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大传-9

问：道心人心。他说：“‘率性之谓道’便是道心。但着些人的意思在，便是人心。道心本无声无臭，故曰‘微’。依着人心行去，便有许多不安稳处，故曰‘惟危’。”但是人心又必须活泼泼的，不活泼的心便是死心了。大热天，他拿着扇子，也让学生用扇。学生说不敢。他说：“圣人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装做道学的模样。”譬如他跟学生这样讲孟子和告子的不动心：孟子说不动心是集义，所行都合义理，此心自然无可动处。告子只要此心不动，是把捉此心，将他生生不息之根反而阻挠了。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孟子集义工夫，自是养得充满，并无馁欠；自是纵横自在，活泼泼地：此便是浩然之气。”心学的思维方法就是领会感受法，譬如一个学生觉得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是说自家心性活泼泼地。这已经是发挥性的理解了，阳明还要再度发挥：“须要时时用致良知的工夫，方才活泼泼地，方才与他川水一般。若须臾间断，便与天地不相似。此是学问极至处，圣人也只如此。”不但要与天地一体，还得时时与天地一体。一旦不一体了，便又回到了凡俗世界。所谓做功夫，或者说学问功夫，就是为了脱俗谛之桎刳，“于一切声利嗜好俱能脱落殆尽”，这个还是可以做到的，只有生死念头是“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命之学。”过得了生死关，才算修行成了。也就算从自负其尸、虽生犹死的行列超度出来。找到了日子值得一过的支撑点，差不多等于起死回生了。这也就是成仁成圣了吧？至少可以算个一般形容词意味上的“志士仁人”了。有个学生问他《论语》中的“志士仁人”章的义理。他说：“只为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看得来太重，不问当死不当死，定要宛转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却丢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为？若违了天理，便与禽兽无异，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过是做了千百年的禽兽。学者要与此等处看得明白。”一个刚到不久的学生问：“欲于静坐时将好名、好色、好货等根逐一搜革，扫除廓清，恐是挖肉做疮否？”阳明“正色”说道：“这是我医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过了十数年，亦还用得着。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坏我的方子。”那个学生惭愧无地。过了片刻，阳明说：“此量非你事，必吾稍知意思者为此说以误汝。”在坐者皆“悚然”。「引文均见《传习录》下」——８．自我担当 乐以忘忧时光荏冉，到了嘉靖二年，他除了讲学就是亲近自然，陶然忘机，泰然自处，已然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化境了。对学生，他是因势利导因材成就，狂者就从狂处成就他，狷者就从狷处成就他。需要剪裁，就反言棒喝，需要鼓励，就发起他的自信。他的基本教学原则是：“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那个狂简的王艮，出游回来，阳明问他何所见？他说：“见满街都是圣人。”阳明说：“你看满街是圣人，满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另一个出游归，跟老师说：“今日见一异事。”王问：“何异？”答：“见满街人都是圣人。”王说：“此亦常事耳，何足为异？”问同答异，针对各个人的不同的坎儿“反其言而进之”，这才是单兵教练的素质教育。与苏格拉底的街头对话，佛陀的菩提树下谈心，大约相去不太远。他是在模仿孔子。他的学生应试回来，沿途宣讲老师的哲学，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阳明说：“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他还有个危险的论调：“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这导致了王艮的“百姓日用即是道”的大众哲学。类似的话阳明也说过，但语义不同。王艮的平民宗教瓦解了心学的天理界限，王艮的泰州学派大昌，阳明的心学遂亡。山阴县西六十五里有一个牛头山，阳明将它改名为浮峰，邹守益从江西来问学，走时，阳明送他到这里，还写了诗：《再游浮峰次韵》《夜宿浮峰次谦之韵》。邹走后，阳明与别的学生在延寿寺秉烛夜坐。阳明大概觉得这也许是永别了，慨叹怅惘不已，说：“江涛烟柳，故人倏在百里外矣。”这对于主张“学务无情”的他来说，有些破格，所以一个学生问他为什么这样思念邹？他说：“曾子所谓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较，若谦之者，良近之矣。”这个邹守益「字谦之」的确很好地保持儒家及王门的传统，创新的力度不大，所以过去有人认为他是王门的嫡派亲传。这个邹，两年后贬官为广德州通判，他在广德州建立复古书院，广集生徒。嘉靖六年请可先生文集，阳明很放心的交付他，还很精心的编定了年月，嘱咐纯按时间先后排，不能以文辞分类，明道而已，不能混同世俗的繁文盛而实意衰的做法。阳明编自己的文集也要学孔子删述六经的手段。阳明也有教育失败的时候。这个点传师碰上没有内因的顽固汉也是一筹莫展。有一次他送走两三老头，退坐中轩，若有忧色。钱德洪赶紧过来问讯，王说，方圆凿枘，格格不入，圣道本来坦易，世上的俗儒自加荒塞，终身陷荆棘场中而不悔，我不知怎么说好啊。钱德洪很感动，退下来对同学说：“先生诲人，不择衰朽，仁人悯物之心也。” 从今年开始他空前的忙了起来，因为开始有大批的学生从江左江右、山南海北而来，把古越城区的寺院都住满了，如天妃、光相等地数十人挤在一屋，夜无卧处，轮换着躺一会儿。在南镇、禹穴、阳明洞一带到处都是来求学的同志。阳明每开讲座，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常数百人。每次讲完，学生无不跳跃称快。可以想象那肯定是盛大的音乐会、解渴的哲理诗朗诵会的效果。因为心学本是诗学，阳明又通达无碍，机锋犀利，还有诚挚感人的气度，都会融化成一种教堂唱诗班的气氛。陆九渊讲义利之辨，能把朱熹讲哭了。阳明的本事又远远大于陆，他能把来问学的人讲得忘乎所以是理固宜然、题中应有之事。阳明就是单作为一个教育家，也已在教育史上占了醒目的一页，现在已有许多研究教育的专书在详细阐发他的教育学。当时，来求学者络绎不绝，他送往迎来，月无虚日。有许多到了一年多了，阳明还记不上名字的。每当临别的时候，阳明常感慨的说：“君等离别，不出天地间，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传习录》下」他讲学的辉煌期终于到来。他的文章事功在传播缓慢的古代也终于传播开来。他本人的水平也在日进日新，现在已臻达“感召之机申变无方”的化境。每个来求学的人都是广告，所以雪球越滚越大。他的大弟子也有独立办学的了，对扩大王学的影响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官方的批判也是一种大力宣传。南宫试士以心学为问，阳明就相当高兴：这回穷乡深谷也知道我的学说了。我若错了，必有起而求真者。其实官方的压抑并不多么严重，心学人士爱小题大作、自我重要。那个王门弟子说“我不能昧我的良知而媚时好”，不答而出，自然考不上。而欧阳德、魏良弼直接阐发老师的思想也居然高中。说明并非全体在位的都以王学为敌。阳明指引的成圣之路决不是苦行之路，他有个口头语：“常快活便是功夫”。还爱说“胜得容易，便是大贤。”他对作为“六经”之一的乐，推崇备至，他决不象卢梭那样反对演戏，他甚至认为“今之戏子，尚与古乐相近。”他说：“《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戏子。《武》之九变，便是武王的一本戏子。圣人一生实事，俱播在乐中。”对于“诗言志”这样的老话题，他解释为“志便是乐的本”。今年，他写信给黄勉之说：“乐是心之本体。仁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忻合和畅，原无间隔。．．．时习者，求复此心之本体也。悦则本体渐复矣。．．．时习之要，只是谨独。谨独即是致良知「刘宗周、黄宗羲一脉正是以此为基本路线的」。良知即是乐之本体。”这样，致良知就变成找大快乐，让生命变成欣悦的灵魂课程。 要想找到良知，不能假借外物，也不能把外物当目标，也不能有任何主观的成见，这些经验性的伪道理正是致良知的最大障碍。就找快乐而言，也是少一种毛病就多一分快乐。据阳明说，人最大的毛病是一“傲”。好高不能忘己是众病痛的根源。他还是最关心道德表现，他给儿子正宪写扇面告诫他力去傲字，“为子而傲必不孝，为臣而傲必不忠，为父而傲必不慈，为友而傲必不信。”他不敢说为君而傲如何，其实这才是最大的问题，专制君主天然大傲，把天下人都变成了奴才。王比龚自珍保守多了。这无须深论。关键的是，王说只一傲字，便能结果了一生。而致良知的工夫是要求“胸中切不可有，有即傲也。”心即理的秘密盖在于，心本是清明无我的。后来习染成有，便功利机诈，不得安泰，不得快乐了。要想快乐，就得忘我。忘我才能成我。这个辩证的通道包括两个支点。一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把小我与族类大我融为一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世界是大家的，同生共长，与别人的能量与信息的转换纯是良性循环。二是，“君子之学，为己之学也。为己故必克己，克己则无己。无己者，无我也。世之学者执其自私自利之心，而自任以为为己；漭焉入同隳堕断灭之中。”「《书王嘉秀请益卷》」也就是说，一是使我大起来，这叫扩充法；一是使我小至于无，这叫做克服法。核心的出发点是一个：立志成圣。自我担当，担当的是这个，快乐的根源也只是符合了这个人性的目的论。阳明在给黄宗贤的信中说的很明白：近世儒者的病根在于无必为圣人之志。这又是因为他们心中有物，不得清脱。所以必须去掉心中之物，才能摆脱经验世界加给人的异化，实现人性的复归。在追求人性复归这一点上，德国的哲学家，包括马克思最容易与中国的思想家说到一块去。阳明简易直接的心学，就是把所有问题都化约为三字真经：致良知。嘉靖四年已酉，他给学生魏师孟写扇面，几笔就勾勒出心学的方程式：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圣人也 ；勉而致之者，贤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 ，虽其蔽昧之极，良知又未尝不存也。苟能致之，即与圣人无异矣。此良 知所以为圣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也。第十二回 通脱深美１．狂者机趣阳明贬低傲，却赞美狂，他现在已不会有浅层次的自相矛盾了，也就是说狂和傲在他这里是不相连属的，甚至是根本相反的：傲，是什么都不信，是可怜的自以为是；狂，是大信，信仰超迈现实的更高的价值世界。大个不恰当的比方，那些嫉妒他的阁臣是傲，而他原先是狂，现在则连狂也超越了。他现在常爱标举的意象便是凤凰翔千仞之上，既是自期也是自诩。无论是什么，这个感觉都不坏。他自知他的狂是他获谤遭忌的原因，但他反省到过去有乡愿的意思，也不能与官僚系统和谐，所以干脆来个直以良知而行，纵天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我也只依良知而行。但他总是不厌其地告诫学生必须“除却轻傲”。轻傲是狂的末路，是狂的堕落形态。狂，志存古道，是有理想的英雄主义。傲则是变态自尊，傻乎乎的自我感觉良好而已。邹守益自我总结获贬谪“只缘轻傲二字”，阳明马上鼓励他：“知轻傲处，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却轻傲，便是格物。”康德说，除非我愿意我行事的根据成为普遍的道德法则，否则我将不那么做。阳明的致良知就是要在行事时找到普遍的道德法则。但他知道依良知也依然不免受毁谤，用他的话说就是圣人也免不了。因为“毁誉在外的，如何避得，只要自修何如尔！”也有轻官重道的人，绍兴知府南大吉，年岁地位都不轻了，近狂而不傲，听说了王学的宗旨，便来当门生。他性豪旷不拘小节，有悟性。一次，他反问王：“大吉临政多过，先生何无一言？”王说“何过？”大吉一一数落，王说“我言之矣”。南问“何？”王说“我不言何以知之？”南说“良知”。王说“良知非我常言而何？”。大吉笑谢而去。过了几天，南又来忏悔，觉得自己的错误更多了。王说：“昔镜未开，可得藏垢。今镜明矣，一尘之落，自难住脚。此正入圣之机也，勉之！”正因为他忙于入圣，而疏漏了官场规则，考查时被人挑剔，但他给阳明的信只字不提这一套，还是请教如何自新。只以“不得为圣人为忧”。阳明大为感动，让学生传阅他的信，并在回信中相当全面的给他讲了良知的本性：昭明灵觉，圆融洞澈，廓然与太虚同体。太虚之中，何物不有？．．．盖吾良知之体，本自聪明睿知，本自宽浴温柔，本自发强刚毅，本自斋庄中 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源泉而时出之，本无富贵之可慕，本无贫贱之可忧， 本无得丧之可欣戚，爱憎之可取舍。总而言之，良知比上帝更万能，但王也说惟有有道之士，才能见良知本体。这个南大吉成了王门的功臣，在本年即嘉靖三年，他开辟来稽山书院。越城旧有稽山书院，在卧龙西岗，荒废已久，南让山阴县令“拓书院而一新之”，为了让老师来讲学，也为了尊经明道，南很快就王学化了，他认为：“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匿矣。”这年十月，南又辑录了老师的论学书两卷，与薛侃在赣州刻的三卷合成五卷本的《传习录》，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答聂豹「文蔚」》第一书。其实在封信对于已熟识王学的人来说，并不那么重要，它只是简练地概括了王的主要想法而已。王在结尾处说：现在“良朋日集，道义日新。天地之间，宁复有乐于是者？”说明王的确很快乐，获大自在。这个聂豹，《明史》说他是“倾狡之徒”。他是王在江西时，从远处遥望过大师一次，后来到山阴来问过学，但没有入王门。在阳明死后四年，他这个苏州知府，觉得自己的思想水平应该归功于王学，才对着王的木牌，磕头拜师傅。他后来也成为王学后劲中的一派。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王学在王身后的势力。还有一个六十八岁的民间诗人，来游会稽山水，听了阳明的讲座，就不走了，强拜阳明为师，他问的问题，颇好玩，如帮他弟弟贩粮食，陪了老本，连累了许多人，他认为是自己不老实之过。王答，认识到不老实是致良知的结果，否则，“却恐所谓老实者，正是老实不好也。”但一个将近七十的人，因听到了一直想听而听不到的声音就真诚的当学生，诚如阳明所说，是大勇者。阳明为他写了一篇《从吾道人记》。诗集中有四首与他唱和的诗，说他头发虽白人并不老，“赤子依然浑沌心”，从吾道后已得意忘言，“不是当年只苦吟”。２．美学天地阳明在学生的包围中，恢复了诗人的本色，他的守丧期已过，现在是嘉靖三年八月了，中秋节，他在越城区中的天泉桥的碧霞池上设宴让学生会餐。有百十名学生“侍坐”，就象《论语．侍坐章》所描绘的气象一样，只是王这里有酒肉，规模－－学生人数也比孔子当年大多了「当然人口总数也大多了」。酒喝得半酣，歌咏声起。人们都敞开了性子，“自由”活动起来，有的投壶，有的击鼓，有的泛舟。阳明心中很舒坦，找到了天人合一的意境，欣然吟出“道”在言说、或者说言成道身的《月夜二首》，用月来喻人，月光喻人的自性－－良知，外在的闻见道理便象是遮月的云雾。云雾不碍月体的自性明亮，去掉云雾，月光又会重放光明。他告诫人们要守住自性，莫辜负只有一次的人生，千万不能象汉学家、理学家那样去做制造云雾的工作，做支离破碎的学问，说蒙胧影响的糊涂话，从而死不见道。他想到的合适的人格类型是那位在《侍坐章》说自己的志向就是在春风中游泳唱歌的曾点：“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曾点运用的是意象表达法，用一种生活场面体现出一种生命风格、精神境界，因为当时孔子既不赞同颜回的、也不赞同子路的，却“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居然赞同这个逍遥派的志向，引起后世儒者的百般解释。有的说这是天下归仁、家帮无怨的大同境象，有的说这是天人合德的逍遥气象，等等。阳明复述这一“故事”有以孔子子况之意，孔子的风格就是淡薄宁静、“无可无不可”，既不枉道求荣、降治辱身，也不隐居放言，只是从容中道。阳明认取的只是这个。第二天，学生来感谢老师。阳明注解性地全面地阐发了自己的意思：当年孔子在陈，想念鲁国的狂士。因为狂士不象世上的学者那样陷溺于富贵声利之场，如拘如囚。我接受孔子的教义，脱落俗缘，「所以我赞同曾点」。但是人们若止于此，“不加实践以入精微”，则会生出轻灭世故，忽略人伦物理的毛病，虽与那些庸庸琐琐者不同，但都一样是没得了道。我过去怕你们悟不到此，现在你们幸而见识到此地步，则正好精诣力造，以求于至道。千万不要以一见自足而终止于狂。阳明已达思维的最高阶段是具体的那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境界，在动态中达到正好、恰好「“时中”」。有个学生要到深山中静养以获得超越，阳明说：“君子养心之学，如良医治病，随其虚实寒热斟酌补泄之，是在去病而已，初无一定之方，必使人人服之也。若专欲入坐穷山，绝世故，屏思虑，则恐既已养成空寂之性，虽欲勿流于空寂，不可得矣。”他的方法论吸取了佛法的精华，但价值观力拒佛教之遗弃现世的态度。他的方法若用一个字来概括则是突出个“超”字。进取超越，是他的基本心态，超迈所有的既成体系是他的基本追求，更重要的是他的体系是超实用而实用，超道德而道德，类似康德说的那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纯粹美。苛刻的说，阳明的理论几乎“无一字无来历”：心即理，吾性俱足，有孟子的性善论、陆九渊和禅宗的明心见性。致良知，有《孟子》《大学》《中庸》的同类表述。将我心与天理能合起来的道理则有儒、释、道三家共同的“万物一体”学说。他是自由地在儒释道三家通用的走廊上取我所需的酿造着心学之蜜「秘」。公开地说：“圣学，心学也。”为心学正名，也表示自己高举圣学的大旗，然后在方法上采取拿来主义。这也是他被规矩儒者认为狂的一个原因。凡是发展了正统的没有一个不是被当时指为狂或邪的。毛泽东将这个总结为必须“反潮流”。 狂者必简，化约主义是东方哲学的特色，要从东方哲学中找一个化约的典型、榜样，那便是阳明学。他一路提炼过来，最后只有“致良知”三字真经，他的《咏良知四首示诸生》，有点后来泰州学派那种傻乐呵的劲头了「如他们的《乐学歌。」，倒是很好的总结了良知学的大意：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面目，只是良知更莫疑。问君何事日憧憧？烦恼场中错用功。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两字是参同。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重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３．家庭难题关于他的家庭生活始终是只见天伦－－父子，而没有人伦－－夫妻的生活内容。这是不对头的，但业无可如何。正路的资料相当少，间或有些杂撰的记载也多不可信。今年，他五十四岁了，跟着他耽惊受怕的诸夫人驾鹤西游了。她是乎一直住在老家山阴，这也是常有的现象，因为有公婆，媳妇的主要责任就是侍候老人。阳明在外面没有什么合法不合法的外室，否则早有孩子了。用封建的观点说，诸氏很不合格、很不称职，到死前也没给王家生出个后代。但是王阳明对她很好，她母亲过生日，他还让人画蕃桃，自己配上诗，题序上表示平日不能尽孝的歉意。要说是诸不育吧，守仁弟兄四个在守仁四十四岁时，还都没生孩子。若说是王的问题罢，诸氏死后，续娶了张氏，就在他五十五岁时，即嘉靖五年，生了一个儿子。他四十四时，因为没有儿子，而且诸氏也没可能生产了，遂由龙山公作主，过继了守仁堂弟守信的儿子，名正宪，字仲肃，过继时已经八岁。阳明常年在外，便委托他的学生给正宪当家教，但这个儿子没找到自己的良知，不但一直没有什么出息，也没有与他弟弟，阳明的亲生儿子处理好关系。阳明死前已有防备，他死后，他的学生在“太夫人”即阳明的继母的主持下，立即给他们分了家。在正德十六年，因阳明平赣南土匪的功劳，赏赐了正宪一个锦衣卫副千户，实授百户。赏赐的过程极为别扭，王辞了一下，事实上也没马上落实。折腾了好几次，一会儿说已提拨了阳明，还赏银四十两，就算了。有的人说赏不酬功，再为之争取。最后才在正德十六年落实了。还让正宪去锦衣卫赴任。最后，正宪也就是靠这个过着贵族后裔的生活。尤其是在隆庆年间，重新评价、嘉奖阳明时，他子以父贵，风光了一气。阳明对正宪一直很好，他在江西戎马倥匆之际，写给绍兴学生的信，总是让他们教导小儿如何如何。他还给正宪编过三字儿歌，让他明大道。在阳明生子前，还给正宪写了一个扇面，说你自去年冬春以来，很知道学习了，我怎么不高兴呢？但了解那些文字不是根本的，若只顾枝叶不植根本，“暂荣终必瘁。植根可如何？愿汝且立志！”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心学无秘密，阳明教人教子，都是那几句话；心学似文学，无法家传，正宪没立了乃父之志，于是「象诸葛亮担心他外甥那样」冥然入乎凡庸下流。不能说才干不如乃父－－因为王学是立志一元论，才干不高，是因为志气不大，没成了圣是你不想成。－－－但是没成了雄，就并不单是你想不想的问题了。所以阳明反对功利主义的英雄，说他们的机诈将世界拖入恶魔乱舞的泥沼之中。王阳明毫不惭愧的认为他自己所奉行的是革命功利主义。正宪这一支，因是过继而不了了之。阳明晚年得子，大喜，给儿子起名叫正聪，是希望儿子得到天赋的睿智－－良知。他知道聪明与否是很重要的，但必须“正”，他多次说过不正的聪明更坏事。正字是这一辈的排行，不由阳明选择，聪字是阳明选的，完全体现了他的要求。他虽然不是正因为聪明才走到这一步，但是如果他不聪明却绝对走不到这地步。王家是当地的望族，得子是王门大事，各种形式的祝贺，是正常的，让阳明分外高兴的是同乡先达有两个九十多岁的老人，前来献诗祝福，阳明写了题目很长的诗欣然作答，喜气洋洋，喜形于色，什么“携抱且堪娱老况，长成或可望书香。”他自然希望儿子能继承父业「“绳祖武”」，他还希望接着生－－“还见吾家第几郎？”但是，次年，他就出征广西，并死在了归途，撇下孤儿寡母。这个孤儿才刚刚三虚岁。阳明实在是放心不下这个小命根子。他也深知家族内部的矛盾，也预感到他们孤立难堪的处境。这时他便不相信人人有良知了，他需要做出制度性的料理，委托他的学生回来分了家，并让学生每年轮取两人来照看他，严正声明“诸叔侄不得参扰”「《同门轮年抚孤题单》」。他若是没有这么多学生，而且是信徒式的学生，那他的身后事可就惨不忍睹了。很可能阳明这点骨血很难活下来。当时，“家衅已萌”，不知是谁之过，反正差不多将正聪给软禁了起来，致使那些来轮班的学生也“经月不得一见”。大学士桂萼告阳明擅离职守，处置思田事宜失当，阳明尸骨未寒，朝野攻诬之风又起，皇帝下班诏停恤典、世袭，禁伪学。当地官员、恶少、家族中人，起而寻衅，鸡飞狗叫，他哥儿两，无法在家乡再呆下去，不得不“逃窜”，家产被那些歹人瓜分。他们完全忘了阳明平时与人为善的诸多善行，而且他们也没学了姚江之学的一星半点，尽管同饮一江之水。看来学风的地域影响是必须分出层次来的。王艮、欧阳德等商量把先生的遗骨送到南京，去找黄绾。此前，王的老学生方献夫正好在吏部掌权，派王门学生王臣来当浙江佥事，“分巡浙东”，“经纪其家，奸党稍阻”－－学生不当官也不行。钱德洪、王畿在去京殿试去了，黄弘纲找到在南京刚升为礼部侍郎的黄绾商量，黄说我有个小女，就收正聪为女婿吧。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行聘礼前，钱德洪、王畿到南京请黄给正聪起个名字。黄又有些犹豫了，说有老母在，不敢专。他们就跑到黄的老家。老太太概然应允。钱、王才得以行聘礼。后来，黄将正聪改为正亿。黄这一举动算侠肝义胆了。他对别人是否险狡，姑且不论，对阳明是相当够意思的。王臣这个佥事，还有李逢这个推官，“保”着正亿前来南京，居然有恶少一路跟着他们，似乎有大的阴谋，他们还得撒谎说是准备分了伯爵儿子的金子就回去莱。恶少们才散去。这话虽然见诸年谱亦让人难以置信－－为夸张形势的险恶而已。但王臣为这几句“哄孩子”的话而丢了官倒是真的。大约是被王门中人给“处分”了。他们信以为真了。王正亿在黄家算是安身了。而且到了窿庆年间，阳明大放异彩，正亿得袭伯爵位。到了万历五年，这位爵爷死了。他的儿子承勋继承了爵位，大儿子先进该袭爵。但先进无子，想过继弟弟先达的儿子业弘。先达的夫人说，老大无子，爵自传我夫，由父及子，爵安往？先进怒，改而过继本族的业洵。承勋死后，先进没等到办理袭爵的手续也死了。业洵知道他终非正宗嫡亲，爵位必归先达，便造谣说先达是收养的。建议将爵位给承勋的弟弟的儿子先通。纯属于拆烂圬。屡次讼于争朝廷，几十不决。到了崇祯年间，先通得了封爵四年，李自成进北京，把这位爵爷杀了。争来争去，争了个遭砍头的资格。良知不家传。爵位可以家传，一个伯爵爷在社会上那是了不起的贵族。王家因此成为浙东望族。万历六年册立了余姚人王喜姐为皇后。皇帝问皇后的亲属，皇后想夸耀自己的门廷，便说是与王正亿一家子。足见正亿的名头有名牌效应。万历年间，王阳明的侄孙辈的人在朝中当三品以上官的有六人，王家一度有中兴气象。但是在文化方面他们乏善可陈。王承勋有本《瑞云楼集》。王业洵还有点味道，因朝政黑暗，不赴科举，曾与黄宗羲等三人删《传习录》的失实处，重新刊行。阳明的九世孙王 隐居乡里，以教书糊口，曾为余姚龙泉山腰的龙泉井作铭，有这样两句：譬如良知，心体本然。第十三回 晚年化境１．光不仅在烛上嘉靖朝最大的事儿就是大礼议了。他想要本生父母也成为名义上的正牌皇帝皇后，因此与群臣发生激烈又旷日持久的争执。高潮是群臣－－有二百二十人集体跪伏到左顺门，请愿抗议。此前的书面抗议更是连篇累牍。明朝的文官真有点左性儿，前些时为谏正德南巡而集体请愿，能够集体行动是个了不起的特点，说明他们拥着共同的标准，这个标准来源于儒家文化被普遍奉行。 当然皇帝也几乎没有屈服过。这次是先派司礼监的的太监两次劝退，不听，还叫来了辅臣一起力争。皇帝便派太监记录诸人姓名，抓走了八个为首的。杨慎等便在外面撼门大哭。一时群臣皆哭声震宫阙。年轻的皇帝大怒，一下子抓了１３４人，另有８６人待罪。这些人分别受到发配、夺俸、杖责等报答。后来还有抗议的，轻则劝退，重则发配。史称“大礼未成，大狱已起。”最可惜的是杨廷和，在正德朝屡立奇功，而且嘉靖就是他用力从蕃王拉上龙廷的，但新天子就是要打掉他那个以皇帝为学生的鸟傲气。他比阳明还冤枉。大名鼎鼎的杨慎「升庵」因此案在边戍地过了后半生，并死在了那里。他临死前还只能说：“迁谪本非明主意，网罗巧中细人谋。”细人们是必须以迎合主意为手段，才能达到阴谋目的的。在专制的链条上，忠孝贤愚同归于尽，差别在于有前后而已。阳明没进京当官绕过了这场风波成了幸事了。杨廷和阻挠阳明入阁算是暗中保护了他－－噫！当大礼议起时，在京的学生来问怎样才对时，阳明不回答。他坐在碧霞池赋诗两律，其中有“却怜扰扰周公梦，未及惺惺陋巷贫。”觉得他们那种穷折腾相当无谓。这次新皇帝与旧大臣的较量，最后便宜了一些边缘小僚，使他们迅速走上中心舞台。他们引经据典的证明皇帝的要求是符合儒家规范的，于是获得越级提升。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秘密在于皇帝需要新的支持者。张璁、桂萼，相当于刘瑾时代的“超拜”，他们最后蹬了阳明一脚。阳明在贵州的老朋友席书、学生方献夫、黄绾也因支持新皇帝而获宠骤起。他们抬了阳明一把，但也等于把阳明“送”了－－推荐阳明去平思田之乱，阳明客死归途不说，还被处了个擅离职守，又翻起了旧账，还把爵位给吵丢了。他们若不得宠，阳明至少在阳明洞能多清静两年，可能晚死两年。在他们的推荐之前也有推荐的，都未见效。他们走张璁的后门，才重新给闲了六年的老师安排了工作。用当时的官本位标准看，他们是报答了老师。但从思想史长河的得失来说，他们提前送走一代大师。－－唉！世事难言。用他在正德十六年纪念岳父的祭文中的话说：人生“中间盛衰之感，死生之戚，险夷之变，聚散之情，可悲可愕，可扼腕而流锑者，何可胜道？．．．死者日以远，生者日以谢，而少者日以老矣。”以后可愕可可悲可扼腕而流涕者，其又何可胜道耶？现场情况永远是复杂的，在专制的单行道上，你不撞他他撞你。不当官，不一定一身轻。明朝的官场有特点，明朝的文人有唳气。如果说，宋朝以收敛个性为主，那明朝以扩张个性为主。有所谓谁也不怕谁那麽一股劲。无事生非以显示自己，以高尚的名义打击异己，等等，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王华死后，阳明哀毁过分，有人弹劾王华生前曾收贿赂－－他主动交出来就正证明他收了；他是被迫退休的，不能按大臣的待遇追祀。阳明不得不起而抗疏。还有许多打上门来的事情，真是消极的找清净是找不到的。斗争哲学的产生往往有多方面的原因。朝中已有推荐他的声音，他是乎不动心。几次推荐也都没有成功。好在他他现在的中心工作是推广他的学说。要想真三不朽，还得看“立言”这一路。正印证了阳明的说法，烛光不尽在上面，到处都有光。阳明的光更应该普照民间，而不应该去挤庙堂那个窄门坎。２．讲会传主义嘉靖四年九月，他回了老家余姚，建立了一个制度，就是在龙泉寺之中天阁，每月以朔「初一」望「十五」初八二十三为期，聚会讲论。他写了一个“学规”《中天阁勉诸生》，亲书于中天阁墙壁上，告诫同盟勿一曝十寒，要坚持月月讲、日日讲，不得动气求胜，长傲逐非，务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这种讲会制度，在阳明死后，蔚为大观。各地的王门学生，以这种形式光大王学，有了半宗教仪式、或宗教会社的特点。这个中天阁后废为庵。清乾隆年间改建为龙山书院。后又不断重修。现为文献馆，收藏着阳明的家书等文物。阁的下方有余姚四先贤－－严子陵、王阳明、朱舜水、黄宗羲的古里碑亭。在阳明的碑亭石柱上是乾隆年间余姚知县的题联：“曾将大学垂名教，尚有高楼接瑞云”，亭额是：“真三不朽”。阳明当年若满足作一个龙泉诗社的诗人，他这一生也就白活了。在阳明未死前，即嘉靖五年，刘邦采在安福首创惜阴会。阳明为之作《惜阴说》。这个惜阴会每隔一个月聚会五日。次年，阳明出山去解决广西民变，路过江西吉安，寄信安福的同志，说当时怕成虚语，现在听说远近来与会者竟有百数，可见良知之同然。他用程明道的话勉励同志们：“宁学圣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不够一年天气，远近闻风而至者已经百数，尔后日益发展，等到嘉靖十三年，邹守益、刘邦采等等在惜阴会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复古、连山、复真书院，并订立了平时的四乡会章程，春秋两季，合五郡，出青原山，为大会。 用《年谱》的话说：“ 于是四方同志之会，相继而起，惜阴为之倡也。”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不但是后来复社之类党社活动的雏型，也是中国政党的本土原型。这个“光”可不是烛光了。还是嘉靖四年，阳明的学生在越城区之西郭门内、光相桥东建立了阳明书院。十二年后，加上了“阳明先生祠”的内容。因为阳明死后，依然有许多学生来居，依依不忍去，于是身为巡按御史的周汝员便给同学建立这个居住地，供人们永久瞻仰先生的无量功德。３．左右逢源，方是良知用事钱德洪、王畿乡试中了举，但没有进京参加会试，坐船回到了山阴， 阳明非常高兴，让他俩当助教，凡初入门者，都让他俩引导，等志定有入，有了基础之后，才正式接见。每临坐，先焚香默坐，无语，找感觉，然后让学生试举，立即予以针对性极强的点拨。大凡是灌输一种哲学化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在有限的日常生活中找到无限的意义。但是绝不酸，不作傻诗人模样，毋宁说象“老吏断狱”，一个有变必应的儒侠。现存他的语录大多是关于具体生活问题的表态。验证道行的高深与否，不在谈玄，而在具体世事面前通不通。一个学生问：“我只是于事上不能了。”阳明说：“以不了了之良知。 ”学生一时难解，但也没想好，不敢再问。阳明接着说：“所谓了事，也有不同。有了家事者，有了身事者，有了心事者。汝今所谓了事，盖以前程事为念，虽云了身上事，其实有居产业之思在，此是欲了家事也。若是单单只了身事，言必信，行必果者，已是好男子。至于了心事者，果然难得。若知了心事，则身家之事一齐都了。若只在家事身事上着脚，世事何曾得有了时。”有人说虑患不可不远，阳明说：“见在福享用不尽，只管经营未来， 终身人彼而已。”为了将来而失却现在可是中国教化观的总帐，心学与那种理念论的区别盖在于此。它是现世的，但又要在刹那之间找到永恒－－这就需要找到良知了。学生问：“举业有妨为学否？”阳明说：“梳头吃饭有妨为学否？ 只要去做就是学。举业是日用间一事，人生一艺而已。若自能觉破得失外慕之毒，不徒悦人而务自谦，亦游艺适情之一端也。”关键是能把它游艺化，在这一点上与庄子的游世精神接通了。但又不弃世、避世，也不抗世，甚至可以在该“装孙子”时就装孙子。一个直接而尖锐的问题是，怎么用心学这一套去答八股的卷子？一个学生就这么他：“举业必守宋儒之说，今既得圣贤本意，文意又不可通，见解如此，文如彼，怎么办？”阳明说：“论作圣真机，固今所见为近。然宋儒之训乃皇朝之所表彰， 臣子自不敢悖。故师友讲论者，理也；应举之业，制也。德位不备，不敢作礼乐，孔子说吾从周，无意必也。”所谓无意必，就是灵活点，别执扭，随体赋形，应物不伤，左右逢源。用它的术语说，这叫“物各付物”、“物来顺应”。「以上引文见《清华汉学研究》陈来等辑录的阳明语录佚文」因此很容易滑向无标准的流氓－－如心中无良知而左右逢源，那很难不流氓。 当良知有无没有一个可以验证的标准时，仅仅靠良心来担保时，这种学说便走到了循环的圈套中。所以必须从理论上确定而不是假定人人有良知。不知真假，现存于《阳明全集》中有这样一则故事－－也是一个思想模型：有一个叫杨茂的聋哑人，应该是后来变得这样的，他还识字， 阳明跟他打笔谈－－也因此减低了这个模型的价值，应该找个狼孩什么的。因为尽管他口不能能言，他还是运用着人的语言，因此而是个与别人无异的中国固有文化中的一分子。阳明也将这一点为我所用了：阳明问：“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听是非，你心中还能知是非否？”答：“知是非。”“如此，你口虽不如人，你耳虽不如人，你薪还与人一般。”杨茂点头、拱手谢。阳明接着说：“大凡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存天理，是个圣贤的心， 口虽不能言，耳虽不能听，也是个不能言不能听的圣贤。此心若不存天理，是个禽兽的心；口虽能言，耳虽能听，也只是个能言能听的禽兽。”杨茂扣胸指天。表示他此心可对青天。阳明说：“你如今于父母，但尽你心的孝；于兄长，但尽你心的敬； 于乡党乡里、宗族亲戚，但尽你心的谦和恭顺。见人怠慢，不要嗔怪；见人财利，不要贪图，但在里面行你那是的心，莫行你那非的心。纵使外面人说你是非，都不须听。”杨茂首肯拜谢。阳明说：“你口不能言是非，省了多少闲是非；耳不能听是非， 省了多少闲是非。凡说是非，便生是非，生烦恼；听是非，便添是非，添烦恼。你比别人省了多少闲是非、闲烦恼，你比别人倒快活自在了许多。”杨茂扣胸指天划地。阳明的结论是：“我如今教你但终日行你的心，不消口里说； 但终日听你的心，不消耳里听。”这里的“但”字是只的意思。杨茂跪下磕头，再拜。日本的阳明学，将此则故事奉为经典。因为它完全摆脱了语言的干扰， 单独进行心的交流。不知日本的“腹艺”“心印”是否受了心学的影响，但讲究腹艺的民族肯定能领悟其中的玄机。“听从内心的声音”，这句话对于杨茂式的心印者来说，不是一句废话、闲话。有了定盘心，就该左右逢源了。对于初学者，必须讲规矩。 他在《教约》中规定得明明白白：每天早晨必须来一套“三忠于”“早请示”的功课，诸生务要实说：爱亲敬长的心是否真切，一应言行心术，有无欺妄非僻？教读时要随时就事，曲加诲谕开发。然后各退位就席学习知识。对于歌诗、习礼都有一套方法。歌诗不能躁急、荡嚣、馁嗫，目的是为了精神宣畅，心气和平。每月的初一、十五，他的书院还要会歌。习礼，要澄心肃虑，目标是为了坚定德性。先难后获，不能上手就潇洒，那就成了良知现成派。阳明本人是相当潇洒的，是比魏晋中的真名士还玄远、机趣的。譬如，他和学生一起出游，看见田间的禾苗，说“能几何时，又如此长了。 ”一个学生说“此只是有根。学问能自植根，亦不患无长。”阳明说：“人孰无根？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但著了私累，把此根戕贼闭塞了，不得发生耳。”这个还流于说理了，最典型的例子， 也是他那唯心主义的铁证：他跟人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你常说」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心亦何相关？”阳明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你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 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４．曲成万物等到朝廷有了难题了，学生推荐他的后门才走通。 嘉靖四年广西田州「今百色、田阳、田东」的土司岑猛屡次侵犯领部，又不听征调，领着土著与汉族政权作对。朝廷派都御使姚镆去征讨。用了一年多天气，姚镆攻杀岑猛，田州改设流官。朝廷也论功行赏完毕。但岑的余部卢苏、王受等复起。姚镆又纠集四省兵力征讨，许久不见效。巡按御使石金“论”了一本，朝廷决定派新的能员摆平此事。桂萼本来不同意用阳明，碍于张璁的面子，勉强委派阳明总督两广及江西、湖广军务，给他处置事变的全权：该剿该抚，设流官土官，随宜定夺。还要处理前任的功过。最后叮了一句，不许推辞。阳明还是推辞，上了一封情词沉挚的谢绝书，说自己痰疾增剧，若半路死了，就坏了国家大事。而且土官仇杀，其势缓，不象土匪啸聚时刻都在涂碳生灵，容易调停。姚镆老成，一时利钝，兵家常事；石今所论，也只是激励姚善后收全功。他建议朝廷委姚全权，给他时间。若最后还是不行，他向朝廷推荐了两个人。不能说他滑，只能说他有曲成万物的良好愿望，不愿意生事，不愿意结怨，也忠君体国。但这其中也有官场规则的狡黠，至少朝廷把这视为一种要价。很快就让姚退了休，敦促王尽快上路。他此时的日子、如果他不出征还将继续的日子，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古洞闲来日日游，山中宰相胜封侯。”「《夏日游阳明小洞天．．．》」新的抉择使他有些两难。他并未朝闻旨意连夜出发。经大礼议产生的新班子让阳明深为忧虑，前些时因他父亲被弹劾事，他也有些伤心。更重要的是，他的讲学事业规模日起，他一向所追求的为之奋斗的用心学代理学的工程刚刚有了眉目，他虽反对搞神秘的预测，但他对自己的身体心中有数，他不会说死去原知万事空之类的话，但他怕他死后学说会发生先俗后杂的变化。对于事功，他还是有兴趣，老死牖下，不是他的心志。他毕竟才五十六岁。六月下的委任，他八月才决定出征。他隆重地写了一道学规，名为《客坐私祝》但愿温恭直谅之友，来此讲学论道，示以孝友谦和之行，德业相劝，过失 相规，以教训我子弟，使无陷于非僻；不愿狂躁惰慢之徒，来此博弈饮酒 ，长傲饰非，导以骄奢淫荡之事，诱以贪财黩货之谋，冥顽无耻，煽惑鼓 动，以益子弟之不肖。呜呼！由前之说，是谓良士；由后之说，是谓凶人 ；我子弟苟远良士而近凶人，是谓逆子。戒之戒之！这道学规曾被许多书院刻石立碑的加以“引用”，如保定的莲池书院现在还存有阳明手写体的这道学规的碑刻。但是他所警告的现象， 在王门后期的各地的书院中时有发生，被当地的正统道学家们嫉为洪水猛兽。 他一生都在与玩性格进行斗争。一首编年不明的诗的结尾说：“相思不用勤礼札，别后我言在订顽。”即使不是这一年写的，也可以移赠他即将告别的学生。九月初八，他离开山阴－－永别了山阴。他坐船从姚江面上往下飘流，他没有永别的预感，但应当并不平静。对于他即将处理的问题，自然是一点也不愁。但，他那个不满一岁的小宝贝，还有那个在他家尚未站稳脚根张夫人，肯定是他的愁肠。这些均无诗文可证。可见的阳明依然只能是思想家的阳明－－他离开越城的最大的故事就是“天泉证道”了。５．天泉证道时间：１５２７年夏历九月初七，即阳明启程的前夕。地点：王府前不远的天泉桥。论辩围绕着阳明的四句教而展开。这著名的四句教是：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甲方：王畿，主四无说；乙方，钱德洪，主四有说。阳明的最后裁决是，打并为一，有无合一。王、钱二人都感到有统一宗旨的必要了，现实的原因是先生一走，这里的实际主持就是他俩，如果他俩不统一就无法统一别人。深层的原因是他俩都感到心学的内在理路有出现分歧的张力，必须明确个“究竟处”，才能确定而明晰地纲举目张。 王畿认为老师的四句教，还不是“究竟话头”，他要再向前推进， 他说：“心体既然无善无恶，意也就是无善无恶，知亦然无善无恶的知，物亦是无善无恶的物矣。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钱德洪说四句教是“师门教人定本，一毫不可更易。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在，习染日久，觉心体上有善恶在，为善去恶，格致诚正修，正是复那本体的工夫。若原无善恶，工夫亦不消说矣。”王畿说：“先生立教随时，四句教是所谓权法，不可执为定本。体用显微，只是一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应该觉悟到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无善无恶之易，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而且只有无心之心才能藏密，无意之意才能应圆，无知之知才能体寂，无物之物才能用神。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应，其机自不容己，无善可名。恶固本无，善亦不可得而有也。这就是所谓无善无恶。若有善有恶，则心意知物一起都有了。心亦不可谓之无矣。”钱德洪说：“象你这样，就坏了师门教法。”就个人的学术个性而言，王在慧解上有优势，他也被后来的学者指为禅，他的主张也的确象禅宗的祖师慧能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究竟话头就是“四无”，用邹守益的概括则是：“心无善无恶，意无善无恶，知无善无恶，物无善无恶。”「《青原赠处》，《邹东廓文集》卷三」 钱在笃实上有优势。他的主张则是渐修法，强调时时“为善去恶”的复性工夫，类似神秀的“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他的所谓“四有”其实是别人的概括，因为他不敢动摇老师的心体无善恶的基本原则，他与畿的争论仅围绕着后三句，他强调了意有善恶，于是知与物作为意的发动流行便不得不有善恶。严格地说，他只强调了三有，在理论上就不象畿那麽彻底。他只是根据自己的生存体验，觉得必须做工夫、渐修，不能象禅宗那样把桶底子也参破了。他俩是在张元冲的船上辨论起来的，谁也说不服谁，就来找教主裁判。其实，所谓四有四无，是四个有或四个无，而不是有四个或无四个，有无所带的宾语只是善恶。所谓四个是指心、意、知、物。已是夜晚，为阳明送行的客人刚刚散去，阳明即将入内室休息。仆人通报说王、钱二人在前庭候立，阳明就又出来，吩咐将酒桌摆到天泉桥上。钱汇报了两人的主张、论辩的焦点。阳明大喜，正搔着了痒处，这种前沿问题才能激发他的灵感，才是“助我者”－－他曾说闻一知十的颜回反而不能帮助孔子。他说：“正要二君有此一问，我今将行，朋友中更无有论及此者。二君之见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畿」须用德洪的工夫，德洪须透汝中本体。二君相取为益，吾学更无遗念矣。”德洪不太理解，请老师讲讲。阳明说：“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体原来无有，本体只是太虚。太虚之中，日月星辰风雨露雷阴霾殪气，何物不有？而何物能为太虚之障？人心本体亦复如是－－太虚无形，一过而化，亦何费纤毫力气？德洪工夫需要如此，便是合得本体工夫。”王畿也请老师再讲讲。其实从理论上他已获胜。他的问题在实践环节－－取法太高，无法操作。阳明说：“汝中见得此意，只好默默自修，不可执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难遇，一悟本体即见工夫，物我内外一齐尽透，此颜子明道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阳明然后对两个人说：“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源上悟入，人心的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悟得无善无恶心体，便从无处立根基，意与知物，皆从无生，一了百当，一悟本体便是工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简易直截，更物剩欠，顿悟之学也。中根以下之人，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姑且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的工夫，随处对治，使之渐渐入悟，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从有以还无，复归本体。及其成功一也。”对于他这晚年定论，他自己也觉得有必要发挥清楚，于是便接着说：“汝中所见的四无说，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所见的四有说，是我这里接中根人、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执一边，眼前必有失人八五八书房，便于道体各有未尽。德洪须识汝中的本体，汝中须识德洪的工夫，二子打并为一，不失吾传矣。”王畿问：“本体透后，于此四句宗旨何如？”阳明说：“此是彻上彻下语，自初学以至圣人，只此工夫。初学用此循循有入；虽至圣人，穷究无尽。尧舜精一工夫亦只如此。”过了一会儿，阳明接着说：“汝中所见，我久欲发，恐人信不及，徒增纷扰，故含蓄到今。此是传心秘藏。今既已说破，亦是天机该发泄时，岂容复秘？然此中不可执着，吾人凡心未了，虽已得悟，仍当随时用渐修的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圣，所谓上乘兼修中下也。”最后，他又再嘱咐一遍：“二君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此四句中人上下无不接着。我年来立教亦更几番，今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识以来，已为习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的工夫，只是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着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此个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汝中此意正好保任，不宜轻以示人。概而言之，反成泄漏。”这场证道，有极可注意之点：１」阳明更衷情于“无”而非“有”，讲有是权宜之计，是为了普度众生，有，是有限的，从而不能成为究竟话头。但凡人的工夫须从有起脚，凌空蹈虚，只是逃避现实、逃避自我。无，是本体的终极处；有，是工夫的实落处。也就是说，阳明的晚年定论是以无为体，以有为用。 ２」阳明学的最大的特点又是体用一元的。本体只是一种设定，工夫才与我们的生存直接相关。设定为无是为了追求无限、无限的追求，究其实质是一种摆脱异化的理论要求。据黄绾后来对阳明的批评，阳明让他们看禅宗的宗经《坛经》、看道教的《悟真篇》后序，从中寻找“心源自在”的智慧，去练就一套实战性很强的艺术，什么心若明镜，鉴而不纳，随机应物，故能胜物而不伤。「《明道编》」阳明真正想做的是这种“达人”，如果这种达人能够精神不朽的话，那就是圣贤了吧。不可泄漏的天机正在于这种虚无而实用的生存技巧，不符合正宗儒门规矩。所谓的体用一元，在他这里就是，只有确立了“无”的本体地位，才能弘扬“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真空妙智。－－用阳明的术语说，这叫“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他的《答人问道诗》居然照抄大珠慧海禅师的语录，他多次表示佛徒出家、道士隐居都是著了相，有挂碍，真正的觉悟是不离世间觉，是在担水劈柴的日用工夫中体验妙道。明白了这个内在的理路，就可以理解作为天泉证道的继续，以及阳明的学术遗嘱的“严滩问答”，居然是用佛教话语来一锤定音了。阳明从越城出发，并不赶赴思田，他一路游玩，游吴山、月岩、钓台，在杭州一带盘桓到九月下旬，一路上随行人员都是学生，固定追随的至少有钱德洪、王畿两个“教授师”。阳明此行更象是巡视。他兴致很高，沿途有诗。十月初，他们在严滩作了关于“究极之说”的结论。发起者还是王畿「龙溪」，他有点乘胜追击的意思，因为他自感已摸到了真谛。《传习录》、《讣告同门》都记载了这个“事件”，记录者均为钱德洪，他是较为被动的乙方，所以他的记录没有夸张：先生起征思田，德洪与汝中追送严滩。汝中举佛家实相、幻相之说，先生 曰：“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汝中说： “‘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是本体上说工夫。‘无心俱是实，有心 俱是幻’是工夫上说本体。”先生然其言。洪于是时尚未了达，数年用功， 始信本体工夫合一。心学必走上神秘。儒家那套术语表达不了高度机密的心理统觉。但有人据此攻击阳明为禅又是过甚其词了。阳明要表达的还是心学的方针，而不是佛教的命题。只是实和幻是佛教的原标准，实相是真际，幻相是失实、不实的假相。问题在于前后的两个有心、无心所指是大不相同的。前两句有心、无心是指在为善去恶方面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立场－－是对无善无恶是心之体的补充规定；后两句的有心、无心则是有意消解一下，不能僵持有心的立场，还是应该保持“无”的智慧。这个有无之辨是高度辩证的。从运思方式上说是佛教的，如神会和尚说的：“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即真空，空而不无即妙有”「《显宗记》」。阳明的心本体虽说是无善无恶的，但必须用有心的态度来坚持这一点。这就是王畿所理解的从本体说工夫，还是工夫论。后两句虽是工夫上说本体，还是本体论。车轱辘话只表明它们是一体的。－－这就是阳明一再说的本体工夫一体论。区别只是就某个侧面而言。－－钱德洪后来数年用功才明白了这个道理。简单的说，严滩问答的结论就是本体工夫都是有无合一的。将天泉证道的四句教简捷的一元化起来了。心学体系到达了最完美最单纯的抽象，阳明找到了最后的表达式。第十四回 迷悟由人１．文明原有象他走到哪里，无论刮风还是下雨，都有一邦学生出迎，远送，他现在是受无数莘莘学子拥戴的教主了。其况味比发配龙场时有天壤之别了。比当年去江西剿匪也显得德高望重多了。就他能见到的景象而言，他现在走到了顶峰。不管此次出山，他情愿与否，在社会上，他重新工作了，便与赋闲意味不同。他心里也憋着这口气，关于平宸濠的议论还是个案子，许多跟从他的人还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有的明升暗降，有的等于被废斥。跟着他干的除了伍文定，都没得了好结果。他屡次上疏，请求公平的安排这些人，都等于对大风说话。相对于那个平庸僵化的官僚网来说，他这个特立独行的人物，因有了拥戴者也就成了一派。而他的起伏也就关乎这一派的兴衰。生活在具体内容中的人，形而下的原因要比形而上的更有力度。他把思田之乱，比成藓疥小病，其事至微浅，根本不值得他费神－－也因为他现在又上了一层楼，自觉地运用“无”的智慧来料理世事了。当初，江西的名士就嘲笑他为了剿几个小洞匪还天天练兵；宁王的谋士也因此而低估了他的本事。他过去有举轻若重的一面，或者说还不免有举轻若重的时候。现在他已经到了举重若轻的化境。现在他一脑门子“学”，世事于他并不重要了－－因为他已在九天之上，人间的杂事均不在话下。只要此学大明，他自己觉得可以把这纷扰的人世间带到良知的理想国去。－－他不能亲眼看见这个景象了，便把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导师”这个角色可以接通价值世界和事实世界，是他最愿意搬演的形象。在古越讲学的日子，是他最舒心的日子。现在他走到哪里都能感到心学的光辉在普照。飘泊的感觉被普法的巡视感取代，一个凡人能获得这样的成功，是该欣慰的了。但他到了时不时的想落叶归根的年龄，这位古越阳明子还是情系古越。他在越城讲学时，就盼着在一片湖海之交的地方卜居终老，只为眼前能常见浩荡。这次出来，偶然登上杭州城南的天真山，便象找到了家似的，心与山水一起明白起来了。天真山多奇岩古洞，俯瞰八卦田，左抱西湖，前临胥海，正是对他的心中想。随同老师登临的王畿奇_-_書*-*网-QＩＳuu.ｃＯm、钱德洪自然懂得老师的心意，在富阳与老师分手后，便回去准备建立书院，盛赞天真之奇，当然正合阳明的意思。他写诗给两位高足，表示赞同：“文明原有象，卜居岂无缘？”但是，王、钱二人不久就进京去了，落实此事的是薛侃，只是未能成为阳明的居住地，成了纪念他的祠堂。他的大弟子邹守益、方献夫、欧阳德等许多人都参与修建。这里成了王门的定期聚会讲论的据点。每年春秋两祭祀，每次一个月。阳明过常山时写了一首名曰《长生》的诗，正是他们刚刚论述过的究竟话头在他生命意识上的凝结。“微躯一系念，去道日远而。”正是说的必须无心，一有心便落入俗套。“非炉亦非鼎，何坎复何离？”是说他根本既不信佛也不信道，不相信那些长生不死之术。他的解决办法就是用哲学来超越：“本无终始究，宁有死生期？”这是“无”的智慧带给他的受用。真心学是不怕死的，因为“乾坤由我在”，我是生命的主宰。他还说了一句犯忌讳的话“千圣皆过影”－－唯有“良知乃吾师”。他路经江西－－这片使他辉煌起来的地方，也是一片王学繁荣昌盛、在阳明身后甚至比浙江还普及持久的心学基地。十月，他发舟广信「今上饶」，许多学生沿途求见，他答应回来时再见－－没想到没有“回来”。一个叫徐樾的学生，从贵溪追至余干，阳明让他上船。他在白鹿洞练习打坐，有了点禅定的意思，阳明一眼就看出来了。让他举示其心中的意境。他连举数种，阳明都说不对头，最后阳明告诉他，“此体岂有方所？譬如这个蜡烛，光无所不在，不可独以烛上为光。”阳明指着舟中说：“此亦是光，此亦是光。”然后指着舟外的水面说：“此亦是光，此亦是光。”徐樾领谢而别。当阳明走到南浦时，父老军民顶香林立，填途塞巷，以至于不能通行。父老乡亲轮番为他抬轿推车，把他传递到都司。这里的百姓出于感激加敬佩，把他奉为神。阳明一入都司就赶紧接见父老乡亲，他坐在大厅里，百姓从东边入西边出，有的出来还进去，从前半晌开始一直到了中午才结束了这种独特的召见－－伟人接见群众只能如此，后来我们熟悉的接见方式也大凡如此。阳明有《南浦道中》诗，说他重来南浦，还为当年的战事感到心惊。高兴的是那些百姓都可以安居乐业了，让人忧愁的是朝廷没有放宽对他们的税收。象我这样迂腐疏懒的人，居然受到百姓这样的欢迎，实在惭愧。第二天，他去朝拜孔庙。正所谓群众拜伟人，伟人拜圣人。他在孔庙的明伦堂讲《大学》，不知道围了多少人，有许多人事实上什么也听不见，但机会难得，也为了感受这种气氛。这说明此时的王阳明在学术思想领域的影响已是相当大了。而且说实话，他影响最大的地方都在他亲身呆过的地方，一是江西，二是浙江，三是贵州。原因无非是古代的传播太有限，除了加入权力系统靠行政力量推行，就是靠直接影响。心学又是感性学，靠书本传播，脱离了感染“场”是难以领会其妙旨的，也就没有那麽大的感召力了。这三个省份都是比较落后的地方，浙江虽富，在政治上并不引人瞩目，而且他的影响则集中在浙东山区，以绍兴、余姚为中心。越是落后的地方越容易接受乌托邦性能的革命思想。那些既得利益者集中的京畿都会，不易受此煽动。后来的情形也依然沿此逻辑展开－－接受心学武装的以社会的中下层为主，一般的士子多于士大夫，尤为难能的是还有些目不识丁的灶丁「如王艮以及他的泰州学派所影响的劳工人众」小贩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心学是平民的宗教不算夸张。他在孔庙讲学、听众如云的情形被人称为上古三代才有的气象。这种气象也鼓舞了教主的情绪。他一向所致力的就是广度众生，让圣学大明于天下。目前的情景是可喜的、感人的。讲学虽不是他的公职，确是他的天职。这个人从心眼里信服孟子的“天爵”“人爵”说，他是要天爵的，但也不是不要人爵，只是以修天爵为主罢了。他到了吉安，便大会士友。在简陋的螺川驿站，给三百多人立着讲，讲得相当令人信服、相当实在。大意是：尧舜是生知安行的圣人，还兢兢业业，用困勉的工夫。我们只是困勉的资质，却悠悠荡荡，坐享生知安行的成功，岂不误己误人！纯粹学理上的内容就没有新发明了。强调良知智慧无所不能，是周流六虚、变动不居的妙道。但用它来文过饰非，便危害大矣！临别再三嘱咐大家：“工夫只是简易真切，愈真切，愈简易；愈简易，愈真切。”这算是最后的公开讲学了，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次讲演。此时，余姚的中天阁讲会照常进行，又有新生力量鼓舞其间而日新月不同。绍兴书院的同志们在王畿、钱德洪的振作接引、熏陶切磋、尽职尽责的管理下而蒸蒸日上。这是让阳明最欣慰无任的事情了。２．剑气晚横秋色净过新溪驿时，又有父老乡亲壶浆相迎、相送，沿路焚香摩拜。这座驿城是他当年主持修建的，为了抵御广西的瑶族暴徒和湖南的匪寇。现在这里的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了，他下令让那些驻守在山头上的弓箭手干脆回家务农去吧。百姓这种知会好歹的心情，以及儒家的好生之德，还有他当年在贵州与当地人接触留下的好感，以及思州知府对他的无故欺凌，还有他对少数民族个性的了解，都坚定了他要和平解决思、田问题的决心。他也沿途作了一些调查，了解到了一些瑶族的民情，还有底层人对官府失误的不满。所谓思恩州和田州，即今南宁以北及武鸣县西北，和百色市及田阳、田东一带地区。十一月二十日，他到达广西梧州，开府办公。梧州是汉代的苍梧州，旧属交趾郡。自失去安南「今越南」以后，田州便成了南海外屏。其地虽为无足轻重的蛮荒区，但事关国防，更麻烦的是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不好处理。他先得向朝廷请示行动方针。十二月初一，他上奏皇上，将他了解到的情况和自己的举措一一奏明。广西土著，岑氏为大。正德初年，岑猛重贿刘瑾得到田州府同知的官位。此前的官府对岑猛时而利用时而压制，都御使陈金曾让他会剿江西土匪，结果他的兵比土匪更危害百姓。事后，他没得到想得到的官位，又拥有重兵，遂嚣张生事。当地官员还想得到他的重贿，他有怨气，自然不给。官员便告他要反。用阳明的划说这叫“生事事生”。新来的首长姚镆调集四省兵力会剿岑猛，岑猛要投降，不许。岑猛逃到他丈人的地面上，他丈人因女儿早就失爱于岑，正好借此机会报复，就把岑毒死了。问题的真正症结在于如何处理民族矛盾。改土归流虽是本朝的基本国策，但在广西田州流官出现后，反而矛盾日起，无休宁之日。尤其是田州的瑶族是浔阳江流域的“造反”大户。但官府总是“过计”－－用的办法都过头。“劫之以势而威益亵，笼之以诈而术愈穷。”打，也不行；抚，也不行。把良民的膏血挥霍于无用之地。阳明想去掉流官，因为“流官之无益，断可识矣。”但他的下属提醒他这样做是犯忌讳的，要遭来物议。他在奏疏中表示，只要有利于国家、能保护人民，死都应该，还怕什么物议？他的结论是：对在这深山绝谷中盘踞的瑶族，必须存土官、借其兵力而为中土屏障－－让他们为我们抵御交趾国。若把他们都杀了，改土为流，则边鄙之患，我自当之，这实在等于自撤藩篱，必有后悔。这是他之“无”的境界给他的智慧，物各付物。他可能没有现代的民族自治的思想，但他知道用压制或诈术都不能很好的解决民族纠纷。他只有儒家的和平主义，还有为帝国长治久安的忠心。虽然是在实心实意的办好事，还得求朝廷，还得动用私人关系，说服当朝大老，才能行得通。帝国的秘密通道多着呢。他分别给应该利用的和真心朋友写了信。先给杨一清写了貌似情切又亲切的信：我此次事毕，若病好了，请你让我当个散官，如南北国子监，我就感激不尽了。他是怕杨大学士顾虑他在这成功以后会入阁争权，从而否决他的方案。所以先给杨吃个定心丸。因为早就有人作这样的推荐，但越有人说阳明人才难得，应该成为台阁重臣，他们便越压制阳明，迟迟不对平宁王一案论功行赏，就是怕他这一杆子人在朝中形成一股势力。他给黄绾写信则吐露了实心话：参与平宁王的湖、浙及南京的有功者均已升赏，唯独主要干事的江西将士，至今勘察未已，有的废业倾家，身死牢狱。就算有滥冒，也应该象赏南京的人那样赏他们吧！他们已失意八年了。但我现在要说象是要挟，奈何，奈何！他视“东南小蠢，特疮疥之疾。”“而群僚百官各怀谗嫉之心，此则腹心之祸，大可忧者。”跟三百年后的林则徐一样不怕广东之祸事，只怕朝廷内部的窝里斗。他婉转告诫黄绾和方献夫不要再推荐他了，得慢慢来。此时主要是说服朝廷按他的思路解决问题，否则必有反复。他还告诫他俩，推荐人要慎重，一个滥蚕能坏一筐好蚕。－－呜呼，他这回在这两条上都出了问题。朝廷有个酝酿的过程，大概是个各种意见平衡的过程。让他会议出结果来，再报朝廷。但相信他才略优异，所请必有卓见。他给朝廷的奏疏中，一开始不好说前任已把事情弄坏，但在私人信件中，多次表示从前张皇太过，后难收拾。现在想以无事处之，已不大可能。只求省减一分，则地方少一分劳扰。他真是知行合一的去亲民、去努力追求至善。他反感帝国流行的杀人立功法。新入阁的桂萼想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作品，便建议阳明以杀镇瑶族，再攻打交趾。这种政治上的暴发户最好大喜功，只要能染红顶子「这个词儿是清朝的，但这种事情已自古而然」又不用自己的血，便越红越好。这是阳明深恶痛绝的。他不会按照这种人的意志行事。因此而得罪了新贵。这个曾起用阳明的权臣，最后因此而同意、唆使皇帝把立了大功的阳明捺下去。他给方献夫的信中早就预知必然如此－－－我深知这个和平方略必然大逆喜事者之心，“然欲杀数千无罪之人，以求成一将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阳明一面会议、处理眼前的问题，一面向朝廷汇报。算是边斩边奏。他是为了保护百姓，他们已经在战火中辗转了两年了。朝廷又新任命他为两广巡抚，他有了处置当地事务的专权。时间已到了次年春的正月，他手里有当初姚镆调来的湖南兵两万多，他又有剿匪平叛的威名，当他靠近田州时，岑猛的余部卢苏、王受很害怕。阳明有诸葛亮以夷制夷的思路，便派人去劝他们投降。当时有谣言说阳明象别的官员一样在等着受贿。他们不敢来。但他们见阳明遣散官军，似乎没有进剿他们的意思，他们又放了心。阳明又派人去，说明只是为了给他们开“更生之路”，并起誓无欺。要求他们率众扫境，归命南宁城下，分屯四营。发给他们归顺牌，等候正式受降。这些土兵都有了更生的希望，“皆罗拜踊跃，欢声雷动”。卢苏、王受都不是好对付的主儿，他们说：“王公素多诈，恐怕要骗我们。”提出要带重兵卫护，并把军门的哨兵都换成田州人。阳明都答应。他们果然重兵卫护着前来南宁军门。阳明当众宣布：朝廷既然招抚你们，就不失信。但是你们扰害一方，牵动三省，若不惩罚，何以泄军民之愤？于是将卢苏、王受各杖一百－－让他们穿着盔甲接受了这一百杀威棒，以显示王法的威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