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8

从1967年冬天到1968年春天，在这段时间里，北大仍处在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之中。校革命委员会虽然名义上是全校领导机构，但是由于它实际上是由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把持的，井冈山不承认，称之为“派文革”，因此名存实亡。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两派的斗争日益激烈，并且卷入了大专院校“天派”和“地派”两大派的斗争中，外校的红卫兵组织为了声援自己一派的战友，经常到北大来参予北大两派的斗争。北大两派斗争的形势日趋严峻。特别是在江青“文攻武卫”的号召下，北大两派的派仗逐渐由“文斗”变为“武斗”，局面越来越不可收拾。为了平息武斗，1968年2月13日，“北京卫戍区解放军思想宣传队”进入北大，帮助两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现按系统、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但是由于校文革声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红色政权”，不承认校文革就是“实现反革命复辟”，而井冈山则提出“要革命委员会，不要派文革”的口号，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结果没能实现两派的联合，宣传队促进两派联合的任务未能完成。不过，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后，却也办成了两件事：一件是实行“每日生话毛泽东思想化”即：（一）怀着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的心情坚持早请示、晚汇报制度；（二）抓好天天读；（三、四、五略）（六）坚持四个制度：进门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出门背诵毛主席语录；处处有毛主席像；处处有毛主席最新指示。一时间，校内开始修建毛泽东塑像，到处可见毛泽东语录，人人每天早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向毛泽东请示，晚上回家前再向毛泽东汇报一天的思想活动。开会时学习毛泽东的文章，在家则努力背诵毛泽东语录。整个内红旗招展，语录随处可见，人人胸戴毛泽东像章，言必称语录，行必带红宝书，真正形成了“生话毛泽东思想化”。解放军宣传队办成的另一件事是按指示，劝周培源“下山”，退出北大两派的斗争。2月13日，谢富治向聂元梓传达了周恩来让周培源下山的指示：“（一）周培源在国际上有影响，下个月他要出国，要他下山；（二）周培源要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三）周培源是以北大副校长的身份出国。”2月15日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接见周培源时说：“今天接你来，是传达周总理指示：第一，你退出井冈山；第二，你还是副校长，参加群众组织不合适。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周培源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我一定照办，不像有些人对我有利的就执行，不利的就不执行。”于是周培源退出井冈山兵团，新北大公社也不再敢去抓他。周培源由于受到上面保护，虽参加井冈山兵团，但未受到新北大公社迫害。同周培源相比，季羡林由于没有靠山，又无人保护，就只好像进了屠宰场的牛羊一样，任人宰割了。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对北大两派做了许多说服工作，但是仍然谈不拢。聂元梓校文革便决定以武力打垮井冈山，在3月20日成立了“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指挥部”，并任命╳╳╳为总指挥。井冈山兵团也不示弱，两天后，立即发出《通缉孙蓬一的通缉令》。因为井冈山兵团在北大占少数，于是与井冈山兵团同为“地派”的北京农业东方红、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地质学院东方红、石油学院北京公社、学院东方红及邮电学院红卫兵组织等，为了声援井冈山兵团，多次组织队伍来北大游行。人数少则上千，多则上万。他们在北大校内一边游行，一边高喊“打倒聂元梓！”“打倒反革命聂氏家族！”“把小爬虫孙蓬一揪出来示众！”“聂元梓从市革委会滚出去！”等口号，并和新北大公社派的人发生武斗。3月26日，地院东方红几百人，手持木棍，从东、西、南校门闯入北大，发生了武斗。北大武斗形势引起了上面的关注。3月27日，江青在首都十万人大会上讲话，公开站在新北大公社一方，袒护聂元梓，她说：“聂元梓是有缺点、错误的，要批评她，但是要保她。”江青的讲话使聂元梓有恃无恐，次日便决定：新北大公社攻占两派共同居住的31楼，将住在此楼的井冈山兵团成员赶走。双方因而发生武斗。29日，凌晨l时，校内两派发生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武斗持续了五个多小时，双方一百多人受伤，公私财产遭受严重损失。4月26日，校文革和井冈山兵团为争夺36楼，发生第二次大武斗。孙蓬一亲临现场指挥。这次武斗造成双方二百余人受伤，损失大量公私财产。此后，聂元梓、孙蓬一又下令攻占了25、27、17、18、19、2O、21、22、23和24楼群，形成了对占据28、37、36三幢楼的井冈山兵团的包围。为加强武斗指挥，校文革在全校武斗总指挥部之下，又组成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东线指挥部和西线指挥部。校文革于当日开始，对被围的井冈山群众逐步实行断电、停水、断粮、停炊，并计划在五一节前将井冈山兵团打垮。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两起死人事件：一起是，新北大公社驻二体武斗连，将走进图书馆翻阅期刋的地质学院附中温家驹绑抓到生物小楼低温实验室，进行“审讯”，毒打致死。另一起是无线电系62级学生殷文杰，准备离校，途经新北大公社武斗指挥部44楼附近，被公社武斗队员截住，用长矛刺死。当时各级公、检、法都已被砸烂，打死人是没有人管的。这两起事件发生后，人人自危，北大校园内，随处可见一队队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的武斗队员，雄纠纠，气昂昂地走过。整个燕园冷冷清清，人迹罕见，气氛紧张而森严。 !难熬的1968年春天（2）两派虽然忙于武斗，但谁也没有忘记对“走资派”、“牛鬼蛇神”的审讯和批斗。在这一方面，他们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校文革在校内44楼、第二体育馆、物理大楼、北招待所、生物小楼、五斋等多处，井冈山兵团在28楼等处，私设牢房，私设公堂，将大批党政干部、知名学者囚禁其中，进行残酷的刑讯逼供。其中党委陆平被关押在生物小楼内，曾被用绳子捆住双手吊起来进行审讯和逼供。1967年冬天至1968年春天这段时间，是造反派的一统天下，也是派性膨胀登峰造极的时候。季羡林在这段日子里，除了继续被批斗、审讯以外，还被迫进行劳动改造。当时，隔上几天，季羡林总会被批斗一次。批斗的单位很多，批斗的借口也不少。首先是北大的工人批斗季羡林。前面说过，解放初期，季羡林曾长期在北大工会工作。他生平第一个“积极分子”称号，就是“工会积极分子”。他先后担任过北大工会的多项职务，l952年北大迁到城外以后，又被选为校工会主席。在沙滩时，还曾经学过的竞选办法，到工、农、医学院和国会街北大出版社各分会去做过竞选演说，精神极为振奋。当时刚解放，他心情舒畅，看一切东西都是玫瑰色的，干劲十足，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兴奋得好像每天都生活在云端里。工会工作是兼职，不拿一分钱的补贴，完全是自觉自愿地为人民服务。有时为了布置会场，他彻夜不眠，同几个年轻人共同劳动，并以此为乐。北大教授中，只有三四位担任过工会主席或副主席，得到过这样的殊荣。然而到了大革命中，这件事却成了季羡林的特殊罪状。北大的“工人阶级”早就对臭知识分子领导他们心怀不满，到了季羡林被“打倒”，在批斗季羡林的高潮中，他们也挤了进来。工人的想法和做法与教员区别十分明显。工人比学生力气大，行动更粗野。一天，在一阵激烈的砸门声后，闯进来两个工人，声称要押解季羡林到什么地方去批斗，季羡林只好从命。他们本来打算把当过北大工会主席的三位教授都揪出来，一起批斗。可惜三位中的一位已经调到社会科学院去了，另一位不知为什么也没有揪到，只剩下季羡林孤身一人来演这场独角戏。工人不喜欢在室内斗争，也不喜欢用嘴来批判，他们更喜欢在外面“游斗”，也就是在大马路上，边游边斗。这样可以供更多的人观赏，同时也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或者别的什么心。季羡林糊里糊涂，不敢抬头，不敢说话，任人摆布，任人捉弄。沿途挤满了看热闹的“观众”，口号声上彻云霄，中间还搀杂着哈哈大笑声。仿佛一场杂耍盛会。工人阶级有工人阶级的脾气：理论讲得少，拳头打得重；口号喊得响，石块投得多。耳光和脚踢，已经是家常便饭。这一次因为是“游斗”，虽然挨打比较多，但没有坐喷气式，这让季羡林真有点感恩戴德了。工会的风暴还没有完全过去，北大亚非所的“革命群众”又找上门来了。在“文革”前，北大根据高教部的意见，成立了亚非所。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亲自找到季羡林，要他担任所长。季羡林推辞不了，只好答应。其实所长之职，只是个挂名，什么事情也不管。因此季羡林和所里的工作人员没有利害冲突，关系还不错。可是季羡林一被“打倒”，亚非所的人也不甘落后，也要显示一下自己的“革命性”，决不能放过批斗季羡林的机会，这多少有点落井下石的味道。季羡林被揪到燕南园的所里。批斗是在室内进行的。屋子不大，人数不多，都是研究人员。季羡林说：“我现在在被批斗方面好比在老君八卦炉中锻炼过的孙大圣，大世面见得多了，小小不然的我还真看不上眼。这次批斗就是如此。规模不大，口号声不够响，也没有拳打脚踢，只坐了半个喷气式，对我来说，这简直只能算是一个‘小品’，很不过瘾，我颇有失望之感。”东语系的批斗会已经数不胜数，其中有一次给季羡林留下颇深印象。在主斗人物中，除了新北大公社的熟悉面孔以外，竟然也有井冈山的面孔。他们两派虽然斗争异常激烈，大有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之仇，然而在批斗季羡林时，却站在同一条战壕里，同仇敌忾，一致对“敌”。这次批斗的主题是从季羡林日记中找出的一句活：“江青给新北大公社扎了一针吗啡，他们的气焰又高涨起来。”这当然犯了大忌，简直是对“红都女皇”的大不敬。但是这句话本来是说明季羡林派性有多么顽固，是站在井冈山的立场上攻击新北大公社的，没想到，时过境迁，自己对之忠贞不二的井冈山一派竟然出卖自己，同对立面携起手来对付自己了。这样的批斗接二连三，季羡林心中思潮起伏，片刻也不能平静。他想得很多，很远，他在《牛棚杂忆》里写道：我想到了我的幼年。如果我留在乡下的话，我的文化水平至多也只是个半文盲。我们家里大约只有一两亩地。我天天下地劳动。解放以后还能捞到一个贫农地位，可以知识分子了。生活当然是清苦的，“人生识字忧患始”，我可以无忧无患，多么舒服惬意呀！如今自己成了教授，可谓风光已极。然而一旦转为“反动权威”，则天天挨批挨斗，胆战心惊，头顶上还不知道戴上了多少顶帽子，前途未卜。我真是多么后悔呀！造化小儿真是可恶之至！ !难熬的1968年春天（3）可是，季羡林明白，后悔是没有用的，现在当务之急是考虑一下如何改善当前的处境。他觉得，他在当时的首要任务是锻炼身体。这不是指一般的锻炼，而是一种特殊的锻炼，说白了就是专门锻炼双腿。他认真分析了当前的种种矛盾，认为最主要的矛盾是要善于坐喷气式。能够坐上两三个小时而仍然坚持不倒，便是最大的胜利。在历次的批斗中，他最受不住的就是坐喷气式，倘若一旦经受不住，倒在地上，其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批斗者一定会认为自己是故意捣乱，罪上加罪，拳打脚踢之外，还不知道会用什么方法来惩罚自己哩。他必须坚持下来，但是坚持下来又是万分不容易的。他写道：“坐喷气式坐到半小时以后，就会感到腰酸腿痛，浑身出汗；到了后来，身子直晃悠，脑袋在发晕，眼前发黑，耳朵轰鸣。此时我只能咬紧牙关。我有时也背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你别说，有时还真有效。”虽然历次批斗季羡林都坚持下来了，没有倒下，背语录也多少起点作用，但是他觉得并不保险。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必须有个长久之计。于是，他就想到了锻炼。他下定决心，每天站在阳台上进行锻炼。他低头弯腰，手不扶膝盖，完全自觉自愿地坐喷气式。同时，他还在心里数着数，来计算时间。必至眼花流汗为止。他说：“这样的锻炼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如果我不讲出来，决不会有人相信，人们一定认为这是海外奇谈。今日回想起来，我真是欲哭无泪呀！”季羡林每天站在阳台上锻炼，有时能看见几只麻雀跳跳蹦蹦地觅食，一会儿，翅膀一展，便在天空中自由飞翔。季羡林非常羡慕，他自问：“我为什么不能变成一只小鸟呢？”在被红卫兵押解的路上，经过湖边，看见在湖中枯木上晒盖的王八，一听到人声，身子一滚，坠入湖中，除了几圈水纹外，什么痕迹都没有了。季羡林又会羡慕不已，他又自问：“我为什么不能变成一只王八呢？”当然这些幻想都毫无用处，只能暂时排解一下自己的苦恼而已。忽然有一天，东语系公社的领导派人来下达命令：每天出去劳动。所谓劳动，就是劳动改造，简称“劳改”。这改变了季羡林天天在家等候批斗的窘境，他心中略有喜意。从此以后，他便同上面提到的东语系首先被批斗的那位老教授一起，天天出去劳动。他们这一对东语系的创办人，今天成了东语系造反派的阶下囚，成了一对难兄难弟。每天早晨8点到指定地方去集合，在一个工人监督下干杂活。12点回家，下午两点再去，晚上6点回家。劳动的地方很多，工种也不断变换，有时候一天换一个地方。他们两人就像是一对能思考会说话的牛马，在工人的鞭子下，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半句话也不敢说，不敢问。多脏多累的活，只要那工人的嘴皮一动，他们就必须去干。这位工人站在一旁，什么也不干，只是看着两位老教授干，有时还大声斥责，颐指气使。他就是这样来“领导一切”，改造知识分子的。季羡林无论是走去劳动，还是劳动后回家，决不敢，也不愿走阳关大道。因为在大道上走最不安全。大道上都是三五成群，或几十成群，戴着红袖章，手持长矛的红卫兵来来往往。像季羡林这样的人，一看打扮，一看面色，就知道是“黑帮”分子。他满脸晦气，目光呆滞，一身破衣烂衫，满是尘土，同叫花子差不多。当时谁都可以对他这样的人打一拳，踢一脚，不但不犯法，而且是“革命行动”，会受到人们夸奖的。连十几岁的小孩子都知道，像他这样的人是“坏人”，是可以任意污辱，丢一块石头，吐几口唾沫的。有的小孩甚至拿着石灰向他眼里撒，如果任其撒，眼睛是会瞎的。碰到这种情况，季羡林不敢还口，更不敢还手，只有“夹着尾巴逃走”一途。有一次，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手里拿着一块砖头，命令说：“过来！我拍拍你！”季羡林也只有快走几步，逃跑了事。不敢走阳关大道怎么办呢？那就只好专拣偏僻的小路走。在大革命时期，北大的小路要比现在多得多。这样的小路大都在老旧房屋的背后，阴沟旁边。这里垃圾成堆，粪便遍地，杂草丛生，臭气冲天。平常是绝对没有人来的。现在这地方却成了季羡林的天堂。这里气味虽然难闻，但是非常安全。到了这个环境里，季羡林平常不敢抬的头敢抬起来了，平常不敢出的气现在敢出了，还敢抬头看一看蔚蓝色的天空，心中感到异常的快乐。有一天，季羡林被押解着去拆席棚，倒在地上的木板上还有残留的钉子。他一不小心，脚踏到上面，一寸长的钉子直刺脚心，鞋底太薄，阻挡不住钉子。他只觉脚底下一阵剧痛，一拔脚，立刻血流如注。此时那个监工的工人不但毫不关心，反而勃然大怒，说：“你们这些人简直是没用的废物！”季羡林正准备挨几下耳光，不料那工人大发慈悲，没有打耳光，而是说了声：“滚蛋吧！”季羡林连忙乘机滚蛋。他痛得无法走路，但又不能不走，只能用一只脚走路，另一只脚拖着走，就这样一瘸一拐地走回家去。他不敢去校医院，那里管事的都是公社派的，平时看见他还怒目而视，现在去了不是自投罗网吗？回到家，两位老太太看到他这副狼狈相，大吃一惊，也一筹莫展。只能采用祖传的老办法，用开水把伤口烫一烫，抹点红药水，用纱布包了起来。可是下午还要去劳动，否则怪罪下来，还是自己倒霉。这时季羡林不期望有谁会对他讲什么“革命人道主义”，他说：“对国民党俘虏是可以讲的，对我则不行，我已经被开除了‘人籍’，人道主义与我无干了。” !难熬的1968年春天（4）此时北大两派早已开始武斗了，两派都有自己的武斗队。兵器就是把好好的钢管锯断，磨尖，形成一支长矛。武斗队员个个头戴柳条编的安全帽，手持长矛，像古代武士一样，十分威武。季羡林没有亲眼看过两派武斗的场面，只是时常被监工头领到宿舍区去清理武斗后留下的战场。四周楼上的玻璃全被打碎，地上堆满了石块，这是两派交战时的炮弹。他们的任务就是来清除这些垃圾。一次，他猛一抬头，瞥见一座楼的窗子外面挂满了成串的破鞋。他大吃一惊，继而心里莞尔一笑。大家都知道破鞋象征着什么。这是井冈山兵团的人用来嘲弄新北大公社那个“老佛爷”的。季羡林忽然觉得这些大孩子顽皮到可爱的程度，把这兵戎大事变成一幕小小的喜剧。季羡林看着那串破鞋差点笑出声来。他脸上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笑意了，笑的本能似乎已经忘掉，不意这次竟有了想笑的意思，这在他囚徒生活中也算是一个轻松的插曲。1968年的整整一个春天季羡林都在劳改。此时大地重又回春，燕园里繁花似锦，姹紫嫣红，一片花海。季羡林原是个爱花如命的人，但是到了此时，却变成了一个色盲。红红绿绿的花朵，在他眼中都变成了灰色。他哪里还有心思去欣赏这春色满园的美景呢？令季羡林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风和日丽，绚烂多彩的春天，又一场暴风骤雨突然降临。1968年5月4日，的“青年节”，新北大公社不知是为了纪念这个节日，还是其他什么目的，突然决定对全校的“黑帮”进行一次大批斗。5月4日，囚徒们一个个被从家里押解到了煤厂。提起煤厂，在当时真是大大地有名。顾名思义，这里是贮存煤的地方，由一群工人管理。在大革命分派时期，里面的工人碰巧都是拥护“老佛爷”的。运煤工人当然一个个都是身强力壮的彪形大汉，对付这群文弱书生，他们的力气绰绰有余。“文革”初期，到煤厂劳动过的“走资派”，一提起煤厂，都不寒而栗，简直像谈到国民党的渣滓洞一样。现在全校“罪大恶极”的“走资派”，“牛鬼蛇神”都被押到煤厂来了，其中包括“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点了名的陆平和彭珮云。每个人的脖子上都被带上一块十几斤重的大木板，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他们被命令坐在地上，谁也不敢出声。季羡林一看阵势，估计批斗时间不会短，为了保险起见，先请求允许到便所去一趟。路途颇远，他仍然挂着木牌，嘀里当啷，踉踉跄跄，艰难跋涉，到了目的地，赶快用超人的速度完成任务，然后回去坐在地上待命。他心里直打鼓，谁知道这是一阵什么风暴呢？时间终于到了。只听到一声大喝：“把他们押走！”于是上来了一大堆壮士，每两个对付一个囚犯，方式没有改变，仍是双臂被拧到背后，脖子上被两只手卡着，走了很长的路，才来到学三食堂。囚徒们被押解着，从左边的门进去，排成一排，都坐上了喷气式。季羡林只瞥见他的左手是彭珮云，其余的人的排列顺序就看不清楚了。行礼一切如仪。先是一阵“打倒”声，每个囚徒都被“打倒”了一遍。然后恭读语录，接着是批判发言。季羡林什么都没听见，只关心批斗什么时候结束。他在心里默默地数着数，一直数到了二三千了，耳边狼嚎之声仍然不断。可他那双经过锻炼的腿实在有点吃不消了，眼里也冒出了金星，脑袋里昏昏沉沉，数也数不下去了。斜眼一看，彭珮云面前的地上已经被头上流下来的汗水滴湿。过了不知多久，只听得一声断喝：“把他们都押出去！”季羡林知道，批斗结束了。但是，同上一次在大饭厅批斗一样，仪式并没有完全结束。“老鼠拉木锨，大头还在后头。”季羡林被押出了学三食堂，至少有三个学生或工人在“服侍”他。双臂被弯到背上，脖子上不知道有几只手在卡住，不但抬不起头，连身子都站不直。季羡林就这样被拖到马路上。两旁不知有多少人在“欣赏”，只听得人声嘈杂，如夏夜的蚊声。于是“游斗”开始，但是走路的速度比上一次快得多，季羡林身上有那么多累赘，又刚坐过喷气式，他无法走得那么快。于是他身旁的两个年轻人就拖着他走，不是架着，而是好像拖一只死狗。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我的鞋在水泥马路和石头上同地面摩擦。鞋的前头已经磨破，磨透，保护脚趾的袜子当然更不值得一磨，于是脚趾只好自己出马。这样一来，其结果如何，概可想见。当时是否流了血，自己根本无法知道，连痛的感觉都一点没有。小石块又经常打在头上。我好像已经失去知觉，不知道自己是在人间，还是在梦中。自己被拖到什么地方，走的哪一条路，根本不知道。看样子好像已经拖到了大饭厅。不知道怎么一来，又被拖了回来。几个人把我往地上一丢。我稍稍清醒，才知道自己躺在煤厂门外。这一次行动真非同小可。同上几次的批斗和游斗大不一样。季羡林已经完全筋疲力尽，躺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头脑发昏，眼睛发花，耳朵嗡嗡作响，心里怦怦直跳。在朦胧中感觉到脚趾头流出了血，刺心地痛，他完全垮了。此时周围一下子静了下来，批斗的人走了，欣赏者兴尽后也不知到什么地方去吃饭了。他抬眼看到身旁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张学书，一个是王恩涌。他感到宇宙间好像只有他们三个被斗者。张学书和王恩涌比季羡林年轻，身体也结实。他们俩把季羡林搀了起来，把他扶回了家。这种苦难中相濡以沫的行动，使季羡林永生难忘。 !太平庄劳改（1）季羡林原以为在大批斗以后，能恩赐两天的休息时间，他实在支持不住了。没想到，在大批判的第二天，聂元梓的校文革便决定将全校一百三十余名“黑帮分子”集中成立“劳改大队”，押送到昌平县十三陵附近的北大分校，俗称200号去关押劳改。劳改大队的总负责人是国政系刘╳╳。季羡林当时并不知道校文革的这个决定。他只是接到命令：到煤厂集合，而且要带上行李。季羡林一听要带上行李，便知道又出了新花样，不知道这回要把自己带到什么地方去哩，心里真不是滋味，觉得非常凄凉。他扛着行李，战战兢兢地走进煤厂，先被领到一个墙外的木牌子下面，低头弯腰，站在那里。他随时准备脸上，头上，肩上，背上，脚上，被打几个耳光，挨上几拳，被踢上几脚。然而这些都没有发生。他觉得十分反常，心里很不踏实，觉得这不是吉兆，其中必定暗藏杀机。过了一会，他们这群“黑帮”被命令排成两列纵队。一个新北大公社学生模样的人，大模大样，手执长矛，开始训话。他说明了这次集合的目的，是要去200号劳改，同时讲了一大通歪理。现在季羡林没有坐喷气式，能听清他说的话，其中警句颇不少，比如“你们这群王八蛋，你们的罪恶，铁证如山，谁也别想翻案！”训话者几次抖动手里的长矛，提高声音说：“老子的长矛不是吃素的！”这一点季羡林完全相信。在训话的同时，有人就从“黑帮”队伍中拖出几个人去，先是一个耳光或踹一脚，把他们打倒在地，然后几个人拥上去猛揍一顿，再把他们打得鼻青脸肿，被打者一声不敢吭，打完再回到队伍中。这是杀鸡给猴看的把戏，季羡林是懂得的。季羡林幸而是“猴子”不是“鸡”，没有被拖出去，不过也生怕自己被拖出去，吓得直打哆嗦。“杀鸡”的把戏耍完，“黑帮”们在长矛的押解下，排队登上几辆敞篷卡车，开往十三陵附近的北大分校。路上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达此行的目的地，也就是劳改的地方——太平庄。到了太平庄以后，“黑帮”们被安排在一些平房里住下。这些早已荒废不用的平房，门窗几乎没有一扇是完整的。屋里到处布满尘土，木板床上也积了很厚一层土。好在“黑帮”们早已经无所谓了，什么卫生不卫生，已经没有感觉了。每屋住四个“黑帮”，与季羡林同屋的有东语系那位老教授，还有一位非常熟悉的国政系姓赵的教授。他们虽然都是熟人，但没有一个人敢吭一声，敢笑一笑。他们都变成了失掉笑容不会表情的木雕泥塑。他们都从“人”变成了“非人”。此地处在燕山脚下，北倚大山，南面是纵横交错的田畴。距离居民聚居的太平庄，还有一段路程。实际上它孤立在旷野之中。然而押解他们的革命小将或中将，对这个风景宜人的地方却怕得要命。他们大概害怕人数远远超过他们的“黑帮”会起来暴动，所以长矛总是不离身的。其实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哪里还有什么暴动的能力和勇气呢？到了夜里，更是警备森严，大概是怕“黑帮”们逃跑，传下命令：夜里谁也不许出门，否则小心长矛！如果非要去厕所不行，则必须大声喊“报告！”得到允许，才能行动。有一天夜里，季羡林要小便，走出门来，万籁俱寂，皓月当空。他什么人都看不见，只好对空高喊：“报告！”在黑暗中果然有人声：“去吧！”但是他没有看见人影。“黑帮”们是来劳动改造的，第二天早晨就上了半山，任务是栽白薯秧。按说这不是什么累话，可是，季羡林拖着带伤的身体，跪在地上，用手栽秧，感到并不轻松。但是他仍然卖劲地干，一点不敢懈怠。可是他头上猛然挨了一棒，抬头看到一个手执长矛的押解人员，厉声高喊：“季羡林！你想挨揍吗？”季羡林不想挨揍，只好低下头，用出吃奶的力气来干活，手指头磨出了血。季羡林干了几天活以后，的负担，身体的疲劳，再加上在学校批斗时的伤痕，他的身心已经完全垮了。有一天，他的睾丸忽然肿了起来，而且来势凶猛，直肿得像个小皮球那样大，两腿不能并拢起来，连站都困难，更不用说走路。他不但不能劳动，连走出去吃饭都不行了。押解人员便命令同住的那位东语系老教授给他打饭。不能去栽秧了，但是不干活是不行的。押解人员便命令季羡林在院子里拣砖头石块，扔到院子外面去。于是季羡林就咧着双腿，趴在地上，把砖头石块拣在一起，然后再爬着扔到院子外面。大队人马都上山了，院子里一片寂静。季羡林一个人孤独地在院子里爬来爬去，艰难地捡拾着院子里的砖头瓦块。此情此景，令季羡林百感交集，有时抬起头来，仰望长空，不禁长叹一声：“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又过了两天，押解人员看到季羡林实在难熬，睾丸的肿始终不消，便命令他到几里外的200号去找大夫。那里驻有部队，部队里有医生。但是郑重告诫他：“到了那里一定要声明自己是黑帮。”于是季羡林遵命，咧着两腿，夹着像小球似的睾丸，蜗牛般地爬了出去。他爬了两个小时，才爬到200号。那里确实有一个解放军诊所。里面坐着一个穿军服的医生。军医看到季羡林，连忙站起来，满面春风地要搀他。季羡林一看到军医军服上的红领章，这红色特别鲜艳耀眼，闪出异样的光彩。这红色就是希望，就是光明，就是季羡林要求的一切。可是，季羡林必须执行押解人员的命令，他高声说：“我是黑帮！”这一下子坏了。医生脸上立刻晴转阴，慌不迭地说：“走吧！走吧！”季羡林本来希望军医至少能把他的睾丸看上一眼，给点止痛药什么的。现在一切都完了。于是又爬上了艰难的回程。 !太平庄劳改（2）人类忍受灾难和痛苦的能力是惊人的，也是神秘莫测的。过了几天，季羡林一没有停止劳动，二没有服任何药物，睾丸的肿竟然消了。于是季羡林又上山干活了。此时白薯秧已经栽完，押解人员命令季羡林同东语系那位教授上山去平整桃树下的畦。“黑帮”们的生活，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吃饭的地方在山脚下，同他们住的平房隔一个干涸的沙滩。这里房子整洁，平常有人住，厨房就在这里。押解人员吃饭坐在屋里，有桌有椅，吃的饭菜也不一样。“黑帮”们吃饭的地方是在房外的草地上，树跟前，当然没有什么桌椅。吃的饭菜极为粗糙：粗米饭或窝头，清水煮白莱。但是，在太平庄的二十多天的劳改中，季羡林也有一种特殊的幸福感。这里用不着随时担心被批斗，除了偶尔挨上一棒或一顿骂之外，没有喷气式可坐，没有胡说八道的批斗发言，这对季羡林来说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季羡林真希望长期在这里呆下去。 !坠入阿鼻地狱（1）但是，季羡林的希望又落空了。造反派的脾气谁也摸不清。l968年5月16日，聂元梓校文革决定：在校内民主楼后面的平房建立“监改大院”。监改大院，俗称“牛棚”。先后关押各级干部、知名学者及师生二百一十八人。监改大院设有监改人员二十多名，仍由国政系刘╳╳任总负责人。5月17日，季羡林等在太平庄劳改的“黑帮”们接到命令：立即返校。原来是奉校文革之命，要把他们这些“牛”关进“牛棚”里去。至于为什么不在太平庄劳改，而要回校关进“牛棚”，那就除了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的几位头头之外，谁也说不清了。“黑帮”们回到学校，第二天就被召到外文楼和民主楼后面的三排平房那里去。被告知就在此地，自己动手，修建牛棚，然后“请君入瓮”，自己住进去。季羡林对这几排平房是非常熟悉的。过去，他从家里到外文楼办公室去，天天都要经过这里。因为教室紧张，他还曾经在这里上过课。这三排平房都是极其简陋的房子。房顶极薄，挡不住夏天的炎阳。窗户破旧，缺少玻璃，又挡不住冬天的寒气。根本没有暖气，安上个炉子，也只能起到”望梅止渴”的作用。地上是砖铺地，潮湿阴冷。然而，新北大公社的头头们却偏偏选中了这块地方当“牛棚”，可见其用心之险恶。“黑帮”这群“牛”们，被分配住在平房里，男女分居，每屋二十人左右，每个人只有躺下能容身之地。因为房屋久已荒废，霉气冲鼻。监改人员特别宣布：“老佛爷”天恩，运来一批木板，铺在地上当床，可以挡住潮气。在西边靠女牢房的地方，搭了一个席棚，名曰审讯室。南面外文楼的后面，也搭了一座大席棚，供囚犯们吃饭之用。监改人员则住在民主楼里，那里设了监改总部。“黑帮”大院的建筑规模大体如此。季羡林奉命在今天考古楼东侧的一排平房的前面埋柱子，搭席棚。先用铁锹挖土成坑，栽上木桩，再在桩与桩之间架上木柱，搭上架子，最后在架子上钉上苇席。席棚搭完，又被调到审讯室去，用铁锹和木棍把地面捣固，使之平整。囚犯们干活都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觉悟特别高，而是知道监改人员手中的长矛不是吃素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飞来横祸。有一位年近古稀的西语系教授，大概是没有去过太平庄，手中的铁锹稍稍停止了一会活动，背上就挨了重重的一棒。在众囚犯的努力之下，监改大院终于完成了。落成之后，又画龙点睛，在大院向南的一排平房的墙上，用白色颜料写了八个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每个字比人还高，龙飞凤舞，极见功力，顿时满院生辉。这八个大字对每个囚犯都起到了极大的威慑作用。从此以后，囚犯人就生活在这八个大字的威慑之下。“牛棚”里有“劳改罪犯守则”，这就是“牛棚”的“宪法”。在“宪法”和经常补充的口头法律条文的管束下，囚犯们每日生活倒也井然有序。早晨6点起床，早了晚了都不允许。一声铃响，穿衣出屋，第一件事情就是绕着院子跑步。监改人员站在院子中央，发号施令。跑步本来应该是锻炼身体，是好事，但是这一群“劳改罪犯”每天繁重的体力劳动已经锻炼够充分的了，何必多此一举。实际上，早晨跑步也是折磨“罪犯”的一种办法，让他们在整天的体力劳动之前，先把体力消耗净尽。跑完步，到院子里的自来水龙头那里去洗脸漱口。洗漱完，排队到员工二食堂去吃早饭。走在路上，一二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个个垂头丧气，如丧考妣。根据监改人员的口头法律，谁也不许抬头走路，有违反者，背上立刻就是一拳，或者被踹上一脚。到了食堂，只许买窝头和咸菜，油饼一类是“奢侈品”，是绝对禁止买的。即使让买，“囚犯”们也买不起。当时“劳改罪犯”的生活费是十六元五角，家属十二元五角。这点钱，仅够吃饱肚子，也就只能吃窝头和咸菜。餐厅里当然有桌有凳，但那是为“人”准备的，“牛”们无份。囚犯们只能在楼外面的树下，台阶上，或者蹲在地上“进膳”。中午和晚上的肉菜更与“囚犯”们无关，他们只能吃些盐水拌黄瓜，清水煮蔬菜之类的菜。整日剧烈的劳动，而肚子里却滴油未有，季羡林说：“这是我继在德国挨饿和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的第三次堕入饥饿地狱。但是其间也有根本性的区别：前两次我只是饿肚子而已，这次却是在饿肚之外增加了劳动和随时会有皮肉之苦。回思前两次的挨饿宛如天堂乐园可望而不可即了。”早饭以后，回到“牛棚”，等候分配劳动任务。此时“黑帮”们全都成了牛马，全校的工人没有哪个再干活了，他们都变成了监工和牢头禁子。他们有活，不管多脏多累，一律到“牛棚”来，要求分配劳改罪犯。这就好比是农村生产队长分配牛马一样。在出发劳动前，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必须到树干上悬挂的黑板下，抄录今天要背诵的“最高指示”。这指示往往相当长。每一个罪犯今天不管干什么活，到哪里去干活，都必须背得滚瓜烂熟。任何监改人员，不管在什么场合，都可以让你背诵。倘若背错一个字，轻则一耳光，重则更严厉的惩罚。现在，如果“黑帮”们被叫到办公室去，要先喊一声：“报告！”监改人员说“进来”才能进去。进去后，垂首肃立。监改人员在谈正事前，要让你背今天规定的语录，有时他只提一段语录的第一句，你必须接下去把整段语录背完。倘若背错一个字，则严惩不贷。这种荒唐的做法，不知是哪位天才发明的，今天说起来，年轻人都不会相信，即使亲历者，现在回忆起来也感到滑稽可笑。可是，当时是没有人觉得可笑的。就像基督教徒做弥萨，伊斯兰教徒一天做五次礼拜一样，是极其神圣、极其严肃、极其正常的事情。可是，做弥萨做礼拜不需要背经文，教徒并无压力。背语录则完全不同，几万字的语录一般人是很难记住的，特别是老年人记忆力衰退，就更难背诵。有一位地球物理系的老教授，由于年纪实在太老了，背不下来，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其实监改人员自己也未必能背下来，因为有时季羡林由于神经紧张，也曾背错一二个字，但监改人员并未发现。背语录这种宗教式的查经办法，究竟有什么用处？实在让人很难理解。季羡林说：“我有自己的解释，这解释仍然是我发明创造的‘折磨论’。我一直到今天还认为这是惟一合理的解释。” !坠入阿鼻地狱（2）囚犯们抄完语录，便跟随牢头禁子去干活。季羡林什么活都干过，比如：搬运耐火砖，运沙子，运煤，搬石头，修理地下管道等等。总之，什么活最重，最累，最脏，就让囚犯们去干什么活。由于季羡林不但是“劳改罪犯”，而且是原井冈山的成员，而工人中大都是新北大公社派的，所以他被打骂的机会就比一般人更多。晚上，吃过晚饭，最重要的仪式便是“晚间训话”。晚间训话，照例要全体“罪犯”集合，地点在两排平房之间的小院子里。每天总有一个监改人员站在队列前训话，这个人似乎是上面派来的，公社派的头头。训话者还常常换人。训话的内容，每天不同。因为他的目的不在讲大道理，而大道理本来就没有太多好讲的。他的讲话是属于“折磨学”。训话的主要做法是抓小辫子，而小辫子“黑帮”们满头都是。小辫子的来源大体有两个：一个是白天劳动时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一个是“囚犯”们每天写的书面思想汇报。“囚犯”们干活是非常兢兢业业的，可是监改人员总要挑点刺儿，否则就无从监改了。欲加其罪，何患无辞。说不定哪一个“囚犯”被监改人员选中，于是训话时他便会倒霉。至于写书面思想汇报，是每天的重要工作。按说这些“牛鬼蛇神”都是走笔如神的教授学者，写个区区的思想汇报是没有什么困难的。其实不然。不论“黑帮”们怎样冥思苦想，细心推敲，在这个文字之国，想要从文字上挑点毛病，还是易如反掌的。晚间训话的程序大体如下：“罪犯”们先列队肃立，因为院子不大，排成四行。监改人员先点名。点名本是件很普通的事，但是其中有一件小事，却给季羡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说：“就是将来我见了阎王爷，也不会忘记的。”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有一位西语系的归国华侨教授，年龄早已过了花甲，而且有重病在身，躺在床上起不来。不知道是用什么东西把他也弄到黑帮大院里来。他行将就木，根本不能劳动，连吃饭都起不来。就让他躺在床上“改造”。他住的房子门外就是晚间训话”罪犯”们排队的地方。每次点名，他都能听到自己的名字。此时就从屋中木板上传出来一声：“到！”声音微弱、颤抖、凄凉。我每次都想哭上一场。这声音震动了我的灵魂！其他“罪犯”站在这间房子门外，个个心里打鼓。说不定训话者高声点到自己的名字，还没等他自己出队，就有两个年轻力壮的监改人员，走上前去，用批斗会上常用的方式，反剪双臂，拖出队列，上面是耳光，下面是脚踢。清脆的耳光声响彻夜空。更厉害的是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两只脚。牛棚生活除了每日的劳动改造以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让囚犯们每天，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首先要应付的就是“外调”。“外调”是一个专有名词。意思就是外地外单位的人，来到劳改大院，向某个“罪犯”，调查本地本单位某个人的“罪行”。当时外调人员满天飞。全国哪个单位都不惜工本，派人到全国各地，直至天涯海角，深入穷乡僻壤，调查搜罗本单位有问题人员的“罪行”，以便罗织罪名，把他打倒在地，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本来应该是司法机关管的事情，但是当时司法机关已经瘫痪，无法履行职责。再说了，当时各单位都分了派，为了把对立面一派的人打倒，还是自己代行司法职责来得方便。由于派性作怪，即使被调查者明明没有问题，也要实行“有罪推定”，非“调查”出“罪行”来不可。拿季羡林来说，在他没有开罪那一位“老佛爷”的时候，是没有人会对他进行调查的。一旦他跳出来反对那位“老佛爷”以后，对他的调查工作便立刻上马。新北大公社把季羡林看作眼中钉，四处调查他的“罪行”，并且非常卖力气。两个调查人员，跋山涉水，历尽艰辛，来到鲁西北临清县官庄季羡林的老家，满以为打着“老佛爷”的旗号，便可以吓唬那里的农民，把季羡林打成地主。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官庄的贫下中农把这两位外调人员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说：“如果讲苦大仇深要诉苦的话，季羡林应该是第一名。”两位外调人员只得悻悻而归。但是，“老佛爷”仍然不死心，又派人去了第二次。这次遭到了与上次同样的命运，这才死了把季羡林打成地主这条心。季羡林被关进劳改大院以后，经常要应付外调人员。这些人也分三六九等，很不相同。有的只留下被调查人的姓名，季羡林写完材料后，交给监改人员转走便了事。有的要求当面面谈，但态度也还温文尔雅，并不吹胡子瞪眼。不过，也有非常野蛮粗暴的。有一次，山东来了两个外调人员，一定要面谈。于是，季羡林被带到审讯室，接受他家乡来人的审讯。他们调查的是季羡林同山大一位籍的系教授的关系。由此，季羡林知道，他的这位此时也遭了难。没想到这两个山大的外调人员对季羡林拍桌子瞪眼，甚至动手扯他的头发，打他耳光，用脚踹他的腿。季羡林这个新北大公社的“罪犯”，忽然摇身一变，成了山东大学造反派的“罪犯”。季羡林耳听粗蛮重浊而又有点油滑的济南腔，眼观他们残忍蛮横的面部表情，感到恶心到了极点。此时，他想起了他的老师吴宓的诗句：“如此乡音真逆耳。”山东济南的“国骂”同北京略有不同，是用三个字“我日妈”，这两个汉子满嘴脏话，迫他交待，不但要他交待同那位教授的“黑”关系，而且还要交待季羡林自己的“罪行”。来势之凶猛，让久经沙场的季羡林也不知所措，浑身上下流满了大汗。一直审讯了两个钟头，早已过了吃午饭的时间，两位汉子还兴犹未尽。这时连北大的监改人员都看不下去了，觉得他们实在有点过分，干脆出面干涉，这两位山东老乡才勉强收兵，悻悻然走掉了。季羡林在被折磨得筋疲力尽之余，想到的还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那位朋友：碰到这样蛮横粗野没有一点人味的家伙，你的日子真够呛呀！ !坠入阿鼻地狱（3）其次是批斗。被囚禁在“牛棚”里的“囚犯”并不完全同牛一样。牛们每天只要出去劳动，便算完成任务。而“囚犯”们除了劳动之外，还要“触及灵魂”，接受精神折磨，这就是批斗。在未进“牛棚”之前，要么只批斗，不劳动；要么只劳动，不批斗。现在却成了“双轨制”：劳动与批斗并举。季羡林说：“劳改与批斗二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如果让我等‘罪犯’选择的活，我们都宁愿选取前者。可惜，我们选择的权利一点都没有。”因此，季羡林虽身居劳改大院，仍然必须随时做好两手准备。即使已经被分配了劳动任务，跟着工人到什么地方去干活了，心里也并不踏实。说不定什么时候，也说不定哪个单位，由于某种原因，要批斗他。此时，便可以看见两个戴红袖章的红卫兵，拿出大院“办公室”的批条给工人看一眼，便押着他到不知什么地方去接受批斗。季羡林在大院中是属于“要犯”，并非他有什么重大“罪行”，只因为他是原井冈山的勤务员，而且反对过那一位“老佛爷”，这就罪大恶极，罪在不赦。因此，从大院中被押出去批斗的机会也就特别多。1968年6月18日，一年一度的“斗鬼节”又到了。自从1966年6月18日第一次大规模斗“鬼”以后，这一天便被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定为“纪念日”。每逢“纪念日”都要以大规模的斗“鬼”活动来纪念。前两年季羡林还没有变成“鬼”，l968年这一次他是逃不过了。一大早，牢头禁子们便忙碌起来了。不知道是根据什么原则进行“优化组合”，并不是每一个“棚友”都能得到这一年一度极为难得的机会的。在列队出发的时候，季羡林发现只有少数人参加。东语系代表只有二人：他和那位老教授。押解他们的人，不是本院的监改人员，而是东语系派来的一位管电化的姓张的工作人员。由此季羡林推断，这次被斗的人是由所在单位确定的。这位姓张的老同事，见了他们，不但不像其他同等地位的人员那样，先“妈的！”“混蛋！”骂上一通，而是和颜悦色。这简直令季羡林有点毛骨悚然，非常不习惯。季羡林自从当上“罪犯”后，早已觉得自己不是人了，一旦被当人看待，反而觉得“反常”。这位姓张的老同事与众不同的态度，使季羡林终生难忘。但是，那些“斗鬼者”却完全不是这样子。季羡林在回忆“斗鬼日”的情况时写道：我不敢抬头，不但路旁的人我看不清，也不敢看，连走什么道路也看不清。只是影影绰绰地被押出黑帮大院，看到眼前的路是走过临湖轩和俄文楼，沿斜坡走上去的。当时现在的大图书馆还根本没有，只有一条路通向燕南园和哲学楼。我们大概就是顺着这一条林荫马路，被押解到哲学楼一带地方。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也不清楚是用什么方式，批斗了一番之后，就押解回“府”。我没有记得坐很久的喷气式，也不记得有人针对我作什么批斗发言。我的印象是，混乱一团。我只听到人声鼎沸，间以“打倒”之声。也许是各个系所单位分头批斗的。我自己好像梦中的游魂，稀里胡涂地低头弯腰，向前走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只感觉到，不但前后有人，而且左右也有人，好像连上下都有人，弥天盖地，到处都是人。我能够看到的却只有鞋和裤子。在“打道回府”的路上，我感觉到周围的人似乎更多了。我现在已经麻木，拳头打在身上，也没有多少感觉。回到黑帮大院以后，脱下衬衣，才发现自己背上画了一个大王八，衣襟被捆了起来，绑上了一根带叶的柳条。根据我的考证，这大概就算是狗尾巴吧。平常像阎罗王殿一样的黑帮大院，现在却显得异常宁静、清爽，简直有点可爱了。——《牛棚杂忆》第三是被侮辱与虐待。监改大院不是监狱，监狱是按照法律条文实行管理的，全世界的监狱，起码在条文上都是不允许侮辱和虐待犯人的。监改大院则不然，它是私设的牢房，不受官方管辖，就好比现在世界上许多组织绑架人质后私设的牢房一样。这里只有约束犯人的各种规定，这不允许，那不允许，却没有对监改人员的管理规定。监改人员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犯人，而不会受到任何批评和惩戒。而这些所谓的监改人员，都是新北大公社头头精心挑选出来的。心慈手软，富有同情心的人当然是没有资格做监改人员的。只有那些平时就心狠手毒，打人成性，有虐待狂的人才能入选。由这样一批没有人性的家伙来管理监改大院，囚犯们的处境便可想而知了。侮辱与虐待是家常便饭，是监改人员取乐的一种方式。有一个监改人员张╳╳，是生物系的。他是在“牛棚”建成后才来的。此人一来，便表现出与众不同，鹤立鸡群的样子。他不是什么大头目，只是一般的小卒子之类，但管的事特别多，手伸得特别长。经常可以看见他骑着自行车——这自行车是从“罪犯”家里抄来的——在大院子里兜圈子，以资消遣。这在阴森恐怖的“牛棚”里，是非常惹人注目的举动。有一天晚上，季羡林看见这位张老爷，坐在一把椅子上，抬起两腿，把脚放到椅子上，用手在脚指头缝里抠个不停。他面前垂手站着一个“囚犯”。张老爷问着什么问题，间或对“罪犯”大声训斥。季羡林仔细一看，这“罪犯”竟是陆平。“黑帮”大院初建时，陆平因是首要“钦犯”，囚禁在别的地方，不知道什么时候竟也乔迁到棚中来了。这个姓张的问陆平什么问题，问了多久，后果如何，季羡林一概不知，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很蹊跷而已。 !坠入阿鼻地狱（4）可是，季羡林哪里会想到，过了不几天，同样的厄运竟降临到自己头上来了。有一天晚上，已经响过熄灯铃，季羡林忽然听到从民主楼拐角的地方高喊：“季羡林！”季羡林听了以后，连忙以超常的速度，跑到前面大院子里，看到姓张的正用上面描绘的那种姿式坐在那里，右手抠着脚丫子，开口问道：“你怎么同特务机关有联系呀？”“我没有联系。”季羡林答。“你怎么说江青同志给新北大公社扎吗啡针呀？”“那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你有几个老婆？”季羡林大吃一惊，连忙答道：“我没有几个老婆。”这样一问一答“交谈”了几句，姓张的说：“我今天晚上对你很仁慈！”季羡林承认他说的是实活。这次谈话一没有拳打脚踢，二没被“国骂”痛击，这难道不是极大的仁慈吗？可是，季羡林万万没有想到，他最后一句话里面暗含杀机。“我今天晚上对你很仁慈”，明天晚上呢？第二天晚上，也是在熄灯铃响了以后，季羡林正准备睡觉，忽然像晴天霹雳一般，听到一声：“季羡林！”季羡林连忙跑出牢房，看到这位张牢头不是在大院子里，而是在两排平房的拐角处，怒气冲冲地站在那里：“喊你为什么不出来？你耳朵聋了吗？”季羡林知道，事情有点不妙。还没等季羡林继续想下去，他的脸上，头上，蓦然感到一热。姓张的用胶皮裹着的自行车链条，劈头盖脑地便向他打来。季羡林脑袋里嗡嗡作响，眼前直冒金星。但是他不敢躲闪，躲闪会打得更重，只能笔直地站在那里，任链条在全身乱抽。季羡林最初还有痛的感觉，后来逐渐麻木起来，只觉得头上，眼睛上，鼻子上，嘴上，耳朵上，一阵阵火辣辣的滋味，不是痛，而是比痛更难忍受的感觉。季羡林感到自己好像要失掉知觉，好像要倒在地上，但是他本能地坚持住，没有倒下去。只见眼前鞭影乱闪，叱骂声震天。季羡林完全处在一片迷茫、浑沌之中，好像一块木头，一块石头，成了没有知觉的东西。不知道打了多久，也不知道到了什么时候，他隐隐约约地仿佛在梦中，听到了一声“滚蛋！”他知道一切结束了，连忙逃回了牢房。回到牢房后，季羡林立即感到浑身上下痛起来。他想，自己现在的首要任务便是“查体”。先查一查自己的五官四肢是否完整。眼睛被打肿了，但是试着睁一睁，两眼还能睁开，并且看得清楚东西，证明眼睛是完整的。用手摸一摸脸上，鼻子里，嘴里，耳朵里，粘糊糊的，都流着血。他又张了张嘴，里面的牙没有被打掉。至于其他地方流血，不至于性命交关，只好忍住疼痛了。这一夜，他浑身疼痛，辗转反侧，直到天亮都没有合眼。第二天早晨，照样派活，照样背语录。季羡林被派到北材料厂外面的马路旁去筛沙子。他身上是什么滋味，心里是什么滋味，连自己也说不清楚。他说：“我完全迷糊了，迷糊得连自杀的念头都没有了。”这一天中午，还是那位张牢头走进牢房，命令季羡林搬家。季羡林这个“家”，没什么东西，把铺盖一卷，立刻搬到昨天在门外受刑的那间屋子里。这里是“特别雅座”，是囚禁重囚犯的地方，“钦犯”陆平就关在这间屋子里。这屋里整夜不许关灯，屋里的囚犯轮流值班看守，不许睡觉。看守什么呢？不得而知。或许是怕犯人受重刑后寻短见，比如上吊之类的吧？这时季羡林恍然大悟，他受过刑之后，在“黑帮”大院里的地位提高了，他升级了，升入更高的层次。打个比方来说，他在佛教的地狱里进入了阿鼻地狱，相当人间的死囚牢房。 !折磨的异化（1）季羡林在“牛棚”中长期“劳动改造”，受尽折磨与侮辱，脑筋越来越糊涂，心情越来越麻木。“牛棚”不是地狱，胜似地狱。自己不是饿鬼，胜似饿鬼。他说：“我的自我感觉是：非人非鬼，亦人亦鬼。别人看自己是这样，自己看自己也是这样。不伦不类而又亦伦亦类地套用一个现成的哲学名词：自己已经‘异化’了。”如果按照小孩子的办法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两大类的话，季羡林当然属于“好人”一类。他不但是好人，而且是品德高尚，忠厚诚信，先人后己，助人为乐的“大好人”，这是有口皆碑的。就拿金钱问题来说吧。季羡林一不吝啬，二不拜金。他十几岁在济南时，有一次到药房去买药。伙计算错了账，多找给了他一块大洋。当时在小孩子眼里，一块大洋是一个巨大的财富。但是他立即退还给了伙计，惹得伙计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1946年，他从海外归国，为给家里寄钱，卖了自己的一只瑞士欧米茄金表。钱寄出以后，他又把剩下的法币换成黄金。伙计也算错了账，竟多给了他一两黄金。在当时一两黄金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但是他立即退还给了伙计。解放以后，他给家乡小学捐献图书，一次就买了一万多块钱的图书寄去，当时一万多元也不是一个小数。在季羡林看来，这些事都是不足挂齿的小事，从未向人提起过。由此可见季羡林是一个多么诚实慷慨的人。然而到了现在，他写道：“自己一下子变成了‘鬼’。最初还极不舒服，颇想有所反抗。但是久而久之，自己已习以为常。人鬼界限，好就是‘破罐子破摔’。自己已经没有了前途，既然不想自杀，是人是鬼，由它去吧。别人说长道短，也由它去吧。”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做出意想不到的事情来。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当时，天天劳动强度很大，肚子里又没有油水，总是饥肠辘辘，想找点吃的。我曾几次跟在牢头禁子身后，想讨一点盛酱豆腐罐子里的汤，蘸窝头吃。有一次，我被派去清理宿舍区的武斗现场，忽然发现，在一个破旧的蒸馒头用的笼屉上有几块已经发霉的干馒头。我简直如获至宝，拿来装在口袋里，在僻静的地方，背着监改的工人，一个人偷偷地吃。什么卫生不卫生，什么有没有细菌，对一个‘鬼’来说，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了。我也学会了说谎。离开大院，出来劳动，肚子里饿得不行的时候，就对带工的工人说，自己要到医院里去瞧病。得到允许，就专拣没有人走的小路，像老鼠似地回到家里，吃上两个夹芝麻酱的馒头，狼吞虎咽之后，再去干活，就算瞧了病。有一次我在路上拣到了几张钞票，都是一毛两毛的。我大喜过望，赶快揣在口袋里。以后我便利用只许低头走路的有利条件，看到那些昂首走路的“自由民”决不会看到的东西，曾拣到过一些钢镚儿。这又是意外的收获。我发现一条重要的规律：在“黑帮大院”的厕所里，掉在地上的钢镚儿最多。从此别人不愿走进的厕所，反而成了我喜爱的地方了。季羡林沉痛地写道：“上面说的这些极其猥琐的事情，如果我不说，决不会有人想到。如果我自己不亲身经历，我也决不会想到。但是，这些都是事实，应该说是极其丑恶的事实。当时我已经完全失掉了羞耻之心，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寒而栗。我从前对一个人堕落的过程发生过兴趣，潜意识里似乎有点认为这是天生的。现在拿我自己来现身说法，那种想法是不正确的。然而谁来负这个责任呢？”季羡林的回忆和对回忆的反思，除了令人感到惊心动魄、不寒而栗之外，不能不联想到另外两个人和他们的著作，那就是卢梭的《忏悔录》和的《讲真话的书》。卢梭在《忏悔录》的开篇第一句话就表明了自己的用意：“我正在做一件前无古人，后无仿者的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貌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他在书中以惊人的诚实和坦率的态度来剖析自己，毫不隐讳自己最下流最可鄙的行为举止。这部宏篇巨制对人类的社会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包括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这些伟大的在内，都对《忏悔录》推崇备至。但是卢梭的预测并不完全准确。像《忏悔录》一样的书固然“前无古人”，却是“后有仿者”的。至少我们知道，在上个世纪80年代，著名作家巴金先生就写了一本类似《忏悔录》的书───《讲真话的书》。巴金先生以“不怕下油锅”的勇气，在书中检讨自己三十年中，迫于形势说假话写假话的“罪行”，并且发誓再也不写假活。现在，季羡林以同样的坦诚，给我们展示了在大革命的残酷环境中，自己的“灵魂”是怎样堕落的，同样能唤起世人的警觉与醒悟，以及对他人格的加倍敬重。现代心理学家认为：“一个人长期处在生存危机和心理失落的情况下，就会对自己采取一种‘放弃’状态，从而对自己的行为‘失控’，做出连自己都想象不出的事情来。”所以季羡林说：“这种打着劳动的旗号折磨人的办法，只能改造人的身体，而决不会改造人的灵魂。如果还能达到什么目的的活，我的自暴自弃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折磨的结果只能使人堕落，而不能使人升高。” !折磨的异化（2）这种“堕落”，显然已经不是道德范畴的问题，而是属于现象。可惜，在“文革”前，全国高校已经撤销了心理系和心理专业，官方认为心理学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伪科学，不屑一顾。甚至把党支部做思想工作与心理治疗混为一谈，其无知与愚顽，到了何种地步。大革命对国人心灵的摧残，较之物质的摧毁，惨重百倍。甚至连季羡林这样的人，都曾“堕落”，遑论他人。这真让人感到怵目惊心，不堪回首。如果说，我们可以用一两代人的时间，可以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物质损失挽回来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对全民思想、心灵的摧残与荼毒，则决不是一两代人的时间所能挽回的。至于季羡林最后提出来的质问“然而谁来负这个责任呢？”这却是一个难答的问题。 !艰难的“解放”（1）1968年夏，“天”“地”两派的武斗不断扩大，北大校内两派的武斗也逐步升级。7月22日，校文革决定对井冈山兵团占领的楼房断电、断水。井冈山兵团则从37楼南墙外的高压电线上带电作业往楼内架接电源。为着接电与反接电，两派再次爆发大规模武斗。双方用长矛互相冲刺，并扔了许多自制的燃烧瓶，武斗一直持续到深夜，造成双方群众伤残，并造成校外马路堵塞，332路公共汽车停驶，附近居民及路人皆惴惴不安，视北大如战场，纷纷躲避。这种“无政府状态”的混战，震惊了中南海，引起了最高当局的关注。7月28日，凌晨3时半至8时半，亲自召见首都高校红代会核心组负责人，即所谓“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清华）、谭厚兰（北师大）、韩爱晶（北航）、王大宾（地质学院）。毛泽东说：“今天是我找你们来商量制止的武斗问题，怎么办？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们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逍遥派那么多，就是因为分了派，忙于武斗。现在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它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要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l998年版。）毛泽东的讲话，就是最高指示，一锤定音，没有任何人敢违抗，包括自恃有靠山的聂元梓在内。于是，首都高校的武斗立即停止下来，偃旗息鼓，销声匿迹。8月19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奉命进驻北大。宣传队由北京第一机床厂、第二机床厂、外文印刷厂、北京齿轮厂、财经印刷厂和67军等六个单位、四百九十二人组成。半年后，1969年3月24日，8341部队八十一名军宣队员在政委杨德中、副政委王连龙率领下，进驻北大。军宣队中包括后来名震一时的“四人帮”爪牙迟群和谢静宜。从此时起至i976年“文革”结束，北大这所的最高学府便在工人和军队组成的“宣传队”领导下度过了八年的漫长岁月。宣传队进校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收缴武器，拆除武斗工事。据统计：新北大公社向宣传队上缴扎枪、长矛930支，安全帽518顶，护身甲336件，铁棍约200根。井冈山兵团交出的武器计有：长矛749支，铁棍71根，护身甲208件，柳条帽432顶，弹弓8个。宣传队办的第二件事是，要求两派倒旗，回各班系、各单位去联合闹革命。8月28日，新北大公社（5000人）召开“将革命进行到底”大会，宣布：从8月28日22点起，解散新北大公社各级组织。8月29日，井冈山兵团发表声明：从8月29日下午3时起，停止一切工作。至此，北大两派长达两年多的斗争历史宣告结束。宣传队办的第三件事，便是在全校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这次“清队”运动，又一次执行了极“左”路线，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伤害了许多无辜者。从9月下旬开始，全校干部、教师被命令集中食宿，不得自由回家。在宣传队提出的“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的思想指导下，全校相继有九百多人被重点审查。根据1968年12月12日宣传队上报的《简报》称：“自清理阶级队伍以来，北大自杀了十七人。”这还不包括在此《简报》发出后六天，即12月18日夜，原北大副校长、历史系主任、一级教授翦伯赞与夫人服安眠药自杀身亡在内。据l969年9月4日宣传队向市革委会上报《关于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情况报告》说：“1969年7月上旬转入（第二次）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截止9月2日告一段落。初步查清北大前身（旧北大、燕大）中统、军统、国民党、三青团等51个反动组织；在现有4711名教职员工中，清出叛徒3人，特务55人（其中潜伏特务17人），历史反革命分子21人，现行反革命分子（内含1名学生）9人，地、富、坏分子14人，共102人。”这真是“王八多得腿碰腿”了。据说，通过“清队”以后，“北大的阶级阵线基本明朗了”。时令已经进入了1968年的冬季，此时工军宣传队已经进驻北大两个多月。劳改大院内的劳改队伍逐渐缩小了起来。一来二去，剩下的人不多了，但是季羡林仍然呆在劳改队伍中，没有人来过问他。监改人员命令所有的人都搬到一间大屋子里去住。又过了一段时间，上面传下命令：各系的“罪犯”分别回到各系关押。东语系便把季羡林等几名“犯人”提回系里，关押在外文楼二楼北面的缅甸语教研室里。 !艰难的“解放”（2）到了外文楼以后，季羡林没有再挨打，但是没想到由于他“态度不好，没有低头认罪”，又遭受一次飞来横祸。有一天，解放军派来“支左”的常驻东语系的一个营长赵╳╳，把季羡林叫到他的办公室里，问季羡林一个问题。季羡林当时认为解放军的水平总应该是高一些的，但是令季羡林非常失望，这位营长态度极其粗暴蛮横。这使季羡林心里非常窝火，他的犟劲也上来了，便粗声粗气地说道：“我的日记已经全部抄来了，一定会放在外文楼某一间屋子里。你派一个人去查一查那一天的日记。最多只用五分钟，问题就可以全部弄明白。”季羡林万万没想到，这一下又捅了马蜂窝。这位营长大概认为季羡林这个囚犯竟胆敢顶撞他这个“太上皇”，真是胆大包天，于是勃然变色，大声指责季羡林态度极端恶劣。季羡林回到牢房，马上就有革命群众到屋里来贴大标语：“季羡林要翻天，就打倒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等等，整个牢房被红红绿绿的标语几乎贴满了。“司空见惯浑无事”，这些东西对季羡林的神经已经不能产生任何作用了。他夜里照睡不误，等候暴风雨的来临。果然，“革命家”们第二天就开始行动了。季羡林被两个东语系的红卫兵押到东语系住的40楼。他看见楼外早已贴满了针对自己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打倒老保翻天的季羡林！”顿时他明白了，因为昨天他顶撞了军宣队，这是赵营长对他的惩罚，他现在变成了“翻天”的代表人物了。季羡林被卡住脖子，拧住胳臂，推推搡搡，押进楼去。先走进一层楼道，楼道本来就很窄，现在又挤满了学生。季羡林被押着穿过人群，耳朵里听的是口号声，头上、身上挨的是拳头。他被两个红卫兵押着走，仿佛腾云驾雾一般，飞上了二楼。二楼同样是震天的口号和雨点般的拳头。在嘈杂混乱声中，他又被押上三楼。“仪式”完了以后，又被押回牢房。后来季羡林听说，这叫做“楼内游斗”。是谁发明的，不得而知。季羡林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这样的批斗，花样虽然新鲜，但是对他也没有什么刺激，只觉得“好玩”而已。事情当然不能就这样结束。这位赵营长下定决心，不整得季羡林死去活来绝不罢休。于是连夜制定方案，调集人马，布置任务，要给季羡林一点颜色看看。第二天，刚吃过早饭，季羡林又被押到一间教研室里，那里面坐着教师，也有学生，面对面地对季羡林进行批斗。然后是第二个教研室，第三个教研室……每个教研室都批斗一通。东语系有十几个教研室，共批斗了十几次。接着又到东语系学生班里去批斗，每个班批斗一次。季羡林也记不清究竟批斗了多少次。他说：“加起来，总有二十来次吧。以每次批斗一小时计算，共有三十来个小时。反正三两天内，我比出去‘走穴’的人还忙。”这样的批斗能产生什么效果呢？他说：“除了感觉到有点疲倦之外，‘虱子多了不痒’，我‘被批斗的积极性’反而调动起来了。我爱上了这种批。我觉得非常开心。你那里‘义正词严’，我这里关上耳朵，镇定养神。那些真假革命家们，大概是万万想不到的吧！”1969年2月17日，宣传队根据对知识分子“再”、“给出路”的政策，宣布监改大院解散，并释放分别关押在各系的“罪犯”。监改大院这座由聂记校文革私设的牢房，从1968年5月建立至1969年2月解散，历时十个月。先后关押党政干部、知名学者及师生二百一十八人。1969年春节前，东语系革委会突然通知季羡林说：“你可以回家了。”没有说明原因。季羡林满腹疑问，抱起铺盖，走回了13公寓的家。他走进家门，看见那间大房间已被封了门。全家人挤住在一间九平米的小屋里面。家里的两位老太太告诉他，他被关押期间，有一个学生拿着抄走了的房门钥匙，带着一个女人，在那间被查封了的大屋子里，鬼混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就睡在季羡林的床上，还用他们家的煤气做饭。这个家伙还威胁两位老太太说：“不许声张！否则有你们好看的。”季羡林听完，心里一阵恶心。他拿着革委会发还的钥匙，打开了门，看见屋内一片狼藉。又看了看自己的床，他忽然想到，自己离开这床已经有八九个月了。此时季羡林在高兴之中又满怀忧虑。自己现在虽说已经不是囚犯了，但是头上还顶着一摞帽子，前途仍然渺茫。每月只能拿到的那一点钱，连吃饭也不够。此外，还有不少外来压力。有一天，他无意中听到家属委员会的什么“连长”的老头子，高声昭告全楼：“季羡林放回来了，大家要注意他呀！”季羡林听了虽不感到吃惊，但心里仍难免别扭。他知道自己被判“群众监督”了。这样的身份，就仿佛成了瘟神，还有谁敢接触他呢？即使没有人告诉他现在已判了“群众监督”，他自己已经有点反常。走路抬头，仍然不习惯。进商店买东西，像个白痴，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不敢叫售货员“同志”，可是，不叫“同志”又叫什么好呢？当时还没有叫“”、“先生”的习惯。结果是“口嗫嚅而欲言，足趑趄而不前”，一副六神无主，四体失灵的狼狈相。他自己都感到十分难堪，仿佛成了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了。 !艰难的“解放”（3）过了没多久，季羡林被指令到宿舍40楼去参加学习。他第一次去40楼的时候，正是冰封雪飘的时候。这一段路相当长，总有三四里路，走快了，也得用半小时。季羡林走出家门，走了一段路，立即避开大路，从湖中的冰面上走过去。季羡林忽然想到古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说法，这本来是个形象的比喻，可自己今天的处境不正是这个样子吗？来到4O楼，不久前他还在这里被“楼中游斗”，这回是什么身份呢？他自己也说不清。他一鼓勇气，进去报了到。幸而没有口号声，没有拳打脚踢，而是不冷不热的待遇。他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他被分派了小组，组员都是学印地语的学生。从此以后，他就以这种莫明其妙的身份，参加了学生的学习活动。同革命群众在一起，季羡林开始很不习惯。自己是人是鬼，还没有定性。游离于人鬼之间，不知何以自处。学生们活泼爱动，休息时吹拉弹唱，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季羡林则呆坐一旁，宛如泥塑木雕，自己也觉得和现场的气氛很不协调。又过了半年，8341部队进驻北大。开始，北大师生，包括季羡林在内，都对这支有着悠久革命的部队抱着极大的希望。希望他们能够拨乱反正，整理好北大这个烂摊子。可是，8341部队进校没有多久，宣传队领导小组就作出了一项令人不可理喻的决定：北大大多数教职员工，到远离的江西鲤鱼洲去接受劳动改造。此地天气炎热，是江西鄱阳湖地区有名的血吸虫病重疫区，苇叶上的露水珠里都有血吸虫的蚴尾。这个部队的一个头头说，这叫作“热处理”，实际是对知识分子的又一次迫害。季羡林开始是做好了“热处理”思想准备的，准备被发配到鄱阳湖去。可是，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最后却让他留在北京，印地语、泰语的学生到京郊长城以外的延庆县新华营，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到了新华营后，他才知道，没让他去江西鲤鱼洲而让他来新华营，原来是另有任用。根据上面的指示，大批判不能空对空，需要有人做“活靶子”，这样批起来才能有生气，有声势，效果才能更好。季羡林现在就成了这样一个“活靶子”。季羡林在新华营被分配到菜窖里搬菜，曾经被拉出来，批斗过几次，算是不辱使命，完成了任务。1970年旧历元旦，季羡林奉召回京。季羡林从1969年春节被释放回家，到l970年春节奉命从新华营回京，在这整整一年里，他游离于人鬼之间，“滥竽于革命群众之中”，是人是鬼，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但毕竟不同于监改大院的囚徒，所以他称这一段时期的处境为“半解放”。东语系大队人马回校以后不久，全校首批八百八十名工农兵学员便进入了北大。大概是为了有利于工农兵学员“上（）、管（理大学）、改（造大学）”，学校命令各系党政办公室都搬进学生宿舍里去。教师也要到学生区去活动。东语系的办公室搬入了学生35楼。35楼共有四层。三四层住女生，一二层住男生。在二层中间腾出若干间屋子，是系党政办公室。季羡林被分配在一楼进口处左边一间极小的房子里，这里就是本楼的门房。季羡林的差事就是当门房。领导分配的任务有三：第一个任务是看守门户；第二个任务是传呼电话；第三个任务是收发信件和报纸。第一个任务对季羡林来说，又难又不难。领导嘱咐他说：不要让闲杂人员进入楼内。季羡林与本系的教职员都是“老相识”了，他都认识。高年级的学生，他也能认个八九不离十。可是新来的工农兵学员他一个也不认识，怎么知道谁是闲杂人员呢？既然不认识，也无能为力，索性一概不管，听之任之，这不是又难又不难吗？第二个任务也是又难又不难。不难在有电话就接，没有电话就闲坐着。难在什么地方呢？女生的电话特别多，她们又都住在三四层，每次传呼，季羡林都要爬上三四层楼。虽说“爬楼运动”是许多专家都介绍过的一项很好的体育锻炼活动，但是已经六十岁的季羡林，一天爬上十次二十次，也真有点吃不消。他觉得这样不行，就改到楼外向上高呼：“某某某，电话！”这个办法有点效果。但是住在朝北房间里的女同学就不大容易听到，也颇引起了一些麻烦。可是，季羡林能力有限，有麻烦也就只好让它有麻烦了。至于第三个任务，那是比较容易的。来了报纸，他就上楼送到办公室。来了信，他就收下，放在玻璃窗外面的窗台上，让接信者自己挑取。日子像流水似地过去。季羡林每天早晨8点从13公寓走到35楼，12点，回家吃午饭；下午2点再去，6点回家。每天上班十足八小时，步行十几里路，这是很好的体育锻炼。季羡林无忧无虑，身体健康，后来又恢复了他原来的工资，吃饭再也不用发愁。他说：“当时没有哪一个人敢给我写信，也没有哪一个人敢来拜访我。外来的干扰一点也没有，我真是十分欣赏这种‘不可接触者（印度的贱民）’的生活，其乐也陶陶。”春光虽好，季羡林的境遇却并没有多少改进。他安心当门房，“躲进门房成一统”，然而事实上却是办不到，仍然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有一天，季羡林正闲坐在门房里向外张望，忽然看到在门外专供贴大字报用的席棚上贴出了许多用黄纸写成的大字报，下面有几十位东语系教员签的名。内容是批判“五一六”分子的。这样的批判一点也不新奇，季羡林原来不想去管它。但是为好奇心所驱使，他走出了门房，到门外去看了看这张大字报。他真是万万没有想到，这张大字报竟是针对他来的。大字报说他是“五一六”分子。这真是从何说起呀！对大革命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当时盛传一时的所谓“五一六”组织，是以反、反军乱军为的目的极左的年轻人的组织。季羡林一非青年，二又是“黑帮”，而且一直关在劳改大院里劳动，他哪里有资格有机会参加这样的“激进”组织呢？这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风马牛不相及嘛。几年前当他看到批判他的《春满燕园》时，曾不自觉地“哼”了一声，这一次他连哼都哼不起来了。滑稽的事情还没有完。根据1973年3月1日校党委扩大会议讨论清查“五一六”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称：经二年调查，涉嫌“五一六”分子的一百一十七人的问题已经查清，其中认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仅两人，即聂元梓和孙蓬一。其他人则“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会议决定：“给聂、孙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帽子，开除出党，报市委批准后，全校召开大会进行批斗。”同时宣布：“清查‘五一六’运动到此结束。”原来天地间根本没有一个什么“五一六”组织。这真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一样，成为文化大革命中众多中最可笑的一个。 !艰难的“解放”（4）第二件事是关于恢复党组织生活的情况。大约到了1973年，北大恢复党组织生活的工作已经快要结束了。剩下没有恢复组织生活的党员全校只有两三个人了，季羡林是其中之一。一天，东语系的党组织找季羡林谈话，季羡林知道，这下轮到自己了。系领导是一个解放军军官，由总支陪同，告诉他，领导上决定不但发给他整个的工资，而且以前扣发的工资全部补发。季羡林一听，当然非常感动。他决意把补发的工资全部作为党费上缴给国家。当东语系一位同志先递给了季羡林一千五百元时，季羡林立即原封不动地交给了系党总支。这位同志告诉他，还有四千五百元以后给他。季羡林打算，一旦得到这四千五百元时，也全部作为党费上交。突然有一天，系军宣队的头儿和总支书记又找到季羡林。总支书记问他：“你考虑过没有，你的问题究竟在什么地方？”季羡林一听，愕然不知所对。他想，要说思想问题，自己有不少毛病。可是要说政治问题，自己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和任何反动组织，只能说没有。当时季羡林被问得很窘，半天没说话。那个解放军颇为机灵，连忙用话岔开，就这样结束了这场不愉快的谈话。不久，总支宣委一个从系调来的干部又来找季羡林，告诉他，支部决议：恢复他的组织生活，但给他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季羡林一听，勃然大怒。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由于我反对了那位一度统治北大的“女皇”，我被诬陷，被迫害，被关押，被批斗，几乎把一条老命葬送了，临了仍然给自己扣上莫须有的罪名？世界上可还有公道可讲！世界上可还有正义可说！这样的组织难道还不令人寒心！这位干部看到我的表情，他脸上也一下子严肃起来：“我们总支再讨论一下，行不行？”他说。说老实话，我已经失望到了极点。我盼星星，盼月亮，盼着东方出太阳，太阳出来了，却是这样一个太阳。我不想再在这个问题上伤脑筋了，够了，够了，已经足够了。如果我在支部意见后面签上“同意”二字，那是绝对办不到的。如果我签上“不同意”三字，还有不知道多少麻烦要找。我想来想去，告诉那位干部：“不必再开会了！”我提笔签上了“基本同意”四个字。我着重告诉他说：“你明白，‘基本’二字是什么意思！”继而又一想：“我戴着留党察看二年的帽子，我有什么资格把补发的工资上缴给国家呢？”结果预备上缴的那四五千块钱，我就自己留下。 !偷译《罗摩衍那》（1）季羡林是个闲不住的人。他在当门房时，除了有电话有信件时外，无事可干。这种不动脑筋其乐陶陶的日子，他很不习惯，甚至很难受。一个人孤独地呆坐在大玻璃窗内，瞪眼瞅着出出进进的人，久了觉得很无聊。这时他心里忽然想起古人的两句话：“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他想，自己为什么不也找点“无益之事”来干干，以打发这“有涯之生”呢？世上“无益之事”多得很，比如打麻将，可是季羡林不会，况且当门房的处境也是不可能打麻将的。想来想去，他一生惟一擅长的事便是舞文弄墨，要找点事干，还是跳不出这个圈子。在这个环境里，写文章还是可以的，但他当时丝毫没有写文章的心情。而且，把大摞大摞的资料搬到门房里去做学问，在别人看来，简直是荒唐透顶的事，是绝对要受到批判的。最后，他想到了翻译。这件事倒是可以干的。他不想翻译原文短而且容易的，原因是看来门房这个职业很可能成为“铁饭碗”，短时间内是摆不掉的。原文长而又难的最好，这样可以省去经常换原文的麻烦，即使不能一劳永逸，也可以一劳久逸。为什么说是“无益之事”呢？因为当时他想到，像他这样的人的译品永远也不会有出版社肯出版的。翻译了而又不能出版，难道能说是有益吗？于是他经过反复的考虑，最后决定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这部史诗够长的了，精校本还有约两万颂，每颂译为四行，至少有八万行。他想，这够自己忙活几年的了。《罗摩衍那》与《摩诃婆罗多》并列为印度古代两大史诗。同古代希腊两大史诗《奥德赛》与《伊利亚特》一样，都属于伶工一类。也就是，最初它们是由伶工歌唱的文学。最初的文学都是口头创作，没有文字。有了文字以后，在很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师徒授受，口耳相传。最后，大约由一个人把流传的各种“版本”的史诗经过增删润色，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史诗。古希腊两大史诗最后总其大成者为荷马，《罗摩衍那》的作者则是一个叫蚁蛭的伶工。《罗摩衍那》被称为“最初的诗”，大约产生于公元前三四世纪，一直到公元初几个世纪才定形。旧传本约24000颂，新出版的精校本有18745颂。《罗摩衍那》的内容也是以英雄美人悲欢离合的故事为主线，中间插入许多神话、童话、寓言、小故事等等，幻想丰富，文采绚丽。由于这部史诗产生于印度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所以它广泛地反映了当时印度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民俗学等方面的内容。《罗摩衍那》在印度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它是印度古典文学的伟大典范，也是后来印度文学创作取材的重要源泉。《罗摩衍那》很早就传到印尼、伊朗、中亚一带，并对那里的文化产生过影响。19世纪《罗摩衍那》传到欧洲，引起了广泛重视，很快就有了意大利文、德文、英文的译本。20世纪又有了俄文、日文译本。有一个专门的学会，集中人力来翻译和研究该书。总之，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罗摩衍那》在世界各国的影响广泛而深入，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遗憾的是，与印度有着两千多年文化交流历史的，在季羡林翻译之前，却从来没有一个人把这部史诗从梵文翻译过来，所以在中国知道这本书的人很少。原因很简单，这部史诗是宣传印度教思想的，中国古代的佛经译者当然不会去翻译它。进入现代以后，中国懂梵文的人本来就极少，即使有能力翻译的人，又有谁敢去啃这块“硬骨头”呢？所以《罗摩衍那》这部闻名于世的印度史诗，始终是我国翻译史上的一个空白。不过，世界上的事情错综复杂，有时一件宏伟事业往往起源于一种巧合，或者说一种机缘。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季羡林没有当门房的际遇，虽然他精通梵文，也有能力翻译它，也绝不会想到去翻译《罗摩衍那》的。因为他的主要工作是搞学术研究，翻译只是副业。而且要翻译这部浩大的史诗需要耗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他无论在“文革”前或“文革”后都是一个忙人，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空余时间来翻译这部宏篇巨制。可现在“机缘”出现了。季羡林运气不错。他抱着有一搭无一搭的心情，向东语系图书室的管理员提出了请求，请他通过国际书店向印度去订购梵文精校本《罗摩衍那》。当时订购外国书籍本来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可万万没有想到，过了不到两个月，八大本精装的梵文原著居然摆在了季羡林的眼前。他看着这几大本书，似乎感到它们熠熠生光。这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几年中，惟一使他感到高兴的事。他那早已干涸了的心灵，似乎又充满了绿色的生命，他那早已失掉的笑容，此时又浮现在脸上。可是，他当时的任务是看门，是个门房。而且他头上“分子”——不知道是什么“分子”――的帽子还没有摘掉，沉甸甸地压在头上，他哪里敢把厚厚的原著公然拿到门房里去呢？想来想去，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妥善”的办法。《罗摩衍那》原文是诗体，季羡林决心也要把它译成诗体，这样才能传达出原文的风格。于是他就用晚上在家的时间，仔细阅读原文，把梵文诗句先译成白话散文。第二天早晨，再把散文潦潦草草地写在纸片上，揣在口袋里，带着它去35楼上班。在去35楼的路上，在上班以后，看门、传呼电话、收发信件的间隙之中，在闲坐无事的时候，他就把纸片拿了出来，一字一句地推敲、琢磨。此时，他身在门房，眼瞪虚空，心悬诗中，决不会有任何人知道他在译诗，他自谓：“乐在其中，不知身在门房，头戴重冠矣。” !偷译《罗摩衍那》（2）翻译《罗摩衍那》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仅就译诗的形式而言，就是一件颇费脑子的事。要把每首三十二个音节的“颂”译成四行汉诗，这本身就不容易，还要押韵。季羡林认为诗不押韵，就不是诗。他不按唐韵，也不按平水韵，而是按照普通话的发音大体押相同的韵，这样读起来才上口。可是八万行诗要押韵，仅就找韵脚这一件事，就是非常困难的。他常常为了寻找一个恰当的韵脚，两三天日冥思苦想，夜不能寐。其中甘苦，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外人是很难想象的。为了让读者对季羡林译的《罗摩衍那》有一点感性认识，在这里引其中四颂，以飨读者。这四颂是对印度春、夏、秋、冬四季景色的描绘：春季在那美丽的林中平坦处，林中生的树木多种多样。微风乍起，吹动了树木，把繁花吹落到了大地上。（4.1.7）夏季（雨季）黄昏的霞光染红了云彩，边缘上镶着一缕浓黄，好像一片片可爱的云布，把那天空的创伤来裹上。（4.27.5）秋季他们观看着许多池塘，涨满了水，就在路旁；点缀着带蓓蕾的荷花，活像那吠琉璃一样。（4.13.7）冬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