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从文与丁玲

初识丁玲(1)　　故乡都已遥远。生活正在开始。　　一个古老的都市，一个苦难却又充满刺激充满诱惑的时代。未来的故事，就在一次偶然相遇中开始。谁也没有将目光投向未来，谁也不会在充满热情和理想的年纪，去构想未来漫长曲折的路。更不会料想一次简单的相识，一个寻常到毫无传奇色彩的故事开端，会延续那么悠长，会叠现出那么多的画面，会在散发出令人回味无穷的气息之后又带给人们无穷的遗憾。　　沈从文与丁玲，相识了。正是开创生活的年纪。回忆往事是许多年之后的心境，此时，则对每天发生的一切都感到新鲜，感到一种亲切。　　一天早上，我正坐在窗下望到天井中没有融化的积雪，胡带来了一个圆脸长眉的年青女人，来到我的住处。女人站在我的房门外边不动，穿了一件灰布衣服，系了一条短短的青色绸类裙子，什么话也不说，只望到我发笑。教育同习惯使我永远近于一个乡下人，当时是一点不会客气的，我就问她，“你姓什么？”那女子就说，“我姓丁。”好了，这就得了，于是我房中就多了一个女人了。坐下时，女人还是笑，我那时候心里想：“你是一个胖子的神气，却姓丁，倒真好笑咧。　　”(《记丁玲》)这就是丁玲给沈从文的第一个印象。时间：1925年春天。地点：北京。引文中提到的“胡”，即胡也频。　　此时的沈从文，正处在从极其艰苦的自我奋斗，走向成功的文学之路的转折时期。　　从遥远的湘西来到这里，沈从文已经度过了三年左右的时光。在这些日子里，这位当过湘西军人的年轻人，一直在困境中执著地做着文学的梦。他试图进大学成为一名正式大学生，然而，几乎没有上过正规学校的他，在考燕京大学国文班时，只得了零分。他只能在公寓自己的“窄而霉小斋”里，忍受饥饿和寒冷的痛苦，无休止地写着。对于他，文学的诱惑是不可抗拒、无法摆脱的。　　沈从文的命运，似乎是随着郁达夫的到来而出现转机的。1924年冬天，在收到沈从文的信之后，郁达夫走进了“窄而霉小斋”，看望处于穷困之中的这位22岁的文学青年。沈从文的窘状激起了郁达夫对社会的愤慨，当天晚上，他就写下了为沈从文大声疾呼的文章《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1925年1月，沈从文的作品开始在报纸副刊上发表，其中的一个副刊为《京报》的“民众文艺”，编辑者之一便是胡也频——当时叫胡崇轩。　　胡也频比沈从文小一岁，1920年离开家乡福建，曾在天津大沽海军预备学校读书。学校停办，他来到北京，也在艰苦的生活中做着文学的梦。在发表沈从文的作品之后不久，胡也频和另一位编辑项拙来看望他。共同的文学兴趣，相似的生活感触，把他们紧紧联在一起了。　　胡也频在认识沈从文之后没几天，便把丁玲带到了“窄而霉小斋”。沈从文的面前，就这样出现了一个陌生、新奇的女子，一个将在两年后闪现在中国文坛的文学新星，一个会与他在长达60年的时间里产生友谊和隔阂的湘西老乡。　　丁玲比胡也频小一岁。这样，他们三人的出生年月分别为：沈从文1902年；胡也频1903年；丁玲1904年。　　这是青春的梦最为美丽的年纪，也是感情最为敏感和丰富的年纪。三个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在中国社会最动荡的时代，在中国新文学最富活力的时候，相逢在北京。　　关于丁玲与胡也频相识之前的经历，《沈从文传》的作者凌宇有一段较为简练的概述：丁玲在桃源读书时，五四运动的影响已到了湘西。“自觉”与“自决”，“独立互助”与“自由平等”的思想，燃烧起一群青年女学生的热情。丁玲不问家里意见如何，便和另外三个同学跑到长沙，转入男子中学，后又受上海“工读自给”　　的影响，又一同跑到上海，进了平民学校，并在上海大学认识了瞿秋白、邵力子、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沈雁冰、施存统等教师。由于后来同伴中的王剑虹与瞿秋白同居，丁玲与瞿秋白一个弟弟过往甚密，遂闹得流言四起，丁玲就独自跑到北京，因朋友曹孟君和钱女士的关系，住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的宿舍里。她与胡也频相识，是由于和胡也频住同一公寓的朋友左恭的介绍。其时，左恭正与曹孟君恋爱，三位女友常常结伴到胡也频所住公寓来看左恭。　　胡也频刚刚认识丁玲，就一见钟情，热情地爱上了她。他将她带到沈从文这里来的时候，两人相识不过三五天的时间，但却已经处在爱情萌发的时刻。　　沈从文见到丁玲，两人一交谈，才知道他们同是湘西人，而且沈从文早在家乡时，就曾从一位哥哥那里，听他讲述过在丁玲的家乡安福县所经历的事情。沈的家乡凤凰和丁的家乡安福相距不远，与丁所出生和生长的常德，虽相距数百里，却有一条河水相连。现在，在远离湘西的北京，故乡人相逢，感到特别亲切。　　于是，两人第一次相见，就把胡也频冷落在一旁，兴趣盎然地谈起共同熟悉的事情。　　我们于是谈河水，谈小船，讨论那条河水一切使人发生兴味处。我们既然各读了几本书，又那么年轻，故说到某几处的滩险，船只下行，形容它的速度时，两人总皆用“抛掷”一类的字样。我们提到那条河水上游某几处，深度到四丈五丈时，还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河底的小小白石同游鱼，又各找寻了若干譬喻，且互相皆似乎极能领会那点譬喻。实际上则两个年轻皆因过于年轻，为同一的怀乡病原因，把我们的友谊弄密切了。(《记丁玲》)两位来自湘西的闯荡生活的年轻人，就这样在北京第一次相逢。他们，还有胡也频，从此将在一起做几年文学的梦，走一段相似的生活的路。从而，现代文坛会留下佳话，会留下众说纷纭的逸事。初识丁玲(2)　　如果没有偶然出现的“鲁迅误会”事件，也许就没有必要考证沈、胡、丁相识的具体时间。　　按照沈从文在《记丁玲女士》中的记述，在胡也频带丁玲来看他之后大约五天左右，丁玲就独自一人跑回湖南，已经陷入情网的胡也频，无法摆脱对她的热恋，也匆匆赶往湖南。“鲁迅误会”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1925年4月30日，鲁迅收到了丁玲的来信，他在日记中记载了这件事：得丁玲信。　　在同一天的日记里，鲁迅还写道：有麟来。就是这位荆有麟，17年后，以“艾云”的笔名发表了回忆文章，谈到他记忆中的这件往事。　　1925年——即民国14年的冬天，有一天，鲁迅先生接到一封署名丁玲的信，信中大意是说：一个女子在现社会上怎样不容易活下去。她已在北京碰过许多钉子，但还是无出路。想要求鲁迅先生代她设法弄个吃饭的地方，哪怕是报馆或书店印刷工人职位都可以。（《鲁迅所关怀的丁玲》）艾云回忆的收到丁玲的信的时间与鲁迅的日记不符，应以后者为准。丁玲回忆自己当时给鲁迅写信的情况。那时，她独自一人来到北京，挚友王剑虹的英年夭折，给她的精神打击甚大。在偌大的北京，她苦于找不到人生的道路。她想到了鲁迅，便写信前去求助。　　我怎样办呢？我的人生道路，我这一生总得做一番事业嘛！我的生活道路，我将何以为生呢？难道我能靠母亲微薄的薪水，在外面流浪一生吗？我实在苦闷极了！在苦闷中，我忽然见到了一线光明，我应该朝着这惟一可以援助我的一盏飘忽的小灯走过去，我应该有勇气迈出这一步。我想来想去，只有求助于我深信指引我的鲁迅先生，我相信他会对我伸出手的。于是我带着无边的勇气和希望，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把我的境遇和我的困惑都仔仔细细坦白详尽的陈述了一番，这就是《鲁迅日记》1925年4月30日记的“得丁玲信”。(《鲁迅先生于我》)鲁迅接到丁玲的信，感到奇怪，他对荆有麟说，他并不认识这样的一个人，也没听说过。那时候，鲁迅正在与人论战，经常收到各种奇怪的信，所以便要有麟等人帮忙打听丁玲此人。　　在鲁迅先生说过这话以后的次一天晚上，孙伏园就来报告消息了。说：岂明先生那里也有同样的一封信。而且笔迹很像休芸芸。(沈从文当时名休芸芸。曾有稿给周岂明看，故岂明记得他的字。)于是在座的章衣萍便说：不要又是什么琴心女士与欧阳兰的玩意罢。于是鲁迅先生认为：丁玲即休芸芸，所谓找事云云，不过是开玩笑而已。丁玲那封信，先生便不作复了。(《鲁迅所关怀的丁玲》)丁玲关于此事的说法，与荆有麟有所不同：“我听人说，鲁迅收到我信的时候，荆有麟正在他的身边。荆有麟说，这信是沈从文化名写的，他一眼就认得出这是沈从文的笔迹，沈从文的稿子都是用钢笔尖在布纹纸上写的这种蝇头小楷。”(《鲁迅先生于我》)事情并没有结束。当时北京曾发生男子以女人名字发表作品的事，如北京大学学生欧阳兰，所以，鲁迅对所认为的沈从文假冒丁玲女士的名义给自己写信极为生气。正在此时，又发生胡也频自称是“丁玲的弟弟”来拜访鲁迅的插曲。　　沈从文回忆过胡也频称自己为“丁玲的弟弟”的情况。当时，胡听说丁玲刚刚死去一个弟弟，热恋中的胡也频，便愿意将自己当作她的弟弟。在与丁玲一见钟情后，他便请公寓的伙计送去一大把黄玫瑰，并且在花上夹了一个字条：“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　　一天，胡也频也来拜访鲁迅。丁玲这样回忆：胡也频告诉我，我离北京后不久，他去看鲁迅。原来他和荆有麟、项拙三个人在《京报》编辑《民众文艺周刊》，曾去过鲁迅家，见过两三次面。这一天，他又去看鲁迅，递进去一张“丁玲的弟弟”的名片，站在门口等候。只听鲁迅在室内对拿名片进去的佣工大声说道：“说我不在家！”他只得没趣的离开，以后就没有去他家了。　　在此之后，鲁迅在给友人钱玄同的两封信中，先后对沈从文作了讽刺和挖苦。　　7月12日在钱玄同等人编辑的《京报》附刊《国语周刊》上，沈从文发表了一首用家乡土语写的诗《乡间的夏》。鲁迅当天在信中对钱说：“这一期《国语周刊》上的沈从文，就是休芸芸，他现在用了各种名字，玩各种玩意儿。欧阳兰也常如此。”　　7月20日，鲁迅就丁玲的信、胡也频的来访、沈从文的诗，又在信中涉及沈从文：“且夫‘孥孥阿文’，确尚无偷文如欧阳公之恶德，而文章亦较为能做做者也。　　然而敝座之所以恶之者，因其用一女人之名，以细如蚊虫之字，写信给我，被我察出为阿文手笔，则又有一人扮作该女人之弟来访，以证明实有其人。然而亦大有数人‘狼狈而为其奸’之概矣。总之此辈之于著作，大抵意在胡乱闹闹，无诚实之意，故我在《莽原》已张起电气网，与欧阳公归于一类也耳矣。”　　年轻的沈从文，刚刚开始走向文学之路，因为丁玲的一封信，因为两人的笔迹的相似，就这样在一无所知，莫名其妙的情况下，卷入了这个文坛的误会、纠葛之中，受到一位文坛伟人的鄙视和指责。　　在记录和回忆中，不同的人都证实发生过这种事，但具体细节却各有不同，特别是丁玲说过：“我写这封信的时候，还不认识胡也频，更不认识沈从文。”这就引发出了丁玲和胡也频、沈从文究竟是在何时认识的问题。初识丁玲(3)　　丁玲回忆是在1925年3月间从香山搬至西城辟才胡同一间公寓。鲁迅收到她的信是4月30日。她是在此后不久离开北京的。如果她的回忆是确切的，那么，她与胡也频、沈从文的结识，便应是在四月下旬到她离开北京的时候之间，而这段时间并不长。　　荆有麟的回忆，从另一角度可证实了丁玲所说的写信、认识胡也频、沈从文的时间顺序。他谈到，在鲁迅收到丁玲的信之后不到半个月，胡也频就来找他：事有凑巧，过了不到半月，胡崇轩(即也频)忽然跑来找我。要我代他弄一点路费，说他当天要到湖南去。问他什么事，他说：“昨天晚上，在老项(项拙)一个同乡房里吃饭。有一个女的我马上爱上了。高兴得不得了。当时竟喝醉。今天早晨起来，打算去看她，便问老项那位同乡，她住在什么地方。据说：她已于今早搭车回湖南去了。我现在马上赶她去。就搭今天晚上车走。你赶快出去代我活动二十元钱罢！我还要再想办法去。你弄到钱，到老项那里等我！”　　荆有麟说，他就是在此时从胡也频这里打听到了确有丁玲此人。　　丁玲实有其人，而且并不是休芸芸即沈从文的化名，此时却证实了，我便将胡崇轩告诉我的话，转告鲁迅先生。鲁迅先生还问我丁玲是怎样一个人。　　荆有麟的叙述也有不确之处。如丁玲不可能在认识胡也频的第二天就离开北京，但胡是在鲁迅收信之后才认识丁玲并且一见钟情，则是可以确定的。　　后来，鲁迅在知道丁玲实有其人后，说了这样一段话：“那么，我又失败了。既不是休芸芸的鬼。她又赶着回湖南老家，那一定是在北京生活不下去了。青年人大半是不愿回老家的。她竟回老家了，可见她抱着痛苦回去的。她那封信，我没有回她，倒觉得不舒服。”　　对沈从文，鲁迅没有说什么，他不知道，他的这一误会，在这位年轻而又带有固执、自傲的湘西人那里，对心灵和情感会有多么深的刺激和影响。　　美国汉学家金介甫曾问过沈从文当时是否知道此事，沈说他几乎立即就知道了。　　为此，他感到恼怒。在这以后的岁月里，同是作家，两人却一直保持一定距离，在有的问题上，还发生争论。尽管沈从文和鲁迅的矛盾，有着思想和见解的原因，但早年结下的这一误会，不能不影响各自的情绪。　　尚未认识，就因一封信而产生奇怪的联系，这不能不说是沈从文与丁玲的几十年恩恩怨怨的独特的、富有戏剧意味的开始。北京三人行(1)　　1925年5月，丁玲、胡也频都离开了北京，沈从文经北京大学教授林宰平和梁启超的介绍，从城里到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当办事员。　　1925年秋天，住在香山的沈从文，第二次见到了丁玲。此时，她不再像给鲁迅的信中所写的那样忧郁和苦闷，而是从追她而去湖南的胡也频那里，获得了爱情的喜悦和兴奋。　　姚蓬子是丁玲后来30年代在左联时期的一个友人，他曾听丁玲讲述她同胡也频同居前后的情况。姚蓬子说，丁玲在认识胡也频之前，曾一度感到孤独、郁闷。他写到：她又讲到到了上海之后，怎样和当时那一班革命的知识分子混在一起，可是因为自己年纪小，同时别人也只将她看做一个小孩子，只同她玩着，闹着，这时她算是生活在一阵天真的热闹中。后来在种种打击下不愿意再呆在上海了，便飘然流浪到北京去。那一段时间，她完全沉到一种什么人也不理解的，也不愿意什么人理解的，只自己深切地痛感着的颓唐中，一直到和也频同住。(《我们的朋友丁玲》)姚蓬子记述了这样的故事：丁玲时常一个人跑到陶然亭去，或者有时夜间喝醉酒，就在昏暗的古城里茫然地踟躇。有一次，大概是除夕夜，丁玲在朋友家吃过年夜饭，已是三更天，她已喝得迷迷糊糊难以自持。可是，她坚持要回家。　　她挣扎着身子起来，一定要回家。不管大家竭力拦阻和劝诱，还是要走出门去。　　最后无法可想了，朋友决定自己伴她回家，路上也好放心些，可她不答应。一个人坐上洋车，也不说地方，叫车夫一直往前面拉去。等到被冷风吹散了酒气时，睁开眼睛往四周看看，冷落的，只昏黄的电灯光霜似的凝在地面上，不知被拉到一个什么荒凉的地方了。(《我们的朋友丁玲》)如今，孤独和郁闷已离开丁玲飘然而去，尽管这不会久长。　　丁玲和胡也频双双搬到香山，成了甜蜜的新婚夫妇。他俩一道前来看望沈从文，这次相遇，丁玲给他留下的印象与第一次有所不同：中秋那天我在他们香山小屋里看到她时，脸上还有新妇腼腆的光辉，神气之间安静了些也温柔了些。问她还喝不喝酒？她只微笑。问她还到芦苇里去读诗没有呢？也仍然只有微笑。我心里就曾想说：“你从前不像个女子，只是不曾有个男子在你身边，有了男子到你身边，你就同平常女人一样了。”(《记丁玲》)最初，他们三人都住在香山，虽然不在一起，但来往频繁。对于丁玲，这段时间，是她和胡也频的爱情生活最浪漫、最富诗意的日子。在沈从文的记述里，他们贫困却不痛苦，在月光下，在古城墙与田野之间，他们无忧无虑，或哭，或笑，或雨中奔跑，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有时，他们断了炊，便跑到沈从文的住处，同他一起吃慈幼院大厨房的粗馒头。　　如果两人吵架，其中的一个就会跑到沈从文这里来，诉说冤屈。　　沈从文和胡也频在香山期间，仍在继续努力创作着。他们的小说或诗，虽然在报纸副刊上时有发表，但仍然未能成为引人注目的新星。丁玲此时与文学创作则没有任何关系，她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文学才能，只是出于兴趣而埋头读着小仲马的《茶花女》、莫伯桑的《人心》、屠格涅夫的《父与子》。　　尽管如此，丁玲却以她的杰出艺术才华，赢得了两位男子的钦佩。他们写出的作品，常常先拿给她阅读，并听听她的批评。沈从文承认，当时丁玲的文学欣赏水平比他和胡也频都要出色。他说：在文字方面还并没有显出这个作家的天才时，在批判上却先证明了她的某种惊人的长处，业已超过了两个男子。什么作品很好，好处在某一点上，好中小小疏忽处又在某章某段，由她口中说出皆似乎比我们说的中肯。……丁玲女士则因为同人相熟较少，自己又不写作，并且女人通性每一篇文章总那么细心的看了又看，所看的书又那么纯。因此对于好坏批评，比起两个男子来实在公正一些，不拘什么成篇成本的小说，给她看过以后，请她说出点意见时，这意见必非常正确，决不含糊。(《记丁玲》)沈从文还认为，丁玲当时虽然没有开始写作，但仅仅从她写的信，也可以看出她的语言能力。丁玲善于写平常问讯起居报告琐事的信，同样的话，别人写来非常平常，但在丁玲笔下，则生动而贴切。她还能极为简明扼要亲切地表述别人讲述不清的事情。这些，都给沈从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沈从文和胡也频每天做的办刊物的计划，丁玲没有太大的兴趣。虽然他们总是设想她是办刊物时的一个得力帮手，可她只是笑笑，从不认为自己也会走上文学之路。偶尔丁玲也帮他们筹划，但并不是兴趣所至，而是有时收到胡也频的退稿，为了安慰他才这样做的。　　香山上的三人，处在亲密、融洽的关系之中。这是富有青春气息的生活，这是可以用浪漫的笔调来描述的文学家的一段很有意义的历程。三人之间，这时才真正开始了他们的友谊。　　人们经常好奇地寻思他们之间的关系，后来更有报上的捕风捉影的种种消息。　　在两个情人之间，沈从文究竟处在什么位置呢？　　沈从文是在用他特有的观察人性的目光，观察着面前的男女，特别是女性丁玲。　　她虽常在爱情中目眩神迷，却仍然少了些东西，她感情中要一个同伴，来与她享受目前，计划未来，温习过去，海军学生则似乎特别关心目前，对于未来不能有所打算，对于过去毫无兴味可言。因此在那时节，她虽然同这个海军学生住在一处，海军学生能供给她的只是一个年轻人的身体，却不能在此外还给她什么好处。为了发散这两方面的感情，她对于一个能够同她温习过去商量未来的朋友，自然似乎就觉得待遇应当温柔些，亲切些。(《记丁玲》)这样的朋友就是沈从文。他可以和丁玲一道回忆湘西的山山水水和风俗人情。每到他们谈到这些感兴趣的话题时，胡也频就只好被冷落一旁，任他们操着乡音，快乐地交谈。北京三人行(2)　　他们的亲切，开始曾引起了胡也频的不满。　　这仿佛极不利于海军学生，有些时节因这些事情刺激了海军学生，海军学生皱了眉毛装作生病的事也一定有过。但过不久这孩子却聪明了一些。他看清楚了那圆脸女孩子，在我一方面，永远皆不能够使我引起像他那种烦乱的感情，同时且明白她需要我处只是谈谈闲话，我则简直忘了她是一个女子，海军学生就放心多了，同时几个人友谊也显得更好些了。(《记丁玲女士》)这段话中的“我”，在出版成书时，沈从文改成了“朋友”。　　在香山住了一段时间后，三人先后搬进了北京城，并曾一起住进公寓，包括汉园公寓等。从此，他们在北京，在上海，都曾常常住在一起，而关于他们三人同居的流言也就因此而久久不断。对此，丁玲、沈从文都予以否认。　　汉园公寓的主人的儿子黄伯飞，多年后回忆他小时候所亲眼见到的他们三人的生活情况。他说，在父亲的公寓里，当时住了一批文学青年，诗人有朱湘、戴望舒等，另外就是沈从文、丁玲、胡也频三人。　　这几位住在汉园公寓的青年，我虽然只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不知怎的却都知道他们搞创作。我和沈从文所住的房间只是一墙之隔。沈从文的房间是楼房后座二楼左角的一间。我的房间正对着围绕着天井的左边的走廊。沿着左边走廊的两个房间，一间是胡也频的，一间是丁玲的。这两个房间里边彼此相通，他们两个只用靠近楼梯的一个门口出入。　　这三个人我常看见是沈从文。他每次从外面回来，差不多总是挟着一些书籍和纸张，脚步迅捷地走到我的房间前边就向左一转走到他的房间去。胡也频总是一早就出去，很晚才回来。有时几天都看不见他。丁玲则多半的时间躲在她的房间里。(《确是有缘》)沈和丁是否有胡和丁同样的关系，由于双方当年都已曾予以反驳，将之斥为谣言，所以现在、甚至永远都不能证实了。其实，人们不必过于着眼于这一史实的真伪。应该注意的是：他们的友谊是现代文坛上的戏剧色彩，他们不同的创作变化和人生的发展，以及各自由此而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北京三年亲切的交往，使沈从文能比他人更深切地以艺术家的目光审视丁玲，理解或分析丁玲。故而他对丁玲的性格和情感，有不同于他人的独特的表述，对她的艺术天性和走向文学的过程，也有细致的体味和了解。　　沈从文如同他观察湘西的一切一样，总是以人性而不是以政治意识来勾画丁玲的性格及其变化。他的回忆，他的描述，尽管不免带有小说化的艺术点染，但却能有助于人们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了解沈从文眼中的丁玲。　　正因为是朋友，沈从文才能毫不遮掩地写出他所认识的丁玲。他这样描述北京时期的丁玲：朋友们所得于丁玲女士的好印象，实不在她那女性意味方面。她能给朋友的是亲切洒脱。她既不习惯使用脂粉，也缺少女性那分做作。她待人只是那么不可形容的爽直，故朋友相熟略久，就似乎极容易忘掉了她是个女人。　　然而从另外一方面说来，则凡属于一个女子某种美德，她却毫无缺处。她亲切却不狎亵。她爽直并不粗暴。她无时髦女人风韵，也可以说她已无时间去装模作样的学习那种女性风韵。她容易使熟人忘掉她是个女人，不过因为她没有一般二九年华女人那分浮于眼眉行诸动止轻佻风情罢了。认识她灵魂美丽天分卓绝的，只是很少几个朋友，一般人对于她的美丽处与长处的认识，则必需数年后从她的作品上方能发现的。(《记丁玲女士》)当丁玲尚未闯入文坛时，1926、1927两年，沈从文与胡也频的作品则开始发表的比较频繁了。特别是沈从文，在1925年底得到徐志摩的大力赞赏之后，逐渐成为北京文坛引人注目的新星。1927年，他的第一个小说集《蜜柑》由新月书店出版，更是标志着他已经从一个湘西的“乡下人”，走进了他所为之奋斗多年而梦寐以求的文学殿堂。　　和沈和胡在一起，丁玲虽然没有开始创作，却也同他们一起结识了许多诗人和作家。除了前面黄伯飞提到的戴望舒、朱湘之外，他们经常来往的还有焦菊隐、于赓虞、王鲁彦、蹇先艾等。当时崭露头角的女作家凌叔华，半个世纪后回忆说，她认识丁玲，便是沈从文介绍的。　　那时，凌叔华还在大学念书。一天，她从学校回家，便看到沈和丁站在她家门口等着她。她们交谈起来。尽管她们在北京来往并不密切，但为她们后来的文学交往打下了基础。她说，丁玲几年后为左联编辑《北斗》时，便通过沈从文向她约过稿。(1989年12月与本文作者的谈话)当沈和胡大步走向文坛时，丁玲还在默默地局限于她的小小的情感天地。但是，沈从文却认为，丁玲正是在这种默默之中，在沈、胡及其文学友人的影响之下，孕育着一颗文学灵魂。　　过分的闲暇使她变成一个沉静的人，由于凝静看到百样人生，看到人事中美恶最细致部分，领会出人事哀乐最微小部分，海军学生相伴长时期的一分生活，培养到她的感情，心灵与智慧已成熟到透明如水。她等着写作的机会，“成功”与“荣誉”却同样又在等她！(《记丁玲女士》)丁玲的文学精灵开始飞翔了。1927年秋天，她创作了第一篇小说《梦珂》，寄到《小说月报》，得到编者叶圣陶的赏识，发表在当年的12月号上。同年冬天，她又创作了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从此，一个女作家应运而生，沈、胡、丁都走上了文学之路。北京三人行(3)　　早在30年代，就曾有评论家认为丁玲的创作受到了沈从文的风格的影响。1934年出版的《丁玲评传》中草野的文章《坐有女作家交椅的丁玲女士及其作品》写道：现在我要重复的说，中国女作家的交椅是属于作者了。她的创作能有他人的所不能长，而没有他人的所短。它的造句新颖，结构别致，风格特殊，她确是中国枯燥的文坛上一位健将，末了总括起来，我对于作者的批评是：一、专长于女子心理的描写；二、受沈从文先生作品风格的影响。　　对自己为什么走上创作之路，丁玲后来说是因为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知道一些她所敬重的人牺牲了，为此感到痛苦。在北京，她苦于没有真正的朋友，这样，她再试图在小说中寻求一种安慰。她写到：我很恨北京！我恨死的北京！我恨北京的文人！诗人！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讲话，或者只像一个热情诗人的爱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苦痛极了！除了小说我找不到一个朋友，于是我写小说了，我的小说就不得不充满了对社会的卑视和个人的孤独的灵魂的倔强。(《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不管各自的说法有多少差异，北京对于沈从文和丁玲，毕竟是一个有着重要意义的地方。北京曾使他们困惑，曾使他们痛苦。然而，又是北京使他们结识，是北京在他们面前铺开一个广阔的天地，成就了他们的文学之路。在以后的岁月里，尽管北京也会带给他们一些难以预料的坎坷，但他们还是应该深深怀恋这座古城的。冯雪峰与丁玲(1)　　青春是浪漫的，文学家的青春尤其具有他人所没有的戏剧性色彩。　　就在丁玲和胡也频刚刚建立起一种亲密关系时，另一个人出现在丁玲面前，他便是真正使丁玲产生爱情的冯雪峰。　　丁玲与冯雪峰的爱情插曲，发生在沈从文离开北京之后。　　1928年2月，功成名就的沈从文先行离开北京，前往文化中心南移后的上海。大约在沈从文之后两个月左右，丁玲和胡也频也从北京来到上海。就在沈从文离开北京的这段时间里，丁玲爱上了帮忙讲授日语的冯雪峰。　　面对胡也频和冯雪峰，丁玲陷入一种情感漩涡。为了摆脱这一棘手的选择，丁玲和胡也频便也南下上海。　　在北京结下友谊的三人，就这样很快重逢在上海。在这里，三个人将度过快乐和痛苦并存的时光，其间最悲哀、最具影响力的事情将会发生在他们身上。沈从文和丁玲的友谊，差不多也是在这里结束。　　丁玲和胡也频刚到上海，第一天便住在沈从文的住处。重逢伊始，相见的喜悦很快就被丁胡之间的矛盾而冲淡了。沈从文发现，第二天早上，他们两个人不知为什么事闹翻了。在北京时，他曾多次见过这种场面，常常对所见所闻感到迷惑而难解。这次依然如此。他们吵着，闹着，流泪的只顾流泪，赌咒骂人的只顾赌咒骂人。　　沈从文面对意想之外的变化和这种场面，又急又愁。他不清楚究竟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该如何劝说，只能无助地在一旁观看。　　渐渐地，他从他们的言语中明白了一点：胡也频认为丁玲不再爱他，而是爱上了另一个人。丁玲伤心地痛哭，把沈从文送给她的一双“美丽的羊毛手套用牙齿咬得破碎不成样子”(沈从文语)。　　开始，沈从文以为是胡也频对自己产生误会，一听两人的进一步陈述，才知道了真情：“当两人提到一个横梗在生活中间人时，我当初还以为别是这海军学生对我有了误会，以为我还会妨碍他们的生活，经过两人的陈述，到后来我才明白对我全无关系，……”沈从文在《记丁玲女士》中的这段话，后来在出版成《记丁玲》时，将之删除了。也许，我们从这段话中可以揣测，在北京时，沈从文的确一度引起过胡也频的猜疑。　　沈从文逐渐对丁玲与冯雪峰的爱情有所了解。他为朋友们发生这样的事情，感到着急，他想为胡也频做些有益的事情，可是又不知何从着手。北京时的浪漫，那么迷人，又为什么消失得那么快？　　林伟民在《左联夫妻作家纪事》一文中，对丁玲与冯雪峰的恋爱作过简明的叙述。他写到：丁玲在加入左联之前，已在爱的海洋里经受了狂风暴雨。在与胡也频柏拉图式的恋爱中，却热烈地爱上了冯雪峰。丁玲自喻有了一个“伟大的罗曼期”。她把雪峰看作是第一次真正爱上的人。但理智的坚韧又使她意识到与也频之间已产生坚固的感情联系。也频牺牲后，她把不满周岁的婴儿送回家乡，自己义无反顾地参加共产党，主编《北斗》。而与雪峰，则更或是同志或是路人。丁玲没有能从雪峰那里取回她的爱情，然而内心的爱似急风骤雨驱使她不能自主地写下了著名散文《不算情书》。信，后来还是寄给了雪峰。雪峰在左联期间结了婚，可他始终不渝地关注着丁玲。为营救被捕的丁玲制造舆论，雪峰把《不算情书》交给《文学》杂志发表，后又为赵家璧编纂丁玲《意外集》。他始终跟踪丁玲一生的创作，饶有兴趣地频频著文评论丁玲的文学道路。丁玲晚年在谈到她与胡、冯关系时说，我最纪念的是也频，最怀念的是雪峰。　　对于自己和冯雪峰的感情，丁玲也从未掩饰过。1937年在与斯诺夫人的谈话中，她坦率地说：接着，我有了一次伟大的罗曼司：我从未同胡也频结婚，虽然我们住在一起，一个朋友的朋友开始来到我们家，他也是一个诗人。他长的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穷。他是一个笨拙的农村型的人，但在我们的许多朋友当中，我认为这个人在文学方面特别有才能。我们在一起谈了很多。在我的整个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爱过男人。他很高兴，并感到惊奇地发现一个“摩登女子”会爱上这样一个乡巴佬。我停止了写作，满脑子只有一个思想——要听到这个男子说一声“我爱你”。　　我对胡也频说：“我必须离开你，现在我已懂得爱意味着什么了，我现在同他相爱了！”胡也频听了感到非常悲哀和痛苦。　　这个人原来计划到上海去，但他现在决定留在北京。我不同意这样，而希望他离开，于是他这样做了。两星期后，我跟他后面也去了——胡也频则跟在我后面来了。　　在当年回忆这些往事时，丁玲依然保留着她的性格中最为可爱的特点，她的坦率，她的真诚情感，正是她的作品之所以具有魅力的重要因素，同样也使她的这些回忆显得毫无虚饰，向我们袒露出她的内心世界的一隅，呈现出一个真实的、比后来的回忆中更为令人可信的五四新女性。　　在80年代的回忆中，丁玲强调的不是冯雪峰的文学才能对她的吸引，而是他们政治思想上有更多的共鸣：1927年我写完《莎菲日记》后，由王三辛介绍我们认识的。王三辛告诉我他是共产党员。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我那时实在太寂寞了，思想上的寂寞。我很怀念在上海认识的一些党员，怀念同他们在一起的生活，我失悔离开了他们。那里留在北京的文人都是一些远离政治的作家，包括也频在内，都不能给我思想上的满足。这时我遇见一个党员了。我便把他当一个老朋友，可以谈心的老朋友那样对待。(1985年3月1日丁玲致白浜浴美)丁玲并不否认她和胡也频的感情，但她认为她和胡也频的爱，是不同于和冯雪峰的爱的。前者是浪漫的，却又带有孩子一般的游戏，而对冯的爱，才是刻骨铭心的。在给冯雪峰的信中，她这样写到：我不否认，我是爱他的，不过我们开始，那时我们真太小，我们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爱情做游戏，我们造作出一些苦恼，我们非常高兴地就住在一起了，我们什么也不怕，也不想，我们日里牵着手一块玩，夜里抱着一块睡，我们常常在笑里，我们另外有一个天地。我们不想到一切俗事，我们真像是神话中的孩子们过了一阵。到后来，大半年过去了，我们才慢慢地落到实际上来，才看出我们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子，是被一般人认为夫妻关系的，当然我们好笑这些，不过我们却更纯洁无疵的天真，一直到后来，使我同你断绝，宁肯让我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是把苦痛秘密在心头，也是因为我们过去纯洁无疵的天真，和也频逐渐对于我的热爱——可怕的男性的热爱……丁玲认为，她和胡也频的爱，无法同她对冯雪峰的爱相比拟：虽说我自己也是一天一天对他好起来，总之，我和他相爱得太自然太容易了，我没有不安过，我没有幻想过，我没有苦痛过。然而对于你，真真是追求，真有过宁肯失去一切而只要听到你一句话，就是说“我爱你”！你不难想着我的过去，我曾有过的疯狂，你想，我的眼睛，我不肯失去一个时间不望你，我的手，我一得机会我就要放在你的掌握中，我的接吻……(《不算情书》)感情可能永远都是这样，谁也无法理清，谁也无法摆脱它的网一般的束缚。冯雪峰与丁玲(2)　　经过一阵吵闹之后，在沈从文的面前，丁玲和胡也频渐渐平静下来。几天后，他们两人去杭州。此次杭州之行，将决定他们未来的生活布局。　　丁玲回忆，当时去杭州，还有冯雪峰同行，在杭州，她面临着选择。　　沈从文在上海，等待着朋友们的归来，大约一周之后，胡也频突然一个人回到了上海，带着苦涩的笑，带着失望的神情。他告诉沈从文，他准备不再去杭州了，他的生活也将改变。　　沈从文回忆：“我问清楚了丁玲还在杭州，他却又是在一次流泪赌咒的情形下跑来上海，于是我就同他在一个大木床上躺下来，详详细细究询他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听这个人作一切不离孩子气的申述，且记着这件事每个要点，等他无话可说时，便为他把这件事从旁观者看来各方面必须保持的最合乎理想的态度说明。因为他尚告给我两人虽同居了数年，还如何在某种‘客气’情形中过日子，我便就我所知道的属于某种科学范围的知识，提出了些新鲜的意见，第二天，就又把他打发回到杭州去了。这次回去，我对于海军学生所作的一番劝告，大致很有了些用处，风波平息了，一切问题也就在一份短短岁月里结束了。两人在西湖葛岭一个单独院子里，大约将近三个月。三个月中的生活，或者因为新增加了从前所缺少的成分在内，故两人简直像一对同度蜜月的伴侣。”(《记丁玲女士》)沈从文的这一推断，有一定道理。丁玲也曾坦率地说过，她在北京虽然同胡也频同居数年，但一直没有过夫妻生活。只是到杭州后他们才正式结为夫妻。　　1925年暑假，胡也频到了湖南。我那时的确对恋爱毫无准备，也不愿用恋爱或结婚来羁绊我，我是一个要自由的人，但那时为环境所拘，只得和胡也频作伴回北平。本拟到北平后即分手，但却遭到友人误解和异议，我一生气，就说同居就同居吧，我们很能互相理解和体贴，却实在没有发生夫妻关系。我那时候就是那样认识的。我们彼此没有义务，完全可以自由，但事实慢慢变得似乎仍应该要负一些道义的责任，我后来认为那种想法是空想，不能单凭主观，1928年就决定和也频白首终身。断绝了自己保持自由的幻想。(1985年3月1日丁玲致白浜浴美)但丁玲之所以没有离开胡也频，她在不同时期和不同人的面前，其解释也有不同的侧重。　　在1931年给冯雪峰的信中，她责怪冯缺乏胡也频一样的热情和勇气，不然，她是会随冯而去的。她写道：我想过，我想过(我在现在才不愿骗自己说出老实话)同你到上海去，我想过同你到日本去，我做过那样的幻想。假使不是也频我一定走了。假使你是另外的一副性格，像也频那样的人，你能够更鼓励我一点，说不定我也许走了。你为什么在那时不更爱我一点，为什么不想获得我？你走了，我们在上海又遇着，我知道我的幻想只能成为一点幻想，我感到我不能离开也频，我感到你没有勇气，不过我对你一点也没有变，一直到你离开杭州，你可以回想，我都是一种态度，一种愿意属于你的态度，一种把你看得最愿信托的人看，我对你几多坦白，几多顺从，我从来没有对人那样过，你又走了，我没有因为隔离便冷淡下我对你的情感，我觉得每天在一早醒来，那些伴着鸟声来到我心中的你的影子，是使我几多觉得幸福的事，每每当我不得不因为也频而将你的信烧去时，我心中填满的也还是满足，我只要想着这世界上有那末一个人，我爱着他，而他爱着我，虽说不见面，我也觉得是快乐，是有生活的勇气，是有生下去的必要的。而且我也痛苦过，这里面而不缺少矛盾，我常常想你，我常常感到不够，在和也频的许多接吻中，我常常想着要有一个是你的就好了。我常常想能再睡在你怀里一次，你的手放在我心上。我尤其当有着月亮的夜晚，我在那些大树的林中走着，我睡在石栏上从叶子中去望着星星，我的心跑到很远很远，一种完全空的境界，那里只有你的幻影，“唉，怎么得再来个会晤呢？我要见他，只要一分钟就够了。”这种念头常常抓着我，唉，！为什么你不来一趟！你是爱我的，你不必赖，你没有从我这里跑开过一次，然而你，你没有勇气和热情，你没来，没有在我想你的时候来……1937年在和斯诺夫人的谈话中，丁玲强调的是她无法拒绝胡也频火一样炽烈的热情，以及他们已经同居的现实。　　我们一起在上海只呆了两天，我们三人决定一起到杭州美丽的西湖去。对我来说，情况非常复杂。虽然我深深地爱着另一个男人，但我同胡也频同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彼此都有很深的感情依恋，如果我离开他，他就会自杀，我决定，我不能同我所爱的这个人生活在一起，于是对他说，虽然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我们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并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我所爱的，不管他可能离得多远，这个事实决不会改变。我说，因此，我们的爱情必须是“柏拉图式”的。这个决定使他非常痛苦。我最后不得不拒绝继续看到他，并完全断绝了这种关系。　　我现在仍然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爱着他，但甚至对他也这一点保守为秘密，并且退还他所有的信笺。对于这个人我将不再说什么了，虽然这个故事现在已是一件公开的秘密……丁玲和胡也频、冯雪峰之间的波折，就这样在杭州趋于平静。丁玲和胡也频确定了夫妻关系，他们的命运从此紧紧拴在一起，迎接时代的风雨，经受风暴的洗礼，共同创造他们的文学天地。冯雪峰与丁玲(3)　　自然，丁玲并没有熄灭她对冯雪峰的热恋。后来，在和胡也频一起参加左联活动后，她与冯雪峰重逢；胡也频遇害后，她又得到冯雪峰的帮助。她难以消除对冯的感情。给冯雪峰的信就是这样写出的。　　1933年秋天，在丁玲失踪几个月之后，为了纪念当时传说可能遇害的丁玲，冯雪峰曾将丁玲在1931年、1932年写给他的信以《不算情书》为题，发表在《文学》杂志上。这些公开揭载的书信，记录着他们在特殊岁月中的情谊，与后来的任何回忆和他人的叙述，它们更为可信地告诉人们一段真实的故事。　　同丁玲和斯诺夫人的谈话一样，这些信中活脱脱一个能爱、敢爱的女性，没有虚伪，没有某些女子的矫揉造作，更没有丝毫传统的道学气。沈从文后来在《记丁玲女士》中，便力图塑造出这样一个新女性。　　香港一位学者对丁玲的这些信评价甚高，他写到：“这可能是中国女性最赤裸的自白了。但没有一点肉麻和卑污的感觉，被她那纯洁的虔诚的情思所牵引，读着她遍历那哀欢交织、凄艳卓绝的精神历程。在两性关系上，虽然不够严肃，可是在爱情上却十分认真和炽烈。”(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丁玲写给冯雪峰的这些信，1936年经丁玲本人编辑而收入《意外集》中，但在1949年之后的各种选本均不再收入。　　丁玲在1932年的信中写到：一夜来，人总不能睡好；时时从梦中醒来，醒来也还是像在梦中，充满了的甜蜜，不知有多少东西在心中汹涌，只想能够告诉人一些什么，只想能够大声的笑，只想做一点什么天真、愚蠢的动作，然而又都不愿意，只愿意永远停留在沉思中，因为这里是占据着你的影子，你的声音，和一切形态，还和你的爱，我们的爱情，这只有我们两人能够深深体会的好的，没有俗气的爱情！我望着墙，白的，我望着天空，蓝的，我望着冥冥中，浮动着尘埃，然而这些东西都因为你，因为我们的爱而变得多么亲切于我了啊！今天是一个好天气，比昨天还好，像三月里的天气一样。我想到，我只想能够再挨在你身边，不倦的走去，不倦的谈话，像我们曾有过的一样，或者比那个更好，然而，不能够，你为事绊着，你一定有事，我呢，我不敢再扰你，用大的力将自己压在这椅上，想好好的写一点文章，你会更快乐些，可是文章写不下去，心远远飞走了，飞到那些有亮光的白云上，和你紧紧抱在一起，身子也为幸福浮着，……本来我有许多话要讲给你听，要告诉你许多关于我们的话，可是，我又不愿写下去，等着那一天到来，到我可以又长长的躺在你身边，你抱着我的时候，我们再尽情的说我们的，深埋在心中，永世也无从消灭的我们的爱情吧。……我要告诉你的而且我要你爱我的！　　可以说，丁玲的这些信，以其真诚、热烈的情怀，给我们留下了全面理解她的性格和生活的历史记录。　　丁玲和冯雪峰的情谊，经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而未曾中断，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们一起被打成右派，跌入人生逆境。冯雪峰1976年逝世，丁玲1986年逝世。在冯雪峰逝世之后，丁玲在回忆录《魍魉世界》中，仍然表达出她对冯雪峰的真诚情感。就在她逝世前不久，一个似乎平平淡淡的细节，却流露出她内心深藏着对冯雪峰的思念。　　曾在丁玲晚年身边工作多年的王增如，回忆到丁玲在逝世前一个月的一件事情。　　那是在1986年2月7日，大年初一，距丁玲逝世的日子3月4日只剩下20多天，清晨，鞭炮声此起彼伏，丁玲在病榻上迎来她的最后一个春节。这几天她的病情日益恶化，在2月5日，便因连日气管炎发作，咳嗽不止而引起急性心力衰竭。她无力与人交谈，只是闭着眼睛休息。春节此时此刻，丁玲的精神出奇的好，她与前来的人们艰难却又是愉快地谈话。就是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她想到了冯雪峰——　　他于10年前的大年初一逝世。　　王增如写到：“早上，您听着街上一阵紧似一阵的鞭炮声，感叹地说了一句：‘雪峰就是这个时候死的。’此时，您是忆起了老战友，还是想着即将在雪峰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呢，或是又有了什么不祥的预感？”(《丁玲在最后的日子里》)10天之后，丁玲病危，她不再可能对他人回忆往事，而她在王增如面前发出的这一感叹，也就成了她与冯雪峰珍贵情谊的最后的、也是最动人的一笔重彩。“三角恋爱”！？(1)　　一阵风雨过去，三个在北京结下友谊的年轻作家，又在上海开拓他们的新天地。　　三个人在上海重新开始他们在北京做过的梦：创作，办刊物。　　1928年，对沈从文、丁玲来说，都是创作丰收的一年。当时文坛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小说月报》，一年间，发表了他们两位的不少作品。其中，沈从文发表6篇，丁玲发表4篇。一年里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数量上，沈从文在作者中排列第一，丁玲则和茅盾并列第二。　　丁玲这时已经在文坛崭露头角，顿时成为读者和评论界青睐的对象。人们惊喜地看到，继冰心之后，又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女作家脱颖而出。有人当即以这样赞美的语调感叹：“丁玲女士是一位新进的一鸣惊人的女作家。自从她的处女作《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等在《小说月报》上接连地发表之后，便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毅真《丁玲女士》1929年)和丁玲相比，沈从文在这一年的成就也极为显著。在北京对他极为欣赏的徐志摩和新月社的作家们，1928年3月在上海创办了《新月》杂志，沈从文也成了这个刊物的主要作者之一。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便在这一年开始在《新月》上连载，被誉为文坛该年度突出的成就之一。新月书店为此书所作的广告写到：“《阿丽思中国游记》是近年来中国小说界极可珍贵的大创作。著者的天才在这里显露的非常鲜明，他的手腕在这里运用得非常灵敏。”　　胡也频的创作虽然没有达到他们两人的成就，但1928年前后也是一个丰收的年景。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在1927年由新月书店出版，出版广告同样对他给予高度评价：“在少年的作家当中，谁还比得上胡也频先生之深刻沉重的？从这十一篇小说里，我们看得出作者那不安定的灵魂在背后推动他，虽然他还是十二分的忍耐，十二分的抑制。”　　艰难的生活似乎即将过去，孜孜追求的目标，在他们面前闪烁着迷人的彩色。　　丁玲和胡也频是在1928年7月从杭州回到上海的。很快，胡也频就成了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日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关于为《中央日报》编辑副刊一事，《沈从文传》的作者凌宇是这样叙述的：这时，上海《中央日报》的总编辑彭浩徐(学沛)——前《现代评论》的编辑，与胡也频在北京时相熟，听说胡也频到了上海，遂邀请他担任该报副刊的编辑，每月可得200元的报酬。其时，沈从文正陪母亲去北方看病，等他重新返回上海，在胡也频、丁玲处得知这个消息后，三个商量将这副刊定名为《红与黑》。　　沈从文对此事是这样记述的：三人既应允了共同来维持这个刊物，由海军学生出面作事，海军学生每夜便得过望平街转角处一幢老房子里，从走动时吱吱嗝嗝的扶梯，爬上摇摇欲坠的三楼，坐在办公室一角，发出编好的稿件，就看总编辑一面写本报社论一面吸纸卷烟，直到副刊最后清样看过后，方坐了浩徐的大汽车回家。丁玲则有时同去，有时又独自在家中等候，或一个从报馆把事情办完，一个在家中的短篇小说也写成了。　　(《记丁玲女士》)但是，丁玲对此事的说法却与凌宇、沈从文有很大差别。　　在1980年时，丁玲说：“正好彭学沛在上海的《中央日报》当主编，是‘现代评论派’，沈从文认识他，由沈从文推荐胡也频去编副刊。也频当时不了解《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只以为是‘现代评论派’，而且一九二六年、二七年我们困处北京时，北京的《京报》已停刊(或迁走)，只剩《晨报》与《现代评论》间或可以对滞留北京的作家们有点周济，零零星星给点稿费糊口。那时胡也频每月可以有三五元、七八元的稿费收入，用以贴补我母亲每月寄我二十元生活费的不足。胡也频不属于‘现代评论派’，但因沈从文的关系，便答应到《中央日报》去当副刊编辑，编了两三个月的《红与黑》副刊。每月大致可以拿七八十元的编辑费和稿费。以我们一向的生活水平，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但不久，我们逐渐懂得要从政治上看问题，处理问题，这个副刊是不应继续编下去的(虽然副刊的日常编辑工作，彭学沛从不参与意见)。这样，也频便辞掉了这待遇优厚的工作。”(《胡也频》)在1985年接受采访时，丁玲又说：“在这之前胡也频曾经利用《中央日报》办过副刊《红与黑》，那名字是胡也频自己想的，……那个副刊办了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他才明白这是国民党的报纸，于是辞了。”(《丁玲谈早年生活二三事》)不错，胡也频不是“现代评论派”，但他不可能此时才通过沈从文认识彭学沛。　　《现代评论》创刊于1925年，主编王世杰是经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介绍加入国民党的，《现代评论》的创办资金即由汪精卫提供。在编辑工作中，彭学沛是留学日本归来的，他成为王世杰的一个得力助手，后来在重庆时期，曾任国民党政府的交通部次长。胡也频在《现代评论》集中发表作品的时候，彭学沛正在那里工作。　　早在北京时，胡也频就是《现代评论》的一个重要作者，应该与彭学沛并不生疏。从1926年11月开始在《现代评论》发表作品，到1928年7月，胡也频共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作品16篇。其中尚有几篇为连载，仅1928年上半年，就发表了6篇作品，其中有3篇为连载，出现的次数多达10次。“三角恋爱”！？(2)　　这里，问题不在于是谁介绍胡也频到《中央日报》编辑副刊，也不在于沈从文对此负有多大责任，而是当时胡也频是否根本不知道它的性质。按照常理，丁玲的说法似乎难以令人置信，《中央日报》并非一家个人性质的报馆，在并不太多的上海报界，了解它的背景，应该说不是太难的事。在没有进一步的历史材料证实的情况下，此事至少可以有这样两个解释的原因。　　第一，1928年时期的胡也频，也没有参加左翼政治活动，他开始积极投入革命活动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两年后的事情。此时的他，正是一个热血青年，是一个迷恋文学的青年作家，对政治并非像以后那样敏感。虽然他已经开始在京沪两地的报刊上陆续发表作品，但和丁玲、沈从文一样，文学处境、生活状况仍然艰难。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有一个自己的文学阵地发表作品，并有一笔可观的固定收入，毕竟是一件对他们三人都有益的事情。　　第二，在当时，一般来说报纸的副刊大多带有一定的独立性。它附属于某一报纸，但在编辑方针上，只要不与报纸发生大的矛盾，编辑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思想、文坛交往范围来组织稿件，从而形成一家副刊的风格。现代文学史上，此种情况极为普遍。　　《红与黑》的具体编辑，可以证实这两点并非妄论。　　《红与黑》自7月19日创刊到10月31日停刊，胡也频共编辑了49期。仅仅三个多月，胡也频一人就以胡也频、沉默、宛约等名字，发表了28篇作品，包括诗、小说等，占他这半年发表作品的大半。丁玲在上面发表了3篇，也占她这半年发表作品数量的一半。　　从内容来看，胡也频的作品虽然大多数抒发他对爱情、对人生的感受，且多数创作于北京时期，但是，有的作品，依然带有对社会的批判，对黑暗的鞭挞。按照一般看法，似乎很难使我相信它们就发表在这样的报纸副刊上。譬如，小说《坟》，80年代的评论家就这样认为：“通过一个为民众的先烈遇难、同情者被逮捕、坟场变为咖啡馆和跳舞场的典型场景，极为浓缩地概括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余仁凯《“文艺的花是带血的”》)胡也频的另一首写于1928年7月24日的诗《生者与死者》，也可以看作他对当时黑暗现实的控诉：假使我服了毒，自杀或跳海，我的灵魂变成烟，变成虚无，我不会再感着愤怒与苦恼，所以我觉得死是一位美的天使。　　我死了，但是我又深知：我生命的毁灭，决不是一种永久的记忆，一切忘掉我，将如同刽子手忘掉他的残酷。　　那末，我的死，只等于自己抹煞去生存的符号?呵，我已经因追求而伤害了我的所有，我的青春过去了，黑暗代替了憧憬，似乎也应该珍惜我如期生命的余剩。　　因此我又活着——然而这也有缘故：我要用冷静的眼光，纵横于一切罪恶，细玩每一个人心的秘密。　　这样的小说，这样的诗，这样的副刊，无须回避它们同《中央日报》的关系。　　《红与黑》副刊是在1928年10月31日结束的。它的停刊可能是丁玲所说的原因，但也可能还有另外两个原因。　　《中央日报》是由武汉在1928年2月迁至上海出版的，但在同年冬天，就计划迁至南京出版，并在1929年2月在南京正式出版。胡也频辞去副刊编辑职务，与报纸的中止、迁移也许不无关系。　　另外，胡也频的父亲就在此时来到上海，答应贷款给他们创办出版社。他们编辑的两本刊物都是在1929年1月出版，极有可能，他们是为了集中精力创办自己的事业而放弃副刊编辑的。　　其实，不管因为何种原因停止《红与黑》副刊，这都不重要。历史原因带来的现象，就让它成为他们文学生涯的一页历史。更何况这副刊这些作品，会以独特的内容在他们共同的文学活动中，留下深深的印痕。　　随着《红与黑》副刊的结束，他们开始筹划出版《红黑》、《人间》杂志，筹划办自己的出版社。他们踌躇满志，希望为自己开辟一个广阔的文学天地。他们一同租住了萨坡赛路204号一幢小楼房，他们有了自己的刊物，他们的文学努力，会由这些刊物留下虽不显赫但却是珍贵而久长的业绩。　　然而，他们未曾想到，三个人的同住，他们这段时间的友谊，会在今后的一两年时间里，引来文坛满城风雨，成为未来众说纷纭的话题。　　“三角恋爱”，一时间成为上海滩上小报捕捉、渲染的内容。　　1938年上海《雷雨》创刊号上发表的《丁玲小传》，可以看作当年对此事说法的一个概括：……她的第二部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也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此后连续发表的小说无论在风格还是在阐明支那精神方面都显示了深刻而重要的发展。胡也频在二个月后从北京南下，沈从文也接着来了，他们三人在法租界的僻静地同居。　　这种三角恋爱事件受到全国的诋毁。但他们并不以为虑。有时为妒嫉，或为经济问题、思想问题他们激烈争斗过，但总的来说，他们这段生活是繁忙而愉快的。　　(转引自《沈从文传》)在70年代80年代，台湾的一些研究者，在好几种著作中，都曾提及这件往事。他们都不例外地谈到沈、丁、胡三人曾在上海“大被同眠”，这给“三角恋爱”的传闻，更平添几分“桃色”。“三角恋爱”！？(3)　　他们的这一说法，并无任何确切史料，只是源自李辉英的《记沈从文》一文中的这段话：他们可以三人共眠一床，而不感到男女有别，他们可以共饮一碗豆汁，嚼上几套烧饼、果子，而打发了一顿餐食。有了钱，你的就是我的，全然不分彼此；没有钱，躲在屋中聊闲天，摆布了岁月；兴致来时，逛北海，游游中山公园，又三个人同趋同步，形影不离。(转引自台湾姜穆《三十年代作家论》)其实，李辉英这里提到的是他们在北京的生活，而那时他们同住汉园公寓的情况，公寓主人的儿子黄伯飞对他当时所见情况的回忆，足以证实他们并没有“同居”。李辉英的“同眠一床”的说法，与整段叙述相关联，仔细琢磨，其实也只是一种强调语气，讲他们三人友谊密切所能达到的程度，并没有说明就真有其事。　　他们三人同租一幢房子，但不久丁玲的母亲、沈从文的母亲和九妹也来到了上海。胡也频、丁玲和丁母住二楼，沈从文和母亲、妹妹住三楼。更重要的是，丁玲自北京认识冯雪峰之后，已经深深陷入在对冯雪峰的感情之中。　　姚蓬子是当时与他们三人都很熟悉、交往甚多的一个人，他在1933年写出的《我们的朋友丁玲》一文中就认为，据他的观察，以及后来丁玲对他的讲述，三人同住萨坡赛路204号时，丁玲仍然深深感受着寂寞的痛苦，与沈从文也没有达到知心的程度。他写到：同住一屋子里的从文，在生活上是大家都无间隔，而且相熟也很久了。然而她不会把内心的苦恼和不安掏给他看。那末也频面前该也可以倾吐一切罢。一个爱人，一个共着甘苦的伙伴，同扛着生活的重担爬往将来去。但这又不可能的，因为她要掏出来的，正是也频所不喜欢的甚至厌恶的东西。为了也频的热爱，为了他们过去神话中似的过来的天真日子，为了平平安安的生活下去可以做些事情，她只好把自己的欲望压在心里。可是，当也频出去只剩了一个人的时候，或者也频已经睡着的时候，甚至正当两个人很快乐的时候，这欲望突然又反刍到感情上来，把她拖进苦恼的漩涡去了。　　对关于自己的传言，沈从文和丁玲在不同场合，都异口同声否认。　　早在1931年，沈从文就写到：“那时还有一些属于我的很古怪的话语，我心想，这倒是很奇异的事情，半年来上海一切都似乎没有什改变，关于谣言倒进步许多了。”(《记胡也频》)1980年，沈从文访问美国时，美国学者夏志清教授问他和丁玲是否有过“罗曼司”，他回答说：“没有，只是朋友。”　　1984年，沈从文对凌宇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没有这回事，那是上海小报造的谣。　　1983年丁玲访问美国时，台湾诗人丛苏也问她同样的问题：你和沈从文有没有超友谊的感情。丁玲回答：“没有，我们太不一样了。”　　他们的否认，是令人置信的，凌宇对此事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倘若承认男女间的性爱，并非仅仅是一种生理欲求，它还需要情感与精神(包括双方的人格、气质)的相互吸引，那么，一贯被丁玲看作“软弱”、“动摇”、“胆小”的沈从文，是不会引起丁玲情感和精神上的共鸣的。她与沈从文的关系，即便在当时，也不会超出朋友之间的范围，应该是可以相信的。(《沈从文传》)一段生活的小插曲，就让它无声地消失在流逝的岁月之中。人们应该浏览品味的，是他们的真诚友谊，是他们共同的创造。这些创造，才是他们最为留恋的回忆。《红黑》、《人间》何匆匆(1)　　《红黑》、《人间》同时问世了，1929年的新年，对于三个已经闯进文学殿堂的年轻人来说，前景从来没有这么美妙。繁忙的日子，反倒充满着创业的喜悦。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经过多年努力，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出版社——虽然小得可怜，无疑是一件令他们雄心勃勃的大事。　　尽管难免带有青年人的单纯和浪漫，但他们毫不胆怯。上海虽大，资金虽拮据，但自北京萌发的办刊物和出版社的愿望，却受自己的创作日益受到读者的欢迎的鼓舞，一天天强烈起来。上海日见兴旺的出版业，也更加刺激了他们。　　捕风捉影的小报消息，他们都不曾予以公开反击。他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他们要走自己的路。　　他们梦寐以求的办出版社和刊物的计划，终于因为胡也频的父亲的来到而变成了现实。他们从胡也频的父亲那里借来一笔钱，红黑出版社便在萨坡赛路204号这幢房子里诞生了。首先是《红黑》杂志于1929年1月10日创刊，随后开始出版“二百零四号丛书”。与此同时，他们还为人间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人间》杂志，这个刊物也在同年同月20日创刊。　　这是他们最值得记载的又一个重要的春天。　　丁玲谈到办刊物的经过：1928年夏天我和胡也频从杭州到上海，沈从文就讲是否办一个刊物。那时候我们住在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96号，沈从文住在附近，常来我们家。这时，正好胡也频的父亲来上海，带了一千元钱来，是一笔卖房子钱，想投资入股到一家叫“小有天”的福建菜馆。胡也频便和他父亲商量，借这一千元钱开书店，讲明三分利息，他父亲同意了。于是，胡也频、沈从文和我就用这笔钱办刊物，取名《红黑》。(《丁玲谈早年生活二三事》)沈从文也写到这一情况：那里人间书店请我们编辑一个月刊，我们恰恰又借到了一笔钱，想自己办一个出版处，为了一切的方便，我们就合赁了萨坡赛路的二百零四号房子，搬了家，《人间月刊》由我们三人产生了，《红黑月刊》也由我们产生了，在名为“新房子”的住处，我们生活忽然完全就变了。(《记胡也频》)最初，刊物的名称设想为《红黑创作》，因不是限于创作，便改为《红黑》。他们还曾想出版为周刊，觉得月刊的周期太长，但因为资金等原因，便只好出版月刊。刊物取名“红黑”与丁玲和沈从文有关，因为他们借用了湘西土话中“红黑”的含义。在创刊号上，胡也频对此特地作了说明：红黑两个字是可以象征光明与黑暗，或激烈与悲哀，或血与铁，现代那勃兴的民族就利用这两种颜色去表现他们的思想——这红与黑，的确是恰恰适当于动摇时代之中的人性的活动，并且也正合宜于文艺上的标题，但我们不敢窃用，更不敢掠美，因为我们自信并没有这样的魄力。正因为我们不图自夸，不敢狂妄，所以我们取用红黑为本刊的名称，只是根据于湖南湘西的一句土话。例如“红黑要吃饭的!”这一句土话中的红黑，便是“横直”意思，“左右”意思，“无论怎样都得”意思。这意义，是再显明没有了。因为对于这句为人“红黑都得吃饭的”土话感到切身之感，我们便把这“红黑”作为本刊的名称。　　在办《红黑》的同时，他们还为人间书店办了《人间》刊物。三个人略有分工，胡也频主要负责《红黑》，丁玲协助沈从文编《人间》。在《红黑》创刊号上，刊有《人间》出版的预告消息，说“沈从文与丁玲主编之人间月刊定于十八年一月十日出版”。但在第二期《红黑》上刊登《人间》第二期目录广告时，却标为“沈从文主编”。不管如何，《红黑》和《人间》是他们三人共同的事业，凝聚着他们共同的心血。　　《人间》先于《红黑》停刊。丁玲除了写作之外，每天还负责将订户的地址抄写在信封上，以及其他一些编辑事宜。除此之外，他们还把住处作为红黑出版处的地址，代为推销其他刊物。在《新月》杂志上，就曾刊有他们所作的广告，代销几种刊物。　　这是他们最忙的时候。沈从文描述了忙碌的日子：为了《红黑》的事情，我们于是都显得忙起来了。其中最忙的还是海军学生，从编辑到去印刷所跑路，差不多全是他理。他去送稿，去算账，去购买纸张同接洽书店，直到刊物印出时，我才来同丁玲把刊物分派到各处，清理那些数目，或者付邮到外埠去，或者亲自送到四马路各书铺去。我记得刊物封面十分醒目“红黑”两个大字，是杭州美院教授刘阮溧先生作的。(《记胡也频》)面对眼花缭乱的文坛，在创作界已经滚爬数年的这三个青年，真有说不出的复杂感受。虽然他们开始尝到成功的滋味，但也难忘当年艰苦奋斗时的艰辛。难以忘记的不止是投稿时曾受到过的冷漠和偏见，还有种种理论批评给他们带来的困感。当创办自己的出版社和刊物的愿望一旦变成现实，一种强烈的独立意识，随即充分表现出来。　　他们似乎对文坛许多现象，有难以名状的厌烦。五光十色的理论，现在还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他们只是作家，创作才是真正偏爱的。对文坛时起时伏的文艺论争、互有兴衰的文艺派别的纠纷，他们也予以贬斥。在他们的心目中，文学是独立的事业，需要真正痴恋一般的投入。创作，创作，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更能诱惑他们。《红黑》、《人间》何匆匆(2)　　虽然他们的政治和文艺见解，很快就会发生分歧，但至少在这个春天，他们是怀着同样的愿望、同样的情绪。沈从文在《人间》创刊号上所写的“卷首语”，可以说集中表述了他们的心境：开始，第一卷本刊，出了世，没有什么可说。几个呆子，来作这事，大的希望，若说还有，也不过希望另有许多呆子来作本刊读者而已。　　放下了过去，一切不足迷恋。肯定着现在，尽别人在叫骂揪打中将个盛名完成。　　希望到未来，历史为我们证明，所谓文学革命运动的意义，是何种方法可以达到。这三件事是我们一群另一目的。　　所谓一群，人数真是怎样稀少!三个吧。五个吧。比起目下什么大将，高踞文坛，文武偏裨，背插旗帜，走狗小卒，摇旗呐喊，金钱万千，同情遍天下者，又真是如何渺渺小小之不足道!然而为了一种空空的希望，为了我们从这事业上可以得到生活的意义，干下来了。　　此时的中国，要不要一些呆子来干，许不许可各人找寻自己的方向，是很容易明白的。说教者充满天下，指挥者比工作者多十倍千倍，适于专制制度下生存的民族，虽在政治表面上无从磕头作揖，口称奴仆，然性情所归，将趣味供某种主张驱使，则仍为必然的一事，想象所谓首领辈，对于接见年青人时，年青人或曾用笔作揖，或用口作揖，连说“崇拜”，首领则掀髯大笑，口称“准予入伙”情形，不禁嗒然若失。中国在文学上是已有正牌子首领了。同政治一样。于政治，则人人都应有信仰，否则“反革命”，杀。于文学禁律眼前虽尚不至于如此，然不表示投降，则多灾多难，亦一定。我们是在写文章以外还没有学到“载笔称臣”　　的本事，来日大难，可以预卜!我最后可说的话，是先在此来为本刊悼。　　《红黑》与《人间》同时与读者见面了。尽管他们牢骚满腹，也信心十足，但刊物并没有显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特色，更没有以特殊的气势，在文坛产生一种震动。他们强调独立，强调走自己的路，固然是可贵的一种文学态度，而且刊物上也发表了一些他们的重要作品。但在编辑刊物上，却使他们无形之中将刊物形成一个狭窄的天地。除了自己的作品，他们没有引人注目地扩大作者队伍。　　《红黑》出版了8期，共发表作品48篇，他们三人的作品就有37篇。除了他们之外，叶圣陶、戴望舒、姚蓬子虽然各有作品发表，但数量有限，难以形成气势。几个月里，两本刊物，以及“二百零四号丛书”，基本以他们三人为主，虽然其中有他们创作中比较重要的作品，但不能在上海文坛成为一个新的中心，在读者中也没有产生预想的效果。刊物和出版社的亏损，就不可避免了。　　他们毕竟只是热衷创作的青年作家，更不了解上海商品社会的奥秘。他们纵然雄心勃勃，却会因缺乏经验而告失败。　　探索和追求，纵然失败，但这努力，如同美好的梦想，会在他们生活中留下值得回味的往事。他们以自己的努力，加入了上海的文学事业，在偌大的大都市五光十色的出版界，闪烁过虽不耀眼但却是美丽的、属于他们自己的一束光泽。　　他们逐渐成为上海文坛的一分子，成为许多文人的朋友。与他们经常来往的有戴望舒、施蛰存、姚蓬子、赵景深、杜衡等。他们的勤奋和友谊，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施蛰存半个世纪后写到：“1928年——1929年，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在法租界萨坡赛路(今淡水路)租住了两间房子，记得仿佛在一家牛肉店楼上。他们在计划办一个文艺刊物《红与黑》。我和刘呐鸥、戴望舒住在北四川路，办第一线书店，后改名水沫书店。彼此相去很远，虽然认识了，却很少见面的机会。丁玲和胡也频比较多的到虹口来，因为也频有一部稿子交水沫书店出版。他们俩来的时候，从文都在屋里写文章，编刊物，管家。他们三人中，丁玲最善交际，有说有笑的，也频只是偶然说几句，帮衬丁玲。从文是一个温文尔雅到有些羞怯的青年，只是眯着眼对你笑，不多说话，也不喜欢一个人，或和朋友一起，出去逛马路散步。”(《滇云浦雨话从文》)赵景深当年就写过他所见到的沈、胡、丁三人：又有一次，霞村约我去看丁玲，似乎那时也频已经先到山东济南教书去了。那里，丁玲住在一个人家的后楼。时候是冬天，炉子里正生着火。丁玲正在蓝罩的台灯下写小说。我一看，不觉大为惊诧，怎么她的字这样像沈从文呢?可见他们三个是多么要好了。这“三个火枪手”就犹之于戴望舒、施蛰存、杜衡一样，永远是最密切的朋友。所以丁玲连字也写得和沈从文一样。(《丁玲》)《人间》出版三期后停刊(第四期只见目录未见刊物)，《红黑》出版至8月停刊。　　《红黑》停办的主要原因，是刊物不能赚钱，批发给一些书店的杂志，钱却迟迟收不回来。每个月他们还得按协定付给胡也频的父亲一笔利息。刊物的停办，使他们对上海商业的险恶，有了深切体验。　　关于《红黑》的停办，丁玲在1985年时还有另外的一种说法：刊物停办的另一个原因，是沈从文跟我们的思想碰不拢来。那时胡也频左倾了，他读了卢那察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的书。（《丁玲谈早年生活二三事》)丁玲1950年就这样说过。她认为这种合作的结束，实际也是沈从文和她、胡也频的友谊出现了裂缝。这种裂缝，并不是相互之间感情的矛盾，而是沈从文与他们在思想上有了分歧。《红黑》、《人间》何匆匆(3)　　胡也频有一点基本上与沈从文和我是不同的。就是他不像我是一个爱幻想的人，他是一个喜欢实际行动的人；不像沈从文是一个常处于动摇的人，又反对统治者(沈从文在青年时代的确也有过一些这种情绪)，又希望自己也能在上流社会有些地位，也频却是一个最坚定的人。……沈从文因为一贯与新月社、现代评论派有些友谊，所以他始终有些羡慕绅士阶级，他已经不甘于一个清苦的作家的生活，也不大满足于一个作家的地位，他很想能当一个教授。他到吴淞中国公学去教书了。奇怪的是他下意识地对左翼的文学运动者们不知为什么总有些害怕。我呢，我自以为我比他们懂得些革命，靠近革命，我始终规避着从文的绅士朋友，我看出我们本质上有所分歧，但不愿有所争执，破坏旧谊，他和也频曾像亲兄弟过。　　……我那时对于我个人的写作才能多少有些过分的估计，这样就不能有什么新的决定了。只有也频不是这种想法。他原来对我是无所批判的，这时却自有主张了，也常常感叹他与沈从文的逐渐不坚固的精神上有距离的友谊。他怎样也不愿失去一个困苦时期结识的知友，不得不常常无言的对坐，或话不由衷，这种心理他只能告诉我，也只有我懂得他。(《一个真实人的一生》)“红黑出版处”的结束，如果丁玲的说法可信，那么，也可以看作是沈从文和他们在人生道路上各奔前程的必然结果。　　的确，他们各自的政治思想、性格意趣、乃至文学品味，有着显著的差别。在北京，这种距离并不明显，但在冯雪峰走进他们中间之后，丁和胡的思想便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冯雪峰那里，他俩，特别是胡也频更加接近了左翼运动，成为热情的革命者。《红黑》第七期上开始连载的胡也频的中篇小说《到M城去》(即《到莫斯科去》)，就表明了胡也频创作倾向发生了显著变化。　　沈从文的说法与丁玲有所不同。他认为他和丁、胡的思想认识的分歧，主要是在《红黑》停办之后开始明显起来的。　　《红黑》停办之后，经胡适的介绍，沈从文到了中国公学教书。胡也频通过沈从文介绍，经陆侃如夫妇的推荐，也到山东济南一所中学教书。丁玲开始计划留在上海专门从事创作，但在胡也频走后不到一个月，她也赶往山东。　　从此，三位朋友各奔东西，走着自己的人生道路。　　几个月后，因为胡也频在学生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遭到当地特务的通缉，他和丁玲于1930年5月从山东逃回上海，当即就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倾向于革命的热血青年，成为了投身于左翼政治运动的作家。　　沈从文这时与他们重逢。他们这次还计划恢复《红黑》，或者在一家报纸上办副刊，但最终如沈从文所说，“那自然还永远只是我们眼前一个空幻的圆光”。　　沈从文是在1930年8月离开上海去武汉大学的。在此之前，他已经发现昔日的朋友突然有了非同寻常的变化。他们的作品，愈来愈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在国民党政府逐渐严厉的高压政策下，像《小说月报》之类的刊物，不再容易发表他们的作品。出版社出版的书，也屡遭查禁。在这种意趣各不相同的情况下，即使没有经济条件等原因，沈从文和他们计划重办《红黑》，自然只能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　　从胡也频那里，沈从文了解过他们所选择的事业。他知道胡、丁二人已经确立了生活目标，他们认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翻身，也皆得在某种强健努力中与勇敢牺牲中完成它的职务，故毫不迟疑，他们把这显然落后的工作捏捉在手，再也不放松了”。　　沈从文发现，参加政治活动使丁玲在性情上有了变化，她与胡也频之间的关系也不同于北京时期那种热恋。　　丁玲女士则表面上光润了些，感情却恬静多了。有时两人皆似乎在生气情形中，打发日子，一件事不能作，但使他们愤怒的，却不是对面一个人的错误，只是为另外一样东西所引逗。两人已把情人们互相睨视的青年闲情抛去，共同注意到社会现象与未来理想上了。(《记丁玲女士》)沈从文与丁玲的确是不同类型的人。　　以性格而言，沈从文温和，丁玲泼辣；沈从文以一种虽然带有愤激，但总体是平和的目光审视人生和社会，丁玲则以火一样的热情和嫉恶如仇的目光，对待使她不满的生活和社会。　　沈从文并非如丁玲所言习惯安于现状，他也有一种改变自己生活的热情，但他的这种努力和追求，是默默地不停歇地朝着一个自己确立的目标走去。譬如，为了走上文学殿堂，他孜孜不倦的写了一年又一年，最后终于获得成功。这就使得他把文学一直作为一种事业，一种独立的生活。而作品本身，虽然同样也有对社会的批判性勾画，但更多的是以自己独有的艺术家的视角，对人的生命及其生存方式的关注。　　丁玲则始终怀着一颗躁动不安的灵魂，热情充溢全身，时刻等待着迸发的机会。　　她并不像沈从文或胡也频一直做着文学的梦，但她随着热情的释放，突然就名震文坛，在她那里，小说与其说是文字，不如说是她的感情、灵魂与社会的一种交叉，一种对生活的介入。所以，她的作品常常以对现实生活的及时反映，以愤激、以灵魂的躁动，在文坛产生轰动，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红黑》、《人间》何匆匆(4)　　不同的性情，不同的艺术天性，决定了他们各自的文学取向，同时也决定了他们对社会、对政治的不同态度。　　沈从文到武汉之后，通过与丁、胡的通信，进一步了解到他们的变化。在他看来，丁与胡也有所不同。他认为胡也频可以做事业的具体工作，而丁玲则更适合于创作。他把这个意见写信告诉了他们，胡也频回信中曾同意他的这一看法：休，你来信说得是，不仅只那一个不应放下她那枝笔，便是我自己，也只能从另外一方面得些经验，再来从事写作。(《记丁玲女士》)但是，胡也频也不同意沈从文的一些看法和做法：休，你说的全是空话，同你做文章差不多!你受的苦永远是你自己想象的苦，这种苦却毫无可疑，同时在你生活方面，却是不可能离开的一种东西。你想到的比别人都多，比别人都危险而且野蛮，同时也比别人更显得少不更事。你想的都不是你要做到的或你能做到的，干吗你不想一点像比文章还切实一点的事情?(《记胡也频》)沈从文很担心上海的两位朋友的安全，在他觉得，两个人对革命的发展看得太乐观，而且他们缺乏历史知识，勇敢有余，谨慎不足。一是担忧他们的生命的安全，二是丁玲因而放弃了创作生活，这会是中国文学的一大损失。　　沈从文的忧虑自然与丁、胡对所从事的事业的热心相距甚远。丁玲在给他的信中表示出她的信念和献身精神：……知道得太多，我们什么事皆不能做了。我们现在只尽我们能够做到的做去，这里不容许个人对于成败过分计较。个人牺牲不足道，因为这是创造一页新的历史，是社会，不是个人!不要为我们担心，你来，你就明白我们是很穷困但是却很快乐的。(《记丁玲女士》)友谊继续着，但政治和人生目的的追求，却无可挽回地发生矛盾。这样，曾经充满友情和热情的合作，在1930年的春天结束了。再度合作的愿望，虽然只能成为“空幻的圆光”，但曾经有过的这段共同努力，却会以其艰辛的奋斗和扎实的功绩，留在他们业已完成的年轻的人生旅途记录中，并且会给丁玲和沈从文的回忆，留下甜美丰富的回味，不管他们后来是否情愿。胡也频遇难(1)　　阴冷的日子。　　上海的冬天，尽管没有北京的寒冷，但在阴天，一股寒意裹着浓重的潮气向人袭来，比北方更让人感到难以忍耐。　　这是1931年的新年，沈从文和丁玲永远不会淡忘的一个新年。　　沈从文刚刚从武汉回到上海。他是1930年秋天到武汉大学任教的，这次是到上海度寒假。他与分别了半年的友人重逢。　　过去的一年，三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沈从文自中国公学到武汉大学，一个从湘西大山里走出来的乡下人，一个只念过小学的人，靠自己的努力和天分，靠徐志摩、胡适等人的帮助，他成为大学校园里的教员，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一员。　　丁玲和胡也频因宣传革命思想而从济南逃回上海后，更加积极参加左翼文艺运动。他们经上海中共负责文化的领导人潘汉年介绍，同时参加了刚刚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们的孩子也在1930年冬天出生了。　　在武汉，沈从文就听说到不少关于胡也频、丁玲参加政治活动的传闻。他为他们担忧，他不理解他们何以一下子从热心创作转向社会活动。他与他们的思想距离愈加拉大了，但也更加关心着他们的命运。特别在武汉，与国民党围剿共产党红军的战场相距很近，他几乎每日都能听到悲惨的消息，这样，就更加担心在上海积极参加左翼活动面临着危险的朋友。回到上海，和他们的几次交谈后，这种忧虑没有消除，反倒更沉重了。　　沈从文并不反对他们参加革命运动，但是，从他们的言谈话语中，他感到他们热情有余，冷静不足。特别是在他看来，他们两人对上海之外的中国的了解太少，只是住在租界里干革命。一次谈话时，胡也频有事走了，由丁玲对沈从文讲述他们这半年的生活。她讲得很多，而下面这些内容，令沈从文久久不能忘记，使他想到很多很多：她继续便告了我一些非传闻的事情，解释到近来种种打算。为了导引一个民族理想，于一个新的方式中寻觅出路，在各种试验中去取得经验，明白了这是为社会，个人的折磨便不足计了。她所说的就是两个人已经忘了自己，如何在一群青年中，沉默的受着折磨，有了多少日子。过去说完了时，又来说未来种种。对于未来的计划，它的基础自然就垫在过去经验与现在局面上头。听了她那种坦白到可惊的叙述，真令我又愁又喜。喜的是两人在半年中为一个新的理想所倾心，已使两人完全变了一种样子，愁的是两人所知道中国的情形，还那么少那么窄。一份新的生活固然使两人雄强单纯，见得十分可爱，然而过分固执懵懂处，也就正蕴蓄在那种生活态度中。他们正如昔人所说：“知道了某一点，其余便完全不知道了。”明白了一样事情，却把其余九样事情皆看到极其朦胧，所有的工作又离不开其余那些事情，这能成就什么事业?为了她谈到长江方面的一片消息，完全同我从朋友所得的报告相反，故我就告给她一些那方面的“事实”。我不扫她的兴，却只在尽她明白一件事实。另外关于南京方面在上海的种种活动，如何不利于由作家入手的某种计划，他们所知道的，也似乎不如我从南京听来的消息翔实。各人心中一点成见使我们仿佛疏远些，我同她谈话时，真有不知如何是好的情形。　　我以为凡作一件事情，固然应当认识“可以作去”的真理，但同时也就必需明白“无法作去”的麻烦，所作的事若果同社会制度组织有关，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组织下一切的现象不能弄得清清楚楚，岂不是徒然白作牺牲?革命事业在知识分子工作中，需要理智的机会，似乎比需要感情机会更多，两人的信仰惟建立于租界地内观听所及以及其他某方面难于置信的报告统计文件中，真使人发愁以外还稍微觉得可怜可悯。(《记丁玲》)沈从文的不安和劝说，自然没有被他们接受。相反，在他们的眼中，沈从文真有点迂腐。每次谈完之后，丁玲或胡也频都只是对着他微微一笑，脸上还带几丝可怜他的神气。或者说上一句：“你什么都不知道，只能写点文章，别的真不用提。”　　看着昔日的友人，放下了手中的笔，无论如何，沈从文都会感到莫大的遗憾。他清楚的了解他们，知道他们有才气，有热情，如果继续创作下去，对新文学会有更大的贡献。他还感到他们对自己有一种误解，他强调冷静、理智，决不是缺乏勇气，在他看来，没有必要去犯盲动的错误，去作不必要的牺牲。此时在中共内部，正是左倾路线占上风的时候，沈从文的意见并非没有一定道理。　　沈从文此时真希望两个朋友能听从一下他的劝告，重新把更大的精力投入在创作之中，他甚至认为，他们拿起笔，同样、而且会更有利于他们所倾心的事业。他说：畏怯原不是革命者所应有的东西，但过分洒脱，则不免疏于敌我之间的防卫。我尤其不能同意的，便是他们似乎皆忘了自己如何得到大众的原因，仿佛手中已操持了更好的武器，皆在轻视原来手中那枝笔。皆以为把笔摔下的时代业已将临，不放下手中那枝笔诸事就作不好。关于这件事我大约和他们讨论过二十次，皆以为他们的笔不适宜从手中离开。并且若已承认把笔放下是中国革命一点损失，则在这种时代里，如何去使用那枝笔，也成为两人最切要的问题。不担心牺牲，那自然是种难得的勇气。但倘若凡事看到远一点，认识得深切一点，了然所谓中国革命文学，应取何种方法，何种形式，使它在这个恶劣环境中依然能存在，能散布，能把握某一部分读者的感情，则作者间实有切切实实用客观的眼光去研究的必要。(《记丁玲女士》)沈从文的谈话，没有影响他们，他们的评论，同样没有改变沈从文。看到无法劝说他们，沈从文不再谈及这个可能永远也难以说清的问题。胡也频遇难(2)　　他们的友情继续着。沈从文所担心的现实，果然朝胡也频卷来，把他抛进了黑暗的深渊。　　1931年1月17日，一个灾难的日子。这一天距沈从文回到上海只有10天。　　中午，胡也频来到沈从文的住处，他请沈从文为房东刚刚死去的儿子想一副挽联，约好下午一起到他家去写。胡也频从沈从文手中拿走六块钱，便和他一起上街。他们从北四川路往南走去。胡也频说要去买写挽联的白布，就和沈从文分手了。　　一次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分手，但谁也没料到又会是刻骨铭心的痛苦的分手。　　下午，沈从文如约来到丁玲家中。见胡也频仍未回家，他仿佛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带点忧虑但又装作平静地和丁玲交谈。　　沈从文的记忆里，当时他和丁玲有这样一段话：“他约好我来写挽联，他这时还不回来，莫非路上被狗咬了。”　　丁玲女士正在小孩身边为小孩折叠一片围身的白布，满不在乎的说：“不碍事，身上并不带什么东西。”　　“他应当小心一点，他那么洒脱，我为他担心。”　　“从文，照你这样胆小，真是什么事都不能作!”　　等了许久，胡也频仍未回家。沈从文只好离去。到了晚上，他放心不下，又跑到丁玲家中，但还是不见胡也频的踪影。丁玲要他帮忙照看一下孩子，自己走出家门。过了一段时间，她匆匆忙忙赶回来，但胡也频仍然杳无音讯。　　丁玲的这次出门打听消息，她当时的另一个友人姚蓬子的回忆里有所记述。姚蓬子写到这天晚上，丁玲曾前来向他打听胡也频下落的情景。他的记述，也从侧面证实了沈从文对白天胡也频活动的回忆。　　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深夜，丁玲跑到我那里来，气喘喘的，虽竭力镇静着，但脸上仍旧露出仓皇和紧张的颜色。我一见很奇怪，以为两人又为了不必要的感情的冲动，把丁玲逗到气愤愤的跑出来了。　　“你今天有见到频么?”跨进房门便劈头问我。立即使我明白事情没有这样单纯，隐约的起了一种说不出的不安。　　“怎么样?你这种什么意思呀?——你坐下来，慢慢的说罢。”　　“我问你，今天你见到频么?”　　“上午十点钟见到的。分手的时候频说去找从文写字的，下午就没有再见到。”　　“那一定糟了。”她沉默了一忽儿。“蓬子，频到此刻还没有转家呢，他说好中午是转来吃饭的。恐怕靠不住有问题。”　　但是我知道他今天没有别的事，也没有别的地方要去。不可能发生危险的。或者有其他的不测罢。“我想不至于有什么问题的。”　　两个人虽这样自慰着，但都商量不出什么地方可让也频留恋到这夜深还不回家的。几个熟朋友的家里，近来也频非必要就很少去，事情完了就回家招呼产后的母亲和新生的小孩子。所以理性的猜度和考虑的结果，反而仿佛眼前现出了一个不祥的幻影，至少或者受了汽车之类的不测罢。　　宁可让朋友受虚惊的，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们应当迅速地传达这消息。这是我们的责任。丁玲离开的时候便找乃超去了。(《我们的朋友丁玲》)第二天一大早，沈从文立即赶到那里，见胡也频没有回来，他确信胡也频被捕了。沈从文考虑到这种情况下，丁玲不适宜抛头露面，恐怕会有人注意或者等探信的人来一网打尽，就要她留在家中，由他四处打听。他从法租界到闸北，从闸北到静安寺，跑遍了整个上海。他还托人给公安局打电话，询问近日有无逮捕事件，但都没有确切回答。　　拖着疲乏的双腿，沈从文回到住处。这时，天已发黑，寒意更深了。　　他刚刚走进公寓，就见到一位黄瘦矮小的老人在等着他。老人递给他一张纸条，拿过一看，原来是胡也频从狱中托这位狱卒带给他的。纸条证实了他的猜想。一阵惊奇，一阵悲凉。友人终于有了下落，但却是一个本不愿是现实的消息。　　沈从文记述当时与送信人的一段细节：把那个老家伙一把拉回房中，我就问他一些信上还未提及我却有必需知道的事情，这送信人把头只是乱摇，用手指点拿在我手中那个信，“你看这个”，我于是再看了一次，方发现那揉皱了的纸角上，海军学生还写了一行很小的字，那行字是“事不宜迟，赶快为我想法取保。信送到后，给来人五块钱。”(《记丁玲女士》)沈从文身上正好有刚拿到的15块钱的稿费，就掏出5元给送信人。他想请来人给胡也频带一封信，但那人只同意带口信。沈从文就让他转告胡也频不必心慌，他们在外面的人会尽力保释他的。　　狱卒走了。沈从文拿上纸条就往丁玲那里跑去。纸条沉甸甸的，胡也频求生的满怀希望，他的焦虑，都猛烈撞击着沈从文的心。为了多年挚友的安全，为了一个生命不永远消失在黑暗中，他不能有半点轻闲，半点延迟。他要全力去帮助丁玲，这不仅仅是她的事，同样是自己的事。而且他知道，在目前这种环境中，他比丁玲更有活动的自由，更能多一些成功的可能。　　在沈从文后来的记忆中，胡也频的这张纸条是这样写着：休：我遇了冤枉事情，昨天过你住处谈天，从住处出来到先施公司，遇女友拉去东方旅馆看个朋友，谁知到那里后就被他们误会逮捕了。请你费神向胡先生蔡先生一求，要他们设法保我出来，请吴经雄律师，乘我还不转移龙华时，进行诉讼。你明白我，一切务必赶快，否则日子一久，就讨厌了。奶奶处请你关照一声，告她不必担心。我的事情万不宜迟，迟了会生变化。我很着急!……丁玲激动地看到了丈夫的信。丁玲回忆：我到家的时候，从文也来了，交给我一张黄色粗纸，上边是铅笔写的字，我一看就认出是胡也频的笔迹，我如获至宝，读下去，证实也频已被捕了，他是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会的机关中被捕的。他的口供是随朋友去看朋友，他要我们安心，要我转告组织，他是决不会投降的。他现在在老闸捕房。(《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丁玲的记述与沈从文在内容上有所不同，也许可以作为沈从文的回忆的一个补充。但由于此信是托狱卒带出的，不大可能明显地写到与政治有关以及转告组织此类的话，不管如何，两人的说法都证实了胡也频给沈从文写信这件事。胡也频遇难(3)　　姚蓬子也提到胡也频自狱中带出的信。　　也频已经有信寄出来了，要丁玲从速设法营救，延迟一天，恐怕会更困难一天的。在也频的信里，依然是热情的，慷慨的，没有因为失去自由而萎颓下来。他说，到万一不幸被判决几年徒刑，希望丁玲不要因此烦乱起来，要平静的活下去，这几年要好好的写下一些文章，好好的抚养小频。(《我们的朋友丁玲》)从姚蓬子和丁玲的回忆来看，这些内容应是胡也频随后带出的信。　　胡也频被捕的消息终于证实了。他就是在和沈从文分手之后，前往东方饭店参加一次秘密会议，在那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于胡也频等人的这次被捕，冯雪峰作为上海左翼文艺界的中共领导人，对此有一段简要的回忆。他说：左联五烈士是1931年1月17日下午在上海东方饭店开会时被捕的，同时被捕的有三十多人。这个会与左联无关，是党内一部分同志反对王明的六届四中全会的集会。王明于1930年下半年由苏联回到上海，1931年1月间上台，举行了六届四中全会，抛出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左倾机会主义政治纲领。李伟森、何孟雄等对四中全会不满，串连了一些同志反对。起主要作用的是李伟森，那时他年纪还很轻，非常积极。白莽在团中央编《列宁青年》，冯铿在左联工农工作部工作，都和李伟森有来往。胡也频在1930年6月才入党，但很活泼。他们都不满四中全会，因此参加了那个集会。东方饭店是当时地下党经常联系工作的地点，据说已为敌人识破，派特务化装成“茶房”，已经侦察了一些时候。1月17日开会时，特务把东方饭店包围起来，会议中间，一个“茶房”闯进来，伪称电灯出了毛病，要检查修理。电灯一亮，外面埋伏的特务冲了进来，三十多位参加集会的同志全部被捕。是否有人告密，一直未查明。(《冯雪峰谈左联》)根据胡也频的意思，沈从文去找了胡适、徐志摩等人，又给南京的蔡元培、杨杏佛等文化名人写信，希望通过他们能保释胡也频。为了得到更有效的协助，沈从文特地赶到南京，找一些国民党要员，但都被拒绝。他们害怕惹上共产嫌疑。　　然而，为了友谊，沈从文早已把个人的利害关系置之度外。他频繁地奔波在上海和南京之间。沈夫人张兆和说，她听沈从文说，当时他为胡也频的事曾去过南京将近十次。　　在第二次去南京时，沈从文拿到了一封蔡元培致上海市长的信。回到上海，他拿此信去见了市长张群，然而仍然如石沉大海。　　终于打听到探视的方法，沈从文和丁玲一起去关押胡也频的龙华监狱探监。丁玲记得这天天气很冷，空中飘着小小的雪花，是她请沈从文陪同前往。对这次与胡也频的永诀，他们两人都有过记述。　　丁玲写到：我们在那里等了一上午，答应把送去的被子、换洗衣服交进去，人不准见。我们想了半天，又请求送十元钱进去，并要求能得到一张收条，这时铁门前看望的人都走完了，只剩我们两人。看守的答应了，一会，我们听到里面有一阵人声，在两重铁条门里的院子里走过了几个人，我什么也没看清楚，从文却看见了一个熟识的影子，我们断定是也频出来领东西，写收条，我们聚精会神的等着，果然，我看见他了，我大声喊起来：“频！频！我在这里！”也频也调过头来，他也看见我了，他正要喊时，巡警又把他推走了。我对从文说：“你看他那样多有精神呵！”(《一个真实人的一生》)沈从文回忆到：一会儿，只听到有个带脚镣金属声音从第二道小铁门外走过去，我看到那正是海军学生的影子。我把海军学生走过的地方指给丁玲女士看，我们正说着，那个带脚镣的他又走回来了。丁玲女士便叫着：“频！频！”　　相隔那间空房不过一丈二尺左右，故一喊叫，那一边也注意到了，便停顿了一下，把带着放光铁手铐的双手，很快乐的扬着，即刻又消灭了。　　“是他，是他，他很快乐，很雄！”　　“是他，我一看那背影就知道是他！我看到他在那里！”　　他们还拿到了胡也频写的收条。在他所收到的胡也频的所有书信中，这也许是最令他感动、令他难忘的。他捏着墨汁淋漓的收条，和丁玲兴奋地谈论着。十来天的奔波终于有了着落：他还活着！　　这也是令丁玲终身难忘的一瞬，更是他们三个人的真挚友谊，在苦难时代悲剧性的最后一幕。　　为了营救胡也频，沈从文又和丁玲一道前往南京，通过当年曾和胡也频一起编辑副刊的左恭，继续找国民党要员们寻求出路。沈从文此时已顾不上各种顾虑，亲自去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陈立夫。丁玲后来在1950年很后悔她曾同意这么做。她说：沈从文是不懂政治的，他并不懂得陈立夫就是刽子手，他幻想国民党的宣传部长(那时是宣传部长)也许看他作家的面上，帮助另一个作家。我也太幼稚。也不懂得陈立夫在国民党内究居何等位置，沈从文回来告诉我，说陈立夫把案情看得非常重大，但他说如果胡也频能答应出来以后住在南京或许可以想想办法。当时我虽不懂得这是假话，是圈套，但我从心里不爱听这句话，我说：“这是办不到的。也频决不会同意。他宁肯坐牢，死，也不会在有条件底下得到自由。我也不愿意他这样。”我很后悔沈从文去见他，尤其是后来，对国民党更明白些后，觉得那时真愚昧，为什么在敌人的屠刀下，希望他的伸援！(《一个真实人的一生》)沈从文对这次与陈立夫的见面，作过比较详细的描述。他说在将近两个小时时间里，他和同去的朋友，只能听陈立夫一个人在那里大谈什么“民族主义文学”，最后他才有机会就胡也频的事情作出请求。他记述自己对陈立夫说了这样一些话：我认为政治假若皂白不分把作家捉去当土匪治罪，恰恰是和另外一种用三块钱千字的办法，带点儿慈善性质，办杂志收容作家算是文艺政策，同样的极其不智。胡也频遇难(4)　　政府杀个把人并不算什么大事，只是党中有见识的人，也应当明白对于一个知名文学作家让其永久失踪，也可以算作政府的不名誉。第一件事我希望政府方面能把这个人找寻出来，第二件事我希望这人有了着落若不缺少犯罪嫌疑，则把他交给法院，第三件事我希望从他口中知道海军学生究竟。(《记丁玲》)然而，在南京一无所获，沈从文和丁玲失望地回到上海。刚到上海，就得到胡也频等已经在2月7日被杀害的消息。他们所熟悉所热爱的一个生命，就这样被黑暗势力扼杀了，留给他们的只是带着温馨友谊的往事回忆，只是无尽的悲哀和感伤。与胡也频永诀时的那场冬雨，久久地洒在他们心上。　　丁玲乍一得知这个消息时的镇定，使在场的沈从文感到钦佩。后来，丁玲在熟人面前也没有掉下一滴眼泪，对每一个前来向她表示慰问的人，她只是抿着嘴微笑，表现出一个女性少有的坚韧强毅。　　早年在湘西军队中，沈从文见过多少厮杀和人的生命的消失，得知朋友的死讯，他除了痛苦和悲哀外，不会有恐怖。但一个女子表现出如此的镇静，他却不能不对丁玲产生敬意。丁玲多次说出的这席话，沈从文是记忆深刻的：死去的，倒下死去，躺入混合了泥土和积水的大坑，挤在一个地方，腐烂了，也就完事了，找寻它还有什么用处？我们不必作这种蠢事，费神来料理一个死人。　　我们应当注意的，是活人如何去好好的活，且预备怎么样同这种人类的愚蠢与残酷作战，如何活下去，又如何继续去死！(《记丁玲女士》)沈从文认为，丁玲的性格正是在此次悲剧事件之后发生了变化。她不再是在北京与情人陶醉在浪漫爱情中的那个女子，温情，多愁善感，已经淡去。这种转变，便影响了她的创作和后来的生活道路。沈从文写到：在熟人中就可以看出她这种不将悲痛显出，不要人同情怜悯的精神，原近于一种矜持。她其实仍然是一个多情善怀的女子，而且也不把这样一个女子在这份生活中所应有的哀恸抹去。但她却要强，且能自持，把自己改造成一个结实硬朗的人。因为她知道用理性来控制自己，此后生活方不至于徒然糟蹋自己，故她便始终节制自己，在最伤心的日子里，照料孩子，用孩子种种麻烦来折磨自己，从不向人示弱。当时既不作儿女妇人的哭泣，此后在作品上也从不做出儿女妇人的陈述。(《记丁玲女士》)不管沈从文的印象或分析是否准确，胡也频的被害，对丁玲的未来产生了重要影响则是可以肯定的。从丁玲自己的叙述来看，她在此之前，只是思想左倾，也参加了左联，但并没有像胡也频一样参加具体的政治活动，只是专心于创作。但在这之后，她便完全成了另外一种人，成为左联的一个重要领导人，实干家。　　对沈从文来说，在胡也频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尽管最终没有改变朋友的悲惨结局，但他在那样复杂和充满危险的情况下，尽到了一个朋友的义务和责任。日以继夜的奔波，使他得以表现出他做人的基本信条——真诚，同时也表现出他的平和性格中所包含的湘西人的侠义之情。这一点，在随后护送丁玲母子回家乡的举动上，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表现。风雨故乡行(1)　　一个熟悉的生命消失了，活着的丁玲，因他的消失，生活陷入更大的艰难。　　她顿时成为上海的一个新闻人物。围绕胡也频的遇难，对她的传言越来越多。沈从文这样说过：惟捕风捉影的传闻，则常常可从各小报或定期刊物上看到，对于死者已不能再说什么，惟对于还依然活着的丁玲，散布无数不实不尽的谣言，增加她活着的危险与困难。或者说她其人已过俄国，或者说人尚在上海有何活动，或者说她已同左翼某某同居，或者说……总而言之，则不过一群上海闲人平日无正经事可作，上茶楼吃喝之余，互相以口耳在一入时题材上所作的无聊转述而已。(《记丁玲》)各种无聊的传言，并不能损害丁玲，也不会让她和友人们感到忧虑。只是当听说国民党当局可能要对她和孩子采取进一步迫害的传闻后，他们才焦虑万分。沈从文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对国民党高压政策无动于衷的人，他甚至认为自己更明了政治的残酷。当胡也频遇害之后，他就为丁玲母子的安全，时时担忧。　　胡也频被捕之后，为了避免特务的纠缠，丁玲搬到了与他们一家关系密切的李达、王会悟夫妇家中。李达虽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但现在已不再从事社会政治活动，而是成为了一位学者。几年来，乃至以后的岁月中，他们一直是关心帮助丁玲的挚友。　　后来，随着风声一日紧似一日，再住在李达这种政治性人物的家中，很可能有种种难以预料的不测风云。沈从文和丁玲都为之担心，在这种局势下，什么样的可能都会发生。沈从文有种种顾虑：国民党方面，“既作得出在毫无罪名可以宣布的情形下把一群青年人用乱枪打死，则海军学生死去以后，他们是不是还会想办法来处置这小小孤雏？”他和丁玲当即决定，离开李达的家，以免有人前来搜查，牵连他们夫妇。　　沈从文在淮海路的万宜坊附近租下一个住处，他和丁玲都搬到这里。他住一间，丁玲和他的九妹住一间。这个住处是在一家杂货铺的楼上，比较寂静，来往的人极少，这样可以保证丁玲母子的安全。住在这里，丁玲很少下楼，只是在晚间才偶尔到街上走走。　　由于忙于营救胡也频，沈从文耽误了回武汉大学开学的时间，他只好放弃大学讲师这一重要职位，留在上海。他不能不留下，丁玲和只有几个月的孩子需要他照应。虽然胡也频和丁玲有许多同志，但由于政治身份的原因，并不能冒这种风险。　　这时，将胡也频的死讯瞒着丁玲的母亲，成了他俩共同的任务。　　早在胡也频刚刚被捕时，他们就曾以胡也频的名义给丁玲的母亲写过信。信是由沈从文执笔的。他们用丁玲的母亲熟悉的笔迹、熟悉的口吻来哄骗她。他们三人笔迹的相似，此时在一种特殊的情形下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沈从文谈到当时写信的情景：海军学生失踪后，湖南来信询及，为了安慰这个老年人起见，除了把稍前一时照就的相片，陆续寄去以外，就照着那老年人所希望的消息，由我来代替海军学生，写过三次回信。每次信上皆加上一些轻松快乐的谐谑，以及惟那一家三数人所知的私事，作这工作时丁玲自然是在旁加以指导与修正的。我们三人笔迹从一个专家看来，虽可以一目了解，明白它的差别处，但几人即皆共同习惯了用钢笔头在白洋纸上抄写稿件，简单处与草率处却正相近。并且在同样的一张纸上，写上大小相等的字迹，所说的话又全是那老太太所熟悉的话，另外一方面，则又正是那么焦心等着远地消息，故这信一到，便照所希望的成功了。(《记丁玲女士》)沈从文写过多少风格多姿的作品，而此时他以胡也频的名义写出的信，对于后来的人们，却是以一种独特的形式、独特的情感，而产生深深的感染力。这是他和丁玲的另一种创造。他能写出这些信，固然是因为他和胡也频的友谊，但更应看作他与丁玲的友谊体现。他和胡也频、丁玲的友谊，有着各种浪漫的故事，有《红黑》、《人间》，但仅仅这些信就是可以令人品赏久久的果实，它们会经岁月消磨而不减其色，更不会因为后来的纠葛而令人淡忘。　　下面引用的一封信，集中反映了当时沈从文和丁玲所花费的心机。他们是想用亲切甚至带点撒娇的口气，来使丁玲的母亲相信胡也频还活在人间。　　姆妈：得到你的信，你真会疑心。我近来忙得如转磨，冰之来信应当说得很明白，过不久不写信回来，难道就有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吗？不要看那些报纸，不必相信那些报纸上的传说，那是假的。谁来捉我这样一个人呢？除了姆妈只想捉我们回家去陪大干干说西湖故事以外，谁也不想捉我，谁也捉不了我。　　小频身体好，一天比一天壮实，将来长大了，恐怕只有回来在辰河作船夫，占据中南门小码头，包送老祖宗来往桃源同西湖。西湖如今与长江不通船，我明白，我明白，不必姆妈来说我就明白。可是二十年后，世界不会同今天一个样子，姆妈不相信吗？小频吃的多，我也吃的多。我极想吃腊肉同菌油，家中的廊檐下，这几天太阳很好，一定还悬挂得有一个火腿，一块黄黄的腊肉，留给我回来吃的。姆妈，你等着，事情若不太忙，我会把小频送回来换这块腊肉。　　我想远行，去的地方也许极远，因为……这些事冰之信说得一定很清楚了，不明白的你将来也自然会明白，这时我不告你。我只预备回来时同你下棋。我的围棋近来真进步多了，我敢打赌，我不会再输给姆妈！风雨故乡行(2)　　请替我们问大干干的好，说这里有三个人很念她，一个是干干还不曾见过面的，名字叫做小频。小频真是个厉害的小家伙，他那眼睛鼻子皆像他的外祖母，一个天生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