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2-思想大师卷》作者：民国文林-6

1907年，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的生活。在德4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由最初的大男子主义思想，转变成为寻求妇女平等权利的斗士，他的第二位夫人黄仲玉可谓对此作用不小。莱比锡大学的兰普来西教授，是史学界的革新者，创设的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有很多学生。蔡元培极其憧憬兰普莱西，还称赞兰氏讲史，最注重美术，尤其造型美术，如雕刻、图画等。蔡元培携黄仲玉夫人一起拜访兰普来西教授，赠以景泰蓝茶杯二具，并由黄夫人赠送一幅亲绘的《岁寒三友图》，图内松、竹、梅“三友”工笔细致精到，布局新颖别致。兰氏见到此画激动万分，赞不绝口。　　1920年9月，教育部复准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教育及学术研究等事务，由蒋梦麟代理校长职务。此时，黄仲玉夫人腹部经常胀痛，经医生诊疗，时好时差。蔡元培一考虑赴欧美考察需时半年以上，对黄夫人身体状况很不放心。黄仲玉一面请医生诊治，一面整理行装，力促蔡元培按期成行。1920年11月24日，蔡元培率北京教育团自上海吴淞口登法船高尔地埃号赴法。第五天，蔡元培在船行途中发电蒋梦麟，询问夫人病情，复电告知小愈，蔡元培认为这是宽慰话，总是放心不下。船行三十余日，12月27日抵达法国。蔡元培致电李石曾，询问夫人病情。久不得复。1921年1月9日自巴黎至日内瓦，在旅馆得蒋梦麟电，知夫人黄仲玉已于当月2日病逝，时年45岁。　　蔡元培怀着万分悲痛心情，作《祭亡妻黄仲玉》一文，称颂黄夫人“善书、善画、善为美术之天才”，“孝于亲，睦于弟妹，慈于子女”，“常克勤克俭，以养我之廉，以端正子女之习惯”；“爱我以德，无微不至”。同时，蔡元培为告慰黄仲玉夫人，允诺：“汝所爱者，威廉也。柏龄也……我回国以后，必躬自抚养，使得受完全教育，为世界上有价值之人物，有所贡献于世界，以为汝母教之纪念。”《悼亡妻黄仲玉》字字血泪、情真意切，后来被收入了中学课本，成为抒情散文的典范。北京大学等学校、团体举行了隆重的“蔡黄仲玉夫人追悼会”。蔡元培无法回国参加，强抑悲痛之心情继续完成历时9个月的考察任务。　　在蔡元培54岁时，时任北大校长的他决定续娶，他再次提出自己的条件：一、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二、年龄略大；三、熟谙英文，能成为研究助手。由挚友徐仲可先生及夫人何墨君为介绍人，1923年7月10日，蔡元培与周峻（养浩）女士在苏州留园举行结婚典礼。周峻是蔡元培先生原来在上海成立的爱国女校的一名学生，这名学生对蔡元培先生一直抱有一种敬佩与热爱的情感，她一直到33岁还没有结婚。当时蔡元培和周峻两人年龄相差有24岁。　　婚礼按照苏州地区民俗风情办得简朴、隆重、热烈。身穿西装的蔡元培在婚礼上即席演说，说明征婚条件：一、我年已五十七，且系三娶，所欲娶者为寡妇，或离婚之妇，或持独身主义而非极端者，惟年龄须在三十岁以上；二、我熟悉德文，略通法文，而英文则未尝学好，故愿娶一位长于英文的女子；三、我不信宗教，故不欲以宗教中人为妻；四、我嗜好美术，尤愿与研究美术者为偶；五、我既辞去北京大学校长，即将去比利时或瑞士继续求学，有志愿留学欧洲的女子，有所欢迎。再是，希望是原有相应认识者。恰巧，周峻（养浩）女士年三十三，原上海爱国女校毕业，曾改名为周怒清，有反清革命思想，学英文多年，非宗教中之人，亦嗜美术，油画作品有相当水平，有志游学。介绍人徐仲可先生认为周峻是一位“才、学、识三者具备之闺秀也”。　　这次的婚礼完全是现代文明式的，当时蔡元培到周峻下榻的宾馆迎接周峻，之后两人一起到苏州留园拍摄了结婚照片。当时的蔡元培西装革履，周峻身披白色的婚纱。蔡元培偕夫人新婚不到半月，7月20日携次子无忌、长女威廉、三子柏龄、内侄黄纪霆及黄纪兴在上海黄浦码头乘波楚斯号船赴欧洲考察。故蔡元培与周峻夫人是在赴欧游船上度过新婚蜜月的，正如蔡元培后来为周夫人46岁生日所作贺诗中写到的：“遂于蜜月里，海上听涛声”，别有情趣。期间，北洋政府授权，蔡元培偕夫人游说英伦，力促英国退出“庚款”，卓有成效。　　蔡元培与周夫人都喜吟诗，时常联句、唱和，生日必互赠贺诗，表达爱慕之情。如贺夫人周养浩50岁生日七律一首：“蛩驱相依十六年，耐劳嗜学尚依然，岛居每恨图书少，春至欣看花鸟妍。儿女承欢凭意匠，亲朋话旧诩心田，一樽介寿山阴酒，万壑千岩在眼前。”夫人周养浩擅长油画，曾为蔡先生描摹全身，惟妙惟肖，确系神来之笔。蔡元培十分喜爱，专为此题诗：“我相迁流每刹那，随人写照各殊科。惟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周夫人亦有和作，其中有“天荒地老总不磨”一句，表达自己的心愿。　　育子　　蔡元培子女甚多，但他对每个子女都钟爱备至，悉心培养，但又主张因才施教，自由发展，故多成才，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了贡献。蔡元培的一位朋友曾说，现在做官的人，多让子弟学法律；政治，将来能做官；而蔡元培先生却让子女学农、学工。　　王昭夫人所生之子蔡无忌，留学法国学习农学与畜牧兽医学。回国后在中央大学等处任教，认为中国的农业问题最重要。他不仅讲农学，还从事与此相关的畜牧兽医工作。蔡元培在香港得知无忌患十二指肠病，就在香港购买进口药，托人带给无忌。建国后，蔡无忌任对外贸易部商品检验总局副局长、顾问，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于1980年4日病逝，享年82岁。　　黄仲玉所生长女威廉，自幼喜绘画，有美术天才，曾两次随父母赴欧洲，受到西方艺术的熏陶。1923年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美术学校学习，后进法国里昂美术学校学油画。1927年冬回国，次年任国立西湖艺术院油画系教授。威廉与留法学生林文铮结婚。1939年5月5日，威廉在昆明因产后患猩红热逝世。年仅35岁。周夫人得此噩耗，饮泣数夜，恐蔡先生过于伤心而瞒着。后来，蔡元培从昆明寄来的报纸上看到蔡威廉女士遗作展览特刊，方知爱女已不在人世，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写了哀长女威廉之文，以寄托无尽的哀思。　　黄仲玉所生之子柏龄先在比利时学习机械工程，后去法国研究磁学，取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因与一位法国科学家、一位美国科学家共同首次发现反铁磁性现象，获法国国家科学院的银质奖章。蔡元培在香港时，因长时间没有收到柏龄的信，曾托中国驻法大使馆探询，并托好友李石曾先生访寻。柏龄长期侨居法国，娶法籍女子为妻，但始终保持中国国籍。1950年以后，蔡柏龄担任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回旋加速器的磁体设计工作。周恩来总理曾多次争取他回国而未能成功。蔡柏龄退休后曾几次回国，参加国庆观礼和各种纪念活动，于1993年1月在法国巴黎病逝，享年87岁。　　蔡元培与周峻夫人育有一女二男，都出生在上海，长女睟盎，二子为怀新，三子为英多。蔡元培对子女取名都含有深意。长女出生时，住家对门有一所法国天主教会办的名为若安·达克的学校。若安·达克通译贞德，是法国的民族女英雄，因起兵抗击英国侵略者，遭火焚而英勇牺牲。蔡元培取《孟子》中“脺然见于面，盎于背”一句中的“脺盎”两字，与“若安”谐音，希望长女向女英雄学习。怀新的名字取自陶渊明的诗句“良苗亦怀新”之义。英多的名字出自《世说新语》中“其人磊砢而英多”。　　蔡元培是一位温文尔雅的长辈，对年幼的子女如同亲密朋友。1935年去南京开会，蔡元培在一封家书中写道：“你们每人送我一张画，我很宝贵。我祝你们活泼长进，与盎儿所画之朝日及鲜花一样；祝你们动静均宜，与新儿所画之飞机与建筑一样；祝你们康健英挺，与多儿所画之马一样。”蔡元培深信美育能陶冶人的高尚情操，培养优良品德，对子女喜好必定鼓励。蔡睟盎自小喜爱音乐，蔡元培夫妇就让她到一位俄罗斯女教师家学习钢琴；当时家里没有钢琴，平时就到丁燮林先生家去练琴。到香港后，周峻夫人以50港元买了一架旧钢琴。怀新有书画专长，蔡元培就叫怀新临魏碑习字。英多喜爱绘画，尤爱画马，曾按陆游一句“细雨骑驴人剑门”的诗意画了一幅画，蔡元培非常赞赏，还拿着他的画给刘海粟先生看，问他：“你看我的小儿子是否有点才气？”1937年，蔡元培到南京开会买回三本精美的纪念册，并分别题词寄予希望。给睟盎的题词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给怀新的题词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给英多的题词是：“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永蛰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上海沦陷，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中央研究院也迁往内地。蔡元培因不愿随蒋介石去重庆，改从上海赴香港，准备转赴昆明，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务。但是到达香港之前，蔡元培刚刚得了一场伤寒病。已经近70岁的老人，面对前面的长途跋涉，十分担心能否安全到达昆明。无奈之下，只好先滞留香港。　　1937年12月26日，夫人周养浩携子女也到港，全家在九龙柯士甸道156号租房居住。蔡元培在港期间，除了读书阅报之外，绝无其他消遣。由于怕受人注意，因此很少跨出大门。香港住宅，又很狭窄，三四个房间，便成为他日常活动的小天地。　　1938年5月20日，蔡元培应宋庆龄邀请，同港督罗富国爵士等人一道，出席由“保卫中国同盟”及“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于圣约翰大礼堂举行的美术展览会并发表演说。这是蔡元培在港期间唯一的一次公开演讲，其意本为公开话别，离港前往昆明或重庆，奈何因身体荏弱不堪，未能成行。　　1940年早春，73岁的蔡元培遭逢爱女蔡威廉死于难产的致命一击。蔡威廉这位留洋归国的艺术家，自和林文铮结婚后，一直致力于国立艺专的艺术教学工作，满腹才华和理想尚未来得及施展和实现，就在昆明撒手人寰。她死得很惨，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还用手在墙上反复疾书“国难，家难……”其撕心裂肺之状令天地为之动容。白发人送走了黑发人，而白发人也将循着女儿的背影飘然而去。　　1940年3月3日早晨，蔡元培起身后到浴室去时，在浴室门边，忽然感到一阵头晕，失足摔倒，吐了一口鲜血。于是赶紧找来商务印书馆的一位特约医师朱惠康，朱医生看过后未找出病源。这天晚上，他一宿都未睡好。第二天上午，朱医生过来复诊，认为可能是胃溃疡，因为家里人手不多，照料不便，因此建议送到养和医院去诊治。到了养和医院，朱医师又诊断可能是急性胃溃疡，于是通过文学家许地山找来港大医学院的英籍教授寇克博士，为蔡元培诊治，并施手术。　　由于输血设备都在香港大学，蔡元培又被转移到香港大学。输血的过程中，蔡已经陷入昏迷状态。输完之后，他的手足开始缓缓活动，有时两片嘴唇微微翕动，像要开口说话。　　此后，蔡元培回到养和医院，已是午夜以后。约至四点多钟，蔡元培的呼吸开始显得很费力。六时左右，口中嘘气已经极为微弱。养和医院院长李树芬和寇克博士虽然先后来到，但到七点左右，两位医师都认为救治无望。九时过后，蔡元培嘘出了最后一口微弱的气息。这位教育家走完了他的一生，享年73岁。　　蔡元培先后做过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高官，然而却一贫如洗、家徒四壁，连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也没有。先生一生位居高官，却始终清廉如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药费千余元，加上衣衾棺木的费用，都是由商务印书馆的人代筹的。　　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来唁电，并特派廖承志前往致唁。　　10日，灵柩出殡，由北大学生护送，香港各学校及商号下半旗志哀，执绋者五千余人，学校及社团万余人参加公祭，极尽荣哀。蔡元培灵柩初厝东华义庄待运回浙江绍兴故里安葬，但因战事熛起，未能成行，遂移葬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五四”元老、新文化的保姆长眠于香江，墓碑“蔡孑民先生之墓”七字由叶恭绰书写。值得指出的是，他的遗言仅为两句话：“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16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特拨付5000元作为丧葬费用。24日上午，国民党各界在重庆举行公祭，蒋介石参加；下午又举行追悼大会。同日，全国各省市均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1947年5月9日，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举行蔡元培的国葬。　　蔡元培病逝，全中国不分政治派别，均表深切哀悼。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说：蔡元培“道德文章，夙负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　　教育部北大在诔词中有“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先生应运而生，集中西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呜呼！此先生所以成一代大师欤？”　　周恩来送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毛泽东特发唁电：“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同时发动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发表悼念文章以示尊崇与纪念。　　蔡元培灵柩初移厝于东华义庄七号殡房，以待运回故乡浙江绍兴安葬，因战事迭起，炮火连绵，未能成行，遂移葬于香港华人永远坟场。这位“五四元老”、“中国新文化运动之父”、“学界泰斗”，就此长眠于香江之岸。　　仰止　　蔡元培在少年时期，已名动公卿，曾被常熟籍的宰相翁同龢称赞：“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　　刘晓钢先生在实用文源流的研究中说：“到蔡元培的《论国文之趋势》、《国文之将来》，便正式把文章分为实用文和美术文（即艺术文）两大类，开始创立独立的实用文理论了。”　　傅斯年：大凡中国人以及若干人，在法律之应用上，是先假定一个人有罪，除非证明其无罪；西洋近代之法律是先假定一人无罪，除非证明其有罪。蔡先生不特在法律上如此，一切待人接物，无不如此。他先假定一个人是善人，除非事实证明其不然。　　周作人和蔡元培是同乡，他“从小时候就听人说蔡元培是一个非常的古怪的人，是前清的一个翰林，可是同时又是乱党。家里有一本他的朱卷，文章很是奇特，篇幅很短，当然看了也是不懂，但总之是不守八股的规矩，后来听说他的讲经是遵守所谓公羊家法的，这是他的古怪行径的起头。他主张说是共产公妻，这话确是骇人听闻，但是事实却正是相反，因为他的为人也正是与钱玄同相像，是最端正拘谨不过的人。他发起进德会，主张不嫖，不赌，不娶妾，进一步不作官吏，不吸烟，不饮酒，最高等则不作议员，不食肉，很有清教徒的风气。他是从佛老出来，经过科学影响的无政府共产，又因读了俞理初的书，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守节，那么这种谣言之来，也不是全无根据的了。可是事实呢，他到老不殖财，没有艳闻，可谓知识阶级里少有人物。我们引用老辈批评他的话，做一个例子。这是我的受业师，在三味书屋教我读《中庸》的寿洙邻先生，他以九十岁的高龄，于去年逝世了；寿师母分给我几本他的遗书，其中有一册是《蔡孑民言行录》，书面上有寿先生的题字云：‘孑民学问道德之纯粹高深，和平中正，而世多訾嗷，诚如庄子所谓纯纯常常，乃比于狂者矣。’又云：‘孑民道德学问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实践之，加以不择壤流，不耻下问之大度，可谓伟大矣。’”　　杜威评论蔡元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汪原放说：蔡元培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之唯一人物也。　　冯友兰说：蔡元培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标准的一个人。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儒，“粥粥若无能”，但是“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这样的人，才是君子。孔子说“君子可欺以其方，难枉以非其道。”冯说，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现。　　冯友兰评价蔡元培：一介寒儒，书生本色。　　傅斯年说：“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1943年3月5日，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怀念蔡孑民先生》的社论，指出：“北大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无法抹去的一个名词。然而，北大之使人怀念，是和蔡孑民先生的使人怀念分不开的。蔡先生的主办北大，其作风，其成就，确是叫人不容易忘怀的，确是对于中国的革命事业有很大的贡献的。”　　北大师生至今仍深情追还着蔡先生的人格力量，说他“对人接物，一个是尊重他人的人格，决不愿意以自己的语言和行动使人感到一点不快和不便。一个是承认他人的理性，以为天下事无不可以和平自由方法互相了解或处理”。　　林语堂1967年在《想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说：“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这是北大同仁的共感。言下之意，似乎含着无限的爱戴及尊敬，也似乎说天下没有第二个蔡先生。别人尽管可有长短处，但是对于蔡先生大家一致，再没有什么可说的。”　　梁漱溟深有感慨地说：“蔡先生的了不起，首先是他能认识人，使用人，维护人。用人得当，各尽其才，使每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热和光，这力量可就大了。”　　郭沫若说过：“影响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先生吧。这位精神博大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文化教育界的贡献十分宏大，而他对鲁迅先生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先生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疾殁，蔡先生是尽了他没世不渝的友谊的。”　　蒋梦麟评论道：“先生日常性情温和，如冬日之可爱，无疾言厉色。处事接物，恬淡从容，无论遇大观推刃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但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发言作文，不肯苟同。故先生之中庸，是白刃可蹈之中庸，而非无举刺之中庸。”　　任鸿隽说：“在公义一方面，蔡先生却是特立不屈、勇往直前、丝毫不退、莫不假借的斗士。”　　林语堂认为蔡元培“软中带硬，外圆内方”。　　曹建称蔡元培“骨子里却洋溢着刚劲不挠的气概”。　　陈西滢评价蔡元培是“当代最有风骨”的“大丈夫”。　　蒋梦麟《试为蔡先生写一笔简照》提出：“先生做人之道，出于孔孟之教，一本于忠恕两字。知忠，不与世苟同；知恕，能容人而养成宽宏大度。”　　黄炎培则以“有所不为，无所不容”八字概括老师蔡元培：“盖有所不为，吾师之律己也；无所不容者，吾师之教人也。有所不为，其正也；无所不容，其大也。”　　辜鸿铭对罗家伦说：“现在中国仅有的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现在还革命。我呢？自从跟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到现在还保皇。”　　冯友兰说：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听过蔡元培的讲话，也没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他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学家们讲究“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又如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这绝不是夸张。我在第一次进到北大校长室的时候，觉得满屋子都是这种气象。　　罗家伦赞誉蔡元培说：“千百年后，先生的人格修养，还是人类向往的境界。”　　北大哲学系教授韩水法在《世上已无蔡元培》中感叹：无论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想寻而觅不得蔡元培的，或者简单地想以蔡元培来论事的，都面对着一个不乏讽刺意味的事实：时至今天，就中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峰。世上已无蔡元培！　　十、胡适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自恃　　1917年，27岁的胡适到北大任教，已成了全国知名的文学革命提倡者。林语堂以清华教员身份迎接他。两人见面时，林“犹如触电”。胡博士引用十五世纪人文主义者伊拉斯摩斯从意大利返回祖国荷兰时的豪语说：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会不同！　　1919年，北大决定取消文、理学长，改设教务长统管文、理、法三科。北大当时以文、理科的教授力量较强，双方对此职务都志在必得，文科的胡适甚至毛遂自荐，结果遭到理科的强烈反对。最后经过商量，决定由各科先推出一名候选人，然后三选一。理科推选的是俞同奎，文科推选的是陈大齐，法科推选的是马寅初。结果，蔡元培为了避免文理之争，投了马寅初一票，马寅初因此当选。　　胡适不耐寂寞，他声称最重视学术，要“二十年不谈政治”，数年之间，即创办《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朋友或不赞成其办报，担心他要做“梁任公之续”，胡适自己说：“他们都说我应该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　　《新青年》编委七人：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七个人实行编委轮流制。当时钱玄同和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化名写文章驳林琴南的复古谬论，胡适对此大加反对，认为“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并且不许刘半农再编《新青年》，而由他自己来编。沈尹默对他说，“你不要这样做，要么我们大家都不编，还是给独秀一个人编吧。”鲁迅兄弟二人也反对他，他们说，“你来编，我们都不投稿。”胡适才作罢。　　北大哲学系有几位名教授，有打“哲学对台”的传统。胡适和梁漱溟便在北大红楼打过“哲学对台”。二人同时在楼上楼下的两间教室里讲课，胡适主张用西方文化代替东方文化；梁漱溟认为只有中国文化的复兴才是人类的出路所在。二人各执己见，学生好奇，不免向老师发出疑问。于是，胡适议论梁漱溟，说：“他连电影院都没进去过，怎么可以讲东西文化，印度哲学？岂不同‘持管’、‘扪烛’的笑话故事一样？”梁漱溟在回答学生的疑问时，则说：“胡先生根本不懂啥叫哲学，正犯着老圣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毛病。”惟听讲的人都佩服他们学问精湛，各有专长，而且又都有专门著作，所以这出对台戏足足唱了一年，叫座的情况不稍衰退。　　梁实秋、罗隆基等人偷看胡适的日记，胡适笑容满面地说，“你们怎能偷看我的日记？”随后严肃地说：“我生平不治资产，这一部日记将是我留给我的儿子们唯一的遗赠，当然是要在我死后若干年才能发表。”　　1943年，胡适评价冯友兰：“冯友兰虽曾出国门，然实无所见。……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维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1947年，冯友兰过访纽约，听说杨绍震夫人许亚芬的硕士论文题目是《1927年以前胡适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不禁喜形于色，期期艾艾地说：“这……这……这个题目很……很……好，因为过……过了1927年，他也就没……没……没得影响啦！”1950年，胡适看到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英文版，不屑地说：“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1955年，胡适又评价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　　胡适认为陈寅恪是当世“治史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然陈的文章实在写得不高明，“标点尤赖，不足为法”。实际上，陈寅恪毕生以文言写作，自未必遵守新式标点。　　胡适对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的历史地位颇为自负，他说：“我自信，治中国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科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1921年，胡适出版《〈红楼梦〉考证》，一反以往索隐派、附会派等“旧红学”派的观点，创立了以自传说为特点的“新红学”。胡适因之成为“新红学”派的祖师。胡适对此很是得意，说“我对《红楼梦》的研究都是前所未有的。”　　钱穆与胡适在研究《老子》时发生争论。所论集中在老子年代先后，胡适认为老子的年代略早于孔子，钱穆则认定老子在孔子之后。二人某次在一会上相遇，钱穆对胡适说：“胡先生，《老子》的成书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答曰：“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尚不能说服我，果能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亦可不要。”钱穆是经胡适提携进北大的，可见其不计个人恩怨的科学的学术批语精神，而胡适也很宽容，当一同学问及钱先生讲得与他不同，究竟谁的对时，他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们应该自己去选择，看哪个是真理。”　　胡适在小说考证领域的“抛砖”工作，引来了无数“美玉”，他曾不无得意地说：“我考《红楼梦》，得顾颉刚与俞平伯；考《西游记》，得董作宾；考《水浒传》，得李玄伯；考《镜花缘》，得孙佳讯。”　　1962年2月24日，也就是胡适去世的当天，胡适在台湾主持“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时，高兴地说：“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试验‘对等律治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这一件事，我认为平生最为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这是胡适生前的最后讲话。　　自谦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但他却说，由于自己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不是自己，而是自己的朋友陈独秀。　　1916年，胡适在与他人进行新文学论战时，曾作《沁园春·誓诗》，初稿中，词的下半阙是：“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它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后来，胡适觉得口气狂妄，心中不安，所以屡以其稿，后来的定稿是：“定不师秦七，不师黄九，但求似我，何效人为？语必由衷，言须有物；此意寻常当告谁？从今后，倘傍人门户，不是男儿。”　　清华国学院设立之初，清华校长曹云祥请胡适到筹建中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主持院务。胡适立即推辞，表示只做顾问不就院长，建议曹校长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吸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学术论文的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校长听罢深以为然，当场表示请胡出任导师，广招天下士子名流，亲身示范，以保留绵延中国文化之血脉云云。胡适谦虚地说道：“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曹云祥见胡适态度诚恳，又觉此言甚在情理，于是决定按胡适指引的方式、方法付诸行动。后胡适又协助请来王国维等人。　　温煦　　胡适成名后，每日登门拜访的人络绎不绝。后因求见的人太多，胡适便宣布了“胡适之礼拜”制度：“每星期日上午九点至十二点，为公开见客时间，无论什么客来都见。”后来每个星期天都来人不断，上午时间不够，又延长至下午，通常一天有五十多位客人，成为名符其实的“礼拜日”。如此盛况一致持续到“七七”事变，胡适离开北京为止。　　胡适一生极重友情。他常说一句话：“此身非我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　　五四运动时期，穿长袍马褂的章士钊和西装革履的胡适观点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因为章士钊以古文雄词立于世，常贬胡适的白话为浅薄。可是，有一次，他们在北京偶然同席，因晤谈颇洽，乃合摄一影，各题诗词留念。有意思的是，章士钊竟用白话，胡适则用文言，都是一反往常，成为文坛异军中的合奏曲，饶有风趣，且具历史价值。　　章士钊诗云：你姓胡来我姓章，你讲什麽新文字，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做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俺老章投了降。　　胡适诗云：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常相亲不相鄙。　　有一年，北大招生考试阅卷完毕。胡适在招生委员会上说：“我看了一篇作文，给了满分，希望能录取这名有文学天才的考生。”校长蔡元培和其他委员都同意了。最后翻阅这名考生的成绩，发现数学是零分，其他各科的成绩都很一般。但蔡、胡等人都无反悔之意。事后才知，这名被破格录取的学生就是罗家伦。　　一日，胡适上课，提到某小说，说“可惜向来没有人说过作者是谁”。有一学生马上站起来，说：“不对。有人说在什么丛书里的什么书中见过。”胡适又惊又喜，以后上课，逢人便说：“北大真不愧为大”。　　有一次，北大学生因为学校派代表去南京聆听蒋介石的训话而罢课。蒋梦麟校长召集全体学生开会，劝学生复课。胡适继蒋之后发言，苦口婆心地劝导学生，遭到了很多学生的反对，在台下起哄，要给胡难堪，但胡丝毫不以为忤，让北大学生充分认识到了胡的“能容”。当时的学生朱海涛记下了这一幕：“就在蒋校长那次召集的学生大会上，我们见到适之先生的气度和他那种民主精神。当时他继孟邻先生（即蒋梦麟）之后上台训话，一开口，台下就起了哄。反对他的（多半是左倾学生），踏脚、嘶叫，用喧闹来盖他的演讲。拥护他的（多半是右派）用更高的声音来维持秩序，来压制反对者的喧哗。顿时会场上紧张起来，形成了对垒的两派，他的声浪也就在这两派的叫嚣中起伏着，断断续续地送入我们的耳鼓。这是篇苦口婆心的劝导，但反对他的那些年轻人却红着脸，直着脖子，几乎是跳起来地迎面大声喊道：‘汉奸！’他也大声，正直而仍不失其苦口婆心地答道：‘这屋子里没有汉奸！’终其演讲，这些年轻人一直在给他当面难堪，而他始终保持着热心诚恳、恺悌慈祥的声音态度。”朱海涛感慨地说：“这天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看到了一个教育家的气度，应当是多么大！我也看到了适之先生的‘能容’。”　　胡适在1930年到北京大学之前，写有一条幅：“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　　陈独秀狱中时，胡适路过南京，来信说：“不及看望。”陈大发脾气，大有绝交的样子。其实，陈独秀入狱期间，胡适多次从北京来看望，送来吃的、用的和书籍。一次，陈曾托胡设法把《资本论》译成中文，胡认真操作，不久来信报告进展情况，叫他放心。在押期间，出版了《独秀文存》第9版，蔡元培居然为这个在押的共产党要犯写序。　　据邓嗣禹回忆，胡适任北大校长时，校长办公室就几乎等于教职工的俱乐部，全校教授，皆可进见校长，不必预先约定时间。有一次，邓去造访胡，“一进室内，工友照例倒茶，其中已有数人在坐，彼此随便谈天，开玩笑，胡适亦参加闲谈，并略言及徐志摩跟陆小曼的恋爱故事。”邓看到此番场景后，莫名其妙，觉得校长办公室就好像“香港广东饮茶的地方”，然后深叹胡适作风之平和民主。　　胡适在上海任中国公学校长时，杨杏佛是胡的学生。在一个大会上，杨大骂胡适的新文化改革。后来蔡元培带杨杏佛来胡适家道歉。胡适没有发脾气，只是说：“《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我觉得原文写得太寒伧了，我想把它改写过。”蔡元培问：“怎么改法？”胡适说：“唐僧取经回来，还要遭一难，因为这时在取经路上被他的三个弟子打死的许多冤魂冤鬼，都来报仇了。唐僧情愿舍身，把他的肉，一块一块地割下来，喂给一班冤魂冤鬼，他们每吃一块唐僧肉，可以增长一千岁。唐僧说：‘我来舍身，使他们可以超生，可以报账。’”杨杏佛听得脸红耳赤。胡适后来将自己的文化改革主张写成《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一文发表。　　1961年，胡适应邀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上，以30年前这个话题作了25分钟讲演，不想又引起反对派的“围剿”，说他是“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向西方人卖俏”，胡适见到这些文章，连说：“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接着便向人们讲述了30年前这桩故事。　　某次，北大文科研究所举行研究报告会，有一位韩姓研究生提出一篇有关隋唐之际佛学的研究报告。宣读完毕，胡适以所主任资格首作批评，滔滔不绝，刚说到中途，韩君突然打断他的话头说：“胡先生，你别再说下去了，你越说越外行了。”胡遂停止批评，毫不动气，雅量惊人。　　1930年12月17日，胡适四十岁生日。他的好友、学生不约而同地给他送去了用白话文写的寿联。地质学家、也是新文化运动健将的丁文江的寿联是：凭咱这点切实工夫，不怕二三人是少数；看你一团孩子脾气，谁说四十岁为中年。　　胡适与梅兰芳、齐如山（电影《梅兰芳》中冯如白的原型）交好。他对梅兰芳相当爱护，梅氏出国演剧，预先印了一本特刊，胡适亲自为之校阅。梅的英文演讲词、宣传品，都经胡适改正过的。　　齐如山有一篇文章说：“我与适之先生相交五十多年。在民国初年，他常到舍下，且偶与梅兰芳同吃便饭，畅谈一切。一次，梅在中和园演戏，我正在后台，适之先生同梅月涵、周寄梅两位先生忽然降临。我问他，你向来不十分爱看戏，何以今晚兴趣这样高？他已微有醉意，说：‘我们不是来看戏，是来看你。’后来他还在医院中给我写了两封很长的信，一封是讨论《四进士》一戏的意义，他说：‘所有旧的中国戏剧中，以《四进士》的台词最精彩，因为有大部分的念白接近白话文。’”　　胡适的儿子胡思杜留在了大陆，大陆批判胡适开始之后，1950年，他公开表示与胡适划清界限，称胡适为“人民的敌人、反动份子，罪行早和美帝有关”，报纸登出这个消息后，蒋介石亲自把胡适叫到家里予以安慰，胡适似乎并不领情，竟搬出了蒋经国在苏联时期大骂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与蒋介石划清界限的往事，弄得蒋无话可说。顾颉刚、朱光潜等北大旧友，也在一波波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中批判胡适，胡适则强调相信友人只是为了在检讨中过关，并非真心之论。　　胡适听说钱穆时，钱穆还在苏州的一所中学任教。一次胡适到苏州讲演，特地去看望钱穆，他说：“我来苏州有两件事：一是购买《江□诗集》，二是想见见钱穆。”　　1930年4月，胡适曾写信给杨杏佛，称“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20世纪50年代，他又说，“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　　季羡林曾回忆和胡适共事的日子：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作为系主任，我要向校长请示汇报工作，他主编报纸上的一个学术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谈学术问题，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会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会上，在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上，我们也时常有见面的机会。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有一天，季羡林到校长办公室去见胡适。一个学生走进来对胡适说：昨夜延安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胡适听了以后，含笑对那个学生说：“人家信任我吗？”季羡林觉得这个学生的身份他不能不明白，但他不但没有拍案而起，怒发冲冠，态度依然亲切和蔼。　　李敖考证胡适的作品，考出了胡本人都忘记了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写的文章。胡后来见到李，握着这位20岁毛头小伙子的手，赞道：“李敖小兄，你实在是比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啊！”　　胡颂平回忆胡适：先生平时交给我的工作，无论是写一封简单的信稿，或是摘录一些参考资料，或是出去接洽一件事情，总是说：“我想请你帮我做一件事，你有空时去办，不忙，不忙。”等我办好复命时，也总是说：“谢谢你”，或是说：“太麻烦你了，多谢多谢。”去年12月里，他在台大医院特一号病房里养病，有一天夜里，他的被头不曾盖好，夜班的护士看见了，轻轻地过去帮他盖好。这时他已经睡着了，但他在睡梦中对这位特别护士说：“谢谢你。”第二天，这位护士告诉他时，他自己一点也记不起了。我8点半到了医院之后他对我说：“刚才护士小姐说的话。如果我睡着真的会说‘谢谢你’三个字，我相信这是我的好习惯。”　　胡适晚年认识了一个名叫袁瓞的小贩。小贩是个卖芝麻饼的，他们两人经常在一起闲聊。有一天，胡适的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台大医院。他的朋友和梅夫人拿着一个芝麻饼送到了胡适的病房说：“我给你吃一样东西，我相信你一定没吃过。”“我早就吃过了，”胡适笑着说，“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做的。”天真的胡适以为，诺大一个台北市，芝麻饼都是“我的朋友”袁瓞做的。　　八十多岁的季羡林到台湾访问，在大会上听到主席李亦园院士的讲话，说适之先生晚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在下午饮茶的时候，他经常同年轻的研究人员坐在一起聊天。有一次，他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季羡林乍听之下，百感交集。他想到适之先生一直到晚年还关注着他的学术研究，知己之感，油然而生。　　真挚　　1914年，到美国仅4年的胡适，痛感留学生的沉迷生活，撰写了忧患不已的《非留学篇》。这篇洋洋洒洒的长文的开头四句是：“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　　1915年2月20日，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与其英文教师亚丹谈话中论及国立大学的重要性，很受刺激。于是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剑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万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国乎！”　　1916年，身在美国的胡适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他“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胡适曾说：“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　　胡适告诫学生：“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　　胡适曾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勉励：敬爱的朋友们，让我们都学学大海，“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他们”对石子和秽水，尚且可以容忍；何况“我们”自家人的一点子误解，一点子小猜嫌呢？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从今以后，都向上走，都朝前走，不要回头踩那伤不了人的小石子，更不要回头来自相践踏。我们的公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进步的方向是朝上走。　　胡适在写给鲁迅、周作人兄弟和陈源的劝架信中说：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的遗迹，——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着他们朝向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　　胡适跟陈独秀关系非常，或畅谈，或争论。有一次争论得厉害，陈独秀问：“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胡适生气了，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拿起拐杖，在地板上连连笃了几下，就走了。而他在检讨自己时对陈独秀的苦干精神是佩服的，他说自己“一方面不能有独秀那样狠干，一方面又没有漱溟那样蛮干，所以我是很惭愧的”，他崇敬两人的精神，相形之下他自己显得软弱多了。　　1934年8月，胡适很诚恳的对国人说：今日中国教育的一切毛病，都由于我们对教育太没有信心，太不注意，太不肯花钱。教育所以“破产”，都因为教育太少了，太不够了。教育的失败，正因为我们今日还不曾真正有教育。　　胡适写了一封1600字长的信给任鸿隽，力劝他不要辞去四川大学校长。写后，自己带到任鸿隽处，和他长谈两个小时。　　胡适对于禅宗的历史下过很多工夫，颇有心得，但是对于禅宗本身那一套奥妙并无好感。有一次，朋友宴会后要大家题字，梁实秋偶然写了“无关门”的一偈，胡适看了大吃一惊，因此谈起禅宗，梁提到日本铃木大拙所写的一部书。胡适正色说：“那是骗人的，你不可信他。”　　抗战间，周作人陷身北平，胡适在伦敦听说他有附逆之心，便寄来一首诗加以规劝。诗云：“臧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臧晖先生指胡适自己，苦雨庵指周作人。不料，周作人到底没能“识得重与轻”。　　解放前夕，北平学生经常示威游行，背后都有中共地下党在指挥发动。但是，每次北平国民党的宪兵和警察逮捕了学生，胡适都乘坐他那辆当时北平还极少见的汽车，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逼迫国民党民局非释放学生不行。他还亲笔给南京驻北平的要人写信，为了同样的目的，据说这些信至今犹存。　　胡适在美国遇到一位久居国外的不打算回国的教授，胡在席上用中文对他说：“我劝你还是回台湾去，至少休假回去住上一年半载，你要晓得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是最痛苦的。”　　五十年代，胡适在海外为一本书写的导言里，引用了金岳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检讨。他为金的命运深深担心，说：一个黑暗的迫害时代开始了。　　20世纪60年代初，胡适在台湾谈起旧日的朋友时说：“现被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　　解放前夕，北平学生经常示威游行，背后都有中共地下党在指挥发动。但是，每次北平国民党的宪兵和警察逮捕了学生，胡适都乘坐他那辆当时北平还极少见的汽车，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逼迫国民党民局非释放学生不行。他还亲笔给南京驻北平的要人写信，为了同样的目的，据说这些信至今犹存。　　胡适在美国遇到一位久居国外的不打算回国的教授，胡在席上用中文对他说：“我劝你还是回台湾去，至少休假回去住上一年半载，你要晓得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是最痛苦的。”　　五十年代，胡适在海外为一本书写的导言里，引用了金岳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检讨。他为金的命运深深担心，说：一个黑暗的迫害时代开始了。　　20世纪60年代初，胡适在台湾谈起旧日的朋友时说：“现被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　　提携　　傅斯年、罗家伦、汪敬熙、毛子水等20余名学生，自动组织起校内第一个响应另类文化运动的学生团体——新潮社，并创办《新潮》杂志，胡适应邀担任该杂志顾问。在胡适的帮助下，新潮社得到了北大每月400块大洋的公款资助。　　林语堂留学美国期间，日子过的非常窘迫。无奈之下，他想起出国时胡适邀他留学归国到北大教书，他便写信给胡适，问能否预支工资。胡适给他寄去1000美元。后来，林语堂又一次陷入困境，再向胡适求助，胡适再一次寄给他1000美元。带着哈佛硕士、莱比锡语言学博士的光环归国的林语堂，受到了北大外文系的热情接待，并被聘为英文系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林语堂到北大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向胡适当面致谢，那预支的两千美元帮了大忙。不巧，胡适南下养病，林语堂找到了北大当时的教务长蒋梦麟。蒋梦麟莫名其妙，“什么两千美元？”细究来龙去脉，林语堂这才明白，北大根本没有资助外国留学生的计划，是胡适为了招揽人才，私自和他做了口头协定。林语堂向他求救时，胡适为了遵守协定，就自掏腰包，填上了那笔巨款。胡适的君子一诺，林语堂深深地埋在了心里。他们都很有默契地不提此事。胡适去世后，林语堂才公开了这段往事。　　胡适请沈从文来学校授课，当时慕名来上课的学生很多。沈从文第一次教学生，看着教室里黒鸦鸦的人头，紧张的十分钟没有说出话来，结果后来又用了十分钟把原本准备讲一个小时的内容全部讲完了。沈从文窘迫无比，在黑板上写下了：“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惹得学生哄堂大笑。有学生向胡适反映，胡适问学生：“有没有学生赶沈先生走？”学生答无，胡适哈哈一笑，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顾颉刚是胡适的学生，胡适考证的方法对顾颉刚影响不浅。顾颉刚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看胡适的《水浒传考证》一文，看出来的。　　三十年代，胡适独具慧眼，提拔、任命、帮助梁实秋完成了——日后号称是梁实秋对文坛的“三大功绩”之一的“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季羡林为胡适的学生，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在他归国初期期间，受到胡适提拔。　　1935年冬，一位北大学生约见胡适，胡适在电话中告其明天上午7点相聚，学生误听为下午。当下午7点去时，门房告胡适已离家，学生正欲转回，胡适回来了。胡适问：“上午在候，为何不来？”学生答：“误听以为下午。”胡适笑道：“我亦疑你误听，故特趋回。”　　陈存仁与胡适见面，胡再三再四地告诉陈：写文章一定要用白话文，并且要少引用成语，应该“越白越好”。因为各朝各代的文言文都是不同的，汉魏六朝，有汉魏六朝的文言文，唐宋有唐宋的文言文，明清有明清的文言文，清朝的策论，简直全部是堆砌而成，一无价值。到了民初后，严复创立一种新的文言体，梁启超又创了一种新文言体，已经把旧的文言文加以翻新，然而总不及白话文能影响到大众。做文字工作的人最忌写深奥的古文，因为文章写得越古，越是令人看不懂，失掉了写作的意义。这些话对陈存仁的影响很大。胡适还建议他写的字，要“越清楚越好”，这一点陈也经久地遵守他的意见，连开药方也从不写一个草字。　　胡适乐于助人。他在美国因心脏病住院疗养时，一天突然要起床写信，医生不许他动，他却不顾。因为他在日记中发现自己在病前答应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学生，帮他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去借一本中文善本书（普通人大概借不出来）。　　旧儒　　蒋介石给胡适的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确抓住了胡适人格中最敏感而隐讳的独特性。开白话文革命先河的胡适，虽给外界强烈的全盘西化印象，成为现代理性精神、宽容、温情、好智的代表性人物，但在文化上，他始终是认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责任与角色，乃至于对国家与文化认同的忠诚。　　胡适说：“东方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他比较说：“一边是安分，安命，安贫，乐天，不争，人吃亏；一边是不安分，不安贫，不肯吃亏，努力奋斗，继续改善现成的境地。”　　1925年，胡适著文谈“读书”，指出“精”和“博”是读书两个要素。他将这个看法编成两句口号：“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　　胡适第一个考证出《红楼梦》的后四十回的作者并非曹雪芹。　　季羡林的《台游随笔·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里，谈到胡适的“书呆子”气：有一次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会议开始时，适之先生匆匆赶到，首先声明，还有一个重要会议，他要早退席。会议开着开着就走了题，有人忽然谈到《水经注》，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一直到散会，他也没有退席，而且兴致极高，大有挑灯夜战之势，早把那个“重要会议”忘到爪哇国去了。　　胡适很推崇王安石，认为“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是用‘有为’来替代‘无为’”。王安石的诗，“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是胡适最爱题赠给别人的诗句。　　胡适对齐白石极端钦佩，曾经与黎锦熙、邓广铭合编一部《齐白石年谱》。　　胡适是比较老派的文人，讲究读书致仕。因为母亲严厉，胡适少年老成，被戏称为“糜先生”。据说有一次，胡适跟伙伴们掷铜钱玩，一位老农见了非常吃惊，说：“糜先生，你也玩这个呀？”胡适一听，羞愧难当，顿觉失了身分。　　胡适早年在上海曾有过一段浪荡无羁的生活。在一个雨丝纷纷的傍晚，胡适大醉后在回家的路上与警察争斗起来，当晚被抓进监狱蹲了一夜。第二天，胡适对着镜子打量自己青肿的脸时，想起了李白的名句“天生我才必有用”，开始懊悔了。此后，胡适在朋友的帮助下关起门来发奋读书，终于考取了当年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　　有一回，胡适路过青岛，遇到梁实秋呼朋聚饮。胡适看到他们豪饮的盛况，赶忙取出镌有“戒”字的金戒指戴在手上，表示免战。　　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先驱，也是新诗运动的先导，他为此作出了可贵的尝试，并将自己的一本诗集命名为《尝试集》。但是他的新诗往往拘泥于旧体诗的格律，尤其是韵脚，大多遵循古代汉语的韵部。比如，《尝试集》的第一首诗《孔丘》：“知其不可而为之，亦不知老之将至。认得这个真孔丘，一部《论语》都可废。”“至”和“废”在词韵里是通用的，在现代汉语里则完全不押韵。　　早年《新青年》刊登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都是惊世骇俗之论，其中有几篇文章倡议“只手打倒孔家店”，而且主张“非孝”，认为孝敬父母，罪大恶极。一般人并分不出哪一篇是陈独秀做的，哪一篇是胡适做的。所以很多人初时的印象，胡适之对父母，一定是属于非孝一类的。但是胡适却极为孝顺。他父亲早逝，所以他得到父亲的温情很短，但他六十三岁回到台湾，他不但把父亲的遗作出版和整理，还替父亲立了一个很堂皇的纪念碑。在他写的四十行述中，一再提到母亲对他的慈爱，“八年的家乡教育”，完全是他母亲一手栽培的。　　胡适的婚姻也由母亲一手安排。他从小与江冬秀订婚。程天放有一篇文章说：“他的立身处世，却完全符合中国的伦理之道。他对母亲非常孝顺，他和夫人江冬秀女士的婚姻完全是家长作主订定的，在结婚以前，两人没有见过面，可是他对夫人终身敬爱，到老不变。总统挽适之先生说：‘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真是非常允当。”胡适还说过“中国人的旧式结婚，是先结婚后恋爱”的名言。　　胡适膝下有二子，长子胡祖望，得名于胡母冯顺弟，有光宗耀祖之意。次子胡思杜，寓意“思念杜威”，既表达了他对老师杜威的敬重之情，更含着他一生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　　伯希和所治之汉学如一座大山挡在中国学人的面前，当时的大师们如陈垣、陈寅恪等都有些焦虑。陈垣曾对胡适说：“汉学正统此时在北京呢？还是在巴黎？”两人相对叹气，盼望十年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　　抗战期间，胡适任驻美大使，两个儿子先后到美国读书，仅一年学费就得两千多美元。胡适颇感压力，一面写稿赚取稿费，一面四处演讲，“替儿子筹备一点美金”。孔祥熙知道后，立即汇了3000美元给胡适，胡适系数退回。　　1948年底胡适仓皇离开北平，只带了夫人，没带小儿子胡思杜，有一种说法是临时没有找到人；一种说法是胡思杜不愿意随父母南行，具体原因不明，胡思杜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另有一种说法来自他后来的秘书胡颂平，胡适夫妇上了飞机，人们问为什么只有他们两人，胡适回答：“通知上只写接我，却没有说可带孩子。”书生气的胡适让机上所有名流、学者无不为之动容。　　新知　　胡适在1916年10月给陈独秀的信中列举了新文学的八条原则：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陈套语；　　三曰不讲对仗；　　四曰不避俗字俗语；　　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无病呻吟；　　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　　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1917年，当时胡适还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使用白话文写作，石破天惊，引起很大反响。后来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中透露，胡适当时写那篇文章，原是在美国主编的《留学生季报》用的，只是抄了一份给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想不到却因此造成中国的新文学运动。　　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回来，他在横滨渡船的时候看到张勋复辟的消息，大为感慨说，看来中国根本的问题不是一个制度问题，而是人的素质，文化观念问题。他决心回国以后二十年不谈政治，只谈用文艺重新塑造国民的灵魂。　　1917年，留学七年的胡适从美国回到国内，让他吃惊的是，七年内竟没有出版一本哲学方面的中文书籍。最后在上海翻了一整天，才找到一本《中国哲学史》，作者也只不过提出如此见解：“孔子既受天之名”和“与天地合德”。胡氏说：“（过去七年来）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我看了这个怪现状，真可以放声大哭！”　　胡适《领袖人才的来源》论及：领袖人物必须具备充分的现代见识、必须具有充分的现代训练，必须有足以引起多数人信仰的人格，这种资格的养成，在今日的社会，除了学校，别无他途。　　胡适在奔母丧时写过这样一段话：“‘小我’是会消灭的，‘大我’是永远不灭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远不死，永远不朽的。‘小我’虽然会死，但是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善恶，一一都永远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那个‘大我’便是古往今来一切‘小我’的纪功碑，彰善祠，罪状判决书。”　　胡适在和周作人在关于改造社会与人孰先孰后的问题上，针锋相对地说：个人是社会上无数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的下手方法在于改良那些造成社会的种种势力——制度、习惯、思想等等，改造社会即是改造个人。　　胡适《说儒》里讲：儒是殷民族的教士，他们的衣服是殷服，所行殷礼，他们的人生观是亡国遗民的柔逊的人生观，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傅。用吾从周的博大精神，提起了“仁以为己任”的绝大使命——这是孔子的新儒教，这就是“亡国奴柔顺论”，匈奴人或哥特人亡国不知多少次，性格却未见柔顺，犹太人亡国时间最长也不见柔顺。　　胡适诸多理论今日仍为有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胆假设，小心地求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中国需要医治贫穷、愚昧、贪污、疾病、扰乱，而不是革命；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等等。　　传道　　“中国哲学史”是北大的老课，胡适到北大之前由陈汉章讲，陈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洪范》。胡适到北大后接任此课，一开始授课便新意迭出。当时的学生顾颉刚回忆：“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新讲义，开头第一章是‘中国哲学的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顾颉刚听过几次课后，便称赞：“胡先生讲的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　　北大课堂上一直遵循“来者不拒，去者不留”的传统。当时在北大旁听和“偷听”的学生很多。有一次上胡适先生的他让学生把姓名留下来，说：“你们哪位是偷听生？没关系，能来偷听便是好学之士。听我的课，就是我的学生。我希望你们给我留个名字，是我班上的学生。”　　胡适先生的演讲式教学在学生中很受欢迎，亦常常因红楼教室人满为患而搬入二院大讲堂。他讲课从不发讲义，自己也没有讲稿。讲课内容也有些特点，如讲中国文学史（宋元明清部分）时，先从文学评论的角度，介绍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讲《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时，给学生们介绍了曹寅写给康熙皇帝的奏折。但学生们最喜欢的还是他的演讲。柳存仁先生在其《记北京大学的教授》文中写到：胡先生在大庭广众间讲演之好，不在其讲演纲要的清楚，而在他能够尽量地发挥演说家的神态、姿势，和能够以安徽绩溪化的国语尽量地抑扬顿挫。并因为他是具有纯正的学者气息的一个人，他说话对的语气总是十分的热挚真恳，带有一股自然的气所以特别能够感动人。　　北大中文系有一讲师，姓缪名金源，极怪异，因受胡适赏识而留校教大一国文。缪第一节课给学生介绍参考书说：第一，《胡适文存一集》；第二，《胡适文存二集》；第三，《胡适文存三集》；第四，《胡适文存四级》。他虽讲课不错，但如此开列参考书，学生自然不满，于是派代表面见胡适：“缪先生教的不行，思想太落后了，还留在五四时代。”胡适闻言大怒，拍起桌子说：“什么是五四时代？你们懂什么？太狂妄了！缪先生是好老师，不能换！”学生只好败兴而归。　　散文家张中行曾谈起胡适的口才与幽默感：30年代初，他讲大一普修的中国哲学史，在第二院大讲堂（原公主府正殿）上课，每周两小时，我总是去听。现在回想，同学们所以爱听，主要还不是因为内容新颖深刻，而是话讲得漂亮，不只不催眠，而且使发困的人不想睡。　　苏雪林在《胡适之先生给我两项最深的印象》中，用烘云托月的笔法，描述胡适讲演的风采：我们国文系的教室本与我们的图书馆毗连，中间有可以自由开阖的扇槅门隔开为两下。每逢胡先生来上课，不但本班同学从不缺席，别班学生师长也都来听。一间教室容纳不下，图书室槅门打开使两室合并为一。甚至两间大教室都容纳不下，走廊里也挤满了人，黑压压地都是人头，大家屏声静气，鸦雀无声，倾听这位大师的讲解。这个印象留在我脑子里，永远不能漶灭。　　1934年秋，胡适在北大讲课时大讲白话文的优点，那些醉心文言文的同学不免萌生了抵触情绪。正当胡适讲得得意时，一位同学突然站起来，声色俱厉地提出抗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缺点吗？”胡适冲着他微笑着说：“没有的。”那位同学更加激愤地反驳道：“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胡适扶扶眼镜柔声道：“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复电是用白话写的，看来也很省字省钱。请同学们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还是文言文省？”胡适于课堂上令学生拟一拒聘电报，其中有一最简者为：“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而胡的白话稿为：“干不了，谢谢。”胡论曰：“文之优劣，原不在文白，在于修辞得当也。”　　胡适对学术论文有其见解，他曾对台湾大学某学生说，不要奢望轻易找到难题的答案。他说：“要小题大做，千万不要大题小做。”　　言说　　胡适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胡适常说：狮子与虎永远是独来独往，只有狐狸与狗才成群结队。　　胡适说：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　　胡适说：“麻将里头有鬼。”又说：《红楼梦》不是一部好的小说，因为书里没有一个PLOT（有头有尾的故事）。　　黎元洪曾颁发勋章给胡适。胡是在报刊上登启事：“4月5日的《益世报》上登出新颁发的大批勋章，内有：‘胡适给予三等嘉勋章、勋位’的，如果这个胡适是我，还是请政府收了回去吧。”　　1920年9月中旬，胡适在北大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说到新文化运动、共产主义时说：“我自己是赌咒不干的，我也不希望你们北大同学加入。”　　对于文学改良，胡适最初是不够自信的，他写信给陈独秀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绝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陈独秀则毫不客气地回复道：“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其故何哉，盖以吾国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　　但是多年之后，面对文学革命的累累硕果，两人的表现却又别有不同。陈独秀说：“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搞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30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士钊）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胡适则当仁不让地说：“如果没有胡适、陈独秀之流的话，运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至少要推迟二三十年。”　　1948年10月20日，胡适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邀请，在浙大体育馆演讲《自由主义》。这是胡适在大陆的最后一次演讲。胡适这次讲演没有留下记录稿，但竺可桢日记记下了大致内容：胡适“述自由主义为中国之固有产物，以《吕氏春秋》为证，并引王安石白话诗。述浙江余姚明代三位大师阳明、梨洲、舜水均为提倡自由主义。述东汉王充（仲任）之自由主义。但以为中国之自由主义缺乏了政治之自由，且少容忍之精神，故自由终不达到，而人民亦无由解放云云。”　　1949年3月27日下午，胡适演讲《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胡适再一次说自由不是舶来品，他以中国古代传统中的谏官御史、史官制度作为例证，并把孔子、老子、孟子都称为自由主义者，认为王充的《论衡》从帝国时代就开辟了自由批评的传统，在范缜、韩愈、王阳明身上他都读出了自由主义精神。他甚至把孔子的“有教无类”及科举制度解释为“教育的平等”。他说：“假如有一天我们都失去了自由，到那时候每个人才真正会觉得自由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1949年2月15日，胡适在上海和老同学竺可桢见面，在谈话中，胡适表达了对国共和谈的看法，竺可桢在日记中说：“适之对于中共与中央和谈之成功甚悲观，但谓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渠不久将赴美国，或将赴台湾一转。”　　教诲　　胡适认为，“宽容”才是自由主义的第一要义。　　胡适曾对青年朋友们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五四”运动中，学生的表现日益激进，胡适和蒋梦麟乃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文中写道：“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胡适说：“中国需要医治贫穷、愚昧、贪污、疾病、扰乱，而不是革命……”　　20世纪20年代，胡适曾对他的朋友路易丝·甘尼特说：“今天对于有才能的人来说，生在中国是不幸的，他们得到的太多太容易；他们让人推着很快地承担超过他们能力的责任——他们注定是要完蛋的。”　　胡适执掌中国公学后，校风为之一新。他反对党化教育，国民党政府规定，举凡机关、学校一律要挂国民党党旗，每周一要举行总理孙中山的纪念周活动。唯独胡适的中国公学不挂党旗也不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他的学生罗尔纲称，进入中国公学后，首先让他感到痛快的，是学校不挂国民党旗，星期一上午不上国民党纪念周。　　1929年，胡适送给中国公学18年级毕业生一句话：“不要抛弃学问。”他说，“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胡适对学生的行动持反对态度，他坚持认为学生应该先“把自己铸造成器”，为此他不惜去揭掉那些热情洋溢的“通告”。于是有学生写信给他：“胡先生，我们深切地明白了你的人格！你的人格连一个无知的工友都不如！只有用粗野的手段对付你才合适！你妈的，难道华北卖给日本以后，你还能当北大的文学院长吗？你把我这热心的青年学生残杀几个，陷害几个，你心还很痛快吗？即使你阻止住了我们爱国心的沸腾，于你有什么好处？于你的良心也过意得去吗？现在警告你：向后你若再撕毁关于爱国的通告，准打断你的腿，叫你成个拐狗！勿谓言之不豫也！”之后有一天，胡适去上课，发现只有周祖谟一个学生。多年之后，恰恰是这个周祖谟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就，而那些义愤填膺的学生们却被自己点燃的火焰吞没了。　　胡适说：“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詈讽　　胡适有名，所以胡适挨骂；胡适倡导新文化，所以胡适挨骂；胡适宽和，所以胡适挨骂。　　胡适以《胡适之》为题在北平某大学演讲。他说：鄙人于“五四”运动时提倡白话文，章太炎国学大师大骂：“适之小子，你之名字，何不改为往哪里去？”听者哄然。　　邓之诚的祖父是曾任云贵和两广总督的邓廷桢。邓极不喜欢白话文，学生试卷中凡用“的”之处，他一律改成“之”。一天，他用沉重的西南官话说：“同学们，千万要听明白，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　　胡适在上海中西女塾以“争取大奶子”为题发表演讲，他说：“中国女子是不配做母亲的，因为她们的奶子被压制太久，减少了生殖力。所以各位要想争取做母亲的权利，第一就应解放奶子。”性学博士张竞生认为胡适的说法没有理论根据，且有欺辱女生、哗众取宠之嫌，在报纸上大加挞伐。两人进行了笔战。　　胡适回国时，青春气盛，意气风发，不可一世。辜鸿铭则认为，胡适所持为美国中下层英语，而且不懂希腊文和德文，故必不能窥见西方古今哲学的堂奥。　　胡适寄自己的新作《哲学史大纲》上卷给章太炎，依新式标点符号，在“太炎”二字旁打了一根黑线。章太炎大怒道：“胡适是什么东西，敢在我名字旁边打黑线。”看到下面落款的“胡适”二字旁也有一根黑线，才略感释怀地说：“罢了罢了，这就算抵消！”　　胡适在北大讲学时，常与黄侃同宴会。有一次，胡适偶然谈起墨学，黄侃立即骂道：“今之讲墨学者，皆混账王八。”胡嘿然无语。过了一会儿，黄侃又说：“就是胡适之尊翁，亦是混账王八。”胡适大怒，谓其辱及先人。黄侃至此大笑说：“且息怒，吾试君耳！吾闻墨子兼受，是无父也，今君有父，何是以言墨学？余非詈君，聊试之耳。”举座哗然欢笑。　　胡适颇以故乡徽州自豪，故常夸口说，姓胡的、姓程的、姓叶的都是起源于徽州。他还说问过汪精卫、叶恭绰，他们都承认祖上是徽州的。于是有人调侃胡适说：“胡先生，如果再扩大研究下去，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起源于徽州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胡适第一次坐飞机，写了一首题为《飞行小赞》的小诗，那位连人力车都不坐的陶行知大怒，也作了一首诗登在报上，历数造一架飞机需要多少工人的血汗，多少农民的血汗，飞机造好了是为国家服务的，不是为了让你胡博士当成玩意儿嬉乐的！　　胡适曾为文，论中国深受“五鬼”之害，即贫、病、愚、乱、贪。而为患最甚的帝国列强，却只言未提。陶行知乃写诗匡之曰：“明于考古，昧于知今，捉住小鬼，放却大魔。”　　五四运动以后，蔡元培校长经常离校，校务多委托胡适办理。在对外活动上，蔡也经常请胡作为他或北大的代表，“代蔡先生主席”、“代蔡先生做主人”。这让反对胡的守旧者大感不满。林纾称胡是“左右校长而出”的“秦二世”，黄侃更讥胡为绕蔡上下翻飞的“黄蝴蝶”。　　胡适成名后，章士钊撰《评新文化运动》，文中称当时的一般少年人：“以适之为人帝，绩溪为上京，一味于《胡适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　　鲁迅也曾嘲讽胡适。胡适发表了《知难，行亦不易》一文，对孙中山提倡的“知难行易”学说加以“批评”，同时提出了一个新的“专家政治”的主张，要求蒋介石政府“充分请教专家”，明确指出“知难行易”“的学说”不修正，“专家政治决不会实现”。1931年10月，蒋介石在南京会见丁文江与胡适。此后鲁迅（署名佩韦）发表《知难行难》一文，在文中对胡适等人进行了嘲讽：“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称呼。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也没有人问他‘垂询’些什么。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这‘大局’也并无‘国民党专政’和‘英国式自由’的争论的麻烦，也没有‘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争论的麻烦，所以，博士就出来了。”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后，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名邀请全国各界名流学者到江西庐山开谈话会。7月11日谈话会上，蒋、汪发言后，胡适慷慨激昂，发表了一通抗日救国演讲。在座的胡健中听后，即席赋诗一首：“溽暑匡庐盛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辞又一回。”言语中颇含戏谑之意。胡适也随手写了一首白话打油诗回赠：“哪有猫儿不叫春？哪有蝉儿不鸣夏？哪有蛤蟆不夜鸣？哪有先生不说话？”　　陈独秀在狱中，宋美龄等显要都曾来探望，只有胡适过南京而未至。陈独秀怒斥之：“吾知适之是大忙人，此际正与达官贵人拜会饮酒，宁有暇访我哉。不过一旧朋友而已，失之可也。”胡适最终开始来了，但两人一见面即争吵不已。而本无深交的蒋梦麟特地前来探望，并携来几部章回小说，被陈视为知音。　　1947年9月，胡适主持北大教授会，商讨北大未来十年的发展规划。向达教授在会上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　　1948年，潘汉年主持的《华商报》上刊登一幅漫画《两“胡”于“途”》，画的是胡适背着自由主义的红十字药箱，挽着《大公报》社长胡政之。胡政之一手拿着《大公报》，一手拉着蒋中正的无头僵尸。旁边还附有一首打油诗：“真‘糊涂’，假‘糊涂’，为何冒死去救护？可是‘将军’头已无，请问‘胡’里与‘胡’涂。”　　胡适提出“好政府主义”前夕，梁启超、林长民等人向他建议，要拉王宠惠、罗文干、蔡元培等人加入研究系。胡适和蔡元培却决心与研究系保持距离，于是将梁、林等人晾在一旁，自己发表了一个《我们的政治主张》。梁启超大怒道：“有什么了不起，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发表宣言。”林长民则说：“胡适我们不怪他，他是处女，不愿意跟我们做过妓女的人来往。但蔡先生素来是兼收并蓄的，何以也排斥我们呢？”　　胡适好谈政治，他曾站在军阀一边厚诬国民党，引起社会舆论和青年学生的不满，老资格的国民党人张难先批评他说：“军阀横行，赖政治家以纠正之；政治家卑污，赖学者以纠正之；今学者又复加如斯，则吾国之苦百姓将再无宁日矣。”而军阀和北洋政府也对他不感兴趣，吴佩孚的军师白坚武警告他说：“我以私人朋友的资格，盼望你今后言论要审慎些，要提高些。”汤尔和在北洋政府里任教育部长，也以朋友身份劝他说：“我劝你不要谈政治了罢。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谈政治了罢。”　　冯友兰曾批评胡适的治学精神：“适之先生的病痛，只是过于好奇和自信。他常以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经常指出古人所公认为不重要的人物来大吹大擂，而于古人所公认为重要的，则反对之漠然。这是不对的，因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的那样远啊！”然而他亦要为胡氏辩护说：“现在批评适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著起一部书批评他。但他们的态度多欠公允，因为他们常把适之先生二十多年前的话来攻击。这如何可算是公允的呢？”　　胡适在美留学时，初与同乡梅光迪关系很好，以兄弟相称。但当胡适提出“要须作诗如作文”之后，立即受到梅的批评，关系越来越僵。胡适的态度，特别是后来陈独秀以及钱玄同等人加入战团，以彻底否定中国文化为己任时，引起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们的愤怒。张鑫海愤慨地说：“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故直到1922年才有《学衡》杂志的创刊，这意味着“鏖战”的开始。梅光迪曾引春秋人申包胥对伍子胥说的话自况：“子能覆楚，我必复之。”　　胡适在中国公学做校长时，曾在一次讲话中说，当初共产国际派代表到中国来先是找他，因他有事，介绍去找陈独秀。所以后来陈变成了共产党，而他却不是。此话传开，有学生贴出壁报批驳他：“若当初找到你，你也变不了共产党。”　　攻伐　　北京被围困后，傅作义认为胡适能够替他出主意，把胡适接到怀仁堂密谈，胡送了八个字，“和比战难，坚持待变”。而胡适自己并没有坚持待变，几天后坐上南京教育部派来接华北名流的专集飞到南京去了。傅作义对胡适很失望，命令守城门的岗哨不放胡适出城。胡适说自己是送陈寅恪去南京，才得以逃离北京。　　1948年12月14日，胡适匆忙离开北大，告别大军合围中的古城北平。三天后（12月17日）就是他的生日，他不无自责地对司徒雷登说，自己痛悔抗战胜利之后这些年没有把精力、才能用在思想方面，而是自私地埋头于学术活动中。司徒雷登看到——那一刻“他的眼中噙着泪水”。　　1949年，胡适走时曾留给北大同人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指中国共产党）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1949年后，胡适几近穷困潦倒，没有秘书，出外挤公车，却因为不满英国承认中共政权，放弃赴英教书机会。胡适在美寓居八年零八个月，只有在普林斯顿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工作的一段时间有固定收入，其余只能靠稿费、版税、储蓄勉强度日，加上妻子江冬秀坚持到美国同住，生活更捉襟见肘，但胡适仍不肯自贬身价，申请美国绿卡。唐德刚以史记里“孔子适郑”的故事形容胡适这段在美失意的日子。他回忆，这段时间常用打工用的破汽车接送胡适，“记得有一次我开车去接他，但是电话内我们未说清楚，他等错了街口。最后我总算把他找到了。可是当我在车内已看到他，他还未看到我之时，他在街上东张西望的样子，真是‘惶惶如丧家之犬’”。　　1949年开始，中国共产党仍然没有停止对胡适的“统战”。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适的老朋友、史学家陈垣《北平辅仁大学校长给胡适的公开信》。此信首先介绍了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感受：“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们自由地学习着、讨论着，教授们自由地研究着……”最后“劝胡适回到新社会”。但胡适看后笑笑，认为此信是“伪作”，理由是“陈垣不会写白话文”。又过了几日（6月24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今天细想，陈垣先生大概不至于学习的那么快，如信中提及萧军批评，此是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事件，作伪的人未免做的太过分了！”他认为陈垣的公开信是一封“作伪”的信。为此，他征询同为史学家的蒋廷黻，结论是：“廷黻与我均疑陈垣的公开信是他先写了一信，共产党用作底子，留下了一部分作‘幌子’”。　　1952年11月30日，北京大学教授、胡夫人的嫡堂弟江泽涵写信给胡适说：“我们开始觉得你们如果在北京，必定不会感觉不舒服的……我们的生活是很快乐的……”尽管当时在纽约的胡适正处于非常苦闷之中，但他还是在日记中批道：“这大概是有意说‘反话’”。　　20世纪50年代，内地大批胡适。在一座谈会上，与胡适有关系的几位老先生不得不“批判”，沈尹默讲话最妙，他说一次去看胡适，胡正在写文章，但见案头满是打开的书，边看边写，沈说：“这哪里是做学问的样子？”　　1954年11月，第二次批胡运动开始，几乎全中国都被动员起来，出版了八辑数百万字的《胡适思想批判》，针对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思想、哲学史观点、文学史观点、考据学、红学的艺术性、红学的人民性等九大罪状声讨，直指胡适是学术界的今之孔子，终于让胡适在中国被斗臭、斗倒。胡适倒是幽默以对，“笑颜逐开，大为高兴”，连称对他的九大罪状就是他在学术上的九大成就。　　1956年，周鲠生曾先后致信和拜会了胡适的老友陈源，动员他与胡适联系并劝胡适回国。9月20日，陈源受周鲠生之托驰书胡适，转述了周鲠生的意见：“……‘胡适批判’……已经过去了。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你如回去，一定还是受到欢迎。……他要我转告你，劝你多做学术方面的工作，不必谈政治……”胡适收到信后，在“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这句话的下面划了线，并有批注云：“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　　1956年的一天，胡适为哥伦比亚大学讲完课时，当有学生问他：“听说共产党天天在中国大陆上清算你，你对此事作何感想？”面对这样一个政治问题，他以一句幽默话作答，应付了过去。　　1957年春，新加坡《南洋商报》记者曹聚仁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劝胡适回大陆看看。与以前其他人写的信不同，曹聚仁此信采用了激将法。他在信中说：“今日在海外的文化人，就缺少一种到北京去看看中共的政治措施的勇气……”胡适知道曹聚仁的信是中共对他的统战。他在曹信的信封上批了“不作复”三个字。胡适对此大不以为然，他在1957年3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往往说胡适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　　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8本《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约200万字，胡适极其耐心地看完这8本书，据严秀先生猜测，当时大陆无人读完这些书，包括这8本书的作者们。有次唐德刚指着这些书问胡适，“这几百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胡适回答：“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的到学问？”　　议政　　1922年，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胡适等十六名学者，在5月14日的《努力周报》上刊发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这篇名文，提出了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标。文章发表后，引发一场关于“渐进与革命”的论争，王振钧、郑振夏等人问：“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面建筑‘好政府’呢？”胡适回答说：“我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话来做答案：‘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它。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次年，吴佩孚支持王宠惠组阁，罗文干、汤尔和等人入阁，本届政府被称作“好人政府”。但是这个“好人政府”只维持了七十三天就下台了。　　胡适向来反对暴力，主张以和平解决争端。他因为参加了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为共产党所不容。他对陈独秀说：“此次暴徒火烧《晨报》，难道也是争取自由之举吗？”陈独秀说：“《晨报》为新月派把持，这样的阶级立场，如何不能烧？”胡适非常生气：“仲甫，你竟然已不能容忍丝毫异己思想了？如果社会是这样的，那是何等的阴森残酷？”陈独秀说：“正因为社会阴森残酷，我们才无法容忍。他们捕杀共产党的时候，可曾有容忍？五卅惨案，可曾有容忍？我几次入狱，他们又何曾容忍过？”胡适说：“但是你在狱中的时候，马通伯、姚叔节这些旧学究都曾署名营救你，你出狱后，大家还谈笑一座，人情尚在，你难道忘了吗？”陈独秀稍为语塞，但马上又质问道：“但你为何参加善后会议？”胡适说：“以和平方式解决南北纷争而已。”陈独秀说：“段祺瑞是帝国主义之走狗，难道你不知道？”胡适说：“何为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安在？”陈独秀笑着说：“所以你我为不同阶级。”　　胡适谈民主：民主政治常常是常识政治，而开明的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　　胡适主编《独立评论》，每周一总是终日为杂志工作，夜里写文章常到3点，如是者三年。老婆每每见怪，胡适说，一星期之中只这一天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所以我心里最舒服”。　　胡适始终支持汪精卫。直到1944年汪精卫死了，胡适在11月13日的《日记》中，不但无只字谴责汪叛国当汉奸之罪，相反大动怜悯之心写道：“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　　有人问胡适，如果他真被提名当选总统怎么办，胡适说：“如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认；如果当选，我宣布无效。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　　胡适晚年公开对美国媒体说，他对“自由中国”的期待当然也包含大陆在内，他反对“两个中国”，也反对“一中一台”。　　际会　　毛泽东在担任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期间，一次在听胡适演讲时，他斗胆向胡适提了一个问题，但当胡适得知他是未注册的学生时，拒绝回答他的问题。　　毛泽东同萧三等人经杨怀中先生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适，同胡适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并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胡适做过报告，解答问题。　　毛泽东在要不要出国留学的问题上，曾经请教过胡适。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给好友周世钊的一封信中谈到关于他为什么不出过国考虑：“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一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和黎邵西（即黎锦熙）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五四”时期，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毛泽东一度支持胡适。“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时，当时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并亲自为这个研究会拟定了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问题”，如“孔子问题”、“东西文明会合问题”、“经济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等等，共计七十一大类，其中的教育、女子、劳动、华工、实业、交通、财政、经济八大类又分列出八十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如“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中等教育问题”、“女子交际问题”、“贞操问题”、“国语问题”、“司法独立问题”、“联邦制应否施行问题”，合计一百四十四个要研究的“问题”。　　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与胡适的交往仍相当密切，他写给胡适的信中曾提到：“你的学生毛泽东……”　　《西行漫记》记载说，1919年，毛泽东在回湖南的前夕，曾专程前去拜访胡适，目的是“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胡适欣然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要求，表示尽力给予支持，以后他也是这样做了。是年7月14日，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当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时，胡适看过之后立即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三十六号《新书评介》一栏中，对毛泽东的文章和《湘江评论》作了热情洋溢的肯定。胡适撰文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广州，东从上海苏州，西至四川，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没有这样新派的报纸……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接着他又专门对《湘江评论》和毛泽东的文章作了高度评价。胡适写道：“《湘江评论》的长处似乎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一篇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武人统治天下，能产生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1920年1月15日，毛泽东又拜访了胡适。胡适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来谈湖南事。”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也说到了这次拜访胡适所谈的内容。当时毛泽东正在北京酝酿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为了争取支持；毛泽东去拜访了胡适，把办学的目的与初步计划向胡适求教。“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办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毛泽东在此还特别说明，自修大学的名字是胡适先生给起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胡适后来在日记中追忆了这件事：“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　　1920年4月，当毛泽东领导的“驱张”（驱湖南督军张敬尧）运动胜利后，他就回到了湖南。毛泽东一回到湖南便给胡适写信报告湖南“驱张”后的形势。信中写道：“适之先生：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访问时说过的这么一段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1945年8月抗战刚胜利时，远在美国的胡适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说：日本既已投降，共产党就再没有正当的理由来继续保持一支庞大的私人军队，共产党现在更应该学英国工党的好榜样。这个劳工党没有一兵一卒，但在最后一次的选举中，却得到了压倒优势的胜利。可惜胡博士一直都没有得到回音。　　抗战结束后，毛泽东派董必武争取胡适，后来，又通过胡适的学生傅斯年代向老师胡适问好。胡适不但不买帐，还对共产党劝降，亲自写信给毛泽东，让共产党做不靠武力的第二大党，令毛泽东气而不理。在围困北京时，毛泽东曾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听后冷笑一哼：“不要相信共产党那一套！”他走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宣布胡适为战犯。　　胡适在陈存仁家中吃饭，无论饮酒或讲笑话时，对时局问题，常避而不谈。那个时期，他的家乡安徽，差不多一半以上都已变色，他只谈到他的家乡渍溪龙井乡上村改为适之村，共有五百多个户口，他家门口被写了八个大字“胡适之家，不可乱动”，他家祠堂已改为五四运动展览会永久会场云云。胡适谈到这点，认为那位北大图书馆馆员，看来还不会难为他。　　1949年后，中共中央多次对胡适进行了统战工作，胡适不为所动。1956年2月在北京怀仁堂宴请全国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毛泽东在谈到批判胡适时说道：“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　　1957年，毛泽东说胡适：“……说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1959年12月26日，这天是毛泽东生日，中午，胡适在台北家中留秘书胡颂平吃饭，谈起了毛泽东的老丈人杨昌济。胡颂平由此便问：“毛泽东进北大图书馆工作，是他老丈人带进去的吗？”胡适告诉说：“不是。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生怕生事，把它烧了。——当时北京有个工读辅助会，他先在辅助会工读，很苦。”那天，胡颂平还特地把心中一个疑问提了出来，他问胡适：“是否先生介绍他进图书馆？”胡适告诉说：“不，当时章行严（章士钊）当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主任。章行严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钊两人把他介绍进去的。”不过，毛泽东说自己进北大图书馆是杨昌济先生介绍的。　　胡适看不上毛泽东的诗词。何炳棣曾将毛泽东的两首《沁园春》译成英文发表，一首是1925年所作的“独立寒秋，湘江北去……”，一首是1945年到重庆后立即发表的“北国风光，千里冰封……”。胡适看到后，对何说：“看了很不舒服，因为你还夸他颇不无诗才；事实上，他当初在北大还不配上我中国文学史的班呢！”　　胡适曾对唐德刚说过：“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　　诤臣　　1932年11月28日，胡适与蒋介石首次会面了。胡对蒋颇有好感，他写信给罗隆基称蒋“是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阔，但微嫌过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第二次见面，胡送了一册《淮南王书》给蒋，希望蒋能够从中悟到“虚君”的治国之道，并对蒋进行了民主主义教育。第三次见面时，蒋故意搪塞敷衍胡，令胡大为不悦，好感尽失。　　1938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武汉失守后，胡适成功拉得2500万美元贷款，蒋介石致电：“借款成功，全国兴奋”。胡适还自提一首诗以资纪念“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内战进入后期，国民党的统治岌岌可危。蒋介石要胡适做国民党的官，胡适先以“内人临送我上飞机时说‘千万不要做官，做官我们不好相见了！’”为辞搪塞，后又以“北大同人坚决反对”为由推辞。　　1948年，国民政府选举总统和副总统。当时蒋介石坚决表示不肯当总统。这事大出一般人的意料，国民党连开了几天会议，作了一个秘密决定，就是依从蒋介石属意的胡适当总统，他自己退居副座。这个决定当时只有风传，连胡适自己都不相信。有一天陈存仁只见中央研究院的人乱作一团，会议到了半夜三点钟还没有结果。到了早上七时，外间又轰轰然地闹到一塌糊涂。陈存仁被吵醒了，急急忙忙起身，原来中央研究院外面来了六十名宪兵，都是来保护胡适的。其实，早在一个钟点之前，胡适已秘密离开了中央研究院，避到一个任何人不知道的地方去了。他表示坚决不肯担任总统，后来由傅斯年亲自向最高当局解释，说胡适只愿意国民大会开得成功，同时拥护蒋主席当总统。其实也因找不到胡适本人承认竞选，这件事只得作罢。　　1948年12月17日，正是北大50周年校庆日和胡适57岁生日，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在南京黄埔路官邸专门设寿筵宴请胡适与江冬秀夫妇。平时请客从不备酒的蒋介石，特为胡适备酒贺寿，可谓破格示敬。尽管胡适对蒋氏夫妇的情谊深为感动，但当自己的助手胡颂平奉蒋氏之意劝他“替政府再做些外援的工作”时，胡却板起面孔极不高兴地说道：“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　　1949年1月，但是国民党内要求胡适任驻美大使、外长的呼声很高。1月8日，蒋介石请胡适吃晚餐，劝他去美国，并说：“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这月，他收到了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的来信及“总统府资政”的聘书。几日后，胡适写了一封信给吴，婉拒总统府资政一职。6月30日，胡适连发三封电报，一给阎锡山，一给杭立武，一给蒋介石，都是坚辞外长一事。8月20日，他在给杭立武的电报中说：“弟决不愿就外长，亦不愿就任何官职。弟昨始得见新布之千叶白皮书，更觉得我前所谓辩冤白谤，实有需要。若政府不许我向外声明未就外长事，岂非闭我之口，裹我之脚乎？此意千乞代陈介、麟、百、骝诸公为感。”　　1949年4月6日，胡适从上海搭乘客轮赴美，在国民政府风雨飘摇之际，莫可奈何地为蒋介石尽最后努力，盼挽救中共席卷中国的命运。4月21日，胡适抵达三藩市，迎接他的是共军已渡长江，国府偏安局面破灭的政治现实，胡适仅能强振精神地说，“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介石）的”。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颓势一发不可收拾，胡适、雷震等人办了一份杂志，希望借文字之功，鼓舞灰心丧气的军民，挽大厦于将倾。胡适提议，当年戴高乐在国难中办有一份《自由法国》，那么现在的这份杂志不妨叫《自由中国》。雷震即向蒋介石转述这层意义，蒋对其大加嘉许。但等他们都移驾台湾之后，这份刊物却成为攻击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利器，最终被封禁了事。　　1952年月11月19日，蒋介石为营造礼贤下士形象，邀胡适回台讲学，这是胡适赴美后难得的风光场面，访台时万人空巷，争睹风采，蒋经国也代表前往接机。胡适利用这股气氛大胆地对蒋介石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他也在《自由中国》三周年茶会上强调言论自由重要性，提及“在朝的应该培养鼓励合法的反对；在野的应该努力自己担负起这个责任，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　　1958年，在蒋介石敦请下，胡适结束几近在美流亡的生活，返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不但以上宾之礼待之，表示要从自己的稿费拨出一笔款项，配合中研院追加预算，帮胡适盖屋居住；还为胡适就职典礼亲自到中研院演说，直称胡适的道德与品格高尚，足膺中研院长重任。不过胡适不留情面地当场反驳学术与道德并无关系，中研院的责任还是在提倡学术，甚至一再说“总统错了”，气得蒋介石脸色大变，从此未再去中研院。　　胡适在蒋介石70寿辰为其所写的文章中，他讲了艾森豪威尔的两个故事，奉劝蒋介石学老艾的榜样试试《吕氏春秋》中说的“无智、无能、无为”。希望蒋介石守法守宪，节制自我，更有效地保证言论自由。　　1960年3月，又轮到6年一次的总统选举。当时蒋介石已73岁，已连任一次，如再连任，显然违反宪法，然而蒋介石还是作出了继续前台执政的抉择，还对下属说：“我要带你们打回大陆去。”胡适对此极为不满。在选举之前，他就请张群转告蒋介石，盼望蒋介石不做第三任总统，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他奉劝国民党不要再玩弄“劝进”的花招。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种方式，对蒋先生是一种侮辱，对我们老百姓是一种侮辱。”直到陈诚将结果告诉他，他还是说：“我还是抱万分之一的希望，希望能有转机。”　　1960年9月4日，为筹组在野党奔走的雷震被捕入狱。在美国参加中美学术合作会议的胡适，立即发电文给行政院长陈诚，指责此举甚不明智，“政府畏惧并挫折反对派运动，必将蒙摧残言论自由之恶名，恐将贻笑世界”。他并公开对外籍记者说，雷震为争取言论自由而付出的牺牲精神，“对得住自己、朋友，也对得住国家”。胡适也强调，雷震绝对是个“反共爱国”的人，因此他“不是营救雷震，营救的是国家”。　　同年11月18日，胡适拜会蒋介石，说雷震的军事审判使他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但蒋介石刻意问胡适，不知是否听过他曾与人说，胡适这几年来“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们政府”？胡适连称蒋介石的话太重，先搬出当年赴美求援时所讲“我始终是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又无奈地说，“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里去！”雷震入狱后，胡适从此远离政治，没有去探监，没能出来领导剩余反对势力组党，《自由中国》的后人痛批胡适退缩，担不上自由主义大师位置，殷海光更对胡适严加挞伐，让重清誉、好面子的胡适郁郁不已，自承在内心深处，也就是思想上，与雷震“在一起坐牢”；反倒是雷震狱中日记写到，梦见胡适对他说，担心探监引起蒋介石更大的怀疑，不得不却步。　　伤憾　　1931年9月，北大刚开学不久，九一八事变就发生了。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费了九个月的功夫，造成了一个新北大，九月十四日开学，五日之后就是九一八的一炮！日本人真是罪大恶极！”　　胡适就任北大校长后，雄心勃勃，称“既已做了北大校长，就希望做它十年八年，以求能做出一些成绩来，否则对不起北大，对不起自己。”他的目标是“一心一意把北大办成具有国际地位的大学”。　　1948年12月17日，是北大建校50周年，也是胡适57岁生日，在南京“中研院”内的北大校庆纪念会上，胡适致词：“我绝对没有梦想到今天会在这里和诸位见面，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是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语至痛切处，痛哭失声，会场一片凄然。　　1948年12月15日，胡适急匆匆拉着夫人坐上了国民党的专机，已经打捆好的一百多木箱书籍无法带走，甚至连小儿子也来不及通知，包中只装着正在校勘的《水经注》稿本和视若生命的十六回残本《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临行，留下一便笺，内云：“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季羡林的回忆文章写道：听说，他（胡适）离开北平后，曾从南京派来一架专机，点名接走几位老朋友，他亲自在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回以后，机舱门开，他满怀希望地同老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只是据说，他当时大哭一场，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1949年1月，蒋介石要求胡适去美国，而后又聘请胡适为“总统府资政”，但胡适却只在意北大校长的职务，他写信给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说：　　“依据‘大学组织法’，国立大学的校长都不得兼任为俸给的职务。现在我还是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因时局关系，此时尚不能辞职。故请先生千万代我辞去总统府的名义与俸津。聘书也请先生代为收回，并乞先生勿发表此事，以免报界无谓的猜测与流言。　　适明晚与梅校长同车去上海小住，特来告辞，恐不能相见，故带此信留呈先生，恳求先生念我愚诚，代我打消此事，不胜感谢！”　　这个时候的胡适依然在履行北大校长的职责。1949年3月9日，北大医学院学生焦增煜从北平逃到上海，刚上岸就被扣押了，焦在狱中看到报纸上梅贻琦刊登的一则启事，知道第二天胡适有个公开演讲，就给梅打了电话，恰巧胡适也在梅贻琦处，接了电话后，他马上打电话给蒋经国，三十分钟焦就释放了。焦去看胡适，报告北平易手和自己出逃的经过，要求帮助。胡适当即亲笔给他写了一份证明书。凭着这一纸证明，焦才能漂洋过海，进了加拿大的一家医学院。而竺可桢日记中讲到，曾有北大法律二学生华力进拿了胡适的信要到浙大借读。　　1957年春天，他在纽约因胃溃疡大手术之后，立下了英文遗嘱，幻想“光复大陆后，北大成为自由大学时”，他留在北平的102箱书捐给北大。他此刻已感觉到，今生今世是不可能再回祖国大陆了。　　李敖自称在其困难的时候接受过胡适的资助，毕生讴歌胡适。李敖在其“2005年大陆文化之旅”北京大学访问期间，向北京大学捐款希望树立胡适铜像。　　胡思杜明确表示不随父母南飞，自己留下来暂住亲戚家中，看局势发展再决定行止。胡适无奈，只好遂了这位他呼曰“小三”的儿子的意愿。想不到这一别，再也未能相见。胡适直至去世，都未获悉留在大陆的那个后来号称与他断绝父子关系的小三胡思杜，已于1957年在政治运动中自杀身亡。晚年的胡适在遗嘱中，竟还为这个小儿子留下了一份小小的遗产。　　逸事　　胡适在家乡念过九年私塾，在这里他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学生逃学，先生抓着便打，越打越逃”，原因是“老师收入太少，一个学生每年才交两块银元，老师生活困难，当然没精力认真去教，学生只有念死书，背死书。这样自然很苦，不愿去学，更谈不上去用功学习了”。胡适的母亲为他多交学费，才使两位先生认真为他讲书。　　1904年始胡适到上海生活了六年，先后在梅溪学堂、澄衷学堂及中国公学就学。他自述：“在我停留在上海的时期内，我经历过三个学校（无一个是教会学校），一个都没有毕业。”　　清末民初，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除以编撰教科书为重点外，对于一般图书则注重西方文化思想的译介，如严复译的《天演论》等思想名著。这些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术语，都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成了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许多人用这些名词做自己或女儿的名字，原名胡洪骍的胡适，也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取“适”字做了自己的表字和笔名。　　温源宁这样描写胡适：“四十出头了，胡博士还显得很年轻。脸刮得挺像样，衣服穿得挺像样，他真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头发漆黑，不见二毛；前额突出，跟奥古斯都大帝相似；一双坦率的大眼；两片灵活的嘴唇，显得能言善辩；面色红润，却不是由学者的‘生活朴素，思想高超’而来，也不是由俗人的‘饮食丰美，生活放荡’而来。中等身材，十分匀称，一举一动，轻快自如。从外表看来，胡博士是由俗人变为学者，而不是由学者变为俗人。”　　《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之后，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胡适也由此“暴得大名”，天下何人不识君，那个时代有个口头禅，居然是“我的朋友胡适之”。　　胡适的“朋友”遍天下，连美国人也不能幸免。珍珠港事变前，芝加哥大学教授史密斯当选众议员。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与此君曾有一饭之缘，得知消息后，便请他来中国驻美大使馆用晚餐。史议员在赴宴的路上突然想起：还不知道主人叫什么名字呢，这可如何是好？但转念一想，只需按“大使”、“阁下”这样称呼，定没错。宴会散后，胡大使送客时免不了“欢迎到敝国旅游”这样的客气话。“中国我是一定要去观光的，”史议员肯定地说，“我到贵国观光，第一个要拜访的便是我的朋友胡适之博士，大使先生，胡适博士现在在什么地方呀？”胡大使听后哈哈大笑，说：“胡适就站在你的对面呵。”宾主相拥大笑，尽欢而散。看来“我的朋友胡适之”在美国也是行得通的。　　胡适留学归来，青春少年，声名远播，更兼风度翩翩，对女士温柔体贴，绅士风度十足。他讲课的时候，看到女生坐在窗边，寒风吹进来，他会很细心地走过去替她把窗户关上。与女孩子们在一起，他总是有说有笑，温厚机敏，幽默风趣。自然，免不了有许多女孩子苦苦追求他，写来许多神魂颠倒的情书。1926年，汤尔和赠给胡适一诗，描写的就是当年胡适周旋于红袖之间的情形：蔷花绿柳竞欢迎，一例倾心仰大名。若与随园生并世，不知多少女门生。缠头拼掷卖书钱，偶向人间作散仙。不料飞笺成铁证，两廓猪肉定无缘。　　胡适的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都只有上卷，人送雅号“半卷博士”。　　胡适在介绍自己的事业时，只介绍文学是他的“娱乐”，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政治是他的“兴趣”，却从未说过教育是他的“什么”。　　胡适在评论中国传统戏曲时说，居然竟有人把脸谱，嗓子、台步、武把子、唱工、锣鼓、马鞭子、跑龙套，等等，当作中国戏剧的精华！　　胡适说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翻阅《大英百科全书》偶然发现的。　　上世纪30年代，赵元任和杨步伟去安徽旅游，游览了黄山，顺便去了歙县胡适之的老家，两人赞叹真是山清水秀之乡，杨步伟和赵元任写了一封信给适之说，你们有这种好风水的地方，所以才出了你这个人。适之回信说：“韵卿（杨步伟字韵卿），我要接吻你一百次，谢谢你。”　　1923年春天，胡适应清华大学学生所请，开列了一份共计185种“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把《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也列入。梁启超对胡适说：“我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陋，但说连国学最低限度也没有，我不服。”徐志摩看了“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后说：“惭愧！十本书里有九本是我不认识它的……我是顶佩服胡先生的，关于别的事，我狠听他（胡适）的，但如其他要我照他定的书目用功，那就好比要我生吞铁弹了。”　　胡适在陈存仁家中，常时喜欢讲笑话，谈小脚，谈辫子，谈打麻雀。他常提起他的太太江冬秀女士。他说，他太太虽是小脚，但早年就解除束缚了，他称她是“改组派”。关于他自己的辫子，在考取官费留学那年（宣统二年），他还是拖着辫子上船的。至于打麻雀，他的太太最欢喜，他自认是怕老婆会的会长，所以非但不反对，而且常常在案牍疲劳之后，也参加打几圈。　　民国时期，官员、文人搓麻成风，胡适在《麻将》一文中痛斥麻将的祸害。他算了一笔账，即麻将每四圈费时约二点钟，少说一点，全国每日只有100万桌麻将，每桌只打八圈，就得费400万点钟，就是损失十六万七千日的光阴，更不用说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磨。他写道：“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到哪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吗？……只有咱们这种不长进的民族以‘闲’为幸福，以‘消闲’为急务，男人以打麻将为‘消闲’，女人以打麻将为家常，老太婆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他把麻将与鸦片、八股、小脚列为“四大害”。　　骂归骂，胡适也不是视麻将为洪水猛兽坚决不碰。梁实秋就曾看到过胡适搓麻的情景：“有一年在上海，胡适、潘光旦、罗隆基、饶子离几位在一品香饭店开了房间，硬木桌上打牌，滑溜溜的，震天价响。”梁实秋还记得那次胡适“麻运”不佳，最后输个精光，因为带的现金不够，只好开出一张三十多元的支票，在当时不算小数目。　　相对于胡适的胜少败多，胡夫人在方城战中可谓每战皆捷，这让平生不信鬼神的胡适，“小心求证”出“麻将里头有鬼”，亦不失为一趣闻。　　唐德刚从胡适打麻将联想到他的思想，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一次在背后看他打麻将，我忽有所悟。胡氏抓了一手杂牌，连呼‘不成气候，不成气候！’，可是‘好张子’却不断地来，他东拼西凑，手忙脚乱，结果还是和不了牌。原来胡适之这位启蒙大师就是这样东拼西凑，手忙脚乱。再看他下家，那位女士慢条斯理，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她正在摸‘清一色’，所以不管‘好张子，坏张子’，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　　其实“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又岂只胡家这位女客。在胡氏有生之年里，各党派、各学派、各宗师……哪一个不是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呢？！胸有成竹，取舍分明，所以他们没有胡适之那样博学多才，他们也就没有胡适之那样手忙脚乱了！　　胡适评论道：“京剧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黄侃挺身而起道：“适之，适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么办？”　　胡适因创作和提倡白话诗，被称为“新诗的老祖宗”。海内作新诗者均以能得胡适的评论而荣幸，以致后来以《女神》名噪诗坛的郭沫若，以一直得不到胡适的评论为憾。1923年，两人在一次欢宴上见面，当胡适在酒酣耳热中说起他曾想要评《女神》，并取《女神》读了五日时，郭沫若大喜，竟抱住胡适，和他接吻。　　有一次，胡适和新月派诗人聚会，对闻一多说：“你们湖北有三杰，一文一武一名伶，文人就是你，武人是黎元洪，名伶是谭鑫培。”闻一多笑道：“你们安徽也有三杰，也是一文一武一名伶，文人自然是你，武人是段祺瑞，名伶是梅兰芳。”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了《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末代皇帝溥仪因此得以深居宫中，继续着他的“皇帝”生活。在洋师傅庄士敦的调教下，红墙内的小皇帝对外界的一切新事物都充满了好奇：眼镜、电话、自行车。同时，他也了解了国内外的政治文化形势，知道了“新文化运动”（他称之为“白话文运动”），也就“认识”了胡适，读过《尝试集》，也读过《文存》。皇宫装了电话后，溥仪想起了胡适博士，很想听听洋博士是用什么腔调说话，溥仪在紫禁城里打电话约来了慕名已久的胡适，对胡适说：他对民国的优待条件并不在乎，只想多读点书，做一个“有为的青年”。胡适恭维道：“皇上真是开明！前途有望！”见面后，胡适对寂寞的溥仪心生怜悯，在6月6日的日记里写了一首诗：　　有感　　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　　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注：也有研究者说此诗是胡适为恋人曹珮声所写）　　胡适在美国留学时，他的导师杜威曾让其博士论文没有通过。两年后，他亲临中国，看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的博士论文）在学术界的声势，才自愧有眼不识泰山。后来他颇以有胡适这样的学生而骄傲。　　胡适一生中，共接受了31个名誉博士学位，加上他的正式学位，共32个。胡适对唐德刚说，他的名誉学位有34个，多为一流学府所颁赠。胡适成为炎黄子孙中拿博士学位最多的人，其次是宋美玲，她的名誉博士学位是12个。　　胡适的博士头衔大多名过于实，其哥伦比亚哲学博士文凭，也是迟至1927年才正式拿到手。饶是如此，也令同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刘半农大受刺激。刘经过数年苦读后，在国立巴黎大学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并当选巴黎语言学会会员。从此，他在人前自称“国家博士”，以与其他博士相区别。　　晚年胡适谈到齐白石的时候，胡适放低声音笑着对秘书胡颂平说：“这位齐老先生78岁还生儿子；良怜之后，还有好几个子女呢！”　　胡适在说到王国维与罗振玉时，其语言与常人无异：“静安先生的样子真难看，不修边幅，再有小辫子，又不大会说话，所以很少出门，但他真用功。罗振玉就不同，身材高大，人又漂亮，又会说话，说起话来又有丰采。真漂亮！”　　一次，胡适谈及北方早婚的人还声情并茂地朗诵了一首北方民谣：新娘年纪二十一，新郎还只一十一。两人一道去抬水，一头高来一头低。要不是公婆待我好，一脚踢他井里去。　　北平乃人文荟萃之地。餐馆食谱上多有以名人名字命名的名菜，如赵先生肉、张先生豆腐、马先生汤、胡博士鱼等等。中山公园长美轩的马先生汤为马叙伦首创，又称“三白汤”，味极鲜美。王府井承华园的胡博士鱼为胡适所创，其法为鲤鱼切丁，加三鲜细料熬成鱼羹。至于张先生豆腐和赵先生肉，也是京师名菜，却已失其详征，只知道“张先生”必是跟北大有密切关系的人，且是南方人。　　胡适喜欢吃肥猪肉，每次《独立评论》同仁开会前的聚餐，与会者都把肥肉搛给他，让他一个人吃得津津有味。　　胡适有天请罗隆基、潘光旦等到上海徽州馆尝家乡口味，一进门，老板见到他满脸笑容，对着厨房大吼一声。他们都听不懂，胡适解释这是徽州话，是在喊：“绩溪老倌，多加油啊！”多加油即是特别优待老乡之意，果然那餐油水特别足。后来梁实秋回忆说，有两个菜印象特别深，一是划水鱼，即红烧青鱼尾，鲜嫩无比；一是生炒蝴蝶面，即什锦炒生面片，非常别致，缺点是味太咸，油太大。　　胡适见宴会席上有家乡名菜狮子头，大为欢喜。即说：《论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两句话是圣人最近人情的话，全世界两千年的哲人中，没有第二个人说过这样的话。　　20世纪20年代上海泥城桥开了一间叫“四而楼”的酒馆，很多人都不明白“四而”的意思，就去请教当时任上海公学校长的胡适。胡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只好亲自前往四而楼小酌，寻机向主人探问究竟。主人说，楼名取自《三字经》的“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只不过图个一本万利的彩头。胡几欲晕倒。　　风趣　　胡适在北京接到新婚的妻子传来已有身孕的消息后，禁不住自我揶揄地吟唱起来：“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无后主义’的招牌，于今天挂不起来了……”　　胡适说，瑞典的高本汉以一部《中国音韵学》，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三百年来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功夫；瑞典学者安特森发现的几处新石器遗址，便可以将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法国教师桑德华发现了一点旧石器，又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了几千年；周口店的一颗牙齿，经过步达生的化验，又把中国文化拉长了几万年。　　胡适写过一首关于文字方面的白话打油诗：“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来同一字，声音少许变了。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古人悬梁，今人上吊；古名虽未必佳，今名又何尝少妙？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金轿；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　　北伐成功后，高中以上学校及大学的雪上都受军事训练组织学生军。在学生军成立典礼上，胡适致词说：“大家都知道当兵的丘八最狠，因为他们有武器；同时学生更狠，因为他们有头脑，有学问，所以人称丘九。今天学生组织了学生军，就变成了丘十七，将来救国救民的责任，全在你们这批丘十七身上……”　　新文化运动发动人之一的钱玄同年轻时偏激，曾说：“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1927年，钱玄同过四十岁生日时，胡适、刘半农等人想起钱当年的激愤之语，果真写就讣告、挽联、挽诗以及悼念文章，并发出预告，计划在《语丝》出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结果钱玄同恼羞成怒，横加干涉，以至于专号流产。但颇有外地朋友信以为真，有的还打电话到北平慰问钱的家属。　　丁文江对他不喜欢的人，总是斜着头，从眼镜里看他，眼里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样子怪可嫌的。胡适对他说：“史书说阮籍能作青白眼，我从来没有懂得，自从认识了你，我才明白了‘白眼待人’是个什么样子。”丁听了大笑。　　胡适后来和杨杏佛成了好朋友，一日胡适去造杨杏佛，不巧主人不在家。胡适独坐无聊，突发诗兴，便以杨杏佛的大鼻子为题，赋一首打油诗曰：“大鼻子人人有，唯君大得凶。直悬一宝塔，倒挂两烟筒。亲嘴全无份，闻香大有功。江南一喷嚏，江北鱼蒙蒙。”杨杏佛回来后见此大笑，连呼：“好诗！好诗！”　　胡适和汤用彤闲谈。汤说，我有一个私见，就是不愿意说什么好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胡适也笑对他说，我也有一个私见，就是说什么坏东西都是从印度来的。说完，两人相视大笑。　　杨振声任青岛大学校长期间，曾经邀请途经青岛的胡适来演讲。不料轮船抵达后，因风浪太大，无法上岸，胡只好给杨发了一封电报，电文曰：“宛在水中央。”杨接到电报后，回电曰：“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胡适讲课时，曾说：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　　胡适经常到大学里去讲演。有一次，在某大学，讲演中他常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先生的话。引用时，他就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竟引起了哄堂大笑，原来他写的是“胡说”。　　有一次胡适的朋友在胡家里聚餐，徐志摩像一阵旋风似的冲了进来，抱着一本精装的厚厚的大书，是德文的色情书，图文并茂，大家争着看。胡适说：“这种东西，包括改七芗、仇十洲的画在内，都一览无余，不够趣味。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一点含蓄。”　　季羡林回忆胡适的一件小事：有一次召开教授会，杨振声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贵的古画，为了想让大家共同欣赏，他把画带到了会上，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啧啧称赞。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做纳入袖中状，引得满堂大笑，喜气洋洋。　　1947年南京政治大学邀请胡适先生讲演，出现在讲台上的胡适，约五十多岁，留西式发型，鼻梁上架着近视眼镜，五官端正，容光焕发，文雅中兼有几分英俊，着浅蓝色的长袍，确有大学者的气派。会场上有人在窃窃私语：“胡先生胖了，胡先生胖了。”不料这话被台上的胡适听见了，所以他开头就讲：“我最近到南京开会，住了些时日，南方的大米饭是比北方的麦面好吃，营养又好，所以不觉胖了点。”胡适幽默的开场白把大家都逗笑了。　　有一段时间，蒋介石提议让胡适当总统，自己任行政院长。胡听说后，跟朋友开玩笑说：“蒋介石如一定让我做总统的话，我就去做好了，反正国家大事有他蒋介石管，与我有什么关系。到那时，我到南京，把总统府大门一关，还作我的《水经注》考证，总统府门禁森严，我便可以安心搞学问。”　　月老　　胡适乐于成人之美，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他有一本由他牵线作伐而成，或请他当主婚人、证婚人的新婚夫妇签名簿——“鸳鸯谱”，记录着当代许多文坛名人美满婚姻的佳话。在“鸳鸯谱”上签名的有赵元任夫妇、沈从文夫妇、徐志摩夫妇……　　沈从文喜欢一个叫张兆和的学生，天天给张兆和写情书，张从来不看，后来烦了，向校长胡适告状，胡适又是一笑，叫张兆和先看看情书以后再说。张兆和读完那些信后，渐渐被沈从文打动，终于成就了一段姻缘。　　1936年元旦，是经济学家千家驹与杨梨音女士结婚喜日，他们约请胡适证婚。千家驹说，胡适先生名满天下，他一点不摆架子，是很有人情味的。他拿出一本“鸳鸯谱”来，要大家在上面签名。举行婚礼时，他致词开玩笑说：“千家驹在北大时，担任学生会会长，是著名的捣蛋头儿，但在今天的婚礼上，却一点捣蛋气息都没有了，大概从今天起，千家驹已变成杨家驹了！”一席话，说得大家哄堂大笑。　　胡适好做媒。　　陆小曼拟与其夫离婚，在徐志摩返苏州时前往车站送行，并送上糕点一盒，且要他车启动后才尝，说：“此糕乃赠君者也。有事时，请教于胡适之先生，先生将有助于君。”车开后，在糕盒里见有一信，内称离婚事。　　陆小曼的母亲反对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事。胡适便去劝说，陆母向胡适提出两个要求，如能办到，便准他们结婚。这两个要求是：一、要请梁启超证婚，因为梁启超在全国素有名望，又是徐志摩的老师；二、要求在北京北海公园图书馆的礼堂里举行婚礼。这两项在当时都是挺难办的，但胡适最终都办妥了。　　1926年的10月3日，即农历八月二十七，孔子诞辰，两人在北海公园举行婚礼。在亲友云集、热闹非凡的婚礼上，除了祝福，陆小曼和徐志摩还听到了证婚人梁启超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段证婚词：“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上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要痛改前非，重做新人。徐志摩、陆小曼，你们都是离过婚，又重结婚的，都是过来人了，这全是由于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希望你们不要再一次成为过来人，我作为你徐志摩的先生——假如你还认我作先生的话——又作为今天这场婚礼的证婚人，我送你们一句话：祝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　　蒋梦麟在北大时期，休弃农村第一位夫人另娶好友高仁山遗孀陶曾谷时，约请胡适作证婚人。当天，胡适的妻子江冬秀死活不让胡出门，说蒋不道德，抛弃元配另结新欢。胡适只得翻窗“潜逃”，成其美事。　　癖怪　　抗战期间，胡适驻美国，有一记者写了一篇关于胡适的报道，说胡适是个收藏家，一是收藏洋火盒，二是收藏荣誉学位。　　胡适喜欢研究奇怪的东西。胡适从1942年开始收集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他认为从中可以找到了解国际问题的钥匙。他发现，来自中国的怕老婆故事有几百个，来自美国、英国、北欧的这种故事也有几百个之多，来自日本和德国的却一个都没有。他因此得出结论：“人类中间这一种怕老婆的低级种子，只能在民主国家繁殖，不会产生在极权国家的土壤上。”次年，他收集到不少意大利的怕老婆故事，由此推断意大利在轴心国不会感到愉快，果然，意大利于是年九月向盟军投降了。　　1958年，胡适对朋友们接着收藏这个话题即兴演讲。胡适说，他收集的火柴盒有五千多个。他收藏的荣誉学位，也有三十多个，但不能算他的收藏，都是人家送的。他真正的收藏是全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世界各种怕老婆的故事，我都收藏了。”胡适谈兴正浓，绘声绘色地讲了意大利有名的怕老婆的故事：地狱里最高魔王召集了所有高级的魔鬼，来讨论问题。因为所有犯了罪的鬼魂，这些鬼魂都说自己没有犯罪，都是他们的太太带来的罪过，他没有办法处置。魔王不明白阳间的情形，难道阳间的女人都这样可怕吗，要派去调查，派出的这位，要在阳间娶妻，体验一下，然后回来报告。大概像是卧底一样的高风险的工作，所有高级的魔鬼不愿意去，结果抽签决定地狱里魔鬼的一个头儿去。这魔鬼带了不少钱到了斐灵翠，娶了一漂亮的小姐结婚了。下面的，不消说，也知道了，这魔鬼不光是怕，是相当的怕。当他作威作福时，一听到农夫说，他老婆来了，他吓得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　　胡适在北平时，因“旧瓶新酒”一词引发他的考据癖。他说：“现在的人爱引用西洋古谚‘旧瓶新酒’，一定是被翻译错了。其出处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犹太人用羊皮装新酒，而不是用什么瓷玻璃瓶的。”当时有人特为此事写了一首打油诗：先生考据擅专场，马可福音第二章。原是旧皮囊一个，难将新酒此中装。　　胡适吃木瓜，为了证实是否是《诗经》里“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的木瓜，就抽出《诗经》来读，但仍吃不准是否指现在的木瓜。后来再查了《植物大辞典》，方才清楚。他对人说：“这种木瓜是很小的，所以说‘投’，很大的是投不了的。”　　齐白石曾卜一卦，相士说他七十五岁时有难，他便刻意将七十五岁“跳”了过去。这个问题在胡适为他编年谱时被发现了。　　胡适在台湾一直很关心大陆的文化动静。毛的诗词他也认真读，见答李淑一的韵跑得没了边，还很诚心地请教赵元任，问是不是湖南方言可以这样押，赵答曰否。　　胡适考证南朝陶弘景的《真诰》，发现《真诰》根本是抄袭《四十二章经》的；胡适以为是侦破了一桩千年的窃案。史学家陈寅恪却告诉他，朱熹早在七百年前就发现了。　　蔡元培为中华书局《红楼梦索隐》作注释，考证《红楼梦》的是记明珠家的隐事。不久胡适另外发表一篇《红楼梦考证》，重点是考证作者曹雪芹的身世和《红楼梦》版本，把蔡元培的《索隐》完全推翻了。当时上海有一家亚东图书馆，首先用新式标点出版了《红楼梦》、《水浒传》等小说，书的前面必有一篇胡适的考证文字。　　胡适在美国求学时，一天他问了50个中国朋友对于《天演论》是否相信，结果个个回答相信。后胡再问《天演论》是根据什么凭而成立，却只有两、三个人回答得出。　　胡适自述早在儿童时代即因看《资治通鉴》王充“刀锋刀刃”语而成为无神论者，回国后曾经对禅宗六祖的正统地位以考据方法进行怀疑，晚年不相信虚云和尚的年龄，并说“禅宗的和尚爱说谎”。　　胡适到书铺去，目的只是看书，轻易不买一本书。而且他买书的习惯，只买价值银元一元以下的书，超过了这个价值，他便不买。他在北大时，见到任何好书，向来只要开出书单，交由北大图书馆去购买的。　　胡适对人力车坚决不肯坐，认为“人拉人”是不人道的。　　惧内　　据说胡适怕老婆，胡适属兔子，他的夫人江冬秀是属老虎的，胡适常开玩笑说：“兔子怕老虎。”当时就流传了胡适怕老婆的笑话。　　胡适经常讲：“太太年轻时是活菩萨，怎好不怕；中年时是九子魔母，怎能不怕；老了是母夜叉，怎敢不怕！”　　胡适的新三从四德大家估计是耳熟能详的，现在的女人总是拿来教育自己的老公或男朋友：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胡适常买书，对旧书商很客气，但家中的财权掌握在夫人手中，先生爱买书，太太不爱给钱，书账能拖就拖，实在拖不下去了才出手还账，还账时嘴里还牢骚埋怨不断。书商佩服胡适，但做他的买卖要和把钱抠得紧的胡太太打交道，大多感到麻烦不痛快。　　对于爱书、购书有癖好的人来说，最痛苦、最无奈的事莫过于面对梦寐以求的书，而囊中羞涩。琉璃厂的书商给胡适送他想要的书时，他面对的不是无钱买书之虞，而是如何动员太太痛快地付钱此等问题。胡适真是好修养，任凭他的太太怎样发牢骚、如何抱怨他买书，胡适也不会冲她发脾气。他的所为真是“PTT”俱乐部成员的楷模。　　1931年春天，胡适由沪赴平，道出青岛，杨振声、梁实秋邀请他到青岛大学演讲，他下榻万国疗养院。当晚，青大设宴，有酒如渑。胡适以遵夫人之命为借口，作劝酒的挡箭牌，好在朋友明白他的处境，也不勉为其难。除非身体情况不允许，事实上，“胡先生酒量不大，但很喜欢喝酒”。　　有一次，巴黎的朋友寄给胡适十几个法国的古铜币，因钱有“PTT”三个宇母，读起来谐音正巧为“怕太太”。胡适与几个怕太太的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成立一个‘怕太太协会’，这些铜币正好用来做会员的证章。”　　胡适是P.T.T（怕太太）的楷模。有些人在写文章时，难免添油加醋，胡适即使读到挖苦、嘲讽他P.T.T，他也是一笑而过。1961年5月6日，报纸上发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胡适之伪装惧内》，胡适看到文章“留着冬秀作女皇，这是虚君，实权自在首相手中”这几句话，不禁哈哈大笑。胡适对胡颂平说：“这个作者好像知道我过去的事情，大体都不错，但有些地方是胡闹了。像他引的第一首诗‘先生几日魂颠倒’，明明是我给朱经农写的诗，这个人说是我给冬秀的，这不是胡闹吗？或者这个人记错了，或者故意这样写吧。”　　婚恋　　胡适的发妻江冬秀是母亲为他选者的。胡适虽早年丧父，人品相貌、资质才气均高人一等，上门订婚的人几乎踏破了门槛。对于胡适的身价，村子里曾有一个“值百金”的说法，意思是胡适若为女身，就可得到最高的聘金了。　　有一回，胡适随母亲冯太夫人去旌德县旺川村的姑婆家做客，恰巧一位吕姓的亲戚也来串门，看上了刚十多岁的胡适，认准这孩子将来要成她家的女婿。这位女戚的夫家姓江，称得上是旌德县的巨族，膝下有一女，名叫江冬秀，年逾胡适1岁，按胡适家乡的俗谚“宁可男长十岁，不可女大一年”来说，这是忌讳的。另外江冬秀肖虎，胡适属兔，旧法上也犯冲。为此，这门亲事就成了剃头担子一头热，女方要成，男方不依。　　后来女方请出了江冬秀的老师——胡适的本家叔叔胡祥鉴前来说项。这人巧舌如簧，东三西四地扯了一大堆吉祥话，硬生生地把胡适的母亲冯太夫人说得动了心。于是，按照当地的习俗，冯太夫人正儿八经地要来了江姑娘的生辰八字，请先生开课算过，结果出人意料地好。冯太夫人还不放心，又将江姑娘的八字与其他几个候选媳妇的八字一起放到竹升里，往灶司老爷座前供好。几天后，才虔诚地用竹筷从竹升内夹出一个写着姑娘八字的纸条，打开一看，仍是江姑娘。于是，胡适的婚事就这样定下了。　　胡适一直不喜母亲为他选择的发妻江冬秀，他十八岁在上海求学时，母亲让他回家完婚，他以求学要紧为由回绝了。1916年1月，在美国的胡适偶患小恙，躺在床上，倍受着清冷的凄苦，忽然邮差送来了江冬秀的信，尽管全部“不满八行字，全无要紧话”，却也感动了胡适。　　胡适从美国回安徽老家探亲时，曾提出要见江冬秀一面。江家拗不过他，总算勉强答应了。那天胡适来江家，由江冬秀的哥哥江耘圃陪同前往闺房。胡适跨进绣阁，只见江冬秀已掩进床帐内，张目望去，隐隐约约，只有隔帘花影之感。舅母一步抢上，伸手要去撩床帐，胡适这时已开始感到歉疚，忙拦住，然后就退了出来。胡适未见到未婚妻，但是江冬秀却见到了未来郎君，心中很是欢喜。回到家里，大家问他见了新人没有，胡适笑着说：“见了，很好。”　　胡适事母至孝，最终还是奉母命成婚，迎娶了母亲选择的儿媳妇。二十七岁胡适从美国留学回来出任北大教授时，才奉命完婚。婚礼那天，江冬秀穿花袄、花裙，胡适穿西装礼服、戴礼帽、穿黑皮鞋，两人相对，恭恭敬敬地行了三鞠躬礼。胡适还发表了一通演讲。胡适为自己的那次婚礼写过一首诗：　　记得那年，　　你家办了嫁妆，　　我家办了新房，　　只不曾捉到我这个新郎。　　这十年来，　　换了几朝帝王，　　看了多少世态炎凉，　　锈了你嫁妆剪刀，　　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