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6

“这是我外交生涯中最大的失败。”基辛格告诉阮文绍。　　更关心自己国家前途而不是基辛格生涯的阮文绍丝毫不为之所动，“怎么，”他说，“你是急于想获得诺贝尔奖？” 尼克松获悉西贡的态度后，通过黑格不停地向基辛格打电报，要他取消河内之行，并声称决不停止对北越的轰炸。黑格在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其他助理谈话中公开和基辛格对抗。他已提名为陆军副参谋长，不必再装成基辛格的忠实助手。他认为基辛格想去河内已有越雷池之嫌。　　基辛格从西贡直接回华盛顿后，叫尼克松大为恐慌的是，基辛格开始向新闻界泄露谈判内容。尼克松曾对科尔森说：“我猜现在大家都会以为基辛格赢得了这次选举。”　　基辛格向新闻界透露谈判内容并不像后来人们指责的那样是为了让尼克松再次当选。他这样做主要是针对两个越南首都。对西贡，他要让他们知道美国非执行他起草的协定不可。对河内，他要向他们保证西贡问题不是什么大障碍，协定的基本纲要不会改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了一句叫他多年不得安宁的话“和平在望”。　　此言一出，股市直线上升，新闻界欢呼雀跃，称越南问题已到了“隧道尽头”。尼克松气得发疯，认为这削弱了美国的讨价还价的能力。　　2. 圣诞节的幽灵　　在 1972年选举日之前的一个周末，基辛格在圣克莱门蒂沿海滩散步，踢着沙子，注视着孩子们捡贝壳。走了三英里路程后，基辛格注意到人们在朝他挥手。一位中年人问基辛格能不能跟他握手，这个人只想说他感激和平的到来。基辛格突然忸怩起来。“要是在别的国家哪会有这种事发生？”他问陪同他散步的记者。“让一个外国人为他们制造和平，接受像我这样的人——我甚至带着外国口音。”　　那个星期三，尼克松赢得了47 000 000张选票，占全部选票的60％。　　选举结束后，尼克松派黑格去西贡与阮文绍展开一场军人对军人的对话，说服阮文绍接受和平协定。但阮文绍固执己见。“你是将军”，他对黑格说。“我是将军。作为将军，你会接受这个和平协定吗？如果苏联侵略美国，你会接受一个让他们留在他们侵略的地方却说这是和平的协定吗？”黑格无言以对。　　阮文绍告诉黑格，协定有69处需要修改，待基辛格11月20日再次见到黎德寿时，他把这些意见全部呈递过去，并表示这都是西贡的要求。　　河内拒绝作任何实质性的大改动。　　尼克松对基辛格的“和平在望”耿耿于怀。他认为因为基辛格说了这句话，要中断谈判在政治上已经是不可能的，整个国家都在期待着和平，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顺着10月8日原则上达成的协议。　　基辛格在谈判中迎头遭到黎德寿对殖民主义者背信弃义的痛责，虽然他理解他们的心情，但因始终无法就细节方面与北越最后定稿，基辛格烦躁不安，终于下决心中断谈判，恢复轰炸。　　尼克松比基辛格更沉得住气，但他也看出破裂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谁把这个坏消息向公众公布？　　基辛格认为只有尼克松适合这项工作，只有他能鼓动美国人民支持新的轰炸计划。尼克松不为所动，他要基辛格自己来收拾自己造成的“和平在望”的烂摊子。　　霍尔德曼、埃尔希曼、黑格都站在尼克松一边，认为总统应该公布成功，助理公布失败。他们开始有意在总统和基辛格之间制造距离，使得尼克松对基辛格更加戒备。　　黑格建议用B—52轰炸河内和北越其他地方，在只有基辛格、黑格和总统组成的三人会议上，尼克松作出这项决定。　　基辛格勉强同意了尼克松的决定，照他的本意，他更愿意使用喷气式战斗机轰炸河内，这样不会招致太多的公众不满。但他当着尼克松的面，还是对尼克松的决定赞不绝口。　　尼克松二话没说，命令基辛格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这项决定。他深夜授意基辛格，要他这样描述总统：在危机面前沉着冷静，不屈不挠。　　可是基辛格也不是那么好操纵的。在他的“和平在望”新闻发布会里，他只三次提到过总统。这一次，他14次提到总统——并不是为了兜售包装过的尼克松的自吹自擂，而是以一种微妙的形式把谈判陷入僵局的责任推到尼克松身上。并且，他对用B—52进攻河内的决定只字不提。　　12月18日晨，在安德森空军基地的29位机组人员本以为“和平在望”的声明意味着他们圣诞节能回家。但他们的军官却向他们宣布：“你们的目标是河内。”这次行动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圣诞节轰炸”。　　那是一个寒冷、阴沉的冬夜，克里夫·艾希利驾驶B—52轰炸机第一个到达河内，他被地对空导弹击中，飞机内部烧得如一面火墙，他的六名机组人员跳伞后，在空中看到这架巨大的有8个发动机的喷气式飞机带着熊熊燃烧的烈焰栽到地面上。在12天的轰炸中，2架B—52被击落，美方93名空军人员失踪，而越南战争进行到这次轰炸之前，也只有一架B—52被击落。　　在连续不断地轰炸中，只有圣诞节停了一天，所以尼克松事后对“圣诞节轰炸”这个命名耿耿于怀。　　有人谴责美国不分青红皂白，对居民区实行地毯式轰炸。河内一家医院被击中，埃及、印度大使馆也遭了殃，1318名越南平民在河内、300名在海防港遇难。　　河内遭到轰炸是为了在美国已准备接受的和约上作些改动。这些改动相对于为此而失去的生命来说，根本不值一提，尼克松和基辛格事后甚至都不记得该作什么修改。尼克松和基辛格确信，需要强迫河内作出一些摆摆样子的让步，以此来为西贡挽回面子。　　这次军事行动对美国和基辛格的声望具有毁灭性打击。新闻界称“圣诞节轰炸”为美国的耻辱，称基辛格不过是个德国老好人，尽量把尼克松制定的任何魔鬼政策都冠以体面的字眼而已。在随后的年代里只要一到12月，新闻记者雷维斯就提醒不要忘了“圣诞节轰炸”给美国带来的耻辱。　　国际上反响也很大。在曾被轰炸削平整座城市、一个星期死了5万人的汉堡城里，有家报纸用了一句德国人非常熟悉的话来评价这次轰炸：“甚至同盟国也会称之为对人类犯下的罪恶。”瑞典首相把这次行动与纳粹的残暴行径相提并论，基辛格苦恼万分，甚至公开提到瑞典在二次大战中只不过是中立身份。　　尽管基辛格从感情上不接受，但从理智上他还是赞成“圣诞节轰炸”。他甚至得出结论，尼克松使用B—52轰炸机比使用小型战略飞机效果要好得多。但在接受采访中，他有意与轰炸决定保持距离，这使得他与尼克松的关系紧张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对尼克松来说，选举大获全胜不足叫他欢欣鼓舞，而是叫他备受折磨，这反映在选举结束后的一天，他把他的助理和内阁官员叫到白宫“罗斯福办公室”，叫他们目瞪口呆的是，他叫他们所有人都递上一份辞呈。　　基辛格过后说，那是一个可怕的举动。　　尼克松有一招安排是想换掉比尔·罗杰斯。霍尔德曼负责把消息告诉罗杰斯，罗杰斯拒绝辞职，他要找尼克松——他的朋友面谈，但尼克松生性讨厌直接冲突。罗杰斯要求让他再留任6个月，不要让他的离职看上去像是基辛格的胜利。　　基辛格气势汹汹地找到霍尔德曼，责问他为什么罗杰斯没有被换掉。可是，叫他始料不及的是，尼克松也想辞退他。在基辛格与尼克松的关系中，他犯下的最放肆也是很逗乐的大错是接受了意大利记者奥里亚娜·法拉齐的采访。这位女记者是最善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地与世界领导人正面交锋，诱导他们吐露事情。基辛格过后承认“我这样做至少是出于虚荣心，”因为能成为奥里亚娜·法拉齐的采访对象本身就标志着昂贵的身价。　　但基辛格在接受法拉齐采访之前谈好一个条件，他必须先问她问题，如果感觉不错，再回答她的问题。　　法拉齐被带进基辛格的办公室时，他背对着她正读着一份冗长的打字机打出来的报告。她等待着，觉得他这是为了形成威慑力而故作姿态，是愚蠢、缺乏教养的表现。“他一点也不轻松自在，一点也不自信。”　　她得出结论。　　当然，基辛格的提问叫她也有点慌乱，但她很快镇定下来，基辛格对她的盘问结果表示满意，决定两天后接见她。　　这两次会面都安排在基辛格“和平在望”讲话之后，选举之前。采访的整个过程并不太顺利，每隔十分钟，尼克松就打电话来，基辛格总是全神贯注、毕恭毕敬地听着。虽然基辛格常讨女人尤其是女记者的欢心，基辛格给法拉齐留下一种冷冰冰的印象。巴黎和谈搅得他心神不宁，他面无表情，一直未改变他那种悲伤、单调的嗓音。当法拉齐感到她正要触及到他内心深处时，尼克松的电话把他叫走了。两个小时后，他的助理对还在等待的法拉齐说，基辛格已随总统动身去圣克莱门蒂。　　采访在11月下旬公开发表，导致了爆炸性的反响。文章宗旨是基辛格把尼克松年代整个外交政策的成就据为己有。法拉齐用一种带欺骗性的天真口吻下了一个圈套，这位不曾细想的总统助理糊里糊涂地钻了进去。　　法拉齐：“基辛格先生，你怎样解释你那不可思议的明星地位？你怎样解释你比总统更有名气，更受欢迎这一事实？你怎样看待这种事？”　　基辛格：“看法是有的，但我不会告诉你……我还在任期的时候，凭什么要告诉你。不如你告诉我你的看法……。”法拉齐：“像一名棋手，你走了几步好棋。中国，这是第一步……。”　　基辛格：“对，中国是我成功机制中的重要因素。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好吧，我告诉你。我有什么好担心的？关键是我总是单独行动。美国人最吃这一套。美国人喜欢牛仔独自骑着马在前面押运货车——一个独自骑进城，除了马什么也不带的牛仔。甚至连枪也不带，因为他不开枪……。这个神奇、浪漫的角色再适合我不过，因为单独行动自始至终是我的风格……。”　　法拉齐：“你怎样把你担任的重大责任与你的登徒子名声协调起来？”　　基辛格：“……我想我的花花公子名声曾向人们也正在向人们保证，我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　　基辛格的孤独骑士形象带有一种令人可笑的魅力，他一辈子从未骑过马。　　采访文章发表后，基辛格企图矢口否认，但因对方有录音磁带，终究不敢轻举妄动。他声明法拉齐断章取义，主观臆断他的讲话，这有可能有一定道理，因为法拉齐从未把磁带拿给美国记者听过。　　但不管他怎样为自己辩解，他给自己树立的这种形象仍然大大触怒了白宫另一个也以独行侠自居的人——尼克松。尼克松为此气得嘴唇发白。　　3. 和平鸽飞来了　　在巴黎附近的别墅里，北越代表站成一行好像是等着迎接他们的美方谈判代表。基辛格迫不及待地要制造一种友好气氛。“这不是我的责任”，他握着黎德寿的手说，“轰炸不是我的错。”虽然北越终究没有忘记发表一个措辞严厉的演说，但他们很快表示他们愿意认认真真坐下来达成一项新协议。到第二天早上结束之际，即1973年1月9日，协议的基本原则已经形成。　　基辛格用充满感情、奉承讨好的语言给尼克松发了电报：“我们用新的重大谈判突破来祝贺总统今天的生日……。我们能走到这一步是因为总统不屈不挠的精神，是他使北越人相信他不会屈从于国会，也不会屈从于公众的压力。”　　尼克松善意地作了答复：“你今天所做的是我6年来收到的最好礼物。”　　待与北越代表团告别宴会结束后，基辛格深夜来见尼克松。他俩在一种充满关切之情的气氛中谈了两个小时，“那天晚上，我感到自己对他怀有一种奇特的眷恋之情，”基辛格回忆道，“尽管我们都感到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太多，无法再走到一块”尼克松从他的角度在回忆中写道：“我走出来送他上车。我告诉他，国家感谢他所做的一切。直截了当地表扬人叫我很不自在。……但亨利期待着这个，我这样做是对的。他反过来回答说，如果不是我——照他所说——有勇气作出12月8日这样困难的决定（‘圣诞节轰炸’），我们不会取得今天的成果。”　　1973年1月的协定基本上跟10月达成的协议一致。基辛格声称1月协议有一项微妙但重要的北越方面的妥协，就是用一条非军事化地带把南北方分隔开。协议用的语气含糊不清，说是双方决定使“平民通道”正式化。基辛格后来不敢肯定地声称，这意味着武装通过这个地带是禁止的。　　然而基辛格作出的让步才是最重要的：分隔南北双方的界线继续被看作暂定分界线而不是国境线。这意味着，阮文绍坚持把南越当做被北越侵略的主权国家的要求被基辛格阉割了。　　基辛格的才智在这些地方得以发挥：巧妙地把妥协伪装起来，回避有争议的问题，并且用一种独到的模棱两可把这一切包装起来。　　基辛格的助理黑格等人认为，轰炸北越的目的应该是得到原则上更令人满意的协定，起码要把北越军队从南方赶出去。　　北越声称1973年的协定基本上是他们1969年5月提出的10点计划模式。其实，这是有一点本质上的不同的。1969年5月的10点计划中，河内坚持用一个亲共联合政府替代阮文绍政府。　　但1973年1月的这笔交易，其代价是昂贵的：美国额外增加了20 552死亡人数，美国社会组织变得如一盘散沙；人们开始藐视政府权威；美国声誉在海外遭到严重损害，尤其是在整整一代年轻人中间；战争扩散到老挝和柬埔寨。并且，这笔交易刚刚持续了两年，共产党就完全控制了南方，赶走了阮文绍。可见，虽然基辛格用谈判解决争端的动机令人钦佩，但美军如果在1969年声称已为西贡履行了义务，然后全面撤军，其后果要比1973年这样做好得多。　　“在这个协议下，你认为西贡能生存多久？”埃尔希曼问基辛格。　　他期待得到一个保证，但吃惊地，甚至极有震撼力地听到，“我想”，基辛格说，“如果他们幸运的话，能维持一年半左右。”　　这就是尼克松、基辛格把战争拖延了四年所能做到的：在美国撤军和西贡溃败之间造成一段“体面的间隔时间”。　　最重要的是，基辛格和尼克松虽然秘密告知阮文绍，他们会用武力强迫北越履行协定上的条款。这件事两年后当西贡开始崩溃时给捅了出来，引起一片哗然。　　“正是这些承诺说服我签了字。”阮文绍过后说。　　但这些秘密保证违背了应由国会批准军事承诺的原则，因而触怒了亨利·杰克逊等一批参议员，他们促使国会通过切断对西贡的所有经费的决议。　　但不管怎么说，巴黎协定把美国从绝望的越南泥潭中拔了出来，使它又能像过去那样在世界上扮演一个具有影响力的角色。靠结束这场战争，打开中国大门，与苏联搞缓和，基辛格帮助制订了一个有利于全球稳定的三角。这是肯尼迪、约翰逊政府不敢想象的，也是外交政策制订集团的迟钝的官僚们永远做不到的。　　这也意味着尼克松的第二任有可能继续推行和扩展创造性外交。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基辛格带着86岁的父亲路易斯观看了第二任就职仪式。当参议员和政界显贵走上来向亨利·基辛格道贺时，路易斯·基辛格容光焕发，激动万分，好像不相信这是真的。“他生活的全部痛苦似乎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得以补偿。”基辛格注意到。　　三天后，即1月23日，尼克松宣布停火。为了给罗杰斯一点抚慰，基辛格同意不出席由国务卿参加的巴黎正式签字仪式。记者海伦·托马斯打电话给基辛格问签字仪式开始时他在做什么，他回答说：“造爱而不是制造战争。”第十六章　　崩溃中的腾飞　　1. 权力更迭的前兆　　1973年上半年，水门事件丑闻开始蚕食尼克松的白宫。4月的最后一天，尼克松尴尬而情绪激动地向全国宣布，霍尔德曼、埃尔希曼因涉嫌掩盖丑闻而辞职。　　在尼克松的邀请下，刚刚离职的霍尔德曼又溜回白宫，帮尼克松寻找新助理。仅仅担任陆军副参谋长四个月的黑格被挑中来接替霍尔德曼以前的工作。　　虽然霍尔德曼已被解职，尼克松还是要他去通知黑格。不过，霍尔德曼婉拒了通知基辛格的任务。　　黑格谦恭地给基辛格去了一个电话，说除非得到基辛格的祝福，不然他不会担任这份工作。基辛格认为他是一派胡言。　　尼克松通过电话正式通知基辛格这个任命时仍遭到基辛格的反对。　　基辛格认为黑格对他不忠实，尼克松问他还有没有其他人选，基辛格推荐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基辛格的最高助理，一个西点军校出身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关系博士，但尼克松拒绝了。　　斯考克罗夫特代替黑格担任基辛格的助理期间，尼克松通过霍尔德曼暗示他像黑格一样把基辛格的举动汇报给尼克松，斯考克罗夫特没有理睬。　　可想而知，基辛格与黑格之间的摩擦加剧，尤其是这位新办公厅主任在基辛格给总统的汇报中加进自己的看法。基辛格怒气冲冲地威胁道，如果不让他担任国务卿，他立刻辞职。　　黑格任期一天后，基辛格就去了苏联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这是一趟辉煌的旅行，因为他受到国家领导人而不仅是总统助理的招待。他的目的是安排勃列日涅夫访问华盛顿、戴维营和圣克莱门蒂。因为没有什么实质性问题要谈，勃列日涅夫邀请基辛格一行去苏联领导人的“戴维营”——一个叫扎维多沃的狩猎地。没有一个西方官员有幸去过那儿。　　勃列日涅夫曾像暴发户一样，向基辛格他们得意洋洋地炫耀自己的别墅，勃列日涅夫问基辛格这别墅在美国要花多少钱，基辛格回答至少40万美元，勃列日涅夫的脸沉下来，缓和突然变得岌岌可危。不对，基辛格助理索南费尔特纠正道，至少值200万美元。勃列日涅夫变得乐不可支，又一次和平在握。　　基辛格事后开了一个玩笑，说勃列日涅夫想说服母亲相信，他已成为苏联领导人。为了打消她的疑虑，他带她在他的王国扎维多沃兜了一圈，参观了他的小轿车、船、豪华住宅、游泳池和剧院。她终于相信了。　　“真了不起，”她说，“但如果共产党来接管了，你怎么办呢？” 一天下午，基辛格回到了别墅后发现专门为他订购的猎装。勃列日涅夫穿着同样的装束接基辛格上了吉普车。基辛格厌恶以杀生取乐，声明只以顾问身份作陪。回美国后，他曾在记者招待会上把苏联人的这种热情款待描述了一遍。　　“你开枪了吗？”记者问。　　“没有。我指导他如何打猎。”基辛格回答。　　“你指的是朝哪儿瞄准？”记者问。　　“朝哪个方向。外行阻止不了一个哈佛教授提供理论和看法。”　　勃列日涅夫为基辛格选定了几只野猪射猎，基辛格回答说，凭他的枪法，野猪的死因一定是心脏病突发。　　勃列日涅夫打了一阵猎后，领基辛格上了狩猎台，有人把冻肉、黑面包和啤酒送上来，他俩一起用餐时谈到了中国，勃列日涅夫霎时变得杀气腾腾，中国人是奸诈的野蛮人，他们正在制造核武器，必须采取一点行动，勃列日涅夫说。　　勃列日涅夫显然希望得到暗示：美国能默许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袭击，基辛格没有给予鼓励，只是不动声色地回答，中国的壮大使和平解决争端更有必要。　　苏联翻译维克托·苏科德烈夫过后说，狩猎台上的两人对话是勃列日涅夫有意安排的。　　索南费尔特带着发青的眼圈从林子里冒出来，他的眼睛被枪托的后坐力击伤了，但他扛着两只野猪。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称他为“大师级猎手”。基辛格装作不相信，故意说苏联人肯定在索南费尔特的枪里作了手脚，好让他以为他瞄准了猎物，然后命躲在伏击处的红军猎手击倒了那两只野猪。　　基辛格带着愉快的心情回国后，记者们毫不客气地问起 1969年至1971年间秘密“国家安全”窃听计划。　　不久，《纽约时代》杂志发表了记者赫什从联邦调查局搞到的有关窃听的材料。黑格曾想阻止赫什披露这些内幕消息，因为尽管他作为基辛格的助理时常说基辛格的坏话，但他还是对基辛格这样的外交天才充满敬意。现在他是白宫办公厅主任，必须在水门事件的涡流中维持某种稳定，他甚至这样奉劝赫什：“你是犹太人，你相信亨利·基辛格，一位在纳粹手里丧失了13位亲人的德国难民会采取窃听助理这种集权国家的手段吗？”但他始终没能阻止赫什发表那篇文章。　　基辛格魂不守舍，到处宣称他要辞职，后来尼克松说了句：“我批准了整个计划”，才替他解了围。到1973年5月为止，他面临的还只是一些私人问题，如向他的目瞪口呆的朋友——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温斯顿·洛德、亨利·布莱顿解释他为什么参与窃听他们的电话。　　尽管水门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基辛格仍成为最受欢迎的人。1973年盖洛普民意测验中，他高居榜首，而尼克松却屈居第三名。他在公众的一片赞誉声中度过了50岁的生日。新闻界称他为“游客会像对待伊莉莎白·泰勒一样围观的天才明星”，称他为“头号大众名人”。在他50岁生日晚会上，温斯顿·洛德、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亨利·布莱顿这三位被窃听的对象和他们的妻子们也在宾客中露面。纳尔逊·洛克菲勒和妻子带了15名助理出席了晚会。　　“人们总是问是历史造就了人，还是人造就了历史”，洛克菲勒在贺词中说道，“亨利解决了这个问题。”　　晚会结束后，记者们跟踪到马金尼斯的寓所门前等待，她和基辛格刚刚进去不久。　　“他在里面从来不超过20分钟。”门房告诉记者。果然，20分钟后基辛格出现了。　　“幸亏我没呆得太久”，基辛格看到挤成一团的记者说。他钻进自己的轿车，朝他的单身汉住处飞驰而去。　　在他的生日那个月里，发生了一件不引人注目的事情：安妮·弗莱歇尔嫁给了布兰代斯大学的化学教授索尔·科恩。这似乎把基辛格从他多年培植的风流单身汉形象中解脱出来，他和南希·马金尼斯也决定结婚。　　2. 荣升国务卿　　多年以后，尼克松承认：“我并不是真正愿意叫亨利担任国务卿。”　　他说的理由是很冠冕堂皇的。“我觉得我们在国务院需要一位经济专家”，他回忆道。“我想亨利在地缘政治方面无人与之匹敌，但经济他不在行。”　　“亨利想当国务卿，认为他当之无愧，并让我知道如果他得不到这个位子，他就辞职。”尼克松又回忆道。到1973年夏天，总统已是焦头烂额，不能再失去基辛格。“因为水门事件”，他过后说，“我别无选择。”　　奇怪的是，虽然黑格与基辛格过去一直处在剑拔弩张之势，但这一次，黑格却力主提升基辛格为国务卿。他知道这是惟一可以保存现任政府在外交事务上权威的办法。从5月开始，他就告诉基辛格他已把这个问题向尼克松提出来，并且经常通报基辛格：尼克松每一步的激烈思想斗争过程。　　尼克松直到8月才决定提名基辛格。他要黑格去通知罗杰斯辞职。　　罗杰斯简直是要把黑格逐出他的办公室。罗杰斯说他不能向一位中间人交出高级的内阁职务。　　最害怕发生个人冲突的尼克松终于在8月中旬打点起精神，准备亲自要求罗杰斯辞职。罗杰斯没有使老朋友为难，他带着一封措辞亲切的辞职信到戴维营来见尼克松。　　所发生的这一切，尼克松对基辛格只字不提。　　8月21日，基辛格被邀请到尼克松家游泳池游泳。他到的时候，总统正仰面漂浮在水面上。突然，他既不热情也不激动地说：“我将在记者招待会一开始宣布任命你为国务卿。”这是他第一次对基辛格谈起此事。　　基辛格在自己的房间里观看这场记者招待会。尼克松热情洋溢、慷慨陈词地把威廉·罗杰斯赞美了一番，说是极不情愿、极遗憾地接受了他的辞呈。待要宣布对基辛格的提名时，基辛格恰好去接一个瑞典朋友的电话，他向电话里的人解释他不能聊天，然后挂上电话。等到他走到电视机旁，他已经漏掉了对他提名的宣布。　　原来尼克松只简简单单地说了一句：“我认为基辛格博士有资格担任这个职务，这是众所周知的。”　　这位从纳粹魔掌中逃出来的德国难民即将成为美国的第 54位国务卿，但当他从电视上看到尼克松因水门事件遭到记者围攻的时候，他的心凉了半截。　　基辛格知道，在参议院确认提名听证会上，他最难过的是如何解释窃听电话这一关。为此，他预先排练了好几遍，他甚至建议卡尔·麦希去他的原籍瑞典作大使，以此来安抚这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实际上麦希后来根本未得到提名。　　结果，听证会对基辛格还是很客气的。基辛格在一次未公开的会议上解释道，他知道窃听一事，他在里面起的作用只是提供能接触到有关敏感文件的人名单。外交委员会认可了他为自己所作的辩护。9月21日，参议院以78票对7票确认了对基辛格的提名，就连投反对票的乔治·麦戈文也在电话里向基辛格表示了他个人的崇高敬意。　　9月22日，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在白宫东厅主持了几乎有150人参加的基辛格就职仪式。弗瑞兹·克雷默尔、纳尔逊·洛克菲勒这两位基辛格旧时恩人也在宾客行列。大部分人想到一个从独裁者那里逃出来的难民在养育他的土地上成为高级领导人，不禁感动得流下泪来。可基辛格的母亲葆拉一直乐呵呵的。洛德的妻子问她为什么没哭，她大笑着说：“亨利不让我哭。”实际上，她高兴都来不及，哪顾得上哭。35年前，就是她决定收拾行包，带领全家移居到新国土，这才有了今天。　　一星期前，在华盛顿高地，她的一个朋友跟她谈起自己的儿子，一名律师的成功，突然那位朋友意识到不妥，忙说在基辛格母亲面前吹嘘自己的儿子是多么愚蠢。“儿子就是儿子。”葆拉回答说。　　基辛格继续留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一职务，但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制管理的主要责任就落到他的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身上。这位空军将军与他的上司截然不同，他谨慎、直率、从容不迫，对人类的弱点有着透彻的了解，头脑均衡而明智，但并不具备天才理性思维能力。正因如此，他与基辛格相处融洽。　　基辛格的大部分高级助理去了国务院，形成他7楼小集团的核心。　　忠实的温斯顿·洛德成为政策计划室主任。说话刻薄的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因被视为基辛格一路人而没捞到财政部副部长的职位，只得随基辛格到国务院，做了东西方关系顾问。索南费尔特的助理，原中央情报局的苏联专家，好冷嘲热讽、颇有见地的威廉·海兰负责情报研究司。　　重要的是，1969年曾因工作紧张而累垮、不得不离职的基辛格助理劳伦斯·伊格尔伯格又回来作为基辛格的执行助理，后来成为负责行政管理的副国务卿帮办。　　基辛格荣升国务卿一个月之后，他和黎德寿因越南协定而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评选结果所造成的反响一点也不和平，因为越南南北双方仍旧冲突不断。一位哈佛教授声称：“要么挪威人不了解那儿发生的事，要么他们太富有幽默感。”　　黎德寿拒绝领奖和他名下13万美元的奖金，就连基辛格，虽然有点儿受宠若惊，但也做不到坦然接受。他没有亲自去挪威，并且把这笔奖金捐作越战阵亡将士子女的奖学金。两年后，西贡落入共产党手中，他写信给诺贝尔委员会要求归还奖品和奖金，遭到拒绝。第十七章　　纵横捭阖　　1. 赎罪日战争　　1973年10月6日，基辛格正在纽约布沃尔多夫饭店套房里酣睡，突然间，精力充沛的负责近东和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瑟夫·J·西斯科闯进卧室，用粗哑声音几乎是喊着对基辛格说，以色列同埃及、叙利亚马上就要交战了。这就是后来称之为的“赎罪日战争”。　　在尼克松第一任期，基辛格对中东外交基本上不过问，这是为威廉·罗杰斯保留的领域，因为总统认为基辛格的犹太人身份容易使人对他产生不信任。　　现在基辛格任国务卿，他不可避免地卷入中东变幻莫测的局势中。　　整个战争期间，尼克松被水门事件搅得惶惶不可终日。战争刚开始时，他在佛罗里达州的比斯坎岛考虑如何应付要他交出白宫磁带的合法要求。在随后两星期里，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因涉嫌一桩经济丑闻而被迫辞职，杰拉尔德·福特接任他的职位。紧接着特别检察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被撤职。司法部长埃利奥特·理查森也辞了职。这就是著名的“星期六之夜的大屠杀”。　　由于总统分身乏术，基辛格反倒可以放手一搏。他和黑格作出的好几个关键性决定都未征求过尼克松同意。　　基辛格和其他人都普遍认为以色列会赢，所以他反对给以色列提供主要援助，以免使胜利一边倒。“策略在于阻止以色列羞辱埃及。”基辛格后来说。　　战争进行到第四天，局势明朗化了：以色列陷入了困境。以色列内阁通宵召开会议，决定使他们的核导弹处于戒备状态。以色列驻美大使西姆查·迪尼茨凌晨1时先后两次打电话给基辛格，要求迅速给以色列提供武器装备。基辛格答应早晨8时30分见他。　　基辛格与迪尼茨的会面气氛相当紧张。虽然迪尼茨没有提核戒备一事，但仍给基辛格留下一种敲诈勒索的感觉。　　基辛格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危机委员会以及与尼克松商议的结果决定对以色列采取低调军事援助。　　新任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对所谓低调支援颇不以为然，并且，他认为亲以色列倾斜政策并不符合国家利益。这位新任国防部长头脑敏锐，好发脾气，成为基辛格的新对手。　　10月10日，苏联开始对叙利亚进行援助。他们做得并不太过分，只是空运了一些燃料和弹药，而不是坦克和飞机。　　参议员杰克逊等人谴责苏联挑起危机，而基辛格则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克制的，为此，他专门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　　以色列因运输问题迟迟未得到美国许诺的低调武器供应，国内官员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迪尼茨又是毫不客气地给基辛格打了午夜电话，说以色列的弹药只能维持三天。　　运输问题出在基辛格为了保持低调，坚持要到私营公司包租飞机运送军事物资。没有一家私营公司愿意卷入战争，愿意因此而得罪阿拉伯国家，并且，跟基辛格唱反调的五角大楼也不热心督促这些公司接下这笔生意——实际上这些公司主要靠五角大楼给碗饭吃，一般不会轻易违背他们的意愿。　　遭到以色列大使深夜打扰的基辛格也不客气地把国防部长从睡梦中唤醒。据施莱辛格说：“随着以色列开始分崩离析，亨利也开始肝肠寸断。”　　施莱辛格经过仔细考虑，想通了一点：既然已决定给以色列军事援助，不如直接动用美国军用运输机，只有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战争进行了一星期后，以色列特拉维夫上空响起了美国运输机的嗡嗡声。街上汽车纷纷停下，房间窗户纷纷打开，人们开始欢呼“上帝保佑美国”。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自战争开始以来第一次流下了眼泪。每天有上千吨的物资运来，几乎每小时都有飞机着陆。第一天的运输量就超过了苏联在前4天里运往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的物资的总和。　　虽然美国犹太人一直谴责基辛格延误了空运，但他这样做是为了以色列安全和美国国家利益两者兼顾。至少这些延误给莫斯科和开罗造成一种印象，即美国并不是在挑起事端，而是对苏联的挑衅作出反应。如果停火掌握得恰到好处，空运会导致基辛格一开始就希望出现的结果：　　以色列略胜一筹，促使以色列、埃及在谈判时都具备一定的灵活性，而在中间插一脚的美国也大有外交潜力可挖。　　战争持续两星期后，和平似乎在望。埃及第三集团军仍在苏伊士运河以东控制着以色列占领区的一个狭长地带，但在北方，以色列军队已进入运河以西的埃及境内，形成要切断第三集团军之势。勃列日涅夫给基辛格捎来话，希望他只身去莫斯科达成一项立即停火的协议。基辛格暗自窃喜，因为以色列还有两三天工夫可以取得更大的军事成果。　　像以前一样，他偷偷摸摸地动了身，摇身一变，又成了过去那种驾着风火轮自由飞翔的超级外交家。　　在飞往莫斯科途中，基辛格收到斯考克罗夫特的电报，说尼克松电告勃列日涅夫，他授予基辛格为全权代表的权力。如果在以前，他会把这看作是施展身手的好机会，心里说不出的得意。可这回他有点儿恼火，他本指望以请示总统为由，拖延停火，让以色列提高军事地位。基辛格操起电话直接询问黑格，为什么尼克松要给勃列日涅夫去一封那样的电报，黑格告诉他，他本人已陷入困境，无暇顾及这些事。基辛格第一次从黑格那儿知道了“星期六之夜的大屠杀”事件。　　苏联的动机显然是立刻停火，所以，他们只花了四小时时间就同意了基辛格和西斯科匆匆起草的三个条件。谈判进程进行得如此神速，基辛格只得找其他借口推诿搪塞。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问基辛格有没有执行协议的具体的技术方案。基辛格说他有，但相关文件留在列宁山的宾馆里了。他的助理彼得·罗德曼打断说不用担心，他已把这些文件随身带来了。“不”，基辛格说，“这些文件还在宾馆。”罗德曼没有罢休，他得意地从自己的文件包里拿出文件，基辛格对他怒目而视。直到这时，罗德曼才意识到这是一种拖延战术。那天晚上，基辛格脾气之大，以至于以后在谈判会上，无论他问罗德曼或洛德要什么，他们都一拖再拖，直到他要好几遍。　　基辛格又在玩危险的游戏，他在替以色列谈判却没有征求以色列的意见。幸运的是，在他到达以色列之前，谈判结果已发往以色列并已经过研究。　　许多以色列领导人希望消灭埃及第三集团军后再停火。当基辛格到达以色列时，喜气洋洋的平民把他当做和平使者来欢迎，以色列外长阿巴·埃班在飞机脚下拥抱基辛格时，他悄悄问到总理：“我猜他对我气得发疯。”埃班表示同意。　　第三集团军是埃及的王牌军，在基辛格的停火协议生效之际，以色列已经快要占领第三集团军最后一条供应线——苏伊士公路。以色列军方为此气急败坏。　　基辛格犯了一个很糟糕的错误，他问明要多久可以完成一项军事行动，然后回答说：“就两三天工夫？越南的停火协议也不是在规定日期生效的。”　　可想而知，以色列迅速切断第三集团军的供应线，包围了这支军队并开始收紧口袋。苏联和埃及向世界、向基辛格本人发出强烈抗议，勃列日涅夫直接给基辛格发函谴责此事。这是一道不寻常的程序，说明他已意识到是基辛格而不是尼克松在导演这出戏。　　基辛格如同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国内以亨利·杰克逊为首的亲以色列派也指责基辛格以牺牲以色列利益为前提来与苏联搞缓和。基辛格的缓和政策也确实出现了不祥之兆。　　埃及总统萨达特倡议苏美共同派军队到中东来监督埃以双方执行停火协议。出于合作的意愿，苏联欣然同意，但也出于其他动机，苏联声称如果美国不愿意联合行动，他们将单独派军队去中东。　　基辛格原本的打算就是在中东排除苏联的军事干预，所以他立刻通知多勃雷宁，美国不愿意双方派军队去中东。　　在正常情况下，尼克松会同意基辛格的做法，但被水门事件搞得颓丧无比的尼克松却宁可和苏联合作。基辛格决定不跟尼克松商议此事。　　多勃雷宁从勃列日涅夫那儿得到的回信是，既然美国不同意双方派军，苏联将独立行动。　　基辛格如临大敌，连忙打电话跟黑格商量，并询问是否该叫醒尼克松，黑格只说了一句：“不行。”此事责任重大，基辛格感到一阵惶惑。　　他召开了包括国防部长施莱辛格，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科尔比，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托马斯·穆勒参加的最高级内阁会议。开会之前，黑格要求基辛格借总统之名主持会议，基辛格表示同意。会上决定以尼克松的名义回复勃列日涅夫，坚决拒绝让苏联或美国军队进入中东地区。会议开到深夜之际，一个重大决定产生了：美国应该给莫斯科送一个带威胁性的军事信号，那就是使全世界的美国核部队处于更高一级核戒备状态。　　“你要保守秘密”，在离开白宫情况室时基辛格朝穆勒上将嘟哝道。　　这是典型的基辛格风格，他要发一个让苏联注意到而美国公众蒙在鼓里的信号。　　“听着，亨利”，施莱辛格插嘴道，“你让两百多万军人和后备役军人突然进入戒备状态而又不想让人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不久，勃列日涅夫的答复到了，他只字不提头一天晚上的叫嚣，客气地接受了美国的建议，只派非军事人员而不是士兵去中东。　　对基辛格来说，这是苏联屈服于美国决心的表现。对其他人来说，这表明基辛格对勃列日涅夫头天晚上模棱两可的声明太神经过敏。　　“我们可能理解错了”，基辛格次日对专栏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说，“但在深夜你不能冒险。”　　杰克逊参议员借勃列日涅夫的第一封信大肆攻击缓和政策。为了维护缓和，基辛格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强调“我们不认为与苏联发生了冲突，缓和这条路将证明是对的”。　　记者招待会上有人提出核戒备是不是用来引开公众投向水门事件的视线。基辛格质问记者们：“该由你们这些女士和先生来决定是否也应在外交领域制造一场信心危机？”　　像尼克松一样，举行了一场态度强硬的新闻发布会后，基辛格也渴望听到恭维话；像基辛格一样，黑格知道如何迎合他的需要。　　“你干得不错”，新闻发布会一完，黑格就打电话给基辛格。　　“还过得去吧？”基辛格问。　　“漂亮极了。”黑格再一次强调说。　　尼克松也向基辛格表达了自己高兴的心情。这一次，轮到基辛格说奉承话了。“总统先生，你又赢了”，他说。　　刚与基辛格通过话的尼克松又打来一个电话，“我想去戴维营，”　　他说。他犹豫了一会儿，“你想一块去吗？”他问道。要是在过去，基辛格决不会放过一次跟总统去戴维营的机会。可这次他变得支吾起来。　　“我理解。”尼克松说。　　尼克松在自己的新闻发布会上不顾他的话将会引起莫斯科的极大愤怒，严厉谴责苏联制造了自1962年古巴冲突以来最困难的一场危机。基辛格被他这一番措辞吓得目瞪口呆，气哼哼地要求黑格想法约束尼克松的行为。黑格也私下召见多勃雷宁，费尽口舌地解释了一番，才避免风波再起。　　2. 通向日内瓦之路　　埃及的第三集团军在停火协议生效后遭到以色列的包围，并面临着因饥饿而投降的危险。　　基辛格开始在以色列大使迪尼茨身上打主意，见说服无效，他以尼克松的名义发出冷酷的威胁：“我们不允许有我们参加达成的停火协议生效后埃及军队被消灭。”果尔达·梅厄夫人的反应是强词夺理、反咬一口。　　还是埃及总统萨达特率先打破僵局。他同意埃及、以色列在军事上直接谈判，以便给第三集团军提供一条供应线。　　10月28日，在开罗和苏伊士之间的101公里处，以色列将军阿哈隆·亚里夫和埃及将军阿卜杜勒·加尼·贾马斯将军走向对方，笨拙地互敬了个礼，握了握手。自从以色列独立后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第一次出现以色列和阿拉伯代表直接进行和平会谈的现象。101公里处成为这段历史的里程碑。　　显然，虽然以色列在战场上赢得了胜利，但它的军事优势不再保证它的安全。它也不再是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惟一的甚至是首要的主顾。　　埃及和叙利亚虽然军事上失败了，但政治上胜利了。在他们打破他们无法忍受的现状的时候避免了一场羞辱。　　对基辛格来说，1973年10月的胜利在于他能够与苏联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不动声色地降低他们在中东的影响力。一想到连核戒备都动用上了竟没有破坏缓和，基辛格就容光焕发。　　在基辛格的一生中，他去过许多地方，就是没去过阿拉伯国家。这一次，受萨达特之邀，他将去埃及举行会谈。　　基辛格的战略方针既出类拔萃又带风险。如果他能推行下去，意味着中东将与美国结盟——其战果之辉煌不亚于他的中国之行和改变战略均势的缓和政策。如果他失败了，必然引起以色列的谴责、阿拉伯国家的过激行动和与苏联合作的崩溃。　　随着与萨达特会面的日期接近，基辛格疯狂地咬着指甲，陷入一片悸惧之中，因为他从未见过被他看作小丑的埃及总统，他甚至担心自身的安全。他父母极力反对他的这趟旅行，但他从埃及外长伊斯梅尔·法赫米那里得到保证，如果他走在开罗街上，没人会注意他，这一点，据法赫米半开玩笑地回忆道，也叫他很窘。　　于是，在开罗郊外的塔赫拉宫出现了极不相称的一对：代表美方的是一个穿着皱巴巴且不合身西装的胖乎乎的犹太人，迎接他的是一个高大、笔直、皮肤黝黑的埃及领袖，后者虽出身农民之家，却带有贵族般的高贵气质。　　经过磋商，萨达特同意采取基辛格全面撤军的建议，这意味着埃及从莫斯科这一边倒向华盛顿一边，为基辛格的穿梭外交开辟了一条新路。　　萨达特为了国家利益敢于放下架子，牺牲成见，在谈判中迈出大步，但果尔达·梅厄和她的内阁并没有作好接受他谈判计划的准备。萨达特认为他国家的安全要求他敢作敢为，以色列人，可以理解的是，觉得他们的安全要求他们保持高度、经常的警惕。　　但同时，101公里处的直接对话进行得比基辛格想象得要好得多。基辛格面临的问题不是来自谈判破裂的危险，而是来自协议达成的威胁。　　对以色列来说，这证明他们能靠自己的力量进行谈判。对埃及来说，这是一种加速协定形成，尽快使第三集团军解围的机会。对双方将军来说，说不定下一次的诺贝尔和平奖就会落到他们头上呢。　　但基辛格既出于政策的考虑，也出于虚荣的动机，坚决要求在12月18日日内瓦会议召开之前不要达成任何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