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周作人传》-3

此时，周作人的意念、心境，几乎处于一种澄净、空明状态，突然表现出对于大自然美的敏锐感觉。如雨的细雪，雪后的日出，蝉鸣，虫吟，都牵动着他的情怀。于是再一次文思喷涌，写出了一篇又一篇小品随笔，这是1949年以来，周作人第三次创作高潮。连周作人自己都有些感到意外，他为自己的文章渐有随笔的意味，并加入滑稽趣味，而感到惊喜，同时意识到此种境界在国内已是无人领悟。当时，大陆文坛上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周作人的散文小品集《木片集》三校样稿已出，却无端毁版，他只得把文章寄往香港。于是，我们在香港《新晚报》等报刊上，陆续读到了署名“启明”、“知堂”的《水乡怀旧》《麟凤龟龙》《书房里的游戏》《猫打架》《鸟声》《吃茶》《现今的龙》等等。内容多少有点“怀旧”的意味，但无悲凉、感伤的气息，却有了更多的幽默感。如《鸟声》是“旧题重作”。1925年所写的那一篇里，“我所听见的鸟鸣只有檐头麻雀的啾啁，以及槐树上每天早来的啄木的干笑——这似乎都不能报春，麻雀的太琐碎了，而啄木也不免多一点干枯气味”，似有于“琐碎与干枯”中渴求春气的意思。而1964年，也即近四十年后，八十岁的周作人却这样写道：“院子里的麻雀当然已是昔年啾唧做声的几十世孙了，除了前几年因麻雀被归入四害，受了好几天的围剿，中断了一两年之外，仍旧来去庭树间，唱那细碎的歌，这据学者们考究，大约是传达给朋友们说话，每天早晨在枕上听着(因为它们来得颇早，大约在五点左右便已来了)，倒也颇有意思的。”同样是麻雀“细碎的歌”，却于闲卧中听出了和朋友絮谈的声音，自有几分温馨与亲切的感觉；而在麻雀命运的戏谑化叙述里，却又分明可以感到老人对于人间物事的嘲弄、调侃之意。至于《鬼念佛》《猫打架》这类文章，不用读原文，仅从题目里也能品出那隐含着智慧的谐趣。读着这个时期周作人的散文随笔，不禁要想起周作人一再引述的希腊神话研究学者哈理孙女士的自传《学子生活之回忆》里的一段话——　　老年是，请你相信我，一件好而愉快的事情。这是真的，你被轻轻地挤下了戏台，但那时你却可以在前排得到一个很好的座位去做看客。而且假如你已经好好地演过了你的戏，那么你也就很愿意坐下来看看了。一切生活都变成没有以前那么紧张，却更柔软更温暖了。你可以得到种种舒服的，身体上的小小自由。……你老了的时候生活并没有停住，他只发生一种很妙的变化罢了。你仍旧爱着，不过你的爱不是那烧得鲜红的火炉似的，却是一个秋天太阳的柔美的光辉。你还不妨仍旧恋爱下去，还为了那些愚蠢的原因，如声音的一种调子，凝视的眼睛的一种光亮，不过你恋得那么温和就是了……周作人：《夜读抄·希腊神话一》，第67～68页。　　在周作人八十前后作周作人晚年刻有“八十后作”的闲章。小品随笔里，那诙谐幽默之中正是浸透着对于人间万事万物，对于生命的老年人的温和的爱，流泻着秋天太阳的柔美的光辉……　　正是周作人在为人类作最后的奉献时，人们重又注意到这位对中国新文化的发展作过重要贡献，而又走过曲折道路的作家。当周作人从香港友人的来信得知海外对他的种种评价时，他是感动的；他在回信中说：“知海外报刊时常提及鄙人，不论是称赞或骂，都很可感，因为这比默杀好得多”，④⑥《周作人晚年书信》，第407、409、459页。并且表示“港地有涉及鄙人的文章，如刊在中立报纸上而其倘有理解……则愿意一读”。④于是，在与朋友通信中，也不免谈到了自己的历史。曾经有人回忆，在从狱中出来以后，周作人即回避谈论自己的以往，即使有时谈到也表现得“若无其事，甚至有点麻木不仁的”，据说，“有一次，他谈到了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了李大钊同志，谈到他如何掩护大钊同志的子女，保存大钊同志遗文的事，他也并不激动，好像叙述和自己并无多大关系的往事。有一次，他偶尔谈到自己‘落水’事，也是轻轻地说了一句：‘糟了’，并无惋惜，也并无自责，好像谈的是别人的事情一样。”王士菁：《关于周作人》，《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第4期。现在，周作人既写了《知堂回想录》，自然对“兄弟失和”、“出任伪职”这类敏感问题，也不再沉默；但涉及时，也只是说：“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后来确有费气力去自己运动的人)，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⑥他始终以平静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历史，并无惋惜，也并无自责，与中国历史上的投敌变节者，晚年忏悔不迭的态度截然不同。在私人通信中，有时谈到历史与当代人物，偶尔也有几句评论。在这方面，周作人是相当固执己见的。例如，他始终坚持对鲁迅的某些批评意见即是如此。周作人多次谈到“鲁迅写文态度有时严肃、紧张，有时戏剧性的，所说不免有小说化处，即是失实”。(《知堂书信，致曹聚仁信之九》，第292页)“他好立异唱高，故意地与别的拗一调”(《周作人晚年书信》第519页)。他还表示，从“(林语堂)说鲁迅文人成分多，又说非给青年崇拜不可，亦似不敬，却也是实在的。”(《周作人晚年书信》，第186页)而他对郭沫若等“名人”表示“不大能够佩服”，也是出自他的自由主义与个性主义的立场。周作人在一封信中谈到郭沫若时，这样说：“个人对他并无恶感，只看见《创造十年》(?)上那么攻击鲁迅，随后鲁迅死后就高呼‘大哉鲁迅’。这与歌颂斯大林说‘你是铁，你是钢’，同样的令人不大能够佩服他。”(《周作人晚年书信》第428页)这都可以说是本性难移，至死不改。但他也有宽容的地方，如在谈到当年的论敌陈西滢时，他表示“陈西滢亦是颇有才气的人，惟以乡谊之故，乃以‘正人君子’自命，参加‘女师大’一役，妄费许多才气，亦深可惜矣”。④《周作人晚年书信》，第466、487页。也许对胡适的态度最能说明周作人的待人原则；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道：“(胡适)自然也有他的该被骂的地方，惟如为了投机而骂之，那就可鄙了。我与适之本是泛泛之交(寻常朋友)，当初不曾热烈地捧他，随后也不曾随队地骂他，别人看来，或者以为是，或以为非，都可请便，在我不过觉得交道应当如此罢了。”④那么，周作人是至老对人对事也是坚持自我独立判断的。在知识分子纷纷异化，失去了自我的60年代，经过了种种曲折之后，周作人把“自我”仍然保留得如此完整。　　最后岁月(1)但这种宁静、温和中的喜悦，仅只维持了一两年。1965年3月15日，周作人终于将路吉阿诺斯的《对话集》全都译出，共约计四十七万言。——在这大功告成的喜悦后面又预伏下了什么呢?　　4月8日，又是信子的三周年忌。思前念后，由已死想尚生，周作人终于写下一段自白：“余今年一月已整八十，若以旧式计算，则八十有三矣。自己也不知活得这样长久。过去因翻译路吉阿诺斯《对话集》，此为五十年来的心愿，常恐身先朝露，有不及完成之惧。今幸已竣工，无复忧虑。既已放心，便亦怠惰，对于世味渐有厌倦之意。殆即所谓倦勤欤?狗肉虽然好吃(厌字本从犬肉)，久食亦无滋味。陶公有言：聊乘化以归尽，此其时矣!自写遗嘱已有数次，大要只是意在速朽，所谓人死销声匿迹，最是理想也。”②④转引自《周作人晚年书信》，第460、465页。　　4月26日，周作人果然重立遗嘱，以为“定本”。其全文如下——　　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今后治事之指针尔。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销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惟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②　　周作人早在青少年时代还在南京读书时，即有人生无常之感，此时人生之愿已达，顿生厌世之意，亦是自然。周作人自称唯物论者，以“疾虚妄”自命，积八十年人生经验，深知死后被利用之苦(其兄鲁迅即是前车之鉴)，渴望人死即“声销迹灭”，亦是自然。剩下的唯一愿望是期待后来的论者能够充分认识他最后留下的《对话集》的价值。但他恰对此没有信心。因此，在写完遗言后加上一笔“但”书：“但是阿波马多洛斯的神话译本高阁十余年，尚未能出版，阿波马多洛斯著《希腊神话》(原名《书库》)，周作人原于1937年即为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译过，后该会迁至香港，注释尚未译全，原稿已佚亡。从1950年7月起只得从头译起，以一年工夫本文同注各占10万字以上，于1951年6月13日脱稿。译完后，因出版总署于1951年将翻译事交开明书店，译稿也交开明书店。后开明书店改为青年出版社，此译本也无下文。则亦是幻想罢了”。④　　此时周作人对于自己的五十年的心愿最后能否实现，已不抱任何幻想，这心境已是够悲凉的了。但历史很快就要证明：即使做了这样的最坏的思想准备，周作人——不，中国的整整几代知识分子，仍然过于天真善良。他们哪里想到，就在周作人立下遗言，企望善死善终时，将周作人，以至整个知识分子，整个民族扫荡已尽的罗网已经撒下!　　周作人早就应该有所觉察了。1964年8月，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几经周折，终于在香港《新晚报》上开始连载，但不到两个月，即又遭到“腰斩”，编辑部并受到上级训斥：“这个时候还去大登周作人的作品，这是为什么?”罗孚：《〈知堂回想录〉琐忆》，载《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1期。这显然是一个信号。周作人对此事的反应是：“至于为什么，则外人不得而知了”——他是佯作不知，还是不愿意知?　　1966年3月，周作人因有感于邢台地震，又继之狂风不止，人们惊惧不已，用辘轳体作谐诗一首：“春风狂似虎，似虎不吃人；吃人亦无法，无法管风神”③转引自《周作人晚年书信》，第525、536页。——这几乎已是不祥的谶语。　　接着，他又开始玩骨牌过五关之戏，不则僵卧在床——周作人的精神防线，彻底地垮了。　　4月19日，周作人翻译《平家物语》第六卷脱稿——周作人的“工作”最后地结束了。　　5月17日，夜发现尿中有血，至6月25日医院确诊为前列腺肿瘤。　　7月2日，他开始阅读《鲁迅全集》中的杂文——是因为无书可读，还是出于对鲁迅的怀念?据周建人回忆，鲁迅病危之时，也是在读周作人著作的。　　7月9日，他的日记里突然出现“闻蝉鸣”三个字③——他仍然挣扎着，紧紧抓住大自然的生机，顽强追求着生命的趣味与欢乐。　　7月12日，傍晚北京地区突降大雷雨。周作人一生酷爱“雨”的意象，在他的笔下，写过“只是蜘蛛似的一缕缕地洒下来”，“细得望去都看不见”的，使人“既气闷”又闲适的冬天的雨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第1页。，写过想像中的“大漠之上，大雨之下……悠然进行”的雨中豪情周作人：《雨天的书·苦雨》，第5页。……但从未见过如此的狂雨，并夹带着地震似的闷雷——莫非这真是一种预兆?　　现实的种种征兆确实不妙：7月10日，《集邮》停刊；7月20日，《北京晚报》停刊……周作人都一一小心而慎重地记在日记里。他显然预感着政治的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7月31日，他在日记里写下了极为沉重的一页：“此一个月不做一事，而辛苦实甚往日，惟忧贫心劳，无一刻舒畅，可谓毕生最苦之境矣。”周作人：《雨天的书·苦雨》，岳麓书社1987年7月第1版，第5页。周作人原指望在世事全部交代清楚以后，可以平静而安宁地离开这个世界，并从此销声匿迹；却不料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要再遭一次磨难——莫非这真的是在劫难逃?　　周作人于急难之中，突然想起了章士钊，他是毛泽东的座上客，能否求助于他呢?于是匆匆写了一信。却又在当日日记中写道：“此亦溺人之藁而已，希望亦甚微，姑且一试耳。”③转引自《周作人晚年书信》，第536～538页。一星期后，章士钊派了他的秘书王益和前来致意，并未说什么实质性问题，却允再次来访，周作人于是“随时期计其到来，作种种妄想……”③——恰恰是四十年前，章士钊是“三·一八”惨案元凶之一，周作人曾与他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而现在，周作人却如此急切地把他当作“救命稻草”——历史开了怎样一个残酷的玩笑。　　最后岁月(2)8月4日，收购旧物的小贩前来报告：因搞运动停止收购中外书籍；8月12日，定期给周作人看病的苏大夫在量完血压后又告知：从此暂时停止定时来诊……仿佛大难临头，一切都乱了套了。　　8月18日，周作人把自己的《往昔三十首》重录一遍，订为一册，寄给生平最可信赖的学生俞平伯，借此表达最后的嘱托。　　8月20日：“上午阅《毛主席语录》，此书不能买到，今日从吉仲吉仲为周作人之孙。借来”⑥转引自《周作人晚年书信》，第536～538页。——周作人这位五四新文化的开拓者之一，这位形形色色的现代迷信的死敌，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现在竟然与中学生一起争读“小红书”，这是多么辛辣的嘲弄与象征——无论对周作人，还是历史自身。　　8月21日，周作人再一次写信给章士钊的秘书：“且看答复如何。”⑥　　8月22日，周作人收到了他的老友徐耀辰，他的学生俞平伯的来信。　　8月23日夜，周作人按照几十年形成的习惯，在灯下写日记：“晴。二十二度。上午阅毛泽东论文艺，下午吉宜为寄耀辰信又件，内春信等三册。”　　他当然不会想到，这将成为他的“绝笔”：从1898年2月18日开始，记了整整六十八年的日记，现在写完了最后一页。　　第二天，一群红卫兵冲进来，宣布对他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开始是院内的红卫兵，后来又串联外面的红卫兵，一连好几次，全家被洗劫一空，连住的榻榻米也被砸成许多窟窿。抄家之外，就是批斗。周作人年老病弱已是不堪一击，于是就长时间地罚跪，并把他撵到狭窄、潮湿的洗澡间、厨房，每餐只以苞米面粥充饥。周作人所担心的“小河”的泛滥，终于发生了。他是东南水乡的人民，本就十分知道“水”的厉害，曾一再发出警告。但眼前这场有组织有领导的决堤，使全体知识分子，全民族都陷入灭顶之灾，却是他所不曾料及的。而此时的周作人，已无任何反抗的能力，惟有默默忍受罢了。　　在周作人被抄家以后，几位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专门去看望了他，并且留下了惨烈的记忆——　　当我们走进他被关的小棚子里时，眼前呈现的一切确实是惨不忍睹。昔日衣帽整齐的周作人，今日却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脸色苍白，身穿一件黑布衣，衣服上钉着一个白色的布条，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此时，他似睡非睡，痛苦地呻吟着，看上去已无力站起来了，而且几个恶狠狠的红卫兵却拿着皮带用力地抽打他，叫他起来。看到这种情景，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好赶快离开……叶淑穗：《周作人二三事》，载《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2期。　　面对着这样的非理性的疯狂，终生追求理性精神的周作人自然无话可说。他只是一再地要家属设法弄安眠药来，以便尽快了结此生。　　1967年5月6日下午4时，苦难结束了。除了家人，没有人向他告别。他真的“销声灭迹”了——周作人大概不会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实现他的遗嘱吧?　　而且人们很快又提起了他。他的著作《知堂回想录》《周、曹通信集》《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儿童杂事诗》在香港陆续出版。近年来，大陆又出版了《知堂书话》《知堂序跋集》《知堂杂诗抄》《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他的译作《平家物语》《枕草子》等也陆续出版。　　但他的《对话集》及其他一些译作至今仍被封存在不知什么地方。周作人曾说：“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惟暮年所译希腊《对话集》是五十年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但“识者”又在哪里呢?《对话集》后以《卢奇安对话集》为名，由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　　周作人的寂寞命运终于不可改变。　　写毕于1989年3月7日(农历己巳年正月　　三十日)晨，正值作者五十寿辰。　　1999年1月10日—24日重新校订参考书(篇)目?　　参考书(篇)目1周作人全部著作(包括周作人日记)　　2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周作人年谱(张菊香、张铁荣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4周作人研究资料(上、下)(张菊香、张铁荣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鲁迅故家的败落(周建人口述，周晔编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6鲁迅笔下的绍兴风情(裘士雄、黄中海、张观达著)(浙江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7周作人评析(李景彬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8鲁迅和周作人(周建人)(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4期)　　9关于周作人的一点史料——他与李大钊的一家(贾芝)(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4期)　　10周作人出任伪职考(姚锡佩)(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1期)　　11历史本来是清楚的——关于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的问题(舒芜)(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1期)　　12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的经过(许宝)(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1期)　　13我所知道的周作人(楼适夷)(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1期)　　14关于周作人的二三事(于浩成)(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3期)　　15二周识小(陈迩冬)(载《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1期)　　16我认识的周作人(佟韦)(载《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1期)　　17《知堂回想录》琐忆(罗孚)(载《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1期)　　18周建人是怎样离开八道湾的(俞芳)(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8期)　　19我所知道的芳子(俞芳)(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7期)　　20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陈漱渝)(载《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5期)　　21关于周作人(王士菁)(载《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5期)　　22周作人失足以后(倪墨炎)(载《小说界》1988年6期)　　23老虎桥边看“知堂”(黄裳)(收《金陵五记》，金陵书画社1982年版)　　24周作人二三事(叶淑穗)(载《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2期)　　25周作人出任伪职的前前后后(张菊香、张铁荣)(收《周作人研究资料》)　　26知堂老人在南京(龙顺宜)(收《周作人研究资料》)　　27忆岂明老人(梁实秋)(收《周作人研究资料》)　　28周作人论(陶明志编)(北新书局1934年版)　　29周作人著作及研究资料(第一辑)(第二辑)(香港九龙实用书局)　　30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下)(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31《鲁迅研究资料》(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32周作人投敌的前前后后(张琦翔)(载1982年5月《文化史料丛刊》3辑)　　33北京苦住庵记——日本战争时代的周作人(木山英雄著)(日本筑摩书房，1978年版)　　34周作人——思想和文章(木山英雄作，孙莲贵译，收《周作人研究资料》)　　35我之周作人研究(木山英雄)(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1期)　　36正冈子规和鲁迅、周作人(木山英雄作，张欣译)　　37与陈独秀分手前的周作人——以1922年在非基督教运动中的冲突为中心(尾崎文昭)(载1983年10月《日本中国学会报》第35集)　　38周作人概观(舒芜)(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9周作人年谱长编(钱理群)(手稿，未出版)　　40周作人论(钱理群)(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