死心塌地地拥护国民党和蒋介石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他从来就不是国民党员。他对国民党并非一味地顺从。他服膺的是的实验主义，他崇拜的是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只要不符合这两个尺度，他就挑点小毛病，闹点独立性。对国民党也不例外。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在《新月》上发表的文章《知难行亦不易》，是针对孙中山先生的著名学说“知难行易”的。我这里不想讨论“知难行易”的哲学奥义，也不想涉及孙中山先生之所以提出这样主张的政治目的。我只想说，胡适敢于对国民党的“国父”的重要学说提出异议，是需要一点勇气的。……文章一出，国民党蒋介石的御用党棍一下子炸开了锅，认为胡适简直是大不敬，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一犬吠影，百犬吠声，这一群走狗一涌而上。但是，胡适却一笑置之，这一场风波不久也就平息下去了。……我个人觉得，这起码表明胡适不是国民党蒋介石的忠顺奴才。文章又针对胡适对国民党闹独立性是”小骂大帮忙”的论点，进行了反驳：但是，解放以后，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人创造了一个新术语，叫做“小骂大帮忙”。胡适同国民党闹点小别扭就归入这个范畴。什么叫“小骂大帮忙”呢？理论家们说，胡适同国民党蒋介石闹点小别扭，对他们说点比较难听的话，这就叫做“小骂”。通过这样的“小骂”，给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这种保护色是有欺骗性的，是用来迷惑人民的。到了关键时刻，他又出来为国民党讲话。于是人民都相信了他的话，天下翕然从之，国民党就“万寿无疆”了。这样的“理论”未免低估了老百姓的觉悟水平。难道我们的老百姓真正这样糊涂、这样低能吗？国民党反动派最后垮台的历史，也从反面证明了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这是解放以来第一篇实事求是评价胡适的文章，并且在文章里驳斥了长期以来扣在胡适头上的种种错误罪名。20世纪80年代中期，极“左”思潮尚有较大势力，胡适在一般人眼里还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追随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文人”；50年代批判胡适的运动在人们头脑中还记忆犹新。敢写这样的文章，是需要有大勇气的。季羡林当然知道当时写这样的文章是要冒风险的，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但是，他是一个是实事求是的人，讲真话的人，有话憋不住的人。他下决心要做的事，谁也劝不住。文章发表以后，立即引起了来自各方面的关注。令许多人大吃一惊，也让季羡林的们为他捏一把汗。但是，后来并没有出现争论，也没有批判，只是“圈内”的人在私下议论纷纷。这件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就过去了。季羡林在后来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我连‘先生’二字都没有勇气加上，可是还有人劝我以不发表为宜。文章终于发表了，反映还差强人意，至少没有人来追查我，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季羡林后来又写过几篇有关胡适的文章，详尽地阐明了自己对胡适的看法，并且列举了许多事实证明自己的观点。其中一篇题为《还胡适以本来面目》。这篇长文是为安徽出版社出版二千万字的《胡适全集》写的序。从题目就可以看出，文章的立意就在拨开多年来罩在胡适身上的迷雾，或者说，涤去泼在胡适身上的污泥浊水，还胡适一个本来面目。由于篇幅限制，在这里略去有关“胡适在中国近百年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作为学者的胡适”和“作为思想家的胡适”三节的内容，只介绍“作为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胡适”和“作为人，作为‘朋友’的胡适”两节中的有关内容，以见季羡林心目中的胡适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读者如对全文有兴趣，可以找来原文阅读。（载《季羡林散文全编》第五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在季羡林看来，尽管胡适毕生喜欢政治，甚至迷恋政治，可胡适不是一位“政治家”。“在胡适所处的时代和地区，同中国历史上一样，一个不‘厚’不‘黑’的人，是不能成为政治家，享受高官厚禄的。而胡适所缺乏的正是这两个要害之点，他仅仅是热衷政治的书生或者‘书呆子’。在这方面，胡适是缺乏自知之明的。”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季羡林举了一个亲眼所见的事例：解放前夕，蒋介石出于政治需要，在南京导演了一幕选举国大代表和选举总统的喜剧。不知是出于什么用心，忽然传来了一阵流言说，蒋介石要让胡适当总统。对于这个流言，我们几个对政治最无经验、最不感兴趣的在适之先生身边工作的人，都觉得好笑，这是蒋介石的一种政治手法。蒋介石是什么人，他焉能把即使只是傀儡性的“总统”让别人干呢？然而，根据我的观察，胡适却信以为真。当年他虽是北大校长，但是在南京的时间却比在北平的时间多。后来，总统选出来了，当然是蒋介石。然而胡适先生至死未悟。他在美国有时还对唐德刚说，是CC派反对他当总统。有时候忽然又说CC派赞成他当总统。他让蒋介石玩于股掌之上而一点感觉都没有，我称他是“书呆子”，难道还算过分吗？ !新时期文坛骁将（5）季羡林还在另一篇文章《台游随笔·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里，又举了一个生动的小例子，来说明胡适的“书呆子”气：有一次在图书馆开评议会，会议开始时，适之先生匆匆赶到，首先声明，还有一个重要会议，他要早退席。会议开着开着就走了题，有人忽然谈到《水经注》，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一直到散会，他也没有退席，而且兴致极高，大有挑灯夜战之势季羡林在这篇文章中，还举两件亲身经历的事，来说明胡适的政治立场：我讲两件亲眼看到的小事。解放前夕，北平动不动就示威游行，比如“沈崇事件”、反饥饿反迫害等等，背后都有中共地下党在指挥发动，这一点人所共知，适之先生焉能不知！但是，每次国民党的宪兵和警察逮捕了学生，他都乘他那辆当时北平还很少见的汽车，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逼迫国民党当局非释放学生不行。他还亲笔给南京驻北平的要人写信，为了同样的目的，据说这些信至今犹存。我觉得，这已经不能算是小事了。另外一件事是，有一天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适之先生，一个学生走进来对他说：昨夜延安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他听了以后，含笑对那学生说：“人家信任我吗？”谈论到此为止，这个学生的身份他不能不明白。但他不但没有拍案而起，怒发冲冠，态度依然亲切和蔼。小中见大，这些小事却是能够发人深思的。在季羡林眼里，“作为人、作为的胡适先生”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在《还胡适以本来面目》里写道：适之先生待人亲切、和蔼，什么时候见他，都是满面笑容，从来不摆教授架子，而且对什么人都是这样，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疾言厉色，发脾气。同他在一起，不会有任何一点局促不安之感。胡适还是一个非常懂得幽默的人。他决不是一个老气横秋，不苟言笑的道学先生，而是一个谈笑风生，活泼有趣的人。季羡林又举了一个亲身经历的小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有一次召开教授会，杨振声先生新收得一幅名贵的古画，为了想让大家共同欣赏，他把画带到了会上，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啧啧称赞。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起来，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做纳入袖中状，引得满堂大笑，喜气洋洋。最让季羡林钦佩和感动的是，胡适平生奖掖后进，毫无保留地帮助青年学者成长，真正做到了“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他又举了一个例子：40年代，他在遇到了当时还年轻的学者周一良和杨联升等，对他们的天才和成就大加赞赏。后来周一良回到，倾向进步，参加革命，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杨联升留在美国，在二三十年的长时间内，同适之先生通信论学，互相唱和。在学术成就上是硕果累累，名扬海外。周的天才与功力，只能说是高于杨，虽然在学术上也有所表现，但是，格于形势，不免令人有未尽其才之感。看了二人的遭遇，难道我们能无动于衷吗？季羡林把胡适视为自己的恩师之一，对胡适怀着钦敬之情，但是，季羡林并没有一味盲目地赞扬他的恩师，而是在经历了半个世纪沧桑之后，以一位耄耋老人的眼光，冷静地回顾那段历史，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告诉我们胡适为人处事的一些事实。这些事实，对今天只能从书本上认识胡适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份弥足珍贵的资料，它为我们认识胡适的“真面目”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3、2l世纪东方将首领风骚1991年季羡林在《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一文中，提出了一个令整个学术界振聋发聩的论点：从人类的全部历史来看，我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历来如此，也决不可能永远如此。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将逐渐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季羡林的这个论点一发表，立即在学术界引起极大的反响。一时间，东西文化问题成了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季羡林也成了文化界的焦点人物。季羡林的论点在国外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应，、韩国的一些学者给他写信或撰文表示赞同他的观点，甚至远在西班牙的一个岛上的一位学者，读了他的论文以后，也写信给他表示赞成他的观点。季羡林并不是一个早晨醒来，灵机一动，想出这个论点来的。事情还要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说起。自从l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国门打开，西方的思想文化通过书籍、报刊、广播、电影、电视等传媒，以及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雀巢咖啡、喇叭裤、太阳镜等餐饮服饰，大量涌进中国。这一现象立即在中国文化人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响。一些人说，文化交流好得很；一些人则惊呼：谨防“精神污染”，反对“全盘西化”。两种对立的观点各不相让，争论不休，于是在学术界便形成了一股“文化热”。争论的焦点围绕在文化与现代化、西方文化与中国现代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等几个大题目上。综观中国20世纪一百年的历史，这种“文化热”共发生过两次。第一次是“五四”运动以后的2O年代；第二次便是改革开放以后的80年代。这两次“文化热”有着相似的历史背景，这便是：古老而封闭的中国，一旦打开国门，面对世界，主要是面对西方世界以后，究竟应该如何对待中西两大文化互相碰撞这个大问题？ !新时期文坛骁将（6）季羡林是主张积极开展中外交流的，可以称为“开放派”。他早在1986年就在《瞭望》周刊（海外版）40期上发表了《对于文化交流的一点想法》。他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