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自传-疯狂的眼球-2

为了得到庇护，她在房间重又来到我身边，我们心照不宣地登上塔楼顶部的阁楼，躺在那几乎完全被一派黑暗统治了的地方。阁楼低矮的顶棚、永久的阴影和孤单的状况，会造成我们危险的亲密。呆在这儿，我感到恐惧消失了，现在由杜丽塔陪伴着，我觉得她孤零零地，一切都听凭我的热情摆布，外面的倾盆大雨完全驱散了这个地方阴森的特点，使它成了世界上最神圣的地方之一。闪电穿过关着的护窗板，摇动着我们的阴影，使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那顶著名的镀金桂冠闪闪发光。　　我的新杜丽塔、我的加露琪卡·何地维瓦跨过这个桂冠，闭上眼睛，像死人一样躺在阁楼的中央。一种预感紧紧地压在我的心上，仿佛在我们两人之间就要发生某种可怕的事情了。我跪在她面前，怜惜地凝望着她。习惯了黑暗，我能分辨出她面孔上的所有细节。我更靠近她，直到我的头碰到了她的头。她睁开双眼，向我说：“我们玩碰舌头吧！” 她的嘴唇张开来，把伸直的粉红色舌尖伸向我。我被一股强烈的困窘淹没了，突然站了起来，同时极其愤怒地推着她，结果她的头咚咚地撞在了桂冠上。我的姿势变得那么可怕、那么坚决，她流露出一种听人由命的神态。她那屈服的目光，她那讨好的样子，增强了我想伤害她的欲望。我一跃，就跳到她身后，她显出害怕的姿势，可仍然勇敢地坐在桂冠中间。一个闪电划破了黑暗，我一瞬间就看到她苗条的背影、她的细腰，如同大白天一样清楚。我扑到她身上，紧紧搂住她，就像这天早晨在花堆中做的那样。她无力地抵抗着，我们的搏斗减慢了速度。杜丽塔认为这是一个体贴的征兆，她用温柔的双臂抱住我。越来越有气无力的搂抱使我们紧贴着倒在了地上。在这期间，我计划好了想对她干的事。我必须把她转过来，因为我想弄痛的正是她背上娇嫩的突起部，这可能就是让桂冠的金属叶刺入她细嫩的皮肉。为了更好地让她一动不动地呆在地上，我用目光寻找某个笨重的东西。我的眼神落在一个破旧的衣橱上。我能把它翻倒吗？一阵风吹开了阁楼门，雨停了，我们看到一个新的青灰色天空。“我们上塔楼去。”我说着，放开她，跑向楼梯。　　杜丽塔没马上听从我。她想向我表示她因我们的抚爱突然停止而伤心吗？一直没看到她来，我愤怒地走下来，扑向她，像野兽一样狂暴地扯住她的头发。我成功地拉起她，把她拖了三四级台阶。当我停下来喘口气时，她挺起身来，跑向平台。现在她再无法摆脱我了！我怀着超自然的平静态度，走完最后几级台阶。费格拉斯的梦实现了。既使杜丽塔不算是在我的洗濯间里，至少她登上了我塔楼的平台。多辉煌的胜利啊！我想慢慢地品味它，用了很久的时间才登上这些最后的台阶。我终于到达了平台。在平台中央，我那个拐，拖着不样的影子，满是雨水浸泡的痕迹，微斜着立在那儿。在它一边，我的中央部分紧箍住一个金属环的空竹在闪闪发光。淡紫色的云消逝了，彩虹用它的双臂环绕着一片深蓝色的天空。坐在护墙上，杜丽塔擦干了泪水。我用在我一生中那些最重要时刻从不缺少的歇斯底里态度向她说：“如果你不再歪坐在这个护墙上，我就把空竹送给你，你会跌下去的。” 杜丽塔跑去拾起空竹，转回去斜依在那儿，欢呼着：“呵，多漂亮呵！” 一抹嘲弄的微笑，使她的面孔焕发着光彩。她相信我刚才被她的眼泪打　　　　　　　　　动了，可我做了个受惊的动作，用手蒙住了眼睛。正如我预料的那样，这种情况激发了她的娇态，她坐在矮墙上，双腿悬在空中。 “等一下，”我说“我去给你拿另一件礼物。”　　于是我拿着拐，假装离开了，可我又悄悄地踏着脚尖走回来。现在我来了！我静悄悄地拿着拐的支脚向前走去。杜丽塔把掌心按在石头上，来回地晃动她的双腿，凝神望着铅灰色天空中一大块形同鳄鱼的云彩。夜就要降临了。　　我怀着无限的小心，把拐的支撑部移近杜丽塔那么苗条的身躯上方。我非常紧张，浑身颤抖，我不得不咬紧嘴唇，一丝血流到了我下巴上。我打算干什么？　　杜丽塔无疑猜到了我的动作，她转过身来，一点儿不感到吃惊，她本人向后斜依着，让拐的支撑部紧箍住她的身子。她的面孔变成了世界上最美的面孔，她的微笑变成了一个与我的微笑相交的彩虹。我垂下了眼睛，把拐插在两块石板的缝隙间。接着我走近她，从她手里抢过空竹。“不给你，也不给我！” 我把它抛向空中，它消失了。祭献终于完成了。从这时起，这个拐对我来说一直是死亡和复活的象征。第二部第六章青春期———蚱蜢———被中学开除和欧洲战争的结束　　青春期是最初的毛的出现期。在罗萨湾一个夏日的清晨，向我显示了这种现象。我刚刚裸露着全身，与另外一些孩子洗了个澡，在太阳下晒于自己时，我怀着可以同纳尔西斯相比的得意心情注视着我的身体，我看到一些细毛，虽然稀稀落落但却很长，它们不同程度地覆盖着我的阴茎并爬上了我的肚脐。　　我费劲地从这些毛里拔出一根，惊叹地打量着它的长度。它怎么在我毫无知觉的情况下长出来的？我不是了解自己身体的所有秘密吗？逆光拿着它看，我觉得它是金褐色的，一条彩虹在它上面流动。我玩弄着它，把它做成一个圆环，随后用唾沫弄湿它，让环内拖出一层透明的薄膜。这样，我的毛碰巧就变成了一个理想的单片眼镜，透过它我能凝望发出虹彩的海滩和罩着一层纱幕的天空。我不时用阴茎的一根未受损伤的毛弄破这层唾沫的薄膜，并没意识到这么做时我已经模拟了童贞全部的谜。我青春期的标志，就是有意识地强化从我童年就开始显露的天才的所有天赋、怪痹和神话。我丝毫不想改正自己身上的任何东西，也不想把自己变为其他人。此外，我还具有以无论什么手段夸耀我的存在方式并便人接受它的意志。在用日益增长的激烈态度显示我的个性时，我的个性很快就升华为各种反社会的倾向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而不再继续满足于一种原始的自恋。“孩子王”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原则上，我反对一切。从童年起，我已经做得完全“不同于别人”，但这种情况是我想不到的。而从青春期开始，我有意这么做。要我回答“白”，别人只需说“黑”就够了，要我吐唾沫，别人只需尊敬地鞠躬就够了。我连续不断地需要感到自己不同于别人，这使我气得大哭起来。我不停地重复着：“我是独一无二的！我是独一无二的！” 在理想地题着这几个字的旗帜的影子下，受到我那些精神的堡垒和苦闷的大墙的保护，我确信我的孤独直到暮年也不会动摇。我避开那些少女，从塔楼磨坊那罪恶的场面发生后，我觉得对于我面对暴风雨显得如此脆弱的灵魂来说，她们是最大的危险。尽管如此，我仍然通过选择一位在邻近城市街头擦肩而过的、当然不会再见到的少女，来设法永远地陷入恋爱，不过以这样的方式，我注定决不会碰到向往的对象。　　这些愈加不现实和未能满足的爱情，使我轻松摆脱对一个又一个少女形象的感情。而这种情况就处在我灵魂最恶劣的风暴之中。我从中获得了对连续性和女性再生的确信，仿佛我仅仅爱上了完全受我全能的意志支配的同一个有着成千面孔的生命。　　正如在特拉依代尔先生教室上课时，我能照我的欲望在卡塔卢尼亚天空的云彩上看到“我所想的一切”，我同样也成为我的感情生活的完美魔术师，因而形成了我最初的同一律。爱情服从于想象，一切都转向了加露琪卡。　　我更大声地讲出了我的超级个人主义表现为各种反社会的倾向。从我着手准备中学会考时起，这些倾向就采取了一种追求时髦的形式，它是绝对的、　　故弄玄虚的、矛盾的。机遇负责使我最微小的行动具有戏剧性的效果，从而为我本人的神话做出了贡献。　　在基督教的学校接受修士会的教育后，我进入了主母修士会的学校，这儿能提供中等的教育。这时，我声称我在数学领域做出了一些惊人发现，它们能使我获得金钱。我用一些十生丁的硬币买了一些五生丁的硬币。大家无法理解这种必然会异致破产的游戏。我花掉了钱，我装出在一个秘密存折中存了钱，我把它珍藏在口袋里。这么干了之后，我满意地搓着手。“再来一次，我已经赚了。” 于是，我从临时的柜台处站起来，装出一种我并不想流露出来的，但却不由流露出的快活神情，它仿佛在说：“傻瓜们，我刚才骗了你们。”我的同学们喊着：“他真是个疯子。”我高兴地体会着这句话。　　再次想让同学们吃惊，在傍晚离校之际，我发明了那些“袭击”。受害者一般是些比我弱小的孩子。首次“袭击”是对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发动的，他正傻呵呵地吃着面包和巧克力，吃一口面包，再吃一口巧克力，一口接着一口，这种规律性从一开始看到时，就惹我生气。另外，他很难看，巧克力的质量也很差，我看不起他。装出埋头阅读克鲁泡特金亲王的一本书（21），我悄悄走近这个孩子。我的牺牲者看见我走过去，但是毫无防备，继续咬着他的点心。我赶快准确地移到我想站的地方，看着他用那种令我发火的可憎方式吞咽。紧接着，我突然使劲打了他一个耳光，他的面包和巧克力飞到了半空中。我极为吃惊，好半天才明白刚刚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而我早就飞跑到老远的地方了。这个孩子并没追赶我，他弯下腰捡起他的点心，继续吃起来。我的这一击没受到惩罚，这种情况刺激了我的野心。我再也不能放弃这些袭击。仇恨和轻视不再起任何作用，吸引我的只是一种极度的不安，它跟实现我的行动和由此产生的各种曲折联系在一起。这些袭击中的另一次的受害者，是位我几乎不了解的学小提琴的学生，而由于他的艺术爱好，我更倾向于钦佩他。他个子高高的，又瘦又苍白。他有病的样子，使我猜想他没什么自卫能力，我不会有遭到强烈反抗的危险。我跟踪了他约有一刻多钟，一直找不到下手的时机，因为他始终跟另外几个学生在一起。终于，有一会儿，他离开了同伴，蹲下来系鞋带。他的位置再好不过了，我像闪电般迅速跑去，突然在他屁股上狠狠踢了一脚；在这之后，我双脚并在一起跳到他的小提琴盒上，把它踏成碎片。几下子，我就跑远了，可我的受害者，虽然吃了一惊，但很快就恢复过来，满腔愤怒地在我后面穷追不舍。这个男孩腿比我长，一秒一秒地，我们之间的距离渐渐缩小了，终于我感到完全不可能逃掉了，我停下来，疲塌地跪倒在他膝下，恳求他原谅我。我甚至打算向他建议赔他二十五个比塞塔，只要他不碰我。但或许是真的，他的愤怒太强烈了，他根本不准备原谅我。于是我用双臂遮住头保护自己，可这并不足以避开猛力的一脚和好几个耳光，这顿拳打脚踢使我瘫倒在地上。他的气愤并没因此而减轻，他从我头上扯下一络头发。我发出了一声疯狂的惨叫，浑身颤抖得十分厉害，这个男孩停下手来，轮到他惊恐了。　　一群同学在我们周围围成个圆圈，经过这儿的一名文学教师走过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我的受伤的头脑中立即就冒出了一个惊人的谎言。“我刚才压碎了他的小提琴，终于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绘画优于音乐！” 一阵深深的沉默迎接着我的回答，接下来就是一些模糊不清的低语和大笑。这位教师愤怒地问道： “究竟是怎么搞的？” “用我的鞋子！”　　这次，在我们周围掀起了一片吵嚷声。这位教师用一个手势让大家安静下来，他差不多就像是位慈父，以责备的声调补充道：“这什么都不能证明，而且也毫无意义！” 我一板一眼他说：　　“我很明白，对大部分同学，甚至对大部分老师来说，这没有意义，与此相反，我可以向您保证，我的鞋子并不这么认为。”　　在我四周，产生了一种不安的沉默，每个人都期待着对我蛮横无礼的言语的斥责，可是这位教师突然沉思起来，让大家惊奇而又失望，他只是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使人们明白他认为这件事到此为止，至少是暂时到此为止了。　　从这天起，围绕着我的个性开始形成了一个大胆的光环，接下来的那些事很快就成为了神话。同学中的任何一位，决不敢用我刚刚证实过的那种放肆的口气回答一位教师。大家一致说这种放肆的口气使我的对话者喘不过气来。这种勇气有效地突出了我的家徽，我疯疯颠颠的交易活动和其他怪诞的行为曾有点儿影响了它。我成为人们辩论的一个主题。他疯了还是没疯？他仅仅是半疯吗？他会成为个杰出而又不正常的人吗？最后这种见解，得到了我的绘画老师、书法老师和心理学老师的赞同。相反，数学老师则确信我的智力处在远远低于常人水平的位置上。一般而言，那满足于不正常或与众不同的一切表现都自然而然地属于我。我越“唯一”和“独特”，我就越变得显而易见。我终于十足地炫耀着我的孤独，就像戴满咄咄逼人的珠宝的女主人那样为它感到自豪，我对我自己的特有敬意就是这样的珠宝。博物学课用的骨架上的颅骨不见的那天，人们非常怀疑我，竟然砸碎我的课桌来查看我是否把它藏在里面。人们太不了解我了！骨架过去使我害怕，现在还使我害怕，我绝对不愿去碰它。它消失后的第二天，人们找到了罪人，一位教师把这颅骨带回家去研究了。一天早上，在惯常的咽峡炎发作使我好几天没到校之后，我正重新向学校走去，我看到一圈学生激动地破口大骂。他们围绕着一面西班牙国旗，焚烧它，抗议昨天报纸刊登的一些威胁卡塔卢尼亚分离主义者的政治消息。当我走近他们时，大家的狂奔乱跑令我吃了一惊。以为我的到来是他们奔逃的原因，我独自一人呆在现场观看冒烟的国旗残片。在远处，那些奔逃的人怀着恐怖和欣赏的心情注视着我，对此我越发感到莫名其妙。我根本没看到一队士兵的出现，他们意外地经过这里，马上开始寻找这场反爱国主义行动的罪犯。我多次声明我在场纯属偶然。可没有什么用。我受到控告，被带到法庭上，鉴于我年少，宣告释放我。然而这一事件，在经过一次次嚼舌的放大后，再次为增加我的光荣做出了贡献。每个人都在讲述士兵来时我不但没逃跑，反而显示出革命者的坚忍精神和令人钦佩的镇定态度的风范。　　我让头发像少女的头发那样长起来，在镜子前打量自己时，我喜欢摆出拉斐尔自画像的姿势和忧郁的目光。我焦急地盼望最初的细软胡须出现，我可以刮掉它，但我仍留着某些特别喜欢的细毛，让它长下去。我应该用我的头创造一件杰作，我应该装扮出合适的表情。我经常冒着被抓获的危险，进　　入母亲的房间，从她那儿偷一些香粉和一支眉笔，我用后者描黑自己的眉毛。在街上，我用力舔着双唇，使它们显得更红，我喜欢行人们好奇的目光，他们碰到我时，低声说道：“这个男孩是公证人达利的儿子，就是他烧了一面国旗！” 把我造成一位身不由己的英雄的那些看法，使我十分反感。首先是太多的同学接受了它们，其次是当地的这些爱国主义冲动让渴望着伟大的我感到可笑。我觉得自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虽然这是一种纯属个人的、反多愁善感的无政府主义。我只把这种无政府现象设想为一个王国，我是它至高无上的捣乱者和绝对的君主。我创作了好几首颂歌，盛赞达利式无政府主义君主制的光荣。　　同学们全部知道我的歌，他们试着仿效，但没有成功。我对他们可能发挥的影响开始引诱着我，“行动”的念头一点一点地在我心中产生了。相反，我这个年纪男孩们通常有的那种孤独的乐趣却延迟了。我听到了充满言外之意的谈话的片断，尽管我做了种种努力，仍然难以理解它们。我从不敢大胆地问应当怎么做“这件事”，因为我非常害怕人们发觉我的无知。一天，我终于得出结论，“这件事”可以单独干，而要最快地决定，也可以　　两个人或更多的人共同干。我看到我的两个朋友心照不宣地交换了一下眼神就走掉了，这眼神使我好几天都心绪不宁。他们走出去躲了起来，回来时，我觉得他们的行动改变了他们的面貌，他们显得更漂亮了。整整有好几天，我陷入了沉思，对我这个年龄来说，这些沉恩的幼稚是不正常的。我不好不坏地通过了第一年的考试，不过没有一门不及格，要是不及格的话，我就会因为不得不在夏天学习而糟蹋掉它。我的每个夏天都是神圣的，我总是发狂地期待着它们。我的假期从圣约翰日开始，此后我永远记得在地中海沿岸一个用石灰刷白的小村庄卡达凯斯度过的这一天。从童年起，我就怀着一种几乎是奇怪的忠诚之情崇拜这个地方。我了解它的各个角落和隐蔽之所。我记得它的小湾、它的岬角、它的峭壁的形状。我在这儿留下了我整个感情和爱情生活的印迹，独自体验到一天之中影子的变化过程，从它们在峭壁上痛苦的前进到月亮蜡黄色光线的出现。我在散步中留下了一些标记，大部分情况下，这是在最后的阳光恰好照到的地方放置一枚橄榄，它摆在一块软木上，接下来，我跑向近处的泉水去解渴，眼睛盯着我的橄榄，在预定的时刻，它闪耀着樱桃似的光彩，我喝的清凉的水也是构成这个奇怪仪式的因素之一。仪式之后，我把橄榄塞在我的一个鼻孔里。随后，奔跑着，我感到急促的呼吸冲撞着橄榄，最后把它赶了出来。我只好捡起它，洗净后放到嘴里，它在嘴里散发出一股哈喇油的味道。　　好了，这就是我最喜爱的风景！我很了解你，萨尔瓦多，我知道如果它不真正是世上最美丽的风景，你是不会这么爱卡达凯斯的风景的，而它现在的确是最美丽的，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正如人的面孔上只有一个鼻子，而没有百来个朝四面八方生长的鼻子；同样，地球上稀有的东西就是仅仅存在于地中海沿岸的风景，而不是其他什么，这风景是奇迹般的难以估量的环境的成果。最令人奇怪的就是风景中最美丽的、最有灵性的、最卓越的地方，位于卡达凯斯一带。由于一次绝无仅有的机会（我赶快承认这件事），卡达凯斯恰好成为了萨尔瓦多·达利自最初的童年时期起就定期度过他夏天的审美历程的地方。卡达凯斯风景的美丽和卓越有赖于它的构造。每一处丘陵、每　　一块岩石就像是列奥纳多亲手描绘的。除了这构造外，什么都没有，就连蔬菜也很少见，只有一些橄榄树用它们银色的发环绕着那些丘陵的沉思的额头，若明若暗的羊肠小道在这些额头上划出了一条条皱纹。曾遍布在山坡上的葡萄树，受到根瘤蚜兵的侵袭，已经消失不见了。这种荒凉进一步强调着山坡的构造。往日的葡萄树的挡土墙，如同大地的测量线，勾划出一些不规则的梯段：通过这些梯段，山仿佛庄严地降人了大海。在那些怀旧的拉斐尔式或帕拉第奥式的山峰中，这些微笑着的、沉默着的、被酒神般的感情弄得兴奋的梯段在水边重又繁盛起来。化身为并人格化为古代文化的所有已不在的血与酒的宁静而又芬芳的幽灵，它那两只巨大的赤足今天仍然歇息在这块悲哀的、凹凸不平的、贫瘠孤独的土地上。　　当人们最少想到它时，蚱蜢跳起来了！再没有比这更可怕的啊！永远是同样的情况。在我全神贯注的沉思中的那略感凉意的一瞬间，蚱蜢跳了起来。那吓人的跳跃使我呆住了，它在我受到震动的生命中激起了一种心惊胆战的狂跳。这邪恶的昆虫！这萨尔瓦多·达利生活中的恶梦、受难和引起幻觉的疯狂。　　今天，这种恐惧仍没减轻。它甚至可能增加了。如果我站在深渊旁，如果一只大蛛蜢跳到我脸上，那么我宁愿跳入承受着这个可怕东西的虚空中去。在我的一生中，这种恐惧始终是个谜。童年时，我极为喜欢蚱蜢，姑姑和妹妹陪同我一起捕捉它们，这是为了随后打开它们的翅膀，它们的微妙色彩变化，使我想起了卡达凯斯黄昏的天空。一天早晨，我抓到了一条很粘的小鱼，人们称这种鱼为“流涎鱼”。我用手紧紧抓住它，防止它滑掉，这时它小小的头伸了出来，我凑过脸去想仔细看看它。可我发出了一声恐怖的喊叫，把这流涎鱼抛得老远。父亲发现我满面泪水，走过来劝慰我，试图了解我恐惧的原因。我说：“我刚才看到了流涎鱼的头。它的头完全与蚱蜢的头相同。”　　鱼和蚱蜢的结合，标志着我对这种昆虫害怕的开始，蚱蜢意外的出现，引起我发出一阵阵耸人听闻的神经质地喊叫，为此，我的父母禁止别的孩子向我扔蚱蜢，因为他们不停地这么干，从我的恐惧中得到乐趣。父亲不厌其烦地重复着：“真是怪事了！他过去那么喜欢它们。”　　一天，我表妹故意在我脖子上压碎了一只蚱蜢，我直接感到皮肤上有股与鱼相似的粘性。虽然被压碎了，这个昆虫仍在动弹，它带齿的爪子那么有劲地抓住我的脖子，与其说它松开了这些爪子，不如说它让它们扯掉了更确切。我有一阵子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中，在这之后，父母成功地从我身上把这可怕的东西弄下来，但整个下午我都在海水里冲洗着自己，以便除去那种难以忍受的感觉。就在写下这几行的这个晚上，我背上仍然起着阵阵颤抖，我的嘴痛苦地裂着。　　我真正的受难在费格拉斯等着我，人们发现了我的恐惧。父母没能在那儿保护我，同学们怀着他们那个年龄所有的全部残酷尽情享受着我的恐惧。他们只想捕捉一些蚱蜢使我奔逃，事实上，为着逃避它们，我像个疯子一样狂奔起来，可永远逃不掉。那半死的丑陋蚱蜢终于落在了我身上。还有一次，我翻开书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只蚱蜢，它被书页压坏了，可那些爪子仍在动来动去。我总担心看到蚱蜢跳到我身上来。这种恐惧太强烈了，结果有一天早晨上课时，我把书本抛到了门上。玻璃的破碎声打断了数学教师的讲课。　　我不得不离开教室，我担心父母会了解这种情况。在学校里，我对蚱蜢的恐惧终于占据了我全部的想象。我到处看到它们，甚至在没有它们的地方也看到它们。我尖厉的喊叫让同学们感到快活。有人抛在我颈背上的一只单纯的橡皮球，就会让我跳起来，浑身抖个不停。这种神经质的状态变得那么骚动不安，结果我想出了一个计策，它即使不能让我摆脱恐惧，至少也能让我摆脱其他孩子的残酷。我创造出一种反蚱蜢的东西，这是一种单纯的白纸折成的鸡，我声称它会比蚱蜢更让我害怕。我恳求大家别让我见到它。当有人挥舞一只蚱蜢时，我尽最大努力控制住恐怖，把喊叫声留给那些白色的纸折鸡。这种假装的恐惧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制作纸折鸡对他们来说要比捉蚱蜢更容易。多亏这个计策，我差不多摆脱了那些昆虫。显然，我的装假本身要付出代价，因为我不应忘记装出恐慌的样子；不这样做，我就会被戳穿。随之在课堂上出现的那些混乱变得太惊人了，就连老师们都感到不安了。他们决定处罚那些给我看纸折鸡的学生，说加重我的神经质状态是有罪的行为。然而，大家并不赞同这个如此善意的体谅。一天下午，当修道院长视察我们班时，我在鸭舌帽中发现了一只白纸折鸡。我知道大家都在等待着我的反应，为了不让他们失望，我发出一声恐惧的喊叫。老师一腔愤怒，命令我交出那东西。我拒绝了。他催促着我：“绝对不能不交出来！” 我突然灵机一动，碰翻一个墨水瓶，纸折鸡被染成了深蓝色。于是小心地用大拇指和食指拿着它，我把流淌着墨水的它丢在老师的讲台上。我说：“现在我可以听您的话了。它不再是白色的，我不会害怕他了。”这次达利式的新冒险使我被学校开除了??　　我对 1914—1918 年战争的种种回忆都是令人愉快的。西班牙的中立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安乐和经济上的迅速繁荣。一个新富人的粗野圈子发展了起来。流传着关于他们的大量轶闻，我并不是最后一个发明和贩卖它们的人。在各地举办了一些怪诞的盛会。夫人们学会跳阿根廷探戈和在吉他伴奏下唱德国歌曲。和平像炸弹一样爆裂开去。停战在整个亲法的卡塔卢尼亚地区是一种普遍欢乐的标志，这个地区只保持着对拿破仑征服的金黄色记忆。协约国的胜利是富于感染力的。大家都想利用它，人们在费格拉斯街道上组织了一次公众游行，周围乡村的人也来参加。一列队伍举着国旗和横幅彩带，络绎不绝地行进着。人们跳起萨尔达那舞。学生们组成了一个“学生团体”，它得选举一个委员会来讨论有关参加胜利游行的事宜，它的主席来找我，请我致开幕词。他对我说：“你是唯一能做这件事的学生。但你特别要做到热情洋溢、富于气势，要成为你自己。你有二十四个小时做准备。” 我接受了，立即着手写演说词，它大约是这么开始的：“刚刚实现的生命的大牺牲，唤醒了所有被压迫民族的政治觉悟??等等、等等。”我对着镜子研究情节剧式的动作。但是随着我演说的进展而扩散开来的胆怯之情暗暗地破坏了我的信心。我首次公开演说不能让熟悉有关我的传说的听众失望。要是我幼稚的胆怯在最后关头让我倒下了，那就太可耻了！我决不敢装病，更何况在我的勇气减少的同时，我的演说却因那些灿烂的修辞花朵和最富独创性的哲学观念而膨胀了起来。孤零一人，虽然已熟记注我的结束语，但一切都在我眼前变得模糊不清了，我终于再也抓不住失去的思路了。不，我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啊！我死命地跺着脚，捂住面孔，因无法控制自己而感到屈辱。当夜，到田野散步也不能使我镇定下来；何况在回来的路上，我还发觉与一群事先就嘲笑过我的演说的学生混杂在一起第二天，我醒过来，致命的痛楚沉沉压在我心上，早餐时，我什么也吃不下。我拿起演说稿，把它卷成一卷，用橡皮圈套住它。精心梳妆打扮好了，我走到“共和主义者中心”，这是我们开会的地点。我觉得这段路程是种苦刑。我提前一小时到了，因为我想利用这段暂时的休息使自己习惯大厅和听众，可这些听众慢腾腾地走进来，并没有让我一下子感到面对一群热烈的听众。刚一进门，我就感到脸红得厉害，不得不坐下来。有人给我拿来一杯水。微微恢复了点镇静，我就恐惧地注意到一些大人物在场，甚至还有一些非常吓人的少女也来了。共和国的旗帜环绕着讲台，讲台上有三只椅子在等着我们。中间一只注定属于我。我右边是主席，我左边是秘书。当我们坐下来时，一些讽刺的笑声（它们像烙印一般烙在我皮肤上）迎接着我们。我把头埋在两手间，仿佛在审视演说词。我以一种突如其来的惊人自信的态度打开了文稿。秘书站起来，开始就会议的主题进行长篇陈述，那些把我们当笑料的人不断用插科打浑打断他的陈述。我摆出好像完全把注意力放在自己演说稿上的样子，可我没漏掉一点挖苦的言词。秘书草草地结束了他的报告，在简短介绍我在焚烧国旗事件中表现的英勇精神后，就请我发言了；大厅里变得无声无息了，这是一种感人的安静，我明白人们主要是为我而来的。第一次，我体味到这种成为“整体期待”的对象的快乐，此后这种快乐重复出现过许多次。我慢慢站起来，仍然不知道我将会做什么。神经是如此紧张，我连演说开头的话都找不到了。一秒钟一秒钟过去了，大厅里越来越安静，而我却没有开口。要爆发什么事情了？怎么搞的？血涌上我的头，我用一种轻蔑的姿势举起手臂，拼命高喊：“德国万岁！俄国万岁！”　　这么做过之后，我一脚把桌子踢到前几排听众席上。几秒钟，混乱就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是与我的期望相反，人们不再注意我了。大厅内的听众分成好几个阵营，相互打斗、辱骂和争论着。我恢复了镇静，不受注意地溜了出去，跑回家中。父亲问我：“你的演说怎么样？”“很好。” 这确是真的。我的宣告刚刚造成了一个伟大的独创性的政治结果。马丁·维拉诺瓦，这位当地的鼓动家之一，用他的方式承担起解释我奇怪的态度的工作：“再没有协约国，也没有战败者了。德国正在爆发革命。它与战胜者有同样的权利。由于更强的理由，俄国革命是这场战争最有希望的果实。”他又进一步解释踢在桌子上那一脚的目的，就在于要使理解我政治思想太慢的听众受到震动。　　第二天，打起一面德国国旗，我随着列队一起游行。马丁·维拉诺瓦挥舞着另一面旗，它上面题着苏维埃共和国的缩写字母：U.E.S.S。这当然是西班牙最初的这类东西。晚些时候，维拉诺瓦小组决定用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名字命名费格拉斯的一条街。他带着一条巨大的横幅布匹，要我用漂亮的美术字写上下述题词：“费格拉斯市向自由和弱小民族的捍卫者伍德罗·威尔逊致敬！”我们登上屋顶，把这个横幅布匹钩在四个平时张挂布制品的环上。我答应立刻动手干，以便在第二天及时准备好一切。第二天早晨，我醒了，被后悔折磨着，因为我还什么都没干。哪怕马上动手，油漆也干不了。我自认找到了另一种解决办法：如果我在扯平的布上切割出字母来，那　　么这个题词就会映在蓝天上。当我想进行这项工作时，我发觉布料太厚，用剪子无法剪开它。接着，我用的那把厨房的大菜刀只能做到在它上面弄出个大洞。经过这些失败后，我发明了一种同样疯狂的新技术，这就是首先在布上大体烧出字母的形，然后再用剪子把字母弄光整。我准备了不少桶水，以防万一布着起火来。自然，我只能弄出一块不规整的烧痕，我费了好大劲才把它弄灭了。经过两小时的折腾，结果似乎只是一场灾难。布上有了两个洞，小的一个是用菜刀切割出来的，另一个大的是烧出来的。一切都完了。我再没时间干任何事了。泄了气，又累得要死，我只看到在四个挂钩间拉紧的这块布形成了一个很舒服的吊床。我伸展开四肢躺在它上面，它的摆动那么让人感到惬意，我很快就想睡觉了。不过我记起父亲让我当心太阳。在不遮挡的情况下睡觉，容易脑充血。我脱掉衣服，放了一桶水在那个布洞的下面。趴在我临时的吊床上，我可以把头伸进那个烧出的洞，让自己凉快凉快。这个洞不幸地扩大了，要是我不能用脚钩在菜刀弄出来的另一个洞上，那我就有整个掉下去的危险了。只有把一条腿收回来，我才能再站起来。一切如我最初希望的那样进行着，当我正想用脚支撑身体向上时，我的体重把布扯裂了。我的头深深陷进桶里，结果它被卡住了，我处在一种不仅可笑而且致命的状况中，无法从桶里出来。我手脚乱动地挣扎着，可只能使吊床无效地来回摇晃。如果马丁·维拉诺瓦不来解脱我，那我就要在这种荒唐的状况中室息而死了。不明白我与横幅标语发生了什么情况，他跑到家中来了解耽误的原因，才发现萨尔瓦多·达利就要淹死在费格拉斯的屋顶上的一只桶里了，在这同一屋顶上，孩子王几年前就了解到今人陶醉的眩晕感。从桶中被解救出来，我过了一阵子才恢复知觉，缓过气来。怀着不安的心情，马丁惊愕地问我： “你全身赤裸，头扎在桶里，到底在这儿搞什么名堂？全体民众已经等了半小时了，告诉我你干了什么！”我再次有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巧妙回答： “我正在发明反潜艇。”当晚，马丁·维拉诺瓦负责在街道上的散步者中间宣传我的故事。“这个达利真伟大啊！当我们和政府官员及乐队等待之际，他却全裸着呆在屋顶上，把头扎在一桶水里，正在发明反潜艇，幸而我及时赶到了，否则他就会淹死了。这个达利可真伟大！他真伟大！”第二天晚上，人们在威尔逊总统街跳着萨尔达那舞，我终于成功地涂抹成的横幅标语穿过街道在飘动。人们还可以在它上面看到两个阴森森的洞，可是只有我和维拉诺瓦才明白它们配合着萨尔瓦多·达利的颈和脚。生气勃勃的达利本人就在那儿。　　他还会经历另一些奇遇，不过请耐心一点。一切都会按时发生的。在这次战斗后，他已经被中学开除了，不得不到学院继续学习，他感到内疚，逃避着少女们，爱着那永远存在的加露琪卡。他还不了解“这件事”。他的毛长了出来。他是无政府主义者、君主主义者和反卡塔卢尼亚主义者。有人已经为亵渎爱国主义向他提出控告了。在一次会议中，大家全是协约国的支持者，而他却高喊“德国万岁！俄国万岁！”最后，他在发明反潜艇时差点儿死掉。他真伟大啊！看看这个萨尔瓦多·达利多伟大啊！　　第七章 “这件事”——哲学研究——未满足的爱情——技法的经验——我的石器时代——种种爱的结局——母亲去世　　我长大了。在卡达凯斯皮朝特先生的花园住宅里，种在庭院中央的丝柏也长大了。我脸颊的一半已布满了像一条排骨的颊须。我只穿柔软的黑色夭鹅绒服装，嘴里叼着一只海泡石烟斗散步，这只烟斗的锅上描绘着一个露出全部牙齿大笑的阿拉伯人。有一回，到盎浦利亚的废墟去远足，当地博物馆馆长送给我父母一枚铸有希腊妇女侧面像的银币。我用别针把它别在领带上，永远配戴着它，断言这是特洛依的海伦像。我总是带着一根手杖出门，我拥有这样一批收藏，其中最漂亮的一根带有双头鹰形状的金柄饰。我长大了。我的手也长大了。“这件事”一天晚上在学院的厕所里发生了，我感到失望??一种负罪感控制了我：我曾以为“这件事”是另一种情况！尽管我感到失望，可在向自己保证这将是最后一次的情况下，我又重新干起了“这件事”。三天后，秀惑再度出现了。对我来说，能抗拒它一天一夜的情况是很稀罕的。于是我总是重干“这件事”??“这件事”还没有完结呢！我养成了用全部生命的热情和专心来画画的习惯，这种态度的产生，是因为我需要摆脱干“这件事”的悔恨之情。每天晚上，我都到正规的绘画学校去学习。我的老师努耐斯先生是一位非常醉心于美术学院的优秀画家，曾获得过版画罗马奖。他把我带到他家里，向我解释明暗的奥秘，也向我解释他拥有的一幅伦勃朗版画原作中非常不合常规的线条的奥秘，他怀着深深的崇拜之情抚摸着这件作品。我从努耐斯先生家中走出来，兴奋激动不已，那些最伟大的艺术抱负使我脸颊发烧，心里洋溢着对艺术的一种类似宗教般的敬仰之情。我回到家里，把自己关在厕所中，干了“这件事”。每天，“这件事”都变得更加美妙，一种心理的技巧使我能在越来越长的间隔期干“这件事”。现在，我不再声称这是最后一次了，相反我允许自己每星期天干” 这件事”。一想到将会得到的乐趣，就冲淡了我那些色情的欲望，我在等待星期天中找到了精神上的满足。我越等待，“这件事”就越美妙，行为本身就夹杂着最舒服的眩晕。在学院，我依然是个平平常常的学生。大家都劝我父亲让我从事绘画。坚信我天才的努耐斯先生，比一切人都更主张这样，可父亲并不想决定什么。画家的职业使他害怕，然而他却尽一切力量使我受完艺术的教育，他给我买我需要的那些书、杂志和用具。他说：“等他通过中学毕业会考时，我们再决定吧！” 我自己早就决定了！在此期间，我不是阅读，而是贪婪地吞食我父亲图书室中的那些书。两年内，它们就被榨干了。伏尔泰的《哲学词典》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却让我觉得还不如我本人能写的东西。我偏爱阅读我毫不理解的康德的著作，这让我心中充满骄傲和满足。我喜欢迷失在他各种论证的迷宫中，这些论证就像天国的音乐在我耳边回荡。写出如同康德著作一样重要和无用的哲学的人，只能是位大使！我阅读不理解的东西的顽强精神，必定是受到强烈的精神饥渴的驱使。正如某些机体性缺钙会导致儿童刮墙上的石灰和石膏来吃一样，我的精神也同样需要这种绝对命令，我在一些年间一直反复思考这种绝对命令，可始终没能吞下它。然而，有一天，我终于吞下了它。门打开了，我明白了。我从康德走向令我激动的斯宾诺莎。此后，笛卡尔帮我建立了我后来那些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和逻辑学基础。先前我是为了笑而读哲学的，现在我却是以哭结束读哲学的。一本小说或一出戏无法办到的事，在我读懂一个奇妙的同一律定义的那一天发生了，我目前已经记不清当时是在读谁的著作。哪怕是在今天，在我对纯哲学几乎不再感兴趣时，一个思辨力的例子，不管它是属于谁的，仍然会使我双眼满含热泪。　　在学院，晚上七点至八点，一位教师安排了一些额外的哲学课。它们是选修课，可我马上就报了名。我们经历了一个特别可爱的春天，献给柏拉图的那些课围绕着一棵挂满常眷藤的松树在露天进行。许多少女也来了。我不认识她们，但我感到她们很美。我选择了其中的一位。我们的目光碰到一起，她也挑中了我。这种情况太明显了，我们并没商量，就站起来走了出去。我们非常激动，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我们狂奔到山坡高处，为着呆在开阔的郊外。我们一直跑着，来到两块麦田间的一条小路，这个少女朝我投来火热的目光，她不时笑着，仿佛在鼓励我。气喘吁吁的，不能讲话，我只好指着倒下的麦子中的一处类似壁龛的地方表示：“那儿！” 她冲向那儿，伸直身子躺下来，我突然觉得她远比我想象的大。她满头金发，乳房非常美，轻轻触摸她的紧身短上衣，我感到这对乳房在我手下像受惊的鱼那样动着。我久久吻她的嘴。当地张开嘴时，我双唇紧贴在她的牙上，直到我都感到疼了。她患着很厉害的感冒，手里拿了块小手绢，不停地用它擦鼻子，可手绢太湿了！我没有手绢给她，我不知道如何是好。她徒劳地抽着鼻子，但很快鼻涕就又出现在鼻孔边上。她感到害羞，转过头去，用裙子的下摆擤鼻涕。我又冲上去拥抱她，向她表示我并不感到讨厌，再者这也确是实情，因为她的鼻涕，又稀又白，更像眼泪。此外，她连续不断地抽鼻子，也使我产生了她在哭泣的错觉。我对她说：“我不爱你，我不能爱任何一个女人。我将永远单独生活！”　　说这些话时，我感到这个女孩干了的鼻涕弄得我脸颊不好受。我又恢复了平静。同时，我拟定出我的计划，我以极为冷酷的态度盘算着它，以致我觉得自己的灵魂都冻结了。用这么少的时间，我怎么才能重新成为自己的主人？与此相反，我的少女越来越感到局促不安了。显然，她的感冒使她产生自卑感。我亲切地用双臂抱着她，我脸颊上的干鼻涕使我刺痒难忍，为了摆脱它，我装出把我的头靠在她肩上抚爱她。当我们狂奔时，她已流了汗，于是我在她的腋下闻到一股很妙的气味这种气味混合了天芥菜、母羊、炒咖啡豆的味道。“那你明天晚上不再来了？” 扶她起来，我向她保证：“明晚当然来，而且五年内都要来，但不会再多一天。” 我有我的五年计划。事实上，不算我在卡达凯斯度过的那些夏天，她做了我五年的情人。在整个这段时间内，她一直对我抱着近似神秘主义的忠诚。我只在晚上的不同时刻见她。当我想独自呆着的时候，我就打发街头的一个小孩给她送个便条。为着我们的相会，她必须使用许多诡计，得到她那些由男孩陪伴的女友的协助。可这使我不高兴，我们设法几乎总是单独呆在田野里。　　这五年的牧歌使我得以开发我的反常感情的所有资源。首先，我使她强烈地需要我，接着，我厚颜无耻地逐渐增加我们会面的次数、增加我们谈话的内容、增加我硬说我做出了种种发明的谎言。每一天，我对她的影响都在扩大。这是一种有系统的、进行包围的、歼灭性的、致命的诱惑，当我感到它“恰到好处”时，我开始要求祭品了。她不是不停向我重复准备为我死吗？好吧，就让我们看看这是不是真的吧！　　有的读者可能把这种感情的成功归因于我那些唐璜的品质，为了让他们理解，我必须补充一句，五年间，我与这位少女间什么也没发生过。我们接吻、我抚摸她的乳房、我凝视她的眼睛，仅此而已。她的自卑感无疑来自我们那第一天相会和让她非常局促不安的感冒。她渴望在我面前恢复声誉，我越显得冷淡，她的热忱就越刺激她的爱、就越发使她那些不安的渴望变得崇高和不现实，这使她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中。　　自从有了这次经验以来，我觉得未满足的爱情是感情神话学中最引起幻觉的主题之一。在我看来，特利斯坦与伊索尔特就是未满足的爱情悲剧之一的人物原型，就像在交尾时吞食雄性配偶的螳螂一样，这种爱情在感情领域是凶残的食人肉者。　　我们两人都很清楚，那注定使我情人的爱情得不到满足的我的精神折磨大厦的拱顶石，就是我并不爱她的这种感情；我自己明白她明白我不爱她，而她也明白我自己明白她明白我不爱她。我的孤独保持着完好的状态，之所以我仍然能保持如此美的生命状态，因为就是在这种美学的形式上实验我各种“感情活动的原则”。我确信，如我崇拜我的加露琪卡·何地维瓦、我的杜丽塔那样，爱是另一回事，是对所有感情的彻底毁灭。与此相反，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情人把我当成目标，我能尝试以后对我大有益处的机智。爱情更在于接受箭而不是射出箭。正是在这位少女的肌肤上，我体验到了圣赛巴斯蒂安的敏感性，它可能潜伏在我自己的体内，我希望能像蛇蜕皮那样摆脱掉它。即使我现在有了一位有乳房和唾液的活生生的情人，她对我的爱使我昏昏然，我把她紧紧抱在怀里，但明白了我不爱她，我就能怀着一种理想的、至高无上的、拉斐尔前派似的爱去崇拜我的杜丽塔、我的加露琪卡和别的何地维瓦了。那永远潜伏着的登上塔楼顶的愿望，从没有因如此人间、如此现实的她而出现过。激情越折磨她，她的脸色就越不好，我就越觉得她不配登上塔楼。我想她可能会断气的。当我们躺在草地上时，我有时就对她提起这件事：“你就当你死了那样做吧。”她把双手交叉在胸前，停止了呼吸。她一动不动，有时这会拖得很久，使我相信她死去了，非常慌乱地拍打她的面颊。　　她越来越狂热地给我写信，我难得回复它们，如果我回信，那总是为了悄悄塞进一点毒液，让她中毒、变黄，像夏末的蜡一样。　　我到卡达凯斯一次度假期的最后几天，雨下个不停。我把上衣放在室外，近黄昏时，发觉它完全淋湿了。散步时，带在身边的情人的信全被水浸透，蓝墨水几乎都泡掉了。我回到皮朝特先生空荡荡的花园住宅，面对着一株我心爱的柏树，一年时间，它已长高了一米。我机械地把这些信团成球，我把它们捏得很紧，我发现自己不自觉地模仿了柏树的球，这些球上面的裂缝跟头骨上的那些顶骨一样。这一模仿太完美了，于是我决定用我的纸球替代柏树的两个果实。这么干过之后，我重新到海边散步，我在这儿呆了一个多小时，一直到天黑，浪花把我打湿了。我嘴唇上的海盐味，在我心中唤起了跟　　不朽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神话。回来的路上，我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这时，我浑身颤抖着，把手放在心上，就像有人刚咬了我一口似的。我刚才差点儿撞在皮朝特先生的柏树上，两个白球在黑暗中像死人的两只眼睛一样发着微光。我的脑海中闪过一个不祥的预感：“她死了？”我一身冷汗，匆忙跑回住所，我发现她新来的一封信：“我胖了，大家认为我气色很好，可我只对你再见到我时会怎么想感兴趣。我无数次吻抱你。我永远念着你??”这个傻瓜！　　父亲心软了。我了解这一点，准备着中学会考后当一名画家。这还要三年光景，可大家已经在谈马德里美术学院，要是我能得奖，或许还能去罗马的美术学院。入校正规学习的念头以我的反叛开始，我想成为自由人，谁也无权干涉将出现在我头脑中的东西。我已设想出跟我的老师们的一场死战，我要干的事，应该在没有目击者的情况下发生。　　当时唯一的目击者努耐斯先生，因为我而永无安宁了。每天，我都使他震惊，迫使他承认我有理。我处在发现技法的盛期。它们都有同样的源头：反教师之道而行之的意愿。　　有一天，我们在画一位留着漂亮的雪白卷毛胡子的老乞丐。努耐斯先生提醒我，我的素描用铅笔涂得过分了，效果不好，没有表现出胡须的细丝。我应当在一张新画纸上重画，要珍惜白色的效果，只用一只软铅笔轻轻在画纸上涂几下就行了。这位老师走了。我继续变本加厉地用铅笔把面部涂得越来越黑、越来越腻。我投入那么狂热的激情干这件事，结果所有同学都围在我身边了。我借助对比的作用，在预定的时刻，终于创造出这个模特儿的形象，然而我并不满意，继续加黑，使我的索描只不过是一堆结构松散的黑色斑块的组合体。第二天，努耐斯先生来指正时，他绝望地喊了起来：“你做的正好跟我告诉你的相反，看看这结果！”　　我连一秒钟的不安都没有，我回答我立刻就有解决的办法。我用墨涂抹掉我的素描。“你想弄个负片。”努耐斯先生说。“我只想做我所明白的。” “如果你认为能利用粉笔，那你就错了，它在墨上住不住。” 他摇着头离开了。一劳永逸地，我拿出小刀来开始刮纸。最闪耀的白色开始出现在素描上。乞丐的胡子带着惊人的写实性从我素描的黑暗中显露出来。当我希望这些白色模糊些时，我就在要弄模糊的地方吐上点唾沫，再加上磨擦，于是我便得到了一些浅灰色的擦痕。掸掉纸沫，我完美地模仿出了这名乞丐胡子的如丝细毛。我的作品完成了，我让斜射的光线照着这幅素描。当努耐斯先生看到我的作品时，他首先一言不发地呆在那儿。他的困惑影响了他表示自己的赞赏之情，但是他抱住我，紧得使我喘不过气来，他对我重复着与马丁·维拉诺瓦相似的话：“看哪！这个达利可真了不起！” 这次经验使我久久地思考光线的种种特性和再现光线的种种可能性。我的探索持续了整整一年，终于得出如下结论：只有精心地堆在画布上的色彩本身的起伏，才能对眼睛产生有效的作用。这正是我父母称之为“石器时代” 的那个时期。例如，我利用石块来获得一种非常明亮的云彩。我把那些石块粘在画布上，随后给它们涂上所希望的颜色。我最为美妙的这类成果之一，是一幅满天彩霞的落日图。天空中布满了各种大小不一的石块，有一些像苹果那么大。这幅画长久挂在家中餐厅的墙上，我记得，在饭后夜晚的宁静气氛中，一块脱落的石子掉在石板地上时的突然声响，常常让我们受惊。母亲停下了针线活，父亲永远用以下的话宽慰她：“这不过是刚从我们孩子的天空中落下的一块石子。” 他很自然地又添了一句： “这个想法很妙，可谁会买一幅注定要消失的，注定要用石子塞满整个住宅的画呢？” 对费格拉斯人来说，我的绘画探索是一个无尽消遣的源泉，人们暗暗地重复着：“瞧，现在小达利又往他的画上堆石子了！”但在石器时代，人们仍然要求我准备几幅画参加当地的展览会，共有三十来位艺术家参展，一些人甚至是来自赫罗纳和巴塞罗那。我的作品最引人注目。两位最著名的批评家卡洛斯·科斯塔和普依戈·包亚德斯宣称我未来的艺术生涯是光辉灿烂的。首次对我光荣的认可更加激起了我情人的热情，我利用这种情况，使她永远成为更受我任性摆布的人，我绝对不许她有女友或男友。她必须把自己整个留给我，留给报纸极力称颂的独一无二、举世无双的我。一旦了解到她刚认识了某个人，一旦她向我讲某个人的好话，我马上尽力在她的思想中毁掉这个人。我总是获得成功，找到恰当而又无情的挖苦话。她的感情必须照我的欲望调整，不多也不少。任何违抗我无情法则的举动都要受到流出苦涩泪水的惩罚。我这方面的一个轻蔑的词就会让她想死，由于得不到爱而绝望，她至少也想得到我的重视。她把整个生命都投入了我现在越来越难得答应她的那半小时的散步中。尾声临近了，美术学院的殿堂及它的楼梯、它的三角楣、它的光辉的圆柱在天际显出了轮廓。我向我的情人说：“再享受一下吧，你只剩下一年时间了。” 为着我们相会的那几分钟，她把全部生命用在使自己显得更美上。画在她脸上的健康让我生气，通过每次都使她哭，我尽力纠正这种情况。在散步的过程中，我给她看了一些我订的《新精神》杂志。她虚心地尽全力在立体主义绘画的复制品上理解点东西。当时，我对我夸张地称为“胡安·格里斯神秘主义的绝对命令”的事物抱着一种热情。我的情人毫不理解我那些谜一般的意旨，我对她说“光荣，这是一种像打开的剪子一般闪光的、尖锐的、锋利的东西”。她全神贯注地听着我讲话的每一细节，并试图用心记住它们。“你昨天怎么说那打开的剪子来的？”　　在我们散步的途中，我们时常远眺“塔楼磨坊”令人肃然起敬的巨大体块。我喜欢坐下来，凝望它。“你看，”我对她说，“那边有块白点的地方，就是小达利坐的地方。”　　她望着我，没注意我指给她看的地方。我用手捏住她的一个乳房，从我们相会时起，她年轻的胸脯已变得像石头一样坚实了。我命令道：“让我看看它们。” 她解开上衣，向我展示她美丽的乳房，它们有着柔和的白色。乳头就像两个醋粟，上面环绕着一些非常细小的绒毛。当她打算扣上上衣时，我有点激动地命令她：“别扣上！再来一次！”她让手臂垂在身体的两侧，低下了眼睛。她的胸脯急促地起伏着。当我允许她扣上钮扣时，她重整好衣服，无力地微笑了。满怀柔情，我握住她的手，于是我们重又上路了。“你知道，我到马德里后，就不再给你写信了。” 又走了十来步，她哭了起来。我发狂地拥吻她，感到她像棒子一般大的泪珠烫着我的脸颊。　　在我的脑海里，光荣像打开的剪子一样闪着光芒。萨尔瓦多，工作再工作吧！你具有残酷的天赋，同样也有工作的天赋。这种能力唤起一切人的尊敬。从早晨七点起床后，我的头脑整天都不知道休息。就连我和这位少女的散步也参与了我的计划：这是诱惑的上作。父母不停地说：“他从不去消遣消遣！他一秒钟都不停！”并对我说：“萨尔瓦多，你还年轻，要享受这个年龄的时光。”可我想的与此不同：“你快点儿变老起来吧！你现在太青太涩。”我怎么才能摆脱掉青春期这种孩子气的弱点呢？　　首先，在学素描时，我应当搞立体主义。但这并不能减轻我对能动性的渴求。我想成为发明家并想写完一年前就动手的一部哲学大作《巴别尔塔》。我已经写了五百页，而这只不过是序言。我的性骚动让位给哲学骚动，我全部的身心都被后者占据了。《巴别尔塔》以对死亡现象的长篇论述开始，据我看，这种现象是以想象的构造为基础的。作为神人同形同性论者，我不认为我是活着的，而是认为我正在从我的那些起源的“无智力的不定型状态” 中复苏过来。在大家看来，那在《巴别尔塔》下面的，是易理解的生命，可在我看来，它只代表着死亡和混沌。与此相反，那在上面的，别人觉得是混乱的，在我眼里，却是“逻各斯”和复活。不断为肯定我的个性而斗争的我的生命，时刻都是我的“自我”对死亡的一种新胜利，而在我周围的人中间，我只看到了死亡和连续不断的妥协。我拒绝与死亡做交易。上一年，我母亲的死是最令我绝望的事。我崇拜她，对我来说她的形象是无与伦比的。我了解她那远远高于人间的一切的圣洁心灵中各种美德的价值，我不能忍受失掉这样一个我认为会使我心灵中不可告人的缺陷消失的生命。她是那么好，我不由会想：“这对我也就尽够了。”她怀着非常绝对非常骄傲的爱喜欢我，这使她不会搞错。我恶毒的言行必定也是一种惊人的事情！我觉得这一死亡是命运之神的一次凌辱。人们既不能对她、也不能对我做这样的事。我心头回荡着各种复仇的念头。紧咬着牙，我发誓要从死亡和命运的手中把我母亲拉回来，我应当运用这些光之剑，有朝一日，它们会在我光辉的名字周围闪射出残忍的光芒！第八章光荣的学艺期——被马德里美术学院除名——纨袴子弟的作风——监狱　　面对着涌向家中的大量文章，父亲决定打开一册大本子，他想把有关我活动的东西都贴在里面。为此，他写下了一个无疑是留给后代的前言，下面就是完整的原文：萨尔瓦多·达利·依·多门耐克，学艺的画家 “经历过二十一年的照料、焦虑和努力之后，我终于能看到我的儿子有可能给自己提供生存的必要条件了。一个父亲的责任并非如人们认为的那样轻松。一次又一次让步，我不时会完全听任他超越和拒绝我希望的那一切。不管怎样，我们，他的父母，不希望他完全投身于从童年起他就显示出命中注定要为之而生的艺术。我继续确信艺术并非谋生的手段。它不过是我们在闲暇时能沉湎的一种精神错乱。我要补充一句，我们，他的父母，相信要成为一名一流的艺术家是极其困难的事。我们懂得一事无成者的种种苦涩、悲哀和绝望，我们尽全力使我们的儿子相信从事他所选择的自由职业是错误的。然而，在他中学会考后，应当承认这一事实：他想当画家的志向比一切都强烈，我不认为有权阻挠如此坚定的志向，此外还有一个更有力的理由，既他在其他一切领域都表现出‘智力的迟钝’。鉴于我们面临的情况，我向我的儿子提出了一个妥协的办法：他进马德里美术学院，在那儿学习所有必要的课程，以获得绘画教师的资格证书。具有这个资格，他就能申请一个可以使他免受各种物质困苦的大学里的职位。那时，他就可以完全投身于艺术了，而我也就会为他的生存放心了。最好，他能过着艺术家的生活，而没有那种令一事无成者变得十分乖戾的经济麻烦。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处境！我本人将信守我的诺言，让我的孩子获得他一切的物质需要，能完成他的艺术教育。这一努力是十分巨大的，因为我并不拥有私人的产业，我所花费的一切都出自我公证人的收入。每个人都知道费格拉斯的公证人们并不常做黄金生意。目前，我的儿子在他的学校里上课，虽然有一些障碍，但这并不由于他，而是来自我们那些教育中心讨厌的安排。校方认为他学习的进展状况是良好的。他已经学完了两级的课程，并得过两次奖赏，一次是艺术史的，另一次是色彩学的。我写了‘校方’，这是因为他作为学校的学生会做得更好，但在那儿，他对绘画的热情影响了他学习校方的课程。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为自己画画上，随后他把画好的作品送到展览会上去。他在展览会上获得的那些成功，超出了我的预料。显然，我宁愿这些成功来得晚点，来在他获得有保障的教师职位时，这样他就不会想收回他的诺言了。尽管写了这些行，如果我声称我儿子的成功让我不快的话，那我就是在撒谎了。即使我的儿子最后不能当教师，围绕着我的所有这些东西也足以使我十分确信他的艺术方向不是一种错误。任何别的一种职业都有可能是场灾难，因为他只感到自己有绘画的天赋。　　“这本册子同样包含着一些关于他中学时代、他被开除和他在监狱中度过的时光的有用资料，对任何一位想判断他是否是个够格的公民的人，这些资料或许是有益的。我每天收集记录，只要今后能了解到与他有关的东西，　　不管是好是坏，我都会长久地继续这么做下去。翻阅这些页东西，我的儿子作为艺术家和公民的真正价值就会显示出来。那些能有耐心看完这一切的人，会对他做出公正的判断的。”公证人萨尔瓦多·达利1925 年 12 月 31 日于费格拉斯　　我同父亲和妹妹一起动身去马德里，美术学院的入学考试包括照古代艺术品画一张素描。我的模写对象碰巧是雅各波·桑索维诺《巴库斯》的复制雕像。我有六天时间来描画它。我的工作遵循正常的程序进行，第三天，看门人跟在院子里等我们出来的父亲闲聊，宣称他担心我考不上。　　“我不讨论你儿子素描的艺术价值，”他说，“不过他没有遵守考试规则，规则上说得很清楚，素描要具有安格尔用纸的规格，可你儿子画得那么小，人们绝不会把那些空白的地方当成四周的白边的。”　　从这时起，我的父亲就像死了一般。他不知道怎么劝我好：是重新画还是不顾一切继续画下去。在此后散步期间和晚上在电影院期间，父亲不停地重复着：“你觉得有勇气重新画吗？”长久的沉默后，他又说：“你还有三天！”我从折磨他获得了某种乐趣。然而，他的苦闷也传染了我。我们躺下睡觉前，他又一次跟我说：“好好睡吧，别愁这件事。你要做决定，明天就应当保持最佳的状态。”　　第二天，我大胆地擦掉了一切，重又变白的纸张使我呆住了。在我周围，别的对手已处在工作的第四天，他们开始涂阴影。再有一轮，只要认真润色一下最后的细部，他们就会画完了。我凭着毅力，重新动手工作。一个小时，我还没能匆匆打好这幅新素描的大轮廓，它这么差劲，我必须重新把它擦掉。父亲等在出口处。“怎么样，你做了什么？”“我全擦掉了。” “新画的进行得怎么样？”“我还没动手呢，我只不过是擦掉和确定下比例。我希望对这次画的更有把握！” “你说得对，”他对我说，“可用两小时确定比例，这有点儿太过分了！你只有两天了，我本应该阻止你擦掉它的。”这天，我们俩谁也吃不下饭去！每次吃饭时，他都坚持着： “吃吧！吃吧！如果你想明天精力充沛，那就要吃东西。” 我们忧心忡忡。我的妹妹脸色也不好。父亲一秒钟都没睡，始终受着不该擦掉那幅素描的想法的折磨。第二天，我动手工作，甚至都没看一眼我已记熟了的那个模写对象，这一轮结束时，我只感到把它画得太大。我的画纸上画不下脚了。这比留出过多的白边还要糟。我又把一切都擦掉在出口处，我发现父亲焦急得脸色都变白了。 “怎么样？”“太大了。”我答道。 “那你打算怎么力？” “我已把它擦掉了。”他那双蓝灰色的眼睛里涌现出两滴泪珠。 “我们走吧，”他说着，仿佛是要让自己放心，“你还有明天的整整一轮呢，许多次你都是用不到两小时就画好一幅素描的！对吧？” 可我知道这非人力所能做到的，因为至少要一天打草稿，再有一天涂明暗调子。父亲也知道这一点。我这个费格拉斯最优秀的人，得满含羞愧地回到那儿去了！努耐斯先生肯定我的素描哪怕只能算我最一般的作品，我也会轻而易举地被录取的。　　“要是你通不过这次考试，”父亲说，“这就是我和那个看门的傻瓜的错误，他搅合什么？如果你素描画得好，大小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的白发绺，现在它像个尖尖的角那样竖起来，表现出他全部的痛苦。第二天，天亮了，这是个处死刑的阴沉日子。我准备好了一切。结局只能是同我们上一天经历的那些时刻一样糟。从这轮一开始，我就动手工作。用一个小时，我便画完了一切，包括那些最微妙的阴影处。最后的时刻，我用来欣赏我作品的优美和成功，这时我又发觉我画出了一个大小的东西，比第一幅素描还要小！　　在出口处，我看到父亲正在读一份报纸。他不敢问我，期待着我第一句后：“我完成了一幅精采的素描。”停了一下，我又补充道： “很不幸，它比第一幅还小！”最后这句话的效果如同投了一枚炸弹。考试的结果同样富于戏剧性。美术学院录取了我，评语如下：“虽然此素描并非照规定尺寸画成，但是它极为完美，评委会对它表示认可。”父亲和妹妹离开了，我独自留在学生公寓一间十分舒适的房屋里，要被这儿接纳，必须有极有力的推荐。西班牙最好家庭的儿子们居住在这儿。不久，我就开始到美术学院上课。我把时间全用在这上面。我既不在街上闲逛，也从不去公寓的影院。我很少拜访同学们，一回来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继续独自一人工作。星期天早上，我去普拉多美术馆，画各个流派绘画作品构图的分析示意图。从公寓到学院，来回的路只需一个比塞塔。一个月又一个月，这一个比塞塔就是我唯一的开销。父亲通过校长和诗人马奎纳了解我的情况，后者受父母委托监护我；我的这种苦行僧式的生活甚至使父亲也感到不安了。他多次写信劝我到郊外游玩、去看戏、跟朋友在城里散步，消除点工作的疲劳。毫无作用。从学院到房间，再从房间到学院，我只花费每日的这一个比塞塔，一个铜子也不多花。我的内心生活自给自足，任何一种消遣只会是种不快的事。　　在我的房间里，我画了我最初的立体主义油画，它们有意识地接受了胡安·格里斯的影响。在这个时期，我只运用黑色、白色、赭石色、橄榄绿色，以反抗我前些年的丰富色彩。一顶大的黑毡帽再配上从不点燃的一只烟斗，补足了我的奇装异服。由于讨厌长裤，我开始穿短裤加中筒袜，有时还加上一副绑腿。一件几乎拖到地上的防雨斗篷，在下雨天保护着我。今天我认识到这种奇特的服装曾具有“神奇的效果”。人们经常当面低声议论它，每次我进出房间，一些好奇的人便会聚拢来，看我趾高气扬地走过去。　　虽然一开始我充满热情，但很快我就对美术学院失望了。那些教授，尽管有着年纪和勋章，可却不能教给我任何东西。其实，他们虽然“已经”是　　教授了，但仍然向“新鲜事物”敞开着怀抱，远非躲在学院的惯例中。在我期望从他们那儿得到各种限制、严格和技法时，他们反而向我提供自由、懒散和不明确的东西。这些老人刚从西班牙的具有典型性的必然范例中隐约看到了法国的印象主义??索罗利亚是他们的神。而我本人“已经”在反对他们经过几代人后才能隐约看到的立体主义了！我向我的教授提出一些让人忧虑的问题：应当如何调合油？用什么来调合？怎样才能得到一种持久结实的材料？要获得这样的效果应遵循何种方法？被我的问题弄得目瞪口呆，我的教授支吾搪塞地回答：　　“我的朋友，每个人都应当找到自己的方式。绘画无法则可言。请表现吧??抛开你所懂的去表现吧。把你的心灵放进去。绘画是由气质决定的！气质！”　　我忧郁地想着：“由气质决定，我能把它转卖给你，亲爱的教授，不过请告诉我混合光油的比例是怎么样的吧。”　　“大胆点，”他重复着，“大胆点，当心，别去管细节。单纯点、再单纯点，既不要想规律也不要想限制。在我的班上，每个学生都应该根据他特有的气质画！”　　绘画教授啊！教授啊！真是白痴！需要多少次革命，多少次战争，才能回到“严格”是每一等级制的首要条件和“限制”是形式的铸型本身这样一种特别相反的真理呢？绘画教授啊！教授啊！真是白痴！在马德里，很不合乎常理，我是唯一搞立体主义的画家，可我却向教授们要求素描、透视和色彩的正确技巧。我的同学们把我看成是反对进步的敌人。他们自称是革命者和革新家，因为这样一来，他们想怎么画都成，他们竟然把黑色从他们的调色板上赶走，而用紫色代替它！他们声称不存在黑色，一切全是由光造成的彩虹色，阴影本身都是紫色的。这种印象主义的革命，我十二岁时就槁过了，就连在那时，我也没犯过把黑色从调色板上赶走的错误。只要瞄一眼巴塞罗那某处收藏中一幅雷诺阿的小小作品，就足以使我明白一切了。在若干年间，他们一直停滞在他们消化不良的污浊彩虹色中！上帝啊！人能变成兽吗？大家都嘲笑一位老教授，他是唯一彻底了解他的职业并具有真正职业良心的人。我本人常后悔当初没充分听取他那些劝告。霍塞·墨雷诺·卡巴涅洛那时在西班牙是很有名的。他从《堂吉诃德》获得灵感的某些油画，至今仍为我喜爱，这种喜爱甚至超过了当年。他穿着礼服来了，领带上嵌着一颗黑珍珠，带着白手套改我们的作品，而手套却一点没弄脏。他只用木炭画两三笔，就奇迹般地把素描拾掇好了。他有一对像梅索尼埃那样把一切都摄下来的通灵的小眼睛。学生们等着他离开，以便擦去他做的种种改正，根据他们的“气质”重画他们的素描。能够与他们的懒散相比的，只有他们那既无缘由也无光荣的自负，这是一种平庸的自负，它无法降到常识的水平，也无法升到骄傲的顶峰。美术学院的同学们，你们真是一群白痴！　　一天，我带了一本关于乔治·布拉克的专题论著，谁都没见过立体主义的绘画，美术学院的任何一位学生都没想过认真对待这种绘画。只有比别人更具科学精神的解剖学教授请我把这本书借给他。他承认从没看过立体主义的作品，可他正确地认为应该尊重人们所不了解的东西。既然这样一些作品被明确无疑地印了出来，其中必然有某种充足的理由。第二天早晨，在读完序言并弄明白了之后，他把这本书还给我。为了向我证明这一点，他对我引　　证了往日的好几种非具象的和明显几何性的作品。我回答他事情并非如此，立体主义保持一种非常明显的再现性素描。解剖学教授向他的同事们介绍了我美学观的智慧和独创性。大家开始把我看成是个不可思议的家伙。　　对我的存在的这种注意，有利于唤醒我童年时代就有的暴露癖。既然他们完全无法理解我，我想我本人能向他们解释“个性”是什么。虽然存在着一些诱惑，我们继续保持一种典型的好品质：从不旷课、永远恭恭敬敬、无论画什么题材，都做得远远快于和优于班上最好的学生。然而，教授们并没决心把我看成是位“艺术家”。　　“他很认真，”他们说，“很熟练，做他想做的事做得很出色。可是他像冰一样冷，他的作品缺乏热情，因为他没个性。这是个从事理智的脑力活动的人，无疑很有知识。可从事艺术得有心！”　　等一等，等一等！先生们，你们就要明白我的个性了！最初的闪光出现在国王阿尔丰沙八世正式参观皇家美术学院期间。当时，他的声望已经在下降，这次参观把学院分成了两派。许多人都想那天不来，校方预料到会有捣乱活动，不得不颁布一些严厉的命令，强迫大家到场。提前一周，有人就开始清扫一直是肮脏和破旧的学院。制定出了一个精明的措施，用来向国王掩饰我们那么稀少的人数。随着参观的进展，学生们得跑过一些内部的楼梯，去填满新的一些大厅，他们要背对国王呆在那儿。平时在马德里街头拉客的一些漂亮姑娘，代替了那些校方只忖给极少工钱的骨瘦如柴的可怜的裸体模特儿。墙上挂上了老画，窗户上装上了窗帘，几乎处处都是镶金银线的花边彩带。为国王参观日做好了一切准备，在官方随员的围护下，国王驾临了。我本能地（哪怕只是要与普遍的感情背道而驰）发觉他的面容很和蔼可亲。人们派给他的那种身心衰弱的征兆，我反而觉得是使周围平庸之辈相形见绌的高贵的沉稳风度的可靠标志。他轻松自然的态度是那么完美，不能不说他是从委拉土开兹一幅高贵的油画中活生生地走下来的。我感到他立刻在同学中注意到我。我特殊的打扮、我少女的长发、我的颊须肯定被认为是种了不起的东西，而且我们之间受到一种不可抗拒的本能的影响。有人把我当成了一位学生代表，于是我和十来名同学陪伴着国王，从一个班级走到另一个班级。我完全被一个想法吞没了：国王有可能发现学院为给他留下良好印象而耍的花招，这使我感到一种致命的拘束。好几次，我都想揭穿在我眼皮底下演出的这个喜剧，但我终于忍住了。参观结束了，要拍一张国王与学生们的合影照。有人吩咐去找一把安乐椅来，可他阻止这一行动，以世上最自然的态度坐在了地上。接着他拿下没吸完的香烟，用食指和拇指轻轻一弹，把它抛进二米外的一个痰盂里。这一具有马德里小流氓特色的动作，引起一阵热烈的欢笑。国王刚才肯定迎合了学生们的感情，特别是在场的佣人们的感情，这些佣人从不敢当教授的面这么做，甚至也不敢当我们的面这么做。正是在这一刻，我证实了国王对我另眼看待。事实上，他迅速向我投过来一眼，想看到我的反应。这尖利的目光，显示出他怕有人会在他的举动中发现某种蛊惑人的讨好意味，我对此确信不疑。我脸红了，国王重新注视我时，必定会看到这种情况。　　拍完照片，国王跟我们一一道别。我是最后跟他握手的人，也是唯一怀着尊敬之情，一膝着地向他致敬的人。当我抬起头时，我发觉他激动了，几乎令人难以觉察地抽动着他那波旁家族著名的下唇。我们彼此认出了！两年后，他本人签署把我从美术学院开除的决定时，肯定不会料到被开除者就是给他留下尊重他的深刻印象的那名学生。　　　　　　　　　　　　　　★ 从到马德里时算起，已经过去四个月了，我一如往日，过着勤勉好学的生活，既有条理，又有分寸。说得更确切点，上述品质在我身上甚至发展为苦行了。我宁愿生活在一座监狱中，要是我生活在那儿，我决不会为我仅有那么一星半点自由感到后悔。我画上的一切变得越来越朴素。我制作了一些画布，上面涂着一层厚厚的胶色底子，居住在马德里的最初四个月内，我在这些石膏般的表面上画了两幅重要的作品，它们像火刑一样给人们留下强烈的印象。这些作品本身就是火刑，因为配制的胶开裂了，我的画一块块掉下来。然而，在它们毁灭之前，有人发现了它们，又通过它们发现了我。　　学生公寓分成一些团体和一些小组，这些团体中有一个自称是文学艺术的先锋派团体，它不属于因循守旧的人。战后的那些灾难性腐败气息已经在其中发酵了。这个团体刚继承了另一个文学家和画家团体的否定性的和反常的小小传统；后者自称是“极端主义的”，运用从欧洲模糊的反光中产生的各种”主义”中的一种主义。它们或多或少都与那些“达达主义者”有联系。学生公寓的这个团体中，有佩班·贝略、路易斯·布努艾尔、加西亚·洛尔卡、佩德罗·加菲亚斯、欧仁尼奥·蒙代斯、R.巴拉达斯和另一些人。当时，我只想认识他们中间两位将达到顶峰的人：在诗歌和戏剧领域内的加西亚·洛尔卡，在心灵和智力阶梯上的欧仁尼奥·蒙代斯，前者是格拉纳达人，后者是圣雅克- 德- 孔波斯代尔人。一天，我不在时，女佣没关我的门，佩班·贝略从走廊经过，看到了我两幅立体主义的油画。他立刻把他的发现告诉了只熟悉我面孔的这个团体的成员。我不过是挖苦开玩笑的对象，一些人把我称为“音乐家”或“艺术家”，另一些人把我叫作“波兰人”。我极少欧洲味的奇装异服让他们轻视我，把我当成平平常常的浪漫主义残渣，或多或少是肮脏的。我勤学的态度、我丝毫不带幽默的面孔，在他们看来，都表明我是十分欠缺智慧的人，充其量也不过是个怪人罢了。再也没有什么能比我的天鹅绒上装、我的大花结领结、我的绑腿跟他们的西服套装和英国式高尔夫球裤形成更强烈对比的了。他们的头发剪得很短，而我则留着少女般的长发。特别是，在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正着迷于一种结合了优雅和犬儒主义的情结，他们像老练的纨袴子弟一般运用着它。一句话，他们使我感到手足无措，我一直怕他们进入我的房间，这种担忧几乎达到了会昏倒的程度。从佩班·贝略发现我的画时起，他们都来看我，以他们惯有的赶时髦作风，夸张地表达他们的赞美之情。他们的惊异无边无际。他们思索着我的每一件东西，但并没想到我是位立体主义者！他们推心置腹地向我招认了他们讲过的话，作为补偿，他们向我提供了他们的友谊。我不如他们豪爽，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因为我自问是否自己真有什么吸引他们的东西。然而，不到一周，我就让他们强烈感到我远胜过他们，很快这个团体的全部成员都开始重复：“达利这么说??达利这么画??达利回答??达利认为??这像达利??这是达利式的。”我很快就明白了他们会从我这儿获得一切，却什么也不会给我。他们有的东西，我已经大量地具有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只有加西亚·洛尔卡。在他本人混乱的、带血的、粘糊糊的、崇高的、为大量黑暗的地下火焰而战栗的血肉之躯中，仿佛每一种物质都准备找到它独创的形态；他全部的存在都只体现着惊人的诗的现象。我进行抵制，对“诗的宇宙”采取一种敌对的态度，确信什么都不能处在无限定的状态中。可以为一切事物确立一个“轮廓”、一种“法则”。并不存在人们不能“吃掉” 的东西（当时这已经是我喜欢用的表达方式了）。当我感到伟大的费德里柯诗歌的煽动性和富于激情的火焰变成无法控制的冲天烈焰时，我就拚命控制它，用我反浮士德的早熟老年的橄榄枝熄灭它，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先验的缺乏诗意的烤架，当白天来临，洛尔卡的火焰只残留一些炭火时，我就要在这烤架上烧烤我思想的蘑菇、排骨和沙丁鱼了。在预定的时刻，把一切适时地趁热摆到干净的台布上，这些台布就是你们正在阅读的这些书页。一下子，我就长久地平息了我们时代的精神的、想象的、道德的饥饿。　　我们这个团体越来越倾向于反理智的作法，这显然诱使我们只频繁地出入一些咖啡店，会见一些知识分子，在这些咖啡店里，在烧焦的油的浓重气味中，未来西班牙的文学、艺术、政治的前途烧熟了??加橄榄的双份苦艾酒，给英雄主义的嬗变、背信弃义的嬗变、劣质优雅的嬗变、酸性消化力的嬗变、反爱国主义的嬗变提供了一滴滴不好掩饰的多愁善感，这大大有助于使战后产生的混乱凝聚起来。注定要取得进展的、注定要每天开设新的长期赊销分店的、到内战的第一声炮响才停止的、牢固确立起来的一种深刻仇恨，把一切都混合在了一起了。我的嗓门比整体团体还要大，这个团体刚刚接受我并承认我是它的一名成员，可它什么也不能教给我。我很清楚这不完全是真的，因为他们至少也教会了我一件事，我将一直记得这件事。他们教会了我“弄炸弹”??我应该给你们详细讲讲这件事。一天下午，这个团体把我带到马德里一处优美的地方水晶宫吃茶点。刚一进门，我就明白了一切。我或许大大地变了样。朋友们把我看成一个远比我本人果断的有自尊心的人了（我无边的骄傲阻止任何东西伤害我），朋友们一心要捍卫我的奇装异服，甚至勇敢地坚持要我穿戴它们。他们准备为此献出一切，反陈规的态度促使他们为我取火。迎接我进入这高雅茶室的目光，显然使他们感到受了冒犯，虽然这些目光是暗暗的、小心翼翼的。他们愤怒的面孔仿佛在说：“怎么！我们的朋友难道像只下水道里的老鼠不成？就算这样吧！可他是你们从没见到的最重要人物，要是你们哪方面有一星半点不敬，我们就打烂你们的脸。”他们中间最壮实有力的布努艾尔，特别审视着大厅，寻找打架的口实。每个时机都对他有利。但这次他没能发觉它。在出口处，我向我的卫队说： “你们为我干得很好。不过我根本不想再坚持下去。明天，我要像大家一样穿戴！”　　全体成员为这个决定激动万分。一旦接受了我的奇装异服，他们就珍惜它，并准备捍卫它。从苏格拉底接受当弟子的面饮下毒芹汁那一天起，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团体内还不曾遇到这种同样的激动之情呢。大家试图劝我改变主意，仿佛剪掉长发和改换服装，我就有可能失掉个性似的。　　我的决定不可更改。其实，我坚持它隐含着一个主要的原因，我想讨那天刚在茶室中发现的优雅女人们的欢心。可优雅的女人是什么样的呢？这就是轻视你的、腋下无毛的女人。在我的生活中，我刚刚首次看到剃掉腋毛的腋窝，它白中微透着一点蓝味，显得如此美妙，让我觉得这仿佛就是堕落和豪华的极限。我打算“深入地”研究这些问题，就像我对待任何一件事那样！第二天，我由开始部分着手，这个开始部分就是我的头。我不敢照朋友们的推荐直接去利兹的理发店。我首先需要一位大量修剪的“批发商”，然　　后再去利兹的理发店让人精心修饰。整个下午，我在马德里游荡，寻找一家理发店，可每次我都怯生生地不敢跨过店铺的门槛。多次犹疑后，我终于选择了一个理发师，他用布单围住我的脖子。脱落下来的最初几绺头发吓坏了我。参孙的情结是不是真的？照着镜子，我相信看到一位坐在宝座上的国王，代替披在肩上的白鼬皮斗篷的是一条白围巾。极度的痛苦把我压垮了，我一生中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几分钟之内我就丧失掉对自我的信仰。我觉得我那个孩子王的形象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无法忍受的病例：生理有缺陷的虚弱体质与不结果实的早熟智力之间产生失调现象的病例。我跟别人一样，也是个白痴吗？　　我付过钱，走向利兹。踏在这家理发店的门槛上，我感到最后的担心烟消云散了。我毫不后悔，在利兹，我不觉得是在一家理发店，而是觉得像在一处酒吧。“给我来杯鸡尾酒。”我吩咐侍者。 “先生，您要哪种鸡尾酒？” 我甚至不懂有几种鸡尾酒，于是抱着碰运气的态度回答： “随便哪种都成，只要是最好的就行！”　　我觉得它太可怕了，可五分钟一过，我就把它想象得十分美妙了。我放弃了理发的念头，又要了一杯酒。这足以使我明白一件令人惊愕的事：我首次旷课了，可我丝毫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恰恰相反，我认为我的勤奋期结束了，无疑我不会回学校去。我的生活中出现了新事物。在第二杯鸡尾酒底部，我发现一根白发。这个可爱的象征物，使我感动得流出了眼泪。好像是酒精产生了作用，各式各样的想法以不寻常的速度一闪即逝，生命突然更快地燃烧起来。我重复着：这就是我第一根白发啊！我喝着鸡尾酒，酒劲太冲，我不由闭上了眼睛。它是我“长生”的仙酒、老年的仙酒、“反浮士德精神”的仙酒。坐在我那冷清的角落里，我大声说出这最后的话，幸而并没人听到我讲话。我独自呆在酒吧里，再有就是站在柜台后的侍者和一位白发的干瘪老头，这个老头抖得很厉害，他必须极为当心才不会在拿酒杯时把它碰翻。我多想以这么优雅的风度颤抖啊！我的目光转向杯中的那根白发。　　“我要贴近了注视你，因为我生活中还不曾有过你，我没有机会用手指拿起一根白发来观察，来找出它的秘密。”随后，我把食指和拇指伸进酒杯，可是我的指甲太短，够不到这根头发。这时，进来了一位优雅动人的女子，她穿得很少，肩上披了件皮大衣。她跟侍者亲切地交谈着，后者很快就给她摇好了鸡尾酒，并迅速地瞥了我一眼，紧接着，她又向我瞥了一眼。他们在议论我。为了不显出观察我的样子，她装作在大厅里寻找什么人，可她的目光又一次停留在我身上，仿佛只是出于偶然。侍者等着她看完我，好再跟她讲话。他讲话时，脸上挂着一种并非善意的讽刺的微笑，那位女子更随便地望着我。这些窥视的眼睛激怒了我；笨拙地抓不到白发，也激怒了我，我把一个手指伸进杯子，紧贴内壁用力按住它，缓缓地把它往上弄。这根白发死赖着不动，我的手指却火辣辣地痛起来，我随即抽出了手指。它上面一处割破的伤口大滴大滴地淌着血。为了不让桌子沾上血迹，我重又把手指伸进鸡尾酒中。并无白发，那是玻璃杯上一长条闪光的裂纹。我伤口的血流得愈发厉害了，那位女子目不转睛地观察着我，同时酒也变成了粉红色的。我确信侍者向那位女子讲过角落里这名孤独的酒徒是个外省人，由于无知才撞到了这儿，竟然天真地点了一种“只要好的就行”的鸡尾酒，而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我发誓现在就可以在他的嘴唇上看出这一切！　　我继续流着血。我用两条手绢紧裹住手指，止住血后，我把这只手插进口袋。我打算走了，可这时一个达利式的念头涌上我心头，使我走近柜台，把一张二十五比塞塔的纸币递给侍者，这个家伙忙着找给我二十二个比塞塔的零钱时，我制止他说道：“别找了！” 我从没看到过比这更惊异的面孔。这让我想起了我搞那著名的十生丁换五生丁的交易时中学同学们的脸色。这个窍门对成年人同样有效。金钱具有何等至高无上的权力啊！我在酒吧里立刻就明白了这个道理。还没完呢！已经把我的羞怯驱散掉的酒精，使角色颠倒过来。我恢复了自信和大胆。我说：“我想买个樱桃。” 一只托盘上放满着各种蜜饯水果。侍者殷勤地把这只托盘推向我。 “先生，您想要什么就拿什么好了。” 我只拿了一个，把它放在柜台上。“多少钱？” “先生，这没什么。真是不算什么！” 我又掏出一张二十五比塞塔的钞票，交给他。他觉得受到侮辱，拒绝接受这张钞票。 “那么，我把樱桃还给你吧！”于是我把樱桃重新放回托盘里。侍者坚持着把托盘推给我，请我拿起樱桃并停止这场玩笑。我的脸色一定是变得极为苍白和严厉，他马上就照我说的办了。“要是先生仍坚持送我这份礼物的话??”“我坚持这么办！” 他带着害怕的神情拿起这二十五个比塞塔。他不是在同一个疯子打交道吧？他朝那位单独一人的夫人迅速递了个眼色，这位夫人正惊愕地注视着我的伎俩。整个场面发生期间，我没注意她，仅仅就像她并不存在一样。然而就要轮到她了。“夫人，”我对她说，“请您把帽子上的一粒樱桃送给我当礼物吧。”“我很乐意。”她带着活泼的娇态说。她低下头时，我走过去，抓住一粒樱桃。很幸运，自从我出入卡塔莉娜姑姑的帽店那时起，我就对这些人造樱桃的秘密了如指掌了。我没扯下它来，而是把茎梗弄弯，喀嚓一声，细铁丝断了。我用仅有的那只没受伤的手极其熟练地完成了全部工作。　　我用牙一下子咬住人造樱桃，一点白色棉花露了出来，于是我拿起蜜饯樱桃，用一截铁丝把它与前者连接在一起。借助一根麦秆，我从这位夫人的杯中抽取出一些奶油，小心地放了点奶油在真樱桃上，从而完成了要造成的效果。它们太相似了，谁都无法分清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侍者和少妇默默地看着我的每一个动作。“现在，”我补充道，“你们将看到一切中最重要的了。转到我的桌子那儿，我拿起我那杯血红的鸡尾酒，再回来把它放在柜台上，随后我小心地把两个樱桃放进了鸡尾酒中。“好好看一下这杯鸡尾酒，”我对待者说，“你再认不出它来了。” 我极其平静地走出利兹，想着刚才做的事，它就像当初耶稣发明圣餐那样令人激动。那位侍者怎么解决这杯与他给我的鸡尾酒完全不同的红鸡尾酒的难题呢？他会品尝它吗？我离厅后，他们两人会向自己讲些什么呢？这些沉思被一股疯狂的喜悦取代了。马德里的天空异常的蓝，淡玫瑰色的砖房向我许诺大量的光荣。我是非凡的人。　　我要乘的有轨电车站太远了，我开始在街上飞奔起来。行人几乎不注意我。不满他们这种冷漠的态度，我在奔跑中加上一些越来越狂热的弹跳。我一直都是个非常优秀的跳高跳远运动员，我创造出这样一些奇迹，使得行人终于惶恐地望着我，更何况我每跳一次都喊着“血比蜜甜”，而且喊“蜜” 这个词时声音特别大，就仿佛战斗口号一般震响着。当我感到两脚着地时，一下子正落在美术学院的一位同学身旁，他显然从没见过我处在这样的兴奋状态中。我利用这个机会让他更惊异，靠近他耳朵，好像要告诉他什么机密，接着我就用尽浑身气力向他大喊一声“蜜”。有轨电车过来了，我跳上去，把我这位惊呆了的同学丢在人行道上。第二天他定然会在全校重复说：“达利像头山羊那样疯狂！” 我还没结束让他们吃惊呢！早上，我很迟才去上课。我刚刚从马德里最贵的服装店里买了一套最漂亮的西装。我穿上一件天蓝色绸衬衫，它袖子的链扣是蓝宝石做的。我花了三个小时用一种特殊的发网束住头发，并用绘画光油把头发擦得光可鉴人，它变成了一种均匀坚硬的膏状体，极为光滑，仿佛在我头上浇铸了一个唱盘。如果我拍打头发，它就会发出金属般的声音。一天之内发生的这种变化令美术学院所有学生感到震惊，而我明白了我距穿戴得跟大家一样还远着呢，尽管我在马德里最漂亮的商店购买了一切，我仍然是个独特的人。我用如此惊人的方式成功地把一切结合在一起，使得人们在我经过时全回头张望我。纨袴子弟作风的年代就要开始了。仰慕而又羞怯的好奇心将接替讽刺的态度。我给自己买了一根手柄包皮的柔韧竹手杖。坐在列吉纳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上，喝着三杯加橄榄的苦艾酒，我开始打量那群密集的我未来的观众，他们散开在那些如此聪明、如此充满马德里精神的街道中。接近一点钟时，我重又在一家意大利餐馆的酒吧找到了团体的成员，又就着帘蛤喝了两杯苦艾酒。我付钱给侍者时，留给他极多的小费，一股骚动迅速传遍餐馆，侍者们都急于向我大献殷勤。我清楚地记得我那天点的菜：各种冷盘、马德里肉冻、干酪丝通心面、一只鸽子。大家都灌了许多西昂蒂红葡萄酒。咖啡和白兰地更加刺激了我们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争论。尽管我们只不过是五六个人，可却已分裂了。多数人显示出赞成总有一天会变成斯大林主义工具的自由社会主义的态度。我本人则认为幸福或不幸只是一件完全属于个人的事，与一种社会结构（在其中，人民在获得新政治权利的同时，生活水平也得到改善）毫无关系。相反，应当通过系统地破坏一切来增加危险和集体的不安全感，以便传播苦闷，根据精神分析学，苦闷是快乐的本源。如果幸福是个人的事，那么这就是宗教的问题了。政府应当把自身约束在以最大权威行使权力上。从这种作用和这种反作用中，会出现一种精神的结构或形式，而不是出现一些理性的、机械的、官僚主义的机构，它们只能导致丧失个性、只能导致平庸。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尽管这是空想的，但却是诱人的可能性，即产生一位“无政府主义的至高无上的国王”的可能性。巴伐利亚的路易二世并非这方面一个很差的例子。　　论战使我的思想具有越来越清晰的形式。它决没有修正我的各种观念，恰恰相反，它总是证实着它们。我要求朋友们同我一起从社会和政治的观点出发审查瓦格纳和他的帕西发尔神话的案例??　　我考虑了一会儿，仿佛我有些需要克服的疑问，我沼呼那位正受到我们充分展示的无上智力腐蚀着的侍者，他一字不漏地听我们辩论。“侍者，”我考虑了一下后说，“给我再拿点儿烤面包和红肠来。” 他马上去了，我不得不朝他喊道：“还要点儿酒！” 从政治和社会观点考虑帕西发尔的案例，从我这方面说，需要一些养料??　　离开意大利餐馆，我回公寓去拿了些钱。我早上放在口袋里那些钱不知道怎么就不见了。要有钱，再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了。我去银行取出钱，签了收据。　　重新镀过金，我又去同团体的成员会面，不过这次是在一家供应黑啤酒的德国餐馆。我们吃了百来个煮螃蟹，剥去壳的螃蟹特别有益于围绕帕西发尔展开的辩论。很快下午就过去了，我们得转移到广场去喝干马提尼酒。这是我们第一次喝不甜的酒，从此我一直拥护这类饮料。炸土豆片从我们的餐桌上飞快消失，速度令人眩晕，侍者陆续装满那些盘子。很快又提出要到哪儿吃晚饭的问题！无论如何，不能到公寓特有的令人讨厌的食堂去。根据我的提议，全体一致决定回到那家意大利餐馆去。我们打电话定了个房间。我们的包间十分迷人，玫瑰色蜡烛照亮着一架黑色钢琴，墙上有一大块酒渍。我们吃什么了？要说我还记得，那我就是在撤谎。喝了大量的红酒和白酒。辩论变得十分激烈，我不得不进行调解。于是我坐钢琴边，用一个手指弹贝多芬的《月光》。在我想创造左手的一个卓越的伴奏部分时，有人把我从钢琴这儿拉起来，我们动身去广场的雷克脱尔俱乐部，这是马德里最漂亮的场所之一，大家能在这儿喝一点香槟酒。“一点”是种措词的方式。我知道我们会喝许多，于是我决心一醉方休。但布努埃尔（他碰巧成了我们实际的司仪）首先决定我们开始时先喝威士忌并吃点餐前点心，然后于睡觉前再畅饮香槟酒。这个主意显得极妙，于是我们马上开始边争论边吃喝。我们全衷心赞成应当进行革命，但怎么进行呢？以何种方式着手呢？为了什么？一切都并不像乍一说那么清楚了。在此期间，我们要了份冰镇薄荷酒，以便耐心等待下一份威士忌，既然并不存在任何在今夜爆发革命的危险，那么我们当然还有时间吃喝争论。第二份威士忌终于来了，接着第三份、第四份，直到大家问布努埃尔：“那么香槟酒呢？” 凌晨两点了，已经太迟了，我们饿得很难受，得有点东西送香槟酒。我要了意大利面条，别人要了冷子鸡。我立即羡慕起他们来了，可却极力拒绝接受他们那方面的任何东西。正在燃烧的、比大量淌出的香槟酒还要热情的辩论，现在以“爱情”和“友谊”为主题了。　　“爱情，”我断言，“就像顶示晕船的胃部感觉一样，它还伴随着颤抖和不适，这是很奇特的；人们从而不再明白自己是在爱还是要呕吐。不过，我确信要是我们重新回到帕西发尔的问题，我们可能对此认识得更清楚。”大家都表示反对，他们受够了帕西发尔。 “很好，以后再讨论这个问题吧，不过在我们离开前，还是给我留块鸡翅膀吧。” 凌晨五点钟，雷克脱尔俱乐部要关门了。我们感到在一切进行得如此美好之际，必须回去睡觉真太残酷了！我们拔掉新一瓶香槟酒的塞子，朋友们眼含热泪。黑人乐队很优秀，那切分的节奏令我们内心激动不已、无片刻宁静。钢琴师带着神圣的痴迷神态弹奏着，在一些极其抒情的时刻，他断断续续的呼吸声，听起来比伴奏部分还清楚。用全部热情的生命吹着萨克管的黑人乐手，就要倒下去起不来了。我们刚刚发现爵士乐，坦白说，它当时给我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我们多次把钞票折放在信封中抛过去。这些不寻常的礼物使黑人们每次都站起来，在头头的带领下向我们致敬感谢，这时他们便露出了全部的白牙。我们送给他们一瓶香槟酒，远远地跟他们干杯，因为规定禁止他们坐到桌边来。　　我们不再考虑钱。我们的慷慨同我们处置父母的比塞塔的态度一样惊人。最后一瓶香槟酒使朋友们达成了一个庄严的协议，我们全发誓保证遵守这个协议。它的内容就是十五年后在同一地点再次共同聚会；无论我们生活中遇到什么事，无论我们的政治见解和物质困难是什么样的，哪怕远在外国，我们都要做到这一点；万一广场毁掉了，那就在它占据过的原址上共同聚会。辩论停留在这样的问题上：在我们相会的前夕或前些年，大厦是否有可能遭到轰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究竟应当怎么办。我对这种盯着细节要弄明白的态度不感兴趣，就去注视我们周围那些缀着珠宝的美妙肌肤，它们使我心里很痛苦，它真的是那件事吗？或只是一种轻微的呕吐感，就像我一小时前扮演犬儒主义者时所说的那样？我没什么胃口地吃着给我留到最后的鸡大腿。为着我们达成的一致，少不了最后一瓶香槟酒。由于我们共有六个人，我们就把题着雷克脱尔俱乐部名称和桌子编号（我确信这是个 8 字，因为曾讨论过这个数字的象征价值）的一块纸牌分成六份，每个得到一份，上面有六个人的签名和日期。香摈酒为协议盖了印。　　我们定为重聚日的那一天，内战在马德里不可避免地激烈进行着，看过我们金色青春的广场大厦已经变成了一座血淋淋的医院。请设想一下我们的聚会以及这六位朋友（他们被时间、也被顽固而又狂热的仇恨分开了，但是他们超越他们的激情，忠于许下的诺言重聚了）中每一位的历险记，会是一部大有教益的小说的多么美妙的题材吧！我不知道这空想的一餐进行了没有。我能向你们私下讲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我没在场。正如世间万事都有结束一一样，我们在雷克脱尔俱乐部度过的夜晚，在一间酒吧里结束了；这个酒吧挤满了赶车人、守夜人和有在不现实的时刻乘火车怪僻的人。我们在这儿喝最后一杯茴香酒。黎明最初的微光邀请我们去睡觉。我们去睡吧！我们去睡吧！今天就到此为止！别急，我们等等再说。明天，我将开始我真正的“帕西发尔”。　　我的“帕西发尔”是以迟至中午才起床开始的，接着就是五杯加橄榄的苦艾酒。二点钟，用于马提尼酒、生火腿、龊鱼来消磨时光，等待团体成员的到来。除了我最后咽下的五杯查尔特勒甜酒（它们使我回忆起在卡达凯斯父母家中某些次进餐的结束时刻）外，我已记不起还吃了什么。我为此哭泣了！下午五六点钟左右，我又在马德里郊外一家农庄的餐桌边坐下来。这儿有个小小的内院，它朝向瓜达拉玛山脉的壮丽景色和黑色的橡树林。团体成员再次与我聚到一起，我们准备吃点东西。我吃了一大盘浇番茄汁的鳕鱼。坐在旁边一张桌子那儿的一些赶车人，使我懂了应该用刀吃鳕鱼。刀的金属　　味与鳕鱼味混合在一起，给我一种极为柔和和极为高贵的感觉。吃完鳕鱼，我要了只山鹑，因为我不顾一切地想吃美味的东西。可惜，没有山鹑。作为补偿，老板娘建议我吃回锅洋葱兔肉或鸽子。我说不喜欢任何回锅的东西，选了鸽子。可老板娘恼火了，坚持要给我回锅兔肉，而我则坚持要鸽子。唯一的烦恼就是再过二三个小时，又该吃晚饭了。“好吧！把免肉也给我端来吧！” 她真有道理！多亏我精于享受的灵敏味觉器官，我立即就明白了这盘回锅菜肴的奥妙和秘密。沙司具有令人难忘的弹性，它贴在嘴口，使我的舌头砰然作响。请相信我，这种乏味的嘭嘭声（很像香摈酒瓶塞蹦起来的嘭嘭声），正是那很难理解的事物的声音，即满意的声音。一句话，吃这份回锅兔肉是种乐趣。　　我们乘坐两辆豪华车离开了农庄，我当时只注意这两辆车。一旦回到马德里，我们那只用少量午夜冷餐的设想立即无影无踪了。食品的幽灵以惊人的现实性站立在我们面前。　　“先喝点什么吧，”我说，“我们没什么忙的，呆会儿再想吃什么好了。” 这是必要而又合理的，因为农庄的酒不好，我吃回锅免肉时，喝的是水。于是我喝了三杯干马提尼酒，明白我真正的“帕西发尔”要开始了。幸而我有个计划，借口上厕所，我坦然地走向出去的门。　　在外面，我使劲呼吸自由的纯净空气。轻松的微颤使我振作起来。终于独自一人了！我坐上一辆出租汽车，它把我带回公寓，在那儿等着我。要是我想为我的“帕西发尔”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的话，那么我就得花一小时。我洗了个淋浴，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用绘画光油涂抹头发，不顾它会造成的不舒服。不过对我的“帕西发尔”来说，怎么华丽都不会显得过分。接下来，我用铅笔粉涂黑我的眼圈。这样，我就有了令人无法抵御的迷人神态，仿佛是鲁道夫·瓦伦蒂诺的”阿根廷探戈舞演员”，当时我觉得这种演员就是男性美的原型。至于服装，我选择了一条浅浅的乳白色长裤和一件灰色上衣，衬衫是用薄得透明的生丝制成的，透过它能辨认我胸毛形成的皇帝的鹰。可我突然觉得这件衬衫太新太干净了，我立即拼命弄皱它。加上一个洁白的硬领，那效果显得十分惊人。出租汽车一直等着我。“司机，去佛罗里达，但先要在花店停一下。” 在花店里，我买了朵框子花，把它别在我的扣眼里。佛罗里达是家时髦的舞厅，我还不了解它，可我知道马德里的时髦人物经常光顾它。我想一人在这吃夜宵并极精心地在最优雅的女人们中间选了个位置。要不顾一切地实现这件疯狂的不可抗拒的事，这件虽不耸人听闻但却充满沉重色情内含的事，这件从昨天就被我称为我的“帕西发尔”的事，女性材料是绝对不可少的！！！　　由于不知道佛罗里达在哪儿，每当出租汽车一放慢速度，我就想下去，心跳得很厉害。我用全部气力唱“帕西发尔”。上帝啊！会是怎样的一个夜晚呢？它使我变老十年！三杯干马提尼酒造成的醉意消失了，我恢复了严肃认真的思考。开胃酒减弱了我的恶意，从理论上讲，我已成为禁酒主义者，因为酒精搞乱了一切，听任最引人同情的主观主义和感伤主义自由泛滥。随后。人就什么都记不得了，而要是人能记起来，那就会更糟！人在醉酒状态中想的一切，似乎都是有才华的，接着人就会为此感到羞愧。醉酒使一切平　　等、划一、无个性。只有平庸的生命能因酒精而提高。恶毒和有才华的人承受着已使他本人头脑兴奋的他老年的酒精。然而，在出租汽车里，我自问是否用酒精去实现我的“帕西发尔”。不管怎样，我今夜的行动几小时前就牢固确定了。随着在我脑海闪过的每一构想，我精心地推敲细节，一想到它们，我的心就感到发慌。为了以完美的方式实现我的“帕西发尔”（什么都不能阻止我这么做），我需要五名优雅的女人和第六位能协助我们做一切的女人。不论是我还是其他人，都不必脱掉衣服。我甚至希望她们戴着帽子。重要的是其中四位的腋窝是要剃掉毛的，相反，另二位则要保留着腋毛。　　我身边有很多钱，足以令人相信我的诱惑力将是不可抗拒的。我终于很早就到了佛罗里达，我背靠着墙（28），坐在一张桌子边，从这儿可以观察到一切。同一个问题继续纠缠着我。要不要喝点儿什么？酒精肯定会在我提出要求的关键时刻帮助我。可我怎么做呢？应当马上留住其中的两位，邀请她们到一间特殊的客厅，以便她们随后再去找另三位并由她们自己来处理一切吗？另一方面，要是我为克服羞怯在开头几分钟就喝了酒，那我随后就要很快醒过酒来，这才能目光有神，同时看到一切。从我的“帕西发尔”一开始，我的全部清醒的意识、我最富探察力和最恶毒的目光，就不足以对我们无疑近乎让人倒胃口的处境的荣耀和痛苦进行判断、定罪和裁决了，但是这场“帕西发尔”的七名主角是那么令人渴望、那么美丽、那么谦逊，我将成为这场“帕西发尔”的乐队指挥，一直到黎明、一直到公鸡啼唱，这啼唱将使令人脸红的羞愧之情从我们七个已厌烦了最强烈的种种乐趣的想象中突然涌现出来??“先生要点什么？”侍者领班站在我的桌前，等着我的胡思乱想结束。 “一份洋葱兔肉??不过要回锅的。”我脱口说道。最后，我吃着一个很差劲的鸡骨架。当我对付翅膀时，用晚餐的人开始大批拥进来，把大厅塞得满满的，在这之前，这儿只有我一人以及侍者领班和侍者们，再就是乐队和一对专职的舞蹈者，他们显然使场面活跃了。只看了一眼，我就勾销掉目光落到的第一位女人，问题可能并不在于她是否适合我的“帕西发尔”，而在于她太美了、太健康了，而且毫不优雅。可话说回来，我一生中从没碰到过一位优雅的女人是非常漂亮的。从定义上讲，这两种品质是互不相容的。优雅的女人身上，应减弱的丑与应“增强的”美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高明的折衷，事情就是这样。优雅的女人可能而且应当不需要一副完美的面孔，这种完美的面孔永久的光彩会像不断的军号声那样刺激神经。如果优雅的女人能大胆地显露某种疲倦和某种精神失衡的话，那么作为补偿，她就绝对需要一种鲜明夺目的手、臂膀和腋窝。乳房没肩“什么意义。要是它们好看，那当然不错，否则，也就算了。身体的其余部分，我只需要一件让女人优雅的东西：这就是形态非同一般的髋骨，它在什么衣裙下都会显得突出而咄咄逼人。肩部的线条只要适合她的需要就成，匀称与否倒无所谓。我决不会因它让我为难就感到懊丧。眼神十分重要，它应当极为聪慧或“显得很聪慧”，优雅的女人有愚蠢的眼神是不可思议的，相反，愚蠢的眼神却适合十足的美人。《米罗的维纳斯》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明显例证。优雅的女人的嘴可能难看并令人讨厌，但只要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它微微开启时，能像奇迹一般，流露出一种难以分辨的天使般神情，那么它就同样是合适的。优雅的女人的鼻子??优雅的女人没有鼻子。唯有漂亮的女人才有鼻子！头发要很好，这甚至是优雅的女人身上唯一应当好的因素。最后，她应当受珠宝和衣裙的约束，它们是她存在的主要理由，她的精神完全消耗在集聚它们上，这使她的爱没有激情、她的情感冷酷而又挑剔。只有一种露骨而又贪婪的、精致而又冷漠的情欲适合同她的豪华相配。不管她的身体带给她什么，她都对之抱轻蔑的态度！　　这就是我终于想要些优雅的女人的原因，她们对淫荡采取的厌倦的轻蔑态度，是实现我的“帕西发尔”不可缺少的因素。我必须在这夜找到能严格服从我的六位倨傲的优雅女人，六张非常令人愉快的冷淡面孔。　　我睁大双眼，在四周焦急地寻找，但始终役发现想要的对象。虽说一直不见优雅的女人，可并不缺少漂亮的女人，很快我就要让自己有所妥协了，因为佛罗里达现在已挤满人，别的女人不会再来了。第一次，我觉得自己能搞的这场“帕西发尔”只是”差不多的”。可是那“差不多的”优雅的女人有吗？或许这只是同样的一种欺骗行为？正如有人告诉你吃药，而这药却“近似于”美食那样。　　终于进来了两位优雅的女人，巧得很，她们就坐在旁边的一张桌子那儿。我还缺四位。不过我觉得最初这两位恰恰是我想要的。她们的手是非凡的，它们交插着，带有一种冷漠的大儒主义的意味，使我直打哆咦。要不是我知道她们的脚并不好看，我真会以为它们跟手一样绝妙呢。第二瓶香槟酒刚使我有点儿醉意，一直到那时，我的注意力始终分散在我计划的各个常规中。只有上帝才知道有没有这些常规！看看吧，你是达利，抑或你不是达利？继续下去吧，认真点几，否则你会糟踏了你的”帕西发尔”。这手腕优雅吗？是的，不过应该把它同另一个嘴配合起来。要是能这么联结那些人就太好了！那么试着像唯一的主人那样行事吧！看看这会怎么使你愉快吧！你已经发现了三处优雅的腋窝；去找一下嘴、找一下冷淡的眼神吧。可别忘了一处令你难忘的腋窝??既然你看清了它，那就认真开始吧：腋窝、手、眼神，眼神、手、腋窝。再快点儿，腋窝、手、眼神??嘴、腋窝，腋窝、嘴，嘴和眼神，眼神和嘴??就是她吗？那个头终于转向我，强烈的呕吐感控制了我。可这次，我不能把它当成爱情的痛苦。我非常想呕吐，像受训一样突然站起来，有礼貌地请一名穿路易十五侍从服的卖烟女告诉我盥洗室在哪儿。她向我做了个我不明白的手势，我进了一间房间，在它中央醒目地摆着一个摆满信件和打字纸的办公桌。我用手撑着桌子，吐了许多。第一股喷涌过去后，我仍呆在那儿。我知道事情还没完，我那类似礼拜仪式要把一切呕吐出来的工作尚有待完成。穿路易十五侍从服的卖烟女跟在我身后，默默站在门槛上看着我。我给了她五十比塞塔，恳求她：“让我吐完吧！” 我把门在身后锁上，重新庄严地转向桌子，仿佛我要剖腹自杀似的。我接着又呕吐起来，朦胧地意识到我的灵魂就要跟我的内脏搅拌在一起了。这恰似两天的大吃大喝全部又回到我身上，不过却是颠倒地来的，它就这样重复着基督教的宣判：“最前的将成为最后的。”一切都重现了：回锅兔肉、两处剃掉毛的腋窝、嘴、眼睛，以及再一次的回锅兔肉、无政府主义、鳀鱼、君主专制政体、帘蛤、苦艾酒、胆汁、胆汁、胆汁、帘蛤、回锅兔肉、胆汁、腋窝、胆汁、胆汁??什么都不存在时，我擦着额头的汗水和顺脸颊淌下的泪水。一切都过去了。一切，甚至包括君主专制政体都过去了，而我的怀旧的和令人惋惜的《帕西发尔》也历尽苦难。　　接下来的一天，我躺在床上喝柠檬汁，又过了一天，我回到美术学院，紧接着下午我就被除名了。　　其实，我一到校，就发现一群学生争着比比划划，没完没了地讨论着什么，我似乎有种预感，就要发生什么事了，我想必回忆起费格拉斯烧毁国旗的场面。我将第二次成为我本人神话的牺牲品，好像我生活中的那些事件也根据某些主题发展着，这些主题很简洁，但却非常有特点，互不相同。当随着一粒樱桃或一只拐在我身上发生某件事时，请相信这种情况不会就此终结的。另一些事件将随着另一些樱桃和拐产生，直到我死的那天为止。要是我在第一次被除名时就明白这种情况，我就能预见到还会有另一次，我就能预见到这并非孤立的单纯事件，我就能全心地相信它，而无须偏执狂灵感的启示。　　我来到在学校迎接我的同学中间，立刻了解到他们反抗的原因，他们提议我做的事，恰好就是当他们反叛行动的旗手。为了任命一位新的绘画教授，学院准备了一次竞赛活动。竞争者人数众多，因为这个班级特别有名。教授候选者每人完成两幅画，一幅是命题创作，另一幅是自选创作，刚刚在学院内部展出了它们。可是一切似乎都极平庸，只有达尼埃尔·瓦斯凯兹·狄亚兹那两幅是例外，这两幅画的风格跟当时被称为“后印象主义”的风格相似。我的种子落在肥沃的土地上，最积极最有才气的学生中，有些人已经迷恋上瓦斯凯兹·狄业兹了。瓦斯凯兹·狄亚兹还没达到立体主义的阶段，但他的影响力足以使大家接受我的某些东西，而如果这是我说的，大家还不会加以考虑。合乎逻辑地，我应当成为瓦斯凯兹·狄亚兹的支持者。不幸，学生们了解到由于一些卑鄙的阴谋，瓦斯凯兹·狄亚兹将被排斥，取代他的是某个家伙，此人根本不配获得竞争的教授职位。我跟同学们一起来到展览厅。不可能再有什么怀疑了。我第一次同意他们的看法，尽管在我内心深处，我偏爱任何一位懂得调色的老学院派画家。可是这类画家几年前就完全灭绝了。我选择了瓦斯凯兹·狄亚兹。下午，最后一位竞争者简短陈述了他的教学法。接着评审团退场进行评议，他们回来宣布任命另一个人为教授。在主席致结束语前，我悄悄站起身走掉了，我的团体的朋友们正参加由后来成为西班牙共和国总统的曼努埃尔·阿萨尼亚领导的一次知识分子会议，他们在等我。第二天，我回到学校，同学们一派恐慌，有人告诉我，由于昨天的事件，我被除名了。我没把这当回事，自认平静的离开不能成为开除的理由。但重要的井非这件事，而是因为在我沉默的抗议之后，学生们开始辱骂评审团的成员，并恐吓和痛打他们。结果这些院士不得不把自己锁在学院大厅里，要是骑警没赶到校园，大家就会用长凳撞开大厅的门，把这些院士赶走。造反的头头只能是发出信号的我。我徒然为自己辩白，但无济于事。我被皇家美术学院除名了一年。此后没几天，我就回到了费格拉斯。国民卫队到这儿拘捕了我，把我关进该市的监狱。一个月后，我被移解到赫罗纳监狱，随后因找不到任何受理这一案件的充足证据，无法长期拘押我，终于释放了我。我回到正处在革命高潮中的卡塔卢尼亚。未来的长枪党创始人霍塞·安托尼奥的父亲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用强有力然而又是仁慈的方式，在起义一开始时就把它镇压了下去，我费格拉斯的每一位朋友都是革命者和分离主义者。我的父亲，通过他公证人的职位，必定在选举时目睹了法院某些滥用职　　权和行私舞弊的行为。至于我，我不停地谈论无政府主义、君主专制政体，尽力把它们结合起来，使精神的普遍混淆达到完善的境地。　　我坐牢这件事增加了我的光荣。对我来说，这尤其是种乐趣。把我与政治犯混在一起，他们的朋友和父母塞给我一大堆礼物。每天晚上，我们畅饮香摈酒。我写了《巴别尔塔》的续篇，借助想象重温马德里最后的那些日子，我现在能从中得出有益的经验。我同样高兴能重见我那盎浦当的风景。正是在从赫罗纳监狱的铁窗凝望它时，我明白了自己终于成功地变老了一点。这就是我向往的一切，我从马德里生活中获得的一切。在重返监狱那一刻，最好能感到自己更老了些。对精神来说，这是多么轻松啊！　　　　　　　　　　第九章重返马德里——永远被美术学院开除—— 巴黎之旅——会见加拉——独一无二爱情史的艰难牧歌的开端——被家庭驱逐　　一天下午，我获释离开赫罗纳监狱，晚餐时回到费格拉斯。当晚我去看电影。我自由的消息已传遍全城，我进入放映厅时，受到热烈的鼓掌欢迎。几天后，父母带我到卡达凯斯，我重又在这儿过起了苦行的生活，完全投入绘画和读书中。忆起在马德里的大吃大喝，更增强了这种狂热的学习之情，因为我现在知道，用手抓住一种心醉神迷的新经验的气喘吁吁的鸟儿后，我再回到首都时，我还能重过那种生活。在此期间，重要的是变老；要在这场征服我灵魂的十字军运动中获得胜利，我就得集聚所有的智力和体力，得工作、得斗争，从而也就变老起来。　　到了夏未，我只剩下副骨架了，仿佛是腓力二世十分喜爱的杰罗姆·博施笔下的怪物，一个没有身躯、仅有一手一眼一脑的怪物。　　我家里习惯在午饭后喝咖啡、饮半杯查尔特勒红酒。我尊重这个传统，只有一天例外，我心不在焉地倒了满满一杯酒，饮料甚至溢出一点在桌布上。父亲惊慌地喊道：“你在那儿于什么？你很清楚这酒劲很大！”　　我解释我分心了，把一半酒倒回瓶中。父亲会因安睡而变得温和起来?? 可我究竟在想什么？但恰似我的“帕西发尔”的情况，最好我保持着一些秘密！这会对本书以后的一些版本有很大好处。要是为了满足同时代人的好奇心，我提供自己撕碎的身心是正常的话，那么我为自己的未来利益着想，利用这次机会，有分寸地开始替以后的书做广告，当然也是正常的。受的处分一取消，我当即重返马德里，团体的成员在这儿焦急地等待着我。他们说，少了我，就再不是”同一回事”了。他们饥饿的想象需要一些念头，而这只有我能带给他们。大家欢迎我，照顾我，疼爱我。我成为他们的神，他们力我做各种事，给我买鞋、为我定制特殊的领带、替我在剧院里定座位、帮我整理箱子、关心我的健康、服从我所有的怪僻、像骑兵队一样冲向马德里去战胜妨碍实现我最荒唐奇想的种种实际困难。有了上一年的经验，父亲每月只给我很少一点钱，这虽足够我维持生活，但却远远无法应付我打算过的那种狂欢式的生活。与此相反，他一如既往，继续为我支付发票，这不是一回事嘛！另外，团体的全部成员在这时也给我经济援助。我每一位朋友都有办法在预定场合得到一笔我们需要的钱：一位把家庭的礼物、一枚镶名贵钻石的戒指送到了蒙一德一皮埃特；另一位奇迹似地成功抵押了一处尚未属于他的大产业；第三位买掉了他的汽车，用来在二三大内支付我们惊人的花销。我们也利用我们富家子弟的声誉，向最不可靠的人借钱。列出了有关人士的表册后，我们就抽签，随后我们中的两个人便跳上出租汽车，或是直接到这些人的家里去，或是到咖啡馆去，跟他们借钱。白天过去之际，我们就这样成功地聚集起一笔可观的款子，它们往往超过我们的设想，满足了我们那难以满足的贪欲。不时，我们还钱给那些借给我们钱最多的人，而这不过是为了再向他们借钱。信任重又建立起来。它消失的那天，我们的父母扰收到了一大堆他们难以应付的帐单。我们行为的真正受害者是借钱给我们的那些最老实的朋友，他们不仅相信我们富有，而且钦佩我们，我们却以卑鄙的态度可憎地利用了这一点。我们向他们施舍了几分钟的谈话，他们却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么干过之后，我厚颜无耻他说：”我们被偷窃了！仅仅是我向他们说的关于写实主义和天主教的话，就值五倍多的价钱。”而我真就大胆地相信是这么回事。　　一大晚上，我不得不听一位真诚赞美我作品的艺术家讲心里活。他悲伤地诉说着自己精神和物质上的困境。他认为我会同情他，然后就跟我借钱吗？我毫不清楚，尽管最后他满眼含泪，难以忍受我无动于衷的长久沉默，对我说：“这就是我的情况，你的怎样？” “我？我让自己付出了更昂贵的代价。” 他拿一块干净得令人生疑的手帕捂住脸，轻声哭了。我刚刚为自己的纨　　　　　　挎作风牺牲了一位新受害者。一瞬间，我突然涌起一股怜悯之情。我应当用力顶住，不做退让。我亲切地把一只手放在他肩头，补充道： “你为什么不试试上吊??或从塔楼上面跳下去呢？”　　这一年内，我结识了好几位优雅的女人，从她们身上，我在口头上和情欲上满足了我最充满仇恨的欲望。我也开始躲避洛尔卡和团体，这个团体越来越变成”他的”了。这是他那无法抗拒的影响力的顶峰期，这是我一生中唯一隐约感到妒忌折磨的时期。有时，我们沿着拉·卡斯特拉纳林荫道散步到一家常去的咖啡馆。我知道洛尔卡在这儿会像一颗光芒四射的钻石闪闪发光，于是我一下子就跑掉了，三天没再露面。谁都无法从我口中探出这些躲避的奥秘，而我也不想再揭开它们。我喜爱的游戏之一，是把钞票投人威士忌中等待它们解体。我喜欢当着那些半上流社会的女人面于这件事，我往往怀着精明的吝啬跟她们讲价钱。放纵了一年后，有人通知我被学院永远开除了。国王在 1926 年 ID 月 20 日签署的决定正式登在公报上。我在我轶牲事性自画像中报道了造成这次开除的偶然才件。我能补充评论的，就是我对此既不惊奇也不愤怒。不论什么评审团都可能有理由这么于的。我本人曾希望这样，我深深希望这个最终的惩罚结束掉我放纵的生活。我想回费格拉斯努力干一年，然后再说服父亲我应当去巴黎继续学习。一旦到了巴黎，我就要夺取政权了！我独自一人在马德里度过我最后的一天，整个下午走遍了百来条我忽略的街道，这些街道深刻地体现着平民和贵族把他们的命运融会在同一历史中的这座城市的本质，在十月明亮的光线下，马德里像一块脱离肉体的大骨头，微染着血的各种粉红色调。夜晚来临了，我去了雷克脱尔俱乐部，坐在我心爱的角落里，与平时的习惯不同，我只清醒地喝了两杯威士忌。我独自在这儿呆到黎明，在出口处，受到一位衣衫褴褛的矮小老妇人的纠缠，她浑身发抖，不停地向我乞求。我全不顾她，继续走我的路，一直来到了西班牙银行，这儿有位很美的姑娘在卖梔于花。我给了她一百比塞塔，买下整整一大束花，随后我突然转向跟在我身后的那位矮小老妇人，把它当礼物送给了她。我走了几步，转过身来看她，在黎明的漫射光线中，她茫然失措地站在人行道边上。她手臂里的一篮梔子花形成了一团白色块。　　第二天，我带着那些懒得装满的空箱子离开了马德里。我回到费格拉斯，使我的家庭感到沮丧。被开除了，而且连件换的衬衫都没有！我的未来将会怎样啊！为了安慰他们，我不断重复着：　　　　“我向你们发誓我认为已整理了箱子，不过我必定把它同两年前动身那次弄混淆了。”　　我的父亲垮了。这次开除毁掉了他看到我从事官方职业的全部希望。我那时最成功的一幅石墨素描，是以他和妹妹为模特儿的，从他面部的表情上，能觉察到那些天来侵蚀他的悲怆的苦涩之情。在画这些具有严格古典主义风格的素描同时，我越来越渴望把我的立体主义经验与一种传统结合起来。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大画廊展出了我一些油画。达尔茅（他的外貌像格列柯笔下的人物）在他那被认为是最前卫的店里举办了我的个展。人们就这次展览谈得很多。出现了一些论战，但我一直对此毫不关心，只在费格拉斯的画室里发奋工作。但巴黎听到了悄悄的传言，说在西班牙刚刚发现一位新画家。毕加索路过巴塞罗那，看到我的《背面的少女》，讲了一些高度赞美它的话。就这个问题，我收到一封保尔·罗森堡的信，向我要一些照片。我凑巧没寄。我知道在我到达首都那天，把它们装在袋子里了。　　我由姑姑和妹妹陪同，首次在巴黎呆了一周。它以三次重要的参观访问为标志：凡尔赛、格雷万蜡像馆、毕加索。曼努埃尔·盎格罗·奥蒂兹把我介绍给毕加索，奥蒂兹是格拉纳达的一位立体主义画家，我是通过洛尔卡认识他的。我到达拉鲍埃蒂街毕加索住所时，我极为激动，心中充满敬仰，仿佛在受教皇本人接见。“我先到你家里来，以后再参观卢佛尔宫。”我对他说。“你做得对。”他答道。我带给他一幅细心包装的小画《费格拉斯少女》。他打量它有一刻钟的光景，但没做任何评论。此后，我们登上顶层，毕加索让我看了大批的油画。他来来去去，拖着靠在画架上的一幅幅大画，他在乱糟糟的画室里寻找着想给我看的那一切，为我一人全心全意地忙碌着。面对每一幅画，他都向我投来非常聪明和活泼的一瞥，使我激动地微微颤抖。我没发表什么评论就离开了。在门口，我们交换了一下眼神，这意味着如下的含义：“懂吗？”“懂！” 这次旅行之后，我在达尔茅画廊举办了第二次展览，并向马德里的伊比利亚美术家沙龙送去了一些油画。我的名声最终确立了。　　有一天，我收到胡安·米罗拍来的一封电报；胡安·米罗在 1926 年左右就已成名，他通知我他要和他的画商彼埃尔·罗柏一起到费格拉斯来。父亲深受影响，开始相信更长久地呆在巴黎对我将是必要的。米罗喜爱我最近的画，非常热心地保护我。相反，罗柏面对我的作品直爽地持怀疑的态度。在罗柏与我妹妹谈话的预定时刻，米罗把我拉到一边：　　“这些巴黎人，”他说，“比我们认为的还要蠢得多。你到巴黎后，就会发觉这一点的。事情并不像外表上那么简单啊！”　　事实是，一周后我收到彼埃尔·罗柏的一封信，他并没向我提出一份辉煌的合同，而是逐字逐句对我说了如下的话：“别忘记让我了解你活动的情况，不过你目前所做的太混乱了，而且也缺乏个性。工作，再工作吧！要等待你不可否认的才能的发展。我希望能有照顾你的那一天。”　　几乎在同时，父亲收到米罗的一封信，对他解释到巴黎去的好处，最后他说：”我绝对相信您儿子的未来是光辉灿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