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自传》作者：达利-7

我回到房间里，躺在床上，陷入最阴暗的绝望之中。内战的任何一种折磨都无法同我这天下午经受的这一想象的酷刑相比。我想象着手被切了下来。怎么处置它？有装手的棺材吗？要立刻理掉它吗峻从没这样生活过：总想着跟我分离的手将在一个匣子里腐烂。极度痛苦使我浑身冒冷汗，我站起来奔向厕所，跪在那儿查看鼻涕的碎屑。事实上，我发现并查看了它们。怎么搞的！它不是鼻涕。它不过是一滴干的胶水，无疑是安放马约里卡陶器时掉下来的。　　我的恐惧一下子无影无踪了，我能从指甲中除掉那深深嵌入的碎屑了。这之后，我美美地睡了一大觉。醒来时，我明白我不会去西班牙了。我死里逃生。仿佛是羽斯曼小说中的主人公德·艾珊特（他在动身前，完美地想象出到伦敦的旅行，结果他不需要去那儿了）一样，我刚体验了内战的所有暴行。无想象力的人感到需要周游世界或等待欧洲的战争以便形成对地狱的观念。至于我，呆在原地，碰到一块鼻涕，而且还是～块假鼻涕，就足够做到这一点了。达利自传--第十四章第十四章　　佛罗伦萨——慕尼黑到蒙特卡罗——邦威特一泰尔——欧洲战争重起——莎耐尔小姐与卡尔维特先生之战——回归西班牙——里斯本——发明拍摄思想的机器——宇宙论——老鸦企属　　植物叶的永久胜利——文艺复兴　　保尔·艾吕雅提出过一个纹章的铭文：“靠谬误和芳香生活。”经过葛莉塔·嘉宝和鼻涕的谬误之后，我了解了“预知力”的芳香。我越在直接和普通的事情方面出错，我就越能看清本来。　　我们刚在佛罗伦萨附近租了一个别墅。在柏树的环绕下，我重又获得一种相对的平静。我的好朋友莎耐尔小姐，当时正在西西里游历。一天晚上，我突然感到她患了斑疹伤寒，我立刻给她写了一封信：“我非常担心你患麻疹伤寒。”第二天，我收到一份米西妞·塞尔特的电报，告诉我莎耐尔在威尼斯病得很厉害。我跑去看她。她患了伤寒，在发着高烧。加基列夫之死的回忆让我们都很害怕。　　床头柜上放着个卡普里大贝壳。从此以后，并没什么明显的理由，我便总把卡普里同发烧的念头联系在一起，反复说着：　　“在卡普里，风景总是发着高烧。应当用它的岩洞治愈卡普里的毛病。”　　我吩咐从病人房间里拿掉这个贝壳。随后有人来量了体温，体温突然恢复正常了。从此，这样一个问题始终纠缠着我，那就是想知道加基列夫死的那天在他的桌子上有没有一个卡普里贝壳。　　我相信巫术，确信天体演化论或超验的每一新尝试需要以巫术为依据，需要重新恢复那种指引过帕拉塞尔斯或雷蒙·合尔等人头脑的精神状态。偏执狂批判对我的感觉摆脱不掉的那些形象的解释，对撒满我日程中的那些偶然事件的解释，对伴随着我各种无意义行动而来的时常具有“客现仍然性”的那些现象的解释，这一切都不过是向各种符号、各种占卜、各种预兆提供一客观严密性”的尝试而已。要是我不对能预告某些即将发生的事情，那么作为报偿，加拉便是一位真正的通灵者，是一位从该词的科学意义上来说的通灵者。她从不会搞错，并以一种惊人的准确性抽出牌来。就是这样她预言了我父亲一生的确切经历，预言了克列维尔的自杀，预言了德国的宣战。加拉相信我的木片，这是在我们最初的一次散步期间，我有一天在克鲁斯海呷的岩礁上发现的。从此以后，我们始终没放弃这个达利的护符。有一次，我把它遗忘在伦敦的科文特花园，但第二天又找回了它。又有一次，它被卷在纽约圣莫里兹旅馆的床单中送去浆洗了，为了找回它，得把全部胜床单翻个遍。这个木片在我这儿具有了古怪的神经官能症的形式。每当我想换它时，我就忍不住要这么做。就连现在我也不得不从桌边站起来去触摸它……看哪，行了！一瞬间，我的烦恼就缓解了。　　在有这个木片之前，我受到各种不像是真的古怪毛病的侵袭。尤其是睡觉的仪式，已达到了精神错乱的程度。抽屉全要关上，东西都要均衡地放在安乐椅上，门要半开着。稍微违反一点儿这想象的规矩，都迫使我再起来把一切安排好。现在只要我能在想的时候摸到这个护符，它就会使这些怪癣全消失掉、…··　　九月的秋分将给我们带来慕尼黑的危机。尽管加拉的纸牌向我们证明这还不会是战争，可我们还是谨慎地离开了意大利，来到位于蒙特卡罗访近的罗克布鲁纳的拉波萨，住在何柯·莎耐尔的家里，我在她那儿呆了四个月，相伴的还有大诗人彼埃尔·何维地。何维地是立体主义者那一代的全面的诗人。他是“粗重的”、反知识的、完全踉我相反。这是个使我们争辩并加强我们各自观点的绝好机会。我们把“研究问题”称为是我们交战的乐趣，就像两只公鸡那样。在这期间，我写了我的《生活奥秘》的大纲，准备了我在纽约的展览，并画了《希特勒之谜》，这是幅很难阐释的画，我仍然抓不住它的意义。无疑它是由慕尼黑之后纠缠着我的那些梦的移位构成的。我觉得它的价值是预言性的。这幅画清楚地宣告了欧洲将经历的那种中世纪时期。张伯伦的雨伞以一只阴险的编幅的面目出现在画布上……　　我到达纽约时，第五大道的商品陈列并不太令我惊奇。大家全试着变成达利。邦威特一泰尔又请我重新布置两个橱窗。我接受了，因为我觉得这有助当众证明什么是真达利什么是假达利。但我提出了一个条件，我有权怎么想就怎么做，该商店的负责人接受了这个条件，他们让我跟陈列主任李先生联系，他对我极为亲切。我讨厌现代的人体模型，这些可怕的女人体太硬了、太缺少食用因素了，而且鼻子翘得很滑稽。我需要肉体，人造的和过时的肉体。我们去一家老商店的顶楼发掘1900年时期的蜡制人体模型。它们那死人的长发使它们显得十分吓人，多年来，灰尘和蜘蛛网布满在它们上面。　　我对李说：“尤其不能碰这些灰尘，正是有了它们，这些人体模型才更美。我要把它们献给第五大道的公众，就像人们送上一瓶小心从酒窖中取出来的阿尔玛汉克陈酒一样。”　　照我们发现时的样子，极其小心地把这些人体模型运了出来。要是我把它们展示在一个衬有软缎和镜子的环境中，那种对比的效果就会更加奇异。两处陈列的主题十分单纯：昼与夜。在白昼，一个人体模型进入一只套着卷毛羔皮的、注满了水的“毛茸茸浴盆”里。非常美的蜡制手臂托着一面镜子，用来象征纳尔西斯的神话。一些真正的水仙直接从地毯和家具中长出来。为夜晚，我搭起了一张床，它的天盖是用黑色水牛头和一只嘴中带血的鸽子做成的。床卿是用水牛跨做成的，床单则是烧过的不规整的黑缎。在那些被洞里，可以看到人造的燃烧着的木炭；另一方面，这些木炭还成为了人体模型头枕着的枕头。睡眠的幽灵挂满闪光的珠宝首饰呆在床边，这些珠宝首饰正是蜡制的女睡眼春梦寐以求的东西。　　在街中心，这种表现定然不可避免地吸引过往行人的注意力，从而向他们显示一种真正达利的超现实主义景观。　　我们刚在大都会歌剧院观看了一场《罗恩格林》的演出，～出歌剧院，我和加拉就到邦威特一泰尔商店去，人们完成了我这两处陈列的创造。在现场，我又发明出一些新东西，最后我们～直呆到凌晨六点，往那些人体模型上挂珠宝首饰，在几乎所有的地方钉上花朵和技布。　　第二天，我们吃了顿丰盛的午餐，等我们能去第五大道判断效果时，已是下午五点了。看到一切都变了，可并没人礼貌地预先通知我，我是多么愤怒多么惊讶啊！我那些布满灰尘的人体模型已被商店通常用的人体模型取代了。只留下衬着缎子的墙壁，也就是说，留下的恰恰是我开玩笑议的拓出来的东西。从我惨白的脸色上，加拉明白了我的气愤，她恳求我保持平静。　　“去跟他们讲，冲她说，“但要有理智。让他们拿掉全部这些垃圾，我们就不用提这件事了。”　　她猜到每一劝告都只会是多余的、无异于火上浇油，便离开我。我走到邦威特一泰尔的经理室，他们先让我在走廊里等了～刻钟。终于一个男人接待了我，他向我表示很荣幸能见到一位像我这样杰出的艺术家。随后轮到我通过一名翻译回答他了，我极其客气地说，我的作品遭到篡改，可并没人预先通知我。我因而希望或是撤下陈列中我的签名，或是照我所想的那样恢复我的装饰。这种把我的观念弄甜的作法有损于我的名声。这位经理回答我他有权保留我的观念中为他们喜欢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能在大白天降下橱窗的帘子。我坚持着自己的观点。这些变化不到十分钟就能解决好。我的对话者的粗鲁使我决心提出最后通牒，我要求立刻撤下我的名字，派则我将采取行动。这个家伙仍试图向我解释不得不改变橱窗的原因，因为它们留住了太多的行人，影响了交通。现在全都清楚了，他什么都不想改变。我不再坚持了，向我的两名对话者致敬后，我就平静地走向保留着装满水的浴缸的那个橱窗。我走入陈列，一动不动地呆了一会儿，透过玻璃窗注视在人行道上行走的人群。我的出现必定显得颇为奇特，因为立即就有一大群人开始聚拢过来。我期待的就是这个。我用双手抓住浴缸，把它微微提起想翻过它来。它比我相信的要重，我觉得得向参逊要点儿力气了。浴缸滑了下去，靠近了玻璃窗。在我终于成功地把它翻转过来时，它撞到玻璃上，玻璃碎片飞溅开来。人群喊叫着躲开，同时水流到了街上。冷静地端详着这个形势，我认为最好还是从打破的缺口走出去，而不是再经过店门出去。我跳到了人行道上。我跳出后不到一秒钟，一大片玻璃就从高处脱落了，哗啦一声掉下来，差一点儿我就被处决了。始终很平静，我披上大农，生怕困天气凉快而感冒，随后我慢步走向我住的旅馆。我刚走了约十多米，一位非常有礼貌的便衣警察轻轻把手放在我肩上，为拘留我表示歉意。　　加拉和一些朋友赶到我刚被带进的警察分局，我的律师让我在两种解决办法中选择：一是我能马上获得保释，以后再对我进行诉讼；二是我接受留在分局一二个小时，随后进行审判。尽管我觉得监狱的混杂很可怕，我还是选择了第二种解决办法。大部分囚犯是酒鬼、流浪汉，他们到处呕吐。我试着躲在阿房的一个隐敝的角落里，避开所有这些人的臭虫虱子和他们溅出来的污水。我的悲伤一定十分明显，使得一位颇为女人气的、戴满戒指和金手围的身材矮小的先生走近我。　　“你是西班牙人，”他对我说，“立刻就能看出这一点来。我是波多黎各人。你为什么来这儿广　　“我打碎了一个玻璃橱窗。”　　“这没什么，只会要你交点儿罚款。是不是一家酒吧间的玻璃橱窗？在哪个区广　　“不显酒吧间／j2＄五大道的一家大商店。”　　“第五大道！”这位矮小的男子以赞美的口吻说，“以后再告诉我这一切。目前就呆在我身边，只要你跟我在一起，就没人敢碰你。物　　显然，在这些爱打架的人和这些酒鬼中间，这位矮小的男人似乎享有出人意料的尊重。审判我的法官，虽然表面上有愈显得很严肃，可并不能完全掩盖住他开心的神态。他判定我的行为是极为粗暴的过火行为，我既然打碎了～个玻璃橱窗，我就必须加以赔偿。讲完这个后，他承认艺术家有权彻底捍卫他的作品。第二天，新闻界为了我行动起来，向我显示一种令人感动的理解和赞同的态度。我接到数百封美国艺术家的信件，向我肯定我的举动明显地证明了有必要捍卫美国艺术。我刚刚无意地碰到了这个国家的新伤疤。　　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向我提供了一份完全依照我的趣味为国际博览会的一个陈列馆搞另～个玻璃橱窗的合同。他们保证我享有“艺术家想象的绝对自由”。这个陈列馆应当称为“维纳斯之梦一。这个梦是场可怕的恶梦，因为我很快就发现这家股份有限公司有自己的想法，要根据它本身的趣味梦见维纳斯。他们不过是从宣传的角度考虑利用我的名字罢了。我跟他们展开了～杨荷马式的搏斗。他们强加给我一些材料，我怀着愉快的态度把它们搞得一塌糊涂，割下那些美人鱼的橡胶尾巴，用柏油粘那些鹦鹉，把那些东西整个翻过来，用剪刀破坏一切。这家股份有限公司终于求饶了，并听凭我随意搞了。不幸，急工在各工作室里继续着，人们只不过大致照我所想的干那么一下。感到厌倦的我写了一份宣言：《一名狂人的权利和想象的独立宣言萍。我在该文中拒绝为国际博览会的这个陈列馆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我厌恶了维纳斯之梦，没看我的作品完工，就动身去欧洲了。在商普兰等上，我得到了必要的安静，得以理清楚我的观念和近来的体验。尽管有这些意外事件，我仍然觉得美国是～块极为自由的土地，在那儿，可以手里拿着剪刀对话和争论，在那儿，有肉体有生命。我回到的欧洲，不幸已被一种精致的手建搞得精疲力竭了。美国具有某些孤独和清醒的智者，他们给我们这些欧洲人上了先验的有教训意味的课。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选择远不像欧洲的选择那样显示着折中的怀疑主义，它们已经在那边预示出一种深刻的综合。詹姆斯·思罗尔·京白，从我首次旅行时起，就同我建立了联系，这种联系刚刚变得更加密切了，他是第一位把毕加索以来的那些美学价值归类的人。他有力地排斥抽象艺术和非具象艺术，以便随后把新浪漫主义和偏执狂超现实主义的超级具象艺术集中起来。这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这还必定是“分了类的”。从精神上说，贝拉尔一达利轴心要比那些超现实主义者表面的相似更为＊真实”，这些表面的相似因袭成规地把这个派系的某些拥护者纠集在一处了。欧仁·贝洛尔曼的浪漫古典式（或古典浪漫式）绘画，显得比“正式的超现实主义者”的绘画神秘多了。素白和在他画廊工作的未理安·列维为x～目标奋斗着，这个目标就是等级和综合。京白也是那些为我的偏执狂批判方法把自动性经验排除掉的最初人士之一。自动性的支持着固执地重复饨们的老调。重返巴黎后，在我重又见到永远扎根在同样疯狂中的团体时，我体验到一种悲哀的感觉。他们用一个超现实主义的展览会答复我划分等级的要求，在这个展览会中，作品竟然是依字母表顺序排列的！值得为重建这顺序弄乱一切吗？我从不能成功地背出字母表的顺序，可我在偶然打开的一本词典里寻找时，总会发现我想要的东西。字母表顺序并非我的特长，我总是忽视它。既然超现实主义自觉不自觉地只属于我一个人了，因而我也会忽视超现实主义的字母顺序的。　　一如既往，我的《疯狂的特利斯坦》，这件我最好的戏剧作品，也无法原样上演。我不得不把它改成《维纳斯山》，然后再改成《酒神节狂欢》，后者相当于定本。我刚为蒙特卡罗俄国芭蕾舞团构想了这出芭蕾舞。我跟列奥尼德·马西耐相处得十分融洽，似是个百分之百的达利式人物。与诺埃尔于爵一样，切尔瓦齐泽王子是欧洲贵族的最纯粹代表，他极为细心地完成了我的布景，在我们这个x马虎虎工作的时代，在任何人那儿都不能找到这种细心的态度了。莎谢尔以大量的白较皮和珠宝首饰设计出最豪华最美妙的服装。可惜，我和莎耐尔还没完成我们的工作，各种国际事件就迫使这个舞蹈团移居美国了，《酒神节狂欢油一些临时服装在大都会歌剧院上演了。不管怎样，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　　加拉让我下了到山间去的决心，我住在靠近边界的比利牛斯山地区的枫一罗墨大旅馆里休息。战争大步走来了。我的休息主要由每天圆十二个小时画组成。我们到达机一罗墨时，有人告诉我们旅馆的大房间刚被视察的百末林将军征用了。我不得不耐心地等待他离开后才能占据那个我想做画室用的房间。晚上，他走了，我们睡在最高统帅的床上。加拉替我抽了纸牌，预言了宣战日。局部动员迫使旅馆关闭了。我们重返巴黎，我向纸牌打听我冬天战斗的消息，试着安排一处既远离可能的入侵又会满足我吃得好的欲望的地方。最后，我把手指点在了一处令人怀念的法国饮食的著名场所上，这就是波尔多。万一（我觉得不大可能）德国人成为胜利者，他们最后才能到达这儿。此外，波尔多意昧着美酒、红酒洋葱统野兔、葡萄鸭肝、香橙鸭和阿尔卡孔牡殇。阿尔卡扎！我刚发现这个距波尔多数公里的适宜地点。宣战三天来，我们还没找到它。我把画室安排在朝向阿尔卡孔盆地的一座殖民地风格的别墅里。这所别墅是世上最健谈的卡尔维特先生租给我们的。在柯柯·莎耐尔到我们这儿度过一些时光时，我证实了他确是世上最健谈的人。在那之前，我一直认为莎谢尔是最健谈的人。～天晚上，面对着～盘烤沙丁鱼和一杯海多党葡萄酒，我比较着他们，想看看谁是冠军。经过漫长的对、时，决斗的结果始终不明确。随后，当第立个小时不易觉察地过去对，卡尔维特终于占了上风。他的胜利尤其得归功于他熟练的呼吸技巧。他极好地控制着气息的节奏，他不必停歇；而柯柯却狂热地投入了一场她必须停下来呼吸一下的演说中。于是卡尔维特先生不露声色地重又顺着其思路走下去，不再停顿了。他也巧妙地选择了一些令莎耐尔不知所措的话题，特别是白蚁的d题。很快她不得不承认再没有关于这些昆虫的想法了。而卡尔维特先生利用这个机会，把他非洲经历的全部故事部倒了出来。　　在这期间，德国军队推进着，在对抗他们的前线打开了一些突破口。柯柯。莎耐尔仿佛是在郧将淹没一切的历史洪流中前进的一只头微微垂下的白天鹅，法兰西“种族一中最美好的东西都体现在她身上了。此外，她跟任何人一样谈起她深情爱恋的这个法国。哪怕在最悲惨的情况下，她也决不离开这个国家。像我本人一样，柯柯·莎耐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个时期的化身，我们的观点差不多全汇合在了一起。她在阿尔卡孔度过的两周，促使我们修正我们的观点，用一个更清晰的线条勾勒出它们来。当前的战争已经需要这种我们想使自己的思想具有的形式了。不过莎耐尔的独创性跟我的独创性不同。历来，我无耻地炫耀我的思想；可她虽然不隐藏她的思想，却从不炫耀它，她只是打扮它。在她的店里，高级时装永远具有一种生物学的规定性，一种有羞耻感的血统。她的身体和灵魂就是大地上最好的服饰。　　在莎财尔之后，马塞尔·迪尚来拜访我们，从没发生的轰炸巴黎让他担心。跟我相比，迪尚更是历史的大敌。在我们身旁，他继续沉酒于他特有的美妙而又神秘的生活。他的不活动刺激了我本人的工作。在这场战争期间，我在阿尔卡孔从没怀着这么灼热的知识分子责任感工作过。我完全投入了技巧和材料的艰苦斗争中。这件事变成了炼金术。一场为了正确混合颜色、油、光油而进行的残酷斗争，这种正确的混合将把我灵魂所感到的东西体现得完美无暇。我度过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只因为我多倒了两滴油！只有加拉一人目睹了我的那些愤怒，那些绝望，那些转瞬即逝的狂喜，那些苦涩的～错再错。只有她一人知道对我来说绘画当时变成了何等过分的生活理由，一种比爱加拉还要过分的理由，因为她是现实，而我要画的她的肖像将成为我的“作品”。为了完成如我所称的我的加拉丽娜的这幅肖像，首先就是拚命工作，整理所有价值，创造我本人的天体演出沦。这真累死人了！只有加拉养活了我！她收集起一些波尔多酒，把我领到“小号城堡”或“美味闭鸡”，由列奥诺尔·费尼陪伴着用晚餐。她把一块加香料的大蒜牛肝菌放到我舌尖，命令道：　　“吃下去！”　　“这很香。一我大声说道。　　眼发生在我头脑中的斗争相比，我觉得欧洲战争就像是街头小孩之间幼稚的打架。然而在短暂的时期内，这种打架显得很有趣，这些快活的、沉默的孩子中的一伙登上布满天真绘画和树枝的装甲车，奔涌在这个国家上。我暗想对我来说这显然变得太历史沫了。我们整理好箱子出发了，我们在波尔多的日子与最初的轰炸是同～天，这不吉祥。德国人占领昂代依桥两天前，我们来到西班牙。加拉匆忙地溜到了里斯本，～旦我的证件符合了手续，我就要到那儿去找她。在那边，她试着克服密布在我们旅途上的种种官僚主义的刁难。至于我，我从伊伦回到资格拉斯并穿过了西班牙北方。我看到遍地废墟的祖国，它处在高贵的贫穷之中，但却通过对它命运的信心复活着。霍塞·安东尼奥死亡的太阳神话用钻刀刻在所有沉浸在哀伤中的心上了。我破了一扇门：　　“谁呀？”　　“是我。”　　“你是谁厂　　“我，萨尔瓦多·达利，你们的儿子。一　　凌晨两点，我破了我们家的门。我拥抱着亲人们。妹妹、父亲、姑姑。他们为我做了橄榄油面红柿媛鱼汤。我感到害怕，因为我觉得自革命以来什么都没改变。现实客体的永恒、力量和不可破坏啊！我在家中度过的这一夜，让我确信自己体验了一个醒着的梦。睡觉前，我久久地在我过去的房间里徘徊，我发觉我留下的～切仍在这儿，旧的扣子、穿孔的小钱、保险别针、象牙兔子生锈的钥匙。一只蜘蛛永远呆在小小的圆框后。妹妹曾被军事调查委员会拷问得发了病，这是实情，不过她现在已痊愈了。一颗炸弹撤掉了住宅的阳台，这也是实情，不过这很简单，现在不再使用它就是了。餐厅里，无政府主义者烧饭后不熄灭的火弄黑了镶木地板，这更是实情，不过重新在那儿放的一张大桌子使什么都看不出来了。如同一场大灾难的影片，在放映完之后，人们接着就把它倒回去，一切又恢复了原状。消失的钢琴慢慢又回来了，确实是回来了。这些革命何必呢？我忆起我的一位朋友，这是一位愤世的反法西斯主义者、西班牙战争的战士，1939年《月1日后，到巴黎居留时，他对我说：　　“在我们祖国应干的事，就是消灭佛朗哥，恢复君主立宪政体！需要一位国王广　　我认识一些圣像画家，他们在晚年重新学习素描，可笑地暗中醉心于画最学院派的东西！达利不是他们这种人。达利毫不后退，因为既便是在他所谴责的那个战后时期，他也要使这个时期“升华”，把它跟传统结合起来，因为拒绝传统已经是一种传统了。　　第二天，在卡达凯斯，我拥抱着身强体壮的丽第妞。她活了下来，始终那么强健。拉蒙·德·海尔莫撒死在了收容所，不过他是个身体很差的人。丽第姐对我说：　　“在整个革命期间，大家都爱我。在那些人动不动就死掉的时刻，人们看得很清楚。人们看到了精神性在哪儿。”　　“可没有儿子和男人来帮你，你怎么生活呢厂　　“我从没生活得比这更好过，”她说着，感到我幼稚得可笑，“我有所有必需品，此外我还保持着我的精神性。你懂吗广　　“可这精神性由什么构成呢？它真是能吃的吗？”　　一当然，这精神性是能吃的！民兵们从一辆卡车上下来，在海滩上露营。他们争论着，相互之间不停地谩骂。我什么也不说，找了个合适的角落，从容地点起一堆火，好像只有我一人知道替他们这么做。吃饭的时候到了，我听到民兵们相互询问：‘那边的女人是谁？’‘我不知道。’‘她点火点了很久了。’接着他们重又争论起来。下午应杀掉全村人并火烧神甫和教堂吗？要在一周后夺取政权吗？在这期间，我小心地往火里添了些嫩枝，它们劈啪劈啪爆响了一阵。民兵们必然地走到火旁，有一个人说：‘该考虑吃饭了。’我没回答，把火拨旺起来。‘我们去找点儿吃的吧！’一个人带来了一些排骨，另一个拿来一头羔羊，第三个人弄来只鸽子。他们吃完后想到了我，他们变得像绵羊一样温顺，仿佛这些杀人犯想补救他们刚平的坏事似的。对身强体壮的丽第妞来说，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了。这就是理想的生活。他们每次都去老爷们的住宅寻找新餐具。盘子胜了时，民兵就把它们摔得粉碎，或是把它们丢在水里。当然，这种情况并没持续多久。一天，突然来了另一批民兵，他们杀掉了第一批民兵。终于轮到分离主义者了。他们又吃了起来。每次我都继承了被子、勺子、鞋子、塞得鼓鼓的垫子。没有人想到吃饭，可是我，在夜晚来临时，就重新点起火来，把它拨很旺旺的，过一会儿，他们走过来打量着我，一个人说：‘该考虑吃饭了。‘……第二天，另一些士兵又赶走了他们，但吃饭的时刻总会再来……上帝，真是奥德欧西③啊！这不能用语言表达了广　　我又见到了利加特港的正直渔夫，他们全都保持着对红色时期的一种恶梦似的记忆。　　“不，不，”他们说，“这应当结束了。比一切更糟的是无休无止的抢劫和谋杀。现在又像过去一样，你回到住宅时，你是在自己的家里了。”　　我打开我家的门。一切都不见了：家具、藏书、餐具以及其他物品……相反，墙上涂满了下流的或政治性的词语和图画，它们大部是对立的。在下方是一串向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联合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分离主义者、社会主义的共和派、托洛茨基分子致敬的题词。用沥青写的“桑提亚哥的泰西……”奥一万岁！西班牙起来吧厂结束了铁的大而＿”　　我在马德里呆了一周。会见的早年朋友之一是雕塑家阿拉德俄，他是美术学院时期我们那个团体中最年轻的人。在诗人马尔基纳家里，我又看到了我在卡达凯斯古典时期之初画的～幅画。在作家里，我重见了欧仁尼奥·蒙代斯。过去十二年间，我跟他在知识上最为接近。我把蒙代斯看成是我们当代哲学家中展严谨最打情的一位。我感情评溢地拥抱欧广尼奥·多尔形这位老爷、巴罗克的佩特罗尼乌斯、地中海地区的“身强体壮的女人”的创造者，并带给他一些关于卡达凯斯那位永远“身强体壮的”丽第妞的新消息。多尔斯浓密杂乱的眉毛，使他越发像柏拉图了。我认识了狄奥尼西奥·鲁依德约，他是年轻的诗人中最富活力的热情风格的人。同具有天主教呼吸形态学的、有着马基亚维利式目光的、反贡哥拉主义者拉斐尔·桑切斯·马扎斯相见时，我一眼就看出了他通晓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所有奥秘，而且对将临的西方文艺复兴的所有奥秘更熟悉。　　大家都迅速而又聪明地掌握了超现实主义。在天体演化论（它建立在传统之上并用我们的血肉筑成）的这一痛苦分娩上，他们达到了跟我相同的程度。　　可为了这一分娩，我需要安静和照顾。欧洲战争以及它的嘈杂混乱有可能使我流产。我应当尽快动身，离开历史的这些盲目和嘈杂的拥挤状态，要是这样下去，我可能没分娩就死了，可能只生下一个早产儿。不，我不是那种生孩子半途而废的人，不论去什么地方都成！我尊重礼仪！我已经在为孩子的未来和行装操心了。我将去美国为加拉、孩子和我挣钱……　　我在三伏天动身去里斯本，我发现在蝉的狂热歌声下这座城市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煎锅，里面放满并烧煮着无数从不同国家和种族游来的鱼。在宗教裁判所烧死过许多牺牲者的罗西奥广场上，现在又有新的殉难者任凭签证和护照的烙铁烫杀。这种烤焦皮肉的气味使人透不过气来。在里斯本演出了欧洲戏剧的最后一幕。在一些挤得满满的旅馆和宿舍房间中上演的孤独的、不露声色的戏剧在厕所里结束了，要到这些厕所里割断静脉自杀，还得先排会儿队呢。　　我在葡萄牙逗留的日子，仍让我觉得像一场梦。一直感到在街上能碰到个朋友。只要一转身，就有个朋友。　　“瞧，那个女人多像夏帕列里啊广　　“正是夏帕列里。”　　“好像是列耐·克莱尔！”厂　　“正是列耐·克莱尔。”　　霍塞一玛利亚·塞尔特从有轨电车上走下来，同时温莎公爵正沿着人行道行走，经过一位坐在长凳上的老人身边，这位老人非常像帕德列夫斯基，而这老人也正是他。一名银行业的大王带着一只装在镀金笼子里的鸟儿在街头漫步。这位穿一套棕色西装正在一家航运公司办公室前排队的先生，完全有萨尔瓦多·达利的风度…··’　　我乘坐艾克桑比翁号终于来到美利坚合众国。我一到这儿，立刻去了我们亲爱的太阳磨坊的朋友卡列丝·克罗斯比位于汉普顿庄园的家里。我们要尽一切力量试着复活一点儿在距艾尔门农维尔不远的地方刚刚落下去的法国太阳。我花了五个月时间写书、工作、画画，把这牧歌般的弗吉尼亚埋藏在心底，弗吉尼亚让我想到我一生中从没看到过的都兰。加拉给我读巴尔扎克，有些夜晚，爱德加·波的鬼魂乘着沾满墨水的极为漂亮的敞篷车从里士满来跟我相会。一个黑夜，他送给我一只配有一些黑狗的黑鼻子的黑色电话，在它缠绕着一些黑线的内部，我发现了一只黑色的死老鼠、一只黑色的短袜。一切都用墨汁浸透了。下雪了，我把爱德加·波的电话放在雪上，效果真是惊人：白之上的黑！眼睛是何等神奇的东西啊！我的眼睛，我终于把它当成了一架真正的柔软照相机，它不是从外部世界获得底片的，而是从我最持久的思想和那普遍的思想获得底片的。由此我推断出人能拍摄思想，从而确立了我发明的理论基础，当我完成聚焦时，我就会把它提供给美国科学界来考虑。我的相机实际上能获得如下的奇迹：客观地显现不论任何个体的想象和思想的虚象。我要在学者们的陪伴下，把全部余生用在完善我的相机上。五月八日凌晨六点到六点半之间，在纽约圣刘吉斯旅馆我的房间中，这个念头首次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刚一醒来，就在草稿纸上记下了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我惊人发现的大纲。从此，一些漫长而又成熟的思考使我确信我的相机远非无法实现的，相反，它展示出具体实现的所有可能性……　　这本书写完了。通常，作者在生活过之后、在他们生存接近边产则千撰写他们的回忆录。与人家相反，找觉得百九军一户找的回忆录，然后再体验它们是更为聪明的作法。体验！为了这，应当懂得清理生活的一半，以便富于经验地追寻那另一半。我杀死了我的过去，像蛇蜕下旧皮那样摆脱掉它，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旧皮就是战后我的不定型的、革命的生活。这最后的几行体现着我最近的激变，这些激变将使我把仍粘在身上的往日的最后一些碎皮抛过遗忘中去。　　新的皮和新的土地！如果可能就去自由的土地，最好是美国的土地，因为它是年轻的处女地，没有悲剧的阴影。我的旧皮，人们将在各处找到它的一点，它扩散在新世界的那些路线上，在亚利桑那荒原上，在远东的平原上，在加利福尼亚海滩或匹茨堡工业城，在盐湖畔或落基山脉的峰顶，在旧金山的“大洪水之前”的桥栏杆上（沿着桥栏杆，一万名美国最美丽的裸体处女，在我经过的路上排队欢迎我，她们就像以天使肌肤制成的两排管风琴管子），在海洋贝壳形的性器官上……　　我的变化就是传统，因为传统恰恰就是更换和再造另一层皮。它不涉及美容外科学或毁形，而是涉及复活。我什么都不放弃。我继续着。既然我用结尾作为开始，我就用从头开始来继续下去。我终于会变老吗？我总是用死亡来开头。死亡和复活，革命和再生，这就是我的传统中的达利式神话。我和加拉的牧歌，险些在死亡中展开。我写这几页文字时，经过共同生活的七年，我决心把这本书当成一部小说或一个童话故事来结束，我决心在天主教教堂的神甫面前正式与加拉结为夫妻。到达巴黎时，我也想同胡安·米罗一起谋杀绘画。今天却是绘画谋杀了我，因为我只想拯救它，我觉得世上的任何一种技术都不能使它复生。　　由此证实了达利并不在乎达利，证实了我永远是同样的人，证实了我不合常理的传统是我个性的真正力量之所在。我继续着‘…’·欧洲也继续着··’‘··从我守望的那一天起，我就看到了一切，我就理解了一切。我甚至猜出了未来。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被它的旧皮搞垮了；被它的放弃、它的懒散、它的各种精神上的计欢、它的啤物主义的怀疑论、它的畸形的专业化、它的丧失信仰搞垮了。它擦干泪水后，将更为清醒地醒来。那些革命将被洪水淹没，而天主教的真实力量（在法国是哲学的，在西班牙是战斗的）将获得胜利并把欧洲统一起来。梵蒂冈仍然是这个古老大陆不可分割性的象征。　　在我们的文明开始之际，那些要奠定西方美学永恒基础的人在大量存在的不定型叶子中选择了老鸦企属植物叶于，这时他们就在无意之中体现了与东方和远东的莲花相对抗的希腊罗马美学的天体演化论的常数。在柯林斯式柱头上变得坚固起来的老鸦企属植物叶饰，经由罗马、帕拉第奥、路易十四、巴罗克、法国大革命、帝国和现代风格，始终保持着一种不朽的美德。人们可能会认为它在最近死掉了，但是它已经在萨尔瓦多·达利的头脑中展现出它新的涡纹饰。是的，我预示了生命，预示了一种未来的风格·’…·该用整合代替瓦解了，该用超现实主义构成一种与我们博物馆中的艺术同样坚实、同样完整、同样经典的艺术了。让那完了的东西完结吧！我拜访流亡在英国的弗洛伊德的那一天，是在他死亡的前夜，他对我说：　　“在古典的绘画中，我寻找潜意识；而在超现实主义的作品中，我却寻找那有意识的东西！”　　换句话说，这是给作为教条和派系的超现实主义判了死刑，因为把它归入了“精神状态”中；正如在列奥纳多那儿，风格的戏剧牵涉到一种生活和艺术的悲剧感情。弗洛伊德当时也特别关心“摩西和宗教的现象”。我记得他非常热情地多次提到“升华”这个词。“摩西是升华的肉体”。我们时代那些特殊的学科专门研究生活的三种常数：性本能、死亡感、时空的苦闷。一旦分析了这些价值，重要的就是使它们升华：把性本能变为美学，把死亡感变为爱，把时空的苦闷变为宗教的形而上学。结束否定吧！应当肯定。结束痊愈的愿望吧，应当升华。风格将取代自动性，技巧将取代虚无主义，信仰将取代怀疑论，严格将取代放任，个人主义和等级制将取代集体主义和一致，传统将取代实验。　　在反动和革命之后，导文艺复兴。达利自传--结束语结束语　　今天是1941年7月30日，这是我答应为我这本书的英文版在这份手稿尾端写下结束语的一天。我独自一人裸体呆在弗吉尼亚汉普顿庄园我的房间里。站在一面大镜子前，我能细细打量这个达利，三十六年来，我是唯一了解他内心的人。我的头发永远具有我极为喜爱的闪光的漂亮黑颜色。我的脚就连一个鸡眼都没有。我的手臂、我的大腿、我的躯干仍然跟我有过的光辉青春时期的情况一样。我的腹部刚有了一点儿轻微的凸起，这丝毫没令我不快。我没想马上就动身到中国旅行，我也没想很快离婚。我不再想到自杀或跳入深渊，绝望地悬挂在绸降落伞柔软温热的胎盘上。我不想跟谁决斗。我只想两件事：爱我的妻子加拉这是一种极为精美的艺术，许多别的人都无法掌握它。　　还有你，我心爱的欧洲，我希望不久能再见到你由于所有这些磨难而老了一点儿。我认识的这个孩子变厉害了，在恶的阴影下成长了起来。我仍喜欢折磨人。但一些时候以来，我就明白了我开始爱我娶了已有七年的妻子。我更好地开始按照天主教和罗马教会的观念来爱她，我能像为这爱下了定义的乌纳穆诺一样跟自己说：“要是你的妻子左腿疼，你的左腿就会感到这种疼痛。　　我刚写了这本论述我生活奥秘的厚书，只有它能使我具有让别人了解我的必要权威。我想让全世界了解我，因为在体验了所有奇遇、所有探索、所有戏剧之后，我是战后欧洲最有代表性的化身。作为超现实主义革命的自由射手，我回复一日地认识了以国家社会主义名义建立在血统和种族之上的那些伪哲学教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演变的那些最微小后果、那些最微小知识的反响。神学对我也无什么秘密可言了。我的精神忙于成为一切中最优秀的精神，忙于比他人都了解得更早，哪怕为它那些特殊的发现，我得付上最多的汗水和最狂热的激情。　　如果说我以一个西班牙人的疯狂参与了所有思辨的探索、甚至是最为对立的思辨探索的话，那么与此相反，我在一生中从没接受过属于某一政党，无论该政党标榜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政治听任宗教吞食的时刻，我今天还会去接受它吗？　　从1929年起，我不停地研究近一百年来科学的各种进展和发现。如果说它们日益高度专业化的情况使我无法从人的角度深入它的所有奥秘的话，那么我仍然可以从本能上去理解它们的方向和本体论的意义。在那么多我们仍然感到神秘和无法解释的事物中间，一个独一无二的真理以更大的力量和威严体现了出来，它就是任何哲学的发现、伦理学的发现、美学的发现或生物学的发现都无法否定上帝。更妙的是，时间（各个特殊的学科用它来建造它们的墙壁）仍然只把神圣的上天当成屋顶。　　上天，我那醉心于绝对的灵魂在整个一生中寻求的就是它，这一生可能显得有些令人惭愧，简言之，它可能沾上了恶魔的流黄。上天啊！不理解这点的人是不幸的。我初究者到女人剃光腋毛的腋窝时，我就寻求过上天；我用拐搅动死刺猬身上那堆腐败的跨动的虫子时，我就寻求过上天。　　上天是什么？已是现实了！　　上天既不在上方，也不在下方；既不在右，也不在左；上天恰恰就在有信仰人的胸膛里。　　萨尔瓦多·达利　　正中午于汉普顿庄园　　附言：在我还没有信仰时，我害怕见不到上天而死。　　注释　　从1929年起，我就清楚地意识到我的天才，我必须承认这种意识越来越深地扎根在我的精神里，我从没获得那些被称为崇高之类的感情。不过我必须承认这种情况在我身上造成了一种颇为可爱的坚定感。　　鸟在人身上唤醒了残酷的食肉魔。在《其帕然的魔法》中，拉波尔特教人如何活烧火鸡，以便让美食家感到它味美无比。我始终拒绝食用装在大汤盆中的一堆副掉贝壳的无定型的牡蛎肉，虽然它们可能是世上最鲜美的东西。正是在我誓写这个注释的时刻，黄道十二富图中的室女星座和天秤星座的明显关系让我震动。此外，画出来的室女星座均衡地置于一个“天球”上。这种愚弄人的举动实际上只是我绘画哲学的最初征兆；暗示性形象的突然体现。　　用英语完成了这本书第一个译本的哈康·谢瓦利埃先生，向我指出一件我所不知道的事，他的一位朋友弗拉基米尔·波兹耐尔先生已在卡萨诺瓦的《回忆录》中发现了一章子宫内的记忆。列奥纳多的种种忧虑在这方面是最富于教益的。飞行是与重力现象相反的，它是勃起的象征。1939年的战争向我提供了若干惊人的例证。在巴黎警报期内，我画了人们在避难所中采取的各种“给曲”的胚胎的姿势。在那时，能给人提供一个黑暗潮湿洞穴的子宫内的感觉结束了外部的危险。“惊慌的人”时常挂着近乎心醉的幸福微笑睡着了。一位年轻漂亮的母亲刚刚悄然地告诉我，她五岁的女儿声称回忆起在天上的情景，她把天国描述成一个又黑又热的宇宙，她头朝下生活在那儿。在俄国，大约在同一时期，在“被照亮的林间空地”上，另一个孩子，也就是我的妻子加露攻卡，坐在另一个土豆、另一类沾满泥土的、粗糙不平的、好梦想的老人的膝盖上，他就是列夫·托尔斯泰伯爵本人。后来在1936年，在塞纳街一家小店铺里，我在翻看大量的明信片时，从中发现了一张明信片恰好表现了我的视觉景象：一位裸露手臂的夫人把一只杯子送到嘴边。这幅画使我产生了一种说不清的苦恼，它使人非常难受，我好多年都忘不掉这两个不动的身影，每当想到它们就会产生同样的不断而又含混的不安。我要说，直到1929年，这幅画才终于从我的想象中消失掉。到这时，我发现了它的另一件复制品，于是我又被同样的不安抓住了。这一图像重又变成了一种无法摆脱的困扰，我开始记录随其幻影而来的各种心理现象，并在它的启示下创作了一些诗、一些画、一些物品，然后我终于完成一篇发表了的论文：《米叶＜晚涛＞的悲剧性神话》，我认为这篇论文是达利哲学的基本文献之一。　　在卡塔卢尼亚语中，这个词含有一种无法翻译的极为色情的含义。它用来表示女人性器官的一部分。渔夫们使用该词表示某种特别狡猾和恶毒的人。后来，我了解到在我演讲时，我以特别不舒服的方式弯曲着脚坐在那儿，这使我感到一种剧烈的疼痛。我越不舒服，我就越觉得自己口若悬河。就我本人而言，肉体的痛苦（如牙疼）增加并巩固了演说痛。　　这个家庭在我的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我父母已受到皮朝特一家人个性的影响，他们全都是艺术家，具有很高的天赋和最敏锐的鉴赏力。拉蒙·皮朝特是画家，里卡多是大提琴演奏家，路易是小提琴演奏家，次女玛丽妞是低音歌剧演员，配皮多可能是全家人中最大的艺术家，但他不专门致力于任何一种艺术。就是他创造了卡达凯斯的住宅。一般而言。他对花园和生活有着一种独特的看法。梅塞代丝也是百分之百的皮前特家人，她对住宅抱有一种神秘的狂热的看法。她嫁给了西班牙大诗人爱社亚多·马基纳，这位诗人把庄严优美的卡斯蒂利亚风格带进了这个卡塔卢尼亚家庭如画的写实主义之中，尽管皮朝特家的文明气氛已达到了成熟的程度，可这种独特的卡斯蒂利亚风格还是必要的。　　我的大部分幻想，尤其是那些色情的幻想就是在“塔楼磨坊”展开的。其中一个关于女主角加拉和杜丽塔的幻想，记录在（为革命服务的超现实主义）中。可该文极为特殊的字体无法移植在目前这本著作里。这类项链并非像它所显出的那样是达利的一个发明。它是“塔楼磨坊”所在的那个地区农家孩子中十分常见的游戏。后来我了解到这个冠冕跟我赋予它的涉及死人的特点相距甚远，它不过是一件礼品，是莫斯科歌剧院献给玛丽亚·加依的，用来纪念她演出的《卡门》。一位种田人目睹了这些向空中的跳跃，他对皮朝特先生讲了事情的经过。可谁都不相信他。从这样的高度上跳下去，我该摔死了。由此我变成了在这种运动方面有特殊技巧的人。　　在资格拉斯的学校里，我在跳高和跳远上击败了所有的人。今天我仍然是一位优秀的跳高跳远运动员。囫在我的故事中，这个空竹恰好对应着以撤祭献的那只母羊。坦率而言，它同样象征了杜丽塔、加恶演卡·何地维瓦的死亡，同样也假定了其复活的可能性。我从没读过这本书。但是这本书对面上的这位亲王的肖像和这本书的标题《夺取面包》，不可思议地使我觉得具有颠覆性，使我在街头碰到的人面前大出风头。　　整个一生中，鞋子始终是我操心的一个主题。我在那些超现实主义的探索和美学的探索中，竟然把它当成了一种崇拜的对象。1936年，我终于把鞋子放在了头上。艾尔莎·夏帕列里制成了这种帽子，黛西·弗洛斯夫人首次在威尼斯展示了它。鞋子是最具有写实主义效能的物品，这跟我总把它们画成破碎或柔软的那些乐器不同。我最后绘画中的一幅就是一双鞋子，我怀着拉斐尔画圣母像时的那种爱和那种客观的态度描绘了这双鞋子。如我说过的，纳尔西斯·蒙圈里奥尔是西班牙第一艘潜入水下的潜水艇的发明者。资格拉斯有他的纪念碑。我总是感到非常妒忌地，我的抱负就是实现同样重要的发明创造。　　后来，观察着“西班牙色彩主义”的创造者、世界上最纯熟的画家之一马利亚诺·福尔图尼的水彩画，我体会到他运用了相似的擦画法，以便获得他那最为耀目的白色，策我一样，他利用它们的起伏感和不规则性，从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抓住了光线并增强着明亮的效果。在我的传记中，这个文献从编年的角度来说，应属于更晚的年代。随后为了除去光油，整个情况就是一场悲剧。我必须把头伸进一只松节油盆里。后来我利用一种危险少点的方式，把蛋黄放入我的美发油中。　　九年后，我在巴黎碰到这些朋友中的一位，他向我承认一直保存着这个协议的那一小块，极为小心地珍藏着它，这时我再次为人类这种经常猖极的孩子气感到震惊。跟各种牲口、各种植物、各种建筑、各种悬岩相比，最难变老的就是人。我头后面的空间总是在我心里引起一种十分痛苦不安的感觉，它使我完全不能做任何事。一个屏风对我来说并不够，我需要一堵真正的墙。要是这堵墙很厚，我就明白我的工作已成功了一名近来，在草拟我的一个展览会目录的序言（我署上了雅辛托·费利波这个化名）时，我在该文中建议人们写一篇评述我的论文，要使用《反超现实主义者达利》这一类的题目。出于不同的理由，我需要这样的“护照”，因为我本人很圆滑，不能首先讲这些话。这篇论文（题目有点近似我选择的那个题目）很快就出现了，它刊登在年轻诗人查理·亨利·福特编辑的一份稳重而又讨人喜欢的杂志上。　　米罗跟我讲了一个马塞人的故事。有一位旅行者答应管他的朋友带一只美洲鹦鹉。回来的路上，他发觉自己忘了这件事，于是就买了只猫头鹰，给它涂上绿颜色。他送出这个礼物后不久，两位朋友又碰到了一起，前者狡诈地问另一位：“我给你的鹦鹉怎么样了？它已开口讲话了吗？”他的朋友答道：“没有，它不再讲话了，但它想得很多。”　　欧仁尼奥·蒙代斯，是诗人兼哲学家，他或多或少属于我们的马德里的团体。目前他是西班牙皇家学院的院士、政府顾问，也是长格党的创始人之一。古阿拉贡王国的民歌，种族暴行的范例。我没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各种政治偏见像癌一样毁灭了超现实主义的作用。人们接受了我那些口号，它们是仅有的富于远见的口号，可它们不再满足于使这一运动恢复生机。我明白我此后得在无人帮助的条件下不是画画就是死亡。是保尔·艾吕雅，在跟我完全一致的情况下，想到给我的画取这个题目的。　　《格拉狄瓦》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阐释过的电森的一部小说。格拉狄瓦（即温妄和梦）是该小说的女主人公，她成功地纠正了男主人公的心理障碍。就在弗洛伊德进行阐释之前，我最初阅读这部小说时，早已经说出了：“我的妻子加拉，实际上就是一位格拉狄瓦。”对高度的需求和眩晕，这是一种想把某人（也可能是自己）抛进虚空中的欲望。人们说：“像蜡一样惨白，像蜡一样苍白。”事实上，发明糖鼻子蜡人的这个女主人公，完成了一个惊人的“具有象征功能的超现实主义物品”（1930年，我会在巴黎亲自重造这一类的物品）。这一物品注定要通过剑的一挥“发动”起来，并注定要通过鼻子蹦人将利用它的这个恋尸者的嘴里，从而在无意识的食粪恋尸者的怀旧感情中起动各种中断生命的表现和幻觉。佐埃·贝特朗在电森的小说中是个真实的女主人公，她是格拉狄瓦神话形象的另一面。我已经在前面提到过这本小说。　　在斗牛术中，“卡皮亚”是指斗牛开始时，用被风躲避动物的斗牛士闪进和逗引牛的动作。岩礁中通红的、注满了地中海五月月光的海胆的味道，是我在世上最喜欢的味道。我父亲也喜欢它，而且是以比我更过分的方式喜欢它。当托斯是种味道非常鲜美的鱼，所以渔夫们把它当成海洋中的猪肉。lords是一种小鸟，rovellons A llanna是在一块白铁板上烧烤的蘑菇。这是萨尔瓦多·达利特别喜爱的两道卡塔卢尼亚菜肴。一种至少是象征性的对应已经在牙齿和性之间确立了起来，在梦中，大众一般解释为是死亡征兆的牙齿脱落，会是对手淫的一种非常明确的影射。同样，在一些非洲部落里，人们用拔掉一颗牙齿的仪式代替割礼的仪式。马拉加是毕加索的故乡，在这儿他那种形态的家伙十分常见，他们都具有公牛一样的充满活力的机灵神情。后来，在布努埃尔变成共产主义者时，他就从《黄金岁月师删掉了那些最疯狂的段落，使它适应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他甚至没征求我的意见，就把标题改变成从马克思那儿借来的一个题目。要是这部影片有价值，那就是无政府主义的价值。我从不看这第二个版本。这是从列耐·玛格利特的一个观念借来的名称。最典型的超现实主义物品之一是被毛之帽，梆子与匙子），它是梅列特·奥本海姆在1936年想象出来的，纽约现代美术馆得到了它。安杰尔·圭梅拉是我发表演讲的这个协会的创始人，我后来才了解这种情况。它大大加强了听众的愤怒之情，结果该协会的主席被迫在第二天提交了辞呈。我听到过一位卡塔卢尼亚画家讲起某个非常脏的人：“你想象一下他有多脏吧俄们脚趾间所有的黑东西，在他的手指间都有广我把费尔南代尔看成是最现实主义的、最优秀的喜剧演员。要是没有战争的干扰，我就会把他打扮成委拉土开兹笔下西班牙诛儒的样子加以描绘。国麦克唐纳先生在他的画廊中预告了一个塞尚、柯罗、达利的展览会。国加拉·格拉狄瓦用她的爱情一劳永逸地治愈了我的疯狂。重新回到实际中来，我刚获得了我超现实主义的“光荣”。可一次复发威胁着这个成功，因为我坚持我的已实现的形象。必须弄破这个蛹壳。我应当真正相信我的作品。她教会我前进；轮到我了，我应当像一位格拉狄瓦那样前进了。我应当穿透我苦闷的资产阶级的蚕茧。不是发疯，就是生气勃勃地活下去！我总是重复着：活下去，老下去，一直到死；我与疯子的唯一不同之处就是我并非疯子！战后整个时期的特色就是各种主义的萌发：其中包括立体主义、达达主义、同时主义、纯粹主义、颤动主义、俄尔甫斯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每一种主义都有一些领袖、支持者、主角。每一种主义都声称掌握了真理，可唯一证明了的“真理”就是一旦这些主义很快被遗忘掉，在它们过时的废墟间，留下的仅仅是某些可信的实实在在的个体。　　马克思主义既要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负责任，同样也要对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负责任，后者虽然是对共产主义的一种抒情的和意气用事的反对，但却染有同样先天的、集体主义的、机械论的、反天主教的毛病。卡塔卢尼亚的流行用语，表示普遍的混乱和革命。这是一处装饰华丽的巨大天篷，用来在乡村的节庆日举办舞会。国“我要去小便”的委婉说法。它的意思是“信仰”。只有职业政治家毫无价值。通过他们本身的自我暴露，他们也背叛了民主事业。从一开始，他们就是革命的奴隶，他们的卑劣和软弱只会有助于使各种罪行在国际法拥护者们时常是太天真的眼里具有了合法的虚伪外表。圆我在陶尔米纳买了一套非常漂亮的照片，我用大头针把它们固定在画室的墙上。1939年于纽约。丽第妞不自觉的文字游戏和新逻辑主义，她把仇恨和奥德赛（Odisea）结合在一起。泰西奥是佛朗哥分子的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