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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周作人传》-2

作者:钱理群 字数:68198 更新:2023-10-11 17:18:52

因此,周作人《新青年》时期的文学活动以希腊“古诗今译”为开端,他首先以杰出的翻译家身份出现在五四文坛上,这都不是偶然的。据周作人介绍,《古诗今译》及《题记》都经过鲁迅修改;那么,《古诗今译·题记》所提出的翻译观,可以视为他们的共同宣言——  什法师说,译书如嚼饭哺人,原是不错。真要译得好,只有不译。若译它时,总有两件缺点,但我说,这却正是翻译的要素。一,不及原本,因为已经译成中国语。如果还同原文一样好,除非请谛阿克列多思学了中国文自己来做。二,不像汉文——有声调好读的文章——因为原是外国著作。如果用汉文一般样式,那就是我随意乱改的胡涂文,算不了真翻译。  这宣言显然是针对林纾的。正像周作人在另一篇文章里所说,林纾这类翻译名家“把外国异教的著作,都变作班马文章,孔孟道德”,不过是“抱定老本领旧思想”而已,周作人:《安得森的“十之九”》,载《新青年》5卷3期。而周氏兄弟强调“不像汉文”,即是试图通过翻译,输入与中国传统异质的新的思维方式与新的语法、词汇,以弥补中国思维、语言不精密的不足。周氏兄弟著名的“直译”法即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产生的。周作人在1918年11月8日答某君信中对他与鲁迅的直译主张作了这样的概括:“我以为此后译本……当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载《新青年》5卷6号,文题为《文学改良与孔教》)文收《周作人集外文》上集,第284页。尽管对于“直译”法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周氏兄弟在翻译、介绍外国著作时,首先着眼于思维与语言,强调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及语言的改造,这是别具眼光的。  周作人1918年1月至1919年12月间翻译的小说后来集为《点滴》一书。《点滴》1920年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初版。1928年11月改由开明书店出版,书名改为《空大鼓》,内容也作了一些调整。全书二十一篇作品中,俄国与波兰、南非、匈加利(今译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文学作品占70%以上,其中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可爱的人》、库普林《晚间的来客》、安特莱夫的《齿痛》、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酋长》等在五四时期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周作人此时热衷于介绍俄国与被压迫民族文学,可以说是一种自觉的努力。他在《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等演讲里,曾一再强调“中国的特别国情与西欧稍异,与俄国却多相同的地方”,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岳麓书社1989年6月版,第72页。“背着过去的历史,生在现今的境地,自然与唯美及快乐主义不能多有同情”,“我相信人生的文学实在是现今中国惟一的需要。”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新文学的要求》,第19页。但周作人理解的“人生的文学”,是贯注着人道主义精神的。因此,他在为《点滴》所作的序里,曾将此书(也即周作人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的特点归结为“直译的文体”与“人道主义精神”。特别有意思的是,周作人强调“一个固定的模型底下的统一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堪的”,他提倡的是“多面多样的人道主义的文学”,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理想的文学”。因此,周作人对于作品的选择,是不拘一格的,译了人生观绝不相同的梭罗古勃与库普林,又译了对于女子解放问题与易卜生不同的斯忒林培格。这表现了五四那个时代及周作人个人开放的眼光与宽容的心态,是以后时代的人很难企及的。  周作人在每一作品后面,常用“译者附记”的形式,简要地写出他对作品的评价,其艺术感受之精微,审美趣味的宽阔,是令人叹服的。这里姑举几例——  梭罗古勃以“死之赞美者”见称于世……然非丑恶可怖之死,而为庄严美大的衣之母,盖以人生之可畏甚于死,而死能救人于人生也。俄梭罗古勃《童子林之奇迹》译者说明,载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4卷5号。  其艺术以求诚为归,故所谓自白,皆抒写本心,毫无粉饰……对于世间,揭发隐忧,亦无讳忌。瑞典斯忒林培格《不自然的淘汰》译者前记,载1918年8月15日《新青年》5卷2号。  “开新纪元”的工作(2)叙事和言情,无不美妙,写民间忧患这几篇尤好。事多惨者,然文章极奇诡,能用轻妙诙谐的笔,写他出来,所谓笑中有泪,正如果戈理一般。波兰显克微支《酋长》后记,载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5卷4号。  这些,自然都是周作人作为翻译家对于翻译对象的独特发现,同时也是对于读者的积极引导,周作人显然希望把正在学步的中国新文学引向多元化的自由发展的道路后来,周作人更在理论上明确提出要做“古今中外”派。他说:“我不相信艺术上会有一尊,或是正统,所以不但是一人一派的主张觉得不免太隘,便是一国一族的产物,也不能说是尽了世间的美善,足以满足我们的全要求。”(《现代小说译丛序言》)周作人的翻译范围也日趋广泛,他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酝酿兴起的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及创作,表现了特殊的关注,最早介绍了波特莱尔、果尔蒙等法国象征派诗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另一面,周作人也是在通过翻译发现与表现自己。人们很容易就注意到,无论在翻译对象的选择,还是译者附记中的表白,都常流露出其他历史时期少有的亮色。例如,周作人在《点滴·后记》里强调所选作品的共同倾向:“无论乐观,或是悲观,他们对于人生总取一种真挚的态度,希求完全的解决”。在《皇帝之公园·后记》里,周作人更以赞赏的口吻肯定了俄国作家库普林“颇近乐观”的人生理想:“将来有一个时候,世上更无主奴,无损伤残疾,无恶意,无恶行;无有哀怜,亦无有怨恨,人人都是神……自由高尚的爱成为世界的宗教”。在《铁圈·后记》里,周作人又这样反驳梭罗古勃的悲观主义与虚无主义:“我的意见,不能全与著者相同,以为人的世界究竟是在这真实的世界一面,须能与‘小鬼’奋斗,才是惟一的办法。”这些,固然是五四理想主义、乐观主义时代精神的折射,同样,也是折射了周作人主观心灵世界的:他从来没有像五四时期这样,沉湎于理想的追求,并采取了如此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时代与周作人本人,都进入了历史的青春期。  1919年12月,《新青年》6卷6期发表了钱玄同《关于新文学的三件要事》的通信,文章提到周作人的翻译工作时说:“周启明君翻译外国小说,照原文直译,不敢稍以己变更。他既不愿用那‘达诣’的办法,借外国人学中国人说话的调子;尤不屑像那‘清室举人’的办法,叫外国文人都变成蒲松龄的不通徒弟,我以为他在中国近年的翻译界中,是开新纪元的。”——周作人的翻译贡献,终于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认为1918年的文学革命,在建设方面,有两件事可记,一是“白话诗的试验”,二是“欧洲新文学的提倡”,后者以“周作人的成绩最好。他用的是直译的方法,严格的尽量保全原文的文法与口气。这种译法,近年来很有人仿效,是国语的欧化的一个起点”。  《贞操论》及其他作为一代思想启蒙者,周作人的关注点自然不止于文学,他们要从西方引入的,更是新思想、新道德。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4卷4号的周作人的译作《贞操论》,则表现了周作人的个人特色——他最感兴趣的,始终是性道德问题与妇女问题。  周作人在《译者前言》中高度赞扬原作者与谢野晶子“是现今日本第一流女批评家,极进步,极自由,极真实,极平正的大妇人”,表示“我确信这篇文中,纯是健全的思想”,是正需要的“治病的药”。文收《周作人集外文》上集,第269、270页。周作人似乎还很少用这样极端的语言,这自然是表示了他对《贞操论》一文的倾心的。  也许是《贞操论》宣布的新的两性道德观深深地吸引了周作人:夫妻之间仅有“性交”的“接续”,“精神上十分冷淡”,“又或肉体上也无关系,精神上也互相憎恶”,这样的没有爱情的婚姻和夫妻关系是不道德的;而“人心不能永久固定,恋爱也难免有解体的时候,就是用热烈的爱情结合的夫妇,未必便能永久一致”,“在这样的(新的)夫妻关系上,结婚这形式,便毫无用处。爱情结合,结了协同关系;爱情分裂,只须离散”——它不仅宣布了以“没有爱情”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婚姻的不道德性,而且公开承认了解除不合理的传统婚姻关系的合道德性,从而确立了“结婚与离婚自由”的原则。这是被压抑的、渴求解放的中国妇女的福音,这是一切在传统婚姻枷锁下痛苦挣扎着的中国人的福音。  周作人翻译的《贞操论》一发表,中国的舆论界、思想界、文化教育界,无不为之震动。首先起来响应的是胡适。他在是年7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5卷1号上发表《贞操问题》一文,热烈地赞扬《贞操论》的发表,“这是东方文明史上一件极可贺的事”。胡适显然看出它在婚姻关系这样一个有关“人”的生命及“人生”的根本问题上所具有的革命意义:这是一个终于找到的缺口,由此可望导致整个封建伦理体系的崩溃。为扩大战果,胡适又抓住北洋军阀政府刚公布的所谓《中华民国褒扬条例》,不失时机地提出:“贞操问题中,第一无道理的,便是这个替未婚夫守节和殉烈的风俗。”鲁迅也立即与之配合,在《新青年》5卷2号发表《我之节烈观》,明确提出了“自他两利”的新的道德原则,大声疾呼:“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痛苦的昏迷和强暴”,“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这是新文化战线上一次非常漂亮的联合作战,在“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的五四文化革命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8年9月,周作人又在《新青年》5卷4号上发表《随感录·三十四》,后收入《谈龙集》时,改题为《爱的成年》。系统地介绍了英国凯本德(Edward Carpenter)著《爱的成年》一书,对妇女解放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周作人完全同意凯本德的观点:妇女的解放,“必须以女子经济独立为基础”,因此,“女子的自由,到底须以社会的共产制度为基础;只有那种制度,能在女子为母的时候,供给养她,免得去倚靠男子专制的意思过活。”在这里,周作人从妇女解放的角度公开表示了对“社会的共产制度”的同情,当时,周作人及同时代人对“共产制度”的理解带有很浓厚的乌托邦成分。详见下文分析。自是别有一种意义。同时,周作人又十分重视凯本德关于“以自由与诚实为本,改良两性关系”的意见,反复强调“人类的身体和一切本能欲求无不美善洁净”。在周作人看来,妇女的问题实际只有两件事,即经济的解放与性的解放,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比前者更困难,也更重要。周作人的这一思想在五四以后,有进一步的发挥。如指出“女子的这种屈服于男性标准下的性生活之损害决不下于经济方面的束缚”(《北沟沿通信》),强调“两性的性欲的差异,男子是平衡的,女性是间隙的……要实现这个结婚的爱,便只有这相互的调节一法,即改正两性关系,以女性为本位”。(《“结婚的爱”》)这构成了周作人独特的妇女解放观。  1919年初,周作人在翻译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可爱的人》以后,又对契诃夫、托尔斯泰之间的一场争论感到了兴趣。契诃夫小说塑造了一个只知依赖丈夫而失去了自己独立性的妇女形象,称之为“可爱的人”,显然含有嘲讽与怜悯之意,这却引起了托尔斯泰的批评,认为小说女主人公恪守“爱男人,生儿育女”的本分,不应受到指责。俄罗斯两位文学巨人的争论反映了两种对立的妇女观;周作人则毫不犹豫地站在契诃夫这一边。他指出,妇女“对于丈夫儿女,是妻是母”,但“对于人类是个人,对于自己是‘惟一者所有’。我辈不能一笔抹杀了伊的‘人’,伊的‘我’,教伊做专心奉事别人的物品”。周作人并宣布了他的理想:“希望将来的女人”“成为刚健独立,知力发达,有人格,有自我的女人,能同男子一样,做人类的事业,为自己及社会增进幸福”,“必须到这地步”才“真贯彻了人道主义”。把对妇女“人”的地位的确立,独立“个性”的确认,作为人道主义的重要内容,这同样反映了五四人道主义的时代特色:在五四,人的发现与妇女的发现、儿童的发现以及下层人民的发现,几乎是同时的。五四以后,周作人对他的妇女解放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强调“女人是人”,具有与男人一样的独立性与尊严的同时,又强调“女人是女人”,指出:“现代的大谬误是在一切以男子为标准,即妇女运动也逃不出这个圈子,故有女子以男性化为解放之现象。”(《谈虎集·北沟沿通信》)  新的信仰(1)1918年11月27日,周作人日记中出现了一个重要记载:“下午至学长室议创办《每周评论》,12月14日出版,每月助刊资三元”。与会者主要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都是《新青年》的同人。为什么要于《新青年》之外另办《每周评论》呢?这实在是出于形势的需要。此时,北大内部及社会上新旧两派的斗争已日趋白热化。1918年8月,《新青年》的同盟军,由北大新派学生主办的《新潮》杂志与北大旧派势力的大堡垒《国故月刊》同时出版,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在这种情况下,《新青年》一月出刊一次,且经常延期,就显得过分缓慢,于是有另办更为灵活、方便的周刊的动议。而且,《新青年》是以发表翻译、创作为主的,而此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任务恰恰是:加强对旧文学、错误思潮的攻击力,同时着手新文学自身的正面理论建设。《新青年》显然不足以担此重任,《每周评论》就这样应运而生。因此,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倡议出版《每周评论》,是新文化阵营的一个重要战略步骤。周作人恰恰又在这一关键时刻,充当了先锋,并由此而确立了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参加《每周评论》的筹备会后,不到一个月,周作人就写出了《人的文学》《论黑幕》与《平民文学》三篇重要论文,三文分别作于1918年12月7日、12月17日、12月20日。可见周作人早已胸有成竹,呼之欲出。这自然使陈独秀等大为振奋,陈独秀连忙写信给周作人,力赞“大著《人的文学》做得极好”。陈独秀1918年12月14日《致周作人书》,后发表于周作人《过去的工作·实庵的尺牍》。《新青年》与《每周评论》也以最快的速度,在显著位置上发表了周作人的这几篇力作。《人的文学》,载《新青年》5卷6号(1918年12月15日);《论黑幕》,载《每周评论》4期(1919年1月12日);《平民文学》,载《每周评论》5期(1919年1月19日)。文章一出,不仅立即轰动当时的文坛,而且到1935年胡适还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里,称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胡适认为,中国新文###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两个中心思想”的里面,“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他强调周作人这篇“最平实伟大的宣言”,“他的详细节目,至今还值得细读。”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以及以后陆续写出的《思想革命》(载1919年3月2日《每周评论》11期)、《新文学的要求》(载1920年1月8日《晨报副刊》)、《圣书与中国文学》(载1921年1月10日《小说月报》12卷1号)等文,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是最能显示五四时期周作人的思想特色的,并且是五四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的重要理论建树,现在已经成为历史性文献了。  周作人在《思想革命》一文中明确提出,“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这是他对辛亥革命,特别是张勋复辟事件历史经验的基本总结。以此为出发点,周作人把五四人的发现与文学的发现统一起来,把五四思想革命精神灌输到文学革命中去,在“人”的历史焦点上,找到了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契合点。周作人在《人的文学》里特地强调,“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这不仅显示了周作人自身着重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探讨社会、人生、人性的特点,而且因此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两大旗帜互相联结起来。在此基础上,他建立起了一个“人学”理论构架。  周作人的“人学”结构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自然人性论”,即强调“人是一种动物”,又是“进化的动物”;因此,“人”具有“肉”与“灵”二重性,即“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其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具有精神的形而上的“灵”的追求与改造生活的理性力量,“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③周作人:《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第9~11、17页。另一则是所谓“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即强调“人”具有“个人与人类的两重性”,“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新文学的要求》,第19、22页。在“人类”与“个人”的关系上,则强调“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因此,“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③所谓“人的文学”即是建筑在上述“人”的基本自觉基础上。周作人把它概括为两点:“一、这文学是人性的,不是兽性的,也不是神性的;”“二、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③④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新文学的要求》,第19、21、23页。  这样,无论对人自身的认识,还是对文学自身的认识,周作人都试图进行根本观念的变革,这也可以说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重点所在,首先是针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的,强调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到完全满足。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⑥周作人:《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第9~11、17页。强调文学“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包括他(她)们的世俗情欲。③它同时又是反对封建家庭本位主义的,强调“人”与“文学”的至高无上的“个人性”,这就使周作人的思想大大接近了本世纪初鲁迅的“个人无政府主义”。周作人对文学发展的轨迹作了这样的描述:“古代的人类的文学,变为阶级的文学;后来阶级的范围逐渐脱去,于是归结到个人的文学,也就是现代的人类的文学”。④这个结论甚至是针对本世纪初周作人自己也曾经信奉的民族主义的,所要破除的不仅是“家庭”的偶像,而且包括“种族的、国家的”,以至“乡土的”偶像,而要建立起“现代的人类”的意识,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平民的文学》,第4页。确认“人类的运命是同一的,所以我要顾虑我的运命,便同时须顾虑人类共同的运命。所以我们只能说时代,不能分中外。我们偶有创作,自然偏于见闻较确的中国一方面,其余大多数还须绍介译述外国的著作,扩大读者的精神,眼里看见了世界的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⑥后来,周作人自己说:“五四时代我正梦想着世界主义,讲过许多迂远的话”,周作人:《雨天的书·元旦试笔》,第121页。大概也包括《人的文学》这些文章在内吧。  新的信仰(2)周作人精心构制的“人学”结构,实际上构成了他的一种信仰。周作人在少年中国学会讲演中就公开宣称,“这新时代的文学家是‘偶像破坏者’。但他还有他的新宗教——人道主义的理想是他的信仰,人类的意志便是他的神。”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新文学的要求》,第23页。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曾对宗教与文学的关系产生浓厚的兴趣,作过专门的研究。他认为“神人合一,物我无间的体验”,“入神”、“忘我”的境地,“是文学与宗教的共通点的所在”。周作人说:“基督教艺术的内容便是使人与神合一及人们互相合一的感情;”而在他看来,文学的基本目的与功能,就是沟通人们的心灵与感情世界。因此,他十分欣赏托尔斯泰关于“艺术家的目的,是将他见了自然或人生的时候所经验的感情,传给别人”的观点,他一再地引用安特来夫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文艺观:“我们的不幸,便是在大家对于别人的心灵、生命、苦痛、习惯、意向、愿望,都很少理解,而且几乎全无。我是治文学的,我之所以觉得文学的可尊,便因其最高上的事业,是在拭去一切的界限与距离。”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圣书与中国文学》,第36页。这是对于文学本质的一种浪漫主义的把握。周作人曾把他这一时期的文艺思想概括为“浪漫主义的文艺思想”,以为其突出表现即在《人的文学》里面。(《知堂回想录·一三三,文学与宗教》)在五四时期,蔡元培曾提倡“以美育代宗教”,周作人并不赞同;但他对于“人”、“人的文学”、“人道主义”的信仰,确实使他这一时期的思想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色彩。周作人后来把它解释为一种“少年意气”:“一个人在某一时期大抵要成为理想派,对于文艺与人生抱着一种什么主义”,周作人:《艺术与生活·自序一》,第2页。“我本来是无信仰的,不过以前还凭了少年的意气,有时候要高谈阔论地讲话”。周作人:《艺术与生活·自序二》,收《知堂序跋》,第23页。我们也可以承认周作人的这种解释:五四时期原本是提倡“少年精神”的,而且因此曾经给我们这个老大的中国,带来了新的希望。  作为“少年精神”的另一面,五四时期的先驱者是从不知收敛自己的锋芒的。即使是周作人,尽管有着温和的个性,尽管在他这一时期的著作中,也不时呼唤“中和”,周作人在《圣书与中国文学》的结尾就把他的理想归结为“中和”:“现在我们用了多种表面不同而于人生都是必要的思想,调剂下去,或可以得到一个中和的结果。”但他仍然(至少有时是)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周作人在《人的文学》里,就相当激烈地批判与否定“非人的文学”。他一口气开列出十类“非人的文学”,并且断言“在主义上,一切都该排斥”。周作人同时做了一个“保留”:这些著作“在民族心理的研究上,原都极有价值。在文艺批评上,也有几种可以容许”。在他开列的应该排斥的书单上,《西游记》《聊斋志异》《水浒传》《笑林广记》等均赫然在目;这就是同时代的一些先驱者都是不能同意的。连最急进的钱玄同也给《水浒传》以极高评价。五四时期,对于中国旧戏的全盘否定,周作人也是始作俑者。在《人的文学》里,他就将旧戏列为“非人的文学”的集大成者;在此之前,他曾在与钱玄同的通信中,“论中国旧戏之应废”,断言“中国戏多含原始的宗教的分子”,“有害于世道人心”,“没有存在的价值”。文载《新青年》5卷5号(1918年11月15日),题为《论中国旧戏之应废》,收《周作人集外文》上集,第272、273页。后来钱玄同进一步提出遭到很多人非议的“全数封闭”论,钱玄同:《随感录》,载《新青年》5卷1号。不能不说与周作人的鼓吹有关。而周作人的《论黑幕》《再论黑幕》及《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等文章中,对黑幕小说与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尖锐批判,更是被认为是体现了五四新文学的批判战斗精神的典范之作,为新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周作人正是以这些所向披靡的战斗业绩,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一个“五四战士”的形象。尽管他本人后来竭力想抹去这一形象,所向披靡本身大概就是周作人所厌恶的。也有人出于各种动机试图否认这一形象。这都是徒劳的。历史已经忠实地记下了这一事实:周作人曾经作为“战士”出现在五四新文学阵地上——对这一事实的评价,当可以作多方面的探讨。  无论将做什么评价,一个事实却是不可忽视的:周作人因此在五四时代的青年学生中享有极高的威信。五四学生运动领袖之一傅斯年,和他的战友康白情、俞平伯都是北京大学1916年级文学系的学生,据说,是周作人讲授的《欧洲文学史》将他们吸引到一起的。后来,他们与傅斯年的山东同乡罗家伦、杨振声,同宿舍的室友顾颉刚等共同发起组织了“新潮社”,这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学生社团之一。周作人无疑是“新潮社”的一位重要的精神导师;或者说,在老师辈的新青年社每周评论社同人与学生辈的新潮社社友之间,周作人起到了桥梁作用。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刚在《新青年》上刊出,傅斯年立刻在《新潮》上发表文章,将其与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以及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同列为“文学革命的宣言书”。《新潮》1卷5号还将周作人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新诗《背枪的人》与《京奉车中》转载。傅斯年并用“记者”的名义写了“附记”,郑重推荐:“我们应该制造主义和艺术一贯的诗,不宜常常在新体裁里放进旧灵魂……所以现在把《每周评论》里的这两首诗选入,作个榜样。”1919年5月,《新潮》2卷5号刊出《本社特别启事》,宣布周作人为“新加入本社社员”;以后,又被推为《新潮》主任编辑,时已在国外的傅斯年特地来信表示“极欢喜”,并称“此后《新潮》实质上必进于前”。老师主动承担起学生留下的任务:这大概可算是五四时期“代际合作”的一个典范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三十六年后,中日战争结束,周作人以汉奸罪被捕,傅斯年正是国民党政府派驻北平学界的“接收大员”。周作人因此作《骑驴》一诗,中有“新潮余响久销沉”句,大概也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意吧。  “胜业”--人的研究(1)尽管周作人是以极其严肃的态度,认真地写着前述反对封建复古、保卫五四传统的文章,但他内心深处,却对它的真正价值抱有怀疑。周作人很明白,真正属于自己的,是另有所在的。早在1921年7月,还在西山养病时,他在一篇题为《胜业》的文章里,就已经流露过这样的意思。他说:“我的胜业,是在于停止制造(高谈阔论的话),而实做行贩。别人的思想,总比我的高明;别人的文章,总比我的美妙;我如弃暗投明,岂不是最胜的胜业吗?”他表示:“野和尚登高座妄谈般若,还不如在僧房里译述几章法句,”因此“决心要去修自己的胜业去了”。周作人:《谈虎集·胜业》,第47页。这里所用的都是周作人式的语言,需略作译解:所谓“高谈阔论”即是指思想政治性的议论,周作人以为这并非自己所长,亦非兴趣所在;周作人自称“野和尚”,他的“胜业”是旁门左道的“杂学”,而讲得最好的,还是“别人的文章”,即西方以“人类学为中心的研究”。  于是,周作人在一篇文章里,提出了如下见解——  (在中国)大家都做着人,却几乎都不知道自己是人;或者自以为是“万物之灵”的人,却忘记了自己仍是一个生物。在这样的社会里,决不会发生真的自己的解放运动的:我相信必须个人对自己有了一种了解,才能立定主意去追求正当的人的生活。希腊哲人达勒思的格言道,“知道你自己”,可以说是最好的教训。周作人:《谈虎集·妇人运动与常识》,第241~242页。  周作人据此而提出了一个以研究“人”自身为中心的知识体系。周作人设想,在这个全新的知识体系里,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组,关于个人者”,包括“人身生理”(特别是性知识)、“医学史”及“心理学”,以求从身心两方面了解人的个体;“第二组,关于人类及生物者”,包括“生物学”(包括进化遗传诸说)、“社会学”(内含广义的人类学、民俗学、文化发达史及社会学)、“历史”,以求多侧面地展开“人类”的本质;“第三组,关于自然现象者”,包括“天文”、“地学”、“物理”、“化学”,以求了解与人相关的一切自然现象,即人所生活的自然环境;“第四组,关于科学基本者”,包括“数学”、“哲学”,以求掌握科学地认识“人”及其生活的世界的基本工具;“第五组,艺术”,包括“神话学”、“童话”,以求了解幼年时期的人类,还包括“文学、艺术、艺术史、艺术概论”,目的在“将艺术的意义应用在实际生活上,使大家有一点文学的风味”,这是人的健全发展所必需的。周作人:《谈虎集·妇人运动与常识》,第242~245页。这里注意的中心,是“个体”的人与“人类”的人,这个体意识与人类意识都是以家族社会为本位的封闭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所不可能有的。从“生理”的与“心理”的层次,“肉”与“灵”的统一中去把握人的个体,从广泛的联系中去展开人类的人的生物学、社会学、历史学以及美学的本质,这全方位的考察视角所达到对于人自身的认识,都是真正现代的。  这确实是东方文明古国对西方文化起源地希腊哲人呼唤的一个历史性的回应。它同时显示着周作人及其同类知识分子对于五四精神的一种理解与坚持。在他们看来,“五四”从根底上是一个“人的解放”运动,而为着使五四为开端的“人的觉醒”坚持下去,就必须使人达到对自身的科学认识。这样,重建以“认识人自身”为中心的现代科学知识结构,对于坚持与发展五四传统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就是说,当相当部分知识分子从五四运动的救亡图存的政治层面出发,把五四思想革命转向以推翻反动国家机器为中心的实际政治革命时,周作人及其同类知识分子却坚持从学理上发展五四精神,转向更深入、广泛的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这确实是两种不同的选择,它们各自有自己的意义与价值,并且互为补充;人为地将其对立起来,甚至用一方否定另一方,恐怕不是科学的态度。  周作人这一时期写了不少关于神话、关于童话、关于妇女、关于儿童的文章,究其实质,都是关于“人”、关于“人性”的健全发展的思考。这对于周作人,是说不尽的话题,是最得心应手的文题;他静静地思索,轻松地、从容地写来,常有奇思妙语从笔端喷出,让人惊喜,又叫人沉思。仿佛只有在这类文章中,才能实现周作人的追求——与不相识的友人作“庸人”的“闲谈”,于毫不经意之中达到心的默契……  且让我们也参加到这类谈话中去吧。  关于爱。“爱慕,配偶与生产:这是极平凡极自然,但也是极神秘的事情”,“实在恋爱可以说是一种宗教感情”,“我们不信有人格的神,但因了恋爱而能了解‘求神者’的心情,领会‘入神’与‘忘我’的幸福的境地”,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情诗》,第52页。“爱是给与,不是酬报”,爱是一种“创作”,必须不断“将新的生命吹进两人的爱情里去,破坏了重又建起”,“使恋爱年年保存这周围的浪漫的圆光……”周作人:《自己的园地·爱的创作》,第127~129页。  关于女人。女人本是“圣母与淫女”的结合体,“对于妇女的狂荡之攻击与圣洁的要求,结果都是老流氓的变态心理的表现”,“人生有一点恶魔性,这才使生活有些意味,正如有一点神性之同样的重要……”周作人:《谈虎集(下)·北沟沿的通信》,第257、258页。  “胜业”--人的研究(2)关于儿童。儿童的“玩”总是兴之所至的,无目的、无意识,一切出于自然的本能的创作,“他这样地玩,不但是得了游戏的三昧,并且也到了艺术的化境。这种忘我地造作或享受之悦乐几乎具有宗教的高上的意义……我们走过了童年,赶不着艺术的人,不容易得到这个心境,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周作人:《陀螺·序》,《知堂序跋》,第233页,收《周作人散文精编》下编,第306页。  还有,“儿童没有一个不是拜物教的,他相信草木能思想,猫狗能说话正是当然的事”,“就儿童本身上说,在他想像力发展的时代,确有这种空想作品的需要,我们大人无论凭了什么神呀皇帝呀国家呀的神圣之名,都没有剥夺他们的这需要的权利,正如我们没有剥夺他们衣食的权利一样。”③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岳麓书社1987年7月长沙第1版,第57页。儿童的想像的世界必定是“荒唐的,怪异的,虚幻的”,“非现实的”,“有如雾里看花,形色变易”,甚至带些神秘的色彩。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儿童剧》,第105页。这些都是健全的人性所需要的:“人间所同具的智与情应该平均发达才是,否则便是精神的畸形”,③“惊异在人是神圣的”,⑤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镜花缘》,第115页。“梦想是永远不死的。在恋爱中的青年与在黄昏下的老人都有他的梦想,虽然她们的颜色不同。人之子有时或者要反叛她,但终究要回到她的怀中来……”⑤  关于艺术。“古代的狂宴都证明古人很聪明的承认,日常道德的实生活的约束有时应当放松,使他不至于因为过紧而破裂。我们没有那狂宴了,但我们有艺术替代了他”,“艺术正是情绪的操练”,“艺术的效果大抵在调弄我们机体内不用的纤维,因此使他们达到一种谐和的满足之状态”;“艺术道德化之力,并不在他能够造出我们经验的一个怯弱的模拟品,却在于他的超过我们经验以外的能力,能够满足而且调和我们本性中不曾充足的活力”。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文艺与道德》,第88~90页。  …………  还可以连续不断地抄下去,就好像这倾心的交谈永远也没有完结……  周作人讲神话、童话、儿歌与谜语,说男人、女人、小儿与原始人,论文学、艺术、爱与性欲,都在追求着同一个目标:人性的和谐,精神的超越,说到底,是对“贵族精神”的一种自觉的追求,或者如周作人自己所说,是希望实现“平民的贵族化”即“凡人的超人化”,“因为凡人如不想化为超人,便要化为末人了”。周作人:《自己的园地·贵族的与平民的》,第16页。在周作人的主观追求中,这无疑是对五四“平民精神”的一个发展。然而,从另一面说,又是脱离中国现实的:中国的大多数老百姓,还停留在求生而不得的原始阶段,时代所提出的任务仍然如鲁迅所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周作人此刻将发展置于首要位置,不能不说是超前的——不仅对大多数中国人是如此,即使是周作人这样的知识分子,又何尝不是如此。“心高飞着,身子却陷于泥淖之中”,这难道不正是周作人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写照吗?读着这一时期周作人上述空灵、超越的文字,你会感到——  一只孤独的鹤在高空掠过,发出声声唳叫……  爱罗先珂(1)正当周作人苦苦地寻求能够理解自己的“想像的友人”时,一位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出现在周作人的生活里,更确切地说,在鲁迅与周作人周氏兄弟的生活里。  我们在1922年2月24日周作人日记里,看到了如下记录:“郑、耿二君引爱罗先珂君来暂住东屋。”郑即郑振铎,耿即耿济之。爱罗先珂是俄国盲诗人,世界语学者。他并非世界上赫赫有名的诗人,他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他的不平凡的经历:1914年离开俄国,先后在日本、暹罗(今泰国)、缅甸、印度等地漂泊。在印度,以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理由,被英国官方驱逐了。于是他来到日本,却又被日本当局驱逐,理由是有宣传危险思想的嫌疑。他于是想返回久别的祖国,历尽艰辛地走到赤塔,却没有得到入境的批准。他于是带着迷惘绝望的心情漂泊中国,先在哈尔滨,后又流向上海……爱罗先珂的这些遭遇,首先引起了鲁迅的注意,他曾写信给周作人:“大打特打之盲诗人之著作已到,今呈阅。虽略露骨,但似尚佳。我尚未及细看也。如此著作,我亦不觉其危险之至,何至于兴师动众而驱逐之乎。我或将来译之,亦未可定。”以后鲁迅果然翻译了爱罗先珂的《池边》《春夜的梦》《鱼的悲哀》……鲁迅与周作人还同时收到了日本朋友请他们转托胡愈之照顾爱罗先珂的信。这样,周氏兄弟与爱罗先珂未见面之前,彼此就已经十分了解了。这一回,也是在周氏兄弟推动下,蔡元培先生特聘爱罗先珂来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并亲自安排他住在周氏兄弟家里。在此后一段时间里,爱罗先珂在各处的讲演,均用世界语,多由周作人作翻译兼向导,周作人是在西山养病时学习世界语的,并已开始翻译用世界语写作的作品。据周作人说,“世界语这东西是一种理想的产物……人们大抵有种浪漫的思想,梦想世界大同,或者不如说消极的反对民族的隔离,所以有那样的要求。”(《知堂回想录·一三八,爱罗先珂(上)》)鲁迅在继续翻译《爱罗先珂童话集》外,也经常陪同参观,兼作翻译。爱罗先珂与周氏兄弟可谓一见如故,这位异国游子很快就被这个家庭接受,成为其中和谐的一员。用周作人的话来说,“爱罗君寄住在我们家里,两方面都很是随便,觉得没有什么窒碍的地方。我们既不把他做宾客看待,他也很自然的和我们相处。过了几时,不知怎的学会侄儿们的称呼,差不多自居于小孩子的辈分了。”周作人:《泽泻集·爱罗先珂君》,第36页。  而且,这位诗人还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着这个家庭和他的主人。爱罗先珂在北京仅住了四个月,就感到沙漠上的枯寂了。从表面上看,爱罗先珂的活动不算不多;在周作人的日记里,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下午菊农来同爱君至女子师范应文学会招讲演,完后照相”(1922年3月3日);“上午同爱君至北大三院讲演,并为爱罗先珂翻译”(1922年3月5日);“上午同爱君至孔德学校讲演……为之口译”(1922年5月1日);“至政法学校开世界语讲演会,为爱罗君翻译”(1922年6月11日)等等。但是,人们不过出于好奇,热闹一阵,1922年3月4日《晨报》消息《昨日爱罗先珂之讲演》:“昨午后,雨雪霏霏,听众非常踊跃,下午一时前即有人等候,二时,礼堂已无隙地。”就置之不顾了。至于爱罗先珂所从事的世界语运动,运动者尽管热心,响应者却很寥寥。世界语课最初是在北大最大的讲堂里上课的,不久就觉得讲堂太大了,后来竟搬到一间最小的房间里去,听众也只剩了两位。世界语的俄国戏剧讲演——《饥饿王》,只讲了一次,就中止了,也无非是因为听者太少,教室太大了的缘故。爱罗先珂是一个极爱热闹的人,他当然对这类有意无意的冷落十分敏感。作为一个流浪诗人,古老中国一潭死水的生活方式,枯寂的生命形态,更使他感到窒息。于是,他怀抱着六弦琴,对着周氏兄弟诉苦了:“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式的寂寞呀!”诗人痛苦的呼叫,竟引起了周氏兄弟的强烈共鸣,并引出了他们的无限感慨。周作人痛苦地自责说:“我们所缺乏的,的确是心情上的润泽,然而不是他这敏感的不幸诗人也不能这样明显的感着,因为我们自己已经如仙人掌似的习惯于干枯了。”周作人:《泽泻集·爱罗先珂君》,第35页。鲁迅也说:“这应该是真实的,但在我却未曾感得;我住得久了,‘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只以为很是嚷嚷罢了。然而我之所谓嚷嚷,或者也就是他之所谓寂寞吧。”鲁迅:《呐喊·鸭的喜剧》,收《鲁迅全集》第1卷,第555页。来自异国的这位敏感的诗人,他的“寂寞呀”一声呐喊,唤醒了,或者加强了周氏兄弟对于已经习以为常的现存生命形态的不满,并由此激发了他们对理想的生命形态的思考与追求。于是,鲁迅也如爱罗先珂似的叫喊了——  是的,沙漠在这里。  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艺术,而且没有趣味,而且至于没有好奇心。  沉重的沙……  我是怎么一个怯弱的人啊。这时我想:假使我是一个歌人,我的声音怕要销沉了罢。  ……  我是怎么一个偏狭的人啊。这时我想:倘使我是一个歌人,我怕要收藏了我的竖琴,沉默了我的歌声罢。……鲁迅:《热风·为“俄国歌剧团”》,收《鲁迅全集》第1卷,第382、383页。  爱罗先珂(2)这大概也是周作人的心声吧?  中国传统生存方式里确实是什么也没有的:这是可怕的死寂,死寂到失去一切生命的活力;这是可怕的冷漠,冷漠到了忘记一切生活的欲望。一个人,一个民族,到了这种地步,距离死期不就不远了吗?  于是,鲁迅(还有周作人)感到了一种“沉默—死亡”的恐惧。鲁迅紧接着高喊一声:“我的反抗的歌啊”,他是呼唤着反抗的生命活泉来滋润这“沙漠式的枯寂”的。他说,他要“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因此换来“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也在所不惜。鲁迅:《华盖集·题记》,收《鲁迅全集》第3卷,第4、5页。  周作人呢?他于爱罗先珂离开北京前夕,写过一篇题为《玩具》的文章,提出了他对理想的人生形态的思考,提倡一种“鉴赏家”的生活态度,即“超越功利问题,只凭了趣味的判断,寻求享乐”,他认为,“在这博大的沙漠式的中国”,“仙人掌似的外粗粝而内腴润的生活是我们惟一的路,即使近于现在为世诟病的隐逸”。在周作人看来,追求“趣味”与“享乐”,首先就是唤起生活的欲望,大胆地无所顾忌地去追求人所应该有的生命的欢乐,即使因此而走向“隐逸”,也在所不惜。  周作人清楚地记得,那一个初夏的下午,他同着爱罗先珂在沟沿一带,踏着柔细的灰沙,在树阴下走着。不知怎的提起将来或有机会可以重往日本的话,爱罗先珂突然激昂起来,一再地说日本决不准他去……周作人因此了解了爱罗先珂对于日本恋慕之深,他沉默着——大概也在思念久违的“第二故乡”里保存着的生活的艺术吧?  因此,当爱罗先珂买来了十几个蝌蚪子(它们因鲁迅的《鸭的喜剧》而非常出名)时,周作人想必是十分高兴的。他亲自开掘的长三尺、宽二尺的荷池从未养出半朵荷花来,曾经是全家人的笑柄,而现在终于有了它的真正主人。蝌蚪成群结队地在水里面游泳。常常踱来访问的,除爱罗先珂外,自然还有周作人:享受自然天趣的机会他是从不会放过的。于是,我们可以想见,当四岁的侄子“土步公”(爱罗先珂总是这么叫唤他的“诨名”)前来报告小鸭吃蝌蚪的消息:“爱罗金哥君呀(侄子也总是这样称爱罗先珂),没有了,虾蟆的儿子!”爱罗先珂发出连声叹息:“唉,唉——”,这时,周作人(也许还有鲁迅)也一定同样叹息着:“唉,唉!……”  在寂寞中,爱罗先珂思乡之情有增无减。终于于1922年7月寻着一个机会——往芬兰赴第十四次万国世界语大会,直奔故乡而去。周作人理解他的心情:“爱罗君是世界主义者,他对于久别的故乡却怀着十分迫切的恋慕,这虽然一见似乎是矛盾,却很能使我们感到深厚的人间味。”②1922年7月14日作,载7月17日《晨报副镌》,收入《泽泻集》时,改题为《爱罗先珂君(一)》,岳麓书社1987年7月长沙第1版,第32、34页。也许正是出于对乡愁的理解与共鸣,爱罗先珂的离去,使周作人愈发感到寂寞;因此,爱罗先珂刚刚离去,不到十天,周作人就写了《送爱罗先珂君》,并于文章结尾处期待着:“到了秋天,他回来沙漠上弹琵琶,歌咏春天的力量,使我们有再听他歌声的机会。”②11月,周作人又作《怀爱罗先珂君》,劈头就说:“十月已经过去了,爱罗君还未回来。莫非他终于不回来了吗?”1922年11月1日作,载11月7日《晨报副镌》,收入《泽泻集》时,改题为《爱罗先珂君(一)》,第35页。鲁迅也按捺不住思念之情,写了《鸭的喜剧》,说是“现在又从夏末到了冬初,而爱罗先珂君还是绝无消息,不知道究竟在哪里了。只有四个鸭,却还在沙漠上‘鸭鸭’地叫”。1922年10月作,载1922年12月出版的上海《妇女杂志》8卷12号。收《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1版,第558页。  1922年11月4日,就在周作人写了《怀爱罗先珂君》之后第三天,爱罗先珂终于归来。不久就发生了“剧评事件”。热心肠的爱罗先珂观看了北京大学学生与燕京女校学生的演出,并且热心地写了剧评。在文章中,照例直率地发表他的批评,感慨“在中国,没有好的戏剧……没有戏剧的国度是怎样寂寞的国度啊……”爱罗先珂的批评,与他对中国“沙漠式的寂寞、枯竭”的生活方式、生命形态的不满是一致的。然而,爱罗先珂(实际上也是周氏兄弟)的这一不满,却不能被北京大学的学生(他们自认是民族之精英,因而自我感觉始终良好)所理解,爱罗先珂善意的批评竟然招致了学生们的反感,报端上居然出现了北大学生写的《不敢盲从》这类攻击性的文字。爱罗先珂为之伤心不已自不用说,周氏兄弟也被激怒了。鲁迅拍案而起,“特地负责地申明: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鲁迅:《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收《鲁迅全集》第8卷,第116页。给污蔑者以迎头痛击。周作人也著文谆谆告诫:“我希望大家对于爱罗君一方面不要崇拜他为超人的英雄,一方面也不要加以人身的攻击,即使当作敌人也未始不可,但必须把他当作人看,而且不可失了人间对待残疾的人的礼仪。”周作人:《爱罗先珂君的失明》,载1923年1月17日《晨报副镌》,收《周作人集外文》上集,第490页。这一次冲突的对象是一群青年人,周氏兄弟一定从中感到了一种隔膜的悲哀吧!  爱罗先珂(3)爱罗先珂终于要离去,比他原定的计划提前了两个月。他说他想到树林去听故乡的夜莺的叫唤,周作人当然明白:他是厌倦于在北京听沙漠的风声,感到太寂寞无聊才离去的。因此不再硬去挽留。但唯其这样离去,就更令人惆怅:爱罗先珂一走了之了,而自己还得继续在这寂寞无聊中打发着日子……  周作人勉力写了一篇《再送爱罗先珂君》,鲁迅却没有再写一个字。  第二年,周作人又写了《苦雨》,文章提到了院子里的积水与深夜蛤蟆的叫声:“这回的大雨,只有两种人最是喜欢。第一是小孩们。他们喜欢水,却极不容易得到,现在看见院子里成了河,便成群结队地去‘淌河’去。赤了足伸到水里去,实在很有点冷。但他们不怕,下到水里还不肯上来。大人见小孩们玩得有趣,也一个两个地加入,但是成绩却不甚佳,那一天滑倒了三个人,其中两个都是大人——其一为我的兄弟,其一是川岛君。第二种喜欢下雨的则为蛤蟆……蛤蟆在水田里群叫,深夜静听,往往变成一种金属音,很是特别,又有时仿佛是狗叫,古人常称蛙蛤为吠,大约也是从实验而来。我们院子里的蛤蟆现在只见花条的一种,它的叫声更不漂亮,只是格格格这个叫法,可以说是革音,平常自一声至三声,不会更多,惟在下雨的早晨,听它一口气叫上十二三声,可见它是实在喜欢极了。”周作人:《雨天的书·苦雨》,第7~8页。  那么,周作人是否因此而想到爱罗先珂呢?爱罗君如果在,他一定会如川岛等大人一样加入到孩子戏水队伍中去,也一定会和周作人一起细听蛤蟆的叫唤……  也许周作人什么也不会想,因为他早就表示过:“漂泊孤独的诗人,我想你自己的悲哀也尽够担受了,我希望你不要为了住在沙漠上的人们再添加你的忧愁的重担也罢。”周作人:《泽泻集·爱罗先珂君(二)》,第36~37页。  是的,再苦的酒也得独饮,悲哀的重负只有自己背起来,背起来……  1924年6月21日,周作人收到胡愈之的来信,信中说:“爱罗先珂君屡有信来,他在巴黎穷得无法,连三四十个法郎都很为难了。他先前写信来托先生向北大设法,不知办到没有?……上星期我已买了一千二百法郎汇票寄给他……”  周作人还能再说什么呢?  情感的波澜(1)关于生命形态与情感世界的自我审视与思考仍在继续……  1923年1月15日《晨报副刊》发表周作人的《昼梦》,这是一首《野草》式的散文诗——  我是怯弱的人,常感到人间的悲哀和惊恐。  严冬的早晨,在小胡同里走着,遇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充血的脸庞隐过了自然的红晕,黑眼睛里还留着处女的光辉,但是正如冰里的花片,过于清寒了,——这悲哀的景象已经近于神圣了。  胡同口外站着候座的车夫,粗麻布似的手巾从头上包到下颌,灰尘的脸的中间,两只眼现出不测的深渊,仿佛又是冷灰底下的炭火,看不见地逼人,我的心似乎炙的寒颤了。  ……  我在山上叫喊,却只有反响回来,告诉我的声音的可痛地微弱。  我往何处去祈求呢?只有未知之人与未知之神了。周作人:《过去的生命》,第59页。  这“冰里的花片”、“冷灰底下的炭火”的意象是真正属于周作人的:无论是对自己“可痛地微弱”的存在的自觉意识,还是“悲哀”、“惊恐”的自我感觉,将伴随周作人一生,以至于成为他的表征。  两个多月以后,他又写出了《饮酒》,发表在1923年3月17日《晨报副镌》上——  你有酒么?  你有松香一般的粘酒,  有橄榄油似的软酒么?  我渴的几乎恶心  渴的将要瞌睡了  我总是口渴:  喝的只有那无味的凉水。  你有酒么?  你有恋爱的鲜红的酒,  有憎恶的墨黑的酒么?  那是上好的酒。  只怕是——我的心老了钝了,  喝着上好的酒,  也只如喝那无味的白水。周作人:《过去的生命·饮酒》,第55页。  这里充满了渴求——被爱罗先珂唤醒了的沙漠里的渴求。  “你有酒么?你有恋爱的鲜红的酒,有憎恶的墨黑的酒么?”——爱则大爱,如“鲜红的酒”,憎则大憎,如“墨黑的酒”,周作人心向往之的,就是这样一个浓烈、博大的感情世界。但“喝的只有那无味的凉水”——不仅生活本身是如此地冰凉、无味,已经“老了钝了”的心也已经不复容纳、承受充满欢乐与力量的真正的人生。这是怎样地令人“悲哀”和“惊恐”啊。  对于真正的爱的人生的渴求,又使周作人沉湎于对于初恋的回味之中——那纯洁、真诚、无暇,充满了生之原味的初恋啊,任何时候回想起来,都会让人心荡神摇,不能自已。  于是,1923年3月周作人写下了散文《初恋》;4月5日那一天清晨醒来,诗泉奔涌,又提笔写下:“我有过三个恋人……”周作人:《过去的生命·她们》,第51~52页。  周作人停下笔来,沉醉在甜美的回忆中——  我能够称你们为“恋人”吗?你们实在都不知道我在暗中的爱慕呀。但我仍要感谢你们,无意中“给我这苦甜的杯”……  啊,你,杭州城里杨家的三姑娘,每当你走到楼下抱着猫看我写字,总是使我“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朦的喜乐”,而你终于被病菌夺去了生命,这“未嫁而死”的无味的人生,更给我带来了无名的惆怅……  啊,你,故乡二姨父家的平表姊,你父亲郦拜卿和我父亲原是“考友”,每当大比之年,都是一起进出考场。你和我同年同月生,我称你为姊,你也称我为兄,那是怎样的亲密呀。都说母亲认你作女儿,是想要替代早逝的端妹,但她为什么不曾想到要认你作儿媳呢?你大概永远也不会知道,我本是一只丑小鸭,没有一个人注意的,但我却隐秘地怀抱着对你的情意,尽管我知道你自小就许给车家的公子车耕南,不容再有非分之想,但我总感着固执的牵引。这正是你所不知道的:庚子以前那一年,舅父的独子娶亲,中表都聚在一起,男的十四人,女的七人,其中就有你和我。一次,我们几个较为年少的偷偷跑到你们住的楼上,我跳闹,仿佛无意似的拿起你的一件纺绸穿了跳起舞来,你的小兄弟也一同闹着,却不曾看出破绽,我还为此得意了好久。但你终于嫁到车家,却与丈夫合不来,不久你公公也因钱财被盗、儿子被抢走而发疯了。你自己又流产出血过多,终成痼疾,你却拒绝就医,平静地面对死亡。我曾暗暗为你的不幸难过,却也无能为力。以后相见了几回,我又复出门,你不久就平安过去。听说你有一张早年的照片在母亲那里,我却不敢去要了来看,但你的影像总隐约的留在我的脑后,为我心中的火焰的余光所映照……  还有你,我的乾荣子,伏见馆主人的妹妹,“三个恋人”中,你是惟一还健在的;但我只知道你不知流落在什么地方,我也无心再去寻找,连你的面庞我都仿佛忘记,只留下一个朦胧的姿态。但这朦胧的却最牵动我的情思,愈是记不清了,也就愈不能忘记……周作人:《过去的生命·她们》,第51~52页。  于是,周作人又提笔,专为“她”——朦胧中的乾荣子,写下了《高楼》一诗:  那高楼上的半年  她给我的多少烦恼。  只如无心的春风,  吹过一棵青青的小草。  她飘然的过去了,  情感的波澜(2)却吹开了我的花朵。  我不怨她的无情——  长怀抱她那神秘的痴笑。同上,第53页。在发表《她们》与《高楼》时,周作人写了一个《附记》声称“我平常很赞成青年人做情诗,但是自己做诗还是初次,我不怕道学家批评我有不道德的嫌疑——虽然略略的怕被上海的市侩选入他们的情诗集里去”。  是的,一切都“飘然的过去了”,初恋的欢愉,连同青春的追求,只留下微苦的一丝温馨……  这温馨的感觉却长久地留在周作人的心头,吹不散,拂不去。直到这年10月,周作人还“学做情诗”,写下一首《花》——  我爱这百合花,  她的香气薰的使人醉了,  我愿两手捧住了她,  便在这里睡了。  我爱这蔷薇花,  爱她那酽酒似的滋味,  我便埋头在她中间,  但我就此死罢。周作人:《过去的生命》,第57页。  浓香,酽酒,爱与死——周作人所追求的,原来也有大喜与大悲的人生。  兄弟失和(1)正当周氏兄弟都在苦苦地反思自己的人生选择,以至自身的生存意义时——在这样的时刻,他们本应互相支持、补充,携手共进,却于一天早上,宣布决裂,从此,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两星永不相见”。见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载《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5期)。此句语出《诗经·小雅·大东》。陈文引述了鲁迅母亲对许钦文四妹许羡苏所说一段话:“龙师父给鲁迅取了个法名——长庚,原是星名,绍兴叫‘黄昏肖’。周作人叫启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两星永远不相见。”这样的结局,无论是鲁迅,还是周作人,都不曾料及,甚至可以说,是他们所不愿意接受的。  但事情毕竟还是发生了,而且来得那么突然。  查周作人与鲁迅日记,直到“失和”事件发生前夕,他们兄弟的感情都极为融洽。这是1923年1月至7月的有关记载——  1月1日,周氏兄弟共同邀请沈士远、沈尹默、张凤举、徐耀辰、孙伏园吃杂煮汁粉。据沈尹默回忆,五四前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每逢元旦,八道湾周宅必定邀请友人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人,谈话范围极其广泛,有时也不免臧否当代人物……  1月17日,《晨报副镌》同时发表周作人《爱罗先珂君的失明》与鲁迅《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  1月20日,周作人与爱罗先珂共同宴请日本友人今村、井上、丸山、清水等,鲁迅也在座。  2月17日,周作人约友人茶话,到者有郁达夫、张凤举、徐耀辰、沈士远、沈兼士、马幼渔、朱遏先等,鲁迅也在座。这是郁达夫与周氏兄弟第一次见面。  3月8日,周作人在《晨报副镌》上发表《绿洲七·儿童剧》,文章忆及童年时代与鲁迅一起在桂花树下自编自演儿童剧的情景。  4月8日,鲁迅、周作人携丰一共游中山公园,章川岛、李小峰亦在。  4月15日,鲁迅、周作人共同出席《北京周报》总编丸山昏迷为16日归国的爱罗先珂与20日离京的藤邻举行的宴会。席间,爱罗先珂、鲁迅、周作人、徐祖正、藤邻等合影。宴会后又共同出席北大学生许钦文、董秋芳等组织的文艺社团春光社###,鲁迅、周作人均为该社指导。  5月10日,周作人与鲁迅小治肴酒共饮三弟建人,并邀孙伏园。这是周氏三兄弟最后一次欢聚。  5月13日,上午周作人与鲁迅又同赴春光社###。  5月14日,日本东洋音乐学校讲师田边尚雄在北大二院讲《中国古乐之价值》,周作人口译,鲁迅也在座。  5月26日,周作人治酒邀客,客人有泽村、丸山、徐耀辰、张凤举、沈士远、马幼渔等,鲁迅也在座。  6月3日,《北京周报》六十七期发表以鲁迅与周作人的谈话为依据的《“面子”和“门钱”》,署名“两周氏谈”。  6月26日,周作人与鲁迅在禄米仓张凤举家相遇,同饭。  6月29日,周作人与鲁迅同往北大新潮社,并与李小峰、孙伏园在北大第二院食堂就餐。  6月,鲁迅、周作人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署周作人译,内收鲁迅译作十一篇,周作人译作十九篇。  7月3日,周作人与鲁迅同至东安市场,又至东交民巷书店,又至山本照相馆。买云冈石窟佛像写真十四枚,又正定本佛像写真三枚,共六元八角。  但在7月14日,鲁迅日记中突然出现了这样的记录:“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周作人日记中却无一字记此事,但这毕竟透露了一点“消息”。  7月17日,周作人日记记载:“阴。上午池上来诊。下午寄乔风函件,焦菊隐、王懋廷二君函。”周作人承认,这则日记原来大约还有约十个字涉及他与鲁迅矛盾的内容,但被他“用剪刀剪去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四一,不辩解说(下)》,第424页。但“池上来诊”却颇值得注意:池上是常来八道湾看病的日本医生,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有癔病。据俞芳回忆,鲁太夫人曾对她说:“信子患有一种很奇怪的病:每当她身体不适,情绪不好或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要发作,先是大哭,接着就昏厥过去。”俞芳:《我所知道的芳子》,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7期。那么,信子是否也发生了类似的病呢?这一天,周作人所住的后院里肯定是不宁静的。  7月18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全文是——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据说,这天晚上细雨霏霏。周作人曾诉过深夜听雨之苦:“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兴放几个爆仗以外,夜里总还安静,那样哗啦哗啦的雨声在我的耳朵已经不很习惯,所以时常被它惊醒,就是睡着也仿佛觉得耳边粘着面条似的东西,睡得很不痛快……”周作人:《雨天的书·苦雨》,第6页。那么,这一夜,周作人又有几度惊醒呢?  兄弟失和(2)7月19日,周作人日记中有“寄乔风、凤举函,鲁迅函”一句。鲁迅日记中也只寥寥几字:“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节制的简劲的叙述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情感的大风暴呢?  下午,一场大雨从天而降。  接着是沉默的一周。  7月26日鲁迅日记:“晴。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鲁迅决心离开兄弟朝夕共处的八道湾了。  8月2日,周作人日记:“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L即指鲁迅。同日,鲁迅日记:“雨,午后霁。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61号。”雨后的八道湾应是安谧的,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当鲁迅向它投去最后一瞥,心里在想什么呢?  接着又是漫漫的难耐又难堪的沉默。  十个月以后,终于爆发——  1924年6月11日,鲁迅日记:“……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据说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别人接住,抢开,才不致击中……  鲁迅、周作人兄弟一场,竟发展至“骂詈殴打”,旁观者看来,简直难以置信。  当事人又何尝不是如此。细心的读者不难注意到,在失和事件从发生到发展的全过程中,鲁迅与周作人,始终处于神情恍惚、失控的状态中。周作人说:“我昨天才知道……”鲁迅则“邀欲问之”,他们对事情的发生不仅毫无思想准备,甚至感到莫名其妙。以后的行动:搬家,相骂,以至殴打,都是鬼使神差,自己也把握不住。仿佛两个人都在惊恐地问道: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真是谁也说不清楚。  周作人不说话了。鲁迅也不说话了。对于这件事,鲁迅本人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辩解。”他说:“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上)》,第423页。  于是,正像一位研究者所说,鲁迅与周作人失和这件事,就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载《鲁迅研究动态》1986年第5期。。这里仅能根据有关材料作一点探索。  鲁迅、周作人虽声明“不说”,但暗示却是有的。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铸剑》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笔名有过一个解释:“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游也,从出从放),意“即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那么,鲁迅是将兄弟失和的责任归之于周作人夫人的。  周作人前述“不辩解”的宣言中已经暗示:兄弟失和关系着一些“隐秘”而说出来又会使双方都陷入被动的事情。周作人晚年(1964年10月17日)在写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曾明确表示:1964年香港友联出版公司出版的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大体可以说是公平翔实,甚是难得。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去事实不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同年11月16日致鲍耀明的信又说:“鲁迅事件无从具体说明,惟参照《五四点滴》中所说及前次去信约略已可以明白。”查赵聪《五四文坛点滴》中有关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引证鲁迅日记中有关兄弟失和的记载外,也仅有如下几句:“许寿裳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看来,周作人只肯定了一点:兄弟失和的原因是,他的夫人不愿同鲁迅一道住,至于为何“不愿”,周作人回避了。  再看看与鲁迅、周作人关系最为密切的有关人的看法。  鲁老太太曾对人说:“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说,正好当年5月14日他离京赴沪,未能目击这场家庭纠纷,事后鲁迅也未跟他谈过;但他认为,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  朱安夫人曾“很气愤地”向人说过:“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俞芳:《周建人是怎样离开八道湾的》,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8期。  许广平则在《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一节中说:“鲁迅在八道湾住的时候,起初每月工资不欠,不够时,就由他向朋友告贷,这样的人,在家庭收入方面是一个得力的助手”,这时,家庭关系是好的,“后来,由于欠薪,加以干涉别的人事方面”,就妨碍了周作人夫人信子的权威,“‘讨厌起来了’,于是就开始排挤鲁迅”。许广平回忆,鲁迅还对她说过,“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鲁迅还回忆说,周作人“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经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许广平还回忆说,周作人“惟整日捧着书本,其余一切事情都可列入浪费精力之内,不闻不问。鲁迅曾经提到过,像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兄弟失和(3)鲁迅的好友与周作人也有在日本同住的情谊的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胡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  同为鲁迅、周作人朋友的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据(与周作人关系密切的张)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当时与鲁迅、周作人双方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廷谦(川岛)曾对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②转引自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说到周作人夫人与鲁迅关系紧张的原因时,川岛则说:“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②  以上直接、间接的材料说明了什么呢?可能得出的结论仅仅是,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不是出于政治、思想、人生选择上的分歧,而纯属家庭内部的纠纷。如果再要进一步判断其中的是非,就很难说了。尽管前述证人中有不少人偏向于对周作人夫人的谴责,本书作者却愿持更谨慎的态度。把一切罪责(大至国家兴亡,小至家庭离合)都归于女子,倒是中国的传统,但却为鲁迅、周作人一致反对。还是中国的一句古话说得对:“清官难断家务事,”对于家庭内部的纠纷,旁观者为什么一定要乱插嘴,当“法官”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吧。  也许周氏兄弟对这件事的心理的、情感的反应,才是我们更应当关注的。  鲁迅在“被八道湾赶出后”(鲁迅语),即大病一场,前后达一个半月之久。而且,从1923年至1927年长达四年时间里,鲁迅一些文章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鲁迅对失和一事时时刻刻不能忘怀,每有触及,即引起揪心的苦痛与难忍的愤怒。我们可以把有关材料排列于下:  1923年8月兄弟失和,鲁迅搬出八道湾,迁居砖塔胡同61号。  1923年10月1日—11月18日鲁迅大病。  1924年5月鲁迅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居,因回八道湾取书,兄弟再次发生冲突。  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一书,署名“宴之敖”,内含“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驱逐出去”之意。  1925年3月16日鲁迅《牺牲谟》发表,对专要别人牺牲的“利己主义者”予以嘲讽。  1925年6月29日鲁迅作《颓败线的颤动》,表现了一个被家庭逐出的老女人的复仇意志。  1925年11月3日鲁迅以周作人1917年在北京患病的经历作素材,写小说《兄弟》,无情地揭示所谓“兄弟怡怡”的不可靠。  1927年4月3日鲁迅作《铸剑》,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折磨着鲁迅的,是一种“被利用”的感觉;他为他的所爱者作了最大限度的自我牺牲,在失去了利用价值之后,就被所爱者无情地放逐,这是鲁迅绝难忍受的。一时间,“眷意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交织于心鲁迅:《野草·颓败线的颤动》,《鲁迅全集》第2卷,第206页。……  周作人又如何呢?从表面上看,他比鲁迅平静得多,他照样地作文,上课,出席各种会议。但1924年6月,在兄弟间大打出手后的第二个月,他写了一篇《“破脚骨”》。据川岛说,这是针对鲁迅的。在文章中,他暗示鲁迅是个“无赖子”,并且作了一连串的“考证”:“破脚骨官话曰无赖曰光棍,古语曰泼皮曰破落户,上海曰流氓,南京曰流尸曰青皮,日本曰歌罗支其,英国曰罗格……《英汉字典》中确将‘流氓’这字释作劫掠者,盗贼等等也。”这恶毒的咒骂出自温雅的周作人,几乎是难以置信的;足见他心中怨恨之深。  折磨着周作人的,是一种强烈的“上当受骗”感。1923年7月25日所写的《自己的园地·旧序》里,他重复了7月18日给鲁迅的字条里所说的“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这样的话。他确实有一种幻灭感:他觉着在受了自己最信任的人的欺骗以后,就很难再相信人生的美好和谐。所以他说“现在所见的”充满了残酷的、欺骗的、虚伪的不和谐,不完全的人生“或者才是真的人生”。但他在《自己的园地·旧序》里又说:“我已明知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但我还在寻求——这是人生的弱点……”他要“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这就是不再追求“蔷薇色”的浪漫主义的理想,而选择一条“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的享乐主义的人生道路。这样,与自幼保护、指导着自己的大哥永远决裂,就意味着周作人与童年时代,以至青年时代的理想主义人生的真正诀别。  兄弟失和(4)就这样,现代最具有智慧和独立个性,最相爱,也最相知的兄弟俩,都为被最爱的人欺骗与利用的幻觉而痛苦得不能自制。他们最相知,一旦发生误解就永远不可解;他们最相爱,一旦失去了爱,就只会转化为恨;他们最具有智慧,一旦为情感所左右,失去了理性,就会盲目得看不见一切,以至做出了最愚蠢的行为而不自知;他们最有独立个性,都是决定了什么就要干到底的男子汉,一旦开始错了,就只有一直滑下去,不会转弯,甚至也不会想到弥补,自然也无悔恨可言……  挣扎吧。  尽管这时周作人已经预感到“吾辈罔识忌讳,干冒尊严,对于日本人与南京政府都要说些闲话,真正危乎殆哉,有如跳舞于火山之上”,周作人:《随感录·三六,火山之上》,《语丝》第148期。但他心有不甘,还要在“火山”上作最后的“跳舞”:10月12日作《国庆日颂》,“深感在中国生存之不易,到处要受监伺,危机四伏……令人有在火山之感焉”;周作人:《永日集·国庆日颂》,岳麓书社1988年9月长沙第1版,第114页。10月15日出版的《语丝》第153期发表《随感录·六五,功臣》,借一位老友之口,指出:“南方之事全败坏于清党”,“党既以清而转浑,政治军事均以不振,北伐事业转为一场春梦”,而发动清党的吴蔡诸###实为北洋“中央政府之功臣”。  一个星期以后,周作人在日记中记下历史的一笔:“北新书局因事停止营业,《语丝》停刊,154期以后移交上海,由北新接办”,这是意料之中的结局。两天之后,周作人与刘半农暂避菜厂胡同一日本友人家中。这是周作人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逃难,记忆自然是十分深刻的。同为难友的刘半农后来对于当年的避难生活有过真切的回忆:“红胡(按,指张作霖)入关主政,北新封,语丝停……余与岂明同避菜厂胡同一友人家。小厢三楹,中为膳食所,左为寝室,席地而卧,右为书室,室仅一桌,桌仅一砚。寝、食相对,枯坐而外,低头共砚写文而已,砚兄之称自此始。居停主人不许多友来视,能来者余妻岂明妻而外,仅有徐耀辰兄传递外界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时为民国十六年,以10月24日去,越一星期归。”刘半农:《双凤皇砖斋小品文·四十五,记砚兄之称》,载《人间世》第10期。周作人没有留下更多的文字回忆,在《知堂回想录》中也只是说:“所云菜厂在北河沿之东,是土肥原的旧居,居停主人(友人)即土肥原之后任某少佐也。”但可以肯定,在避难期间,周作人的思考一定是很多的,他终于在历史的进退之间作出了新的决断。——周作人的五四时代从此结束。  又一个“苏武”?(1)1937年7月7日,这一天终于来临。既在意料之中,甚至在期待中,又出人意外。中国人民震惊了,也奋起了。周作人却沉默着。  1937年7月29日,北平陷落——仍然听不见周作人的声音。  1937年8月9日,北平沦陷前后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北平大学与清华大学也宣布南迁;这一天,刚从南京回到北平的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及教授叶公超、梁实秋等一起撤离北平。但南下队伍中始终未见周作人。  关心周作人的朋友们,关心中国文化前途的有识之士,为得不到周作人的消息忧心如焚。  刚刚从日本逃回中国的郭沫若写了《国难声中怀知堂》,发表在8月30日出版的《逸经·宇宙风·西风非常时期联合旬刊》上——  古人说,“闻鼙鼓之声则思将帅之臣”,现在在国难严重,飞机大炮的轰击之中,世间的系念虽然也就多是某某司令,某某抗敌将军,某某民族英雄,然而我自回国以来所时时怀念着的,却是北平苦雨斋中我们的知堂。  近年来能够在文化界树一风格,撑得起来,对于国际友人可以分庭抗礼,替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人,并没有好几个。而我们的知堂是这没有好几个中的特出一头地者,虽然年青一代的人不见得尽能了解。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  日本人信仰知堂的比较多,假使得到他飞回南边来,我想,再用不着他发表什么言论,那行为对于横暴的日本军部,对于失掉人性的自由而举国为军备狂奔的日本人,怕已就是无上的镇静剂吧……  在郭沫若所特有的夸饰的语言中,仍然可以感到一种真诚的,急切的,也许是过于天真的期待——这是处于突然降临的灾难中,有些不知所措的,迫切需要新的精神领袖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期待。尽管周作人渴望做一个平凡的人,他早已声明,自动放弃了对于时代、历史、社会的责任;然而,由于周作人作为五四开创者之一的历史(这个历史将一再成为他的沉重包袱)和中国第一流的作家的地位,以及他与日本文化的特殊关系,就使得中国各种力量(包括郭沫若所代表的中国天真幼稚,缺乏独立自主性的知识分子)以及国外的(特别是日本)的各种力量,总是不肯忘记周作人。特别是在这中日正式交战的历史关键时刻,更是将周作人视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对他寄予不同的期待(所谓期待,另一个意义就是利用),这是周作人不可摆脱的宿命之一。鲁迅在生前就曾为这个不堪承受的代表重任,弄得痛苦不堪;现在鲁迅逝世后,这重担似乎又历史地落到了周作人的身上。周作人这才明白:他的大哥曾为他挡住了多少痛苦与烦恼。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周作人一直是在鲁迅的庇护下得到了相对的宁静与自由,无论在他们兄弟失和之前与之后都是如此。现在,大树已倒,周作人只能独立地面对宿命了。在这历史的大动荡中,周作人本打算躲在他的“苦住庵”(或者别的什么斋)里做一个普通顺民的;但就因为他是“周作人”,历史就不允许他如此轻易地做出这样简单的选择,而必然地要把严峻得无以复加的选择置于他的面前……  此刻,全体知识分子,全国人民,以至世界舆论,都这样注视着周作人:他将向何处去?  11月1日出版的《宇宙风》以“知堂在北平”的醒目标题,公布了周作人8月6日、20日与9月20日写给编辑陶亢德的信:“旬日不通讯,时势已大变矣。舍间人多,又实无地可避,故只苦住,幸得无事,可以告慰。此后如何办法尚未能定……回南留北皆有困难,只好且看将来情形再说耳。”最使人注意的自然是下面这句话,“有同事将南行,曾嘱其向王教长蒋校长代为同人致一言,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别位关心我们的人,至于有人如何怀疑或误解,殊不能知,亦无从一一解释也。”  天真的人们看到这个保证,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并且非常感动。仿佛中国文人中再增加一位苏武,中国就有了希望(可怜的“阿Q精神胜利法”)!  但谨慎的人们仍然从周作人欲言又止的迟疑中,感到了某种危机。他们仍然拭目以待。  看来《宇宙风》编辑陶亢德还将郭沫若的文章寄给了周作人,因此,周作人在8月25日写给陶亢德的信中又有“鼎堂先生文得读,且感且愧,但不敢不勉耳”等语。这时的周作人自然也是感到了郭沫若文章所代表的舆论的期待的压力的。  也是给陶亢德的信中又透露出:周作人正“在无聊中写小文消遣”,“拟继续翻译希腊神话,却尚不知能否换得若干钱米耳。南方无处可归,北大至今不闻有正式办法,教授留平者尚有三十许名,正在翘首以待校长之命令也。”接着又传来消息:滞留在北平的北大教授郑天挺、陈雪屏、邱椿等人,又于11月17日乘河北轮南下。11月29日北大留平教授在著名史学家孟心史先生家###时,只剩下孟、马(幼渔)、冯(汉叔)、周(作人)四人了。据说北大已承认该四人为“留平教授”,每月寄津贴费五十元;并且以后校长蒋梦麟还从南方驰电北京,委托周作人等保管北大校产周作人等确也作了保护校产的努力。据周作人回忆,1938年春,日本宪兵队想要北大第二院做本部,下令三天内搬家。留守事务员找到了周作人与冯汉叔,经研究,由周作人起草了一封公函,交伪华北临时政府议政委员长兼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后由于汤尔和的“挡驾”,才将北大第二院(理学院)的仪器设备保留了下来。(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五九,北大感旧录(五)》)云云。  又一个“苏武”?(2)不管怎样,周作人算是留在沦陷中的北平,并且苦住下来了。  在这大变动、大混乱中,周作人究竟在干什么呢?  他确实在闭门读书。周作人在9月所写的《俞理初的诙谐》一文里透露:“近来无事可为,重阅所收的清朝笔记,这一个月中间差不多检查了二十几种共四百余卷……”周作人如此地苦读,恐怕不仅是为了排解苦住的寂寞无聊,而是要到书中去寻找他在现实中得不到的东西。周作人未必相信“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之说,但书中自有他之所追求,却是信之不疑的。不过,真正读下来,他又不免有些失望。他说,二十几种共四百余卷中,“结果才签出二百三十条,大约平均两卷里取一条的比例。但是更使我觉得奇异的是,笔记的好材料,即是说根据我的常识与趣味的二重标准认为中选的,多不出于有名的文人学士的著述之中,却都在那些悃无华的学究们的书里……为什么呢?中国文人学士大抵各有他们的道统,或严肃的道学派或风流的才子派,虽自有其系统,而缺少温柔敦厚或淡泊宁静之趣,这在笔记文学中都是必要的”。周作人:《知堂书话·俞理初的诙谐》,第801页。在这国难鼎沸声中,在北平各大专校屡遭日军搜查骚扰,教员学生受侦讯迫害,被迫停课,抓捕、拷打的消息随处可闻的情况下,周作人却一如既往地继续追求“温柔敦厚或淡泊宁静之趣”,是不能不令人惊异的。  当然,这只是向往与追求而已。现实生活中的周作人是很难淡泊宁静的。这一时期,他也写过《谈搔痒》这类闲适文章,却未能继续写下去。他曾写信给废名——周作人自己曾说,“他实在是知道我的意思之一人”——吐露心曲:“旧日友人各自上漂流之途,回想《明珠》时代,深有今昔之感。自知如能将此种怅惘除去,可以近道,但一面也不无珍惜之意,觉得有此怅惘,故对于人间世未能恝置,此虽亦是一种苦,目下却尚不忍即舍去也。”周作人:《药堂杂文·怀废名》,北平新民印书馆1944年1月第1版,第117页。那么,周作人还是“不忍即舍去”人间世的,——其实,他也是舍不去的。那一天,偶食几粒炒栗,周作人突然想起郝懿行《晒书堂笔录》转述陆游《老学庵笔记》里的一段记载:“故都李和炒栗名闻四方,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绍兴中陈福公及钱止阁出使虏庭,至燕山忽有两人持炒栗各十裹来献,三节人亦人得一裹,自赞曰李和儿也,挥涕而去。”周作人:《药味集·炒栗子》,第170页。“挥涕而去”这四字竟引起了周作人的强烈共鸣,也许也是感受到了那永远拂不去的亡国的沉痛与思乡的情切吧。周作人终于写下了一首诗:“燕山柳色太凄迷,话到家园一泪垂。长向行人供炒栗,伤心最是李和儿。”伤心的自然不只李和儿一人而已。  但作理智的考虑,周作人却另有一番打算。据说,也就在这个冬季,有一次在与钱玄同、马幼渔的闲谈中,周作人突然提起“出山”之类的话,钱、马都默默无言,也就没有再说下去。事后马幼渔又去访周作人,想劝劝他,见面即骂已附逆的徐祖正,周作人也装傻附和着骂,马幼渔自然不好再说什么,过了几天又去,开口就问:“前次你要出山,决定了什么时候没有?”周作人说:“现在还谈不到,日军还没有退出红楼呢!”(当时北大住有日本军队)《周作人二三事》,载《文艺春秋》副刊1卷第1期,转引自张菊香等:《周作人出任伪职的前前后后》。此事虽搁置下来,但周作人显然已经在酝酿“出山”了。  于是,就有了1938年2月9日出席“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的“事件”。“座谈会”是由大阪每日新闻社出面召开的,却有着日本军方的背景。出席座谈的,竟有日本陆军特务部的代表,以及伪华北临时政府议政委员长兼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新民会副会长张燕卿等“要员”。周作人在会上没有发表什么特别言论,只是自称自己“长期从事于东洋文学及日本文学系的工作”,致力于“研究日本”云云。但出席会议本身即表示了与日本军方合作的姿态。《每日新闻》刊载会议消息时,也毫不含糊地将其与伪政权的建立联系起来:“中日两国的文化提携这问题,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机构之扩充及其活泼的推动上,是具有促进的作用的。”4月底上海出版的《文摘·战时旬刊》19期,全文译载了大阪《每日新闻》所发的消息,并转发了照片:周作人长袍马褂,跻身于戎装的日本特务头子与华服、西装的汉奸文人中间。  消息传出,全国舆论大哗。唐先生后来追忆说,周作人投敌的消息在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中引起一种“被原来信任过的人欺骗了、侮辱了似的心情”,并因此而产生一种深刻的“痛苦”。唐:《帝城十日解》,《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在短暂的惊疑以后,全国文化界立刻响起一片愤怒的谴责、抗议声:5月5日,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通电全国文化界,严厉谴责周作人“不惜葬送过去之清名,公然附和倭寇,出卖人格”,并“请缘鸣鼓而攻之义,声明周作人、钱稻孙及其他参与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诸汉奸,应即驱逐我文化界之外,藉示精神制裁”。5月6日,武汉《新华日报》发表短评,指出,“周的晚节不忠实非偶然”,是他“把自己的生活和现社会脱离得远远的”的必然结果。5月14日,《抗战文艺》1卷4号发表茅盾、郁达夫、老舍、冯乃超、王平陵、胡风、胡秋原、张天翼、丁玲等十八人《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指出:“先生出席‘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之举”,“实系背叛民族,屈膝事敌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人无一人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人不以此为耻”。公开信向周作人发出忠告:“民族生死关头,个人荣辱分际,有不可不详察熟虑,为先生告者”,“希望幡然悔悟,急速离平,间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则国人因先生在文艺上过去之功绩,及今后之奋发自赎,不难重予爱护。否则唯有一致声讨,公认先生为民族之大罪人,文艺界之叛逆者。一念之差,忠邪千载,幸明辨之”。据说这封公开信系楼适夷起草,而经郁达夫修改;其中忠告均为郁达夫所加,显然还为周作人留有某些余地。诗人艾青还以《忏悔吧,周作人》为题,写了一首诗,表达了年轻一代的情绪:“周作人/在祖国艰苦地战斗着的时候叛变了/(我用灼痛的心接受这消息)……/周作人/你不能想一想你所走过来的路么?”“你曾护卫过德漠克拉西/你曾抨击过北洋军阀的政府/你曾无畏地走在思想斗争的最前面/——中国的青年/不曾忘记你的名字”,“忏悔吧,周作人!/不然……/中国的青年/要向你射击!……”诗载《抗战文艺》1卷第9期。——在这颤抖的歌声里,充满了多少期待、失望、痛苦与愤怒。这些充满着战斗精神的热血青年,曾按照自己的理想,塑造了一个“无畏地走在思想斗争的最前面”的周作人的形象,现在周作人突然显出了他们未曾料到的另一面,就陡然产生“被出卖、被欺骗”的感觉,由此而发出的“忏悔吧,周作人”一声呐喊,是震撼人心的。也有些天真的朋友不愿意面对周作人投敌的事实,仍然热烈地为周作人辩护。朱光潜先生就曾发表文章,一方面承认“以他在日本知识界的声望,日本人到了北平,决定包围他,利用他,这是他应该预料到的,到现在他还滞居北平,这种不见机实在是很可惋惜的”;另一面却断然说:“附逆做汉奸,他没有那种野心,也没有那种勇气”,朱光潜先生最后甚至劝告人们要用“宽厚”的态度对待周作人。③朱光潜与何其芳的争论文章见1938年五六月出版的《工作》(成都)第5、6期。朱光潜的文章是针对何其芳对周作人的谴责的;以后何其芳又写了一篇文章,明确表示,“我认为‘宽厚’也应该看对什么人,对于我所憎恶的人物,我不能宽厚!”③  又一个“苏武”?(3)正当全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为周作人已经作出和将要作出的选择痛苦,愤怒,争执不休时,周作人本人在干什么呢?——在与儿辈们打牌中度日。这在周作人是少见的:大约在1900年春周作人在安桥与七斤公公“夜嬉马吊,夜半始寝”之后,我们在周作人日记中就几乎看不到这样的记载。这自然是反映了周作人内心极度的苦闷与无聊的。但又何尝不可以看作是一种韬晦的姿态呢?  2月20日,即在参加“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半个多月以后,周作人在一篇读书札记里这样写道:“《东山谈苑》卷七云:‘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此语殊佳。……乱离之后,闭户深思,当更有感兴,如下一刀圭,岂止胜于吹打弹丝而已哉。”隔数日,又作《卖糖》一文,文章写道:朱舜水“能和语,然及其病革也,遂复乡语,则侍人不能了解”,“不佞读之,怆然有感,舜水所语盖是余姚话也,不佞虽是隔县当能了知,其意亦惟不佞可解。余姚亦当有夜糖与炙糕,惜舜水不曾说及,岂以说也无人懂之故欤”。朱舜水之意尚有周作人“能了知”,周作人自己之“意”当有人知否?周作人不说了。恰恰这时,周作人的老友武者小路实笃在《日本评论》3月号上发表《怀周作人》一文,称周作人为“新村的兄弟”,表示在“现在这个时候”自己很想去“慰问”周作人,并且“想听听周作人对于谁也不曾表白过的真心话,也想听###的人们对于日本第一希望是什么”,“可以说真心话的友人在日本人里有一个岂不也好么”。武者小路其人也真,其言也诚,周作人当然不会不受感染。但他仍然回答说:“什么希望我并没有,真心话当然有而不想说,说了正是鄙陋耳。”  周作人对于舆论,也是故意的真真假假,藏头露尾。先是给关心他的友人写信,称“目下拟专弄一部神话”,并希望在燕京大学“谋得一专任讲师之头衔,聊以避俗”;“钱公(按即钱稻孙)前次曾以天下见让(按,钱稻孙曾任新民学院院长),不佞不敢高攀许由,亦不敢以舜禹自居,故已谢之矣”。信中并说,天津《庸报》“曾载过不佞将做北大校长之消息,可谓有光荣矣。”另一封信在谈到出席“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事时,却又装聋作哑:“大阪每日所载何事,容托人查阅来看”。周作人致上海周黎庵函,转引自《抗战文艺》第12期。周作人为什么要如此说呢?  尽管周作人已经不愿向世人(包括他的朋友)说真心话,朋友们却仍然真诚地关心着他。于是,1938年8月,一封热情的诗信由伦敦寄往北京苦雨斋(此时已改名为苦住庵)主人,署名是胡适。诗中写道:“臧晖先生昨夜做一个梦,梦见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有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这是真正的朋友的劝说,也是智者的忠告,而且几乎是在走向深渊前的最后时刻寄来的,周作人应该懂得它的分量。9月21日,周作人回诗一首:“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改名苦住。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信。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臧晖居士的问讯。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别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老僧始终是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诗于9月寄出,10月8日旧中秋日,周作人又于风雨如晦中重录,心情自然是复杂的。不过诗里所说仍是有真有假;而且这首诗因为寄往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收信人却写的是胡适临时的别号“胡安定”,因此,信没有及时送到胡适手中。1939年年底胡适看到这首诗时,周作人已脱下老僧的袈裟,变成日本侵略军麾下的“督办”了。胡适因此题诗云:“两张照片诗三首,今日开封一惘然。无人认得胡安定,扔在空箱过一年。”  周作人在脱下袈裟之前,确实也曾“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早在“七七”事变后,周作人即主动与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翻译委员会联系,每月交译稿两万字,给费二百;并开始着手《希腊神话》(阿波罗多洛斯著,原名《书库》)的翻译,计十万多字。同时翻译了哈理孙女士的希腊神话论和来则的十五六篇希腊研究,也约十万字左右。《希腊神话》注释未完稿,因编译会迁香港而中止。周作人又转而托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郭绍虞觅得燕大教书职务。从1938年9月起,每周六小时,以讲师论,燕大特给报酬百元,并给一个“客座教授”的名义,周作人以此辞谢了别处的一些劝诱。3月22日,辞伪满洲大学之邀;4月至8月,再三坚辞伪北京师范学院、女子师范大学之聘,并有劝友人勿加入文化协会之举;6月12日,辞不入留日同学会,退还捐册;8月15日,辞不入东亚文化协议会;9月18日,辞不受任所谓北京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长。此外,辞谢日伪各方宴会,约稿,邀访,尚有多次。周作人似乎是下定决心躲入书斋作乱世之隐居了。  但事情并没有如此简单。周作人自己对是否真正隐居,就颇为犹豫。这年12月,他连续写诗数首。其一云:“粥饭钟鱼非本色,劈柴挑担亦随缘。有时掷钵飞空去,东郭门头看月圆。”其二云:“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其三云:“禅床溜下无情思,正是沉阴欲雪天。买得一条油炸鬼,惜无白粥下微盐。”②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七七,元旦的刺客》,第572页。周作人将诗抄示诸好友,此时也是困居上海的沈尹默和诗中末一联云:“斜阳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间太有情。”周作人以为“指点得很是不错”:周作人对于“人世”原是“有情”,岂能“隐而不问”呢?往日周作人曾作七律,末二句“高歌未必能当哭,夜色苍凉未忍眠”,亦是此意。年底,周作人得李炎华信,又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下午得李炎华信,系守常次女也。感念存殁,终日不渝。前作诗云,流水斜阳太有情。不能有才有令誉者之摆脱,正是自讨苦吃,但亦不能改耳。”②——乱世之中,原也可以作入世的选择的。但对于早已认定在军事上中国必败,必须另作选择的周作人,入世自然不会是投入抗日救亡的反抗洪流中,在周作人看来,那是非理性的幼稚愚蠢之举。他的入世只能是“出山”,即与日方合作,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说漂亮点,不过是颇为时髦的“曲线救国”而已。  又一个“苏武”?(4)而这时,周作人在经济上也陷入困境,不仅在煤店、米店欠账,连女儿处也负了债。显然,单靠周作人闭门译作的收入,并不足以应付这一家人的耗费。鲁迅早就说过,“隐”,也得先有“啖饭之道”,“假如无法啖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更何况,“隐”本身也是一种“啖饭之道”呢?鲁迅:《且介亭杂文·隐土》,《鲁迅全集》第6卷,第224页。  那么,周作人下一步将如何动作呢?  终于“下水”(1)正当周作人尚在隐居与出山二者间犹豫不决时,1939年元旦突发的枪杀事件迫使周作人迅速作出抉择。据周作人自己回忆:“那天上午大约九点钟,燕大的旧学生沈启无来贺年,我刚在西屋客室中同他谈话,工役徐田来说有天津中日学院的李姓求见,我一向对于来访的无不接见,所以便叫请进来。只见一个人进来,没有看清他的面貌,只说一声‘你是周先生吗?’便是一手枪。我觉得左腹有点疼痛,却并不跌倒。那时客人站了起来说道,‘我是客’,这人却不理他,对他也是一枪,客人应声仆地。那人从容出门,我也赶紧从北门退归内室。沈启无已经起立,也跟了进来。这时候,听见外面枪声三四响,如放鞭炮相似。原来徐田以前当过侦缉队的差使,懂得一点方法,在门背后等那人出来跟在后面,一把把他拦腰抱住,捏枪的手兜在衣袋里,一面叫人来帮他拿下那凶人的武器。其时因为是阳历新年,门房里的人很多,有近地的车夫也来闲谈。大家正在忙乱不知所措。不料刺客有一个助手,看他好久不出来,知道事情不妙,便进来协助,开枪数响,那人遂得脱逃;而帮忙的车夫却有数人受伤,张三伤重即死,小方肩背为枪弹平面所穿过。”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七七,元旦的刺客》,第573页。经日华同仁医院检查,周作人左腹中枪而未入,盖为毛衣扣所阻,沈启无弹中左肩,在医院疗养一日半出院,真正牺牲者,仅车夫老张一人。  这又是一条轰动国内外的新闻。暗杀者究竟何人,却有种种说法。周作人一口咬定,这是日本军方所为。日本军警方面则以刺客为国民党特务,并因此传周作人至宪兵队,盘问了两小时。1946年,一位署名卢品飞的,在美国出版了《黑暗的地下》一书,自认他是行刺的凶手之一,与他合谋的是高姓、王姓两人。1961年周作人在致香港鲍耀明信中,对此说的真实性颇表怀疑。还有一说是周作人的侄子丰三(时为辅仁大学附中学生)的同学得知周作人的矛盾处境,为保全周作人的声誉而将其枪杀,丰三也因此抑郁而于1941年3月自杀。周作人被刺这段公案,可以说至今仍无确论。但它至少说明一点,当时在中国的各种政治势力都在关注着周作人的选择,并且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暗杀)施加自己的影响。这就是说,客观形势已不允许周作人继续敷衍延宕,连隐居亦不可能,他只能在“杀身成仁”与“出山下水”二者之间作出选择。而周作人本人,如前所述,早已有“出山”的考虑;这样的形势,只是逼迫他更快地作出酝酿已久的决定而已。事件之后,周作人曾作打油诗二首以自遣,诗云:“橙皮权当屠苏酒,赢得衰颜一霎红。我醉欲眠眠不得,儿啼妇语闹哄哄”;“但思忍过事堪喜,回首冤亲一惘奖。饱吃苦茶辨余味,代言觅得杜樊川”。意思也是清楚的:既然“我醉欲眠眠不得”,只有杜牧所指“忍过事堪喜”一路,周作人从刺客子弹中“辨”出的“余味”,仅此而已。  正在这时候,周作人称之为“畏友”的钱玄同遽然去世。周作人元旦被刺后,钱玄同曾派长子送来一信表示慰问,信中说到乍闻“兄忽遇狙”,“骇异之至,竟夕不宁”。钱玄同平时言谈激烈,遇事却易紧张,半月之后,突患脑溢血而离世,与受了惊骇恐不无关系。钱氏虽胆小,于民族大义、大是大非分辨却很清楚。早在1938年春,钱玄同即再一次恢复旧名“钱夏”,表示是“夏”而非“夷”,不做顺民。又改“疑古”为“逸古”或署“逸叟”,又号“忆菰翁”,或间称“德潜”,都寓有困居思旧的意思。“七七”事变北平陷落后他在给周作人的信中,也曾有“我近来忽然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之说,看来钱玄同又有恢复早年日本留学时期在“复古”旗帜下坚持民族主义立场的老传统之意。他间接从北平寄语随师范大学迁居陕西城固的好友黎锦熙先生等:“钱玄同决不‘污伪命’”,可以想见,他大概也是如此规劝自己的老友周作人的。周作人在谈到他与钱玄同的关系时曾说:“玄同平常不务苛求,有所忠告必以谅察为本,务为受者利益计算,亦不片面徒为高论,我最觉得可感,虽或未能悉用,而重违其意,恒自警惕,总期勿太使他失望也”,“他实在是我的畏友”。钱玄同逝世后,周作人几经提笔,总是沉吟一回,又复中止,直至百日,才勉成《玄同纪念》一文。文章说:“今玄同往矣,恐遂无复有能规诫我者。”——他已经预感到,自己已经和将要作出的抉择,不免要“重违”老友“其意”,“太使他失望”了。  周作人在枪杀事件发生后,自不再敢出门。警区署第二天即派来了便衣住在周作人家里,既是保护,又是监视。周作人倒也安心接受,而且越来越离不开这种保护。于是,周作人顺理成章地辞去了燕大教书的职务(先是请俞平伯代课,对方不同意,才辞去)。1939年1月12日,他收下了北大任命他为图书馆馆长的聘书,说是“事实上不能不当”,寥寥七个字,就将关系民族大义,也关系个人命运的决定性的一步,交代过去了。周作人从此走向深渊,再也没有回头的余地。——周作人此时意识到这一点了吗?人们因此却常常想起白居易那著名的诗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周作人真要死于1939年元旦那粒中左腹的子弹,他的盖棺论定也许将……但这“也许”也许是多余的吧,周作人的历史如此这般地发展到此刻的“下水”,又如此这般地发展下去,原是有它的特殊价值、意义与味道,人们又何必多作假设呢?  终于“下水”(2)万事开头难,只要一“下水”,以后就顺流而下了:3月28日,周作人接受了委派他为北大文学院筹备员的职务。4月28日,他往北大本部陪宴,出席宴会者都是日本宪兵队队长。5月8日,他往北大赴招考会后,又参加汤尔和主持的宴会。5月26日,又往北大办公处,应公宴,出席者均为日伪教育文化官员。7月19日,周作人与当时已被委任为伪北京大学秘书长的钱稻孙,共同讨论北大文学院教职员人事安排,8月即接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北大文学院院长之职。9月3日,周作人参加了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的会议,成为日本军方控制的东亚文化协会的成员……  对于周作人来说,以上这一切活动不过是应酬。连文学院院长,他也是挂名,日常事务由学院秘书代理,他只是一个星期偶然去看一次。看来日方也宁愿让周作人这么闲着,他们原也只是要“周作人”这个名字罢了。周作人的应酬,出卖名字,自然都是有偿的:周家不仅结束了靠借贷过日子的窘况,而且开始大兴土木:从1939年7月3日(就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备员职三个多月以后)起翻修左右偏门,凿井,改造厕所,裱糊内屋,修造上房等等。生活也日益阔绰,设宴招饮渐成常事,并且购制起狐皮衣裘来。这自然是反映了周作人物质的(以及精神的)生活的某些微妙变化的。周作人也就愈加离不开侦缉队的保护。以至1939年11月,枪击事件后派来的三人调离周家时,周作人竟然依依不舍。由当初的疑惧到此刻的依恋,周作人感情的变化可谓不小。  周作人的官当得正顺,他的后台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突然去世,这又是一个意外的打击。汤尔和的丧礼中,周作人的积极、热心是颇为异常的:他参加治丧委员会,写祭文,送挽联,以不同身份参加各类公祭,甚至一天之内接连两次也不知倦。汤的百日祭,六十四岁阴寿,周年祭,三周年祭,周作人无一不参加。汤尔和的儿子撰写的《汤公遗事》也是周作人为之作序。正像有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周作人对其他亡友,甚至对钱玄同那样的毕生至友,也没有这样长久的隆重的悼念”。舒芜:《历史本来是清楚的》,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1期。而周作人与汤尔和虽然是日本留学时的老同学,但在事变之前,向来少有来往,周作人对汤尔和也并无好评。周作人献给汤尔和的挽联尤可玩味:“一生多立经国事功,不图华忽萎,回首前尘成大梦。此出只为救民苦难,岂意擅度中断,伤心轻打腠微言。”所谓“立经国事功”、“为救民苦难”,也是一种自我评价:周作人在把汤尔和崇高化的同时,也把自己崇高化了。但为什么一直追求凡人化的周作人,此时却如此热衷于崇高化呢?这里隐藏着的心理动因又是什么呢……  实在说,汤尔和逝世在日军卵翼下的华北伪政权确实是一件大事:因为他空出了教育总督这个大缺位。于是,汤尔和的后继就成为各派政治势力斗争的焦点。事实上,活动早在汤尔和病危期间,已经开始。在汤尔和卧病长达半年时间内,教育督办职务一直由教育总署署长方宗鳌代理,而时为新民学会副会长的缪斌早已垂涎于这一高位,他在日方一派力量的牵线支持下,多方活动。但据说汤尔和临终前,却明确属意于周作人。这样,周作人就被推到了这场争夺战的第一线。汤尔和病逝以后,缪斌钻营更力,颇有相当呼声。此时王揖唐已继王克敏之后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他却属意于周作人,这当然也是出于日方另一派力量的授意。汤尔和去世后,王揖唐,原王克敏的秘书长、时为伪北大监督的瞿兑之,以及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文化局调查官松井信二大佐都与周作人频繁接触。瞿兑之就是奉王揖唐之命来“劝进”的。缪、周之争以及背后的日方两派之争,引起了其他各派政治势力的关注。据现在公布的材料,当时活动于日伪上层圈子的爱国地下工作者王定南、张东荪、许宝以及何其巩,就曾专门议论过汤尔和的继任者问题。而此四人的关系都颇为复杂。王定南是当时中共北平地下党负责人之一。许宝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国民党员,却与两党上层领导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人(包括周作人)都认为他与重庆方面有联系。1942年许宝从重庆归来,周作人还设宴为其洗尘。张东荪本属国家社会党(后改称社会民主党),与时为燕京大学校务长兼代校长美国司徒雷登又有非一般的关系。何其巩时为私立中国大学校长,他曾是冯玉祥的秘书长,和国共两党与其他派系都有联系。他们四人在不同场合的商议中,从###需要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政治原则出发,毛泽东早在1935年12月所写《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就确定了这一###的原则与策略:“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的人之用。”一致认为,“反正周作人已经当上伪北大文学院院长……一条腿已经下了水,那么我们就无妨顺水推舟,让他进一步出任伪督办,以抵制为祸最烈的缪斌,权衡利害,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道理,这事是可以做而且是应该做的”。许宝:《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总署督办伪职的经过》,文收《闲话周作人》,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第111页。围绕着这一政治方案,他们也进行了积极活动,不仅通过王克敏在日伪方面进行疏通,而且由许宝亲自登门游说周作人。许宝及他所代表的王、张、何诸人的意见与活动,一方面确是个人所为,并不是出于任何一方组织的正式决定,但又确实代表了各方政治势力的利益与要求,不仅是国共两党,也包括美国一方在内。因此,当以后周作人终于出任教育督办的伪职以后,在许宝做东的宴会上,司徒雷登、沈兼士(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秘密的国民党市委会委员,受命于国民党###组织的高教委员会)均在座,这自然绝非偶然。司徒雷登早就对周作人表示了特别的关心。周作人元旦被刺后第四天,司徒雷登就登门慰问。周作人事实上已经成为当时十分复杂的国际、国内###棋盘上的一粒棋子,这对于以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自居的周作人,确实是一个最大的历史悲剧。而历史的嘲讽在于,周作人本人不但对于这一切幕后紧锣密鼓的紧张的政治活动毫不知情,而且在自我感觉上,一直以为自己拥有完全独立选择的自主性,以至晚年在说到此事时,仍然说:“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后来确有费气力去自己运动的人),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因为自己相信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个人出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也”。周作人:《致鲍耀明书》(1964年7月18日),收《周作人晚年书信》,真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10月第1版,第409页。周作人此一番自白,从他就任督办有自己的责任这一角度说,自有其道理,但闭口不谈他的就任是各方政治势力斗争与妥协的结果,他自己早已成为政治上的一具傀儡,却只能说明他的不清醒,即鲁迅所说之“昏”。其实,这历史的责任,真的是他周作人一人就承担得了的吗?周作人这一自白,颇有点硬撑好汉的“破脚骨”气,而且也是做着独立梦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欺欺人的表演,这是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的。  终于“下水”(3)1940年12月19日,在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一案。据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存伪南京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厅公函”,中政秘字207号,转引自张菊香等《周作人出任伪职的前前后后》。第二天,北京《实报》上披露了这一消息。当天,周作人就接待了《东亚新报》与福冈、伪满洲、伪蒙疆等各报记者和伪中华通讯社记者络绎不绝的采访。周作人就任教育督办的幕后牵线人之一,日本特设文化特务机关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文化局的调查官松井大佐,也于是日特地拜访了周作人,并对《庸报》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此次以平素不喜欢政治生活之当代文学界权威者周作人氏,出任巨艰,鄙人觉得非常荣幸”。25日周作人还第一次参加伪政委会宴会。1941年元旦,周作人正式接到汪精卫签署的伪南京政府委任状。4日,赴教育总署举行就职典礼,并向教署全体职员致训词等等;这场“就职”的傀儡戏至此结束,半只腿入水的周作人终于完全下水了。  从此,苦住庵主人周作人就变成了伪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周作人从形式上完成了从学者文人到政治官僚的角色转变,实现了他“老而为吏”的夙愿与追求。参看姚锡佩《周作人出任伪职考》(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1期),周作人年轻时做过的“花甲登科”的梦(本书第一章6节),如今竟以这种方式实现,这是意味深长的。但要真正实现相应的思维方式、心理素质……的转变,也还得有一个过程。  应该说,一开始周作人还多少抱有“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府虽伪,教育不可使伪”的幻想,确也想替教育界略尽维持、保护之责,据于浩成《关于周作人的二三事》(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3期):“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当局于上午七八时即按原定计划派军队进驻燕京大学,将代校长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邓之诚等教授聚在一起,准备解去关押……听我父亲说(于父为董鲁安,原燕京大学教授,后为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副议长),陆志韦先生在匆忙中低声告一位懂日语、以前经常代表燕大校方与日本当局联系、办理交涉的萧先生说:‘找周岂明’!可见周作人还是起到某种缓冲甚至‘保护’作用的。”至少使学生与当时的政治稍有脱离,这样也可多少维护一点自己的清名。这只是证明,周作人角色虽变,已俨然成为政治官僚,但思维与行为方式以至心理素质中仍不脱书生气。  于是就发生了所谓“游行事件”。某日,伪新民会通知北平各校学生到天安门参加庆祝皇军占领宜昌大会,教育总署请示督办,周作人以为学生总应离开政治,参加与否,无关宏旨,署中就根据这个文谕,转告市政府教育局和直辖各大学知照。次日,各校照例放假,却无一学生到会。伪新民会顾问、日军安藤少将大怒,要亲自去逮捕周作人,经日本大使馆一等参赞力劝而止。从此以后,各级学校只是有会必到,到必抢先。周作人则噤若寒蝉,不敢再去多管这类闲事了。经过这一次教训,周作人的书生气果然收敛了不少。久而久之,周作人也就逐渐熟练地扮演起教育督办的角色来。于是,世人很快就看到,周作人匆忙出入于各种教育会议及各类讲习班,训练班,每次到会,必致训词,而每有训示,必大谈“现在所施行的教育方针,是以亲仁善邻为主旨”,“更要对国民随时晓谕共产制度的绝对不适宜于中国,藉以肃正民众的思想,完成民众的心理建设”,“总之,藉着教育行政的力量,以圆满达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种目的”,这是教育“在当前中日两国百年大计所负的重要使命”见1941年11月1日《教育时报》第3期。等等等等。  周作人在一本正经地宣读如此陈腐的训词时,大概已经忘记了:自己当年是怎样热烈地主张着、鼓吹着教育的独立与自由,反对将政治教条强加于教育对象的。周作人如此起劲地自己反对着自己,这算怎么一回事呢?世人接着又在报纸上读到“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的大作了;不仅署名大有以官衔吓人的气势,题目也官样十足:《华北教育一年之回顾》。一开口即语含杀机:“各校青年学生,意志薄弱,易入歧途,本总署于此极为注意,除将训育方针八条早经颁布通饬一体遵照实行外,复于国立各院内成立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对于学生之思想举止……(实行)监察领导。”当年周作人因为段祺瑞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剥夺学生言论自由,实行高压而奋起反抗,如今身为教育总督的周作人竟公开宣扬要对学生实行思想管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自由,自由,周作人喊了几十年的自由,最终在自己拥有了权力以后,又自己扼杀了自由。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后来周作人宣布,“这些应酬文章照例是不收集的”,黄裳:《老虎桥边看知堂》,文收《金陵五记》,金陵书画社1982年6月版,第31页。但自己亲笔写下的历史,岂是“不收集”就能抹杀的吗?  1941年4月,周作人与钱稻孙等一行人赴日本东京出席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会。这是周作人第四次踏上日本本土。但今非昔比,今日之周作人是作为日本军队卵翼下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及日本军方直接控制的伪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的身份,前来参拜的。这是当年报纸的报道:“4月14日,周作人一行抵东京”,“上午十时晋宫问候,询问陛下康强后,更赴大宫御所秩父官邸问候。正午出席文相官邸中桥田文相主办之午餐会。下午一时半,赴高松莒御殿问候。二时半,参拜明治神宫,其次更参拜护国英灵之靖国神社,东亚永久和平之志向相同,之一行均誓言真心,径往宿舍云”。见《庸报》1941年4月15日报道。又是“问候”,又是“参拜”,还要“誓言真心”,周作人视为生命的人的尊严,独立人格哪里去了?这令人难堪的屈辱周作人还嫌不够,竟然于4月16日伙同钱稻孙一同往汤岛第一陆军医院慰问在侵华战争中负伤的日本伤病人员,并捐赠五百元。次日,又赴横须贺海军病院慰问日本海军伤病人员,也捐赠五百元。周作人引以为豪的民族尊严、国格哪里去了?……这是多么可怕的灵魂的出卖。人们不禁要想起周作人的那句名言:“把灵魂卖给魔鬼的,据说成了没有影子的人,把灵魂献给上帝的,反正也相差无几。”周作人:《苦茶随笔·〈蛙〉的教训》,第196页。周作人曾用这话嘲讽了“把灵魂献给上帝”的左翼知识分子,现在周作人自己却把灵魂卖给了魔鬼,他的明智又在何处?  终于“下水”(4)1941年7月17日,北平伪中央广播电台里突然播放周作人的广播讲话。声音依然低沉和缓,却不再谈童话谜语妖精打架,而是“治安强化运动”。“治安强化”就意味着烧杀抢掠,无人区,三光政策……它在沦陷区人民中留下了最恐怖的记忆。周作人一向批判中国民族的嗜杀性,现在竟然在电台里公开鼓吹绝灭人性的杀戮,玩弄血的游戏,却口口声声说什么“治安强化运动是和平建国的基础……是使民众得以安居乐业的唯一的途径”……  1942年5月2日至10日,为庆祝“满洲帝国”十周年纪念,周作人作为汪精卫的随员,赴伪满访问,其中最具有戏剧性的场面,是“谒见”伪满国傀儡皇帝溥仪。记得胡适当年谒见溥仪时,“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不知这一回溥、周之间是如何称呼的?还有,溥仪被逐出清宫时,周作人曾著文祝贺他终于成了普通的“人”,希望他“补习一点功课,考入高中,大学毕业后再往外国留学”,周作人:《谈虎集·致溥仪君书》,第118页。并且坚决反对溥仪重新称帝,为此还和胡适发生过一场论争。如今溥仪又从“普通人”变成了“皇帝”,实现了周作人最不能容忍的复辟。谒见时,周作人不觉得尴尬吗?用“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一句话,就交代得过去吗?  从“满洲帝国”归来,周作人又匆匆赶往南京,去为汪精卫祝寿。汪政府各头面人物“立法院院长”陈公博、“考试院院长”江亢虎、“监察院院长”梁鸿志……亲自接见不说,汪精卫还特设家宴招待,周作人算是备受青睐与礼遇。半年后,1942年10月,汪精卫由南京飞抵北平,出席1942年度新民全会联谊会,周作人不仅亲往机场迎送,还专程前往中南海勤政殿拜望汪精卫夫人陈璧君。汪、周之间素不相识,关系为什么会如此密切?而且看来是周作人主动上门的:早在半年多以前(1942年4月)周作人曾为张次溪编《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一书作序,大肆吹捧汪精卫“挺身犯难,忍辱负重”,“此皆投身饲饿虎,所舍不止生命,且及声名”,“盖可知其伟大,称之为菩萨行正无不可也”,这是周作人著作中又一次出现“投身饲虎”的意象,这自然包含有“夫子自道”的意思,是自我慰藉,也是自我辩解。又暗递秋波:惜留学东京时“未得见汪先生以至于今”云云。汪精卫心领神会,访问伪满时特选周作人为随员,并从此视为亲信。周作人向以“孤鹤”自命,在与人交往中这样主动送上门去,尚属首见。这又是为什么呢?也许是“惺惺惜惺惺”,自知已与汪精卫结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也许是汤尔和逝世之后,急需另寻后台?不管出于哪一方面的考虑,周作人如此冷静地权衡利害,主动采取行动,正是说明他对官场的“权经”已经颇为熟悉了:周作人正逐渐成熟起来,不是吗?  1941年11月至1942年11月一年之间,周作人又三次南下,风尘仆仆于徐州、涿县、保定、井陉、彰德、石门一带,视察各地治安强化运动开展情况。每到一处,都先去拜见当地日本宪兵队及特务机关,然后慰问陆军医院伤病“勇士”,检阅地方保甲自卫团,视察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发表各种训示……再马不停蹄地奔往另一处。回京后还要接见记者,发表“感想”。1942年4月22日保定视察归来,周作人即如此说:“河北省前三次治安强化运动的成绩甚佳,第四次治运尤为努力,除使人民坚定信念认识环境,以协力大东亚战争外,并完成保甲制度,办理清乡县警备队,以期剿共自卫。至于厉行节约,筹划生产,亦在进行中。”这些“官话”(也即官方的“黑话”)背后的事实是:加紧清乡扫荡,屠戮百姓,进一步勒索人民,剥夺早已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妇孺老幼的最后一线生机。周作人不是宣称,他之“下水”、“跳火坑”,是为了“拯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吗?即使这真是他的初衷,那么,现在他的所作所为,如此地背道而驰,他又如何自圆其说呢?  1942年12月8日,为配合汪伪政府所发起的以训练青少年为中心的“新国###动”,华北地区成立了“中华民国新民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王揖唐任统监,周作人任副统监,是日举行了统监部成立大会。周作人在会上作了《齐一意志,发挥力量》的训词。下午在天安门检阅青少年团训练的分列式,周作人头戴日本军帽,身穿日本军装,主持检阅式。当年周作人在《五十自寿诗》中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如今袈裟不换却穿上了日本侵略军的戎装,两幅自画像反差如此之大,实叫人啼笑皆非。周作人年轻时原是江南水师学堂的学生,算是个预备军人,但投笔从戎报国之志未酬,阴差阳错成了个文人;如今年过半百,却在日本侵略军麾下,穿上军装,阳错阴差又当上了傀儡军人,不,傀儡副统监。历史竟会如此地捉弄人。  但从照片上看,周作人的态度却是严肃认真,甚至自如的。“丑角”云云,“耻辱”云云,都是旁观者的历史评价;作为当事人,未必这么想,这么看。周作人以上种种言论行动背后,他的自我感觉,内在心理究竟如何,是颇值得玩味的。批判者们喜欢说周作人是趾高气扬的,以示他的厚颜无耻;同情者、辩护者则喜欢说周作人内心充满矛盾,心情十分沉重,以说明他的一切作为都是出于被动,迫不得已。两种分析都有一定道理,描述也有相当根据,但却未必全是如此。周作人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平静的。《新民报》的一位记者曾写过一组《华北政务委员会各总署督办素描》,写到周作人时,只说他“每日起床很早,(读书写作后)上午十时就到教育总署办公”,载1942年4月3日《新民报》河北版。这是一个勤勉认真的公务员、行政官吏的形象。这一形象也许更接近周作人的真实。周作人其实是按照一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的要求,说按规定他必须说的话,做按规定他必须做的事,一切按例行公事办,如此而已。但可悲与可怕之处也正在这平静中。这正是说明,他终于从思维方式到情感、行为方式,以至心理素质上完成了从“文人学者”到“官僚”的角色转换,他已经彻底地官僚化了。  终于“下水”(5)所谓“官僚化”,即是成为国家机器的一个合格的部件,而他所服膺的国家机器华北政务委员会又是一个地道的日本侵略军卵翼下的傀儡政权。这样,周作人事实上成了双重的傀儡,他的悲剧性也必然是双重的:从民族的立场,他与入侵者合作,必然逃不脱“背叛祖国”的历史罪责;即使从个人的立场,他也是异化为国家机器的“部件”,彻底地“工具化”了(周作人最为疑惧的厄运终于降临在他头上!)。他的上述一切言行,都是一步一步地出卖昔日的自我,走到自我一切追求的反面。周作人宣称他要“救出我自己”,实际却是彻底地否定与埋葬了“自己”。周作人参与开创的五四传统一是爱国救亡,一是个体自由,现在周作人于这两者都彻底背离,说他“堕入深渊”即是由此而来。有人以为周作人虽有罪于民族,却换取了自我的自主与自由,这是大悖于事实的。  明白了周作人已经彻底地官僚化,就不难理解这一时期周作人生活的另一面。他在大兴土木,改建住宅以后,又收买门前公地和左邻右舍,扩充住宅。他的日常生活也日见阔绰,为家人添置狐皮衣裘,动辄数百元,上千元,并以两千余元的巨款购买全套家具。早就够得上称为“美食家”的周作人,此时于吃喝自更讲究,大摆宴席已是司空见惯。家中的奴仆也越来越多;有人据日记所记给以家仆的工钱或赏钱计算,1941年全家仆役共十三人,1942年11月就增至二十三人。舒芜:《历史本来是清楚的》,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1期。而周作人给奴仆的赏钱也豪爽得可以,一出手就是数十元,上百元。所有这一切排场与物质享受,都属官僚所必需,甚至成了必要标志,周作人并没有用超法律的手段作额外的奢求,他的生活在同僚中至多也是普通水平。但惟其普通,周作人也就越视为当然,因此,也就沉溺越深。  此时的周作人已渐离那“青灯一盏,清茶一杯”的清苦的文人生活,他越来越不能离开奴仆簇拥、宴席不断的生活方式,在精神、感情上也就越不能离开赐予他的这一切高官厚禄。于是,方宗鳌和在汤尔和病重期间“代理督办”的伪北京大学附属医院院长刘兆霜这些同僚受到爱国志士惩罚,在周作人那里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可谓又惊又恨。他从切身利益上感受到自我与爱国抗日力量的对立,在行动与感情上也就越依附于日伪政权。在听到方宗鳌遇刺消息后,吓得他非要把走了已经半年的两个侦缉队员弄回来不可,就是一个明证。不错,在周作人任教育督办伪职期间,他曾多次从各方面照顾李大钊的长女星华,并帮助星华与李大钊的幼子光华从北平转往延安,他对李大钊的次女炎华及女婿侯辅庭也竭尽掩护之责。周作人与中共地下组织有过一些联系,大概也是事实。  周作人也曾试图与国民党方面联系,曾多次找前面提到的国民党北平地下市委委员沈兼士“闲谈”,他对许宝的拉拢,原因也在于以为许与重庆国民党教育界有联系。1946年国民党最高法院审问周作人时,曾有国民党地下人员张怀、董洗凡等作证,称周作人曾有掩护或联名保释被捕人员的举动,这都不会不是事实。这除了有私人感情因素外,也是出于给自己留后路的考虑。其实,在伪政权中,几乎每一个高级官员(如王揖唐、王克敏、殷同等等)都是同时脚踩日、国、共“三条船”的,这也是做官(特别是做伪官)的诀窍之一。周作人越精于此道,越说明他在官场上已经混熟了。  但比起更精于谋官之道的老官僚们,周作人毕竟初出茅庐,终难逃被愚弄、排挤的命运。1943年2月,在日本军方导演下,以王揖唐为首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全班人马共署辞职呈书,周作人自也不例外。但经过紧张的幕后活动,新的政委会中,除朱深代王揖唐任委员长,苏体仁换周作人任教育督办外,别无更动,而王揖唐下任后又被选为伪国民政府委员,周作人下台后则无下文。因此,说来说去,所谓政委会改组,仅仅是周作人一人被罢了官。这使周作人极为尴尬,也大为恼怒,以为全是出任新委员长的朱深多方挑拨的结果。周作人还赋诗二首以抒怀,其一曰:“当日披裘理钓丝,浮名赢得故人知,忽然悟彻无生忍,垂老街头作饼师。”其二曰:“十年戒酒还成病,斜靠蒲团自著棋。待与秋风拼一醉,思量黄叶打头时。”表面上颇有重归隐逸生涯之意,但其中的勉强不得已也是不难看出的。周作人最后也被选任为伪国府委员,消息传来,周作人简直是喜不自禁,急忙往政委会,并特地探望朱深,后来周作人去南京就伪国府委员职,回平后也即至大佛寺朱宅投片问候,这显然有示威之意,却也把周作人谋官之情切,得意之状暴露无余。这里还有一点余文:后来朱深以黄疸病逝世,周作人不仅幸灾乐祸地在当日日记上记下,而且倒回去在被朱深免职那天(周作人以为是他一生奇耻大辱,须牢牢记住)的日记上补记一笔。这确实是“咬牙切齿之声可闻”。这里的周作人,他的心理素质、情感均已官僚化,再没有半点书生气了。  这样,周作人老而为吏,与外国入侵者合作的历史终于塑造出了一个称为“周督办”的官僚,它与唤作“周知堂”的文人学者,既有联系、渗透,又有区别,却都是真实的“周作人”的一面。孔子曰:“学而优则仕”,读书求仕这本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传统道路,五四以后,又有知识分子从政这一条道。应该说,这条路本身无可非议,在某种程度上,知识分子总要通过各种途径将自己的思想转换为现实,这其中就包括有从政这一路。问题是,历史的事实却总是这样:文人一为吏,知识分子一从政,总要被异化,工具化,失去个体的自主与自由,即鲁迅所说“一阔脸就变”。周作人戏剧性的角色转换,以及由此产生的悲喜剧,即是一个典型;这里所包含的普遍意义是值得深长思之的。当然,周作人的道路亦有其特殊性:他所从的政,是绑在外国入侵者的战车上的,带有更大的屈辱性、腐朽性与反动性;周作人作为一个标榜独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向自诩脱离政治,却最终与现代中国最黑暗、最肮脏的政治结为一体,同命运,共存亡,这里所包含的意义也同样引起后人深思。  入狱与审判(1)周作人被捕后,先关在北平炮局胡同的陆军监狱。周作人晚年回忆说:“在北京的炮局是归中统的特务管理的,诸事要严格一点,各人编一个号码,晚上要分房按号点呼,年过六十的云予优待,聚居东西大监,特许用火炉取暖,但煤须自己购备,吃饭六人一桌,本来有菜两钵,亦特予倍给。”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八二,监狱生活》,第600~601页。据说,狱中规定每月允许接见家人一次,送钱一次;钱送得多的,有高达二十万的,周作人最少,每次仅五千元。不管消息准确与否,周作人在狱中的生活相对清贫,却大抵是事实。  在炮局胡同关了将近半年,1946年5月26日,周作人等十四人被飞机解往南京受审。《申报》曾有“巨奸王荫泰等十四人,昨由平解京审理,古城观者如堵,呼骂声不绝”的报道:“群奸今晨五时被检查血压时,方知解京受审,乃慌忙写下‘遗书’,招致家人,语多劝家人勿忧,而有恋恋不舍之意。……周作人光头衣着最为陈旧……上车前记者逐一问感想……周作人说:‘我始终等待被捕,无感想。’周瘦得多了,态度仍很‘冷淡’……上机前逐一衡量体重……书生周作人最轻,52公斤。每人许携物15公斤,大多为衣被书籍及针线,周携其自著之《谈龙集》……”这里给囚中的周作人留下了一幅小影:他仍然是“冷漠”,拒人于外的。不过,据说他在飞机上曾将旧作一首抄示于人(也许是应对方之请吧),这是1942年所作:“年年乞巧徒成拙,乌鹊填桥事大难。犹是世尊悲悯意,不如市井闹盂兰。”这算不算他对自己在日伪日期的种种作为的一个历史的反思、总结呢?可能也是入狱这一段时间他思考得最多的问题吧?还有说他在押解途中还写有诗两首,其一曰:“羼提未足檀施薄,日暮途穷究可哀。誓愿不随形寿尽,但凭一苇渡江来。”其二曰:“东望浙江白日斜,故园虽好已无家。贪痴灭尽余嗔在,卖却黄牛入若耶。”既自叹“日暮途穷”,又感慨“故园虽好已无家”,这凄凉、怅惘自是周作人的;但却联想起千年多前“一苇渡江”的达摩,是不是也决心“面壁十年”呢?那么,周作人仍然是于消极中有积极的。但这毕竟是“诗”,谁能说清此时此境中周作人的真实思想与心理呢?  周作人解押到南京后半个多月,南京高等法院检察官即对周作人提出起诉,列举周作人主要罪状如下:“其任伪职期间,聘用日人为教授,遵照其政府侵略计划实施奴化教育,推行伪令,编修伪教科书,作利敌之文化政策,成立青少年团,以学生为组织训练对象,泯灭青年拥护中央抗战国策,启发其亲日思想,造成敌伪基要干部。又如协助敌人调查研究华北资源,便利其开掘矿产,搜集物资,以供其军需。他如促进沟通中日文化及发行有利敌伪宣传报纸,前者为借文字宣传达其与敌伪亲善之目的,遂行近卫三原则之计划,后者希图淆惑人心,沮丧士气,削弱同盟国家作战力量”等等。周作人也受命写出“自白书”,进行自我辩解:“初拟卖文为主,嗣因环境恶劣,于1928年1月1日在家遇刺,幸未致命,从此大受威胁……以汤尔和再三怂恿,始出任伪北京大学教授兼该伪校文学院院长,以为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府虽伪,教育不可使伪,参加伪组织之动机完全在于维持教育,抵抗奴化……”云云。  根据起诉书,南京高等法院于1946年7月19日,对周作人进行第一次审理。对这次公审,第二天《申报》上刊登有中央社的如下报道——  [中央社南京十九日电]周逆作人十九日晨十时,在首都高院受审,历时二旬钟,以证据尚待调查,庭谕定八月九日再审。周逆昔日小有文名,今日旁听席上,特多男女青年。审讯前段,被告答复从逆前之经历,颇以二十年北大文科教授之任自傲。述其附逆动机;狡称:旨在“维持教育,抵抗奴化”。庭长当斥以身为人师,岂可失节。周逆答辩谓:“头二等的教育家都走了,像我这样三四等的人,不出来勉为其难,不致让五六等的坏人,愈弄愈糟。”并称,二十六年秋,留平不去,系因年迈,奉北大校长蒋梦麟之嘱为“留平四教授”之一,照料北大者,惟对其二十八年之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以及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华北综合研究所副理事长,伪新民会委员,伪华北新报社理事等职,则期期艾艾,对答之间颇感尴尬,但仍东拉西扯,以二十八年元旦之被刺,“中国中心思想问题”论战,以及胜利后朱校长家骅之华北观感等,作为渠有利抗战之证据,庭上当谕以证据颇确凿有力,当谕以为便收集,特宽限三星期再行公审,周逆乃于汗流浃背下狼狈还押。  在审判中周作人的自我辩解是意料中的。记者说“周逆昔日小有文名,今日旁听席上,特多男女青年”,事实上,关心这次审判的,绝不只旁听席上这些男女青年。由于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特殊影响,他的个人选择就不再属于个人,总要引起社会的关注,当作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予以讨论;这正是周作人自己深以为不幸的。在周作人事敌之后,即有何其芳、冯雪峰等人作过理论的探讨。如何其芳从“今天的文学家,必须把自己的文学事业和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结合起来”的理论前提出发,认为周作人所追求的“表现个人的情思,这些在过去似乎都是颇有诗意的,在现在,则实在是应该批判的陈腐事物了”。  入狱与审判(2)何其芳同时提出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周作人的主张“颇为适合某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不是还会有人一方面从理智上能够批判他,一方面在感情上还感到有些被牵引呢”?何其芳对“周作人现象”的观察评价,大体上是代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成为主流派的文艺思潮的。何其芳:《两条不同的道路——略谈鲁迅和周作人思想发展上的分歧点》,收《何其芳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37页。冯雪峰却强调了周作人对五四传统的“背叛”,认为周作人“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老将的身份”,“终于走到了他们的尽头,结果非常自然地漂聚到‘皇军’和‘日本文化’之下,仿佛是一条注定的路”。冯雪峰:《谈士节兼论周作人》,收《雪峰文集(3)·乡风与市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66页。  在周作人被捕受审前后,对周作人的历史评价就成为一时的热门话题。郑振铎的《惜周作人》可能比较能够代表五四那一代及为五四培养起来的一代人对周作人的看法与情感。他一方面谴责周作人“必败论使他太不相信中国的前途”;另一方面则对周作人的附逆表示了更多的“痛惜”之意,甚至说,“在抗战的整整十四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附逆”,以为周作人不同于郑孝胥之流,“他确在新文学上尽过很大的力量”,“他始终是代表着中国文坛上的另一派。假如我们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什么成就,无疑的,我们应该说,鲁迅先生和他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郑振铎:《蛰居散记》第99~101页。这些话都很有分量,不仅表现了对被评价者也许是过于热切的期待,以致失望。评价者自身对于新文学事业的热情,坦诚,也同样动人。同在文学研究会与周作人有过“战友”之谊的沈雁冰(茅盾)的批评就比较尖锐,但他对周作人的理解也是深刻的。例如他说:“周作人一向是个人主义者,他解释中国历史是唐以后便走上了衰败的路,他看不起也不相信新生的人民的力量,因此,在他心中和‘优秀有为’的日本民族‘亲善’而‘筑立东亚的新秩序’不是什么可以‘惭愧’的事情。他所引为‘惭愧’的,恐怕倒是今天他顶着汉奸帽子,对簿公堂而又怕死,不得不违反‘本心’胡说一顿:做汉奸其实也是‘曲线救国’云云。”茅盾:《周作人的“知惭愧”》载《萌芽》1卷3期,1946年9月15日出版。  也有为周作人说话的。他的学生废名甚至在自己写的连载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里,特意加上了一段话,坚持“知堂老简直是第一个爱国的人”;他解释说:“知堂老一生最不屑为的是一个‘俗’字,他不跟我们一起逃了,他真有高士洗耳的精神,他要躲入他的理智的深山”,“他只注重事功(这或者是他的错误!)故他不喜欢说天下后世,倒是求有益于国家民族”。他的辩护与前述周作人的自我辩解惊人的相似,周作人也算是有了一个知己。他的另一位高足俞平伯在致胡适信中说:“夫国家纲纪不可以不明,士民气节不可以不重,而人才亦不可不惜”,并表示了种种担心:“以六旬之高年身幽缧绁,恐不能支,其可虑一也。名为显宦,实犹书生,声气罕通,交游寡援,将来宣判未必有利,其可虑二也。左翼作家久嫉苦茶,今日更当有词可藉,而诸文士亦以知堂之名高而降敌也,复群起而攻之,虽人情之常态,而受者难堪,其可虑三也,在昔日为北平教育界挡箭之牌,而今日翻成清议集矢之的,窃私心痛之”。俞平伯1945年10月28日致胡适书,信收《胡适来往书信选》(下)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第71~73页。俞平伯最后请求胡适出面为周作人说项。据说胡适当时表示:“案子正在审理,照美国习惯是不能说什么的。”以后法院调查中,以胡适为校长的北京大学仍出函证明北大复校后查点校产及书籍,尚无损失,且有增加,原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时为行政院秘书)也出函证明,华北沦陷时,确派周作人等保管北京大学校产(周作人晚年因此对蒋梦麟有很高评价)。沈兼士、俞平伯等十五位大学教授,也联名发出《为周作人案呈国民政府首都高等法院文》,引述了片冈铁兵对周作人的攻击,以“证明周氏在伪组织中言行有于敌寇不利”,“有维护文教消极抵抗之实绩”,并称“周作人学术文章久为世所推服,若依据实绩,减其罪戾,俾使炳烛之余光,完其未竟之著译,于除奸惩伪中兼寓为国惜才,使存善美之微意,则于清理实为两尽”。郑振铎那篇文章也谈到“我们总想保全他。即在他被捕以后,我们几个朋友谈起,还想用一个特别的办法,囚禁着他,却使他工作着,从事于翻译希腊文学什么的”;这就是出于“爱惜”之意,其心可谓善,其情亦可感。  但法院是不考虑这些感情因素的。北京大学及蒋梦麟的证明,以及国民党地下工作者张怀、董洗凡诸人关于周作人曾对他们有所掩护的证明,倒起了作用。首都高等法院经过三次公开审讯,于11月作出了“处有期徒刑十四年,褫夺公民权十年”的审决。周作人不服,仍以“扫荡反动老作家”一事为理由,向最高法院声请复判。最高法院于1947年12月19日,作出最终判决,驳斥了周作人的自我辩解:“查声请人所著之《中国的思想问题》,考其内容,原属我国国有之中心思想。但声请人身任伪职,与敌人立于同一阵线,主张全面和平,反对抗战国策,此种论文虽难证明为贡献敌人统治我国之意见,要亦系代表在敌人压迫下伪政府所发之呼声,自不能因日本文学报国会代表片冈铁兵之反对而解免其通敌叛国之罪责。”同时又指出,“查声请人虽因意志薄弱,变节附逆,但其所担任伪职,偏重于文化方面,究无重大罪行,原审既认其曾经协助抗战及为有利人民之行为,依法减轻其刑,乃处以有期徒刑十四年,量刑未免过当”,因而重新审决: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民权十年”——由1939年3月26日接受“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备员”伪职为起端的周作人历史上最不堪回首的一页,至此以这样的最终判决为结束。历史与周作人本人都冷静地接受了这一结局,似乎也别无可说。  入狱与审判(3)在最终宣判之前,著名记者黄裳曾到老虎桥模范监狱访问过周作人,并且留下了《老虎桥边看“知堂”》的报道。文章如实记下了他眼中的周作人及与周作人的谈话——  一会儿,我在窗外看见一位狱吏带了一个老头儿来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周作人,不过在印象中,是早已有了一个影了的,现在看看“正身”,大抵差不多。他穿了府绸短衫裤,浅蓝袜子,青布鞋,光头,瘦削,右边庞上有老年人常有的瘢痕,寸许的短髭灰白间杂,金丝眼镜(这是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的“唯一”的一副金器,三十年前的老样子)。  与想像中不同的是没有了那一脸岸然的道貌,却添上了满脸的小心,颇有“审头刺汤”的汤裱褙的那种胁肩谄笑的样儿。  请他坐了下来。他搓着手,满脸不安,等候我发问。这种“会审”式的访问很糟,简直没有什么话好说,只问他这儿过得还好么?他回答还好。我问,这是第几次来南京了,他说南京是他做学生时住过的地方,以后来往路过也有好几次,最后又含糊地提起上前年的那一次南游……  后来他提到最近没有再审的消息,大约是在收集证据吧?有一位律师愿意为他辩护。他自己写过一篇自白书,两篇《答辩状》,所说的话大约都在那里了。我即发问,一向是佩服倪元璐绝口不言一说便俗的他何以在这次法庭上又说了那么许多不免于“俗”的话?这很使他有些嗫嚅了。最后他说,有许多事,在个人方面的确是不说的好,愈声明而愈糟,不过这次是国家的###,情形便又微有不同,作为一个国民,他也不能不答辩云云。他重复声说,现在想说的只是一点。起诉书中说他“通谋敌国”,而日本人也说他“反动”是“大东亚思想之敌”,事实上绝对没有在两方面都是“敌”的人。除了这一点以外,其余的都可不说。  他又说文人报国的方法,也只有写写文章,不误人便好。他又说其实也可以上前线去一刀一枪的。本来是海军出身,还是武人哩。……  我又问他是否还有集外文没有收集?他说没有了。我又记起了有一次偶然在《中华日报》上剪了下来的《参拜汤岛圣堂纪念》的文章。他就说这些应酬文章照例是不收集的,也还有许多在外面。我不禁又想起那张穿了军装检阅童子军的照片来,问了他,他好像觉得无所谓,马上答说,他“演戏两年”,那些都是丑角的姿态云云。  最后话题转到苦雨斋的藏书,我问他是否都已封掉,他答不知。虽然可以通信,但是也不好再去问这些事了。……  未能免俗,我又要他写点东西,如近诗之类,他说近来很久不曾作诗了。也难怪,在老虎桥边是很少可能有打油的“雅兴”的。他想了一会儿说有一次在监中为一位朋友题画的诗,写了下来:  墨梅画出凭人看,笔下神情费估量。  恰似乌台诗狱里,东坡风貌不寻常。  为友人题画梅知堂  读了这诗颇使我“有感”。正如他说过的一句话,虽然是在说别人,也难免不涉及自己,这里“笔下神情费估量”,正是写《自白书》时的写照吧?居然“风貌不寻常”,这在我一些也看不出来,只觉得这个“老人”的愈益丑恶而已。很奇怪,这诗没有衰飒之音,而反倒颇有“火气”,岂真是愈老愈要“向世味上浓一番”乎?  时间拖得太长也不大好,只好请他回去休息了。我就又向所长说希望看一下他们的狱中生活,就又由一个狱吏陪了我走进了“忠”字监。这是一个小院子,里边是孤零零的一所红砖房。其中是一间间的小房间,从门板上面的一小块铁丝网窗中可以望进去,房子极小,可是横躺竖卧的有五个人,汪时、刘玉书、唐仰杜这些老奸都赤了膊席地而卧,有的在一叠饼干匣上面写信。梅思平在里面的角落里看书。殷汝耕在看《聊斋》,王荫泰藏在墙角看不见。走到第四间,“知堂”刚刚回来,在里面一角里的席地上,脱下了他的小褂小心地挂在墙上,赤了膊赤了脚在席上爬,躺下去了。旁边放着一个花露水瓶子。  我又想起了刚刚的那首诗,好一个“东坡风貌不寻常”。不过这儿我没有嘲讽的意思,那情景,真已是够凄惨的了。黄裳:《金陵五记·老虎桥边看“知堂”》,第29~32页。  谁曾料到,周作人还会有这样一副狼狈相呢?历史真是太无情了。  “出土文物”(1)1956年,周作人的命运突然间似乎出现了一个转机。这年7月1日俞平伯突然来访,传达楼适夷意向,问愿否游览江浙,周作人当即嘱代答应,表示希望重返故里。楼适夷时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周作人本无公职,自然无上级领导;但因他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订有按月预支稿费的合同,大概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有了兼管周作人的任务。楼适夷的“意向”,显然表明周作人已被列为统战对象了。其实,在楼适夷1952年就任人民出版社负责人时,胡乔木就曾特地召他谈话,说要重视周作人的工作,给他一定的重视与关心,甚至说现在虽不方便,将来他的作品,也是可以适当出版的。楼适夷:《我所知道的周作人》,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1月号。但以后一连串的运动——“三反”,“五反”,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及对胡风的批判、斗争……周作人未被株连已属万幸,给以“重视与关心”云云,自是“时机尚未成熟”了。待到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作报告,指出“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三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云云。此后,一大批前些年被打入冷宫的知识分子名人纷纷“挖掘”出来,使其重见天日。其规模、声势虽不及二十年后(1976年)的拨乱反正,但被挖掘者似乎都可同视为“出土文物”。周作人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受到青睐的。按说,此时被挖掘者提出的各种要求都应尽量予以满足,但周作人要回绍兴看看,却使挖掘者颇感为难。周作人想重返故里,本在情理之中,这些年无生老母的声声呼唤早使他魂飞梦牵,无时不思返回本土;但周作人毕竟是著名的大汉奸,此番归去,会不会出现麻烦,安全与影响都有问题。  有关领导不能不多所踌躇,经反复研究磋商,最后决定去西安。出游的事是楼适夷提出的,但很快就转由周扬、阳翰笙、阿英等主持的全国文联,自此以后至1964年文艺整风前周作人一直由文联联系。此次出游也是由文联组织的。同行者有钱稻孙与王古鲁,他们都是日伪政府的教育官员,因此,此行的统战性质是十分明确的,周作人等大概对此也是心中有数的吧。有趣的是,周作人尚未出门,一些敏感的记者即已从周作人被邀出游这事实本身,觉出了周作人这个“出土文物”价值的变化,再加上这年正逢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周作人身上那块“鲁迅二弟”的招牌,即具有某种新闻价值。于是,纷纷前来约稿,一时间车马罕至的八道湾十一号前竟又是门庭若市了。周作人也很识趣,或者说懂得这机会的可贵,一一应允,来者不拒。于是,195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日的前后,全国许多报纸杂志都发表了署名“周启明”、“周遐寿”的周作人回忆鲁迅的文章,单就1956年8月至12月,即有《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文汇报》《新华日报》《陕西日报》《读书月报》《民间文学》《新港》《文艺学习》等报刊一共发表了十九篇文章。这一轰而上,自是热闹非凡,虽说不上洛阳纸贵,但周作人再次借光于鲁迅,出了一阵风头却是真的。这其间的滋味究竟如何,周作人想来心里是有数的。他在日记里就小心地谈到这类文章的“不好写”:即是奉命而写,自不能使约稿者与读者失望,符合潮流之外,还必得要有新意,有点知识性与趣味性,但又不可与现实贴得过紧,以免影射之嫌。周作人一生反对赋得体的文章,现在终于也尝到写此类文章的苦况了。中国知识分子被冷落的滋味(如前几年之周作人)固不好受,但这样的殊遇荣宠,也是颇为尴尬的。不过,周作人对应付此类尴尬事已颇有经验,他依然是平静而自然地接受了这一切,既没有受宠若惊,似乎也不觉得有什么别扭。  对于周作人晚年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是发生在这年9月7日8日的访问。来访者是周作人的老友曹聚仁。他们从1925年第一次通信1925年11月2日周作人日记:“得曹聚仁君函。”以来,相识已有三十多年。在现存的1930年9月19日写给周作人的一封信中,曹聚仁曾表示“自以为是先生的信从者”,在而后写的一篇文章中,曹聚仁也谈到“在当年,正是语丝社表现他们的自由主义的表征。我呢,也十分醉心这种独来独往的精神,做过他们的喽罗,呐喊过几阵的”。周作人五十自寿诗发表后,遭到胡风等尖锐批判时,曹聚仁也曾为周作人辩护。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曹聚仁可以算是周作人的知己者。这一次,一直在香港从事报业活动的曹聚仁抓住北上出席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活动的机会,访问了周作人,成了新中国成立后,八道湾苦雨斋最早的海外来客之一,这对于他们双方及他们之间的友谊,都别具一番意义。曹聚仁后来回忆,“那时,老人年已七十二,年老体弱,医生吩咐,见客只能谈三五分钟,他却特别高兴,留我谈了一点多钟。”陈思(曹聚仁):《一本书的传奇——一个新闻记者的独白》,载《大华》1卷第4期。曹聚仁在《与周启明先生》书中详尽地谈到了他们这次长谈的内容:“我们那天又谈到了鲁迅的作品,鲁迅自己推荐了《孔乙己》,因为那一篇小说写得从容不迫”,“我那天说到自己的爱好,我是最喜欢《在酒楼上》的”,“你也同意我的说法,你说,这是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那天,我们谈到了文学家不世袭的话,也说到小托尔斯泰、赫胥黎和小仲马,儿子的路,总不一定和父一辈的相同的,海婴并不成为文学家,倒是鲁迅遗嘱的实践者,做空头文学家,本来没有什么意义的”。也是在这次谈话中,周作人将其诗稿抄送曹聚仁,并经曹聚仁之手,将其中一部分以《苦茶庵杂诗抄(上、下)》为题,发表于香港《热风》77期(1956年11月出版)。从此打开了周作人和香港与海外联系的通道,这对周作人晚年的生活自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出土文物”(2)在曹聚仁来访两个星期以后,9月23日,周作人与王古鲁、钱稻孙在文联工作人员佟韦的陪同下,离开北京前往西安,先后游览了鼓楼、慈恩寺、大雁塔、碑林、华清池、半坡村遗址、霍去病墓等名胜古迹,参观了陕西省博物馆、国棉四厂、新西和印染厂和桃溪堡村。在西安期间还观看了越剧《晴雯》,出席了西安市文联、陕西作协举办的宴会,于10月12日返回北京,历时半个多月。周作人后来写了一篇《西安的古迹》,发表在《陕西日报》上。文章谈到慈恩寺的大雁塔“那‘塔势如涌出’的大建筑物经历了一千二百多年的岁月,巍然直立着,看了叫人不自觉地感到兴奋”;谈到了“东郊半坡村的新石器晚期遗址”,“这石器时代据说距今只有五千年,那末可能在唐虞时代千年以前。平常听说史前的事情,往往是几万年前,现在就近得很多了,所以不禁发生了些亲切之感”。据同行的佟韦回忆,周作人在参观工农业生产建设时,兴致也很高,一再说:“自己很少出门,到外边看看,大开眼界,耳目一新,精神也好了起来”,“工业的发展实在可观,这是我没有想过的,也是第一次看见的”。在西安的桃溪堡村,周作人一边走一边与农民交谈,打听生产、生活情况,并且说:“听说人面桃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如今这里生产好了,百姓安居乐业,是我未曾料想的。”在西安,正逢国庆节。周作人一行登上西安人民大厦楼顶,眺望披上节日盛装的西安市和街上敲锣打鼓的人群,不禁感慨万千。周作人指着天上的云彩说:“天地之间的一切的事物都是在变化着的,那天上的云也在不停地变化着,今天的中国,也确实变了。”佟韦:《我认识的周作人》,载《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1期。佟韦的回忆大抵是真实的;周作人自1945年入狱后大多时间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这是第一次接触书斋以外的世界,自然是会有沧桑巨变之感的。在西安期间,周作人应当地《陕西日报》之邀,写了一篇回忆鲁迅的文章,题目叫“鲁迅的笑”,以为不注意鲁迅的畅怀大笑,不会真正理解鲁迅。这其实也是表达了他自己的心情的。读者不是也因此看见了一个真诚地笑着的周作人吗?  回到北京后不久,周作人又参观了官厅水库,并出席了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这是周作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在群众性公开###中露面,在新华社作了公开报道后,自然引起了全国以至全世界关心周作人及中国新文化事业的人们的注意与强烈兴趣:这是否意味着周作人从此又公开地回到文化界来了呢?  周作人这一时期甚至开始有了外事活动。8月20日,他与钱稻孙一起在北京饭店会见了日本来访者谷川彻三。在10月份又会见了应邀参加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活动的日本老作家长与善郎、宇野浩二、里见。楼适夷回忆说,长与善郎“他们到京后就提出要会见周作人,并要求不要陪人,不用翻译。我们都同意了。会见以后,文联要我去看看周作人,同他随便谈谈。他大概了解我的来意,主动谈了与日本作家谈话的内容。对方主要关心他在国内的生活状态。他表示生活比较安定,工作也很顺利。不久前文联还专门派人陪他去西安参观,他对祖国建设事业的发展,表示非常满意。后来又谈日本作家表示对蒋介石有好感,因为日本失败后没有要求赔款,又怀疑我们对日本友好,是否意图赤化日本。周作人对此都作了一些适当的合乎分寸的说明,后来我向文联照样作了汇报”。②楼适夷:《我所知道的周作人》,载《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1期。周作人在与日本作家会见时,说话既“合乎分寸”,会见后又主动向楼适夷汇报,已是够小心的了;但楼适夷在二十多年后回忆此事时,仍表示“他到底说了什么,我是有怀疑的,因为后来我在日本的报刊上,看见过这几位作家访华后的观感,是对我们表示恶意的。如认为尊重鲁迅,也是一种虚伪的政治手段等等。这里边有没有与周作人谈话的影响,就不能说了”。②从楼适夷的这番回忆中,我们大概就不难了解周作人当时的实际处境了吧?  但周作人仍然抓住了历史给他提供的这个机会。在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的热潮过去以后,他继续地给全国各地报刊写稿,从1956年11月至1959年12月,周作人一共写了约九十篇散文,陆续以长年、十堂、启明等笔名发表在《羊城晚报》《新民晚报》《文汇报》《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报刊上;连同1956年8月至10月所写鲁迅回忆文章,共一百多篇,是继《亦报》随笔之后第二个写作高潮。这些散文曾编有《木片集》,交由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已做三校,却因形势变化而未能问世。现均收入岳麓书社1988年印行的《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陈子善编)中。周作人在《木片集·小引》中说:“所写的文章大抵是就我所知道的,或是记得的,记这一点下来,至于所不能熟悉的则不敢去触动它,仍旧是守以不知为不知的教训。”周作人经过这几年的风波(即使不是亲历,也有耳闻与目睹),大概已经失去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曾有过的赶上潮流的热情与自信,也不再提改造。他知道自己已经改造不了,即使改造了别人也不会相信,倒不如还本来面目,我行我素:不熟悉的,例如国家政治之类,即不去触及它,此为“以不知为不知”;熟悉的,并且有兴趣的,不妨勉力写去,此为“知之为知之”。这大概就是《木片集》与《亦报随笔》的主要区别所在吧。因此,《木片集》中最精彩耐读的,还是周作人所拿手的描写民俗风物的短文,如《蒲公英》《爱竹》《种花与种菜》《梅兰竹菊》《不倒翁》《羊肝饼》《牙刷的起源》《南北点心》《古怪的植物名》等等,都是写得十分精粹的文字。其中有几篇通过对某一食物、植物的考证,或作中外文化比较,或谈中外文化交流,都以小见大,集知识与趣味为一炉,此类题材、文字,似乎非周作人莫属。就说《羊肝饼》这一篇吧,劈头一句话就很抓人:“有一件东西,是本国出产的,被运往外国,经过四五百年之久,又运了回来,却换了别一个面貌了,这在一切东西都是如此,但在吃食有偏好关系的物事,尤其显著”,这才款款道出“有名茶点‘羊羹’”的大名。然后,说明“羊羹”本是中国土产,对其制法、原名作了一番考证,又说如何由日本僧人带回日本。在将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后,才真正进入文章着力点,写了以下两段文字——  “出土文物”(3)在日本文化上有一种特色,便是“简单”,在一样东西上精益求精地干下来,在吃食上也有此风,于是便有一家专做羊肝饼(羊羹)的店,正如做昆布(海带)的也有专门店一样。结果是“羊羹”大大的有名,有纯粹豆沙的,这是正宗,也有加栗子的或用柿子做的,那是旁门,不足重了。现在说起日本茶食,总第一要提出“羊羹”,不知它的祖宗是在中国,不过一时无可查考罢了。  近时在中国市场上,又查着羊肝饼的子孙,仍旧叫作“羊羹”,可是已经面目全非。——因为它已加入西洋点心的队伍里去了。它脱去了“简单”的特别衣服,换上了时髦装束,做成“奶油”、“香草”各种果品的种类。我希望它至少还保留一种,有小豆的清香的纯豆沙的羊羹,熬得久一点,可以经久不变,却不可复得了。倒是做冰棍(上海叫棒冰)的在各式花样之中,有一种小豆的,用豆沙做成,很有点羊肝饼的意思,觉得是颇可吃得,何不利用它去制成一种可口的吃食呢。  读者这才明白,所谈确实不只“羊羹”一物而已,“这一切东西都是如此的”,而且还能从字里行间品出作者的一点怅惘之情。这类既晓畅又含蓄的文字,确实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不同时也表现着周作人的某种人生境界吗?还有一篇文章,说到“对于炮仗这件物事,在感情上我有过好些的变迁。最初小时候觉得高兴,因为它表示热闹的新年就要来了,虽然听了声响可怕,不敢走近旁边去。中年感觉它吵得讨厌,又去与迷信结合了想,对于辟邪与求福的民间的愿望表示反对……近来不好说老,但总之意见上有了改变,又觉得喜欢炮仗了,不但因为这声音很是阳气,有明朗的感觉,也觉得驱邪降福之思想并不坏”,因为“这是一切原始宗教的目的”,反映了“生命之保全与其发展”的本能要求。周作人:《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爆竹》,第154、155页。这里的理解与宽容,大概确实是老年人的境界吧。  但完全的与世无争于周作人似乎也不可能。对于一些心里不以为然的事情、高论,周作人仍忍不住要说上几句,或者这就是所谓本性难移吧。比如中共提出双百方针,提倡“百花齐放”,有人“却又嚷嚷有毒草不许放”,周作人即著文反驳,强调“凡是花都应放,不论毒草与否,不能以这个资格剥夺他的权利”,周作人:《谈毒草》,载1957年4月25日《人民日报》,收《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第174页。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论调,与他在《自己的园地》的立场毫无变化;周作人在1956年坚持此论,是冒了几分风险的。在私下的言论就更为放肆。例如周作人于1958年5月20日给曹聚仁的信中,就上海鲁迅墓前的塑像发表了一番议论:“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我从照片看见上海的坟头所设塑像,那实在可以算是最大的侮弄,高坐在椅上的人岂非即是头戴纸冠之形象乎?假使陈西滢辈画这样的一张像,作为讽刺,也很适当了。”这一段话公开发表后,竟引起了轩然大波,至今仍有人因此而不能原谅周作人。其实,死后被利用的预感,一直像恶魔一样纠缠着鲁迅,使他不得安宁。他早就说过:“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鲁迅:《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鲁迅全集》第3卷,第256页。正有见于此,鲁迅才给后人留下遗言,谆谆嘱咐“忘记我”。鲁迅:《且介亭杂文·死》,《鲁迅全集》第6卷,第612页。周作人不过重复了鲁迅自己也早已认识(预见)的真理与事实而已。当然,以周作人的身份(在一些人看来,周作人既已是十恶不赦的汉奸,他的一切言行自是出自反动的动机),以周作人与鲁迅间曾经发生过矛盾(有些人至今仍将纯属私人的兄弟失和看作是周作人的弥天大罪),由周作人来说这番话,会引起风波,是可以想见的。周作人大概也会预料到这一点,但却偏要说,这也是一种师爷脾气吧。在这一方面,周作人与鲁迅又是极其相似的。  “寿则多辱”(1)周作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写作高潮,到五七、五八年达到顶点:发表文章分别为四十八篇与三十三篇,到1959年就陡然降至三篇,这自然是不祥的预兆。果然,到了1960年《文艺报》第2期就发表了署名夏羽的文章,题目是《周作人有无产阶级思想吗?》文章虽是批评李何林《五四时代新文学所受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左联成立前后十年的新文学》二文中对周作人的评价,似乎与周作人本人无关;但却也给周作人下了一系列的断语:“周作人所著《人的文学》一文,主要是提倡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毫不相干”,“周作人前期作品在思想内容上无甚可取,后期作品更是极端反动”等等。以上任何一个断语在当时的中国都足以剥夺周作人的发言权。于是,周作人只能再度沉默。苦雨斋重又出现门前车马稀的冷落与凄清。  周作人本人也许并无如许多的感慨,他最觉不能忍受的,还是他再度失去了自由写作的权利。周作人早在1957年春就患高血压,疾病并没有使他停笔,现在却由于政治上的冷落,文章发不出去,不但被迫辍笔,经济上也顿感困窘。这时正是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物资供应的紧张,更对周作人一家的生活形成威胁。他于是四处告急求援。他先写信给康生,说生活困难,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预支稿费二百元不敷家用;康生当即将此信批交周扬办,周扬与有关部门商量,决定从1960年1月起,预支稿费每月增至四百元,由出版社增发,这已属特殊照顾,周作人虽仍觉不足但不好要求太多,写信答应。周作人后来在给曹聚仁的信中详细讲了此事:“政府对于弟是够优厚的了,六年冬天因了友人的指示,曾向中央一委员诉说,于是人民文学社派人来说,每月需用若干。事实上同顾颉刚一样,需要五百一月,但是不好要得太多,所以只说四百。以后就照数付给……因为负担太重太多,所以支出太巨,每月要不足百元以上,这是我拮据之实情,论理是不应该的。”(《周、曹通信集·甲二五》)以后他又不断地向文联负责照顾他生活的佟韦等诉说困难。据说他夫妻年老多病,需购药品与营养品,支出不少。其子周丰一,因在北京图书馆错划为右派,工资降低,直到摘了帽子仍未恢复,其全家生活都要靠周作人补贴。他一人负责三代人的生活费,自然十分吃力。此外,困难时期食品供应自是一大问题,如他们夫妻只吃大米,而1962年每人每月仅供应一斤大米,也只得向文联求助。文联负责人阿英等曾为之大伤脑筋,初拟办一个照顾知识分子的副食品乙级补助证,但考虑到周作人的身份似不合适,最后决定由文联总务科代为买些主副食品,逢年过节也赠送一些副食品,聊解无米油之忧。国内这些援助仍不能满足,周作人于是频频向香港友人曹聚仁、鲍耀明等写信,后来编有《周、曹通信集》,其中“乙编”即是“求援请助”,略摘数则,以见一斑:“汇下港币四百元,至为欣慰。副食品难得,须求黑市,鸡蛋九十个六十三元,鸡二只三十四元,肉三斤二十一元,均人民币,虽暂得享用,则穷困如昔”;“本月中未知能有款寄到否?来信说有林君寄出油糖,迄未收到,此本是人家惠施之物,为此寻问似乎可笑”;“得书逾月,拙稿出版否?收到版税,乞并一总汇下,近有涸辄,不无小补也”;“老实不客气地和你谈,能寄我若干钱……国内现无文字外快可得,如无港汇,则及早举债也”;“无日不盼港汇,真是望眼欲穿,不得已再催”;“托购糯米,意在新年包粽子用,竹叶难得,内人卧病,请予撤销。另乞寄砂糖一、二公斤”;“承月寄猪油二次,深属过分。下月起,食油又将减少,亦或不给,糖亦将减少,得此补充,甚为丰富矣”;“购寄食物,鲸鱼沙丁鱼都是好的”;“港币寄出,外甥女膳费有着了”……如此哀哀求助,如周作人自己所说,真是乞食为生了。这大概是周作人一生中最暗淡的一页吧?于是,他只得将年轻时苦心搜寻、珍藏的古钱、古砖一一贱价售出。从1961年年底开始,甚至把一直秘不示人的《日记》也拿出来卖了。他在给鲁迅博物馆的信中写道,如果卖不出去,他将“托钵于市矣”。  如果说贫困本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似还算不得周作人一人的不幸,他尚可以不断向人哭穷;那么,家庭内部,特别是夫妻间关系的不和谐,对于周作人就是更加难以排解的更大不幸。周作人去世后,其子周丰一将老人1960年—1966年间日记借予鲍耀明先生。鲍先生将他与周作人的来往通信及有关的周作人日记,合编为《周作人晚年书信》一书,由香港真文化出版公司于1997年出版。读者与研究者也因此了解了周作人晚年处境、心境的鲜为人知的这一面。人们仅在1960年7月1日转录的部分日记中,就发现了如下记载——  七月一日……拟工作因不快而止,似病又发作也。  七月三日……今日又不快,未工作。  七月十三日……今日译书始得三纸,问题今日得和解。  七月三十一日……又复不快,宿业殆无已时。  回顾一生,受损害侮辱,徒为人做牺牲,恐至死才能结束也。在以后的日记里,仍不断有“不快”的记录。每次争吵,必要伤害感情,日积月累,怨恨日深:“拟工作又以不快而止,似宿疾又发也”(1960年8月14日日记),“虽有不快,仍得六纸,盖所谓死物狂也”(1960年9月13日日记),“上午大不快,似狂易发,请江太太来劝,殆无效”(1960年11月15日日记),“晚又不快,近日几乎无一日安静愉快过日者,如遭遇恶魔然”(1961年3月30日日记),“又复发作,甚感不快,深以无法摆脱为苦恼,工作不能,阅书亦苦不入”(1961年4月2日日记),“又复不快,每日如是,如噩梦昏呓,不堪入耳”(1961年4月3日日记),“又复不快,所谓不知活言者也”(1961年4月14日日记),“终日不快,如遇鬼祟,一似故意寻衅者然,殆非云冤孽不可也”(1961年6月4日日记),“下午无端易作,大为不快,惟有归之因缘运命而已,殆非死莫救也”(1961年8月20日日记),“上午又复易作,但在自己不知警惕,亦咎由自取耳,以后当勉作聋哑,或为死人,则尤善耳”。(1961年9月26日日记)以上所引周作人日记,均转引自鲍耀明《周作人晚年书信》,第3、4、6、8、12、18、47、48、51、64、90、97页。……  “寿则多辱”(2)这样的无休止的使双方都痛苦不堪的争闹,必然加速导致最后的结局。1962年3月23日,信子突唤胃痛,注射仍未见效,终夜呕吐。3月29日,又患左足痛,夜不能安睡。4月3日,信子精神不佳,血压只有80毫标柱/50毫米汞柱。4月6日,五时半以救护车送信子往医院去。当晚,周作人“灯下独坐,送往医院的人们尚未回来,不免寂寞之感,五十余年的情感,尚未为恶詈所消灭,念之不觉可怜可叹,时正八时也,书此志感”。③周作人:1961年4月6日、8日日记,转引自《周作人晚年书信》第168、169页。4月7日,自是难挨的一日,女儿与媳妇轮流去医院看顾,周作人坐家中,未去。4月8日,“下午得医院电话云信子于一时死去”,③周作人这才与女静子、子丰一、孙女美和前往医院一看。当晚,在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说:“内人不幸于4月8日下午病故于北大医院,享年七十五,平素信佛教,尤崇拜观音。今适于佛成道日死去,或者可以稍得安慰欤。”当夜,“睡不甚安”。转引自《周作人晚年书信》第169、296页。4月9日,全家一起至医院送信子到东郊火葬场。4月10日,殡仪馆送骨灰匣来,遂有一切了结之感。  周作人对他晚年日记中频频出现的“不快”,在一切皆成过去以后,曾有过一个明确的说明,揭示了他在恋爱与家庭生活中的难言之隐。但由于这段日记未经正式公布,我们的叙述只能阕如。要说的是,当一切由于信子的病逝而结束,痛定思痛,周作人又想起信子生前的种种好处,而产生无限追怀之情。于是,1963年4月8日,周作人在日记里又深情地写道:“今日为信子周年忌辰,忆戊申(1908年)年初次见到信子,亦是4月8日也。”同日相识,又同日相别,历史就是这样兜了一个大圈子,周作人是不能不感慨系之的。  处于这样的别人难以理解的痛苦中,唯一使周作人感到欣慰的,仍是他的写作。在日夜兼程地赶译《枕草子》的同时,他又开始了《知堂回想录》的写作。从1960年12月10日写《缘起》,至1962年11月30日作《后记》,整整两年时间,周作人大概都沉湎于“回想”之中。这本是曹聚仁的建议,周作人欣然应允,以为尽管“一身之外什么都没有”,一身之内的事情却是可以写写的。但真正动起笔来,却颇费踌躇。一向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相标榜的知堂老人,突然发现“自知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自己这曲折的一生,该做什么样的自我评价,该用什么态度去谈论“以往”呢?作“自叙传”吗?写“忏悔录”吗?周作人都不愿意,以为那是“诗与真实”的“混合”,而自己只愿“依据事实,不加有一点虚构和华饰”(他因此批评过鲁迅的《朝花夕拾》)。但真的“凡事实即一律都写”吗?周作人又自知做不到,他承认“过去有许多事情,在道德法律上虽然别无问题,然而日后想到,总觉得不很愉快,如有吃到肥皂的感觉,这些便在排除之列”。但有一点周作人是确实做到的:对于自己写下的历史的每一页,他都没有半点忏悔之意。他也同时拒绝了将自我崇高化、英雄化的蛊惑,只是像一个“走了许多路程”的“旅人”(人们很容易想起他那篇《寻路的人》),平静地,甚至有几分淡然地,讲着自己的故事,一些“平凡的事情和道理”。以上引文见《知堂回想录·拾遗·小引》《知堂回想录·后记》《知堂回想录·后序》,第638、641、719、723、724、725页。——他终于把评价留给了历史与后人,保存了一个完整的智者的自我形象。  “忘却斜阳”(1)信子去世之后,周作人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虽然稍觉寂寞,惟老僧似的枯寂生活或于我也适宜。拟俟稍静定后可以多做点翻译工作也。”转引自《书林》1981年6期思衡:《周作人的晚年》。在信子逝世一个多月以后,周作人心情稍有平复,即开始着手翻译希腊作家路吉阿诺斯的《对话集》。据周作人介绍,路吉阿诺斯(Lukianos)生于公元2世纪初,做了许多对话体的文章,但他不是学柏拉图去讲哲学,却模仿生在公元前3世纪的犬儒墨涅波斯做了来讽刺社会,这是他的最大特色。周作人过去曾翻译过他的《冥土旅行》和《论居丧》。译《对话录》可以说是周作人多年的夙愿。周作人曾有诗云:“万紫千红都是许,繁枝密叶已交加。老僧已是沾泥絮,炳烛还看末摘花”,表现了他老而风流的豪情;如今他虽不再“炳烛还看末摘花”,却仍愿以炳烛的微光,担负这浩繁的翻译工作,确可谓壮心不已。但周作人说,尽管“似乎未免太不自量了,不过耐心地干下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写成功了一篇,重复看一遍,未始不是晚年所不易得的快乐”。周作人:《知堂回想录·189,我的工作(三)》,第637页。他在翻译过程中,也确实不断享受着这难得的快乐。1963年5月13日,他在给友人信中报告说:“近来正在翻译路吉阿诺斯,才得五篇,此人著作夙所喜爱,前曾以英文特译数篇,今得从原文译出,尤为惬意。”5月30日信中又如此说:“目下正在搞路吉阿诺斯的对话,虑非老拙所能担当,亦姑且试试耳。”从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是一种宁静中的喜悦,周作人内心世界显出了少有的亮色。  1964年3月6日,周作人“饮酒一盏,醺然径醉,胆大气粗,辄得八句,亦是打油”,是谓“八十自寿诗”,诗云——  可笑老翁垂八十,行为端的似童痴。  剧怜独脚思山父,幻作青毡羡野狸。  对话有时装鬼脸,谐谈犹喜撒胡荽。  低头只顾贪游戏,忘却斜阳上土堆。周作人:《知堂杂诗抄》,第106页。  后来,周作人又作长篇说明——  此诗系仿陆放翁书适诗而作,首二句即袭用其语。山父与狸均为日本民俗学中事物。山父乃山魈之属,一目独足,能知人意。有箍桶匠冬日在屋外工作,忽见山父站在面前,大惊,心想这得非山父耶。山父即知之,曰你想这莫非山父吗?又想能知心中事这就糟了。山父亦即知道了,照样说了出来,其人窘甚不知所措,又此时手中所持箍桶的竹片因手滑脱,正打在山父的脸上,山父乃大骇曰,心里没有想却会干出来,人这东西真是危险,如在此地说不定要吃怎样的亏,赶快地逃回山中去了。老狸能幻化屋宇,广容八席,色甚青新,或有食淡巴菰者遗烟蒂其上,乃忽啧啧作声遽尔消灭,云此乃其肾囊伸张所幻化也。近译希腊路吉阿诺斯对话中多讽刺诙谐之作,甚有趣味,出语不端谨,古时称撒园荽,因俗信播芫荽时须口作猥亵语,种始繁衍云。  前作所谓自寿诗,甚招来各方抨击,自讨苦吃,今已多吃了一万天的茶饭,经验较多,岂敢再蹈覆辙乎?偶因酒醉,胆大气粗,胡诌一首,但不发表好了,录示二三友人,聊作纪念。末联亦是实话,玩耍过日,不知老之将至,无暇汲汲顾影也。  周作人以八十垂垂老翁,表现出如许纯真的“童痴”状态,是令人惊叹的。“童痴”,既是行为、心态,也是一种人生境界。周作人童年时代享尽儿童所应有的说不尽的乐趣。南京求学时期,为他打开走向世界大门的,是阿拉伯神话故事《一千零一夜》,他由此知道,中国之外的世界也依然充满了儿童天地里的神奇与美妙。留学东瀛,他又由文化人类学懂得了儿童世界与人类生命的原生状态的内在的相通。回到绍兴,开始人生的独立旅程,他首先着手的是《小儿争斗的研究》。五四时期,周作人是时代“儿童热”的倡导者与推动者,他不仅致力于“儿童的发现”,确立了“尊重儿童独立个性”的人道主义原则,而且召唤着“中国文化的童年”、“人性的童年”的复归,以此作为重建中国民族文化,改造国民性的利器。五四以后,他在强调“救出我自己”时,也依然以儿童的“游戏”态度为人生、艺术的极致。在一篇文章里,他竟然怀着钦羡的心情,描写着“满三岁的小侄儿小波波”玩耍的情景,并且说:“他这样的玩,不但是得了游戏的三味,而且也到了艺术的化境。这种忘我地造作或享受之悦乐,几乎具有宗教的高上意义。……我们走过了童年,赶不着艺术的人,不容易得到这个心境,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既不求法,亦不求知,那么努力学玩,正是我们惟一的道了。”周作人:《〈陀螺〉序》,收《知堂序跋》,第233页。以后,周作人无论被时代的浪潮推到什么境地,都时刻不忘“努力学玩”这“惟一的道”。30年代他蛰居苦雨斋,闭门读书,经常造访的无论古人或今人,大都有赤子之心,游戏态度,这是他择友的基本标准。40年代,即使他身陷日伪官场之中,迷路、心也迷时,他仍然听到“无生老母”在呼唤他迷途知返,回到童年的纯真状态。以至后来,他在囹圄中仍不忘写“儿童杂事诗”,借助童年的回忆来洗净心灵的污垢。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以如此巨大的热情从事翻译,他的选择——无论是介绍希腊、日本远古时期的文化(《希腊女诗人萨波》《希腊的神与英雄》《伊索寓言》《希腊神话故事》《希腊悲剧与喜剧》《古事记》《枕草子》),还是介绍民间文学艺术(《乌克兰民间故事》《俄罗斯民间故事》《日本狂言选》《浮世澡堂》《浮世理发店》),等等,无不出于自己个人兴趣——童趣与谐趣,出于游戏态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由于现实生活中周作人不能获得任意表现他自己的自由,就只能借助于翻译,驰骋于远古、童年、民间这一大片净土,曲折地实现自我的追求,在现实的混乱、压抑、屈辱中,保持着心灵的宁静与自由。现在,他能够充满自信地说:“可笑老翁垂八十,行为端的似童痴”,“低头只顾贪游戏,忘却斜阳上土堆”,八十“老翁”与“童痴”的神奇转化、融合,以及对于时、空、生、死的“忘却”(超越),表明他终于达到了他一生所追求的人生与艺术境界。而正如他自己早已说过的那样,“这种忘我地造作与享乐之悦乐,几乎具有宗教的高上意义。”  “忘却斜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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