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大传-3

结果是，“疏入，再杖三十，系狱。”连平民百姓也当不成了。他入狱三天后，又上奏疏，他问皇帝“瑾忠乎?臣忠乎?”“臣骨肉都销，涕泗交作，七十二岁老父，不顾养矣。”他要用自己的死唤醒皇帝的“诛贼之明”。“疏入，复杖三十。”累计九十棍，要不是憋着一忠君之气，早也顶不住了。他终于只实现了“不愿与此贼并生”的志向，杖后三日，卒于狱，年仅49岁。相比之下，我们的传主就“逊色”也“通敏”多了。他可没有蒋钦这股子愚忠劲头，他自然也不像阉然以媚阉的那些无骨去势的官僚，屈身事贼以求荣显。他的个性也使装不了孙子，他上了封《乞侑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用语委婉，语调平静，要求“合理”。显示出以柔克刚的王学特点。他只是为解救南京的言官，言官的命运已吓倒了很多人，像蒋钦那样的是少数。阳明在宦官高压言官大势已去的形势下还挺身而出也就越发难得了。柔中之刚更是主要的。他说:戴铣等人想必是触犯了皇上，但他们以言为责，其言而善，自宜嘉纳施行。说错了皇上也该包涵，以开忠谠之路。现在特派锦衣卫把他们拿解赴京，群臣皆以为不当，而无人敢言，怕得相同的处罚而增加皇上的过错。但是这样下去，再有关乎国家危疑不合祖宗体统的事情，皇上还能从哪里听到谏议?他这个劝架人，总是用具体的细节来增强感动效果。他提醒皇上万一他们在押赴京城的道儿上填了沟壑，使陛下有沙谏臣之名，兴群臣纷纷之议，到那个时候，您又要责怪左右不劝戒您，且为时已晚。全文没有一句“去权奸”的话，没有再作声讨宦官的努力，这看出阳明的“巧”。但标题上的字样是后来他的学生加上去的吗?也许不是。结尾时，抽象的说到:陛下不可使耳目壅塞，手足萎病。自然保护言官就压抑了权奸，能这样做就彰明了圣德。但正德不“正”，他偏用奸邪而镇压善类，他把自己的私人看成与自己一体化的“法人”，他认为打他的狗就是向狗的主人挑衅。此前，在一次关于盐业问题的御前会议上，他明确地反讥李东阳:“国家事岂专是内官坏了?文官中仅有三四好人耳，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王世贞《中官考》）对文官的基本估计竟然如此，难怪他不惜随便处置他们。这与其父的态度大不相同，京察出几百不称职官员，吏部主张斥退，皇帝以为人才难得，结果大多保了下来。正德是会“大革命”的方式来打击一大片的，如果他有此头脑的话。刘瑾现在是他的头脑，刘能成为实际的皇帝和宰相，不仅是只会领着年轻的皇帝去四处潇洒，在宫中酗酒，看角羝戏。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能给皇上办事，而他办的事是文官系统办不了的，文官只是一味“教育”他，只有些常规办法。聪明绝顶的正德早就烦了他们那套老生常谈。他总是借口他的祖母或母亲要看望他等等，而逃避经筵功课。他在东宫时的老师杨廷和，现在快轮到他入阁了，他和翰林学士刘忠在皇帝讲课时，致讽谏语，对佞幸有所指斥，像王华那样，但他俩没得到赏识，反而得到了贬斥。正德对刘瑾说:“经筵讲书耳，何又添出许多话来!”刘瑾乘机说:“可令二人南京去。”于是，杨之就要到手的内阁大学士，像煮熟的鹅一样飞了。两人都到南京去了。有意思的是，刘忠在南京“正直有风采”，大计京官时，罢黜的人比以往多，还提议随时纠劾，以示劝惩，不必等六年大考核再罢免，他本人也纠劾过重。有人认为他是在配合形势，暗中附和刘瑾，因“瑾方以严苛择辱士大夫”。其实，他只是正直的不是时候。他是一生正直的。４．朝政鱼烂刘瑾能够哄住皇帝的手段是敛财。正德挥霍无度，又不肯花他的小金库，户部尚书韩文又坚持“原则”，不痛快地让皇帝花户部的库银。事实上国库也的确严重空虚。皇帝不耐烦听那些烦人的数字，他就是要钱。朝廷的官员们除了主张"节约"外，没有拿出有效的增加收入的具体办法。而刘瑾有一套常规之外的增加财政的方案。皇帝自然倒向刘瑾，不顾文官们的反对。这些方案的根本精神就是加大税收力度。增加新的税，附加税，提高税额等。刘瑾的财政改革用老话说就是“横征暴敛”，闹得朝野嚣然。文官反对“改革”，刘瑾乘机让宦官全面夺权。全国各地早就有的宦官“特派员”，现在在理论也“合法”的高于正规的地方官了。至此，明朝的宦官像清朝的临驾于汉族之上的满族官僚和国民党的“军统”了。弘治一度真使他们单局限于“统计调查”的工作，但现在他们成了皇帝向文官夺权的阶级性的社会力量。但是，钱还是不够。最根本的原因是“硕鼠”太多，不算那些不可计算的权力剥削（腐败的基本含义就是不同于资本剥削的权力剥削），单单是坐吃皇粮的就大大超过税收。明人郑晓的《今言》统计：“正德年间，亲王30位，郡王215位，将军，中尉2700位，文官20400，武官十万。卫所772，旗军八十九万六千。廪膳生员35800，吏55000。其禄俸粮约数千万。天下夏秋税粮，大约2668万4千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禄米，卫所久缺月粮，各边缺军晌，各省缺俸廪。”郑晓是嘉靖二年的进士，历任国家要职，所言可信。刘瑾一箭双雕，他跟皇帝说，收入不足是文官们管理不善和贪污造成的，他的高招儿是随时向任何官吏处以“罚款”，既打击了文官又增加了银米。翻看这一时期的《明史》列传，自大学士李东阳以下没有被“罚款”（夺俸，停薪）者几稀，这股冲击波也扫荡了入不了“列传”的大批官员，这有大量的笔记和私乘为证。还有一招是“赔偿”。或是真失误，或是找茬儿，让许多官员赔得倾家荡产。对各大“军区”的军屯地，各省则大事摊派，有的项目几乎是加倍地增加附加税，地方官反对，则由住守的太监强行执行，有的地方官为讨好则不顾实际，谄上压下，激起了几乎是到处都有的“骚乱”，西北，东北的边防军，有几支造反的。民变也发生了。最后，安化王起事，刘瑾的末日也到了。各地的镇守太监比刘瑾还不顾后果，关于他们穷凶极恶的记录，遍布公私史籍，是标准的“小鬼当家”。刘瑾还有一套用太监监督太监的“统中之统”，叫什么“内行厂”，由他亲自掌管，在阉党中再建“党中之党”，酷似纳粹之“盖世太保”。这正是狐狸，黄鼠狼与蛇之间的联环套，一物降一物，转圈追逐。这种超常的特务统治，的确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也极大地提高了祸国殃民的能力。这有点像“文化大革命”中的“踢开党委闹革命”。1507年3月，刘瑾发布了一道命令，让天下镇守太监实际上的级别和职权与各省最高文官相当，并有权监督文官，审查任何行政和司法事务，关键是当地的工作由太监总结向中央即刘瑾汇报，所有的重要公文都只对刘，经刘签发给各部门。原先的通政司已失去“喉舌司”的作用。群臣的奏章也是先具红揭投刘瑾，号“红本”，然后，再上“通政司”，号“白本”。天下只知有刘太监而不知有皇帝矣。刘瑾公开卖官鬻爵，招权纳贿，他还没赖到后来之纳贿不办事的程度，基本上是“朝发夕至”，受贿之后几天内即“超拜”---越轨提拨。这样他事实上很快在文官内部也拉出来基本骨干。对于那些不与皇帝及其“军统”合作的文官，皇帝便越发只用“军统”并默成“军统”干掉文官的系统工程。要细说他这方面的战绩，得拉一个很长的名单。阁臣除了李东阳，全换了，六部的长官按他的意志作了调整。举一个小例子。浙江省应诏举荐怀才抱德的乡贤，举的都是余姚人，都是谢迁的老乡，当初起草诏书的是刘健。刘瑾“大公无私”起来，“矫旨”（他下的，但是圣旨）谓:“余姚隐士何多?此必徇私援引。”将那几个隐士下了“诏狱”，让他们交代迁，健的徇私勾当。刘瑾想把这两个前大学士逮捕，抄家。李东阳死力疏解。刘瑾的党羽焦芳在旁边厉声的说:“纵轻贷（从轻发落），亦当除名。”旨下，果如焦芳所言。那四个隐士被发配到边疆戍边真当隐士去了。刘宇则弹劾两司访举失实，被罚米，还有被削职为民的。他们在多么公正地捍卫国家体统!然而，正是这个焦引进这个刘，向瑾行贿万金。瑾大喜，说“刘先生何厚我!”几天之内“超拜”刘宇为兵部尚书。后找茬儿让吏部尚书许进退休，升刘宇为吏部尚书---六卿之长。挤走王鏊后，宇又入阁，兼文渊阁大学士。而焦芳是在向刘瑾密报了大学士们的杀瑾计划后的第四天就“超拜”为大学士的。焦对瑾自称“门下”，如黄埔出身称蒋介石“老师”一样，焦带头呼瑾为“千岁”。发配走那四个隐士后，还下了一道诏书:以后，余姚人不得选京官，著为令!如果刘瑾不倒台，阳明尚未当小京官，则他永远也别想进京显身手了!整个余姚县的人都成了帝国的“敌人”。全世界只有中华帝国才有这等笑话。赶走刘健，谢迁，刘瑾愤尤未释。南北官员越是乞留，刘瑾越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当时是绝对的天怒人怨，仅山东就连着地震45次。刘瑾也不作什么“灾异求言”的表面文章了。他以绝户的气概，赶尽杀绝的魄力，将反对过他的人打成“奸党”，勉强过完年，即正德二年，1507年，将刘健，谢迁，尚书韩文，杨守随，林瀚，都御史张敷华，郎中李梦阳，主事王阳明，还有一批言官，共53人，将他们的“臭名”榜示朝堂，传宣群臣跪于金水桥宣戒。像开公判大会式的，以期起到杀一禁百的作用。仅《明史》所载，因瑾当权“横甚，尤恶言官，惧祸者往往自尽。”私乘记载更怕人。还有因交不上贿赂而自杀的。真想不通，居然还有那么多愚忠之人，还要为这么王八蛋的朝廷卖命!刘瑾像挣命一样穷追不舍，于正德四年，即1509年12月，追夺健、迁，尚书马文升，刘大夏（他因惩处不法镇守太监而落职），韩文，许进等人的“诰命”，并追还皇上赏赐的玉带服物，同时被夺诰命（即连退休干部也不是了）黜为民的共有675人《谢迁传》。人们还为他们担心，以为更大的灾祸还要附加而来。而这追夺诰命的行动，居然是拍刘瑾的马屁的言官提议的!难怪正德皇帝看不起文官，刘瑾憎恶言官。此前一年，发生过一起“匿名信”事件。1508年6月26日早朝时，一封状告刘瑾诸不法事的匿名信，放在丹墀上，一个御使拾起来交给了皇帝。刘瑾知道信的内容后，当即命令百官跪伏奉天门下，严加责问。过了几个小时，让尚书们退出。近中午时他才露面，翰林官们立即向他抗议，说他们从未受过这种虐待。刘让他们退出。一个御使说:这违反了王朝法令。刘说:正是你们把国家的事情办糟了。刘让剩下的人站到朝见时的位置上去，以便查出谁靠近放信的地点。一个大太监说:四品以下的官员没有次序，谁会傻得往那站?刘让他们重新跪下。为了找到草稿，派锦衣卫去收查各家。那个大铛说:谁傻得在家里留草稿?六月的中午，又偏偏天气极好。几个官员晕倒，被拖走。另一个大太监给百官员送西瓜。刘马上“矫旨”调开这两个大太监。下午过半，五品以下的都被押入锦衣卫监狱。有三百多人。次日，李东阳赶紧营救，正好，刘瑾发现写信的是一个太监，没死才重见阳光呼吸上户外空气。就是写信骂皇帝也不至于此罢。明朝的好事坏事都能创纪录。除了“皇军”，还没人比得过刘瑾。而他本是个宫廷“文工团”团长。他太歹毒，他们太贱!所谓“士可杀不可辱”的大话，说不得了。５．铁窗生涯刘瑾时代将帝国的集权恐怖的本性表现得淋漓尽至，但还不够登峰造极，日后有更令人发指的年头。极权，必恐怖。集权必极权。不管何种方式的集权，极权，都必然强迫人们要么与之同流合污，要么被踩在脚下，已完成了的集权是能够镇压反抗的。这时，中国的传统智慧是“静以待变”。谢迁，退居林下后，正与人下棋，追夺诰命的圣旨下达，他谈笑自若，家人和朋友都为他忧虑，估计更大的不幸还会降临。他却照常赋诗饮酒。刘瑾伏诛。他复职。这叫宰相器度。王阳明呢?他要像蒋钦那样愚忠，也就不成为心学大师了;他要像焦芳那样奔竞钻刺，媚时趋俗，同样也不会成为心学大师。他若在被罚长跪的百官之中，会是什么表现?立即辞职同样等于抗议，再屈辱为官则贱不如狗。具有苦情喜剧味道的安排---他早在1506年11月间被刘瑾先生投入了“诏狱”--所谓皇帝直接关注的锦衣卫监狱。在太监的“白色恐怖”抽疯期，入了监狱，算是到了家。只要别像阳明所营救的戴铣那样，一轮杖打就一命呜呼，监狱就算避风港了。阳明苦情陈辞，只怕戴铣等人在押赴北京途中填了沟壑，使皇帝背上杀谏臣，“怒绝”民意的恶名，算是太自作多情了。他也把皇帝的骗人的“政事得失，许诸人直言无隐”的明旨当了真---尽管他这样说时，是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但他上书这件事本身说明他对流氓政治还抱有幻想。他认为皇帝还有“扩大公无我之仁，明改过不吝之勇”的“良知”，只是被权奸暂时蒙蔽了，只要侑言官去权奸，就圣德复明，收回了放跑了的良心。其实，正德与刘瑾正觉得文官烂透了大半，像刘瑾反击那位御使时所说的:你们懂什么国家法度，国家正是你们给闹糟了。他们就是要从文官手中夺回掌管国家的权力，不是一个简单的宦官蒙蔽了皇帝的问题，而是皇帝也想这样做，宦官体现了皇帝也许还朦胧的感性的意志。已然的事实不用再重复了，刘瑾死后，皇帝并没有变好，也说明一些问题。刘瑾将包括王阳明在内的53人列为奸党，榜示朝堂，创造了内官把朝臣打成朋党的恶例。说明他们是有“理论”的，有战略意图的。当时还没有彻底不上朝的正德是能够看到奸党榜的。最后拿刘瑾做替罪羊以"谢"天下，以缓冲与文官集团的紧张关系，说明正德比刘瑾还赖而已。阳明坐在大狱里，很难“不动心”。他奶奶，父亲，还有妻子，都与他同在一片天下，但几乎是人间地狱般的坚硬的隔开了。他留下了《狱中诗十四首》。第一首就是“不寐”。北京的十二月，冷酷如世道。铁窗之内比外面更是魍魉世界，越睡不着，越觉得黑夜无尽头。“阳明释夜”没有包括这种夜，这是“具体”的夜，他解释的夜是哲学化的抽象的夜。什么东西一被抽象就拉开了“审美距离”，而具体是一团血肉模糊的实在。他自己也承认"我心良匪石"怎么能不会被深悲大戚搅动?“滔滔眼前事，逝者去相踵。”人生如同电视剧，现在被抛出轨道，正可成为“看客”来返观自己在舞台上的际遇，品尝当时来不及品尝的滋味。要用一句话概括他此时此地的心境，就是后悔。不是后悔营救戴铣他们，而是根本就不该重返仕途!“匡时在贤达，归哉盍耕垅!”这个世界是他们的，我就不该来参与，现在倒好，想回家当个农夫，也找不到自己的地头了---太晚了。这种绝望的心情说不得贤与不肖，只是人之常情。他还没有谢迁那种宰相“功夫”，弘治时代那宽松的气氛“赚”他出山，结果却落了个身陷囹圄的下场。面对锦衣卫狱那特种大墙，朝政黑暗到如此程度，不仅过去的各种努力都流水落花，而且前途比这大墙里的黑夜还一塌糊涂。“崖穷犹可涉，水深犹可泳。”唯独坐大狱里当萨特所写的“苍蝇”，则如掉到无底黑洞中，除了“荒诞”，飘忽，没准，他还能感觉到什么?因为他现在还只是个诗人哲学家而不是谢迁式的政治人物。铁窗生涯“窒如穴处，无秋无冬!”像在漫漫长夜盼望银河欲曙的任何人一样，他也只是“岂无白日?寤寐永叹!”除了说一些“悠悠我思，曷其极矣!”他也是毫无办法。等最初的尖锐的痛苦稍微地靠“习惯”变得能忍受时，他靠学习来打发有天没日头的狱中生活。当对命运毫无把握充满恐惧感时，谁都想“明白明白”。所以，他此时想读而且读了的是《易经》。可能允许家人看望，他能从墙外得到食物和读物。使他从而能够“暝坐玩羲《易》，洗心见微奥。”自己也占卦，什么“遁四获我心，虫上庸自保。”遁，这个卦象是艮下乾上。象征退避。卦中二阴自下而生，阴渐长而阳渐消，小人渐盛，若山之侵天;而君子退避，若天之远山，故名遁。《经典释文》解此卦曰:“隐退也，匿迹避时，奉身退隐之谓也。”得我心云云，无非是想“重返阳明洞”而已。他来自遗传的自幼热心的一直没放弃的道教情结，此时大大地释放出来。《见月》《屋月》二首，再明白不过的表露了道教情调的生命意识。尤其是后者，纯然是在“拟”《古诗十九首》。然而，这个人永远不会单线条，他在体验道教义理时能触类旁通到儒家的高明。在:“泪下长如霰”时，能体证颜回箪食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并非矫情，说明他也能找着“孔颜乐处”的门径。自然也因为《易》乃儒道两家共奉的经典。还因为狱中有儒门“战友”，他们在大墙之内依然讲学论道，在高明远大的圣道之中，体验到了俗人难以理解的精神愉悦（“累累囹圄间，……至道良足悦。”《别友狱中》）他最伤感的是对家人的怀念。什么“思家有泪仍多病”，“萧条念宗祀，泪下长如霰。”等等，叫人觉得他这个人真实自然，无虚矫之气。只有这种人才可能体证真正的心学，这是他与玩弄心学之人的本质区别。在幽室中他度过了最黑暗的1506年，大年夜，他只有对着从墙缝中射入来的月光，他在“旁皇涕沾裳”之余，勉强滋长出“逝者不可及，来者犹可望”的自勉式的朦胧希望。他在狱中过年，家人牵挂着狱中的亲人，他也因知道家人的牵挂而“忽惊岁暮还思乡。”打断他乡愁的只有忽然串上床的狡猾的老鼠。在会稽山下散步，在余姚江中放舟，这最最普通的家常生活，现在成了他高不可攀的梦想---成了他做人的全部代价。因为，要想重新拥有这一切，也很容易，只要他提笔给刘太监写一封悔过书，效忠信，他就会被车马迎还。因为刘在严酷打击文官的同时，也急需树立“投诚”的标兵，以分化敌人。当时也有这种“巧人”。在刘瑾伏诛之后，从他的住宅抄出大量文武官员巴结他的信件。有人主张按阉党处置，李东阳说，当时我且不能不屈从，何况别人。于是将信件烧毁。而当时刘瑾几次暗示王华，只要王华去刘的私宅一趟，不但阳明可以平安无事，而且他父子俩都可以得到升迁。但华就是不去。刘瑾有个最大的特点是爱才，当他还是东宫一个只管文体活动的普通太监时就听说过王华的大名。现在他想学蔡京揽杨时的办法，想网络名人来装点治平。文官集团内部远非铁板一块，任何时候都有奔走权门的无骨奴才。在宽松的弘治年代，依然有人疏劾谢迁，刘健，李东阳堵塞言路，压抑胜几者（《今言》）。现在，言路真堵了，却听不见反抗堵塞言路的呼声了。这叫做“天下无道则庶人不议”。阳明绝不会想到去走那敞开着的狗窦。他不得不静以待命，做被人决定生死明晦的“主人翁”（戏用心学术语）。好在刘瑾要从重从快地处罚他们，以敲山震虎。所以，皇帝和宦官在皇宫内，阳明他们在铁窗内过完年后，处分决定下达了。阳明被发配到贵州龙场驿当驿丞。好大的一个官儿，不入流的役吏而已。自然比在阙下当场杖毙，比明正典刑要强一万倍了。因为这种差别是生与死之间的差别。阳明比戴铣，蒋钦等幸运多了，他应该唱“赞美诗”，写“强盗颂”。至少应该念一万声阿弥陀佛!他还行，很镇静的也很黑色幽默的说“报主无能合远投”，“且应蓑笠卧沧州”。沧州是宋代发配人的地方，一如清代之宁古塔，伊梨，遂成为戍地之别名。其实这种发配只是叫人死得慢点而已。是置于死地的另一种方式。他明白，但他要活下去，不甘心像这样被当成臭虫般的踩死。为“留得升平双眼在”，他接受刘太监这一安排。他留着这双眼睛看看螃蟹能横行到几时。尽管前途渺茫难言，他还是从容地与狱中曾一起讲学论道，切磋砥砺的难友深情的一一别过，并留诗勉励:愿言无诡随，努力从前哲!还是足够“革命”的，流动着死而复生的健康乐观的情调。据说不死的囚徒比任何人都富有梦想。任何艰难困苦对于志在成圣成雄的人来说都只是培训进修，只要能活下来。尽管没有直接证据，依然有理由说，这次培训使阳明终生受益，血的教训使他明白必须“道术一体”才能有效地“行道”。６．上路原因一言难尽，明代的文官牢狱之灾颇重。像方孝孺式的既不合作又献身的是一类;跟宦官斗争的是一类;还有就是所谓“工作失误”也常常下狱。在风口浪尖上弄险的言官，赶上朝中的“大故”时自然难免争先恐后地跳火坑;就是平正的“儒林传”中也颇多下狱论死之类的话头。号称明代头号大儒的薛，在办一件案子时，被弹劾，宦官王振为报复薛不拍他的马屁，决定处死，要行刑的那天早晨，振的仆人在爨下哭将起来，问为什么?他说:“听说今天薛夫子就要被砍头了。”振大感动，后终得不死。薛在狱中等死时，读《易》自如。胡居仁的学生余佑的部下稽查住了宦官的走私船，他也被宦官投入监狱，在狱中，他著《性书》三卷。明中叶以后，文官集团内部的党争，也是着急了就想办法把对手往局子里送。说这些是为了点明王阳明的铁窗生涯只是明代文官普遍的牢狱之灾中的一出小戏，并非什么非凡的足以傲视群俦的大节目。但对阳明的一生是至关重要的大节目。对于后人来说，重要的是为什么别人坐了监狱没有开创出改变了中国思想史发展方向的心学，偏偏王阳明走出了一条创新之路?他在狱中，找到了彻底的虚明，找到了“孤独个体”那种无所依傍的深渊感。在天地之间，除了自己这颗心，还有什么是最后的依据?于深悲大戚之中，还能不屈不挠的坚持得住，靠什么?除了靠“心之力”，还有什么力量能伸进大墙来支撑自己?这些问题他暂时还没有最后透悟，但已在这场培训中种下了“觉悟”的智慧种子。等他到荒无人烟的龙场继续坐监狱时，“种子”终于开花结果。“心学”的一个最智慧的法门就是能将"万物皆备于我"，能化一切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君子友我，小人资我，艰难困苦玉成我。这自然都是事后看着如此。当时的情形绝不这么美妙。他出狱后，外面的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刘瑾已严密地控制了京城。锦衣卫的特务不但遍布四方，且已进入重点盯梢的细致阶段。象阳明这样的奸党，榜上排名靠前的重犯，刘瑾早有布置。有的记载说，是先让锦衣卫在钱塘江边预伏;有的记载说是派锦衣卫追赶到江边，反正是要干掉他。暗杀是不用付出政治成本的。也因此他还是可以在京城稍事逗留，与还敢与他相见的朋友依依惜别。他入狱后不久，王华即被借故弄到南京去了。貌似平调，其实是贬官。京城中的精英，至少是反刘瑾的风云人物所剩无几。能与阳明称为道友同志的不过二三子。他们是宁静的学者或略疏远政治的道德家，思想家。如湛若水，汪抑之，崔子钟。他们不会因白色恐怖而疏远朋友，照样为他置酒赋诗，“搽洗伤口”。尤其是他还将远戍贵州，能否活着再见还是个问题。再加上他现在是彻底地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其中酸甜苦辣毋需说，不必说，也难以言说。除了安慰就是鼓励，然而一点也不虚伪空洞，恰恰相反，充满了“精神贵族”的高贵气韵。他们之间的唱和，流露出来的都是坚强的道义的尊严，没有丝毫的怯懦的失败的悲鸣。尽管廷杖，大牢，还有一点希望也看不到的压抑的现实，以及吉凶未卜的漫漫贬谪路，这其中的任何一项，都足以让凡人绝望乃至于自杀。但阳明却偏偏能于绝处化生出“新大陆”来。了不起!也许他的学生也删除了阳明伤感方面的记录，大约怕影响教主形象的高度。其实多情的阳明是从不讳言自己的感情的。诚如他自己所说的:“尝嗤儿女悲，忧来仍不免。”我心匪石，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奸臣当道，忠臣被害，庸人执政，精英淘汰，冠履倒施的全盘倒错的世界之中，哪个志士不悲愤欲绝?他自然也不例外。什么“间关不足道，嗟此白日微。”等等，再三叹及。但是这种“浮云蔽日”的浩叹，是中国士人的老调子了，每个人都深有感触的来咏叹，但对人类来说已不再有新信息。自然还原回去，用境遇伦理学的眼光来打量，他此时的处境和心境，都值得大加表现和渲染。他父亲已被刘瑾借故弄到南京去了。余姚老家，更是关山阻隔。犯人的处境在刘瑾的高压政策造成的呼吸成祸福的白色恐怖氛围中是标准的“如履如临”。更何况还有可能的谋杀在等待着他。有个叫许天锡的言官，与阳明是同年进士。他出使返朝，“见朝风大变，敢言者皆贬斥，而瑾肆虐加甚。”他揭发了瑾数十事，知道奏上必大祸临头，遂夜写“登闻鼓状”，准备尸谏，让家人在他死后奏上。然后上吊自杀。也有人说是锦衣卫把他勒死的。当时锦衣卫分头跟踪他们的目标，阳明更在被跟踪之列。与王接触要担风险的。但是还是有许多人为他送别。这说明“道不孤，德必有邻”，正气是不会灭绝的。正是这种正气，使他们相濡以沫，用伟人的标准自律并相互要求，“君莫忘五诗，忘之我焉求?”“鹅湖有前约，鹿洞多遗篇。寄子春鸿书，待我秋江船。”他们要在鸡鸣风雨之中，用带血的双脚践履圣学的道统。这不仅见出阳明他们的"不为仓菌谋"的心力，更见出士子儒学的道义力量，因为他们的心力正产生于这个道统。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阳明的独特的思想道路。“嗟予不量力，跛蹩期致远。”经过正正反反的折腾，他深切的感受到:“道器不可离，二之即非性。”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道术一体”的观念。器，属于具体的范围，但思维的最高阶段是具体（如常说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道器不离也好，道术一体也好，都强调一个世界观和方法论高度统一的问题。这也是“五行八卦”思维留给中国人的古老遗产。要想做到这一点不是个思辨问题，而是个身体力行的问题。单靠辞章注疏解决不了。甚至任何“纸上谈兵”都无济于事。就本质而言，它是一种“随机应变”又无往不合大道的“智慧”。就现在的王阳明而言，给他支撑的，他也渴望得到的，正是“有效”的道术一体的智慧。怎样才能绝处逢生，化险为夷?儒学道统给了他信念，但没给他具体的方法，给了他原则没给他“当下此刻”该怎么办的艺术:既反对流行的这一切又要与它们并不“我死你活”的矛盾下去?如何在险象环生的逆境中“重新开局”?只有这种智慧才能救得了他。自然也只有这种超越了时空的思想智慧才是现代读者感兴趣的，能给现代人智慧的话题。而且是从失败中挺立出来，再造辉煌的智慧。这是任何时代的人都需要的真正的人生智慧。所有的哲学或思想都是为了养育这种智慧。阳明一直寻找的也正是这种智慧。无论是兵家还是道家和释家，现在百川汇海，万法归一，通道必简，凝聚成一个也是所有的问题:怎样将人的思维方式调整得既有效又正义?那些经传注疏只是从不再智慧的思想中搜寻各种角度和说法有什么真切的指导人生的意义?那些智慧经过长时间无智慧的解释已经退化为习惯。“君子勤小物，蕴蓄乃成行。”他此时感到了讲玄虚空寂的释道两家在面临尖锐的生还是死，以及如何生与死时，几乎全无用处---“静虚非虚寂，中有未发中。”他现在开始拈出后来心学普度众生的修养法门了:什么“无欲见真体，忘助皆非功。”忘，是故意去寻找无念头状态。助，是人为地来“拔苗助长”。王氏本人区别于其后徒的一个“指标”是王始终坚持“事上练”。找“忘”是坐枯禅。既要在事上练，还不能堕入缠执之中。不是一般的做什么事成什么人的问题，而是在做事中体悟存在，既不能在做事中遗忘了存在。也不能在体悟存在时反对做事，不会做事，败事。用他的话说即“践形乃无亏”。在这个意义上，他主张“愿君崇德性，问学刊支离。”后儒将朱子“派”为“道问学”，将陆九渊“派”为尊德性，并强解析为水火不容的两派。至少此时的阳明并不反对“道问学”，只是要求在问学时，去掉溺于支离破碎字词析义的毛病即可。“无为气所役，无为物所疑。”“生人不努力，草木同衰残。”７．北风送南雁他是在料峭春风吹人冷的时节，离开他本要大展宏图的京都的。汪抑之，湛若水，崔子钟等人为他赋诗以壮行色，他也在他们的呵护中渐渐复苏了精神的活力与信心。虽不能说失败的打击与痛苦已被彻底克服，但基本上是莫予毒也了。他"南游"走了不到十几天，就再次赋诗申述前几天答诗的未尽之意，并且在梦境与他们重逢。毫无风刀霜剑的威逼感，并且再三念叨他们要在衡山结庐，共同研究《易经》的约言。经典，必然是他这种如"惊鹊无宁枝"者的家园。心学家是热心肠思想家。但是刘瑾是冷心肠政治家。于公开打击之外，他增加了超法度的暗杀。他的逻辑很明确的黑社会规矩:要么是我的朋友，立即升迁;要么是我的敌人，必欲置于死地。王阳明本是可用之才，但他既然不为我所用，就尤其要杀之而后快。因为他有才。极可能是王出狱后的活动使刘瑾感到腻歪，才在阳明出京之后决定追杀他。要不然，是不必大老远的非到钱塘江才下手。王惹恼刘的地方大约是他又与文人诗酒唱和，不老老实实，"悔过自新"，还乱说乱动，尽管王留下来的诗中没有直接骂宦官的句子，但刘瑾是最腻烦文人结团的，象日后的任何大独裁者反对文人抱团一样，如张居正，清政府。自然，他把干掉王的计划交给下面的杀手去执行后，他本人就忙着搞财政改革，取乐去了。大人物不总记着小人物的死活。象阳明这样的六品主事，只要不抱团，永远也翻不了刘瑾这个大船。为什么非选择钱塘江?不定在芦沟桥，或沙河，黄河?也许是在那里才追上。还有一个刘瑾的党羽在哪里更得力的问题。自然也有足够的理由怀疑此事的真伪。因为，锦衣卫杀人是肆无忌惮的，会兜那么大的圈子，费那么大的劲?更主要的是在阳明当时的诗文中没有这种刀光剑影的丝毫痕迹---这自然也不足为没有此事的证据。从来就有两派：毛西河等认为“谱状乃尽情狂诞”；冯梦龙的「王阳明先生出身靖难录」则详细如小说家言，写锦衣卫二校胁迫阳明投江，阳明在别人的帮助下骗过二校，假装投江，然后趁船至广信，等等。二说都是以意为之，不足深信。所以，我们还是不妨按《年谱》及查继佐的《王守仁传》来复述这个故事。"故事"说:锦衣卫杀手追到江畔，阳明虑难得脱，急中生智，用上了当年习学侠客的那一套本事，将衣服鞋帽或投至江中，或搁置江畔，成功地布置了自杀的假现场，骗过了那些职业杀手「这其实很难。江水滔滔，杀手们看见江中衣帽须距离很近，距离近则能看见真相。距离远，走到跟前则看不到任何现场。再说锦衣卫的人岂是等闲之辈？」然后，他偷偷地爬上一条商船，船是去舟山的，并忽起飓风，他们一日夜就到了福建界面。他爬上武夷山，如惊弓之鸟，一气窜入深山之中。刚刚复燃的希望之火又蒙兜头一盆冰水，他实在是不想再出山了。情绪再稳定的人也受不了这么不稳定的现实的冲击，更何况他并不是个稳定的人。当然，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先找个安身之地。深山之中只有寺院，到了晚上，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寺院，请求容纳，但人家不收留他。一个面色发绿，神色荒凉，来路不明的中年男人，不容易被相信。他没法，只好在附近的一个野庙里落脚，躺在香案上睡着了。这个野庙是老虎的家。那个不给他开门的和尚以为他已喂了老虎，来拣他的行囊。却见这个风餐露宿，爬了山的人睡得正香。这个势利的和尚以为他一定不是个凡人，就又把他请回寺中。无巧不成书，当年他在铁树宫谈得特投机的那个道士，象正在这里等他似的，拿出早已作好的诗，其中有:二十年前曾见君，今来消息我先闻。似乎是专门为来点化他的。阳明问他该怎么办?并把自己刚下定的"将远遁"的决心告诉他。可能还给他看了刚写的与家人"永别"的诗:移家便住烟霞壑，绿水青山长对吟。道士说:你父亲现在朝中，你不屈不要紧，刘瑾会把你老父亲抓起来。你是隐于深山了，但瑾会说或者北投胡兵了。或者南投海盗了，给你定个叛国投敌的罪名，你下三代都抬不起头来。阳明知道他说的对，但一时难已回心转意。道士为他占了一卦，卦得《明夷》，虽是光明受损伤之卦，但可以有希望的等待着，会有圣主来访。这给了阳明信心和勇气。人，就是这样，只要有希望，就可以忍受---心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希望哲学。是阳明在"动忍增益"中锤炼出来的自救救人的智慧学。他本人也是有了希望就有了豪迈的气概: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其实，他只是刚刚不滞胸中。尽管如此，这位心学大师毕竟魄力蛮大。他又毅然出山，重返充满荒诞和希望的人世间。他毕竟不是无名小辈了。在京城流传着他自沉于江水，至福建始起的神话。还有他自己的诗为证:海上曾为沧水使，山中又遇武夷君。信以为真的人告诉湛甘泉，湛哑然失笑，说"此佯狂避世也"，他同时也笑世人喜欢"夸虚执有以为神奇"，哪里能懂得阳明这一套虚虚实实的艺术。湛还作诗总结王的这种"艺术":"佯狂欲浮海，说梦痴人前。"他是显然不相信阳明沉江至福建复出的神话的。几年后，他们在滁州相会，连袂夜话时，阳明向老朋友吐露实情，的确是在英雄欺人，果不出弱水所料。莎士比亚说:人生尽管充满喧哗与骚动，却如痴人说梦，毫无意义可言。痴人说梦自然是一踏糊涂，但阳明是给痴人说梦，说梦者是有意为之，也算有意义吧。据「年谱」说，他从武夷山下来，到鄱阳湖北上，去南京看望因受自己牵连被刘瑾给弄成南京吏部尚书的父亲，但没有别的证据。有的学者从他赴谪的时间，路线，及沿路的诗作推测，他不可能到南京去省亲。但也没有他未去的直接证据。假若，他真去了，算是他重返了"祖宗"轨道，可以坦然地来见家大人了。嫌小阳明太调皮的王华倒对大阳明相当满意。父子相见，尤其是经历了几乎是生死变故的重逢，当然会感慨万千。父不会怨子惹事，子不怪父不救;因为刘瑾几次让人传话，只要王华去瑾那里修好，父子二人均有好处。毒蛇一样的刘瑾还有个优点就是爱才，状元王华的大名，他很重视。越是独裁政权越需要名流点缀。但华的风骨是有口皆碑的。大概父亲支持儿子的选择，让他忍耐一时，二人可能都洞察到了刘瑾灭亡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不会象马基雅维里那样去讨好一个即将垮台的权力班子，弄得失去了东山再起的机遇。再说明朝的官员升沉起浮具有极大的戏剧性。不必为一时的失败而毁弃终生。详情因无确切记载而难知端底。他在北新关看见了他的几个弟弟则有诗为证，他喜不自禁地说:已分天涯成死别，宁知意外得生还。此时又只怕这骨肉重逢是梦。同样是梦，有时唯恐是真的，有时唯恐是假的："弟兄相看梦寐间"。当然，既然已经生还就与真死了大不相同了，哪怕是差一点死了，但没死就是没死。所以感叹唏嘘之后，"喜见诸弟"的喜是主要的。虽然是贬斥到边地去作小吏，但没有限时限刻的死日期卡着。再说刘瑾忙得很，没有必要盯着一个小小主事。他可以从容地走走停停。正赶上又病了。这是大难过后的必然反应。如果他未去南京，则无重返杭州之事，而只是从北京下来时在钱塘江畔住下来没走。现存赴谪诗证明他在杭州住了好些日子。先住在南屏山的静慈寺，应该是从春至夏都住在这里。起初还有兴致游南屏山，再后来，又移居到胜果寺。杭州，是他的老朋友了。现在是"湖山依旧我重来"。他这次过的这个春天和夏天是舔伤口了（"卧病空山春复夏"），胜果寺可能更凉快--"六月深松无暑来"。他得的是肺病。只宜静养。他现在既需要用静心的沉思来"洗心"，也需要用高质量的空气来洗肺。他从心眼里喜欢这个风水宝地。在这种人间天堂的环境中过心魂相守的宁静的书生日子，是他发自内心的愿望。再用颜子的内倾的精神境界来比论一番，就更心安理得了。"把卷有时眠白石，解缨随意濯清漪。"这种冰雪文字是心存富贵的功利人写不出来的。"便欲携书从此老"是他真实的心声。他若没有这种淡泊的心境，也做不出惊天动地的功业。因为淡泊养"义"，因义生的"利"才是好"利"。此时还算进修，在深化"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功夫。当然，只有这样养心，才能养病。《年谱》将这一年定于"在越"，极可能是在杭州养得病接近好了，便回到绍兴。虽然无诗可证，但基本可信。而且有"大事"发生:就是余姚徐爱，山阴蔡希颜，朱守忠，正式举行拜师礼，在当时只有举行了这种礼才算正式入门为弟子。否则，只能算私淑，算业余的学生。这三个人，至少徐爱，早已从阳明问业。就是两年前阳明在京"门人始进"时，也可能就是他们。今年，阳明36岁，干支记年则岁在丁卯。记年文有《别三子序》，开头大讲师友之道:"自程，朱诸大儒没而师友之道遂亡。《六经》分裂于训诂，支离芜蔓于辞章举业之习，圣学几于息矣。"将圣学的存亡与师友之道的兴废因果性的联系起来，是在批判官方的做法，将圣学"异化"为进身仕途的应试教材，儒学的精义遂彻底被遗忘了（参看拙著《新评新校》《与中国士文化》）。显然，师友之道是用师生链的形式保持着原儒之士子儒学的真本色。经过主试山东，以及后来的这场风波，阳明越来越意识到:只有自己另起炉灶，创立自己的学说和"干部"队伍，才有可能甩开官场那套混帐王八蛋做法，使圣学真正复兴起来。所以，他虽身处逆境的极点，但偏要开"顶风船"了。正式接受徐爱等三人，做起"导师"来。这毫无虚华之意，倒有切身的反面感受:"自予始知学，即求师于天下，而莫予悔也;求友于天下，而与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于天下，二三子之外，藐乎其寥寥也。"现在收获了这三个弟子，他无比欣慰。但三人同时被举荐为乡贡生，就要到北京去了。他告诉他们，到北京后，找湛若水，就象跟他学习一样。他坦白地说，这三个同志的离开，使他有失助的遗憾。他们自然是在哪儿都一样学习，"而予终寡乎同志之助也"，他是要准备做点什么了，"同志"一词，在此具有它最神圣的本义。就是要与自己一起与地面垂直相交，"出身承当，以圣学为己任"。这种态度暂时还只是内倾性的一种人生姿态，它一旦有了广大同志，便是实体性的社会力量，就精神变物质了。阳明当然能够清醒地意识到现在只能是"沉潜"期，也当然只是"潜龙"在"勿用"时期的沉潜。他语意深长的教导这三个首批上了"名册"的学生要沉潜进学，"深潜刚克，高明柔克"，温恭亦沉潜也，"三子识之"!他现在能做的就是平静地到贵州龙场驿站去报到。尽管古代效率极低，时间感觉与现代大不相同，但依然"事不过年"。年终总要"总结"上报。阳明深谙"度"的微妙，他一定要赶在年底之前到达戍地。刚发展的三个同志进京了，他只有领着仆人一级的同路人开拔。自然走得很慢，他从姚江坐船，抵达钱塘江，然后经江西广信「今上绕」、分宜、苹乡，进入湖南的醴陵，然后沿湖南的湘江，经过洞庭湖，朔沅江西上，经沅陵、辰溪等地，然后由沅江支流沅水，进入贵州玉屏。"山行风雪瘦能当，会喜江花照野航。"看来，他还能强颜欢笑。因为这是他主动选择的道路，似乎没有多少理由怨天尤人。"野航"也是文人本是流浪汉的宿命，所以在野航中他能找到一种本真的感觉。野航，正是这条"夜航船"的本质。据说，幸福就是本质的自我实现，阳明也许找到了一种归宿感。有趣的是，他在这种时候总能赶巧碰上和尚道士之类的朋友聊聊一些宿命的问题。他在江西玉山县的东岳庙中遇到旧相识"严星士"。一番神聊之后，王用轻松的语调说:我的出处行藏不用算卦，我是决心要与那些沙鸥去同群的。言外之义是我现在去偏僻的地方应皇差，只是为了避祸而已，为了避免更大的打击降到亲人头上而已。我本人是毫无功名心的。但，他真想做一个眼前这种岩穴之士么?其实未必。不过，漫长的水路的确不能激发他"路漫漫兮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豪情，他又到了当年过访娄一斋的广信。他当年志在成圣，如今是个"犯官"。遥想当年的豪气，他此刻只有哭笑不得的无奈而已。成圣之路必然逻辑的包含着发配之路么?对这个话题他已无言。他未能在年底以前到达贵州。"元夕"之夜，他还与广信的太守在船中"夜话"呢。他当年就模仿过苏东坡的《赤壁赋》，现在依然情愿销溶于江风明月之中。他很感谢蒋太守热情地接待他这个准配军。这种古君子风让他感动得表示要继续寄诗给蒋先生。尽管他说到了湖南就寄诗过来，但现存的诗篇没有。也许是蒋个人保留着而终于湮没在滚滚红尘之中。他在官场中口碑很好，又加上他是"反潮流"的英雄，沿途总有士大夫请他喝酒夜话，这颇能抵挡赴谪路上的孤苦寂寞。夜泊石亭寺时，他写了两首艺术水平也颇高的诗，给眼前的朋友并兼寄在别处的老朋友:烟霞故国虚梦想，风雨客途真惯经。白壁屡投终自信，朱弦一绝好谁听?忧伤之中透露着沉潜的坚持，坚持之中又难掩抑无法克服的悲凉。这应该是他最真实的心境。必须正视的现实是他必须往前走。刘瑾不相信眼泪，大明朝也不相信眼泪。他的情绪还是那么不稳定。当他只面对自己时，他的精神胜利法就可以使他感觉好起来:青山清我目，流水静我耳。琴瑟在我御，经书满我几。措足践坦道，悦心有妙理。……悠然天地内，不知老将至。羊肠亦坦道，太虚何阴晴?在江阔云低雁断叫西风的"野航"之中，古老的《易经》居然使他欣喜起舞，顿忘形骸，大有何似在人间之慨。这显然是只能与智者道，不能与俗人语的"精神舞蹈"。发完少年狂之后，他又敛衽端庄的静坐，心游万仞神骛太极，去冥想大化玄机，生生之易理。结论是:寒根固生意，息灰抱阳精。要调理自己的精气神，去吻合生生易道，去"辩证"地迎接世界的挑激。于枯寒处悟见"生意"，又能"晦"处安身，负阴抱阳。只要精气内完，外物奈何于我?---这等于说我是神仙我怕谁?这种超越飘逸的心境固然不常有，但一年之内有这么几次就足以保持精神胜利的"元气"。就有了抵御外界风寒的心力。正好这种精神法宝代有高人来作灯传。王在"萍乡道中"正好遇见一个祭祀周敦颐的镰溪祠。他自然虔忱地进谒。他对周圣人的评价要高过朱子。因为周子不支离（仅留下6248字的东西），有神性，兼容儒道释三家，而又能一本于圣道。周也因此而成为理学的开山祖师。于此，略述周子，能了解王到了什么火候。周的家乡因周的特点而有许多能显示周的精神的小地名，如安心寨，圣脉泉，道山，更不用说什么极有仙风道骨的濂溪，濯缨亭，濯足亭，钓游桥，五行墩等等。阳明的隐逸气，道士气，正是周这种儒生风味的道士气。阳明的诗天然的象周，也许并未刻意追摩，只因"心"似，故声气便自然如出一辙。周的《濂溪书堂诗》:"田间有流水，清池出山心。山心无尘土，白石照沈沈。"通篇都是这种调子，写法。比阳明的还清淡，甚至更准确地说是平淡乏味。要点在于其意境，即其中包含的人生哲学，人生境界，是冰雪文，是平常心，是拒绝滚滚红尘超然物外又不弃世的真道学的人生态度。这也是王一直要从颜回处学习的"道行"，是王一直标举"颜氏之学"的内心原因。王谒濂溪祠的诗写得很好，确实是神到意到之语:碧水苍山俱过化，光风霁月自传神。他毫不掩饰的承认自己是周的私淑弟子。也承认自己是心丧道此地。但只要以濂溪为榜样，何愁前路无光风霁月?但心路与世路颇难一致，是世路大呢?还是心路大?就看你有一颗什么样的心了。他随路宛转，再走似乎坐不成船了（已闻难去艰舟辑），他现在开始爬山，至少在诗中还从容:"晓行山径树高低，雨后春泥没马蹄。"但心头"胡不归"的旋律不灭不绝，象猪八戒总想回高老庄一样。他真想"东归"回阳明洞去，但同样怕想，只要一想同样沮丧（沮杖藜）。回去又怎么样?而且是想好了才出来的。只有"意淫"过嘴瘾:"夜宿仙家见明月，清光还似鉴湖西。"他沿途投宿的地方多是道观寺院，这一夜，他宿在萍乡武云观。至少，他写诗的时候多是住在道观寺院之时。其《赴谪诗》的下一首是《醴陵道中风雨夜宿泗州寺次韵》。他有点感叹破船偏遇顶头风了:"风雨偏从险道尝，深泥没马陷车厢。虚传鸟路通巴蜀，岂必羊肠在太行。"我现在走的就既不亚于蜀道，也不弱于太行山路。在山上大约也只有寺院可投宿。他还是靠伟大的《易经》来抵挡漫长的黑夜---用鲁迅的话说是"夜正长，路也正长。"是否人生在旅途，读《易》最相契?反正，阳明是迷上了《易》---"还理羲编坐夜长"。"醴陵西来涉湘水"，跨越了今天属于江西的山地，他来到湖南地面。他身体不好，走水路为宜。舍鞍马而坐船，就算今日之坐卧铺了。自然走水路实在绕了远。而且，也许，他在磨蹭等刘瑾覆亡的消息。凭着他的《易》学水平和政治智慧，他现在对刘瑾的灭亡已"知数"矣。这也是读《易》便欣喜气畅的原因。他这次漫长的跋涉，从另外的意义上说，是作了社会考查。所到之处，民情汹汹。因为刘瑾的财政改革只是"横征暴敛"而已。因为他改革的目的只是为了皇帝花钱方便，并不以国计民生为意。依靠的力量是全国各地的宦官，搞得是所谓"体制外造血"，从百姓和百官中挤出来的血，首先充实了宦官的腰包。阳明与各地的地方官接触时，准确地说，敢跟他接触的地方官都对刘瑾的政策怨气填膺。阳明的史学虽说不太厉害，但极明史理，他知道一个倒行逆施的政权必然是短命的，尤其是宦官弄权更不可能长远。到了长沙之后，他情绪很好。有把握时，不需要什么代偿性补充机制时，人往往就情绪好。他的学术名声因传奇性的政治遭遇而流传远播。湖南的学子有向他请教的。这其实搔着了他的痒处。心学家染有"好为人师"这种"人之患"。湛若水笑王"病在好讲学"，算知音之言。他此刻虽然"旅倦憩江观，病齿废讲诵。"但他不顾病倦和自以为年事已高（"齿"，还有一种说法是他牙痛），勉力跟问学的青年讲贵在立志的重要性。先"静"下来，培养颜回，曾点的境界，明白大厦之材必出幽谷的道理。不要急功近利，"养心在寡欲"，他举经典性的例子:"孔圣故惶惶，与点乐归咏;回也王佐才，闭户避邻闳。"这种意志自现在确立之后，他终生奉行不渝。这是对治明人好名，奔竞大于沉潜的毛病而特别标举方针。他勉励长沙的学子，宋学的基地就在你们湖南，周濂溪，朱熹在湖南留下了良好的学风，学统。应该立志继承这一宝贵的"圣脉"。明白的理性，深沉的勇气。永远是士人最可宝重的"气"。极重师友之道的阳明，也的确是为了"道宜日相求"而与好学之士论学往还，而不是来游取虚名的，更不是来游山玩水的。他满怀着对宋儒的尊仰之情，决心西探岳麓:"昔贤此修藏，我来实仰止。"这个志在成圣的人由青年变成了中年，现在总算找着了成圣的门径，在患难之中，尝到圣学的精神疗救的滋味。越发深信不疑了。他屡次提起曾点和颜回，再三表示要向他们那样潇洒走一回。"渴饮松下泉，饥餐石上芝。"他现在更多地想的是"处则为真儒"的一面，但也合理的包括"出则为王佐"的另一面。随时而起，待机而动。资之深者，左右逢其源。岳麓山虽说颇当我情，但即是求道，何必唯在此山?一靠近"圣脉"，他就能对自己充满信心---"晚冀有所得，此外吾何知!"儒学对于真诚的儒生还真有这种宗教升华功能。据诗中所写，岳麓书院已经破败，房屋不能蔽风雨。但阳明的心情很好，雨过天晴，他能为目睹朱子和张拭讲学的遗迹而高兴。他不让热情的周生通知赵太守他们，但后来赵太守他们还是赶来，并一起在山上喝酒到城里起了灯火。长沙的赵太守，王推官，最后又到船上与他拜别。他赞扬他们在保持儒学气象方面做的有益的工作。但也坦白地说出，这块斯文重地，已今不如昔。并提议在这鱼目混珠的年头，首先得洁身自好，哪怕是"迂疏自岩谷"，也要守住儒士的下限。从长沙出来，开始很快，"瞬息百余里"，"舟人共扬眉"他却于欢畅时感到了危机。果然，天黑时在进入沅江之后，飞舟触石，差不多散了架。就别提多狼狈了。还得说，这个人命大。象康有为渡海外逃时，早一会儿晚一会儿，都会被追捕捉住，却偏能逃生一样，王也是几次大难不死。活该他们成就一番不世之功业。眼看就要到天心湖时，突然风雷大作，他们又一次险乎送命……善于顺势御马的王果断地决定暂停泊于岸边，然后沿岸边缓行。他说"虎怒安可撄"?暂避其锋后，他们顺利地像箭一样到达了武阳江。生火做饭，暗暗庆幸劫波余生。王的结论是:济险在需时，侥幸岂常理?尔辈勿轻生，偶然非可恃!第六回 物归原处容易找１．通驿他一到贵州龙场，就大作起“去妇叹”来。然而，他在《瘗旅文》中，却说他之所以未死于这瘴毒之地，原因盖在于他未尝一日心戚戚。他不可能真“入火不热，入水不湿”，《去妇叹》一写就是五首，用的是楚地“故事”，显然是再发一回屈原式的浩叹。除了说明此时阳明的心情外，了无意趣。无非是些妾命如草，泪下不可挥之类的悲鸣。个别语涉讥诮处小有意思，余殊不足观。这种弃妇的悲鸣，从屈原到龚自珍都一律可鄙可厌。这是儒家最反感的以妾妇之道事君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与那些得了手的谄谀之徒的差别在于他们被一脚踢了出来。阳明的学生没有删去这些有辱师风的既谄且惨的文字真是失职得很!尤其是阳明在初步悟道之后，还发这种无道的臭气，真是打不走的看家狗了。去妇云云，就是丧家的乏走狗而已。狗的本质，众所周知就是"奴性"。大讲要当“主人翁”的心学，还去不掉狗性，这种心学也只是狗的心学而已。或者简单地说就是狗学了。这，自然只是“一度”现象。偌持续如此，还真如他本人所说，早就死在这瘴厉之地了，也就什么都不是了。世界观的改造真是一个反复的过程。他在湖南的圣学气象居然能被瘴厉之气刹那间包裹起来。成圣的不易之处正在自身。圣道如青天，凡人独难上。一日不能“克己”则一日不能“复礼”，孔老夫子，早就深有体会。“自己”诚然是最难战胜的。这个反复，激起了一个可喜的反弹。一日不能成圣，则难免一日反复。而且，说来也是，突然被抛到一个标准的异国他乡---语言不通，生存基本条件基本没有，空气不仅稀薄而且恶劣，这对于有肺病的他来说是致命的。就是升官到此，亦足悲矣---象阳明埋葬的那个吏目一样，更何况是贬官至此?龙场，是一般的地图查不到的小地方。在贵州西北的修文县，处万山丛棘之中，十分偏僻闭塞，虽不能说是个动物世界，但毒蛇遍地，野兽串奔，他初来，住不到房子，就以石穴为室，与猪鹿同游。在此建立驿站，并没有什么别的实用价值，只是为了打仗。此地有军事性的战备作用，准确地说是为了以防万一才修这条驿道。因为太偏僻了，这条驿道，几乎没什么人马通过。刘瑾作梦梦游着想到了这么个好地方。阳明住在这里实在不比在监狱里好多少，至少北京的气候，他是没的说的;而且狱中还有可以谈学论道的“战友”。再说，迫害的高潮过去之后，基本上也就死不了了。而此地是随时就要被大自然夺去生命的。虽然说是官差，但一点权力也没有，与通都大邑管驿站的相去天壤，那是肥缺，是可以为害一方，鱼肉百姓的权要。而这里能跟他说话的都是亡命到此的“盲流”儿。被抛到这种绝地，整个世界变得单纯了---变成了"人与自然"这样一个最原始的问题，他又被抛回“初民社会”。正是可以深入思考“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这个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而且，每活一天都在经历着死的考验。他也算多次经历过九死一生考验的人了。在帝阙之下，杖四十，他昏了过去。钱塘江投水，不管是否有杀手，也算死里逃生。来时，在天心湖前水中遇难，更是险象环生。但那时死是偶然的，现在死是必然的。几乎变成了活着就是在等死。---他差点要修“堂”--象鲁迅自名的堂号一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得失荣辱诸关均已打通，唯有生牢死关这一念“尚觉未化”。现在，考验日日临头，他自备石头棺材一副，自誓曰:“吾唯俟命而已!”事情已经到底就还它一个到底，也就没有情绪反应了。因为情绪就是没把握时的一种代尝性反应。他再进一步继续在监狱里的进修:“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年谱》）这才到了他在《瘗旅文》中说的“历瘴毒而苟能自全，以我未尝一日而戚戚也”的境界。跟他来的人，没有他这种道行，他的修行方法，那些没有哲学心智的人也难以领略。在这一点上，他只能自家吃饭自家饱。尽管他是个愿普度众生的大乘信徒，也依然不能代他们修行，白给他们输入个“心中洒洒”。他只有为他们作饭，喂他们食水;本来，他们是来服侍他的，现在翻了个儿。他以能助人为美。仁，或者说人道情怀始终是他的人格底色。在航行遇难之际，“丁夫尽嗟噫”他却“淋漓念同胞，吾宁忍暴使?膳粥且倾橐，苦甘我与尔。”在实际考验的关头能如此，才真做到了"民胞物与"。单是喂饭还不够，又怕他们心中苦闷，给他们“歌诗”;还是闷闷不乐，他又给他们唱越地小调，家乡的声音足慰乡愁，他又给他们讲笑话，逗闷子，终于使他们忘记了疾病，乡愁，身处异国他乡的种种患难，他和他们共同度过了痛苦的不适应期。这也"训练"了他后来广授门徒，因材施教，因病发药，随机点拨，不拘一格，哪招灵用哪招的特殊"教法"。于此，也能看出这人实干家的质地。既非苯得只能作官的"官崽"，亦非只能过纸上苍生的读书虫。他能够以环境克服环境，能够在任何条件下化险为夷，从而才能在弱智低能者必死无疑的险恶生存境遇中，奇迹般的活下来。这是他既把自己当人，又不象屈原，贾谊一样自视甚高从而无法与现实相妥协，自速其死。他虽然没有苏东坡那么"旷"，但有与苏不相上下的"达"。达，才能通，通才能不痛。他既使不是自觉的，也暗暗地应用着《老子》"虚己应物，应物而不伤"的法则。２．顿悟他象卧薪尝胆的勾践总让人问他忘了那些耻辱了没有一样，他总自问:"圣人处此，更有何道?"他一直用以抵励自己的那些淡泊圣人，已经不够了。因为曾点，颜回都没有承受过这种精神物质的绝地境遇。就是孔子陈蔡绝粮也只是几天的事。被处以宫刑的司马迁，也只是一刀之痛。在没有现成的经典可依的时候，最见心学"临场发挥"又能合乎正道，权不离经、经权互用的"用处"。置于死地而后生，在军事上也许只是一句鼓舞士气的大话;但在生存哲学，生存智慧的锤炼创建时，却是必须如此的"基本原理":不临"实事"之真际，不可能求出真真切切实实的"是"来。用存在主义的话说，这叫:不进入临界状态，不可能发现生存的真实境遇，也就无法看清"在"的本质。阳明无暇穷究这些"学"，他要捕捉的是切实可行的"理"。现在，皇帝和上帝还有刘瑾让他专门来"打捞"这个"理"来了，他怎么能不完成这个神圣的使命呢?再说他怎么能不拼命在被置于死地之后而求生呢?他不但将37年的家底都拼将出来，还把他拥有的三千年的文化底蕴都用头皮顶出来，日夜苦苦琢磨，约略相当闻一多描写的要迸发出那"一句话"的场力，自少这样来体会阳明此刻的"心火"或能"得之矣"。在春夏之交的一个午夜，他忽然从石床上呼跃而起。把跟从他的人着实吓了一大跳。因为他本来睡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发起癔症来?象练气功的人在发功似的抖动，身不由己的前仰后合。一阵激动过后，阳明说:"圣人之道，我性自足。过去从外物求天理是舍本逐末了。由外及里的路子整个是场误会。"要把颠倒了的大路子再颠倒过来，只有以我心为天渊，为主宰。他此时悟通，后来再三申说的口号就是:"所谓格物致知并非如朱子所说的用镜子去照竹子，而是倒过来，以心为本体。下功夫擦亮心镜。""所谓的'格'就是'正'，所谓'物'就是'事'。"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心中无花眼中无花"---"天下无心外之物。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你的心同归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的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这就是他所大悟的"格物致知之旨"。《年谱》记载，说他日夜端居默坐，以求静一。参圣人处此更有何道？象睡觉时有人告诉了他格物致知之旨。黄绾作的《行状》则说，阳明于一切得失荣辱皆能超脱，自备一个石头棺材，除了等死啥也不想了，澄心静虑，反而一夕忽大悟，踊跃若狂者。王龙溪则说，“恍惚神悟，不离伦物感应，而是是非非，天则自见。”这也就是所谓的"龙场悟道"!其实是一种灵感状态，它来自澄心精虑，靠静坐除去欲念，让心体本身凸现出来，近似白沙的静中养出端倪。信基督教的人说灵感是圣灵附体，信神仙说的以为是仙人指点，阳明就觉得是在梦想中有人告诉他的。当然不存在什么神仙点化的问题，只是他本人的一种积累性的情素在神经放松的状态中领取到的一分确认，是经过长期含吮突然产生的理智与直觉相统一的心念。他后来自己说此时是"良知"出来了。从而能够突破经验状态而"格外"开悟。这是自然的血性的信仰，是血色哲学的心念，而非实证主义的科学论证，是美感式的确信，是一种"诗化哲学"，是诗和思凝成一道青光，照亮了"我心"，照亮了"亲在"[海德格尔语]，找到了原初之思、心灵的家园。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完成了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小而言之，则与诗人梦中得句，哲人梦中得"口号"，如出一辙。这一悟上距"格"竹子大病一场已经16年了，距坚定"圣人必可学而至"的信念将近20年了。二句十年得，一吟双泪流。他这是一句二十年得，一出怎么能不泗泪流?那么他到底悟到了什么?如此欣喜若狂的心理机制又是怎么一会事呢?如果我们不是耗子眼里看上帝，那么说他这种悟是种自然反应，当不算亵渎。所谓自然反应，首先是说这是瓜熟蒂落的自然结果。这十大几年，他一直在这条线上摸索，今天，终于找到了一个"不欺心"的对自己的交代。以往此意不出，是力不从心，心力未至，是感受不到这种境界，精神到不了这个层次。"知道"但"做不到"。做不到的关键是世俗心态总也化不干净。"天欲降大任于斯人"，让他象蛇须退皮，退不了就是个死一样，一层层地退，先是打击他的好名之心，越好名越让他得不到"名位";再锤炼他的荣辱耐性，廷杖，监狱，贬官;直至到他将生死观打通，活脱脱还他一个"赤子之心"时，他才能领取这份"人参果"。自然，初生的婴儿，歌哭于路的孩童，不曾经过这番历练，也不可能悟通"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真实涵义。"复归"的人性，是宝玉变成了"石头记"，比原初的自然本性螺旋上升了一层天。阳明后来教人:良知人人天然现成，就是现在说的这个"吾性自足"。但，一入滚滚红尘，童心变成了凡俗的利害心，是非心，将良心"放逐"到毛短毛长的得失计较的人欲海，遂成为自负其尸到处游走的行尸走肉。志在成圣者的一生就变成了"求其放心"的一生，求者，找也。找阿找，阳明在不惑之年到来之前总算找到了，他怎么能不"绝处逢生"一般"呼跃"呢!这找着的刹那，虽然是经衣带渐宽终不悔地苦苦追求，但这一蓦然回首却是自然而然的发生的，是拔苗助长反而不得"自然过程"。一旦得之，自然也要有"呼跃"的心理反应。"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不也是与此同构的情结么?真这么管用么?这就看你是个什么人了。有无宗教秉性是个内在的标准。有，自有;无，自无。有，就要死命的去找"放心"，找到之后，就如真神附体，就元气沛然;找不到就恍然若失，心魂相失，神不守舍。阳明始终反复，波浪式的S型的飘流着跋涉，也是因为找不到"定心神针"。老百姓说的"找着魂了"，就是此时阳明的精神状态。儒道两家说的"道"，本是这种定心针;周敦颐的"太极"，其他宋儒说的"理"也是。但是，这种体悟性的口号式的标举，象著名的比方，第一个用之者，是确实的直接的生命体验，尔后众人再用，能知其奥义本味者鲜矣。因为，一成套语，便"伪"者甚至反对者也可烂用矣。尤其是科举制度把圣学变成了俗学，无耻小人，歹徒，阴谋家都可以用圣贤的话语来骗取国家名器。检验有无的标准就在内心找着了心本体了没有。阳明为什么那么反对宋儒尤其是朱子的注疏辞章之学标价为"支离"，原因也盖在于此。所谓"支离"就是把只能内在的体验意会的"道"变成了即使没有体会也能言之有理的"学"。这相当于，把诗变成了诗歌作法;把伦理变成了伦理学;把宗教体验变成了宗教研究，把人生智慧变成了学院派的学术研究。更不雅的说，是把微妙的运用着全副知觉感受的爱情变成了婚姻文书，结婚指南一类的教科书。用大字眼说，这样做，实质上是使圣人之道的中心或本源性的意义被"支离"了，瓦解了，一切都变成了"话语"。既然变成了话语，也就可以变成语言游戏，嘴里不说心里话的形式主义的语言操作。这种做法使"圣经"普及以致于出现了成熟的举业"教会"，而事实上圣学的精义已经消亡。孔孟复出反而考不了这种"经义""制义""时义"时文"，就是滑稽而严酷的证据。横亘在阳明面前的正是这种文化现状和真正的思想难题。他要彻底翻它个个儿的也正是这个已经很成熟的"文化统型"。他用了十几年的功夫才总算摸索着了这个"文化地图"的门径，捉住了这个庞然大物的把柄，从而他觉得可以把"地球"抡起来了。所谓"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哲学意义在于此。后来，他把这个原理简化成"心即理"。这种话头陆九渊们早就说过，但从"纸上"得来的，在心学这个精神体系中是不算数的。能"学"过来的东西是衣裳，用心"证"出来的才是自家骨头上长的肉。阳明心学的要义在于恢复儒学的宗教性，从"支离"的学术包围中突围出去，恢复圣学的神圣性---阳明深情的以悲壮的"承当精神"说:"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贤相传一点骨血。"若来点煞风景的“解构”式阐释，则觉得大儒阳明的悟道，其“功课”酷似禅宗之参公案获得的顿悟境界。“圣人至此，更有何道？”是他契入的心念，反复参究的结果是豁然开朗，一处透，千处万处一时透；一机明，千机万机一时明。阳明悟了之后曾默证六经，无不相合。这与禅宗之明心见性的顿悟后由二元世界透入一元世界的脱胎换骨的升华境界若合符节。兹举高峰和尚参究“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事例略见一斑：山僧昔在双径归堂，未及一月，忽于睡中疑著万法归一，一归河处？自此疑情顿发，废寝忘食，东西不辨，昼夜不开，开单展钵，屙屎放尿，至于一动一静，一语一默，总只是个一归何处，更无丝毫异念，了不可得。正如钉钉胶粘，摇撼不动，虽在稠人广众之中，如无一人相似。从朝至暮，从暮至朝，澄澄湛湛，卓卓巍巍，纯清绝点，一会万年，境寂人忘，如痴如兀，不觉至第六日，随众在三塔讽经次，抬头看见五祖演和尚真，蓦然触发日前仰山老和尚问拖死尸句子，直得虚空粉碎，大地平沈，物我两忘，如镜照境，百丈野狐，狗子佛性，青州布衫，女子出定语，从头密举验之，无不了了。般若妙用，信不诬矣。（见《古尊宿语录》）当然，阳明悟道的形式与此相近，而内容并不相同。阳明的悟，不离伦物感应，而是是非非，天则自见。但他早年沉溺佛教、道教，尤其是在阳明洞天的静坐功夫，此时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儒、释、道三教在最高的神秘的心体呈现境界同通无碍，都讲究一个“归寂以通感，执体以应用。”３．知行合一“心”路难并不是一悟便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以前，他也曾不同层次的这样脱胎换骨过，并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圣人虽可学而至，但不可能朝发夕至。他这一悟固然是拔出了地平线，但还只算是把心安回了自己的腔子，怎么从里往外的去求证大道呢?否定析心物为二，道器为二，言行不一，知行歧出的"支离"学风奇Qisuu.ｃom书，虽也是打了一场大仗，但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尤其是心学这种精神学，它将世界聚焦于我心，遂将所有的问题变成一个问题，任何一个问题也就是所有的问题。没有表里，内外，上下，任何"一'都是具体而微，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整体。这叫破除了二元论，返回了道本体。这样才能挣脱"话语"的的异化，重返"意义"的伊甸园。作这样的性灵玄言诗是容易的，对于久久浸润在中国这个古老的语文传统中的文人，只要他愿意，很容易做到这一点。但要以此精神生成具有再生产能力的自身具有叙述功能的哲学来，便还真是"哲学转换"这样一个改天换地的大问题了。用得上东方朔那个浩叹"谈何容易"!阳明的一生象一部动人的成长小说。一个外省青年四处寻求圣在哪里?道在哪里?而且基本上是"赤手挽银河"。当他在差近原始生活的天地中，做卢梭式漫步遐想时，悟出圣、道就在我心里后，他去种地去了---因为不自己种就得饿死。刚刚过了最初的适应期，没有象有的中土人士被抛到此地，没过了高山反应这一关，被瘴疠气雾给送走了。一个也是贬过来的原主事，叫刘仁徵就是这样死的。阳明因"足疾"，不能亲自去哭奠，便作了一篇祭文，发了一通哲学性的感慨。"仁者必寿"，而你却"作善而降殃"。瘴疠盖不正之气，与邪人同类，你死于兹，亦理固宜然矣。人，总是要死的，死生如夜旦；生，不足喜;死，不足悲。---这就是他悟通了的生牢死关?从理论上说，实在没什么稀奇。但真正融化在血管中落实在行动上，便不是滑舌利口的野狐禅，言行歧出的支离学了。阳明的心诀是"生死两忘"，空诸所有，无念无执。这更多的是释道心经，非儒门的"本生经"。但聚焦为以心做原点的思想体系，又必然象主役奴一样役使任何可以为我所用的智慧。这叫“拿来主义”。有出息的拿来主义是中国智慧的一大法门。即中国式的实用主义。只要有主人翁的气概，朴实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明睿的全局眼光，这种"拿来法"便是宝术。阳明是具备这些必要条件的高人。正好，他又是在深渊境遇中，在无外势可依的情况下，找到"我心即宇宙"这种"心术"的。所以，他不可能变成"大独裁者"的心学，也不可能变成"喜欢谁就是谁"式的唯意志主义。同是心学路数，来路不同，其表现和效果迥异。因为"心"不是单纯学理能够决定的，所以，不仅后来心学门派林立，而且持心学大态度的诸色人等的作为也五花八门。这，事实上是个谁来为心立法的问题。可惜，心学理论上没有这一维。似乎，伪道学，一眼就能看出来，而"伪心学"便象泥鳅一样难把捉了。是否可以有这样的划分:从绝境中"压"出来的心学;在顺境中"狂"出来的心学。前者知道天圆地方，但想办法让"万物皆备于我";后者万物已备于我，从而难以知道也不想知道天圆地方。这两种心学的差别比心学与汉学，理学的差别还大。这是我们在全面进入心学世界之前必须明确建立的界限意识。这当然是最粗糙的一种区分。阳明的我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实是逼出来的。从大千世界，功名事业，直至生死存亡，退到无可再退，不得不"反身而诚""反手而治"---孟子的反手而治在政治上没有看见成功的范例，在人格修养上，阳明算是最耀眼的得天下大名的显例。圣学传统拯救了他，他又转过来拯救了圣学传统。社会的压力，理学内部的压力，压得他不得不来当"变压器"。当然，他也是个天才的变压器。所谓天才就是有这样一种反思能力:除了知道自己了不起之外，更知道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更准确地说，是有这样一种应变能力:就是在需要"了不起"的时候就可上九天揽月，在无可奈何时就混迹于鱼鳖，而不更多的去想什么委屈不委屈。大气浑然，元气淋漓，在儒家辞典中，这叫"通权达变"，唯圣人能之。阳明"悟"了之后，差不多"几于圣"了。那么，差多少呢?---不动心（情）时，差不多;一动心（情）时，就差多了。他来时带着些盘缠，一路上车马船费用去不少，他还得留着预后的花销;再加上到达此地时，正是春荒季节，他遂屡有"绝粮"之虞[谪居屡在陈，从者有愠见]。他决心学农，将南山开垦出来，自己来个小"军屯"。而且"夷俗多火耕，仿习亦颇便。"还没有太过耕种的时期，能种出几亩来。他马上给这种生产活动找出"意义"来:不仅单为了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还可以让周围的鸟雀也有了吃的，余粮就周济了穷人和寡妇。他遂开始一边种地一边作"修理地球赞":起草不厌频，耘禾不厌密。物理既可玩，化机还默识。即是参赞功，毋为轻稼穑。能够"干一行爱一行"，只要是自己干的就能且要找出通天的意义来，这是中国诗人哲学家的惯用的"自我重要法"，从而给身处边缘的角色和一点也不重要的活动找出参赞化育通天彻地的重大意义。寻找价值，赋于价值，投射价值，反正"我"想叫它有多大价值他就有多大价值。在身处危难之机，这是可爱的"精神胜利法"，是我人能够战胜许多苦难的秘密武器。这种精神胜利法功德无量。但又毕竟是精神胜利，当精神不想胜利，或胜利不起来时，就还是个当哭则哭，当苦则苦。悟透了格物致知的要义不在逐物而在正心，也依然不能必然保证"心"就刀枪不入了。"逐子望乡国，泪下心如摧。"他最焦急的是生命--这种时间性存在--在白白浪费。有一次，他坐在石头上弄溪水，开始时，还欣欣然，有兴趣洗洗头。溪水太清澈了，照出了他的白头发，37岁的人长白头发已不算"早生华发";但他却着急了:年华若流水，一去无回停。悠悠百年内，吾道终何成!是啊，过去感到"生有涯知无涯"，日日逐物，何时是了?自从悟道以后又出现了新问题，就是知"道"了，怎么去做到?他差不多是首次用了"吾道"这一庄严又隆重的大字眼。他终于有了不同于汉儒宋儒的"道"，是完全有资格说"吾道"了。更严峻的问题是怎样"行"?不行终不"成"。他在开始逼近"知行合一"之旨。他现在为"成道"能做的事情也只有讲学。然而用正常眼光看，这是不现实的。客观条件几乎为零。在这种时候最见心学的"过人"之处和主人翁精神，决不没有现成饭就不吃。恰恰相反，首先是高度真诚，然后是为了"成道"，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４．自行化他话一说又远了。心学以诚为本，密切联系群众，再加上又跟当地人学农活，还有他那一套亲融自然的可爱派头，而且他从心里觉得当地这些醇厚朴实的"夷人"[其实传统标准的说法夷是指"东夷"不包括云贵一带，但阳明不重史学，不重视知识性问题，常出这种常识性小错误]比中土那些已被文化异化的虚伪的士夫更值得亲近。他多次表示:跟这些野人讲论"吾道"比跟中土夫更容易相契。总之，从他来了之后，几乎是有意主动搞好与当地人的关系，化夷为友---这是心学之"转化诀"。这样做是既合圣道，又有现实好处的。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他们渐渐敬爱他，他们是用行动来说话的真正的实学人士，他们见他开辟那块地方，以为他喜欢那里，便在那里给他盖起房子来。反正，山上可以用做栋梁之材的树木有的是。很快大架势成立，他则做些情调性的布置，四周布置上竹子，花卉草药，"列堂阶，辩室奥;琴编图史，讲诵游适之道略具。"不到一个月，这个被他把它命名为"何陋轩"的文化基地从无到有了。名，用孔子"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之典，实，则是为了"信孔子之言"---信者，申也。弘扬孔子之道即是化俗工作也是对自己的精神安慰。通达的儒者就是随时都能找到这种一体化的感觉。而且事实上，也的确不陋了。人们到了这里，都觉得恍然置身于象样的通都大邑的阁子楼里了。他自己也忘了是在边僻的夷地。更重要的是有学生来求学问道了，他，可以为弘道而工作了。从任何具体的事情中都能找到意义是仁学万物一体的原则。尽管夷人如未琢之璞，不可以"陋"视之;但夷俗崇巫而事鬼，渎礼而任情，不能中和不懂节制。是必须用教化功来"移风易俗"的--因为在朝美政在野美俗是儒生的使命。因他们本质好，君子居此，教化起来也容易。这篇《何陋轩记》以耍小聪明话的结尾:我固然不行，以待来者吧。谦虚得失掉了"吾性自足"的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