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大传-8

正德皇帝于是抄检了那个优伶家，并想消除护蕃的卫所，并不想一下子就杀了宁王。因为宁王派的密探得不到准确消息，只知将派驸马前来宣旨，而惯例是全伙捉拿时，才派驸马来的。这种“误会”激起了宁王提前举事。本来，宁王是想在八月十五日，全国举行秋试时，大小官僚都忙那个时，举“义旗”行大事。现在，事急，提前举行“起义”。时在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皇室的地位是高于任何地方官的。宁王要宴请江西官员没有敢不去的。一日，在宁府的宴席上，宁王谈皇上政事缺失，一脸忧国忧民相。一人说：“世岂无汤、武耶？”意思是希望一人像商汤、周武王那样来个内部革命。王阳明说：“汤、武须有伊、吕。”伊尹佐商汤，吕望「姜子牙」佐周武王。宁王说：“有汤、武就有伊、吕。”后来，宁王曾私下里说“王守仁很好。”这也构成他通反的“铁证”。六月十三日宁王过生日，所有的官员礼应、例应往贺。事实上正经官都去了。恰巧福建有个军官叛乱，王琼让阳明去勘乱。琼对办事员说：“这点小事，不足以烦守仁。但假此便宜，敕书在他手中，以待他变可也。”这是倒是针对宁王说的。因为此时宁王的反形已彰。幸好阳明刚离开，否则他也得去为王爷贺寿，也得像其他官员一样被宁王当场扣押。因为正在他十三日过生日时，密探飞报京城动向，遂决定提前举事的。宁王胁迫所有官员服从他，有不从的立即处死。他声称是奉太后密旨，让他起兵监国。阳明十五走到丰城，知县告宁王反。阳明立即脱掉官服，潜入渔船中，躲开宁王派来的追捕他的太监，星夜赶到吉安府。他对当今皇上不是没有“意见”，再说他是奉命去福建的，并没有让他来对付宁王。也许是人们对正德太失望了，也有想依附新君以图腾达的，反正一时间响应宁王的官民纷纷纭纭。他对学生邹守益说：“天下尽反，我辈固当如此做。”他也不是毫不犹豫，他是在“默然良久”后说这句话的。诚如他的另一个学生钱德洪所说：平宸濠不难，难在倡义。他就是这样，一旦定下来，就动如脱兔。他立即给皇帝上书言宁王反事，并乘机严重地教导皇上：您在位十四年，屡经变难，民心骚动，还巡游不已！当今想夺权的岂止一个宁王？“伏望皇上痛自克责，易辙改弦。罢出奸谀，以回天下豪杰之心；绝迹巡游，以杜天下奸雄之望。”这么好的话都说给狗听了。此时皇上还不知在做何乐子呢。阳明很有心计的先后上了两道报告，并同时上了一道请假回家的恳求信。大约是为了麻痹宁王，但也有置身事外的姿态。自然从平定了九连山贼之后他就一直在请假，先是因其平三 、九连山匪有功，荫子锦衣卫，世袭副千户。他上疏辞谢，并乞求退休，说疾病已缠，奶奶病危，他方寸已乱，日夜痛苦，只希望“全首领以归”。但此时不是请假的时候，他还要这样做，就连钱德洪也大惑不解。皇帝后来倒是回答了他这个请假条：“著督兵讨贼，所奏省亲事，待贼平之日来说。”这自然也不能说是因为他家庭观念重于国家观念的缘故。 他对敌人自然就又玩起了虚虚实实的诈术。他对前来响应义举的下僚说：“宸濠若出上策，直趋京师，出其不意，则宗社危矣。若出中策，趋南京，则大江南北亦被其害。但据江西省城，则出下策，勤王易为也。”所以，他必须把宁王“留”在江西。而他的军事实力与叛军相比不及十分之一。他伪造朝廷密旨，让两广、湖广都御史暗伏要害地方，以待宁蕃兵至。又伪造两广机密大牌：“率狼达官兵四十八万江西公干。”还到处张贴兵部公移：准令许泰领边军四万，从风阳陆路进；刘晖领京边官军四万，从徐淮水陆并进，王守仁领兵两王，杨旦领兵八万，陈金领兵六万，分道并进，刻期夹攻南昌。因为他手里没多少兵所以“分”在他名下的最少。其实他当时连两千真正的兵也没有。他还伪造了宁王部下的投降书，“诬陷”宁王手下的主要谋士正在给他当内应等等。分别用戏子、给他当“内应”的家属等传给宁王。有人问：这样管用否？阳明说：不论管用不管用，且说他怀疑不怀疑？答：难免不疑。阳明说：只要他一怀疑，就成了。宁王果然疑惧，以为朝廷早就知道了消息，这样严阵以待，出击不利，遂留兵南昌以观变化。等到七月三日，才看出都是假的。这才开始出兵，有六万，号称十万大军，想一路打到南京去。留下一些人守南昌。这个呆王已失去了宝贵的战机。而阳明却赢得了充分的应战时间。朝廷也在王琼的主持下，下了许多诏书，先消除宁王的合法地位，后调兵勤王，王琼宣言：“有王伯安在，何患！不久当有捷报。” 但仗怎么打，意见不一。有人主张在江上与宁王会战，以为宁王经营十余日始出，南昌必难攻打。阳明认为江上会战必败，应该打南昌。因为宁王攻安庆久不下，精锐已出，南昌必虚。我攻南昌，宁王必回兵来救，那时我已克南昌，敌闻之气夺，无家可归，成擒必矣。阳明的决策是相当英明的，真得了兵法上说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心诀真谛。显示出其心学大师高不可攀的智度，也是心学追求“当下此即”恰到好处的的思维方式的“用处”。当时，叛军已占据南康、九江，正在攻打安庆。他若越南康、九江直趋安庆，便是呆子用兵，貌似堂堂正正，然而只是有正无奇，自蹈死地，因为敌人必然回军死斗，他就腹背受敌，而且是与敌精锐作战，凶多吉少。而直接攻打南昌，在军事上是避实就虚，在政治上是先夺其大，对叛军的心理破坏作用极大，对稳定局面的作用却很大。阳明还有一个漂亮的围点打援方案。宁王几乎是完全按阳明的安排行动，他得知南昌吃紧，立即抽兵两万回救。宁王不听谋士放弃南昌直攻南京的建议。他若先取南京，尽管不会推翻正德，但阳明就不会那么轻松地成功了。５．鄱阳湖上破皇贼阳明十九日发兵，二十日凌晨到达南昌城外围。他下令：“一鼓附城，二鼓登，三鼓不登诛，四鼓不登斩其队将。”此前，他早已派人潜入城中，告谕百姓，勿助乱，勿恐畏逃匿，无论有罪无罪只要弃恶从善，皆我良民。攻城容易的有点让人扫兴，上面基本上是闻风而降，有的城门不闭，官军几乎是长驱直入。阳明第一的举动就是抚慰安民。但攻城的主力多是赣州“新民”，即当年的土匪，他们骁勇善战，但杀人成性，这回可以合法的过一把杀人瘾，也是抢劫的好时机。他们不遵守纪律，民被杀伤者甚重。阳明将几个嚣张的立即斩首，才将这股邪风遏止住。阳明打开粮仓，救济城中军民。安慰宗室人员。所有协从人员只要自首，一律不问。受宁王伪官的只要投降，也一律不追究。城中安定下来。阳明现在能用的兵都是江西的知府、知州、知县领着三百二百的前来参战的。能打的是当年的强盗，听话的是没有作战经验的衙役。还多亏前些时剿匪受了些锻练，又补充了有战斗力的兵源。否则还真难对付这么大规模的叛乱。二十二日，宁王本来正在督兵填安庆城前的壕堑，但转而亲自领兵到了沅子巷。阳明问部下，计将安出？多数人主张贼势强盛，宜坚守不出，徐图缓进。阳明独以为不然，“贼势虽盛，但只是劫众以威，只是用事成之后封官许愿来刺激他们玩命。现在进不得逞，退无所归，众已消沮。若出奇击惰，不战自溃：所谓先人有夺人之气也。”但具体打起来，在战术上，他又是相当谨慎的。因为手底下没有正规的京军或边军，只是些偏俾小校，他只有到处设疑，显得官军广大无数，那些知县一级的官员正好领着百儿八十人去“张疑设伏”。知府一级的领着五百便是“大军”了。吉安知府伍文定正面迎敌，采取调虎离群之计，二十四日，敌兵鼓噪乘风进逼黄家渡，伍文定等装作败逃，敌争趋利，因为宁王的奖赏是相当诱人的。结果他们的船队前后脱节，有了可乘之机。伏兵横击，伍文定反攻。敌船溃乱，退到八字脑。宁王恐惧，厚赏勇者，又调集守九江、南康的兵过来助战。不拘一格的阳明，又“现场发挥”，乘九江、南康空虚，分兵取之。进可以使宁王孤立，退可以与宁王相持打持久战。二十五日，宁王并力挑战，官军败死者数百人，文定见兵稍退，立斩先却者，他立在火炮之间，胡子被炮火烧着，不动半步，士兵才转而死战。士气复振，战况转变。终于一炮打中宁王的副舟，宁王兵乱，跳水溺死者无数，官军反击，杀、拿叛军两千多。这就是差不多是决定胜负的大胜利了。当伍文定等人鏖战时，王坐在都察院中，开中门，令可见前后，与学生、朋友只管讲论心阿性阿的，如何既顺性又合大道之类。每有报至，当堂发落。然后再接着讲。忽有人报“伍文定的胡子打着了，队伍在退却。”众皆惊恐，阳明平静地说：“对敌小却，此兵家常事，不足介意。”宁王退到八字脑，问停舟何地？部下对“黄石矶”。南方人的“黄”读作“王”。宁王恶恨其音为“王失机”，杀了对话的人。他在名叫“樵舍”的地方，将所有的船连成方阵，把所有的金银拿出来大事赏赐将士。当先者，千金；受伤者，百金。但有人还是逃跑了。王阳明准备了火攻的应需之物，令队伍从两翼放火，然后火起兵合，围而歼之。二十六日早晨，宁王接受群臣朝拜。把那些不肯尽力的拉出去斩首。臣下还争论该怎么办。阳明的大军已经四面围定，火、炮齐发，宁王的方阵七凌八落，溃不成军。又是一炮打中宁王的副舟。宁王与诸嫔妃抱头痛哭，根据中国的不成文法，女人不能被活捉，她们与宁王洒泪而别，然后头朝下，跳入水中。宁王和他的世子、宰相、元帅数百人被活活捉住。《明史纪事本末．宸濠之叛》载：“斩擒贼党三千余级，溺水死者约三万。弃其衣甲器仗财物，与浮尸积聚，横亘若洲。”此时，阳明还在都察院讲学，讲《大学》的主脑就是“诚意”。忽有人来报：宸濠已被擒。众皆惊喜。阳明颜色无稍变，还是那么平静地说：“此信可靠，但死伤太众。”说完，又接着讲他的《大学》。旁观者无不叹服：真是心学大师，其心不动如山。知县王冕押着前宁王一干人回到南昌。军民聚观，欢呼之声震动天地。前宁王一说骑在马上，一说押在囚车里，后者近实。但依然不改王爷的脾气，望见远近街道行伍整肃，笑着说：“此我家事，何劳费心如此！”这话说得让人不禁废书而叹！虽显得有些无赖，但真是对王阳明的致命的嘲弄，一句说尽了家天下的特色：你王先生真是狗拿耗子。这个人肯定有其过人之处，应当并不像胜利者的历史所形容的那么不堪。他见到阳明后说：“王先生，我欲尽削护卫，请降为庶民可乎？”王说：“有国法在。”前宁王低下头。过了一会儿，似自言自语：“纣用妇人言而亡天下，我不用妇人言而亡国。悔恨何及。”然后抬头对阳明说：“娄妃，贤妃也，投水死，请安葬她。” 阳明立即派人去找，周身用绳子捆了个密匝匝，怕乱中蒙辱，自我保全。这位大儒娄一谅－－曾告诉阳明圣人可以学而至者－－之女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阳明将查获的宁王交贿大小臣僚的各类证据都一把火烧了。这种胜利者的大度并没有给他转换出什么宽广的道路，反而让他失去了与奸党较量的优势。他这一着，傻了。在《鄱阳战捷》一诗中，他有些踌躇满志，以平定了安史之乱的郭子仪自比，还坚信群犬不足以吠日，大明朝还是一条飞龙。这次成功，朝廷给他提了一格，升为副都御史。６．权奸永远有心中贼这么多人卖命保江山，江山之主，却视江山如戏院。这回可有了南巡的大由头：这不叫巡游，这叫亲征！他在豹房之中，与受他宠爱的边将江彬、许泰，宦官张忠、张永拟定好了亲征方案。正德自命“奉天征讨威武大将军镇国公”，许多人为谏止这位大将军南巡而被打了屁股。这支比宁王合法但让百姓遭殃的皇军，浩浩荡荡出了北京城。刚到良乡，不长眼的王阳明报上奏凯的捷报。朱大将军，再三禁止发表捷报。因为已经奏凯，他师出便无名了。多么好玩的事情，半途而废了，憋气死了。真是宁叔玩的，我就玩不得！忠实奴才王阳明声泪俱下请正德爷爷赶快回銮：当初贼举事时就料到大驾必亲征，早已预伏亡命徒，想再来一回博浪、荆柯刺秦王。正理应该把反贼押到奉天之门前正法，哪有皇上来迎接他的道理？那些想立功的边将、宦官说：这不正说明余党未尽么。不除后患无穷。八月小阳春，皇上想我也是机会难得－－于是皇军继续浩荡前进。阳明他奶奶已经死了，没能为奶奶送别是他的“终天之痛”。现在，他父亲也快让他再抱一次“终天之痛”了。他已经前后九次乞求回家看看，贼也平了，皇上也忘了“贼平之日来说”的话头。没有自由连这天经地义的人性也保全不住，还谈何“率性之谓道”！家天下的要义就是只有一个人活得像个人，别人活得都得像条狗。但这个人因过分自由恰恰变成了狗。心学大师碰上这狗逻辑，也只是恨不得肋下生双翼，飞回古越老坟地。宁王这种贼好平，正德以及包围着他的那些宦官和思想上的宦官－－他们的心中贼才难平呢，是用军事方式无法解决的，即使推翻了他们、消灭了他们的肉体，那种型号的心中贼照样生长在下一代皇帝和宦官心中。而皇帝和宦官是踏步 可能接受任何思想改造的，阳明的心学再是灵丹妙药也无法对治他们的心中贼。－－任何理论都有他的限度，阳明诚意万能论也只是能诚予人、而不能使人诚。他每次奏疏都在“教”皇帝，然而效果为零。现在，他上疏求免除今年的江西税收，免除给给另外两位亲王的军饷，把一些重刑的罪犯变成军人。九月十一日，他不管朱大将军的钧旨，从南昌起身向朝廷献俘。张忠、许泰想追回来，把宁王再放回鄱阳湖，等着正德亲自捉拿他，然后奏凯论功。连着派人追赶阳明，追到广信，阳明乘夜过玉山、草萍驿。他在《书草萍驿二首》中说：“一战功成未足奇，亲征消息尚堪危。边烽西北方传警，民力东南已尽疲。”新矛盾压倒了旧问题，他已感无能为力，“自嗟力尽螳螂臂”，真正能够回天的还是“庙堂”，而庙堂又在哪儿呢？他与在杭州等着他的张永接上了头。王对张说：“江西的百姓，久遭宸濠的毒害，现在又经历这么大的祸乱，又赶上罕见的旱灾，还要供奉京军边军的军饷，困苦已极。再有大军入境，必然承受不住，必逃聚山谷为乱。过去助濠还是协从，现在若为穷迫所激，天下便成土崩之势。那时再兴兵定乱就难了。”张深以为然，默然良久，然后对王说：“吾这次出来，是因群小在君侧，须调护左右，默默地保卫圣上，不是为掩功而来。但顺着皇上的意儿，还可以挽回一些，若逆其意，只能激发群小的过分行为，无救于天下之大计矣。阳明看出张是忠心体国的，便把宸濠交给了他。然后，说自己病了，住到西湖旁边的净慈寺，静以观变。此前，皇上曾以威武大将军的钧牌派锦衣卫找阳明追取宸濠，阳明不肯出迎。他的部下苦劝，他说：“人子对于父母的错乱命令，若可说话就涕泣相劝。我不能做阿谀之人。”部下问为他给锦衣卫多少酬劳，他说：“只给五两银子。”锦衣卫怒而不要。次日辞行，王拉着他的手说：“我曾下锦衣卫狱甚久，未见像您这样轻财重义的。昨天那点薄礼是我的意思，只是个礼节而已。您不要，令我惶愧。我别无长处，只会作文字。他日当表彰，让人知道锦衣卫中还有像您这样的。”弄了那个人一个无话可说。他就是这样既刻板又灵活。只依照自己认定的“理”来有效的行事。张永本是刘瑾、谷大用一伙的，后来消除刘瑾立了大功。在明代的太监中是近乎有学术的。他知道张忠、江彬、许泰等人都曾得过宁王的大好处，现在又想夺阳明平乱之攻，从阳明要俘虏也是为此。阳明不与他们配合，他们便反过来诬陷阳明初附宁王，见事败，才转而擒之以表功－－把他们的实情转成了阳明的实事－－这倒是阳明说的若无良心，无施不可－－没有上帝人什么不能干呢？他们大概也有替宁王报仇的的潜意识，这倒证明他们对宁王还小有良心。张对家人说：“王都御史忠臣为国，现在他们这样害他，将来朝廷再有事，还怎么教臣子尽忠。”他赶紧回到南京，先见皇上，全面深入地讲了阳明的忠诚，并反映了张忠等人欲加害他的阴谋。给皇帝建立了个良好的第一印象，那帮人再说什么，皇帝也听不进去了。要没张永的暗中保护，前宁王的囚车队里还会多一量装王阳明的。忌恨阳明的还有大学士杨廷和。他基本上是个好官，但恨阳明在历次上疏中，把功劳全归功于兵部王琼尚书，没把他这个宰相放在“英明领导”的位置上，生怕王琼、王阳明因功提拨，成了他的掘墓人。他从自己的角度参与了排挤阳明的大合唱。张忠又对皇帝说：“王守仁在杭州，竟敢不来南京，陛下试召之，必不来，他眼中就根本没有皇帝。”张忠为什么这么有把握呢？因为他屡次以皇上的名义召唤阳明，阳明就是不理睬他，所以他觉得这样能坐实王目中无君的罪名。他没想到张永在给阳明当地下党，派人告诉实情。所以皇上一召，阳明立即奔命，走到龙江，将进见。张忠自打了嘴巴，便从中阻挠。一个叱诧风云的英雄受这种窝囊气，是个什么滋味？他此时的《太息》诗影射群小像乱藤缠树一样，要将树的根脉彻底憋死。而自己呢，“丈夫贵刚肠，光阴勿虚掷。”言外之意是后悔自己把心力、精力都徒然掷于虚牝之中了。 他在上新河，半夜里坐在河边，见水波拍岸，汩汩有声，深愧白做了一世人，活得这么窝囊，比屈原还冤枉，他也有了死的心思，回归到大自然之中，获永久的平静，人生最难受的是蒙受诬陷，忠而见谤、信而见疑，他从正德这里是领受这种命运是花开两度了。上次，他微不足道，这次，他是刚立过滔天大功的地方大员，还是这么微不足道，像丧家的乏走狗一样摸门不着，苦情无处诉。他对自己说：“以一身蒙谤，死即死耳，只是老父怎么办？”大概，他还放不下，他刚有的小儿子。他对学生说：“此时若有一孔可以背上老父逃跑，我就永无怨悔的一去不复返了。”假若当时可以有出国一条道的话，他会像后来的朱舜水、康有为等一样出国的。看来，事怕临头。当初，陆澄的孩子病了，忧心忡忡，他教导陆这正是做工夫的时候。那么，他现在怎么不做工夫呢？真不折不扣的执行“知行合一”是很难很难的。《年谱》说阳明为出心中的窝囊气，用计把江彬扭到正德前，数罗他谋害贤良危害社稷的罪过，“亦稍偿天下之忿”－－大约编排此细节只是稍解自己之忿，王的《年谱》是公认的好，但也有漏、错，此处为“增”，采入了个别笔记“臆造”的细节。阳明若能办此，也就没有前面那么窝囊了。最后，刑部判决江彬时倒隐约包含了他迫害阳明的内容。７．一度阴寒一度雨他哪里也去不了，回到了江西，因为张忠、许泰他们以清查宁王余党的名义， 领大兵进驻南昌，搜罗百出，军马屯聚，日耗巨资，跟鬼子进城差不多。他们好象是为宁王来报仇的，对真正的跑了的宁王余党，他们并没有多少兴趣，却专门跟阳明过不去。他们抓走了冀元亨。当地的官员有的望风附会，帮助他们打击阳明。当然，阳明回来也阻挡不了什么，他们反而更加嚣张， 派兵坐在衙门前肆意谩骂，公然在大街上寻衅。阳明丝毫不为之所动，务待之以礼。张忠、许泰领来的北兵是来发财的，不是来保护百姓的。阳明让城区百姓避难，只留下老年人看门。还拿出东西慰劳北军，说北军离家，不容易，要善待之。他碰见北军有丧故的，就主持厚葬，还哀悼不已。也是儒家的感动法。也终于感动了北兵。已经到了冬至，阳明让全城百姓祭奠死者。因为刚经宸濠之难， 哭亡之声朝夕盈耳，北军无不思家，流泪求归。阳明在气势上绝不示弱，每会议，阳明必居正坐，像似不经意似的。张忠、 许泰总想压下他去，便找了个强项，要与阳明比射箭，阳明不应，丢脸，比输了丢人。他们不侮辱了不认输的人就找不回尊严，而儒者阳明是视尊严高于生命的。他答应了他们，在耙场，阳明定心平气，三射三中，每一次都赢得北军的欢呼。张、许二人没捞到任何虚荣，灰溜溜的班师了。但事情不算完，他们有权便有理。他们回到南京正德皇帝的身边，继续诋毁阳明，他们在南昌也调查出不少阳明与宁王相勾结的证据：一，宁王曾私书“王守仁亦好”，证人是湖口一知县。二，派冀元亨往见宸濠。三，王也因贺濠生日而来。四，王起兵是因伍文定等人的激励。五，破城之时纵兵焚掠，杀人太多。六，捉宸濠有一知县即可，王的功劳没那么大，他的捷报过于夸大。这真是人而无耻不知其可，想说什么就能说出什么来，冒死效忠的劲头没有，整人的才华却一个是一个。若不是张永还能替阳明说几句公道话，皇上几乎听不到真实情况，莫说是个昏君，就是明主，也的让阳明吃不了了兜着走。奸臣当道，忠臣被害，庸人执政，精英淘汰的桩桩惨剧就是这么搬演出来的。岳飞式的怒发冲冠，只能变成代代人的浩叹。王阳明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８．五旬三上九华山正德十五年正月，阳明想去面君。既想为自己剖白，更想劝皇上返回大内，皇上可以不爱他，他不能不爱皇帝。他怕皇帝在外遇刺，也怕京城内发生政变。因为事情既出就有一必有二，而且根据他特有的敏感，大明朝是非要发生问题不可了。但是，这回是在家赋闲的前大学士扬一清把他阻止在芜湖，不准他晋见。皇帝南巡在杨家住过之后，杨就随着皇帝一起活动。阳明这样的地方大员到了阁臣面前又什么也不是了。因为阁臣可以假传圣旨。舆论自然多为阳明报不平，但舆论如果对掌权的人没有利用价值，舆论便一钱不值。尤其是当素称正直的人与本来就邪恶的人连起手来对付高超的人时，高超的人便无法招架了。杨一清的能力和品质都是官僚队伍中的上乘人物，但他怕阳明取代他的位置，也不欣赏阳明的风格，当他也参与到排挤阳明的大合唱中时，阳明取得的举世闻名的大功，便被“瓦盆”盖起来了，而且一盖就是六年。而且不仅是个盖住的问题，还要把他打成个叛党，如果可能的话。皇帝继续在南京潇洒，阳明则悬着、吊着，品尝效忠皇上的罪过，还是怕皇上有个三长两短，终日忧心忡忡，还在想办法感动皇上早日回京。向皇上进言，皇上看不到。跟皇上谈谈，见不着。他内心里的痛苦又不能逢人说项。他真觉得人与人之间如若没有了良知，便还不如狗。那些得尽了权力便宜的人怎么个个人情似鬼？反而不如野人容易接受圣贤的道理。他无可奈何，一气之下，上了九华山。“五旬三过九华山，一度晴寒一度雨。”他第一次游九华山是在弘治十五年壬戌，现存诗《弘治壬戌尝游九华值时阴雾竟无所睹至是正德庚辰复往游之……》同时说明了他两次上九华的时间，第二次是正德十五年庚辰，另现有他的《赠周经偈》，此偈原刻在东崖禅寺的岩壁上，现在寺毁刻石尚存，偈文《全书》未载，不妨抄出：“不向少林面壁，却来九华看山。锡杖打翻龙虎，只履踏破羼岩。这个泼皮和尚，如何容在世间。呵呵！会得时与你一棒，会不得，且放在黑漆筒里偷闲。正德庚辰三月八日，阳明山人王守仁书。”不难看出他玩禅宗那一套是多麽娴熟，落款居然是山人。这第三次便是正德十六年辛巳。说不得情愿不情愿，说不得是被迫还是自愿，既是率性而行又有苦说不出。说情愿，他更情愿见皇帝。说不情愿，他又是冒着违反纪律的危险，故意上来的。他是赌气，是软抗议。他不会象后来的海瑞那样抬着棺材去见皇帝的。他性本爱山水，常说“生平山水是课程”，与山水亲融是他的内心生活。这次，不管前提怎样，他一旦重返大自然，便又恢复了早期经验中养成的“道家”调门的生命意识，他真后悔误入歧途－－当什么鸟官！尽管前不久，他听说湛甘泉等几个人在闭关修道，还说他们在浪费大好时光，是嫌他们不出来做名垂青史的功业。现在，他受了捉弄，又后悔自己步入了昏浊狭隘的仕途。－－这种变化显得这个人很单纯。而且他居然明确的说：“莫谓中丞喜忘世，前途风浪苦难行。”这个人不矫情，实话实说。这次上九华山留诗很多，但总觉得他事实上是没找到感觉，几乎没有显示他境界的篇章。他毕竟心不静。一些拐弯抹角的牢骚，既显得无聊又显得可怜。这个报国无门的“豪杰”除了一再表示“初心终不负灵均「屈原」”外，就是大喊“平生忠赤有天知，便欲欺人肯自欺？”对着九华山说这些，过去是不好意思的，现在心头的郁结实在难平了，大自然拯救不了他了，也安慰不了他那么多念头了。唯一能体现他一点高度的是《江上望九华不见》，情绪主线还像个心学家的样儿，因为他没望见九华，与他的此刻的生命情景吻合了，经一番“精神胜利”的鼓捣，有了“驾风骑气揽八极，视此琐屑成浮沤”的超越气派。美感从摆脱压抑中来。快感，有时就是美感。 “逢山未惬意，落日更移船。”尽管“世途浊隘不可居”，但，他还是得回来，还不如挪拉走得远。此番上山是否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艺术呢？大约是，又未必全是。据《年谱》所说，他此举是为了向皇上和抢功的人证明他不是要造反的人，只是个学道之人。还说，皇帝派人来暗中监视他，见他“每日宴坐草庵中”，才对他放了心。这种说法有点过于政治化的玄。他赌气上山，气平了就下来了，要有上述效果，也是意外的收获。他固然不会造反，但脱职上山也是王法不容的，要不然，他何必九上请假条，自己跑回去不就得了？他死前，等不到圣旨，提前往家里走了几天，还要处分他呢。但这次这样上山，他有理。他等着皇上来怪罪呢， 那样就可以彻底理论一番了，即使不能彻底地解决问题，也可以将心迹向皇上剖白了。他无权，有理也白搭。九华山哪样都好，就是没有政治舞台，阳明生命中更强的指向是政治，他有隐逸气，但无隐逸心，他还得去安顿江西百姓呢。他在九华山上住过的地方都成了“文物”，别的地方不必说了， 化城寺是九华山的开山寺，其西在嘉靖初年由青原县令祝增按老师的意图建成了阳明书院，入清后改为阳明祠，祠前有“高山仰止”石牌坊。祠与牌坊均毁于文革时期。止存一阳明石刻像，高７０公分，宽三十五公分，像为便服方巾，端坐太师椅上。９．我亦爱山仍恋官他从山上下来，就到了九江。他要加强武备，以防再度变乱。他认定一条：中国不能乱，一乱百姓就遭殃。哪里乱哪里的百姓遭殃。他没说过，但以他的智力和个性，他深知正德不足以治天下，但任何推翻现行政权的行动都是祸害一通百姓拉倒。他在九江检阅了军队。别看在皇帝和阁臣面前，他狗都不如，但在下僚和士兵面前，他神气着呢。这也是他公开说：“尚为妻孥守俸钱，至今未得休官去”「《重游开先寺戏题》」的原因之一罢。军歌过后是文化。他登上庐山，游东林寺。东林是我国净土宗的发源地，东晋慧远在此建寺。自比学佛却援儒的远公、嗜酒不入社的陶渊明，自己的两栖性是“我亦爱山仍恋官”，在“同是乾坤避人者”这一点上是异代相同的哥儿们「《庐山东林寺此韵》」。在远公讲经台，感叹“台上久无狮子吼”，大概是觉得文化界太沉闷了，更何况政治上更让人窒息呢。他虽然讲究心体本乐之类，但他个人是个有悲剧敏感性的人，他说九华是奇观，庐山更耐看，但“风尘已觉再来难”。一次性的生命，使任何活动都充满了一次的悲凉。他身体一直不好，又热脸贴在冷屁股上，功成受谤，实在有点心灰意冷了。整个《江西诗》都写得找不着感觉，大凡以此。１０． 人人有个原圈在阳明曾感慨“世史掩覆多失真”「Ｐ．７７８」，他自己都有不愿明说的时候，更何况别人的记录了。他此时的诗歌透露了他真实的处境和心情。这个已经是教主的人物，在热脸贴到冷屁股的挫伤面前依然要悲观、并且流露出什么也不相信了的凡人心态。而此时用他自己的话说：良知二字已含在他舌下，快要迸出来了。而且过了没多少时候就迸出来。他后来自己说一直是靠着良知度过这次空前的灾难的。这次的罪名有一项成立，就得满门抄斩：“暗结宸濠”，“目无君上”，“必反”。事实上他已处在最危险的“君疑”境地。他当然知道个中利害，才莫名的空前的悲观绝望。他的心学智慧大约是被压抑住了，把他压成了一个才子文人。“人生得休且复休”「Ｐ．７７９」这样的话过去是不说的。他游庐山开先寺时说：“断拟罢官来住此”，看来他已想到可能被罢官的问题，那帮人的阴谋要得逞了，罢官是最起码的。——这得感谢正德，他还只是赖，还不够坏，也是阳明还不断颂圣的另一方面的原因。他也在影射皇上了：“四十余年睡梦中，而今醒眼始蒙胧。．．．纵令日暮醒犹得，不心人间耳尽聋。”「Ｐ．７８１」有个人退休了，他作了首寓言诗为之送别：你没见那些鸡儿们么，它们高兴的吃完了唱，但长胖了被拔光了毛送入厨房。你不见那些笼中鹤吗，它们在笼中“敛翼垂顾困牢落”，恰是高人在官场的那个“德行”，还不如那些快乐的鸡，但是，一旦鹤冲出牢笼，便“万里翱翔从廖廓”了。这是他此时的真是心声，——得休且休的含义。但是他身在牢笼不自由，他现在想走也走不了。而且他若真辞职，便彻底失势，那帮群小说他是宁王余党，他就是余党了。这是人生最难受的一种况味：已经对它失去了兴趣，还不能放弃，放弃了祸患更大。人的一生似乎永远在两害相权中取其轻。他多次表示“痴儿公事真难了”、“中丞不解了公事”「Ｐ７７４、７７５」，表面的说法是在为妻子守俸钱，这显然是哄鬼的话，他一生都金钱都不以意，岂能拿生命来开这种玩笑？他有一篇在艺术上不值一提的《贾胡行》，痛说了这种不得已的状态：当官就像把肚子剖开放珠子进去的商人，钻求富贵未能得，竟日惶惶忧毁誉，“一日仅得五升米，半级仍甘九族诛。”——这种话是他坐监狱时都没说过的。他现在是后悔出心来了。没了心也就什么都不相信了：“始信心非明镜台，须知明镜亦尘埃。”「Ｐ．７７２」他在这种心境中接受了禅宗的“解构”情绪。但他接着说“人人有个圆圈在”， 他的圆圈就是对朝廷的“忠赤”——初心终不负灵均，“屈原情结”害苦了他，使他“残雪依然恋旧枝”。这使他别无选择，还得“回来”，最后算白忙乎，他原地不动，回来巡抚江西——还算皇帝圣明，还得感谢皇上圣明。也许还是他的哲学让他又回到了尘世之中， 因为儒家超越绝望的高招是“万物一体”，干什么都一样——既然禅宗说担水劈柴无非妙道，那么回来当官也是与劈柴一样的。阳明多次表示出家当隐士也是“著相”，太拘泥形式了。他那要强的个性也使他选择这种所谓“不著相”的方式再往前走下去。这也是“无中生有”的一种形态，用无将所有问题抽象，把世界砍平，然后我行我素——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英雄行乎英雄。他在庐山开先寺的读书台刻了一个石碑，写的庄重却滑稽：七月辛亥， 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复南昌，宸濠擒。当此时天子亲统六师临讨，遂俘宸濠以归。只有明白事情真相、仔细推敲才能感受其讽刺意味——而且刻石时皇帝还未归。他总结意义时，警告群小：“神器有归，孰敢窥窃？”结语是：“嘉靖我邦国”，他的学生说这是预言了下个皇帝的庙号。他根本见不到皇帝，他特别想劝皇帝回京，但是他级别不够。 正好江西发大水，他上书请求自贬，说自己德不称职，才有这数十年未有的水患。暗藏的机锋却是国家发生这么大的祸患，你也应该下罪己诏，应该早日悔过。但是这种小聪明对于大玩主来说，是上不了台盘的小把戏。那些包围着皇帝的近臣，居然想愚弄天下，说是他们平定的叛乱。 张永说：“不可，昔未出京，宸濠已擒，献俘北上，过玉山，渡钱塘，经人耳目，不可袭「功」也。”于是以大将军钧帖令重上阳明重上捷音——战役总结报告。阳明只得加上江彬、张忠这些人的大名，让他们也“流芳百世”，这才通过了。宸濠已就擒一年多了，才名正言顺的成了俘虏。皇上冬十月，从南京班师回朝，十二月，到了通州，赐宸濠死，焚其尸。勾结宁王的宦官钱宁、吏部尚书陆完等都被清除——也有冤枉的，也有真勾结而得保全的。过了两个多月，即正德十六年三月，这位潇洒的皇帝潇洒完了这一回。铁打的朝廷流水的皇帝，阳明还得继续效忠下一个。挫伤能腐蚀人，能把一个心体极其明澈坚定的人弄得七上八下。 但是当他又回到耿耿忠心这个圈套时，他事实上堕落了——这也是他只研究道德，不研究大于道德的天理带给他的伤害——使他的水平也只不过如此而已，而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心学开不出另一片天地来。阳明为王朝竭忠尽智，但始终被当成异类，是条丧家的乏走狗。但他在学生当中找到了家园。有一次，他问学生们，去年，太夫人讣告至，家大人病重，我四次上书请假不见应允，我想弃职逃回时，你们为什么没一个赞成我？学生说：“先生思归一念，亦是著相。”阳明沉思良久，说：“此相安得不著。”第十一回 致良知１．口含天宪正德十五年，他胡须到脐终于结了“圣胎”：前面所有的正反经验都成了说出这句话的准备。像历经风尘的中年妇女终于找到了她可以全心全意地去爱的人，深情的说：我以前每走一步都是在走向你。也像招集十里八乡的人来开大会，陆陆续续地好不容易到齐了，乡长只有一句话：交公粮。王阳明历经百转千难、一口说尽的这句话就是：致良知！他后来多次激动地描述他一口道尽这千古圣学之秘的心情：“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今幸见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真是痛快！”「钱德洪《刻文录序说》」——也就是说，自龙场时这“良知”二字已在他胸口盘桓了，他当时悟道时，就已悟及于此，只是还差一点，就为了这一点，他先是说“心即理”，后又讲“诚意”，讲“克己省察”“收放心”，讲“知行合一”。大方向、基本路线是一致的，但都不如“致良知”一语之下洞见全体，既包含了本体又包含了方法，又简易精一。就像马克思好不容易发现了唯物主义原理一样，王阳明这唯心主义的原理也来之不易，他说：“某之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三字二十年得，一吟老泪流。最早的记载他口说良知的时刻是这年[1520年]大约初夏之际，在赣州。记载在《传习录》下中「《年谱》说是在次年」：陈九川“庚辰「即今年」往虔「即赣州」再见先生，问：近来功夫虽若稍知头脑，然难寻个稳当快乐处。先生曰：尔却去心上寻个天理，此正所谓理障。此间有个诀窍。「陈」曰：请问如何？「王」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曰：尔那一点良知，正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去做，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若不靠这些真机，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体贴出来如此分明。初犹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细看，无些子欠缺。”这个良知就是“天理良心”——还是用王解王，接着上面的话是：“在虔，「陈」与于中、谦之同侍。先生曰：‘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因顾于中说曰：‘尔胸中原是圣人。’于中起不敢当。先生曰：‘此是尔自家的，如何要推？’于中又曰：‘不敢’。先生曰：‘众人皆有之，况在于中，却何故谦起来？谦亦不得。’于中乃笑受。「王」又论：‘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唤他做贼，他还忸怩。’于中曰：‘只是物欲遮蔽，良心在内，自不会失；如云蔽日，日何尝失了！’先生曰：‘于中如此聪明，他人见不及此。’”——于中用良心解释良知获王的赞同。而这个良心是既在每个人心中又是先验的不以个体的人为转移的天理。因此，它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阳明接着说：“这些子看得透彻，随他千言万语，是非诚伪，到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便非。如佛家说的心印相似，真是个试金石、指南针。”再抄一则：“先生曰：‘人若知这良知诀窍，随他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真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同上」但这“一觉”是不允许自封、口说的。单凭聪明悟到此与做功夫做到此，实际上有天壤之别。用阳明的话说：“颖悟所及，恐非实际”，用他的术语说则是，不能行的知不是真知。包含的理论问题是：本体境界必须靠实功夫才能达到，是个本体论与工夫论必须合一的问题。相当于后来我们常说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不实地做功便手举这个“指南针”，还是个“两张皮”，用天理良心吓别人，若有可能还会我的人欲便是良知，你的良知也是人欲。中国这种道德巨人太多了，阳明的良知学说本是要对治这个痼疾的，最终还是被这个痼疾给利用了去。 阳明为防止这种演变，总是让人从灵魂深处去“炼”良知来。像他真格过竹子，没有谁下过那种死力气一样，这“致良知”是他用大半生的性命提取出来的口诀、心法，绝不是有口无心者皆可耍弄的套话、口号。若过虑掉其生命证验的信息、遗弃掉其中的生存智慧，只是掉书袋地来比证便是在“参死句”。若是白拣过来贪便宜地说现成话便是在“玩光景”。２．正法眼藏他自龙场悟道之后，就在朝着自信其心的道儿走，为克服主观随意性，他专加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省察功夫，现在“致良知”则同时包括了这两方面的内容，再也不用添加一毫意思便完整准确地揭示了圣学的本体论方法论——操作简便，意义深远，毕其功于一役，其乐自然不亚于就地成仙。但他本人也不是一觉就万事大吉了，本章展现的他那曲折的心态大多都是在他一口喷出良知之后——也就是说良知并不保主人不走弯路，但可以保主人最终前进在“它”认可的天理的轨道上。——这其中的问题其实很大，阳明本想找一个超验的从而万能的依据，赋于它不证自明、永远有效的权威性、真理性，好象一找到良知就等于和上帝在一起了、就得到了神启、就得到了来自上帝的绝对命令，就正确无误了。但事实上很难说，我们觉得他那种心态其实是一种不甘当奴才的奴才心理，固然高于那些宦官群小，也并不是一个心学大师的高度——外国人又怎么看？再过二百年人们又怎么看？固然别人怎么看也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王阳明也同样有权认为我们不着边际——这也自少证明了良知不能统一天下的思维，当然它可以统一让它统一的那些人的思维，如王门弟子、王学传人。——这又变成了一个信仰的有限性问题。王阳明以一种你们不心反正我信的姿态来兴高采烈的总结良知的价值、意义。他给邹守益写信说：“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如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有舵柄自然比盲人瞎马夜半临深池要好百倍，但又有多少舵手入海不得回的？正德若硬拿你下狱像拿冀元亨那样——那也只能是船翻了但还舵在手而已。他不忧心这个“有限性”的问题，却发愁它不能光照全人类——有一天喟然长叹，陈九川问：“先生何叹也？”王说：“此理简易明白若此，乃一经沉埋数百年。”陈说：“亦为宋儒从知解上入手，认识神为性体，故闻见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真面目，更复奚疑？”这话也是自作多情的类推语。那些佛教徒也承认有一个人人都一样的真面目，但不是良知，而是空，却也同样觉得“更复奚疑？”奈何？王的论证办法很感动人：“然譬之人有冒别姓坟墓为祖坟者，何以为辨？只得开圹将子孙滴血，真伪无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真骨血也”。但这个动人的“转喻”只是表达一种心情罢了——既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其实他说的是真的。他的良知二字的确相当成熟漂亮的表达了孔孟真精神，在习惯了以圣学为真理标准的事理论证网络中，能够认祖归宗，他的论证也算到位了。但是这种话语相当文学评论——赞同还是反对全凭接受者的感觉，信自信疑自疑，千古如斯。王还很委屈，他是熬心煮肺地锤炼出来的，别人要么不信，要么当成现成词语来“剥削”——这也是文学评论话语带给使用者的伤害——“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思想真理对接受者来说还就是“自家吃饭自家饱”，各人识得自家那片月，大家伙儿都来用花比女人，这个比喻便一点信息也没有了，有的王门信徒后来倡导“现成良知说”，便瓦解了良知的真含义。王阳明提倡心学以来，就自觉的抵制这种来自内部的颠覆倾向，尤其从南京以后，对求教者一律要求以存天理去人欲为本。要问“之所以”，让他自己去求“是因为”。从来不一口喷出个天理——也的确如此，良心是能从外援得到的么？天理要不从自家心头养出来，那不是欺世盗名者皆天理的特使了么？“致良知”这种成仙成圣的神圣又神秘的功夫不也就变成搞文学评论了吗？但良知若只是哑巴吃苦瓜有苦说不出，它还能光芒万丈长么？——所有这些老问题都没有实质性的解决，王在一口说尽时只是把它更极端化了神秘化了——用他的话说更简易化了——简易为美是东西方人共同的“爱好”。他也有哑巴感，或者说他是想高级哑巴化：“近欲发挥此，只觉有一言发不出，津津然如含诸口，莫能相度。”——就是说不出来。说完之后，沉默良久，这种时候，他的学生都不敢打扰他，都知道要有更重要的话在后头，可是这回却是归于无言：“近觉得此学更无有他，只是这些子，了此更无余矣。”学生中有表现出健羡的，王有说：“连这些子，亦无放处。”绝对是高僧在参玄机，他的真实意思是他已到达至高无上的“无”的境界，万物皆化，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了，与大道为一体了。其实他是达到了一种超语言的神秘的心证境界。什么境界呢，用好词儿说是天地境界——超功利、超道德的所谓绝对境界。若用日常人的平庸逻辑来推断则只是天知地知他自己知而已。３．白鹿飞奔伟大的正德皇帝玩够了，上天堂去继续极乐去了。天下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自然法则可以有限的修补一点皇帝终身制的毛病。许多在本朝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都潜伏着等着“换头儿”，新朝也往往要平反一些冤案以提高效忠率。阳明不会公开表示喜庆，那是不“合法”的。但也不会无动于心，兹举一个细节足见他那股兴奋劲：他写信要邹守益快快来白鹿洞帮助他，但又说：“醉翁之意盖有在，不专以此烦劳也。区区归遁有日。圣天子新政英明。如谦之「邹的字」亦宜束装北上，此会宜急图之，不当徐徐而来也。”他一改语言简捷的习惯，絮叨起来，足见其真急迫。他的醉翁真意在于，根据朝野的呼声，他极可能入阁当国家大臣了。邹作为他很放心的学生，他可能考虑要保举他出任重职，不只是来修府志、办学。 这次白鹿洞大聚会是他在江西讲会的最后的高峰了。正好有个公助的机会，就是南昌知府要修府志，阳明的高足便来参与其事，也算写了些东西－－这倒是清朝文人的常规。自然这事对阳明来说并不重要。这次白鹿洞聚会，为王学在江西的传播起了层楼再上的推动作用自不待言。白鹿洞是阳明常来的地方，他是江西的“首相”，又热衷山水和教育。白鹿洞是南唐李渤的隐居处，后扩建为书院。在宋代，与睢阳、石鼓、岳麓合称四大书院。在正德十三年，阳明手书《大学古本》《中庸古本》《修道说》，从赣州南边千里传书过来，当时就摩刻上石，至今保存完好。正德十五年二月初，他借居白鹿洞养病，讲学。现在是正德十六年，正德人死了但须等新皇帝的年号出来，才能换纪年。此时洞主蔡宗兖是阳明的学生，同门聚会，是王门师生都热衷的事情。现在流传着当地农妇与阳明和诗的佳话，他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对阳明重要的是，攀登理论高峰－－还是与高手讨论，首先是湛甘泉，争论的交点是想让湛将其“随处体认”的说法再前进一步，他不好意思让湛接受“致良知”的提法，只是委婉希望他再简易些、再指出点路向来。此外就是与学生论学、写信回答求教者的各种问题。有人问：“学无静根，感物易动，处事多悔，如何？”阳明说：“三者病亦相因。惟学而别求静根，故感物而惧其易动，是故处事而多悔也，心无动静者也，故君子之学，其静也常觉，而未尝无也，故常应常寂，动静皆有事焉，是之谓集义。”然后还是心即理、知行合一、动静一体那一套，说明他的良知学说与他前期的思想是一致的，事实上也是如此。欧阳德对他说：“先生致知之旨，发尽精蕴，看来这里再去不得。”－－到头了。阳明说：“何言之易也？再用功半年，看如何？又用功一年看如何？功夫愈久，愈觉不同，此难口说。” 他问陈九川：“于‘致知’之说体验如何？”九川说：“自觉不同往时，操持常不得恰好处，此乃是恰好处。”对这种滑舌利口卖弄聪明的说法，阳明很不以为然，他说：“可知是体来的与听讲不同。我初与讲时，知尔只是忽易，未有滋味。只这个要妙，再体到深处，日见不同，是无穷尽的。”他对九川就讲“此‘致知’二字，真个是千古圣传之秘；见到这里，百世以侍圣人而不惑！”与跟欧阳讲的就不一样，因材施教、因病发药。圣学就是心学。心学就是圣学。九川问：“此功夫却于心上体验明白，只解书不通。”阳明说：“只要解心。心明白，书自然融会。若心上不通，只要书上文义通，却自生意见。”几个学生“侍食”－－像贾府的大小人等看着贾母吃饭一样，王现场发挥、随地指点良知：“凡饮食只是要养我身，食了要消化 若徒蓄积在肚里，便成痞了，如何长的肌肤？后世学者，博闻多识，留滞胸中，皆伤食之病也。”黄以方问：“先生格致之说，随时格物以致其知，则知是一节之知，非全体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渊泉如渊地位？”翻译成西哲术语就是，他认为这个“知”还是得由经验积累「随时格物」的“认识”，是知识学的“知”，而非“大全之知”，根本信仰－－形而上的智能发射基地「天渊」。这是根本性的一问。不能证明这一点良知就不能万能，致良知也就不能统一思想、取代以往的知识体系「如被王讥为支离的汉学」和思想体系「如理学」，而王是以取代它们为目标的，做不到这点他自己也会认为并没有成功。先看阳明怎样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无所不该，原只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 之本体失了。心之理无穷尽，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窒塞，则渊之本体失 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则本体已复，便是天渊了 。．．．．一节之知，即全体之知；全体之知，即一节之知：总是一个本 体。「《传习录》下」这与当年“心即理”的论式是一样的，只是将理换成了天；“渊”则给予心一种生成的能力、派生或创造的能力，于是一通俱通，一塞俱塞。心之天渊的功能，不是一句思辨的大话，而是心学的一种全新的起点。有必要对其合理性或曰意义稍加阐发。在心学以前的各种学说、知识，只是想让知道一些关于人的事情，而没有让人知道人本身。人，被看成一种结果，他的自身的自发性、由这种自发性决定的多种可能性－－即人自身的存在被遗忘了。王阳明一再反对、拒绝外在的“闻见之知”，提倡心是“天渊”就是为了使人从各种限定人的知识中解放出来。他利用专门知识，同时又超越专门知识，单靠专门知识改变不了人的存在状况，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内心态度「态度，是人思考其世界并对之形成意识的方式。如王常说的：“本体要虚，工夫要实。”」－－高度抽象一下就是看你“致良知”与否。致良知的主要目的是唤醒一种澄明的意识状态。各种知识是有终点的，而这种澄明的状态则只是起点，不仅超越有限又无情的知识理性，也超越蛮横的个体自我的唯我主义。所以，它应该是最无危险的真理。所谓心之本体是无所不该的大全、天渊，不是一个让主观去反映客观的“纯正”的认识论命题，心学认为让人那样当现象界的爬虫是白当了一世人，那种走向毁灭了人之为人的价值。他王阳明就是要把这个出发点“挪”过来，挪到能动的人本主义立场上来，只有这种“本体论差异”－－本体的挪移，才生发新的视界－－在心学这里就是新的世界了。王阳明不是靠神秘的天启来布道，他是不满那个时代的精神状况而想出来的“因病发药”的药方。尽管他最怕“因药发病”－－像以往的知识体系一样再成为良知的蔽障，但他还是不能跳出三界外，他这副灵丹妙药照样也滋生了“药源性的疾病”－－－这是由人性的根本性弱点决定的，在劫难逃。４．良知应世：无可无不可语言有种叫做“两不性”的苦恼。人生中有一种叫做“两难”的困境。中国智慧之要着是孔夫子标举的无可无不可，真正的无可无不可依靠自己的内部精神的自立能力。但任何精神性的东西都无法逃脱自称为某种东西而又无力成为该东西的矛盾。所以，真能从心眼里做到“两可”也就真算高人了。良知，不管说的多么玄，它必须让人在生活中“感到”它的妙用，才能在一个实用的种族当中被使用，事实上是在使用它的下限。但总算有了作用。这个作用便是一个学说或一个思想体系的意义和价值了。呜呼……阳明的良知不是一个研究纲领，是一个以人为出发点和目的的构造纲领。它想根本改变人与世界的关系，通过提高人的精神能力来改变整个感官环境、改变生活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尽管事实上只能改变面对问题的态度，这也算从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中“捞”回了一点人性，近乎于审美法的捞回。－－中国的儒、释、道都是“感性学”，它们的思辨方式都是美学法门。它们之间的本体论差异差不多类似于那种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论争。都想把美学变成价值学。阳明的变法是突出精神的能动性和成就感－－把生活变成一种人在提高自身的创化的过程－－没有这种提高，人生便丧失了一切意义与价值。这是高贵的精神胜利法。这种玄学要不能变成一种生活观念，凡人们还是感觉不到它。当然等凡人能使用它时，差不多就成了阿Ｑ式的转败为胜的自欺法了。阳明是一直主张在事儿上练的。尽管每天都必有事焉，但还是事情严峻时更见工夫。大事来了。六月十六日，嘉靖的新朝廷下了圣旨：尔昔能剿平乱贼，安静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兹召用。敕至，尔可驰驿来京，毋或稽迟。这正是他所期望的，天理也应该如此。阳明的良知告诉他也当如此。他立即收拾起身，二十日开拔，以他的耿耿忠心和旷世奇才，早就盼望着这一天，包括前些时受窝囊气，能忍下来，也是想到朝廷终要启用他－－他说良知就是在勃然大怒时能忍下来，在激动兴奋时能平静下来。他果然做到了这一点，而且眼下看来也算忍对了。但是，朝廷已经相当成熟了，不会让“异类”混进来的。朝廷是用中等偏上人才的，像阳明这样的奇才很难加进去－－但是一旦进去了，他也完全能够斡旋得上下相宜，他有这种素质能力，他的良知也能指引他永远追求那个“恰到好处”。他的良知能够求全而不觉得委屈，还能在应付各种问题时动机纯正又效果良好－－在江西与宦官奸党周旋的确验证了这一点。他一点也不书生意气实足，又绝对不失书生本色。他是个高度成熟的政治家，绝对不是一个市侩政客－－他因此而加不进去，也因此而了不起，就是纯从政治角度说，他也相当了不起。假若他要当了首辅，至少会成为一代名相，明代会中兴，如果他能说服皇帝搞好国际贸易、文化交流，那日本式的“维新”就早在中国发生了－－这是近代史上志士仁人的一个感兴趣的假设，其中有自我安慰，但也不全是臆想。真正的问题在于专制政体不会用这种“可能性”太多太大的人－－这是一个铁则，专制社会从本质上排斥可能的生活，所以必然视个性呀自由呀这类天赋人权为天敌，谁骨子里都有专横，王阳明本人就有。他的“致良知”理论上包含着超越这种可以归结为道德范畴的东西，「如他曾说“善恶只是一物”“善恶皆天理”，更主要的是良知的先验性有大于道德的内涵。」却被他自身的道德闷死了。这是比他没当成首相要可惜得多的事情。他走到钱塘，出现了比圣旨大的命令－－阁臣杨一清等人指使言官上书制造舆论，什么国丧期间不宜行宴赏呀，新政期间国事太忙呀，纯粹是制造出来的理由－－鲁迅管这种捣鬼术叫“打浑”－－张煌了不主要之点而阴暗地达到另外的目的。这种舆论是人造的，对于更有力量的人来说，它屁用没有－－譬如戴铣、包括阳明他们攻刘瑾，反而让刘把他们收拾了；后来言官攻张居正，反而让张把他们给收拾了。现在站在舆论背后的是掌权的，舆论所指的是没权的，胜负立判。他怎么办？考验来了，去买官、跑官？还是闭户自伤？这都是凡夫的丑态，阳明超越得让那些小丑们失望－－他们本想用此打击他，却一拳打在了大气上。就像昆德拉的《玩笑》用勾引敌人妻子的办法来报复，正帮了想甩掉妻子的敌人。阳明曾教皇帝要赏罚及时，迟到的赏赐像吃隔夜的凉菜淡乎寡味矣。他此时的《归怀》中说“世故渐改涉，遇坎稍无馁。”不是自己哄自己，“行年忽五十”“童心独犹在”。童心，是战胜这个世界的精神力量。还有一首《ＱＮＱＮ吟》因为写得更土，所以可能是其真实心境的原汁原味的记录。据孔夫子说能做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只有他和颜回，现在阳明还有我老王。我有了良知了，所以“信步行来皆坦道”。也有转败为胜的话头：我这千金之弹怎么能去打麻雀，我这高级金属怎么能去掘土？这些都是不必当真的。有心学味的是：“丈夫落落掀天地，岂顾束缚如穷囚！”囚－－是人生天地间的实况。穷，则表示连自卫能力也没有了。地球另一边的卢梭也在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要打破枷锁，靠什么？只能靠大丈夫气概，靠一种任侠气派，靠磊落的良知良能。掀翻天地先得掀开“内桎刳”－－观念的枷锁，就是去掉那些经验状态的算计。他打了个有趣的比方：东家老头天天防虎患，老虎夜间入门叼了他的头；西家的小孩不识虎，拿着竹杆子像赶牛犊似的赶老虎。傻子因噎废食，蠢夫怕淹死先投了水。人生应该知天达命、磊落潇洒，镇日生活在忧谗避毁当中，跟坐监狱有什么两样呢？总而言之，唯有不在乎外在的得失毁誉，把价值标准还给人自身。他一回到家里就说了一句：“却笑当年识未真”－－大约此时，他才真正的确觉得朝廷这么“闪”他没什么了。无功者受禄，有功者有罪－－是专制政体中的必然现象，要硬说是种必然性也无不可－－只是王阳明不知道歌德那句名言：必然性是最好的律师。这个必然性替谁辩护呢，只能是替那些政治流氓辩护。过去他多次请假，不见应允。现在倒好，让他一回家就是六年。当他得知阁臣在他与内阁之间打了“坝”时，他给新皇帝写了《乞归省疏》－－过去都白写了，因为朝廷正需要狗来咬狼，现在他被视为狼了，所以一写就准。让人难受的、具有讽刺性的是，他想走的时候不让他走，现在他并不想走却让他走了。他跟皇帝说的很明白：我当初请假时是想永归山林矣，现在“天启神圣，入承大统，亲贤任旧，向之为谗嫉者，皆以诛斥，阳德兴而公道显。臣于斯时，若出陷阱而登春台也，岂不欲朝发夕至，一快其拜舞踊跃之私乎？”－－他说的是真心话，然而又一次热脸贴在了冷屁股上。他对新皇帝表示热切的拥戴，是希望新皇帝赶快启用他，单是请假是用不着这么抒情的。然而，新皇帝有他的需求和逻辑，并不按着阳明的节拍跳舞。嘉靖忙着他的亲生父母如何也得当皇帝的问题－－就是著名的明史上的大节目－－“大礼议”。阳明再度得到启用也是因他的学生在大礼议中获宠，有了举荐他的面子，他才重返军政舞台。－－明朝不缺人，历任皇上都想压缩财政开支，搞减员，也正因为冗员太多，人才反而出不来。尤其是不是人才的把持着用人权时，他偏说人才是要不得的坏蛋，比庸才还有害－－阳明就在家安心办学呗。那些嫉妒他的人给他来了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准他回家，给了一个南京兵部尚书的虚衔，然后下大力量调查、审核，跟着他一起平叛的只提拨了一个武文定，别的或明升暗降，或干脆不升，有的还给“挂”了起来，说说清楚……５．须从根本求生死嘉靖虽立朝，这年的年号还是正德，八月，他回到山阴，不知为什么一天的路程，他走了一个月，是他在西湖玩了呢，还是在等着皇帝有新的命令下达呢，还是他病了呢？肯定当时的情景要比后人知道的复杂得多。他并未归程如箭，必有更重要的原因。而这个或这些我们不知道的原因，对他的生活、思想有多大的影响，也就不得而知了。反正，他从哪里来又回哪里去了。自他出山之后，弘治十五年回来养病，筑室阳明洞，练道术，时年三十一岁。三十六岁去龙场前，回来看过他奶奶。四十二岁时，当弼马温时回来过。四十五岁时，去江西前又回来一次。朋友说他必立事功，心有定力，触之不动矣。一晃五年过去了，这五年是他激动人心的五年，也是大明朝动荡不宁的五年。但是他说什么呢？他对自己还是满意的，但现实并不理想－－“百战归来白发新，青山从此作闲人。”让千里马赋闲，又并非太平盛世，他又并不是唐伯虎、文征明、祝允明一类可以当闲人的那种人。在他神经质地念叨“归去休来归去休”时，面对着家乡的山水，他的感觉系统居然还要“尚忆冲蛮阵”“犹疑见虏云”－－职业病与良知是什么关系？也会成为“触之不动”的心体本身的一部分么？九月，他回到余姚，来给祖坟扫墓，就他本人的“历史发生学”而言，这里便是他的根本，大半生已过，他也快回来与祖先为伍了，落叶归根，来源于土回归于土。任何道术都不能让人不死，这是只能让圣人追求精神不死的驱动力。正如前不久，他在回答养生问题所说的：“区区往年尝毙力于此矣。后乃知养德、养生只是一事。元静「陆九渊」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谨恐惧而专心于是，则神住、气住、精住，而仙家所谓长生久视之说，亦在其中矣。”他用经验例证法，说白玉蟾、丘长春这些仙家祖师，享寿皆不过五六十，来说明长生之说，别有所指，不过是清心寡欲，一意圣贤而已。他回到瑞云楼，指着藏胎衣的地方，老泪纵横。他那没说出来的意思，才见心学大师的真水平－－肯定是到他为止的现成词语无法表述的。《年谱》作者推测他是在思念他早逝的母亲和挚爱他却未能为之送葬的奶奶，大约不止如此。肯定还有关于生命的一些哲思。有关于自己的伤感情绪。阳明二十五岁时，钱德洪也出生于这个瑞云楼。当时阳明正结余姚诗社，现在钱帅侄儿和一些求学者“集体”归依王门。钱早就知道王在江西讲学的宗旨，想入门为弟子奇Qisuu.ｃom书，但家乡的一些老人还记着王小时候的淘气事，反对钱这么做。大儒来到身边，钱力排众议，毅然入门下。第二天，有七十四人同时投入王门。 阳明在老家的日子就是，与宗族亲友宴游，随地指点良知。古越一带胜地颇多，今日游一地，明日游一地，像朱子格物一样。用他自己的话说，则是“种果移花新事业，茂林修竹旧风流。”有点林下宰相的风致了。与当年那个好任侠的毛头小子大不一样了。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嘉靖皇帝下诏封他为新建伯－－这是明朝的规定平过大的反叛的才封伯，特别卓著的封侯。还有荣誉头衔：光禄大夫柱国，貌似实职的两京兵部尚书，岁支禄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体追封，给予诰卷，子孙世世承希。诰命是派行人－－专门的官员送达的，那天，正是王华的生日，亲朋咸集，王华戚然不乐，告诫阳明说：“宸濠之变，皆以为汝死矣，而不死，皆以事难平矣，而卒平。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祸之基，虽以为荣，复以为惧也。”阳明跪下，真诚庄重地说：“大人之教，儿所日夜切心者也。”当初，王华早就预料到宁王必反，曾在上虞的龙溪买了地方，准备避难。听到乱起的消息时，说阳明已被害。有人劝王华去龙溪，华说，我当初是为老母作准备，老母已不在，我儿若不幸遇害，我何所逃乎天地间？并告诫家人镇静。等阳明倡义，有人说宁王必派人来捣乱，劝华躲避，华说我要年青，就去杀敌去了，现在，咱们只有共同守备以防奸乱。乡人见华宴然如平居，人心安定。 后来，正德南巡，奸党诬陷阳明，危疑汹汹，旦夕不可测。当地的小人乘机作乱，来家里登记财产牲畜，像即将要抄家似的。姻族皆震恐，不知怎么办好。华平静如常，日休田野间，但告诫家人谨出入，慎言语。终于等来公正的评价。次年二月十二日，朝廷追封三代的正式通知下达，他让阳明弟兄赶紧到门口迎接，说不可废礼，听到全部仪式完毕，他偃然瞑目而逝，享年七十七岁。阳明诫家人勿哭，抓紧换新衣服，将内外各种发送的东西准备齐全，才举哀。他则一恸绝。这给人一种计划性太强的感觉，并不自然，与阮籍那个一恸而绝纯本性情不同，他则初是一本礼法，而礼法是讲究节哀的，又与一恸而绝相出入。准备齐全是顾全大局，一恸而绝是一本性情。这两种方向集于一身，正是阳明的特色。这回可帮了阁臣的大忙，阳明必须按规矩在家呆三年。这三年足够他们消除阳明成功加给他们的不利影响了。他将阳明的战役总结报告作了删削，又有人弹劾王学为伪学，建议朝廷禁止王学的传播。阳明上书，辞去官方荣誉，原因是：“殃莫大于叨天之功，罪莫大于掩人之善，恶莫深于袭下之能，辱莫重于忘己之耻：四者备而祸全。此臣之不敢受爵者，非以辞荣也，避祸而已。”他的目的是要同时赏赐一起立了功的。但他的建议、抗议都等于零。七月十九日，吏部下文，不准辞。他又上书，要求普降龙恩，抗议他们阴行考察，或不行赏而削其绩，或赏未及而罚已先行，或虚受升职而实使退闲，或罢官或入狱。当时都是冒着杀族灭家的危险起的义兵，这样对待他们，以后国家再有危难，谁来献身？这种阻忠义之气，快谗嫉之心的做法，只能凉透人心。阳明这种襟怀坦白的气度，叫做“尧、舜有天下而不与的气象”。他跟学生说：圣人不是不要功业气节，只是依循着天理，该讲究功业时就得讲究。循着天理便是道，便不叫功业气节了。他的言外之意是说他现在争个公道，是符合天理的。也的确是符合天理的。若不争便是假道学了。他常跟学生说：“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便是圣人。”因为善能实实的好，是无念不善，恶能实实的恶，是无念及恶矣，只要能诚，便是圣人。他说：“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却是有根本的学问。日长进一日，愈久愈觉精明。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寻讨，却是无根本的学问。方其壮时，虽能外面修饰，不见有过，老则精神衰迈，终须放倒。譬如无根之树，移栽水边，虽暂时鲜好，终久要憔悴。”「以上均见《传习录》下」６．人有虚灵 方有良知他则刚因一恸而绝，再加上朝廷不断地以各种方式刺激他。他心劳力悴，大事已了，顶不住劲了，终于卧床躺倒。他诚恳地写了个“揭帖”：某鄙劣无所知识，且在忧病奄奄中，故四方同志之辱临者，皆不敢见；或 不得已而见，亦不敢哟所论说。各请归而求诸孔、孟可矣。夫孔、孟之训， 昭如日月，凡支离决裂，似是而非者，皆异说也。有志于圣人之学者，外 孔、孟之训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于荧炬之微也，不亦缪乎？除了他确实病着这个原因外，还因为有的御史、给事受阁臣的指使，提议禁锢王学，阳明不是怕事之人但也不是好事之徒，他能够平静地化解任何事情，但不愿意沾惹更多的事情。而且他一直认为他的“真理”一人信之不为少，天下信之不为多。随便，“我之依良知而行”，率性之谓道，过分委屈自己即不是良知的本意。 当然，他也并不总病着，心情也在改变。尤其是日益增多的学生，使他不忍辜负，而且薪尽火传全靠学生，他现在的事业也就是教学了。教学水平是出神入化的高了。尤其是他这种求根本的独创性心灵学问，更是思想水平有多高，“学术”水平便有多么高。张嘴就是，不用搬书本，更不用讲知识，只是促进学生自身的正确理解，就是让学生的体验日见“精明”，调出良好的精神状态。对心学来说，全部的问题的关键之处要认识到在人本身存在着一种独立的精神生活，它植根于人的心灵，又是独立的能超越主观个体的、能与宇宙真理相联结的。人的义务和特权就是要以自己的全部机能，不仅以理智，更需要以意志和直觉的努力，能动地追求更高的精神水平。这就是他的既根本又简易的“致良知”法门。有的学生太衿持，阳明则说这是毛病，因为“人只有许多精神，若专在容貌上用功，则于胸中照管不及者多矣。”有的太随便直率，阳明又说是毛病－－“如今讲此学，却外面全不检束，又分心与事为二矣。”有的学生作文送别朋友，觉得这种做法有问题，一是作文时费心思，二是过了一两天后还想着，就请教该怎么办？王说：“文字思索益无害。但作了常记在怀，则为文所累，心中则有一物矣，此则未可也。”有的作诗送人，王看过说：“凡作文字要我分限所及，若说得太过，亦非修辞立诚矣。”宋儒说孔子入太庙每事问是“虽知亦问，敬谨之至。”阳明说不对，“圣人于礼乐名物不必尽知”，他精神水平高，能理解礼乐的本质，一些知识性的东西一问即知而已。他不主张强行致良知，而是“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良知扩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如树有这些萌芽，只把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长，便又加水。”若用一桶水一下子去浇一个小芽，便浇坏了它。有人问：“您说读书只是调摄此心，但总有一些意思牵引出来，不知怎么克服。”王说，“关键是立志。志立得时，千事万为只是一事。读书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于得失尔。”“只要良知真切，虽做举业，不为心累。纵有累亦易觉，克之而已。”强记之心、欲速之心、夸多斗靡之心，有良知即知其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终日与圣贤印对，是个纯乎天理之心。任他读书，亦只是调摄此心而已，何累之有？”说完这一套，他浩叹一声：“此学不明，不知此处耽搁了几多英雄汉！”所谓虚灵不昧正是指这种超越的能力。这个超越的本源在哪里？既在玄虚的形而上又在确实的心性中。用阳明的话说，则是“良知之虚便是天之太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日月风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虚无形中发用流行，未尝做得天的障碍。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做得障碍？”可惜他没有接触过基督教，不知道什么上帝是所有实存世界的制造者、价值发射者那一大套教义，他若知道一定说，我的良知就是那个上帝，它是世界的本源、人类伦理的根据。他只能说些小说家言的话：“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药可代？”－－大可以与马克思描绘的到了共产主义人性复归之后的自由美感等量齐观。他利用了深入人心的佛教、道教的关于虚、无的思想成果，建立良知的本体论。“仙家说到虚，圣人岂能虚上加得一毫实？佛家说到无，圣人岂能无上加得一毫有？……圣人只是还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一些意思在。”所以，可以理解他说“善恶只是一物”到底要干什么了。就是要用括号括去所有的陈见，从而干掉所有的支离、外道的学说－－无论是汉学，还是理学，都是人为配置的话语，都只能见汉儒宋儒，而不能见圣道本身。我这个心学就是为了绕开那些东西，直指大道，直指“存在”本身。海德格尔的“在”是上帝的别名，阳明的这个“在”是说上帝在我心中－－天理即是我心。在这一点上，他能与马丁．路德说到一起去。应该承认，阳明在努力论证“无”高于有时，更多地运用了《老子》的理路，他的良知就是老子那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道”－－阳明马上就会修正－－道就是天地精神，良知就是道，一用什么“与”呀“和”呀的就是分为二了。就支离了，上邪路了。找不到无，就找不到有。７．简易直接 起死回生怎样才能找到虚灵的“无”呢？靠复杂的知识学是只能越找越糊涂，这叫做为学日彰，为道日损。只有简易的实践学即做功夫才能求得我心。这与西方远心的哲学却成对比。自然阳明针对的不是西学，而是儒学内部的经学和理学。《易经》并举了穷理与尽性；《书经》并举了惟精与惟一；《论语》并举了博文与约礼；《孟子》并举了详说与反约、知言与养气；《中庸》并举了尊德性与道问学。阳明坚持不懈地将这些对子融合成一个有机体。心既不能与物对立，更不能别个心对立，谁还在对立状态谁就还在圣学的门外。良知是虚的，功夫是实的。知行合一，就是要将知识与实践、功夫与本体融为一体。良知前冠一“致”字，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地点出了要害。这个“一了百了”的功夫又正是活一天有一天新问题的需日新日日新的功夫。把握住良知这个根本，然后加以所向无敌的推导，便是他教学生的简易直接的方法。如有人用“知之匪艰，行之惟艰”这句圣训来怀疑知行合一的命题，阳明说，“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艰，行之惟艰’。”还是看你心诚志坚否－－人是可以成圣的，就看想不想成了。要真想成就很斗私心一闪念，时时刻刻致良知，用阳明的话说叫“随物而格”。他跟同学们说：“我与诸公纸知格物，日日是如此，讲一二十年俱是如此。诸公听我言，实去用功，见吾讲一番，自觉长进一番。否则，只作一场话说，虽听之亦何用？”寻找虚灵本体，须于不可见的世界多下功夫，相对于不可见的世界，我们的可见之物微不足道。一个学生用佛门公案来问“见性”问题：佛伸手，问众见否？众曰见。佛缩手于袖，问还见否？众曰不见。佛说还未见性。学生不解其义。阳明说：“手指有见有不见，尔之见性常在。”－－关键是你的见性，你能发挥见性即使是盲人也能知道有手在。能见不能见不在目力而在心力。他觉得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人之心神只在有睹有闻上驰骛，不在不睹不闻上着实用功。盖不睹不闻是良知本体。戒慎恐惧是致良知的工夫。学者时时刻刻常睹其所不睹，常闻其所不闻，工夫方有个实落处。”不能以外在的闻见为累。因为这样才能返回本心。而只有返回本心，才能切合无所不在的理。有的学生将不睹不闻理解成本体，将戒慎恐惧理解成工夫，阳明马上加以修正，说二者是合二为一的，若“见得真”、理解得透，倒过来说戒慎是本体，不睹不闻是工夫，“亦得”。他自然不懂现代心理学，为了说明良知的虚灵性，他就用夜气来打比方：“良知在夜气发的，方是本体，以其无物欲之杂也。”“夜来天地混沌，形色俱泯，人亦耳目无所睹闻，众窍俱翕，此即良知收敛一时。天地既开，庶物露生，人亦耳目有所睹闻，众窍俱辟，此即良知妙用发生时。可见人心与天地一体，上下与天地同流。”这便是熊十力的“翕辟成变”的宇宙论之来源。其实阳明只是在发挥孟子的“夜气”，意在为失其良心的指出个良心萌动处，使他从此培养将去。「参《传习录》中」他说：天地间鸟飞鱼跃都活活泼泼的体现着天理，这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鸟飞鱼跃跟人们为了各自的目的而奔波「“必有事”」是一样的，“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惟不可离，实亦不得而离也：无往而非道，无往而非工夫。”他对来自远方的求学者说：“诸公在此，务要立个必为圣人之心，时时刻刻，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方能听我说话句句得力。若茫茫荡荡度日，譬如一块死肉，打也不知得痛痒，恐终不济事。回家只寻得旧时伎俩而已，岂不惜哉！”《儒林外史》中人说八股文做得好时也就有了一掴一掌血的功力。真是一番气在千般用，就看你干什么了。阳明的思路一言以蔽之，便是当世成圣人。象所有的宗教要求“起信”一样，心学要求必须发起成圣的信心。良知是真正的命根。他常常这样教训那些大弟子：“汝辈学问不得长进，只是未立志。”有个学生马上说我愿意立志。阳明说：“难说不立，未是必为圣人之志耳。”学生说：“愿立圣人之志。”阳明说：“你真有圣人之志，良知上更无不尽。良知上留得些子别念挂带，便非必为圣人之志。”阳明举孔子回答一个老百姓的问题为例，说孔子未尝先有知识以应之，其心只是空空而已「《论语》」，“但扣他自知的是非两端，与之一剖决，鄙夫之心便已了然。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来天则，虽圣人聪明，如何可与他增减得一毫？他只不能自信，夫子与之一剖决，便已竭尽无余了。若夫子与鄙夫言时，留得些子知识在，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道体即有二了。”一个学生说他在私意萌动时，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立即克服。阳明说，你那个知得，“便是你的命根。当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的工夫。”学生问：“‘思无邪’一言，如何盖得三百篇之意？”阳明说：“岂特三百篇，六经只此一言便可该贯，以至穷古今天下圣贤的话，‘思无邪’一言也可该贯。此外更有何说？此是一了百当的功夫。”这种纯洁思想的努力，是种宗教化的独断论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