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自传-疯狂的眼球-4

感，使买主把它们抛到墙上摔得粉碎，而另一些则使买主愤怒得把牙咬得咯咯响，就像一把餐刀使劲刮擦大理石时人们所感到的。受到极度刺激的神经，会使买主随即把一件物品抛到墙上，在粉碎时它会发出非常动听的声音；　　人们不知摆放在何处的各种物品，它们造成一种不满足感，直到人们摆脱掉它们时才会终止。受虐狂有可能使这些物品大为畅销；　　各种连衣裙，它们配有人为的附件和形体的垫料，这些附属物聪明地放在裙内，用来创造某类女性，她们配合着男人最色情的想象；添加在背部的假乳房，它们很可能在一百年内使时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不同形状的浴缸，甚至还有水人为落下去的无浴缸的浴缸；一份供汽车用的种种流线型形状的目录，十年后所有高级轿车车体制造商全会采用这些形状；　　这些发明是我们的受难。尤其是加拉的受难，她怀着狂热的献身精神，在午饭后，胳膊底下夹着我的计划出发，开始了一场令每个人都难以忍受的旷日持久的十字军远征。她在晚上回来，脸色发育，累得要死，受难使她变得更加美丽。我问她：“事情不顺利吧？”　　她极为耐心地对我讲了一些，连最微小的细节也不略过。我们常常哭泣，随后到住宅区内的一家影院去，在那令人头脑麻木的黑暗中排解我们的烦恼。永远是同样的故事：开始时，他们觉得我的发明荒诞离奇而且没有商业价值；随后，在加拉尽力坚持，成功地使他们相信了发明的实际利益时，他们又反驳她说，哪怕这东西确实有利可图，那也无法实现，因为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这令人沮丧，我们必须放弃这个计划，再重新开始。　　“要是人造指甲不顺利的话，那就再试试触觉电影、万花筒眼镜或流线型汽车吧！”　　加拉匆匆吃完午饭，没忘了使劲在我嘴上吻一下，跟我说：“勇敢点！” 然后就出门进行她那乘公共汽车的十字军远征了。而我则整个下午呆在家里，画我的不合时宜的、反现代的画，这期间我的头脑中闪现着无数难以实现的计划。　　然而??然而我的各种计划或迟或早地都被别人实现了，它们一般总是搞得那么糟糕，使我再也不会想到它们了。一天，我们了解到有人刚抛出了一些夜晚用的人造指甲，另一天，我们看到了在街道上行驶着一些流线型的汽车。一天早晨，我在报纸上读到了：“有人刚刚在橱窗里摆放了一些当作活鱼缸的透明人体模型，这很像一件达利的作品。”这又是一次提到我的好　　时机，因为不少次有人断言我在自己的绘画中抄袭了他人的观念！一些无名者借口干得更好，把我的观念弄得毫无新意，从这时起，人们才喜欢了我的观念。可怕的法国人的见识控制了我那很快出名的名字，使它变成一种有如吓麻雀的稻草人的东西。“噢，达利！是的，他很惊人，不过他是个疯于，这是行不通的！”只要我这么想，这就行得通！我想从这个赞美我害怕我的社会夺到一点金色的糠，好使我和加拉能生活下去，不再受需要钱这个使人心力衰竭的幻影的威胁，这种威胁从托列莫里诺斯那时起一直存在着。虽然说我不挣钱，可加拉却用我们所有的那一点点钱成功地创造了奇迹。耳朵肮脏的、拖着蹒跚的长长脚步的、披着积满污垢被单做成的斗篷的波希米亚人的生活，从没进入过我们的家庭；我们既没认识回锅的炸土豆片，也不用担心受煤气电力公司职员的轻视，这些人手里拿着收据，在空荡荡的厨房门边拼命按铃。我们从不向日复一日的平庸乏味让步。多亏了加拉精明的安排，一切都成为使我们两个心灵更亲密的机会。由于没什么钱，我们吃得有节制，但却很好。我们不外出。加拉自己缝制她的连衣裙，而我本人则奋力工作，花的时间比任何一位平庸的画家都要多上百倍。我为响应某些难得的同志，投入了全部的心血，准备一些新的展览。加拉有时责备我为太低的报酬工作，我回答她有这样一些同志存在是更加美妙的事情，既然我是一个天才，而天才注定是要饿死的。“如果说我们生活得适度，这是由于你和我利用一天的每一分钟做着不间断的超人努力，多亏了它，我们终于初露头角了。在我们周围，有一些今天已被遗忘的艺术家，他们通过把达利的观念“庸俗化”，生活得极为宽裕。如果说完整的达利显得像一种加了过多胡椒、难于吸收的食物的话，那么作为补偿，常用的办法就是在最差的冷菜中撒一点儿达利。撒一点儿达利在云彩上、在风景中、在优郁里、在幻想中、在谈话里，但仅仅是“一点儿”，因为这使一切都有了种有刺激的诱惑味道。随着纯粹的达利变得更狂暴、更吓人、更非商业化，这一切就变得更商业化、更挑逗人了。我暗想：忍耐点儿吧，要坚持下去。加拉跟我一样固执，毫不妥协，在她鼓励下，我不仅没后退一步，反而前进了五步。到了成功的那一天，各种各样的老鼠、各种各样脏耳朵的波希米亚人、各种各样的轻松生活的粉红面颊的人就会爬到我们脚下！生活的艰辛和节制完成了赋予我们一种形式的任务，而其他的人则在便利中解体了！这儿是可卡因，那儿是海洛因，处处是一些酒精；处处是酒精和鸡奸，可卡因、海洛因、酗酒、鸦片、鸡奸变成了昙花一现成功的当然工具。罪恶共济会的会员抱着一种感情上的忠诚相互支援，反抗对孤独的共同恐惧。大家生活在一起，流汗在一起，撒尿在一起，直到第一位垮掉的人伸直后背让一把友好的匕首刺进去。　　我们的力量、属于我和加拉的力量，就在于合乎卫生学地生活在这个杂处的环境中，不抽烟、不注射麻醉剂、不吸毒、不睡大觉，永远只是两个人，就像我在童年和青春期那样。我们不仅与蒙帕纳斯的艺术家、共产主义者、疯子、资产阶级保持着距离，而且还与他们保持着等距离。我们处在中央，呆在这儿，保持着我们的清醒。　　我们也注意为自身永远保留一处不时用来逃避的自由天地。这处自由的天地就是卡达凯斯，我们几个月躲藏在那儿，把那如同巫婆的锅一样沸腾的巴黎抛在身后。动身前，我往这口锅里丢了些会在我们离开时烧熟的菜、一些对超现实主义团体是必不可少的意识形态口号。为那些鸡奸者，我重新实　　现了帕拉第奥式的古典浪漫主义。为那些吸毒者，我提供了一种有关即将人睡的各种形象的完整理论并谈到了我为彩色的梦发明的面具。为上流社会的人士，我使一些司汤达式的感情冲突流行起来，或是用革命的禁果引诱他们。为超现实主义者，我提供了另一种禁果，这就是传统。　　动身前，我准备了一份最后那些拜访的单子：上午，一位立体主义者，一位君主主义者，一位共产主义者；下午，一些上流社会的人士，他们是从相互最为憎恨的那些人中挑选出来的；晚上，留给我和加拉！这些晚上显示了我们所撞憬的那一切，在餐馆，周围的一对对伴侣，看到我们怀着度蜜月的情侣特有的温柔和激情讲话做事，时常感到吃惊。我们谈什么？我们谈那属于我们两人的孤独，谈回到卡达凯斯的前景。在那儿，我们将有一堵布满阳光的墙为我们挡风、一眼井给我们供水、一些石凳让我们坐。我们用偏执狂批判的方法建造了那些最初的楼梯并继续进行这个共同生活的悲剧性美好工作，这完全是为我们自己。　　我们去奥塞站，像蜜蜂一样负载着许多东西。历来，我旅行总是带着一大堆资料，十来只塞满书籍的手提箱，一批各种昆虫和艺术珍品的照片，一些没完没了的笔记。这次旅行，我们也带了巴黎住所里的一些家具、一些油灯，因为那儿没有电。我的那些画箱和带滑槽的大画架也占了我们行李中相当的地方。安家的两大，一直很兴奋。墙壁还是潮湿的，我们不得不用油灯的热度烤干它。终于，第二天晚上，我能躺在夜晚改成床用的大沙发上了。地中海沿岸的北风像疯子那样在外面呼啸。“身强体壮的女人”丽第碰坐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镀铬小凳上。她跟我们讲着神秘、老爷、一篇老爷刚写成的论威廉·泰尔的文章。“威廉和泰尔，这是两个不同的人，一位是卡达凯斯人，另一位是罗萨人??” 她来给我们做汤，但由于关于威廉和泰尔的谈话会持续展开下去，她就去拿来鸡、盘子和刀，以便坐在我们面前杀鸡。随后，他坐好了，继续解释欧仁尼奥·多尔斯最近的这篇论文，她利落地把刀插进鸡脖于的动脉血管。鸡头落在一个陶盘里。“没有谁会相信我就是‘身强体壮的女人’。我明白这种情况。他们不像我们三人这样不受世俗之见的束缚。他们没有灵性。他们只能看到留在纸面上的文字，更多的东西就看不到了。毕加索非常爱我，尽管他很少谈及这件事；他能为我牺牲！有一天，他借给我一本哥德的著作??”鸡又抽搐了二三下，接着便僵硬了，爪子一动不动地伸起来。丽第姬拔着它的毛，细细的绒毛在我们房间里飞舞。再一刀，她把胸膛剖开了，用流淌着鸡血的手指拉出内脏，放在玻璃桌上的一只盘子里，距一本非常珍贵的论述乔凡尼·贝利尼的书很近。看到我不安地站起身挪那本书，丽第娅严厉地对我说：　　“不会染上血迹的。蜜比血更甜。我本人是血，而别的女人是蜜。此刻我的儿子正在反对着血，追赶着蜜。”　　这时门开来，那两位儿子出现在门口，第一位留着红棕色胡子，脸色非常沉郁；第二位装出一种不变的假笑。“她马上要来了。”第二位说。 “她。”也就是我们的女仆，丽第娅为我们选中了她，她将从第二天起照料这个家。一刻钟后，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妇女来了，她闪闪发光的黑头发就像马鬃似的。她的面孔可能是列奥纳多画的。她的眼睛显出一点点疯狂的劲头。以后我们会得到这种疯狂的种种戏剧性证据。那么多次我觉察到疯子吸引疯子！我所去的地方，总有疯子和自杀者在等着我，他们组成了一个仪仗队。他们本能地知道我属于他们，尽管他们也明白我与疯子的唯一不同点就是我不是疯子。然而，我散发的气息吸引着他们，两天后，在这如此孤零零的利加特港，我的小房间里已挤满了疯子。这种势态有使人难以生活下去的危险，我必须采取些措拖。每天，我七点钟起来画画。由于一打开门就会影响我工作，再没有谁进来了。我看到他们都呆在外面。那些疯子在住宅周围不怀好意地转来转去，只允许他们在星期天跨进门槛。利加特港那些讨厌的人中，有那么一位拉蒙·德·海尔莫撒，他很像个五十岁上下的阿道夫·门茹。这是个世界上最懒的人。他总是重复着：“有这样的一些年头，大家什么都不干！”事实上，对他来说，这样的年份从童年起就一直持续着。一旦他看到别人工作，他便会摇晃着脑袋说：“我不懂他们做这一切怎么会不觉得疲倦！” 这种无所事事使他在卡达凯斯的渔夫中获得了某种声望。大家像说格言那么讲： “只怕拉蒙答应干这件事！”要是他答应了，他会让他们全体都感到沮丧。他的懒惰仿佛是当地的一种光荣，一种别处找不到的独创现象。这个寄生虫是所有渔夫的骄傲。可当他们拖着沉重的网，在一个夏天的午后穿过广场，发现拉蒙坐在一家小酒馆的露天座上品着咖啡、酒和雪茄时，他们决不会错过发怒的机会，向他抛去一连串臭骂，可这一连串臭骂只不过让这位受难者露出一些很难理解的微笑。由于知道他无法谋生，有钱的人就给他些旧衣服和钱，他用这些东西勉强维持着生活。多亏这些旧衣服，他总像是位绅士。有一些年，人们看到他穿着件英式便装上衣。镇长让他使用一处有点儿破旧的大住宅，他得跟路过的流浪汉们分享这处住所。他能让他们收拾房间，打几桶水，不过很难看到这些流浪汉。我好几次到他的住宅去看他。院里长着两棵漂亮的无花果树，上面挂满了腐烂的果实，拉蒙甚至不愿花点力气摘它们，他不喜欢它们。雨从穿孔的屋顶滴落进来，屋内到处是水。数不清的跳蚤开始了战斗，一群猫则追逐着那些老鼠。一天，加拉召唤拉蒙，让他用水泵打水，灌满洗衣物的小木桶。每天他只要干一小时就够了，而且还能在日落后天气凉爽时干这件事。第二天后，小木桶总没有水，可却能听到水泵有规律的声响。我到现场去看发生了什么故障，却发现拉蒙躺在一棵橄榄树下，正在熟练地撞击两块铁模仿水泵吱吱嘎嘎的声音。一个绳子的机械系统使他能花最少的气力干这件事。每天，我都看到他来收集我们剩下的饭菜，我问他：“拉蒙，这怎么样？” “不怎么样，很差，达利先生，越来越差了！”　　他的胡子下露出一种淡淡的狡黠微笑。拉蒙有种天赋，能怀着对什么都不遗漏的细心，以《伊利亚特》的那种史诗调子来讲述世上最乏味的事情。他最好的故事是他提着一位台球冠军的小箱子进行的三天旅行。他一分钟一分钟讲述它，要讲完得花上三天。经过巴黎那些激动的、紧张的、充满着弦外之音、恶意和圆滑的谈话后，拉蒙的故事达到了一种心灵平静的境界和一种爱讲轶事的高度，这会让人感到无比的厌烦。同样地，利加特港渔夫们那种完全荷马式的闲谈，对我那厌倦了“思想”和装模作样的头脑来说，也属　　于一种富于营养的现实。我和加拉，我们整整度过了好几个月，相伴的只有丽第娅、她的两个儿子、女仆、拉蒙·德·海尔莫撤以及在利加特港停泊小船的十来名渔夫。每天晚上，这伙人，甚至包括女仆，全都返回卡达凯斯；我们独自呆在这处荒凉的海湾岸边。清晨五点，我们的灯经常还亮着。月亮将要融入白昼，一名渔夫敲打着门。　　“我看到了灯光，我想给你这条狗鱼。你明早就会有条很新鲜的鱼了。这块石子是我为加拉太太捡的。我知道她喜欢这些奇特的石子。萨尔瓦多先生，你工作得大多了。前天你也睡得很迟??”于是他跟加拉讲了起来： “萨尔瓦多先生应当服点儿泻药。我昨天就已经同他讲过了。他抱怨的这些失眠，全是他肚子引起的。他应当一劳永逸地把它排泻光，那就不会再想它了！天空像鱼眼睛一样明亮了！从这个月亮看，我们会有好天气的。晚安??”这个渔夫走了，我看着加拉，恳求她： “你去睡吧，你睏死了。我再画半小时。” “不，我等着你。睡前我还有许多东西要整理。” 不知疲倦的加拉编织着我杂乱无章的珀涅罗珀的布匹。她刚把资料和笔记整理好，我就为了找一件东西重又把一切弄乱了，而这件东西并没什么用处，不过是我一时的心血来潮罢了。我几乎总是把它留在了巴黎，不顾比我更明白我工作需要什么的加拉的劝告。钟敲五点，月亮离开了亮起来的天空。加拉绝望地匆匆打开那些费了很大劲才整理好并关上的箱子，她明白我们再不能睡觉了。要是我不睡，她就也不睡，怀着比我还紧张的心情一直关注着我的工作，因为我本人经常为了从我的戏剧中获得快感，甚至为了懂得受苦而故弄玄虚。“加拉，我画我这些画，尤其有你的心血。”有一天我对加拉说。　　我决定永远签上我们两人联合的暑名。我们就这样在利加特港连续生活了三个月，我们像两个癌瘤那样紧抓住这三个月，一个在时间的胃里，另一个在他的喉咙里。我们不愿有一点时间流逝，除非毁灭性的紧逼耗尽这些组织的生命。我们折磨时间，迫使他想到我们。每天，没有一个小时能逃过我们的搜索。我们关心着这些滑溜的锋利岩礁、枯燥的利加特港、饥饿的猫、生病的女仆、兴奋的疯子、穿绅士装的满身跳蚤的拉蒙、十来位面对死亡的时刻显出一派高贵的漠然置之态度的渔夫、抠鱼肠子的黑指甲、长满苦艾色老茧的坚硬的脚。差不多一刻钟路的光景，在那把我们分开的丘陵后面，在那我度过童年和青春期的房子里，隐藏着父亲的强烈敌意，我能猜到它的各种气味。我在散步的途中，从远处看到父亲的这所房子，我觉得它就像浸在怨恨中的一块糖。　　利加特港、苦行和孤独的生活的象征??正是在这儿，我懂得了使自己变穷、懂得了约束和润饰我的思想，使它变得像斧头那样锋利。这无暗喻也无烧酒的艰苦生活，这染有一种永恒光彩的生活??巴黎的胡言乱语、城市的智慧、和平街的首饰都无法抵抗这有如密涅瓦前额一般全面的智慧，这种智慧已有千年之久，永远是从容宁静的。到利加特港生活了两个月后，我日复一日看到那些天主教的永恒基础在我的思想中耸立起来。风景和我们的灵魂仿佛沐浴在一种拉斐尔式的光芒中。每天晚上，我们到我们偏爱的那些地方的一处去散步。　　　　我对加拉说：“应该把我们的井再挖深五米，好有更多的水。我们将在新月下钓沙丁鱼。我们将在井边种植两棵桔树??”　　这些话消除了漫长一天给我们带来的疲劳。我们的目光停留在那万里无云的浩瀚天空中，它像圆屋顶一样笼罩在我们头上，在期待着用偏执狂批判方法歌颂它的光荣的壁画。啊，那懂得用石头圆屋顶应和天空圆屋顶的文艺复兴多么让人怀念！在我们的时代，那些曾在若干世纪里庇护过人的灵魂、思想和良心的宗教、美学和道德的圆屋顶到哪儿去了？今天，灵魂呆在外面，在街头，像狗一般！人们发明了一种机械脑：收音机！我们用跟诺斯特拉达穆斯、帕拉切尔苏斯和埃及星相学家们闪电般迅速的视觉现象相比是极为缓慢的速度从欧洲、从中国收到的所有这些可怜的噪音，对我们能有什么用！从一个半球传到另一个半球的这些大喊大叫的康嘎舞曲和战争公报，对一位能听到天空中天使与大天使的战斗的人来说，能有什么用呢？电视机对只想闭上眼睛去瞥见那些最难有形无形地接近的地区、并使梦中的每一处巴格达都从尘埃里重现出来的人，能意味着什么呢？对会相信肉体复活的人来说，社会主义的“生活水平”的改善是什么？要是一头驴开始飞翔、要是一棵无花果树长出些翅膀，这或许会使我们惊异一阵子，得到瞬间的消遣，正如像飞机般被抛到空中的一块飞翔的烙铁并不值得赞扬，我们为什么要对一个会飞的机器感到惊讶？在人把他的灵魂当成飞翔时，飞翔对一个机器来说是什么？　　我们的时代充满了道德的怀疑主义和精神的虚无！信赖着战后机械的伪进步之时，想象力的迟钝贬低了精神、解除了精神的武装、损害了精神的名誉。机械文明将被战争和曾建设了它并将充当炮灰的群众毁掉。是的，我想到了你们、有着在田径锦标赛中获得威望的体育英雄洋溢激情的快乐面孔的、各民族热情而又忠诚的年轻人，想到了你们这些愚蠢行为的伙伴！“加拉，把手给我。我怕跌倒了。黑天了。这次散步让我太累了。你认为女仆能找到今天晚饭吃的沙丁鱼吗？要是明天天气继续这么暖和，我就脱掉一件羊毛衫。我们吃点儿安眠药，今晚就能睡个好觉了。明天，在这个时刻重来之前，我得完成些东西??”我们回到家。一缕烟从我们的房顶飘起。鱼汤从容地焖在火上。我们希望她会在里面放些蟹??我们向前走着，我们紧抱在一起走着，心中怀着做爱的欲望。我突然感到一阵让我浑身颤动的喜悦。“上帝啊，你我都不是罗丹，这太幸运了！”　　每当我完成一幅油画时，我们俩一致特许我们跟渔夫一起到克鲁斯海岬的岩礁处，有一块海上的比利牛斯山区人刚死的地方，我们就在这里烤沙丁鱼和排骨，长久地观察思索这些岩礁非常有助于那“软与硬的形态学美学” 的诞生，这就是高迪的地中海哥特式美学。我相信高迪跟我一样，在他的青年时代看到过这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岩礁。我也在这儿看到了我已在本书中多次指出的偏执狂变形原则的具体体现。岩礁暗示的各种形象，随着你的进退而变化着形状。这种感觉并非我独有，渔夫们早就把这种感觉表达了出来，他们给这些海岬、海湾和崩塌的岩石堆起了不同的名字：骆驼、鹰、修士、死女人、狮子头。我们摇桨前进时，我们的朋友向我们指出那些变形： “萨尔瓦多先生，看，现在在一匹骆驼的地方，仿佛是只公鸡了。” 骆驼的头变成了鸡冠，它伸长的下唇显现出一个喙。岩礁不间断地改变着“所模拟的事物”。我在这永恒的伪装中，发现了赫拉克勒斯包含在“自然喜欢隐藏自身”这一谜般公式中的这种自然的害羞里的深刻意义。观察着这些不动岩礁的变动形状，我思考着我思想中那些特有的岩礁。我希望它们像布拉瓦海岸的岩礁一样，是相对主义的、在精神空间中极少变动的、自相矛盾的、装疯卖傻的、伪善的、假装的、含混的、具体的、没有梦的、没有 “神奇事物薄雾”的、像花岗石一样能度量的、可查明的、有形的、客观的、物质的。我所企望的事有一些哲学上的前驱，如希腊的诡辩派、西班牙的圣依纳爵·德·罗耀拉的耶稣会思想和德国的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幸，后者缺乏思想的本质要素——讽刺。此外，黑格尔还是革命的一个胚胎??　　卡达凯斯渔夫摇桨的那种懒洋洋的方式，掩藏着耐心和消极，它们也是讽刺的形式。我暗想要是我打算作为战胜者回到巴黎，我就应该不从我的小船上下来，前额上保留着利加特港光线的光彩，直接驶往巴黎。如同酒一样，精神运输起来也很难，太多的晃动会弄坏它。正是用这些懒洋洋的荡桨节奏，人们能在一些更平静的日子里，运输传统的稀罕的酒。再没有什么会比现代运输手段的速度更让人变蠢的了，再没有什么会比记录的下跌更让人沮丧的了。当一天就能在地球上转一圈时，那多令人烦恼啊！当我们能用一小时或一秒就做到这点时，那是何等的灾难啊！相反，要是有人告诉我们巴黎至马德里的路程要用三百年才能走完，那会多么让人眩晕啊！可这是从浪漫主义到梅里爱啊！三百年稍微多了点儿。理想的速度存在于那些在意大利送哥德和司汤达的驿车的速度中。在那时，每一段距离还考虑到留给智者短暂的休息时间，使他能充分地领会各种风光、形态、情绪。摇桨吧，萨尔瓦多·达利，摇桨吧！最好还是让别人摇桨，让这些卡达凯斯的正直渔夫摇桨。你知道你想去哪儿，他们将把你送到该处。就是通过摇桨以及受到一群偏执狂的正直水手的包围，哥伦布才发现了美洲。应当回巴黎去，我们终于把钱花光了，必须再挣些“铜板”，才能尽快重返利加特港。所谓尽快也得三四个月之后了。我尽力最充分地享受这些充满着临别哀歌情调的最后日子。人们开始感觉到如同胡乱复活的秋天一样虚弱和憔粹的春天。无花果树枝上的黄花，就像复活节的枝形大烛台上的蜡烛那样闪着光亮。节日用的蚕豆变得柔软了。一天，我用这种很像是包皮的蔬菜做了一餐饭。卡塔卢尼亚人有一种烹调它的方法，这种方法使我很开心，它是用肥肉、很油腻的血肠、一些巧克力和几片月挂树叶来做的。我吃完蚕豆，看着那块平放在桌子上的东西：我的面包，我的眼睛再也离不开它了。我拿起这块面包，吻着它、吮着它，接着突然一下子用牙咬掉了面包头。这块面包立在桌子上了。我刚重新创造出哥伦布的鸡蛋：萨尔瓦多·达利的面包。同时我发现了面包之谜，即它可以不被吃掉地站立着！这个如此有用的、象征着营养和神圣生命的东西，我想把它变成无用的、审美的东西。我要用面包制作各种超现实主义的物品。有什么事能比在一个面包背上适当挖两个规整的洞并在里面嵌入一对墨水瓶更容易的呢？有什么能比看到溅出的鹈鹕牌墨水渐渐在面包上形成印迹更降低色调和更美丽的呢？在这个面包墨水瓶架上，面包皮被切开了一个长方式小块，绝妙地插着羽毛笔。要是人们总能有颇为新鲜的上好面包心擦拭笔，只需每天早上更换面包就成，再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一旦我回到巴黎，我就抛出了这新的谜语般的口号： “要面包、要面包、只要面包。”　　人们不无幽默地寻思是否我变成了共党主义者！可他们已经猜到了达利的面包并非用来救济大量家庭的。我的面包是极度反人道主义的面包。它象征着豪华的想象对讲究实际的世界中的功利主义进行的报复。这个面包将是贵族的、审美的、偏执狂的、矫饰的、耶稣会的、与众不同的、令人无力的面包。两个月的沉思、工作、研究和写作，导致了在我离去的前夜出现这一表面上无价值的、受到启示顿悟的行动。直立在我桌子上的面包头总结了我生活中这个时期的心灵体验。这就是我独创性的所在。　　有一天，我说过：“瞧，一个拐！”而大家认为这不过是幽默、是随心所欲。五年后，大家开始明白了它的重要性。现在，我说：“瞧，面包！” 大家就理解了它的意义。这是因为我总有能力把我的思想实际体现出来，它达到了使那些物品具有魔力的程度，这些物品是我在经过无数次思考、研究和启示后才决定用手指点明的。　　回到巴黎一个月后，我跟乔治·凯勒和彼埃尔·柯尔签订了一份合同。没多久，我在后者的画廊里展出了我的《无形的躺椅—马—狮子》，这是我在克鲁斯静观沉思的果实。诺埃尔子爵买下了这幅画，让·柯克多买下了《亵读圣体饼》，安德烈·布列东买下了我的《威廉·泰尔》。我的作品开始让艺术批判家们感到不安。可实际上，只有超现实主义者和上流社会的人士显得被触到了痛处。过了些时候，福西涅一路辛日亲王买了《欲望之塔》，这幅画表现在一个狮子头旁有一男一女，他们赤裸着身体，以一种犯罪的色情姿势搂抱在一起，一动也不动。我开始越来越经常参加社交界的晚宴，人们抱着混合赞美之情的几分害怕接待由加拉陪伴的我。我利用这种场合安置我的面包。一天晚上，在波利尼亚克伯爵夫人府上，听完一场音乐会，一群十分优雅的女人把我包围起来，我觉得她们特别受不了我的这类胡言乱语。我对面包的着迷使我梦想创立一个面包的秘密协会，它的目标是系统地把一些疯子变蠢。那天晚上，饮着一杯杯香槟酒，我阐述了它总的路线。天气极为理想，我们都呆在花园里。一些流星不断划过夜空。我觉得看到了我那些最美的女朋友在笑着，她们的灵魂就反映在她们闪光的首饰上。这些笑从非常美的麻木的嘴里迸发出来，三年来它们从没这么笑过了。另外一些女人克制着，因为她们发觉我可怕；或是只愿挂着几分怀疑微笑着，没思考过，不想装出完全领会的样子。这些笑像螺钿珍珠扇一样展开着，送来一阵令人快慰的清风，我有分寸地接受它，以便在轻浮和讽刺方面走得更远一点儿。确信已成功地吸引了她们的注意力，我便强调我的“秘密协会”的话题！这个计划很天真，我也知道这一点。可我无法不想到这个计划。人们求我继续讲下去：这个面包的故事是怎么回事？你发明了什么？大家怀着一种不正常的狂热态度笑了起来。我不得不让步??　　“要实现的第一点，就是烤一个十五米长的面包。假如有个尺码够大的烤炉，就没有什么比这更容易的事了。除了它的尺寸外，这个面包完全应当跟每个法式面包一样。第二点，要找到一处能安放它的地方。我认为得选择一处不太热闹的地方，这样它的出现会显得更加怪诞，因为唯有它那要让人变蠢的目标才是重要的。所以我建议把它放在王宫花园。在夜间，两队秘密协会的成员，要装成安装管道的工人，把这个面包运到这儿来。得用一些报纸包起它，外面再用绳子捆扎上。一些秘密协会的成员会租下一个朝向王宫花园的房间。他们的职责是观察和记录公众当面看到这个面包的各种反应，　　给人们提供详细的第一手报告。事实上，预见到这样的一次行动会在巴黎这样的一座城市中造成极其伤风败俗的后果，这是很正常的。在特定的场合下，尽管有用绳子捆扎着的报纸，某个人肯定能发现这是个面包。这个异乎寻常的东西就这样显露了出来，使人们不得不谨慎地对待它，人们将会把这个面包运进警察局的化验室进行分析。它含有爆炸物吗？没有。它含有毒药吗？没有。这是一个面包商的广告吗？是哪个面包商？不是，这也不是广告。渴望有难以解答的奥秘的报纸将夺取这个问题，社论作者将投入最荒谬的论战。有种看法把这视为精神病的表现，上层人士会认为这是真实的。好多论点将相互冲突起来。实际上一个孤零零的疯子无法烤这个面包，也无法单独把它运到王宫。要是这是个疯子，那么无论如何他就必定表现出实践的意识，他要获得一些助手的合谋和保密。因此，这是一个疯子或一群疯子所为的假设并没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似乎这确涉及了一种如谜的社会倾向的表现。不过既然谁都无法理解它的效果和它的意义，那又怎么来解释这面包象征着什么呢？这显然不会是共产党的一次暴动。它到底证明了什么？除了这个面包是神圣的，大家要它做什么？不，这大愚蠢了！把它设想为是学生们的一个玩笑，也完全无法说服什么人。一群超现实主义者的混乱状态和他们拙于实践的情况，同样会使他们无法搞出一个能烤十五米面包的烤炉。出于更有力的原因，学生们也不会干这件事。人们有可能会想到达利和他的秘密协会，不过那可能性仍然是极为难得的。各种争论还处在高潮之际，一件新事又会出现：在凡尔赛宫的庭院里出现了一个二十米的面包。一下子，新闻记者就会想出存在着一个秘密协会，用它来解释这第二个面包的出现。摄影师们将开始窥恻第三个面包的来临。不应迟迟不给他们提供第三个面包，这样才能使新闻本身感到焦虑并吞食越来越长的面包。同一天同一时，在欧洲的不少城市中，将会出现一些三十米的面包。第二天，美国的有线电报将宣布发现了一些陌生人把一个新的四十米长的‘法式’面包放在从萨伏依广场到圣莫里兹旅馆的人行道上??显然，这样的一些神秘展示会带来好处，它们诗意的效果无疑将是惊人的、并能创造出一种从未见过的集体歇斯底里和混乱的状态，它为了等级制君主政体的利益，系统地毁灭了这个理性世界的逻辑??”　　大家总是怀着高傲的优雅女人特有的专注和轻率的态度听我讲话。我差不多在各处都能看到所有女人在使用我的术语。“亲爱的朋友，我很想使你变蠢??”“两天以来，我无法确定我的里比多，你呢？” “我嘛，我去听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会。这真美妙！这真讨厌！这真是件丑行！” 我到处都辨认出我的句子和观念。那些东西是或不是“食品”。布拉克最近的那些画“纯然是崇高的”，如此等等。这些源于卡塔卢尼亚的丰富用语是我独有的，人们在两次社交界的闲谈之间，怀着幽默感从我这儿借用了它们。然而，我故弄玄虚的意义就像小小的寄生虫那样在他们的头脑里迅速地移动着。“得啦，达利，现在为什么是面包，总是面包呢？” “这个嘛，”我说，“亲爱的朋友，你应当询问的是偏执狂批判的方法。” 于是人们请我解释我偏执狂批判的方法，我发表的那些论文实在太费解了。我今天得承认当时我自己并不很明白这个发明会成为什么样子。它“超越了”我，正如我许多发现一样，我只能在后来才理解其中的全部意义。我一生都在听别人重复他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意思呢？” 有一天，我彻底挖空了一个面包头的内部，在里面放了个小佛像，用一些死跳蚤把它完全盖上。接着我拿了块木头堵住面包头的开口，抹上水泥，把一切固定住，并在上面写下了：“马的果酱”。这是什么意思呢？　　室内装饰家让米歇尔·弗朗克给我提供了两把最纯粹的 1900 年风格的椅子，我用一个巧克力板代替了其中一把的倚背，从而改变了它的面貌。随后我又用一只门把手接长它的一只脚，使它失掉平衡。另一只脚则永远插在一个啤酒杯里。我称这个不舒服的物品为“大气之椅”。所有看到它的人都感到很不舒服。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时我开始发起一场运动，大力宣扬超现实主义的物品、具有象征作用的荒谬物品，用来对抗讲述梦的东西、自动书写的东西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超现实主义的物品应当是绝对无用的，并且从实用的观点看，是绝对荒谬的。它以最大的可触知性体现着发狂个性的精神奇想。这些物品的出现和流传同有用和实际的物品展开了一场竞争，这种竞争是那么激烈，使得人们相信目击了一场愤怒的公鸡的战斗，正常的物品经常在战斗中被拔光了羽毛赶去。很难抵御超现实主义的巴黎人，在他们房间里迅速塞满了超现实主义的物品，初看起来，它们很不和谐，不过每个人都能用手去接触和操纵它们。人们来触摸裸体，井从我的井中汲取这一天主教的真理：物品是种“圣宠的身份”。超现实主义物品的风行，扫除了那非常令人烦的自动性叙述和梦的影响力。超现实主义物品造成一种现实的需要。人们不再想要“美妙他讲述的事物”了，他们想要用手制造的美妙的东西。”从未见过”，很快就引起中欧的超现实主义者、日本人和各国后来者的兴趣。大体而言，我用自己的物品杀死了最初的超现实主义绘画以及总的现代绘画。米罗说过：“我想谋杀绘画！”我暗中在绘画的两肩里给了致命的一击，从而帮他谋杀了绘画。然而我感觉到米罗明白我们的牺牲者是“现代绘画”，而非古代绘画；在最近重看过梅隆的收藏品后，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古代绘画的状态是极为良好的。满怀着对超现实主义物品迷恋之情，我在一些快镜照片的启示下，画了几幅表面上正常的绘画作品，我给它们添加了点梅索尼埃的东西。疲倦的公众立即上了钩，而我暗想着：“再等一下，别怕，我就要向你们讲出真情的??” 这个新时期不久就要结束了，我和加拉，我们在一个半月内为回到卡达凯斯存够了钱。我的威望已经相当稳固了。批评家们已经把超现实主义分为达利之前和达利之后的了。人们只依据达利来观看和判断??柔软、衰落的装饰、粘糊糊的东西、跟生命有关的事物、腐烂，这全属于达利。一件难以预料的中世纪物品，这是属于达利的。勒南一幅画中奇特或痛苦的目光，这是属于达利的。一部有着通奸的乐队指挥和竖琴演奏家的荒唐的影片，这还是属于达利的。已黎的面包不再是巴黎的面包了。它成了我的面包、达利的面包、萨尔瓦多的面包！我的影响的奥秘之一，就是它永远是奥秘。说到加拉的影响的奥秘，那就是它是双重的奥秘。不过我有保持奥秘的秘诀。加拉则有在我的奥秘中对我保持奥秘的秘诀。人们时常认为发现了我的奥秘：谬误！这不是我的奥秘，这是加拉的奥秘！我们缺钱这件事也是我们奥秘之一。大部分时光我们几乎一无所有，我们一直体验着由缺钱带来的苦恼。然而我们知道我们的力量就是不显露这个奥秘。别人的怜悯被扼杀了。加拉说，这种力量不在于唤起怜悯，而在于唤起羞愧。我们会死于任何人都绝不会知道的饥饿。“至死都保持天才和风度” 是我们的座右铭。我们很像这么一位没有东西吃的西班牙人，当中午的钟声敲响时，他回到家中，坐在空荡荡的桌前，既无面包也无酒。他等着别人吃完午饭。空旷的广场在无情的阳光下显出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人们从每扇窗子里看到那首先吃完饭的人正穿过广场。我们这位老兄在他认为恰当的时刻站了起来，唇间叨着根牙签，边剔着牙边在广场上漫步。人们必定相信他吃了饭，否则他不会塞住牙缝。　　一旦钱开始稀少了，就应当增加小费，决不让它低于中等水平。人们能省掉某些东西，但人们不能适应种种东西。人们能不吃，但不能吃得坏。从马拉加那时起，我成了加拉的学生，她向我揭示快乐的原则。她也使我懂得了全部的现实。她教会了我穿衣、下楼梯不数次跌倒、不丢钱、吃饭时不把鸡腿抛到天花板上、辨别我的那些敌人。她是宣告了我古典主义的平衡和匀称的天使。我并没丧失个性，就清除了束缚我的那些怪癖。我意识到了我的行动。生活能够把我变得坚硬，取代这种作法，加拉为我构筑了一个寄居蟹的壳，从而使我能把我的外部镶嵌当成一个堡垒，而在内部，我则继续在柔软和超级柔软中变老起来。于是在我决定画一些表的那一天，我把它们画成软软的东西。这经历了疲劳的一夜。我头痛，感到极不舒服，这种情况很少见。我们本应同一些朋友去看电影，但到了最后时刻，我决定留在家里。加拉跟他们一起出去了，我则早早就睡下了。我们是用一块上好的卡芒贝尔乳酪结束晚餐的，当我独自一人时，我在桌子上支着胳膊时呆了一会儿，想着这块稀乳酪的“超级柔软”所提出来的各种问题。我站起来，走进画室，依照我的习惯最后看一眼我的作品。我正在画的这幅画表现的是利加特港周围的一处风景，它那些岩礁仿佛被黄昏的透明光线照亮了。前景上，我勾勒出一棵截断的无叶橄榄树。这处风景应当作为某种观念的背景，可这是什么观念呢？我需要一个惊人的形象，但我还没找到它呐。我熄了灯，走出画室，这时我完全“看到了”解决的办法：两只软表，其中一只悲哀地挂在橄榄树枝上，虽然头痛，我仍准备着调色板，动手工作起来。两小时后，加拉从电影院回来了，这幅或许是我最卓越作品之一的画已经完成了。我让她闭上双眼坐在画的前面。“一、二、三，现在看吧，你会??” 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幅画，这回轮到我观察她了，她的面容反映着她那种惊奇的赞美之情。于是我确信了我的形象的效果，因为加拉从不会弄错的。“谁着过都会忘记的。” “那么，我们睡觉去吧。我头痛得很。我要吃点儿阿斯匹林。电影院上映什么片子？它好吗？” “我不知道，我记不起来了。”　　早晨，我收到一家影片公司的回绝信，我向它提交过一个认真准备的小脚本，事实上，这个脚本最为深刻地总括了我的各种观念。只读了最初几行，我就明白这是个否定的答复，我没再读下去。画完我的油画后，我更平静地　　拿起了这封信，从中我读到这些先生觉得我的观念非常好，可是这部影片不会“受大众欢迎”，因此不可能投入商业化的生产，无论如何，观众决不会喜欢这么有力地打乱他们的习惯。　　几天后，一个来自美国的家伙买下我这些软表，我给它们起了《永恒的记忆》这个题目。这个家伙举起两只黑色的大翅膀，它们就像格列柯的天使的翅膀。要是人们没看到他的黑色翅膀，那么作为补偿，人们决不会不注意到他的白麻布西服套装和他的巨大的巴拿马草帽。他名叫朱里安·列维，这个人想让美国了解我的艺术。朱里安·列维向我承认，他认为我的作品非常独特，但它是反大众的、也是卖不掉的。他要把我的画挂在自己的住宅里，供自己享受。《永恒的记忆》并没有证实这错误的预言，它被卖掉了，并一再被卖掉，最终进入了现代艺术馆，现在它无疑是该馆最受大众欢迎的画。我时常在外省看到一些绘画爱好者复制它，而他们见到的仅仅是它的一幅黑白照片。在食品杂货店和室内家具店，它也被用来招徕顾客！　　过了些时候，我出席一部所谓的喜剧片的放映式，这部影片重复了我那个小脚本的大部分观念。它是愚蠢的、制作得很拙劣，真是非常糟糕??我的“观念”显然是被糟蹋了。不过幸运的是这些观念不时把那些唯利是图者弄得要死了，因为在进行彩排前这些观念在他们手里爆炸开了。如同拉罗斯词典上的那位女子，我吹着我各种危险观念的花朵。但我只让它们有毒的病菌随风播撒。人们无法不受惩罚地模仿萨尔瓦多·达利。那胆敢这么干的人将死于它！虽然被偷窃、被诈骗、被抄袭，要是我无法挣钱，那么作为补偿，我仍然能感到我的威信每天都更加距顶峰近了点儿。经过这么多努力之后，我和加拉，我们将再去利加特港，几乎可以肯定有两个月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半月去西班牙，两周在巴黎，后者是为了在我们回来时静观情况的变化。自从我被家庭赶走后，父亲不停地追逼我，试图使我无法在卡达凯斯生活，仿佛我们只要一出现就是他的耻辱。到达利加特港后，我画了幅加拉的肖像，一对生排骨对称地在她肩上摆动着。这应意味（如我后来明白的）取代吃她，我决定吃一对生排骨。事实上，这排骨仿佛是我流产的赎罪的牺牲品，正如亚伯拉罕偏爱吃母羊和威廉·泰尔瞄准苹果一样。我好几次这样描绘我童年的肖像，把一块生排骨放在我头上，试图象征性地引诱我父亲来吃排骨而不是吃他的儿子。我的那些可食用的、肠腔内的、有助消化的图画在这天变得紧张了。我想吃掉一切并打算用煮鸡蛋建造一个可以吃的大餐桌，我甚至想雕刻一尊米罗的维纳斯像，这只需打碎蛋壳找到蛋白，一直挖到蛋黄就够了。这个夏天，我不仅想把一切全都吃掉，而且我也极为口渴。我相信烧酒（在巴黎时我曾不得不喝它来克服我羞怯的毛病）在胃的刺激中会发挥作用，多亏了这种刺激，我感到我那些北非的祖传意识复生了，这种阿拉伯人的口渴把他们带到了西班牙并使他们创造了阴凉处和喷水柱。　　像阿拉伯人一样口渴的我，也跟他们一样好争执。一天晚上，有人邀请我初秋到巴塞罗那，面对公众一试我的口才。我的演讲在巴塞罗那协会里举行，这是该中的知识中心。我决定用最强烈的粗暴方式抨击当地的知识分子，他们当时以发昏的无知态度在一种卡塔卢尼亚爱国主义环境中吃着草。我开始时故意迟到了一刻钟，以便我能发现面对着一群躁动不安的听众。没有开场白，我以萨德侯爵赞美酒神的颂词开始我的演讲，我把他当成一个知识的可耻丑行跟安杰尔·圭梅拉进行对比，圭梅拉死于几年前，我知道他是最受　　尊敬的一位卡塔卢尼亚分离主义的作家。我刚一说出：“这位伟大的鸡奸者、这个巨大的毛茸茸的败类，他名叫安杰尔·圭梅拉??”我马上就明白我的演讲结束了。歇斯底里的听众向我扔椅子，对讲台发动冲击，要是协会的工作人员不加以阻止，人们肯定会当场把我像石膏像一样打碎了。把我安排在一辆出租汽车中时，警卫们对我说：“你真勇敢！”事实上，我相信那天我表现得颇为镇定，不过真正的勇气属于替我承受打击的国民卫队这一方面。这件事又为我赢来一个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革命团体的邀请。 “在我们这儿，”主席说，”你能讲任何事情，而且越大胆越好。”　　我接受了邀请，只要求替我准备一个尽可能长的面包和一些能牢牢捆住它的皮带。演讲的那天晚上，我提前到了几分钟，照我设想的调整好演出的场面。他们让我看到一个非常令我满意的大面包。于是我向他们解释，在我漫谈的某个预定时刻，我会打手势并说出：“把它拿上来。”两名助手将带着面包出现，把它放在我头上，用皮带绕过我的腋窝牢牢固定住它。这个操作程序要极其严肃地进行。两名助手要能有种阴森森的表情，那就更好了。我以刺激人的优雅方式打扮起来，我出现在讲台上时，立即受到暴风雨般的欢迎。掌声终于把口哨声压了下去。有人说：“首先，要让他讲话！” 于是我讲话了。这回不是萨德侯爵的颂词，而是我的一份讲稿，我滔滔不绝他讲着，最粗野最露骨的下流话，一些接着一些，我一生中从没这么讲过。无疑，这是首次有人敢于当众讲出这些话。我保持着亲切自然的语调，仿佛我在谈下雨和好天气。一种普遍的不安控制了易动感情的和人道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听众，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曾想到：“今天我们要去听这个达利、这个讨人喜欢的有着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人的奇谈怪论，他具有让他的同类吼叫的天赋，听他谈话我们会很开心的。”于是他们携带着妻子女儿来了。我的漫谈持续着，下流话同某些关于卡尔·马克思、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思想混在一起了。但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那些下流话，它们终于使一位像圣哲罗姆那样消瘦、严肃和漂亮的无政府主义者站起来打断了我，他庄重地提请我注意我们并非在窑子里，而且听众中还有一些妇女。我回答他一个无政府主义中心不再是一所教堂，而我自己的妻子也在场听我讲这些话，他们的妻子同样也可以听我讲这些话。我的回答一下子使人们静下来，可是我以自己特有的、而且还是亵渎神明的赤裸裸方式讲出了一连串新的下流话，使整个大厅中的听众像狮子一般吼叫起来。坐在讲台上，我难于分清这吼叫意味的是愤怒还是快乐。我认为最适当的心理时机到了，我朝呆在幕后的助手打了个手势，他们抬着面包出现了，引起的惊异之情超出我的所有希望。当把这个长面包固定在我头上时，喧闹增加了，井开始变成一场普遍的殴斗，受到这种普遍的歇斯底里的感染，我开始背诵我写的一首关于”腐烂的驴子”的卓越诗歌。一位面孔红得像龙虾的白胡子无政府主义医生，被真正的精神病大发作折磨得发了狂。要有十来位男人费很大力气才能制止他。人们能轻而易举地想象出，在这场全体参与的最后事件之后，晚会就在一片大混乱中结束了。组织者们都显得很满意。他们走过来跟我说： “你或许做得有点儿过分了，不过这真精采！” 一位男子走近跟我讲话。他的心灵似乎很健全，可却具有种相当令人难耐的犬儒主义味道。他嚼着从一个圆锥形纸袋里拿出的薄荷叶，他的手指甲被污垢弄得那么黑，真让我困惑。“我，”他对我说，“我整个一生都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我只吃禾木科植物，有时再吃只兔子。我喜欢你，不过还有一位我更喜欢的人，要是我对你讲出来，你不会相信的。因为我本人也不相信他是约瑟夫（显然这是指约瑟夫·斯大林）。相反，另一位，希特勒，要是你刮去他一点儿表皮，你就会在那儿发现尼采。这个希特勒是个 morros de con，他独自一人踢一脚就能让欧洲完蛋。而我，我才不在乎他们的欧洲呢。你明白吗？”离开我之前，他给我看他的薄荷包，并狡黠地着眼睛补充了一句： “敬礼。大胆行动吧！” 这时在思想领域巴塞罗那达到了极为混乱的境地，同它相比，巴别尔塔的混乱就显得有点儿孩子气了。出现了各种派别，它们彼此分裂、冲突，一眨眼就转变了，每过一天普遍的仇恨便加重了一点儿。有三个共产主义党派，其中每一个都自认是唯一正统的；有三四个很少区别的托洛茨基主义派别；有一些不问政治的工会组织；有一些社会主义的工会组织；有好几个或多或少从属于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联合会的无政府主义团体；有纯粹的斯大林主义者组织；有分离主义者组织；有左翼的共和主义者团体；如此等等。这种情况是左派方面的，因为右派方面也同样不和。大家都预感到不久西班牙将会发生某种惊人的事情，发生一场大洪水，大主教、三角钢琴、腐烂的驴子将倾泻而下。一位费格拉斯的农夫当着我的面找到了关于国家形势的确切定义：“如果政治继续这么发展下去的话，那么我们终将陷入一潭无法拔脚的泥浆之中，哪怕耶稣基督本人正好降临人间，也会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时光！”我们一回到巴黎，就从贝克尔街七号搬到高盖街七号。我觉得这幢现代住宅是建筑家们发明来惩罚穷人的。而我们就是穷人！无法据有路易十五的五斗橱，我们为朝阳的大窗洞选择了一些镀铬的桌子，一些到处摆放的镜子。加拉具有一种天赋，能在她一到来后就使一切焕发出光彩。可这种近乎修道士般的朴素却唤起了我对豪华事物的爱好之情。我觉得自己就像是长在浴室里的一棵柏树。我第一次体验到人们在巴黎等我，我的不在造成了一种真空。可怎么继续下去呢？我在巴塞罗那的两场演讲治愈了我残存的反常的极度羞怯的毛病。我现在明白了我能随心所欲地激起公众的热情和疯狂，我有种日益增长的欲望，想让自己感到在接触一个“新的肉体”，一个没受到战后污染的新国家。这就是美国！我想去那儿，带上我的计划，把我的面包放到这块大陆上。朱里安·列维刚刚给我寄来一些剪报，它们都是关于他才在纽约用我的软表和另一些借给他的画举办的一个小型展览会的。并没卖掉什么画，可这个展览会显示出一种理解，它远比欧洲批评家的理解客观，也远比他们熟悉情况。在巴黎，人人都进行判断，并且从他的美学偏好出发宣布一种唯一的观点。在欧洲，我仅仅被一些相互拉扯攻击的支持者包围着。在美国，这种内战还没有触及到人们。那在我们这里已经揭示出未来悲剧梗概的现象，在他们那里只是一种消遣。美国的立体主义，除了具有一种已经结束的经验意义之外，从没有什么重要性。远离斗争、不偏不倚、既没获得什么也没失掉什么、既无要捍卫的也无要攻击的，美国人能使自己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本能地看到那最令他们印象深刻的人，也就是说看到我。在欧洲，当人们认为美国不会有诗的直觉和理智的直觉时，人们就错了。要是他们没犯错误，这并非由于传统或趣味，而是由于一种返祖性的审慎。美国凭它尚未受损的生物学的深刻的基本力量选择的，要比凭经验和心灵选择的好。它知道自身缺什么、它没有什么。而它在精神领域所缺少的那一切，我将用我偏执狂的作品带给它。　　我开始形成的关于美国的观念，通过我跟纽约现代美术馆馆长艾尔弗雷德·巴尔的会见得到了证实。我在诺埃尔子爵府上的一次晚宴期间认识了他。他是个苍白的年轻人，脸色很不好。他那断断续续的动作很像觅食的鸟儿在一跳一跳。实际上，他寻觅着当代的各种价值并明智地区分出良莠。他对现代艺术的知识让我觉得难以置信。熟悉了永远无视毕加索的法国各博物馆馆长，我发觉他更出色。巴尔夫人预言我如果亲自去美国，我在那儿的未来是闪光的。我和加拉已经决定了这次旅行。唉！没钱怎么办呢？　　这时，我遇到一位美国女人，她在艾尔门农维尔森林买下了太阳磨坊。列耐·克列维尔向她介绍了我们并把我们带到她家吃中饭，这是在她那套巴黎的住房里。这顿午餐，除了台布和盆碟是黑色的，一切全是白色的。要是拍张照片的话，负片就像是正片。我们吃的东西全是白色的。大家只喝奶。窗帘、电话、地毯都是白色的，女主人本人一身白色的穿戴。她马上就对我的秘密协会的想法发生了兴趣，我们决定建造一个能烤十五米面包的烤炉。艾尔门农维尔的面包师傅对“古怪的事物”很感兴趣，他将参与这个秘密。这位美国女人是那么白，要是人们给她拍照的话，她就会形成一个黑色的负片，她的名字叫卡列丝·克罗斯比。每个周末，我们都被请到太阳磨坊去。大家在布满虎皮和填着稻草的鹦鹉标本的马厩里用餐。在二层楼，有一个巨大的图书室。每个角落都有冰桶，里面放满了香槟酒。总有不少客人，这些人是感到在这儿正“发生着什么事情”的上流社会人士和超现实主义者。一架唱机不停地放送着科尔·波特的《黑夜与白昼》。《城市和乡村》、《纽约人）的最初几期落到了我的手中。我痛快地吸收着显示给我的一阵阵印象。 “我要去美国，我要去美国??”这件事具有了顽念的形式。加拉劝慰我。“一旦我们有点儿钱，我们马上就动身??” 可恰恰在这时，一切变得越发糟糕了。彼埃尔·柯尔通知我我们的合同结束了，他的经济状况不允许他重续合同。钱的忧虑加重了。会购买达利作品的收藏家已有了太多达利的作品，不能梦想再吸引他们购买什么了。正如我某些书的出版使我只剩下一小伙朋友一样，利加特港耗尽了我们全部能动用的资金。我发觉我经济上的各种可能性减退了。我并不屈服，变得愤怒起来，这是一种有所抑制但却不间断的愤怒。自从马拉加那时以来，我曾决心挣一大笔钱，可我还没能做到这一点。等着瞧吧！我大怒了，我不断地大怒！在街上，我扯下我大衣的钮扣，用牙咬碎它们，我跺着脚，仿佛打算沉人人行道的碎石路面里。　　一天晚上，经过一天无效的奔走，我正回家之际，在爱德加·基内大道的附近，我看到一个失去双腿的盲人，他坐在一辆小车里，用手转动着橡胶车轮，带着种奇特的卖俏姿势行驶着。穿过街道那一瞬间，他停在人行道边不动了，拿出一根小小的探路棍使劲敲打路面求人帮忙。这个家伙的无礼和自信中有种让人反感的地方。他要求人们帮他穿过街道。人行道上空荡荡的，我是唯一的过路人。在很远的地方，只有一位盯着我的妓女。我走近这个盲人，朝他车子后部狠狠踢了一脚，用尽全身力气推它。车撞在对面的人行道上，这个机灵的瞎眼家伙本会朝前跌下去的，但他预感到这一打击，用双臂　　紧夹住车子不放。他僵硬地保持着受到凌辱的尊严，像旁边的煤气路灯一样纹丝不动。轮到我穿过街道，走过去注视他的面孔。无疑他明白了我就是刚才推他的人，因为他马上改变了态度，不再是愤慨了，而是像他的身体条件要求他的那样，变得谦恭温顺起来。于是我懂了，要是我跟这个瞎子要钱，哪怕他小气也会给我的。　　就是这样，我发现了要穿越大西洋该做的事。由于我本人既不缺腿也不瞎眼，更非丧失权利地位的可怜人，我不用竹竿无礼地敲打路面，央求陌生人让我航行在这个把我与美国分开的海洋上。不，我没陷入卑劣的境地。恰恰相反，我放射着灿烂的光辉。人们不会来帮助一只老虎，哪怕它是饥饿的，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只有从这个瞎子手中夺过竹竿，在我四周敲打。我没瘫痪，我只需行动。　　用我剩下的那一点点钱，我在去纽约的下班大型客轮尚普兰号上预定了两个座位。它三天后启航。必须弄到能使我们付清船舱费及在纽约至少维持两周生活所缺的款子。三天内，我配备着瞎子的象征性竹竿跑遍巴黎，这根竹竿在我手里变成了愤怒的魔杖，我无目的地乱敲着，达那厄的神话重现了。摇晃了三天命运女神的权杖后，她终于决定乐一乐，于是一阵金雨使我确切地预见到了出发。这之后，我感到那么疲乏，就像我连续六次做爱似的。我担心误了船，这使我在这艘穿越大西洋的客轮启航前三小时就来了。我死死盯着我的手表和我们的搬运工，我一直怕他背叛我们。加拉握住我的手，让我镇静下来。我知道我只有上了船才会安心。我到了船上，一些记者和摄影师围过来，请我下来到火车头旁拍几张照片。我非常担心船在我摆姿势时启航，不得不向记者提出一种荒谬的解释：“火车头跟我并不相称。不是我太高了，就是它太小了。”　　一旦上了尚普兰号，我担心误了美国之行的情绪并没完全消失，我们刚到公海，我就深深感到对海洋空间的真正恐惧。我一直注视着大陆的沿岸，我觉得船的呻吟和劈啪声更为可疑。我发觉这船太大了，太不好操纵了，难以逃避一场灾祸。每次警报演习时，我是旅客中最认真的人，比别人提早一刻钟扎好了救生带。更糟的是，我迫使加拉跟我一样关注这件事，这使她气恼，也使她笑得流出了眼泪。每次她回到舱中，就会看到我把救生圈带子绑在身上躺着读书。我将是一次海难的牺牲者，一想到这种情况我就浑身发抖，我用指责的目光看着那些公务人员，我觉得他们那么不当回事真有点儿不可思议。我经常喝香槟酒，给自己壮胆，驱除晕船，幸运的是，我并没晕船。卡列丝·克罗斯比也在乘尚普兰号旅行。她为没能在艾尔门农维尔实现我们十五米长的面包的计划而懊悔，她跟船长谈起这件事，要求他为我们派人烤一个尽可能长的法式面包。安排了我们同船上的面包师联系，他答应给我们做一个内部用根木棍加固的二米五十的面包。第二天，在我的舱内，我收到了这个用玻璃纸包裹得很华丽的面包，我想这会让那些来采访的记者惊讶。船上所有的人都惊异地谈着这些没教养的不知趣的记者，他们嚼着口香糖，不停地向你提出一连串问题。每个人都声称找到躲避他们的办法，可这不过是虚伪罢了，因为所有的人都非常渴望受到记者的采访。我恰恰相反，不停地重复着： “我很喜欢广告，要是我有幸让记者了解我是谁并向我提出各种问题，我就把我的面包给他们，就像圣芳济各跟鸟儿做的那样。” 这似乎很没意思，以致我的那些对话者不禁皱着眉头、撇着嘴把这种情况告诉了我。可我仍固执地问每个人： “为什么你相信我的面包会在记者身上产生最大的效果？” 我除掉包着面包的玻璃纸，用报纸包住我的面包，以便使当着摄影师和记者的面打开它时会更高兴??我们到达了纽约，在填写登陆所需的表格时，有人通知我和记者们在我的客舱里等我。我遇到狄奥根尼遇到过的那种令人困惑的事，他从酒桶里裸体走出来，大白天拿着点燃的蜡烛，没有谁问他要寻找什么。说到我，没有一位记者跟我提任何一点儿有关我面包的问题，我一会儿把这个面包挟在手臂里，一会儿把它像根大棍子似地立起来。相反，他们似乎十分了解我的个性、我的作品和我私生活的细节。　　“您刚画了一幅您夫人的肖像，有两条烤熟的排骨在她肩上摇晃，”其中一位说，“这确实吗？”“这是事实，不过那些排骨不是烤熟的，它们是生的。” “为什么？”“因为加拉也是生的。” “那么为什么要把排骨和您夫人放在一起呢？”　　“我喜欢排骨，我也喜欢我的妻子，我没什么理由不把排骨和妻子画在一起。”这些记者确实胜过他们的欧洲同行。他们对“荒谬的事物”抱着一种冷静而又强烈的兴趣，并且非常熟悉他们的职业，完全明白什么能给他们提供 “故事”。他们对耸人听闻事物的敏锐嗅觉立刻把他们引导到每个问题的核心，以便从中抽出将成为几百万饥饿的读者精神食粮的东西。在欧洲，记者揣着已写好的文章去采访。他只是去那儿证实他所想的或他的报纸所想的，而把分辨他说的是真还是假的工作留给了读者。欧洲具有“历史感”，但没有新闻意识。我们到达美国的那天，记者们经过清晨的狩猎，带着他们胜利地抛向天空的一对排骨和令人满意的猎物回去了。当晚，大家吃着生排骨；我知道至今在远离纽约的地区人们还在继续啃着我的骨头??我走上尚普兰号的甲板，一眼就看见了纽约，它呈现着灰绿和脏乎乎的白颜色，就像一个巨大的哥特式羊乳干酪。由于我喜欢羊乳干酪，我欢呼道： “纽约在向我致敬！” 接下来，轮到我向它那真正宇宙般的宏伟气势致敬了。纽约，你是一个埃及！不过你像一个颠倒的埃及，因为法老们树起了死亡的奴隶制的金字塔，而你树起了战胜它的民主制的金字塔！第二天早晨六点左右，在圣莫里兹旅馆第八层楼里，我经历过一场涉及情欲和狮子的长长的梦之后醒来了，眼睛虽然完全睁开，可我还惊奇地听到在睡眠中追逐我的狮子的吼叫声。我觉得这些吼叫声同野鸭的叫声和另一些难以分辨的动物叫声混合在一起。除了这种情况外，差不多就是一派彻底的静寂了。我曾预想会是一个充满可怕的嘈杂声响的城市，而现在我在这儿却发现了一种狮吼都难以穿透的静寂。给我端来早点的楼层侍者是个加拿大人，法语讲得好极了。他向我证明我的确听到了狮吼。因为我们位于中央公园动物园的上方。事实上，我从窗子里看到了那些笼子，甚至还看到了在水池中嬉戏的海豹。　　我一天的各种体验，恰好系统地驳斥了纽约是个“机械的现代化城市” 的陈词滥调，这是欧洲先锋派美学家们希望当作反艺术的纯洁范例强加给我　　们的。不，纽约不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或者说至少它不再是这样的一座城市。纽约不喜欢现代主义。　　由公园路的一所房子（它的立面就开始强烈地显示着反现代主义的精神）起，我开始了一系列的午后鸡尾酒会。这幢楼是新的，一队配备着黑烟枪的工人把过于白的墙壁涂成能显得年代久远的色彩效果，使它们具有那种特殊的巴黎色调；而就在这时，欧洲的建筑家们、勒·柯布西埃们和其他一些人则在发现浮华的新材料方面碰破了头，为了模仿所谓的纽约光彩，他们没把这些材料弄黑。刚一进入电梯，我就注意到这一惊人的情况：并没用电照明，只有一只粗大的蜡烛作为全部的照明设备。在楼梯间深处，挂着一幅相当熟练的埃尔·格列柯的复制品，四周用西班牙红天鹅绒边饰装潢着。我觉得这种天鹅绒是真的，可能是十六世纪的。而这并非一切。这个套间也没让我失望，在这儿可以看到哥特式的东西、西班牙文艺复兴的东西、一幅达利的作品、两架管风琴??　　整个下午，我用来参观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其他套间和旅馆的房间。我们从一处鸡尾酒会到另一处鸡尾酒会。有时，好几个鸡尾酒会在同一大楼里举行，这造成了一些动人的混乱，我不通英语的情况更加重了这些混乱。我从中得到这样一种总印象：纽约是座无电的城市，人们只用蜡烛来照明。在用电灯照明的场合，处处都用路易十六式灯罩，羊皮纸手稿或贝多芬乐谱来抑制电灯的光线。晚上，我参观了一座疯狂的电影殿堂。它装饰着从《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到卡尔波的小雕像等最不同的青铜艺术品，装饰着从讲述小故事的绘画到用令人惊异的镀金线脚框住的油画。一股泉水从一群最恶俗的白鹭中涌出来。另外还有一些管风琴、一些管风琴、到处是一些管风琴??睡觉前，我由一位戴着大礼帽的非常讲究礼节的公谊会教徒陪同着，在圣莫里兹的酒吧里喝了最后一杯威士忌。我碰到他时，他正在哈莱姆区的肮脏夜总会里偷偷地花天酒地。他再不愿离开我，讲着法语，让我猜他想向我吐露的一个秘密。加拉也预感到这一点，因为她天真地跟他说：“我确信你生活在一种同超现实主义者相近的精神状态中。　　这个人轻松了起来，向我们讲了他是某个完全独创的通灵论派系的公谊会教徒。他的每个朋友都不了解这个秘密，但由于我是个超现实主义者，他打算向我泄露这个秘密，因为他明白我会理解的。多亏了最近的一种发明，这个派系的成员与死人讲了话。这种谈话只能在死亡后的四个月内进行，在这段时间内，死者的灵魂留在死亡的地点。加拉问了一些更精确的情况。这位通灵论的公谊会教徒等的就是这个，以便能进一步说明：　　“我借助一个橡胶吸盘，把一个小的铜号固定在墙上。就是这样，从我父亲死后两个月来，我每夜在睡前跟他讲话。”我让他明白同死者谈话的时间临近了，我们该分手了?? 在纽约的第二夜，我在睡前通过想象重睹了与美国初次相会的各种细节。不，一千次不，纽约的诗意并不存在于他们曾想使我们理解的那种事物中，尤其是不存在于洛克菲勒中心的严格直线条建筑中。不，纽约的诗意是古老而又激烈的，就像世界的诗意，就像永远不变的那种诗意??　　连续许多个早晨，我臂下挟着面包独自一人到纽约街头散步。有一次我走进五十七街的食品杂货店，要了份荷包蛋，面对着大家的惊愕，我从我那个大面包上切下一小块，就着荷包蛋吃下去。一些人迅速围住我，向我提出　　各种截然不同的问题，可我并不能理解这些问题。我耸耸肩，羞怯地微笑着，作为对他们的回答。　　我的面包渐渐变干变小了。到该摆脱它的时候了。可在哪儿摆脱它？一天上午，我走到瓦尔多夫—阿斯托里亚旅馆门前时，它裂成了两块，钟敲了十二下，这是幻想的时刻，我决定去塞尔特屋吃午饭。我打算穿过街道之际，滑倒在地上，两块面包落在老远的车行道上。一名警察跑来扶起我。我转过来去看那块面包在哪儿。它们已经不见了！一丝痕迹都没留下，它们的隐没对我一直是个谜。既不是警察、也不是行人把它们拿走了。我十分不安地感到这涉及了一种发狂的主观现象，面包就在我眼皮底下的某个地方，而我却由于一些感情因素没能看到它，这些感情因素此后我必然会确定的。　　这次意外事件是一个发现的出发点，我答应到巴黎索邦大学用“无形的面包”这一能引起联想的标题来揭示这个发现。在这个报告中，我介绍并解释了那些突然看不见某些东西的现象，某种据其遗忘症性质难于发现的消极幻觉。人看不见他所注意的一切，这并非一种平平常常的疏忽现象，而是一种幻觉现象。随意诱发它的能力显然会使有形的实在变得看不见了，并使偏执狂的魔法具有了它最有效的一种武器。所有发现就这样得到了一个不由自主的出发点。哥伦布在寻找相反的地点时发现了美洲，炼金术士们在研究点金石时发明了合金，而我则在寻求论证面包的顽念时刚发觉看不见它了。我无法用一种满意的方式在我的”无形的男子”的肖像中解决的，正是这同一个看不见的难题。人所不能做到的事，面包却能做到！我在朱里安·列维处举办的展览是次巨大的成功。大部分画找到了买主，新闻界，尽管好斗，同样承认了我画家想象力的天赋。我必须乘清晨两点离港的诺曼底号重返欧洲。动身的前一天，卡列丝·克罗斯比和她的几位美国朋友，为了向我表示敬意，下午在红公鸡组织了一场“如梦的”舞会。这次庆典在美国很出名，它接着在外地不同的城市里引发了一系列类似的庆典。主题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梦”的这场舞会，使一些美国人头脑中萌发出的疯狂奇想得到了宣泄。我本人在这个领域内几乎不会感到惊异了，可那晚在红公鸡举办的舞会上显示出的粗野和疯狂也让我感到吃惊。一些社交界的妇女头上套着鸟笼，身体的其余部分完全裸露着出现了。另一些妇女装扮出吓人的毁容和伤疤，把一些保险别针插在皮肤上，厚颜无耻地剥去了她们的美。一位苍白瘦长的、颇为风趣的妇女，在她的缎子连衣裙中央佩戴着一个“活的”嘴巴。一些眼睛长在面颊上、后背上、腋窝下，就像可怕的肿瘤。一位男子，穿着带血迹的长睡衣，头上平稳地顶着一个床头柜。他打开床头柜门时，一群蜂鸟飞了出来。在楼梯中央，以不稳定的均衡方式放置了一只装满水的浴缸，水随时都可能溢出来，令来宾们担心。晚会期间，有人把一头巨大的剥皮公牛拿进客厅，一些拐支撑着它被剖开的肚子，里面塞满了十来台留声机。加拉扮成“美丽的死尸”出现了。她头上放了个如实模仿婴儿的玩偶，一些蚂蚁吞食着它的肚于，一只闪着磷光的螯虾紧夹着它的脑子。　　第二天，我们天真地动身去欧洲，我说天真地，这是因为我们一到巴黎，我就了解到“如梦的”舞会引起了纷纷议论。事实上，当时劫持林白家孩子的人和《小巴黎人》的记者正受到传讯，德鲁西·德·萨尔斯先生，在他每日的乏咪报道后，觉得拍发画家萨尔瓦多·达利妻子头上平稳地顶着林白婴儿带血的形象参加舞会的消息是最妙的办法。他描述了纽约这场闻所未闻的事件，除了他并没有别人目睹过这一事件。作为回报，这一新闻在巴黎传遍　　了各界，造成一种真正的惊愕。我不再能自己做主了。从此，超现实主义将越来越混为一体，很快就仅仅成为我一个人了。此外，团体也解体了，整整有一个乱党追随着路易·阿拉贡的口号，这位神经质的小罗伯斯庇尔，盲目地朝着共产主义演变。我提议制造一个由摆满一杯杯热奶的摇椅组成的思想机器的那天，危机爆发了。阿拉贡愤怒地说：“结束掉达利那些怪念头吧！热牛奶应当给失业者的孩子。” 布列东，了解到共产主义派系显示出来的这种令头脑糊涂的危险性，决定把阿拉贡及其支持者驱逐出去，这些支持者包括布努埃尔、于尼克、萨杜尔等人。列耐·克列维尔是唯一真诚的共产主义者。他在其智力平庸的行程中，不打算追随阿拉贡。然而他也跟我们的团体保持着距离。不久之后，由于无法解决战后意识形态的那些难题的戏剧性矛盾，他自杀了。克列维尔是自杀的第三位超现实主义者，从而证实了这一运动在它开始时提出的讯问： “自杀是种解决的办法吗？”我回答不是，我非理性活动的延续决定着这个不是。另一些人沉浸在咖啡馆露天座的长篇大论中，慢慢地自杀了。就个人而言，我对政治从不感兴趣。我发现它是轶事的、可悲的，甚至是危险的。相反，我研究宗教史，特别是研究我日渐感到是“完美建筑”的天主教。巴黎、利加特港、纽约、巴黎、利加特港，我在不断的旅行中远离了团体。我在巴黎的那些次出现，使我有机会无数次出入社交界。非常富有的人总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样利加特港的穷人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有不富不穷的人没引起我什么反应。那时，在超现实主义者周围聚集着一些小资产阶级、一伙难于适应洗澡的气味相投的家伙，我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他们。每月我去看布列东三次，每月我跟毕加索和艾吕雅见一次，但从不同他们的弟子会面。可我每天早晚都能看到上流社会的人士。大部分上流社会的人士都没显示出聪明才智。然而他们的妻子都佩戴着跟我的心一样坚硬的首饰，身上洒着大量的香水，欣赏着我所讨厌的音乐。我一直是名天真而又狡黠的卡塔卢尼亚的农夫，一位国王栖息在这个农夫的身体里。我是自命不凡的，无法摆脱明信片上撩人的形象，它表现一位挂满了一大堆首饰、戴一顶华丽帽子的裸体女人，正拜倒在我肮脏的脚下。这就是我内心里深深向往的事啊！我又犯了一次优雅病，它跟马德里那次很相似。我觉得优雅是一个精致时代的有形象征，是宗教童子军的军号声。实际上，没什么能比时装更富悲剧性、更虚妄的了。正如 1914 年的战争由莎耐尔小姐象征一样，艾尔莎·夏帕列里的服装店宣告了未来的战争，这场战争将清除红色或白色的社会主义革命。我又一次是那么正确！几年后，以夏帕列里时装和达利作为掩护，穿着厚颜无耻地模仿的衬衫，沾着沙粒的头发上缀满刚在法国扯下的树叶，德国军队进入了比亚里兹。夏帕列里店铺的灵魂是贝蒂娜·贝格利，她很像螳螂，她也明白这一点。她也是巴黎最好幻想的女人，她是前驻莫斯科和安卡拉大使加斯东·贝格利的配偶，加斯东·贝格利是位绝无仅有的人，他继承了北欧人的蓝眼睛和一种司汤达式的智慧。贝蒂娜与莎耐尔小姐和鲁西·塞尔特（穆第瓦尼公主的亲生女）一起，尽管有死亡有分离，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　　伦敦带给我一种拉斐尔前派精神的光彩，我无疑是唯一能辨别和品味这种情况的人。彼得·沃森最爱好建筑和家具。他买下了最让人想到罗赛蒂作品的每一件毕加索的作品，而毕加索本人并不知道这件事。极为富有的爱德华·詹姆斯理所当然地买了一些达利的作品。贝纳斯爵士像潜水员那样用幽　　默的盔甲保护自己，他毫无表情地出席波利尼亚克公主在她那由霍塞—玛利亚·塞尔特装饰的大客厅里举办的高质量音乐会。在塞尔特第一位妻子米西娅·塞尔特的家里，烧煮着巴黎最有营养的闲话。在玛丽—露易莎·布斯凯特的家中，每星期四晚上，在一间宁静的灰色沙龙里，人们品尝着另一些闲话、文学的和社交界的闲话，我有时在这儿见到沃拉尔，甚至还有保尔·波瓦列特。在春天，波利尼亚克伯爵夫人家里，天气非常美妙，人们在花园中听到客厅里在演奏一首弦乐四重奏曲。客厅里，蜡烛照亮着那些雷诺阿的作品和一幅具有不吉利的食粪性的芳丹—拉图尔的无比的色粉笔画。各种小蛋糕、糖果、甜食陪伴着一切。在诺埃尔子爵夫人家里，情况则与此相反，这儿是文学和绘画的对位、黑格尔的传统、巴伐利亚的路易二世、居斯塔夫·多雷、罗伯斯庇尔、萨特和达利。我们在这儿如鱼得水，但比在别处更庄重。还有雷金纳德·费洛斯夫人家的舞会和晚宴。人们在这儿没看到她穿柯克多为她设计的连衣裙、没听到格特鲁德·斯坦因讲话，真感到双重的沮丧。福西涅—路辛日亲王和亲王夫人具有最无可争辩的“态度”，这种态度几乎跟那西班牙风度、那“外貌”同样强烈。在亲王夫人身上，这种态度是奥布里·比尔兹利异国情调的优雅形象有点儿变质的残渣。她总穿着一种我不了解的会残暴压迫时装的过时服装。正如她的过时仿佛属于新闻一样。她是具有最确切的巴黎式优雅感的女人。　　波蒙伯爵和伯爵夫人保管着整个这一世界戏剧的钥匙。进入他们家中，就是进入剧院。看到桂在管风琴银光闪闪管子上的一幅毕加索灰色时期（原文如此——译者）的作品，就足以了解到这一点了。艾蒂安·德·波蒙像戏剧的主角那样讲话，穿着极为昂贵的麂皮鞋。每一舞蹈编排的策划、加基列夫的策划和其他俄国芭蕾舞的策划，都诞生在他那树上桂着一些假花的花园里。人们能不受损害地在他们家见到玛丽·罗兰珊、德·拉·罗克上校、列奥尼德·马西纳、谢尔盖·里法尔（他疲惫死了，就像是尸体一样）、格布尔特拉的土邦主、西班牙大使和超现实主义者。巴黎的“上流社会”变成了各类人大混杂的场所，它预示着 1940 年的战败。受到大众欢迎的、失败主义的、粘糊糊的费尔南代尔的牙床，以一种迷人的方式同身穿最精美的勒隆长裙的娜塔丽·帕菜公主高贵的、幽灵般的苍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亨利·伯恩斯坦在这种卡萨诺瓦式的风流夜总会的昏暗光线下，面对着一盘意大利面条，以富于预言性的闲话，讲出一种犬儒主义的和感伤的结局。贝贝·贝拉尔的胡子，继我特有的胡须之后，是巴黎最聪明的画家的胡子。他到处游荡，胡子上沾染着鸦片，身上有种混合了勒南味的罗马末期的颓废气息。在这个仍装点着对路易十五各种回忆的巴黎（以阿尔图罗·洛佩斯家族的一对阿兹台克人和巴西人的夫妇为代表），一切都为拉斯普廷作风、贝贝—花花公子派头、加拉—达利方式做好了准备。除了他那些稀有的卓越绘画之外，贝拉尔身上有三种我觉得是美妙动人的情况：他的肮脏、他的目光和他的聪明。鲍利斯·柯沙诺怀着愤怒和坚定的态度，刮掉了他的哥萨克式胡须。他“照亮了”俄国的芭蕾舞，他道过歉，迅速地吃着，在餐后点心端来前就匆匆走掉了，无疑他将到别的地方吃餐后点心。他满脸通红时，面孔就变成鲜红色，同他雪白的礼服衬衫形成强烈的对比，他好像是一面法国国旗。霍塞—玛利亚·塞尔特具有十分鲜明的耶稣会式的西班牙人的智慧。他让人在距利加特港三小时路程的地方建造了一幢住宅。勒—马—容格无疑是欧洲最贫穷也最奢华的地方。我和加拉，我们去那里呆了几周。夏末，巴黎的整个团体都跑　　到那里，我们在那儿度过了一些日子，它们不过是对这无法模仿的辉煌战后岁月的一种怀旧式回忆。　　这种受到萨尔达那舞蹈音乐和布拉瓦海岸的各种海上景观摇晃的狂喜生活，不幸被发生在帕拉莫斯到费格拉斯的公路上的一场车祸打断了。阿历克斯·穆第瓦尼王子和蒂桑男爵夫人因此而丧生。阿历克斯的妹妹鲁西，受到悲伤的折磨，四年后也去世了。要衡量我多么喜爱她，只需说她跟收藏在海牙博物馆中的那幅维米尔的少女肖像如同两颗珍珠一般相似就足够愿人们不要急于太肤浅地判断战后的这个绝望而又浪漫的欧洲的主角们。在重审那些动不动就自杀的诗人和上流社会的妇女之前，要先过掉一个世纪。我们中间很少有人会在大灾难后活下来，而我们热爱的这个大陆将沉没在既无纪念也无光荣的当代历史的废墟中。　　第十二章牙齿间的光荣——大腿间的苦闷—— 加拉发现并鼓舞我灵魂的古典主义　　我第二次美国之行，是所谓的“光荣”正式开始了的一次旅行。在开幕式当天，我的所有的画全买掉了。《时代周刊》在封面上登了曼·雷为我拍的一张照片，并加上了如下的标题：超现实主义者萨尔瓦多·达利——一棵柏树、一位大主教、一片从窗口飘出的轻如羽毛的云彩。在不少场合，都有人告诉我这份杂志的出版，可在我收到它时，我非常失望，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份发行量很少的杂志。只有到了后来，我才了解到这份杂志的惊人影响，全美国都在读它。我一下子成为众所周知的人物。人们在街头拦住我要求签名。从美国最偏远的角落给我寄来不少信件，各种荒谬的提议像雨点般向我扑来。　　作为一种示范，我同意在邦威特—泰尔商店的玻璃橱窗搞一个超现实主义的阵列，所有别的商店随后也采用了超现实主义的样式。我在那里布置了一个人体模型，头是用红玫瑰做成的，指甲是用鼬毛做成的；在一只桌子上，我摆了一部螫虾形的电话；在一把椅子上放置着我著名的刺激性欲的无尾常礼服，我在常礼服上又摆了八十八只小玻璃酒杯，里面灌满了绿薄荷酒，杯中插着鸡尾酒的吸管。这件上装刚在伦敦的超现实主义展览会上获得巨大的成功，在那儿，我藏在一件潜水服里发表了一篇伟大的演说。贝纳斯爵土负责租借这件服装，有人打电话问他达利先生打算潜到多深的地方。贝纳斯爵士以同样严肃的态度回答：“潜到无意识的深度，随后他马上就上来。”　　“先生，很好，”出租人继续说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给他放上一个特殊的潜水帽。”我穿上潜水服，一名专家来把潜水帽牢牢地封好。铅靴显得很沉重，我几乎抬不起脚来。两个朋友帮忙把我硬拖到讲台上，我穿着这套怪异的服装出现在那儿，手中紧紧牵着两只白色的猎兔狗。伦敦的公众肯定特别恐慌，因为全场一片静默。有人成功地让我坐在麦克风前，因为我终于了解到我无法在潜水服的玻璃后面讲话。此外，我这时感到要因室息而昏倒了，我不得不匆匆招呼我的朋友卸下潜水帽。不幸，那位专业工人刚悄悄地走掉了，无人知道怎么动手。有人试图撕开服装，于是用一把锤子敲打起螺栓来。每一敲打，都让我相信自己要死了。公众听说这涉及到一场各个细节早已规定好了的哑剧，突然热烈地鼓起掌来。但在我露出头来，像垂死的人一样面色惨白地出现之际，我每一行动都缺不了的这富于戏剧性的一面令大家激动不己。这次不由自主地成功和我在伦敦展览会（52）上更自觉的成功，表明了对我来说一切将会更好，这些成功本应使我兴奋，但并不是这样，而是我成了一种无法形容的消沉的牺牲者。我想尽快回到西班牙去。一种难以克服的疲倦压在了我那总保持警惕的歇斯底里之上。我受够了人们从窗户里丢出来的柏树、大主教、软钢琴、螫虾电话、潜水服，受够了广告和鸡尾酒会。我想马上重见利加特港，在那儿我最终能做些“意义重大的事情”。　　我们在十二月的一个黄昏到达了利加特港。我从没有如此深地了解这处风景的闻所未闻的美。在这次已开始的居留期内，我打算好好地领略每一秒钟，可是一种沉重的苦闷敲击着我的太阳神经丛。第一夜，我无法入睡。第　　二天，我沿着海边漫步。在伦敦、纽约、巴黎度过的最近几个月的辉煌生涯，在我看来是那么遥远、那么不真实了。我无法确定令我心情沉重的东西的性质，也无法确定那些理由。发生了什么事？你已有了六年来所渴望的东西。你来到了你的利加特港，这处你在世界上最偏爱的地方。你不再可耻地操心金钱了。你能开始把时间花在你那些最伟大的作品上了，那些你从心底里想着手进行的作品。你身体非常健康。你可以自由地在人们向你提供的各种戏剧或电影的制作计划中进行选择??要是加拉还没因那使你额头出现皱纹的事情而心绪不宁，那她就会是幸福的。　　我为了对抗这毁了我的各种幻象的苦闷，突然开始愤怒地倾诉起来。一点儿用也没有。就连那些最令人放心的论证也没用。如果这种情况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我就只有哭泣了??　　加拉多次劝我用冷水浴镇定我的神经。我脱掉衣服，投入被冬天催眠的海滩那透明冰冷的水中。裸露着身体站在像夏天一样灼热的阳光下，我感到苦闷继续在我的肉体里升起??加拉喊我去吃午饭，我打着哆嗦本能地把一只手放在胸口上，把另一只手放在生殖器上，从我的生殖器上散发出一股好闻的味道，我觉得这是我本人死亡的味道。顷刻之间，我感到我命运的全部重量和它那己腐烂的肮脏断手都压在我大腿间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向加拉解释了一切。“我一无所有。我知道我的光荣就在那儿，像奥林匹斯山的无花果一样成熟。我只有咬紧牙齿，嚼着品味它。我毫无理由这么苦闷。然而这种苦闷却越来越浓重了，我不知道它来自何方，也不知道它会走向何方。不过它强烈得让我害怕。这就是我所有的：我毫无可害怕的，而我怕害怕，怕会害怕这件事就令我害怕！”从远处，我瞥到了身强体壮的丽第娅的身影，她穿着黑衣服，坐在我们家的门槛上。一看到我们，她就站了起来，哭着朝我们迎来。跟儿子们共同生活变得令人无法忍受了。他们不再捕鱼，不停为他们的镭矿争吵。他们不伤心时，就在可怕的发作中殴打她。她遍体是伤。一周后，人们不得不把这两个儿子关进赫罗纳的疯人院。丽第娅到我们家里哭了整整一个下午。拉蒙·德·海尔莫撒又来看我们。可我发觉他身上爬满了太多的虱子，我终于只好禁止他走近住宅了。丽第虹每晚把我们的剩饭带给他。我们的女仆开始在厨房里一个人自言自语。一天早上，她裸露着上半身，戴了一个纸帽子，爬到屋顶上。她疯了，我们被迫找人接替她。我怕害怕的心情变得明显起来：我担心发疯和死掉。在疯人院中，丽第娅的一个儿子死于营养不良。我几乎马上担心起不能吞食了。一天晚上，我真落到了这种地步！我不能吞咽了。我再也睡不着觉，苦闷得衰弱起来。白天，我无力地跑出去，躲在那些等待地中海沿岸北风停息的渔夫中，他们不幸的故事让我摆脱了一点困扰我的那些念头。我向他们打听害怕不害怕死，他们并不害怕。“我们，”他们说，“我们已死了一大半了。” 一位渔夫从脚下切去一大层老茧，另一位蹭着化脓的手上的痂盖。加拉给我拿来一些美国杂志，我读到了优雅的女人擦上达利的胭脂，格布尔特拉的土邦主的妻子刚出现在花园聚会中，戴着一颗有如流动在天然蔷蔽花上的大水珠的钻石。年纪最大的渔夫瓦尔托萨放了个没完没了的屁，开始说：　　“我再不想吃章鱼了。我妻子有种该死的怪癣，喜欢在章鱼里放许多油，这让我反胃。”　　　　“不是这么回事，”另一位说，“这是由于你前天吃的蚕豆。蚕豆会使你在两天后放屁的！”　　我让人拿来一些香槟酒，我们在海滩上，边吃海胆边喝香槟酒。风还要整整再刮三天。　　“加拉，到这儿来，把坐垫挪到我旁边，握住我的手。我相信我要睡着了。我不那么苦闷了。在这个时候，这里的天气很好。”　　听着那持续下去的模模糊糊的轻声谈话，闻着这些具有荷马式灵魂的渔夫的浓烈气味，我终于睡着了。我醒来时，他们已离开了。风似乎也停息了。加拉关心着我的睡眠，担扰着我的复活。像一个蛹，我被想象的一层层丝裹住了。应当撕破它们，让已变化成的、活生生的、真实的我精神偏执狂的蝴蝶飞出来。没有加拉，我的各种“牢监”、这些我变形的条件，就会威胁我，要成为我本人的棺材。　　“起来，前进吧，”她命令道，”你还没获得任何成功。等待就是死亡！” 只要我不能把超现实主义与传统结合在一起，作为超现实主义者的我的光荣就毫无价值。我的想象应当转向古典主义。这是一桩有待完成的工作，而我的余生不足以完成它。加拉说服我相信自己能完成它。不要在我微小的成功中停滞不前，我应当为那些意义重大的事情去奋斗，第一件事就是要把我生活的体验古典化，赋予它一种形式、一种大体演化论、一种综合、一种永恒的建筑。第十三章变形——死亡——复活叮咚，叮咚?? 怎么回事？这是历史的大钟在敲响。加拉，这口大钟在说什么？一些“主义”响过一刻钟后，就要敲响一些个体的时刻了。萨尔瓦多，那是你的时刻。战后的欧洲使自己垮于各种缺少政治的、美学的、道德的严密性的“主义”和它们的无政府状态。欧洲垮于缺乏综合和信仰的怀疑主义、武断、软弱、不定型。由于它已咬了专门化的禁果，它相信了解一切并信任那属于“集体的”一切无名的懒惰。我们所吃的就是我们的粪便。欧洲已吃了一些“主义”和一些革命。它的粪便有战争的色彩和死亡的气味。它忘记了幸福是个人和主观的东西，忘记了它可怜的文明在废除各种限制的借口下已成了它自由本身的奴隶。卡尔·马克思写下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是历史将很快证明唯物主义是最浓缩的仇恨的毒药，人民终将会因为它而在现代生活的纠缠人的、气味难闻的、肮脏不堪的地铁中窒息死亡。加拉促使我对到意大利旅行发生了兴趣。我每天都觉得有着帕拉第奥和布拉曼特的文艺复兴建筑是人类精神在美学领域内所获得的最完美和最出乎意料的成果。我想看看和摸摸这智慧的具体体现。加拉同样让人动手在我们的利加特港住宅上建造个三层，这样就在这儿有了另一种手段，它使我能对外界感兴趣，使我能排解苦闷，使我能恢复自信。“不可能像古人那样重新学习。”我说，”技巧的所有痕迹都消失了。我甚至再没有时间学习像以前的人那么描绘。我从没达到某个勃克林的技巧。”可坚持不懈的加拉，用无数充满灵感和热情的坚信论断，向我证明了我能变成另一个人，一个与现在我这个“最杰出的超现实主义者”不同的人。我们把时间精力全花在欣赏拉斐尔作品的复制品上。在他那儿一切都恢复了正常，而且是在一种极为完整的综合程度上，我们同时代人都没注意到这种情况。战后的分析性近视分解了整个“古典的作品”，在牺牲掉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把每个分析出来的因素当成了自身的目的。战争把人变成了兽。他们的感觉衰竭了。人们只看到那放大的和失常的东西。炸药发明之后，人们就不注意那没爆炸的一切了。人们本来尽可以在拉斐尔、彼鲁基诺、彼埃罗·德拉·佛兰切斯卡面前睁开眼睛，而他们却只通过契里柯的那些图解性小册子了解透视的形而上的忧郁。愿人们能想到德尔夫特的维米尔已经不同他超级的视觉清晰性在一起了！这种超级的视觉清晰性以其客观的诗意和独创胜过了所有诗人加在一起的充满隐喻的浩大辛劳。一件古典的作品运用一切也包含一切，它是各种价值的等级化总和。古典主义意味着整合、综合、天体演化论，而不是分散、实验、怀疑主义。它眼新古典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的不断“回归传统”无关（人们看到这种情况一点一点地从瓦砾堆中、从对各种“主义”的反感中涌现出来），恰恰相反，它是对我“征服非理性”的经验的强有力肯定，是对加拉使我恢复的信仰的经验的强有力肯定。　　这些想法必然成为我应邀在巴塞罗那发表的一次演讲的内容。离开利加特港之前，我们跟给我们住宅加顶的屋面工和泥瓦匠一起喝了杯酒。他们正在争论政治问题。　　“在那些有趣的事情中，”一位说，“在那些我认为是有趣的事情中，无可怀疑，最有趣的就是无政府主义，也就是极端自由主义的共产主义。它确实是种很有趣的想法，可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我也会满足于一种按照我的趣味略加修正的相当自由的社会主义。”　　“而我，”另一位说，“只有一种事情让我喜欢，这就是完整的不受约束的爱。一切的恶都来自人们无法尽情做爱。”　　“至于我，”第三位说，“唯一令我喜爱的事物就是不问政治的工团主义，为了它，我在什么事情面前都不会后退，就连推翻有轨电车也不会让我后退，这是我已有过一些实践的事情。”　　“既非工团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第四位说，“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共产主义和斯大林式的解决办法。”　　“当然，我赞成共产主义，”第五位答道，“不过还应当明白除了我这种真正的共产主义之外，还有五种不同的共产主义。无论如何，斯大林分子已证明了他们屠杀自由人，同法西斯分子一模一样。”托洛茨基主义的问题摆在大家面前了，不过不如内战期间那么尖锐了。对这些人具有意义的，首先是闹革命。什么还没说的泥瓦匠工头做了结论： “你们愿意我向你们讲这一切会如何结束吗？这将由一位军事独裁者来结束，他将使我们大家缩成一团，让我再也没有喘息的机会??”　　我们一到巴塞罗那，就了解到形势要变糟了。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的炮弹几乎到处爆炸。午后宣布了总罢工，城市显出了极其阴森不祥的样子。曾把现代艺术介绍到巴塞罗那的老画商达尔茅，在那天组织了我的演讲会，钟敲五点时，他叩着我们在卡门街租的房子的门。“请进！”我喊道。　　我从忘不掉达尔茅突然出现时的样子，他的白胡子乱糟糟的，头发竖了起来，呼吸急促。显然，他有急事要告诉我们，可他却一动不动呆立在门前，他裤子的开裆大敞着，他在那里面放了一份我请他带给我的杂志。我在封面上能看到“超现实主义革命”这几个字，稍微歇息了一会儿（这一暂息使他能欣赏到他没扣扣子的出现造成的惊异效果），他通知我们：“你们得赶快溜走，巴塞罗那就要下雹子了。”　　我们把下午余下的时间用来找一位肯开车把我们送到边界的汽车司机，再就是为弄份通行证进行一些必要的活动。街道上，民众拿着武器，一群又一群闹事者跟假装没看到他们的骑在马上的阴沉的国民卫队交错而过。在内务部，我为了通行证不得不足足等了两小时，不时人们停止打字，在窗口安置机关枪。妇女们用卡塔卢尼亚的旗帜缝制着担架布。传来了孔帕尼斯将宣布卡塔卢尼亚共和国成立的消息。　　每时每刻都有可能遭到雹子的猛烈袭击，尤其是如果军队首先采取行动的话。我在等待证件之际，认出了办公室里的两位卡塔卢尼亚分离主义的领袖巴狄亚兄弟。他们两人一顿一顿的悲剧性动作和预示着死亡的苍白肤色，使他们跟布斯特·基顿相似得很。事实上，几天后无政府主义者就杀死了他们。我的通行证到手了。我又见到了达尔茅，他花了极大一笔钱，好不容易才替我们找到一位司机和一辆汽车。我、加拉、达尔茅、无政府主义司机，我们都被迫呆在一个小便处，来确定旅行的费用。　　“我预先考虑了一切，”这个男人从口袋里抽出一面卡塔卢尼亚小旗，对我们说，“这面旗去时用。”接着他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拿出一面小小的西班牙国旗，补充道： “这个回来时用，因为正规军肯定会把革命镇压下去。再者这个问题也与我们无关，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不过是西班牙和卡塔卢尼亚之间的算帐罢了。我们的时刻还没到来。你们听到的这些炮弹声是我们的，但我们爆炸它们只是为了练练手艺。在那有尸体的地方，我们定要为了我们的名声给它添加一些尸体。仅此而已。伟大的重磅炸弹的日子还没到来呢（56）??” 我们出发了。平时只用四小时的旅程，由于经常碰到一群一群要我们出示安全通行证的武装人员的拦截，我们花了三倍的时间才走完。大多数闹事者处在一种危险的狂热状态中，我们之所以能继续我们的行程，这主要得归功于这位无政府主义司机的能言善辩。中途，我们停车在海边的一个小村庄加油。人们在这儿的一个大“盎沃拉特”下狂舞着，一个临时乐队演奏着《蓝色的多瑙河》。有些少女和小伙子拥抱着在散步。布满灰尘的白色公路上，翻倒了一个黑色的酒桶。从咖啡店敞开的门能窥到两个成年人聚精会神地打着乒乓球。加满了油，司机对我们说：“现在请你们原谅，出发前我得去换一下橄榄水。” 他消失在咖啡店里，回来时一只手扣着裤子，另一只手背擦着下巴。他刚一口喝干了一杯茴香酒。一个打乒乓的人没接到球，他把球捡起来，跟另一位打乒乓的人熟练地打了几板，然后朝我们走来。 “赶快上路吧，”他说，“收音机刚广播了孔帕尼斯宣告成立了卡塔卢尼亚共和国，巴塞罗那街头已经打了起来。”　　在盎沃拉特下面，乐队第三次开始演奏《蓝色的多瑙河》，除了在一辆汽车旁争论的一群武装人员外，一切都显得平静正常。争论的声音很大，连我们都能听到，争论的问题是要弄清向我们开枪好不好。无论如何，他们一致同意从加拉箱子的性质上寻到挑衅的因素。可我们的司机没工夫等他们做出决定，开始非常愤怒地破口大骂起来，结果他们恭敬地散开了。第二天，我们在法国边境的塞尔白尔车站的一家旅馆中醒来。报纸宣布起义已被镇压下去，那些首领不是死就是被关进了监狱。卡塔卢尼亚共和国只活了几小时。我们刚经历过十月六日这历史性的一夜。从此以后，我只能把历史性的一夜想象成如下的一种面目：你险些因一点小事就被枪杀的一夜，有人打乒乓球，而低级乐队不倦重复演奏《蓝色的多瑙河》的一夜。达尔茅往巴黎给我们写了封信，告诉那位司机在返回的途中于巴塞罗那城关被一阵冲锋枪扫射死了。　　显然，我没有历史的灵魂和感情。事件越发展，我就越感到自己不关心政治、越成为历史的敌人。我既太超前又太落后了，但可以肯定我不是那些打乒乓球的人的同代人。内战的预感萦绕在我心间。我一回来，就动手画了一幅题为《内战的先兆》的画，我在这幅画上表现了一个巨大的人体，它的手臂和大腿乱堆在一起，发狂似地交缠着。　　在伦敦、在萨伏依吃宵夜的期间，内战的最初一些消息赶上了我。我点了一些清水炖荷包蛋，它们让我想到那个海边村庄的乒乓球。那些打乒乓球的人和他们的乒乓球不断纠缠着我。我跟坐在旁边的伊戈尔·马尔凯维奇说　　用清水炖荷包蛋打乒乓会多么可悲，甚至要比用死鸟打网球还糟。鸡蛋进行了报复，它们让我用牙咬得咯咯响，就像它们掺了沙子一样。萨伏依的厨师与此毫无关系。爬上我嘴的是造反的西班牙的非洲沙子。只有一种利用它的办法，那就是痛饮香槟酒！　　然而我并没喝香槟酒。我进入了一个艰苦的禁欲主义时期，它将决定我的风格、我的思想和我痛苦的生活。燃烧中的西班牙将以一种美学照亮这文艺复兴的戏剧。它将给受到各种意识形态的戏剧和各种道德与艺术的不安折磨的战后欧洲摆上祭品。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举着写有“死亡万岁”的旗帜扑向火焰，而他们的对手则在只需两个字母“FE”的传统旗帜指引下向前冲去。一下子，从被意识形态的蛆和害虫啃了一半的西班牙的尸体中央，突然显现了隆起的伊比利亚的生殖器，它就像一座塞满了仇恨的白色炸药的大教堂那么巨大。埋葬、挖掘！挖掘、埋葬！要重新挖掘！这就是在这个焦急不安的西班牙中产生的内战的肉欲。人们将看到西班牙能受苦、能让人受苦、能埋葬、能挖掘、能杀人、能让人复活。要找寻传统就得扒开土地，要做到重受国家藏在它深处的珍宝的诱惑，就得糟蹋一切。人们会在挖掘特鲁埃尔地区的情人们时使肉体复活，人们会在相互残杀中相爱。总有一天，一位民兵会带着一名十二世纪修女的木乃伊进入一家咖啡馆。他再也不愿跟这个木乃伊分离，将把它作为壕沟中的吉祥物拿走。我的一位老朋友会看到下葬的高迪身体，一根绳子套着他的脖颈，由兴高采烈的一个顽童拖在巴塞罗那的街道上。他可能会补充一句，高迪好像涂了防腐香膏，保存得很好，哪怕他脸色显得不太好。其实，这并没什么可让人吃惊的，因为他已经死了二十年了。在维奇，士兵们每天下午把大主教的头当足球踢??整个受难的西班牙升腾起一股气味，这是香火的气味、烧焦神甫的气味、受磔刑宗教肉体的气味，它混合着私通人群的汗水的强烈气味，并伴随着死神。无政府主义者体验了他们从不相信的梦想。他们走进公证人的办公室，在桌子上大小便。在许多村庄里，人们建立起极端自由的共产主义制度，烧掉了钞票。内战既没能改变我各种观念的进程，也没能改变它们的升华趋势。它只是更强烈地把整个革命的可怖深嵌在我心上。我也不想成为一个“反动派”，因为我像惰性物质一般无所反应。我想仍旧成为达利。在我周围，舆论的鬣狗狂吠着，希望我表态：成为希特勒分子还是成为斯大林分子；不，一百次不。我是达利分子，只是达利分子！到死我都是这样！我不相信任何革命。我只相信传统的崇高品质。要是革命有利于某种事情的话，那就是通过它抽搐的痉挛，重又恢复了传统失掉的各种因素。通过内战，人们将重新恢复西班牙特有的真正的天主教传统。大家怀着信仰的骄傲和勇气战斗，无神论者和教徒、圣人和罪犯、挖掘者和埋葬者、刽子手和受难人，全都是如此。因为大家都是西班牙人，来自属于各民族中的贵族的这样一个种族。从战争一开始，我伟大的朋友，“不幸死亡”的诗人费德里柯·加西亚·洛尔卡就在佛朗哥分子占据的格拉纳达遭到了枪杀，这座城市是他的故乡。赤色分子贪婪地夺走了这一事件，为着他们自身的利益，不择手段地利用它。太无耻了！尤其洛尔卡是大地上最不问政治的诗人。他作为革命混乱的赎罪牺牲品象征而死去了。这三年间，人们并非出于观点而杀人。人们是因个人的理由而杀人，因个性的理由而杀人。在我看来，洛尔卡具有转卖和出租的个性，这尽够使他在所有别人之前被随便哪位西班牙人射杀的了。　　他的死和内战的各种反响令巴黎激动不已，这些情况使我决定离开一阵子。我动身去意大利，在我的祖国察看死亡和毁灭时，我则在察看未来之谜、文艺复兴之谜。这场战争过后、显露在天际的欧洲大灾难过后，我应当成为第一位宣布文艺复兴这一词汇的人。　　我的意大利之行，被接近我的人愚蠢地解释成是我思想轻浮和我浅薄的一个例证。只有几位密友猜到了，恰恰是在这次旅行期间，我的灵魂投入了一些最严酷和最关键的战斗。我在罗马漫步，手里拿着本司汤达的著作，为我本人也为司汤达，对想重现凯撒的城市的现代罗马平庸的资产阶级深感气愤。新城市的各种都市化的需求毁掉了各个时代真实的活生生罗马的不可思议的神话。人们刚开辟出一条直达梵蒂冈的长长的现代林荫大道；过去要经过一些迷宫般的肮脏小巷，才能面对梵蒂冈的雄伟规模，从而使心灵受到震撼，这种情况不见了；现在人们提前一刻钟就瞥到它了，这就像国际博览会建筑师的可怜头脑构想的那样。　　我在罗马度过了漫长的一季，诗人爱德华·詹姆斯邀请我到他家去，他的家在一座花园旁边，据说瓦格纳就是在这座花园里获得他《帕西发尔》的灵感的。我已想到我的幽灵般的《疯狂的特利斯坦》了。随后，我移居到古罗马广场的贝纳斯爵士家中，我在这儿度过了两个月；接下来在西西里岛短暂的逗留期间，我找回了一些我的卡塔卢尼亚和非洲的记忆，我画了《非洲印象》。我根本不了解罗马社交界的生活，我的孤独以及加拉几乎就是一切了。我仅仅见过几位难得的英国朋友。葛莉塔·嘉宝由列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陪同，当时正在意大利旅游；一天晚上，我碰到她独自一人参观朱理教皇别墅的伊特鲁里亚博物馆。她缺乏优雅的样子和她相当皱巴的大衣让我吃惊，昨夜，在贝纳斯家中有人谈到过她缺少媚态。我不认识她，没向她问好，是她首先非常可爱地朝我微笑，使我不得不低头致敬，接着继续在博物馆里参观。刚一出来，我就发觉她跟在我身后。我特地随意转了几个弯，可我发觉她一直在我身后几步远的地方。我觉得这种不像真的情形有点太滑稽了。该跟她重聚还是该逃掉？人群这时向墨索里尼演讲的威尼斯广场拥去，夹在骚动的人群中，我们很快就动弹不得了。在阳台上，领袖讲完了结束语，人群在每一停顿时就朝他热烈的欢呼。看到嘉宝满怀激情行法西斯礼，我感到非常惊讶。她坚持不懈地望着我，仿佛在责备我不伸直手臂敬礼、仿佛在责备我太扭捏。终于人群闪出个缺口，她来到距我不过一米的地方，一些大腹便便的罗马人墙挡住了她。嘉宝向我做了个我不理解的手势，拿出一些明信片，从那些举起的手臂缝隙中向我展示它们。我觉得整个这件事就是反常和令人烦恼的。那些明信片表现了罗马的名胜，她用手把它们弄成扇形一张张给我看。我突然受到了震动。在这些关于这座永恒城市的风景中，我看到一张极为色情的照片。接着又是一张，随后她带着假装的纯洁神态，用一种优雅的害羞动作合拢了这堆明信片。真无法让人相信！我死死地盯着她的眼睛，明白了我虚构的故事。她只是我误入歧途的想象的葛莉塔·嘉宝，再者她跟这位明星肉体上也很少相似之处。这个女人是位裸体模特儿，是我的一位模特儿的朋友。她一定是从那位模特儿处了解到我收集色情画。她碰到我，在博物馆里认出了我，想向我提供她本人的收藏，于是就追赶着我。　　这个明显的混淆令我不安。我的脑子有了问题。一些时候以来，我犯了一个又一个错误。加拉发现我太孤独了，把我带到了山区；在接近柯尔蒂纳和奥地利边界的特列—克罗西，我们住在一家旅馆。她从这里回到巴黎呆了　　十五天，把我一人留下来。就在这儿，我收到来自卡达凯斯的环消息。无政府主义者枪杀了我三十来个朋友，特别是利加特港的三名渔夫。我该决定重返西班牙继续我这些自己人的命运吗？我始终呆在房间里，一直担心加拉不在时我会生病。我得补充一句，四面八方环绕的山峰真把我迷住了。或许应当去西班牙！但那时，我应当加紧享受我所有的健康，以便在这一牺牲的过程中拥有最大限度的活力。我怀着恐慌，严格地照料着自己，为了一点点不正常的粘液，我就匆忙往鼻子里滴几滴药水。我白天都花在漱口上。最微小的丘疹或湿疹全让我慌恐，夜晚我擦抹护肤霜。由于监视疾病和担心炎症而不停地摸着阑尾，我再也睡不着了。我细致地检查我的粪便，心跳着像挂钟一样准时走进厕所。六天来，每当我坐在那儿，看到那挂在墙上的白色马约里卡陶器粘着一大块鼻涕，我就心神不安起来。除此之外，厕所是清洁的。只有这块鼻涕让我恶心。最初我注视着别处，装作没看到它，可它越来越强迫我注意它。这块鼻涕显然是有暴露癖的东西。它卖弄风骚地紧紧缠着那个马约里卡陶器，我不妨冒昧说一句，不可能不看到它。另处，它还是块相当干净的鼻涕，具有略带绿味的美丽的珍珠灰色，中间有点儿棕色。它末端呈尖形，从墙上翻立起来，好像撩拨人们对它采取行动似的。六天过去了，而我却无法同我的顽念做斗争。第七天，我开始行动。这块鼻涕破坏了排便给我带来的那种满意的快乐。我鼓足勇气，用一块薄纸裹住食指，用最猛烈的动作捏着这块鼻涕，想把它弄下来。一股难忍的疼痛袭上我的手指。这块鼻涕像针一般坚硬，刚深深刺入了我的肌肉。血立即涌流出来，疼得我泪水直流。在我的房间里，我想用双氧水给自己消毒，不过最严重的是一部分鼻涕仍贴在指甲下的皮肉上，我不知怎么能弄出它来。疼痛有所缓解，可出现了阵阵刺痛。感染开始了！我像死人般面色惨白，下到餐厅，跟旅馆老板说明我的情况。从我开始住到这儿起，这个人就尽力亲切地同我讲话，可我十分冷淡地回答他，使他无法再继续下去。面对着我这么意外的新态度，他殷勤地连声回答我。他希望仔细看一下我的手指。“别碰它，”我说，“请只看别碰。这严重吗？”　　“这东西好像扎得根深，”他说，“可这是什么？是木刺吗？是根针吗？” 我没回答。我怎么回答呢？我不能跟他泄露这块微黑的东西是鼻涕。只有萨尔瓦多·达利才会遇到这种事！一块鼻涕嵌入了这只变得发紫的手的皮肉，必须在破伤风感染身体其他部分前把这只手切下来。　　我回到房间里，躺在床上，陷入最阴暗的绝望之中。内战的任何一种折磨都无法同我这天下午经受的这一想象的酷刑相比。我想象着手被切了下来。怎么处置它？有装手的棺材吗？要立刻埋掉它吗？我从没这样生活过：总想着跟我分离的手将在一个匣子里腐烂。极度痛苦使我浑身冒冷汗，我站起来奔向厕所，跪在那儿查看鼻涕的碎屑。事实上，我发现并查看了它们。怎么搞的！它不是鼻涕。它不过是一滴干的胶水，无疑是安放马约里卡陶器时掉下来的。　　我的恐惧一下子无影无踪了，我能从指甲中除掉那深深嵌入的碎屑了。这之后，我美美地睡了一大觉。醒来时，我明白我不会去西班牙了。我死里逃生。仿佛是羽斯曼小说中的主人公德·艾珊特（他在动身前，完美地想象出到伦敦的旅行，结果他不需要去那儿了）一样，我刚体验了内战的所有暴行。无想象力的人感到需要周游世界或等待欧洲的战争以便形成对地狱的观　　念。至于我，呆在原地，碰到一块鼻涕，而且还是一块假鼻涕，就足够做到这一点了。第十四章佛罗伦萨——慕尼黑到蒙特卡罗——邦威特— 泰尔——欧洲战争重起——莎耐尔小姐与卡尔维特先生之战——回归西班牙——里斯本—— 发明拍摄思想的机器——宇宙论——老鸦企属植物叶的永久胜利——文艺复兴　　保尔·艾吕雅提出过一个纹章的铭文：“靠谬误和芳香生活。”经过葛莉塔·嘉宝和鼻涕的谬误之后，我了解了“预知力”的芳香。我越在直接和普通的事情方面出错，我就越能看清未来。　　我们刚在佛罗伦萨附近租了一个别墅。在柏树的环绕下，我重又获得一种相对的平静。我的好朋友莎耐尔小姐，当时正在西西里游历。一天晚上，我突然感到她患了斑疹伤寒，我立刻给她写了一封信：“我非常担心你患斑疹伤寒。”第二天，我收到一份米西娅·塞尔特的电报，告诉我莎耐尔在威尼斯病得很厉害。我跑去看她。她患了伤寒，在发着高烧。加基列夫之死的回忆让我们都很害怕。　　床头柜上放着个卡普里大贝壳。从此以后，并没什么明显的理由，我便总把卡普里同发烧的念头联系在一起，反复说着：“在卡普里，风景总是发着高烧。应当用它的岩洞治愈卡普里的毛病。”　　我吩咐从病人房间里拿掉这个贝壳。随后有人来量了体温，体温突然恢复正常了。从此，这样一个问题始终纠缠着我，那就是想知道加基列夫死的那天在他的桌子上有没有一个卡普里贝壳。我相信巫术，确信天体演化论或超验的每一新尝试需要以巫术为依据，需要重新恢复那种指引过帕拉塞尔斯或雷蒙·吕尔等人头脑的精神状态。偏执狂批判对我的感觉摆脱不掉的那些形象的解释，对撒满我日程中的那些偶然事件的解释，对伴随着我各种无意义行动而来的时常具有“客观偶然性” 的那些现象的解释，这一切都不过是向各种符号、各种占卜、各种预兆提供” 客观严密性”的尝试而已。要是我不时能预告某些即将发生的事情，那么作为报偿，加拉便是一位真正的通灵者，是一位从该词的科学意义上来说的通灵者。她从不会搞错，并以一种惊人的准确性抽出牌来。就是这样她预言了我父亲一生的确切经历，预言了克列维尔的自杀，预言了德国的宣战。加拉相信我的木片，这是在我们最初的一次散步期间，我有一天在克鲁斯海岬的岩礁上发现的。从此以后，我们始终没放弃这个达利的护符。有一次，我把它遗忘在伦敦的科文特花园，但第二天又找回了它。又有一次，它被卷在纽约圣莫里兹旅馆的床单中送去浆洗了，为了找回它，得把全部脏床单翻个遍。这个木片在我这儿具有了古怪的神经官能症的形式。每当我想摸它时，我就忍不住要这么做。就连现在我也不得不从桌边站起来去触摸它??看哪，行了！一瞬间，我的烦恼就缓解了。　　在有这个木片之前，我受到各种不像是真的古怪毛病的侵袭。尤其是睡觉的仪式，已达到了精神错乱的程度。抽屉全要关上，东西都要均衡地放在安乐椅上，门要半开着。稍微违反一点儿这想象的规矩，都迫使我再起来把一切安排好。现在只要我能在想的时候摸到这个护符，它就会使这些怪癖全消失掉??九月的秋分将给我们带来慕尼黑的危机。尽管加拉的纸牌向我们证明这还不会是战争，可我们还是谨慎地离开了意大利，来到位于蒙特卡罗附近的罗克布鲁纳的拉波萨，住在柯柯·莎耐尔的家里，我在她那儿呆了四个月，相伴的还有大诗人彼埃尔·何维地。何维地是立体主义者那一代的全面的诗人。他是“粗重的”、反知识的、完全跟我相反。这是个使我们争辩并加强我们各自观点的绝好机会。我们把“研究问题”称为是我们交战的乐趣，就像两只公鸡那样。在这期间，我写了我的《生活奥秘》的大纲，准备了我在纽约的展览，并画了《希特勒之谜》，这是幅很难阐释的画，我仍然抓不住它的意义。无疑它是由慕尼黑之后纠缠着我的那些梦的移位构成的。我觉得它的价值是预言性的。这幅画清楚地宣告了欧洲将经历的那种中世纪时期。张伯伦的雨伞以一只阴险的蝙蝠的面目出现在画布上??　　我到达纽约时，第五大道的商品陈列并不太令我惊奇。大家全试着变成达利。邦威特—泰尔又请我重新布置两个橱窗。我接受了，因为我觉得这有助当众证明什么是真达利什么是假达利。但我提出了一个条件，我有权怎么想就怎么做，该商店的负责人接受了这个条件，他们让我跟陈列主任李先生联系，他对我极为亲切。我讨厌现代的人体模型，这些可怕的女人体太硬了、太缺少食用因素了，而且鼻子翘得很滑稽。我需要肉体，人造的和过时的肉体。我们去一家老商店的顶楼发掘 1900 年时期的蜡制人体模型。它们那死人的长发使它们显得十分吓人，多年来，灰尘和蜘蛛网布满在它们上面。我对李说：“尤其不能碰这些灰尘，正是有了它们，这些人体模型才更美。我要把它们献给第五大道的公众，就像人们送上一瓶小心从酒窖中取出来的阿尔玛涅克陈酒一样。”照我们发现时的样子，极其小心地把这些人体模型运了出来。要是我把它们展示在一个衬有软缎和镜子的环境中，那种对比的效果就会更加奇异。两处陈列的主题十分单纯：昼与夜。在白昼，一个人体模型进入一只套着卷毛羔皮的、注满了水的“毛茸茸浴盆”里。非常美的蜡制手臂托着一面镜子，用来象征纳尔西斯的神话。一些真正的水仙直接从地毯和家具中长出来。为夜晚，我搭起了一张床，它的天盖是用黑色水牛头和一只嘴中带血的鸽子做成的。床脚是用水牛蹄做成的，床单则是烧过的不规整的黑缎。在那些破洞里，可以看到人造的燃烧着的木炭；另一方面，这些木炭还成为了人体模型头枕着的枕头。睡眠的幽灵挂满闪光的珠宝首饰呆在床边，这些珠宝首饰正是蜡制的女睡眠者梦寐以求的东西。在街中心，这种表现定然不可避免地吸引过往行人的注意力，从而向他们显示一种真正达利的超现实主义景观。我们刚在大都会歌剧院观看了一场《罗恩格林》的演出，一出歌剧院，我和加拉就到邦威特一泰尔商店去，人们完成了我这两处陈列的创造。在现场，我又发明出一些新东西，最后我们一直呆到凌晨六点，往那些人体模型上挂珠宝首饰，在几乎所有的地方钉上花朵和披布。　　第二天，我们吃了顿丰盛的午餐，等我们能去第五大道判断效果时，已是下午五点了。看到一切都变了，可并没人礼貌地预先通知我，我是多么愤怒多么惊讶啊！我那些布满灰尘的人体模型已被商店通常用的人体模型取代了。只留下衬着缎子的墙壁，也就是说，留下的恰恰是我开玩笑似的搞出来的东西。从我惨白的脸色上，加拉明白了我的气愤，她恳求我保持平静。　　“去跟他们讲，”她说，“但要有理智。让他们拿掉全部这些垃圾，我们就不用提这件事了。”　　　　她猜到每一劝告都只会是多余的、无异于火上浇油，便离开我。我走到邦威特一泰尔的经理室，他们先让我在走廊里等了一刻钟。终于一个男人接待了我，他向我表示很荣幸能见到一位像我这样杰出的艺术家。随后轮到我通过一名翻译回答他了，我极其客气地说，我的作品遭到篡改，可并没人预先通知我。我因而希望或是撤下陈列中我的签名，或是照我所想的那样恢复我的装饰。这种把我的观念弄甜的作法有损于我的名声。这位经理回答我他有权保留我的观念中为他们喜欢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能在大白天降下橱窗的帘子。我坚持着自己的观点。这些变化不到十分钟就能解决好。我的对话者的粗鲁使我决心提出最后通牒，我要求立刻撤下我的名字，否则我将采取行动。这个家伙仍试图向我解释不得不改变橱窗的原因，因为它们留住了太多的行人，影响了交通。现在全都清楚了，他什么都不想改变。我不再坚持了，向我的两名对话者致敬后，我就平静地走向保留着装满水的浴缸的那个橱窗。我走入陈列，一动不动地呆了一会儿，透过玻璃窗注视在人行道上行走的人群。我的出现必定显得颇为奇特，因为立即就有一大群人开始聚拢过来。我期待的就是这个。我用双手抓住浴缸，把它微微提起想翻过它来。它比我相信的要重，我觉得得向参逊要点儿力气了。浴缸滑了下去，靠近了玻璃窗。在我终于成功地把它翻转过来时，它撞到玻璃上，玻璃碎片飞溅开来。人群喊叫着躲开，同时水流到了街上。冷静地端详着这个形势，我认为最好还是从打破的缺口走出去，而不是再经过店门出去。我跳到了人行道上。我跳出后不到一秒钟，一大片玻璃就从高处脱落了，哗啦一声掉下来，差一点儿我就被处决了。始终很平静，我披上大衣，生怕因天气凉快而感冒，随后我慢步走向我住的旅馆。我刚走了约十多米，一位非常有礼貌的便衣警察轻轻把手放在我肩上，为拘留我表示歉意。加拉和一些朋友赶到我刚被带进的警察分局，我的律师让我在两种解决办法中选择：一是我能马上获得保释，以后再对我进行诉讼；二是我接受留在分局一二个小时，随后进行审判。尽管我觉得监狱的混杂很可怕，我还是选择了第二种解决办法。大部分囚犯是酒鬼、流浪汉，他们到处呕吐。我试着躲在囚房的一个隐敝的角落里，避开所有这些人的臭虫虱子和他们溅出来的污水。我的悲伤一定十分明显，使得一位颇为女人气的、戴满戒指和金手镯的身材矮小的先生走近我。“你是西班牙人，”他对我说，“立刻就能看出这一点来。我是波多黎各人。你为什么来这儿？” “我打碎了一个玻璃橱窗。”　　“这没什么，只会要你交点儿罚款。是不是一家酒吧间的玻璃橱窗？在哪个区？”“不是酒吧间，是第五大道的一家大商店。” “第五大道！”这位矮小的男子以赞美的口吻说，“以后再告诉我这一切。目前就呆在我身边，只要你跟我在一起，就没人敢碰你。” 显然，在这些爱打架的人和这些酒鬼中间，这位矮小的男人似乎享有出人意料的尊重。审判我的法官，虽然表面上有意显得很严肃，可并不能完全掩盖住他开心的神态。他判定我的行为是极为粗暴的过火行为，我既然打碎了一个玻璃橱窗，我就必须加以赔偿。讲完这个后，他承认艺术家有权彻底捍卫他的作品。第二天，新闻界为了我行动起来，向我显示一种令人感动的理解和赞同的态度。我接到数百封美国艺术家的信件，向我肯定我的举动明显地证明了有必要捍卫美国艺术。我刚刚无意地碰到了这个国家的新伤疤。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向我提供了一份完全依照我的趣味为国际博览会的一个陈列馆搞另一个玻璃橱窗的合同。他们保证我享有“艺术家想象的绝对自由”。这个陈列馆应当称为“维纳斯之梦”。这个梦是场可怕的恶梦，因为我很快就发现这家股份有限公司有自己的想法，要根据它本身的趣味梦见维纳斯。他们不过是从宣传的角度考虑利用我的名字罢了。我跟他们展开了一场荷马式的搏斗。他们强加给我一些材料，我怀着愉快的态度把它们搞得一塌糊涂，割下那些美人鱼的橡胶尾巴，用柏油粘那些鹦鹉，把那些东西整个翻过来，用剪刀破坏一切。这家股份有限公司终于求饶了，并听凭我随意搞了。不幸，怠工在各工作室里继续着，人们只不过大致照我所想的干那么一下。感到厌倦的我写了一份宣言：《一名狂人的权利和想象的独立宣言》。我在该文中拒绝为国际博览会的这个陈列馆承担道义上的责任。我厌恶了维纳斯之梦，没看我的作品完工，就动身去欧洲了。在尚普兰号上，我得到了必要的安静，得以理清楚我的观念和近来的体验。尽管有这些意外事件，我仍然觉得美国是一块极为自由的土地，在那儿，可以手里拿着剪刀对话和争论，在那儿，有肉体有生命。我回到的欧洲，不幸已被一种精致的手淫搞得精疲力竭了。美国具有某些孤独和清醒的智者，他们给我们这些欧洲人上了先验的有教训意味的课。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选择远不像欧洲的选择那样显示着折中的怀疑主义，它们已经在那边预示出一种深刻的综合。詹姆斯·思罗尔·索白，从我首次旅行时起，就同我建立了联系，这种联系刚刚变得更加密切了，他是第一位把毕加索以来的那些美学价值归类的人。他有力地排斥抽象艺术和非具象艺术，以便随后把新浪漫主义和偏执狂超现实主义的超级具象艺术集中起来。这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这还必定是“分了类的”。从精神上说，贝拉尔—达利轴心要比那些超现实主义者表面的相似更为“真实”，这些表面的相似因袭成规地把这个派系的某些拥护者纠集在一处了。欧仁·贝洛尔曼的浪漫古典式（或古典浪漫式）绘画，显得比“正式的超现实主义者”的绘画神秘多了。索白和在他画廊工作的朱理安·列维为同一目标奋斗着，这个目标就是等级和综合。索白也是那些为我的偏执狂批判方法把自动性经验排除掉的最初人士之一。自动性的支持者固执地重复他们的老调。重返巴黎后，在我重又见到永远扎根在同样疯狂中的团体时，我体验到一种悲哀的感觉。他们用一个超现实主义的展览会答复我划分等级的要求，在这个展览会中，作品竟然是依字母表顺序排列的！值得为重建这顺序弄乱一切吗？我从不能成功地背出字母表的顺序，可我在偶然打开的一本词典里寻找时，总会发现我想要的东西。字母表顺序并非我的特长，我总是忽视它。既然超现实主义自觉不自觉地只属于我一个人了，因而我也会忽视超现实主义的字母顺序的。　　一如既往，我的《疯狂的特利斯坦》，这件我最好的戏剧作品，也无法原样上演。我不得不把它改成《维纳斯山》，然后再改成《酒神节狂欢》，后者相当于定本。我刚为蒙特卡罗俄国芭蕾舞团构想了这出芭蕾舞。我跟列奥尼德·马西耐相处得十分融洽，他是个百分之百的达利式人物。与诺埃尔子爵一样，切尔瓦齐泽王子是欧洲贵族的最纯粹代表，他极为细心地完成了我的布景，在我们这个马马虎虎工作的时代，在任何人那儿都不能找到这种细心的态度了。莎耐尔以大量的白鼬皮和珠宝首饰设计出最豪华最美妙的服装。可惜，我和莎耐尔还没完成我们的工作，各种国际事件就迫使这个舞蹈　　团移居美国了，《酒神节狂欢》用一些临时服装在大都会歌剧院上演了。不管怎样，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加拉让我下了到山间去的决心，我住在靠近边界的比利牛斯山地区的枫—罗墨大旅馆里休息。战争大步走来了。我的休息主要由每天画十二个小时画组成。我们到达枫—罗墨时，有人告诉我们旅馆的大房间刚被视察的甘末林将军征用了。我不得不耐心地等待他离开后才能占据那个我想做画室用的房间。晚上，他走了，我们睡在最高统帅的床上。加拉替我抽了纸牌，预言了宣战日。局部动员迫使旅馆关闭了。我们重返巴黎，我向纸牌打听我冬天战斗的消息，试着安排一处既远离可能的入侵又会满足我吃得好的欲望的地方。最后，我把手指点在了一处令人怀念的法国饮食的著名场所上，这就是波尔多。万一（我觉得不大可能）德国人成为胜利者，他们最后才能到达这儿。此外，波尔多意味着美酒、红酒洋葱烧野兔、葡萄鸭肝、香橙鸭和阿尔卡孔牡蛎。阿尔卡孔！我刚发现这个距波尔多数公里的适宜地点。宣战三天来，我们还没找到它。我把画室安排在朝向阿尔卡孔盆地的一座殖民地风格的别墅里。这所别墅是世上最健谈的卡尔维特先生租给我们的。在柯柯·莎耐尔到我们这儿度过一些时光时，我证实了他确是世上最健谈的人。在那之前，我一直认为莎耐尔是最健谈的人。一天晚上，面对着一盘烤沙丁鱼和一杯梅多克葡萄酒，我比较着他们，想看看谁是冠军。经过漫长的 3 小时，决斗的结果始终不明确。随后，当第 4 个小时不易觉察地过去时，卡尔维特终于占了上风。他的胜利尤其得归功于他熟练的呼吸技巧。他极好地控制着气息的节奏，他不必停歇；而柯柯却狂热地投入了一场她必须停下来呼吸一下的演说中。于是卡尔维特先生不露声色地重又顺着其思路走下去，不再停顿了。他也巧妙地选择了一些令莎耐尔不知所措的话题，特别是白蚁的话题。很快她不得不承认再没有关于这些昆虫的想法了。而卡尔维特先生利用这个机会，把他非洲经历的全部故事都倒了出来。在这期间，德国军队推进着，在对抗他们的前线打开了一些突破口。柯柯·莎耐尔仿佛是在即将淹没一切的历史洪流中前进的一只头微微垂下的白天鹅，法兰西“种族”中最美好的东西都体现在她身上了。此外，她跟任何人一样谈起她深情爱恋的这个法国。哪怕在最悲惨的情况下，她也决不离开这个国家。像我本人一样，柯柯·莎耐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个时期的化身，我们的观点差不多全汇合在了一起。她在阿尔卡孔度过的两周，促使我们修正我们的观点，用一个更清晰的线条勾勒出它们来。当前的战争已经需要这种我们想使自己的思想具有的形式了。不过莎耐尔的独创性跟我的独创性不同。历来，我无耻地炫耀我的思想；可她虽然木隐藏她的思想，却从不炫耀它，她只是打扮它。在她的店里，高级时装永远具有一种生物学的规定性，一种有羞耻感的血统。她的身体和灵魂就是大地上最好的服饰。　　在莎耐尔之后，马塞尔·迪尚来拜访我们，从没发生的轰炸巴黎让他担心。跟我相比，迪尚更是历史的大敌。在我们身旁，他继续沉湎于他特有的美妙而又神秘的生活。他的不活动刺激了我本人的工作。在这场战争期间，我在阿尔卡孔从没怀着这么灼热的知识分子责任感工作过。我完全投入了技巧和材料的艰苦斗争中。这件事变成了炼金术。一场为了正确混合颜色、油、光油而进行的残酷斗争，这种正确的混合将把我灵魂所感到的东西体现得完美无暇。我度过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只因为我多倒了两滴油！只有加拉一人目睹了我的那些愤怒，那些绝望，那些转瞬即逝的狂喜，那些苦涩的一错　　再错。只有她一人知道对我来说绘画当时变成了何等过分的生活理由，一种比爱加拉还要过分的理由，因为她是现实，而我要画的她的肖像将成为我的 “作品”。为了完成如我所称的我的加拉丽娜的这幅肖像，首先就是拼命工作，整理所有价值，创造我本人的天体演化论。这真累死人了！只有加拉养活了我！她收集起一些波尔多酒，把我领到“小号城堡”或“美味阉鸡”，由列奥诺尔·费尼陪伴着用晚餐。她把一块加香料的大蒜牛肝菌放到我舌尖，命令道：“吃下去！” “这很香。”我大声说道。　　跟发生在我头脑中的斗争相比，我觉得欧洲战争就像是街头小孩之间幼稚的打架。然而在短暂的时期内，这种打架显得很有趣，这些快活的、沉默的孩子中的一伙登上布满天真绘画和树枝的装甲车，奔涌在这个国家上。我暗想对我来说这显然变得太历史味了。我们整理好箱子出发了，我们在波尔多的日子与最初的轰炸是同一天，这不吉祥。德国人占领昂代依桥两天前，我们来到西班牙。加拉匆忙地溜到了里斯本，一旦我的证件符合了手续，我就要到那儿去找她。在那边，她试着克服密布在我们旅途上的种种官僚主义的刁难。至于我，我从伊伦回到费格拉斯并穿过了西班牙北方。我看到遍地废墟的祖国，它处在高贵的贫穷之中，但却通过对它命运的信心复活着。霍塞·安东尼奥死亡的太阳神话用钻刀刻在所有沉浸在哀伤中的心上了。我敲了一扇门：“谁呀？”“是我。” “你是谁？”“我，萨尔瓦多·达利，你们的儿子。”　　凌晨两点，我敲了我们家的门。我拥抱着亲人们，妹妹、父亲、姑姑。他们为我做了橄榄油西红柿鳀鱼汤。我感到害怕，因为我觉得自革命以来什么都没改变。现实客体的永恒、力量和不可破坏啊！我在家中度过的这一夜，让我确信自己体验了一个醒着的梦。睡觉前，我久久地在我过去的房间里徘徊，我发觉我留下的一切仍在这儿，旧的扣子、穿孔的小钱、保险别针、象牙兔子、生锈的钥匙。一只蜘蛛永远呆在小小的圆框后。妹妹曾被军事调查委员会拷问得发了疯，这是实情，不过她现在已痊愈了。一颗炸弹掀掉了住宅的阳台，这也是实情，不过这很简单，现在不再使用它就是了。餐厅里，无政府主义者烧饭后不熄灭的火弄黑了镶木地板，这更是实情，不过重新在那儿放的一张大桌子使什么都看不出来了。如同一场大灾难的影片，在放映完之后，人们接着就把它倒回去，一切又恢复了原状。消失的钢琴慢慢又回来了，确实是回来了。这些革命何必呢？我忆起我的一位朋友，这是一位愤世的反法西斯主义者、西班牙战争的战士，1939 年 4 月 1 日后，到巴黎居留时，他对我说：　　“在我们祖国应干的事，就是消灭佛朗哥，恢复君主立宪政体！需要一位国王！”　　我认识一些圣像画家，他们在晚年重新学习素描，可笑地暗中醉心于画最学院派的东西！达利不是他们这种人。达利毫不后退，因为既便是在他所谴责的那个战后时期，他也要使这个时期“升华”，把它跟传统结合起来，因为拒绝传统已经是一种传统了。　　　　第二天，在卡达凯斯，我拥抱着身强体壮的丽第娅。她活了下来，始终那么强健。拉蒙·德，海尔莫撒死在了收容所，不过他是个身体很差的人。丽第娅对我说：　　“在整个革命期间，大家都爱我。在那些人动不动就死掉的时刻，人们看得很清楚。人们看到了精神性在哪儿。”“可没有儿子和男人来帮你，你怎么生活呢？” “我从没生活得比这更好过，”她说着，感到我幼稚得可笑，“我有所有必需品，此外我还保持着我的精神性。你懂吗？” “可这精神性由什么构成呢？它真是能吃的吗？” “当然，这精神性是能吃的！民兵们从一辆卡车上下来，在海滩上露营。他们争论着，相互之间不停地谩骂。我什么也不说，找了个合适的角落，从容地点起一堆火，好像只有我一人知道替他们这么做。吃饭的时候到了，我听到民兵们相互询　　问：‘那边的女人是谁？’‘我不知道。’‘她点火点了很久了。’接着他们重又争论起来。下午应杀掉全村人并火烧神甫和教堂吗？要在一周后夺取政权吗？在这期间，我小心地往火里添了些嫩枝，它们劈啪劈啪爆响了一阵。民兵们必然地走到火旁，有一个人说：‘该考虑吃饭了。’我没回答，把火拨旺起来。‘我们去找点儿吃的吧！’一个人带来了一些排骨，另一个拿来一头羔羊，第三个人弄来只鸽子。他们吃完后想到了我，他们变得像绵羊一样温顺，仿佛这些杀人犯想补救他们刚干的坏事似的。对身强体壮的丽第娅来说，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了。这就是理想的生活。他们每次都去老爷们的住宅寻找新餐具。盘子脏了时，民兵就把它们摔得粉碎，或是把它们丢在水里。当然，这种情况并没持续多久。一天，突然来了另一批民兵，他们杀掉了第一批民兵。终于轮到分离主义者了。他们又吃了起来。每次我都继承了被子、勺子、鞋子、塞得鼓鼓的垫子。没有人想到吃饭，可是我，在夜晚来临时，就重新点起火来，把它拨得旺旺的，过一会儿，他们走过来打量着我，一个人说：‘该考虑吃饭了。‘??第二天，另一些士兵又赶走了他们，但吃饭的时刻总会再来??上帝，真是奥德欧西）啊！这不能用语言表达了！”我又见到了利加特港的正直渔夫，他们全都保持着对红色时期的一种恶梦似的记忆。 “不，不，”他们说，“这应当结束了。比一切更糟的是无休无止的抢劫和谋杀。现在又像过去一样，你回到住宅时，你是在自己的家里了。”　　我打开我家的门。一切都不见了：家具、藏书、餐具以及其他物品?? 相反，墙上涂满了下流的或政治性的词语和图画，它们大部是对立的。在下方是一串向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联合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分离主义者、社会主义的共和派、托洛茨基分子致敬的题词。用沥青写的“桑提亚哥的泰西奥万岁！西班牙起来吧！”结束了这些东西。　　我在马德里呆了一周。会见的早年朋友之一是雕塑家阿拉德俄，他是美术学院时期我们那个团体中最年轻的人。在诗人马尔基纳家里，我又看到了我在卡达凯斯古典时期之初画的一幅画。在作家里，我重见了欧仁尼奥·蒙代斯。过去十二年间，我跟他在知识上最为接近。我把蒙代斯看成是我们当代哲学家中最严谨最抒情的一位。我感情洋溢地拥抱欧仁尼奥·多尔斯这位老爷、巴罗克的佩特罗尼乌斯、地中海地区的“身强体壮的女人”的创造者，　　并带给他一些关于卡达凯斯那位永远“身强体壮的”丽第娅的新消息。多尔斯浓密杂乱的眉毛，使他越发像柏拉图了。我认识了狄奥尼西奥·鲁依德约，他是年轻的诗人中最富活力的热情风格的人。同具有天主教呼吸形态学的、有着马基亚维利式目光的、反贡哥拉主义者拉斐尔·桑切斯·马扎斯相见时，我一眼就看出了他通晓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所有奥秘，而且对将临的西方文艺复兴的所有奥秘更熟悉。　　大家都迅速而又聪明地掌握了超现实主义。在天体演化论（它建立在传统之上并用我们的血肉筑成）的这一痛苦分娩上，他们达到了跟我相同的程度。　　可为了这一分娩，我需要安静和照顾。欧洲战争以及它的嘈杂混乱有可能使我流产。我应当尽快动身，离开历史的这些盲目和嘈杂的拥挤状态，要是这样下去，我可能没分娩就死了，可能只生下一个早产儿。不，我不是那种生孩子半途而废的人，不论去什么地方都成！我尊重札仪！我已经在为孩子的未来和行装操心了。我将去美国为加拉、孩子和我挣钱??我在三伏天动身去里斯本，我发现在蝉的狂热歌声下这座城市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煎锅，里面放满并烧煮着无数从不同国家和种族游来的鱼。在宗教裁判所烧死过许多牺牲者的罗西奥广场上，现在又有新的殉难者任凭签证和护照的烙铁烫杀。这种烤焦皮肉的气味使人透不过气来。在里斯本演出了欧洲戏剧的最后一幕。在一些挤得满满的旅馆和宿舍房间中上演的孤独的、不露声色的戏剧在厕所里结束了，要到这些厕所里割断静脉自杀，还得先排会儿队呢。我在葡萄牙逗留的日子，仍让我觉得像一场梦。一直感到在街上能碰到个朋友。只要一转身，就有个朋友。 “瞧，那个女人多像夏帕列里啊！” “正是夏帕列里。” “好像是列耐·克莱尔！” “正是列耐·克莱尔。”霍塞—玛利亚·塞尔特从有轨电车上走下来，同时温莎公爵正沿着人行道行走，经过一位坐在长凳上的老人身边，这位老人非常像帕德列夫斯基，而这老人也正是他。一名银行业的大王带着一只装在镀金笼子里的鸟儿在街头漫步。这位穿一套棕色西装正在一家航运公司办公室前排队的先生，完全有萨尔瓦多·达利的风度??我乘坐艾克桑比翁号终于来到美利坚合众国。我一到这儿，立刻去了我们亲爱的太阳磨坊的朋友卡列丝·克罗斯比位于汉普顿庄园的家里。我们要尽一切力量试着复活一点儿在距艾尔门农维尔不远的地方刚刚落下去的法国太阳。我花了五个月时间写书、工作、画画，把这牧歌般的弗吉尼亚埋藏在心底，弗吉尼亚让我想到我一生中从没看到过的都兰。加拉给我读巴尔扎克，有些夜晚，爱德加·波的鬼魂乘着沾满墨水的极为漂亮的敞篷车从里士满来跟我相会。一个黑夜，他送给我一只配有一些黑狗的黑鼻子的黑色电话，在它缠绕着一些黑线的内部，我发现了一只黑色的死老鼠、一只黑色的短袜。一切都用墨汁浸透了。下雪了，我把爱德加·波的电话放在雪上，效果真是惊人：白之上的黑！眼睛是何等神奇的东西啊！我的眼睛，我终于把它当成了一架真正的柔软照相机，它不是从外部世界获得底片的，而是从我最持久的思想和那普遍的思想获得底片的。由此我推断出人能拍摄思想，从而确立了我发明的理论基础，当我完成聚焦时，我就会把它提供给美国科学界来考虑。我的相机实际上能获得如下的奇迹：客观地显现不论任何个体的想象和思想的虚象。我要在学者们的陪伴下，把全部余生用在完善我的相机上。五月八日凌晨六点到六点半之间，在纽约圣列吉斯旅馆我的房间中，这个念头首次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刚一醒来，就在草稿纸上记下了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我惊人发现的大纲。从此，一些漫长而又成熟的思考使我确信我的相机远非无法实现的，相反，它展示出具体实现的所有可能性??　　这本书写完了。通常，作者在生活过之后、在他们生存接近尾声时才撰写他们的回忆录。与大家相反，我觉得首先写下我的回忆录，然后再体验它们是更为聪明的作法。体验！为了这，应当懂得清理生活的一半，以便富于经验地追寻那另一半。我杀死了我的过去，像蛇蜕下旧皮那样摆脱掉它，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旧皮就是战后我的不定型的、革命的生活。这最后的几行体现着我最近的激变，这些激变将使我把仍粘在身上的往日的最后一些碎皮抛进遗忘中去。　　新的皮和新的土地！如果可能就去自由的土地，最好是美国的土地，因为它是年轻的处女地，没有悲剧的阴影。我的旧皮，人们将在各处找到它的一点，它扩散在新世界的那些路线上，在亚利桑那荒原上，在远东的平原上，在加利福尼亚海滩或匹茨堡工业城，在盐湖畔或落基山脉的峰顶，在旧金山的“大洪水之前”的桥栏杆上（沿着桥栏杆，一万名美国最美丽的裸体处女，在我经过的路上排队欢迎我，她们就像以天使肌肤制成的两排管风琴管子），在海洋贝壳形的性器官上??我的变化就是传统，因为传统恰恰就是更换和再造另一层皮。它不涉及美容外科学或毁形，而是涉及复活。我什么都不放弃。我继续着。既然我用结尾作为开始，我就用从头开始来继续下去。我终于会变老吗？我总是用死亡来开头。死亡和复活，革命和再生，这就是我的传统中的达利式神话。我和加拉的牧歌，险些在死亡中展开。我写这几页文字时，经过共同生活的七年，我决心把这本书当成一部小说或一个童话故事来结束，我决心在天主教教堂的神甫面前正式与加拉结为夫妻。到达巴黎时，我也想同胡安·米罗一起谋杀绘画。今天却是绘画谋杀了我，因为我只想拯救它，我觉得世上的任何一种技术都不能使它复生。由此证实了达利并不在乎达利，证实了我永远是同样的人，证实了我不合常理的传统是我个性的真正力量之所在。我继续着??欧洲也继续着?? 从我守望的那一天起，我就看到了一切，我就理解了一切。我甚至猜出了未来。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被它的旧皮搞垮了；被它的放弃、它的懒散、它的各种精神上的狂欢、它的唯物主义的怀疑论、它的畸形的专业化、它的丧失信仰搞垮了。它擦干泪水后，将更为清醒地醒来。那些革命将被洪水淹没，而天主教的真实力量（在法国是哲学的，在西班牙是战斗的）将获得胜利并把欧洲统一起来。梵蒂冈仍然是这个古老大陆不可分割性的象征。　　在我们的文明开始之际，那些要奠定西方美学永恒基础的人在大量存在的不定型叶子中选择了老鸦企属植物叶子，这时他们就在无意之中体现了与东方和远东的莲花相对抗的希腊罗马美学的天体演化论的常数。在柯林斯式柱头上变得坚固起来的老鸦企属植物叶饰，经由罗马、帕拉第奥、路易十四、巴罗克、法国大革命、帝国和现代风格，始终保持着一种不朽的美德。人们可能会认为它在最近死掉了，但是它已经在萨尔瓦多·达利的头脑中展现出它新的涡纹饰。是的，我预示了生命，预示了一种未来的风格??该用整合　　代替瓦解了，该用超现实主义构成一种与我们博物馆中的艺术同样坚实、同样完整、同样经典的艺术了。让那完了的东西完结吧！我拜访流亡在英国的弗洛伊德的那一天，是在他死亡的前夜，他对我说：　　“在古典的绘画中，我寻找潜意识；而在超现实主义的作品中，我却寻找那有意识的东西！”　　换句话说，这是给作为教条和派系的超现实主义判了死刑，因为把它归入了“精神状态”中；正如在列奥纳多那儿，风格的戏剧牵涉到一种生活和艺术的悲剧感情。弗洛伊德当时也特别关心“摩西和宗教的现象”。我记得他非常热情地多次提到“升华”这个词。“摩西是升华的肉体”。我们时代那些特殊的学科专门研究生活的三种常数：性本能、死亡感、时空的苦闷。一旦分析了这些价值，重要的就是使它们升华：把性本能变为美学，把死亡感变为爱，把时空的苦闷变为宗教的形而上学。结束否定吧！应当肯定。结束痊愈的愿望吧，应当升华。风格将取代自动性，技巧将取代虚无主义，信仰将取代怀疑论，严格将取代放任，个人主义和等级制将取代集体主义和一致，传统将取代实验。在反动和革命之后，是文艺复兴。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