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自传-疯狂的眼球-3

这时，路易斯·布努埃尔向我阐明了他想导演的一部由他母亲提供经费的影片的观念，我觉得他的观念平庸，有种肤浅的先锋派意味：一份包含着从各种社会新闻到喜剧片段的热闹的报纸。最后一名咖啡店侍者把这份报纸　　从人行道上扫掉了。我感到这是廉价的感伤主义的东西，于是回答他这个脚本一无价值。我可有个好得多的脚本，又简短又才气横溢，与当代的电影完全不同。这是真的，这个脚本甚至已经写好了。布努埃尔极其兴奋，打电报告诉我他要到费格拉斯来。我们共同动手修改影片的微小细节，这部影片题目是《安达卢西亚的狗》。布努埃尔带着我们的作品到巴黎去了。他负责导演、分镜头和剪辑。再晚些时候，我也来到了巴黎，我能在旁边注视这部影片的进程，每天晚上，我同布努埃尔不停地谈论着，他自然地接受了我说的一切，就这样，我参与了导演工作。　　不过距这次动身还有两个月呢，我利用这段时间，忙着做各种准备工作，并借助围绕着《艺术之友》杂志组织起来的一个巴塞罗那小小的智力核心来磨练我的战斗方法。我随心所欲地控制了这个团体，从我在费格拉斯的洞穴，我就使巴塞罗那的艺术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着手征服巴黎之前，这种经验证明是有用的，在检验我那些极不同和极矛盾的“手段”的效能方面，它特别有用。这些积累起来的“手段”与“历史”混合在一起了，我总是具有轻松地控制我周围人反应的天赋。惑到所有那些就要堕人炼狱而对此并无觉察的人，毕恭毕敬地站在自己周围，这是一种真正的快乐。　　我到了巴黎，忆起一本在西班牙读过的小说的题目：《不做凯撒，就成粪土》。我叫住一辆出租汽车，问司机：“你认识上等的窑子吗？”“先生，请上车吧，请上车吧，别担心，我认识所有的窑子。我没看所有的窑子，但我参观了不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窑子，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些。我觉得沙巴耐是最欢乐的地方。我欣赏它这儿的色情的安乐椅（这是法朗梭瓦一约瑟大让人制作以满足他各种欲望的）、雕成天鹅形的浴缸和装饰着第二帝国镶镜和金银边饰的、好像是用浮石制造的颇为奇特的楼梯。要是我得在世界上选择三处给我留下最深的神秘印象的地方，我就会说沙巴耐的楼梯是最神秘最丑陋的“色情”场所，维琴察的帕拉第奥剧院是最神秘最神圣的美学场所，埃斯库里阿的西班牙国王陵墓入口是最神秘最美丽的墓地，因为照我的看法，色情应当总是丑陋的，美学是神圣的，而死亡是美丽的。如果说窑子的内部装饰迷住了我，那么与此相反，我觉得那些窑姐同它极不相称。她们的粗俗和平庸，并非我需要的，无法满足我淫荡的幻想。我不会去碰她们，只能指望看她们三三两两接着出现，无精打采，惶惑不安，就像有人刚在休息时突然抓住她们似的。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利用这个环境和气氛，或者还能作为“帮助”，得到那些照章纳税的“克里奥尔女人”中的一位。不过得去别处找这种女人和把她们带走。无论如何，这次参观还是有用的：在我整个一生中，我都能用看到的难以置信的小道具维持我那些色情的梦。　　参观完这些窑子，我去胡安·米罗家拜访他。我们一起吃午饭。他不讲话，起码也讲得很少（30），到了晚上，他向我宣布他打算把找介绍给玛格利特，我认为他指的是比利时画家列耐·玛格丽特，我把这位画家看成是我们时代最复杂难解的一位艺术家。由于我一开始就把这位画家想象为一个女人而不是一个男人，这使我不安起来，事先我就打算爱上她，哪怕她并不是很美、很美的。“她很优雅吗？”我问米罗。“啊，不！她很朴素。” 我焦急得不得了。管她朴素不朴素，我要把她带到沙巴耐去。在发头上插了几根黑白相间的羽饰，我终于打扮好了。晚间，玛格丽特来到图尔拉克街米罗画室接我们。她是位高大瘦弱的少女，不大的面孔上神情变幻不定，仿佛是个神经质的死人头，我立刻抛开全部色情的计划，让这个比米罗还不爱讲话的人迷住了。我们在毕加尔广场的一家餐馆吃了份肥肝、喝了一种相当不坏的酒。无疑，面对着这两位哑巴宾客，这是我一生中最安静、最令人困惑的一餐饭。米罗唯一的一句话就是问我有没有无尾常扎服。我觉得他的声调显得非常担心似的。　　我试图根据他们令人困惑的作品来重构他们所想的事，他们的怪癖，正如他们内心和意识形态的流露一样，对我来说似乎全是深不可测的谜。我离开他们时，米罗对我说：“你应当做件无尾常礼服，我们需要在社会上露面。” 第二天，我去一家裁缝店为自己定制了一件无尾常礼服。我住在维维埃纳街的维维埃纳旅馆。我后来了解到这条街劳特亚蒙居住过。我有了无尾常礼眼，米罗带我到达托公爵夫人家吃饭，她是在马德里街头被暗杀的保守派部长的未亡人。大批来客中，我差不多只记得库埃瓦斯·德·维拉伯爵夫人，儿年后她成为我的好朋友。她很熟悉马德里所有精神运动的情况，我们谈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显然使大家发烦。米罗穿了件像盔甲一样凸起的上浆衬衫，他变成这件衬衫的囚徒；他仍然保持着沉默，但他观察着一切并像他那马赛人故事中的猫头鹰一样思索着。饭后，我们去醉舟喝香摈酒。在这儿，我发现了一个名叫雅各比的人，这是个幽灵般的、闪着磷光的、绝无仅有的、夜间活动的生命，我在随后的生活中必定会看到他，在所有新夜总会的半明半暗的光线中碰到他。我在巴黎摆脱不掉的东西之一，就是雅各比苍白的面孔，可我从来无法弄清其中的原因。这绝妙的雅各比，真是只萤火虫啊！米罗以令我羡慕的随便态度付了帐单。我们俩单独走回去，他终于下决心讲话了。每说一句，他都用力收紧嘴唇： “这对你将是严峻的，但你不要泄气。别说得太多（于是我理解到他的沉默或许是种策略），要锻炼身体。我有位老师，每天晚上我都练拳击。明天我们去拜访特利斯坦·查拉，他是达达主义者的头。他有威望，可能会请我们去听音乐会。要拒绝。我们得把音乐当鼠疫来提防??生活中重要的，就是要固执。我想表现的东西没体现在我的画上，我就把头在墙上撞得流出血来??”　　他喊着：“再见厂离开了我。一瞬间，我在想象中看到那面血迹斑斑的墙。这是与我的血相同的血。米罗的作品在这时已开始成为我所想的一切和我会崇拜的东西的对立面了。没关系，反正血在那儿！　　第二天，我们在彼埃尔·罗柏家吃饭，陪客是他培养的半打新手。他们全受着合同的支配，享受着令人快慰的小小光荣，这种光荣刚一出现，就要消失了。这群从我记忆中被抹去的人中，唯一有个性的人就是画家巴维尔·柴里切夫。我出来后，他是世上第一位把我带到地铁的人。我无论如何也不想挤进地铁里，柴里切夫看到我害怕的神情，开心得笑出了眼泪。他告诉我他要在我头一站下车，我抓住他求他别丢下我。　　“别这样，”他说，“这很简单，下一站你下去后，会看到出口两个大字的。你只要登上几级台阶，就会到外面了。此外，你只要跟着那些同你一　　起下车的人走就行了。” 如果没人下车呢？我终于到了站，登上台阶，走了出去。经过地铁压迫人的恐惧感之后，我觉得一切都很容易。柴里切夫刚给我指出了地下的道路和我成功的正确公式。后来，我总在生活中利用外人难解的精神的隐藏地铁。我那些最亲密的朋友多次寻思我在三四个月里变成了什么样子。“达利呢？他在哪儿？他在干什么？”　　达利在他的地铁里旅行，并在最意外的时刻突然从那里出现：“我到了、我上去了、我出来了。”地铁把半窒息的我留在上面，重又疯狂地呼啸而去，它不倦地单调重复着：“我来了、看了、征服了??我来了、看了、征服了?? 我来了、看了、征服了??”　　虽然初次乘地铁成功了，可我仍然避免重复这同样的危险经历，而是乘坐到处等着我的出租汽车，为此我花掉了一大笔令人难以置信的小费钱。　　我来了！我来了！是时候了。布努埃尔开始拍摄《安达卢西亚的狗》。彼埃尔·巴切夫恰好具备符合我的男主角的理想体貌。他已经在服用麻醉剂，不断嗅着乙醚。我们的影片刚刚完成，巴切夫就自杀了。《安达卢西亚的狗》是部青春和死亡的影片，我打算把它当作匕首，刺人优雅的、有教养的、富于才智的巴黎的心脏。欧仁尼奥·蒙代斯在 1929 年就此题目写道：“布努埃尔和达利刚刚坚决地站在了被称为趣味高尚的、漂亮的、令人愉快的、风行的、法国式的那种东西之外。伴随着这部影片的一台同步留声机放送着特利斯坦。但应当放送的是《波里卡扎的霍塔舞曲》，这是不愿成为法国式的，而想成为阿拉贡西班牙的、埃布罗河的、伊比利亚半岛尼罗河的（阿拉贡，你是个埃及，你在死亡之上树起了霍塔舞的金字塔）阿拉贡式的东西。月亮野蛮的本原之美，‘血比蜜甜’的荒原之乡，终于重现在世界上。不，别去寻找法国的蔷蔽。西班牙不是花园，西班牙人也不是园丁。西班牙是颗行星，这儿的蔷蔽是腐烂的驴于。那么也就不存在风趣，不存在装饰；西班牙，这就埃斯库里阿，而非精致，因为无法篡改它。西班牙不能涂抹乌龟，也不能用水晶薄膜打扮驴子。在西班牙，十字架上的基督流着血，人们把它们抬到街上游行时，两排国民卫队护迭着它们。”蒙代斯以下列话语结束：“在电影史上，这是一个时期，一个以血为标志的时期，就像尼采希望的那样，就像西班牙总在做的那样！” 影片获得了我所预期的结果。一个晚上，它就搞垮了战后的装成有知识的先锋主义的十年。被称为抽象艺术或非只象艺术的这种卑鄙的东西，倒在我们脚下，奄奄一息了，而在我们影片一开始时，它看到被剃刀割裂的少女的一只眼睛后，就再也无法恢复过来了。在欧洲，再也没有蒙德里安先生那些古怪的小小菱形的立足之地了。电影制片厂的制片主任们一般是感觉麻木的人，什么都不会让他们吃惊。我们的制片主人承认，看到我们为这么短的影片向他提出所需物品的清单时，他认为这是在做梦，这份清单包括：一位两臂下各夹着一块熊皮的裸体女人；巴切夫用的一个无嘴面具和另一个嘴部用毛来替代的面具，这些毛要使人想到腋窝的毛；四头腐烂着的驴，要把它们陈列在四架三角钢琴上；一只真的切下来的手，母牛的一只眼睛和三个蚂蚁窝。　　拍摄腐烂驴子场面的那天，我要说那景象真值得这么花力气。我把大瓶的粘糊糊胶水倒在它们身上；来替它们的腐烂化装。我掏空它们的眼球，再　　用剪刀把它们扩大。我同样地剪开它们的唇，让牙齿更好地露出来。我还在上面加了个额外的颌骨，以便加强效果。这些驴子似乎要在另一些颌骨上方呕吐出它们自身的灭亡，这另一些颌骨不过是一些钢琴键盘，一些有五十个棺材的最凄惨的黑色钢琴。　　《安达卢西亚的狗》把我从尘世的生涯引向胡安·米罗希望传授给我的那种生涯。我对他说：　　“我喜欢从腐烂的驴子开始。这更紧迫。其他的随后会顺利地出现的。” 我没搞错。一天晚上，我在圆顶酒吧碰到了罗贝尔·德斯诺斯。他带我到他家里去。我像平时一样，臂下夹着一幅给人看的画。德斯诺斯想买它，可他没钱。他当然明白我放在这幅题为《春之初》的油画中独创的东西。我在这幅画中，用惊人的客观态度描绘了各种淫荡的乐趣。他对我说：“这与大家在巴黎做的完全不同。” 这么说过后，他就怀着恶梦般的激动情绪，以不自然的无穷无尽的抒情口吻谈论起罗伯斯庇尔，他不停地谈着，使我不由想睡觉了。正如每次听人长谈法国大革命那样，第二大我就犯了咽峡炎，而且还挺厉害。以往，我一旦略有发烧，便会看到有人围绕在我身边，给我无数过于隆重的关怀和照顾，可我现在浑身无力，不得不躺在床上，孤零一人呆在旅馆的房间里。突然之间，我感到这家旅馆太可怜了，它的整洁更成问题。当天夜里，我不得不起来，我发现天花板上贴着三个虫子，是蟑螂还是臭虫？我把枕头朝它们扔去，可我很虚弱，打不到它们。我又沉重地倒在床上。耗尽了气力，我睡了个仍然焦躁不安的觉。醒来时，我注视着上方，缺少一个，它一定是落到我床上了。我感到恶心，开始抖床单和被子，可没找到它。突然，我吓得喊出声来，我把手伸向后背时，在只能用指尖碰到的地方，我觉得这个虫子叮在我皮肤上。我无法弄下它来，越想弄下来，它就叮得越紧。我跳下床，站在镜子前。扭动身体，我能看见贴在我皮肉上的虫子，它圆圆的，吸足了我的血。这准是壁虱。我愤怒地用两个手指捏它，可无法把它弄下来。这只壁虱那么深地嵌入了皮肤，仿佛与我本人合为一体了。我始终不能弄掉它，好像它变成了连体双胞胎吓人的胚胎原基。我的害怕和厌恶太强烈了，我不得不做出一个野蛮的决定；我用剃刀片着手割皮肤上的壁虱，四面八方都割破了，才终于把它挑了出来，一股血流从背上涌出。我刚造成的这样一场失血，使我陷入半昏厥的状态中，我勉强挪动到门口，向女佣呼救。地板上留下了长长一串鲜红的血迹。我用一条床单缠绕在上半身，试图扎住伤口，防止大量出血。布上渗出了一大块血迹，我得转向盥洗室，但水流只是增加着大量的出血。女佣并没来。我发狂地掀着铃。我的房间仿佛变成了屠户的肉案子，床上、地毯上、墙上、衣柜的镜子上都是血。女佣终于出现在门口，她发出一声尖叫，接着就跑掉了。楼道里一遍嘈杂声向我宣告有人来了，这回同时出现了好几个人，为首的是旅馆经理，他问我出了什么事。“这是一个??这是一个??” 可这时我还不知道怎么用法语讲壁虱这个词。经理慈父般地用眼神鼓励我。他显得极为有人情味，极为想了解一切??“这是一个咬着我的臭虫！” 医生终于来了，我已经明白根本没有壁虱或臭虫叮在我背上，那不过是一个我完全了解的”痣”。医生对我说，自己做这样的手术太危险了。我向他解释把这个痣当成一个寄生虫了，但白费劲，他并不相信我。 “我懂得这样的一块斑点长在脸上，有人会想消灭它，可就是那样，触动它也是荒唐的事！而长在后背上，这又能把你怎么样！” 我很快站了起来，又虚弱又沮丧，仿佛再不会恢复以往的健康了。我的眼前一片漆黑。《安达卢西亚的狗》还没跟公众见面，我觉得它全搞砸了。如果我做得到的话，我就会把它毁掉。还缺半打腐烂的驴子，演员们很糟糕，脚本不少地方也缺乏足够的诗意。　　除了影片，我还能做什么？我的某些粗话证明是无用的。我的羞怯妨碍我出风头，使我对自己不满。卡米尔·戈曼答应跟我订份合同，但签约一直拖延着。　　我没能成功地找到一位优雅女人，也没有人会接受听从我色情奇想的摆布。我像头发情的狗跑到街上，可什么也没找到。奇迹偶然出现时，我的羞怯又妨碍我接触它。多少个下午，我跑遍大道，坐在街头的咖啡座上向异性使眼色，我觉得街头散步的所有女人理所当然地具有与我相同的欲望。可并非如此！满怀沮丧，我开始虐待一位丑陋的女人，我一分钟也不放过她，用热情的目光盯着她。每当她上了公共汽车，我就坐在她对面，用膝盖轻轻触碰她。她站起来，换了个座位。我不得不下车，在这充满敌意的、忽略我的大道的人流中，重又混入女人堆里（我只看见了女人）。然后呢？你想把整个巴黎放进去的袋子在哪儿？你真是大蠢货！就连丑女人也吸引不了。回到旅馆乏味的房间里，双腿疲劳不堪，心中满含苦涩的悲哀。所有那些刺痛我眼睛的无法接近的女人占据了我的想象。面对带镜衣柜，我试着尽量延长时间，回忆一个又一个白天见到的形象，迫使她们向我显露她们身上我极为渴望的东西，从而实现了我孤独的祭献。令人疲惫不堪而又致命的长长一刻钟过后，我用紧握的手的全部野性力量，夺得了同灼热的辛酸泪水混合在一起的无上快感。巴黎有那么多的女人大腿，而在我不知不觉独自躺倒的床上，却没有一个来找我的。入睡前，我从不会忘记与天主教的简短交谈。我经常去卢森堡公园，坐在长凳上，我哭了。一天晚上，我未来的画商戈曼带我去塔巴林舞厅，他让我注意由一位穿缀着闪光金属片连衣裙的女人陪伴着进来的某个男人。　　“这是超现实主义诗人保尔·艾吕雅，他在巴黎举足轻重，而且他也买画。他的夫人在瑞士。跟他在一起的这位女人是他的朋友。”我们走过去同他们见面，喝过好几瓶香摈酒后，我们就熟识了。我觉得艾吕雅是位传说中的人物，他静静地饮酒，出神地凝视着我们周围的那些漂亮女人。我们离开前，他答应来年夏天到卡达凯斯来。第二天晚上，我到奥塞站乘火车回西班牙。天空中的所有天使似乎都相约到车站餐厅陪伴我。我在餐厅仅仅吃了一盘细面条。从上回犯咽峡炎以来，我首次感到饿。　　“萨尔瓦多，你现在不再需要生病了，既然你不再非要‘把巴黎放在袋子里’了。”　　经验告诉我，每次人们想把某个东西放在袋子里，但又无法做到这一点时，人们就会生病。那些掌握局势的人，决不会是病人，哪怕他们的机体越来越弱井出现故障。于是我把我的疾病挂在奥塞站的衣帽架上，仿佛它是件在我将开创的夏天里无用的旧大衣。如果下个冬天需要大衣，我就去弄件新的。再见吧！　　次日请晨醒来时，已是在卡塔卢尼亚了。我们穿过我亲爱的盎浦当平原，从“塔楼磨坊”前经过。机车呼啸着、鸣响汽笛，很快就进入了费格拉斯车　　站。　　经过在巴黎的疾病后，我体验到“最透明的”健康时期，它就像暴风雨过后的纯净天空一样。我说“透明的”，因为这恰似我透过自己的身体“看到”重又兴盛起来的我解剖学的所有粘稠小机械的完美功能。一种膝陇的预感在我心中渐趋明显了。这只能是在某一位女人躯体中复活的加露琪卡。　　一旦我回到卡达凯斯，我立刻就被童年的记忆包围了起来。在我的青春期和我两次居留巴黎期间所发生的一切，全被我总是无法确定它们出现的明确时间，可却坚信我在童年时期确实见过的那些形象掩没了。我看到一些遍体是绿色的幼鹿在我狂喜的眼前经过。只有它们的角是赭石色的。这或许是些拓印画，但它们的轮廓似乎是那么明确，我很容易重新画出它们来。另一些形象大批涌来，它们时常更为复杂难解：一个兔子头，上面的眼睛就像叠印的鹦鹉眼睛；一条鱼的嘴上长着只蚱蜢。如果我划船荡桨的话，那么我就能看到在我周围突然涌现大量五颜六色的小小女式阳伞，这使我一天的其余时间都有种无法形容的喜悦之感。　　好几天，我都听任自己完全沉迷在追随这些形象的乐趣之中，此后我决定依照它们出现的时间顺序，用尽量忠实再现它们的方式完成一幅画。我决不把个人的好恶掺入其中。它将成为一幅超现实主义能靠它壮大声势的最真实作品之一。它首先将是不寻常的，远远不同于达达主义者“凭经验”摆布成的诗意的拼贴作品，而且同契里柯的形而上绘画是对立的。人们将不得不承认它的原生物特色，这与抽象画家们诗意的软弱也是对立的。我会是超现实主义仅有的独一无二的画家，无论如何恰如这一运动的首领和教宗安德烈·布列东声称他希望的那样。然而他看到我的画时，在某些粗俗的因素前踌躇了许久，因为前景上，能看到一个背影，其短裤上沾满粪便。这种因素中不自觉的方面，在全部精神病理学的图像志里是如此有特色，应当能使他满足。可我不得不为自己辩解，说这只不过是模拟粪便的东西。从我的观点看，这种自身如此理想主义的狭隘精神，正是超现实主义第一阶段的基本“智力缺陷”。人们在并不需要等级制的地方建立了一些等级制。一处粪便和一块水晶石，两者都是从潜意识中产生的，它们的价值相等。相反，这些超现实主义者却都否定了传统的等级制！日出时分，我醒了，没洗脸也没穿衣，就坐在房间中面对床的画架前。早晨最初的形象就是我画布上的形象，同样它也将是我入睡前看到的最后形象。为了能在睡眠期间保持住它的图形，我用眼睛凝视着它，通过这种方式，我尽力使自己入睡，好几次，我深夜起来，在月光中注视它一阵子。有时，在两次打盹期间，我打开电灯，凝视这件缠住我不放的作品。整个白天，我坐在画架前，目不转睛地盯着它，好像一位通灵者那样，要从中看到我自己想象的各种因素突然涌现出来。那些形象恰当地出现在这幅画上时，我立即抓住时机把它们画下来。可有时看不到任何东西出现，我就得等待几个小时，闲着无事可于，握在手中的画笔一动不动。我也有些虚假的形象，它们在消失前，令我气急败坏，犹疑不决，我思忖着：“那么，她是在洗澡吗？”我攀登在岩礁间，躲开一阵阵微风，让自己被晒热，然后一下子纵身跳人湛蓝的海水中，这深深的海水比我从塔楼磨坊高处隐约看到的那些海水更加深不可测。我裸露的身体抱住了我的灵魂，一边抚摸她一边向她重复：“等一等，她就会来的！”可我的灵魂不喜欢这一类的拥抱，以青春的过于激烈的冲动方式试图挣脱掉。“别这么抱紧我，”她说，“你很清楚她是来找你的！”这么说过后，我的灵魂不再洗澡了，她坐在阴影下，完全就像我童年时的奶妈那样跟我说：“去，去玩吧！你累了时，再回来找我，我们一起回家。” 下午，重新面对画布，我一直画到黄昏时分。满月使我灵魂中母性的潮汐涨了起来，井用它平淡的光照耀着我那穿着夏天连衣裙的加露琪卡非现实的身体，从我童年的虚假记忆以来，她跟我一样，也长大了。我的整个灵魂都在渴望她。她走过来，但随着她越来越接近我，我尽力使那给人极大快感的期待多延长些时间。我对自己说：“享受吧，享受这一美妙的时刻吧！她还没来到这儿呢。”于是，我把枕头套都咬透了，这时我再一次从我的身体中得到了那比蜜还甜的孤独快乐。哎唷，哎唷！我的灵魂喊叫起来，她喊过之后，我就睡着了，没敢碰一下伸直身子躺在我旁边的、静默无声的、无知无党的加露琪卡。她在我之前就醒了；太阳升起时，我才睁开眼睛，我发现她站在画旁，在守护着。我请大家谅解我在动手证明这个”灵魂”是一个寓意时会有的粗略。不过这是在我当时的幻想中占据着相当明确位置的一个熟悉的寓意。我之所以向大家指出这一点，这是因为下述故事本身就是一个真正的幻觉，我一生中体验过的唯一真正的幻觉。我要最准确地叙述它，以便不使它同我其他的从没达到这种视觉强度的幻觉混淆起来。那是个星期天，平常这天我总是起得很迟，大约在十二点半左右，由于要大小便，我才醒了过来，走出房间到二楼上厕所。在楼梯的平台处，我碰到父亲，跟他讲了会话，似乎有一刻钟光景。由于这件事，排除了我上厕所是个梦的可能性。我清醒了。我回到房间，打开门，我看到在窗前坐着一位非常高大的女人，她穿了件类似长睡衣的服装，以侧四分之三的方式坐在那儿。尽管这位女人从肉体上说是绝对真实的，但是我还是立即就明白我产生了一个幻觉，而出乎我的预料，我对此竟然毫无印象。我重又回到床上，以便最舒服地审视这个惊人的现象。为了更好地看到她，我始终坐在床上，可我想整理下背后的两个枕头，还不到一秒钟，在我转过头来时，她就不见了。她并不是慢慢地融化的，而是突然消失的。这个幻觉使我希望还有别的幻觉。可幻觉不再重复出现了。然而每当我打开门，我就感到有可能看见某个不正常的东西，不过在那时，我实际上也井非“正常”的。有各种可能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确定“正常”与“非正常” 的界限再也不是基于活的生命。如果我说 1929 年在卡达凯斯我不正常，这只是同我写这本书的今天比较而言的。无可争辩，通过适应现实，我在这方面取得了几乎无法置信的进展。在我有最初的幻觉时，我热衷于我身体中种种不正常症状，竟然达到要去激发它们的地步。每天早上，我都要浇灌一下我疯狂的植物，这只是因为在它长出将吞噬我自己生命的花与果之际，我了解到应当用脚跟踏碎这个植物，让它回到地下并重新征服我的“生命空间”。听到“为荒谬而荒谬”的口号，我应当在年底换上已经成为天主教精华的“征服荒谬”的口号。荒谬给我留下了它的各种秘密，我通过奋力进行我的毁灭性的征服，通过试图把整个超现实主义团体拖向我，从而小心地保护了这些秘密。　　在 1929 年，这时已因此成了男子汉的我，住在用石灰刷白的卡达凯斯，住在这个我度过童年和青春期的小村庄。我是个男子汉，我每天都尽力变得更疯一点儿。就在这时，我开始染上大笑的毛病，它发作的太剧烈了，我随后不得不躺在床上休息。我为什么笑？几乎没什么理由。例如，我想象着三　　位很矮小的神父一个接一个地走过一座像皇村中日本式花园里的罗锅桥，他们之中最后一位也是最矮小的一位神父刚要走过桥的那一瞬间，我死命从后面踢了他一脚。他像只遭围捕老鼠似的停了下来，调转方向飞奔着逃掉了。我从后面踢他时，这位矮小的神父脸上流露出的惊恐表情，让我觉得是世界上最可笑的。我只要回忆一下这个场面，就会捧腹大笑，根本无法停住和忍住，而且我在任何场合下，都会因想到这件事而大笑不止。　　大量例子中的另一个例子是，我喜欢想象跟我谈话的人或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人的头上立着一只小猫头鹰。而在这只猫头鹰的头上，醒目地摆着一滩粪便。猫头鹰是雕刻出来的，而粪便则是我拉出来的。这只托着屎的鸟儿并没有在这些人身上产生我所设想的那种效能。在某些人看来，它的喜剧效果达到了顶点；而在另一些人看来，这根本没有喜剧效果。我必须更换猫头鹰所呆的人头，但经常我找不到恰好能配合我想法的人头。当我找到它时，我注视着那位井没注意到我刚在其头顶上放了东西的人的面孔，注视着这只鸟儿的凝固的眼光，我的快乐达到了顶峰，什么都无法与之相比。我的阵阵大笑是那么强烈，伴随着它们而来的便是一阵阵痉挛。人们从楼下的花园听到我的笑声，父亲停止了一会儿手头的活计，他正在浇灌晒得枯萎的光秃秃的蔷薇。“发生了什么事？还是这孩子在笑。”他高兴而又有点儿担心的说道，不过仍继续于起活儿来。这时，我收到我的画商卡米尔，戈曼的一份电报，我跟他刚签订了一个协议，根据该协议，他付三千法郎后将独家拥有我夏季的作品。下一展览季节，他要在他的画廊里展出我的绘画作品，我将得到自己那份提成费。不管怎么说，他用三千法郎，成了我三幅由他挑选的油画的所有者。父亲觉得这条件很公道。至于我，我还没能对钱有确切的概念呢。我确信五百法郎的硬币应当比一千法郎的钞票更耐花。对读者来说，这似乎太不像真事了，不过当时了解我的那些朋友的证言或许能打消他们的怀疑。于是戈曼打了电报，来到我这里。他对远没完工的《阴郁的游戏》满怀热情。几天后，列耐·玛格丽特及其妻子也来了，接下来是路易斯·布努埃尔。保尔·艾吕雅写信通知我他要来。一些天，我首次被一群超现实主义者包围着，这些人刚发现一位个性奇特的人，他们受到该人的吸引，纷纷跑了来。他们确实是为我而来的，因为卡达凯斯无法提供任何一种乡间度假地的舒适，而我则是住在父亲家里的。我大笑的毛病让大家感到吃惊。看到他们惊异的面容，我又爆发出一阵阵大笑。那些天晚上，在海滩上乘着凉，人们正极为严肃地谈论着，我涌起想插一句的欲望，而当我刚开口的那一刻，一阵无法平息的大笑爆发了，我浑身乱颤，连眼泪都流了出来。我终于完全静下来，不再想笑了。我那些超现实主义的朋友以容忍的态度接受了我的大笑，把它当成我所流露的天才中不可分割的众多缺陷之一。 “不值得向达利征求意见，”他们说，“因为他很自然会大笑起来，而我们将要为此耗费足足一刻钟！” 一天又一天，我大笑的毛病发作得更频繁了。从他们的眼神和低语，我明白我的状态开始让他们担心了。我觉得这件事同样很有趣，因为我了解我大笑的原因，我终于向他们解释：“要是你们看到我所想象的东西，你们全会比我本人笑得更厉害。”感到困惑，他们想了解得更多一点。 “想象一下吧，比如，一位相当可敬的人??” “是的，讲下去??”　　“现在请想象一只小小的猫头鹰，它的身子是图案化的，而它的头却是真的猫头鹰的头。你们明白我指的是什么吗？”大家非常认真地尽力想象我刚向他们描述的情景。“是的、是的，讲下去??” “那么，想象一下这只猫头鹰头上有一滩粪便，而这并非随便谁的粪便，它是我的粪便！” 大家等待着，谁也没笑。“怎么，我讲完了，就是这件事啊！” 这回他们笑了，不过很微弱也很勉强。我很清楚他们这么做是出于礼貌。 “不，不，”我说，“你们并没像我这样看待此事；要不然你们会笑弯了腰，瘫倒在地上的。” 我笑弯了腰的一天早上，一辆汽车停在我的住宅前。保尔·艾吕雅和他的妻子走下来，长途旅行使他们非常疲乏，他们刚到瑞士拜访了列耐·克列维尔。他们很快就离开我们，到米拉玛尔旅馆去休息，他们约我们五点钟到这家旅馆见面。我觉得加拉·艾吕雅的面孔显得十分聪慧，但是她似乎脾气不太好，仿佛不高兴到卡达凯斯来。五点钟，我们这群人动身去找他们，我们全呆在法国梧桐树荫下的露天座位上。我喝了杯法国的绿茴香酒，又犯了大笑的毛病。有人向似乎对此颇感兴趣的艾吕雅解释这种情况。显然，所有其他的人都克制着不向他说什么：“等等，这没什么，你就会明白的！”　　晚上，散步途中，我与艾吕雅的妻子加拉讨论了好几个严肃的问题。我严谨的推理令她吃惊，她向我承认，刚才在法国梧桐树下，她因我用发蜡抹得油亮的头发，把我当成了一位讨厌的、无法忍受的家伙。这样的头发使我具有职业阿根廷探戈舞蹈演员的神态。事实上，马德里时期留给我爱好华丽打扮的习惯。要是我在房间里经常裸体的话，那么一旦必须到乡村去时，我便会花上一个小时精心修饰自己，非常认真地粘头发，刮胡子。我穿上洁白的长裤、新颖的便鞋、丝绸的衬衫，戴上人造珍珠项链和手镯。晚上，我穿上由自己手绘的领口开得很低的灯笼袖丝绸衬衫，这使我完全具有了女人的神态。我们散步归来的路上，我与艾吕雅谈着话，很快我就明白他是洛尔卡那类的诗人，一位非常伟大的诗人，而且也是一位最真正的诗人。我焦急地期待他对我赞美卡达凯斯的风景，但是他“还没看”它。随后我试图在他头上放只小猫头鹰，可我没看到它，接下来我又试图在洛尔卡头上放一只，但也没成功。我再试着用别的诗人做同样的事，不过笑声一直没出现。而对以往一直受此事有效影响的那一切人来说，情况也是同样的。终于，我想象出我的猫头鹰头在下方，粪便把它的头粘在人行道上。这使我笑得很厉害，我都走不动了，呆在那儿捧腹大笑。　　我们陪送艾吕雅夫妇回到米拉玛尔旅馆，约好次日十一点在海滩相聚，一起去洗海水澡。　　第二天早上，我在日出前就醒了，一种深深的痛苦使我喉咙发紧。想到我的朋友们，尤其是艾吕雅夫妇十一点会在海滩上，而出于礼貌我必须守时，　　要比平常早一个小时中断工作。这个念头让我恼火，它提前毁了我这个早晨。我很想使太阳停止运转，把它再抛回它出现的海中，以便无限期地撤离我预感到的那场战斗。　　不过这是场什么样的战斗呢？这天早晨如同所有别的早晨一样阳光灿烂，或许唯一不同的，就是还有一种重大事件发生前的轻微宁静。家里的生活同往日一样，女仆来了，在用钥匙开厨房门的锁，渔夫盎利克的桨拍打着海水，一群母山羊和它们的那只公山羊从我窗下走过。这一天跟所有别的一天没什么两样。然而??会发生什么事呢？我再也无法继续坐在画架前了。我试着戴上妹妹的项链，但没戴，这件首饰不适合洗澡戴，而我想成为艾吕雅夫妇眼中最爱打扮的人。为什么不蓬头散发赤身裸体呢？既然他们昨晚已看到过我粘的头发，那么他们今天晚上还要再看我这样吗？我想，他们来时，我要把手上的调色板放下来，脖子上挂一串珍珠项链，披散着头发。这么做，再配上我那阿拉伯人似的棕黑皮肤，会产生一种引人注目的效果。最终离开了画架，我动手把我最漂亮的衬衫乱七八糟地割破，让下摆不超过肚脐的位置。第一下，我在肩部撕了个大洞；第二下，胸部弄了个洞，露出我的黑毛；第三下，乳房上方开了个洞，展示我棕色的乳房。可领子呢？我应当敞着它还是合上它？非此非彼，一剪子，我除掉了它。最后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是：我觉得游泳裤太多体育运动的味道了，无法与我制作的具有异国情调的社交服协调起来。我把它翻过来，露出它的白棉布里子，由于腰部的氧化作用，白色的里子染上了一些铁锈色斑点，显得脏兮兮的。我能用别的来点缀这个不得不接受的浴装的主题吗？可这只不过是开始，我剃掉了腋毛，但由于我没有在马德里的优雅女人腋下看到的那种理想的蓝味，我拿了点洗衣物用的蓝色，把它与香粉混在一起，涂在腋下了。有很短一阵子，这非常漂亮，可最后汗水使这种化妆品顺着我的身体流淌成一条又一条蓝微微的痕迹。我擦着腋窝，想把它们洗掉，我看到皮肤变成了暗玫瑰色。这并不比蓝色好多少。于是我明白了需要红色。这之前，我剃毛时微微割破一点皮肤，右腋出现了一小块凝固的血迹，我用吉列剃刀很贴近地重新刮着，结果两个腋窝很快就鲜血淋淋了。我只好等血凝固起来，我故意使到处都有点儿血迹，这在我膝盖上造成了一种十分美妙的效果，我不禁饶有兴致地再弄出个小伤口，来完成这种效果。多么迷人的工作啊！可还没完呢，我又在耳后插上一朵红色天竺葵。现在我该洒点儿香水了。我的古龙香水让我恶心。那用什么呢？坐在他那只画凳上，萨尔瓦多·达利开始陷入沉思。啊，如果他能洒上每天清晨走过他窗下的公山羊的气味，那该多妙！注意，达利刚刚突然站起来，脑海里已有了个天才的想法??　　我刚发现了我的香水！我点着搞腐蚀版画用的炉子，用水煮开鱼胶。我知道住宅后放着好几袋母山羊粪，它的气味只能使我得到一半满足，我跑到房后，抓了一把粪，回来把它投到开水里。然后用一支画笔搅拌我的混合剂。一会儿，鱼的气味占了上风，一会儿，又是母山羊的气味，可我知道，只要耐心点儿，这种混合剂将是完美的，特别是如果我再把一瓶蝰蛇油倒几滴进去的话。啊，真是奇迹！这恰恰就是公山羊的气味。让它冷却后，我便获得一种膏状物，我把它擦在身上。我准备停当了。　　为谁准备的？我走近朝向海滩的窗户。她已经在那儿了啊！她是谁？请别打断我！我说她已经在那儿了，而这就应该让你们满意了。加拉，艾吕雅的妻子。就是她！加露琪卡·何地维瓦！我刚辨认出她裸露的背。她的身体　　有儿童般的体质，她的肩胛和腰部肌肉有青春期那种略显不自然的强健张力。相反，背部的凹陷处却是非常女性化的，与富于活力的躯干优美地结合起来，并自豪地展示出十分美妙的臀部，这使她的细腰更加令人着迷了。　　我怎么能同她度过昨天整整一个下午而又不了解她呢？而又什么都没猜到呢？我刚才制造那不可思议的婚礼装束，正是为了她！我在身上抹母山羊粪并弄伤了腋窝，也正是为了她！既然看到她在海滩上，我就再不敢这么出现了。照着镜子，我觉得自己很可怜。“萨尔瓦多，你像个野蛮人，这让人厌恶。” 我脱去衣服，极细心地冲洗起来，要使自己摆脱掉身上散发出的令人窒息的气味，只保留了珍珠项链和减掉一半的天竺葵。我走向海滩跟朋友们相会，可在我正要向加拉问好时，一阵大笑使我浑身乱颤，我感到一个词都说不出来了。每回她跟我讲话，我想回答时，这个毛病就会重新发作。那些持忍受态度的朋友似乎在估计：“果然不出所料，我们要为此把这新的一天全浪费掉了。” 于是，他们愤怒地向水中抛石子，来打发时光。布努埃尔尤为沮丧，因为他来卡达凯斯是想跟我一起搞个新电影脚本，而我却越来越把精力花在克制疯狂上，我的各种考虑、思想和关怀都集中在加拉身上。由于无法跟她讲话，我极为周到地照顾她，给她拿来坐垫和一杯水，把她安排在能饱览风景的地方。要是我能做到，我就会为她脱一千次鞋、穿一千次鞋。要是在散步途中我能摸她的手，哪怕只摸一秒，我的所有神经就会颤抖起来，我就会听到四周落下一阵绿色的水果雨来，仿佛我没触摸她的手，却过早摇晃了我的仍很纤细的欲望之树。加拉，凭着她那世上无双的直觉，明白了我全部“细小反应”的含义，她看到的就是我发狂地爱上了她。我清楚地感到她的好奇心在增长，而这种好奇心的指向是毫不含糊的。她看出我是个半疯的天才，能体现出一种巨大的道德勇气。而由于她渴望成为了不起的人，渴望有关于她的神话，她开始认为我是唯一能替她创造出这种神话的人。我的画《阴郁的游戏》开始深深吸引着我的朋友们。溅满粪便的短裤是用极为得意的写实手法描绘的，使得所有人都在暗自思忖我食粪还是不食粪。我染上这种讨厌毛病的可能性，终于使他们得了一种会恶化的真正疾病。决定结束这个疑问的人是加拉。她向我宣布打算跟我谈一件相当严肃的问题，请我同意与她交谈一次。我成功地做到了不笑出来，回答她这并不取决于我，要是她讲话时我突然笑起来，那也不妨碍我认真听她讲话和严肃地回答她。加拉忧虑的声调差点儿又让我再次大笑起来，我只好尽力克制它。约会定在第二天晚上，我将到旅馆找她，然后我们到悬崖处散步。我吻了她的手，离开了她。　　她几乎还没转过身去，我就捧腹大笑起来，结果我被迫坐在门口，等这次发作过去。回来的路上，我碰见了卡米尔·戈曼和他的妻子，他们已注意我一会儿了，停下来跟我谈话。　　“你要当心，”他对我说，“一些时候以来，你太神经质了，你工作得太多了！”　　第二天，我去找加拉，我们动身到那像行星般忧郁的卡亚尔悬崖散步。我等着加拉开始预定的谈话，可无疑她感到为准，不知如何启齿。我必须用暗示帮她一下。她感激地接受了，同时使我明白她根本无需我的帮助。下面大致就是我们的谈话的情况：　　“要谈的就是你这幅题为《阴郁的游戏》的画。” 她沉默了一会儿，使我有足够的时间抢在她前面讲话和进行猜测。我差点儿就要回答了，可我还是宁愿等待，以防还有另一些事物。 “这是件很重要的作品，”她继续说下去，“正是为这，所有朋友，我和保尔，我们都想了解你画中的某些因素到底配合着什么，你似乎赋予它们特殊的重要性。要是这些‘东西’配合着你的存在，那我就与你有根本的分歧了，因为我觉得对我的生活来说这是可怕的。不过这只涉及你自己的生活，而我的生活不该同它混在一起。相反，要是你为了你认为是天才的一种怪癖的利益，想利用你的各种形象传播信仰的热忱，那么照我们的看法，这可能会大大削弱你的作品，把它缩减成仅仅是种精神病理学文献。”　　我想用谎话回答她。如果我向她承认我像超现实主义团体的朋友们相信的那样是位食粪者，这就会使我在他们眼中显得更与众不同、更有趣。然而加拉如此清楚明确的口吻、她绷紧的面部表情、她高傲的绝对诚实，迫使我说真话。　　“我向你发誓，我不是食粪者，我同你一样讨厌这类精神失常的表现。可我认为那些涉及到粪便的因素是令人恐怖的，同血或我对蚱蜢的恐惧是一样的。”我等待加拉听到我的回答会流露出宽慰的情绪，可她仍保持着一种忧虑的神态，仿佛这还只是伤及她那如此优美的黄褐色皮肤表面的另一个问题。我差点儿跟她说：“那么你呢？怎么回事？有什么人们不再谈起的吗？”可我沉默了。这如此不真实的，如此同我的肉体接近的肉体，妨碍我讲话。脸上那种体弱多病的美并不是这个身体上唯一优雅的地方。我注视着她挺胸的身姿，这是那胜利女神似的步伐造成的，怀着已有几分审美性幽默的心情思忖着：“那些胜利同样也有因心情恶劣而变得忧郁的面孔，不应当碰它。” 然而我要碰她，我要在加拉用手拉住我的手时，搂住她的腰。这是大笑的时刻，我神经质地大笑起来，比以往更厉害，在这种时刻，这笑声会使她分外恼火。可加拉并没感到这笑声伤害了她，反而因此得意洋洋。她以超人的努力，更用劲地握住我的手，而不是像每一位别的女人可能做的那样轻蔑地让它耷拉下去。她通灵的直觉使她能了解我笑声中的确切含义，可别人对此却难以理解。我的笑跟大家的笑不同，它不是“快活的”。它也不是怀疑的或轻佻的，而是狂热的、灾难的、深渊的和恐怖的。但所有笑中最恐怖、最灾难性的笑，就是我刚才抛在她脚下让她听到的笑。“我的小宝贝”，她说，“我们再不分开了。”　　她将成为我的前行者格拉狄瓦，我的胜利，我的妻子。但为此，她必须治愈我。多亏了她的爱情不可征服和不可思议的威力，她才治愈了我，这爱情的思想深度和实际灵巧胜过了那些最为雄心勃勃的精神分析法。我们最初的关系，以一种永久的病态不正常和一些明显的精神病理学征兆为标志。我的笑从欣快的变成了令人难以忍受和使人发怒的，它跟歇斯底里的状态很接近，连我都开始不安起来，尽管我仍为这些大笑感到得意。我变得幼稚的情况更加强着如下事实：我觉得加拉就是我虚假的记忆中被我称为加露琪卡的那位小姑娘，加露琪卡也就是加拉的爱称。眩晕的幻觉（36）重又出现，但显得更加鲜明强烈。在我们多次远游克鲁斯海岬的悬崖峭壁期间，我无情地强求加拉跟我一起爬上所有最危险也是最高的悬崖。从我这方面说，向上攀登包含着一些明显的犯罪意图，特别是在我们终于到达一处巨大的玫瑰色花　　岗岩的那天，这块巨大花岗岩的顶峰倾斜着，仿佛是飞翔在深渊上的雄鹰展开的双翼。从鹰上下来时，我想到把一些大花岗岩块推到虚空中去，它们像瀑布似的落入了海里。我怕把加拉当成一块岩石推下去，不得不离开这个始终让我感到危险和极度刺激的地方，要不然我是决不会厌倦这种游戏的，我对杜丽塔的那种仇恨，开始在我心中产生作用。加拉终于暗中破坏和毁掉了我的孤独，而我却对她横加指责，反复跟她说她妨碍了我的工作，她对我的影响使我丧失了个性。此外，我认为她伤害了我，于是如同突然被恐惧扼住脖子，我对她说：“尤其不要伤害我！我也决不会伤害你！我们应当从不伤害对方！” 接着我向她建议，到大家认为是卡凯达斯最令人赞叹的风景之一去散步。　　我们来到这处观赏风景的最佳地点。读者们，我想用它来给你们标明一个时期。请像我这样凝视这处风景吧！凝视这一我们散步的最高场所、这一我们生活的最高场所吧！攀登是艰苦的，我们都很疲劳。这一章已进入后半部，我们应该休息一会儿，然后用熟悉路线的人的从容步伐，沿着最悲哀的那些小路走下去。在我们身体休息时，请允许我讲述一个我从奶妈露西娅那儿听到的故事，来使你们的心灵激动不安吧！通过它，你们不仅会认识少女时代的加拉，而且也会从国王身上认识我本人。下面就是这个故事，题目是我为你们加的。　　糖鼻子蜡人从前有一位国王，他的爱很古怪。每天，王国中三位最美丽的少女，应邀来浇灌他花园里的石竹，从城楼上，他观察她们好几个小时，挑选其中一位少女到国王的床上过夜。这张床的四周点燃着最珍贵的香料，这位被选中的少女穿着华丽的长裙，戴着最美的珠宝首饰，她躺在国王身边，应当整夜睡着或装作睡着，国王并不碰她，仅仅满足于注视她。到了黎明，他军刀一挥，砍掉她的头。国王向三位少女中的一位打招呼，这就表明了他的选择。他从城楼的围墙探出身来，对这位少女提出永远不变的同样的问题： “我的花园里有多少石竹？” 这位少女就这样明白了他的选择，同时也明白了死亡判决落到了她身上，她应该不变地、调皮地回答：“天空中有多少星星？” 这么做过后，国王就离开了，而这位少女则跑回父母家中，把她可怕的婚礼告诉他们，并穿上最华丽的服装。许多年过去了，直到有一天，国王选中王国里一位最美丽也最聪明的女子做他的未婚妻。她非常聪明，一旦国王提出问题并得到预期的回答后，她立刻就回到家里，照她本人的形象，制作了一个蜡人，她在这个蜡人上粘了个糖做的鼻子。她来到亮着无数蜡烛的新房，趁新郎国王没来，巧妙地把这个糖鼻于蜡人放到豪华的被子下面，她自己躲到了床下。国王来了，开始脱得一丝不挂，躺在假人旁边，他像往常一样，整夜凝视着它。到了黎明，他拔出佩剑，从蜡人肩上砍掉它的头。这一下太有力了，使糖鼻子掉下来，弹到了国王的嘴里，它的甜味使国王大吃一惊；嚼着它，国王后悔地喊道：生中的甜蜜，死里的甜蜜。若早认识你，怎让你死去！　　这位狡黠的美女听到了一切，趁机出来，向国王揭开她的计策。犯罪的错误得到了纠正，他娶了她。　　这一故事的阐释现在让我们借助我们自己的精神分析法，通过探究来阐释这个故事吧。我们从这一系统中的普遍因素开始：这就是蜡人。蜡，由于它那富于特色的苍白颜色（37），是最适合仿造活人的材料，而这是用最令人痛苦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进行的。出于不同的原因（不仅是由于与蜜同质），它并不令人反感，人们甚至感到它很甜蜜。它没有异电性。蜡在受热过程中熔化，而别的可塑性材料，如粘土之类，遇热则易于变干变硬。除了蜡所召唤来的死者是甜蜜的、决不令人反感的这一点以外，这种液化跟尸体的腐烂是相同的。处在我各种假设的使人头昏目眩的大斜坡上，有必要想象一下被替代死者气味的点燃的蜡味撩拨起来的恋尸之情。烧光了的大蜡烛，既无汗水，也无生命的怪昧，它同死者的真正气味混合在一起，并为死者提供了一种热烈的迷失方向的短暂假象。因而我觉得蜡以其对死者的理想化再现，阻止了我们向跟“堕落者欲望”共存的食粪性幻影让步，适于为恋尸的冲动和渴望准备一条捷径。为了回到我们的故事上来，我们将观察到国王的恋尸感情导致他先让一种适于展开和促进他“未满足的爱情”的仪式出现，然后他再挥动那最后的一剑。事实上，牺牲者应当整夜处于一动不动的状态中，她应该睡着，或是假装睡着，一句话，就是应当装死。国王的古怪念头，进一步要求她穿上最迷人的长裙，像死者一样安息在“床单”上，蜡烛要把一切照亮，像为死者一样。神经官能症似的开端显然别无其他目的，只是要用一系列有关死亡的幽灵，把他的不正常病状理想化地展示出来。国王想象着他的牺牲者死了，这恰恰是在达到最高潮的那一刻之前，到了那一刻，处于最终实现他欲望的情况下，他真正用剑杀死了他一夜的配偶。而这达到最高潮的事件终于满足了他的乐趣，在他失常的状况下，这一乐趣必定配合着他射精的那一瞬间。正是在这个时刻，这个故事让我们明白了狡黠美女的表现同现代最精通精神分析法的行家的表现是一样的。她实现了一种近似魔法的置换，从而肯定治愈了她的丈夫。蜡人作为死者中最真实、最美丽的女人出现在国王面前。这个假像是完美的，也可以说是超验的。要是鼻子仅仅是掉下来，它很可能只在国王的心灵中掀起悔恨之情。可实际上，作为潜意识的食粪恋尸吃人魔，他仅仅寻求品尝死者的秘密滋昧，但他的各种抑制妨碍以别种方式实现这一点，他只能通过人为的不自然方式，也就是通过蜡人的假眠和阴森的环境来实现它。带糖味的鼻子只能令他吃惊，只能深深地骗了他并让他觉得非同寻常。这位国王想吃尸体，但他没尝到自己期待的那种味道，却碰到了糖。这就足够治愈他了。他不再想吃尸体了。在我的故事中，糖另外还发挥着更微妙的作用。如果国王感到失望，那这只不过是半失望，首先因为涉及的是糖，其次因为在这一瞬间，国王得到了乐趣，这种乐趣立即就使现实恢复了。糖的味道替那想从死过渡到生的渴望搭了座“桥”，国王全部淫荡好色的射精都固定在生的这一瞬间；生的这一瞬间，以预料不到的方式，取代了死的那一瞬间。生中的甜蜜，死里的甜蜜，若早认识你，怎让你死去！国王后悔杀了人，从而证实了狡黠美女的预见。就是这样，又一次一下子实现了神话，实现了我思想的、美学的和生活的主题：死亡和复活！糖鼻子蜡人只是从颠狂中诞生的那些“客体生命”之一，它是由一位女人的热情创造的，这女人就是故事中的女主角，就是格拉狄瓦，或者就是加拉，她们用这些客体生命使疯子的敏锐清醒突然从心理的黑暗中涌现出来。我的疯狂和我的清醒的最大难题，就是我虚假记忆中的加露琪卡（她是空幻的，并多次死在我对绝对孤独的渴望之中）和真实的加拉（她的实体性在我当时的失常状态中显得难以实现）之间的界限问题。在我奶妈的这个故事中，这些界限是装扮成一种真正“超现实主义的物品”（38），摆在了蜡人结束、糖鼻子开始的地方，并由詹森的《妄想与梦》中的人物佐埃·贝特朗（39）提了出来。全部困难、全部进退两难的窘境，恰恰在于如何确定这些界限。既然我的读者已了解这个故事以及对它做的精神分析的阐释，那么就该重返我们的道路和重建我本人的病例与国王的病例间的对照了。我和加拉的故事的续篇将会得到阐明。你们全都了解，我本人也是个国王。在我全部的童年，我一直装扮成国王生活着。我的青春期只不过是用绝对的君主专制政体意识来证实和发展我的精神。我同样决定我爱的形象应当装成在睡觉。每当这个形象试图动一动时，我都向她喊到：“死过去！”而这无形的虚幻形象也就“装死”了。仅有少数几次，加露琪卡的形象具体化了（例如，化身为杜丽塔），这种奇遇有可能走错方向。危险包围着我，我就要犯罪了。恰似故事中的国王，我反常地喜欢尽可能久地延长那令人不安的等待，这种等待包含着“未满足的爱情”的伟大神话中全部折磨人的精神上的满足。我也??　　可这个夏天，我明白了它！现在化身为加拉的加露琪卡的再生的形象，再服从一个简单的专横命令，躺在我脚下”装死“了。我即将接受我生活中的大考验——爱情的考验。而我的爱情、一位半疯者的爱情，不可能像别人的爱情。牺牲的时刻越临近，我就越怕想它。有时候，离开站在米拉玛尔旅馆门口的加拉，我发出一声深长的叹息；“这太可怕了，”我思忖着，“这太可怕了！不过为什么？你把你的生命花在渴望那发生的事情上，再者，这就是‘她’。既然那时刻临近了，达利，你会怕死的！”我大笑的毛病和歇斯底里的毛病变得更加强烈，我的精神获得了符合防御机制的柔顺和灵活。用各种躲避和“卡皮亚”，我正跟我生活的中心难题斗着。我的欲望这头公　　牛将不时站在我前面，催促我去杀死它或被它杀死。加拉开始重复地影射会在我们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的“某种事情”，某种对我们的关系很重要很关键的事情。可她能考虑我的神经状态吗？它不但远没恢复正常，相反却以疯狂的所有最鲜艳装饰来炫耀。此外，我的状态感染了她，同时也损害了她的平衡。我们漫步走在油橄榄林里，一句话也不说，共同陷入沉思之中。我们走了很久，也没能制服我们受压抑的、被激怒的感情。人不会如其所欲地那样耗尽精神。只要那些本能一直痛苦难耐地得不到满足，那么肉体和灵魂都不会有休战的时候。这些散步是两个疯子飘泊不定的写照。有时，我扑在地上狂热地亲吻加拉的鞋子。在这一刻，为我的悔恨采取了这种精神错乱的形式，我的灵魂中刚发生了什么事？一天夜里，我们正在散步，她吐了两次，痛苦地抽搐着，这是曾在她青春期压垮她的一场长久的心理疾病的后遗症。正是在这时，我画了《欲望的调节》。在这幅画中，那些狮子吓人的头代表了各种欲望。加拉对我说：　　“不久你就会知道我想从你那儿得到什么。”在借助一些可怕的形象，尽力提前习惯那显示的启示时，我想这不会同我那些狮子头有多大差别。在加拉身边，我从不坚持要她匆忙吐露爱情，相反，我等着，仿佛那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判定，一旦命运决定了，我们就再也不能从它面前后退一步。在我一生中，我还没做过爱。我觉得这种行为有种跟我的体力不相称的令人受不了的粗暴性质??“这与我无关”。只要我能做到，我就会向加拉重复说：“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商定从不伤害对方！”　　到了九月份，超现实主义团体的所有朋友都已重返巴黎了。艾吕雅也回到了巴黎。于是只有加拉独自留在卡达凯斯。每一次新相会仿佛都在对我们说：“该结束了。”狩猎期开始了，回荡在山间的断断续续的枪声不时打断我们的散步。继八月宁静明洁的天空之后，出现的是遍布着秋天一块块正在成熟的云彩的黄昏。我们热情的葡萄收获季节来临了。加拉坐在一处干燥的石墙上；吃着紫葡萄。每吃一粒，她就变得更美了。葡萄园变温和了，我觉得加拉的身体像是用金闪闪的麝香葡萄颜色做成的“肌肤的天空”。明天呢？我们不断地想到它。拿给她几串匍萄，我让她挑选：白的或是紫的。决定的那天，她穿了白色的衣服，一件非常薄的连衣裙，这使我在小路上一看到她在我面前，就开始打哆嗦。风很大，我便趁机改变了我们的路线，把加拉带到面对大海的地方，在不受风吹的岩石处凿出的一条石凳上坐下来，这是卡达凯斯一处最荒凉的地方，九月给我们在这儿添加了一弯银色的新月，它高悬在我们头上。一种哭泣的欲望堵在我们的喉咙里。可我们并不想哭出来，我们想结束。加拉脸上露出一种坚决的神情。我用胳膊抱住她：“你想让我做什么？” 她感情激动，说不出话来。她试了好几次，但都没有成功。泪流在她的脸颊上。我多次坚持着。于是，她张开口，用儿童的细微噪音向我说： “要是你不想闭口不谈它，那么你再不要跟谁说了。”　　我吻着她微微开启的双唇。我还从来没有这样地深情拥吻过，我没注意到人们能这么做。所有我色情的“帕西发尔”，受到我长久被束缚的肉体欲望的冲击，突然一下子觉醒了。我们牙齿碰撞、舌头交缠的这一初吻，仅仅是促使我们咬啮和吞食自身骨髓的那种饥饿的开端。这时，我吃了这张嘴上的血，它已跟我嘴上的血混合在一起了。我消失在这无限的吻中，它像令人　　眩晕的深渊一般在我下面展开来，我想过把我的各种罪全抛入这个深渊，我现在感到准备好了让它吞没我??我扯着加拉的头发，使她的头仰起来，并歇斯底里地命令她： “现在告诉我你希望我为你做什么吧。但要看着我的眼睛，用能使我们两人最丢脸的、最露骨、最猥亵的词句慢慢跟我讲这件事！” 我打算利用这一揭示的所有细节，打算睁大双眼看得更清楚，更好地感觉到要死于欲望。而这时加拉的面孔上闪耀着最美的表情，人的面孔上从不可能具有这样的表情，加拉使我明白了我们什么都躲不开。我的爱欲激情此时达到精神错乱的地步，我再次重复着：“你、希、望、我、为、你、做、什、么？” 她的面部表情改变了，变得严厉和专横。 “我希望你使我断气！”　　世上什么解释都无法改变这一呼唤的意义，它准确地说出了所要说出的东西。“你会这么做吗？”她又问了一次。她傲慢的声音已透露出她的怀疑，我怕让相信我所有疯狂举动和勇气的加拉失望，骄傲地镇定下来。我把她紧抱在怀中，庄严地回答： “当然会！”而内心里却有个声音不断重复着：“不，我不会杀死她的！”于是我重又发狂地拥抱亲吻她。多亏了我温柔的伪善，这一犹大的吻使加拉又复苏了并拯救了我的灵魂。加拉开始细致向我解释她这种欲望是因何产生和如何产生的。可她越向我解释，我就越感到怀疑重新出现了。我思忖着：“我终不会做她要我做的事；不去杀她，这可还没谈妥啊！”任何道德秩序的顾忌都无法阻止我这么干。我们在这点上是极为一致的，而且这一罪行很容易伪装成自杀，特别是如果加拉想到给我留下一封信，把她想死的想法显示出来的话。她现在描述着从童年时代起就折磨她的对“死亡时刻”的恐惧心理。她希望这件事干净利落地发生，不感到最后时刻的害怕。我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要是我把她从托莱多大教堂的钟楼顶上抛下去呢？由马德里时代一位最美丽的女友陪同着，我曾登上那儿，当时我就这么想过一次了。可加拉不欣赏这种想法，她担心在长久的跌落过程中会非常惊慌。另外，我怎么辩解我跟她一起在那上面的情况呢？我也不欣赏服毒这种过于简单的办法，我总是要回到我那涉及深渊的坏事上来。我有一刻梦想到非洲，我觉得它的环境特别适于这类罪行，但我也放弃了这个想法。那边太热了！因而我放弃探求我的各种谋杀计划，把注意力转到加拉身上。她想在生命中意外而又幸福的一刻被杀死的欲望，并不像人们可能认为的那样，是出于一种浪漫的奇想。一开始，我就了解，同上述看法相反，这对她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她的狂热不应让人对这个主题有任何怀疑。加拉的想法就是她精神生活的理由本身。她独自一人就能揭开她的决定中的那些真实理由。尽管得到她的允许，我仍拒绝揭开她存在的隐密。在这本书中，将只有一个唯一的活人解剖模型，而这就是我。我这么做，既非出于性虐待狂，也非出于受虐待狂，而是出于自恋。　　我刚看到加拉当我面被活活地剥掉皮。我只觉得她更美、更高傲、更神气十足了。我再次对自己重复着：“她必定有道理，还不能说我不会去这么干??”　　　　九月使酒变得更加醇厚，使五月的月亮更加明亮；九月的月夜使我情味消尽的暮年之春平添醋意??受到卡达凯斯钟楼的庇护，我青春期的痛苦在我心灵的新石头上刻下了以下的词句：“利用她、杀掉她??”我想到了她把爱传授给我，我想到了此后我又会如我一直希望的那样，重又是孤单一人。她希望这样，她希望这样并要求我这样。然而，我的热情并非没一点毛病的。 “达利，那你怎么办？有人把犯罪当礼物送给你，可你竟不再想犯罪了！” 加拉，这童话中的狡黠美女，用她吐露爱情的军刀，敏捷地一下子就砍下了从童年时代起就守在我孤独的床上的蜡人的头，而那死的鼻子刚弹入我初吻的狂乱的糖中！加拉使我摆脱了犯罪并治愈了我的疯狂。谢谢！我要爱你。我将娶你。仿佛中了魔法，我歇斯底里的症状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我重又能控制我的微笑、大笑和各种动作了。新的健康像一朵蔷蔽那样在我头脑中生长起来。陪伴加拉到资格拉斯车站乘火车回巴黎后，我磨擦着双手，欢呼道：“终于独自一人了！” 因为如果说我童年那些致命的眩晕得到了治愈，那么要治愈我对孤独的渴望，则尚需一些时间。 “加拉，你是现实的！”在把她同我那些虚假爱情的理想化形象相比较时，我经常想到这句话，她是个有血有肉的造物。我拚命嗅着一件保留了一点她气味的毛料游泳衣。我想了解活生生的真实的她，可我也需要不时独自一人生活。我觉得这新的孤独比以前的孤独更真实，因而我也就更加爱她了。一个月内，我把自己关在费格拉斯我的画室里，又过起那修道般的生活。我完成了保尔·艾吕雅的肖像和两幅大油画，这两幅大画中有一幅变得极为著名了。它表现一个蜡般苍白的大头，面颊是玫瑰色的、眉毛很长。巨大的鼻子紧贴在地上。一只蚱蜢代替了它的嘴，这只蚱蜢腐烂的肚子上爬满着蚂蚁。这个头的下部是用1900 年风格的装饰画形象来表现的。这幅画的题目是《大手淫者》。　　我把完成了的作品交给费格拉斯一位细木工，他照我的要求，非常认真地把它们包装好。这个人肯定要记录在我那些无名牺牲者的名册上。我动身去巴黎，我的展览将从 11 月 20 日到 12 月 5 日在巴黎的戈曼画廊举行。一到巴黎，我想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加拉买些花。我进了一家花店，要它最好的花。有人向我推荐红玫瑰。一只花瓶中插着一大束红玫瑰。用手指指点着它，我打听价钱。“先生，三法郎。” “你给我弄十束同样的花。”　　店员似乎被这个要求吓了一跳。他不知道能否有这么多同样大的花束。可我坚持着，于是在我给加拉写卡片时，他迅速地盘算了一下。付款时，我看到收据上写着三千法郎。我手头没这么多钱，便请他向我解释这价格的奥秘。我指点过的那束花由一百朵玫瑰组成，而一朵就要三法郎！可我以为一束三法郎。“那么给我二百五十法郎的花吧！” 我身边一分钱都没有了。整个上午我在街上荡着。中午我喝了两杯法国绿茴香酒。午饭后，我来到戈曼画廊，我在这儿碰见了保尔·艾吕雅，他告诉我加拉在等我，她感到奇怪，我竟然没跟她约定个时间见面。实际上，我打算拖延几天，单独享受等待的那种令人舒服的乐趣。晚上，我终于去拜访加拉并呆下来用晚餐。加拉只有一小会儿流露出气恼的情绪，我们一起吃饭，面前摆着一排几乎难以让人相信的最不同的酒瓶。在马德里喝过的酒开始在我味觉器官的坟墓中站起来，仿佛是拉撒路的干尸，我命令它：“前进。” 而它就前进了，令大家感到害怕。这一复活使我恢复了口才。我向干尸说： “讲话！”而它就讲话了。这是一种发现，它证实了我绝非一个傻瓜，不单只会画那些画。我也懂得讲话，而加拉怀着忠诚坚定的狂热态度，负起了说服超现实主义朋友们的责任，让他们相信我同样能写一些哲学深度超过团体成员全部设想的文章。实际上，她在卡达凯斯就收集了一些混乱而又费解的文章，她成功地赋予了它们一种便于传播的“形式”。这些笔记已经相当成熟了，我修改它们，把它们融人一册理论和诗的文集中，这本文集应当用《有形的女人》的题目问世。加拉显然就是我第一本书中的“有形的女人”。将在其中阐明的那些观点，就是我用来刺向不信任我的、甚至有时是敌视我的超现实主义团体心脏的最初武器。为了让我的观点至少能受到朋友中对我最有好感的那些人的注意，加拉必定也进行了别的战斗。所有的人已经下意识地猜到我用他们特有的武器（但更可怕、更锐利）毁灭他们的革命尝试。从1929 年这一年起，我已在反抗由战后的这些艺术爱好者的焦虑所引发的“全面革命”。在怀着跟他们相同的激情投入那些最具破坏性和最为疯狂的思辨中的同时，我已经以怀疑论者不择手段的方式为永恒传统将临的一个历史阶段准备好了结构的基础。我觉得超现实主义者们是仅有的这样一些人，他们组成了一个团体，它的种种手段有助于我的活动。照我看来，他们的领袖安德烈·布列东的那显而易见的领袖作用是他人无法替代的。至于我，我将试着去统治，不过我的影响将是看不见的，机会主义的和反常的。在这期间，我意识到我的位置和我的各种弱点；我也意识到我的朋友们的各种缺陷和各种才能，这是因为他们是我的朋友。我摆出一副公理在身的样子：“要是你决心为你自己的胜利而战，那你就要毫不留情地毁掉那些与你最相似的人。整个无个性的同盟。整个共同意味着埋葬掉你的那一切。你去把集体当作经验来享用吧，然后再打，使劲地打吧！只剩下独自一人。”我只剩下独自一人，不过经常有加拉陪伴。我的爱情使我傲慢而又大度。我的脑子里塞满了各种开战的计划。我觉得它们一下子提前成熟了。恰恰在我在世界艺术之都巴黎的首次展览开幕前两天，我决定同加拉一起去蜜月旅行。这样一来，我甚至无法看到我这次首展作品悬挂起来的情景。我甚至得承认，在旅行期间，我和加拉，我们是那么关注我们的身体，我们几乎没有一点时间考虑我的展览（它已经成为“我们的”展览了）。我们真纯温柔的爱情展开在巴塞罗那，接着在附近的一处海水浴疗养地斯蒂热丝，在地中海冬日的阳光下，它荒凉的海滩闪闪发光。　　一个月以来，我没给父母写过一行字，于是每天早晨我心中就有种轻微的负罪感。我也向加拉说：“这不能永远持续下去。你知道我应当独自一人生活。” 加拉把我留在费格拉斯，她回巴黎去了。在熟悉的餐厅里，起了一场风暴。一场我朝着微微抱怨的父亲挥舞着闪电投枪的风暴，他因我对父母的态度日益傲慢而感到悲伤。我们谈到了钱。事实上，我同戈曼画廊签订了一份两年的合同，而我就连这份合同的期限都记不住。父亲让我试着把它找出来，我回答这不忙，能慢慢来，不管怎么说，我当时太忙了。我也补充说，我花光了戈曼预付给我的所有钱，这令全家感到震惊。于是我在口袋里摸索着，把它们翻过来，从中一张张地抽出团得几乎不能用了的一些钞票。我把所有占地方的小额硬币都扔在车站前的广场上了。最后，我在桌上整齐排列出旅行剩下来的三千法郎。　　第二天，布努埃尔突然来到费格拉斯。他从诺埃尔子爵那儿收到一份“合作的股金”，用来拍摄一部会在我们脑海中闪现的影片。购买了我的画《阴郁的游戏》的也正是这位诺埃尔子爵！我在戈曼那里展出的全部作品都卖掉了，售价从六法郎到一万两千法郎不等。我动身去卡达凯斯，我的成功再加上开始搞《黄金岁月》，使我心情激动。照我的想法，这部影片应当传达受到天主教神话的辉煌创造浸润的爱的暴行。在那时，我已经赞赏天主教的伟大和它的各种大事件，并对此念念不忘。　　“就这部影片而言”，我对布努埃尔说，“我希望有许多大主教、骸骨和圣体显供台。我特别希望大主教头戴绣花的主教冠，在克鲁斯海岬多岩石的洪水中洗澡。”　　布努埃尔，以他那阿拉贡人的固执和天真，把整个这件事都变成了一种肤浅的反教权主义。我必须不停地制止他奔放的热情，对他说：　　“不，不，别让人发笑！我喜欢这些大主教，我甚至很喜欢他们。我非常希望有某些亵渎宗教的形象，但应该加上当时的狂热，就像一次真正的读圣行为那样！”布努埃尔带着脚本回巴黎去着手搞分镜头了。我独自留下来，呆在卡达凯斯。我每餐就着酒吃三打海胆和六块放在葡萄嫩枝上烤的排骨。晚上，我品味鱼汤、番茄鳕鱼或炸茴香狗鱼。有一回吃午饭时，我正切开一只海胆，我突然看到面前的海边有一只白猫，它的一只眼睛放射着奇异的银光。我走近它，这只猫并没有逃走。相反，它久久地凝望着我，眼睛一眨不眨，于是我发现它这只眼睛被一个大鱼钩刺穿了，鱼钩的尖从扩大了的流血瞳孔中露出来。这看起来太可怕了，无法抽出鱼钩而不把眼眶掏空。我朝它扔了些石头，想赶走这恶梦般的景象。可随后一些天，每当我弄开一个海胆时，我就看到这猫的形象重又出现了，我吓瘫了。我终于相信这只猫是个预兆。事实上，过了几天，我就收到父亲的一封信，向我宣布我被家庭无可挽回地驱逐了。此刻我也无法揭开引起这一不和的奥秘。这只涉及我和父亲。而我不想再碰疼这个使我们六年间都非常痛苦的旧伤疤。我收到这封信时，最初的反应就是去理发。可事实上我做得更妙，我剃了光头，接着把被牺牲的头发与中午吃的海胆空壳一起埋到地下。做完这件事，我登上卡达凯斯一处能够俯视整个村庄的丘陵，我花了两小时凝望沉思我童年、青春期、成熟期的全貌。　　夜晚，我定了一辆出租汽车，让它第二天把我送到边境，以便乘直达巴黎的火车。早饭时，我饮着卡达凯斯的烈酒，吃了一些海胆。我光头的影子在墙上显出清晰的轮廓。我迷恋起一个海胆的壳，向它立正敬礼。　　威廉·泰尔？卡达凯斯到波尼山口的道路蜿蜒曲折地渐渐升高起来。每一转弯处都重新展现着村庄和海湾的景色。在最后一个转弯处，从童年时起，我就转过头再一次把我内心深处的这个风景填满我的双眼。可这天，我坐在出租汽车里，没有回头收集我最后的图像、反而继续看着前方。第三部第十章初入社交界——拐——贵族—— 卡利—勒—鲁埃城堡旅馆—— 丽第娅——利加特港——发明—— 马拉加——贫穷——黄金岁月　　刚刚到巴黎不久，我就急于离开这儿了。我想马上继续进行在卡达凯斯考虑过的那些绘画探索，从家中被赶出来这件事中断了它们。我打算画一位 “无形的男子”。确实就是这件事！可无论在哪儿都应当做这件事，或许在乡下。我也打算带加拉走。想到我的房里现在能有一位真正的女人、她有乳房、汗毛、牙床，我就觉得这非常诱人，我都不敢相信能真正实现这件事了。加拉准备跟随我，我们只需选择一处要去的地方。出发前，我在超现实主义团体内提出了某些大胆的口号。等我回来时，我就会看到它们产生了多么挫伤士气的效果。我说：“卢塞尔对韩波，现代风格的物品对非洲的物品，欺骗眼睛对造型美，模仿对阐释。”所有这些将足够养活他们几年了。我有意不做什么解释。我仍不是一位“健谈的人”，所以只想提出注定会缠住大家的那些本质的言词。我病态的羞怯使我每当该开口讲话时就会体验到可怕的痛苦不安。我以西班牙人特有的狂热和露骨的方式，表达受压抑的口才在长久沉默中集聚起的那一切。我想论战的急躁心情忍受着献身法国式谈话的一百零一位殉道者，这种谈话点缀了如此多的机智和见识，从而时常掩盖了它缺乏骨架的毛病。我终于向那不断跟我谈论“题材”、谈到库尔贝的“题材” 和他如何操纵他们“题材”的艺术批评家问道：“你吃过它吗？一堆无价值的大粪，我更喜欢夏尔丹的题材。”一天晚上，我在诺埃尔家里吃饭。他们的住宅令我胆怯，我看到我那幅《阴郁的游戏》挂在墙裙葱形饰处，在一幅克拉纳赫作品和一幅华托作品之间，我感到极为得意。同桌进餐的人由形形色色艺术家和社会名流组成。我很快就明白了我是大家等待的对象。我也确信我的羞怯令诺埃尔全家很感动。每当饮料总管凑近我耳朵悄悄跟我讲话并以谈知心话的语调提到酒的名称和年份时，我都以为要谈的是某些严重的问题，以为加拉被出租汽车压了，以为一位愤怒的超现实主义者要揍我一顿。于是我面色苍白地惊跳起来，打算离开餐桌。但并非这类事，什么都没发生。饮料总管带着一种最静止不动的尊重态度，提高声音再一次向我证实：“沙托奈夫—杜—帕普，1923 年。” 我一口就喝干了这种让我害怕的酒，我希望借助它大大克服我的羞怯并重获说话的能力。我总是欣赏那种人：他并无什么惊人的事情可谈，但却能在二十个人的晚餐中成功地照他的意图左右谈话，在让大家听到他谈话时，并不会因此而停止吃喝。他甚至会做得更妙，吃喝得胜过任何人，并以优美的方式打断谈话的中心，可却让人毫无感觉，使别人认为不礼貌的是他们自己。初次在诺埃尔家吃晚饭期间，我发现了两件事。第一件是贵族（当时这样称呼那些“上流社会的人士”）远比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更受不了我那类思想。事实上，上流社会的人士还保持着讲究高雅和文明的返祖性因素，而资产阶级和倾向于社会主义的一代则刚刚怀着欢乐之情献身于具有集体主义倾向的各种新观念。第二件事，就是发现了一些野心家，他们是被成功的狂热吞噬的小狗。他们坐在所有摆满着最美丽的水晶玻璃器皿和最华贵的银器的桌子旁，来炫耀他们的男女私情和讲闲话的聪明。　　那天晚上，我决定利用这两类人，使上流社会的人士从经济上支持我，让野心家用妒忌的蠢话和中伤替我打开盛名之路。我从不害怕闲话，听任它们形成。所有野心家都为此忙得满头大汗。闲话一形成，我就看着它，研究它，并总能终于找到让它对我有利的最佳方式。心怀恶意者们的活动，像风一样吹起来时，是一种能独自使你的胜利之舟行驶的力量，重要的是你一秒钟也不要放松掌舵。野心对自我并没兴趣，它感兴趣的是获得名誉地位。从我到达奥赛车站那一刻起，我就获得了既无人知晓、又无行李和护照的光荣。必须回去寻找它们和雇些“搬运工”。也必须让人在我的文件上签字。这些步骤和这成堆的文件可能会吞没掉我的余生。于是我开始打量周围，寻找那些可能替我搬运行李的人。我找到了他们，很快就把他们弄得筋疲力尽。我行李太多，而且我去的地方对他们来说也太远。在极不同的环境下，我选了另一些人，允诺把他们引到等待着我的光荣那儿去。我本人已谈过它了，我不想到达，我将要到达。别的人要依赖我。什么是上流社会的人士？他们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不用两脚直立，而是像红鹳那样用一条腿保持平衡。这种有意做出来的贵族姿势显示了他们想除了接触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外不再接触世上各种琐事的意愿。这种自我中心的姿势，很快就让人疲倦不堪了。上流社会的人士也需要支持，他们把一群一条腿的人聚集到他们身边，这群一条腿的人，在诸如艺术家、鸡奸者、吸毒者之类的五光十色外表下，用“人民阵线”的最初的那些忙乱来向他们提供支持和保护。这可以理解，我就加入了一群残废人，以他们赶时髦的态度来支持尽力捍卫传统的贵族的没落姿势。不过，我并非空手到达的，我手中带着拐到达的，以使整个这件事像是直立着的。我创立了“悲他的拐”，我童年最初罪恶之拐，作为战后的象征性支架。一些拐支持着染上了脑髓病的畸形发展的某些头颅，另一些则使一些稀罕的优美姿势或舞蹈动作固定下来。拐、拐，到处都是拐。我甚至发明了一种极小的用于面部的拐，它是用黄金和红宝石制作的，配合着嘴并支撑着鼻子。这是件令人羞愧的无用之物，准备提供给某些优雅的女人用，这些女人的优雅具有明显的罪恶特征。我象征性的拐说明并配合了（现在还配合着）我们时代各种潜意识的神话。它远没有让人厌烦，而是越来越迷住了大家。我把拐放在各处，人们便会寻思：“为什么有这么多拐？”我结束了最初的试验，而贵族也由于我大量的拐保持直立了，这时我想坦率地通知贵族：“现在，我要朝你们的腿狠狠踢上一脚了。” 贵族又收缩起一点已经抬起的脚，英勇地咬紧牙关防止喊出声来，他们答复我： “踢吧！”　　于是我用尽浑身气力，死命地朝贵族的腿肚子上踢了一脚。贵族并没跌倒。拐因而也仍牢牢地固定着。“谢谢！”有人对我说。 “没什么可怕的，我会再来。凭着你们仅有的一条腿和我智力的拐，你们比知识分子制造的革命还要牢固。你们老了，失去权位，疲惫得要死；但你们的那一只脚同大地紧紧连接的地方，就是传统。要是你们万一死了的话，我便会用我的一只脚踏在你们的足迹上，像红鹳那样蜷缩起另一条腿。我能够做到，也准备以这种姿势不倦地呆下去，变得老起来。”　　贵族制度总是我的热情之一，这时我已在寻找一种方法，使这类精英对他们在从将临战争中诞生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欧洲中注定要扮演的角色重新有种历史意识。当时人们很少听到我对我们这个大陆未来的种种预言，而我本人也不太把我就集体主义和群众所说的话当回事：这种集体主义和群众有可能吞噬掉民主政体，发动一场大动乱，从这场动乱中会产生出一个变得贫乏的欧洲，通过大主教的、贵族的，或许是君主制的个人主义传统，这个欧洲才会获得拯救。　　在等待这些预言实现时，在超现实主义者们消化我提出的口号之前，在野心家们伤害我和上流社会人士开始祝愿我之前，我动身去了天蓝海岸。加拉了解一处不会有人发现我们的旅馆。我们租了两个房间，其中一间用来当我的画室。走廊里，堆着一些供我们壁炉烧的木柴，以便不会有人以送木柴为名来打扰我们。我安置好一盏灯，它的光线只能照到我的画布上，并使房间的其余地方处在它永远隔绝的遮板的阴影中。我们通常让人把饭菜送到我们的房间来。只有难得的几回，我们下楼到餐厅去。两个月内，我们从没离开过旅馆！作为我们生活中最激动最疯狂的日子，这两个月一直深深刻在我和加拉的记忆中。在这自愿的“封闭”期，我怀着工作时那样的思辨狂热认识了爱情、享受了爱情。《无形的男子》完成了一半。加拉用纸牌算命，看到一个对我们两人是艰难的历程。我盲目地相信她向我预言的那一切，它们会驱赶开威胁我们幸福的种种不安。加拉预告了有一位栗色皮肤或褐色皮肤的先生的一封信，以及钱。来的信签着诺埃尔子爵的名字。戈曼画廊要破产了，他提出要给我经济上的帮助。为了使我摆脱全部焦虑，他建议我去拜访他。他会派车在我希望的那天来接我。这封信让我们决定首次去散步，一路上我们能审视下形势。在户外，冬天的灿烂阳光晃得我们眼光缭乱。我们的面容就像囚犯的一样惨白。温暖的阳光使我们觉得格外舒服，我们露天吃了午饭，一顿有酒的午饭，我们在这两个月已经戒了酒。在咖啡馆，事情决定下来：加拉去巴黎试着收回画廊欠我们的钱，我去诺埃尔子爵在依列斯的圣贝尔纳城堡拜访他。我会提议给他画一幅重要的画，他要预付给我两万九千法郎。有了这笔钱和加拉收回的钱，我们将到卡达凯斯去，让人在那儿为我们建造一所供我们两人居住的小房子，我能在这里工作并不时从巴黎消失。我只爱卡达凯斯，所以拒绝看别处的风景。　　我们又重聚了。她带回画廊的一点钱，我带着诺埃尔子爵刚给我的支票。我记得我整整一个下午都在看这张支票，它首次使我懂得钱是一种重要的东西。　　我们再次动身去西班牙。在那儿，我一生中最浪漫、最严酷、最紧张的时期开始了。我觉得所有令人喜爱的机遇突然停止了。我相信能避免的战斗首次出现了。我只怕成为我自己想像的那样的一些障碍。从我愿为之发狂的那种爱情开始，我曾享有各种机会。可一下子，我到了卡达凯斯，但不是作为公证人达利的儿子；我不过是遭到家庭驱逐、蒙受耻辱、没结婚却同一位狡黠女人同居的儿子！我们能指望的只有一位独一无二的人物，“身强体壮的女人”丽第娅。丽第娅是位农村妇女，一名有着平静蓝眼睛的正直水手南　　多的寡妻。欧仁尼奥·多尔斯二十岁时，在丽第娅家中度过了夏天，丽第娅是天生具有诗的倾向的人，受到卡塔卢尼亚知识分子难以理解的谈话的赞美。多尔斯由南多陪同去海边时，他时常会向给他拿水来的丽第娅喊：“看这个丽第娅，她多么键壮啊！” 下一年冬天，他出版了他那本杰出的书《身强体壮的女人》，丽第娅立即说：“这是我！”她记熟了这本书并开始给多尔斯写一些充满奇特象征的信。当然，他没回信，可是在他那时为一份报纸《卡塔卢尼亚之风》定期撰稿之际，丽第娅认为欧仁尼奥·多尔斯的专栏文章就是对她信件做出的虽然是想象的但却是详尽的回答。她断言这是怪诞的，但却是唯一的通信方式，要不然她的一位情敌（她称其为”我八月的圣母”）就会夺去那些信。她解释说，很显然，多尔斯被迫用隐晦的方式回答她，并借助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意思。除了我的头脑，我确信从没见识过像丽第娅这么惊人的偏执狂头脑，丽第娅能以最大严密性把一切都连接到困扰着她的事情上去。而这牺牲了她的余生，她以一种可怕而又近于可信的精妙方式，围绕着这些游戏安排了她的余生，哪怕人们知道这些胡思乱想一开始的荒谬。她能在词语的巧合和游戏中用那么多的一系列观念来解释一篇艺术批评文章，人们不得不赞叹这个心灵的永久混乱了。多尔斯有一天写了篇题为《普桑与埃尔·格列柯》的文章。当天晚上丽第娅来了，从老远便能看到她挥动着那份报纸。她卷起裙子坐下来，这种仪式表明她有许多话要说，时间会持续很久。“他用我信的结尾部分开始他的论文。”她俯在我耳边低声对我说。　　事实上，在她最后的那封信中，偶然性曾使她影射了卡达凯斯的两位著名人物。一位外号叫“普萨”，另一位是希腊血统的潜水员“爱尔·格列柯”。相似之处很明显，普萨与爱尔·格列柯，这就是普桑与埃尔·格列柯啊！而这种相似还仅仅是开始，因为丽第娅把多尔斯从美学和哲学角度对这两位画家的比较当成是自己的东西，这简直是天才了！晚上，丽第娅回到她家里，戴上眼镜，坐在她两个儿子（他们是克鲁斯海岬的朴实渔夫，正在修补鱼网）面前，用笔蘸着墨水，在卡达凯斯出售的最好的横格纸上，给她称为“老爷”的人写了封新的信。一般她总是用以下句子开头的：“七次战争和七本蒙难者名册使卡达凯斯两处泉水干涸了！身强体壮的女人死了！普萨和爱尔·格列柯把她杀了，最近成立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和牝山羊的协会也把她杀了。你打算来远游时，请用你的日报文章使我清楚地了解这件事吧。我需要提前一天知道它，好让人到费格拉斯买肉。夏天这个时候，在这儿不提前是买不到好东西的，等等、等等。”有一天，她来神秘地跟我说： “多尔斯前天应邀出席了费格拉斯的一次宴会。” 确信这是不可能的，我问她怎么了解这件事的。 “可是，”她对我说，”这写明在报纸刊登的菜单上了。” 她指给我看一篇文章中的菜单，这份单子上写着：“冷盘。” “奥尔斯（Hors 是冷盘一词 hors-d＇oeuvre 的一部分，跟 d＇Ors 这个名字相似，这种地方中译文难以表达，特略加说明——译者），我很希望这就是他，可俄沃（oeuvre 有‘作品’之意，亦为冷盘一词的组成部分——译者）是指什么呢？” 丽第娅思索了一下，接着答道： “俄沃，这就像人们说‘不知道’。即是不知道的多尔斯。他不希望人们知道他。” 就是这样，她生活在一个从精神角度来说高于村里其他人的世界中。可她仍然是脚踏在大地上的，那些讥笑她的“多尔斯老爷和身强体壮女人”故事的人都会补充道：　　“丽第娅并没疯。不信你就卖给她一磅臭鱼或把手指放到她嘴里试试看！”　　她像每个人那样做米饭龙虾、洋葱汁当托斯鱼，这是真正荷马式的菜肴。她用当托斯鱼，发明出一种配得上阿里斯托芬的烹调术。　　“要成功地做洋葱汁当托斯鱼，”她说，“需要有三种不同的人：一个疯子、一名守财奴和一位浪子。疯子烧火，守财奴倒水，而浪子加油。”　　如果说丽第娅还用双脚接触大地的话，那么与此相反，她的两个儿子就是真正的疯子了，后来他们终于被关进精神病院。他们确信在克鲁斯的外海发现了数公里的矿藏，一个又一个月光照耀的夜晚，他们都在运土掩盖他们珍贵的矿脉。我是他们唯一相信的人，有一天，他们对我承认他们发现的是镭！丽第娅的儿子在一处叫”利加特港”的小海湾有一间屋顶已穿孔的破旧木板房，从卡达凯斯沿着墓地走到这儿，大约要用一刻钟。利加特港是大地上一处最枯燥乏味的地方。这儿的清晨具有一种野蛮粗鲁的悦目感，下午时常在开始之际变得像黄昏一样沉重。一天之始，微风就造成一些像微笑那样浅浅的小波浪，随后它就沉寂下去，风平浪静的大海仅仅反映着天空中的戏剧。在卡利—勒—鲁埃度过的两个月内，我唯一收到的信就是丽第娅寄来的，我把它们当作第一流的偏执狂文献加以分类和研究。我收到诺埃尔子爵的钱时，第一个想法就是买下丽第娅儿子的小板屋，在这块我最喜爱的地方把它布置成能居住的房间。加拉只想做我想做的事，我们给丽第娅写了信。她马上就回了我们的信，向我们保证这说定了，她等着我们去。她的儿子向我们揭示了他们镭矿的重要情况。我们在严冬到达卡达凯斯。米拉玛尔旅馆站在父亲那一边，借口施工，拒绝接待我们。我们被迫住进一处很小的公寓，这儿一名我们家以前的女仆，想尽办法让我们住得舒服。我觉得重要的、希望与之保持良好关系的人，仅仅就是利加特港十余名渔夫。他们生活在那儿，完全不受卡达凯斯舆论的束缚。如果说他们那方面开始时还有所保留的话，那么接下来他们就完全被加拉流露出的无法抗拒的关怀以及我的魅力迷住了。渔夫们知道报纸谈到我，于是他们说：“他很年轻，他不需要父亲的钱，他可以像他理解的那样去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活。”　　我们找了个细木工，我们共同决定一切，从台阶的级数到最小的窗子，巴伐利亚路易二世为他任何一座宫殿操的心，也只有我们为这处小木板屋操的心的一半。一间约十六平方米的房间要当餐厅、画室、入口和卧室，有几处台阶通向一个淋浴间、一个厕所以及一个小得转不开身的厨房。我们从巴黎的房间带来一些镍制和玻璃制的房间用品。我们有限的财力只允许我考虑这个两人的窝。唯一怪诞的装饰品，可能就是一颗牙，这是一颗像麦粒般洁白透明的小乳牙。它在我的下颌中活动了，于是我决定在它脱落的那天，给　　它钻个孔，用线把它吊在天花板上。这颗牙让我忘记堆集在我们周围的所有实际困难。　　“别再想这些问题了，”我对加拉说，“别再想引水、用电和女仆住房的问题了。你看到用一根线把我的牙吊在天花板上的那一天，你会跟我一样狂喜的。特别是我们决不会有花、有狗，恰好只有我们贪婪的热情和使我们过早变老的智力。总有一天，我会写一本关于你的书，你会变成神话中的一位贝阿特丽丝。”　　全部改造木板屋的细节一经确定，我们就动身去巴塞罗那。关于巴塞罗那，农民们喜欢重复这么一句话：“交易所好，巴塞罗那就好。”由于预付给卡达凯斯的细木工一笔款子，我们身边什么也没剩下。我必须到一家银行提取诺埃尔子爵那张两万九千法郎的支票款。来到营业窗口时，我惊奇地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还不了解自己在巴塞罗那的名声，银行职员的这种亲热态度让我疑惑。“他，他认识我，”我对加拉说，“可我并不认识他。” 这些孩子气的表现使她很生气，说我永远是个卡塔卢尼亚的农民。我在支票背面签了字，接着在最后时刻，当银行职员伸出手来，我却拒绝把支票给他。“不，他把钱给我时，我再给他支票。”“可你想他用这支票干什么呢？”加拉用她那最令人信服的声调说。 “他会吃了它的！”“为什么他要吃了它？”“要是我处在他的位置上，我肯定会吃了它的！” “不过就算他吃了它，你也毫不会丢掉你的钱啊！”“这个我憧，然而今天晚上我们就不能去吃 tords 和 rovellons｀a llanna 了。”　　我们稍微离开点营业窗口，银行职员惊愕地望着我们，他不知道我们讨论什么问题。加拉终于说服我交出支票，我深深叹了一口气，这么办了：“那么??拿去吧！”　　我一生中，事实上一直难于习惯我接近的在世上非常普遍的那些人令我困惑的“正常状态”。我总在想，可能发生的事一点儿也没发生。我无法理解人类会那么缺乏个性，总会最严格地遵照习惯的原则行事。把事情看得像让火车脱轨那样简单吧！遍布五大洲的数千里长的铁路是那么多，而脱轨的现象却那么少。喜欢脱轨和引起脱轨的人的数量跟喜欢旅行和热情得满足这人的数量相比，是极其微小的。在匈牙利，抓住马罗什卡的那天，火车脱轨了，这是一桩独一无二的惊人事件。我无法理解人竟然那么不会幻想；公共汽车司机竟然不会不时地想撞破商店的玻璃橱窗，迅速抢一些送给家人的礼品。我不理解，也无法理解抽水马桶制造商竟然不会在他们的器皿中放一些人们拉动拉链就会爆炸的炸弹。我不理解为何所有浴缸全是一个形状；为何人们不发明一些比别的汽车更昂贵的汽车，这些汽车内有个人造雨装置，能迫使乘客在外面天晴时穿上雨衣。我不理解我点一份烤螯虾时，为何不给我端来一个煎得很老的电话机；为何人们冰镇香槟酒，却不冰镇总是那么温热发粘的电话听筒，它们在堆满冰块的桶里定会舒服得多。那么，为何不把冰镇的电话机配上绿薄荷，做成螯虾的形状，套上给妖艳女人穿的貂皮，里面加进一只爱德加·波用的死老鼠，把它放在那儿，或固定在一只活乌龟的背上??　　　　总是干和重干那些相同的事，人类的这种糊涂令我惊异不解，这正如银行职员不吃支票，我之前从没有一位画家想到画一只“软表”使我惊异不解一样??　　自然，我顺利提取了支票上的钱，晚上我们大吃了一顿，喝着香摈酒，吃了两打 tords。整个晚餐期间，我们什么都不谈，只谈我们的利加特港住宅。第二天，加拉患了胸膜炎。我陷入深深的不安，首次感觉到隐蔽的地震动摇了我的利己主义大厦。我会终于爱上她吗？　　加拉患病期间，马德里时期的一位朋友请我到马拉加看望他，我接受了这一邀请。他为我提供在那儿的生活费用，同时也答应买我一幅画。于是我们计划一旦加拉恢复健康，我们就去安达卢西亚，而且我们也商定诺埃尔子爵的这笔钱一个子儿也不动，因为这笔钱是用来建造利加特港住宅的，它是神圣的，被锁在我们在巴塞罗那旅馆的保险箱里。为着加拉恢复健康，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安排庆贺活动和购买礼物。胸膜炎使她变得非常虚弱，她似乎成了拉斐尔·基什耐尔笔下的仙女中的一位。那些仙女在呼吸了一个巨大梔子花的气味后，仿佛衰竭得要死了。我感情中新出现了一股柔情，它左右着我。加拉的每个动作都让我想哭泣。有时候，这股柔情还伴随着一定程度的虐待狂。我站起向她喊着：“你实在太美了！”我吻她的全身，用双臂紧紧搂住她。我越用力搂紧她，我就越感到她无力地想挣脱我过于热烈的拥抱，而我也就越想揉搓她。我感情的表露把她搞得疲惫不堪，可这种情况本身只不过刺激着我的游戏。加拉终于哭了起来。于是，我猛烈追击她的面孔，从各个方面无数次地吻她的面孔，吮她的鼻子，紧贴她的面颊，压扁她的鼻子，吸她的嘴唇，使她忍不住撅嘴蹙眉，或是紧抱住她使她的耳朵靠向面颊。我怀着一股近乎精神错乱的疯狂，拼命揉搓着这个小小的面孔，仿佛我在揉一块面团，要用它做面包似的。打算安慰她时，我又把她弄哭了。一天晚上，我强迫她首次出门，把她拖进一辆汽车，去参观巴塞罗那国际博览会。双眼紧闭，她登上一条长扶梯，我搂着她的腰，她非常虚弱，我们不得不每上四五级台阶就停下来歇一会儿。我们终于到达一处平台，从这儿能看到整个展览。“现在看吧！”我对她说。　　她朝着一个美妙的世界睁开了双眼。近景处，一些巨大的喷泉水柱向空中喷射，高得令人几乎不敢相信，随后在高高的空中散成一朵朵水花，不断地变幻着形色。焰火在天上划出一道道闪光，加拉赞叹不已的样子胜过任何一个孩子。“你完全明白为我做什么，”她向我说，“你让我不停地哭。” 距我们不远，一个管弦乐队演奏着萨尔达那舞曲。一群陌生人在过道上懒散地缓步走着。谁也没哭！过了两天，我们动身去马拉加。在加拉病后，这漫长的三天旅行进行得太早了。她一直动也不动坐在我们的二等车厢里，头靠在我肩上。我从不相信一个唯一的分量仿佛只是表情的头竟会这么沉重。据说在这小小的头颅内充满了铅。我想象它又洁白又干净，还有耀眼和辉煌的整齐牙齿，仿佛每一颗牙齿都是映照粉红舌头的镜子。我把这些上下颌及颅骨与我的进行比较。事实上，我已经有一个老人的嘴，任何一名牙医也根本无法弄明白我的一口牙齿的情况）。没有一颗牙是长在它该在的位置上。我少了两颗臼齿，它们从没长出来过。1930 年两次切割下颌还是为了乳牙。我失掉了它们，而它们从没再长出来。我想到我们的两个死人头，加拉的头是那么洁白，而我的头则已经腐烂，是赭石色的，它的眉弓大得惊人。车厢里在我们对面，不顾苍蝇的打扰，另一些头颅打着盹，这是一列死亡与睡眠的火车，它驶往被帝王般威严的非洲炎热笼罩着的马拉加。我们的出租汽车司机走近一个搬运工，这个人正在门口墙角的　　阴影下睡觉，司机用脚碰了几下这个搬运工，想把他弄醒。可这个搬运工用懒洋洋的手势回答：“今天不成！”在这座城市里，为耶稣受难日准备着游行，到处是大量的鲜花。一名有轨电车司机在一间酒吧旁停住车，让人给他拿来一杯茴香酒，随后唱着歌重新上路。在街上，我们碰到好几个耳后插着朵石竹花的毕加索。他们的眼睛，闪耀着敏锐而又亲切的机灵光彩，盯着来往的人群。有人宣布了盛大的斗牛活动。晚上，在太阳落下去时，一股突如其来的热风取代了凉爽的微风，这是真正的非洲沙漠的风。西班牙人喜欢这个时刻，他们选择这个时刻做爱，石竹田在这个时刻散发出最浓荫的香气，而西班牙文明的非洲雄狮也在这个时刻发出了怒吼。　　我们在托列莫里诺斯租了一处渔夫的房子，托列莫里诺斯是距马拉加十五公里的一个小村庄。一块石竹田正好从我们的住所伸延到海边。这些天是我们热烈的结婚纪念日。我们变得像渔夫一样黝黑。我们的床十分坚硬，仿佛填满了干面包。虽然不适合睡觉，可这床却有使我们腰酸背疼、使我们想到自己有肉体和裸露着身子的长处。像一个被太阳晒黑皮肤的顽童，加拉袒露着胸部在村子里散步。我也戴上了项链。托列莫里诺斯的渔夫没有羞耻感，他们在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脱掉裤子大便。这一时刻似乎是他们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刻之一，能看到他们成群地蹲在沙滩上，大声讲着令人难忘的下流话，叫着鼓励他们的小孩打架。当这些战斗变成扔石块的场面时，总会出现一些打破了的脑袋和一些流血的面孔。于是，感到积怨苏醒了的渔夫们中断了排粪，提上裤子，整理好他们总是漂亮的健壮生殖器，为了孩子相互动手打起来。有人抽出刀子，那些总是穿着黑衣服的妇女跑了来，她们披散着头发，双臂伸向天空，祈求耶稣和纯洁无暇的圣母保佑。既没有什么是悲哀的，也没有什么是卑鄙的。那些愤怒是欢乐的，像大小便一样爆发出来。说到渔夫的粪便，它们总是干净的，其中嵌着一些没消化的麝香葡萄粒，像被吞下去之前那样新鲜。这个时候，我对橄榄油产生了热情。我处处用它。从一大早起，就拿烤面包和鳀鱼蘸它。剩下的我就喝掉或滴在我的头和胸上，擦我那疯长的头发。我一到这儿，就重新动手画在卡利一勒一鲁埃开始的《无形的男子》，同时也写《无形的女人》的那篇定稿。我不时接待来访的超现实主义知识分子小团体的朋友，他们之间已开始相互仇恨并听任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联合的蠕虫咬啮自身了。我立即明白了，到这些蠕虫具有真正蛇的身驱的那一天，残酷壮观的内战就会爆发的。一切都很顺利时，有一天我们收到了大量的坏消息。拖延一个多月没付钱给我们的戈曼画廊破产了。布努埃尔独自在拍摄《黄金岁月》，从而实际上把我从这件工作中排挤掉了。卡达凯斯的细木工寄来份帐单，费用超过他预算的两倍。最后，我们那位马拉加的富裕朋友走了三周，可却没给我们留下地址！我们的钱实际全花光了，我们只剩下四天的生活必需品。加拉建议让人把我们存在巴塞罗那旅馆保险箱里的钱送来，可我拒绝这么办，因为这笔钱已经不够付细木工的帐单了。利加特港的住宅是神圣的。唯一的指望是打电报到巴黎，用我将带回去的画作抵押，借一笔钱。三天过去了，毫无回音。我们数着剩下的那点儿硬币，想最后找到两个比塞塔。非常幸运，一位同情共产党的超现实主义者这大来看我们。我求他给巴塞罗那的旅馆拍份电报，让人把钱汇给我们。一旦收到汇款，我就把他花的钱归还他。两天过去了，无一点音信。要在房中找一小块面包都不可能。我们的困境是因为我固执地不听加拉劝告造成的。没过多久，我就觉得这种处境仿佛只是一场悲剧的开始。非洲的太阳烧烤着海滨，使我把一切都看成红与黑这两种颜色。更糟的是，邻近的一家有一个半疯男孩用钳子打死了他的母亲，当天夜里，宪兵们开始朝一大群燕子开枪。加拉试着让我明白我们的处境虽令人烦恼可并非悲剧。尽可以住到马拉加一处旅馆中，在那儿等待巴塞罗那的那笔钱，它没能寄到是由于星期六和星期天都休假的缘故。自从碰到我生存中各种最初的困难以来，我一定要看看在悲剧的一天内发生的一切，这时我怎么能听她的话呢？我不愿接受这命运的凌辱，命运想迫使我达利这个人中断构思《无形的女人》，而因为我们没钱了，我的加露琪卡竟落到一种有损名誉的地步，既无女仆也无面包。高脚杯装满了，我本人的不耐烦全流了出来。　　我走出住所，满怀悔恨地听任加拉在那儿整理行装。我穿过石竹田走到海边，我愤怒地拿着一根木棍，把带血的花朵打得七零八落，就像卡尔帕乔画中被斩首的头颅。在海滨，有一些黄褐色皮肤的茨冈人生活在布满洞穴的岩石山嘴处。他们用大锅烧着鱼，锅里的油劈啪作响，发出一阵阵嘶啦嘶啦的声音，就跟我愤怒的蝗蛇一样。几秒钟内，我荒唐地想让人从加拉处把装着新事物的箱子取来，生活在这些茨冈女人中间，她们裸露着乳房，在一种无法改善的污垢的色情环境中给她们的孩子喂奶。我跑到一处荒凉的角落，呆在这儿有助回忆这些乳房和正在火边烧菜的一位女人的大屁股。我怀着疯狂的热情沉湎在我青春期孤独的快乐中。我灵魂的全部疯狂化为了这些绝望的姿势。我的腿弯曲了，双膝跪在坚硬锐利峭壁上，仿佛是里贝拉笔下的那些出神隐修士中的一员。用我自由的手，我抚摸着我的身体并抓住它，好像要抱紧它似的。一种有节奏的断续愤怒，使我的肌肉直颤动。我的口袋空了，可我还能花这个！我让自己珍贵生命的温暖硬币掉在地上，我觉得它是从我自己的最深处、从我的骨髓中出现的??这个新的、无用的费用用光了。由此增加了我沮丧的情绪。我觉得我的货币状态更加难以忍受了。全部的愤怒都转向自己，我发狂地用拳头捶打自己，终于弄断了我那颗活动的小牙齿。我把它吐出后收起来。这是命中注定的：以牙还牙。回到住外，特别激动、特别快活，我把紧握的拳头伸向加拉。 “猜猜是什么！”“一只萤火虫吧？” “不，是我的牙，我的小牙。我们应当用根线把它吊在利加特港。” 这颗牙又小又透明，中央有个小白点。要是用显微镜放大这个白点，或许会看到一个卢尔德圣母的光环显现出来。我们在第二天坐公共汽车去马拉加，向那位同情共产党的超现实主义者借钱。我们剩下的钱仅够这趟单程旅行的。要是我们找不到他，就没法回托列莫里诺斯了。经过大量奔走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他。我们的朋友对我发誓他在我们上次相会的那大晚上已发了电报。他没有五十个比塞塔，但他能为我们借到这笔钱。我们坐在一家咖啡馆的露天座上等他。最后一班公共汽车发车的时间临近了，而我们始终没看到他回来。终于在最后一分钟，他出现了，气喘吁吁，满脸通红。“快上车吧，一切都办妥了。我就来。” 在我们身后，他付掉饮料费，然后到公共汽车上找我们。他一边用一只手擦额头上的汗水，一边用另一只手握我的手，把一小张折了四折的钞票放在我手心里。“再见，再见。” “很快就会还给你的，这不再会拖延的！”　　汽车发动了，他还在向我们保证听我们吩咐。我觉得手里这张折起来的钞票具有世上的种种魔力。对萨尔瓦多·达利和加拉·达利来说，它意味着三天的生活。这可能是我们生存中最辉煌的三天。我慢慢松开手，想更好地看看这美妙的象征物，我呆住了，我并没看到什么五十比塞塔的钞票，而是一张电报的收据。出于讽刺和嘲弄的目的，我的超现实主义的朋友把这张提醒我们欠他的债的纸塞到我手里，他无疑不打算让我们再欠他一笔债！我们没有钱付公共汽车费，加拉扯住我的手臂，让我克制自己。她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会陷入多么疯狂的愤怒。要是售票员走近我，我就会把他一脚踢下车去！而在收票员按铃停车时，我已经站起来，准备应付那场我都不知道会是怎么个情景的大爆发了。我认为他猜到我的意图，我打算扑到他身上，恰好在这时，我们那位同情共产党的超现实主义者，脸上挂着人世间最为抱歉的神情，突然出现在公共汽车中，递给我五十个比塞塔。他搞错了口袋里的这张纸，可立刻就发觉这个错误，于是叫了辆出租汽车来追我们。我们平静地重又动身去托列莫里诺斯。在这儿等待我们的，是好几封带来喜讯的信和一份让我们到马拉加领钱的通知。我们吃着番茄鳀鱼，一整个下午都在大睡。我醒来时，一轮红色的月亮就像摆在托列莫里诺斯高脚果盘中的一片西瓜；窗户框住这幅静物，我那还有点儿昏昏沉沉的精神状态把它看成与毕加索各种立体主义窗户相似的东西。我挺直身子躺在床上，思考着艺术视觉的这些问题，这时我得意地挖着鼻孔，从中抠出一团很大的东西，简直不能说它是干鼻涕。审视着它，我发现它只是电报收据的一块，我先前怀着惯有的好奇揉软了它，并照我一生中那时特有的癖好把它塞进了鼻孔里。加拉打开她的皮箱，把一切全拿出来，显然这是要呆在托列莫里诺斯，因为我们已有钱了。 “不，别弄了，我们要去巴黎。”“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还可以在这儿享受三天。” “不，不。那天下午，我砰地把门一关走掉时，我看到天空中有一缕金光穿透一片云层。就在那一刻，我正在消耗着我的生命之液。就是在我弄断我的小牙之后，我刚刚在我的肉体上发现了一个‘宏伟的神话’、狄安娜的神话。我想去巴黎，在那儿打雷、下黄金雨！正是在巴黎，我们将挣到建成利加特港住宅所需要的钱。”　　我们只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和卡达凯斯停留了必要的一点儿时间，用来再看看我们的家。这个梦实现了。加拉实在而又敏锐的个性通过我不充分的颠狂在这儿体现了出来。还只有四堵墙和一个门，但这却具有英雄的精神。然而真正的英雄精神在巴黎等着我们。为了保卫我们的个性，我们将无法回避更艰苦、更紧张、更骄傲的斗争。围绕着我们所有人卑鄙地背叛了。随着　　我的名字成为社会内部的一个癌，这个社会不想听人谈到它了，实际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据说所有反对我智慧的魔力和我破坏了他们基础的各种观念的人，使我沾染上了咬啮他们　　全体的这种病：操心金钱。我宁愿把这种病留给他们，我知道我是可治愈的。　　布努埃尔刚完成了《黄金岁月》。我极为伤心。这部影片只不过是我的各种观念的一幅漫画。在这部影片中，以幼稚的、毫无诗意的方式攻击了天主教。然而这部影片，特别是那不成功的爱情场面（当不满足的伴侣痛快地吮吸大理石阿波罗像的大脚趾时）仍然获得惊人的效果。布努埃尔匆忙前往好莱坞，他认为那儿有一些神奇的合同在等着他，他没参加这部影片的首映式。在一群对超现实主义感兴趣的人中挑选了观众，可实际并没出什么事。有些笑声，有些抗议，但观众席中全体一致的掌声很快就把它们压下去了。可两天之后，情况就不同了。人们在这部影片中看到一部豪华轿车停下来，穿制服的司机打开门，从里面拿出一个圣体显供台，把它突出地放在人行道上，这是个大特写镜头。接着，两条非常美的女人腿从轿车中伸出来。出售保皇党报纸的人选择这个时刻把黑墨水抛到银幕上。在“打倒德国佬“的叫喊声中，这些年轻人朝空中放了几枪，投掷了一些气味难闻的球状物和一些催泪瓦斯瓶。放映被迫中断了。《法兰西行动报》的支持者们痛打着观众。玻璃窗炸得粉碎。28 电影试映室的休息室里布置了一个超现实主义的书展，它被洗劫一空。我的画只有一幅保存下来，这是由于一名女引座员把它藏在了厕所里，而其余的都悲渗地成了一块块碎片。警察来得大迟了，灾难早已结束。第二天，这场丑剧在巴黎的新闻界引起了轰动。好几天内，各种日报就我影片的主题展开论战，这部影片终于被警察局禁演了。我担心在某个时刻会把我驱逐出法国。幸而一部分舆论也支持我。然而大家都染上一种该死的恐惧病，怕接触任何与我有关的事。《黄金岁月》的丑闻像达摩克勒斯剑一样悬挂在我头上，我也决心绝不再跟任何人合作。我还承担了读圣的责任，其实我并无读圣的意图。我觉得有那么多更值得在公众中传播的破坏性观念，却因反教权主义引起公愤是荒谬和乏昧的事。没有人能理解我的不赞同态度。既然我刚创作了《黄金岁月》，我现在就能用绘画赞颂梅索尼埃了。由于他人难于注意到我观念和作品中弄虚做假的方面和真实的方面，人们很快习惯了容忍我的一切，他们说：“这是属于达利的。”没什么关系，因为在这期间达利刚说了他要说的事，这件终于讲出的事很快就会吞掉人们不敢说那一切。人们把我看成是所有人中最疯狂、最具破坏性、最狂暴、最超现实主义、最革命的人。他们的黑暗只是使属于我的白天和天空更明亮，我要在这天空中树立起古典主义的天使和大天使的等级制纪念碑。此外，这天空永远比《黄金岁月》中的理想地狱更狂暴更真实，我的古典主义比他们的浪漫主义更有超现实主义的精神，我反动的传统主义比他们流产的革命更引起纷纷议论。战后整个现代的努力就是不自然的，它应当死亡。传统在绘画和一切事物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否则的话，无论什么精神活动都将献身于虚无。谁也不再懂得画油画、画素描或写作了。一切都在国际化下变得单一了。懒惰把丑和不定型奉为了神明。画室只能听到咖啡馆的谈话。灵感的缨斯离开了普桑的巴尔纳斯山，来到街头拉客，听任大众乱摸她们的脸蛋和屁股。艺术家和政客亲如兄弟，讲着机会主义的蛊惑人心的语言，并借助他们资产阶级化的疯狂和野心，重新跟在既无悲剧又无灵魂的幸福泥塘中打滚的、醉心于怀疑主义的大众相聚！这样的人就是像一只狗那样不停工作的我的敌人！第十一章我的战斗——参与超现实主义革命和我的位置——同说梦相抗衡的超现实主义物品——偏执狂批判的活动　　　　　　　　　　　　　　　　　　　　　　　　　——反对自动性我的战斗我的战斗反对的：赞同的：单纯复杂单一多样平均主义等级制集体个人政治玄学音乐建筑自然美学进步持久机械梦幻抽象具体青春成熟机会主义马基亚弗利式的狂热菠菜蜗牛电影戏剧佛萨德侯爵东方西方太阳月亮革命传统米开朗滇罗拉斐尔伦勃朗维米尔野蛮的物品超级文明的 1900 年的物品非洲现代艺术文艺复兴哲学宗教医学巫术高山海滨幻影幽灵女人加拉男人我本人时间软表怀疑主义信仰　　我一到巴黎，就体会到我在戈曼画廊举办的展览很成功，它的主要后果是给我带来了一群敌人。这些敌人是谁？差不多是所有的人。现代艺术向大众发出动员令，反对一种狂暴大胆的、不可思议的、不和谐的、破坏性的作品。总之，这不是现代“年轻的”艺术。人们刚刚一下子理解了我厌恶我的时代。《艺术手册》必定到最后一分钟还无视我的存在，而那些套着虫蛀的护腿、胡子上沾着鼻烟、上衣上配戴着荣誉军团勋位玫瑰花形徽章的老先生　　则拿出他们的单柄眼镜，更仔细地看我的画，并产生想带走它们，把它们挂在他们餐厅的梅索尼埃绘画旁边的念头。五十年来，这些不倦地爱着绘画的老人喜爱上了我，也理解了我。他们感到我在这儿是来保卫他们的。实际上，他们并不需要保卫，因为他们已经是股力量了，而我不过是站在他们一边，站在将成为胜利者的传统这一边罢了。　　我到达巴黎时，知识界受着柏格森主义已经衰落的有害影响的侵蚀，柏格森主义歌颂本能和生命冲动，它导致了过高评价一些粗劣的美学观。非洲野蛮地奔涌在巴黎的智慧之上。人们崇拜黑人艺术，这要感激毕加索和超现实主义。在看到一幅拉斐尔作品的继承人们落入这些反常的现象中，我羞愧和愤怒得满脸通红。我必须找到解毒剂，找到对抗这些精神上的奴化、糊涂、恐惧的产物的旗帜。为了对抗野蛮的物品，我打算大力推广那些“现代风格” 的、欧洲的、文明的、颓废的物品。我永远把 19oo 年时期看成是希腊罗马颓废时期的心理病理学的后果。我暗想，既然这些人拒绝听人提美学而只热衷于生命冲动，我就要向他们指出在一件 1900 年物品最小的装饰细部中，怎么会比他们野蛮丑陋的偶像有更多的神秘、诗意、色情、疯狂、痛苦、夸张、伟大和生命的深度。有一天，正好是在巴黎，我发现了一些 1900 年的地铁出入口，不幸人们正在折毁它们，要用一些无特色的可怕建筑物替代它们。摄影家布拉赛拍了一系列关于这些柱廊装饰构件的照片，谁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现代风格”竟这么像超现实主义的。人们开始到跳蚤市场寻找 1900 年的物品。没花多少时间，1900 年的影响就让人感觉到了。请人把餐馆现代化的马克西姆餐厅停止了施工。那个时代的一些歌曲重又在扮成 1900 年样式的杂志中流行起来，人们对 1900 年腐朽的过时方面打起了注意，把它用在一些天真和幽默的影片中让我们享用。几年后，艾尔莎·夏帕列里达到了它的顶峰，她成功地使人们接受了高盘在颈后的发型。我就是这样用自己的眼睛注视着巴黎按照我的命令发生的变化。但是同以往一样，我本人的影响大大超越了我，我无法使任何人相信它源于我。几年后发生了同样的现象。我第二次到纽约，发觉大部分大商店的玻璃橱窗从我首次推广的超现实主义的资料中获得了启示。我的影响的持续不断的戏剧就是它逃脱了我的掌握，而我既无法疏导它，也无法享用它。我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服从我命令的巴黎中。我读到一篇反对实用建筑的文章时，我就明白这源于我。要是某人在不论什么场合谈起：“我担心这会造成现代感。” 这仍是源于我。公众还没下定追随我的决心，可我已经毁了他们的信念！现代艺术家确有理由仇恨我啊！　　我不断地被窃，无法利用我的各种发现。我发起的“现代风格”，我只能到街上去了解它的传播情况：花边、影片、夜总会、鞋子都配合着它。大批工匠靠制造它们谋生，而我却漫步在巴黎，什么都不能干。大家都能这样实现我的想法，而我却不能！我甚至不知道怎么找人帮忙和到哪儿找人帮忙，在耗用数百万元和大量明星拍摄的 1900 年的那些影片中找到一个群众演员的位置，而人们竟连想都没有想到这件事！　　这是我那些发明的令人泄气的时期。我绘画的销售跟现代艺术的共济会发生了冲突。我收到诺埃尔子爵的一封信，使我预感到最坏的情况。我必须换个方式谋生。我拟了一份自信是绝对有效的发明清单。我发明了：配有能照自己的小镜子的人造指甲；　　橱房用的透明人体模型，在它们的体内注上水，水中游动着一些模拟血液循环的鱼；根据顾客印模浇铸的电木家具；旋转的电扇雕塑；供穿过令人厌烦的景色之际用的、安装在汽车上的万花筒眼镜；新闻记者使用的摄影面具；可除去面部各种缺陷的多功能化妆品；便于行走的弹簧鞋；触觉电影，借助一种极其简单的机械装置，使人能触到所见的一切，如纺织品、皮毛、牡蛎、肌肤、沙子、狗等等；满足肉体和精神最隐秘乐趣的各种物品，其中一些应能引起强烈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