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卦是震变成归妹，是震卦六二爻，一个突变化。 吴佩孚一看，心中有了底，因为震卦六二爻爻辞是：“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曰得。”正是说失物。于是，他抬起头，对那汉子说，失物不用去找寻，七天之内，自会出现。那人听了，脸上显出将信将疑的神色。吴佩孚说：“放心好了，如果七天之中，东西找不回，我还你一块钱。” 万事开头难，一开了头，后面就能够接下去了。吴佩孚堂堂仪表，术数操作娴熟，说话又干脆而有气派，很快就减去了陌生、年轻的不利因素。他接连接待了几个要求占卜、算命的顾客，囊中也渐渐地有些分量了。 吴佩孚：失败也要坚持原则（2） 太阳渐渐当顶了，吴佩孚准备去吃饭，忽然看见那边匆匆来了一男一女，约摸30多岁年纪，那男的一脸悲愤，女的脸色苍白，快到近前，男人一个跨步直扑吴佩孚。那女的急忙在后面尖声叫着，不是他，是那个。于是那男子一把揪住了“小神仙”的衣领，抬手就是两个耳光，抽得盲者嘴边淌血，哇哇直叫。周围的人一下子拢了过来。那男子对周围的人扫了一眼，颤声说：“十年前我离家做生意，今天回家，一看，老婆已另嫁了人。问她是怎么一回事？她说，一直没收到信，一年前找这个人算命，他说我死在异乡客地了。于是，她在三天前另嫁了人。”这时候，女的一边哭一边说：“谁叫你一去那么多年，一直不来信，我才去给你算命了。”“怎么说不写信，这些年来，我请人写过七八封信寄回家，但一直没有收到回信。”那男的脖子上青筋暴起，带着哭声说。 那男的越说越气，挥起拳头打那“小神仙”，打得他抱着头，高叫救命。算命的本是靠一张嘴挣钱糊口，哪经得起打，不几下已倒在地上，口袋里的银元、铜钱多数滚落到了地上，有些人得到了实惠。也许是“得人钱财，与人消灾”的缘故，有几个人来拉扯那汉子劝说：“你老婆已经嫁了人，就是打死他也没有用了，何况又要吃官司，打也打了，气也出了，我们看就算了罢。”那汉子拗不过众人，想想也确是这么回事，于是停了手。就这样，盲者也已受了伤。 吴佩孚看了，倒抽一口冷气，心想算命、卜卦虽是谋生的手段，可是也着实要当心一点。那倒霉的盲者不知是算错了呢，还是八字原本就弄错了，正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呀，以后要引以为戒。 过了四天，一清早，吴佩孚摊位刚摆好，几天前那个占卜失物的汉子兴冲冲地来了。一见面，他就恭恭敬敬地作揖，连声说：“先生真是神仙了，我那失物是一张房产契约，被我喝醉了酒后随手塞在一本书中，昨晚上被我的女儿看到了。”吴佩孚听了，心中自然高兴，暗想《周易》还真有点道理，“震”变“兑”，兑是少女，难怪会被他女儿找到。嘴上谦逊地说：“我哪里够得上神仙，最多只能是‘半仙’。”汉子一脸真诚地对吴佩孚说：“先生，我叫张大山，住在大胜胡同三号四合院内，以后，您有事要帮忙，可以来找我。”又作了个揖，走了。 “先生，劳驾您算一个命。”吴佩孚抬头一看，是一个中年绅士模样的人。“请讲时辰。” “咸丰七年，正月十七，丑时，是男的。” 吴佩孚翻了万年历，很快就排出了这时辰的八字： 丁巳年，壬寅月，庚子日，丁丑时 吴佩孚看了八字，觉得很好，略为运筹，组织一下，就开口说：“这命造很好，庚金生于春月，丁火正官两透，天干丁壬合，地支子丑合。主其人出身门庭颇高，一生富足，且富而有贵。其人中等身材，肤色白中略有青红色，不强壮，但没有疾病。” “先生，您说得很对，这是我的八字，请您看看我的子息情况怎样。” “您命中公郎颇是难得，但有千金，且女儿胜过男儿。” “先生，又被您说准了，我正是只生有一女，再请说说不好的地方，君子问灾不问福。”绅士模样的人皱起眉头问。 “好，您如不见怪，我就直说了。这八字的祖上虽然荣显，但是不知为什么，您祖母却享不到具体的福。您青年时破过财，女儿的身体也不好。” 吴佩孚：失败也要坚持原则（3） 听到这里，那人一边点头一边急着问：“先生，再说说，我眼前的情况怎么样？” 吴佩孚看了他一眼，沉思片刻说：“您今年40岁，从四年前开始，烦恼不断，有人暗算您，口舌是非也很多。” 看那人眉头一动，吴佩孚接着往下说：“今年情况有好转，只是烦恼尚未过去，仍觉事事掣肘，翼翼小心，明年，烦恼仍会加剧，要过了后年才好。” “先生，祸事会不会很严重，譬如说，我会不会吃官司？” “不会的，全是虚惊，最多耗点小财。” “您根据什么这样说？” “36岁开始，您行‘戊戌’大运，枭神会同‘地网’（‘戌’为地网），所以心中惶惶然，不安而烦躁，祸皆由小人为祟。本来恐有牢狱之灾，幸而冲地网戌的‘辰’在命中居‘空亡’之地，所以能够化去灾祸。” “太感激您了，您这么一说，我可就放心了。再请问我的寿限是多少？” “您这命，其实寿限是很长的，只是您59岁（辛酉）那年有一关口，事事要小心提防着点。” “多谢，多谢。这里是一点小意思，权作课金，日后再来相谢。”说完，那人取出10枚银元，放到摊上，去了。 闲来吴佩孚推算自己的命造，认为将来在军政界，大有作为，寿限也可过80，于是时时留心着。一年后，吴佩孚投入了淮军聂士成部，从最底层的士卒开始，踏上了戎马生涯的征途，一步一步地攀登着，一步一步地前进着。 洛阳祝寿 1924年，两湖巡阅使、直鲁豫巡阅副使、孚威上将军吴佩孚，统兵数十万，威震洛阳。这是他一生中的极盛时代。这年的4月3日(农历三月七日)，吴佩孚在河南洛阳直鲁豫巡阅副使公署做50岁大寿。北洋政府首脑及各省军政要员和社会名流，都亲赴洛阳或派代表前来祝寿，送来了各种各样的寿礼。一时寿堂里摆满了寿帐和金银寿桃、宝石玉器等，不计其数。 寿堂门额上面写的是金字：“功高嵩岳”、“威震华夏”。寿堂内正中高悬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送的红字金漆横匾，写了“国家栋梁”四个大字。直鲁豫巡阅使曹锟派秘书长王毓芝送来对联：风云会际资兼文武，江汉朝宗澄清河洛。湖南省赵恒惕送的对联：洛阳三月花如锦，南极一星光烛天。寿堂楼外挂着湖北督军萧耀南送的五层高的炮仗。他不忘吴佩孚保荐出任湖北督军之恩，送来汉口法租界的功德里铺面、住宅50幢。长江上游总司令、第八师师长王汝勤送来五寸高的金八仙。陕西督军刘镇华送来80把万民伞。寿堂前面条桌上摆满了礼品，最惹人注目的是曹锟送的一对金寿桃。安徽省督军马联甲知道吴佩孚喜打麻将，特别定制了一副镶宝石的金麻将，作为寿礼送来，并附有发票。发票上写明由上海杨庆和代铸，售价80万银洋。山西督军阎锡山派赵戴文为代表，到洛阳祝寿，送来一部宋版《全唐诗》和清末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所写的小篆《十三经》全文。吴佩孚收到名贵书集，非常高兴，视为珍宝。吴佩孚去世后，他的螟蛉义子将两部书以20万元卖给日本古董商。 祝寿开始，吴佩孚身着陆军上将礼服，手握九狮宝刀。他先向大总统徐世昌送的横匾行三鞠躬礼后，转身站立，由各省代表、社会名流向吴佩孚行三鞠躬礼。礼毕，吴佩孚还礼一鞠躬退下，和前来祝寿的康有为到后堂换上长衫、马褂、瓜皮帽，然后两人携手入寿堂，细看康有为带来清逊帝溥仪送的寿礼，其中写有“国家柱石”的寿匾格外醒目。康有为这次专程来洛阳祝寿，特意写了对联：“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一半；虎视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其实他的真正目的是想说服吴佩孚，拥护君主立宪，支持溥仪复辟。他对联中的“牧野”，原系殷朝士兵倒戈的古地，暗示应倒戈复辟。吴佩孚一看当然明白，他向溥仪所送寿匾“国家柱石”，行了三跪和叩首的大礼，表示不忘故君。吴佩孚是前清秀才，有不忘根本的愿望，但对于要他领兵复辟、拥护君主立宪的要求，他拒绝了。康有为未能如愿，心中不满。临离洛阳又赠吴佩孚诗一首，诗中有“人居穴居扰上古，地成沙漠愧中华”之句，意在讽刺吴佩孚标榜“周礼”复古的主张。 吴佩孚：失败也要坚持原则（4） 最后来祝寿的是河南督军冯玉祥，他派两个士兵抬着一坛清水来。吴佩孚向冯玉祥行了礼笑道：“多谢、多谢！”冯玉祥说：“大帅寿日，玉祥来迟了，祝大帅身体健康，万寿无疆！”又说：“大帅，玉祥防地荒凉，力不从心，只送来一坛清水，聊表敬意！” 吴佩孚叫士兵打开坛盖，舀了一碗，喝了一口咽下，笑道：“焕章，好！君子之交淡如水，请进！”挽冯玉祥进入大厅。 政务处长白坚武走过来对吴佩孚说：“大帅50大寿，不能无诗。”吴佩孚兴奋地走到书案前，提笔写下《五十自寿》七绝一首： 欧亚风云千万变，英雄事业古今同。 花开上苑看三月，人在蓬莱经一峰。 保护故宫 北京故宫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皇宫。故宫，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在北京市中心，南北中轴线上。始建于明永乐年间，迄今已有近600年的历史，其间历经重建和改建，仍保持原有规模，是我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建筑群。故宫造型庄重，布局严谨，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优秀传统和独特风格。紫禁城按功能分前朝与内廷。前朝以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为中心，是历代皇帝举行大典，召见大臣，办理政务的地方。三大殿建于三层汉白玉台基之上，体型宽阔，气势宏伟，雕梁画栋。三大殿又以太和殿最为壮观，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木结构建筑。内廷以乾清宫、交泰殿为主体，是皇帝办事和居住的场所。 1912年年初，民国国会参、众两院从南京迁到北京，在宣武门象坊桥前资政院旧址办公。因国会场地狭小，渐渐不敷使用。1923年，政府遂秘密计划将参、众两院迁往紫禁城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并将三大殿改造成日常办公及召开会议的场所。 这之后，北京政府即委托瑞典建筑师司达克进行故宫三大殿改造的设计。1923年4月1日，司达克提交了两个方案供选择。其主要原则是：移开原来占据太和殿中心的皇帝宝座，然后沿房屋轴线扇形布置议院的席位。同时，为了保持三大殿建筑的总体风貌和整个紫禁城的建筑格局，设计方案还计划在大殿东西两端院墙的北侧增建议院附属用房。 由于在刚刚结束的第一次直奉大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此时的吴佩孚正如日中天，权倾朝野。虽偏安洛阳，但大帅府依然车水马龙，高朋满座。1923年4月22日，是吴大帅五十大寿。虽然吴佩孚早已在报纸上刊登了“谢入洛宾客启”，但依然阻挡不住前来贺寿的人马。杯觥交错间，关于故宫改造的计划不经意间传入他的耳朵。 经过缜密的调查，吴佩孚进一步掌握了民国政府改造故宫三殿的详情。5月20日，他致电总统黎元洪、内阁总理张绍曾、内务总长高凌爵和财务总长张弧，强烈反对此事。 大总统钧鉴，国务院总理、内务部、财政部钧鉴： 顷据确报，北京密谋，决拆三殿，建西式议院，料不足则拆乾清宫以补足之，又迁各部机关于大内，而鬻各部署。卖五百年大栋木殿柱利一；鬻各部署利二；建新议院利三；建各新部署利四。倡议者处心积虑，无非冀遂中饱之私。查三殿规模闳丽，建明永乐世，垂今五百年矣。光绪十五年，太和门灾，补修之费，每柱糜国帑至五万。尝闻之欧西游归者，据云，百国宫殿，精美则有之，无有能比三殿之雄壮者。此不止中国之奇迹，实大地百国之瑰宝。欧美各国无不龂龂以保护古物为重，有此号为文明，反之则号为野蛮。其于帝殿教庙，尤为郑重。……若昏如吾国今日之举动，则久毁之矣。骤闻毁殿之讯，不禁感喟，此言虽未必信，而究非无因而至。若果拆毁，则中国永丧此巨工古物，重为万国所笑，即亦不计，亦何忍以数百年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务希毅力维一大地百国之瑰宝无任欣辛盼祷之至。 吴佩孚：失败也要坚持原则（5） 吴佩孚旁征博引，义正词严，痛陈拆三大殿之弊。其关注文化传承，呵护文明薪火的拳拳之情溢于言表。在那个战事连绵、兵燹盈野的年代，吴佩孚居然有此等的远见卓识，令人钦佩。难怪时人常以“秀才将军”称之。 吴大帅震怒，京城岂敢怠慢！5月25日，主持国会迁建的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代理审议长张伯烈、宪法起草委员长汤漪等致电吴佩孚，如实相告，称国会并无拆除三大殿改建西式议院之说，仅计划在三殿楹柱之间，增设议席及旁听席云云。 电报全文如下： 洛阳吴巡阅使鉴：顷阅各报，载公致府院专电，本保存三殿之旨，以立言，对于国会迁移之举，以为非是，各报且从而和之，力持异议。弟等读而疑之，以为果有此电，则必以告者过也。今日国中百度紊乱极矣。其为吾人讨论所及者，不过一二，未遑致议者，殆千百也。设此一二事，犹复闻异词，意见舛牾，贤如我公，卒不谅解。弟等以为决不至此。国会迁移三殿之意，弟等实共创之，用意所在，愿为公一述焉。一曰正视听以固国本。凡国之大事，如大总统之选举，及其就职宣誓，宪法之宣布或修正，与夫解释宪法之会议等，必于其国历史上最庄严闳丽之地行之，此古今中外所同也。法之费赛依王宫其王路易十四之所营也，而今则为法国国会会合之所，其明证也。民国二年，项城就总统职典，于太和殿行之，公所知也。然按诸总统选举法，大总统就职时之宣誓，实为出席国会之所，有事当然于国家固有会场行之。若项城时代之故事，则国会非接受誓言之主体，议员为参观就职之来宾，于法理至为背驰，斯又往事之足为反证者也。共和以来，清帝犹拥尊号，遗老因而生心，曩者帝制复辟之变，恐再见矣。如曰三殿当留，以有待国家一切大事，皆可于象坊桥行之，甚非所以别嫌明微之道也。二曰谋古建物之保存。凡建物莫不以获用而后存，以不用而就圮，此常理也。今之三殿荒废已久，其旁殿尤甚，倘不加以修葺，别无保存之法，自始议迄今，中外工程师所绘图案，不下十数，无一非就原有楹柱之间，增设议席，及旁听席而止。既无所用其拆，更不知何所谓毁也。不观乎天坛乎，在民国二年曾为宪法起草之会场矣。且附设办事处于其中矣。究竟此精美壮丽之建物，果有毫末之损否，其所以为焕然改观者，果足指为耗费国帑之举否。天坛如此，三殿可知。宪法起草会如此，国会可知。综计修理工程所费不过二十万左右，节省极矣。且闻当局拟以公开投标方法，估定其价格，中饱之弊当可杜绝。总而言之，国会两院将来当有新建筑，而一切两院会合时之所有事，则必于三殿行之，永为定制，垂诸无极。所以正名分，别嫌微，实为立国之常经，绝非不急之细务，悠悠之口，颠倒实事，故为危词，何足算也。临电神驰，惟希亮察。 从吴景濂等人的电报可以看出，国会已经雇用中外工程师绘制改建工程图纸，所绘图纸不下十数种。所谓“一切两院会合时之所有事，则必于三殿行之，永为定制，垂诸无极”，即参议院、众议院迁入三大殿已成定局。已经议定要在大殿修建议席及旁听席，且拟定工程投标方法及工程经费。可以想见，在三大殿施工，必然会对宫殿造成破坏。 吴佩孚：失败也要坚持原则（6） 当时，吴佩孚正值鼎盛时期，又深谙操纵舆论之道，更重要的是他站在爱国的立场，呼吁保护文物，理由堂堂正正，极具号召力。吴景濂等人的电报形同狡辩，不但未能端正视听，反而抖落出两院迁移三大殿的计划细节，舆论对其更加不利。国会两院迁移三大殿之议至此打住，再未有人提起。 迫于吴佩孚的压力，也由于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三大殿改造计划最终胎死腹中，“灵光巍然”的故宫三大殿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而今驻足故宫，除了应接不暇的旷世胜景，便是充斥耳鼓的宫闱秘史。谁还有雅兴静下心来去思考这满目锦绣背后的历史真实和现实关照，更无人会提及那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吴佩孚曾经的贡献。 智斗日本人 若没有日本人的入侵，在政坛上已经销声匿迹的吴佩孚原本是要在北京城里颐养天年的。可是，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打断了他的残梦。 1938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为摆脱侵华困境，策动在中国成立汉奸政府，实行“以华制华”。日本人看好了两个一直与蒋介石有宿怨的中国人，一个是当朝二号人物汪精卫，另一个便是曾统兵百万的“在北洋军阀中，比较还像一个人”的吴佩孚。他们一方面拉拢汪精卫，一方面拼命引诱原北洋政府头面人物吴佩孚。 第一位说客是日本人大伯通贞，他受命进入北平，邀见吴佩孚，请吴出山担负“兴亚”大任。吴佩孚没有答应。随后日方又派更厉害的号称“东方劳伦斯”的中国通、日本著名特务头子土肥原，决心要把吴佩孚拉下水。土肥原亲自出马，三次登门拉拢吴佩孚，都被吴佩孚用巧妙的语言挡开了。 第一次，土肥原以下自居，一见面就哀求说：“请玉帅出来，救救我们日本。”吴佩孚哈哈大笑，说：“我自身尚不能救，焉能救人？”土肥原不欢而去。 第二次，土肥原开门见山地说：“请玉帅出来，调停中日和平。”吴佩孚顺势说：“好哇！请贵国天皇和我国蒋总司令双方来电，请我出面调停。当然可以。”这无疑是出了个难题，土肥原无以应对。 第三次，土肥原以高官为诱饵，劝说吴佩孚出山维持中日民族关系，并保证恢复吴往日的权势。土肥原说：“请玉帅出山，担任原职，维持中日民族问题。”吴佩孚摇摇头苦笑说：“现在根本谈不上出山。如要出山，请贵国人等一概退出中国，包括东北在内，可以吗？” 土肥原见有商量的余地，立即提出：“既然如此，就请您出面，开个中外记者招待会，如何？”吴佩孚听后欣然点头同意。没多久，日本及沦陷区的报刊大量报道吴佩孚要召开记者招待会的信息。土肥原还派人为吴佩孚准备好了记者招待会的“讲稿”，并命令翻译不论吴佩孚是否按照讲稿说，都要按讲稿逐句进行翻译。 1939年3月30日，百余名中外记者拥向什锦花园。花园内戒备森严，进场的记者每位都发有一份中英日三种文字的“讲稿”。吴佩孚尚未开口，中外记者们已经读到了打印好的《吴氏对时局的意见》。一身中国绅士装束的吴佩孚在众人的簇拥下进入会场，并客气地向记者先鞠了一躬，然后仅瞥了一眼案前的“讲稿”，就开始作即席讲演。开场的讲话土肥原十分满意，可吴佩孚讲着讲着突然话锋一转，一字一句地说：“唯‘平’乃能‘和’，‘和’必基于‘平’。本人认为，中日和平，唯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自华北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之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交涉对手。”怕在场的日本人听不懂。吴佩孚又厉声令秘书“断乎不容更改”地将自己最后的“政治宣言”翻译成日语。会场的中外记者纷纷疾笔如飞地记下了吴佩孚最真实的讲话。随后吴佩孚把土肥原事先准备的“讲稿”从案前拿起来，狠狠地摔在地上，用力踩在脚下。土肥原气得浑身发抖，脸色蜡黄。吴佩孚巧妙地用记者招待会的形式，揭穿了土肥原散布的流言蜚语，粉碎了日本人的阴谋。 吴佩孚：失败也要坚持原则（7） 1938年12月的一天，什锦花园驶进了几辆小汽车，从车上下来几个身穿便装的日本人，领头的是吴佩孚的老朋友冈野增次郎。此人过去担任过吴佩孚的顾问，跟在他身后的便是接替土肥原的川本少将。川本对吴佩孚大加赞赏，并提出要拜吴为师的恳求，还以孝敬师母为名送给吴佩孚夫人一大笔钱。其实这是川本对吴实施的所谓“联络感情式”的拉拢方式。当时汪精卫已投靠日本，日本人提出了“汪主政，吴主军”的方略，所以继续对吴佩孚实施诱降。这次吴佩孚着急了，他连夜差人把钱退还了川本。 川本见此计失算，就又打起吴佩孚身边人的主意，但最终也没有结果。最后川本亲自出马劝老师出山，吴佩孚却说：“如欲和平，必须全面撤兵！”川本苦求说：“老师应该体谅弟子的苦衷，土肥原将军因您拒绝出山而受到一生最大的挫折。如今，厄运又将落在弟子头上，如果老师执意拒绝，弟子只有剖腹自杀，以谢天皇。”吴佩孚却说：“承你错爱，拜吾为师，却不见你读经问义，你我之间不过空有一层师生关系罢了。又何必以师徒之虚名相逼？”然后他又送川本一句孟子的话：“小国不可以敌大，寡国不可以敌众，弱国不可以敌强。中国国大、人多，日本终必失败，这就是我对中日战争最后的看法。”川本气得只说了一句话：“大帅会后悔的！”后来日本人以死威逼，不想一到吴的家里，吴佩孚就请他们看一样东西，原来是一具黑漆棺材，吴佩孚已经在上面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只空了年月日。日本人利诱威逼均告失败。 1939年底的一天。吴佩孚在吃饺子时，肉馅中的一根骨渣插进了牙缝，几天后便肿了起来，疼得吴佩孚捂着嘴巴，呻吟不止。12月4日下午3点钟，川本和日军医处长石田，以及吴的朋友齐燮元、符定一等人驱车来到什锦花园，当时还有一队日本宪兵，他们拒绝任何人进入什锦花园。 吴佩孚看到川本时，表情非常愤怒。就在这时，石田拉开皮包掏出钳子、钢条等。然后用力撬开吴的嘴望了一下说：“要动手术把脓放出来。”吴夫人及其仆人极力阻拦也没有结果，无奈吴夫人只好抱着吴的头，其子抱着脚，石田掏出一把狭长锋利的手术刀。这时，吴的五姑爷张瑞丰见状大喝道：“慢着！”川本气势汹汹地走过来问：“什么事？”张怒目问道：“为什么不打麻药？”一句话提醒了吴的妻子，她也大声抗议：“既然开刀，为什么不打麻药？”石田苦笑着在皮包内翻了半天，才找出针剂，并给吴注射了一支，然后又撬开吴的牙齿。当时张瑞丰亲眼看到，石田那把狭长锋利的手术刀并没有指向胀肿的牙龈，而是刺向了吴的喉咙。只听吴“啊”地一声惨叫，鲜血喷射出来。顷刻间，鲜血汩汩地向外流，吴佩孚怒视川本一眼，最后气绝身亡。 恪守“四不” 1932年，失魂落魄的吴佩孚离开成都，来到了北平。张学良给了“玉帅”好大的面子，亲率文武官员数百人到火车站迎候。从前门火车站到什锦花园，上百辆轿车排成了长龙，可谓盛极一时。张学良为吴佩孚安排了居所，并提供了可观的生活费，每月4000元。然而吴佩孚并不领情，当晚回访张学良，刚一坐定，就大发其火，责问张为什么沈阳事变不抵抗？保存实力作何用？张学良顾左右而言他。吴佩孚叹道：“国恨你不报，私仇你不报，真没出息！忘记了自己的国仇家恨，真是不忠不孝。”又说：“你不抗日，我帮你抗，我不是为名为利，我左手拿回东三省，右手交给你。你有仇不报，真是笑话！” 吴佩孚：失败也要坚持原则（8） 吴佩孚以自我标榜而着称于世。不论是得意之时，还是失意之际，他总是矜持自傲，孤芳自赏，最能体现其性格的就是他的“四不”。 吴佩孚蛰居北京时期，生活艰难，但他不为窘困所屈，撰写一副对联，挂在客厅，以明心迹。其对联为： 得意时清白乃止，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 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在这长联中，吴佩孚明确地表明了“四不”，即：不纳妾、不积金钱、不出洋、不走租界。 对于这“四不”，吴佩孚有些心虚的就是“不纳妾”。原来，吴佩孚与原配李夫人感情甚笃，但李夫人始终未育。依照当时的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在其母吴老太太的安排下，吴佩孚又娶了张氏为侧室，但对这事，他始终存有愧疚之意。后来，李夫人早逝，张夫人仍然没有生育，但吴再没有动过纳妾的念头。所以，“不纳妾”这一“不”，吴佩孚可以说基本上坚持了。 在“四不”中的“不积金钱”，吴佩孚终生贯彻。 是军阀就要敛财，吴佩孚也不例外。为了养活庞大的军队，他巧立名目，增捐加税，随意搜刮。直系军阀的穷兵黩武和专制统治，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然而，吴佩孚敛财是敛财，却没有中饱私囊，真正做到了“不积金钱”。1938年，吴佩孚曾经向他的秘书杨云史谈及：“早先家里有几亩薄田，现在中央又补助三千元，可以过得去了；这年头，过得去已经是福气了。” “四不”中的“不出洋”，吴佩孚做到了。在当时，军阀混战连绵不断，今天你杀过来；明天我打过去。胜者攻城略地，大发横财；败者下野出洋，暂避锋芒，以期卷土重来。因此，战败出国已是军阀司空见惯的手法。在这种情况下，吴佩孚能坚持“不出洋”，实属不易。 在“四不”中，吴佩孚执行最坚决的当属“不走租界”。吴佩孚素以云长、武穆自诩，最重民族气节。他痛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凌，不管形势多么严峻，不愿依靠外国人，坚持“不走租界”。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军阀兵败如山倒。吴佩孚被倒戈的冯玉祥逼得穷途末路，只得退往天津，困于新火车站。其部属劝他遁入租界，稍做权宜之计。吴佩孚不肯违背自己的誓言，断然拒绝：“堂堂军官，托庇外人，有伤国体，焉可为之？” 1939年年底，吴佩孚牙槽感染发炎，危及生命，家里人请德国医生，经诊断，认为必须住院手术，并让其家人赶快送往东交民巷德国医院。而吴素有“不入租界”的誓言，德国医生只好叹息而去。他周围的人无不为此着急。当吴妻准备劝他去德国医院时，吴佩孚却先开口说：“你我夫妻一场，我的心意你不能说不了解，倘若你趁我昏迷不醒之际，把我送到东交民巷，那我们就不是夫妻了！” 吴佩孚自比关羽、岳飞，对贪官污吏向来痛恨，虽农家出身，但一生不置产、不贪污、不索贿、不受贿，廉洁自律、衣食俭朴，难能可贵。吴佩孚一生饮食起居简单，吃面食、米饭，每餐只喝少许山东黄酒和绍兴酒。1924年，从英国留学归国的钱昌照，曾记述与吴佩孚初次见面的情景：吴穿着布衣布鞋，白薯屑落了一身，招呼钱一起吃烤白薯，还大谈自己的做人哲学。1927年5月的一天，吴佩孚率卫队逃往四川经河南邓县构林关，受到当地头面人物的热情款待。面对满桌酒肉，吴佩孚却说：“免了吧！战火连绵，百姓不得温饱，我们还要这么多菜干什么？”只留下四个小菜，其余全叫人撤下。本来，吴佩孚定于第二天清早开拔，可地方士绅纷纷前来求字求诗，他大发雅兴，欣然应允，即席撰写了多首诗。谁也没有想到，弄文舞墨竟救了吴佩孚一命。当天上午，他的先头部队就中了河南悍匪索金娃的埋伏，连秘书长张煌言也被乱枪击毙，他却因大发雅兴推迟出发而得以幸免。1932年10月离开成都后，定居于北京什锦花园，主要靠张学良资助维持生计。后因“西安事变”张学良被囚，吴佩孚靠伪京津卫戍司令齐燮元接济，挂个有名无实的“顾问”，每月领“车马费”数千元，算解了吴佩孚的窘困。齐燮元原是他部下，吴佩孚接受这一照顾，可算做“袍泽之谊”，但无丝毫卖国之嫌。 吴佩孚当权后，前来跑官要官买官的亲朋好友络绎不绝。一次他亲下手谕：天、孚、道、云、龙五世永不叙用。这5个字都是蓬莱吴姓一系，一道手谕将自家亲戚攀附之路全堵死。吴佩孚有个老同学在别处多次当官，几次贪赃枉法被免职了，便到吴佩孚处求官。那天，吴佩孚不在，便写了个条子要求到河南当个县令。吴佩孚回家见到条子，提笔批道：“豫民何辜？”意思是河南老百姓有什么罪过？要你来害他们？吴佩孚手下有个老同事无能，吴给他安排了一个有职无权的闲差，整天无所事事。此人无聊之余想过过有职有权的瘾，便毛遂自荐，写下军令状，要求吴给他10万大军，保证平定南方革命党人，“然后释甲归田，以种树自娱”。吴佩孚知道这家伙是纸上谈兵式的蠢货，怎能赋予大任！就在军令状上批道“先去种树”，羞得那小子再不吭声。 不过也有“例外”。吴佩孚当兵时干的是勤务，一天送公文被巡警营一幕僚郭绪栋赏识，郭慧眼识才便拉关系走后门，推荐吴到保定武备学堂做了士官生，吴自此有了事业的起点。吴佩孚饱读四书五经，深明知恩图报。飞黄腾达后，念念不忘知遇之恩。在洛阳大帅府，除接待曹锟使者外，所有中外宾客吴佩孚一律不亲自迎送，唯独对郭礼遇有加，始终不渝。郭有烟瘾，吴有禁令，但特下手谕：“只许郭公过瘾，不准僚属破戒。”郭偶尔害病，吴衣不解带亲自服侍。后来，郭想衣锦还乡，吴保举郭做山东盐运使，嫌官小，郭闹了脾气，说：“难道我就不能当一任省长吗？”于是，吴又保荐郭做省长。郭继续“开价”：“我不做省长则已，要做就在山东本省露脸，这才光宗耀祖。”当吴大费周折为其谋到山东省长之位时，郭已沉疴不起，不久即撒手离世。吴死后，吴佩孚亲撰挽联：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弃下老母孤儿，有我完全负责任；义则为师，情则为友，嗣后军谋邦政，无君谁与共商量。其为人可见一斑。 张作霖：保卫白山黑土（1） 张作霖一生，作为封建军阀他具有落后甚至是反动的一面；作为统治者，他的多重性格特征是十分突出的；作为东北边疆大吏，他对东北的经济建设尤其是铁路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对文化教育尤其是教育的重视与投入更是可圈可点；在对外关系上，他始终以维护民族利益为重。 给小兵娶媳妇儿 张作霖头脑灵活，遇事机敏，他很早就觊觎东北王的宝座。在1916年，他伙同冯德麟巧妙地挤走了奉天巡按使段芝贵之后，得到了大总统袁世凯的信任，被任命为奉天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奉天巡按使。袁世凯死后，继任大总统黎元洪，改任张作霖为奉天督军兼省长。1918年，大总统徐世昌升任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43岁的张作霖成为凌驾于东三省省长之上的东北最高行政长官，成为东北王。 当上东北王的张作霖不敢疏忽，对部队约束很严。他有个习惯，喜欢微服私访。一天晚上，张作霖手摇纸折扇，头戴瓜皮帽，身穿绸长袍，脚着软布鞋，一身商人打扮，不带副官，不带卫士，一个人悄悄地从帅府南门走了出去。他是要私下查访奉天城内军队的防卫情况。他乘着黑夜，先是突然来到了宪兵司令部，值班军官吓了一跳，没想到大帅会微服暗访。张作霖检查了司令部的值班情况，看到井井有条，很是满意。接着，他又只身来到了第27师师部，值班军官满脸惊讶地接待了大帅。大帅看到师部井然有序，也便悄悄地退了出来。 张作霖不让任何人护卫，自己溜溜达达地往回走。当时已是午夜2时左右了，街上行人稀少，夜色漆黑一片。张作霖不慌不忙地朝帅府走去，他想从东门回家，慢慢地靠近了帅府东门。大帅府的东门胡同灯光幽暗，大帅模模糊糊地看到了帅府东门的岗亭，并影影绰绰地感觉到一个哨兵在站岗执勤。眼看要到家了，大帅轻松愉快地走着。 在靠近东门仅100多米的时候，大帅突然听到一声严厉的断喝：“站住！”大帅愣了一下，往四周看了看，以为是在警告别人，没当回事，定了定神，还继续往前走着。这时大帅听到了步枪拉大栓、子弹上膛的卡卡声，久经战阵的大帅，知道这是在做预备射击的动作。同时，又听到了一声更加严厉的高声叫骂：“王八蛋，你找死啊！再不站住，我可要开枪送你回老家啦！”张作霖一听卫兵骂他王八蛋，不禁大怒，高声说道：“我是张作霖！”大帅以为只要亮明自己的身份就可以解除误会，顺利地进门回家了。 不承想，卫兵警惕性很高，根本不相信大帅的回答，认为是拿假话蒙他，所以继续厉声地呵斥道：“你是张作霖他亲爹，也得快点给我滚开。不然，我这枪可不留情！”张作霖听了先是一愣，小杂种，竟敢骂我。刚想发火，可是立刻冷静下来，想了想，不禁哈哈大笑，并说道：“好小子，算你有种！好，好，我走，我走！”大帅意识到这个卫兵是个极为认真的人。同时，黑灯瞎火的，自己穿着便衣，又没带卫兵，孤身一人，没法证明自己的身份。一旦对方开火，可不是闹着玩的。他当机立断，机敏地立刻转身往胡同东头走去。 大帅冷静下来，抄近道直奔大南门里路东的教导队机关枪中队部。到了中队部，叫来了中队长王贯三。王贯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这么晚了叫他干啥。大帅告诉他往大帅府挂电话，叫卫队连连长出来接他回府。当时接电话的恰好是卫队旅参谋长郭松龄。郭松龄一听大帅从外边打电话叫人接他回来，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不敢怠慢，当即集合手枪连，跑步来到中队部，把大帅接回了帅府。 张作霖：保卫白山黑土（2） 张作霖回到帅府办公厅，还没等坐稳，就立刻对郭松龄说：“去把在东大门站岗的那个卫兵叫来，我有话说。”郭松龄不明就里，但未敢多问，就传下令去。不久，由当晚卫兵值勤官禇连长，把一个20多岁的精干士兵带了来。这么晚，大帅召见他，他感到十分奇怪。 张作霖见了那个卫兵，严肃地问道：“你叫啥名？” 卫兵不知咋回事，愣愣地高声答道：“我叫李德标！” 张作霖听了李德标说话的口音，分辨出刚才和他邂逅的正是这个卫兵。大帅自言自语地小声说道：“正是这小子！”大帅仔细地端详着这个小伙子，看他生得傻大黑粗，一脸的忠厚相，心里已经暗暗地喜欢上他了。接着却故作严厉地说道：“刚才为什么不让我进东大门？还说是我爹也不成！难道说，我的话你也不听吗？”至此，李德标才知道刚才被骂一顿，又不许走近东大门的那个人，真的是张大帅。他不知所措，一阵惶恐，知道碰到茬口上了。但是，事已至此，后悔也没有用了。怕呢？当然更不济事。要杀要剐，随你便吧。但是，他想必须说明情况，为自己争辩一下，于是，硬着头皮说道：“报告大帅，连长有命令！” 大帅厉声问道：“什么命令？” 卫兵高声朗朗答道：“夜间站岗，没有上边命令，不许任何人出入帅府。”李德标强调“不许任何人”，你也是任何人之一。 “好小子！”张作霖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禇连长，赞许地说：“看不出你小子还会带兵呢！”说完，满脸放松地询问李德标多大岁数，啥地方人，当过几年兵，娶过媳妇没，以及家庭状况等。原来李德标是辽北法库县人，今年21岁，已经当了两年兵了，因家贫还没有娶媳妇。 张作霖点点头。有了今晚的实际遭遇，又经过方才的一番口头调查，大帅已经胸有成竹。他决定重奖褚连长和这个年轻的卫兵，以他们为榜样，鼓励其他士兵。 大帅叫过来参谋长郭松龄命令道：“茂宸（郭松龄的字），升禇连长当营长，升李德标当少尉军官。告诉军需处，赏禇连长500银元，赏李德标2000。这是我私人奖赏给他们的，让军需处先记笔账。” 郭松龄答应：“是！” 张作霖意犹未尽，想了想，又说道：“告诉杨宇霆明天早上来见我！” 大帅还想对李德标做进一步的安排。 第二天，巡阅使署总参议杨宇霆来见张大帅，张大帅客气地对他说：“邻葛（杨宇霆的字），我替你介绍一个你们一县的小同乡。”杨宇霆也是法库人。杨宇霆问是谁，张作霖叫来李德标，给他们互相介绍了。介绍过后，张作霖对杨宇霆把昨晚发生的事说了一遍，杨宇霆听了哈哈笑道：“真是大帅遇上兵，有理说不通！”张作霖极口称赞李德标“有种”，连连说道：“我张作霖就喜欢硬骨头。军人嘛，当然以尽责任听命令为第一，像李德标这小子，严格执行军令，不管是谁，真够冲，真有种！” 然后，张作霖又嘱咐杨宇霆两件事：第一件，请杨宇霆负责给李德标选择一个年貌相当的大姑娘做媳妇；第二件，马上把李德标送到讲武堂去上学。李德标从此成了东北军上下皆知的有名人物。这个贫苦家庭出身的普通士兵，自此改变了人生轨迹。李德标很争气，进了著名军事学校讲武堂，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军中，李德标表现出色，到民国十六年（1927年），已经升为第27师的上校团长了。 张作霖：保卫白山黑土（3） 以德报怨，以恩报恩 当了封疆大吏，手操生杀大权，张作霖也不是有仇必报。他在营口深入基层、视察工作的时候，不计前嫌，通知曾经打过他的那人来见他，那人哪敢来？早闻风而逃了。于是，他恨铁不成钢似的骂了一句：“小样！”继而又摇头叹息道：“可惜呀，你若来见，我给你一官做呢。” 1912年1月，张作霖回乡祭祖，妻儿眷属、亲兵卫队、幕僚宾客一行浩浩荡荡从沈阳赶回阔别24年的家乡叶家铺。乡亲们奔走相告，有夹道欢迎的，有为张家搭席棚、扎纸活、摆祭品的，祭品从家门口一直摆到坟地。这场面，这气势，更吓得打死他爹的王氏弟兄东躲西藏，不敢露面。张作霖知道后，就跟乡亲们讲：“过去的事，一笔勾销，官报私仇，那是小人所为。”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他长期领导东北人民一心一意建设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过程中，果真没碰王家一根手指头。 而那位曾经诬告过他的李老恒，当张大帅衣锦还乡时，还不是生怕他翻起变天账，搞打击报复？左思右想，跑也不是，躲也不是，索性硬着头皮，带着老伴一起去张家请罪。史料上没有写两位老人是如何跪在地上作深刻检讨的，也没讲老张是不是赶紧将两位老人搀扶起来，只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他说：“我张作霖向来不记仇，你们虽然告过我，但并未把我怎么样，反倒使我发奋向上，才有了今天。”说着，拿出200元钱，要老两口好好回家过日子，不要害怕。 当时的200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他的二哥剿匪阵亡，慰问金也不过1000元！ 张作霖被招安后，驻军新民府，尽管被封为虎威将军，门岗有哨，营棚有马，出门有兵，巡游有旗，那鲜艳的“张”字大旗高高飘扬，可他老觉得一个营还不够威猛，便私自扩编，人马一多，军饷哪里够哇！不够咋办？不能收保护费了，更不能打家劫舍，就只有打白条，向商会借，月月借，年年借，那白条自然是兑现的少、积压的多。 一天换防，军号已吹响，部队已出发。听到外面人欢马叫的，商会会长姜雨田急了，冲上大街，迎面就将骑马走在队伍最前头的张作霖一拦，说什么不还钱就不让走人，光天化日之下，丝毫不顾及维护军民关系的大局，引来路人侧目和种种非议，后来，经过多方劝说和一再承诺，他才闷闷不乐地、万般无奈地松开了手，侧过身让一彪人马绝尘而去。 等到张作霖入主奉天，姜先生才知道，自己投资了一个极有潜力的长线股。那时，沈阳城里，由于东洋商人勾结不法分子抵制奉票，致使市面紊乱，兴业银行多次遭到挤兑。面对如此险恶的经济环境，张作霖以上马能杀贼、下马能治国的文韬武略，首先杀一儆百，枪决吃里扒外的银行行长，极大地震撼了那些投机倒把的奸商，然后，他又不计前嫌，用八台大轿，将驳过自己面子的姜先生从新民请到沈阳，要将兴业银行行长这一重要岗位交给他。 姜先生一听，又惊又喜，当年的投资终于没有白费呀，但自己一个小小的商会会长，干得好大城市的金融工作吗？万一辜负了张作霖的信任怎么办？张作霖看出了他内心的担忧，十分亲切地鼓励他大胆去干，对他说：“想当年，你老兄竟敢在大街上拦我的马，还怕当行长？！” 张作霖：保卫白山黑土（4） 从此，小会长变成大行长，在新的岗位上做出新的贡献。 对仇人，尚且以德报怨，那么，对自己的恩人就可想而知了，凡滴水之恩，张作霖都必涌泉相报。 他在营口被追杀的时候，有位姓傅的义士，十分豪爽，借了他一头毛驴，让他远走高飞了。想起当时苦，不知多心酸，大冬天的，破棉鞋里没棉絮，就把包谷叶胡乱往里面塞，现在坐稳江山了，该知恩图报了，于是快马送信，请义士速来奉天。 那姓傅的一到门前，开口便喊：“张矬子！张矬子！” 张矬子，是以前别人见他身高不过1米58给起的绰号，而他却丝毫不介意，十分亲热地迎出门外，说：“我的老疙瘩啊！那头毛驴还不上了，老子还你一个奉天城公安局长，干不干？” 借毛驴，还局长，还是公安局长，哪有不干的！ 三哥钟恩并不是他的亲哥，是他的结拜兄弟。盗亦有道，不能乱来。张作霖刚入伙时，当“把子”，负责看“票”，每当喽啰们不分青红皂白地绑来一群肉票，特别是绑来一群哭哭啼啼的大姑娘、小媳妇、老太太，他心里特别难受，特别看不惯，人心都是肉长的呀，这种勾当，非大丈夫所为，也不是长远之计，乃跳槽单干，自己拉起一帮人马，以保险队的旗号为大户人家保驾护航。 万事开头难，难在没地盘。弟兄们整日里为收保护费东奔西走，南征北战，说起来，呼啸山林也甚是快活，但这种流寇似的游击战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根据地呢？ 恰在这时，钟恩出现了。钟恩，何许人也？一小掌柜，在新民县境姜家屯卖大米。这天，他出外办事，经过城门口，看见几个持枪的团丁喝令一支杂牌武装停下来：“站住！干什么的？”对方那领队的，倒也和气，上前作揖道：“在下张作霖，我的弟兄们累了一天，能否借个光，在此歇歇脚？” “想得美！快滚！不知道这方圆几十里都是谷瘪子的地盘吗！”团丁们仗势欺人，横蛮地端起枪。那支疲惫的队伍，也不愿硬闯，把事情闹大，便主动调头，在夕阳的余晖中失望而归。 而在旁边看热闹的钟恩，一听“张作霖”的大名，眼睛顿时一亮，早就风闻这位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的绿林好汉，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只见他个头不高志气高，眼睛不大目光亮，斜背一把鬼头刀，腰插一把盒子枪，满身的风尘，掩饰不住勃勃的英气，十分仰慕。于是，三国、水浒中那种好汉相遇、义结金兰的情景又在这里出现了。 等他们的身影被白桦林遮挡之后，钟恩快步赶了上去…… 当天夜里，张作霖的队伍从米面铺后门悄悄摸进屯子里，一网打尽正在赌钱的团丁，并顺手牵羊，夺了马贩的50多匹蒙古快马。姜家屯是这一带有名的大集镇，比较富裕，谷瘪子连这样的重镇都丢了，很被人看不起，而张作霖则名声大振。自此，他以这里为根据地，纵马扬鞭，驰骋在广袤的辽西大地上，势不可当。 当然，没有钟恩做内应，就凭他二三十个人、十几条枪，哪打得下戒备森严的姜家屯？连进村休息一下都不成呢！吃水不忘掘井人。为了报答钟恩，他重回姜家屯，问钟恩想干些啥？庄户人家出身的钟恩，想了想，说俺还是卖大米吧。于是，张作霖个人投资，大兴土木，在当地组建了与沈阳、营口等地粮栈连锁经营的“三畲”集团，由钟恩出任总经理。 张作霖：保卫白山黑土（5） 难能可贵的是，张作霖地位变了，身份变了，感情没有变，仍像过去一样，每次见到钟恩，都亲切地叫他“三哥”。他总是这样深情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以前我有两位兄长，现在我又有了一位兄长，那就是钟恩，他就是我的三哥。” 钟恩既然成为他三哥，也当然是孩子们的三伯。逢年过节，除了送钱送礼以外，张学良等晚辈还要向钟恩行跪拜礼。 不识字，懂道理 张作霖只读了3个月的书，就辍学了，因为他得回家拾柴，帮母亲做饭打杂。他粗通文墨，难免会写错字、说错话。然而，有时候，这些差错，在闹笑话的同时，却往往会成为一段流芳千古的佳话。 据说，以前大帅府的传达室门前，有一块“传逹室”的木牌，他进进去去的时候，往往只看卫兵的军容风纪，不大注意其他地方。有一天不知怎么的，被他忽然看到这块标牌了，皱起了眉头，心里很不爽。下车后，他语重心长地对秘书说：“就算咱胜利了，东北统一了，也不能骄傲呀，你看这大帅府门上，只挂了‘治国护民’的牌匾，也没有挂我张作霖三个字嘛。”接着，他转过身，再把前面的传达室一指，继续说道：“你再看看我们的弟兄，一个小小的传达室，都要挂上他傅连宝的大名，成何体统？”秘书定睛一看，差点笑出声来，原来，首长把传逹室看成了傅连宝，当成了人名。 还有一次，张作霖出席日方酒会。那时候，东洋人占了辛丑条约的便宜，有驻军东北的特权，但东北军对他们不屑一顾，还曾主动开火，当场击毙硬闯演习封锁线的十几名日本军人。这一次，号称“中国通”的日军将领土肥原，以为张作霖不识几个字，想当众羞辱他，就假惺惺地请他赏题一幅字画。 其实，张作霖平时没事就练字，水平也还行。他见对方捧来笔墨纸砚，便不假思索，挥毫就题写了一个遒劲有力的“虎”字，只是在落款时，一不小心，将“张作霖手墨”写成了“张作霖手黑”。土肥原便得意地狂笑起来，说：“张大帅呀，你的果然写错了字呀，手墨的墨字掉了一个土，变成手黑了啊！”那些在场的日军也跟着起哄。 然而张作霖处变不惊，他大义凛然地掷笔回敬道：“本人就是手黑！本人自拉杆子那天起，就知道抢地盘的重要性！我这是写给你们看的，当然不能带土，这就叫寸土不让！” 缺点变亮点！这段佳话，不仅生动地表现出张作霖的大智大勇，更进一步反映出他内心深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麻将桌上是非多 挥师关内，美梦成真，张作霖终于成了北京城的主人，但盛极必衰，转眼间就走了下坡路。张作霖这边磨刀霍霍，那边的曹锟政权却是纸醉金迷，还弄出个“贿选总统”的丑剧。吴佩孚则打着“武力统一”的算盘，到处树敌。张作霖看着复仇的时机成熟，挥兵跃马，向曹锟发出挑战书，声称将由飞机问曹三爷起居。吴佩孚冷冷一笑：“手下败将，何足逞勇。”他也太托大了，以为可以一举荡平奉军，连一个周密的作战计划都没有，就匆匆领兵上阵，战至正酣处，直系大将冯玉祥却因为与吴佩孚的矛盾而暗中和奉军勾搭，阵前反戈，发动“北京政变”，由于变生肘腋，曹三爷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束手就擒，成了阶下囚。这一突然变故，让吴佩孚猝不及防，直军战线也就此土崩瓦解。张作霖好解气、好得意，敲着得胜鼓，再度进京，一个马贼，竟然成了北京的主人。 张作霖：保卫白山黑土（6） 张作霖管理一个东北还能勉为其难，管理一个国家就露出了马脚，他在北京城里，每天只是三件事：听戏、喝酒、搓麻将，许多军国大事都是在酒席桌上、麻将桌上办成的。 一天，张作霖在下榻之地又摆上了牌局，他想把财政部抓到手里，已经内定了原财政部次长兼盐务署长段永斌为部长，于是将他邀来，想问问情况。出席牌局的还有财政部总务厅长朱有济，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另外，冯玉祥、段祺瑞也站在一旁看热闹。这个朱有济是日本留学生，与留日的杨宇霆有一面之交，他也觊觎部长的肥缺，听说已经内定了段永斌，不禁心中焦急，于是带着重礼找到了杨宇霆。杨宇霆这个人可算是摸透了张作霖的习性：“张大帅一生好赌，你得在牌桌上让他高兴，这时候他就特别好说话。”朱有济记住了这句话，这场牌他只盼输不盼赢，不断地拆牌喂张，冯玉祥在一旁看得明白，张作霖玩得兴起，撸起了裤脚，露出了一块拳头大的伤疤：“本帅当年在赌局里被人捉老千，输得一塌糊涂，一着急，拿刀子割下来这么长的一条子肉，当场就把他们吓晕了，乖乖地都把银子还给了本帅。”他边说边比划着。朱有济不停地在拍马屁：“大帅战场上英雄无敌，牌场上也是英雄无敌。”说话间，张作霖又是一副大牌叫听，单吊孤张白板，坐在对家的段永斌也早听牌，他手上也是一副大牌，偏偏却摸到了白板。段永斌为人做事认真，也有点抠门，只听他喃喃道：“孤张不能打，打了要包的，冒险不得。”于是忍痛拆了一张牌。这副牌摸到底谁也没和成，张作霖很是懊恼：“我就差一张白板，否则又是一副大三元。”段永斌却不识相，摸出了手中扣着的那张白板：“幸亏我没有冒险呀。”张作霖当时就把脸拉了下来。 牌局结束后，段永斌一行打道回府，屋中只剩下冯玉祥。只见张作霖拿过委任状，吩咐副官，将段永斌的名字抠下来，换上朱有济。冯玉祥不解：“不是决定了吗？怎么换人了。”张作霖没好气地道：“这个姓段的，把钱看得像命一样，哪能做大事？”冯玉祥心里一阵凉，他转过脸来对刚捧出来的临时执政段祺瑞道：“国家大事怎么能如此儿戏？”张作霖眼一瞪，他早就想和冯玉祥闹翻，正想把他赶出北京城，于是对段祺瑞说：“芝老，我有些事情还得同您商量，不过，有些人不能参加，比如说我们花钱雇的帮工，这种人可没权指手画脚的。” 原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张作霖为了拉拢冯玉祥，曾花了一笔巨款，作为军饷赞助了西北军，所以他话里带着刺。冯玉祥扭头就走，回到军中，说了刚才受的窝囊气，鹿钟麟当场跳了起来，此人是西北军的一员猛将，有勇有谋。“我早说过，与那个马贼是无法共事的，他想着独占北京呢。何不乘着奉军主力还在关外，北京城里都是我们的人，先下手为强，将他干了！” 别看冯玉祥也是久闯江湖的，但论其处事果断，手段毒辣，他大概还要略逊一筹，连连摆手，生怕惹出大麻烦收不了摊子。鹿钟麟急得大喊：“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冯先生怕惹乱子，将来都推到我身上，你只要签了这道调兵的命令，一切由我来办。”鹿钟麟草草地写下两行字，让冯玉祥画押。冯玉祥被逼不过，绕着桌子而躲，鹿钟麟则跟着后边追，这一幕，冯玉祥后来曾写进了他的回忆录，显然很后悔当时的不果断。张作霖就没有这般优柔寡断，待奉军大举入关后，硬生生将冯玉祥逼出了北京，他不喜欢卧榻之旁有人酣睡。 张作霖：保卫白山黑土（7） 少养五万兵，也要办教育 1915年2月，张作霖上书大总统袁世凯，专门指出奉天教育存在的种种弊端，并提出了整顿的措施，建议对学校加强管理。其时，张作霖仅是奉天城内小小的第27师师长，虽说握有重兵，但无论如何与教育是扯不上边的。 张作霖在条陈中首先指出，奉天办学存在两大弊端：一在糜费过多，得不偿失；二是教授不得其人，仅是坐拥虚名，缺少实际才干。另外，他还提到，办学偏重于高等小学，忽视初等小学，使师范毕业者不愿到初小就教。初小既缺乏良师，而毕业者亦无从升学。 张作霖的条陈引起教育部、国务院乃至大总统的高度重视，肯定该条陈所指皆为症结所在，大总统命国务院将该条陈转交教育部查照。 对于第一条，教育部“已于本年二月十九日通令各省斟酌地方财力，体察人民生活状况，竭力撙节，以杜虚糜”。对于第二条，教育部批道：“现在小学之必待整顿，亦诚刻不容缓。整顿之法，当从力节糜费，严定教员、管理员资格入手。庶使不能胜任之教员、管理员得以大加淘汰，于教育前途乃有澄清之望。” 4月9日，教育部训令各省民政长遵照办理。教育界闻之欢欣鼓舞，却不知此训令源自于一个远在东北、并素有“土匪”之名的赳赳武夫。 1918年12月1日，奉天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正式成立。开学典礼上，奉天政务厅长史纪常前往宣读了张作霖的祝词。 今天，师范类院校学生免收学费，每月还有补助。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早在张作霖时期，奉天的师范学校就已免收学费了，而且还发给伙食费，这些费用全由奉天省政府买单。人们常说，“没有免费的午餐”，可是奉天的师范学校不仅有免费三餐，而且标准还不低呢。例如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伙食早餐为大米粥、咸菜；中午大米饭、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晚饭四菜一汤，皆为素菜。星期六午餐改善伙食，有坛肉、木须肉、烧黄花鱼，烩海参等。另有其他如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伙食也非常丰盛。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在整军经武的同时，再次狠抓教育。他欣然采纳奉天省长王永江、教育厅长谢荫昌的建议，创办东北大学，并对王永江说：“我没读过书，知道肚子里没有墨水的害处，所以可不能让东北人没有上大学求深造的机会，岷源(王永江的字)，一切事我都交给你了，开学越快越好。用钱告诉我，不管多少，我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但东北大学是非办不可。” 成立东北大学本是中国自己的事情，可是日方得悉东北当局要自己办大学之讯，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竟公然向王永江提出“劝告”：“听说你们要办大学，那可不容易呀！又费钱，又没人。你们要读理工科，我们已有‘旅顺工科’；你们想学医，我们早有‘南满医科大学’；你们愿学文法科，也可以派留学生到帝国大学去上学，大日本政府将予以优待，给予官费补助。你们何苦自不量力，自寻苦恼，而去自办大学呢？”王永江当即将此谈话报告给张作霖。张作霖听后，十分气恼：“他们越是反对咱老张办大学，咱们就是非办不可。得快办，要办好，快出人才。” 1923年4月26日，东北大学正式成立，校舍暂用位于省城大南关的高校和文专两校旧校舍。后于北陵购置500亩地，开始动工兴建新校舍。购地款除外，东北大学的基建费用即达奉洋600万元。1925年，新校舍建成，其规模宏大，功能齐全，在国内亦是首屈一指。 张作霖：保卫白山黑土（8） 除兴建校舍外，奉天省长公署还在北陵附近划拨官地200亩，拨款280万元，兴办大学工厂。这种大学设附属工厂，既顾及学生实习，又保障经费来源的模式，也是当时国内其他大学所没有的。东北大学另有植物园地100亩。这样，整个校园面积达900亩，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校园。可见张作霖的建校计划，是相当宏伟壮观的。 东北大学常年经费在各大学之中也是首屈一指。北京大学当时的常年经费是90万银元，南开大学40万，清华大学虽有庚子赔款补贴也只有120万。奉天省财政向东北大学的投资巨大，经费每年160万，人均为奉洋800元。 东北大学开课后，在聘请师资上存在一些问题，有些外省学者不了解奉省财政状况，惟恐来东北大学教书，月薪用奉票发给，一旦奉票贬值，必至影响收入，因此不愿应聘。了解此情况，张作霖当即做出决定：“凡大学教授等薪金，一律用银元发给，并不许拖欠。”为吸引一流学者来此任教，东北大学所设定的薪金和待遇相当优厚，甚至高于国内的几所知名大学。以教授为例，北大、清华教授月薪300元，南开240元，东北大学则为360元。后期章士钊等人竟高达800元。东北大学还为教授们盖新村、建别墅，安排宽敞舒适的住宅。教授们回北京探亲，还予以报销往返路费。这与当时国内战争情况下，各校教授欠薪、减薪为常事形成鲜明对比。 有了梧桐树，不怕引不来金凤凰。东北大学的这些优厚待遇，引来了当时许多的知名教授前来任教。据东北大学1928年的统计，在其128名职教员中，留学归来的有77人，其中11个博士、37个硕士、29个学士。而且他们当中大部分留学美国，毕业于美国的一些著名的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其余教授即使没出国“镀过金”，也是毕业于国内一些知名的高等学府，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等。其教授阵容之盛，远非其他大学可比。 东北大学的教学设备在当时国内也数一流。东北大学的实验仪器和机械，诸如物理和化学仪器、工学机械、动植物标本、图书、工厂设备，几乎无一不备。而且大都购自国外，比较先进，这在国内名校中也不多见。据1926年的统计，学校藏书共33164册，各类仪器标本共13516件，以及价值达万元的机械设备，为学生阅览、实验和实习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至20年代末，东北大学已是国内学生最多的大学，教授300人，学生3000人，而当时北京大学也只有学生2000人。 最初，有不少日本人不相信张作霖会把东北大学办好。可是，日本学者新岛淳良在参观东北大学之后，也不得不说：东北大学的实验设备是第一流的，教授薪金也比国立大学高许多。其教育水准“高于日本在满洲开办的高等教育院校”。 作为一名靠武力打天下的大军阀，能从购买枪炮的钱款中拨出大笔经费来办教育，确实让人刮目。看来，张作霖多少还是懂得一些教育与国计民生的关系。 孙传芳：假佛徒，真好战（1） 纵观孙传芳的一生，只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一个悲剧性人物。好战成性，是其一大特点；机警投机，是其另一特点。而关键在于北洋军阀的时代烙印，使他思想陈旧，拒绝接纳新思想和新事物，逆历史潮流而动，终于折戟沉沙，为大浪淘尽。此正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不打不相识 孙传芳，字馨远，1885年4月7日生于山东泰安。早年贫寒，举家流落到济南。他二姐颇有几分姿色，经人说合，给武卫右军营务处总办王英楷做二房。孙传芳在姐夫的帮助下，入武备学堂步兵科学习。 1904年秋天，孙传芳赴日本东京士官学校第六期留学。 第一次列队时，一个长得精瘦但很干练的军人站在他们面前，自我介绍：“我叫冈村宁次，是你们的区队长，希望大家遵守纪律，服从命令，请多关照！” 一个星期天的傍晚，冈村宁次在进行晚点名时，发现新生中少了孙传芳、杨文恺、张群、周荫人等人，原来他们外出未归，这还了得！冈村顿时大发雷霆。 原来，孙传芳等人嫌军校的生活太清苦，平时只有豆腐白菜，肚子里一点油水也没有。于是星期天结伴外出，租了一间房，买了几斤清酒和一副猪下水，几个人大吃大喝，没想到醉得一塌糊涂。等发现快到点名的时间，紧赶慢赶往学校跑，但还是晚了。 几个人东倒西歪地来到操场上，区队长冈村宁次已是怒气冲冲，劈里啪啦左右开弓，一个人揍了两个耳光。 “巴格牙路！你们不是军人，纪律的不懂！” 孙传芳个头小，被冈村宁次一巴掌打在头上，把帽子打掉了，脑后的辫子抖搂出来。冈村宁次用手拉着他的辫子：“呛过罗！呛过罗！”日语为猪尾巴的意思。 “支那人，一盘散沙，将来有一天，我们在战场上还会打败你们！” 孙传芳受到侮辱，浑身的血一下子都涌到头顶上来了，他仗着酒力，猛地抓过自己的辫子，往脖子上一绕，骂道：“老子今天就教训教训你这个狂妄自大的家伙！”接着他发疯似的蹿上去。冈村宁次是柔道好手，见孙传芳扑过来，用手一挡，身体往外一侧，就势来了个大背，把孙传芳摔落在地。 孙传芳咬着牙爬起来，一个饿虎扑食，又冲上去，冈村宁次闪转腾挪，一个反手擒拿，将孙传芳的脖子压在自己的皮鞋上。孙传芳真急眼了，照着翻毛皮鞋就是一口，冈村宁次疼得一咧嘴，稍稍分神，孙传芳死命往上一拱，冈村宁次猝不及防，被顶了一个仰面朝天。 孙传芳被张群拉住，气哼哼地还在高声大骂：“小日本，老子不尿你！有种再来！” 杨文恺等赶快上前把冈村宁次搀扶起来，冈村推开众人，对着孙传芳笑容可掬，伸出巴掌拍了起来：“哟希，哟希！孙君，你的胆量大大的！是一条汉子！”不打不相识，从那以后，孙传芳和冈村宁次成了好朋友。 １９２６年秋末，北伐军兵临九江和南昌，给孙传芳以致命打击。孙传芳为挽救残局，聘日本武官为“军事顾问”，冈村宁次便是其中一个。而孙传芳的这位师爷，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立志“研究中国”，一生与中国人民为敌。他在青壮年时，就18次潜入中国内地搞所谓“旅行调查”，偷偷搜集我国军事要地重要资料，为日军侵华做准备。此次他作为孙传芳的“应聘武官”是有“特殊使命”的。一为日本在中国培植亲日派，二为暗中搜集中国的军事情报，最主要的是他得知他的“学生”孙传芳军中，有一套比例为五万之一的中国机密的军事地图。日寇侵华，之所以能在华中一带横冲直撞，正是这套地图给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提供了方便。 孙传芳：假佛徒，真好战（2） 裸模与旗袍 画家刘海粟1914年在自己创办的上海美专破天荒地开设了人体写生课，最初只聘到男孩为模特，1920年7月20日，聘到女模陈晓君，裸体少女第一次出现在画室。然而，世俗的议论却令刘海粟伤心，有人说：“上海出了三大文妖，一是提倡性知识的张竞生，二是唱毛毛雨的黎锦晖，三是提倡一丝不挂的刘海粟。” 更严重的是他听说江苏省教育会要禁止模特写生，1925年8月22日他给江苏省教育会写了公开信，为模特申辩。上海市议员姜怀素读了刘海粟的信后，在《申报》上写了呈请当局严惩刘海粟的文章，刘海粟立即写文章反驳。 不料，上海总商会会长兼正俗社董事长朱葆三又向他发难了，在报纸上发表了给刘海粟的公开信，骂刘海粟“禽兽不如”。刘海粟毫无畏惧，挥笔复信回击。 紧接着，上任不久的上海县县长危道丰在报纸上登出了禁止人体写生的命令，刘海粟见禁令愤怒了，于是给五省联军统帅孙传芳写信，请他斥责危道丰。 孙传芳与危道丰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当危道丰将载有“刘海粟函请孙传芳、陈陶遗两长申斥危道丰”的《申报》递给孙传芳后，孙传芳看了几行便问危道丰：“模特是什么东西？”危道丰赶紧答道：“就是一丝不挂让人画的女人。”接着又添了几句：“我刚接任两星期，决意整治上海的淫风败俗，才开个头，就遭到刘海粟的辱骂，上海的事我做不下去了，请联帅另委高人吧！”孙传芳又问：“他敢辱骂长官？”危道丰见机便用激将法：“联帅，他连你也不放在眼里，不然怎么敢公开向你施加压力！”孙传芳道：“一个手无寸铁的刘海粟敢如此妄为！”“联帅，下令吧，我立即派人把刘海粟抓来！”孙传芳想了想说：“无须动干戈，本帅给他写封信，婉劝几句，他敢不听命？” 孙传芳6月3日果然给刘海粟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展诵书，备承雅意……模特止为西洋画主一端，是西洋画之范围，必不缺此一端而有所不足。美亦多术矣，去此模特，人必不议贵校美术之不完善。亦何必求全招毁。俾淫画、淫剧易于附会，累牍穷辩，不惮烦劳，而不见谅于全国，业已有令禁止。为维持礼教，防微杜渐计，实有不得不然者，高明宁不见及，望即撤去，于贵校名誉，有增无减。如必怙过强辩，窃为智者不取也。” 这封信在6月10日《上海新闻报》上刊登后，震动了上海。美专的师生有的认为，孙传芳是五省联军司令，手操生杀大权，如果我们不给他留点面子，后果不堪设想。也有的认为，孙传芳代表的是封建势力，我们不能向他投降。刘海粟听了师生们的各种意见后表示：“我绝不放弃模特，绝不向孙传芳妥协！” 刘海粟10日当晚给孙传芳写了复信，信中说：“恭奉手谕，雒诵循环，敬悉钧座显扬儒术，教尚衣冠，振纪提纲，在此一举……敝校设西洋画科，务本务实，励行新制，不徒模仿西学已耳。”最后写道：“关于废止此项学理练习之人体模特，愿吾公垂念学术兴废之巨大，邀集当世学界宏达之士，从详审议，体察利害。如其认为非然者，则粟诚恐无状，累牍穷辩，干渎尊严，不待明令下颁，当自请处分，刀锯鼎镬，所不敢辞！”在刘海粟写这封信的夜里，美专的画室被流氓捣毁了。 孙传芳：假佛徒，真好战（3） 孙传芳收到刘海粟的回信后，甚为恼怒，认为刘海粟不识抬举，没给他留面子，伤害了他的尊严，当即下了通缉刘海粟的密令，又电告上海交涉员许秋风和领事团，交涉封闭地处法租界的美专，缉拿刘海粟。急得刘海粟之师康有为一天三次去找他，劝他离开上海，他坚守美专不离寸步。 法国总领事认为刘海粟无罪，尽管许秋风一再交涉，并不逮捕刘海粟，领事馆为了让孙传芳下台阶，只好在报上登了一条消息，说孙传芳严令各地禁止模特，前次刘海粟强辩，有犯尊严，业已自动停止模特。 孙传芳不仅要求取缔模特，还极力反对女子穿旗袍。认为那种衣服太勾男人的眼珠儿，臂膀太袒露也是有伤风化。所以，一见街头妇女穿旗袍，他就双手掩目，转过身去，以示“非礼勿视”。他的姨太太不吃这一套，去杭州灵隐寺拜佛时，特地穿旗袍，孙传芳无可奈何：“内人难驯，实无良策的。”中国古代宴会有个游戏叫“投壶”，轮流将箭矢投入壶中，输了被罚酒。孙传芳对此特感兴趣，为显示自己温文儒雅，他特地在南京搞一个仪式，请章太炎先生前来投壶，但章太炎并未赏光。后来，国民革命军打败孙传芳，有人戏称是“枪炮战胜了投壶”。 五省联帅 1925年10月初，孙传芳派卢香亭、陈仪为前敌总、副指挥，率领部队向奉军驻地猛攻。奉军邢士廉师一触即溃，松江、上海先后被孙军占领。孙传芳从水路出发督师，由嘉兴上船前往苏州，孙的参谋处长崔可亭、政治处长万鸿图、副官长张世铭随行。接着，奉军丁喜春师不战而退，杨宇霆仓皇出走，一行于10月16日抵达南京。奉军溃退后，卢香亭、陈仪率大军渡江追击，姜登选亦弃职北返。11月初，孙传芳进驻蚌埠，在火车上办公。 是时，张宗昌派山东军务帮办兼第五师师长施从滨为前敌总指挥，率领鲁军迎击孙传芳的部队，两军相持于任桥、固镇一带。张宗昌的白俄军队，以符离集为据点，猛扑孙军，战况甚烈。施从滨乘铁甲车指挥作战，在固镇以南被俘，鲁军被俘者万余人。 施从滨被俘，经卢香亭问明他是施某以后，报告蚌埠总部。孙传芳命令卫队团长李宝章将施押解来蚌，交军法处长陈锡璋审讯。施直认不讳，孙传芳决定立即斩决。时已午夜，有部下对孙说：“我们打内战，对待俘虏，不宜杀戮，不如把施押送南京监禁。”孙不听，拍着桌子对部下说：“你我要是被他们俘虏，还不是被杀吗！”部下又劝孙冷静考虑，不可操之过急。部下说：“杀也可以，何必今夜，明天再问一次，杀也不迟。”孙声色俱厉地说：“是你当家，还是我当家呢？”部下见孙主意已定，难以挽回，无语而退。孙即命令李宝章把施从滨由军法处押出来。施亦自知必死，他说：“就在这里执行吧。”李宝章终于把施押到车站南边的旷野，执行斩决，身首分在两处掩埋。从此埋下祸根，是为因果报应。 次日，孙传芳集合被俘的一万多名鲁军讲话，他说：“张宗昌是土匪，我们山东老百姓被他害苦了，我们一齐干，把张宗昌这个土匪赶跑，咱们老家好过太平日子。”被俘鲁军一致高呼愿跟孙大帅走。接着孙传芳即将被俘官兵改编，发还枪支，并开往前线作战。 11月8日，孙军先头部队占领徐州，张宗昌部向韩庄以北退却。这时，岳维峻由开封来徐州，要求孙传芳继续派兵北进，支援国民第二军攻打山东。孙传芳正在筹组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未允所请，顿兵不进。吴佩孚也派高恩洪携款五万元由汉口来徐州慰劳孙军。这时孙与吴已有分庭抗礼之意，对于吴之慰劳，淡然视之。 孙传芳：假佛徒，真好战（4） 孙传芳在徐州子房山大开庆功宴会，预先从绍兴运来醇酒十坛，山珍海味俱备，各方代表和孙军少将以上人员都来参加。此时孙传芳已是意态骄盈，不可一世了。 11月23日夜，孙传芳率总部人员由徐州凯旋南京；24日抵下关，住了一宿；25日早晨8时进城，先拜会陈调元于其私邸。这时文武官员已齐集督署，和陈调元来到督署后，即在大堂开会。孙传芳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以周荫人为福建总司令，卢香亭为浙江总司令，陈调元为安徽总司令，江西总司令一职，以后由吴佩孚和孙传芳会委邓如琢担任。孙传芳又派刘宗纪为参谋长，陈阉为秘书长，张世铭为副官长，万鸿图为政务处长，孙基昌为军务处长，程登科为军需处长，陈锡璋为军法处长，金振中为军医处长，赵正平和沈同午为高等参议。孙又聘日人冈村宁次为高等军事顾问，月支薪金800元，优礼有加。名流如蒋百里、章太炎等，也都聘为高等顾问，以备咨询。此外，还办有联军军官学校一所，孙传芳自兼校长；并派赵正平主办导报社，作为联军的宣传机构。这是孙传芳一生最得意的时期，他的“功业”已经登峰造极。 蜗居沈阳 1926年孙传芳在长江以南与蒋介石北伐军作战失利时，决心与东北军合作，继续抵抗。但是在1925年，他曾袭击过东北军于沪、宁一带，迫使东北军放弃上海、南京、安徽等地区。宿怨未消，化敌为友大非易事。他遂决定亲往天津见张老帅(张作霖)，动以利害，希释前嫌。他化装为一个商人，穿灰布大褂，贴身带两支手枪。搭津浦列车，坐在茶房的车厢内，只身北上。路过山东境内，张宗昌的密探密布车上，亦未发现。孙抵津后，即到英租界住宅给张老帅挂电话。接通后，便说：“我是孙传芳，由南方来，有事面商。”张接电话，久未作复，以为孙是敌方的主帅，如何能来天津，想必是带兵打过来的。最后，还是允予见面。孙见张第一句话便说：“完了！完了！我们北洋系的军人，眼看要全完了！只有团结起来，与北伐军作殊死战，否则将被各个击破。过去是兄弟阋墙，今日要外御其侮了。现在我甘愿做你的部下，听你指挥，请你不要见外。”张对左右说：“快请总参议来，共同商量。”杨宇霆进门，见孙在座，不觉面红耳赤，因上年他是江苏督办，被孙赶走，旧事不免耿耿于怀，孙急趋前握手说：“老弟！对不起，过去我们是自家人开玩笑，不要介意；共同商量今后的大计吧！”经此一番话，前嫌顿释。孙的联军改为第五方面军团，归张节制。这是孙不与北伐军合作而与张作霖合作的经过。以后张作霖到北京，做大元帅，组织军政府，孙实为策动之主要角色。 孙初到沈阳时，住商埠地齐宅，嗣因房舍狭小，迁至大西关大什字街一座楼房，据说是殖边银行旧址，房子很多，比较宽敞。后来他的夫人和两个儿子也接来同住。楼下为其副官、卫士等，约有20人左右。另外有一位赵秘书。他还有几位处长长住日本站(南满铁路车站用地)，均携带家眷。最后孙又迁至三经路一所楼房，系新式建筑，比较舒适。他另有一位夫人住在大连。 他的生活比较简单，饮食不太讲究。杨宇霆由前方回沈阳后，他夜间多赴杨宅与之周旋。在家时，除会客或与下属谈天外，总是手不释卷，有时绕室徘徊，若有所思，很少休息。他在沈阳的各处长中常来见面的，为粮饷总办程步青(系其外甥)。此时他的军队仍驻关内。有一次来了一位军长李宝章，以后又来了一位王金钰，他的副官们均称为总参议，住了10日左右又返回关内。 孙传芳：假佛徒，真好战（5） 他喜欢骑马，他曾由关内运来骏马十余匹，兴之所至，常于天朗气清之晨，驰骋于郊外公路上。他极爱枪。他的寝室墙上挂有长枪，每次外出，车上亦放有短枪。他常说：“军人不能离开武器，有备无患。” 他很喜欢看书。他不但好看线装书，也好买新书。有一次，他与下属到日本站一家日本书店，买了很多新书。正在选购的时候，卖书的日本人，忽然用日语对其下属说了一句：“此人是孙传芳。”下属说：“你认错了。”他说：“一点不错，我有相片。”当他到楼上取相片时，下属劝孙先走。下属付款后即携书回去。孙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懂得日语，他当时也感到很奇怪。回家后，部下深深惊叹，日本一个普通商人，也有第二个任务。 孙在沈阳，每日赴帅府办公，像张学良将军的一位贵宾，又像高等顾问。他们两人很亲近，军事、政治以至家庭琐事，无话不谈。当杨宇霆指挥军队驻守榆关、昌黎一带时，孙曾亲至前方慰问东北军。那次坐的是专车，有米春霖、王烈诸人同行。有人私问孙到前方去做什么。他说：“你们总司令对杨宇霆不大相信，不知他在前方搞什么名堂，让我去看看。”及至前方军事结束，杨宇霆回沈阳后，孙白天仍到帅府，夜间多赴杨宅与杨周旋。但他从不访晤别人，即万福麟来谒，亦未回拜。其地位之高可想而知。 有一次，孙传芳与其亲信一同到杨宅，刚坐下，杨宇霆说：“阿斗为何还不见来？”少顷，张学良将军亦到。在这一时期，张学良将军每晚均到杨宅，与杨极力周旋。在归途中，亲信问孙：“阿斗是谁？”孙笑答：“你还不知道吗？就是你们总司令。”亲信说：“为什么这样称呼？”孙说：“他一向是这样说法。” 血溅佛堂 1935年11月3日，星期三。天津英租界20号路134号，一座宏伟壮丽的深宅大院。孙传芳下野后，皈依佛门，成为在家修行的居士。每星期一、三、六还要去居士林听经。此刻，他蓝绸棉袍，灰春绸棉袄裤，系着白布腰带，白洋褂，青缎鞋，从楼上下来正要出门。 夫人周佩馨过来：“馨远，天气不好，今天不要去了。” 孙传芳笑着说：“夫人，恶尽言功，善满曰德，全凭诚则灵，这些年我专心念佛，连过去浮躁的脾气也改了，怎能不去？” “馨远，天气不好，我今天不陪你去了，早点回来。”她亲自拉开小轿车的门。 下午两点左右，一位30岁上下的女子来到居士林，径直来到富明法师面前，双手合十：“大师，我有心礼佛，但经文难懂，如何能念？” “心诚则灵，诵经的好处极多，试看下台的要人靳总理：孙联帅都皈依佛门，可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法师，孙联帅可是孙传芳？” “正是，他是本林的理事长，每次都来，功夫甚好，日前已在仁昌广播电台中布道讲经了。” “法师，入居士林可要什么手续？”女子诚恳地询问。 “女施主，请填一份志愿书，并交费一元。” 女子接过志愿书，在上面工工整整填上姓名“董惠”。富明法师披着绿绦浅红色袈裟，上法堂讲演经法，这时佛堂的大门开了，孙传芳身披黑海青缓步进入大殿，他登坛焚香，拜了几拜，然后在蒲团上坐下，面向东方，两足交叉置于左右股上坐禅。 香烟缭绕的佛堂，仿佛是极乐的世界，经声朗朗，十几名善男信女如痴如醉，欲醒欲睡。只有董惠一颗心在猛烈地跳动，她棉袍的暗兜里藏着一把崭新的六号勃朗宁手枪，枪膛里压上六颗闪闪发亮的子弹，紧握枪把的手湿淋淋的，全是汗水，鬓角额前鼻尖也冒出密密的小水珠。 女教友关心地说：“到前面去吧，那里好一点。” 董惠巴不得有这么个机会，立即站起来，来到孙传芳的身后，她默默地念着：“爸爸，十年大仇，今天要报了。这是女儿多年求之不得的愿望，马上就要实现了，爸爸，你要助我一点勇气！” 董惠迅速掏出手枪，对准孙传芳的后脑勺。“啪！”一扣枪机，子弹飞去，孙传芳的身体似乎怔了一下。“啪！啪！”紧接着又是两枪，一粒子弹从左额角打入，由右额透出，另一粒子弹打进脊背，从胸膛正中飞出，他应声扑倒于佛案之旁。 董惠满脸杀气，手里握着枪，厉声狂喊：“大家不要害怕，我是替父报仇！”随即，她冲到院子里，从大衣兜中掏出早已印好的传单和告国人书猛地抛向空中，上面油印着： 各位先生注意，一、今天施剑翘(原名谷兰)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二、详细情形看我的《告国人书》；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四、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 仇女施剑翘谨启 孙传芳的遗体一身法衣，脖子上戴了一串108颗玛瑙石的佛珠，头上还缠着白色的纱布，躺在一具上好的金丝楠木棺材里。他的墓地选择在北京西山卧佛寺左侧，墓书：恪威上将军孙公讳传芳暨元配张夫人墓碑。 冯玉祥：一生追求民主（1） 冯玉祥戎马一生，由士兵升至一级上将。在其50余年的军事生涯中，以治军严、善练兵着称。注重爱国爱民精神教育，强调纪律是军队的命脉，致力整饬军纪，并身体力行，赏罚严明，关心爱护士兵，要求官长与士卒共甘苦，以带子弟的心肠去带兵。 结交法师 冯玉祥与南京栖霞山下的千年古刹栖霞寺寂然法师有过一段交往，因为种种原因一直鲜为人知。 1935年11月1日，南京国民党中央为筹备中国国民党五届全会，先召开了四届六中全会。已经收到请柬的冯玉祥将军从山东泰山动身赴南京开会。当时冯玉祥将军已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尽管冯玉祥将军位高而权轻，但他在国民党高层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冯将军在南京有两幢官邸，一处在东郊陵园新村(被日军毁坏)；另一处在城西宁海路中段。他节俭惯了，在南京一直粗衣素食，特立独行。蒋介石为了拉拢他，曾亲邀这位昔日的盟兄，到陵园内小红山国府主席官邸(即美龄宫)吃饭，并一同做礼拜，但冯将军不愿意让蒋做戏给别人看，使别人误会他们过从亲密，便拒绝前往。不久发生了一件大事，在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召开会议时，原在十九路军任排长的孙凤鸣，以晨光通讯社记者的身份混进了会场，本想开枪行刺蒋介石，却误伤了汪精卫。孙凤鸣重伤后被捕很快死去。与会的国民党大员深受震惊，冯玉祥等很多有识之士感到中枢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会大失民心，确应做出政策上的调整。 1935年11月中旬，时已近初冬，冯玉祥听说栖霞山秋景很美，为舒展一直沉闷的心情，遂前往散心。冯玉祥在副官警卫们的陪同下，观赏了陆羽亭、桃花涧、舍利塔、藏经楼等景观。在栖霞寺方丈室，寂然、大本、志本等三位当家僧人接待了冯玉祥将军。寂然和尚是一位阅历颇深、办事沉稳的人，他请大本和志本两位先暂时避开，自己与冯将军相对品茗。寂然先说了对冯将军带兵，爱护百姓和艰苦奋斗的钦佩之情，继而谈起了其他话题。冯玉祥很欣赏寂然宁静的气度和渊博的才情，感到这位僧人既谙熟古今典故，又了解当前时事，是一个有着忧国忧民之心的高僧。于是冯将军决定多在寺中停留一会儿，并在寺中吃斋饭。在谈话间，寂然向冯玉祥诉说了寺院方与紧傍栖霞山的省立乡师为争夺一片土地引起的冲突与自己的烦恼。寂然法师俗姓严，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进入栖霞寺，1935年初接替明常和尚出任监院，主持寺内外一应事务。那时栖霞寺与栖霞乡师的地产之争已经聚讼数年，广受社会上的关注并惊动了国民党高层。支持栖霞乡师校长黄质夫的是陈果夫，当时的省警察厅长王固磐、省教育厅长周佛海等都唯陈果夫马首是瞻。 戴季陶则是栖霞寺的支持者。戴提出让栖霞寺发动各个寺院、尼庵的出家人集中到南京城内，向政府游行请愿。在这次方丈室的会面中，寂然法师再三表示，他与常来寺里烧香的考试院长戴季陶只是一般关系，他认为游行请愿的方式，在国难当头之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这个土地之争的问题只是一个触点，它仅仅是国民党上层的派系之争的外部反映。出家人不宜介入这种争斗，这也有违佛教理念。寂然和尚希望能够平等协商，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解决，不要因这个问题影响了抵御外侮的准备，而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当时的内政部长薛笃弼的态度。薛笃弼当年是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旅部秘书长兼军法处长，深受冯玉祥的信任。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薛经冯推荐到南京政府任职，1928年2月出任内政部长。中原大战后，冯、阎讨蒋联军失败，薛也因这个原因呈请辞职。1934年蒋为了拉拢西北军旧部，又授意行政院任命薛笃弼代理内政部长。在栖霞山的土地之争中，陈果夫本已倾向栖霞乡师，但看到戴季陶等人反应强烈，便把此事推给了内政部长薛笃弼，由他做最后定夺。寂然法师从国民党高层获悉了此事，所以就有了这次谈话。 冯玉祥：一生追求民主（2） 其实寂然法师没有说出来的另一层意思是，日本全面侵华在即，东北三省已经沦陷，南京作为当时中国的首都，肯定是战略打击目标，而南京人口甚众，一旦受到攻击，必定会有大量的难民流离失所，作为出家人应该为此做些工作。而收容大量的难民，仅仅凭小小的栖霞寺是远远不够的，为此必须有一大片能够安置难民的土地。以冯玉祥当时的身份也不便与寂然法师议论战局，但他作为职业军人，看了栖霞山的地形，也似乎想到了什么。这是一个双方都不便触及的问题，但又都在不言中。 冯玉祥将军来过的第三天下午，内政部的一名办事人员乘车来到了栖霞寺。将该部对黄质夫申请报告书的批复函复制件交给了寂然法师。此函明确表示“争地产事件，经部办公会议研究，拟同意维持现状，栖霞乡师必须退出有争议地区。损坏围墙，应由校方修理……”很显然，冯玉祥将军回城后找了薛笃弼，讲述了他的理由，而薛笃弼支持了老上司的建议。后来这段往事还被载入了《栖霞县志》等地方史料中。 果然不出寂然法师和冯将军所料，此后不久南京城遭到了日军的攻击，日军的暴行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而此时的栖霞寺，正因为有了这一片土地，才得以收容了两万多名难民。 白沙募捐 在抗日战争困难时期，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为募集抗日经费而奔走呼号。1943年他赴四川20多个县市卖字、卖画、演讲、游说，动员各阶层捐资献物。那年的3月，冯玉祥在江津县(今重庆市辖)的工厂、学校、机关、商会、教堂作了一场场情真意切、慷慨激昂的演讲，深深地打动了听众，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踊跃解囊支援抗战。特别是3月15日傍晚在白沙镇的演讲更是让人难以忘怀。 白沙镇位于长江畔，距江津县城45公里。那天，冯玉祥和夫人李德全乘坐小轮船从江津逆水行驶，于傍晚时分抵白沙镇码头，在江津县县长肖烈(四川宜宾县人)和夫人郑玉冰，江津国立九中校长邵建工、顾仿百等陪同下来到镇公所。稍事休息，吃过简单的饭菜(一饭、一菜、一汤)后，冯玉祥和大家一起步入镇公所礼堂。没有寒暄客套，开门见山就讲抗战形势，不虚不浮，实实在在，听众心悦诚服。冯玉祥突然刹住话头，问：“怎样才能把日本鬼子赶走？”自答：“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中的每一分子，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战。”校长、士绅们恭听着，礼堂内寂静安然。冯玉祥激昂亢奋地讲道：“德国打苏联，打到斯大林格勒。苏联危急万分，于是发起献金运动。在3个月又21天里，苏联人民献出七十万万四千万。斯大林拿这笔钱买了飞机、大炮、坦克，就把德国鬼子赶走了！”冯玉祥停了停，注视着听众，提高音调说：“苏联是一万万七千万人，我们是四万万五千万人。如果按苏联的比例献金，是二百万万。用这笔钱可以买两万架飞机、两万辆坦克以及其他军需物资，就可以把日本鬼子连轰带推赶出中国去！”听众击响阵阵掌声。 趁大家兴奋难抑、激情洋溢之时，冯玉祥喝了几口白开水，清清嗓子继续说：“节约献金，是当前一项最重要的救国工作，希望诸位本着唤起民众之旨，深入学校和民间大声疾呼——为救我们国家多多努力！”经久不息的掌声，震响会场内外。被热情与激情感动了的冯玉祥兴致愈高，精神愈振，把本来可以结束的演讲推向高潮。他声情并茂地说：“在座有许多大、中学校的校长，我向你们讲一段教师献金抗日的动人事迹。前几天，我在县城北岸国立九中作抗战募捐演讲。讲话结束时，女教师于翔九当即把手上的金戒指取下交给我，托我献给国家。我对她说，你有三个孩子，家中很苦，把它换点钱买点肉给孩子们吃吧！于老师回答：‘冯先生，无论如何要替国家收下我的戒指。只要国家好了，孩子们差不了！如果国家亡了，孩子们吃得越好越可耻，穿得越好越丢人！’诸位，这是多么好的老师、多么爱国的民众呀！这就是抗战胜利的希望所在，这就是抗战必胜的力量所在啊！”冯玉祥难抑胸中的忧伤与感动，他掏出手绢，在双眼上揉擦揩拭…… 冯玉祥：一生追求民主（3） 第二天午后三时，冯玉祥应邀对大学先修班和十七中师生演讲。登上讲台，冯玉祥问：“国父训示我们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同学们，什么是大事？”讲台下齐声回答：“抗日救国！”冯玉祥用直奔主题、抓住人心的演讲方式开始了讲演。 “对，抗日救国就是大事。”冯玉祥肯定而满意地点点头，继续说：“今天，没有哪一件事，比赶走日本鬼子更重要的了。大家翻开地图看一看，用手量一量，从抗战首都重庆到宜昌有多远？真如同一个强盗拿着手枪对准我们的胸口，我们哪有工夫去乱想，去看电影哩！你们说是不是呀？”停了停，冯玉祥又说：“学问越多，对救国的责任就越大。美国、英国的大学生从军的很多，许多大学教授也在军中服务。苏联的女学生丹娘，就是读了俄国历史和许多文学作品，受到历史的启迪和正义的熏陶，才决心去当游击队员的。我们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国家，我们应该怎样和人家讲平等呢？白纸黑字的平等是没有用的。非得人家想爱我们的国家，我们才配和人家讲平等！”学生们鼓掌，窃窃私语，向冯玉祥投来敬佩、信任的目光，有节奏的掌声不息。 演讲结束时，冯玉祥殷切地期望在战时艰苦中求学问的同学们，要比平时更加努力，要有发奋求学求知的精神，手不释卷、笔不停挥、汗不停流；要把握时代，做到科学救国。冯玉祥激情满怀地号召同学们：为节约献金做贡献！ 来到白沙镇的第三天上午，冯玉祥给坐落在驴溪半岛的修平中学等五所学校师生讲话。 下午，冯玉祥步行到位于镇南三公里处的黑石山上，为聚奎男中、新本女校师生演讲。两所学校学生在穿着笔挺、仪表威严的军事教官指挥下，分列石板路两旁热烈欢迎冯玉祥等莅临。当头戴平顶帽、身着棉长衫、脚蹬棉布鞋、扎着棉布裤腿，看上去完全与质朴的北方老农民无异的冯玉祥向学生队列走来，笑容可掬地挥手示意时，师生们未曾想到曾任总司令、统率几十万大军而身经百战、叱咤风云的将军，竟是如此简朴，如此可亲可敬，半点都看不出来他是一级上将、副委员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 冯玉祥从礼堂巷道经过时，几百双手使劲地鼓掌，几百双眼睛集于他一身。他健步登上主席台，微笑着抬手示意——安静。身高米的冯玉祥，站在讲桌前似一座铁塔，稳稳实实。没有主持人，也用不着多余的介绍，他开门见山地讲话了，声音洪亮，抑扬顿挫，风趣幽默，浅显易懂而富有教育意义。他一边比划手势一边说：“同学们，你们捐了钱、献了物，帮助国家买飞机、买大炮打日本鬼子。我冯玉祥万分地感谢你们，全中国人民感谢你们！到时候买回了飞机，一定在机翼上写下几个大字。一架写‘聚奎号’，一架写‘新本号’，让两架飞机飞临黑石山上空，叫它盘旋几圈，让你们看看你们捐钱买来的飞机！”学生们欢呼雀跃，热情奔放，感到无比自豪与荣耀。 隔日，冯玉祥又来到位于驴溪半岛马项垭西长江边上的新运纺织厂，慰问为抗战前线生产纺织品的职工。这个厂是宋庆龄于1939年创办的，安装有印度造铁制纺纱机40多台，纱锭1000多个，职工大多数是抗战志士家属。冯玉祥在袁宝珠女士等陪同下参观了厂区厂貌、车间库房，与纺织工人亲切交谈，向袁宝珠厂长和管理人员了解工艺流程、操作规范、产品质量数量等。冯玉祥对袁厂长井井有条的管理、职工的十足干劲大为赞赏，夸奖她们纱纺得好，布织得好，鼓励她们为抗战继续努力，多做贡献。在会见未当班的女工时，冯玉祥说：“现在，妇女从不平等和被压迫的地位解放出来了，同男子一样负担国家的责任。”“今天，我们国家的形势很严峻，女同胞们应该做些什么呢？那就是努力工作，节约献金。两个方面一个目的，竭尽所能支援抗战前线。”袁厂长和女职工们都深受感动。 冯玉祥：一生追求民主（4） 冯玉祥离开纱厂回到白沙镇，一位小司号员和一名小工友迎上来，把平时积攒的钱亲自交到冯玉祥手上，托他献给国家买飞机大炮打击日本鬼子。冯玉祥见这两个小青年穿着十分简陋，深受感动。他代表国家收下这两笔小小的捐款，欣然泼墨作画，挥毫题诗相赠。 冯玉祥在白沙镇几天来为抗战募捐的宣传鼓动，唤醒了民众的觉悟，推动了献金热情，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献金感人事迹。 官场轶事 1928年6月北伐结束后，冯玉祥将军来到南京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有一次他应邀参加一个重要会议，通知上写明会议时间是下午三时。冯玉祥准时到达会场，可是会场上冷冷清清，他等了两个多小时，与会人员才陆陆续续到齐。当宣布开会后，只见桌子上放满了水果点心，与会人员一会儿吃水果，一会儿吃点心，一会儿嗑瓜子，而对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或充耳不闻，或含糊敷衍，不知所云，后来则干脆丢开议题不管，而是大谈起不相干的社会新闻与吃喝玩乐来。这样拖了一个多小时，就宣布散会。冯玉祥回到住处，越想越生气，挥笔写下一副对联。文曰： 三点钟开会，五点钟到齐，是否革命精神？ 半桌子点心，一桌子水果，哪知民间疾苦！ 横额是“官僚旧样”。 冯玉祥的这副对联很快传遍了南京官场，后来又传到民间，使得那些达官贵人又气又恨。 早在民国初建不久的北洋政府时期，冯玉祥担任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时，曾带兵驻扎在南京长江北岸浦口四个多月，也曾发生过一起“官场轶事”。 那时，南京城里掌权的是以直系军阀、江苏督军李纯为首的一批达官贵人，他们几乎天天举行大小宴会。李纯为拉拢冯玉祥，常常邀冯玉祥入城参加宴会。冯玉祥生性淡泊，常常找借口拒绝，有时碍于官场交往情面不得不参加宴会时，也总是尽早退席。 一次，冯玉祥又被李纯从浦口请过长江来到南京城中的督军衙门，全城官吏与地方头面人物都来了。宴会开始不久，李纯宣布让参加宴会者“出条子”——即在妓女名单上点名画圈，让听差去传呼妓女来陪酒作乐。冯玉祥不肯附和。一会儿一大群妓女被召进宴会厅，各自坐到传呼自己的官员旁边。李纯召来两位妓女，让她们坐到冯玉祥身边弹唱劝酒。李纯还对冯玉祥说：“你来到大城市，不该苦了自己。你没有熟识的姑娘，我给你介绍了两位。”冯玉祥怒不可遏，但又不便发作。未等李纯说完，他霍然站起，拔脚而去。全场达官贵人愕然，李纯目瞪口呆。 冯玉祥回到浦口军中大哭一场。第三天晚上，冯玉祥召来排以上军官到旅部饭堂会餐。这是少有的事。大家入席后，只见酒菜极简单。冯玉祥介绍了南京官场吃花酒出条子的种种情景后，说：“难道只能让这些达官贵人行乐？今天我们也来学学他们，我们也来出条子，每人叫一个！”众军官知道冯玉祥的脾气，听到这番话十分惊讶。冯玉祥见众军官不响也不动，就说：“我已经给你们出了条子了，每人一个，每个一元。她们快来了。”少顷，饭厅大门洞开，涌进来一群衣衫褴褛的乞丐，或男或女，或老或幼，或盲或跛。这些人都是冯玉祥预先派人从南京街上召集来的。众军官更加惊讶。只见冯玉祥站起来说：“这些人就是我给大家所叫的‘条子’。他们都是我们的叔伯、兄弟、姐妹！我们应当照顾关心他们，请你们每人给他们一元钱！”众军官大为震动，感慨之余，纷纷解囊。 冯玉祥：一生追求民主（5） 冯玉祥的这番举动轰动南京，达官贵人骂冯是个大怪人，而穷苦人民却说冯是中国官场中一位难得的平民将军。 孔祥熙之女孔二小姐仗着其父和姨父蒋介石的关系在重庆横行霸道，大耍威风。她走私大发国难财，无人敢阻拦。1939年冬天冯玉祥到綦江县公干，第二天下午，他听说孔二小姐正在綦江城门外打骂拦下她的车队要检查走私物品的士兵，冯玉祥马上赶到现场。这从贵州方向开来的车队前有军警开路，后有小车压阵，非常威风。只见这士兵脸上还有五个红指印，孔二小姐还在大骂士兵“瞎了你娘的狗眼，连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贴封的车队也敢检查……”冯玉祥上前笑着说：“二小姐，我总有权检查吧？”孔二小姐一看是冯玉祥，边赔着笑边溜之大吉。冯玉祥马上电告委员长，说他正在川黔公路上追截一走私车队，案犯好像是贵阳的，姓刘。蒋回电要他“严惩不贷”。冯玉祥将走私车队的事全部处理完后，又向蒋委员长报告说：“走私车队全部截获，只是主犯逃之夭夭，好像是个女的。都怪我疏忽大意，没将其捉拿归案，请求委员长处罚……”蒋介石一听，马上明白是孔二小姐的走私车队被截，但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垂头丧气地说：“焕章兄，你干得好，干得好。” 1941年11月14日，是冯玉祥60寿辰。前一天，《新华日报》就出了“冯将军60大寿特刊”，周恩来亲自撰文称赞冯玉祥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对此国民党顽固派非常嫉恨，在第三天他的寿宴上，门卫送来一封信，冯玉祥拆开一看，里面装有一颗子弹，纸条上写着警告他不要与共产党来往的话。冯玉祥知道这是蒋委员长的得意门生戴笠手下所为，就当着众多客人的面说：“真是不择手段。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要将这封信原样送给他们的主子……”于是，他将“子弹信”原样封好后在信封上写了几句简短的话就派专人送给了蒋介石。蒋打开信一看，只见上面写道：“收到一封奇信，我不敢一人独赏，特奉献给贤弟一阅。”这意思很是明白，蒋介石看后非常生气。他装腔作势地给冯玉祥回了一封“安慰”信，信中说：“首都重地，竟有如此狂徒，殊堪痛恨，已饬限期破案矣。”冯玉祥看后当着众多宾客，冷笑几声就将这回信扔到了废纸篓中，大家也是一阵哈哈大笑。 仁人之言 1926年5月9日，冯玉祥到苏联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考察。在苏联，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新气象使他耳目一新，获得了许多新知识，为民众谋福利的思想趋于成熟。所以他用大量的时间接见苏联工人、农民、文人、妇孺以及军政界的领袖，进入工厂、田庄、学校了解情况。经过广泛会谈、考察，结合自己对革命理论与实践的潜心研究，他更加坚定了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他深切领悟到要想革命成功，没有鲜明的主义与有凝聚力的革命组织是不行的，故而在访苏期间他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回国后，他于9月17日在五原誓师，策应广东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在奉命南下平甘援陕途中留下了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正宁的题字碑就是这一时期冯玉祥平民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的产物。 冯玉祥是沿磴口、银川、固原这一路到平凉的。 在平凉最叫他伤心的一件事是：部队里受伤染病的弟兄，长途行军一到平凉，有些人走不动，半途上搭便车。那时天气太冷，久坐不动，脚部都被冻得失去了知觉。每到一个地方，找店投宿，就急着生火取暖。哪知脚冻久了，一接触热气，皮肉立刻泛成乌紫色，溃烂不可收拾。如此冻断了足、成为残废者不下二三十人。冯玉祥认为这都是士兵缺乏卫生知识，官长又大意疏忽的缘故。他查悉这些情由，急忙分派人员，到各部拦前截后，令沿途注意此事，落店后，当先以冷布擦脚至暖，不可急于烤火。他觉得那些断足的弟兄遭此无妄之灾，作为官长，有失察之责，便深以为疚。 冯玉祥：一生追求民主（6） 一天，大雪不止，冯玉祥有点感冒，正在房里坐着歇息，忽然他的顾问乌斯马诺夫派他的翻译送来一只大鸟，说是刚刚打猎回来，这只鸟送给他作为圣诞礼物。那鸟周身羽毛雪白，展开翅膀，长达数尺，平常很少见，据说名为“地鹏”。问及本地人，说这是所谓的天鹅地鹏之鹏。冯玉祥觉得不应该如此做，就对他的翻译说：“我请他来当顾问，不曾请他来打猎。这是一种珍贵的鸟，把它打死，如何对得起我的国家？他以一个外国人，未得地方当局允许，就擅自行猎，我们的法律也不能容许。”于是冯玉祥把道尹和县长请来，问其何以不管外国人在地方擅自行猎，请他们查出法令，去和乌斯马诺夫交涉，让他知道国有国法，军有军纪，不可随便玩忽。乌斯马诺夫闻讯后十分惭愧，问冯玉祥怎样才是。他说：“第一，得认错；第二，不得命令不能自由行动。我们是革命军队，此等万万不可大意。”事后许多人认为处理过重，有伤外国朋友的面子。冯玉祥又说：“这个不然。我们是革命军人，不能因为给人留面子，就连国法军纪也不要。我们不能独外，他犯了错，我自必有纠正他的责任。若不然，我何以对国家和人民？这是大关键，不可丝毫放松。” 冯玉祥从平凉出发，取道泾川，沿途道路极坏，一边走一边修。到了泾川，看见人民捐献粮食非常踊跃。原因是这里得了一个丰收年，也因交通不便，不能向外运销，故粮价出奇的便宜。麦价每元60斤，白面每元50斤，其他杂粮更是价贱。因此，兵站征集粮食很容易。四乡人民运送的粮草，堆积如山。冯玉祥和百姓谈话，他们说：“今天最重要的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事，我们出些粮不算什么。”也许粮食来得太容易，那天冯玉祥见麦子撒满地上，随处都是，狼藉不堪，觉得十分可惜，就召集负责人员，大加申斥。 从泾川去长武至邠县途中，冯玉祥夜宿一家小小村店中。因为随从简单，百姓都不相识。刚刚躺下，就听到有人敲门，操着甘肃口音，连吵带骂，进入店中，立刻向店主大发威风，极是蛮横。冯玉祥叫副官不要干涉，看他们究竟干些什么事出来。来人带着三匹马，自己闯入店中，那马拴在门口树上，把树皮吃了净光。店中只有三间房，人已住得很挤，来人就和冯玉祥同屋而住。慢慢知道冯玉祥是什么人了，就变得老实多了。冯玉祥找他们谈话，自称是二、三军的，送信经过此地投宿。于是冯玉祥就好言劝说起来。冯玉祥说人民以血汗供养着我们，我们的责任就是保护人民，为人民谋幸福，谁要欺侮人民，我们就和谁拼命。我们为什么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就是因为他们苦害了我们的人民的缘故。你们的父母兄弟姊妹是百姓，你们的亲戚、朋友、邻里也是百姓，你没有出来当兵的时候，也是百姓，我们怎么可以欺侮百姓呢。这样和他们谈着，他们竟痛哭起来，由衷地表示懊悔。冯玉祥认为兵士是好的，只因官长不负责任，失之教育。当日，天没明他们就动身走了。 冯玉祥到了邠县，住在县政府，就近查看了班房和监狱，见到黑暗内情，十分心寒。监狱在县政府旁边，牢子不许犯人躺坐，在地上泼了水，使之结成厚冰，又故意把窗户堵死，使空气不能流通，凡进来者无不生病。班房在县衙内，囚犯中青年、老人都有，一般都无什么重大过失。牢房是一种装着木栅的狭笼子，每房1丈见方，最多只可容纳20个人，却挤着60多人。人群中放着一个大尿缸，大小便都在其中，缸中尿垢厚及数寸，臭气熏天，令人窒息。犯人若要向外呼吸一口新鲜空气，都要付10至20元。冯玉祥见此情形，心痛如锥刺。他以为牢子们所以敢于如此，完全因县官不去查看，明明知道，而心照不宣。他将邠县的代理县长找来，问何以掩耳盗铃，不加改革，县长说积重难返，一时没法改革。冯玉祥就把为自己预备的县府中的几间上房让出，请那些犯人去住。同时请县长和自己一块去打扫牢房，亲自和县长把那几个缸抬出，叫他嗅嗅那臭味，问他如此凌虐人民，良心觉得惭愧否，并令及早切实铲除积弊，不得再有怙恶不悛的事情。后来冯玉祥连着看了长武、永寿数县，大同小异，如出一辙。觉得这是吏治的问题，远非整顿所能了事的。但身为县长如果正直不欺，亦能收到弊绝风清、局部改革之效。 冯玉祥：一生追求民主（7） 邠县以东的正宁县，县中设立县党部，负责人是从长安派去的，都是些十七八岁的青年。他们以为革命一起，人民对于国家就可以解脱所有应尽的义务，不必再负什么责任。于是他们一到地方，就向百姓宣传，叫不完粮、不纳税。有军队过境，要粮草，要车马，他们又向百姓宣传，反对摊派差役，反对征发军用物资。自以为如此才是为劳苦大众谋幸福。弄得过境军队吃喝无着，苦痛万状，于是酿成军队和党部两方面的冲突。结果，党部青年被驻在当地二、三军大打了一顿，驱逐出境。冯玉祥到邠县后，因为他是西北党部代表，两方都来告状，互相以反革命罪名相骂。冯玉祥以为军队擅自殴辱党员，固然不好，但因为那种幼稚错误的宣传，致陷军队于不利的现象，党员们也难辞其咎。当时的党员中有年长老成的，约冯玉祥前去讲话。冯玉祥召开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军民大会，向民众发问道：“军阀祸国殃民，应该不应该打倒？”答道：“应该打倒！”“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压迫我们，使我民族不能翻身，不能抬头，应该打倒吗？”“应该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必须打倒，究竟谁去打倒呢？”答：“主要还靠军队。”“军队没饭吃，没衣穿，没有粮草马匹，可以打仗吗？”答道：“不能。”于是冯玉祥说：“只靠军队，是无法完成革命工作的。必须人民与之合作协助，才可以完成，才可以成功。”这样的问答数次，又经详细地讲解，大家才恍然大悟明白过来。那天到会的人很是踊跃，冯玉祥站在戏台上大声讲话，把嗓子都说哑了。末后冯玉祥问了一个老人，我说的这番道理，究竟对是不对，比你们以往听的那番道理如何。那老人笑着回答：“他们说的那个痛快，粮也不出，草也不出，也就不闹革命了！”说得大家都笑起来。当时会场空气极是融洽，事后军民之间的隔阂打破了，党与军之间的意见也化除了，一场风波才算平息。冯玉祥认为民众对革命支持不力、配合不够的原因是部队宣传不到位，建立什么样的政府和军队，为老百姓干些什么事，都没有明确主张，使民众无所适从，故而他常常亲自写些东西，编些歌词，抓紧宣传，弥补缺陷。冯玉祥回想一路走来的所见所闻，形成了明确的政治主张，写下了一段精辟的话，由正宁县县长杨楚材立起一个高米、宽米、厚米的碑。碑额为“仁人之言”，碑文曰： 我们一定要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扫除净尽；我们誓为人民建设极清廉的政府；我们为人民除水患、兴水利、修道路、种树木及种种有益的事；我们要使人人均有受教育、读书识字的机会；我们训练军队的标准是为人民谋利益；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武力。 中华民国十六年 冯玉祥 甘肃正宁县长杨楚材敬立 此文反映出了冯玉祥的平民本色，以及贴近人民群众，不欺压老百姓，反对官吏贪污腐败，倡导为人民谋利益，与士兵同甘苦，严肃军纪，抗击外侮，反对内战等方面的心志。据说，以此文为内容的题字碑在河南、陕西、甘肃等地广为流传。这说明冯玉祥将军不但喜欢立言，而且喜欢立“不朽之言”。现在读此碑文，人们可以洞察作者的政品和人品。为政者也应以此为鉴，造福人民。 诗品，人品 冯玉祥：一生追求民主（8） 唐诗、宋词将诗词的精华深挖殆尽，后人欲逾越其成就的巅峰，怕是很难。然而，冯玉祥将军的丘八诗，独树一帜，既不是文人墨客那种书斋吟哦之物，也不是“五四”之后的白话诗体。冯的丘八诗雄健、豪放、正气，读之令人荡气回肠。冯之诗句均有韵脚，可以琅琅而诵。请看冯玉祥驻军于湖南常德时所作的一首代告示诗： 嫖娼聚赌鸦片枪，诱人入渊坠万丈。 凡事应该仔细想，怎可缺德去嫖娼！ 女人尽皆父母养，与尔姊妹没两样。 好逸恶劳去赌场，弹钱掷骰摇单双。 明抢暗夺黑心肠，落得家破人也亡。 鸦片为害致身残，屡禁不止死灰燃。 中华民族要振兴，毒头一律用刀砍！ 为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冯将军便写出了这样的代告示诗。冯驻徐州时，为改变城市的脏、乱、差，他要求民间成立打野狗队、灭蝇队，督促改造厕所，在取得一定成效后，他又禁止对树木乱砍滥伐： 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 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 这首代告示诗更是开宗明义，大有说到做到的一股正气之风，发出飒飒声响，毁林者，如若不信，就请用你的颈脖子试试老冯的刀口子如何？当地有个前清举人陆文龙，家住城东，宅前一片树林，是陆家祖产。陆在上海经营钱庄获大利，回乡拟毁林建别墅，惊动了徐州镇守使、发表代告示诗作者冯玉祥。冯派人约请老举人面叙，奉劝老举人高抬贵手，珍惜绿色，功德无量，并将禁伐的代告示诗手迹奉阅。陆文龙自恃与中央政府高官有交情，根本不把冯看在眼里，径直去南京称会某高官，要求得到自家树林自家砍的权利，还要冯玉祥承担陆家建房延误时间的责任，收回代告示诗，向陆赔礼道歉。那高官深悉冯之个性、人品，在老友面前尽力规劝，但陆绝不顺从，而坚持己见。他只得折中，给镇守使写了一封委婉曲折的信。那信到了冯手，而陆文龙也被抓了。冯复那高官的信，也是一首诗： 不是尊函我不懂，实是绿比生命重。 不杀徐州陆文龙，老冯军令贱如粪。 陆文龙执意砍伐树林而被抓，继而审判后被砍头。 抗日之初，国民党副总裁、国民政府的“二把手”汪精卫，居然卖国求荣，逃往河内发表所谓艳电，公开投敌。听到汪精卫叛逃的消息，时任战区司令长官的冯玉祥猛抓头发，高声呼号：“可耻！可耻！不如驴也！”气极时，握管而吟。时值冬日，而天府之国菜花见黄，便以《菜花黄》为题。接着如泉喷涌，一挥而成一首丘八诗： 时当二九天，蜀道菜花黄。 国家与朋友，尽弃投敌邦。 千年万世后，精卫恶名长。 认贼当作父，甘心称天皇。 倭寇发狂言，欺世惯中伤。 巨奸欣然喜，竟谓好主张。 不要我赔款，中国整个亡。 取消租界地，全属贼东洋。 日满华合作，主人倭寇当。 三国成一家，日寇是父王。 此理至明显，世人皆知详。 谁说汪不知，那又怎么讲？ 卖国贼三字，头衔最适当。 此诗何止将汪精卫的汉奸脸嘴，酣畅淋漓地刻画出来，更把日本军国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的鬼话揭露得淋淳尽至，彻彻底底。冯将军对大是大非划分得一清二楚，毫不含糊，诗风何其贵也。冯氏丘八诗应作为一个独具特色的诗品，载入文学史册。 谁都知道，蒋介石为扩大势力笼络人心，使用过各种手段，最常见的莫过于拜把拈香，缔结兄弟之盟。蒋介石虽与冯玉祥也是拜把兄弟，但冯玉祥浑身正气，对蒋可直呼其名，提反对意见，乃至有时脾气来了，对蒋的作为不屑一顾，表示极大蔑视。有一次，冯玉祥在青木关巴县中学，获知有戴笠手下两个特务，在空袭时，乘机调戏两名女中学生，将其带入防空洞中大耍流氓。冯玉祥不由咆哮起来，怎可容得这号畜生胡为！于是直接去到蒋氏住地，一把拉住蒋介石控诉特务的兽行。蒋听完闷不作声，冯玉祥更是火上加油：“天上是日本飞机轰炸，地下是特务侮辱少女，这老百姓还有无生路？”蒋介石这才说：“好吧，我查清楚了再说。”冯玉祥脸都气黑了，一拍书案：“你我枉为兄弟一场！连这类事你都信不过为兄的，其他还有什么可说？好吧，就让老百姓走死路吧。”说完拔脚便走。蒋氏碍于情面，才留住冯：“等会儿，要车，你我一同去青木关。”这样，蒋、冯一道向巴县中学师生道歉，接着追查两个犯事特务，予以惩罚。 还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抗日胜利之后，在社会名流倡导下，于重庆校场口庆贺政协（旧政协）大会胜利召开。特务们闯入会场，打伤与会者众多，此中有郭沫若、李公朴等名流，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校场口事件”。冯玉祥得知消息，先打电话给蒋介石，电话中回称蒋不在公馆。冯只得亲自出马，走了一段路，考虑到赤手空拳去无益，必须造势。遂在晴天白日下打一盏灯笼，径直去到曾家岩德安里蒋氏官邸，沿路招来不少观众，军警费了好大力气才排开围观民众，护冯进入官邸。蒋介石一见，知其来由，装聋作哑地发问：“焕章兄，这是干什么？”冯玉祥哈哈大笑，手指天空，又叹道：“贤弟请看，这暗无天日的时代，不用灯笼，何来活路可走？”蒋知冯在挖苦自己的手下又干了坏事，便不以为然地说：“玩笑已过，该是谈正经事的时候了。”冯玉祥当即提出严惩制造校场口事件的凶手及幕后指使者，蒋连连称好，一口应承。到了第二天下午，仍不见官方派人到校场口调查，出事地点仍旧一片狼藉。冯玉祥见此情势好不恼怒，再登蒋门准备问理，哪知蒋的副官回答：“委座已于今晨离渝飞沪，一时不能返回。”原来，出了事怕人指责，更怕把兄的“纠缠不休”，蒋竟然为避风，逃之夭夭。 阎锡山：开启“二”的哲学（1） 阎锡山周围能聚集一大批有识有才之士，首先是其想干一番事业，有延揽人才的需要；其次是他待人有厚道之处，否则难以与很多人相处始终。有许多人在他危难的时候亦追随不舍，甚至舍命相随。这绝不是仅仅靠一时利益苟合的乌合之众所能做到的，一定要有共同的精神追求和感情。阎锡山个人生活俭朴，不抽烟，不喝酒。离开政坛后，整理文献，阐述思想，着述颇丰。晚年乃笃信三民主义和世界大同的理想。 驭下有术 在中国近代大大小小的军阀中，阎锡山别具一格，具有许多其他军阀所没有的特点。他之所以能以土皇帝自居、统治山西达３８年之久，除了他狡诈多变、见风使舵、拥兵自重、口蜜腹剑、有一定政治头脑之外，与他独特的“驭下”之术也不无关系。 为了能有效地驾驭下属，阎锡山在用人时特别强调非亲不用。他本人是山西五台县人，凡五台县的同乡多深得重用。当时山西有名的高级军事将领、阎锡山军事上的得力助手杨爱源、赵承绶、王靖国三人，都是他的五台县同乡。曾任山西省政府主席的赵戴文，也是五台县人。山西省政府的其他许多显位要职也多为五台县人占据。当时太原就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会说五台话，便把洋刀挎。凡是五台县人，又忠于阎本人者，不管才能大小，一律得到重用。即使是山西人而非五台县人，同样会遭到歧视、排斥。至于外省人，在阎锡山政府中能居要职的更是凤毛麟角。阎锡山对五台县人是这样，对其亲戚更是委以重任。掌握财政大权的是阎锡山的岳叔徐一清、内侄徐士珙。徐一清任山西银行经理；徐士珙任山西贸易公司经理。曾任山西省政府代主席的大特务头子梁化之，是阎的姨表侄。在政府的各部门，阎锡山结成了一个宗族关系网络。 为了能有效地驾驭下属，阎锡山总是习惯于制造和利用下属之间的矛盾。他常利用下属的地区不同、部门之别，扶植许多小派别组织，例如他先支持王靖国搞起铁军系统；接着又支持梁化之、李冠洋等文人搞起“革命同志会”；同时又怂恿杨贞吉建立“敌工”系统。在文人之间，在军人内部，在１３个高级干部之间，阎锡山有意识地制造矛盾，形成对立面，让他们互相牵制、互相监督，争相向他邀功请赏。谁对他稍有不满，他就把谁搞掉。 为了便于驾驭下属，阎锡山往往恩威并用。他利用一些人的名位思想，大量封官晋级。他制发一种布质徽章，分将、校、尉三级，以红、黄、蓝三色区别，把廉价的官衔到处送人，以博取下属的欢心。当时有人讽刺说：红边多如狗，司令满街走。阎锡山在对下属施以恩惠的同时，也慑以淫威。凡对他稍有不满言行，或对他的统治不利的官吏，他都无条件地铲除。如第７０师师长刘墉之等人就是被阎锡山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杀害的。阎锡山特别注重对官吏的控制，认为“人心险诈莫测，人言不可轻信”。他颁发了“山西省分区视察办法”，每个行政区派遣一组观察员，分驻区、县，负责监视专员、县长。他还派遣大批特务混入各级官吏中，监视官吏的行动。阎锡山软硬兼施，使下属既感激他的恩典，又慑服于他的淫威，于是只好俯首帖耳地任其驱使。 为了牢牢控制部下，阎锡山还借助于封建帮会组织。他说，旧时帮会组织在社会上势力最大，应将现有帮会人士加以组织化、现代化。在１９４２年前后，阎锡山利用青、洪帮形式，分别建立了青帮组织“安青进步委员会”和洪帮组织“进步总社”，并按帮规立起明德堂和进步堂。阎锡山自封为帮主，把他的大部分文武官员都拉进去作为徒子徒孙。在帮内，阎锡山大肆宣扬“领袖至上，山主至尊，组织至上，义气第一”，以使帮会成员绝对服从于他、服务于他。阎锡山利用帮会组织，从而使他的独裁统治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阎锡山：开启“二”的哲学（2） 这些“驭下”之术，使阎锡山的专制统治得到强化，也使他得以长期割据山西。但是，不管他“驭下”多么有术，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１９４９年４月24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太原，宣告了阎锡山在山西38年的统治彻底结束。 枉杀李服膺 1937年10月1日深夜，11时许。太原绥靖公署大堂内外，卫兵林立。为审判李服膺，阎锡山草草组成的高等军事法庭正在开庭。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亲任审判长，稳坐大堂中央。审判官谢濂、李德懋，军法官张克忍、薛风威，陪审官傅存怀、宪兵司令张建（字达三）、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及第七集团军司令长官傅作义等数十人分坐两边。当天值日官庞小侠（上尉副官）也在场。 宪兵把李服膺押上法庭之后，阎锡山不慌不忙地站起，双手支于公案，拉长了他那一贯冷冰冰的脸，用责备、惋惜而又假惺惺的口吻说：“慕颜（李服膺字），从你当排长起，一直到连长、营长、师长、军长，我没对不起你的地方。但是你却对不起我。你做的天镇盘山工事不好……”这是阎锡山加给李服膺的第一条罪状。但还没等提出第二条罪状，李服膺便急不可待却又神态自若地答辩道：“没有材料……”李服膺明知在完成阎锡山交给他修筑国防工事问题上责任在阎而不在己，所以他有一肚子的委屈要迸发出来。可阎锡山使用了咄咄逼人的态势，不等李服膺把一句话说完，就把第二条罪状抖了出来。他打断李服膺的申辩说：“第二，叫你死守天镇、阳高，你却退下来了……”这时李服膺已知大事不好，他意识到阎分明是要给他妄加罪名，便一反平时唯命是从的常态，立马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阎锡山命61军从天镇“相机撤退”的电令，勃然吼道：“我是奉命退却，有电报为证！”此时的阎锡山万万没有料到李服膺会来这一手，大变其颜地指着李服膺斥道：“你胡说！”没等李服膺开口，他又色厉内荏、自觉理亏地变为爱莫能助的样子说：“今日处你，实在让我伤心，但我不能因私害公。你的家，你的儿女，有我接济，你不用顾虑。”李服膺已怒不可遏，正要与之理论，阎锡山看势不妙，没等李服膺再开口，便向左右点了点头，离席转身走出大堂后门扬长而去。霎时间，整个大堂鸦雀无声，人人面面相觑，伺机退出。这时傅作义无可奈何，只好悄悄起身默然退出法庭。接着赵戴文也随着悄然离席……作为审判官的谢濂，见状已习惯性地知道该收场了，便上前劝道：“慕颜，别提那些事了。你还有什么家事，可以告我……”李服膺深知大势所趋，命在旦夕，便瞪大双眼盯着阎锡山的背影破口大骂：“为啥这样糊里糊涂杀人？军人当死疆场，我要重返前线杀敌。让我死得不明白，我不甘心。”他边骂边把军帽从头上抓下，朝大堂上摔去……此刻陪审官傅存怀上前对李服膺说了句“咱们上车再谈吧！”便和警卫连长康增、张建等人把李服膺押上了汽车，连法绳都没有捆（搭在李的肩上），便急令开车，直奔刑场。 李服膺明知要做冤魂，却毅然刚强，他下了汽车，便向刑场走去，隐隐约约地看见前边有口棺材，便径直而去。可没等他走到棺材跟前，与李并肩前行的张建有意往旁边让了几步，警卫营的一个执行官康增便举起手中那山西土造的大眼盒子枪，“砰”地一枪，击毙了李服膺。 阎锡山：开启“二”的哲学（3） 刑场的人退场后，李服膺的女儿李撷英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草草把父亲安葬了。 李服膺到底何许人也？阎锡山为什么要加害于他呢？ 李服膺，字慕颜，山西崞县（今原平市）兰村人。1890年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自幼读私塾，稍大赴太原谋生，考入山西陆军小学。辛亥革命时随军攻打大同，而后考入北京清河陆军第一中学深造。1918年与傅作义、楚溪春、赵承绶等12名义结金兰号称“十三太保”的把兄弟一起投奔阎锡山麾下。李服膺深受阎锡山赏识，逐步由排长升至军长，成为晋绥军将领之一。 阎锡山杀李服膺，给李服膺定了两条罪。 “国防工事不好”罪，是强加给李服膺的。1934年4月间，阎锡山曾借在晋北修筑国防工事之名，向南京国民政府申请到一笔巨款，亲派得意幕僚、第61军军长李服膺率部赴山西北大门天镇县一带修筑国防工事。可是，在一年多的修筑过程中，工程困难重重，难以如愿。首先，他从太原领到的施工材料不足，特别是重要建材钢筋、水泥差额太大，远不足所需供配总量和计划请准数的百分之一，且建筑机器和工具少得可怜。其次，塞外之冬，滴水成冰，施工难度加大。加之民夫和工兵的津贴由于层层盘剥克扣，工程实在不能如期开工，直到日军开始进攻天镇时才急忙动工。当日军进攻时，第61军将士们就在这简陋的工事里，拿山西土造的枪炮与用飞机大炮坦克等先进武器武装起来的日军拼搏，尽管打得很艰苦，但将士们不怕牺牲，奋勇杀敌。 那么，那笔巨款哪里去了呢？据知情人士讲，这笔巨款大部分被阎锡山拿到全国各大商埠做自己的发私财的买卖去了。在法庭上，李服膺一听到要把“国防工事不好”的罪名加给自己，便想借机一股脑儿地把一年来在天镇修国防工事施工中窝在肚子里的委屈全部发泄出来，但阎锡山却不容他再作申辩就道出了李服膺的第二条罪状。 第二条罪状是“放弃阵地，擅自撤退”罪。当阎锡山说到“第二，叫你守天镇、阳高，你却退下来”时，李服膺想“这分明是说我是临阵脱逃”。 1937年7月7日，日军侵华战争全面开始。为了推行“两翼钳制、中央突破”的侵占华北的战略计划，日军兵分三路向山东德州、河南新乡和山西大同进犯，然后攻取山西太原和绥远包头。这时中国军队也相应有所布防。8月26日汤恩伯部镇守的南口失守，日军继续西犯，27日攻克张家口，进逼雁北，危及山西北大门天镇。阎锡山便急电隶属傅作义第七集团军的第61军军长李服膺“坚持三天，拒敌西进”。李服膺得令即调兵遣将，火速集结布防御敌。他将南口之战损失所剩的不足一个师（仅六个团）的兵力，布防在天镇、阳高一线（19军布防大同一带）的防线。第61军进入阵地的第二天，日军就发动了强大的火力攻势，先在李家山、罗家山阵地激战数日，屡攻不下，便把矛头指向盘山阵地，在上述阵地战斗中，日军飞机低空轮番扫射轰炸，日达32架次之多，致使我阵地难保，伤亡惨重。第425团的1300人伤亡已逾700人，就这样还是打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鏖战三天后，阎锡山又电令李服膺“续守三天，掩护大同会战”。中国军队将士同仇敌忾，继续浴血奋战，这时伤亡更加惨重。防御工事被炸殆尽，士兵们利用弹坑禾束掩护，用刺刀手榴弹与敌拼杀。第400团伤亡500人，一个营和一个火炮连的官兵大都被压在炸塌的山洞里阵亡，101师伤亡1000余人。在天镇的399团利用地形打伏击受到日军炸弹轰炸后，日军又使用了燃烧弹和瓦斯弹（毒气弹）。守军坚持战斗，坚守七天。在完成坚守六天的任务后，阎锡山又电令李服膺的61军“相机撤退”。守军则连夜撤退了下来。在阳高，414团团长白汝庸亲率残兵300名阻敌登城，与之巷战，伤亡亦重。在大势所趋且无防守时限令的情况下，率残部突围而撤。在上述阵地激战的日日夜夜里，作为一军之长的李服膺，多次到天镇、阳高前沿阵地督战，勉励官兵“继续抗敌，报效祖国”。由于李服膺及其所率61军官兵在六七十里长的防线上拼死阻敌，死守门户达十天之久，使日军难以长驱直入，占领雁北。阎锡山一定要以“放弃阵地、擅自撤退”的罪名置李服膺于死地的目的是不言而喻的！ 阎锡山：开启“二”的哲学（4） 那么，阎锡山为什么要睁着眼说瞎话，一定要枉杀李服膺呢？ 李服膺奉阎令布防后，日军于9月6日攻打天镇县城，并占领阳高县城，杀人千余。10日周恩来、彭德怀由太原前往大同会晤傅作义，11日返回代县在太和岭口与阎锡山商谈坚守国防工事等问题，并帮助阎锡山谋划有关抗战事宜。12日天镇县城陷落，日寇烧杀三日，杀死2200多人，293家绝户。此时，全国军民愤然，强烈要求追究天镇失守之责。李服膺情知不妙，便急电南京政府军法总监唐生智，要求南京派人来山西调查或命他亲赴南京面述天镇战役实况。唐生智接电后即电令阎锡山速送李服膺到南京，要“军法从事”。阎锡山生怕李服膺去南京后“泄露天机”，自己受罪不起，便一方面把李服膺押回太和岭待处，一方面再三电请蒋介石，不要送李服膺去南京，并表示一定要就地军法严惩。就这样，在全国民众抗日呼声中，阎锡山为了推卸责任，向南京政府和全国人民交代，就把李服膺当作了替罪羊。 李服膺被杀后，曾遭到不知内情的人们痛斥，但却堵不住知情人的嘴巴。时为第二战区参谋长的楚溪春气愤地抱不平，他说：“慕颜死得太冤枉了，这件事是不得人心的。” 当阎锡山抓捕了李服膺后又要去抓捕在盘山战斗中死里逃生的400团团长李生润时，200旅旅长刘馥气愤不已，冒险掩护李生润逃走，并把李团长留下的“盘山战役”和“阵前日记”收藏起来，准备到国民党中央控告。 61军213旅旅长杨维垣，从天镇撤下来辗转到太原驻防时，不顾阎锡山的忌讳，亲率全旅官兵佐属乘坐军用卡车到李服膺墓地献花祭奠。 11月8日太原沦陷前，阎锡山早已逃到临汾。阎锡山令晋绥军文宣队排演话剧《枪毙李服膺》以继续蒙蔽天下，威慑官兵。一次在陈长捷部（由61军改编的）演出此剧时，李服膺部下一名叫倪保田的排长跳上戏台，脱下军装指着身上的伤疤高喊：“说老子们不抗战，这身上四五处刀伤枪疤是怎么来的？莫非是狗咬的？”当他讲到他们400团冲锋陷阵死伤八九百名官兵时，台下顿时群情激愤，官兵哗然，乱作一团。后来阎锡山怕事态扩大，便下令停演此剧。 李服膺死后，第61军的高级将领深知阎锡山生性诡诈，唯恐遭到暗算，便纷纷逃走。副军长贾学明、军参谋长刘全声、师长李俊功、旅长刘馥等都不辞而别，相继脱离晋绥军。 鸡蛋上跳舞 1935年，日本在侵占东三省后，开始筹谋“华北五省自治”，想让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组成联合自治政府，成为第二个“满洲国”。山西，因其战略地位、煤铁矿产，以及阎锡山的影响力，成为这盘棋中的首落子。 日本特使与其说客不断做阎锡山的工作，请他挂帅五省。但任凭软硬兼施，他总是一副太极身段，“极力忍耐敷衍”。他“不出头”，但也没置身事外，因为他知道，总会有人出头，那对华北乃至中国的危害总会祸及他的地盘。蒋介石、日本人、共产党这三方面的压力加诸其身，阎锡山自喻为“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反复权衡之后，他做出“迎共抗日”的选择。 中共代表、山西定襄人薄一波，就是在这时候到达山西，接管了牺盟会，在这条特别的统一战线上，跟阎锡山合作、周旋、智斗了8年。当时牺盟会掌握了全省80%以上的抗日县政权，新军发展到40个团10多万人，撑起山西的抗日局面，被誉为“敌后抗战楷模”。 阎锡山：开启“二”的哲学（5） 此间，阎锡山提出“守土抗战”的主张，以反侵略反畏缩的意义，站在整个国家责任的立场上，纯论是非，不顾成败，不能等准备的力量足以抗战时再抗战，也不能等把一件件事情都做得赶得上人家了，能和人家列强并驾齐驱了，然后把自己已失的土地收复回来，只要这块土地上有一个人，也该守土抗战。 他提出的对日“实行持久战”、“宜在有利之地形与之作战”和八路军的实践不谋而合。 在与傅作义共同领导绥远抗战时，阎锡山以继母陈秀卿的名义，将父亲的遗产87万元捐给前线。晋绥军将领、学生、商人，随即纷纷解囊。 凡此种种，包括摈除党派之见联合共产党人，放手让薄一波发展壮大牺盟会，表现出他的政治胸襟，是他真心抗日的举动。山西当时成为陕北之外的又一个抗日中心，吸引了许多爱国志士。 徐向前是五台人，阎锡山的同乡，且在阎创办的省立国民师范读过书，是阎的学生辈。1937年9月他作为“向导”，与周恩来、彭德怀等赴太原同阎锡山商谈八路军入晋抗日的事。 半个月后，由阎锡山筹划，林彪、聂荣臻指挥的115师在平型关打了一个伏击战，取得八路军抗战以来第一个胜仗，也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歼敌并首次胜利的战斗——尽管它无力扭转中国军队在整个晋中战役中的被动局面，无法改变对日作战的一连串失利及太原的沦陷。 节节败退的过程中，阎锡山有过骑着毛驴撤退的经历，也曾赋诗抒怀：夜向吉县行，昕水百余经。行人身半湿，残冰伴稠星。 阎锡山真心抗日的同时，蒋介石却横下一条心：攘外必先安内。他不断调遣阎和张学良带兵“剿共”——让晋军、奉军与共军彼此消耗。阎、张同病相怜，深感再这样下去只能两败俱伤、国家大损；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才能保全自己、保全国家。 一年之内，张学良5次飞抵太原跟阎锡山“共商陕北剿匪事”，双方小心翼翼，边试探边由浅入深、由虚而实，彼此心照不宣。 1936年10月31日是老蒋50寿辰，阎锡山就停战问题进言，蒋厉声道：“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还是你们该服从我？”阎锡山对张学良说：“汉卿啊，看委员长态度，咱们不能再说话了，以后看机会慢慢做吧。” 42天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面对国家危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较好选择。事实证明，阎锡山多方斡旋调停，功不可没。 至于1940—1944年间，阎锡山与日本人频繁地接触，通常被指斥为“勾结”。事实上，这是一场无甚进展的讨价还价和软磨硬泡。日本想利用阎的身份、资历和地位令山西乃至华北脱离重庆政府；而阎想借助日本，在“剿共”的同时克服自己的困难，加强经济和军事实力。赵戴文曾向阎说：“以后无论局势如何变化，希望你不要走汪精卫的道路。”阎回答说：“我有我的主张，我为了存在，利用他们，决不会走那条道路。” 谈判中曾出现过这样一幕：日方代表花谷正极不耐烦，对阎锡山拉扯起来。阎毕竟是读四书五经长大的，尽管难堪，也只是皱起眉头。 日本军方回忆录里，阎是个“有自私自利打算、老奸巨猾不吃亏、难以揣度的人物”。在日军1938年就制定的瓦解、诱降中国军队的计划中，阎锡山的代号为“狸”。 阎锡山：开启“二”的哲学（6） 二的做法 二的哲学即中的哲学，有四个明显特点：一是自存自固是其出发点和归宿；二是不偏不倚，保持中立，见风使舵，从中渔利；三是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巩固统治；四是追附形势，标新立异，独立特群，彰显个性。其实质是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存在就是一切，一切为了存在。 阎锡山的青少年时期基本上是在他父亲开设的积庆长钱铺度过的，日常的业务便是放债收息并参与金融投机。商海之中有的重承诺、讲信誉，有的却恃强凌弱、以智诈愚，贪婪、狡猾、伪善、欺骗，形形色色，不一而足。阎锡山深谙此道，掌权之后也习惯用商海的眼光看待干部。他大量用人，但又怕他们不忠于自己，欺骗自己。所以他说：“必须以小人防人，以君子待人。不以君子待人，无以处君子；不以小人防人，无以处小人。以小人防人，君子乐之，小人幸之；以君子待人，君子安之，小人荣之。任人不可以为人太好，疑人不可以为人太坏。任人不可不专，防人不可不密。要在密防之下专任。以君子待人，以小人防人，才是为政之道。” 人们由于出身、籍贯、学历、爱好等的不同，往往形成一些小的团团伙伙。阎锡山的干部队伍亦如此。他针对这个特点，就用“二的方式”分析事物，用“二的做法”树立对立面，通过对立面的相互监视、掣肘、攻讦、争功、邀宠，来达到他了解情况和控制干部的目的。在组织机构上如此，在干部配备上亦如此。 阎锡山于中原大战失败后总结经验教训，其中一条就是要建立政治组织。1932年，他东山再起出任太原绥靖主任后，为了笼络青年，便授意李冠洋组织“中国青年救国团”（简称李派），不久又授意邱仰浚组织“建设救国社”（简称邱派）。这两派都以青年学生为发展对象，都发放津贴收买学生，你争我夺。两派学生各有其主，不管对方的主张与做法是否正确，只要不是自己一派提出的就予反击，所以经常发生摩擦，但总的目标又都是拥护阎锡山的。后来阎锡山将它们合并，成立了自强救国同志会。1936年，自强救国同志会内部的进步人士发起成立了牺牲救国同盟会，在薄一波的主持下成为特殊形式的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它于抗战爆发前后在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军参战、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山西抗战的中流砥柱。1938年1月1日，蒋介石在武汉召集高级军政官员讨论和战问题，阎锡山是主和派。回到临汾后，他即宣传妥协，遭到牺盟会领导人薄一波等的反对，这使他认识到只能依靠牺盟会抗战，不能依靠它来妥协。于是，阎锡山在日军已发动春季攻势的情况下，于2月16日成立了民族革命同志会，自任会长。两个组织，一个代表新派，一个代表旧派，他希望前者帮他抗战，维持山西的抗战局面；当和平到来之时，由后者维持妥协。但由于立场和政治见解的不同，终于爆发了“十二月事变”，使牺盟会离他而去。 同样，阎锡山也让他的官员搞文武对立。1939年，他授意王靖国在军队里建立了铁军组织，掌握全部军权。阎此时提出“领导一元化”、“军政一元化”、“组织一元化”等口号，王乘机提出由军长兼专员、师长兼县长，甚至想由军人兼任同志会的地方特派员。当时的第二战区几乎成了军人的天下。这当然引起文人们的不满，梁化之、李冠洋等人便私下成立了文人组织（又称最后同志），仿照铁军纪律，规定“凡背叛、脱离、诋毁领袖者，愿受组织之处死”。文人组织是在阎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立的，铁军组织便有人向阎检举。恰在此时，王靖国在西安被蒋介石召见回来后，未向阎汇报即宣传蒋对他的倚重，并印发蒋与他的谈话。阎闻之大发雷霆，骂道：“有人要当曹操，我可不想当汉献帝！”吓得王靖国自打嘴巴，下跪求饶，坚决表示忠贞不贰。由此，阎锡山也发现不能单独依靠王靖国，文人组织这个“私生子”便得到承认。从此形成了文武对峙，王、梁争功邀宠，都要与阎同生死共患难，都愿受最严厉之纪律制裁，都要尽力完成自己的任务，又都互相监视，不时向阎反映对方的问题。阎锡山稳坐钓鱼船，不但对他们的动向了如指掌，而且可以运用自如。 阎锡山：开启“二”的哲学（7） 1941年，阎锡山开始利用帮会笼络社会上各色人物。他先成立了民众进步委员会（青帮），自封为大字辈老前人，不久又成立了民众进步总社（洪帮），自封为山主。一时设坛收徒，蔚然成风，就连许多军政人员都成为其门徒。这也说明阎在利用两个对立的帮会为其服务。 阎锡山的特务组织也是两套人马。1938年，阎成立了由杨贞吉领导的敌工团，最初有对敌伪工作的任务，后来发展成为专门侦察、搜捕、关押以致杀害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的同志会政卫组。1942年，阎锡山又成立了几个战地工作委员会，梁化之任隰汾区战地工作委员会主任，下属战工团的侦察组，开始执行与政卫组同样的任务。1943年，战工会撤销，梁在侦察组的基础上成立了同志会流动工作队；抗战胜利后，又改称为第二战区特种警宪指挥处；第二战区结束后，则改称太原绥靖公署特种警宪指挥处。同志会政卫组则改称太原绥靖公署建军委员会政卫处。从此，两个特务组织———特警处、政卫处，为了“肃清伪装”，展开了杀人竞赛。 具体到一个部门里，也不乏这类事例。抗战胜利后，阎令其内弟徐士珙担任山西贸易公司的经理，却让与徐意见不合的表侄曲宪南担任副经理。梁八元（定襄人）本来是从事医务工作的，阎有一次问他做一件衬衣需要多少布，梁说了个大概数字，回去后又请教人做了详细计算，向阎做了汇报。阎即令其出席有关军服生产的会议。负责军服生产的那些人同他开玩笑说：“你不好好看病，来夺我们的饭碗子干啥！”梁这才恍然大悟，借故摆脱了这件事。 阎锡山向来善于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得到权势的平衡，确保他的绝对控制权。凡是在他领导下的军政单位，哪怕一个军师，一个专县，都有在他支持下的两种矛盾着的势力同时存在。如果哪一个军师或专县正副职之间团结得好，工作上配合得好，他就要想办法调走一个，再派一个对立面来。在他领导下的大小单位，没有矛盾的班子几乎是没有的。哪里是团结一致的，他就认为那里出现了不正常现象，就得对那里进行调整。 治理山西 1930年，美国《时代》杂志记述：作为山西省的模范督军，阎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处于各军阀的包围之中。尽管目前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富裕，因而使他显得出类拔萃。阎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 阎锡山不好女色。他之所以娶了一房姨太太徐兰森(5个子女皆其所出)，实在是因为原配徐竹青不能生育。阎锡山是独子，迫于压力才续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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