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大传

《王阳明大传》作者：周月亮小引 阳明这只鞋一生极重践履的阳明，本身就象只鞋。这只鞋上插着高贵的权力意志的权杖。形成心学的倒T字型结构——不是十字架，也不是钻不出地平线的大众的正T字型。他的“致良知”工夫就是要你站在地平线上。然后脚不离地的无限的向上升华，把人拉成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拔着头发离地球的是阿Q，当缩头乌龟的是假洋鬼子，只是鞋而无权杖的是读书没有悟道的士子。只耍权杖而不愿当鞋的是政治流氓——那个意志不是高贵的权力意志，只是反人道的独裁欲望。阳明的心学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既生活在这里，又生活在别处！《明史》阳明本传只附了一个学生，既因为别的成了气候的学生都有传，还因为这个学生最能体现阳明学的“鞋”精神，他叫冀元亨，他因去过宁王府而被当成阳明通宁王的证据给抓起来，在锦衣卫的监狱里受百般折磨，但他对人依然象春风一样，感动得狱吏和狱友一个劲的哭，他把坐大狱当成了上学堂。所有的司法人员都以为奇，问他夫人：“你丈夫秉持什么学术？”她说：“我丈夫的学问不出阃帏之间”。闻者皆惊愕不已。但是，人皆在阃帏之间，谁有这种境界、风范？只生活在这里，反而得不到这里；单生活在别处，自然更得不到这里。先作只鞋，再插上权杖，也不是阳明学的精神。那就是把鞋的大地性当成了手段，断断成不了圣雄，只能成为枭雄。再高贵的鞋，也是踩在脚下；但路也正在脚下。不能生活在别处的人的所谓脚下之路，只是不得不走的路；有生活在别处之权力意志的人才能“践履”在希望的道路上。在比做什么事成什么人更哲学的语义上说：穿什么鞋走什么路。阳明这只鞋，至少有亲在性、超越性、诗性、葆真性、有应必变的践履性．．．．．许多人最大的痛苦就是找不到一只合脚的鞋。阳明这只鞋可以叫真、善、忍；可以叫真、智、乐，叫六通四辟．．．致良知，就是要你找到可以上路的合脚的鞋。致者，找也。能否找到呢？就看你肯不肯去找——因为，它就在你自身「心即理」。阳明这样解释孔子说的上智下愚不移——不是不能移，只是不肯移。说无路可走的人，是没有握住自家的权杖，把生命的舵送给了别人——那人哪怕是上帝也会变成魔鬼——上帝的真诚包含着上帝的欺骗。心学或曰阳明学并不给世人提供任何现成或统一的鞋，如果有那种鞋就是枷锁和桎铐了，心学只是告诉人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那双合脚的上天堂的鞋——找这双鞋的工夫与上天堂的工夫是同一个工夫。路在脚下，鞋在心中。你的任务是找与走，走着找，找着走，边找边走．．．这样边找边走，就凸现出权杖的“权道”来——已发生语义转换，这个权道的“权”是秤砣、以及因此衍生的权衡、权宜的那个权。对于人心来说，权，就是“感应之几”，“几”就是微妙的恰好，象秤砣一样随被秤之物的轻重而变动，找到那个应该的恰好。所谓道， 就是“体乎物之中以生天下之用者也”「王夫之《周易外传》卷一」。权道就是追求“时中”即永远恰当的人间至道。约略等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没有这个权道，权杖只是个摆设，有了这个权道，权杖才能变成如意金箍棒，草鞋才能变成船，驶向理想的港湾。通权达变，是孔子认可的最高境界。不能通权达变就只能刻舟求剑、守株待兔．．．儒学在近代陷入困境就因为秉政的儒臣们失去了权道。这个权道就是在践履精神上加上权变智慧——绝对不是无标准的变色龙、流氓。一讲权变就滑向流氓，为杜绝流氓就割断权道，都是找不到权道、反权道的表现。权，这个衡量万物的标准，用阳明的话说就是良知。良知在你心中，不用到别处去找。所以，阳明这只鞋还带着秤砣，是风铃也是驼铃。第一回 夜行船成化九年,阳明还不满一岁。济南等地两次出现白天黑暗如夜的怪事。这, 自然与阳明无关。但是,史籍备载此事,却是要说明天人感应的道理。我们借用此事象来象征阳明所遭逢的年代。昏君与宦官使政治黑暗如夜;物欲横流,市民纵欲,世风黑暗如夜;人心缺乏良知的光芒,便黑暗如夜,蝇营狗苟之辈像苍蝇一样生来死去——乱七八糟地活,稀里糊涂地死。而阳明偏要来当救世主,夜行侠。阳明一生的事功是在“月黑杀人夜”中奇迹般的完成的; 阳明学的精髓若能用一句话来形容当是:给黑暗如夜的人世带来光明。阳明认为人心越是黑暗如夜,世事越是黑暗如夜, 越是他所信奉孟子的“反手而治”大见功夫和成效的好时机,所以他偏要从道德航线上凿通复归羲皇上古的航道。王阳明这只鞋就这样变成了夜行船。当哥伦布航海发现新大陆时，这只心学之舟在宦官祸政的漫漫长夜,从姚江开始其颠沛流离逆水行舟的航行，最后终于搅动了大江南北。这条船是播种机,是宣传队, 将美学化的伦理,临场发挥的智慧,传给良知未泯的人,不肯白活一场的人。王阳明就是要解决行动的人何以无良知, 号称有理性的人何以不能有效地行动的问题。然而时至今日人们还在进行着“三岔口”式的撕杀，哪个能擎灯自明?１．阳明释夜无论是古老的阴阳观念,还是浪漫诗人的锐敏的感觉,抑或凡人的日常经验,夜, 总是与黑暗,冥行相连,总伴随着恐惧,凄凉。人们总是讴歌光明诅咒暗夜。 佛教常用暗夜比喻那个人生烦恼的总根源——“无明”（惑）,而一旦觉悟便亮了。但依然有三种人渴慕黑夜的氛围:盼望一展身手的英雄或歹徒;急切去幽会的情侣{人约黄昏后}, 再有 就是哲人,黑格尔说他们是猫头鹰,偏在黑夜起飞.王阳明一身三任,且能再透过一层。他说:“夜气,是就常人说。学者能用功,则日间有事无事,皆是此气歙聚发生处。圣人则不消说夜气。”（《传习录》）这是漂亮的精神胜利法。但,圣人可以心中无夜气眼中无夜气;学人则正是做功夫的契机而已。做甚么功夫?做在黑夜不迷路的功夫, 还能走向光明。光明的标准是甚么?这正是心学所要探究,所要建立的。“良知在夜气发的,方是本体,以其无物欲之杂也。学者要使事物纷扰之时, 常如夜气一般,就是通乎昼夜之道而知。”这里又把夜气日常化,作为一种沉静境界的象征了。后来，他更简练的说法是“良知就是独知”时。人们常说的夜深人静你想一想——也是这个意思。孤独的阳明不以夜气为苦的心态悠然可见。静功是动功的本钱亦悠然可见。“人一日间,古今世界都经过一番,只是人不见耳。夜气清明时,无视无听,无思无作,淡然平怀,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时神清气朗,雍雍穆穆,就是尧舜世界。日中以前, 礼仪交会,气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后,神气渐昏,往来杂扰,就是春秋战国世界.渐渐昏夜,万物寝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尽的世界。学者信得良知过,不为气所乱,便常做个羲皇已上人。”这里又用“夜”来比方社会状况， 用道德眼看世界的人都有慕古的倾向。阳明是在用社会状况比方人的精神境界。 而且人的精神境界是可以独立地超越社会此状况臻达彼状况的。正德十年（乙亥），阳明为天泽作《夜气说》又强调夜气与白天的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他先从感性知觉说文人喜欢的“夜晚现象”：师友相聚，谈玄论道，静谧的夜晚赋于了文人超越的情思。这有点像黑格尔说哲学家是夜晚起飞的猫头鹰，美学家们所倾心的最适宜灵魂的创造性活动的“夜晚”。但他转而告诫天泽，不能太迷恋夜晚这种孤寂的状态，太离群索居必意怠志丧，这就失去了阳气的滋养。阳明的哲学是：万物皆备于我，化任何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要想长，就得想办法得全面的“养”。任何故意跑偏树敌的做法都是自作孽的傻瓜行为。阳明在强调转化时的艺术造诣俨然像老子复生，道家与儒家的最大的区别是，道家只重视事物的关系间性，而儒家强调不变的原则性。阳明还相信禅宗“达则遍境是，不悟永乖疏”的智量。心学就像心一样不可把握。 细密地领会消化他这些象征性的哲思,是以后的事情,现在要说的是:若一腔子羲皇世界的心志,偏偏遭遇了“日中以后”“渐渐昏夜”的年头,怎么办?——那个无拳的打那个无舌的,那个无舌的怎么说?而且,打人不一定用拳,说话「广义的表达」也不一定用舌。但是无论用甚么, 都用的是心!在理不清弄不明的文化权力网络中，人心——绝不是那块带血的红肉,——到底该怎样把捉？２．夜光曲对于一般的人来说,要提示关于阳明时代的直接感性印象,至少得打出三种侧光。就市民生活而言，最现成的是想想《金瓶梅》,“三言”,所描述的社会生活,还有唐伯虎等名士的风流生活,都有一股子“街死街埋,路死路埋”的不管不顾的气概。当然这种世俗生活与阳明没有直接关系，但这个市民社会是当时的空气和土壤，也是后来官府压制王学，但王学照样在社会上流传的基础——明代有了社会，不是国家即社会那个大薄饼了。就思想领域的大气候而言是“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述朱期。但是林下的岩穴之士在传递着心学的火把，陈献章、吴康斋、娄一斋，独自克己省察，默默地为成圣而刻苦自修着。他们这个谱系倒是直接与阳明相关——因为人们势必首先从思想家的角度来打量王阳明，尽管这已经是倒果为因了。最后一道主光是政治，明代的政治以流氓成性著称久矣。皇帝翻脸不认人，朝廷江湖化的厉害，干绝户活儿的宦官，争斗不已的文官……王阳明之所以成为王阳明就因为他是主旋律的边缘人。市民生活以商业发达地区为典型。而他出身在古越蛮地的阳明,受不到这种风气的污染。换句话说,若他生活在吴中,也可能以一名士了之。自然吴中也不全是名士,个人秉性有来自遗传、家教的因素。而且他一生的基业都在蛮荒之地创立，贵州、江西、两广、古越。他在北京、南京的日子极短，也没非打入中心的意必。他也是述朱的经院哲学、学院学术这个主旋律的边缘人。他不仅更是流氓政治的边缘人，还是其受害者。用夸张的语言说，他是正因痛恨世间正在流氓化而创立他的良知学的。不管怎么说,他没有走向市井生活、没有走入名士队伍，也没成了阁臣台辅。他虽演出一套军政大戏，却只是个标准的诗人哲学家。成熟的官僚队伍嫌他名士气太重，真名士又笑他可怜无补费精神。他自有他的一套活法和追求。有明三百年之活剧,像任何戏文一样有它的堂皇的开端,略为沉闷的发展,好戏连台的高潮和引人深长思之的结尾。整个大故事都有“夜”“光”之两面性。朝纲整肃时,社会萧条;政治糜烂时,社会又有新芽。直到明亡,都充满着这种两面性:土崩之中有砥柱,瓦解之际有坚心,鱼烂之内有珍珠。从正德朝开始明王朝开始衰败也“好看”起来。漫漫长夜,人们渴望光。于是,阳明应运而生了“心学”之光。这是在开端发展时期不太可能的。结尾时只能出现顾,黄,王那样的反思大师,他们要缔造新的思想之光。现在要说的是,夜光乃并体联生的统一体，不可作两事看。同理,宦官有忠奸,文官有邪正。每一个体和一切事理都有“二象性”。包括我们要为之“树碑立传”的心学也是正邪两赋的，既是“光”也含着“夜”。天下没有不包含互反性的东西，阳明想解决这个问题却制造了更大的问题。洪武爷也是如此,他想打掉宦官和文官,却反弹这两样都空前的活跃。洪武,永乐两度开国,基本上奠定了明制的轮廓,但每朝都有新变，每一种变化在当时都是至关重要的。洪武爷这个最穷苦的孩子终于开拓了汉人复兴的重要时代。这个牧童、乞儿、和尚与传统的文官精英政治及他们那套文化传统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他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联合农民斗地主,打散那个给过像他一样穷苦的百姓诸多压迫的官僚层。如果说废除宰相是怕篡权的话,那大杀贪官则是为国为民除害。他杀贪官的幅面和力度,持久性都是旷古未有的。但以小过杀大臣成了他的家常便饭时，他就象江湖的“老大”了。从小吃苦太多必养成反社会反政府的性格,长期的军事杀伐也助长了他残酷的品性。他活着时文官的“故事”已充满戏剧性,他死后就更别提多热闹了。他从农村的社戏中就知道了宦官祸政的教训,他当了皇帝后严禁宦官,规定宫中宦官的数量不得超过百人,不准他们读书受教育,想砍断他们干政典兵的道路。结果却造成文盲收拾文化人的怪异国情。他认为宦官中好的“百无其一”,他自信他定的规矩会永世长存，绝没想到事实上却是及身而绝。自从永乐用郑和下西洋找建文后,宦官渐起。也还因为洪武造成的内官外官的空隙,经靖难之变后,越发空虚。因不与永乐合作,被永乐满门抄斩的数十家,避官而逃的400多人。永乐便大用燕王府的旧人,这又形成明政的又一个惯性:新登基的皇帝必用东宫旧人或藩邸旧人。几个掌握全国大权的宦官都是这么发达起来的。如果说宦官祸政是“夜”的话,那文官活跃确实确实是“光”。没有文官活跃这个大背景,就没有阳明用武的大舞台。心学也不会成为影响朝野的全国性大思潮。文官活跃文化上的原因是由于宋代理学的教化;历史原因是经辽,金,元异族统治后,读书人都有股子主人翁的责任感;现实原因是洪武朝广开仕路,开科取士的规模空前的大。另外,朱元璋允许任何官员直接上书言事。翻《明史》列传,时见有人因一奏疏而骤贵或倒霉到底。文官队伍驳杂,良莠不齐是毫无疑问的。但总体上是明政府运转下来的基本力量。正德以后,皇帝不上班的多多,但全国的政事照常运转,靠的就是文官。与祸国宦官经行殊死斗争的也是文官。王阳明与这个文官系统的关系也是"夜光"关系:他既是这个背景中人,又要超越他们。从他们中来,却不想回到他们中去;想教化他们,他们却排斥他;他们视阳明为妖怪,阳明视他们为“心中贼”，尤难破除的冥顽钝汉。就最基本上情况而言,他们是“夜”,他是“光”。他生活在他们当中,如处“昏夜”。他在他们当中如“荒原狼”,他们则是家兔子。阳明的最大的愿望是把他们从黑暗的隧道中引渡到光明大道上来。他之所以顶风犯忌地开门授徒,就是为了普度众生,先度同类。阁臣们因此而打击他,信服他的学生官员而不避毁誉地保护他,也是一首饶有趣味的“夜光曲”。他一生之戏剧的沉浮变化,一半是文官集团导演的;一半是宦官们导演的。当然总根源是他不肯和光同尘,不想与世低昂,不愿意混吃等死白活这一场。——古代中国什么都能容忍,就是不能容忍不平庸。阳明什么都能容忍,就是不能容忍自己平庸的生,平庸的死。他既生活在这里，又生活在别处。他因此而历尽颠蹶，也因此而光芒九千丈长。他想给黑夜带来光明,黑夜想把他吞噬了。他终于冲破了黑暗,创建了给几代人带来光明的心学。然而到了鲁迅还在说：“夜正长，路也正长。”这首夜光曲不那么诗情画意,却有足够的晦莫如深的夜色,刀光剑影的光景。而阳明以心学大侠独有的身手如入无人之境。这正是这首夜光曲的主题。３．不阴不阳刘瑾杀人打人就不手和拳，用的是眼神和舌头，他连字都不会写几个。要问刘瑾明用国家正典，暗用厂卫杀过多少国家大臣，又廷杖，贬谪，流戍过多少国家大臣，又当廷侮辱、用各种方式辱弄过多少国家大臣，他本人绝对数不清，也没想着要数，因为对他来说这些均如吐痰放屁一般。《明史》上记载的只能是其中一部分。这位实际上的皇帝又并不是真正的皇帝，既没有真皇帝的家产观念，责任感，还是个及身而绝的绝户。越有权势越有欲望，而他偏已去势，欲望不得满足，遂以天下为仇。其心理之阴暗，焦虑也是常人所不及的。他手中那把扇子中藏着凌利的匕首，就说明他活得极不安泰，尽管他尊荣至极，但还是时刻防范着——所有的人都可能是敌人。这是以人为敌者的必然逻辑。这种心理阴暗如“昏夜”的秉国者必然把国家搞得昏天黑地。因为这是人世间最最集权的国家，谁握着皇权的手柄，谁就能按着他的意志把这个国家抡起来。这个古老的帝国几乎没有社会，只有国家，而“朕就是国家”。这个“朕”又往往是不知从哪儿掉下来的杂种。像吕不韦那种伎俩汉代陈平用过，唐，宋，明均有过得手者。群臣百姓只见皇权，以皇权为国家，不敢问津“国统”的由来和根本。皇城其实是个“空筐结构”，谁能填充进去谁就是“主公”。“空筐”就是不阴不阳。这也是皇城内必用不阴不阳的宦官的原因。因为它们同构。天下不阴不阳之物均可阴可阳。中国历史上，皇后，皇太后掌权时有之。明代还出现过奶妈子掌权的时候。宦官掌权，明代是空前绝后登峰造极的了。残酷地讽刺了开国皇帝朱元璋。有明一代，明君良相极难找，昏君毒竖却成对地出现次起彼伏。英宗与王振不及正德和刘瑾“厉害”，正德和刘瑾又不如天启与魏忠贤要命。刘比不过魏，但正德是来历不明的大痞子，古今无双的大玩主。游戏也许是人的本质，但绝不是皇帝这个岗位、皇权这种职能的本质。刘瑾偏要在正德玩在兴头上是奏事，正德厌烦地挥挥手:“我用你干甚么?偏来烦我。”这正是刘的“设计效果”，他从此连形式也不用走了，成了“执行皇帝”。他的话就是圣旨。反正外廷群臣也见不到皇帝，圣旨均从大内传出，谁敢动问真假?“空筐”宰制了天下“大有”，刘瑾握住了皇权的手柄，他的意图成了大明帝国的方向。朱元璋要是能看到这一切，会再举义旗大造其反么?极可能的。但自有王阳明这样的能员去镇压他，没有反蒙古族的民族情绪作支持，明帝国又空前的成熟，“朱元璋”不会得手的。他老老实实地放牛去吧。在不阴不阳的时代，是条龙也得盘起来。能够大显身手的只能是不阴不阳的东西。文官们则须去其思想之势，阉然以媚老板。否则，要么回家，要么接收手术。王阳明是圣雄，所以走成了一条“进取又超越”的道路。这是心学的“阳明”功夫，单治不阴不阳的魅力。阳明被刘瑾打四十大板，发配贵州龙场驿站时，阳明还只是个有热情侠气的文官，尚未“开眼”。再说刘瑾收拾他们用的是至高无上的皇权!刘瑾已成实际上的“朕”，原先的那个皇帝已成掌中玩物，这样外廷群臣自然可猪可狗了。要不是同样可以接近皇帝的宦官中有想取而代之者（张永），单是廷臣外官扳不倒刘瑾，尽管天天都在扳。刘瑾也是不甘雌伏，想鱼龙变化，权力来的容易就用得潇洒，遂忘了它的限度。他想化阴为阳时，他的末日就到了。他看着他侄儿有“九五之尊”的福相。他想软取而代之。故然，像正德那样的皇帝让每一个熟悉他的人都觉得自己比他强，产生取代之志诚自然之理。只是有个拚死也要捍卫皇权正统的文官集体存在着，利用皇权可以把他们当球踢，若离开皇权对付他们，那就难于上青天了。宦官可以监军，但要领着军队造反，那是痴人说梦。这是中国文化与权力相互生成的最大效果。直到曾国藩还都望而生畏，更别说区区刘瑾了。不阴不阳的东西若或阴或阳了，它就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刘瑾前面有王振，汪直，后面有魏忠贤，但王阳明撞上的是刘瑾，而宦官祸政是明代的最为抢眼的问题，所以我们先拈取典型，举刘瑾以概其余。“他”所体现的政治形势正是王阳明走上政治后的主要的“典型环境”。第二回 古越阳明子１．年轮流氓皇帝和绝户太监可以一世暴发而成功，大贤人却非“孕育”不办，常说的“彬彬三代”才称得上世家，指的就是“精神贵族”的养成非一世之力。环境，教育对一个人的“早期经验”的形成至关重要，而遗传更致命。遗传是“看不见的手”，它拨弄人于不知不觉之中。像人种有差别一样，一个家族的特点，徽征如树之年轮，并不能被岁月或风雨琢蚀，反而可能穿越时间的隧道和人事的浮沉而显出内在的脉络。阳明身上的过人之处几乎都有遗传的因素。就说淡泊名利这一条，这是他们的“传家宝”。阳明的六祖王纲，字性常。与俩个弟弟在元末小有名气。有文武全才，但避世乱，往来于山水之间，时人莫知，从终南山隐士赵缘督学筮法，还会相面——旧称“识鉴”，像看风水叫“地理”一样。他与未成诚意伯时的刘伯温是朋友，他对刘说:“老夫性在丘壑，异时（你）得志，幸勿以世缘见累，则善矣。”后来他70岁时还是被刘推荐到朝中当了兵部郎中。最后在广东征苗时死于增城。淡泊不到头，遂未能正寝。但在群虎逐鹿的年头，身怀文武艺能，而甘居林壑，也够淡泊的。好养身这一点，也遗传了下去。朱元璋见他年七十“而齿发精神如少壮”颇为惊奇。他的儿子王彦达年16，用羊皮裹其父尸体背回老家。“痛父以忠死”，而朝廷待之太薄，遂终生隐居，躬耕养母，读书自娱。给他的儿子与准留下先世传下来的书，说:“但勿废先业而已，不以仕进望尔也。”与准“闭门力学，尽读所遗书。”信奉儒家“遁世无闷”的信条，既不去参加科考，也逃避认可引荐。因他会打卦，知县总找他算卦，他的倔脾气发作，对着知县派来的人，把卦书烧毁，并说了难听的话:“王与准不能为术士，终日奔走豪门，谈祸富。”县令怀恨在心。王与准逃遁到四明山的石室中。当时朝廷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装点大一统气象，“督有司访求遗逸甚严”，这不是多吸附人才而是为争取更多的不合作者。县令“举报”了他:“王与准以其先世尝死忠，朝廷待之薄，遂父子誓不出仕，有怨望之心。”朝廷的派员大怒，拘留与准的三个儿子，作为人质，在再上山追与准。与准“益深遁，坠崖伤足。求者得之以出。”部使见王的确伤的很重，又见他“言貌坦直无他”，不像个“反革命”。王又向部使讲了烧卦书逃遁的原因。部使放了他一家人，见他的二儿子世杰有出息，便对他说:“足下不仕，终恐及罪，宁能以子代行乎?”不得已，世杰当了领取“助学金”的秀才。他为了感谢伤了他脚的石头，遂自号“遁石翁”。王世杰即阳明的曾祖。到他这儿，三代人已“隐”出名气了，所谓“祖秘湖渔隐彦达，父遁石翁与准，皆以德学为世隐儒。”他勉强当了秀才后，赶上大考之年，按规定，考生须散发脱衣接受检查，以免夹带作弊的东西。世杰觉得是侮辱，未进考场而返。其气节如此，真有黄叔度之雅致，是蒲松龄辈可望不可即的。后来又有两次当贡生的机会，他都让给了别人。理由先是双亲老，后来父死又以母老。但是不当官的日子是难过的，以养老母亲为名不出仕，单靠种地教书，常常“饔食不继”。他母亲临死时说:“尔贫日益甚，吾死，尔必仕。勿忘吾言!”等到他想出山，终于有人举荐了他时，他却死了。扣除古人谀墓的美化成分，也考虑到我们读到的是王氏后人编辑的《世德记》，说不定还可能经过王门弟子的加工。我也直觉到这三代人所谓不出仕，实乃没出了仕的好听的说法。尽管如此，三代人耕读养气，不失“江左望族”的余风，已殊为可观。在明代流氓政治的旋涡外，在世风日替的龌龊声浪之外，保持着“隐儒”风范，真有腐败权贵世家或单纯农商家族所不具备的文化力量。世杰因先世在门前“植三槐”而号槐里子。“年十四，尽通《四书》《五经》宋大儒之说。”平时“言行一以古圣贤为法。尝谓其门人曰:‘学者能见得曾点意思，将洒然无入而不自得，爵禄之无动于中，不足言也’”。这种风度传给了儿孙。这个人命不好，被举贡到南雍（南京），没当成官还客死身亡，自著的《易春秋说》《周礼考正》的手稿，“为其同舍生所取”，散失不知所终，仅存《槐里杂稿》数卷。他的儿子就是一手带大阳明的王天叙，名伦，以字行，号竹轩，“性爱竹，所居轩外环植之，日啸咏其间”，看样子靠教书就过得能穷自在起来。自幼受槐里庭训，德业夙成。刚成年，浙东浙西的大家族就争着聘请他当塾师。“凡及门经指教者，德业率多可观。”槐里先生只给他留下几箱书，他每开书箱，都伤感地说:“此吾先世所殖也。我后人不殖，则将落矣。”看来，很想中兴这个老牌书香传家的家族。但他本人是否去应科考，诸传状均不书。不书不等于没考。没做成官是个事实。“雅善鼓琴，每风清月朗，则焚香操弄数曲。弄罢，复歌以诗词，而使子弟和之。”他教育出个状元郎和新建伯来，够辉煌的了。可以说，阳明办书院会点拨人，是家传也是遗传。已酉年（1489年），阳明18岁时，竹轩公这位和乐又严肃能吃暗亏的可爱老人谢世。他遗传给了阳明“细目美髯”的相貌特征，还有仁义和乐、与人交际亲切蔼然而尊严不可侵犯的个性，还有敏捷练达的才智。他为文好简古而厌浮靡，作诗则援笔立就，若不介意，却合格律。他母亲性格严厉，又偏爱她娘家的孩子和天叙的弟弟，但他象舜一样照样孝敬母亲、爱护弟弟。这种以仁义之道处不公正之境的涵养也熏陶了阳明处逆心顺的作风。阳明的状元父亲，因曾读书龙泉山中，人称龙山先生，晚号海日翁。生而警敏，读书过目不忘，天叙口授的诗歌，经耳成诵。他六岁的时候在水边玩，有人丢掉一袋。金子，他知道那人必来找，又怕别人拿走，就将袋子放在水中。一会儿，那个人边哭边找的过来了。他告诉了他，那个人取出一锭来谢他，他扭头走了。他气质醇厚，坦坦自信，不立边幅，议论风生，由衷而发，广庭之论，入对妻子无异语。常面斥人恶，因而得罪人；但人们也知道他无深意，也结不下深怨。他有定力，组织能力强，百务纷陈，应之如流；在危疑震荡之际，能卓然屹立。阳明起兵平宁王时，家乡人荒乱，怕宁王派兵来，王华应付裕如。他家的楼房失火，亲朋齐惊，他款语如常。这些也遗传给了他儿子。反正无非凡的素质难有非凡的功业。他们遗传给了阳明些什么，是一言难尽的。是需要用阳明的一生来回答的。自然，没有王阳明，大概没人来收寻重温这套家谱。２．古越阳明子阳明为人作序记，落款常是“古越阳明子”“阳明山人”“余姚王阳明”，自然也有用新建伯之类荣誉头衔的时候。这个人对这类名号细节是极重视极有感觉的。用出生地或官衔是惯例，而说“古越”便感情系之了。他是以生为越人为荣的。越地也的确是个神奇的地方，直到民国时代越人还保留着古越遗风。阳明成化八年（1472年）九月三十日亥时出生于余姚。余姚在明代属于绍兴府，绍兴即大禹时代的“大越”，越地越人的特色要从大禹说起。鲁迅视大禹为“中国脊梁”的原型样板，即是平实之论，亦包含着同乡的自豪之情。大禹治水，功铸九鼎;阳明治心，鲁迅改造国民性，也都功不在禹下。大禹治水告成于这片三苗古地。《越绝书》载:这片泥泞积水的沼泽地，本是荒服之国，人民水行而山居，刀耕火种，还流行着断发文身的习俗。巫风颇甚。《越传》载:“禹到大越，上苗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因而更名苗山曰会稽。”现会稽山麓的大禹陵，即为禹之葬地。会稽，不但是自然的山了，成了行政区划。夏少康封庶子无余于会稽，奉守禹祠，国号为“于越”。秦始皇时期改名为“山阴”。因其在会稽山之阴。这是把越语地名改为通用语。《王阳明年谱》及书信中屡次出现的“越”“山阴”就是绍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于报仇复国的精神最见越人气性。现在绍兴的越城区就是当年范蠡帮助勾践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而规划设计的。这也是绍兴城又称作“蠡城”的由来。勾践灭吴的次年将国都从蠡城迁到琅（今山东胶南县附近）。王阳明的远祖即琅人，不知是随勾践迁过去的，还是越人到了琅后繁滋的，抑或是琅土著。王氏是望族，不像平家子如张居正那样族谱多不过从本朝讲起，王氏族谱上的“始祖”是晋光禄大夫王览。王览的曾孙便是大名永垂的王羲之。羲之少随父王旷渡江，先安家建康（今南京），不满意，又搬到会稽。当时两城是齐名的江南大都会。但山阴道上山川自相映发，美景叠现，令人应接不暇的风光更能满足他那艺术家的心灵。他的后代又迁华唐，石堰，达溪。始终在这一带打转转。羲之的二十三代孙王寿，自达溪迁到余姚。阳明的父亲王华思恋山阴山水佳丽，又搬回山阴（绍兴）。余姚遂成为阳明的“老家”，现在两地都留有遗迹。山阴被习称为越，还因为隋朝时在此建越州，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婆留定越州为吴越国东府，行都。改称为绍兴，则是南宋赵构避金兵跑到这里，两次把越州当成临时都城，越州官绅上表乞赐府额，赵构题“绍祚中兴”，意为继承帝业，中兴社稷。公元1131年，改年号为绍兴，并将越州升为绍兴府。于是，于越，会稽，山阴等名称一统为绍兴。绍兴府城的东西两部分分别为会稽县城和山阴县城。也就是说绍兴府署，山阴县署，会稽县署当时都在同一大城之中，统称越城，即今浙江绍兴。一提绍兴，人们就能想起一长串让人心酸眼亮的英名:周恩来，周树人（鲁迅），蔡元培，秋瑾，徐锡麟，章学诚，刘宗周，张岱，王思任，徐渭，再往上陆游，贺知章等等，等等。虽然不能说阿Q的未庄与越地没有关系，但越地诚如王思任所说:“乃报仇雪耻之，非藏垢纳污之地。”也许，一张苦脸，一副刀笔的绍兴师爷形象最能体现越人的强项、狷介和几分刁钻的个性。人杰地灵的绍兴，因走出个王阳明而影响了中国的历史。阳明出生的余姚是个山岭丛集的古朴闭塞的城镇，多亏了一条姚江勾通了与域外的联系，更多亏王阳明创立了姚江之学，从而使之成为浙东文化重镇。黄宗羲在《余姚县重修儒学记》中说:元末明初，经生学人习熟先儒之成说，不异童子之述朱，书家之临帖，天下汩没于支离章句之中。吴康斋、陈白沙稍见端倪，而未臻美大圣神之域，学脉几乎绝矣。……贞元之运，融结于姚江之学校。于是阳明先生者出，以心学教天下，视以作圣之路，马医夏畦，皆可反身认取，步趋唯诺，无非大和真觉，圣人去人不远……至谓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人心亦是牵补度日，是人皆不可为尧舜矣。非阳明亦孰雪此冤哉……今之学脉不绝，衣被天下者，皆吾姚江学校之功也。是以三百年以来，凡国家大节目，必吾姚江学校之人，出而定……故姚江学校之盛衰，关系天下之盛衰也。……阳明非姚江所得而私也，天下皆学阳明之学，志阳明之志……其实阳明的工作就是恢复了孔学之仁学的本质，把它从已经学科化的状态中解救出来，恢复其彻里彻外的身心之学的特质，恢复其生活宗教的本体地位，就是把道德教化贯彻到百姓日用之中。阳明的良知之道就是将“仁”变成大全之道，将孔学之学变成弥漫天地间的文化正气。另一位明末史学大师张岱说:绍兴八县中数余姚文化气息最浓，后生小子都得读书，各行各业的人对历史文物典章，知之甚多。这毫无疑问是阳明开辟的姚江之学的后泽。但在南宋绍兴二年就能刻出二百九十四卷的《资治通鉴》来，说明余姚在文化上早就绝非等闲之地。姚江，又叫舜水，全称为余姚江。余姚江源出四明山支脉太平山，蜿蜒东流经余姚，于宁波汇奉化江后成为甬江。关心郡国利病的大儒黄宗羲写有一篇《余姚至省下路程沿革记》，其略曰:吾邑至省下，其程不过三百里。而曹娥，钱清，钱塘三江，横截其间，又地势卑下。曹娥而东，未入姚江。各江之间，充满桥坝土堰，支港林立，或水少难以舟行，须候潮;或江水湍急，险恶难行。历任地方官想改革舟渡办法都是治此彼起，改变不了舟子迹同杀人的摆渡习惯，改变不了候渡甚难的状况。“是故吾邑风气朴略，较之三吴，截然不同。无他，地使之然也。然而民生愈促，朴略变为智巧。是则非三江叠堰之所能限也，不能不归之世运耳。”阳明在《送绍兴佟太守序》中说:“吾郡繁丽不及苏，而敦朴或过;财赋不若嘉（兴），而淳善则逾。是亦论之通于吴、越之间者。”地理环境决定了初始条件，决定了基本生存格局。黄氏将越地民风不同于三吴归咎于江运条件，有相当道理。浙东是丘陵，山多，乡民赖江水冲积的平原而栖息，都在“地势卑下”的范围中。余姚县境中最大的山是龙泉山，为四明山的支脉，又名龙山，灵绪山，屿山，在余姚西边。南坡山腰有泉，虽微不竭，名龙泉，以泉名山。海拔67米，面积14万平方米。是南方惯见的那种小山。其北麓半腰处有栋小阁子楼，本属于莫家，王华还没中状元时租用为书房，并家居于此。但因生了王阳明而成了文物。阳明高弟钱德洪撰有《瑞云楼记》详细记述了“神人送子”的神话:阳明的奶奶岑氏梦见五彩云中，神人在鼓乐声中抱一婴儿交付岑氏。岑氏说:我已有子，我媳妇对我极孝敬，愿得个好孩子为孙子。神人答应，然后，怀孕十四个月的郑氏生下阳明。等阳明大贵之后，乡人便把那个小楼叫做“瑞云楼”。有趣的是，24年后钱德洪也生于这个楼中。《明史》写的清灵精练，相当讲究，但依然信服神秘的灵异的话头，照录了许多人物赋有奇迹色彩的出生故事。好象大人物就是天纵之圣似的，自然对阳明也不例外。也说他是神人自云中送来，因而初名“云”，也因此而五岁尚不能说话，经异人抚摸后，更名“守仁”，才会说话。因为“云”在古汉语中是说话的意思，道破了天机。其实，妊辰14个月或更长些时都是有的;几岁不会说话后来成了大智者的也是有的（如爱因斯坦）。但是瑞云送子是神话。瑞云楼焚毁于清乾隆年间，遗址尚存。有关部门要重修以供人观瞻。阳明成了人物后，回故居，“访瑞云楼，指胎衣地，收泪久之”。这个人就是这么重生，人情味浓。这，也可能是天生的。不是这种气质的人，不可能创立重生命顺人道的心学来。阳明有《忆龙泉山》等诗。在《忆诸弟》中很有感慨的说:久别龙山云，时梦龙山雨。觉来枕簟凉，诸弟在何许?终年走风尘，何似山中住。百岁如转蓬，拂衣从此去。王守仁以“阳明”自号，是喜欢“阳明洞天”这个地方和这种仙气的名称。“阳明洞天”被当地人简称为阳明洞。这个阳明洞在会稽山，据说是大禹藏书或葬身的地方，也叫禹穴。《康熙会稽县志》卷四载:（阳明洞）洞是一巨石，中有，在会稽山龙瑞宫旁。旧经三十六洞天之第十一洞天也。龟山白玉经:会稽山周回三百五十里，名阳明洞天，仙圣人都会之所。据此，阳明洞天不龙瑞宫之一石矣……其后王文成为刑部主事时以告归结庐洞侧，默坐三年，了悟心性，今故址犹存。其谪居龙场也，尝名其洞为小阳明洞天，以寄思云。阳明31岁时告病回绍兴，筑室阳明洞侧，行导引术。后来讲学于阳明洞都是在洞侧的房屋中，即王龙溪说的“精庐”，而非在洞中。会稽山在绍兴东南13里，阳明就近结庐是十分自然的。另外的诸多的说法都是错误的。如明人冯梦龙《王阳明先生出生靖乱录》中说王31岁告病是回的余姚“四明山之阳明洞。”“洞在四明山之阳，故曰阳明。山高一万八千丈，周围二百一十余里。”冯氏是直接用了道经上的说法，道经第九洞天是在四明山，高度大小一如冯氏说云，洞中有石窗，四边玲珑如窗牖，通日月星辰之光，故称之为阳明洞，取四明之阳意。但阳明不可能去，再说《年谱》是由阳明的同乡钱德洪主撰、众弟子参订的，阳明回的是余姚还是绍兴，不会搞错，冯氏倒是明末的追记了。另外在广西，贵州还有两个阳明洞，都是阳明后来的讲学处。古越阳明子的阳明洞在会稽山上。而且还有人径称会稽山为阳明山。《嘉庆山阴县志》《绍兴府志》都强调阳明是绍兴（山阴）人。都说他“本山阴人，迁居余姚后，仍还原籍。”“先生世居山阴，后迁姚江”。这也许有抢乡贤的意思。就象钱德洪是余姚人，特采王寿自达溪迁余姚的说法入《年谱》。反正两地都在“越”境，文化风俗是相同的。古越也是含括这两地的。余姚自来隶属山阴。达溪是溪的上流，是王羲之晚年定居和墓葬之地。阳明的高祖王与准为避永乐皇帝之举遗逸而逃到余姚，则是无争议的事实。“举”他，他不起，还号“遁石翁”。显然是个讲操守而不汲汲于富贵的气节之士。王华迁回绍兴后，王家就世居于此了。余姚是阳明的出生地，绍兴是他的生长地，中年以后的家。龙泉山、会稽山都属于他。湛若水在给阳明作的墓志铭中深情的说:“夫水土之积也厚，其生物必藩，有以也夫。”——良有以也!３．第一等事会稽山，原名茅山，苗山，防山，涂山。东翼为五百冈山，西翼为西干山，中翼为化山，北与宁绍平原相接，是钱塘江支流曹娥江和浦阳江的分水岭。最高点为东白山，海拔500米，峰岭秀异，奇气弥漫，素称“浙东名山”。它敦实了王阳明的品性，我们应该感谢它。这有他的诗为证:“昔年大雪会稽山，我时放迹游其间……我尝亲游此景得其趣……”更有一座“王家山”，因阳明的远祖王羲之建宅于山麓之中，故名。它在绍兴的东北，周围约2公里，高52米，相传山上长蕺，越王勾践为雪耻兴国曾经在此采食蕺草以自励，所以又名蕺山。蕺山因“蕺山书院”而名漫天下，明末大儒刘宗周在此讲学，培养了一个更大的儒——黄宗羲。黄的《明儒学案》是心学专门史。清末于书院旧址创办山阴学堂，秋瑾的同志徐锡麟曾任堂长。“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这是杜甫的名句。鉴湖在绍兴西南，俗名长湖，大湖;雅名镜湖，贺鉴湖。它因“鉴湖女侠”秋瑾的英名而广为人知。也因其水酿造的绍兴黄酒而成为俗话题目。阳明咏鉴湖的诗无甚名气，但可见他对家乡水的感情:“鉴水终年碧，云山尽日闲。”（《故山》）“春风梅市晚，月色鉴湖秋。空有烟霞好，犹为尘世留。”（《忆鉴湖友》）罗列这些是为了“呈现”我们已无法确知的王阳明的“生态环境”。越山是神奇的山、越水是神奇的水，越人是既不同于齐鲁人，也不同于燕赵人的。吴越素称肝胆相照的邻邦，但越人强项，吴人奢靡。民风格捍难通。浙东学风与湘湖学风相近，而去浙西较远。阳明只能从姚江走出，而不可能从秦淮河畔崛起。秦淮河出名士，不大出志士。越地出志士，即使是名士也带有孤傲倔强的志士风。阳明十二岁那一年，向塾师提出了一个很不寻常的问题:“何为第一等事?”塾师说:“惟读书登第耳。”阳明的天性和个性使他直言不讳的反驳老师:“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学圣贤就是不以登攀仕途为目的，而以成圣当伟人为目标。这就是说，阳明不想呆走读书人“学成文武艺，赁于帝王家”的钦定官道。这条已通行两千年的正途，无法安顿这个追求不朽的少年的心灵。尽管不能排除这个细节是《年谱》作者为树立老师高大形象而倒果为因的“合理虚构”，但还是“合理”的，是能见出阳明卓尔不群天赋的有用之言（阳明，李贽都重视“有用之言”）。早期经验是人的性格的奠基地。性格是受自我内驱力支配的追求体系。人们都在追求幸福，而幸福在某种意义上说恰是早期经验的满足。刚刚登第当了状元的父亲嘲笑儿子这种不着边际的理想:“汝欲做圣贤耶!”然而若没有他儿子，这位龙山公早已被人们归入忘川。阳明是跟着爷爷长大的，他爷爷象贾母保护宝玉一样保护了小阳明豪迈不羁的天性。阳明的成圣意欲也应该说是从小从他爷爷那儿听来的。小阳明会说话以后就会背诵爷爷曾经读过的书，大人惊奇，问他为甚么会?他说:“听爷爷读时已默记住了。”在纯真的童心中种下了古典情结。学为君子，学为圣贤，是中华文化的基本主题。所有的精致文化都是要把人教育成名曰君子的艺术品。孔，孟，荀，《诗》《书》《礼》《易》《春秋》，各讲一套，但在教育人一定要成为君子圣贤这一点上高度一致。他童年的心地如同古朴的越地，尚未受到“文明”的污染，阳明越过“现代”的父亲人格（当然包括塾师所体现的教育系统），通过爷爷上接了古典的原教旨。所以提出了大人不以为然的真正的根本性大问题。阳明悟道之后才明白这叫作“良知天然现成，却被闻见习气给遮蔽了”。大人们觉得他可笑，其实大人们下等资质的蔽于欲，上等资质的蔽于意见，可怜得找不到大和真觉了。阳明终生自豪的自己的这“千古圣贤相传一点真骨血”的心学，就他个人的“发生学”来说起脚于十二岁时的这一问!当然，阳明现在的“第一等事”还只是蒙胧的生命意志，是他的良知天然呈现，尔后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才将这个“我心”变成天下之公器。但没有这种出发点，这一条夜行船也许会销蚀在夜色中。戴震小时候问他的老师:朱熹怎么知道千年以前的事情?梁启超用他特有的夸张表达式这样概括戴震这一问:这一问问出了三百年启蒙思潮。仿此，则不妨说阳明这一问一答，开辟了心学的主航道，一直通到毛主席要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要人人成为毫无私心杂念的专门利人的人。这种以伟人自期的英雄主义，是我中华大丈夫的祖传心灯。“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毛泽东语）的精神胜利法是我们克强敌创奇迹的法宝。“何为第一等事?”是人为什么活着的问题，人怎样生?路怎样行?立什么志成什么人，怎样的日子才值得一过？四百年后的法国哲学家加缪说:只有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人为什么自杀或不自杀。判断值得生存与否，就是在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阳明的意义就如黄宗羲所说的：以心学教天下，示人作圣之路，改变了理学将心物分为二的错误路线，让人步趋唯诺，无非大和真觉。现在我们的“夜行船”要为“第一等事”而启航了。但他哪里也去不了，只是跟着他中了状元的父亲到了北京，念私塾。真正的生活是内心生活。真正的航程在心里。自古传法一线相悬，气如悬丝，但以心传心，薪尽火传神不灭。第三回 多管齐下１．侠客梦小阳明性情活泼，好动，且矫健异常，窜奔跳跃，相当欢实，不是循规蹈矩的“好孩子”。多亏了他爷爷开放式的教育，他的天性没有受到大家庭惯有的压抑和斫伤，直接的成果就是发展了他的兵家兴趣。任何小孩子都有尚武倾向，只是更多的人在成长时期被文化给化掉了。阳明也没想到他现在的每一件事都为他一生埋下伏笔。《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二《滁州会语》中说他生来就是个“英毅凌迈，超侠不羁”的孩子。他“十二岁在京师就塾师，不肯专心诵读，每潜出与群儿戏，制大小旗居中调度，左旋右旋，略如战阵之势。龙山公（王华）出见之，怒曰:‘吾家世以读书显，安用是为?’先生曰:‘读书有和用处?’龙山公曰:‘读书则为大官，如汝父中状元，皆读书之力也。’先生曰:‘父中状元，子孙世代还是状元么?’龙山公曰:‘止吾一世耳。汝若中状元，还是去勤读。’先生笑曰:‘只一代，虽状元不为稀罕。’父益怒扑责之。”（《王阳明先生出身靖难录》卷上）王华常常担心儿子会发展成甚么模样，王天叙却充满信心。他凭直觉就觉得这个孩子不是凡品，而且他更愿意相信相面先生的美妙预言:“此子他日官至极品，当立异等功名。”后来他总结道:“儒者患不知兵。仲尼有文章，必有武备。区区章句之儒，平日叨窃富贵，以词章粉饰太平，临事遇变，束手无策此通儒之所羞也。”（同上，引王氏信中语）他十三岁在身为翰林院修撰的父亲的家里，找不到畅快的感觉，因为他此时更崇拜侠客。曾经一个人溜出去游览北京北边的居庸三关。下关，中关，上关个相距十五里，出上关北门又十五里为八达岭。皆依山起势，从把达岭俯视下关如同窥井。在那个冷兵器的时代，居庸关真京城北向之咽喉。阳明骑马逶迤而上，自如下关，便两山相凑，仅有和边小道，路遇鞑靼人也骑马大大咧咧地走来。阳明好斗的天性加上民族间的仇恨，更有一试自己能力的好奇和证明自己侠客梦的冲动，遂拈弓搭箭，呼啸着朝鞑靼人冲过去，连喊带射。鞑靼人卒不及防，不知这个孩子身后有和仗势，再加山近有回音奏响，遂仓慌逃窜，跑出一箭路，回头一看，原来也就是一个孩子而已。阳明为什么这么恨鞑靼人呢?除了汉族中心主义的民族情绪，还因为他崇拜于谦。于谦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伟人。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是小阳明心头中最大的迷。他在京城四处巡梭，想了解实战情景。他在于谦的祠堂前题下这样一联:赤手挽银河，公自大名垂宇宙。青山埋忠骨，我来何处吊英贤。这次他在居庸关附近“考查”了一个多月。浏览长城，拜访乡村老人，询问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了解古代征战的细节，凭吊古战场，思考御边方策。“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回到家中，居然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梦，梦见自己去参拜伏波将军庙，还有一首诗:“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文尚不磨。”这位将军叫马援，是征讨交趾苗乱的名将。神奇的是，他临死前，居然亲身到了伏波庙，跟他现在梦见的一样。终明之世，刀兵不断。不算宗室夺权的战争，约有三类:一是北部少数民族，西北东北正北均战火连绵。明朝胜利时少。斩敌上百即为大捷。二是东南沿海的倭寇，他们常常几十人就搅得数省不得安宁。三是各地各民族的起义，此起彼伏。规模大小不等，时间长短不一。只有专门家才能统计清除永乐死后，发生过多少农民起义。自然洪武永乐两朝也没闲着，打别的仗了。明帝国内部各地的农民起义真是多如牛毛。就说成化一朝，云南大藤峡瑶壮各族起义，官军斩断大藤，改地名断藤峡。刘通（刘千斤），石龙，刘长子在房县大石厂起义，率领荆湘流民数万。四川“蛮”起。靖州苗起。广西黄公汉，开成满四、李原在竹山，四川荣县民起兵据府库，纵狱囚，福建上杭，广西田州（今百色，田东，田阳）头目黄明起兵……这还是阳明“考查”居庸关以前的不完全统计。他十五岁时，便屡屡想上书朝廷，献上自己的“平安策”，你说这个人的参与意识表现欲有多么强！这也是他后来虽然沉溺于仙释却终究并没有出世高蹈，还是当了杀贼王平反叛的“英雄”的性格基因。心学家区别于理学家的一个特点就是“好事”。他那位状元老子斥责他太狂妄了，"你懂甚么，治安缉盗要有具体办法，不是说几句现成话就能见效的。还是先敦实你的学问，再来建功立业罢。"此前，他与几位同学在长安街上漫步，一位相面先生追着给他看相，说他这种相貌太难得一见了。他让阳明将来要记住他说的话:“当你的胡子长到衣服领子是，你就入了圣境;胡子长到心口窝时，你就结圣胎了;胡子长到肚脐时，你就圣果圆满了。”这正与他的期望相吻合，至少可以抽象地相信自己是可以成圣的。但是，怎样才能成为圣贤呢?立德，立功，立言的下手功夫在哪里?为什么父亲不让我上平安策呢？他和老师还嫌我学做圣贤的愿望太可笑。但愿相面先生说得准!他常常捧着圣贤书静坐凝思，期望与圣贤神遇心契。然而，圣贤的精灵并没有附体与他。２．长生久视十七岁这一年，他带着怎样才能成为圣贤这个深深的拷问和年轻人易有的热切与摇摆，告别了京城，回到山阴。这里有他的“百草园”，有他的“三味书屋”，有凝聚着他顽皮淘气的种种“文化遗址”，唯独没有了他的母亲。他的母亲郑氏四年前就去世了。他在京闻噩耗自然哭得痛不欲生，但只有回到家才深切感受“直觉”到母亲不在人间!没有妈妈的家再小也空空荡荡，家越大越空荡。因父亲中了状元而大事增建的“家”，此刻对阳明成了残酷的嘲弄:外在的东西到底有甚么用?这些人工的东西与我心何干?人为什么说死就死了呢?他直觉到生与死之间的距离不过相隔一张纸，生与死之间的过程简略得亦在呼吸之间。生命的真相和根本到底是甚么?他陷入了这种情意痴迷的思考，不同于亚里斯多德，培根等西哲自不待言，令人注意的是与朱熹式的宋理学，郑玄式的汉学均大不相同。这个切切实实的生命困惑，蕴酿了阳明冲击汉学宋学的契机:支撑王学体系的根本情绪，便是这股“生命意识”。这种生命意识的浅近境界就是追求长生不死。他开始迷恋养生之道。显然，当你死了就甚么也不是了。所以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长生久视。当时，南方流行的是融合了全真，清微，净明三派的正一道。从洪武初年起，正一道天师即掌全国道教事，超出全真道而为主导。他们推崇全真南北二宗的内丹之传，以性命双修为教法之本，以心性为三教共同之源，运用宋儒的太极之说解释心性，并糅和了禅宗的心性论。他们的练丹法也体现着三教合流的特色，以“自性法身”为本，以“摄情归性”“摄性还元”为进修之要，以“粉碎虚空”为最高境界。因为，他的学生对他这方面的事情几乎是讳莫如深，我们对他到底学了哪门哪宗不得而知，但估计应该是上述正一道，因为其基本理路与阳明的个性教养相契，也与他后来的风度相合。有的记载说阳明一生都在练内丹。他若修的不是正一道，也是全真内丹心性学一路，或内修南宗一脉，更关键的是这几路都差不多，更何况三教合流是明代的大背景。不过，他反正也是初学，无关紧要。他这此回来是完大婚的。关于这次婚姻，记载无多。根据古人的惯例，象王家这样的，若本地联姻，多半是亲族在衍化，七大姑八大姨地连环套着滚动发展。若是与外地人联姻，多半是同僚，同学，同年等等关系在起连缀反应。阳明的岳父诸介庵正是余姚人，现官江西布政司参议，与王华是“金石相契”的至交。在阳明还是个嬉笑无方的小孩时，诸介庵在吏部，主会试那一年，到王家串门，非常赏识活泼的小阳明，慨然允诺将女儿许配给他。到了今年，他已十七岁，可以完婚了，他为了报答岳父的知遇之情以及这十来年不时的关怀，更为了示尊重和隆重，遂决定不远千里，“亲自”到南昌去迎娶夫人诸氏。然而，新婚合卺之日，他却闲行入一个叫“铁柱宫”的道观，见一道士趺坐一榻，遂即问讯，那个道士原来懂养生之术，阳明遂有千里遇名师之感，坐下来倾听，继之，相与问答。阳明凭着“体悟”，道士凭着学问，两人谈锋均健，甚为相得。不知东方之既黑。阳明居然忘了他的洞房花烛夜。阳明的率性，一旦倾心遂物我两忘的特性，于此油然可见。也可看出当时他对养生之道迷醉到甚么程度。然而这太出格了。他又与道士谈到东方之既白。直到岳父派遣人员到处找他，从铁柱宫把他“捉拿归案”。《围城》中的董斜川说王阳明怕老婆不知有何根据，看阳明对男女之事如此淡漠，当不至于受制于内帏。也许发韧之初，他犯了这个“原错”遂终生在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那也只能说明他是人道主义，不搞什么大男子主义。这，也许就是哲学家多被人讥为惧内的原因。３．眼见真儒他现在既相信像于谦那样的功名才能流芳百世，有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欲望，从而热心兵事，然而不过是侠客梦想。又想长生不死，从而迷恋道教，然而也不过是练一些导引气功而已。更想着他的“第一等事”，想成为圣贤。此时他还不能很好的融合这三角关系，只是忽而以此为主忽而以彼为主。但已可看出其心理结构是多元共生立体式的，这块“集成板”已安装了兵道两路的线头。而不是拘拘小儒那种单线条的。这也决定了他不可能终老林下或书斋。这样，十八岁这年他与当时的名儒娄谅（一斋，1422--1491）的会面就成了重要“事件”。他领着夫人回余姚，坐船过广信「今上饶」，他特意下船专程去拜访了娄谅。奇Qisuu.ｃom书娄谅是明初著名理学家吴与弼的学生，吴是以朱学为正宗的，也有点心学倾向。娄氏亦然。娄氏向王讲了“圣人必可学而至”的道理。这其实是儒学的通则，无论理学还是心学都笃信不疑的学而致圣的原理。却因正搔着王此时的痒处，“遂深契之”，产生了确定他的致力方向的、指点迷津的作用。听大儒讲与看大儒的书有直接感受与间接接受的差别，会谈时的"情感场有移人性情的作用。再说，直接听能感受到简易明细的思路。大儒的气象本身也有感染力。从此，阳明更坚定学做圣贤的志向:只要通过"学"能成圣，那我肯定能成功。娄谅走过眼前这个年轻人的心理路程。他少有成圣之志，曾经游走四方，遍求名师，结果非常失望:“都是些举子学，不是身心学。”转辗听说在江西临川的吴康斋（与弼）是个圣人，遂从老家广信上饶再度出发“朝圣”。这一次没有失望，康斋也“一见喜之”，说:“老夫聪明性紧，贤也聪明性紧。”康斋针对一斋豪迈不治细事的特点，告诫他:“学者须亲细务。”娄一斋以收“放心”为居敬之门，以何思何虑，“勿助”“勿忘”为居敬要指。这些与阳明早期思想若合符节。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卷二中介绍了上述内容以及王专访问学之事后，明确地说:王的姚江之学，娄发其端也。娄反对“举子学”，倡导“身心学”，议论虽主程朱居敬之旨，却深深地潜行濂溪明道之学，而濂溪明道正是心学的一个有力的来源。娄的同门胡敬斋曾讥笑娄近似陈白沙的浪漫主义。所谓娄发姚江之端，其实是娄契合了王的“浪漫”心志，是那个“道”本身决定了他俩对跑道的选择。明人上至皇帝大儒下至愚夫愚妇都信神秘数术。娄一斋在英宗天顺七年（癸未，1463年）进京参加会试，走到杭州突然返回。人们问为什么，他说:“此行非为不第，且有危祸。”果然，会试的贡院起火，举子被烧伤烧死者无算。黄宗羲说这是他“静久而明”有了神术。然而他没有算出来他的女儿嫁给宁王，使得他的子侄多被捉拿，门生散谪，他这一脉宗门狼狈不堪寥落星散。阳明平宁王后给已自杀的“娄妃”以礼葬，既表彰其深名大义规劝宁王勿反的知礼精神，又报答了当年受点拨之恩。即使娄一斋不算王学的发端，阳明心学也不是空穴来风。康斋的另一学生谢西山就增提出过“知行合一，学之要也。”康斋就讲究身体力验，只在走趋语默之间，出作入息，刻刻不忘，自成片段。他的口号是“敬义夹持，诚明两进”，他与来从游的弟子，躬耕自食其力，雨中披蓑笠，负耒耜，并耕于野。和学生一起吃最普通的百姓饭。陈白沙从广东来就学，晨光初现，康斋就亲自簸谷子。白沙不起，康斋大吼:“秀才，若为懒惰，即他日何从到伊川门下?又何从到孟子门下?”有一次割庄稼割伤了手，康斋说:“何为物所胜?”照割如初。曾叹笺注著作太繁，无益有害，因此不轻率著述。省郡交章举荐他，他不去当官，他说:“宦官，释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难矣。吾庸出为!”（均见《明儒学案》卷一）也是在“转”理学，尽管他并不想破理学规矩。这种人对理学的转变，更有说服力的证明了理学非转不行了---至少靠辞章传注不能维持其精神力量了。心学转变理学就是要重建儒学的精神境界以满足人们那新的精神需求。这几乎是一种自然需求，所以才有这些寻求新的智慧境界的才志之士来不约而同的谋求新的进路。转向心学乃是时代走势，阳明是应运而生。不过，理学的藩篱是坚固耐用的，他已经是“传统的权力”了。娄谅向阳明讲的更多的还是“宋儒格物之学”“居敬功夫”。阳明过去是个活泼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别过一斋后，变得“端坐省言”起来。他的从弟，妹婿觉得奇怪，他说:“吾昔日放逸，今知过矣。”成化三年，王华的岳父去世，王华也须丁忧，他便回了老家余姚，监督着子弟们讲析经义，准备应举考试。阳明则白天随众学习举子业，晚上收取经子史籍读之，常常读到深夜。从弟妹婿们见他文字日进，愧叹弗如，后来总结出“彼已游心举业外矣，吾辈及也!”（《年谱》）这也是老子说的“外其身而身存”，后其身而身先。阳明一生都得力于这种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章法。４．格物举子业，主要就是背朱子注释的《四书》，再练习作八股文。阳明总是能把浅近的目标与深远追求结合起来。这自然是其智力有余裕的表现，更是胸有大志的缘故。自然这也是中国“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的传统智慧。阳明是“上根”的人，他用朱子的“格物说”来格举业这个“物”。所以，不可能像范进们那样用尽毕生之力还“屡试不售”。他二十一岁这一年，参加浙江乡试，一举成功。又有明人惯用的神秘的附会:在考场中，半夜见两个巨人，穿着大红大绿的衣服，自言自语:“三人好作事”，然后忽然不见。果然王与孙燧，胡世宁同榜中举。后来，宁王叛乱，胡发其奸，孙死其难，王平定之。(《年谱》)阳明对于“举子业”素来采取既不排斥也不沉溺的态度，在别人只是埋头死背词章训诂时，他却要从中探究心性的秘密，要洞彻朱学的内在机理，大有向朱子这座“文化昆仑”发起总攻之意。因为他还弄不懂朱学这幅巨大的文化地图的脉络，更弄不懂其内在的秘密，此时他不曾象后来那样"遍求考亭(朱子的号)遗书读之"，但他却真想从教主的现成思路中寻找成圣的门径。还在他未成年的时候，经过一段外在的入门水平的知识性学习过去之后，他就想单刀直入来探究朱学的内在理路，其诚可佳，其勇可喜，但其行动可笑：他和一位姓钱的朋友一起开始格竹子。阳明的爷爷喜欢竹子，因此在“竹轩”前种了许多竹子。阳明和钱朋友每天从早到晚默默地面对竹子，竭心尽力地来格其中之理。朱子说一草一木皆含至理，他们便来身体力行。到了第三天，钱朋友便劳神成疾，阳明还笑他不中用，到了第七天，他也因耗竭心力而病倒。这七天他怎样沉思其理，尽想了些什么，后人不得而知。反正他一无所获，“自委圣贤有分”，像贾宝玉看见别的女孩子在为别的男孩子而痴迷，从而悟了“情分”，自己只能得自己那份情一样，阳明觉得自己不是当圣贤的料了。他主要觉得自己天赋有限，但不可能不对朱子学产生怀疑，至少种下怀疑的种子。自然这种挫伤情绪过后，他还得回到朱子学这座大山面前来。就象在现实的道路面前绕不过举子业一样，在思想路线上绕不过朱子学。后来，他“翻”了朱子学，问心无愧地说: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说的去用?我着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格”是种什么工夫?阳明想获得什么收获呢?程朱也并不这样去格竹子，程朱之格物致知，是对于经验中的事物，一一穷究其理;及至穷得多时，乃恍然有悟于万物共有之理。讲得是经验思辨观察总结得多了，然后豁然贯通，化约为简捷直接的把握。阳明想毕其功于一役，想一通百通，想从一棵竹子身上，测悟万物之理。不妨说这是用心学态度做理学功夫，用诗人的审美观察觉悟的原理来解决哲学难题。太相信世界的象征的关系了，便是青春季节的抒情幼稚病。这也是想当英雄的青年人的通病。这一年，他大约１８岁。三年后地球的那边哥仑布启航探求新大陆。他这样来格物反而被物格。实现自我本质的冲动便另找寻突破的门径。最现成的大路有两条:一是究心举业，去当只管一世的状元去，然后去与世俯仰混一碗现成饭。一是加入主流文化圈，究心辞章之道，像李梦阳(1472--1527)，何景明(1483--1521)一样文名满天下。格竹子失败，动摇了成圣的信心，他便沿着“文化的斜坡”下滑，“随世就辞章之学”，掉过头来取现世的荣华。这个干什么便全力以赴的人，肯定拿出了略低于格竹子的劲头来“格”八股之道和辞章之学。只是他的学生们不愿意渲染这方面的细节罢了。不然的话，他不会顺利的中举并在辞章写作方面也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有趣的是，他专心科考却在癸丑年(1493年)举行的会试中下第了。上天像特意要“苦其心志，乏其筋骨”地锻练考验他似的，偏不要他没找到自我就混入销人灵魂的官僚队伍当中，等到丙辰年(弘治九年，1496年)会试，他又落榜了。对于一般的举子来说，这是相当正常的，终身不得一第的更多。然而对于想方设法要轰轰烈烈大干一场的王阳明来说，中举五年了，这漫长的等待是残酷的。然而，他毕竟豪迈英纵，不为外物所屈，同学中有因为落第而羞耻者，阳明却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具有戏剧性的是，癸丑年(1493)他落选后，许多他父亲的同僚和赏识他的人来安慰他，宰相李西涯跟他开玩笑说:“汝今岁不第，来科必为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这是一种顺向抚慰法，让受挫伤者找回自己的信心。还在扬才露己阶段的阳明遂“悬笔立就”。这个场面很滑稽，但《年谱》作者还进一步编排下去:诸老惊呼“天才!天才!”退而有忌妒他才华的人说，“此子如果取上第，目中不会有我辈矣。”来科即丙辰科会试，果然因有人忌妒而名落孙山。这是反败为胜的粉饰法，殊不可信。科举过程是相当严密复杂的，糊名法早已实行，作弊取上与作弊打下都非易事。其实，没考上就是没考上。对于阳明来说，原因倒在于他违背了自己既入乎其中又超乎其外的章法，用力太猛，适得其反罢了。科场上的这种挫折使他后来在面对无数莘莘学子的科举渴求时，有了同情了解之上的圆通“说法”。后来对他是区区一第，无关紧要，眼下却是致命的一个台阶。上不了这个台阶他就无法在一个官本位的国度建功立业。这对于现在功名心还极强的他来说是深感压抑的。这是真正需要格的物。是顺应还是反叛?他的家庭教育，家世背景不可能"放"他去做一个江湖名士，他本人也不想自逐于廊庙之外。他还得收拾聪明，先跳过现实的龙门再说。举子业是一种典型的“意萨司”(ISAS)---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古代中国一直发挥着将教会于教育合一的功能，是施行科举制以来的最大的生产关系再生产行为，它极其有效地建构着政治社会，并将那点可怜的市民社会引渡到政治社会的笼罩之下。它不是通过强制性的手段，而是以精巧隐慝的方式，通过读书人这种业余牧师，牧羊人将主要的国家观念与行为规范楔入民间，在普及教育时建立起“文化权力网络”。通过日常生活熏陶和梯次训练，惩戒，选拔，评估等手段，造就人们对帝国秩序的驯服，从而确保其生产关系的稳定绵延。举子业尽管不是技术教育而是道德教育，也依然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行为。因为它极大地巩固了那个“家产制官僚体系”(韦伯语)，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并通过精神催眠有效地将精神奴役的枷锁套在每一个人头上，使每个人都心甘情愿的接受“意萨司”所给定的名义，职能。综观王阳明的一生，他并不反对举子业的这种“意萨司”功能，恰恰相反，他是嫌朱子的那套辞章讲解式的催眠作用不能有效地支持这套功能了，才来奋起谋求新的转换，来努力重建新的话语－权力模式的。日后王学的影响是相当“波澜壮阔”，但也只是在思想文化界，文学艺术界，终于没有打入举子业，从而未能事实上改组“意萨司”，未能改善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规模和方式，从而没有能够挽救大明王朝的命运。５．学文乃余事在达芬奇大绘其画时，我们的传主回到他的老家余姚组织了龙泉山诗社。结诗社文会是明代文人的一大特色，阳明的龙泉山诗社在明人社团史上不足挂齿，但文人能有一片自己的天地也是难得的造化了。怎敢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比?不过，中国文化人自有在万山丛中一溪迸流的本事。不信，你看王阳明不就是单用一颗“心”在与世界抗衡，并达到了与马丁.路德，尼采，海德格尔异趣同工之境?当然，二十来岁的王某人，还像《水浒传》的焦挺---没面目。他还在痛苦的“起飞”期，艰难的寻求出路探索过程中。结龙泉山诗社，只能说培养了他将来组织书院、搞社会活动的兴趣，不象白沙的心学那麽苦行孤意；还有就是诗人兴致辅助了心学的诗学特色。社址在龙泉寺，处龙泉山南麓，面临姚江。１９８０年因改建而拆除了前殿，大殿及内部建筑至今尚存。阳明当年赋诗说：“我爱龙泉寺，山僧颇疏野。尽日坐井栏，有时卧松下。”社员的主要活动无非是吟诗联句，相互品评，切磋文艺，比较书法，游山玩水中寻找好诗题，也下棋对奕，陶冶性情。基本上是名士派的生活。阳明自然是雄者，是领袖。当时有一位退休的大僚与阳明联句，每有佳句即被阳明先得，大僚真心的说:“老夫当退数舍”。阳明在办诗社时期的诗文不好判断是那些，好在这个插曲为时甚短且不重要。钱德洪编为续编的作品（今《全集》卷29），是“作于弘治初年”的，可他又说是乃师“筮仕之始”的习作。王“筮仕”之年是弘治十二年，弘治年号共用了十八年。所以，钱氏的话，极可能是指从弘治初年到十二年王中进士之始。细看是编作品的内容，这个理解大致不错。如《次韵毕方伯写怀之作》:“矮屋低头真局促，且从峰顶一高吟。”正是落第举子的心声。次某公韵的作品多也是佐证。次魏五松的很多，且多不甘自壮语:“乡里正须吾辈在，湖山不负此公来。”（《雨游龙山》）“飞腾岂必皆伊吕，归去山田亦可耕。”（《松荷亭晚兴》）这些也象是未登仕版、自己哄自己的说法。什么独秀台，严光亭这些隐逸气的景观，都不能慰平这个怀揣着成英雄成圣贤之光荣梦想的青年人的内心紧张。“孤吟动《梁甫》，何处卧龙岗?”（《春晴散步》）他真正向往的境界是“孔颜心迹皋夔业”---内心成圣外有事功，最为心仪的自然是被杜甫称赞为“万古云霄一羽毛”的孔明。从王阳明到熊十力一脉心学灯传都推崇敬仰诸葛亮。显然，圣雄兼得是他们完美的人格理想。《赠陈宗鲁》可能略晚于诗社时期，真有了点“上国游”的雍容，有了当时甚嚣尘上的七子复古的话语背景，少了龙泉山之鹰的苦闷与焦灼:学诗须学古，脱俗去陈言。譬若千丈木，勿为藤蔓缠。又如昆仑派，一泄成大川。人言古今异，此语皆虚传。吾苟得其意，今古何异焉?子才良可进，望汝成圣贤。学文乃余事，聊云子所偏。开头是前七子的复古主张，中间打通古今的取向又是心学派头了。最后回归到孔圣人的出发点上---行有余力才学文，“成圣贤”还是他心头“第一等事”，而且己欲达而达人。最后综观阳明一生的思想和行为，对他影响最大的不是孟子而是孔子。若生作分说，他的学术话语更多孟子的论式;他一生行事颇多孔子气象。21岁中举之后，他就在京城与余姚之间两头跑。1493年，癸丑，弘治六年，应当是夏秋季返回余姚，结诗社。在老家呆了两年多，为赶丙辰（1496年）会试而于1495年秋冬到北京，因为会试在春天举行。洪武定于二月初九为第一场，又三日为第二场，又三日为第三场。需要体力和准备，他北京有家，稍早点来在情理中。丙辰虽落榜，但他还是感觉到都会的文化魅力，他又到了放开眼孔看世界的关头。他遂留在京城，直到三年后，即1499年，弘治十二年，已未科进士及第，释褐筮仕，走上政治舞台的边缘。６．文章体道“李杜文章在”之文章是指文学造诣、艺术水平，这里也是兼指阳明诗文的艺术成就，这又应了超越反而得之的原理。就在他“随世就辞章之学”时，他又说:“学文乃余事”，显然并未忘记成圣成雄这个总纲。他遇上的文学总形势是李何之前七子要取代三杨之台阁体的复古思潮。三杨因所辅皇帝年幼，又能与太监周旋，遂在位久，任阁臣都在40余年，是历史上罕见的长命宰相。也有人归结为成祖善选人才。三杨从成祖始历事四朝，而且达到“明称贤相，必首三杨”的地步，还真不容易。杨士奇，杨荣，杨溥，虽各有其可讥之处，但能久立不败之地，亦是奇观。原因主要还在于他们“能原本儒术，通达事几，协力相资”（《明史》本传赞）。他们的台阁体，现通行的文学史均多讥评，于此不必深究。作为一种“官样文章”，如今日之报章体时文，自是一种可入世流行却难以传世的东西。虽不能说入时必媚俗，但难有高义当是题中应有之意。被取代也是当然之理。因为人是超越创新的动物，再保守的中国人也不可能长久地被一种文体垄断。台阁体的最后遗响是李东阳，他是王阳明，李梦阳，何景明这一茬人的宰相。李东阳“为文典雅流丽，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他因一篇文章被弘治“称善”，遂“入阁专典诰敕”，没用了三年就成了文渊阁大学士。这大概是文人从政最理想最漂亮的便宜法门，是从李白到龚自珍这一路业余宰相最为梦寐以求的道路。“自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后，东阳而已。”（《明史》本传）东阳已有点求变之声，论诗多附和严羽，自然还端着讲究形式的台阁大架子。梦阳讥笑他太“萎弱”，梦阳以他特有的嚣张气质，位卑言高，勇于当“黑马”，拉起杆子来大干。与何景明，徐祯卿，康海，王九思，边贡，朱应登，顾磷，郑善夫，陈沂等号“十才子”，又与王廷相再加上十才子的前六位，号“七才子”，皆卑视一世，而李为冠军领袖。这一彪不可一世的文学好汉，除了梦阳比阳明小一岁，别人都比阳明小五岁以上。中举中进士的年头也相若，梦阳与阳明是同年举人，次年就及第了。何比阳明小11岁，中进士只比阳明晚一科。无论是李还是何，都没有直接说过“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两句话是《明史》作者对他们文学宗旨的概括。他们显然是在以复古求解放，想从形式主义的天地中找回文学的真气，但他们陷入另一种“情寡词工”的摹拟田地。总想与人不同出奇制胜的青年阳明，加入李何一路，并不为了追随时尚，来赶已成时髦的复古思潮。他也没有追随人后的习惯，客观上也并不是加入这个圈子便光荣。他倾向复古是其心路历程的内在需要。在“随世”之中有自己的目标，本是他的“过人”之处。再说，复古是孔门中人的总态度。儒家子，在流行与传统之间，总是觉得传统才金贵。他的成圣梦就是要越过宋元明上接孔孟门径，他这些时泛滥百家，包括遍读考亭之书，都是为了寻找超越时流抵达圣域的道路。正因为他有自己的目的，最后才与这些文士分道扬镳。此刻，他还是全力以赴的。黄绾在王氏行状中说:“日事案牍（做好本职工作），夜归必燃灯读《五经》及先秦两汉书，为文字益工。龙山公（王华）恐过劳成疾，禁家人不许置灯书室。俟龙山公寝，复燃，必至夜分，因得呕血疾。”文字益工是个自然后果，但其志并不全在于此。以他英敏的才智，如此刻苦的力行，取得令人瞩目的造诣是可想而知的。黄绾说他与李何诸公“以才名争驰骋”。自然还并没取得天下大文名，但也有专门来找他作序记的四方之士。如高平县县令杨明甫请王为其新编的《高平县志》作序，而且是专“走京师请予序”。现存阳明全集中，序算是单文的大宗，给别人诗文集作序，还有一些送赠序记。都写的有特点，有优点，古朴灵动，公平地说，仅就文而言，他比那七子，十子都写得好。不仅词工而且义高情腴，还活泼清新，最不可及是尤多体道慕德之语。他已被朋友视为“粹于道”者。在《送黄敬夫先生佥宪广西序》的开头，他大发古今之慨:古之仕者，将以行其道;今之仕者，将以利其身。将以行其道，故能不以险夷得丧动其心，而唯道之行为休戚。利其身，故怀土偷安，见利而趋，见难而惧。非古今之性尔殊也，其所以养于平日者之不同，而观夫天下者之达与不达耳。这种认识并不新鲜，难得的是他认同“古之为仕”的行道原则。其实，孔、孟、荀早就讲古今之异，而且也是这么讲，他们当时的今已成了阳明所谓的古。看来，除了“羲皇上古”时就没有不为了"利其身"而仕的人了。自然历朝也有为行道而仕者，只是越“今”越罕见罢了。就说明朝，卖身投靠宦官者大有人在，冒死反抗宦官者也大有人在。阳明此时能够慕德，坚持为行道而当官，就有着与“今之仕者”中以利害处世，不问是非不顾道义的普通官僚迥然不同的取向，也就有了不同的命运和后果。他当然也有足够多的文人雅趣，与朋友同志四时赏景，唱和联句，但他已经“玩”不起来了，他证道体道的情绪大大压过了自得其乐的文人习性。一次，重阳节过了十五天，官邸中的花“盛开且衰”，他们的雅集几乎变成了“新亭对泣”:“相与感时物之变衰，叹人事之超忽，发为歌诗，遂成联句。郁然而忧深，悄然而情隐，虽故托辞于觞咏，而沉痛惋悒，终有异乎昔之举酒花前，剧饮酣歌，陶然而乐者矣。”（《对菊联句序》）要说他属于什么文学流派，则是“为人生”的一派。应该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一线上，只是他的“饥”是精神饥饿，他的“事”是兴国证道之事。却又与曹操，杜甫，元稹，白居易颇不相同，阳明之为人生，有终极关怀，有哲学指向，阳明成了思想家尽管是后来事，但他此时是既想成思想家，又想成政治家的。这两者，在中国、在阳明其人，则合成哲学。据黄绾说，阳明是学古诗文累得得了吐血病。据钱德洪说:“京中旧游俱以才名相驰骋，学古诗文。先生叹曰:‘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遂告病归越，筑室阳明洞中，行道引术。”二说都有似是而非、不尽不实之处。黄虽也是王的学生，但与王年相当官相若，后来又变革师说，此处微含贬意。钱则为神化教主，高大导师，而故作伟词。其实，阳明是心急失望，中了进士，政局不可为;入了文学圈，也不过如此，最致命的失望还是找不到成圣之路。７．未达一间这个多管齐下的人，是绝非单纯的文学能养得住的。他内心的张力太大了，去学古诗文是朱子学已哄不住他的表现。但，只要他还想着成圣，就不可能越过朱子这座山。因为，当时朱子已成为垄断了孔孟之道的寡头，要么你承认他，要么你反对他，反正不能装糊涂不理他。为科考读朱注，还不算;要想发展圣学或推翻圣学，都必须回答朱子的问题，评价朱子的功过。后来，颜李学派提出“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是因为如此，阳明后来搞了一个《朱子晚年定论》也是因为如此。格竹子失败“自委圣贤有分”，只是一时的沮丧话，他人还在心不死。四处出击多方探索，正因心火不灭。不能成圣，成雄也可以。不能成个上马定乾坤的武候，当个匹夫而为百世法的文雄也不枉为人一世。这样一路缓冲下来，也缓解心理挫折沮丧情绪。好了伤疤忘了疼，他27岁，中进士之前，又转到朱熹这座大山前。《年谱》载:一日读（朱）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乃悔前日探讨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致精，宜无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渐渍洽浃，然物理吾心终判而为二也。沉郁既久，旧疾复作，益委圣贤有分。朱的那番话，过去未必没读过，只是须经了一番历练后才切入“我心”，才对“我”敞开它的意义。这次循序致精的工夫肯定不止七天，这次摸索到了朱学的阿喀琉斯之踵，也临界到了心学的“发窍”处。遗憾的是，他此时功夫不够，还不足以掀翻程朱理学这面硕大无边的文化罗网。像上山探宝人就差一步未到宝地，又空手而返。只要还掐着理学不能将物理与吾心合二为一这个线头，王阳明就能爆破理学这座文化大山。只是还要等，等到天时地利人和百川汇合从一个口儿入海时，才能说出那“一句话”。现在的阳明还得再度流浪。青年马克思苦熬九个月，想创造前所未有的新体系，未能成功，大病一场。遂放弃思辨式的努力，转向科学范式的研究方式和表述方式。这是从德国的思辨传统转向英国的学院派大陆理性。王阳明在学术上的退路，最现成的一是走理学老路，二是汉学老路。这都不是不可能的。明代人虽以不爱学习著称，但依然有走通上述道路的名儒硕师。阳明也曾挑灯夜读以期突破。但他英敏太过又总是有"我"，注定当不了皓首穷经的章句之儒。理学将“理”与“心”分为二，也安顿不了“我”这颗心。是他此时未曾读到陆九渊的书，还是他的门生故意掩盖来路，像此前此后的中国哲人和文人常做的那样，反正此时阳明未上心学门坎---自然他也不能过早地投入心学这条现成的隧道，过早地被陆九渊束缚与被朱熹束缚差不了多少。凡．高得知高更他们就在不远的地方后曾怒责他弟弟故意不告诉他？他弟弟说，太早地认同他们你就会失去你的风格。阳明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现成的“枝”夥矣，只是安顿不了“我”这颗只取一瓢饮的“心”。奈何？越是壮怀激烈的人偏须寻寻觅觅。大道难求，难于上青天。第四回 绕树三匝１．纸上谈兵丙辰（1496年，弘治九年）会试失败后，他在“随世就辞章之学”的同时，再度燃起对兵学的热情。早期经验是个底子，现实刺激是契机，科举失败反弹出来的济世热情以及文武并进才能成圣成雄的儒生信念，使他沉浸于兵典武学，以透视兵学的奥秘。钱德洪说乃师在这一年，“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年谱》）恐怕亦有夸张。现存阳明“批评”的《武经》的评语不见什么精深的学问也谈不上什么了不起的顿见。但他“批评”的《武经》曾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徐光启，孙元化，胡宗宪等人并为之作序。都用了相当热情的赞赏的语调。也许因为他是明代以书生将兵而建奇勋被封侯的唯一的一个，所以其他书生想从中参悟成功之秘诀，从而他的“批评”才显得别有魅力，都想承“新建余烈”罢了。即使不当军事家，单为当哲学家，也该学习中国的兵学。其中的智慧最见中国人的学中之“术”。兵，农，医学是中国古代人文博雅型教育体系中的“工程技术”层面的实学了。而且“乱世喜谈兵”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打仗不能靠《论语》，《论语》讲的是正道。战争是须用诡道的。阳明读了哪些秘籍不得而知，他评的却不是什么罕见的秘籍，只是宋代编辑的<<武经七书》，所收均是大路货，自然也是公认的兵学精华:《孙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吴子》、《三略》、《唐李问对》。南宋高宗时，曾指定《武经七书》为选拔将领考试的必读书，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称不上秘籍。阳明一旦染指就全力以赴，这是性格使然之事，说得上“沉浸”其间。他的批评可分两类:一是验证圣学之不误，属于理论性的总结。一是实践性的技术性的领会，即徐光启所谓"实用固彰彰不诬"的“术”。但无论是学还是术，都有“心学”味，都是寻找切合我心读后感。有感即发，无感不书，不管原文本是否重要，所以从学术上说没什么价值。只是对了解王本人有价值。《司马法》对他的影响是相当大的，这有他后来真领兵打仗时讲究行伍管理，军礼建置为证。但他此时（评点时）只对《司马法》体现了他认同的儒学要点处感兴趣。只对第二篇《天子之义》作了撮要式的发挥性的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