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4

3月5日中共总支部召开干部会宣布总支负责人：林乃燊、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殷汝棠、副书记叶向忠、宣传部长黄仕琦、校政党组书记谭元堃、团党组书记汪家镠（以上为总支委员）。5月4日北平市管制委员会任命汤用彤、许德珩、钱端升、曾昭伦、袁翰青、向达、闻家驷、费青、樊弘、铙毓泰、马大猷、俞大绂、胡传揆、严镜清、金涛、扬振声、郑天挺、俞平伯、郑昕等十九位教授和两位讲师、助教代表俞铭传、谭元堃，两位代表许世华、王学珍为校务委员会委员。汤用彤为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主席，许德珩、钱端升、曾昭伦、袁翰青、向达、闻家驷及讲助代表俞铭传、学生代表许世华为常务委员。军管会同时宣布：学校行政工作从即日起由新成立的校务委员会领导。北平市军管会还任命曾昭伦为教务长，郑天挺为秘书长，汤用彤为院院长，铙毓泰为理学院院长，钱端升为法学院院长，马大猷为工学院院长，俞大绂为农学院院长，胡传揆为医学院院长，向达为图书馆馆长。五天后，即5月9日，文管会宣布：派驻北大的军管代表和联络员，因校务委员会的成立，决定撤销。①从此时起，北大没有校长，也没有实行后来通行的党委领导，校务委员会遂成为北大最高领导机构。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1951年6月马寅初校长到校就职。这一段时期，在北大被称为“接而不管”的时期。校务委员会工作十分繁忙，除领导学校日常的教务、行政、后勤工作外，还要筹建教授会、工会等组织；开展新民主主义学习运动；组织师生员工参加国庆、五一节游行，声援抗美援朝，向志愿军捐献慰劳品、写慰问信等活动。并且经常请来中央领导人、知士、战斗英雄到校作报告，对师生员工进行。、陈毅、陆定一、周扬、艾思奇、范文澜等都曾到北大来作过讲演，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在“接而不管”的这段时期，北大师生心情舒畅，干劲十足，朝气蓬勃，每个人都为北大的新生感到无比的兴奋和喜悦，每个人都希望为新北大尽一点自己的力量。整个北大充满喜气洋洋的气氛。───────①关于军管会接管北大的材料均引自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该书于1998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东语系空前壮大（1）季羡林在回忆中说：“人民政府一派人来接管北大，我就成了忙人。”一解放，东语系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员人数增加了十倍，人数增加了二百多倍，从北大最小的系忽然变成了北大最大的系。这是季羡林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这个巨变是怎样发生的呢？1949年春夏之交的一天，季羡林忽然接到一封从中南海寄来的信，令他感到非常吃惊。打开信一看，开头就说：“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一个叫胡鼎新的吗？那就是我，今天的胡乔木。”季羡林当然记得。当年的胡乔木面容清秀，说一口带苏北口音的官话，说起话来慢条斯理，非常斯文的样子。他们是很谈得来的。同时，十八年前在清华学生宿舍里，夜深了，胡乔木坐在他的床边苦口婆心地劝他参加革命，然而被他婉拒了的一幕又浮现在眼前。当年的胡鼎新还不过是个在学生洗脸盆里撒传单的青年革命者，而今的胡乔木则已经是共产党的高官，的秘书兼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一缕怀旧之情蓦地萦上心头。然而胡乔木在信中丝毫也没有一点官架子，而是十分客气地征询季羡林的意见。胡乔木在信中告诉季羡林说：现在形势顿变，国家需要大量的研究东方问题、通晓东方语言的人材。他问季羡林是否同意把南京东方语专、中央边政系一部分和边疆学院合并到北大来。季羡林看完了信激动不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当时的革命热潮中，季羡林正为自己一介书生，满腔热血，报国无门而苦恼。这样好的机会从天而降，无论于国于民于己都是大好事，岂有拒绝之理？他立即给胡乔木回信，表示完全同意。在季羡林给胡乔木发出回信后不久，一天，胡乔木亲自来到翠花胡同拜访季羡林。两个老朋友久别重逢，倍感亲切，肚子里有说不完的话。两人在详细商谈了东语系扩大的问题后，胡乔木特意告诉季羡林：“东语系马坚教授写的几篇文章《穆罕默德的宝剑》、《回教徒为什么不吃猪肉？》等，毛先生很喜欢，请转告马教授。”胡乔木是个细心人，他没有称“毛主席”，而是用了“毛先生”这个词儿，是考虑到季羡林当时可能还不习惯说“毛主席”所以才这样说的。这给季羡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也表现出胡乔木对季羡林的尊重。就在胡乔木拜访季羡林后不久，这三所大学的师生便合并到北大东语系来了。据《大学记事》载：“1949年6月，奉华北高等委员会之命，南京东方语言专科学校合并到我校东方语言系，同时中央大学边政学系的两位教师调入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1951年1月26日，教育部通知北京大学：教育部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选送100名青年到北京大学学习印地、蒙古、维吾尔、阿拉伯、越南、暹罗、缅甸、、朝鲜及西南少数语文，以培养少数民族及东方语文方面的革命工作干部，学习期限4年，学习期间按学生供给制待遇，毕业后由中央统一分配。这批学生预计今年2月底以前报到，请北大做好学生入学准备工作。”这批学生按时来到北大，进入东语系学习，东语系得到进一步扩大。到了1952年院系调整阶段，东语系一跃而成为北大最大的系。仍据《北京大学记事》载：1952年8月25月京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筹备委员会办公室综合全校教师讨论的情况，编制“新北大系、专业及专修科设置”方案如下：……十、东方语言学系专业：1、蒙古语（教师2，学生3）2、朝鲜语（教师4，学生31）3、日本语（教师4，学生45）5、暹罗语（教师4，学生39）6、印尼语（教师8，学生67）7、缅甸语（教师3，学生28）8、印地语（教师6，学生45）9、阿拉伯语（教师5，学生27）总计：教师42人，旧生324人，新生30人，保送干部12O人。这时东语系的师生总数为516人，位居全校之首。第二位是西方语言文学系502人，第三位是物理学系435人。东语系不但成为北大最大的系，而且是当时全国惟一一所培养东方语言人才的最高教学机构。过去只有几个人，门可罗雀的东语系，一下子变得熙熙攘攘，车马盈门，热闹非凡。季羡林的“政务”顿时大大地繁忙起来。他要处理系里日常的教学工作，参加各种会议，接待内外宾客，安排全系教师和学生的食住问题，甚至新生入学时他都要去前门车站亲自迎接。他每天从早忙到晚，忙得脚丫子朝天，还感到时间不够。这时，他连坐在红楼前长板凳上吃碗豆腐脑的时间都没有了。每天早晨，他匆匆忙忙来到学校，在校门口卖烤白薯的摊上买一块烤白薯，边走边吃，便是一顿早餐。中午有时同大家一起去食堂吃饭，有时干脆事先买两个烧饼放在办公室，中午休息时，两个烧饼就一杯热茶，午饭便解决了，然后继续伏案工作。好在这时他的、儿子都已经上了大学，济南老家有婶婶和妻子照顾，他每月按时寄钱回家，日子过得平平安安。他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全力以赴投入工作。 !东语系空前壮大（2）除了东语系的工作外，季羡林还成了一名热心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他是筹建北大教职员联合会（即后来的工会）的活跃分子。可是，到了真正组建教职员联合会的时候，却遇到了未曾料到的极大的阻力：北大的工人反对同教职员联合。当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教职员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的，怎能同工人平起平坐呢？这岂不是颠倒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地位！幸而当时一位高层领导人发了话：“教授不是工人，而是工人阶级。”有了“上头的”指示，工人不敢再顶。北大工会终于成立起来了。季羡林先后担任过北大工会的组织部长、秘书长、沙滩分会主席，1952年北大由沙滩迁往西郊后，又担任过北大工会主席。他这位“资产阶级的教授”竟然领导北大工会好几年时间，今天看来，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也说明季羡林当时的工作是颇得人心的。由于担任北大工会的领导工作，季羡林在北大名声大振，不但全校的教职员熟悉他，就连北大的工人也都认识他。当时季羡林万万不会想到，为此他在“大革命”中还多被批斗了许多次，而且成为北大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政”的最好例证。他说：“这是对我非圣无德行为的惩罚，罪有应得，怪不得别人。”此是后话。1951年，季羡林又当选为市人民代表。他的工作更加繁忙，参加的会议更多起来。人民代表的任务是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在人民与政府间起到桥梁作用。据《北京大学纪事》载：“1951年3月9日下午，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内容：北大参加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钱端升、季羡林等传达市人代会的决议，并详细报告了大会对北大所提出的39个提案的处理经过。师生们听到自己的意见被提到大会讨论并有了结果，都感到兴奋、满意。”由于工作热情太高，担任的职务太多，季羡林陷入了会议的漩涡之中。这使他既兴奋又有点为难。他在《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中说：我本来是个性格内向的人，最怕同人交际；又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人。在大庭广众中、在盛大的宴会或招待会中，处在衣装整洁、珠光宝气的男女社交家或什么交际花包围之中，浑身紧张，局促不安，恨不得找一个缝钻入地中。看见有一些人应对进退，如鱼得水，真让我羡煞。但是命运或者机遇却偏偏把我推到了行政工作的舞台上；又把我推进了社会活动的中心，甚至国际活动的领域。三四十年后，经过各种会议的千锤百炼，季羡林已经从一个害怕开会的生手变成了开会的行家里手。他曾对人说过：我现在的专业是开会，专门化也是开会。可惜大学里没有开设“开会学”这一门课，如果开的话，我是最理想的教授。凡是同季羡林一起开过会的人，都会知道他参加会议的几大特点：一是提前十分钟到会场，决不迟到；二是发言不说空话、套话，言简意赅，说完就完，决不拖泥带水；三是语言生动有趣，偶尔说几句诙谐幽默的话，引得哄堂大笑，使会议气氛十分活跃；四是他主持的会到点散会，决不拖延时间，让与会者都能准时吃上饭。从1949年到1951年的两年间，季羡林整日忙忙碌碌，在处理各种事务性工作和会议的漩涡中度过。在百忙之中，他还抽出时间，和曹葆华一起翻译了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两篇长文在《新建设》上发表。抗美援朝期间，全国人民踊跃捐献支援志愿军。季羡林当时身无余财，便找来一本外文资料，同陈玉龙先生一起翻译，发表后将稿费捐献。这些行动表明了季羡林在解放初期，对马列主义和新政权的积极态度。他废寝忘食地工作，不但不觉得劳累，反而感到生活很充实，很兴奋，认为自己是真正地在为人民服务。 !洒满阳光的日子（1）1951年政府决定派出建国后第一个大型代表团——中国代表团，出访印度、缅甸。此时兼任文化委员会秘书长的胡乔木，正参与组织派团出访之事。在拟定代表团名单对，他又想起了季羡林。他了解季羡林长期从事印度语言文化研究工作，是这方面的专家，又是北大东语系主任，是这个代表团的理想成员。他立即征询季羡林的意见，问季羡林是否愿意参加？季羡林一接到胡乔木来信，立即表示非常愿意参加。季羡林研究印度语言文化多年，却没有到过印度，这无疑是一件憾事。现在天赐良机，岂有拒绝之理？于是季羡林成了代表团团员，随团出访印、缅两国。这是他建国后的第一次出国访问。尽管他后来曾多次出国访问，到过三十多个国家，也曾几次重访印度、缅甸，但是这第一次的出国访问却是他一生中最愉快、最兴奋的一次出国访问，也是对他思想震撼最大的一次，使他终生难忘。季羡林本来是个很怕见官的人，更讨厌摆官架子的人，对官场那一套低级庸俗的东西深恶痛绝。他这脾气，在前一章叙述他归国途中的遭遇时已经提到过。但是，季羡林一生中都避免不了要同官场打交道，他对官也渐渐有了自己的一套对策。他说：我的政策是：先礼后兵。不管你是多么大的官，初见面时，我总是彬彬有礼。如果你对我稍摆官谱，从此我就不再理你。见面也不打招呼。知识分子一向是又臭又硬的，反正我决不想往上爬，我完全无求于你，你对我绝对无可奈何。官架子是抬轿子的人抬出来的。如果没有人抬轿子，架子何来？因此我憎恶抬轿子者胜于坐轿子者。如果有人说这是狂狷，我也只等秋风过耳边。——《怀念乔木》事有凑巧，解放后，季羡林年轻时的两位好胡乔木和乔冠华都做了大官，而且官越做越大。这南北两个乔木，都被誉为“党内的才子”、“大手笔”。到后来，一个执掌意识形态大权，一个执掌外交大权，名满天下，权重一时。如果是一个官迷，碰到这种情况，可就是碰上了向上爬的绝好机会，只要多跑两趟，跑出个官来当当，是绝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可是，季羡林不是这样的人，他对“二乔”，不但不趋附，反倒退避三舍，有意回避，以避攀附之嫌。季羡林同胡乔木本来也没有什么联系，但是胡乔木几次主动征求季羡林的意见，还亲自到季羡林住处拜访，没有半点官架子，这使季羡林觉得他不属于那一类低级趣味的官，两人的联系便比较多起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但多半还是胡乔木主动来看季羡林。1993年，胡乔木去世后，季羡林写了一篇悼文《怀念乔木》，声情并茂，感人至深，并且表达了自己对胡乔木的看法，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对胡乔木的看法相左，颇引起过一些议论。不管怎样，季羡林还是认为，这次能够有幸参加代表团出访，与胡乔木的举荐是分不开的。他说：“这次出访，当然要感谢乔木。”中国文化代表团成员多是文化界的，有代表性的学者、家和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D2%D5%CA%F5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D2%D5%CA%F5家。丁西林任团长，团员有：郑振铎、陈翰笙、钱伟长、吴作人、常书鸿、张骏祥、周小燕、冯友兰、季羡林等。秘书长是刘白羽。明眼人一看名单，就知道这是一个经过精心挑选的高规格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因为这个团是首次在国外宣传新中国的成就，很重要，总理亲自关心组团工作，亲自审查出国展览的图片。1951年整个夏天团员们都在做准备工作。最费事的是画片展。因为要通过展览，才能让国外了解新中国的变化和成就。于是，到处拍摄、搜集最能反映新中国新气象的图片。最后汇总在故宫里面的一个大殿里，请周恩来最后批准。季羡林同全体团员一起，过了一个异常紧张但又兴奋愉快的夏天。1951年9月20日，代表团离开飞抵广州。在广州又住了一段时间，将讲稿和文件译成英文，做好最后准备工作。当时广州解放时间不长，国民党的飞机有时还来骚扰，特务活动也时有所闻。团员们出门，都有怀揣手枪的保安人员暗中保护。来到广州，季羡林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抽空到岭南陈寅恪先生家中拜谒。陈先生见季羡林来访，心情极好，师生相谈甚欢。陈师母唐筼女士亲自下厨，设家宴招待季羡林。然而令季羡林料想不到的是，这次拜谒恩师，竟然成了永诀。代表团在广州稍事停留后，即乘车离开广州赴香港，然后由香港乘船到仰光，在缅甸住了三个星期。又乘飞机抵加尔各答。在印度住了六周，几乎遍访了印度全国的各大城市及佛教圣地，一直到亚洲最南端的科摩林海角。最后又由原路返回香港，于1月24日回到北京。代表团从1951年9月2O日离开北京，于次年1月24目返回北京，前后足足有四个月时间。出访时间之长，是后来少有的。当时中国和印度、缅甸的关系正处于亲密友好的时期，新中国首次代表团的访问，受到印度、缅甸政府和人民极为热情的接待。这次访问给季羡林留下了无比美好的印象。他用诗一般的语言回忆这次访问的经历：我不能忘记，我们曾在印度洋的海船上，看飞鱼飞跃。晚上在当空的皓月下面对浩渺蔚蓝的波涛，追怀往事。我不能忘记，我们在印度闻名世界的奇迹泰姬陵上欣赏”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奇景。我不能忘记，我们在亚洲大陆最南端科摩林海角沐浴大海，晚上共同招待在黑暗中摸黑走八十里路，目的只是想看一看中国代表团的印度青年。我不能忘记，在佛祖释迦牟尼打坐成佛的金刚座旁留连瞻谒。……我不能忘记，在金碧辉煌的土邦王公的天方夜谭般的宫殿里，共同享受豪华晚餐，自己也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我不能忘记，在缅甸茵莱湖上，看缅甸船主独脚划船。我不能忘记，我们在加尔各答开着电风扇，啃着西瓜，度过新年。我不能忘记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怎么说也是说不完的。一想起印缅之行，我脑海里就成了万花筒，光怪陆离，五彩缤纷。 !洒满阳光的日子（2）——《晚节善终大节不亏——悼念冯芝生（友兰）先生》上面说的这些良辰美景，奇山异水，宫阙胜地，使季羡林心荡神怡，留恋不舍，念念不忘。这固然使他觉得不虚此行。但是，在访问中，真正使他感到心灵震撼，永志难忘的还是另外的一件事。那是代表团从缅甸仰光乘飞机抵达印度加尔各答机场的一幕：代表团走下飞机，踏上印度的土地，在机场受到两三千人热烈欢迎。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上面飘扬着红色的旗子，响起《东方红》的歌声和“中印友谊万岁！”的口号声。代表团每个人的脖子上都套上了四五个浓香扑鼻的花环，无数双热情的手伸向每一个团员。代表团被人潮簇拥着走出机场的时候，季羡林发现，在不远的地方，在木栅栏以外，有一群衣衫褴褛的印度人，手里举着旗子一类的东西，拼命地对着他们摇晃，嘴里大声呼喊着不知什么口号。季羡林好奇地走到这群人面前，蓦地一声：“万岁！”破空而出，声音洪亮清晰。季羡林闻声，顿时感到浑身震撼，眼泪夺眶而出，激动得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解放前，季羡林在国外呆了十一年，当时的贫穷落后，在国外的中国人备受外国人的欺侮和歧视，季羡林耳闻目睹这样的事太多了。这些事情曾经一次次地刺伤着他的心。今天，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真正地站起来了。他亲耳听到印度人喊出“毛泽东万岁”的口号，怎能不使他自豪、骄傲，进而对毛泽东、共产党更加崇敬和拥戴呢？对这次出访的感受，他曾在《寿作人》一文中说：我们团员几乎每一个人都参加工作，参加劳动，大家兴致很高。我同作人，年纪虽轻，都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当时我们看什么都是玫瑰色的，都是光辉灿烂的。我们都怀着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既兴奋，又愉快；既骄傲，又闲逸的，飘飘然的感觉，天天仿佛在云端里过日子。季羡林这段话道出的心情，其实不只是在出访的四个月里的心情。自打1949年解放开始，直到这次出访，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始终都“仿佛在云端里过日子。”但是，好日子很快就要到头了。 !从沙滩到燕园（1）1951年9月2O日，季羡林随代表团离开的时候，正值金秋时节。天高气爽，蓝天白云，到处洒满秋日的金色阳光，北京城洋溢着欢愉的氛围。然而，当代表团在印度、缅甸访问了四个月后，于次年1月24日返回首都的时候，北京已经进入隆冬季节。天寒地冻，草木凋零，寒风扑面，一片萧瑟景象。季羡林身上还带着加尔各答的热气，满怀访问中的兴奋与激动的心情，在北京机场走下飞机。当他回到沙滩的时候，立刻感到北大同他离开时有些异样。的确如此，在这四个月中，比天气变化更大的是，中国高校中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院系调整；另一件是开展了“三反、五反”和思想改过运动。新中国成立，实行一边倒的政策，一切向苏联看齐。当时流行的口号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当然也不能例外。院系调整是向苏联学习的结果。即是按苏联办高等学校的模式，调整中国原有高等学校的“院”和“系”。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经过院系调整，高校的性质和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私立学校全部改为公立，工科院校得到加强，综合性大学本来想加强和巩固，但效果并不理想。此项工作从1951年底开始至1952年1O月完成。调整后的综合性大学有：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大学、中山大学、东北人民大学等。多科性工业大学有：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工学院等，并新设北京钢铁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等一大批工科和单科学院。原来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岭南大学等私立大学取消，合并到其他院校。具体到北大的调整方案是：北大工学院、燕京大学工科各系并入清华，清华大学成为多科性的工业高等学校，校名不变。清华大学的文、理、法三学院及燕京大学的文、理、法方面的各系并入北大，北京大学成为综合性大学。燕京大学校名撤销。调整后的“新北大”包括以下各系：一、数学力学系；二、物理学系；三、化学系；四、生物学系；五、地质地理系；六、历史学系；七、中国语言系；八、西方语言文学系；九、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十、东方语言学系；十一、哲学系；十二、经济系。北大是全国惟一有哲学系的大学。1952年9月底，北大从城内沙滩迁至西郊原燕京大学校址。10月4目，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在燕园东操场举行开学典礼。马寅初校长发表了拥护院系调整和努力建设新北大的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对刚调来的副校长江隆基表示欢迎。不久，江隆基任北大党委。马寅初与江隆基共同领导北大达五六年之久。北大东语系在院系调整后，也作了适当调整。原来属于国内少数的语言，划归中央民族学院，东语系只保留东方外国语言。国内外均有的民族语言，如朝鲜语和蒙古语，则与中央民族学院分工培养。东语系主外，民族学院主内。后来又增设了乌尔都语（1954年），波斯语（1957年）。东语系搬进了原燕京大学西校门内北侧的一栋二层的古典式建筑，定名为“外文楼”。东语系自搬进外文楼至今，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从来没有再搬过家。季羡林也从1952开始在外文楼里上班，直至1983年卸任系主任职务，他在外文楼上了整整三十一年的班。季羡林的住处也从城里的翠花胡同搬到中关园一公寓的一套单元房里。按级别，他本可以搬到环境幽静的燕南园或燕东园的小楼里居住。但是因为他当时仍然是只身一人，按当时北大的住房政策规定，他只能住在中关园一公寓。中关园一公寓在燕园东门外，距外文楼有二三里地远，他每天便骑自行车上班。中关园一公寓是院系调整以后，北大盖的第一幢专家公寓楼。楼内住着邓广铭、王铁崖、梅祖彦等教授以及、朝鲜专家。季羡林住在506号，东语系教授杨通方及夫人李玉洁住在505号，两家门对门。中关园一公寓在当时算是颇为讲究的建筑，但是周围却十分荒凉，连马路都没有，更不用说什么商店饭馆了，就生活便利而言，是无法与沙滩的翠花胡同相比的。当他在翠花胡同住的时候，每天早晨可以在红楼前的小摊上喝一碗豆腐脑，吃一个热烧饼，时间来不及的时候，买一个烤白薯，趁热吃下去，还是很惬意的。中饭、晚饭，隔三差五的去菜根香饭馆吃一顿饭，打打牙祭，三顿饭总算说得过去。搬到中关园一公寓以后，周围什么饭铺也没有，只好天天吃食堂。他每天晚上在食堂吃完饭总要多买一个馒头带回家去。第二天早晨把馒头切成片，烤热了，再沏上一杯酽茶，外加一碟花生米。馒头片就着花生米，再慢慢把热茶喝下去，一顿早饭便解决了。午饭和晚饭都到食堂去吃。他总是拿着一个大搪瓷茶缸去食堂打饭。吃米饭时，饭和菜都倒在茶缸中一块吃下去。吃馒头时，就用茶缸盛菜，一只手拿馒头，另一只手拿筷子，就像大一样，很快便吃完一顿饭，然后回外文楼继续工作。生活的简朴概可想见。还好，季羡林对吃饭从不挑剔，他自己并不感觉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不好。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下去。 !从沙滩到燕园（2）院系调整过程中，1952年7月，部宣布：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职员工调整工资，实施新的工资标准。新标准规定，高校共三十三个工资等级。季羡林被评为一级教授。1956年，又重新评级，季羡林仍然被评为一级。1956年北大同时被评为一级的还有陈岱孙、翦伯赞、冯友兰、王力、郑昕等著名教授共二十八人，占全国五十六名一级教授的二分之一。1956年，季羡林又被选为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这是季羡林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他开玩笑说：“出城以后，我‘官运亨通，财源大开’。”这里说的“官”，指的是被评为一级教授和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委员。当时在北大被评为一级教授，是一件既光荣又极困难的事。从上面列的名单中可以看出，北大的一级教授都是全国甚至世界知名的学者，大多数是季羡林老师一辈的人物，而季羡林这个晚辈后生竟也赫然名列其中，怎能不叫他感到既惊且喜呢。他回忆当时的情况写道：到1956年，又有一次全国评定教授工资的活动，根据我的回忆，这次活动用的时间较长，工作十分细致，深入谨慎。人事处一位领导同志，曾几次征求我的意见：系教授吴组缃是全国著名家，《》研究专家，中国协会处书记，我的老和老，他问我吴能否评为一级教授？我当然觉得很够格。然而最后权衡下来，仍然定为二级，可见此事之难。据我所知，有的省份，全省只有一个一级教授，有的竟连一个也没有，真是一级之难“难于上青天”了。——回忆汤用彤先生》至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更是中国人至高无上的称号。从人数之少来看，比起封建时代的“金榜题名”来，还要难得多。季羡林四十多岁，就登上了中国学术地位阶梯的顶峰，当然使他喜出望外，但也有点不安。他说：“藐予小子竟然被评为一级，这实在令我诚惶诚恐。”他如此火箭般地上升，自然会招来一些人的妒意，被同事赐给了一个诨名，曰：“一级。”只要季羡林一走进食堂，便有人窃窃窃私语：“一级来了！一级来了！”使季羡林颇为紧张，只好装着没听见。但事后他说：“我不怪这些同事，同他们比起来，无论是年龄或学术造诣，我都逊一筹，起个诨名是应该的。”再说说季羡林的“财源大开”。按当时地区（六区）的工资级别，一级教授每月工资345元，再加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每月津贴100元，共445元。这个数目今天看起来实在微不足道，然而在当时却是一个惊人的数目，十分的“不菲”。当时助教的月工资是56元，技术员是49.5无，普通工人是30多元。季羡林曾经举例说明当年445元的实际价值：当时吃一次“老莫”（莫斯科餐厅），大约一元五到两元，汤菜俱全，外加黄油面包，还有啤酒一杯；如果吃烤鸭，也不过六七块钱一只。 !萌生“原罪”感（1）“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运动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它几乎同院系调整同时开始的，只是时间短一些，到1952年5月即告结束。所谓“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所谓“五反”，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三反、五反”运动的对象主要是机关干部和私营工商业者，与知识分子本来没有多大关系。但是既然是全国性的运动，各行各业，不论关系大小，都必须一律参加。北大在1952年1月成立了“节约检查委员会”，领导“三反”运动。由汤用彤副校长负责。这次运动不过是群众学习文件，学校各级领导检查了本单位的官僚主义和浪费现象，最后处理了几个管钱管物的贪污分子，运动在北大就算过去了。思想改造运动可大不一样，这是专门针对知识分子搞的一次大规模的运动。借用杨绛先生的话来说，思想改造“又称‘脱裤子，割尾巴’。这些知识分子的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此改称‘洗澡’，相当于西方人所谓‘洗脑筋’。”①北大是全国有名的知识分子聚集之地，自然也就成了这次运动的重中之重。其实，这种“洗脑筋”的工作从建国初期就已经开始进行了。各级政府举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和各种训练班；组织大中学校教师、、机关干部学习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以及组织知识分子参加土改、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活动，都属于“洗脑筋”一类的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在1950年，约有一百万人参加了这类学习活动。②1951年秋，政府决定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全国知识分子中开展一次更大规模的学习和改造思想运动，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耐人寻味的是，这次运动的首倡者并非中央政府，而是北大校长马寅初。马寅初是1951年6月1日到北大任校长的。三个月后，即9月7日，他便给总理写信说：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如汤用彤副校长、张景钺教务长、杨晦副教务长、张龙翔秘书长等12位教授，响应周恩来总理改造思想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学习活动。“他们决定敦请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老（编者注：对董必武同志的尊称）、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嘱代函请先生转达以上十位教师。”③————①杨绛：《〈洗澡〉前言》。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②韩泰华主编：《中南海开始决策》，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版。③《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马寅初给周恩来写信的初衷，是自己深深感到，要把旧北大改造为新北大，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要使全校教师都能认识到改革的必要，自觉自愿地进行学习，使自己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在当时革命热情高涨的知识分子中，也是一种普遍的愿望。而且，他给周恩来写信的目的，只是想请上述十二位中共领导人能给北大教员自己组织起来的学习活动担任教师，并没有其他的想法和要求。姑不论马寅初这样点名敦请国家领导人来北大讲课，是否有些异想天开，至少可见他对中共领导的尊重。但是后来这种自愿的学习活动，变成了波及全国二百万知识分子的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并且弄成自我检查，人人过关，揭发批判，上纲上线，人人自危的局面，大概是马寅初始料不及的。周恩来将马寅初的信转给了。9月1日，毛泽东在周恩来转给他的马寅初的信上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位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①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央政府决定：把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推广到京津所有高校，经过试验，取得经验后再推向全国。9月29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京津二十所高校三千多名教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北大教师干部四百多人参加。周恩来一开始即讲：北京大学学习会和马校长要我给他们作报告，我想既然给北大讲，也就应该给别的大学讲，因此，我同部商量，这个报告就以北京大学为主，把北京、天津其他大学的教师和代表也请来了。周恩来的报告分为七个部分：一、立场问题；二、态度问题；三、为谁服务的问题；四、思想问题；五、知识问题；六、民主问题；七、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在报告中，周恩来就知识分子如何正确改造思想，取得革命立场、观点、方法等问题，谈了自己的切身体会。周恩来说，他参加革命三十多年，就是不断进步，不断改造的过程。三十多年中，他犯过许多错误，栽过筋斗，碰过钉子。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对理论、原则认识得不清楚；另一方面是由于自己相信的那一点道理跟实际相矛盾，行不通，因此就必须向进步理论请教，向广大群众求教，从实践中求得新的认识，发现新的道理。他说，这样做了，就有力量，就行得通了，就可以不犯或少犯错误。他说，现在自己虽然担负了政府的领导工作，但还要学习和改造，因为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 !萌生“原罪”感（2）在报告中，还论述了取得正确的立场和态度的重要性。他说，每一个人在学习和工作中都会遇到一个立场和态度问题，即站在什么立场和抱什么态度看待和处理问题。他要求知识分子应该首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即为绝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着想的立场，然后再经过学习、实践和锻炼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他说，中间立场、中间态度是没有的。他恳切希望教师们认真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努力使自己成为战线上的革命战士。他要求大家建立一个信心：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是怎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②──────①《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②韩泰华主编《中南海开始决策》，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周恩来报告后，北大的思想改造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当时北大领导把教师“洗澡”分为四类：“第一类问题小，其中有的还比较进步、积极，不用帮助就可过关。这类占大多数。第二类问题小，但不愿暴露或暴露而分析差，需要加以帮助然后过关。第三类问题较大，需要在较大范围内认真加以帮助，才能过关，这类人是少数。第四类问题大，有典型性，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加以帮助，这类人更少。”①季羡林从印、缅访问归来，立即参加了思想改造运动。他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中回忆道：解放初第一场大型的政治运动，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我认真严肃地怀着满腔的虔诚参加了进去。我一辈子不贪污公家一分钱，三反、五反与我无缘。但是思想改造，我却认为，我的任务是艰巨的，是迫切的。笼统说来，是资产阶级思想；具体说来，则可分为几项。首先，在解放前，我从对国民党的观察中，得出了一条结论：政治这玩意儿是肮脏的，是污浊的，最好躲得远一点。其次，我认为，外蒙古是被苏联抢走的；中共是受苏联左右的。思想改造我首先检查，批判这两个思想。当时，当众检查自己的思想，叫做“洗澡”，“洗澡”有小、中、大三盆。我是系主任，必须洗“中盆”，也就是在系师生大会上公开检查。因为我没有什么民愤，没有升入“大盆”，也就是没有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检查。在中盆里，水也是够热的。大家发言异常激烈，有的出于真心实意，有的也不见得。我平生破天荒第一次经过这个阵势。句句话像利箭一样，射向我的灵魂。但是因为我仿佛变成了一个基督徒，怀着满腔虔诚的“原罪”感，好像话越是激烈，我越感到舒服，我舒服得浑身流汗，仿佛洗的是土耳其蒸气浴。大会最后让我通过以后，我感动得真流下了眼泪，感到身轻体健，资产阶级思想仿佛真被廓清。通过“洗澡”，不但把季羡林思想和灵魂中的“污泥浊水”洗得十分彻底，而且洗出了“原罪”感，洗出了自己心目中至高无上，永远不可企及的神圣偶像。他继续写道：反观自己，觉得百无是处。我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摘桃派”。人民站起来了，自己也跟着挺直了腰板。任何类似贾桂的思想，都一扫而空。我享受着“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干了什么事呢？我做了什么贡献呢？我确实没有当汉奸，也没有加入国民党，也没有屈服于德国法西斯，但是，当中华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业。天下可耻事宁有过于此者手？我觉得无比的羞耻。连我那一点所谓的学问—─如果真正有的话—─也是极端可耻的。我左思右想，沉痛内疚，觉得自己有罪，觉得知识分子真是不干净。────────《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上面大段摘引季羡林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思想活动，目的是为了让读者了解他当时真实的思想转变过程，也可以从中了解到“洗澡”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深刻程度，及其令人吃惊的彻底性。这是未曾经历过运动的人所难以想象的。不过，现在看来，思想改造运动，与其说是一次清除资产阶级旧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新思想的运动，不如说是一次培养忠诚与驯服的运动。有了上述的思想转变，从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好多好多年”，季羡林便背上了“原罪”的沉重十字架，踏上了永无止境的“忏悔”之路。在北大，像季羡林一样的虔诚信徒，还有不少。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如此。有一位洗大盆的教授，小盆、中盆不知洗过多少遍了，群众就是不让通过，终于升至大盆。他破釜沉舟，想一举过关。检讨书写得痛快淋漓，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连同自己的资产阶级父母，都被波及，他说了许多十分难听的话。群众大受感动。然而无巧不成书，主席瞥见他的检讨稿上用红笔写上了几个大字“哭”。每到这地方，他就嚎啕大哭。主席一宣布，群众大哗，仍然没有通过。北大“洗澡”运动最后剩下的两个困难户是：经济学系的周炳林教授和西语系的朱光潜教授。这两位教授都因为有所谓“政治历史问题”，已经在自己所在院、系作过多次检讨，未获通过，又在全校大会上作过三次检讨，仍未获通过。4月8日，周炳林教授在法学院全体师生大会上作第三次检讨，大会的主持者当场收到了五百四十多条意见，足见群众革命热情之高。周炳林教授向马寅初校长表示，他拒绝再作检查，“愿意承担一切后果。”于是，马寅初校长、钱端升院长亲自到家中看望周炳林，周对检讨仍抱抵触态度。法学院为了帮助周炳林教授检查过关，甚至成立了四个研究小组，对他思想进行研究。运动到了这个地步，群众发动起来了，群众说了算，群众认为不满意，便需继续检讨下去。马寅初校长不知如何是好。4月18日马校长专门主持会议，研究周炳林教授在全校大会检查的有关事宜，甚至动员周炳林教授的共产党员给周做工作。最后，周炳林教授表示愿意听取大家的批评，进一步作思想检查。 !萌生“原罪”感（3）得知此事后，4月21日写信给市市长彭真：“送来关于学校思想检讨的文件都看了。看来除了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对分子以外，像周炳林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北京最近对周炳林的做法很好，望推广至各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的做法。”①毛泽东的批示下达后，4月22日周炳林教授在民主广场举行的全校大会上作思想总结和检讨，终获通过。朱光潜也随之通过检讨。5月1日，马寅初校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庆祝伟大的五一节》。他在文章中写道：“在运动中批判了违反共同纲领的封建、买办、法西斯反动思想，全校空前大，一片新气象。今年的五一节是北京大学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里补充一笔。毛泽东在信中提出“除了张东荪那样的个别人”以外，其余均可帮助过关。显然，张东荪是划分敌友的标准。张东荪何许人也？现在很多人都不会知道了，而在当年却是个有物。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422页介绍：“张东荪，原为燕京大学教授、民主同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抗美援朝时，因出卖国家重要情报，被免去政府委员职务，但从宽处理，不逮捕法办，并照发工资，随后民盟中央决定开除他的盟籍。”“洗澡”终于完成，运动渐渐停止，从此以后，知识分子成为思想改造的对象，开始夹着尾巴做人。这次思想改造运动的意义，还在于它为以后历次运动提供了一种模式：开始是大会动员，小会学习；然后是自我检查，群众批评或批判；再后是典型引路，人人过关；高潮是大会批判，定性处理；结尾是落实政策，甄别平反。除大革命以外，历次运动的过程大体都如上所述，概莫能外。───——-①《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批判狂潮汹涌而至（1）2O世纪50年代的，是一个令人永远难忘的年代。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一个凯歌高奏的时代；同时又是极“左”思潮肆虐的时代，一个批判狂潮汹涌澎湃的时代。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则是一个激情与痛苦并存，幻想与灾难同在的，说不清，道不白的时代。当时，意识形态被抬到超越一切的高度，它的主旋律是：批判，批判，再批判。季羡林在《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里这样概括：当时流行最广也最有权威的说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是斗争的。有人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总而言之，斗，斗，斗，斗就是一切；批判是斗争的一种形式。有人连屁大一件小事也上纲到阶级斗争。虽然还没有像以后那样昭告天下：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时时讲，但是阶级斗争的势头已颇为可观。……有的领导人认为，阶级斗争最集中的表现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之内，而搞意识形态工作的都是知识分子。因此，正如我在上面已经谈过的那样，斗争和批判的目标始终集中在知识分子身上。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每掀起一个批判运动，总先找一个人，或一部书，或一部电影当靶子，大家把批判的利箭射向这个靶子。批判的过程是由小渐大，由近及远，一直到全国的学术界都参加进来。批判的技巧是抓住片言只字，加以歪曲，杯弓蛇影，无中生有，越“左”越好，无限上纲，最后必须同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想挂钩。“修正主义”这个词，5O年代前半期，似乎还不大习见，等到同苏联的关系闹翻，这个词才频频出现，因为中国认为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但是究竟什么是修正主义，我看，当时弄清楚的人不多。大家习以为常，彼此糊涂，彼此心照不宣。季羡林对50年代的批判运动概括得很全面，很简洁。不过，应当说明的一点是：在当时，批判与运动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尽管二者互相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系紧密。一般说来，批判“总先找一个人，或一部书，或一部电影作靶子”。这种批判并不会形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因为能够上“靶子”资格的人是很少的。必须有相当高的学术地位、有影响的著名学者，才有入选资格。尽管如此，一部分自认为有候选资格的人，心中总是忐忑不安，空中好像总悬着一把达摩克里斯剑。一般的平头百姓只要跟着摇旗呐喊几声，甚至冷眼旁观，看热闹，也不会有人管你的。运动一来则完全不同。无论哪次运动，都是针对一个群体的，而不是某一个人。这次运动是针对这一个群体的，下次运动又是针对另一个群体的，当然知识分子都跑不了。运动一来，人人自危，人人过关，没有旁观者，谁也不能漏掉。批判也好，运动也好，如果从打击的对象来看，大致可以以1957年反右斗争为界，前后有所不同。反右以前，打击的对象主要是党外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反右以后，逐渐发现真正的敌人并不是这些软弱的知识分子，而是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即“走资派”。当然这样的划分也不是绝对的。按照当时的理论，党内外的资产阶级总是互相勾结，企图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的，所以知识分子仍难逃厄运。20世纪50年代的批判运动从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接下来是：1953年对俞平伯《研究》的批判。1954年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1955年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1955年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批判。其间，还穿插有对学术界各学科权威人士的批判。季羡林当时对大批判运动的认识又是如何呢？他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写道：解放后不久，正当众多的知识分子兴高采烈，激情未熄的时候，华盖运便临到头上。批完了《武训传》，批俞平伯，批完了俞平伯，批胡适，一路批，批，批，斗，斗，斗，最后批到了陈寅恪头上。此时，极大规模的、遍及全国的反右斗争还没有开始，老年反思，我在政治上是个蠢材。对这一系列的批与斗，我是心悦诚服的，一点没有想到其中有什么问题。我虽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在我灵魂深处，我真认为中国老知识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经地义的。季羡林从不说假话。在当时的环境之中，除了像陈寅恪那样的史学大师可以“读史早知今日事”以外，没有几个人能看清大批判背后的真相。季羡林在50年代的大批判中没有成为批判的“靶子”。这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后台保护，也不是因为他运气好，被疏漏掉了，而是因为当年的季羡林还够不上成为“靶子”的资格。虽然季羡林在1952年被评为一级教授，但他是属于最年轻的一级教授之列，他无论在学术成就或社会影响力上，都远不能同他的老师一辈如胡适、陈寅恪、朱光潜、俞平伯等相提并论，季羡林的名气，在东方学界，在北大，是人人皆知的，在这两个圈子以外，就没有几个人知道季羡林是何许人也。另一个没有成为“靶子”的原因是，他是个语言学家。即使按照斯大林的定义，语言也是“人类思维和交际的工具，是没有阶级性的。”换言之，语言不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之内。因此，季羡林不但本人免遭批判，而且也没有被选中参加某个批判班子。他只是作为普通一员，“心悦诚服”地参加了历次大批判运动。 !批判狂潮汹涌而至（2）但是，在建国初期的历次政治运动和大批判中，季羡林的恩师和崇敬的前辈们，却一个个中箭落马，身陷逆境。第一个中箭落马的是沈从文。季羡林自清华毕业以后，就同沈从文先生失去了联系。到了1946年季羡林来到北大工作，又与沈先生不期而遇。此时，沈先生随西南联大复校，从昆明回到北平，在北大系任教授，他们算是同一个学校的同事。过去的友谊又重新恢复，来往颇为频繁。有一次沈先生请季羡林吃饭，吃的是云南有名的气锅鸡，饭间，有一件小事给季羡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悼念沈从文先生》中回忆道：当时要解下一个用麻绳捆得很紧的什么东西，只需用剪刀或小刀轻轻地一剪一割，就能开开。然而从文先生却抢了过去，硬是用牙把麻绳咬断。这个小小的举动，有点粗劲，有点蛮劲，有点野劲，有点土劲，并不高雅，并不优美。然而它完全透露了沈先生的个性。在达官贵人、高等华人眼中，这简直非常可笑，非常可鄙。可是，我欣赏的却正是这一种劲头。我自己也许就是这样一个“土包子”，虽然同那一些只会吃西餐、穿西装、半句洋话也不会讲偏又自认为是“洋包子”的人比起来，我并不觉得低他们一等。不是有些人也认为沈先生是“土包子”吗？可是，小事过后，便来了大事。季羡林继续回忆道：我们共同经历了北平的解放。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并没有听说，从文先生有逃跑的打算。他的心情也是激动的，虽然他并不故作革命状，以达到某种目的。他仍然是朴素如常。可是恶运还是降临到他头上来。一个著名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家，在香港出版的一个进步文艺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大概是什么《文坛一瞥》之类，前面有一段相当长的修饰语。这位理论家视觉似乎特别发达，他在文坛上看出了许多颜色。他“一瞥”之下，就把从文先生“瞥”成了粉红色的小生。我没有资格对这篇文章发表意见。但是沈先生好像挨了当头一棒，从此被“瞥”下了文坛，销声匿迹，再也不写了。季羡林回忆中提到的“理论家”和他的“一瞥”，指的便是郭沫若1948年3月在香港《大众文艺丛刊》上发表的文章《斥反动文艺》。该文把沈从文界定为“桃红色”；朱光潜界定为“蓝色”文艺家；萧乾则是“黑色”作家。并强调“我们今天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蓝色、黑色、桃红色的作家。这批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必须“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郭沫若这篇文章是出自个人之意抑或其他背景不得而知，但就其当时的显要地位，说这样的话，无疑就是一种政治宣判。事实上，解放前夕，虽然国民党政府把沈从文列为被“抢运”的学人之一，并派人给沈从文送去两张直飞的机票，然而被沈从文拒绝了。他选择了留下。可事情的发展出乎沈从文的意料。北平解放不久，北大部分发起了对沈从文的激烈批判，全文抄录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一文在校内张贴，并张挂出“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标语。这些学生对沈从文的突然袭击，是自发的，还是有背景的，至今也无从知晓。沈从文遭此打击，精神崩溃了。1949年春的一天，沈从文试图切脉自杀，被抢救幸未死。病愈后，被送到华北革命学习，学习“毕业”后，无处安排，便被分配到历史博物馆工作。他从此离开了北大，离开了文坛，销声匿迹。①———①关于沈从文解放前后的情况，材料引自温儒敏、李宪喻《旁听生·作家·教授——沈从文》一文，载《巍巍上庠百年星辰——与北大》，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二个中箭落马的是朱光潜。1946年，季羡林任北大东语系主任时，朱先生任北大西语系主任，两人的办公室相距不远，师生间经常见面。季羡林在《他实现了人生的价值——悼念朱光潜先生》一文中回忆说：“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按朱先生的地位，他完全有资格乘南京派来的专机离开大陆的。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他毅然留了下来，等待北平的解放。”这说明朱先生对共产党是信任的，是乐观的。但是在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朱先生因有“政治历史问题”，在全校大会上检讨三次，也未获通过。后来，由于的批示，他才同周炳林教授一起勉强过关，但仍受到“群众监督”的处理。李赋宁先生曾谈到朱先生在建国初期的一些情况，足见朱先生当时处境的艰难窘困。他写道：当时我三十五岁，孟实先生（朱光潜字孟实——引者注）已五十五岁，但仍精神抖擞，神采奕奕。尽管他当时处境十分困难，由于政治历史问题受到群众监督。孟实先生从城里搬来燕园，住在校医院附近的一所年久失修的平房内。孟实先生的夫人奚女士在人民出版社上班，住集体宿舍，孟实先生一人住在城外，生活上困难不少。老房子夏天雨多，时常漏雨。保姆李妈因年迈还要由孟实先生亲自从粮店背米回家。当时孟实先生的工资评得很低，大约是讲师的待遇。傅鹰先生为他打抱不平，说北大西语系只有朱光潜最有学问。（直到1956年，孟实先生的工资才定为高教一级）。① !批判狂潮汹涌而至（3）——①李赋宁：《怀念朱光潜先生》，载《巍巍上庠百年星辰——与北大》，出版社。朱光潜先生不光“最有学问”，而且文章写得好。季羡林说：“思想改造运动时，有人告诉我说是喜欢读朱先生写的自我批评文章。我当时觉得非常可笑！这是什么时候呀，你居然还有闲情逸致来欣赏文章！然而这却是事实，可见朱先生文章感人之深。”第三个中箭但未落马的是胡适。自1948年底胡适从北平乘机南飞以后，季羡林就再没有见过胡适，也没有互通音问，他对胡适离开北大后的情况并不清楚，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没法清楚。1955年开展了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判。对胡适的批判是批判俞平伯《研究》的继续和深入。1954年，由两个“小人物”李希凡和蓝翎引发的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引起了的注意。毛泽东在10月16日给中共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毛泽东在信中指出：“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挡，他们同资产阶级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是对三十多年以来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的第一次认真开火。”接着，毛泽东笔锋一转，把矛头指向了胡适。他写道：“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领域毒害青年三十多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这时，大家才明白了，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不过是这场批判运动的序幕，重要的是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它是一切“毒素”的源头。于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便在全国开展起来了。颇具戏剧性的是，批判胡适的时候，没有几个人确切知道胡适究竟在哪里，多数人以为胡适在。其实，胡适当时并不在台湾，而是客居。据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2O年》提供的材料说：“在美国纽约，闲散如寓公的胡适，每隔一段时间便兴致勃勃地和助手共同欣赏从大陆等地收罗回来的一大堆批判自己的材料。尽管在美国并无多少人关心大陆的这场运动以及留意这位外貌很朴实的老人，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熊熊烈火，仍然使这位隔岸观火、并在烈火中益见其身价的学人内心窃窃私喜。”“历史的可笑就在于，当许多人作义愤填膺状，或作痛心疾首状，或违心检讨、惊惶度日时，大洋彼岸应当为这场运动‘负起责任’的被批判者却优哉游哉地过他的闲适日子。”其实，毛泽东发动这场批判运动的本意，是在“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是要清除知识分子头脑中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树立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因为在毛泽东看来，没有这场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就不可能完成。毛泽东之所以选中胡适作“靶子”，恰恰是因为胡适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且影响深远。至于胡适这个人，并不重要。据说，毛泽东“曾表示，将来要替胡适恢复名誉。”①又据说：“1957年前后，大陆曾派人对在美国的胡适表达这样的意思：我们尊重胡适先生的人格，我们所反对的不过是胡适的思想。胡适当即回答，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②1986年11月，《光明日报》文载：胡适“一生著作丰富，桃李满天下，对我国的新运动和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称得起一代宗匠”，总算是给了胡适一个应有的评价。胡适本人已不重要，又缺席批判，独自在纽约优哉游哉地隔岸观火，然而在大陆，曾经与胡适共过事，有过往来的人和他那“满天下”的弟子们，却不得不作公开检查，并揭发、批判胡适思想的危害性，又经历了一场触及灵魂的运动。不过，由于毛泽东发动这场批判的目的在改变学术界的风气，所以绝大多数人最终都能过关。───────①韩泰华主编《中南海开始决策》，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②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四个是虽中箭却誓不低头的陈寅恪。陈寅恪1949年1月19日乘海船由上海抵广州成为岭南大学历史系、系教授后，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陈寅恪遂成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一向以坚持学术研究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闻名学界。1953年，中国科学院设立历史研究所。郭沫若任一所（上古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任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拟聘请陈寅恪担任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为此，中国科学院特派陈寅恪过去的、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汪篯前往广州说服陈寅恪北上任职。汪篯身揣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的两封亲笔邀请信赴广州时，以为此事势在必得。不料，陈寅恪看完郭、李二人信后，虽未回绝，却提出了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两项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