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8

保守主义者认为，缓和，尤其是过分渲染的缓和政策会叫美国人冲昏了头，从而放松对共产主义的警惕。他们指出缓和没有阻止1973年中东战争这场危机，他们还怀疑，1975年在赫尔辛基有关欧洲防务安排的谈判有出卖东欧和巴尔干地区之嫌。加利福尼亚州的罗纳德·里根就是这种批评的摇旗呐喊者。　　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和自由派共同表达的主题是尼克松—福特—基辛格的缓和方针太冷酷，太精明算计，只从实用政治的角度关心力量对比，忽略人权和一些构成美国国策的基本原则。吉米·卡特就极力从人权的角度攻击缓和。显然，反对缓和使两位未来总统的事业蓬勃发展起来。　　同时，因对尼克松、基辛格人品抱有成见，为泄私愤而攻击缓和的也不乏其人。　　如果没有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跳出来，这些批评只不过流于无一定之规的牢骚怪话罢了。杰克逊团结了一大批保守派、新保守派、冷战自由派、工会领袖、犹太人和人权活动分子，反对1972年跟苏联签署的有关最惠国待遇的贸易协定。他要求如果苏联想要得到最惠国待遇，就必须取消对犹太人移民的限制。为此，杰克逊专门搞了一个 《杰克逊—凡尼克修正案》。　　殊不知，在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中隐藏着一份私心：他想当总统。　　因此，他接受了一个可以把犹太人和工人召集在自己麾下的事业。犹太人可以为他的竞选活动出钱，工人可给他带来大量选票。　　“过了好长时间我才意识到杰克逊是不能被安抚的，”基辛格说道。　　他花了两年工夫想在杰克逊和苏联人之间达成一份谅解，但杰克逊很少有妥协的意思流露出来，因为只有搞臭这届政府，他才有可能向总统宝座擢升。　　基辛格清楚地知道把人们从被压迫的状态中拯救出来的价值。暗地里，他一直在努力增加苏联犹太人的移民数量。1968年，只有400名犹太人允许出国定居，到1973年，犹太移民人数达35000。“苏联移民政策取决于美苏关系的总体状态，”基辛格过后写道，“如果杰克逊成功地破坏了这层关系，他肯定只会减少而不是增加移民人数。”　　不幸给他言中。杰克逊要求苏联明确地公布每年犹太移民人数，并且要求移民人数增加到100 000，而苏联认为让自己的公民大量移民，并且还要公开声明，觉得是一种侮辱。基辛格也觉得，这纯粹属于人家的内政，不应去干涉。于是，基辛格在苏联和杰克逊之间开始了一场穿梭外交，设法从苏联那儿挤出更多的妥协来平息杰克逊的聒噪。这里，他故伎重演，有意作一些模棱两可的许诺，由着苏联和杰克逊作出符合自己心意的不同解释。然而，他的错误在于他没有料到勃列日涅夫和杰克逊出于政治目的都不想对自己的解释保持沉默，从杰克逊那儿传来的说法触怒了苏联人，在基辛格去莫斯科安排福特总统的最高级会晤时，葛罗米柯递给他一封抗议信，这封信对他的诚实进行了猛烈的人身攻击。　　加之基辛格忙于应付杰克逊，忽略了进出口银行把给苏联的贷款限制在3亿美元这件事，从而更加触怒了已经很恼火的苏联人。　　维持了不到 3年的缓和土崩瓦解了。已经达到每年35 000犹太移民骤减到14 000人，苏联拒绝了最惠国待遇，北越共产党军队和柬埔寨共产党军队放手对非共产党地区发起进攻，基辛格两年的努力也付诸东流—— 《杰克逊—凡尼克修正案》在众议院通过。 基辛格最不该的是在操作超级外交的同时试图在飞机舱室里管理国务院。《杰克逊—凡尼克修正案》产生和通过时，他均不在国内。并且，他惹恼了这个修正案的有权势的反对者——他想跟杰克逊和他自立为王的委员会私了，而不是到参议院的权威人士那儿寻求帮助。　　杰克逊在贸易和犹太移民事务上发动攻势的同时，还倡导反对基辛格战略武器限制谈判的方式。杰克逊在这个问题上的盟友是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基辛格对这位哈佛同学有很高的赞誉：“智力上，他足以跟我匹敌。”　　施莱辛格跟基辛格一样自以为是，因而也与同事处不好关系，但他那种傲慢的态度使他不具备基辛格的个人魅力。福特尤其讨厌他，光是提到施莱辛格这个姓名就能使福特热血沸腾。　　基辛格的问题在于把国防部和军方排斥在战略武器限制谈判之外，从而惹恼了他们。五角大楼没有制造新的陆地导弹的计划来与苏联攀比，但他们想要基辛格在谈判桌上取得他们靠自己无法取得的成果，也就是要苏联人削减他们的陆地导弹来与美国的数量持平。　　福特和基辛格于1974年11月23日应勃列日涅夫之邀，踏上了去海参崴参加战略武器控制谈判的旅途。在驶往海参崴的火车上，福特和勃列日涅夫大谈体育运动，海兰注意到，如果在别的场合，他俩能成为真正的好朋友。　　“我一紧张就吃东西。”基辛格说。显然，由福特来跟勃列日涅夫谈军备控制的前景不可能叫他内心平静。苏联人在桌子上堆满了各种点心，福特回忆道：“亨利简直是无法抗拒这些东西的诱惑。”他总是朝四周扫视一眼，看有没有人注意他，然后很快从盘子里拿起一块点心。　　不久，大家都发现了他的动作，他那神经质的胃口成了笑话，在一小时的火车到达终点时，他已吃完了三盘点心。　　基辛格很幸运，那天晚上的谈判持续到深夜，晚饭取消了。其他人都只好饿着肚子上床睡觉。　　谈判进行得很成功，苏联人毫不含糊地接受了美国人“持平”建议，反而弄得美国人有点不知所措。最后的协议框架是把双方导弹数量限制在2400个，其中包括不到1320个分导式多弹头导弹。　　基辛格控制了整场讨论。“这个新总统是干什么的？”一位苏联外交官问《时代》的记者，“一有问题提出来，他就转向基辛格，要基辛格回答。”更令人吃惊的是，勃列日涅夫实际上也听从基辛格的话。在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上，海兰回忆道：“勃列日涅夫几乎像学生一样向基辛格求教，不耐烦地挥手打断他自己顾问的解释。”　　施莱辛格勉强同意了这个协议框架，作为福特的内阁成员，他不能太不给总统面子，但杰克逊参议员可没有这方面顾虑，继续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二期谈判条约进行猛烈攻击。　　2. 焦头烂额　　在艰难的叙利亚穿梭外交取得成功之后，基辛格犯了一个错误，他没有立刻缔结一份约旦—以色列协议，侯赛因国王耐心地等着基辛格来他的国家就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占领区问题穿梭往返，他没等到。果尔达·梅厄的继任者伊扎克·拉宾领导的以色列内阁断然拒绝与温和的约旦进行谈判，基辛格没有坚持，转而提出，要以色列从埃及边境再撤退10或15公里，以增进埃以关系。　　以色列的固执和基辛格的迟疑，促使阿拉伯首脑会议授权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约旦河西岸跟以色列谈判，导致了阿拉法特的崛起。　　以色列内阁对基辛格的撤退建议也不感兴趣，基辛格有关世界末日的演说流露出一种真情，感动了拉宾和他的手下，但没有说服他们坐下来谈判，西奈二期协定流产了。　　基辛格保证他不会公开埋怨是以色列破坏了西奈二期穿梭外交，但这没有阻止他对“同宗教者”进行个人攻击，他称拉宾为“小男人”，悲叹没有一个像果尔达·梅厄这样强有力的领导主持大局。　　1975年3月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对基辛格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北越开始了最后的攻势，美国支持的柬埔寨政府遭到红色高棉的袭击。在葡萄牙，一场反左倾政府的政变流产了。在安哥拉，爆发了一场有古巴军队、苏联援助支持的国内战争。杰克逊—凡尼克的可笑结局损害了缓和，在海参崴缔结的军备控制谈判协议框架在一片细节争议中土崩瓦解。　　1975年8月，基辛格打点精神又开始了埃及、以色列之间的穿梭外交，期待挽回面子。他在以色列遭遇到一群犹太人的骚扰。他们在他的旅馆外面叫嚣“犹太伙计！犹太伙计！滚回去！”他们用的是尼克松的称呼，他们知道这称呼会叫基辛格气得发疯，他们没有猜错。　　在耶路撒冷，连续12夜通宵谈判总算有了结果，美国以2.6亿军事援助换得以色列在西奈二期谈判协议上签字。NBC电视台播音员在“晚间新闻”中不无讥讽地说：“这是能用钱买来的最好的协议。”　　从1973年春季开始，基辛格倡议用B－52轰炸柬埔寨和越南在柬埔寨的渗透路线，以表明美国维护和平的决心。6个月里，倾泻到红色高棉控制区的炸弹超过二战时期投到日本的所有炸弹，但柬埔寨政府军未重新获得一寸土地，美国国会忍无可忍，于1973年8月禁止在印度支那任何地方投弹。　　由于北越和红色高棉同时发起最后攻势，美国朝野都以为这两支共产党力量是一种通力合作的关系。实际上，1972年底，他们之间已出现很深的裂痕，红色高棉谴责北越在停火协定中出卖了自己。几年后，当他们各自赢得国内战争之后，几个世纪沉淀的越南与柬埔寨之间的仇恨开始浮出水面，边境冲突不断，最后两国之间于1978年爆发了战争，北越占领柬埔寨，逐出了红色高棉。　　由于基辛格也错误地以为红色高棉和北越是盟友，他策划了一场错误外交。他以为中国人想要阻止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取得胜利，因为红色高棉代表河内和莫斯科在印度支那的扩张，他正确地察觉出中国与苏联支持的北越之间出现了紧张局势。于是，他于1973年6月向中国建议，让西哈努克回去建立联合政府取代红色高棉的全面统治，中国拒绝了。　　中国清楚地知道红色高棉是北越的对头，不是傀儡。　　当红色高棉发起进攻时，柬埔寨军队所能做的就是在撤退前乱放一阵空枪。美国5年的支持和5亿美元的援助却没能使他们敢与人数少、装备差的红色高棉较量。　　美国国内的鹰派、鸽派都反对给柬埔寨进一步的支援。福特也意识到一切已为时太晚。　　柬埔寨总统朗诺已经逃跑了，美国大使给朗诺的继任者提供了一架供逃跑的直升飞机，他拒绝了。“我不能像个懦夫一样离开，我只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相信了你们这些美国人。”他说。几天后，他被红色高棉砍了头。金边被红色高棉攻占。　　1975年1月8日，河内政治局宣布：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具有如此完善的军事、政治条件和战略优势。在南方完成国家民主革命、和平统一我们祖国的时候到了。　　受基辛格、福特委托去越南观察局势的维扬特将军回来说，必须马上恢复美国飞行员驾驶的B—52轰炸机的轰炸，外带7.22亿美元的紧急军事援助。即使有了这些东西，维扬特将军断定，也挽救不了比擅长跑步的福特还跑得快的南越军队。　　基辛格清楚地知道南越溃败不可避免，但他处于对美国信誉的考虑，要求国会拨款7.2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福特大部分助理反对提供援助，其中包括新闻秘书尼森和福特的私人摄影师肯纳里，后者被福特看成像儿子似的，福特常引用他的妙语。　　肯纳里认为任何人说南越能被挽救都是一派胡言。　　福特尽管同意基辛格的援助计划，但对此事一点不热心。他拿着基辛格起草的援助申请报告到国会去念，巧妙地删除了基辛格谴责国会对巴黎和平协定失效负有责任的语句。　　国会没有一个人赞同用7.22亿美元去做表面文章，支持一场毫无希望的战争。　　在外交政策方面，福特很少违拗基辛格的建议，但是，在他的7.22亿美元请求还未正式否决之际，他采取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举动：他告诉他的顾问哈德曼，他要到图兰大学去演讲，他要表达他认为越南战争已经结束这个意思。　　“你为什么不立刻直截了当地说呢？”哈德曼问。　　“亨利会不会同意，我没把握。”福特说着抬了抬眉毛。显然，他为这个想法感到得意。　　遵照福特的吩咐，演讲稿送到基辛格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时，有关战争结束的那几句话没有写在里面。　　新闻秘书尼森立即意识到没有写在演讲稿的那几句话有多重要。但他害怕劳累了一天，又喝了鸡尾酒的福特会破坏这场轰动效应。“慢慢地把话说出来。”尼森建议道。摄影师肯纳里则更干脆：“他的意思是不要把事情搞砸了。”　　福特没有。在拥挤不堪的6000名学生面前，他宣布：“美国可以重新获得越南以前的骄傲。就美国而言，这种骄傲不能靠重新投入一场结束的战争来取得。”顿时响起一片欢呼雀跃、跺脚、吹口哨声。　　简简单单的一句“结束的战争”震撼了整个国民的心。这反映了福特慷慨、正派的本能，反映了这位老橄榄球运动员知道在哨声吹起、比赛结束之际如何优雅地接受失败。基辛格复杂的地缘政治目标和想把责任归咎于国会的愿望有一定道理，但它们不合适。　　“总统先生”，当福特在”空军一号”走进记者舱时，其中一位问道：“基辛格国务卿有没有为你准备讲稿或事先同意了这份讲稿。”　　“没有！”福特大声说，盖过飞机的轰鸣声让所有人都听到。　　第二天清晨，哈德曼通向福特办公室的直线电话“响得像烟火报警器”。他冲到椭圆形办公室发现福特抽着烟斗，基辛格像只笼子里的狮子来回踱步。这一次福特怎样解释也无法叫基辛格平静下来。　　“为什么我对此一无所知？”　　哈德曼嘟嘟囔囔地说，最后定稿写得太晚，他们没有料到有关越南的那一行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他没提福特打一开始就要求把这一条加进去。哈德曼注意到总统的眼睛朝他顽皮地眨了一下。　　一天，基辛格走进办公厅主任拉姆斯菲尔德的办公室，愤世嫉俗地宣称：“我是惟一在3周内丢失2个国家的国务卿。”　　3. 诸圣日前夕①大屠杀① 诸圣日前夕：基督教纪念日前夕，即10 月31　日之夜。　　1975年10月底，福特的一群老伙伴和没有担任公职的顾问来见他，跟他谈起他的声望在下降。他们认为内阁成员之间无休止的争论使白宫呈现出内部无政府状态。他们特别指出基辛格和施莱辛格老是吵个没完，这些人的结论是如果想要结束这种状态，必须把这两人都解雇了。　　福特不用别人怂恿就想解雇施莱辛格，并且过后说，他的惟一错误是没有早点动手。“他那副孤芳自赏的样子，那种目中无人的态度叫我很反感”，福特过后说，“我不敢肯定他会对我以诚相待。”哈德曼回忆说这种憎恶甚至在不值一提的小事中反映出来。“福特不喜欢内阁官员来见总统时忘了扣衬衫扣子，忘了系领带”，他说。　　至于基辛格，福特不仅能容忍他，并且的确喜欢他。多年以后，在1991年，当福特给基辛格颁发纳尔逊·洛克菲勒公仆奖时，福特说：“我不仅非常赞赏亨利，我也喜欢他。”但是，基辛格的缓和政策正遭受来自施莱辛格的猛烈抨击，国会也即将采取背离缓和路线的重大行动。基辛格的实用政治和不谈人权的外交政策也淹没在一片谴责声中。福特的政治顾问们告诉他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基辛格已被共和党内的极端保守派视为一块绊脚石，而这些人控制着共和党的初选，福特决定降低基辛格的知名度，但保留他的外交政策的实质。　　其次就是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尔·科尔比。用基辛格的话说：“这该死的笨蛋每次一靠近国会山就抵御不住坦白可怕罪恶的冲动。”福特决定尽早摆脱他。　　于是，就产生了座次变动的计划。办公厅主任拉姆斯菲尔德接替施莱辛格国防部长的职位。助理办公厅主任理查德·切尼升为办公厅主任。　　他后来成为乔治·布什的国防部长。乔治·布什在中国呆了一年后写信给总统，要求回国。福特开始想要他当商业部长，后来给了他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位置。　　内阁改组没有波及到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但在1976年的总统竞选中，福特不再把他作为竞选伙伴（副总统候选人）考虑。　　基辛格仍做他的国务卿，但放弃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位置，由助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接任。　　福特在10月25日打电话给基辛格和拉姆斯菲尔德，要他们过来商议改组一事。虽然拉姆斯菲尔德非常想得到高级内阁职位，但他过后宣称他对这次调整感到吃惊。“见鬼，牛已经出栏了，靠这种办法帮助树立你的形象已为时太晚，等到选举过后再说吧。”基辛格也反对这种变动，可福特主意已定。　　最难办的是摆脱施莱辛格，福特在星期天早晨叫他来椭圆形办公室，谈了几乎一小时。施莱辛格的脸绷得愈来愈紧，福特的火气愈来愈大。当福特提到施莱辛格有必要递来辞呈时，国防部长抢白道：“我没有辞职，是你解雇了我。”　　基辛格像其他大多数人一样把这次内阁改组看成拉姆斯菲尔德的阴谋。他坚信，这位原国会议员自己想成为福特的副总统人选的竞选伙伴，所以逐步排挤掉洛克菲勒。再者，拉姆斯菲尔德把布什一脚踢到中央情报局，等于又消灭了一个竞争对手，因为总统要确保情报局长不介入政治。　　拉姆斯菲尔德否认自己有想当副总统的野心。“我知道布什对我怀有竞争心理，但我告诉他那不是真的，福特也跟他说过。”但随着布什后来步步高升，拉姆斯菲尔德颓然结束了他的政府官员的生涯。　　拉姆斯菲尔德与基辛格和斯考克罗夫特的关系更糟糕，因为他们发现，主要是拉姆斯菲尔德在背后唆使福特免去基辛格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职位，并且他敦促福特把这个空缺给哈德曼而不是斯考克罗夫特。他这样做实际上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班子继续朝国务院而不是朝国防部倾斜。　　基辛格的批评者责怪基辛格而不是拉姆斯菲尔德策划了这次改组。　　基辛格在军队里的“伯乐”弗瑞兹·克雷默尔就是其中一位。他跟施莱辛格一样反对缓和，俩人常在一块儿为基辛格的狡诈、他的悲观的历史观、他的失败主义和他愿意跟苏联人做交易而扼腕痛惜。　　克雷默尔对施莱辛格被解雇一事感到十分震怒，他决意作出一个非同寻常的姿态：拒绝跟基辛格说话。情况变得不能再糟糕，南希·基辛格不得不带着他们的狗泰勒去拜访克雷默尔的儿子史文，想从中斡旋，但于事无补。　　施莱辛格本人倒是认为这事不能怪罪基辛格。他知道基辛格并不真正想赶走他。施莱辛格认为，不停地说对手的坏话只是基辛格的天性而已。“他跟我共事比跟拉姆斯菲尔德共事要舒服得多……”施莱辛格说。　　有一阵子，因为失去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职位，基辛格感到很丧气，他又到处宣称他想辞职。他召集了一群顾问和智囊型人物给他出主意，叫他害怕的是，大家一致请求他别干了。　　一个由亲密朋友组成的核心小组在基辛格家和温斯顿·洛德家开了4天会，起草了一份又一份的辞职信。为了让福特意识到这不是另一场阴谋，基辛格将只给总统一刻钟时间考虑。　　但是，在实施这项计划之前，基辛格决定当面跟福特讨论此事。温和地、平静地抽着烟斗，福特请他留下。这次花了一个多小时，但福特终于使他相信局势还没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又一次决定不辞职。　　10月31日内阁大改组，被后人称为“诸圣日前夕大屠杀”。第二十一章　　退场　　1. 无用功　　1975年1月，葡萄牙决定让它的殖民地安哥拉独立，它召集了3支以部落为基础的抵抗力量，要它们组成联合政府。这些抵抗力量的首领都同意和平共事，然而，由于得到各种各样外国政府的支援，它们开始打作一团。　　第一支抵抗力量称为“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由北方刚果部落组成。中央情报局定期给它们金钱资助。虽然，它们并不是亲西方派，美国仍决定加大支援力度。令人吃惊的是，它们的其他赞助者有中国、罗马尼亚、印度、阿尔及利亚、扎伊尔和福特基金会。　　第二支力量称为“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由姆本杜部落组成，其中包括一些来自首都的知识分子，也是惟一具有思想体系的组织。它们普遍相信欧洲马克思主义，得到葡萄牙共产党和一些西欧社会党的支持。但它们的主要资助者是古巴和略有点犹疑的苏联。　　第三支力量称为“安哥拉完全独立民族联盟”，由南方部落组成。　　这是一支极左力量，它的领导人曾到北越、中国和北朝鲜寻求支持。尤其是北朝鲜，专门替它们培训战士，并且这个组织的大部分武器是北朝鲜提供的。叫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安哥拉完全独立民族联盟”后来跟南非结成同盟，并与美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等后来古巴支持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取胜后，他们退回到游击状态，并成为《里根 国际关系原则》中的反共产主义自由战士。　　这种部落争端却被基辛格看成东西方之间的较量，并且他认为安哥拉的局势是对缓和条例的一种考验，是一种试探，看看超级大国在第三世界寻求利益这条路上能走多远。他觉得有必要抓住这个机会显示美国敢于应战苏联的意志。　　在基辛格建议下，福特批准了给“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提供160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的计划。已与“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结盟的“安哥拉完全独立民族联盟”也得到一定限度的支援。　　南非派遣5000多人的部队和“安哥拉完全独立民族联盟”以及“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的一支军队偕同作战。古巴人毫不含糊地派遣有苏联火箭炮和飞机的大规模军队替“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撑腰。　　基辛格看到“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已露败象，立刻要求追加 2800万美元的援助给这支力量，中央情报局局长科尔比正忙着向国会披露情报局内部丑闻，不想多事，干脆把秘密援助计划交给国会定夺，国会不客气地否决了所有秘密援助。　　另一个提案争议颇多，那就是要不要派美国军事顾问去帮助“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中层干部阶层就此问题无法达成一致。他们赶在基辛格开始他的令人炫目的周游世界旅行之前派人询问基辛格的意见，其余人则挤坐在中央情报局总部一幅大型安哥拉地图前面等待。　　询问的人回来了，说：“他实际上什么也没说。”　　“他看了文件吗？”其余人问。　　“看了。他嘟哝着走出了办公室。”　　询问者试着模仿基辛格的嘟哝声。　　大家都有点不知所措，尤其是基辛格已经踏上去北京的旅途。　　“是肯定的嘟哝声还是否定的？”有人问。　　去询问的人停了停。“只是嘟哝声，我的意思是既没有抬高嗓门也没有降低嗓门。”　　于是，这些管理国家惟一战争的人开始一本正经地破译基辛格的嘟哝声，有的人用升调发出来表明肯定语气，有的人用降调发出来表明否定语气。每个人都几乎试了一遍。最后，大伙儿一致决定，基辛格的意思多半是不派人前往。　　“用这种方法管理战争事务真叫人瞠目结舌。”多年后，那位去询问基辛格的人回忆说。　　“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在没有得到美援的情况下土崩瓦解，“安哥拉完全独立民族联盟”仅仅在南方坚持了15年的低水平的游击运动，令基辛格害怕的事情发生了：安哥拉成为苏联模式的经济体制。　　从1976年开始，基辛格终于意识到他需要一种新政策，特别在黑人对白人统治国家的仇恨已达一触即发的非洲。苏联只要有可能，肯定会充分利用这种紧张局势，而基辛格江郎才尽，已无还手之力。在福特的推动下，美国外交政策开始带上一种理想的色彩而非仅仅是冷酷的实用政治分析。　　基辛格在1976年的非洲旅行中，流露出愿意用道义来作为外交政策工具。“他有一种靠吞并对手观点来削弱其影响力的出色本领。”基辛格的哈佛大学的老同事说，“这种变色龙似的，接受起先对他来说很陌生的观点的能力充分证实了他的机敏。”　　基辛格在卢萨卡赞比亚总统举行的国宴上声称，虽然南非仍有时间和平废除种族隔离，但“这时间是有限度的，——比前几年普遍认为的忍耐限度要短得多”。　　卢萨卡宣言迎来一片欢呼声，赞比亚总统称它为“重要的转折点”，基辛格的一位助理激动地说：“这么长时间里我们这是第一次做一件有道德的事。”　　基辛格期望运用新外交手段再现辉煌，决定利用罗得西亚作舞台，演一出穿梭外交的拿手好戏。他这样做有点鲁莽，因为罗得西亚一直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但他考虑到由于罗得西亚国内战争不断升级，已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得势的苏联可能会对黑非洲产生觊觎之心，他也顾不得那么多，立刻开始了在黑人和白人统治者之间的繁忙穿梭。　　他修改了他的中东穿梭外交方式，没有再对双方哄骗利诱，而是向罗得西亚白人统治区首领尽可能地施加压力。他还成功地说服南非对罗得西亚这个内陆国家的经济生命线一起施加压力。他警告南非，如果它们不提供帮助，也将面临大多数黑人掌权的局势压力。　　基辛格作为访问南非的最高级别的美国官员来到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传话给罗得西亚白人统治者伊安·史密斯，只有他同意讨论两年过渡到大多数掌权问题，基辛格才肯接见他，史密斯勉强同意。　　“你是要我在我的自杀遗言上签字。”史密斯听完基辛格的计划后说。　　基辛格一言不发。过后他说，他是痛苦地注视着史密斯同意回国向他的政府建议放弃他们的国家。　　正如基辛格的其他谈判，他喜欢用模棱两可的文字掩盖分歧。在这件事上，史密斯需要两项让步。在两年的过渡期里，国家临时4人委员会主席必须是白人，警察和国防部长必须是白人。　　基辛格到坦桑尼亚跟黑人领袖谈过之后，发现他们不能接受后面一条。于是，基辛格在给史密斯的电报中，故意对后面一点含糊其辞。　　史密斯不知是计，宣布同意两年过渡计划。新闻界给震撼了，基辛格又一次被捧为创造奇迹的人，成为新闻杂志的封面人物和摄影机的焦点。史密斯来到日内瓦跟几位与他争夺地盘的黑人抵抗力量首领面对面地谈判时，发现他们根本无法达成共识，谈判破裂了，基辛格的协议框架只得由他的后继者塞鲁斯·万斯去充实、签订了。　　平心而论，虽然基辛格的穿梭外交没有立刻见成效，但它实现了更大的目标。黑非洲国家对美国不是充满戒备就是充满敌意，现在它们开始把华盛顿当做可以帮助它们实现多数人掌权的势力加以信任，不断上升的亲苏倾向开始减缓。这点表明即使是貌似成功的外交也比类似安哥拉的蹩脚的武装干预更能挫败苏联影响力。　　2. 黯然离职　　当1976年大选日接近时，福特面临着两大使他声望下降的问题：一是他把尼克松从水门事件中赦免出来；二是国民经济因石油耗尽而停滞。其次，基辛格的外交政策继续遭到猛烈抨击。　　杰拉尔德·福特的竞选助手怂恿福特与基辛格保持距离，他们认为福特可以靠这种方法树立一个强有力的总统形象。基辛格回敬道：“总统们不会靠回避他们的国务卿来维护他们的权力。”有的助手干脆公开说，如果福特连任总统，他不会再留任基辛格。　　虽然基辛格对自己的工作时有抱怨，但他好像急于保住位置。有一次，在他的波音707飞机上跟朋友们聊天，他感叹道：“哪个大学会给我这样一架飞机？”福特助手们的风言风语传到他耳朵里，他又是气愤又是害怕。　　福特跟基辛格反复讨论过这个问题后，公开声明：“只要我是总统，我愿意基辛格做我的国务卿。”　　福特试图在表扬基辛格的时候尽量表明他不受基辛格的支配：“我认为，与我一道工作并在我指导下的基辛格为了美国利益和世界和平做了一些美国历史上一个国务卿所能做的最出类拔萃的外交工作。”　　基辛格也意识到避开人们注意焦点最能帮上福特的忙。在罗纳德·里根的首轮挑战开始期间，基辛格马不停蹄地周游列国，这些旅行除了能使他躲得远远的，没有其他作用。　　里根对福特—基辛格外交政策挑战的核心部分就是全面攻击缓和。　　这位加利福尼亚州长称缓和为“单行道”。里根谴责道，赫尔辛基会议和索南费尔特主义，是出卖东欧受奴役的国家，福特和基辛格认为这些国家应该放弃主权要求，成为苏联的一部分。　　这些攻击使基辛格忍不住擅自拿出一份长达10页的驳辞，但这无济于事，反而给里根竞选注入了新的生命，并帮助里根引起更多的新闻界的注意。　　福特对维护缓和像一只受惊的兔子避而不谈。他绝口不提缓和使世界紧张局势得以缓解，相反，好像缓和这两个字叫他难堪似的。“我们要忘掉使用 ‘缓和’这个词”，福特说，随后，他把它改为“通过力量 实现和平”。　　基辛格惊恐万分，但是，连他自己也开始对缓和重下定义。他称缓和是“阻止苏联扩张”。　　被罢免的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向里根建议基辛格的历史悲观主义可以作为攻击点。这种悲观论调在基辛格1950年的学士论文里就充分反映出来。他认为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可能是永恒的。针对苏美关系，从内心深处，他认为美国特别不愿意在军事上投入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的势力范围的斗争。　　“据传闻，基辛格博士曾说他认为美国是雅典，苏联是斯巴达，美国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里根公开说道。“这种信心丧失”，里根谴责道，“使基辛格急于跟苏联做交易。”　　基辛格连忙飞到达拉斯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声称造这种谣言的人可以得到普利策小说奖。“我不相信美国会打败。我不相信美国在走向衰落”，他说。这种说法并不能澄清他的历史哲学观，但至少使有关他悲观主义的批评告一个段落。　　8月份，里根能获得总统候选人的赢面不大，他的战略专家为他策划了一个名为《有关外交政策中的道义的要点》的修正案。这份修正案几乎是赤裸裸地攻击基辛格，当基辛格得知福特的人不想反对这个修正案时，他又是气愤又是伤心。　　福特最初读到这份修正案时，脱口而出：“我不喜欢，我要驳回它。”　　但福特的助手们使他相信从原则上驳回这个提案只会使他失去总统候选人提名，这是里根的圈套，千万不要上当。　　尽管斯考克罗夫特请求福特驳回，洛克菲勒力劝福特，支持这样一种侮辱性的修正案是错误的，但福特听从自己的竞选助手们的话，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修正案在国会全体通过。也正如他们所预料，里根什么也没捞着。　　福特的一名助手私下里说，如果这修正案只包含一句话：“解雇基辛格”，福特就不得不奋起反抗，这下才会有好戏看呢。　　在与民主党候选人吉米·卡特竞选的整个过程中，福特处于守势，即使最后10天里，虽然看上去他的支持率在上升，但他的守势地位没有多大变化。　　打从一开始，卡特，这位原乔治亚州州长就把基辛格作为攻击对象。　　他称“尼克松—基辛格—福特”外交政策是偷偷摸摸的、幕后操纵的、不可靠的。卡特的竞选基调主要由布热津斯基——基辛格在哈佛的老对手制定，他给卡特准备的讲稿声称：“我们的外交政策应该像美国人民自己一样坦率、真诚。”　　到福特和卡特第二轮辩论开始，福特的支持率稳步上升，他似乎有赢他民主党对手的可能。这场将在10月6日开始的辩论主题是外交政策，这是福特的强项，因为选民如果认为这位候选人太天真或未经受过考验，或者他们感到不能放心地把世界命运交到这个人手里，他们就不投这个人的票，卡特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局势。　　基辛格的助理威廉·海兰是其中一位帮福特排演辩论的人。他肯定又会有人提到赫尔辛基会议和索南费尔特主义是否出卖了东欧这个问题。“我们打算要福特立即否认有这么一个主义存在，并强调我们的确没有抛弃东欧。”海兰回忆道。在排演中，海兰扮演提问者的角色，他有意在东欧问题上胡搅蛮缠，最后总统都生气了。“我不得不提醒他我是他这一边的。”海兰说。　　问题是海兰为福特准备的这个问题的答复一看便知是外交政策专家而不是政治策略家写出来的。实际上福特最好这样说：1956年匈牙利革命期间他以国会议员的身份来到奥地利一匈牙利边境迎接从苏军屠杀中逃生的难民。他对东欧人的恐惧和愿望有第一手资料的了解，所以他决不签署任何承认苏联在东欧有特殊权利的协议。不幸的是，福特没有提过这件事，基辛格和海兰根本不知道他的1956年的旅行。　　在正式辩论中，卡特对福特展开了人身攻击：“基辛格先生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总统。福特先生显然放弃了领导责任。”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是，福特脾气很坏，因而下半场辩论中，他一直强压怒火、心神不宁。　　果不出所料，东欧问题被提出来，并且基本上没有脱离海兰的模式。　　福特没有照海兰他们为他准备的答案背诵，而是说：“苏联并没有统治东欧，在福特政府执政期间，它决不会统治东欧。”　　海兰发出一声呻吟，坐在电视机旁观看辩论的斯考克罗夫特脸都吓白了。但一向关注的基辛格却打电话给福特表示祝贺，等到他与斯考克罗夫特通过电话后，他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　　苏联在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等地驻有军队，怎么能说它决不会统治东欧呢。新闻界借此对基辛格发起猛烈的抨击，试图将他拖入因总统失言而引起的争执之中。有一位记者问道：“福特总统已被公认在与吉米·卡特进行第二轮辩论时因疏忽犯了错误，这是否表明他真的不了解情况，他对某些外交政策问题没有充分的认识？”基辛格尽其所能地为总统辩护道：“在辩论的压力下，他没有像他本可以做到的那样恰当地说明问题…… 。”但有些缓和的批评家认为是基辛格使福特陷入维护缓和和赫 尔辛基的绝境才说出这种话。　　总之，这个致命错误夺走了福特的总统宝座，也使基辛格与总统机群中的波音707无缘再相会。　　12月份，基辛格来到布鲁塞尔参加北约会谈。这是他最后一次国事访问，至此为止，他任国务卿期间行程已达555 901英里，访问过的国家达57个。他认为他的继任者塞拉斯·万斯也会走这么多路吗？一个记者问。基辛格想到风传布热津斯基可能会当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笑着说：　　“这要看谁当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上司。”　　因为这是基辛格的告别旅行，许多北约部长都赠送给他礼物。部长兼将军约瑟夫·隆斯称颂道：“你会因成为这个世纪最有成效的外交部长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第二十二章　　公民基辛格　　1. 改不掉的嗜好　　八年来，亨利·基辛格这是第一次没有乘坐豪华的喷气式总统专机抵达纽约。这是在吉米·卡特宣誓就职日过后一星期。春风得意、意气风发的感觉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但灰溜溜地离开白宫，基辛格心有不甘，虽然没有供自己使用的空军喷气式飞机，基辛格可不愿意让人看到他在机场大楼等行李这一情景，于是，他借了纳尔逊的私人飞机。他认为对他这种身份的人来说，乘坐商业航班旅行是一种羞辱，并且太惹人议论。　　基辛格还急于保住有特工日夜保护的地位，这对一个将在曼哈顿定居的有争议的公众人物来说无可厚非，但这里面仍包含有一种自以为是。在特工簇拥下去餐馆或开商务会议，即使在曼哈顿的豪富区也是尊贵的标志，可减去被请求在吧柜等桌子的可能性。　　有好几个月，新政府继续维持基辛格的特工保护费用。但这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卡特是一个坚持自己拿行李的人，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对基辛格郁积了20年的怨恨。布热津斯基开始嘲弄特工保护是一种代价甚高的追求个人享受，不久就取消提供给基辛格的这种待遇。基辛格别无他法，只得自己掏腰包请私人保镖为他提供全天候保护，每年的费用达15万美元。　　私人飞机和私人保镖使基辛格不会湮没无闻。前几任国务卿都能够过上隐居生活，并且，假装欣赏在这些已获得尊贵身份的人看来是一种奢侈的隐居生活方式，但不是基辛格。在一个新闻热点经常变更的时代，基辛格竟可以在他的继任者再度走进饭馆却不被人注意的情况下仍旧保持头上的光环。　　卡特执政两年过去了，《华盛顿市》杂志问道：“谁是华盛顿最耀眼的明星？”伊莉莎白·泰勒？吉米·卡特？它在肯尼迪中心一个欢庆仪式上找到了答案：在这个明星荟萃之地，最引起观众喊叫或发出嗬嗬赞美声的头号明星是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令人惊讶的是，15年后做同样的调查，结果还是一样。　　基辛格经久不衰的声望有一部分来自于他的个性和头脑。尽管在野，他在公开场合依然炫目，在私下里依然富有魅力。他在电视上发表有分量的见解，在晚宴上跟人建立亲密关系，给听他演讲的听众准备好脍炙人口的箴言和趣闻。　　他承认他的自尊心驱使他努力摆脱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他是如此自负，以至于他自己都拿这个特点开玩笑。有一次，他到罗马为电视台准备一个特别节目，得知教皇为两位新圣徒准备庆典仪式。“第三位是谁？”他问道。　　他对那些小小的怠慢、冷落很敏感。基辛格安装了一个直通国务卿办公室的私人电梯，但他的朋友、继任者万斯国务卿却陪他走到公用电梯旁，这叫他很沮丧。　　基辛格夫妇在曼哈顿52号街购买了一套二联式公寓套房，带4个卧室，其中两个留给前来度暑假的大卫和伊莉莎白住。他们另外花了47万美元在康涅狄格州的西北角买了一个占地50公顷带殖民地时代建筑风格的农庄。这一带都是富人和艺术家的居住区。农庄原来的主人种植了成片的蓝浆果，每年夏末，人们来这里采集果实，农庄主人向他们索要80美分一磅，并把卖果子的钱全部捐给教堂。这种别致奇特的采集活动深受当地人爱戴，但基辛格夫妇不喜欢陌生人在他们的领地上闲逛，在人们的惊愕声中，他们把蓝浆果树连根拔掉，并把一片美丽的树林砍掉，因为这片树林阻挡基辛格眺望属于他的湖和山丘。　　所有这些需求和愿望导致一种高消费的生活水平。除了掏出15万美元请私人保镖之外，还得请3位家庭律师替他应付官司，因为他参与了电话窃听事件。莫顿·霍尔珀林、安东尼·莱克也在指控他的行列。　　这种生活方式使他不可能再去捧相对清贫的教授饭碗，他从此跟哈佛绝缘。　　他同意签合同的第一个全天性工作是当投资银行的顾问，年薪约15万美元。这份工作后来促使他成立了自己的国际咨询公司。他还跟全国广播公司，签署了一个年薪20万美元的5年合同，其他约20多万的年收入来自于每年数10次的演讲、做客座教授，或给其他银行做顾问。　　头四年，基辛格的主要工作是写回忆录，他的代理人已为他谈妥500万的版权收入。他在华盛顿一间租来的办公室写回忆录。一帮有报酬的助手帮他阅览成千上万的文件、电话记录、谈话备忘录，为每一章节提供必要资料。这些助手中有他原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部下，包括彼得·罗德曼、威廉·海兰等。基辛格一天要写上10小时，一队打字员随时给他打印出来。　　包括从1969年到1972年这段时间的《白宫岁月》是一部卷帙浩繁的书。它不像其他回忆录那样把一些彼此无关联的事件流水账式地记下来，相反，它是一本像是被历史学家精雕细作的，很有学术价值的书。　　同时，书中不乏小说家的细腻手法和对人物性格的精彩描述。甚至基辛格的学术和政治批评者对这本书也称颂不已，它成为1979年圣诞节季节的头号畅销书。　　基辛格的第二部大部头 《动乱年代》花了三年时间写成，其覆盖面 只是维持了一年半的、短命的尼克松第二任期。有关福特岁月，他没有再写的打算，对进入官场之前和退出官场之后的日子，他也没有动笔的愿望。　　基辛格投入到另一种渠道的写作，他给《洛杉矶时报》写专栏，《华盛顿邮报》、《纽约邮报》经常转载这些文章。这些专栏比一般专栏文章要长，充满错综复杂的分析，而不是尖锐的观点和内幕披露。基辛格常在去乡间别墅的豪华轿车的后座上写这些文章，使人感到它们不像他的回忆录那样富有魅力和讽刺意味。　　1982年年初，基辛格感到肩膀剧痛，诊断结果是3根通向心脏的动脉堵塞，需要手术。手术进行得很顺利，4位总统——里根、尼克松、福特，令他吃惊的是还有卡特打电话祝他恢复健康。数星期后他回到家中。　　在去波士顿做手术的路上发生了一件事，表明基辛格为什么喜欢保镖和私人飞机。当他在南希的陪同下穿过机场时，迎面走来一个某教的狂热信徒。那女人朝基辛格不停地喊叫：“你为什么跟‘卡莱尔旅馆’的男孩睡觉？”南希一把揪住她的脖子，一边推搡着一边叫道：“你讨打呢？”这位女人控告了他们，他们不得不花一天时间在法庭上接受审判。法官判南希无罪，补充说她的行为是“本能的、人道的”。　　基辛格夫妇的社交圈里很少再看到知识分子的踪影，基辛格对这个阶层，尤其是写文章攻击他越南和柬埔寨政策的书生避之惟恐不及。他们的社交朋友常常是《妇女时装》杂志的封面人物，时装设计师等等。　　尤其吸引基辛格的是那些乘坐私人喷气式飞机旅行的人，因为他们代表令人炫目的权势和金钱。这也就是为什么基辛格要到纽约来定居。现在，他和妻子已成为这个圈子里最耀眼的明星。　　2. 不管部部长　　尽管曼哈顿的新生活多姿多彩，基辛格仍念念不忘重新步入政界。　　他是在一个新民主党总统当政时离开华盛顿的，令他垂头丧气的是，紧接着有两届共和党当政的政府，没有一届政府给他提供一份工作。从80年代到90年代，他总是在权力的边缘徘徊着，不时地探头进去，但从未再涉足那个领域。　　在卡特年代，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虽然对他冷眼相看，国务卿万斯却对他礼数有加，使他在这届政府还有一点说话权。　　基辛格与卡特政府最大的冲突发生在1979年，美国拒绝接受正在流亡的、被推翻的伊朗国王，但基辛格认为美国从道义上应该给这位老盟友提供庇护。在基辛格的奔走安排下，美国终于同意让废黜的伊朗国王来纽约治病，德黑兰愤怒之至，一群暴民冲进美国大使馆，把所有工作人员扣为人质。　　在基辛格的眼里，帮不帮助一位老盟友仍旧牵涉到美国的信用问题，但他没想到，当初就是他和尼克松无限制地把武器卖给伊朗国王，从而使后者走向灭亡。　　基辛格曾想竞选参议员，但南希·基辛格威胁他，如果他再投身政治，她就加入民主党并提出离婚，他只好作罢。　　“为什么你要竞选参议员？”有人问。“我为自己的名望积累了10年的资本，每一年这些资本都在减少，不加以补充的话，我会被遗忘的。　　我需要能表现自己的讲台。”基辛格回答。　　1980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上，里根将要获得提名，他想要四年前被卡特击败的杰拉尔德·福特作他的副总统。里根的竞选助手请求基辛格说服福特接受这个建议。　　基辛格看到这些以前常拿他作攻击对象的保守主义分子请他帮忙，激动不已。再说，福特的复出可能意味着他能东山再起，他欣然接受了这个使命。　　要他说服福特不难，但基辛格将在新政府扮演什么角色却是个棘手问题。里根根本不信任他，也不喜欢他，认为他在苏联问题上太软弱。　　里根，这位演员出身的加利福尼亚州长是位斗士和理论家，他只注意事情的真相，而基辛格注意的则是事情的微妙变化之处。　　福特很明显地表示，要他复出，必须让基辛格出任国务卿。基辛格知道这是触霉头的事，劝他不要这么做，但福特坚持自己的想法。　　果不出所料，里根坚决不同意让基辛格任国务卿，最后他选择了布什做他的副总统。　　里根提名黑格为国务卿，更加拉大了他与基辛格的距离。虽然在水门事件达到白热化之际，基辛格与黑格弥合了一部分裂痕，但双方仍旧互不信任，基辛格对这位前助理的浅薄头脑充满蔑视之情。黑格由于一个不光彩的自杀性的举动，当了一阵短暂的、默默无闻的国务卿后，被里根赶了下来。　　代替黑格的是乔治·舒尔茨，一位基辛格真心喜欢并赞赏的人。在公开场合，基辛格说如果给他机会，他会提名舒尔茨为总统。私下里，他忍不住要向朋友诋毁舒尔茨几句，特别是舒尔茨的中东和平努力陷入僵局时。基辛格的坏话迅速在华盛顿圈子里流传开，舒尔茨有所风闻。　　他怒火中烧，但不动声色地停止给基辛格提供有关最新动态的消息。既了解基辛格又了解舒尔茨的詹姆斯·施莱辛格觉得奇怪，为什么基辛格至今还未意识到说人家的坏话不可避免地给自己惹麻烦。　　基辛格反对里根的对外政策，尤其对里根同意戈尔巴乔夫全部销毁两国中短程核导弹的建议而感到恐慌。他的反对是发自内心的，但也带有一定目的——讨好极右派。这些人控制着共和党的选票，但基辛格注定讨不到他们的欢心，因为他们不仅在早年是反对“缓和”的斗士，而且他们讨厌他的风格和出身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