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外有天-5

第九局炭野武司六段，（昭和二十五年一月，伊東"蟹屋聚樂"）執白，平局。第十局版田榮男七段，（同年二月，東京"紅葉旅館"）執白，中盤勝。這次十盤結束後，以八勝一敗一平的成績獲得好評。昭和二十五年（一九五○）二月十五日我被日本棋院贈授為九段，那時我三十六歲。由於我與藤澤庫之助兩個九段同時誕生，讀賣新聞社便迫不急待地著手制定「爭奪名人位的世紀之決戰」，即我們二人的十盤棋計劃。在我獲得九段位之前，即昭和二十四年十一月，我獲得了日本棋院「名譽客員」的稱號。只因我作夢都沒想到我在日本棋院早已喪失了席位，也不管這稱號到底有何含義，就糊裡糊塗地謝恩領受了。昭和二十五年，經多賀谷先生的多方奔走，文藝春秋社出版了《吳清源全集》共十卷，因原有資料幾乎全被燒毀，書中採用的棋譜都是根據我的回憶而編寫的。編輯工作異常艱巨，經許多人的熱心幫忙才得完成。我個人所得的版稅酬金還不到百分之五，但作為戰後我家的第一筆大收入，仍給家裡帶來了歡樂，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像。箱根仙石原如前所述，當藤澤庫之助和我兩個九段誕生之後，讀賣新聞社以「爭奪真正的名人位之決鬥」為名，立刻著手籌劃「吳對藤澤擂爭十盤棋」計劃。但大戰臨頭，藤澤卻遲遲不肯應戰。其實，我也覺得擂爭十盤棋不過是擂臺戰式的淘汰賽而已，只要我還沒被趕下臺去，也不管指名跟誰對局，都毫不在乎。戰前各報社主辦的新聞棋賽，幾乎都是擂臺戰式的程序，所以對這次十盤棋，也覺得不過如此而已。可惜讀賣新聞社在與藤澤九段的交涉中擱淺，無法實現原來的目標了。所以，只得匆忙制定出我對橋本（宇）本因坊的第二次十盤棋計劃。當時的橋本宇大郎剛從岩本八段手中奪回本因坊位，正積極開展獨立於日本棋院，創立關西棋院的活動之中。對橋本的第二次十盤棋，因第一次是我多勝一籌，所以交手棋份採用相差一段的「先相先」的形式開始。限用時間各為十小時，二日制對局。昭和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二十六日，第一局於箱根拉開戰幕。我連勝第一、二局，第三局雙方各有誤算，剛剛逆轉的形勢又再次出現逆轉，最後還是因我誤算而敗北。第三局結束後，我們一家就告別了杉田的西幸太郎先生，遷到了位於箱根仙石原的讀賣莊，一則因西幸氏家的那座配房過於狹窄，另外我也應該定下心來認真地鑽研棋藝了。提起仙石原，指的是仙石原高原前面一個叫「表石」的小村子。受蘆蕩的影響，那一帶霧大潮濕，冬天特別寒冷。剛搬進去的時候，好幾次看到樹上的冰凌。交通十分不便，每天只有一趟從小田原開來的汽車。汽車還是燒木炭的，一邊噴著濃煙，喘著粗氣，一邊緩慢地爬行在山道上。總之，仙石原位於山區，冬天比現在冷得多，梅雨季節整天籠罩著濃霧。周圍的人都曾擔心我的身體和當地的交通而反對搬遷。但我有一個怪癖，越是被人反對，越是一味地固執到底。「因我喜歡那裡才去往的。」結果誰也沒說服我。我離開璽宇後，璽光尊曾一度賴在仙石原的讀賣莊不走，我家遷居前，在讀賣新聞社的催促下，她才不得不從讀賣莊搬出。其實，一旦住下了，什麼寒冷與不便等感覺並不像想像中的那樣出奇。相反，仙石原那四季各異的美麗景物，足以補償一切不足，而且還令人深感受益不盡。若登上一座稍高一點兒的草崗子，以明神嶽及金時山為主體的箱根群山便盡收眼底。道志、丹澤山脈也咫尺。靈峰富士的雪頂背襯西天，孤做地屹立。大湧谷的一縷煙雲裊裊飄渺，宛如畫中。這樣的景致真是百看不厭。尤其是秋天的芒草與紅葉，春天的櫻花與翠柳，都別具一格。經過漫長的嚴鼕，積雪消融，草木蘇醒，嫩芽破土而出，猶如點點繁星。我平時很少觸景生情，一到風景迷人的季節，不知為何總是按捺不注激動的心情。「讀賣莊」本是用我與岩本本因坊對局費中的一部分由讀賣新聞社買下的。按道理可隨時過戶給我。然而我們夫婦二人不喑世故，這種便宜事連想都沒想過。幾年前，藤澤秀行九段經營了一個不動產的公司，他曾勸我說：「我出高價買箱根仙石原的房子，賣給我吧！」了解當年事情原委的人在讀賣社裡只有山田虎吉先生。他生前曾忠告我們早點辦理過戶手續。當時妻子含含糊糊他說：「現在的住房沒什麼不方便，辦理那麼繁褥的手續也太麻煩了。」所以藤澤秀行先生聽後直發愣，半開玩笑他說：「你們夫妻可真是超凡脫俗了。真懷疑你們不是地球上的人，莫非是從別的星球上來的宇宙人吧！」離讀賣莊不遠有一個戰前就有的旅館，名叫「表石閣」。那時，我每天都去那裡洗溫泉。在仙石原居住的五年，除了對局外，的確使人遠離塵世，每日在寂靜與安寧中度過。對橋本本因坊的十盤棋第四局弈完後，我開始往返於箱根仙石原和對局場之間了。第四局為平局。第五局我勝。到此我三勝一敗一平。然後又迎來了十一月下旬的第六局當時我正感冒發燒，急忙提前奔赴對局場——伊東溫泉旅館，打算請求延期對局。誰知到了旅館，和橋本同去洗溫泉時，聽說他也患了感冒。原定對局的前兩天，他還發著高燒，臥床不起。當時他笑著說：「沒什麼，現在一泡進溫泉，就覺得好多了，快治好了。」那年秋天，橋本宇太郎高舉叛旗，擺脫了日本棋院的統治，宣布關西棋院獨立。我想他每天百事纏身，操勞過度，才弄得疲備不堪。雖然他口說治好了，其實感冒並未痊愈。不過，橋本宇太郎可不是善說漂亮話的人,他說到做到。一猜透他的心情，因感冒而希望他延期對局的話，就怎麼也說不出口了。就這樣，我倆一邊與感冒發燒作戰，一邊對局。雙方都將限用時間用了個精光，第二天都筋疲力竭地奕至終局。結果以平局握手言和。對局結束後，回到箱根，我立刻發燒到三十九度，而且一周過後，體溫仍降不下來。請了幾位大夫都搖頭不知何病。有的說可能是猩紅熱，有的說可能是傷寒，甚至還有人擔心是傳染病，一度緊張得差點兒去請防疫所保健的醫生。被診斷為腎炎時，只允許我吃西瓜，被診為傷寒時又被宣布禁食。高燒不退，也不許進食，身體衰弱到極點。看上去我像是垂死的病人。記得安永先生也到病榻前探視，他步出房間後，隔著拉門說：「難道是吳君沒救了嗎？」此話我聽得清清楚楚。臥床半月之後，熱度仍不減退。讀賣新聞社的山田先生很是擔心，便將慶應醫院的西野大夫請到家裡來。診斷結果是來自朝鮮的流行性重感冒，因而必須多吃東西，恢復體力才行。金澤的前田先生聽說我患病後，也特意遠道來探視，並且還帶來了我最愛吃的「小枝螃蟹」，勸我多吃一些。我飽餐了一頓美味的螃蟹之後，一下子就感到身上好像有了力氣，第二天就覺得好多了。發燒後兩個月左右，我終於離開病榻，翌年二月便完全復元到可以暢快對局了。與橋本（宇）十盤棋的對局，從第七局到第十局都順利地弈完。於昭和二十六年（一九五一）八月宣告結束。成績是五勝三敗二平。面對雄居本因坊的對手，又是以先相先這樣相差一段的交手棋份來對局，可以稱作是令人自慰的好成績了。養馬之夢對橋本本因坊的十盤棋結束後，暫沒有什麼重大的棋賽，得以在仙石原過一段安靜的日子。那時家裡只有我們夫婦倆和一個女傭人，有時妻子娘家的人來小住幾日，此外很少有人來訪。仙石原的確是個不便之處，尤其是請大夫最難。有時胃痙攣發作，請醫生到家裡來需用半天。我常常在等大夫期間疼得渾身冒汗，像隻蝦米似的彎曲著身子，呻吟不止。另外交通也不方便，出去對局，趕到汽車站一看，平時總是誤點的汽車卻往往提前兩三分鐘開過去了。假如死等下一班汽車，就會趕不上轉乘的火車。叫輛出租小車也要費很大周折，其實，小車僅用二十分鐘左右便能駛到小田原。盡管如此，能夠生活在遼闊的大自然的懷抱裡，我還是非常喜歡。在仙石原生活期間，我習慣了被濃綠包圍的環境，並產生了養馬的念頭。若能在這一望無際的高原上養馬，每天騎馬兜風，該是何等地樂逸呀！我對動物沒什麼興趣，可不知為何從小特別喜歡馬。看到中國畫中的旅行者都是持韁乘馬，悠然信步在群山聳立的羊腸小徑上，越發使我迷戀揮鞭縱馬之事。那陣子，別人問我喜歡什麼，我總是回答說喜歡馬。因而親朋好友們便送給我許多以馬為內容的東西。不久，家裡布滿了馬的書畫及擺設。這樣一來，我就更渴望有一匹真正的馬。去九州雲仙洞時，正值秋高氣爽，在馴馬手的引導下，我曾興致勃勃地騎馬圍繞飯店跑了一周。這給我留下了愉快的回憶，也更加激起我養馬和騎馬的願望。在仙石原高原上一邊騎著馬溜達，一邊側耳聆聽百鳥啼鳴，真是美哉妙哉！由於這個念頭愈來愈強烈，我開始認真地考慮如何實現養馬之夢。我整天琢磨養馬的事，並開始學習飼養方法。我家斜對面有一塊九百五十坪左右的空地，那裡青草繁茂。如果買到手，足夠飼養兩三匹馬。我想，假如飼養費用太高，將來可作為觀光馬委託給別人經營，這樣起碼可以賺回飼料錢。那塊空地為表石閣旅館所有。由於我每天去那裡洗溫泉，和旅館經理很熟。當我間他是否有意出售那塊空地時，對方回答說：「如果是吳先生的話，賣給您當然可以。」價錢是一坪五百日元。聽後我高興地和多賀谷先生商量，但他只是「嗯、嗯」地聽著，好像沒什麼興趣。當時旁聽的妻子雖沒公開反對，但也是一副不樂意的樣子。嗣後，多賀谷先生出於我的經理人的立場，對養馬之事進行了一些調查，數日後，他說地皮一坪五百日元太貴了，前一年有個叫田中的人在附近買了五千坪土地，當時價錢一坪才三百日元。只因為我對家庭經濟一無所知，再加上多賀谷先生和妻子的不悅神色，弄得我不敢執拗，只得作罷。不知不覺之間，對藤澤九段的十盤棋計劃逐步具體化了。加上我養馬的念頭漸漸淡薄，建立觀光牧場的美夢至此煙消雲散。一般來說，大凡棋手搞實業，十有八九難獲成功。可是養兩三匹駕馬又算得上什麼實業呢？連這麼個小小的計劃都未能實現，現在想起來真覺得遺憾。倘若當時我稍微堅持一下，即使只買下那塊空地也是好的。總之，在那塊我常去散步的空地上，至今留存著我的養馬之夢與迷戀之情。用棋士生命作賭注的十盤棋自藤澤（庫）和我晉升九段之日起，就命裡注定要進行一場你死我活的廝殺。當時各家報社都爭相計劃舉行我們兩人的決戰對局。結果，讀賣、朝日和每日新聞三家之間達成了一項協定。根據這一協定，三家將停止競爭，平分秋色地分別舉辦有關我與藤澤（庫）九段的對局。讀賣新聞主辦「擂爭十盤棋」，每日新聞主辦貼四目半的「四盤棋」，朝日新聞主辦我與藤澤（庫）、木谷實、橋本四棋士的「四強戰」。由於朝日主辦的「四強戰」中我要一人獨弈六盤，因此將三社的對局合起來，我將苦戰二十盤。如前所述，因我一直覺得十盤棋不過是擂臺戰式的對局，所以隨時都有接受挑戰的精神準備，但藤澤（庫）九段那方面卻似乎是件複雜的事情。他總不給予應戰的答覆，致使前次與他的商談擱淺。我本人並不知曉藤澤（庫）九段為何在與報社的商談中鬧別扭，據說他之所以遲遲不願應戰，主要是圍繞這樣一個問題糾纏不休，即秀哉名人引退之後，名人位這把空交椅應由誰來坐？由於藤澤（庫）九段不願應戰，讀賣新聞才急忙組織了我與橋本本因坊的第二次十盤棋對局。而且，在該報的通告中，談到藤澤的近況時有如下的評述：「廣大圍棋迷們期待已久的吳氏與藤澤氏的交手，盡管吳氏歷來是從容坐擂，但不知何故藤澤九段卻怏怏無應戰之意。因此，二人的決鬥難以實現。而且藤澤氏自晉升九段以來，棋力已顯出驟降之勢。昭和二十四年秋季升段大賽時他三勝三敗，昭和二十五年春季大賽時二勝四敗，本屆本因坊戰為三勝三敗，不振之勢持續未減。有人認為，由於橋本八段在本因坊戰已取得了優勝，時至今日，棋界人士們的注意力恐怕已從『吳—藤澤之對抗』，轉移到『吳—橋本之決戰』上來了。為此，本社為了繼續期待藤澤九段振作起來的那一天能夠早日到來，待此決定首先舉辦『吳—橋本十盤棋』的對局。可以預見，作為『吳—橋本時代』到來的響亮回答，此番決戰成為本年度最大的歷史性的爭棋！」藤澤九段讀了通告之後火冒三丈，立即在日本棋院機關刊物《棋道》上以頭版頭條報道的形式發出了「我隨時應戰」的聲明，並在文中指責讀賣新聞「無理」。對此讀賣新聞也針鋒相對地同樣在《棋道》上刊載了「是誰無理」一文。至此，一場筆戰更使商談陷入了僵局。這場架越打越烈，後來竟演變成了互相揭短的地步。幾個月過去後，問題不但沒有解決，還鬧得滿城風雨。後來，由於藤澤的母親去世，據說在舉辦葬禮儀式的過程中，人們趁機使雙方言歸於好，並且終於實現了「吳—藤澤對局」的最初目的。雖然如此，在對局限用時間的商談中又遇到了難題。長考派的藤澤毫不讓步地主張雙方各為十三小時。我則主張最長十小時，並表示以此為界，不再退讓。我很早就主張對局應以一日終局為原則。盡管圍棋有很強的藝術性，但終究屬於競技。如果對局為兩日以上，就難免有伙伴兒的提醒與支招兒，從而容易使競賽摻進不純的因素。另外，我認為，要想使圍棋作為國際比賽而加以普及，也應當將對局限定為一天為佳。限用時間短，但棋藝不一定下降。快棋賽中也曾有過不少出色的棋譜。再者，我所敬重的本因坊秀榮名人也曾主張限用時間應為一天。總之，在限用時間問題上，我不能只對一家報社讓步，如果輕易讓步，那麼三社共計二十盤的對局，我都必須遵守限用時間為十三小時、三日終局制的規定。這對於以體重七十公斤為自豪的藤澤來說十分適宜，但對於體力很差的我來說，就成為一個很大的負擔。總之，當時我主張的十小時不容改變，最多退讓到二日制才願出陣迎敵。誰知藤澤更是頑固，毫無讓步姿態。我為了打開僵局，折中取十一個半小時來做讓步，最後甚至讓步到十二個半小時。然而即使是我一讓再讓，藤澤在限用時間問題上仍然是連一分鐘都不肯退讓。由於在限用時間上沒有達成協議、交涉再度出現擱淺。之後半個多月裡，我沒有聽到任何來自報社的消息。事情到底怎樣了？正當我也有些沉不住氣的時候，朝日新聞社的「責任記者」學藝部次長戶川常夫先生突然到我家來訪。一見面，他就勸我無論如何要同意限用十三小時的要求。而且還告訴我說，朝日新聞社的首腦會議決走，今天如得不到我的同意，就放棄「四強戰」的計劃。聽到這個消息後，我非常理解他的處境。我想，如再僵持下去，最最為難的是這些有關人士。因此，為了顧全大局，我毅然答應了十三個小時的要求。說點兒離題的，我至今還記得有關朝日新聞「四強戰」對局費的往事。由於朝日新聞社早就聽說過我喜歡馬，打算用對局費的一部分買一匹一流的賽馬贈送與我。如前所述，當時我只是熱衷於養馬的計劃，根本沒想過當賽馬的馬主。當此事傳入耳中，我驚愕不已地對他們說：「我只不過想騎馬代步而已，賽馬的事我可是力不能及」。不消說，我當場謝絕了這件事。我對戶川先生表示同意限用時間為十三小時之後，又打電話將我的主意通知了另外兩家報社。這樣一來，與藤澤九段的十盤棋對局便排除了一切障礙。霎時間，戰雲密布。我與藤澤九段的決鬥不久即將揭開戰幕！我反覆體會著這一對局的重大意義，於翌日踏上了去金澤的旅程。我打算先到前田先生那裡落一下腳，在就近的溫泉治療一下痔瘡。一到溫泉後，我估計當天的報紙會發表「藤澤對吳十盤棋」的消息。然而尋遍了報上所有的角落也沒有見到發表的消息。後來一打聽纔知道，戶川先生離開我家後，徑直去了藤澤那裡，將我同意限用時間的事告訴了他。不料，藤澤卻一反當初「隨時應戰」的諾言，沒有立即給予應戰的答覆。戶川先生又尾追到名古屋，再次與藤澤談判。結果卻是吵鬧一場，不歡而散。為此，朝日新聞社不得不忍痛決定放棄「四強戰」的計劃。當讀賣新聞社任命山田虎吉先生為「責任記者」後，這個被稱為既費時間、又很棘手、空前絕後的「吳—藤澤十盤棋」才終於在昭和二十六年（一九五一）十月，朝著可望落實的路上邁進了。與藤澤九段的交涉，從開始籌劃到落實，共花費了兩年的時間。此次十盤棋或許可以稱為「昭和二十年代最大的爭棋」。我於臨戰前從未有過「必勝不可」、「決不能輸」之類的念頭。因為我歷來認為勝負取決於天運，所以在對局的「前夜祭」的儀式上讓我當眾表示決心等事，對我來說實在是受罪，但這次對局非同以往，迄拉開戰幕為止，不但費時兩年，而還在社會上引起一陣騷動。說真的，聽到對局之事己決定後，我心裡也十分緊張。記得我正在溫泉洗澡時，永野輝雄先生也跳進池中，問我對勝負有何預見。我當時回答說：「我只要能保持恆常之心，就不會輸棋。」我曾預想過，面對計算精深、剛勁有力的藤澤九段，我將會憑大局觀的穩健之力來抗爭。不過，勝負結果只有神明知曉。我只要在盤上竭盡全力，結果如何，只能聽天由命。我想，只要抱定「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達觀信念，就可以保持恆常之心。昭和二十六年（一九五一）十月二十日起，我與藤澤（庫）九段激戰了三天。第一局的場地選在日光的輪王寺，我們在漫山紅葉艷似彩屏的景色中對弈。藤澤九段執黑先行，弈到五十手時，黑棋開始在左邊白模樣中施展手段，很快就引起了一陣絞殺。當時黑棋的企圖是將白模樣徹底侵蝕乾淨。但執白的我也將黑子趕進自己的陣地中，決心將打入的黑棋來個「甕中捉鱉」。這樣，一場激烈的絞殺場面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後來，黑棋終因差一氣，僅僅弈至九十四手時，藤澤便投棋認輸了。但是，認為黑棋輸在一手棋上則是個錯覺。當時無論我還是藤澤都有誤算。實際上應該是白棋一氣劫而黑棋提取後獲勝。終局後，記錄員鹽八四段點破謎團，我倆都啞然不語，目瞪口獃。總譜中的黑棋第九十一手，如擋在圖一的1位，接下去到□成必然。然後黑棋不提取白二子，而於七位緊氣打吃。臨到白被逼得提取黑四子時，圖二的黑一便迅速緊氣。接著從白□至黑5，就會出現圖三中的對殺場面，結果應該是白緊氣劫。不過我認為，即使白為緊氣劫，白棋尚有在總圖中的A位壓的好手，結果仍然是複雜的勝負之爭吧。只因這是一場舉世矚目的序幕戰，因而我倆的誤算也出了名，人們對此議論紛紛。其實，勝負全憑運氣。「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即使是行家，雙方都出現誤算的事並非新鮮。重要的是當事人不必對此太過慮了。第二局我執黑棋，在弈出了難以撼動的勝利局面後，竟出現了走棋過分的錯誤，剎那間，局勢被逆轉了。這真是失策的一局！第三局我執白，對優勢的黑棋步步緊追，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於取得了平局。第四局我再度執黑失手。至此，十盤勝負的前四周為一勝二敗一平，我暫時落後。奇怪的是，到第四局止雙方都執黑未勝一局。在我的經歷中，無貼目的對局連續兩局執黑失手的事還從未有過呢。況且第五局我執白棋，又對藤澤有利。如果讓執黑的藤澤順利取勝，形勢將是一勝三敗一平，我不得不陷入窘地。因此對我來講，這第五局是至關重大的一局。第五局仍在我熟悉的小石川「紅葉」旅館進行。只見藤澤步步為營，小心謹慎，至第二天封棋時黑棋仍然陣腳不亂，我無隙可乘。戰至第三天的傍晚，雙方都苦思冥想，陷入酣戰之中，不料突然停了電，頓時周圍一片昏暗。不過我和藤澤都毫不介意。那陣子供電狀況極差，停電是家常便飯，橋本宇太郎與岩本本因坊對局時就經常是秉燭夜戰。由於我們的身心全都傾注於勝負之中，再加上早已習慣了停電，黑燈瞎火的也毫不在意。當電燈突然又亮了的時候，我和藤澤幾乎同時「啊」的驚叫了一聲。雙方都不滿地抬頭瞪了幾眼天花板，隨後不約而同地相視一笑。這時，徘人（徘句詩人）中村汀女先生前來觀戰，即景吟徘句一首：春夜怒嗔嗔，何問枰前人易驚？久滅燈復明！在這次觀戰後，他又作了三首徘句：（一）激戰日當午，偶見紋枰遊絲浮，凝眸更躑躅。（二）迅似春光短，石石敲在一瞬間，響得心兒顫。（三）幽懷傷春感，試投一子驚波瀾，孤石光閃閃。看來徘人的確不同凡響，在殺氣騰騰的爭棋中仍然玩賞風雅，實在令人佩服。結果，第五局自電燈復明後，驟然間變成了激戰難解的局面。經過反覆激烈的較量之後，白棋終於搶到勝利之果。至此，雙方都是執白得勝，各自成績均為二勝二敗一平。從第六局開始，勝負將從新的起跑線上爭奪。沒想到這第五局即勝負之爭的高潮，其後便出現了一邊倒的現像。從第六局至第十局結束，我勢如破竹地獲得五連勝。再輸一局就將被擊退降為「先相先」交手的藤澤九段，在第九局時曾經是勝利在望的局勢，可惜由於一大錯覺而一蹶不振地敗下陣去。最後的第十局是在成田山新勝寺對弈。此次十盤棋設立之初，藤澤九段曾提出一個對局的條件，即：倘若他被擊敗，希望再次舉行擂爭十盤棋，以給他重返擂臺的機會。沒想到第十局竟成為我們再次擂爭十盤棋的序幕了。記得弈第十局的前夜，藤澤九段曾說：「希望將此局的成績算進第二次十盤棋的勝負局數中去」。我則回答他說：「第一次是第一次。第二次十盤棋應該另當別論。把第一次的成績算作第二次，這樣的事既沒意思，又辦不到。不如把這最後一局當作臨時的比賽，真不想下的話，不下也行。但望你和山田先生商量後再定！」說完，我一頭鑽進蚊帳中睡下了。後來，藤澤九段去央求山田先生，但顯然難以如願。過了很長時間，山田先生來到我的寢室，對我答覆說：「己設法使藤澤九段同意了你的意見，還是按與擂爭無關的臨時棋賽來下吧。」結果翌日開始的第十局，我仍然執白中盤勝。這樣，轟動四海的擂爭十盤棋，弈至第九局時我已先勝一籌，並終於以七勝二敗一平的戰績而告捷天下。同時，每日新聞社主辦的「四盤棋」，也在擂爭十盤棋的間歇期間舉行，結果我又獲得四連勝。此次十盤棋結束後，青木一男先生、三崛將先生及山田虎吉先生等人曾為我呼籲說：「早該授予吳清源名人位了！」不過，我可沒有非當名人不可的想法。這一主張只是棋界一部分人的意見，從未認真地加以討論過。應邀訪臺灣昭和二十六年（一九五二）八月，我將藤澤庫之助（朋齊）九段擊敗之後，實際上已成為日本棋界的「第一人」了。這時，臺灣棋界發出了我去臺灣旅行的邀請。當時臺灣棋院的理事長是周至柔先生，臺灣銀行總裁應昌期先生任幹事。大哥吳浣作為理事，無報酬地義務為棋院介紹講解日本的棋譜，致力於圍棋普及工作。但有不少圍棋愛好者竟連個能自由下棋的場所都沒有。雖然臺灣棋院招牌滿大，也不過是有其名，無其實。記得在接受邀請之際，熟人中有幾位曾考慮我持有臺灣籍，訪臺時也許會被當地人這樣勸道：「別再回日本了。」擔心我一去不返。當時我想，如果我真的不能回來，到那時再說。反正對結果和後事過多地憂患將沒完沒了。因此我根本不把此事掛在心上。像我這樣長期漂泊海外，徒居異國之人，倘若那樣瞻前顧後，恐怕早就生活不下去了。孔子有這樣一段教誨，大意是：諸事行之前，心有二思。一思即行者，易悔於輕率，，三思者必生疑惑，萬事皆休矣，我就是將這段教誨奉為行動指雨的。據說此次應邀訪問之際，臺灣棋院將授予我「棋聖」稱號。但我認為，「棋聖」應敬贈給善始善終地保全了棋士生命之後、享有超群技藝與人格的人。我的棋士生涯任重道遠，還須再接再厲，接受如此崇高絕頂的稱號既當之有愧，已為時過早。倘若在今後的棋士生涯中成績一蹶不振，玷污了「棋聖」的名聲實在是擔罪不起。由於領受棋聖稱號委實令我誠惶誠恐，故而只得謝絕。這樣，據說臺灣棋院將代之授與我「大國手」的稱號。盛情難卻，我只得承領了。所謂國手，在中國相當圍棋名人之地位。在古代，「國手」原是指占卜陰陽、觀測天文、熟知歷法、指導農業生產等活動中擔當「領導國家之手」重任的人，據說，圍棋原是作為占卜天文、陰陽的工具而發祥，所以「國手」即操縱圍棋的人。嗣後，圍棋逐漸演變為一種賭鬥勝負的競技，但「國手」這一稱號卻依然保存下來了。我們一行中有我和妻子，多賀谷先生和女棋士本田幸子共四人。那時，我妻子處於被無理取消日本國籍的狀態，為了取得出國護照，曾經請律師據理申辯，才恢復了日本國籍。臺灣——我初次踏入的土地，大哥吳浣、母親和兩個妹妹還都健在。我與母親自昭和十六年分別以來，已有十一年未見面了。由於母親還希望與我們一起在日本生活，於是約好，手續一辦妥就把她接過去。一年後，於昭和二十八年，我們在箱根仙石原特意為母親造了間配房，再次共享天倫之樂。在臺灣，我們受到了熱烈歡迎。當時臺灣棋界人士普通認為，我已將藤澤九段擊敗而雄踞「第一人」的交椅，在日本棋界既有相當的發言權，經濟上也一定很富裕。因而許多人都熱烈歡迎我，爭相請我赴宴。不過我從未得到任何酬報。他們哪裡知道，當時我正處於不知何時已被日本棋院除籍，一旦在十盤棋的擂臺上敗下陣去，恐怕會立即遭到棋界驅逐的狀態。話說回來，這些事就是稟告臺灣同胞也無濟於事。訪問期間，我曾去臺灣紅卍會道院參禪。由於臺灣紅卍會剛恢復不久，尚苦於維持。一見我來參禪，便求我捐贈。反正臺灣人都以為我在日本功成名就，一定腰纏萬貫。豈不知我剛從不名分文的窘境脫身不過四、五年，實在是無捐贈之力。作為窮極之策，只得乞求應昌期先生贈我三千元，這才借花獻佛地捐給了紅卍會。誰知臺灣棋院的周至柔理事長知道此事後，把我叫去，叱責我說：「這種事不可胡來，否則要壞事的。」大哥吳浣也怪罪說：「純粹是給我找麻煩。」究竟為何不允許呢？雖說他們並未講清原因，但看得出，臺灣政府與紅卍會的關係不好，因而使我徒勞無益。應昌期先生是位有名的圍棋規則研究家。幾年前他曾制定了臺灣圍棋規則，並表示要徵求我和林海峰九段以及日本棋界有關人士的意見。他打算得到我和林海峰的贊成後，譯成五國文字廣泛宣傳，並聲稱要作為國際圍棋規則加以普及。為了說明臺灣圍棋規則，應先生的代理人——原在神戶居住過的很有名氣的華僑吳先生特來日本，同我和林海峰、三掘將先生、村上文祥先生等一起就臺灣規則的良否進行討論。會上，大家都以七分外交辭令的口吻說：「很好。」只有我一人持反對意見並明確指出：「有些部分不好。」臺灣規則的詳細說明在此省去不談，總而言之，編得十分合理。但有一個致命的缺陷，由於終局時必須將實地全部用子填滿，因此盒裡棋子差一顆也不行。關於圍棋規則我還將在後面章節裡詳述。總之，我以前就認為日本棋院的規則不合理。我覺得目前中國的圍棋規則不僅作為規則而且作為思考方法都是順乎自然的，因而沒有硬行改變它的必要。應當說明，中國的圍棋規則是伴隨圍棋的發祥與發展而錘煉成型。這與國度、政治毫無關係。林海峰少年臺灣棋界邀請我的另一目的是請我判斷少年林海峰的棋力，倘若他成材有望，再與我商量如何培養他的才能。當時，林海峰只是個十歲的小孩，因與臺灣棋院理事長周至柔先生是同鄉，周先生很想把他培養成一流棋士，故而用力栽培。我與少年林海峰的「試驗棋」在擠滿近兩千人的公會堂進行。我們在如此多的觀眾面前對奕，可見當時人們就對林君寄予了巨大的希望。對局是讓他六子。局勢經過接二連三的轉化，最後我在林少年的占地中大搞顛覆，得手後獲一目勝。後來林少年說：「先生的棋果真是硬梆梆的。序盤時我簡直不知道下的是什麼棋，等發現走的不對勁兒了，才終於將吃奶的力量使出來。」「試驗棋」結束後，周至柔先生問我：「如果將來林少年在日本修業，是否能成為六、七段？」我回答說：「假如盡早地送至日本留學修業，想必會有出息的。」在診斷少年棋士的發展前途時，與其說是根據他當時的實力，不如說是首先考慮年齡。若是具有一定才能，當然是年紀越小越能迅速達到一流水平。因林少年年僅十歲就可以與我讓六子下棋，今後只要本人努力，我想總會進步到相當高的水平上去的。依周先生之見，林少年在日本修業的期間讓他在我家寄宿，由我每天教他，必然會名師出高徒。其實，高超的棋力必須在付出一切精力來謀求職業棋土地位的前提下、於眾多同樣境遇的未來棋士中不斷地廝打才能獲得。可惜我家住在箱根，不可能每天往返來對局。因此決走讓他寄宿在一位華僑的家裡，那位華僑在東京經營一家中國菜館。於是，少年林海峰在下完「試驗棋」的兩個月後，即昭和二十七年（一九五二）十月，胸懷躋身一流棋士的遠大目標，遠渡重洋，來到日本。林君來日之後，我必須盡快解決他屬於哪個棋院的問題。當時臺灣方面曾希望林海峰屬於升段速度較快的關西棋院；而我則考慮日本棋院那裡有望新手薈萃一堂，勢力也大，因此就決定讓林君去作日本棋院的院生。假如我當時知道自己已被日本棋院除籍一事的話，絕不會簡單地將他送到日本棋院，而肯定會使他隸屬關西棋院的！林海峰成為院生後，每天往返日本棋院，開始了圍棋的修業。但他並非開始就一帆風順地練就了一身本領。由於收留他的那位華僑對圍棋一竅不通，棋院那裡對於院生的日常生活也管教不嚴。再加上林君還是個孩子，隻身遠離父母，處處言語不通，每天過著孤獨寂寞的生活。其實何止是他，連我過去也同樣，對於在勝負的世界中不將其他對手打敗就毫無出路的道理，僅憑一顆幼小的心靈還難以深刻認識到。日日夜夜地埋頭學棋，對局時只許勝不許敗的院生生活，林君也和其他孩子一樣開始時很不習慣，甚至還曾一個人跑到淺草去閑逛，或乘坐山手線列車去過車癮，而且一坐就是半天。看來，在通向未來棋星的漫長修業道路上，他實在是難以集中精力走下去了。如此下去，兇多吉少。經我與多賀谷先生商量後，決定送林君到京都的朱澗義先生的家寄宿。朱先生曾擔任過大販華僑聯合會會長，是位權威人物，對圍棋也有很高的見識。當時日本棋院關西總部設在京都的籐田梧郎先生家。朱先生收留了林少年後，便決定送他去那裡修業。記得這是少年林海峰來日後一年左右的事情。回想一下我所走過的道路，真正下苦功夫鑽研、棋力日新月異地進展，是在父親去世後全家生活重擔壓在我雙肩的時候開始的。「你是作為臺灣棋界的代表來日本深造的，責任重大呀！」林少年也許就是聆聽了朱澗義先生的諄諄教導後，開始認真學習了。果然，他的棋力突飛猛進地趕了上去。後來，朱先生移居名古屋，林少年就寄宿在藤田先生的家裡。到了來日後的第三年，林君終於不負眾望，迅速地到達職業棋士的起跑線——初段。林海峰君是我漫長的圍棋生涯中唯一的弟子。我雖未能將他留在身邊，但一直到他晉升三段為止，始終對他進行了對局譜的函授教育。具體地說，就是我將林君寄來的對局譜仔細研究後，加以修改與評論，再寄還給他。真想不到他晉升初段之後戰績輝煌，升段速度之快令入膛目結舌。「這是由於師傅的函授教育，才使我養成大局觀，得益匪淺。」一聽到此話，我無比欣慰地感到，作為師傅，我總算盡到了應盡的責任。後來，我遇到摩托車禍，因後遺症而在第四期名人戰循環賽中一敗塗地。那時他卻在同一循環賽中一鳴驚人地獲得了優勝。我高興地看到，在最後的挑戰賽時，他勢如破竹，打敗版田名人，雄姿英發地就位為新名人。在即將望到我那棋士生涯的終界線時，我一生唯一的弟子一林海峰青年已然一躍而就任於名人之位了！一想到此，怎能不使我感慨萬千呀！對版田八段的擂爭十盤棋結束了為時約三周的訪臺旅行，遊興未盡地回到日本。準知恭候我的卻是可稱為「藤澤九段復仇賽」，即戰後與他的第二次擂爭十盤棋。算上昭和十九年那次藤澤（庫）為定先的十盤棋，此次擂爭已經是第三回了。由於上次以分先對局中我多勝一籌，所以此次擂爭十盤棋的交手棋份改為藤澤（庫）以先相先對局。此次十盤棋從昭和二十六年（一九五二）十月開始，到昭和二十八年三月，僅奔至第六局我便大獲全勝。第六局獲勝後，成績為五勝一敗，將藤澤擊退到以定先交手的慘景之中而鳴金收兵。據說弈至第六局時，藤澤害怕被擊敗而有損日本棋院的名譽，故而懷揣辭呈與我對局。應當指出，正因為這是一場背水之戰，必然死拼。但面對勝負，若忽視了恆常之心，能贏的棋也難以獲勝！昭和二十七年（一九五二）十月，每日新聞社決定每年舉行我與「本因坊」無貼目的三盤棋對局。因那時的高川八段正處於連續稱霸本因坊戰的巔峰競技之中，所以一直到昭和三十五年（一九六○）為止，我幾乎每年都與高川本因坊大戰三盤棋。除中間有兩年因故未打，縱觀前後，九年之間共打了二十一局。在對高川本因坊的系列性三盤棋的前期，我先發制人地獲得了十一連勝，緊接著吃了個四連敗，後來又不分軒輊地三勝三敗，到昭和三十五年（一九六○）結束時，總成績為十四勝七敗。昭和二十八年（一九五三）五月，讀者新聞社又接著主辦了我對版田榮男八段的六盤棋。交手棋份規定，版田八段為先相先。當時的版田八段在各項棋戰中都取得超群的成績，向人們預示了他的全盛時期即將到來。記得昭和二十四年我與岩本本因坊擂爭十盤棋結束後，被我擊敗後的岩本本因坊曾多次揚言：「我雖被擊敗，但後面還有版田哪！」此次大戰六盤棋非比往常，它不但使我領略了號稱「剃刀版田」的顛狂競技，而且還品嘗到他棋鋒犀利和意志堅忍的苦澀味。我從始至終地埋頭苦戰。盡管對方是先相先的對局，結果一勝四敗一平，在戰後的「爭棋」上，我首次敗多勝少，落人之後。當時對局雙方自始至終短兵相接，激戰不休，一直爭奪到盤面再無餘地可爭時才有結果。並且每場勝負之戰俱在微乎其微的險境中鳴金收兵。看看我的敗局便知：第二局執黑三目敗，第四局執白二目敗，第五局執黑一目敗，第六局執白一目敗。這次六盤棋大戰的結果使廣大棋迷們一一飽眼福，當然也引起人們的期待，即希望我與版田八段以「擂爭十盤棋」的形式來一場正式的生死決鬥！此次擂爭十盤棋，為了迎戰版田這樣一位勁敵，我不得不重新振作養神，為了能在十盤棋宣布結束以前始終保持旺盛的體力和氣力而費盡了苦心。另外，我每逢臨戰之際都一如既往地做這樣的精神準備，即只考慮如何在盤上全力以赴去拼殺，而決不過慮結果。什麼一定要勝啦、什麼輸了會如何呀，我全部不加考慮。我認為，這種精神出自我的信仰。可以說，支撐我的棋力的全靠我所信仰的神力。說起來，一流棋士之間棋力之差是微不足道的。勝負的關鍵取決於精神上的修養如何！對版田八段的十盤棋弈至第四周，我二勝二敗。第五局至第八局我連勝，終於以六勝二敗的成績將版田八段降格到定先而高奏凱歌。最後的十盤棋對版田八段的十盤棋勝利結束後，我已橫掃日本棋壇，只剩高川一人還未與我擂爭十盤棋。因此，下一個輪到了高川本因坊。根據讀賣新聞社的計劃，自昭和二十七年以來，我每年都要和高川本因坊進行了一次三盤棋的對局，那時正值我一鼓作氣地連勝於他，還未敗過。但決定要與他擂爭十盤棋，我又不得不厲兵秣馬，枕戈待戰。有人曾以「非凡的高川」來稱呼我的對手，對高川本因嚴謹的大局觀與良好的均衡性，甚至還有評價不足的傾向。然而，若是細心觀察就可看到，高川一旦發現棋勢不利，就會立即發揮出難以抵抗的力量來。而且，在高川本因坊連續衛冕成功（當時已連霸四期，後來共連霸九期——譯者）這個事實面前，人們有何理由可以輕視他呢？昭和三十年（一九五五）七月，我一生中最後一次十盤棋拉開了戰幕。值此對局之際，讀賣新聞社發出了如下通告：「經常為讀者介紹最高對局的敝社，決定再次舉辦吳清源九段與高川本因坊秀格擂爭十盤棋之決戰。天才蓋世的吳清源自嶄露頭角以來，人們連年不斷地驚呼：誰能擊敗吳氏！然而被視為當代最強者的雁金、木谷、橋本、岩本、藤澤、版田等老將新秀皆敗於吳氏手下。嗣後，正值眾稱吳氏難尋軒輊之敵的時刻，一位孜孜不倦地埋頭鑽研技藝、終於打破前人紀錄、建立了『本因坊四連霸』偉業的人出現了，他就是高川氏。因此，敝社在此宣布，又一場世紀性的決戰將震驚天下！此決戰的預料不外乎如下兩種：是一如既往地保持清新、絢麗之棋風、屬天衣無縫型的吳九段克敵制勝、闊步無阻？還是在淡淡如水的心境中又顯示出粗豪大膽的理智、屬聰明型的高川本因坊擊破無敵的吳氏？總之，今日的棋壇早已超過往日的艱難。二者既是在同一個勝負世界中走過來的人，而今又踏在同一根獨木橋上狹路相逢。是被人推下萬丈深淵？還是一往無前？勝也罷，敗也罷，恐怕只能聽任棋士命運的安排。我們深信，這場以全部心力而孤注一擲的爭棋，必然給後世留下名譜，而且定會滿足廣大棋迷們的熱切期望。」（後略）這場十盤棋對局規定為分先，限用時間各為十小時，兩日終局。從第一局到第三局我三連勝。第四局是高川本因坊「僅剩一城」的關鍵之局。由於他執黑獲中盤勝，將最後一關死死扼守住了。接下去第五局我執黑獲勝，第六局高川也執黑回敬了一局，第七局我再次執黑告捷。雙方就這樣在執黑時不失寸土。但此時我已是五勝二敗，勝利之神即將向我微笑了。然而此時，因高川一頭扎進本因坊衛冕戰中，使我們的對局中斷了五個月。當他保住了本因坊桂冠之後，才繼續與我搏鬥第八局。結果是我執白一目勝。六勝二敗，終於將高川本因坊降服了。不過第九、第十兩局我吃了二連敗。最終結果是我六勝四敗。由於此次十盤棋我已將高川本因坊擊敗，所以，當時所有一流棋士與我對局的交手棋份不是降為相差一段的「先相先」，就是降為相差二段的「定先」。因而從那以後，尋遍天下也找不出能與我在十盤棋的擂臺上相抗衡的合適對手，所以讀賣新聞社只得將我與高川本因坊的對局作為大軸子戲，就此宣布擂爭十盤棋的所有計劃都徹底告終了。我從戰前的「鐮倉十盤棋」開始獨霸擂臺，終於將連續十五年之久的擂爭十盤棋打完。一想到此，在倍感輕鬆的同時，並沒有絲毫空虛之感。伴之而來的，只有無限的感慨凝結在心頭。如今回想起來，連續擂爭十盤棋的十五年，的確是我的棋力最最充沛的全盛時代。尤其是戰後十盤棋期間，我從璽宇遷居箱根仙石原，一直遠離東京，既沒有得意的門生，也難得與其他棋士切磋交往。鑽研棋藝時，我歷來是「同工異曲兩賢計，孤身孑影一盤棋」。即使是大戰十盤棋之際，也沒有時間去仔細研究對手的棋風。當然，獨自一人學棋可不受他人的影響，能踏下心來研究。但此法的背後卻隱藏著個人偏見的缺點。戰前的棋士大都是獨自一人閉門造車。然而在現代化高速發展的今天，單打一式的圍棋研究方法已經極其落後了。但從另一個意義上講，因我在擂爭十盤棋的歷史舞臺上連勝不敗，因而使人們群情激憤地高舉「打倒吳清源」的大旗，甚至組成了「吳清源研究會」。這就客觀地促進了「共同研究」之風的興起。這也許就是我意想不到的功績吧！因此，可以當仁不讓他說，戰後的棋界，正是為了打倒我才促使圍棋的研究得到更迅速的發展。雖然我苦戰了十五年之久，在十盤棋的擂臺上接連擊退所有的對手，獲得了「當代第一人」的崇高地位，但是，我既沒有在經濟上有巨大的收獲，更沒有獲得「名人」稱號。到頭來，只落得被日本棋院除籍的悲慘下場。不過，蒼天在上，我幾十年如一日地勤奮弈棋，待人一視同仁。我問心無愧啊！我認為，我能在擂爭十盤棋的決鬥場上百戰不殆，橫掃天下，皆因我那命中注定而不得不竭盡全力、精忠誠篤的生活經歷，榮幸地得到勝負之神的讚許。為此，我將把這當作一生中最大的驕傲！第七章 名人戰之後再會梅蘭芳昭和三十年（一九五五），妻子懷孕了，這是我們的第一個孩子。那時我已四十一歲。為了迎接孩子的出世，我們決定離開居住了五年的箱根仙石原。雖然我本人已習慣於生活在仙石原高原的富麗景色中，但和年邁的母親及即將出生的嬰兒一起生活，這個地方確實是過於偏僻了。然而，搬到東京去，又怕捲進華僑兩大派系鬥爭的旋渦中。左思右想，最後決走搬到氣候溫暖、生活便利的小田原去往。昭和三十一年（一九五六）一月，在喬遷之喜的同時，我的長子信樹也呱呱落地了。我們一家四口在小田原開始了新的生活。這時，作為日中文化交流項目之一的中國京劇代表團應朝日新聞社的邀請來到日本訪問。京劇是中國傳統戲劇，比日本歌舞伎的歷史更為悠久，深受民眾的喜愛。這個京劇訪問團團長是著名演員梅蘭芳先生，副團長則是現任中日友協會長孫平化先生。在我童年的時候，梅蘭芳已是一位家喻戶曉、深受歡迎的年輕名演員了。像我一般大小的孩子都非常崇拜他。早在戰前，大倉喜七郎男爵就邀請過梅蘭芳京劇團訪問日本，這回則是他第三次訪日。我在第一章提到的李律閣、李擇一兩位姨父是李氏家族中最有錢勢的大富翁。我小時候，李擇一曾寫過一個劇本，由梅蘭芳先生主演。從此，李擇一全家都成為梅先生的捧場者，互相保持著密切往來。後經李擇一的介紹，我也結識了這位仰慕已久的舞臺明星，並承蒙他的看重，譽我為「圍棋天才少年」。梅蘭芳到達日本後，我很想見到他，便專程趕到他下榻的賓館看望他。記得多賀谷先生也同行作陪。盡管我們闊別三十年，但一見面就熱烈地談論起來。梅先生很關心地問到：「如何才能使中國的圍棋振興起來？」我回答：「要振興中國的圍棋，首先要發現天才少年，送他們到目前的圍棋先進國——日本深造。這是一條捷徑。」臨別時，我把自己的圍棋全集贈送給了梅先生，他也送我一套《梅蘭芳劇本選集》及《舞臺生活四十年》。我還得到了訪日演出《霸王別姬》的請帖，與妻子共同欣賞了京劇藝術。梅先生的表演技藝精湛絕倫，從他的唱工、扮相及做派不僅看不出他已年屆花甲，相反地，他那純熟的演技中蘊涵著無限的魅力，連我這個門外漢也被深深吸引住了。這使我再次領會了「藝深無止境，功到自然成」的道理。我也暗下決心，要在棋盤面前再接再厲，精益求精。京劇團回國幾個月後，梅先生寫來一封信。說他回國後立刻拜託朋友顧水如先生，物色到兩個圍棋天才少年。想送他們到日本來深造，問我能否收留二人做徒弟。這兩個少年便是陳祖德和陳錫明。我回信答覆說，我本來很願意收下二人，但小田原離日本棋院較遠，加上老母多病，我家實在難以寄宿。還須找個更合適的人家。誰知後來長崎發生了「國旗事件」，中日再次斷交，此事也就擱淺了。直到六年以後，陳祖德與陳錫明，還有另外三名棋手作為戰後第一個中日友好圍棋訪日團成員，才終於來到了日本，他們與日本的年輕職業棋士進行了多場比賽，其中唯有，十七歲的陳祖德以四勝三負的比分領先，引起人們的注意。他說，出發前曾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接見，周總理囑咐他「到了日本，別忘了拜訪吳清源先生」。後來他果然來我家裡做客。我深有感觸地想到，倘若沒有國境之分，這個少年便可自由出入日本棋院與我家，那該有多好啊！一手劫問題如前所述，昭和二十五年以來，我每年都要參加《每日新聞》主辦的三盤棋或四盤棋對局。昭和二十五年，對橋本本因坊的三盤棋獲三連勝；昭和二十六年，對藤澤（庫）九段的四盤棋又獲四連勝。接著，於昭和二十七年始，對高川本因坊的三盤棋（每年一次）持續到昭和三十三年二月，我又獲十一連勝。至此，我總共獲得了十八連勝的不敗紀錄。可惜，我在對高川本因坊第四次三盤棋的第三局中受挫，要不然，我的連勝勢頭仍然不會停頓的。我與高川本因坊的第五次三盤棋對局，定於昭和三十四年（一九五九）十二月至翌年年初期間舉行。第一局我失利。在此著重談談第二局。我執白棋，與高川激戰，在勝負不明的形勢下進入尾聲。雙方都拼命地收官，直到連單官也收盡後，雙方停止投子。請看該譜便知：假如就此宣布終局，那麼盤面上黑棋多四目，因黑貼四目半，所以應該是白獲半目勝。如圖A所示，白棋在中間地帶還留有一手棋未補。白棋若不補，黑1打吃即造成一劫；但白棋劫材多，如此爭下去，最終亦是白勝。當時高川計算的棋路和我完全一樣，因此他不主動來打劫。很明顯，黑棋打劫的手段並不成立，所以我認為沒有必要去補那一手，而且，若補上一手，白棋反會輸半目。這樣一來，高川一直按兵不動，等著我來補棋，而且認為我理所當然地非補不可。但我也不再投子，隻等候高川宣布終局。就這樣，我們二人如同步至雷池，走到圖中的局勢時，便默然相對而坐。過了一會兒，高川起身離座，與《每日新聞》的責任記者松村先生到隔壁小屋去商量。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呢？原來根據日本棋院的規定：一手劫時應補棋。按此條款我必須補棋。但我認為，在完全無落子必要的地方去投子，顯然是違反棋理的。我之所以不去補棋，並非只為貪圖取勝，而是考慮到此舉實屬不必。況且，以前我對岩本先生十盤棋的第二局時也出現過同樣的情況。前車之鋻，同屬一理。我當然認為不必要補棋。但是，高川卻似乎認為我在耍賴。過了好大一會兒，松村先生走了出來，對在盤前一直等候著的我說：「請實事求是地補上一手吧。硬磨下去，報紙將不得不評論你的態度問題了。」我據理反問：「我想請教：為什麼非補不可呢？」後來高川也走出小屋，在盤前坐下，開始就雙方的主張進行研究。這盤棋如果繼續弈下去，就會變成圖A那樣的情形：我提完最後一個劫白A（黑21的上面）後，黑棋顯然已無劫材。至此為止，我們雙方計算的棋路完全一致。倘若再往下走，黑棋將損一目。這時，高川說道：「下一手我棄權了。」我回答道：「下一手我也棄權。」誰知過了一會，高川又說：「那麼，再下一手我就提劫。」我答道：「你我都已不再下了，怎麼能提劫呢？」高川如夢初醒，說：「原來問題就在這裡呀！」這個問題後來只好委託日本棋院審查會的人來解決了。他們根據日本棋院歷來的規定，將此局判為執黑的高川半目勝。同時也承認棋院規則有不完備之處，約定盡快研究出完善規則之策。可是事隔二十五年後，直至今天，關於修改規則一事仍然如石沉大海，毫無音訊。另外，關於這個問題，有些書刊上說我堅持這樣的主張：「因為我非日本棋院所屬，所以沒有遵守日本棋院規定的義務。」其實我根本沒提到過這樣的理由！正如前面所講過的，當時我並不知道已被棋院除籍的事實；假如我知道，就不會在所屬問題未解決的情況下與高川繼續對局。這個一手劫的問題在戰前就時有出現，本因坊秀哉名人也曾講過：「從實戰上講，不得不承認一手劫時無必要補棋。」這一點，對此，我舉雙手贊成。我認為，若一切都根據實戰就好解決了。從最強戰到名人戰自昭和十四年與木谷實進行的鐮倉十盤棋以來，我連續激戰十五年，到昭和三十一年對高川本因坊的十盤棋為止，終於以「吳清源天下無敵」而宣告結束。這時，讀賣新聞社為了取代自家壟斷的擂爭十盤棋對局，於昭和三十二年（一九五七）計劃舉行「日本最強決定戰」。這項棋賽以決出「實力的名人」為目的，聚集了當時的全體九段棋手，即我與藤澤朋齊、橋本宇太郎、版田榮男、木谷實，以及本因坊高川八段等六名強手，以大循環的形式，每人各執黑、白一次，與另外五人戰兩局。這就是俗稱的「六強戰」，是名副其實的決定最強者的棋戰。對此，我十分不滿。首先我提出，為什麼六強戰的出場棋手都是擂爭十盤棋中我的手下敗將？再者，那些被擊敗的對手在沒有東山再起的情況下竟然被授權以分先的棋份再次與我競爭，這豈非借了錢又賴帳嗎？純粹是對四百年來圍棋界老規矩的無視與踐踏。人們不禁會問，吳清源費了十五年以上的時間，生死搏鬥才打完的擂爭十盤棋還有什麼意義！我向讀賣新聞社的代表高橋雄豺先生提出了質問，並對該計劃表示異議。雙方交涉的結果是交換了一個備忘錄：「讀賣新聞社今後仍以吳清源為中心舉辦圍棋活動。吳清源對該報社的計劃給予大力協助。」對此，我只好表示諒解。第一期最強戰從昭和三十二年開始，激戰至翌年四月，我以八勝二敗獲得優勝。第二位是木谷實九段六勝三敗一平，第三位是版田榮男九段四勝五敗一平。我與木谷實自昭和十九年以來一直未交過手，闊別十四年後，此番遭遇仍是我獲得勝利。第二期最強戰，版田九段以八勝一敗一平優勝。第二位是木谷實九段五勝四敗一平，第三位是我五勝五敗。在這次棋賽中，版田九段異軍突起，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像。第三期，我與版田九段均以六勝三敗一平的成績「同率優勝」。「日本最強戰」尚未結束，讀賣新聞社又決定於翌年舉行「名人戰」。第一期名人戰的參加者除我以外，還有版田榮男、高川秀格、木谷實、藤澤朋齊、杉內雅男、宮下秀洋、島村俊廣、藤澤秀行、岩出正男、橋本宇太郎、橋本昌二、半田道玄，共計十三名棋士，並且仍以大循環賽的形式進行。這個計劃公布以後我才知道，高橋代表事先對我一句招呼也不打，完全無視備忘錄中「讀賣新聞社仍以吳清源為中心舉行圍棋活動」這一諾言，真是欺人太甚。我向讀賣社的小島編輯局長提出了抗議。但小島答覆說：「因為我社與日本棋院、關西棋院有協約，不能只給吳清源以優厚待遇。但如果吳清源在名人戰循環賽中陷落，讀賣社將立即終止名人戰，再以吳氏為中心考慮新的計劃。」面對現實，我考慮到讀賣社花了大錢，好不容易才實現名人戰計劃，單為顧全一紙備忘錄就讓計劃廢除，確也於心不忍。因而我毅然同意給予合作。不過，坦率他講，既然說了以我為中心，就該相應地給我以適當的待遇，即使不願施捨給我「第一期名人」的頭銜，也不應將我視為十三人中的普通一員啊！對此，我至今還耿耿於懷。就這樣，這在長達十五年之久的十盤棋的擂臺上力挫群雄、獨霸鼇頭的出色表演，竟冷冷清清、毫無結果地謝幕了。我就是帶著這種無限惆悵的心情參加了第一期名人戰。戰後的紅卍會圍棋與信仰，對我來說猶如車之兩輪，缺一不可。不然，恐怕我是不會在異國他鄉生活下去的。我之所以能長久地維持棋士生命，可以說是依靠著信仰。她使我經常保持精神上的安定。假若在棋士生活與信仰之路二者中只能選擇一樣的話，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信仰之路。特別是昭和十年我皈依紅卍會以來，信仰對我來說就像空氣一樣不可缺少。戰後一個時期內我加入了璽宇，在這個組織中每日致力於宗教活動。即使在那個時期，我仍然對紅卍會保持著堅定的信仰。住在仙石原的時候，我與棋界人士很少交往。在沒有對局的日子裡，研究棋譜和宗教學習就成為我日常生活的主要內容。紅卍會後援會解散之後，遺留下一部分有關紅卍會教義的書籍，我重新研讀了這些書，也學習了一下日本各種神道的教義，最後得出結論：紅卍會教義是最最接近真理的精確學說。因而我對她更加深信不移了。戰後的中國大陸於昭和二十四年（一九四九）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宗教一度被禁止。為此，世界紅卍會根據壇訓：「北京總會、天津宗院、濟南母院等處的所有權限全部移交香港。」第二年，在香港成立了兼有各種權限的道院——「宗母總辦事處」。昭和二十五年日本大本教復活後，總長出口宇知磨先生便立即設法與香港紅卍會本部進行了交流。由於大本教第一代總長出口王仁三郎先生曾在一次神靈附體中，受紅卍會的最高神明「至聖先天老祖」的「委任」，在日本設立道院紅卍會。因此，大本教從戰前開始，就熱心於建立世界紅干會「日本支部」。誰知從大本教分出去的另一派在靜岡成立了「三五教」，他們也希望與紅卍會相互提攜。結果，從昭和二十六年開始，雙方圍繞誰是日本紅卍會的「本家」的問題爭執不休，並且就關於設立紅卍會日本支部的領導權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奪。香港道院認為不能對日本的事態放任不管，故而決定從臺灣派遣兩位於部，連同居住日本的我共三人，對此紛爭進行調停。這是件棘手的工作，召集了多次理事會，都沒能取得良好效果。於是臺灣來的兩個人將調停使命委託給我後便回去了。這樣一來，調停的擔子全落在我一人的肩上，使我大傷腦筋。這期間九洲的練早地區發生了水災，香港道院及時將大約三十五萬日元的救援款送到我的手中。由於日本尚未成立紅卍會組織，因此我把錢捐贈給了日本紅十字會。後來，日本東洋大學校長大島豐先生準備建立紅卍會日本支部。他拜求到香港紅卍會的壇訓是：「如果修行場所——道院尚未具備健全的設立條件，那麼紅卍會日本支部將不會有令入滿意的開端。「但大島先生無視這一壇訓，在臨時借房子的情況下，強行開始活動了。害得我一愁未去，又添新憂。摩托車禍的厄運昭和三十六年（一九六一）八月的一天，下午一點鐘，位於半島區目白的椿樹山莊附近，為籌建日本紅卍會支部的事務所，人們正準備召開理事會。那正是我參加第一期名入戰的時期。這天，我為了出席會議從小田原趕到東京，在中午時分向目白的紅卍會籌備處奔去。我平時最討厭遲到，總是提前到會，似乎要遲到了，因此我急忙趕路，在東京火車站乘上一輛出租車。當時東京街道上的車輛和信號比現在要少得多。車子奔馳在目白寬闊的道路上。因我未及時叫司機停車，車已開過離椿樹山莊很遠的彎路上去了，我只好請司機調頭開回去。然後在事務所對面的街道上下了車。下車地點離人行橫道很遠，我怕遲到，三步並作兩步地橫穿馬路。剛走幾步，一輛公共汽車和一輛小轎車就開了過來，我猶豫著，不知過還是不過，後見兩輛車都為我減了速，便撥腿跑過去。哪知公共汽車後面又有一輛摩托車急速駛來，他見汽車減速，便加大油門超車，一下子出現在我眼前，沒等我反應過來，已被撞飛了，當場失去知覺。醒來已是在醫院裡了。據目擊者說，我被撞飛起來後，又落在摩托車上，身子被車拖了幾米遠，才滾倒在街道上。我被送進了豐島區雜司谷的東大醫院分院。車禍發生在下午一時十分右左，昏迷了大約二十分鐘，我恢復了知覺。發現自己被安置在一間大病房的床上。因為注射了止痛針，當時並不覺著有多疼。據警察說，車主是一個小印刷所的職工，為了按時把校樣送到客戶手中纔拼命地奔駛。醫生曾向警察解釋說傷勢不重。其實醫院的檢查很潦草。雖說手腕上幾處明顯的搓傷沒什麼大事，但右腿不能動彈卻被忽視了。只因醫生說傷勢不重，所以既沒透視，也未做心電圖和腦電圖的檢查。當時，我的妻子正懷著第二個孩子，已有五個多月了。我請人通知她說，傷勢不重，不必擔心。當晚，多賀谷夫婦趕來看望。這時，我的左腿疼得厲害，已無法站立。腳腫起很高，並且發燒。可是醫生卻無視病情，根本不給檢查。幾天後，腿腫仍未消退，且完全不能站立，於是就將我轉移到一個單間。家裡人實在看不下去，就向醫院提出做透視檢查的要求。誰知院方卻錯誤地把右腿寫成左腿，檢查結果當然是一切正常。好不容易院方才查明錯誤，重新透視，這次發現有腿骨接合部位移位，同時腰骨也有兩處裂傷，關於腰骨裂傷，醫生什麼也沒對我們講，多虧陪住的人看了放在床邊的透視照片，纔告訴我真相。就這樣，對我的處置一誤再誤，拖了又拖，害得我綁著緊腰衣、腳上打著石膏、在醫院苦苦地熬了兩個月。這真是個倒霉透頂的災年。我至今不理解，著名的東大醫院為何對我如此敷衍了事？甚至到最後也不肯給我做心電圖和腦電圖的檢查！很明顯，我的大腦因車禍受到了影響，出院後經常頭疼。各種後遺症使我非常煩惱，車禍的厄運使我的棋士生命驟然縮短了。車禍後兩個月左右，我出了院。三個月後，我繼續參加名人戰。住院期間，讀賣新聞社曾設法調整名人戰對局的日程，盡量避免我因傷不能出場而判為「不戰敗」的情況出現。此刻我雖然出院了，卻不能正襟端坐。為了照顧我，允許我坐在椅子上弈棋。由於對手都不習慣坐椅子對局，特別是在名人戰這樣重大的比賽中，會使他們常常感到提不起精神來。於是讓我一人坐椅子，對面則放置一個小臺子，上鋪榻榻米，再墊上蒲團，對手就坐在上面。第一期名人戰最後一輪中，我的對手是版田榮男九段。當時，藤澤秀行八段以九勝二敗的成績居首位，只剩下對橋本昌二的一局了。其次是我和版田均為八勝三敗。如果藤澤秀行敗給橋本昌二，其成績將與我和版田之間的勝者同為九勝三敗，須再次進行一番決戰。當時，我和版田都沒有放棄最後的希望，這最後一局成為雙方全力以赴的一場激戰。與此同時，藤澤對橋本昌二的對局在另一旅館舉行。傍晚時分，藤澤沮喪地敗下陣來了。這時我執白棋，在版田黑棋的壓倒優勢中進入收官的苦戰。即使如此，我仍未放棄戰鬥，寸土必爭，窮追不捨。勝負終於揭曉，除去貼五目外，雙方打成平局！按當時規定，如果平局則判為白勝。功夫不負苦心人，我終於以九勝三敗的成績與藤澤秀行並駕齊驅了。但遺憾的是，名人戰規定，執白的「平局勝」比真正的勝局略遜一格，我僅此毫釐之差，只得屈居第二位。這樣，第一期名人戰的桂冠便戴到了藤澤秀行的頭上。車禍後遺症昭和三十六年，第二期名人戰揭開戰幕。參戰者比第一期少了四入，只剩下九人。自從遭遇車禍後，每天早上我都犯頭疼病。第二期名人戰開始時，頭疼得越發厲害。跑遍了各家醫院，但都沒有得到明確的診斷和治療，許多醫生都懷疑是血壓不正常引起的。慶應醫院則診斷為視力不好引起，查視力的結果是，左眼幾乎失明。醫生馬上要求我去配置一種附在眼球上的眼鏡。但製作的這副鏡子與我的眼睛不合適，總戴不好；強制練習的結果卻是引起了角膜炎。無奈，只得又改配眼鏡。在眼鏡店驗光後，發現左眼還有一定視力。眼鏡配好之後，還是看不清楚，每天早上的頭疼病也依然如故，不見好轉。夏天一過，除了頭疼外，還時常犯精神錯亂。發作起來，連自己都不知究竟於了些什麼。昭和三十七年（一九六二）秋，棋界為本因坊秀哉名人舉行了「逝世二十三周年祭奠」。有人委託我作一個死活棋的解題。我仿照《玄玄棋經》，作了『五六圍攻』一題。當時正值我神志不清，突然間，正氣回返，我在瞬間的靈感中一氣呵成作出這道死活題。這是在白棋縱五橫六的圍攻中，黑棋的死活之題。在道教易經的領域中，五和六被視為吉利的數字。這個死活題雖然易解，但稍不留神，就會算錯氣。只因我在精神錯亂時作成這樣難得的死活題，所以至今是一個使我難以忘懷的作品。妻子及家人看到我精神錯亂日益嚴重，都非常心疼，終於決定讓我住院就診。我躺在汽車裡被送往東京。注院前一天，在東京晴海多賀谷先生家借宿了一夜。翌日清晨，我到衛生間小解，把門從裡面扣死了。待我要出去時，卻怎麼也弄不清如何將門打開。於是便大喊：「放我出去！」雖然有人隔著門告訴我開門的方法，可我一點兒也不明白，只是「卿、卿」一個勁地敲門，後來就不省人事了。我恢復知覺後，發現自己躺在擔架上，被放在一間昏暗的水泥房子裡。我覺得這簡直像個太平間。不一會兒，擔架開始移動，這次我被放到病房的床上，注射一針以後，再次回到無意識的世界中去，後來聽說，那個像太平間似的房子是醫院的處置室。在整理病房的期間，我被放在那裡等候住院。住院期間，我一直處於朦矓狀態。自己在什麼地方，甚至自己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結果，本來是我在錯亂中糊裡糊塗地說出的名字，卻被別人當成我妻子用了假名讓我住院。還有人猜測這是為使我不受新聞記者的攪擾而採取的措施。我進的是東京晴和精神病醫院，這也是我出院後才知道的我雖然百事胡塗，但對局的事卻總是惦記著。名人戰中對宮本直毅八段的一局，因我正在住院，便被判為「不戰敗」。據說對局的前一天，我反覆對妻子說：「你去替我下明天的那一局！」住院期間，世界紅卍會日本支部舉行了創立儀式。在我住院前，我曾獨自一人反對這個支部的發起。但大島豐先生卻無視香港紅卍會的壇訓，在未建立紅卍會的支柱——道院的情況下，強行成立了支部。創立儀式在東京留芝園舉行，香港方面也來了幾名代表參加儀式。會後，香港代表到我家問候，但妻子拒不告訴他們我住院的地址，使他們感到十分尷尬。住院後，我昏昏沉沉地過了一個月左右。有一天，我突然大夢初醒，一下子恢復了神志。我環視四周，發覺自己不知為何躺在這麼個怪地方。我不能在這裡，否則一陣逃跑的念頭向我襲來。陪住的人見我要逃，忙按住我並向我解說勸告，我這才知道自己患病後住進了醫院。神志清醒後，我的身體迅速康復起來。數日後己恢復了正常。醫生們都不相信這麼快就能康復，因而不讓我立即出院。據妻子講，醫生們都很驚奇，說像我那樣病情急劇惡化的例子本來就很少見，恢復正常如此之快的病例更是絕無僅有。在我住院期間，名人戰一直在進行。我一恢復正常，立即讓家人把棋盤拿到醫院來，在病床上開始研究。但不知怎地，我對棋盤與棋子突然產生了一種陌生的感覺，這是我從未有過的。「這可不行！難道我的棋就這樣完了不行！」念頭一閃，我像受到電擊一樣，仿佛立刻就被勝負之神拋棄了似的。我還深深地覺察到一個可怕的跡像：我的全盛時代已經過去，像以前那樣保持常勝是不可能的了。可以說，我的棋藝以那個時刻為界，往日在比賽中表現出來的堅韌魄力逐漸淡薄了。其後的對局，不過是強弩之末，是棋士生涯的一點餘韻而已。出院後不久，我又回到名人戰的對局中。雖是大病初愈，但還是奮力搏鬥了一番。在這一年的名人戰中，我是五勝三敗，其中包括對宮本八段的「不戰敗」；和第一期一樣，我依舊居於第二位，因而沒有得到挑戰權。第一位是版田九段七勝一敗。嗣後，他在對藤澤秀行九段的挑戰賽中獲勝，成為第二期名人。翌年，在第三期名人戰中，我六勝二敗，第三次居第二位，仍然沒有得到挑戰權。告別讀賣新聞社的棋戰昭和四十年（一九六五），我已五十多歲了，但仍然參加了第四期名人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