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传-托洛茨基传

第一章灰色的童年引言前苏联早期领导人之一、列宁和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列夫·达韦多维奇是杰出的共产主义理论家，也是本世纪世界政治舞台上突然消失的神秘的人物之一。他曾是前苏联十月革命的总指挥，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仅次于列宁的第二号人物，他还是红军的创建者，苏联国内战争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军事统帅，第一任外交部长，杰出的宣传鼓动家……可是这样一位著名的政治人物，突然于20年代末从苏联政治生活中消失：若干年后，1940年，传出了他在墨西哥城郊的一幢别墅里被害的消息。托洛茨基到底是个什么人物？他在政治上的大浮大沉的原因何在？以及最后，他为什么被杀？死于何人之手？作者编撰此书的目的在于通过对托洛茨基坎坷一生的描述，通过对震惊世界的“托洛茨基谋杀案”的介绍和分析，帮助读者能对上述问题有所了解。历史决不会湮没在故纸堆中的。岁月匆匆，人生易老。托洛茨基惨遭杀害距今已整整58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天国的托洛茨基的灵魂也许还未得到安息，甚至是成了一个漂泊的惊魂，痛苦地在无垠的天际邀游，他也许见到了许多他曾熟悉的面孔，如列宁、斯大林、基洛夫、布哈林，还有赫鲁晓夫……几十年来，你死我活的一场场相互拼杀之后引来的无穷思绪，是否永远遗恨在这些亡魂的心头……“我的童年不是饥寒交迫的。在我出生以前，我的家庭已相当富足，但这是刚从贫困中走出来而又不甘心半途停步的小康之家的富足，生活仍然是十分严峻的。大人们每一块肌肉都绷得紧紧的，全部心思都扑在劳动和发家上。在这种家庭中孩子们过的当然是一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生活。我们不觉得短缺，但也不知道奢侈。我的童年既不属于少数人的那种阳光灿烂的绿茵，也不是大多数人的那种饥饿、暴力和屈辱的黑暗的深渊，这是农村中小资产阶级的灰色童年。在我们那个偏僻的乡村，大自然辽阔宽广，而人们的习俗、眼光和需求却是闭塞和狭窄的。”托洛茨基是这样描写自己的童年的。他的父亲是一个农夫，先是贫农，后来成为较富裕的庄园主。他小的时候跟着全家离开波尔塔瓦省的一个犹太小镇，来到南方的草原寻求幸福。在赫尔松省和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省，当时有四十来个犹太人农业移民区，居民约25 000人。犹太农民法律上与其他农民一样平等，生活上也过得一样贫穷。他的父亲不知疲倦地、发疯似地劳动，省吃俭用，积蓄每一个钱，终于成为一个较富裕的人。9岁的托洛茨基几乎未走出家乡村子一步，这个村子叫扬诺夫卡。他的爸爸、妈妈常常整日不出门，哥哥萨沙和姐姐丽莎也从学校回家来过圣诞节。星期天，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梳洗一新，带着理发剪和梳子来为爸爸、实验中学学生萨沙和托洛茨基理发。冬天全家人午饭吃得慢条斯理，饭后还聊聊天。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总是抽着烟，吐出一个个绝妙的烟圈儿。有时人们还让萨沙和丽莎朗读点什么。老人坐在暖炕上老是打瞌睡，常被人捉住。晚上他们坐在一起玩纸牌“傻瓜”，张大嗓门喊叫，有时还吵起嘴来。孩子们觉得骗自己的父亲是特别有趣的，因为他打牌漫不经心，输了哈哈一笑完事。而托洛茨基的母亲则不同，她玩牌很精，也容易激动，老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大儿子，怕他做鬼骗她。从扬诺夫卡到最近的邮电局有23公里，离铁路则更远——35公里还不止。要到县自治局、商店或市中心去，需要走很长一段路，而跟那些发生历史大事的地方就相距得更远了。这里的一切都按农业劳动的特殊节奏进行，除了世界粮价以外，其他一切都无足轻重。报刊杂志那几年在乡间从未见过，到后来托洛茨基成了中学生以后，才有报刊寄来。信很少，有特殊情况才会收到信。得到信是一件大事，收到电报则是灾祸。托洛茨基的父母在辛勤劳动的一生中并非从没有发生过龃龉，但总的来说是相亲相爱的，虽然他们是出身不同的人。他母亲出生于城市小市民家庭，城里人一般是瞧不起双手长满老茧的庄稼汉的，可是父亲年轻时长得很英俊，健壮而又潇洒，神态刚强而又机敏。他不断积累财富，终于在几年之内买了扬诺夫卡那块地。从省城来到草原乡村的年轻女主人一开始对农村的严峻条件很不习惯，但不久就适应了，而且从那时候开始45年矢志不渝。他们先后有了8个孩子（托洛茨基是第五胎），但只有4个长大成人，那4个都幼年夭折，先后死于白喉或猩红热。他们都是无声无息地死去，就跟世人无声无息地活着一样。耕地、牲口、家禽和磨坊占据了他们父母的全部精力。冬去春来，季节更迭，繁忙的农事淹没了父母对子女的慈爱。家庭中没有柔情的表露，尤其是在孩子们幼年的时候。但在母亲和父亲之间却存在着深厚的劳动伴侣的情谊。比如，浑身粉朴朴的母亲从磨坊里回来，还没走进大门，父亲就会说：“去，给母亲端只凳子。”父亲就要收工，快要到家的时候，母亲会喊道：“玛什卡，快把茶炊摆上。”他们俩都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精疲力竭。毫无疑问，男人无论在智力还是在性格方面都胜于女人。他父亲比较深沉、持重和有分寸，对人、对事有一种非凡的能力。俩口子很少添置东西，特别在晚年——他们是很节俭的，从来没有错买过一件物品，无论衣料、帽子、鞋子、马匹或是机器，他都很在行。“我决不喜欢金钱。”后来有一次他对托洛茨基说，仿佛为他的吝啬做辩解。“但我也不愿意身无分文。需要用钱的时候，一个子儿没有，那可就糟了。”这位多子的母亲由于多次生育和劳动过度，有一次病倒了，决定到哈尔科夫的一位教授那儿去求诊。这次远行求医是件大事，家里着实准备了一番。她带了足够的钱，还带了黄油、奶油面包干和烧鸡等等。到了哈尔科夫开销更大，教授门诊一次就是3卢布。他们之间，或是跟客人谈起这件事时，总是竖着一个指头，带着一种庄重的表情，一方面表示他们尊重科学；另一方面也抱怨花了这么一大笔钱——当然，这里也隐含着能拿出这笔前所未闻的巨款的骄傲。全家人焦急地等着母亲的归来。后来他们的母亲穿着一身新衣回来了，这件衣服在他们扬诺夫卡的餐室里显得特别光彩照人。孩子们小的时候，父亲很慈祥，非常和蔼可亲。母亲倒常常发脾气，有时孩子们并没有什么过错，纯粹是她累了，或是家务事不称心罢了。那些年，有什么事去求父亲往往顺当得多。但以后父亲逐渐变得严厉了，其原因主要是生计变得艰难，庄园发展以后事务更加繁杂（特别是80年代农业危机时代），以及孩子们给他的烦恼和失望等等。在漫长的冬季，草原飞雪席卷整个扬诺夫卡，积雪比窗子还高，这种日子母亲便喜欢看些书。她坐在餐室的三角形暖炕上，把脚搁在面前的一张小凳子上；或是当冬日黄昏早早来临时，靠在丈夫的安乐椅里，迎着从结着冰的小窗透过的亮光，用一只粗糙的手指指着一行行字，大声地朗读着从博布林涅茨图书馆借来的小说。有些词句常常使她费解，遇到复杂的句子更是结结巴巴。有时一个孩子稍稍一指点，便能使她茅塞顿开。她读书孜孜不倦，很有耐心。冬天这种时候只要空闲都能在客堂里听到她的琅琅读书声。托洛茨基的父亲到老了以后才学会拼读单词，为的是想能读出托洛茨基写的书的书名。1910年托洛斯基在柏林知道他父亲是在怎么孜孜不倦地努力了解自己的儿子写的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书时，心情十分激动。十月革命爆发时，托洛茨基的父亲已是一个很富有的人了。他母亲于1910年逝世，而父亲一直活到苏维埃政权建立。国内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南方政权不断更迭，局势十分险恶，这位75岁的老人不得不步行几百公里到敖德萨去寻找一个临时栖身之地。红军对他是威胁，因为他富有；白党在追捕他，因为他是共产党头子之一托洛茨基的父亲。苏维埃军队肃清南方的白党以后，他才得以在莫斯科安身。当然，十月革命剥夺了他积聚的一切。有一年多的时间，他在莫斯科附近管理一家国营小面粉厂，当时的粮食人民委员丘鲁帕很喜欢同他聊农业生产问题。这位老人于1922年春天死于伤寒，当时托洛茨基已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宣读报告了。第二章 “生活新纪元”1 红胡子的车夫童年的托洛茨基常常偷偷地跟挑木工人去田里捉土拨鼠。干这活儿要手脚麻利，动作准确，不能快也不能慢。把水灌进鼠洞以后就手执棍棒静静地等候那湿漉漉的小脑袋出现。老土拨鼠全用屁股堵住洞口，长时间地顽抗，只有第二桶水灌下去，它才会屈服，跳出来束手就擒。孩子们剥下死土拨鼠的四只爪子，用绳子扎起来：消灭一只土拨鼠，地方政府就付给1戈比。从前只要交尾巴，但一些滑头的人能够用一张鼠皮做出十来只尾巴，所以就改成交爪子了。回家的时候孩子们总是浑身又脏又湿，所以家里不许他们干这些事，而宁愿让他们端坐在餐室的沙发上画瞎子俄狄浦斯①和安捷戈涅②什么的。① 希腊神话中忒拜国王拉伊俄斯之子，因神曾预言他将杀父，出生后被其父弃于山野，但被一牧人救起。长大后俄狄浦斯无意中杀死了父亲，成了忒拜国王，并娶了生母。当他知道他幼年时得到的神谕应验后，弄瞎了双眼。② 希腊神话中瞎子俄狄浦斯的女儿，她违反权父克瑞翁的禁令，将自己兄长波林尼克的尸体埋葬，因而被囚禁在墓穴中，后自缢身死。有一次孩子们跟母亲乘雪橇从离他们最近的小城博布林涅茨回家。四周的秋雪亮得使人睁不开眼，颠颠簸簸的路程催人昏昏入睡。忽然，雪橇转弯时翻了个个儿，廖瓦③头朝地栽了下来，毯子和草垫把他压在下面。他听见母亲惊恐地喊叫，可没办法回答她。还是车夫——一个身材高大、红头发的年轻小伙子，他受雇在托洛茨基家不久——掀开毯子，才找到廖瓦。后来，大家重新安顿好，又上路了。小玛莎开始抱怨说她冷得仿佛脊背上有一群蚂蚁在爬。③ 托洛茨基的爱称。“蚂蚁？”红胡子车夫回过头来问道，露出一口结实的白牙。小玛莎瞅着他的嘴巴，说道：“是的，你知道，就像是有一群蚂蚁。”“没什么。”车夫笑道。“就要到了。”说着扬起鞭，催促那匹浅棕色的马。可是，第二天夜里，正是这个车夫和这匹浅棕色马不见了。庄园里一阵骚乱。立刻组织了一支搜索队，由小玛莎的大哥率领。他套上马，保证要狠狠地惩治这个强盗。“你还是先逮住他。”廖瓦的父亲抑郁地道。两天以后，搜索队回来，廖瓦的哥哥说雾太大，赶不上那盗马贼。就是说，那个长得很帅的快活小伙子是个贼？他还有一口结实的白牙哩！廖瓦发烧了，难受得辗转不安，胳膊、脚和脑袋都不能动弹，好像肿得要顶到了墙壁和天花板似的。廖瓦无法摆脱这种折磨，因为它们是来自身体内部。廖瓦的喉咙疼，浑身热如火烧。廖瓦的父亲和母亲瞧了瞧，然后彼此惊恐地交换了下眼色，决定往喉咙里敷一些药物。“我怕孩子得的是白喉。”母亲道。“要是白喉，怕他早躺到长凳上去了。”伊凡·瓦西里耶维奇说道。廖瓦模模糊糊地猜想着，“躺在长凳上”就是死了，就像妹妹罗佐其卡死时那样。但他相信，他们这不是在说他，所以小病人只是平静地听着。最后决定把孩子送往博布林涅茨。母亲虽不算很虔诚，可是要她在安息日进城，她是无论如何不愿意的，于是就让伊凡·瓦西里耶维奇送小病人进城。他们住在小塔吉扬娜家，她原来是他们家的使女，后来嫁到博布林涅茨来。塔吉扬娜没有孩子，所以不怕传染。沙图诺夫斯基医生看了看孩子的喉咙，量了量体温，只像通常那样说了句“眼下还难讲”就走了。塔吉扬娜给孩子一个啤酒瓶，那瓶子里有个用小木棒和小木板搭成的教堂。两条腿和胳膊不再碍事。孩子终于痊愈了。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那是在托洛茨基的“生活新纪元”开始不久。事情是这样的。老阿勃拉姆叔叔有时能一连几个星期不跟孩子搭一句腔。可是，一次他忽然兴冲冲地把廖瓦叫住，问道：“你现在告诉我，今年是哪一年？不知道？ 1885年！说一遍！记住！过后我还要问你。”孩子弄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是的，今年是1885年。”性格娴静的表姐奥丽加说道。“明年就是1886年。”孩子不相信她的话。既然时间有一个自己的名称，那么这个“1885年”的名字就应当永远存在下去，就是说，要存在很久、很久，就像门口那石门坎用的大青石一样，像磨坊一样，也像廖瓦自己一样。奥丽加的妹妹别佳不知道该相信谁说的好。他们3人都为将要进入一个新时期而惴惴不安，仿佛人们突然给打开了一间昏暗房间的门，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只听见乱哄哄的人声。最后廖瓦还是屈服了，同意了奥丽加的意见。就这样，1885年就作为第一个有号码的年份进入廖瓦的记忆。这是廖瓦生活的无形和纷乱的史前时期的结束，廖瓦心中的一张年表就从这一年起存在了。这时廖瓦6岁。对俄罗斯来说，这一年是歉收、危机和首次发生工人大骚乱的一年。不过使廖瓦惊奇的仍然只是它的不可思议的名字，廖瓦曾经惶恐不安地力图探求这时间与数字之间的隐秘关系。以后，一年一年你来我往不停交替，始而慢些，尔后越来越快，但1885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作为一个长者和始祖，凌驾于它们之上。1885年成了“廖瓦的新纪元”的开始。有一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廖瓦爬上停在门廊前的一辆马车，手里攥着缰绳，等候他父亲上车。年轻的辕马突然跑动起来，它们掠过房屋，穿过谷仓，跨过花园，越过没有道路的田野，径直向坚博夫斯基庄园方向跑去。廖瓦身后传来了人们的喊叫声。前面有一条河沟，马儿仍然狂奔着，只是跑到了沟边，它们才骤然转弯，差点没把马车给甩翻。终于它们像生了根一样停住了。车夫首先赶到，接着是廖瓦父亲和几个工人，母亲在远处呼喊着，姐姐痛苦地搓着双手。直到廖瓦扑向母亲怀抱时，母亲还在呼喊。脸色吓得像死一样苍白的父亲给了廖瓦两记耳光，他甚至并没有为此感到委屈，因为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就在这一年他跟父亲去了一趟伊丽莎白格勒。他们在黎明时赶车出发，一路上不紧不慢地走着，在博布林涅茨喂了马，傍晚时到了弗希瓦亚。因为听说城外常有盗匪出没，所以他们留在城里过了一夜。世界上没有一座城市——无论是巴黎还是纽约——像伊丽莎白格勒那样给孩子产生如此强烈的印象，它的人行道、葱绿的屋顶、阳台、商店、警察以及一串串红气球等使他至今不忘。在整整几个小时内，他一直睁大一双眼睛，观赏现代文明的英姿。2 启蒙学堂一年以后，廖瓦开始上学。一天早晨，他起床后匆匆忙忙地洗了脸（扬诺夫卡的人洗脸都是匆匆忙忙的），然后走进餐室，预感到新的一天（特别是想到那等待着他的奶茶和夹奶酪的奶油鸡蛋面包）的快乐。母亲和一个身材瘦削、脸上带着一种类似奉承的苦笑的陌生人已经坐在那儿。从他们两人瞧他的眼神，廖瓦看出，他们俩谈的事显然与他有关。“来问好吧，廖瓦。”母亲道。“这是你的老师。”廖瓦略带戒心但不无兴趣地看了看这位老师。老师和蔼可亲地跟廖瓦打了招呼，每一个老师在家长面前跟他未来的学生打招呼几乎都是这样的。母亲当着廖瓦的面跟他把事情谈妥：给多少卢布和多少普特的面粉，老师必须在移民区的学堂里教孩子俄文、算术和古希伯莱文的圣经等。其实，确定讲授什么也是很模糊的，因为他母亲在这方面并不甚了然。在啜奶茶的时候，孩子觉着是在品味未来命运。下一个星期天，廖瓦的父亲领他去移民区，把他安置在拉希莉娅婶婶家里，当然他们给她带去了面粉、荞麦和小米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土产。从扬诺夫卡到格罗莫克列依有4俄里路程。移民区沿着一条峡谷延伸，一边是犹太人聚居区，一边是德国移民区。这两部分对比鲜明：德国移民区房屋整齐，屋顶不是用瓦盖的就是用草铺的，马匹壮实高大，奶牛皮毛光泽鲜亮；而犹太人聚居区则多是些破败不堪的草屋，屋顶七零八落，牲口也可怜兮兮。说来也奇怪，廖瓦上的这所启蒙学堂留给他的印象十分淡薄。廖瓦描画俄文字母的石板，老师那干瘦手掌上的弯曲的食指，学生们齐声朗读圣经，处罚一个偷东西的男孩——所有这一切都只是模糊不清的片断，朦朦胧胧的点滴，没有一幅鲜明的图画。也许，只有老师的妻子是个例外。师母是一个高个子胖女人，她时不时参与到他们的教学活动中，而且每次都是突如其来的。有一回，他们正在上课，她跑来抱怨说什么新磨的面粉有股怪味儿，而当老师伸长尖鼻子在她的手上闻一闻的时候，她把她手中的面粉猛地撒到了他的脸上。她这是寻丈夫的开心，引起了男女学生的哄堂大笑。只有老师一个人愁眉苦脸，垂头丧气。廖瓦看着他满脸白灰站在教室中间的狼狈相，真是很同情他。廖瓦住在慈祥的拉希莉娅婶婶家，却仿佛并不感到她的存在。在这个家里主宰一切的是叔叔阿勃拉姆。他对侄儿、侄女们从不关心，对廖瓦还算不错，有时把他叫去，递块带骨髓的骨头什么的给他吃，还说：“就这块骨头，说真的，给10卢布我都不卖。”廖瓦的叔叔家几乎就紧靠在移民区的入口。跟他家遥遥相对的是一家犹太人，户主是个黑干憔悴的高个儿，风言说他是个盗马贼，还是别的什么勾当的行家。他有个女儿，名声也不大好。离他家不远的是个年轻的犹太帽匠，长着一脸火红色胡子，廖瓦有一架缝制便帽的缝纫机。移民区检察官来到叔叔家时，帽匠老婆总要跑来控告那盗马贼的女儿勾引他男人。看来，检察官对这种事也无能为力。有一次廖瓦放学回来，看见一大群人沿街拖着一个年轻妇女，就是那盗马贼的女儿，一片哭喊叫骂声，还有人朝她吐唾沫。这个圣经故事上的场面廖瓦一直没有忘。几年以后，阿勃拉姆叔叔就跟这个女人结了婚。这时候她父亲已根据移民们的决议，作为一个社会危险分子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廖瓦从前的保姆玛莎在阿勃拉姆叔叔家当女佣。廖瓦时常跑到厨房里去看她，因为她体现着廖瓦同扬诺夫卡的联系。常常有些客人来找玛莎，有的还显得急不可耐的样子。这时，他们总是好声好气地请廖瓦出去。一个晴朗的早晨，廖瓦和家里别的小孩都知道玛莎生了个娃娃。孩子们又担心又兴奋，偷偷地谈论着这件事。几天以后，廖瓦的母亲从扬诺夫卡来到叔叔家，走到厨房里去看望玛莎和她的孩子。廖瓦也跟着妈妈进去了。玛莎额头上齐眉裹着一条头巾，那小东西则歪身躺在一条宽长凳上。廖瓦的母亲看了看玛莎，又瞅了瞅那婴儿，然后责备地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玛莎低垂着双眼，默不作声，过了一会儿，望了一眼那婴儿，说道：“瞧，小手还枕在腮帮下面，像个大人似的。”“你不可怜他吗？”廖瓦的母亲问。“不。”玛莎强作镇静地回答。“睡吧，小乖乖！”“撒谎。你可怜……”廖瓦的母亲反驳道，但语气是温和的。一星期后，那婴儿悄悄地死了，就像他来到这个世界时一样。廖瓦常常离开学校回乡下家里去。同学当中廖瓦没有什么好朋友，因为廖瓦不会说他们那些方言。这次学习只延续了几个月。应当说，这也就是廖瓦对启蒙学堂生活记忆淡薄的原因。但，不管怎么说，舒菲尔——这是格罗莫克列依学校那老师的名字——教会了廖瓦读和写，这两样本领对孩子今后的生活是有用的，因此廖瓦一直怀着感激之情回忆这位启蒙老师。3 “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演说廖瓦开始在白纸黑字里寻找生活。他抄录了一些诗，还自己动手写诗。后来他同表兄谢尼亚·日一斯基办了一份杂志。然而，这条新道路是荆棘丛生的。当写作在诱惑他的时候，他还没有掌握一点关于它的技巧。有一回，廖瓦一个人躲在餐室里，用印刷体一字一字地试着写下在作坊或是在厨房里听到的一些特别的话语，这些话语是家里人从来不说的。他知道他做了不应当做的事，但正因为这些话被禁止，所以它更具有诱惑力。他决定把这张不幸的小纸放在火柴盒里，然后再把火柴盒深深地埋在谷仓后面。廖瓦还没有写完，他姐姐走进餐室，好奇地想看看廖瓦写什么。廖瓦赶忙把纸条藏起。他母亲跟着也进来了。她们都让廖瓦把写的纸条拿出来看看。廖瓦臊得不行，急忙把纸条丢到沙发背后。姐姐要去捡，廖瓦歇斯底里喊道：“我自己，自己去拿！”他爬到沙发底下，就在那儿把纸条撕得粉碎。廖瓦失望到了极点，眼泪漱漱地流了下来。大约是 1886年圣诞节，这时廖瓦已能写些东西了。晚上家人们正在喝茶，突然一群化了装的人踏进餐室。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把廖瓦吓瘫在沙发上。大家安慰了一阵以后，廖瓦安下心来，接着就劲头十足地听着马克西米利安①皇帝的演说。在廖瓦面前第一次展现了一个既是幻想又是现实的世界。更让他惊奇的是，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原来是那个当过兵的工人普罗霍尔装扮的。第二天等人们吃过午饭，廖瓦就拿着纸笔钻到雇工住房，请求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再说一遍他的独白。普罗霍尔一再推辞。但廖瓦死乞白赖地缠住他，哀求他，一步不让。最后，廖瓦终于开始伏在表面粗糙的窗台上记着“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口述的押韵的台词。但是，5分钟不到，父亲来了，看见窗前的情景，厉声对廖瓦喊道：① 即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832—1867）：奥地利大公。在1861 年开始的英、法、西武装干涉墨西哥时期，1864 年被宣布为墨西哥皇帝。1867 年法国军队撤离墨西哥后被俘并被处死。“廖瓦，回到自己房间去！”他伤心极了，伏在沙发上一直哭到天黑。廖瓦写了一些诗，都是些毫无才气的平庸之作。这也许能表现出廖瓦早年对文学的爱好，但肯定不能预示廖瓦将来诗歌创作的发展。姐姐知道他在写诗，后来他母亲也知道了，父亲跟着也知道了。他们要廖瓦在客人面前朗诵自己的诗。这太使人难堪了，廖瓦不干。他们一起劝他，开始是和和气气地，过后是狠声恶气地，最后就强逼硬迫廖瓦。有时他就跑开。但大人们总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廖瓦就不得不含着眼泪，颤颤巍巍地读起来，他真的为自己的那些借用别人的词句或是蹩脚的韵律难过得要命。但是，不管怎样，廖瓦总是尝到了知识之树的果子。生活在他面前展开，不是一天天，而是一时时地展开，餐室里那破沙发上的条条线线通向了大千世界。阅读把廖瓦的生命引向一个新时代。第三章在敖德萨1 在莫尼亚叔叔家1888年，在廖瓦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他到敖德萨去上学了。事情是这样发生的：这年夏天，他母亲的侄子莫依塞·菲利波维奇·施片采尔来到廖瓦家，这是个28岁的青年，聪明而又正直，只是因为有了点当时人们所说的政治“过错”，中学毕业以后未能上大学。眼下他从事新闻工作，也搞些统计。他是患了肺结核来乡下疗养的。莫尼亚——人们都这样叫他。他的母亲和几个姐姐都为他的才华和品德而骄傲，廖瓦家里的人对他也都很尊敬。大家都盼望着他来，廖瓦也暗自兴奋不已。莫尼亚走进餐室的时候，廖瓦站在那个叫做“育儿室”的小偏房的门口踌躇不前，因为他的鞋子前张了两个口子。这倒不是家穷——那时廖瓦一家的日子已经相当富足了——而是由于乡下人的随便、活计的繁重以及低水准的家庭生活。“你好，孩子！”莫依塞·菲利波维奇对廖瓦说道。“来，走过来。”“您好。”孩子回答，但没挪动脚步。家里人不好意思地给客人解释了是怎么回事，他把廖瓦抱过门槛，紧紧拥抱了他，使廖瓦高高兴兴地摆脱了困境。莫尼亚对廖瓦这些乡下亲戚都很亲切和蔼，常常开玩笑，有时还听见他用他那柔和的男高音哼哼歌曲。但有时他的情绪又是很忧郁的，他常坐在桌旁一言不发，显得十分矜持。这时廖瓦家大人就担心地问他是不是哪儿不舒服，他总是含糊其词，回答得很简单。直到客人快走了，廖瓦才多少猜到些他悒悒不欢的原因。这倒并不是他的姑父和姑母对待农民特别凶狠，不，这一点都谈不上，他们对待庄园里的雇工和农民绝不比别人来得坏——当然，也好不了多少。他确实很苦恼。一次，监工用长鞭子抽打一个牧人，原因是他放马出去饮水，天黑还不回来。莫尼亚看到后气得脸色苍白，连声说：“太可耻了！太可耻了！”廖瓦也感到这很可耻。廖瓦不知道，如果他不来乡下，孩子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不过廖瓦想也会有的，但无论如何是他带动了他，仅就这一点就足以使得廖瓦终生感激他。施片采尔准备同敖德萨省立犹太女子学校的女校长结婚了。在扬诺夫卡谁也不认识她，但大家都认为她一定是个很出色的女人，因为她既是校长又是莫尼亚未来的妻子呀。决定明年春天送廖瓦到敖德萨去上中学，就住在施片采尔家。移民区的一个裁缝替廖瓦做了几件衣服，简单地为他装扮了一番。一只大箱子里放满了装黄油和果酱的罐子，还有别的送给城里亲戚的礼物。告别时依依不舍，廖瓦哭得很伤心，他母亲哭了，姐姐和妹妹也哭了。廖瓦第一次感到扬诺夫卡和这里的一切对他是多么珍贵。他们乘马车穿过草原前往车站。廖瓦直到车子走上大路时才止住哭。他们从新布格乘火车到尼古拉耶夫，再在那儿搭轮船前往敖德萨。轮船汽笛的尖叫声使廖瓦脊背上一阵冷颤，这声音宣布了他的新生活的开始。但这只是一条布格河，大海还在远方，还有许多许多东西在前面等着这位少年。瞧，码头，车夫，名叫波克罗夫的小巷以及女子学校和它的校长所在的一幢很大的旧房子。先是一个年轻女人，而后是一个老太太（这是年轻女人的母亲）出来迎接他们。她们上下左右地仔细打量廖瓦，吻他的前额和腮帮子。莫依塞·菲利波维奇还像往常一样不停地开玩笑，打听扬诺夫卡的情况，问到了所有的人，甚至问到他熟悉的几头奶牛。但廖瓦觉得此刻在这样的上流社会，奶牛似乎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他回答时一阵脸红，显得很不好意思。房子不很大，廖瓦就住在餐室的角落里，用一块帷幔隔开。就是在这里，他度过了他的头4年学校生活。廖瓦忽然发觉一种诱人而又严格的纪律在约束着自己，这种纪律早在乡下时廖瓦就从莫依塞·菲利波维奇那儿感受过。家中的制度不能算严厉，可很有规律，但正因为如此，使廖瓦最初觉得它很严厉。晚上9点就要睡觉，只是进入高年级以后他才逐渐推迟了入睡时间。人们一步步地教导廖瓦：早晨起来要道早安，要保持手和指甲的整洁，不能用刀吃食，做事不要拖拉，要守时，佣人端茶上菜时要道谢，不要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等等。廖瓦还知道了有几十个在乡下不容置疑的词实际上不是俄语，而是乌克兰土语。每天都在廖瓦面前展现出比他在乡间9年所经历的宽广得多的文明世界。在古典文学的吸引力和戏剧的魅力面前，甚至连廖瓦曾那么着迷的作坊也黯然失色，失去了原有的魔力。他逐渐成了一个小小的城市居民。但乡村还时时在他脑海中闪现，像一个失去了的乐园在吸引着他。每当这时廖瓦就愁眉不展，四处走来走去，用指头在玻璃上写些向母亲问好的词句，或者就伏在枕头上啜泣。莫依塞·菲利波维奇家的生活十分俭朴，收入勉强维持家中开支。这家的一家之主没有固定工作，他翻译过希腊悲剧，并做了诠释，写过一些儿童文学作品，编纂过历史年表，有时也帮助妻子管管学校事务。后来，他办了个小出版社，刚开始几年业务清淡，以后逐渐发展起来，大约10～12年后他成为俄罗斯南部的一个大出版商，拥有一座大印刷厂和一幢私人住宅。廖瓦在这个家庭生活了6年，正值出版社发展的初期阶段，对于排字、校对、拼版、印刷、折页和装订这些事廖瓦都十分熟悉，廖瓦尤其喜欢校对，这已成为他最高兴的消遣。所以，廖瓦对刚出版新书的爱好应该说早在学生时代就开始了。与在一般的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家庭里所常见的一样，佣人在廖瓦的生活中起了一种虽不显眼然而却很大的作用。廖瓦跟他家第一个女佣达莎有一种特殊的、神秘的友谊，她常把她心中的种种秘密告诉他。午饭后，大家都在休息，他悄悄溜进厨房，达莎就把她的生活以及她的初恋故事讲给他听。达莎之后换了一个从日托米尔来的离了婚的犹太女人。她老是对廖瓦抱怨她的男人：“这凶神！这坏种！”廖瓦开始教她识字，每天她能在廖瓦的书桌旁坐半个多小时，探求字母和词语构造的奥妙。这时家里添了个娃娃，因此又雇了个奶娘。廖瓦经常替奶娘写信，她在信中向在美国的丈夫诉苦。廖瓦依据她的要求，尽量堆砌最阴郁的词句来描述她的痛苦，最后还加上一句：“只有我们那孩子是我生活黑暗天穹上的一颗明星”。奶娘高兴极了。廖瓦又得意地给她把信朗读了一遍，虽然结尾部分要写上叫奶娘的丈夫寄美元的事他有些为难。2 圣保罗实验中学公立学校的犹太人子弟入学比例不得超过 10%的规定于1887年开始执行。犹太人进入普通中学几乎是无望的，除非托情或者行贿。实验中学和普通中学的区别在于没有古典语言教学，扩大了数学、自然科学和现代语言的教学。入学比例的限制也扩大到了实验中学，但因为报考者人数较少，所以入学的机会相对较多。这年秋天，廖瓦报考圣保罗实验中学一年级，入学成绩分数平常：俄语3分，算术4分。这分数是不够的，决定把廖瓦录取在公立实验中学的一个私立预备班，犹太子弟可由此升入实验中学一年级，虽然仍有“十分之一比例”的限制，但比校外考生有优先录取权。开学的头几天非常令人沮丧，之后才心情愉快起来。廖瓦穿着一身崭新的学生服，戴一顶镶黄边的新帽子，帽前别着一个漂亮的金属徽章，上面有两个三叶形图案，当中夹着代表学校名称的花体字，身后背着一个新书包，里面有亮闪闪的硬书皮新课本和装着新钢笔、橡皮以及削好铅笔的文具盒。廖瓦穿着这套漂亮的行装兴冲冲地沿着长长的乌斯片斯基大街走着。到学校去的路很远，这一点也使廖瓦高兴。他觉得路人都以惊奇的目光看着他，有些人甚至还可能在嫉妒他这套富丽堂皇的装束。他也充满信任和兴趣看着周围这些人。但是忽然，一个约摸13岁的瘦高个男孩，站在廖瓦这个穿着讲究的实验学校学生面前大约两步远的地方。他大概是一个作坊工人，因为他手里还拿着一件铁器。只见他头向后一仰，“哈哧”一声，往廖瓦新上衣的肩上满满地吐了一口痰，然后又轻蔑地瞥了廖瓦一眼，一句话没说，趾高气扬地走了。他干吗要这样干？现在廖瓦明白了其中的原因。这个衣衫褴褛、光着脚、穿一双破鞋子的穷孩子，整天为主人干着肮脏的活计，而在这同时，主人的孩子却穿着漂亮的制服在炫耀自己。他把对社会的愤恨全部倾泻在廖瓦的身上了。不过那时廖瓦并不能做出这样的分析，廖瓦只是用几张栗树叶擦呀擦，擦了很久才把肩头的痰迹擦掉。这种侮辱使廖瓦气得不行，可又束手无策，在走剩下的一段路时廖瓦一直无精打采。在学校里，还有另一个打击在等待着他。“彼得·巴甫洛维奇，”一群学生喊道，“又来了一个倒霉的穿制服的预备班学生。”这是什么意思？原来是这样：预备班是私人办的，学生严禁穿圣保罗制服。彼得·巴甫洛维奇，一个黑胡子的学监对廖瓦说：必须把校徽拿掉，镶边去掉，皮带扣拆掉，有鹰章的钮扣也要换成普通骨质钮扣。这就是廖瓦遭遇到的第二次打击。这一天不上课，德国学生和许多别的学生都聚集在路德派新教会的教室里。学校就是以这个教堂的名字命名的。一个同学拉着廖瓦在一条长板凳上坐下。廖瓦第一次听到管风琴声，这声音使他浑身颤栗不止。后来进来一个衣服上有白翻领、胡子刮得光光的身材高大的人。他开始讲话，声音像起伏的波浪在教堂里回荡。那些令人费解的字眼使他的说教更加显得庄严。后来廖瓦才知道，这个颧骨突出的大个子原来就是实验中学的校长——一个十足的懒汉和凶恶的打手，下课的时候，他常常弄得他的学生东一块伤西一块疤。第二天就给廖瓦带来了安慰。他的算术成绩突出，黑板抄写也很好。鲁坚科老师在全班面前表扬了他，并给他打了两个5分。这使廖瓦不再为上衣上的骨质钮扣而难受了。校长施瓦涅巴赫教低年级的德语课。上课前，他总要检查学生的手。他发现廖瓦的手最干净。后来，廖瓦准确地抄写完黑板上的字，校长又夸奖了他，还给他批了个5分。这样，第一天上课廖瓦就得了三个5分。他把它们像一份珍贵的财产收藏在书包里，由于急于想回家把这个喜讯告诉他们，廖瓦不是走，而是跑着拐进了波克罗夫小巷。就这样，廖瓦成了一个中学生。他起得很早，匆忙吃过早茶以后，往大衣口袋里塞一包早点，就向学校跑去。廖瓦从来不迟到，总是安静地坐在课桌前等候上课。他听课认真，抄写仔细，在家里也很用功。他按时入睡，为的是第二天早上喝完早茶后能及时到校参加早祷。就是这样，廖瓦按部就班地一级一级升了上去。廖瓦的数学成绩不错，在实验中学的最后几年，他甚至打算以后专攻纯数学。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对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丢开乏味的中学课本，啃起大学教程和施洛塞尔的大部头著作，这逐渐扩大了廖瓦的知识范围。在他对历史的爱好中，毫无疑问存在着狂热冲动的成分：他甚至用心记下了许多对自己的记忆来说纯粹是负担的毫无用处的人名和轶事。他极少荡马路、逛市场、参加户外运动和游戏。这些活动他在假期回到乡间去弥补。城市对廖瓦来说仿佛是为了读书而建造的。第四章书籍和早年的冲突1 老作家瑟切夫斯基的考试在廖瓦的学生时代，乃至在以后的青年时期，大自然和人在他的精神生活中所占的位置不如书籍和思想来得重要。尽管廖瓦出身农村，可他对大自然并不敏感。等他开始注意大自然，并且逐渐对它有所了解的时候，不仅童年已经过去，连青春也快结束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只是一群浮光掠影，在他的意识里一闪而过。廖瓦发奋读书，在书本里寻找自己和未来。他的读书生活是在1887年莫依塞·菲利波维奇下乡时开始的。那一次他带来了一大捆书，其中有托尔斯泰的通俗文学作品。最初，看书与其是乐趣，不如说是个沉重的负担。每一本新书都有一些新的障碍：生词、无法理解的人物关系和现实与幻想相脱节的模糊不定的描述等。廖瓦把书丢开，又拿起，又丢开，又拿起，对知识的半信半疑的快乐和对无知的恐惧交合在一起。也许，把当时廖瓦的读书状态跟草原上的夜行车相比拟可能非常合适：路旁的篝火在黑暗中闪烁，传来车轮的吱嘎声和人们的絮絮说话声。这一切似乎十分明了，可人们又一无所知：发生了什么事？谁的车？驮的什么东西？甚至人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这是往哪儿：是前进还是后退？没有一个人能像格里戈利叔叔那样清楚地告诉人们：“噢，这是咱们的大车在运小麦。”在敖德萨，书籍挑选的范围更大，又有认真的指导。廖瓦开始如饥似渴地读书。他们常常迫使他中断读书去散散步。就是在散步中他也在思考着读到的东西，以至有时又急不可耐地跑回家继续往下读。每晚他都要请求延长15分钟，有时甚至5分钟，以便看完一个章节。几乎没有一天晚上不为这件事发生小小的争执。每晚家庭作业写完到临睡前的1小时（准确地说是30分钟）的朗读作品是廖瓦在敖德萨生活最初几年中最美好的时刻。莫依塞·菲利波维奇通常读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的作品，而以读后者居多。到了规定时刻，女校长芬妮·索洛莫诺芙娜就会说：“廖瓦，去睡吧。”廖瓦用乞求的眼光看着她。“孩子，应该去睡。”莫依塞·菲利波维奇道。“再听5分钟。”他请求道。于是他们给他5分钟。以后他同他们吻别，回房时他觉得整夜听他们朗读也不会困，可是一倒上床他就睡着了。在这个家里的熟人中最有威望的要算老记者、浪漫主义作家和南俄著名莎士比亚专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瑟切夫斯基。这个人智力超群，但嗜酒如命。因为这个弱点，他在别人、甚至在小孩子面前，都带着一副做了亏心事的样子。他和芬妮·索洛莫诺芙娜小时候就认识，所以总叫她芬妞什卡。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见面就非常喜欢廖瓦。老人询问了廖瓦在学校里的功课以后，就要他写一篇文章，题目是：试比较普希金的《诗人与书商》和涅克拉索夫的《诗人与公民》。廖瓦吓傻了。这第二篇作品他甚至没有读过。另外，最主要的，廖瓦见着瑟切夫斯基这位作家，心里就胆怯呢。“作家”这个词，对于他就像是从一个无法到达的顶峰发出来的声音。“那我们就来读读。”于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就读了起来。他读得动人极了。“懂了吗？那好，去写吧！”他们让廖瓦坐在另一间屋里，并把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的那两篇作品和纸张笔墨交给了他。大约1小时后叫他出来交卷。廖瓦拿出一大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纸交给了作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飞快地看了几行，突然两眼炯炯有神地看着他，喊道：“你们听听，瞧他写的，真够棒的！”接着，他大声念道：“诗人与他所热爱的大自然生活在一起，大自然的每一种声音，无论是欢乐的还是悲哀的，都在他的心灵中得到回响。”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举起一只手指：“瞧他写得多好：‘每一种声音，’听着， ‘无论是欢乐的还是悲哀的，都在他的心灵中得到回响’。”他的这几句话深深地铭刻在廖瓦的心中，使他至今难忘。廖瓦在敖德萨时常有机会观看各种演出。他记得第一次走进剧院是在上中学预备班的时候，那是在女子学校的看门人格里戈利·霍洛德陪伴下看一出乌克兰戏。这个感受极不一般，简直非笔墨所能形容。廖瓦坐在那儿，脸色像复币一样苍白（这是后来格里戈利·霍洛德向芬妮·索洛莫诺芙娜所形容的话），内心经受着无以伦比的喜悦。幕间休息时廖瓦也不离开座位，惟恐——天晓得——漏看掉什么东西。廖瓦被剧院的魔力吸引了好几年。后来他迷上了意大利歌剧——它真是敖德萨的骄傲。6年级时为了能有钱去剧院，他甚至去当过家庭教师。有好几个月廖瓦偷偷地爱上了一位花腔女高音，她有一个神秘的名字叫朱泽宾内·乌格特，他有时觉得她是位仙女，是从天上下凡来到这敖德萨剧院舞台的。2 舞文弄墨从幼时起廖瓦就对舞文弄墨产生兴趣，只不过时强时弱而已。作家、记者和演员对于他是最具有吸引力的世界，他认为只有最优秀的人物才能进入这个世界。上2年级时同学们开始办杂志。在这方面，莫依塞·菲利波维奇给同学们出了许多主意，他甚至给大家想出了刊名：《水滴》，其含义是：圣保罗实验中学2年级把自己的这一滴水注入整个文学的海洋。廖瓦就这个刊名写了一首诗作为发刊词。刊物登载了许多诗和小故事，其中大部分也是出自廖瓦的手笔。一个小画家画了张五颜六色的装饰画作为封面。有人建议把《水滴》送给语文教师克雷让诺夫斯基看。住在克雷让诺夫斯基家的尤领受了这个任务。他干得很出色：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讲台前，郑重其事地把《水滴》放在台上，然后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转身回到座位上。大家屏声息气。克雷让诺夫斯基看了看封面，用他的嘴髭、眉毛和胡子扮了个鬼脸，默默地读起来。教室里异常安静，只听见翻阅《水滴》书页的沙沙声。后来克雷让诺夫斯基从讲台边站起身，大声地朗读起《纯洁的水滴》来。“好吗？”他问。“好！”全班同学齐声回答。“好是好，”克雷让诺夫斯基道，“只是作者还不通晓做诗法。”接着，他面对着廖瓦（他似乎已猜出那个伪装的笔名后的真正作者）：“喂，你知道什么叫扬抑抑格吗？”“不，不知道。”廖瓦承认道。“好，那么我来讲给你们听。”于是，克雷让诺夫斯基丢开他的语法和句法不管，给2年级学生大讲起格律诗的奥秘。“至于杂志，”他在最后说道，“最好这不作为一本杂志，不要为文学海洋增添麻烦，算作你们的练习本更好。”大家知道学生办刊物是被禁止的。但在这里，问题的结束倒是由于另一种原因。廖瓦的和平学习阶段突然中断了，因为他被开除出圣保罗实验中学。3 开除出校自幼年起，廖瓦的生活就充满各种冲突，按法律学家的说法，这是一种基于与不公正行为的斗争而产生的冲突。罗列具体事件要花很多时间，下面仅记述一件比较重大的冲突。这事发生在2年级，在廖瓦和绰号叫法国人（其实他是个瑞士人）的法语教师比尔南德之间。在他们学校里，德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俄语匹敌，而法语则差得很远。大多数学生入学以后才第一次接触到法语，德国移民学生学习这种语言尤其困难。比尔南德发动了一场对德国人残酷的战争，他看中的牺牲者就是瓦凯尔。后者学习的确是很差。但是这一回，如果不是全体，起码也是多数人觉得比尔南德给瓦凯尔打个“1”分不公平。比尔南德有些儿秃顶，嘴唇薄而青，显得尖刻而狡诈；尖鼻梁，前额上有一块呈X形的神秘的大伤疤。他的消化功能不大好，经常在上课的时候吞服一种药丸，这一天，比尔南德可能吞了两倍的消化药片，仿佛比平时更凶。“咱们给他来了个大合唱。”孩子们嘀嘀咕咕地商量着，彼此挤眉弄眼，你推我搡的。廖瓦是其中的一员，不是一般跟着闹，很可能是一个带头的。这种大合唱以前也弄过，尤其是对图画老师，因为他又凶狠又愚蠢，大家都不喜欢他。所谓大合唱，就是当教师离开教室时，大家一起齐声发出一种像狼嗥一样的叫声，但要紧闭着嘴巴，让人无法确定是谁在捣乱。大家已经给比尔南德搞过两次，不过声音都比较低，是悄悄地干的，因为大家都很怕他。这次大家下定了决心。这一天，下课铃响了，这个法国人把记分簿夹在腋下，朝教室门口走去。忽然，从最后一排发出了嗥叫声，它立即像一股旋风，迅速席卷到了最前排。廖瓦也尽力发出了呼啸。比尔南德立即收回已经跨出门的一只脚，转过身来，跑到教室当中。此时他脸色发青，两眼冒着火星，同他的敌人面对面站着，一言不发。孩子们，特别是前排的孩子，都竭力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后排的同学则若无其事地在整理着书包。比尔南德站了约摸半分钟，然后一个忽转身，愤怒地向门口走去，也许是因为走得太快，他的燕尾服的后襟像扬起的船帆似地扯了起来。同声一致的狼嗥声一直伴随着这个法国人走到走廊的尽头。下一节课才开始，比尔南德、校长施瓦涅巴赫和班监迈尔相继走进了教室。这个迈尔两眼暴突、额头很宽，但脑子很笨，人们都叫他公羊。施瓦涅巴赫说了几句类似开场白的话，他说话时小心地绕过了俄语中变格变位的暗礁。比尔南德气势汹汹地呼哧着，向自己的敌人发动了猛烈的反攻。结果有10～15个学生被处罚拘留2小时，中午不得回家吃饭，其余的放学回家，这当中也包括廖瓦，虽然在叫到廖瓦的名字时，他发现比尔南德以一种怀疑的眼光狠狠地盯了他一眼。廖瓦离开学校时心情十分沮丧，心里觉得如果跟他们一起受罚反而要舒坦些。第二天他走进学校时，差不多已经忘了昨天的事，一位昨天受到惩罚的同学在校门口叫住了廖瓦。“喂，”他对廖瓦说道，“你要倒霉了，昨天丹尼洛夫向迈尔告发了你。”廖瓦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正在这时，学监彼得·巴甫洛维奇走了过来：“去见校长去！”决定将廖瓦开除，但是有三种不同的开除法在教师会上展开了讨论：一是无权再进任何中学；二是无权再进本校；三是可以重新考入本校。结果同意采用第三种，即最温和的一种惩罚方式。廖瓦忐忑不安地想到父母得知这件事后的情景。廖瓦的监护人为了使廖瓦的父亲接受这个事实和尽量减轻对他们的打击，做了许多准备。芬妮·索洛莫诺芙娜给廖瓦的姐姐写了封内容详尽的信，并教她如何向父母透露这个消息。廖瓦在敖德萨一直等到学年结束，像往常一样放暑假回到家。有几个漫长的夜晚，在父母已经睡去之后，廖瓦仔仔细细地跟哥哥、姐姐讲了全部情况，还把那些教师和学生描绘了一番。哥姐对学校生活还记忆犹新，何况，他们对廖瓦就像他的长辈一般。他们听着廖瓦的讲述，时而摇头，时而哈哈大笑。姐姐笑着笑着就淌出了眼泪，还伏在桌上哭了一场。决定让他先到别处去玩上一两个星期，在这期间让姐姐把发生的事先给父亲透个风。姐姐被这个使命吓坏了。廖瓦的哥哥学习成绩不好，他们的父亲把全部希望都集中在廖瓦身上。开头几年成绩优异，表现突出，可是忽然，一切都完了……一个星期以后，当廖瓦同好朋友、演奏能手格里沙一起回到家里，立刻明白，一切都已公开了。母亲热情地欢迎自己的儿子，可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但父亲却相反，装作什么事都没有似的。过了些时候，有一天，天气很热，父亲从地里回到家里，坐在阴凉穿风的客堂里休息，突然，他当着妻子的面问廖瓦：“跟我说说，你是怎么跟校长打唿哨的？是不是这样：两个指头塞到嘴里？”他自己还比划了一下，然后就哈哈大笑起来。母亲惊讶地望着丈夫，又瞅瞅廖瓦，脸上露出一种笑不是笑、气不是气的尴尬的表情：怎么能把这种可怕的事当儿戏？可是父亲还在问廖瓦：“做做看，你怎么打唿哨？”他笑得更欢了。尽管老人心里很难受，可显然，他的得第一名的儿子敢于在学校最高当局面前打唿哨，这总是很了不起的。廖瓦再三告诉他，不是打唿哨，而是平心静气、并无恶意地用鼻子哼叫，可老人无论如何不相信，还说是打唿哨。直到老太婆哭了起来，方才罢休。4 重新考入实验中学整个夏天廖瓦都无心准备考试。他度过一个不平静的暑假，常常莫名其妙地吵闹，直到考试前两星期才回到敖德萨，但回来后也懒得复习功课。也许廖瓦花费工夫最多的是法语，可是考试时，比尔南德只草草问了他几个问题，其他教师问得更少。廖瓦进入了3年级。这个班的学生大部分是老生，他们有的出卖过廖瓦，有的护卫过廖瓦，有的旁观中立，这决定了廖瓦今后很长时间里对他们的态度。其中许多人，廖瓦不同他们说话，也不打招呼，而对那些曾经在困难时刻护卫过自己的人则更加亲密了。这可以说是最初的、特殊形式的政治考验。围绕这件事形成了三组人：告密者和善妒者们在一边，心地坦诚和勇敢的孩子们在另一边，而在他们当中，是一些动摇不定的中立者。这三种人，在以后的岁月里仍然继续存在，廖瓦在各种不同的环境里多次遇见过他们。5年级的学生已经开始谈论上大学和选择日后道路的事，谈得最多的是竞争激烈的升学考试，彼得堡教授们怎样出些鄙俗而又低级趣味的题目为难学生，以及彼得堡有专家给考生进行补习等等。高班生有的年复一年地到彼得堡去应考，名落孙山后，复习一年再去考。一想到两年后的这些考验，许多学生都不寒而栗。就在这一年沙皇驾崩。这看来是件大事，甚至于是件不可思议的事，然而，它像在别的国家发生的地震一样离他们太遥远了。对于廖瓦，以及对于他周围的人，既然没有对沙皇的染病产生过惋惜和同情，所以对他的死也就不感到悲痛。第二天学生们上学时，感到那儿似乎笼罩着一种巨大的莫名其妙的惶恐。“沙皇死了。”同学们互相低语着，并且再不知道说什么，用什么话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实则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感觉到的是什么。他们只知道，要停课了，大家都暗自高兴，特别是没准备好功课或当心吊黑板的同学。校工招呼所有的人去大礼堂，准备在那里举行追悼仪式。戴着金边眼镜的牧师说了些应景的话，什么“父亲去世了，儿女们悲恸欲绝；全民之父驾崩，我们的哀痛难以言表”。可是，大家并不悲伤。追悼仪式进行了很长时间，非常沉闷。叫大家一律在左臂上戴上黑纱，帽徽上也蒙上块黑布。其他一切事情照常。6年级平安无事地过去了，大家都想尽快地离开辛苦而令人讨厌的学校。毕业考试弄得很隆重，特地安排在大礼堂里进行，学区还请来了几位大学教授主考。校长每打开一个从督学那儿领来的装有试卷的包裹时，总显得异常地郑重其事。宣读完试题以后，都会有一阵惊恐的叹息，仿佛一下子把大伙儿给推进了冰窟窿似的。由于神经过于紧张，总觉得题目很难，但写着写着慢慢地发现似乎并不那么可怕。在规定的两小时快结束时，教师们帮助同学们骗过学区的警戒，开始了“打派司”。廖瓦考完后并不交卷，仍然留在考场里，在学监克雷让诺夫斯基的默许下频繁地给那些考试不顺利的人递送小条子。7年级是增设的年级。圣保罗中学没有7年级，故而要转到别校去读。在这个间隙，同学们成了无约束的自由民。每一个人都为这一时刻准备了一套便服。领了毕业证书的那天晚上，同学们来到了夏日花园。这里有一些歌女在露天舞台上演唱，按规定中学生是严禁光顾的。大家全都系着领带，嘴里叨着纸烟，桌子上还放着两瓶啤酒。同学们对自己的大胆行为也有些胆怯，还没等启开第一瓶啤酒的塞子，就看见那个因为说话声音像羊叫，外号叫“山羊”的班监威廉来到桌前。同学们本能的全都站起身来，心里不由得一阵紧张，可是事情却很顺当。“你们到这儿来啦？”威廉说道，话音里有一点忧伤的成分。他宽厚地同大家一一握了手。同学们中年龄最大、小指上戴着一枚戒指的K放肆地要班监同同学们干一杯，这要求有点儿过分，被威廉矜持地拒绝了，接着他便匆匆地告别去搜寻那些偷偷地踏进公园禁区的小同学去了。同学们更加明白了自己的身份，便放肆地喝起酒来。从预备班算起，廖瓦在实验中学度过的7年不能说没有令人愉快的事，但苦恼远胜于它。总而言之，实验学校留在他的记忆中的色彩即便不是黑色的，至少也是灰色的。学校里发生的一切事情，痛苦的也罢，欢乐的也罢，都是处于一种冷酷的和官僚的形式主义制度的统治之下。不过，这所学校也不是什么也没给廖瓦，它仍然教会了他许多东西：它给了他基本知识、有条不紊的工作习惯和外部社会的纪律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日后生活所必需的；它也有悖于它自己的直接使命，在廖瓦心中播下了仇恨现存制度的种子——而且，无论如何，这些种子没有播撒在不毛之地上。第五章第一个革命组织1 在园丁施维戈夫斯基的木屋里廖瓦不是在敖德萨，而是在尼古拉耶夫上的7年级。这是个省辖市，学校水平也不高。但在尼古拉耶夫的这一年——1896年，却是廖瓦的青年时期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因为这时他认真地思考了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廖瓦寄宿的这家人家有几个比自己年长的孩子，他们大都在某种程度上被新的思潮所感染。有意思的是，在最初阶段，廖瓦常常在谈话中对他们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给予迎头痛击。他扮演了一个对这一切早就不屑一顾的怀疑主义者的角色，常常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他们谈论的问题做出讽刺性的反应。这家女主人惊讶地看着廖瓦，接着就把他树为她的孩子们的榜样，虽然她对自己的作法也疑惑不定。她的那些思想左倾的孩子们都比廖瓦大，这对他来说是一场力不从心的维护独立见解的战斗。廖瓦竭力避免受到这些年轻社会主义者的影响，这种力量不均衡的战斗总共进行了几个月。社会思潮的力量比廖瓦强大得多，何况，在内心深处，廖瓦又很愿意向它屈服。在尼古拉耶夫生活了几个月以后，他的行为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廖瓦抛弃了故作姿态的保守主义思想，以使他结识的新朋友惊奇的速度急剧地向左转。“怎么回事儿？”廖瓦的女房东问道。“难道我白白地把你树为我的孩子的榜样了？”在尼古拉耶夫，廖瓦除了与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青年接触，还第一次遇见了几个流放归来、仍受警察监督的人。这是民粹主义衰亡时期的人物。社会民主主义者还没有到从流放地返回的时候，他们正在被送往西伯利亚。这两股交叉的运动回流造成了思想意识的漩涡，廖瓦也一度被卷进了这个漩涡。民粹主义散发着一种腐败的气味，而马克思主义则由于它的所谓“狭隘性”而被排斥。廖瓦心急火燎般地竭力想领悟这些思想的本质，可是它们并不容易被掌握，而他身边又找不到一个可以指点的人。廖瓦结识了一个园丁，他名叫施维戈夫斯基，祖籍捷克。他是廖瓦看见的第一个订报纸的工人，此外，他还阅读德文书籍，熟悉古典作家，经常参加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派的辩论。他的花园中有一间木屋，是外地大学生、前流放者和当地青年聚会的场所。从施维戈夫斯基那儿可以弄到禁书。在流放者的谈话中常常可以听到一些著名民意党①领袖的名字——不是传说中的英雄，而是这些流放者或者他们年长的朋友亲眼见到过的真实的人。廖瓦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小小的铁环，已经加入到一个伟大的锁链中去了。① 俄国最大的革命民粹派组织，1881 年遭到大规模逮捕后瓦解。他如饥似渴地啃起书本，惟恐生命短暂不够自己使用。他的阅读是紧张、焦躁和无系统的。从非法读物转到穆勒的《逻辑学》，《逻辑学》还没读完一半，又一头钻进李佩特的《原始文化》。他认为边沁的功利主义是人类思想最有权威的论断，有整整几个月的时间，廖瓦认为自己是个坚定的边沁主义者。接着，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现实主义美学又吸引了他。李佩特的书还没看完，他又拿起米涅的《法国革命史》。每一本书都在他的脑子里占据一个位置，彼此没有连结成一个体系。他竭力想建立一个体系，常常显得很紧张，甚至于狂躁。这时，他之所以抗拒马克思主义，部分原因可能就是它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廖瓦开始大量阅读报纸，不是像在敖德萨那样随便翻翻看看，而是用政治眼光去读它。当时，最有权威的报纸是莫斯科自由主义者办的《俄国新闻》。同学们不是阅读，而是研究，从它的由教授们撰写的软弱无力的社论一直研究到科学小品。这家报纸办得最出色的是国外报道专栏，特别是来自柏林的报道最吸引人。他正是从《俄国新闻》第一次获得了西欧政治生活的图画，特别是多党派议会的情况。当时学生们听到倍倍尔以及尤金·里希特演说后的激动心情，现在是难以想象的。时至今日他还记得达欣斯基对冲进议会大厅的警察所说的一句话：“我是3万加里西亚工人和农民的代表，谁敢碰我！”学生们把这位加里西亚革命者当成了心目中的英雄。天晓得，议会主义的戏台那时把他们这些年轻人欺骗得多么惨呀！当时，德国社会主义的成就，美国的总统大选，奥地利众议院的大打出手，以及法国保皇派的阴谋等等，都比他们自己个人的命运更加使他们关注。与此同时，廖瓦与家里的关系日益恶化。有一次廖瓦的父亲到尼古拉耶夫来卖谷，风闻廖瓦新近结交了一些朋友，意识到危险将要降临，企图运用父亲的权力来防止它。他与自己的父亲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毫不妥协地捍卫了自己的独立和选择道路的权利。结果，他放弃了家庭的资助，离开了寄宿的人家，搬来跟施维戈夫斯基同住，后者此时已租赁了另一处花园，有一间更为宽敞的木屋。他们一共有6个人同住，过着“公社”式生活。夏天，还有一两个生肺病的学生住到这里来呼吸新鲜空气。廖瓦开始私人兼课。他们像斯巴达人一样生活① ，身穿蓝短衫，头戴圆草帽，手拿黑木棍，睡觉不用床单，吃饭喝自己烧的大锅汤。他们杂乱无章地读书，激烈地争论，热情地憧憬未来，觉得生活得很幸福。① 公元前8— 前4 世纪斯巴达奴隶主贵族子女的教育体制规定7—20 岁的青少年在寄宿学校进行军事体育训练，受艰苦生活的磨炼培养克服困难的坚韧精神，学习读书、写字和唱歌。不久，为了在群众中传播有益书籍成立了一个组织。学生们筹集资金，购买了一些廉价出版物，可就是无法把书籍传播开去。施维戈夫斯基的花园里有一个雇用来的工人和一个小学徒，学生们首先对他们进行了教育争取工作。但那个工人原来是个伪装的宪兵，是特地打入学生们内部监视行动的，他的名字叫基里尔·特霍尔热夫斯基。他还把那个小学徒拉过去为宪兵队服务。学徒从学生们这里偷去一大包通俗读物，送到宪兵队里去。出师不利，但学生们满怀信心寄希望于未来。2 茫然与期待廖瓦写了一篇跟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刊物辩论的文章，送到敖德萨的一家民粹派的杂志。文章里满是警句、引文和攻击，真正的内容没有几句。他邮寄了这篇文章，一星期后又跑去探听结果。一个戴一副大眼镜的编辑同情地望着站在面前的头发蓬乱、脸上没有胡子的作者。文章没有问世，但并没有谁因为这受到损失。东撞西撞四处碰壁以后，大家决定办一个互教互学的学校。学员一共有20人。廖瓦教社会学，这听起来相当神气。他全力以赴地备课，开头两课非常成功，可接着就感到资源已经枯竭。第二位教师讲法国革命，一开始就砸了锅，只好答应把讲稿写出来。他的诺言当然未能兑现。办学校的事就这么不了了之。廖瓦跟这位教法国革命的教师，也就是索科洛夫斯基家最大的孩子，决定合写一个剧本。为了不受干扰，学生们甚至临时搬出公社，躲进一间谁也不知道的房子里。剧本以两代人的冲突为背景，反映各种社会思潮。虽然两位剧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半信半疑，可是却在剧本里把一个民粹派描写成残缺不全的人物，而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则个个都勇敢、朝气蓬勃和充满希望。这就是时代的力量。剧本的浪漫主义成分表现在被生活所摧残的老一辈革命者爱上了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年轻姑娘，可是那姑娘却以一篇关于民粹主义的失败的激烈言辞把他给申斥了一通。剧本没有最后写完，手稿由索科洛夫斯基带到另一住处。后来，当他们都被关进敖德萨监狱时，索科洛夫斯基曾试图通过亲戚寻找过手稿，也许他当时认为流放是修改剧本的最好时光。可是剧本没有找到，它消失得无影无踪。很可能，保存它的主人在它那不幸的作者被捕以后，认为还是把它付之一炬的更好。廖瓦并不感到特别痛心，说实话，在他以后的坎坷生活中失去的许多手稿，其价值不知比它高多少倍呢！1896年，廖瓦总算回乡下去了一次，但仅仅是得到了一次暂时的和解。父母希望他成为一名工程师，而廖瓦还在对他仍然有很大吸引力的纯数学和越来越使这位年轻人倾心的“革命”举棋不定。每次一接触这一问题就会立即导致一场家庭危机。家人都愁容满面，非常痛苦，廖瓦的姐姐偷偷掉泪，谁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时在乡下做客的一位叔叔是位工程师，也是敖德萨一家工厂的老板，劝廖瓦到他那儿去住一段时间。这不失为摆脱僵局的一条临时出路。廖瓦在叔叔那里住了几个星期。他们常常争论利润和剩余价值问题。他的叔叔擅长赚取利润，却不能解释它。考数学系的事耽搁下来。廖瓦在敖德萨寻找着。寻找什么？应当说，主要是寻找自我。廖瓦偶然结识了一些工人，弄到一些非法印刷品，又当了几天家庭教师，为职业学校高年级学生举办了秘密讲座，还继续与马克思主义者们进行了辩论，不打算缴械投降。秋末时廖瓦又乘船来到尼古拉耶夫，重新同施维戈夫斯基一起住在那个园子里。一切又都重新开始。他们讨论最近几期激进派杂志和争论达尔文主义，茫然地准备着，期待着。什么是他们开始革命宣传的直接推动力，很难说得清楚，只觉得它来自内心深处。在这个知识分子圈中谁也没有进行过真正的革命工作。大家意识到饭后茶余没完没了的清谈与革命的组织工作有天渊之别。他们知道对工人的工作需要以秘密活动方式进行。当大家说出“秘密活动”这几个字的时候，人人表情严肃，十分庄重，甚至非常神秘。他们毫不怀疑，他们最终一定会由清谈转向从事秘密活动的，至于何时和如何实行这样的转变，谁也说不准。为了替自己的迟迟不采取行动辩解，大家彼此常说：应当准备准备。这种说法毕竟不是错误的。3 革命宣传政治气氛发生了某种变化，这使他们走上革命宣传道路的时间大大提前。这种变化不是直接发生在尼古拉耶夫，而是在全国，首先是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但是在他们这里引起了回响。1896年，彼得堡发生了著名的纺织工人大罢工，这使知识分子得到了活力；大学生们意识到强大的后备力量的觉醒，变得更加勇敢。暑假，圣诞节和复活节都有几十名大学生来到尼古拉耶夫，带来了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动乱的消息。其中有些大学生被学校开除，这些不久前的中学生们怀着战士的荣耀回到故乡。1897年2月，一位名叫维特罗娃的女学生在彼得保罗城堡自焚，这一始终未被澄清的悲剧刺激了每一个人，各大学都发生了骚乱，逮捕和流放愈加频繁。在这以后，托洛茨基全力投入了工作，并且开始使用化名利沃夫。这个第一次因为秘密工作而撒的谎对他并不轻松，要知道这是在“欺骗”为了一桩伟大的事业而聚集到一起来的人呀！这真足够使托洛茨基痛苦的。但是利沃夫这个假名很快就同托洛茨基融为一体，他完全习惯了它。工人们自动地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来，仿佛他们已经在工厂里等待很久了似的。在他们的工人战友中，穆欣和巴边科是最重要的两位。穆欣是个电工，他在自己的房子里装了一个复杂的信号系统，以防警察的突然袭击。他只有27岁，还生着肺病，经常咯血，可是生活经验非常丰富，实际知识也懂得很多。穆欣以后终生都进行着革命工作。他坐过一次牢，被流放过两次。相隔23年后他们在哈尔科夫召开的乌克兰共产党代表大会上相遇。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乌克兰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可是代表大会不久，穆欣就病倒了，而且从此一病不起。巴边科是由穆欣介绍参加革命组织的。他是个跛子，行动迟缓，但头脑却极为清醒和敏捷。巴边科曾和其他人一起被捕，出狱后又回到尼古拉耶夫。后来命运使这些革命者天各一方。直到1925年托洛茨基偶然从报上得知一个名叫巴边科的前南俄工人同盟会员住在库班。他在这之前已经两腿瘫痪。1925年托洛茨基的处境已经很不好，但托洛茨基仍然想方设法把老人送到了叶科基就医，使他的腿又能站立行走。托洛茨基到疗养院去看望了巴边科。他并不知道托洛茨基和利沃夫就是一个人。他们一起喝了草莓茶，回忆了往事。托洛茨基想，当他不久以后听说“托洛茨基反革命”，会是多么的惊奇呀！还有许多优秀的人物，简直不胜枚举。有一批很好的青年，有文化，领导人稍一提示，他们就能领会他的意图。托洛茨基发现工人们对于革命宣传比人们想像的更容易接受。过去听说受到革命宣传而觉悟的工人寥寥无几，能够动员2～3名工人革命者就很了不起了，可是托洛茨基这里已经参加或者愿意参加小组的工人实际上无计其数。缺少的是领导人，宣传品也不够。领导人不得不把惟一的一本已经破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手抄本彼此拿来夺去地轮流使用，这个小册子是在敖德萨经几个人抄写得来的，有许多遗漏，也有错误。不久，托洛茨基和同志们开始自己印制宣传品。这也是托洛茨基从事写作的真正开端。托洛茨基撰写宣言和文章，然后用印刷体誊抄一遍，以便送去胶印。他非常认真地用印刷体书写每一个字母，觉得让识字不多的工人能够顺利地看懂印刷的宣传品是非常光荣的。抄写每一页都要花上两个多小时，有时一连个把星期托洛茨基都没直过腰，只有开会或到小组去讲课才稍事停顿一下。当大家得知工厂和作坊里工人们怎样贪婪的阅读、传送和热烈地议论用淡紫色油墨印刷的秘密传单时，每个人是多么的兴奋啊！他们把传单的作者想象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因为他能神秘地钻进各个工厂，知道车间里发生的事，并且24小时以后就用传单做出了反应。起初他们每夜在自己住房里熬胶和印刷宣传品，派一个人在院子里放哨。炉门敞开着，准备好火柴和火油，以备万一危险来临时立即焚毁证据。一切都做得十分天真幼稚。不过那时尼古拉耶夫的宪兵也不比革命者聪明多少。后来，革命者把自己的印刷厂搬到了一个在生产事故中双目失明的中年工人的家里。他毫不犹豫地把房子让给革命者使用。“不用担心，瞎子到处是监狱”。他若无其事乐呵呵地说道。革命者渐渐在他家积存了不少甘油、明胶和纸张。还是在夜里工作。这间天花板齐头高的弃置不用的房间一派可怜相，确切地说是破乱不堪。革命者就在铁炉子上熬这革命的溶液，然后浇在铁板上。瞎子在昏暗的房间里行动自如，也帮托洛茨基张罗着。同大家在一起工作的一位男工和一位女工常常非常虔敬地看着托洛茨基从胶板上取下印好的传单，然后彼此兴奋地使使眼色。这时如果用“谨慎的”眼光，看看这群围着一个可怜的胶板在昏暗中忙得不亦乐乎的青年，要他相信就凭这样就可以推翻一个有几百年根基的强大的国家，他肯定会认为这是极为幼稚的幻想。然而，这个幻想竟在一代人中变成了现实：从这些不眠之夜到 1905年，只经过了7年，而到1917年，也不过才20年！对托洛茨基来说，口头宣传不如传单那么令人满意。知识不足、同时缺少表达知识的相应本领。托洛茨基几乎没做过真正的演说。只有一次，是在五一那天，他在林子里的一次集会上不得已做了一次类似演说的讲话。这次讲话使托洛茨基大为难堪。他要说的每一句话，出口之前总觉得它是不可容忍的虚伪。在小组中的谈话倒往往相当不错。总的来说，革命工作在全速进行。托洛茨基也与敖德萨建立并发展联系。他常常在傍晚到尼古拉耶夫码头，花1卢布买1张三等舱的船票，上船以后，就用上衣当枕头，身上盖着件大衣，躺在靠近烟囱的甲板上过夜。第二天一早醒来就到了敖德萨，然后就到一个个熟悉的接头地点。第二天夜里又乘船回来，一点不把时间浪费在旅途上。后来，托洛茨基与敖德萨的联系出乎意外地频繁起来。事情是这样的：他在公共图书馆门口遇见一个戴眼镜的工人，他们彼此凝视了一眼，于是就心照不宣。这就是印刷工人阿尔贝物·波利亚克，后来成为党中央印刷厂的负责人。与他的认识使他们的组织跨进一个新时代。几天以后，托洛茨基带着一只皮箱返回尼古拉耶夫，皮箱里装满外国非法印刷品，这都是些装有彩色封面的宣传小册子。他们一次次打开箱子，尽情地欣赏自己的宝贝。大家很快把小册子分发了出去，这使革命者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大大提高。4 南俄工人同盟为了吸收别的城市工人，他们把自己的组织命名为“南俄工人同盟”。托洛茨基按照社会全民主党的精神拟定了章程。一次，厂方企图反对革命者在工厂演说，革命者第二天就发表宣言予以回击。这一回合不仅激励了工人，而且激励了各阶层居民。全城的人都在谈论革命者涌进工厂散发传单的事，大家都在谈论他的名字。但警察们迟迟未动，他们不相信几乎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能掀起轩然大波，推测他们身后一定有更有经验的领导人——他们显然怀疑是老流放者。这使他们又干了两三个月的工作。但是，最终，对革命者的监视越来越公开化了。宪兵们发现了一个又一个秘密小组。他们决定离开尼古拉耶夫，分头到外地躲几个星期，切断警察的监视线。大家叫托洛茨基回老家去，索科洛夫斯卡娅和她哥哥到叶卡特琳诺斯拉夫去，等等。但同时他们又毅然决定，一旦进行大规模逮捕时，不要躲藏，让警察抓去，这样宪兵就不能对工人们说“你们的头儿把你们给扔了”。就在托洛茨基准备动身之前，涅斯捷连科要求他亲自交给他一卷宣传品。他跟托洛茨基约定夜里在墓地见面。那天晚上，地上积雪很深，月光如洗，墓地后面是一片荒野。他在约定的地点找到了涅斯捷连科，但是，就在托洛茨基把衣襟下的一卷东西交给他时，墓地围墙后面突然有一个黑影一闪。“这是谁？”托洛斯基吃惊地问。“不认识。”涅斯捷连科望着黑影闪现的方向回答道。他那时已经和警察挂上钩了，可是托洛茨基还一点儿不怀疑他。1898年1月28日进行了大逮捕，被捕者达二百多人。接着开始严刑拷打。一个被捕的士兵索科洛夫被打得从监狱二楼走廊的窗口跳了下来，受了重伤。另一个被监禁者列万多夫斯基被宪兵折磨得精神失常。被捕的人中还有一些无辜的群众。有一些曾被革命者信任的人背离了革命，甚至出卖了革命，相反，一些平日并不突出的人却表现得很坚强。例如有一个名叫奥古斯特·唐恩的车工，是个德国人，50岁，一共才来过我们小组一两次，不知为什么也被抓来，而且关了很长时间。他表现得非常好，经常对整个监狱高唱欢乐的德国民歌，用半通不通的俄语开玩笑，鼓舞年轻人的斗志。尼古拉耶夫的组织遭到残酷的打击，但它并没有被消灭，另外一些人很快又参加了革命。革命者和宪兵都积累了经验。第六章监禁和第一次流放1 最初的监狱生活在1898年的大逮捕中托洛茨基被逮捕，但不是在尼古拉耶夫，而是在一个名叫索科夫尼克的大地主庄园里，施维戈夫斯基在这里当园丁。托洛茨基是从扬诺夫卡返回尼古拉耶夫途中路过这里的，身边带有一个大公文包，里面装满手稿、宣传画、信件和各种各样所谓“非法”材料。夜里，施维戈夫斯基把这一包危险品藏在一个卷心菜地窖里，早晨，他要去种树，就拿出来交给托洛茨基以便工作。就在这时宪兵窜了进来。施维戈夫斯基当时正在过道里，赶忙把皮包丢在一个水桶后面。当宪兵押解被捕者离开院子时，他悄悄叮嘱那个做饭的女人把那包裹拿走藏好。这老妇人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就把它埋在花园的雪地里。哪知道，第二年夏天，一个工人在园子里割草，他的两个孩子互相追逐，一下子碰到了皮包。他们把包交给了父亲。后来，包里手稿的笔迹就成为对一些人起诉的证据。尼古拉耶夫古老的监狱完全不适合关押政治犯，何况人数又这么多。托洛茨基和一个名叫亚维奇的青年印刷工人关在一间牢房里。这间牢房很大，足可以关30个人，没有任何家具，炉火阴燃着。门上一个大方洞，还对着一条直通院子的大走廊。1月的严寒是难熬的。夜里他们躺在草垫上，早晨6点草垫就被拿走。托洛茨基和亚维奇常常席地而坐，戴着帽子，穿着大衣和套鞋，互相紧挨着，靠在那微温的炉子上消磨时间，打1～2个小时的盹。这大概是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光。没有提审。大家在牢房里从一个角落跑向另一个角落，借以取暖。有时也聊聊往事，茫然地猜测和憧憬着未来。就这样过了3个星期。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让托洛茨基带着自己东西到监狱办公室去，接着把托洛茨基交给两个高个子宪兵，后者用马车把他带到了赫尔松监狱。这是一幢更古老的建筑。监房也很宽敞，只有一扇狭长的小窗子，关得死死的，还装着粗铁条，几乎透不进光来。隔离是绝对的。托洛茨基不能散步，也接触不到邻居，从那扇为过冬而关上的窗子里什么也看不到，收不到外界任何东西，没有茶叶，也没有白糖。每天中午供应一次犯人汤菜，一份夹盐的黑面包作为早饭和晚饭。托洛茨基老是跟自己嘀咕：能不能晚上一顿省一点，好让早上多吃一点呢？可是吃晚饭的时候他就痛恨起吃了早饭的那个人了。没有洗换的衬衣，3个月他只穿着那一套衬衣。没有肥皂，狱虱恨不得把他给吞掉。他常常给自己任务：沿着牢房的对角线走步。那一年托洛茨基已经18岁。虽然后来他待过二十多个监狱，可是他觉得在这里经历的寂寞比任何一次都难熬。没有一本书、一枝铅笔、一张纸。牢房从来没有通过风。他常常啃一口监狱供给的面包，便一边走着对角线，一边作诗。托洛茨基把民粹派的《纤夫曲》改编成无产阶级的《机器之歌》。他还作过一首革命的喀玛林舞曲。虽然这些诗歌极其平庸，可后来却得到了广泛流传，直到现在的歌集中还在刊行。但是，残酷的寂寞还是在啃噬着他，这时托洛茨基就以巨大的毅力再用那踩歪的鞋跟数起步来。到第三个月的月底，当监狱面包、装满稻草的口袋和虱子已经像白天和黑夜一样成为他的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看守从另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里给他带来一大包东西：干净的衬衣、被褥、枕头、白面包、茶叶、糖、火腿、罐头、苹果、桔子——而且是色彩鲜丽的大桔子……就是31年后的今天，他罗列起这些珍品时也隐藏不住内心的激动。对了，真该死，还忘了果酱、肥皂和梳子。“这是你母亲给你送来的。”副典狱长说。虽然那时托洛茨基还不善于揣测别人的心灵，可从他的语气上立刻明白，这家伙是受了贿赂的。不久，犯人们被用轮船送到敖德萨，关押在几年前按新技术要求建造的一座监狱里的单人牢房里。经过尼古拉耶夫和赫尔松的监狱以后，敖德萨的单人牢房算是很理想的。犯人们击墙、传条、“打电话”，以及通过窗子直接呼叫——一句话，通讯联络不断。托洛茨基击墙给邻居传送了他在赫尔松写的诗，他们给他传送消息。他通过窗口从施维戈夫斯基那儿得知宪兵拿到他的公文包的事，因而他顺利地打乱了企图引他上圈套的德雷姆留卡中校的如意算盘。需要说明的是，此时被捕者还没有像后来那样拒绝提供证词。在敖德萨监狱的最初几个月里，托洛茨基从外界得不到任何书籍，正好满足于监狱图书馆里收藏的主要是多年来的保守的历史和宗教杂志。他如饥似渴地钻了进去。从这些书籍中他了解了古代和现代的教派和异端邪说等，掌握了可以用来反对天主教、新教、托尔斯泰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各种论据。根据托洛茨基的要求，他姐姐从乡下带来了4本外文福音书。他靠着在学校学到的一点德语和法语知识，参照看英语本和法语本，一句句读起福音书来。几个月的时间里，他还真的有了不小的进展。在同亲属会面时，犯人就被关在一个木笼子里，与来访者隔着两层木栅栏。他父亲第一次来看他时，以为他一直被关在狭小的木笼里，伤心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在他问父亲问题时，他只是蠕动着一双苍白的嘴唇，发不出一点声音。托洛茨基永远也忘不了他的那副表情。他母亲来之前已经知道了些这里的情况，所以平静得多。这时，国内革命浪潮逐渐高涨。学生运动发展成为示威游行，哥萨克在鞭打学生，自由派人士对自己子女遭到迫害感到愤慨。社会民主党日益强大，成为工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革命不再是知识分子独有的事业。被捕者的人数与日俱增。监狱里虽然人满为患，可是却能呼吸到自由的空气。第二年年底，“南俄工人同盟案”进行了判决：4名主要被告被遣送东西伯利亚流放4年。宣判以后革命者在莫斯科流放犯转送站又待了半年多。托洛茨基利用这段时间又对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就是在这时，他第一次听到了列宁的名字，并且研究了一番他不久前出版的论述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书。接着托洛茨基写了一本关于尼古拉耶夫工人运动的小册子，偷送到国外，不久便在日内瓦出版。夏天，革命者离开了莫斯科转运监狱，一路上又在别的监狱停顿了几次，直到1900年秋天才到达自己的流放地。2 勒拿河畔的两年勒拿河的河水载着革命者这几艘满载犯人和看守的驳船向下游缓缓流去。夜里异常寒冷，早晨，覆盖在犯人们身上的皮袄结满一层厚霜。沿途每到一个预定的村子，都有一两个人被押上岸去。托洛茨基记得当他们到达乌斯库特村时，已经在河上整整漂了3个星期。在这里，他与一个尼古拉耶夫案子中的女流放犯——托洛茨基最亲近的人留了下来。她就是南俄工人同盟领导人之一的亚历山德拉·利沃芙娜。她对社会主义无限忠诚，加上毫无个人私念，使她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共同的事业把这两个人紧密结合起来。为了彼此不分开，他们在莫斯科转运监狱举行了婚礼。村子里大约有百来户人家。他们在村子边缘的一家人家里安顿了下来。四周是树木，下面便是勒拿河，顺勒拿河往上走有几处金矿。金子的四光在整条勒拿河上闪耀。乌斯库特村曾经有过兴盛时代——那是骚乱、抢劫和凶杀的时代。可如今村子沉寂了。但是，酗酒成性的恶癖却留了下来。他们住处房东老俩口就是饮酒无度积习已久的酒鬼。这里的生活是愚昧、压抑和与世隔绝的。夜里，整个屋子充斥着蟑螂的令人惶惶不安的悉悉声，它们在桌子、床上，甚至在你脸上肆无忌惮的爬动。有时他们甚至不得不搬出去一两天，以便打开门窗，让零下30度的寒气吹进来。夏天，蚊子肆虐，有一头母牛迷了路，竟然在林子里被毒蚊咬死了。农民们只好头上戴着涂了焦油的、用马鬃编织的网罩。春秋天又是一片泥泞。大自然固然绮丽无比，可是在那个年代托洛茨基完全没有心思去欣赏它，而且觉得把时间和精力放在那上面实在太可惜了。他虽然生活在河流和森林之间，却从没有留意过它们的姿容，书籍和个人事务占据了托洛茨基的一切时间。他一边用手驱赶着书页上的蟑螂，一边钻研着马克思的著作。勒拿河是流放者来往的一条大水道。流放期满的人逆河而上回到南方。随着革命形势日益高涨，流放者人数日益增多。各流放点的相互联系从未中断。流放者们经常书信来往，有的信写得很长，几乎就是一篇论文。流放者提出迁居雷经伊尔库茨克省，省长批准，但也不是不可能。于是托洛茨基和亚历山德拉·利沃芙娜搬到了250俄里以外的伊里河边，那儿有他们的朋友。托洛茨基在那里给一个百万富商当了一个时期的管事。他的皮货仓库、店铺和酒馆遍布于一块差不多有比利时加荷兰那么大的地方。这是个势力很大的巨商。有好几千通古斯人为他干活，他叫他们“我的通古斯小子”。他不识字，用画十字代替签名。他整年过着吝啬的生活，可是在一年一度的下诺夫戈罗德的集市上又一下能挥霍几万卢布。托洛茨基为他工作了一个半月。有一天他在记账时把1磅红丹写成了1普特，并把这荒唐的账单寄给了很远的一个店铺。这损坏了托洛茨基的声誉，因此他就辞职了。于是他们又回到乌斯库特。这年冬天酷寒，气温达到零下五十几度。一路上，马车夫不得不时常用手套敲掉马勒上的冰柱。托洛茨基在膝盖上抱着出生才10个月的小女儿，他给女儿头上套了个皮筒子，每当车子一停，总是提心吊胆地掀开来看看她是否还活着。总算旅途一切顺利。不过这家人在乌斯库特没住多久，几个月后省长又允许他们搬到稍南一些的维尔霍伦斯克，那儿也有托洛茨基的一些朋友。一些老民粹派流放者，由于在这里多年，多少有了建树，打下了基础，故而成了流放者的贵族。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是这里的一个特殊阶层。托洛茨基在流放地时，正好一些罢工工人（他们多半不识字）也被流放到这里来，对这些工人，流放正好是不可多得的学习政治和文化的机会。正如在其他囚禁人数集中的场所一样，思想纷争常伴随着私人龃龉而越加激烈。个人之间的冲突，尤其是带有罗曼蒂克色彩的，常常像一出戏，有时甚至就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在维尔霍伦斯克，有一个基辅大学生表现出可能会自杀的迹象，大家就轮流看守着他。托洛茨基看见他桌上有许多亮晶晶的金属片，后来知道，他是在为自己的猎枪制作铅弹。但他仍然死了，大家没有看住他，他是用枪口对着自己胸膛，用脚趾扣动的扳机。流放者默默地把他安葬在一个土岗上。大家都羞于说一些虚伪的话，所以没有人发表演说。各个大流放点上都有自杀者的坟墓。一些流放者（尤其是住在城里的）与周围的一切融为一体，另一些人则借酒浇愁。不管是坐牢还是流放，只有紧张的学习和思考才能挽救自己。托洛茨基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做了一些真正的理论研究工作。在这些年中，在这条勒拿河大水道上，托洛茨基先后认识了捷尔仁斯基、乌里茨基①和其他一些在以后的革命事业中发挥重大作用的青年革命家。大家热切地等待每一批流放犯的到来。一个漆黑的春夜里，人们围坐在河水汹涌的勒拿河边，捷尔仁斯基用波兰语给流放者朗诵了自己写的诗，他的嗓音和他的容貌一样俊美。① 乌里茨基（1873—1918）：俄国革命运动活动家。曾参加1905—1907 年革命。十月革命中任领导起义的党的军事革命总部和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 年被社会革命党人杀害。3 作家“安迪德·奥托”到乌斯库特不久托洛茨基就开始给伊尔库茨克报纸《东方评论》写稿。这是一家由一批老民粹派流放者办的合法地方报纸，偶尔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涉足其中。托洛茨基一开始写些农村通讯，曾激动地等待过第一篇稿子的问世，后来得到编辑部的赏识，逐步转向写文学评论和政论。托洛茨基想取一个笔名，于是就随手翻开一本意大利辞典，一眼就看到antidoto这个字，于是许多年中托洛茨基就用安迪德·奥托这个名字。托洛茨基打趣地跟朋友们解释说他想用马克思主义的解毒药注入到合法的报刊里去。报纸突然把他的稿酬由每行2戈比提高到4戈比，这是托洛茨基成功的最好证明。他开始写农民问题，评述俄罗斯古典作家，论易卜生、霍普特曼和尼采，还有莫泊桑、安德烈耶夫和高尔基等。他整夜整夜地写稿子，反复地修改，力求找到确切的概念或恰当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托洛茨基慢慢地成为一个作家了。从1896年（当时托洛茨基还企图避开革命思想）和从1897年（当时他已参加了革命工作，但仍然力图避开马克思主义）以来，托洛茨基在人生道路上大大前进了。到流放时，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他的人生观和思想方法的基础。在流放中，他努力用他所掌握的新观点研究人类生活中的一些所谓“永恒”的问题，即爱情、死亡、友谊、乐观和悲观等等。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环境中，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在爱、在恨、在憧憬着未来。正如树是由根吸取土壤中的乳汁来养育它的花和果一样，人也在社会经济基础中寻找食物来抚育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包括那些“最崇高”的感情。托洛茨基在当时所写的文学评论实际上只围绕一个主题，那就是个人与社会。不久以前这些文章汇集成集出版了。如果今天他再写这些文章当然会是另一种形式，不过其基本思想不会变。就这样，生命的两年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彼得堡、莫斯科和华沙的大桥下又流过了多少河水！革命运动开始由地下涌上城市的街头。有些省份还暴发了骚动。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在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纷纷建立。他们也与托洛茨基取得了联系。他为他们写过号召书和传单。经过3年的中断以后，托洛茨基又开始投入积极的斗争。流放者们再也不愿意待在他们的监禁地，出现了逃亡的热潮。大家不得不安排一个次序。几乎每个村子都有几个从小就受过老一辈革命者影响的农民，他们愿意用小船、大车或雪橇秘密地把政治家们一站一站地送出去。西伯利亚的警察们其实与流放者一样的无能为力：一望无际的雪原既是他们的帮手，也是他们的天敌。要抓到逃亡者极为困难，他们更多的是把希望寄托在逃亡者自己在河里淹死或在原始森林里冻死。革命运动广泛开展，但仍处于分割的状态，每个地区每个城市都在进行各自的斗争，而沙皇政府却有着一致行动的绝大优势，所以建立一个中央集权政党的想法在许多人的脑子里萦绕。托洛茨基就这个问题写了一篇文章，其抄本流传于各流放点，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流放者以为这个问题尚未引起国内外同志足够的重视，其实，他们早就想到这一问题，并且已经开始行动了。1902年夏季，托洛茨基收到从伊尔库茨克寄来的几本书，封皮下藏着用考究的薄纸印刷的最新国外出版物。这时流放者才知道，国外出版了一份马克思主义报纸《火星报》，其任务就是建立一个以铁的纪律为保障、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中央集权的革命组织。在日内瓦出版的由列宁撰写的小册子《怎么办？》也传到流放者这里。托洛茨基觉得他的那些手抄文章、报纸上发表的论文和为西伯利亚同盟草拟的宣言等等在新的巨大任务面前显得太渺小和太落后了。应当寻找另外的活动领域，应当逃走。这时托洛茨基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小的才4个月。在西伯利亚条件下生活十分艰难，托洛茨基的逃跑将给亚历山德拉·利沃芙娜增加双倍的负担。但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是一个字：走！对于她来说，革命的义务压倒一切的想法，首先是压倒了个人的欲望。当这对患难夫妻认识新任务时，妻子首先提出让丈夫逃走的问题，并消除了托洛茨基对出走的所有疑虑。由于她的出色的掩护，托洛茨基逃走后好几天警察还未察觉。托洛茨基从国外几乎无法与她联系。以后她又遭受第二次流放。后来这对患难夫妻只偶尔见过几次。生活使他们分开了，但他们的思想联系和友谊却是长存的。第七章逃跑1 逃出流放地春天临近了，道路又将泥泞不堪。托洛茨基为了加快逃跑过程，决定两轮并作一轮进行。一位农民朋友同意把他和一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女译者E.T.送出维尔霍伦斯克。夜晚，在田野里过夜的时候，他将逃跑者用干草和蒲席盖起来，伪装成他车上的货物。这时，为了赢得两天的时间，托洛茨基家里也用被子做成一个假人躺在床上，装成生病的样子。车夫以西伯利亚人的习惯，风驰电掣般赶路，1小时甚至跑20俄里。车子颠得厉害，托洛茨基用脊背计算着路上的坑洼，那位女伴一直呻吟不止。途中换了两匹马。快要到铁路时托洛茨基跟她分了手，为了不至于两人同时遭不测，托洛茨基顺利进入车厢，车厢里已经有几个伊尔库茨克朋友替他准备了一只箱子，里面放着洗烫好的衣服、领带和其他象征文明的东西。托洛茨基手上拿着格奈迪奇译成俄文的荷马的六脚韵诗，口袋里放着一张填有托洛茨基名字的证件。托洛茨基是他随意起的一个名字，想不到后来他竟一生用了它。托洛茨基乘火车向西行。车站上的宪兵都漫不经心地把他放了过去。身材高大的西伯利亚女人把烧鸡、乳猪、瓶装牛奶和一堆堆面包拿到车站上来卖，每个车站都像是西伯利亚土产的博览会。一路上，旅客们只是不住地喝茶和嚼便宜的西伯利亚圆面包。托洛茨基一面读着六脚韵诗，一面想象着国外生活。整个逃跑过程无一点儿浪漫色彩，只是不断地喝茶和嚼面包而已。2 加入《火星报》托洛茨基来到了萨马拉。这里聚集着《火星报》一个国内班子。领导人叫克勒尔，他就是现今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克尔日让诺夫斯基。他和他妻子都是列宁在 1894—1895年间在彼得格勒从事社会民主党工作期间和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的朋友。托洛茨基在萨马拉算是正式参加了《火星报》组织，克勒尔给托洛茨基起了个地下工作假名叫“彼罗”，俄文的意思是“笔杆子”。这是对托洛茨基在西伯利亚当记者取得的成就的赞赏。《火星报》正在为重新建党而努力。1898年3月在明斯克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未能建成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党。大逮捕摧毁了在全国尚无坚实基础的年轻的组织。此后，革命运动在一些分散的中心发展，大多具有地方色彩。与此同时，它的思想水平降低了。在争取群众的斗争中，社会民主党人连政治口号也不提了，因而逐渐形成了一个所谓“经济派”。上世纪最后一两年产生的危机加剧了国内对抗，推动了政治运动的发展。《火星报》为建立中央集权革命政党同地方主义和“经济派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火星报》总部由于处在国外，并在职业革命家中挑选它的成员，这就保证了它的组织的稳固性。这时《火星报》的支持者仍然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他们在努力控制社会民主党各地方委员会，并为召开保证《火星报》思想和方法取得胜利的党代会而斗争。这可以说是这个革命组织发展的最初大致轮廓。这个革命组织在发展与巩固中与工人群众建立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并且带领他们进行了越来越广泛的斗争，因而在经过短短的15年后推翻了沙皇政权。3 组织偷越国界受萨马拉组织的委派，托洛茨基前往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和基辅，与一些已经参加《火星报》组织和需要争取其参加组织的革命者联系。他一无所获地返回了萨马拉：南方的通讯联络相当薄弱，在哈尔科夫，地址不对；在波尔塔瓦，遇到了地方主义者。很显然，蜻蜓点水是什么也干不成的，非得脚踏实地地工作。此时，与萨马拉组织保持频繁通讯联系的列宁催促托洛茨基去国外。克勒尔给托洛茨基提供了路费，并且告诉了他一些在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克附近越过奥地利国境的必要知识。托洛茨基很顺利地乘火车到达边境地带。在最后一站，警察要他拿出证件，当检查了他的伪造证件并且认为完全符合手续时，托洛茨基真是惊喜万分。负责指导偷渡的是一名中学生（现今他是一位知名化学家，正在领导一个科学研究所）。他当时的政治观点是支持社会革命党。当他知道托洛茨基是《火星报》组织成员时，便立即绷着脸说道：“最近几期《火星报》一直在无耻地攻击恐怖主义，你知道吗？”托洛茨基正准备跟他争论一番，哪知这个中学生又愤怒地补充一句：“我不送你过国境了！”这个结局倒大出托洛茨基的意料。不过，他这样做是完全合情合理的。15年以后大家才用手中的武器推翻了社会革命党人，可那时，这个历史前景又有谁能知道呢？托洛茨基争辩说：“不能因为《火星报》上的一篇文章而惩罚我，并且声称，没有向导，我就在这儿不走。”那中学生终于软了下来。“好吧，我送你过去，不过你告诉他们，这是最后一次！”中学生安排托洛茨基在一个搞商品推销的单身汉屋里过了夜，第二天，把他交给了布罗达镇的走私贩。整整一天托洛茨基躲在一个乌克兰农民的谷仓的草堆里，主人不时递几个西瓜给他解渴。夜里，下着大雨，他带托洛茨基过国境线。他们在茫茫黑夜中跌跌撞撞地涉水走了很久。“喂，爬到我背上来。”向导说道。“前面尽是水潭。”托洛茨基不愿意。“到了那边，你浑身湿透，是绝对不行的。”那乌克兰人坚持道。于是托洛茨基不得不让他背着走，不过就这样鞋子还是灌满了水。15分钟以后，他们到了奥地利那边的布罗达镇，在一家犹太人的农舍里烤淋湿的衣服。第二天，在银行兑换了钞票以后，托洛茨基发现自己的钱不够到目的地苏黎世——他要到那儿去会见阿克雪里罗德① 。他买了一张到维也纳的票，决定先到那儿再说。① 阿克雪里罗德（1868—1946）：俄国哲学家和文艺学家。1892 年加入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解放社”，后参加列宁在国外创办的《火星报》编辑部工作，1903 年成为孟什维克。晚年从事艺术和社会学的研究。到了维也纳，使他惊讶的是，尽管他在学校学过德语，可是竟然没有一个人说的话他能听懂，大多数路人也听不懂他的话。托洛茨基总算跟一个戴红帽子的老人解释清楚他要找《工人日报》编辑部——他决定跟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克多·阿德勒说明俄国革命的利益要求他尽快前往苏黎世。这位老人答应带托洛茨基到需要去的地方。他们走了1个小时到了那儿，可是报社在两年前已经迁往别处。他们又走了半个钟头，才找到它。可看门人说不接待。托洛茨基没有什么可付给那向导的。他饥肠辘辘，更主要的是，他要到苏黎世去。从楼上下来遇到一位看上去不太和蔼的高个子先生。托洛茨基向他打听阿德勒先生是否在此。“你知道今天是星期几吗？”他板着面孔问托洛斯基。他不知道。乘火车，坐大车，夜宿推销员小屋，以及藏身乌克兰人谷仓等等使这个流放犯失去了时间感。“今天是星期天！”高个子绅士宣告说，一面打算从他身边走开。“那没关系——我需要会见阿德勒先生。”这里，托洛茨基的这位谈话者对他嚷道——这个人的声音就像一个营长向全营士兵下命令冲锋：“告诉你，星期天阿德勒先生不会客！”“我有重要事情。”他坚持着。“哪怕再重要十倍也不行，懂吗？”此人名福列兹·奥斯特列茨，是编辑部出名的“风暴先生”，说起话来，正如雨果所说，像电闪雷鸣。“即使你带来了天大消息，比方说你们的沙皇被杀，你们那儿爆发了革命——听见了吗？——你也没有权利影响博士先生休息！”托洛茨基开始为这位先生洪亮的嗓音所打动，但他仍然认为他是在胡诌。星期天休息不可能比革命的需要更重要。托洛茨基决定决不后退：必须去苏黎世，《火星报》编辑部在等着他。此外，他还是从西伯利亚出来的。这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托洛茨基站在楼梯下，挡住了“风暴先生”的去路。最后终于达到了目的：奥斯特列茨把阿德勒的地址告诉了他。在原先那位向导陪同下，他来到了阿德勒的住所。出来见托洛茨基的人个子矮小，拱肩缩背，几乎是个驼子，此外，他的两眼肿胀，脸色显得十分疲惫。原来维也纳正在进行地方自治会选举，阿德勒前天曾在几个会议上发表演说，夜里又在赶写文章和号召书。这些都是一刻钟后他的儿媳告诉托洛茨基的。“博士，请原谅我打扰了您星期天休息……”“说吧，说吧……”此人外表冷漠，但声音并不吓人，而是鼓励托洛斯基说下去。他额头上的每一道皱纹都透出他的智慧。“我是个俄国人……”“这你不需要说明，我已经看出来了。”托洛茨基跟正在用眼睛敏捷地打量他的博士谈到在编辑部门口同那位先生的谈话。“是这样？他这么对你说？这可能是谁呢？高个子？大喊大叫？这是奥斯特列茨。你说他大喊大叫？对，是奥斯特列茨。不要去管他。要是你带来俄国革命的消息，可以半夜敲我的门……卡佳！卡佳！”他忽然叫起人来。他的儿媳妇，一个俄罗斯女人，应声走了出来。“好了，现在你的事好办多了。”说完，他就走出房间。这样，托洛茨基以后的行程就有了保障。第八章第一次流亡国外1 与列宁在一起的日子1902年秋天，大约是10月的一个清晨，托洛茨基从苏黎世，经巴黎，来到伦敦。他用打手势的办法雇到一辆英国街头常见的单马拉的马车，请车夫按一张纸条把托洛茨基带到应去的地方。这地方就是列宁的住所。在苏黎世时他们告诉了他暗号：轻击三下门环。纳杰日达·康士坦丁诺芙娜开了门，看得出是他的敲门声把她从床上叫了起来。时间实在是太早，凡是稍微懂一点礼貌的人都会在车站上等一两个小时，不会在这天亮之时贸然地去敲一个陌生人的门。可是托洛茨基身上仍然充满着从维尔霍伦斯克逃出来时的那股冲劲儿，在苏黎世，比这更唐突——不是早晨，而是半夜里在敲阿克雪里罗德的门。列宁尚在床上，他脸上的表情是热情融合着合理的惊讶。托洛茨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次会见列宁并与他进行第一次谈话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纳杰日达·康士坦丁诺芙娜已从克勒尔的信中知道托洛茨基要来，并且一直在等着他，所以一见面他们就说：“彼罗来了。”托洛茨基对他们讲了他在俄国得到的零碎的印象：南方的通讯联络很差，哈尔科夫联络点地址不确，《南方工人》编辑部反对联合，偷越奥地利边境工作掌握在一个反对火星派的中学生手里等等。这些事情本身确实并不那么令人鼓舞，但是信仰足以弥补缺陷，而且绰绰有余。不是当天早上就是第二天上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陪托洛茨基观光了伦敦街景，指给他看了韦斯明斯特大桥和其他一些有名建筑。那一次，他似乎对伦敦的建筑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兴趣。他从维尔霍伦斯克逃到国外，虽然是第一次出国，但也只是走马观花地浏览了一下维也纳、巴黎和伦敦，所以对韦斯明斯特桥这样的“细节”也就无暇顾及了。何况列宁花这么多时间陪他出来当然不是为了逛大街，他是为了进一步了解并考察托洛茨基。列宁的考察确实很仔细。托洛茨基介绍了革命者在西伯利亚的争论（主要是关于建立中心组织的问题），他对这一问题所写的报告，以及他在伊尔库斯克（他曾在那儿住过几个星期）同老民粹派们的冲突等。列宁仔细地听着对方的叙述。“理论问题怎么样？”托洛茨基汇报说他们在莫斯科转运监狱集体学习了他的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在流放地学习了《资本论》，但还只学到第二卷。他们根据第一手资料认真研究了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争论。没有人赞同伯恩施坦的观点。在哲学方面，他们对波格丹诺夫的著作很感兴趣，因为他把马克思主义同马赫—阿劳那留斯的认识论结合了起来。关于托洛茨基的工作，这次谈话只是一般地提了提。列宁建议他在国外住一段时间，了解一下当代文献，熟悉熟悉环境。不管怎样，托洛茨基还是打算过一段时间以后，秘密回国去从事实际的革命工作。纳杰日达·康士坦丁诺芙娜带托洛茨基经过几个街区来到一所房子，这儿住着查苏利奇① 、马尔托夫②和《火星报》印刷厂经理勃留缅费尔德。他们在这儿为托洛茨基安排了一个空房间。这幢房子，按英国人习惯，房间是上下安排的，楼下住着女房东，楼上全是房客。还有一间公用的大房间，可以在里面喝喝咖啡、抽抽烟和无休止地谈话。房间搞得十分凌乱。这跟查苏利奇，也许还有马尔托夫不无关系。难怪普列汉诺夫第一次到这里后就说这里是狗窝。① 查苏利奇（1849—1919）：俄国女革命家。1868 年加入民粹派，曾只身刺杀彼得堡市长特列波夫，1883年参与组建劳动解放社，后成为《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委。1903 年起成为孟什维克。② 马尔托夫（1873—1925）：俄国革命家。1900 年起任《火星报》编委，1903 年后成为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晚年侨居国外。就这样，开始了托洛茨基生命中的短暂的伦敦时期。他贪婪地研究已出版的《火星报》和该报编印发行的《曙光》周刊。这是些非常出色的出版物，把深刻的科学性和革命热情结合起来了。托洛茨基深深地为《火星报》所吸引，并且为自己的学识浅薄而羞愧，下决心尽快地努力赶上去。不久他参加了《火星报》编辑部的工作。起先托洛茨基写些短小的评论，尔后就开始写政论文章，甚至写社论。就在这个时期，托洛茨基到白会堂做过一次讲演，同俄侨中的元老塔科夫斯基和同样不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切尔格佐夫进行了交锋。他记得回家时他兴奋极了，简直飘飘然起来。帮助托洛茨基同白会堂以至同整个外界搭桥的是一位长期居住伦敦的老侨民阿列克塞耶夫，他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同《火星报》编辑部关系十分密切。他向托洛茨基介绍英国生活的种种情形，提供各种各样知识。阿列克塞耶夫非常崇敬列宁，他告诉托洛茨基：“我认为对俄国革命来说，列宁比普列汉诺夫更重要。”一个星期天，托洛茨基同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去伦敦一座教堂，参加英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个集会。会上讲演和唱赞美歌交替进行。一个刚从澳大利亚回国的排字工人发表演说，谈到社会革命问题。然后全体起立，高唱“万能的主啊，让世界上不再有帝王和富人吧！”托洛茨基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在英国无产阶级中有许许多多革命者和社会主义分子，”当人们从教堂出来时，列宁说道，“但这一切和保守、宗教及偏见搀和在一起了，不知为什么，总不能打破这些东西使他们统一起来。”列宁常在不列颠图书馆里度过很长时间，进行理论研究或为报纸写文章。在他的帮助下托洛茨基也得以走进这座神圣的殿堂，于是托洛茨基如饥似渴地一头扎进了图书的海洋中。可惜不久以后，他不得不离开英国前往欧洲大陆，只好中断了学习。2 “巡回演说”托洛茨基在白会堂做过几次“尝试性”的讲演后，他连续被派到布鲁塞尔、日内瓦和巴黎去做巡回演说。托洛茨基的讲演主题是驳斥所谓“俄国主观派”的批评，捍卫历史唯物主义。列宁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他把讲演的详细提纲给列宁看了，列宁建议他把提纲加工成论文，在后一期《曙光》上发表。他没有这样做，因为托洛茨基没有勇气把它同普列汉诺夫等人的严谨的理论文章放在一起。托洛茨基在巴黎没待多久就接到电报立即返回伦敦。原来是派他秘密潜回俄国：国内又遭大逮捕，缺乏人手。可是还没等他回到伦敦计划就改变了。当时住在伦敦并与托洛茨基关系很好的提依奇告诉他，说他极力“袒护”托洛茨基，用各种理由说明要让“小青年”（他总是这样称呼托洛茨基）在国外多待一些时间，以便能再学习学习，后来列宁同意了他的意见。于是托洛茨基又回到巴黎。巴黎与伦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有一大批俄国侨民大学生。各政党都在为争取这些大学生而相互展开激烈的斗争。鉴于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生们的一再请求，列宁答应前来巴黎高等学院做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这所学院是由被俄国大学驱逐出来的教授们所创办的。自由主义派的教授们希望这位不适宜的演讲人尽可能地不要引起争论。可是列宁没有接受这个要求，一开始就声称：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理论，所以从本质上说，他就是论战的学说。托洛茨基记得，第一次讲演前列宁显得很激动，不过，一踏上讲坛他就变得镇定自若了。来听讲演的加姆巴洛夫教授对他用一句话概括了自己印象：“真正的教授！”显然，他认为这就是最高的评价了。大家决定请列宁看一场歌剧。一切由谢多娃去安排。列宁夹着他做报告时带的公文包走进了巴黎歌剧院。除了列宁以外还有谢多娃和托洛茨基，也许还有马尔托夫——坐在包厢里。这次看戏还发生一件与歌剧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列宁买了一双皮鞋，可是嫌小。当时托洛茨基正好要买双鞋，于是就拿过列宁的皮鞋，刚上脚时觉得正合适，去看歌剧的路上也走得挺不错，可是在剧场坐定以后脚就开始不好受了，回来时路上更是痛得厉害。列宁一路上无情地取笑托洛茨基，因为他自己穿着这双鞋已经吃过好几个小时的苦头。第九章党代表大会和分裂1 列宁的推荐信列宁30岁时出国，各方面均已成熟。在俄国，无论是在大学生中间、在最早的社会民主党小组里，还是在各流放地，他都占有重要的突出地位。所有同他会过面或与他在一起工作的人都承认他有非凡的力量，他自己也不会不认识到这一点。他出国时已经具有系统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革命经验。在国外，“劳动解放社”及其领袖普列汉诺夫在等待他。普列汉诺夫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几代人的导师，理论家、政治家、评论家和演说家，闻名全欧，同欧洲有着广泛的联系。同普列汉诺夫并列的还有另外两位权威人士：查苏利奇和阿克雪里罗德。人们之所以推崇维拉·伊凡诺芙娜·查苏利奇，不但因为她有着光辉的经历，还因为她具有敏锐的头脑、广博的（特别是历史方面的）知识和稀有的心理洞察力。正是通过查苏利奇的关系，“劳动解放社”同老年的恩格斯有过交往。阿克雪里罗德与普列汉诺夫和查苏利奇不同，后两位与拉丁语系各国社会党有着紧密联系，而他在“劳动解放社”里则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和经验。然而近几年来，普列汉诺夫在逐渐衰退。使他的力量日渐削弱的原因也正是使列宁的力量日渐增强的原因，这就是革命的临近。普列汉诺夫的全部活动都带有思想准备的性质，他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和辩论家，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越是临近，普列汉诺夫的基础越是不稳固。他自己不能不感到这一点，这也就是往往使他对青年动怒的原因。列宁是《火星报》的政治领导，马尔托夫是报纸的主要评论家。他文章写得很快，滔滔不绝，就像他说话一样。可是现在最亲密的合作者马尔托夫在同列宁肩并肩工作时感到不自在了。他们彼此仍然称“你”，可是关系明显地冷淡。马尔托夫注重当前——眼前的事态，眼前的文字工作、政论、消息以及谈话等等。而列宁则立足今天，瞻望明天。马尔托夫常常提出许多过不久他自己也会忘却的机智的推论、假设和建议，而列宁总是只提出需要的东西，而且要等到需要的时候。马尔托夫的思想精巧微妙，常常使得列宁惊恐不安地摇头。不同的政治路线当时尚未形成，因而分歧未能明显地暴露出来。以后，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火星派终于分裂成“强硬派”和“温和派”。这个称呼一度很流行。这就证明，当初，即使还没有明显的路线上的分歧，至少在对待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态度、决心和准备程度上是不同的。甚至在代表大会之前，即在分裂之前，已经有人把列宁说成是“强硬派”，把马尔托夫说成是“温和派”。他们两人也都知道这一点。列宁常常用批评的和多少有点疑惑的目光打量着他曾经给予过高度评价的马尔托夫，而马尔托夫一旦感觉到这种目光后，便显得十分苦恼，并且神经质地耸耸他那瘦削的肩膀。在他们俩会面时，谈话中已经没有友好的语调和轻松的玩笑，至少托洛茨基看到的是这样。列宁说话时目光不向着马尔托夫，而马尔托夫则戴着那副老是耷拉着、永远也擦不干净的夹鼻眼镜，两眼发愣。列宁同托洛茨基谈到马尔托夫时，语音里总有一种特殊的语调：“怎么，是尤里说的。”在说到“尤里”两个字时略微带有一点儿强调意味，仿佛已提醒别人：“人是个很好的人，甚至是个杰出人物，就是太软弱。”不用说，在与列宁疏远这方面，查苏利奇对马尔托夫也有影响，倒不是政治上，主要是心理上。列宁把同国内的联系全部集中在自己的手里。编辑部秘书是他的妻子纳杰日达·康士坦丁诺芙娜·克鲁普斯卡娅。她成了全部组织工作的中心，她接待来的同志，为将要离去的同志安排行程，确定联系的方法和接头地点，写信和翻译密码等。她的房间里总是有一股烧纸的焦味，这是阅读密信必须烘烤的结果。她常常以温和执着的语气抱怨有的人写得太简单，密码弄错了，或是用化学墨水写得两行重叠在一起等等。列宁竭力在日常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中最大限度地摆脱老前辈首先是普列汉诺夫的干预，他与后者早就因各种口实多次发生激烈的争执，特别是在制定党纲草案问题上。列宁最初的草案是针对普列汉诺夫的草案提出的，故而遭到后者的猛烈批评，而且是用格奥尔基·瓦连季诺维奇在这种情况下常用的那种傲慢和嘲笑的方式。列宁当然不会为此晕头转向，也不会被吓倒。斗争具有戏剧性特点。查苏利奇和马尔托夫充当了中间人的角色：前者代表普列汉诺夫，后者代表列宁。两位中间人心平气和、尽心尽力地调解，再说，他们俩之间的关系也是很好的。维拉·伊凡诺芙娜后来告诉托洛茨基，她曾对列宁说：“若尔什（即普列汉诺夫）是一条猎狗，它咬住一件东西，咬着咬着，就把它丢掉；而您是一只叭喇狗，您总是咬住不放。”维拉·伊凡诺芙娜在告诉托洛茨基这段话时还补充说道：“他（指列宁）对这个比喻很感兴趣。‘咬住不放？’他高兴地又问了一遍。”维拉·伊凡诺芙娜得意地模仿起列宁发问的语调和口型，就——P这个卷舌音，列宁总是发得不太清楚。所有这些冲突早在托洛茨基来到之前就已发生。他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些分歧，更不知道还因为托洛茨基的问题使编辑部的关系更加恶化。在托洛茨基到国外4个月以后，有一天，列宁写了封信给普列汉诺夫：我向编辑部全体成员建议补选“彼罗”为编辑部的具有同等权利的成员（我认为这一补选不仅要多数通过，而且要形成一致的决议）。我们非常需要有第七个成员，这就既便于表决（因为6是偶数），又能增添力量。好几个月来，每一期上都有“彼罗”的文章。总的说来，他为《火星报》竭尽全力；还四处巡回演说（并取得了很大成功）。他很能写论文和时事短译，而且这样的人是绝对必需的。毫无疑问，这是一位难得的人材，他具有信心和活力，大有发展前途。在翻译和写通俗作品方面他也能大有作为。可能存在的反对理由是：1)年轻；2)（也许）近期要返回俄国；3)文章带有小品的余风，用词过于追求华丽，等等。关于第一点：“彼罗”将担任的不是独立的职务，而是编辑部的一员，他会逐渐变得有经验的。他无疑具有党员和火星派成员所要求的“嗅觉”，而知识和经验——只是时间问题。至于他的工作情况，这也是无庸置疑的。为了最后抓住他和鼓励他，必须尽快将他补选进来。关于第二点：如果“彼罗”熟悉了所有的工作，那他可能不一定很快离开。即使走了，他同编辑部的组织联系和从属关系也将有益无害。关于第三点：文风中的缺点不是重要问题。他能克服这个缺点，现在他已在悄悄地“修正”它（虽然并非很乐意地）。此外，在编辑部里会进行争论，这样，编辑部的表示因此我建议：1)编辑部全体6个成员立即就完全接纳“彼罗”问题进行表决；2)如果他被接纳，立即调整编辑部内部关系和完善表决制度，制定一项明确的章程。这对我们，以及对代表大会都是重要的。又及，我认为拖延接纳是极为不合适的和笨拙的，因为我已觉得“彼罗”对自己仍处于悬浮状态，以及在他看来仍被以“小青年”对待，已经表示出十分不满（虽然没有公开表示出来）。如果我们不接纳他，很可能，比方说一个月以后，他就会回国。我相信他一定会认为我们不愿意接纳他进编辑部。那我们将“失去”他，这样就太糟糕了。1903年3月2日于巴黎除了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以外，托洛茨基几乎全文引述了这封他不久以前才知道的信件，它在很大程度上说明编辑部内部情况、列宁的特点以及他对托洛茨基的态度。为他是否进入编辑部而在幕后进行的斗争，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托洛茨基一无所知。列宁所说的因为没有把托洛茨基放进编辑部而他“十分不满”的话是不真实的，完全不是他当时的情绪。实际上这个问题托洛茨基从来都没有想过。他对于编辑部就像一个学生对老师一样地敬重。托洛茨基当时才23岁，编辑部最年轻的成员马尔托夫也比托洛茨基年长7岁，列宁更比他大10岁。命运把托洛茨基放在这些杰出人物的身边，他已经十分满足了。托洛茨基能向他们每一个人学到许多东西，事实上他的确在努力地向他们学习。列宁的关于托洛茨基不满意的说法是从何而来呢？他认为这是他采取的一种策略。列宁无非是想进行论证，使人相信，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列宁故意利用托洛茨基的不满和可能要脱离编辑部来吓唬编辑部的其他成员，这也是他的一条补充理由，如此而已。列宁的信发出10天以后，马尔托夫写信给阿克雪里罗德，说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我们吸收你认识的“彼罗”到编辑部，并享有全权。他在文字工作方面有非凡的才能，在思想上也完全是“自己人”。他全心全意为《火星报》工作，并且由于他的卓越的演说才能使他在这里（在国外）有着很大的影响。他的口才非常好，简直妙不可言。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欣赏他这一点。他有知识，并且在一直不断地充实自己。我无条件地同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建议。马尔托夫在这封信里表现出自己只是列宁的一个忠实的响应者，但他没有重复关于托洛茨基的“不满”的事。他同马尔托夫住在一幢房子里，天天在一起工作，要想考察托洛茨基是不是急不可耐地想成为编辑部成员是太方便不过的了。为什么列宁这样急于要让托洛茨基参加编辑部呢？他显然是想在编辑部里取得稳定的多数。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编辑部常常形成对等的两派：老年派（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和阿克雪里罗德）和少壮派（列宁、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列宁坚信在一些紧要的问题上托洛茨基会同他站在一起。有一次为了反对普列汉诺夫，列宁把托洛茨基叫到一边悄悄地对他说：“让马尔托夫去对付普列汉诺夫，他说话转弯抹角，而你只会单刀直入。”当列宁发现托洛茨基感到迷惑不解，又补充道：“就我来说，也是喜欢单刀直入，可是这回对付普列汉诺夫需要转弯抹角。”列宁的关于吸收托洛茨基加入编辑部的建议由于普列汉诺夫的反对而告吹。更糟糕的是，这个建议成了普列汉诺夫以后对托洛茨基抱有成见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也猜想到列宁是在寻求稳定的多数以反对他。改组编辑部的事决定推迟到代表大会上解决。但是编辑部没有等到代表大会就通过决议请托洛茨基列席编辑部会议，普列汉诺夫对这个决议也坚决反对。2 伦敦代表大会和火星派分裂预定召开代表大会的日期日益临近。最后决定把编辑部迁往瑞士日内瓦，因为那里生活费用较低廉，与国内联系也较容易。列宁很勉强地同意了这个决定。谢多娃后来写道：“在日内瓦，我们住在顶楼的两个小房间里，列·达全力投入了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我正在准备回国参加党的工作。”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的劳动合作协会本部举行。提供开会的仓库相当隐蔽，里面堆满了一包一包的羊毛，因而代表们也就时时受到无数跳蚤的袭击。更糟糕的是从第一天起代表们就受到紧紧的跟踪，受到严密的监视。托洛茨基是以一份素不相识的保加利亚萨莫科夫—利耶夫的护照住下的。可是，他在布鲁塞尔逗留的第二个星期的一天早晨，突然收到一张致萨莫科夫—利耶夫的通知书，要他明日上午带着护照去警察局一趟。当天其他代表也都收到一张这样的通知。所有去警察局的人都被限令在 24小时内离开比利时。托洛茨基没有去警察局，而是直接动身前往伦敦，因为代表大会已决定转移到那里举行。随着代表大会的进展，《火星报》主要干部之间的矛盾逐渐暴露，“强硬派”和“温和派”的区别也愈加明显。分歧最初集中在党章第一条上，即什么人可以作为党员的问题。列宁坚持把党同地下组织等同起来，马尔托夫则认为在地下组织领导下的人都可以作为党员。这个矛盾并不存在实际意义，因为两种方案都确定只有地下组织成员才有表决权。然而，两种背离的倾向是确定无疑的。列宁要求党组织必须轮廓分明和十分明确，马尔托夫则倾向建立一个较为松散的组织。代表们在这个问题上结成的派别决定了大会的以后全部进程，包括党的领导机关的组成问题。幕后进行了争取每一个代表的工作。列宁竭力要把托洛茨基拉到他一边来。有一次，他和克拉希科夫一起跟托洛茨基做了一次很长时间的散步，其间，他们俩尽力使托洛茨基相信马尔托夫同他走的不是一条路，因为马尔托夫是个“温和派”。克拉希科夫在历数编辑部其他成员的特点时用词十分无礼，以致列宁皱起了眉，托洛茨基更是惊恐。在他对编辑部的态度中仍然有不少年轻人的感情用事的成分。这次谈话非但没有使托洛茨基靠近他们，反而疏远了。分歧是模糊不清的，与会者都在探求分歧的真谛。决定召开一次火星派基本成员会议，以求做些澄清。可是在推选谁当主席问题上遇到了困难。“我建议由‘便雅闵①’当主席。”捷依奇为了使大家摆脱困境提议道。① 便雅闵是圣经中犹太族长雅各的最小儿子。这样，托洛茨基就不得不担当起了这次重要的火星派成员会议的主席重任。正是这次会议种下了以后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种子。与会者的神情都紧张到了极点。会议进行到最后，列宁“砰”地一声带上门，愤然离去。在激烈的党内斗争中，这是托洛茨基惟一的一次看见他失去自持。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分歧在代表大会上完全暴露出来。列宁派女代表兹和她弟弟季米特里来找托洛茨基，再一次试图争取他站到“强硬派”方面去。谈话在一个公园里进行，持续了几个小时。这两位使者怎么也不肯放托洛茨基走。“我们得到命令，无论如何要把你争取过来。”他们说。最后托洛茨基断然拒绝跟随他们。对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来说，分裂是完全意想不到的。列宁，这位斗争中最积极的人物，也没有预见到分裂并且绝不愿意分裂。双方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事端弄得心烦意乱。列宁在会后患了几个星期的头痛病。谢多娃后来在笔记里写道：列·达几乎每天都从伦敦写信来，信里表现出日益增长的恐慌，最后，他怀着绝望的心情报告了《火星报》的分裂：《火星报》再也不存在了，它死了……《火星报》的分裂使我们极为难受。托洛茨基的观点是这样的，他说：“革命的集权是非常必要的，是一条硬性和严格的原则，它对待从前是同一思想的个人或整个团体往往采取冷酷无情的态度。列宁常常喜欢用“不调和的”和“无情的”这样的词汇不是偶然的。只有摆脱所有卑鄙的个人私欲，为了一个坚定的革命目标而进行高度自觉的革命斗争的人，才能证明这种冷酷无情是正确的。我认为我是一个主张集权的人。但是，应当承认，在那个时期我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一个革命政党为了要带领千百万群众投入反对旧制度的斗争必须要有强力和专断的集权。我的青年时代前期是在敖德萨度过的，那里比别的地方多延续了5年的反动沉闷的气氛，列宁的青年时期则处于民意党人活动频繁的年代，而比我年轻几岁的又生活在新的政治高涨环境之中。1903年伦敦代表大会前，革命对我来说多半仍然是一个理性的抽象概念。我还没有认识列宁的集权思想是从一个明确的、经过独立思考的革命概念中所引出的逻辑结论。在聚杂在“火星”旗帜下的人们还普遍存在着模糊思想和认识时，正是列宁一个人完全、彻底地看见了明天，看见了他们所面临的全部严峻的任务、激烈的斗争和无数的牺牲。”第十章回到俄国1 基辅—彼得堡—芬兰托洛茨基同第二次代表大会孟什维克（即少数派）的联系是短暂的。他赞成把分裂只看成是一个影响较大的插曲，尽快同布尔什维克（即多数派）实行联合，而另一些人则把代表大会的分裂作为走向机会主义的起点。1904年整整一年中，他都在同孟什维克集团的领导人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不断发生冲突。冲突围绕两点，即对待自由主义和对待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托洛茨基主张对自由派争夺群众的企图予以坚决回击，并一再坚持要求社会民主党两派联合起来。1904年9月，他正式宣布退出孟什维克。实际上他从4月开始就没有参加它的活动。在这期间，托洛茨基为了远避俄国侨民，到慕尼黑去住了几个月。慕尼黑在当时被认为是德国最民主和最富艺术性的城市。在这里，他不仅结识了慕尼黑美术陈列馆和《朴实人》杂志，还深入了解了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的情况。在党代会召开的时候，整个俄国南部席卷了一股强大的罢工浪潮，农民骚动越来越频繁，许多大学也沸腾了。俄日战争曾短暂地扼制了运动的发展，但沙皇政府在战争中的失利又很快成为革命的强大推动力。报界更敢于说话；恐怖行动更加加剧；自由派在觉醒，并发起了一场宴会运动。1904年11月，俄国许多城市的地方自治派自由主义分子在各地举行的司法改革40周年宴会上提出政治改革的请愿书。就在这时，1905年1月23日①早晨，流血星期日的消息传到德国，托洛茨基全身的血液沸腾了。① 1905 年1 月22 日（星期日），彼得堡大批工人在加邦牧师带领下，手执教会旗帜和沙皇肖像，来到冬宫前广场，向沙皇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和劳动条件。游行队伍遭到军队镇压，工人及其妻儿死伤达数千人。近代史上称这一天为“流血的星期日”。托洛茨基再也不能留在国外了。代表大会以后他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已经结束，后来又脱离了孟什维克，他只能单枪匹马地干了。托洛茨基通过大学生们弄到一张护照，同妻子（她已于1904年秋再次来到这里）一起来到慕尼黑，然后又转到维也纳。此时大批流亡者纷纷准备回国。维克多·阿德勒忙得不可开交：为流亡者筹款，弄护照，还要联系落脚点……请来一个化妆师，就在他家为托洛茨基化妆，因为俄国在国外的密探早就十分熟悉他的外貌。托洛茨基的妻子先行前往基辅，以便安排住处和接上关系。他也于2月携带一张退职陆军准尉阿尔布佐夫护照来到基辅。一连几个星期，他们不得不频繁地更换住处，起先他们在一个胆小如鼠的青年律师那儿住了几天，后来转移到一个理工学院教授家，最后又搬到一位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寡妇那里。还有一段时间托洛茨基躲在一个眼科医院里，这是一个同他很熟悉的眼科主治医师所作的安排。护士并不知道缘由，很认真地替他洗眼，点（无害的）眼药水，还严格禁止他看书，怕他多用眼力，于是托洛茨基不得不从事双重的地下工作：背着她偷偷地起草论文和传单。当时基辅有一家著名的地下印刷厂，尽管它的四周发生过无数次搜捕，它仍然在宪兵鼻子底下活动了许多年。1905年春季，托洛茨基写的不少传单就是在这个印刷厂印刷的。不过较大篇幅的号召书之类他就交给他在基辅新认识的一位年轻的工程师克拉辛。克拉辛①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在高加索掌握着一家设备很好的大型地下印刷厂。托洛茨基在基辅为这家印刷厂写了许多传单，他们把每份传单都印得非常好，这在当时地下印刷条件下是很不容易的。① 克拉辛（1870—1920）： 1903—1907 年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同时兼任党中央战斗装备组领导人。十月革命后历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工商人民委员、交通人民委员、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和驻美、法全权代表等。克拉辛给托洛茨基安排了好几个在彼得堡的接头地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康士坦丁诺夫炮兵学校的主任医师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李特肯斯家，命运使托洛茨基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与他和他的家人联系在一起。在1905年那紧张的日日夜夜里，正是坐落在后巴尔干大街上的李特肯斯家和学校大楼成了他的藏身之所。常有一些从来没有来过军校大院的不速之客就在门卫的眼前来到主任医师的住所找他。军校下级人员对老医生很好，从来没人去告密，所以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医生的大儿子亚历山大，18岁，已经是个党员，在奥尔洛夫省搞了几个月的农民运动，因为神经过度紧张，一病不起。小儿子叶甫格拉夫当时还是个中学生，后来在国内战争和苏维埃政权的教育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不幸于1921年在克里米亚被匪徒杀害。托洛茨基以一张名叫维肯季耶夫的地主的证件在彼得堡合法地住下。在革命者当中他化名彼得·彼得罗维奇。在组织上他没参加任何派别，但实际上托洛茨基继续与克拉辛一起工作。他这时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温和派，这符合托洛茨基当时的观点，所以他们才更加接近。与此同时托洛茨基仍然与孟什维克的彼得堡地方组织保持着联系。在他的影响下，他们也主张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因而就与在国外的孟什维克中央发生了冲突。不过，这个孟什维克组织很快就瓦解了，它是被一个绰号叫“戴金边眼镜的尼古拉”的叛徒出卖的。这个人也认识托洛茨基，再加上他的妻子因参加五一森林集会被捕，他必须暂时隐蔽。于是托洛茨基在夏天来到芬兰。在芬兰得到喘息的机会，托洛茨基开始发奋投入文字工作。他贪婪地阅读各种报纸，注视着各政党的活动，搜集各种材料。在这个时期，最后形成了他对俄国社会内部力量和关于俄国革命前途的看法。当时托洛茨基这样写道：俄国面临着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土地问题。政权将由领导农民反对沙皇制度和地方老财的阶级和政党来掌握，无论是自由主义或民主知识分子都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的历史时代已经过去。革命的舞台由无产阶级所占领。只有社会民主党才能通过工人的行动使农民接受它的领导，这就给俄国社会民主党开辟了一个比西方国家更早夺取政权的前景。社会民主党当前的任务是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但是无产阶级一旦夺取政权以后，不能停留在民主主义纲领上，必须转向社会主义道路。至于它在这条道路上走多远，这不仅取决于各种力量内部的对比，而且取决于整个国际环境，因此，基本的战略路线要求社会民主党在资产阶级革命进行中，在同自由主义者争取农民的企图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的同时，就必须把夺取政权作为自己的任务。革命的前途问题与策略问题是最紧密地相联系的。党的中心政治口号是立宪会议，但革命斗争的历程提出了由谁和怎样召开立宪会议的问题。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起义的前景来看，必然要求建立一个临时革命政府，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应当保证它在临时政府中起决定性作用。托洛茨基在芬兰的住处，四周丘陵环绕，苍松林立，湖塘波光粼粼，空气晶莹清澈，一片秋日的气息。这种环境很难使人想起革命在不断发展。9月末，托洛茨基迁往芬兰腹地，在一处湖边林地找到一家孤独的旅馆住下，这旅馆名叫“劳哈”，在芬兰文里是“平静”的意思。因时值秋天旅游淡季，偌大一个旅馆几乎没什么人。四周一切真是“劳哈”（平静）到了极点，没有一个活的生灵，没有一点儿声息。他继续写东西和散步。晚上邮递员送来一卷彼得堡报纸。他一份接一份地翻看。这些报纸犹如窗外吹来的一阵狂风。罢工浪潮正在扩大，从一个城市蔓延到另一个城市。在这宁静的旅馆里，翻阅报纸的沙沙声传送到托洛茨基的耳际，就好似雪崩的轰隆声。看来革命正全速发展。托洛茨基让旅馆领班结了账，请他雇了一辆马车，就离开了那“平静”，走向暴风雨。晚上他就到了彼得堡，并在理工学院大礼堂做了讲演。十月罢工并不是按原计划展开的。它开始是莫斯科印刷工人的一次行动，后来很快平息。社会民主党的两派本来决定在“流血的星期日”一周年时展开一次决战。所以托洛茨基心安理得地躲在芬兰避难地写东西。但一次本来已渐趋低落的罢工突然波及到铁路工人，于是它立即迅猛地发展开了。罢工从10月9日一开始就提出鲜明的政治口号，并且迅速从莫斯科扩张到全国。这种全国性总罢工在俄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很多城市，群众与军警发生了冲突。不过总的来说，十月总罢工还只是政治性的，并没有转变为武装起义。可是没想到专制政权却惊恐万状，仓皇退却，于10月17日（公历30日）发表了立宪宣言。当然受了打击的沙皇政府手中还保存有国家机器，但是政府的政策，照沙皇重臣维特的说法，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更胆怯、更盲目和更愚昧”了。不管怎么说，革命终究取得了初步和部分的胜利，毕竟统治阶级做出了众多的允诺。2 彼得堡工人苏维埃托洛茨基是在十月罢工高潮中回到彼得堡的。罢工浪潮正在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发展，但是也存在危险，这就是缺乏一个群众性组织的领导，运动很可能毫无结果地结束。他从芬兰带回一个建立非党组织的计划，这个组织由选举产生，每1000名工人选出1名代表。就在回来的当天，他从一个名叫约尔丹斯基的作家（此人后来出任苏维埃驻意大利大使）那儿知道彼得堡孟什维克提出了一个选举产生（每500名工人选举1名代表）革命组织的口号。这个口号无疑是正确的。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坚决反对选举产生非党组织这一主张，担心它将来与党分庭抗礼。可是布尔什维克的工人们却完全没有这种担心。在11月列宁回国以前，布尔什维克的上层干部对待工人苏维埃①一直就是这种宗派主义态度。而广大党员群众则比这些党的上层领导们更能依靠政治嗅觉正确地把握斗争路线。因此，可以说，列宁未能及时从国外赶回国是第一次革命中布尔什维克未能取得领导地位的重要原因。① “苏维埃”一词系俄语译音，意为“代表会议”或“委员会”，后成为苏维埃国家机关的名称。此处“工人苏维埃”即“工人代表会议”。谢多娃在五一森林集会中被骑兵逮捕。她被关押了半年，然后被送往特维尔接受警察管制，直到十月宣言发表后才回到彼得堡。托洛茨基用维肯季耶夫的名字租了间房子，后来知道房东是个股票投机商，他们就考虑搬家。可是那时托洛茨基一点空闲都没有，只好听凭命运的安排。这样，他们在这个频于破产的倒霉股票经纪人家里一直住到托洛茨基被捕。幸运的是，无论是房东还是警察都不知道住在这里的维肯季耶夫到底是谁，所以在他被捕以后他的住房一直没有人来搜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