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的旧学功底十分扎实，早年最喜欢唐代李商隐的诗，后来又痛骂李商隐是妖。罗家伦就问他：“当时你喜欢李商隐的时候怎么不说他是妖阿？”傅回答说：“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妖！” 1920年，《新潮》曾发表了傅斯年的一篇文章，他在文中写的是留学欧洲途经上海的观感。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上海人，特别是上海籍男人们的反感与抵制，认为傅斯年丑化了上海人。傅斯年这样写道： “在上海住的时间很短暂，没得什么益处。但见四马路一带的‘野鸡’，不止可以骇然，简直可以痛哭一场。社会组织不良，才有这样的怪现状；‘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我觉得上海有一股绝大的臭气，便是‘好摹仿’。请看上海话里，一切名词多是摹仿的。不直陈其事，而曲为形容，拿甲来替代乙，拿丙来比喻丁，其结果无非令人肉麻罢了。至于行动的摹仿，更不要说。从摹仿‘仓圣’，以至于模仿‘洋崽子’，虽等差不同，要都是摹仿。良家妇女摹仿妓女的衣服，良家子弟再摹仿良家妇女的衣服，或竟直接摹仿妓女的衣服。” 北伐胜利之后，傅斯年等几人在在蔡元培先生家中吃饭，有几个同学都喝醉了酒，蔡先生喝得更多，不记得如何说起，说到后来傅斯年便肆意乱说了。他说：“我们国家整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彝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蔡先生听到这里，不耐烦了，说：“这除非你做大将。” 1927年，时傅斯年在广州中山大学教书，是系主任，又是院长。一天他和别人吵架，吵完后找到他的朋友罗家伦和何思源等人，一见面就把皮包往地上一摔，一屁股坐到地上，撒泼、张嘴大哭，非要他们帮他去打架出气。 1927年，李大钊就义，报纸上发表消息有谓李在北平“就刑”。傅斯年反驳说，不是“就刑”，是“被害”。 1932年，陈独秀被捕，傅斯年为之辩诬，说陈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 傅斯年在认识丁文江之前，痛恨其政治立场，甚至当着胡适大骂丁文江，说：“我若见了丁文江，一定要杀了他！”后来胡适介绍两人认识，他们却迅速成为莫逆之交。丁文江在长沙病危，正是傅斯年第一个从北京赶去看护。 朱家骅代理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时，为宴请赵元任杨步伟夫妇和傅斯年，特地安排了一桌最好最贵的酒席。赵元任夫妇吃完先走，杨步伟在路边看见一个北京炸酱面摊，要了一碗，正待品尝，傅斯年和朱家骅从后面赶来。朱觉得没让客人吃饱，过意不去；傅抱怨杨在大街上吃，不成样子。杨说：“什么不成样子，难道在街上就不能吃东西吗？” 傅斯年一贯反对提倡中医。1938年傅斯年担任国民参政员时，因为中医问题，他与参议员、孔子后人孔庚激辩，孔庚辩不过傅斯年，但又不甘败下风，便当众辱骂了傅斯年，气得傅斯年也说：“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散会后，傅斯年果真拦在了门口，但他看到已古稀之年的孔庚身体那么瘦弱时，立马将双手垂了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 20世纪40年代，何兹全在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任编审。一天正在院子里散步，正好碰到傅斯年从段锡朋屋里出来，帽子歪着，满头大汗。傅斯年笑着对何兹全说：“我和书贻（段锡朋）抢书来，他抢不过我。”神情很是得意。 傅斯年“炮轰”孔祥熙时，蒋介石曾专门设宴招待傅斯年，以为孔祥熙说情。当傅斯年兴高采烈，高谈阔论之际，蒋介石委婉地劝说道：“孟真先生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蒋介石道：“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傅斯年当即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蒋介石沉默了一会儿，出乎众人意料地微微一笑，点了点头。 抗战胜利后，历史语言研究所所与中央博物院大部分人员自李庄迁回南京后，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大楼的演讲厅设宴款待。席间，傅斯年追忆史语所历次搬迁的，在讲到抗战岁月八年颠沛流离，艰苦卓绝的生活时，说到动情处，几次哽咽泪下，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深深感染而同声悲泣。最后，傅斯年端起酒杯，打起精神，满怀激情地说着：“庆祝大家都能幸运归来，同时过去的种种辛苦都已经结束了，从此之后我们可以安心工作，史语所八年的流离可说是告一段落了。搬回来之后永不搬迁。” 1949年，盟军统帅麦克阿瑟访问台湾，当时国民党政府刚退守台湾，迫切需要美军的保护，因此视麦克阿瑟为太上皇。麦克阿瑟专机到达台湾时，蒋介石亲率五院院长、三军总司令等政要到机场迎接，并通知傅斯年到场，傅斯年虽然去了机场，但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第二天重要报纸刊登的照片，当天在机场贵宾室就座的仅三人，蒋介石、麦克阿瑟和傅斯年，其他五院院长及政要垂手恭候，三军总司令立正挺立，傅斯年则坐在沙发上，口叼烟斗，跷着右腿，潇洒自若。当时报纸新闻说：“在机场贵宾室，敢与总统及麦帅平坐者，惟傅斯年一人。” 元史专家杨志玖教授谈起与老师傅斯年的逸事。傅先生很钟爱杨志玖这个学生，有意送他出国深造，并为之作好准备，但杨以自己年龄偏大，准备结婚而婉谢了，傅先生为此斥之为“没出息”。杨一直对此事既遗憾，又感恩。 胡适在写给傅斯年的悼文中说“若有人攻击我，孟真一定挺身出来替我辩护。他常说：‘你们不配骂适之先生！’意思是说，只有他自己配骂我。” 介直 留学时，傅斯年的好友罗家伦与一位中国在欧洲的女人牵扯不清，据说在陪其看戏时，曾“看得她头昏目迷舌伸心跳——跳得隔两座尚可听得。”傅斯年对此极看不惯，他写信给罗嘲讽地说：“心跳而能使隔座者闻之，绝无此理。……想是使君之心与她之心心心相印，近在咫尺故可得而闻焉。”又说：“她自巴黎归，听说甚不喜巴黎，大维谓是你领他（她）看博物院之过。我当时想起《聊斋》上一段故事。一位教官行时送其七品补服于其所识之妓，此一思想，甚若对不起朋友，然当时此想油然而来，非由我召也。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择路则不可。” 在用人上，傅斯年打破人情、地域观念，不讲背景，唯才是举。他有句名言：“总统介绍的人，如果有问题，我照样随时可以开除。” 傅斯年一见有人用公家信笺写私信，马上发“布告”告诫之。 傅斯年“炮轰”孔祥熙时，他曾在一份关于蒋介石欲为孔祥熙（中央银行国库局案）说情的绝密件上勾出要害处，并在“委座”（蒋介石）的名侧大笔一挥批道：“不成话。”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将伪北大的人全部开除。有人前来说情的人，傅斯年说：如果这些人受不到谴责，那么就太对不起那些跋山涉水到了重庆和昆明的教授和学生了，他们为了民族大义而抛家别子去了大后方，吃不上喝不上的，容易吗？一句话把说情的人的嘴封得死死的。周作人也是这时候被傅斯年开除的。 1946年，蒋介石曾任命傅斯年为国府委员，他坚辞不就，并说自己乃一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并说：“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稗益，若在社会，或可以为一介之用。” 傅斯年为人胸襟坦荡，做事光明磊落，上行下效共同治理招生考试的舞弊行为。当时台大职工最怕“入围”出试题、印试卷。时正值流火的盛夏，在学校图书馆门窗被封闭的一角，门外密布着岗哨，当时又没有空调设备可以消暑，人进入像坐牢似的一关几天，有位老教授只好带着氧气瓶进去。 在台湾大学任校长时，为力刹新生录取的说情之风，傅斯年多次在报端发表公开声明，称假如自己以任何理由答应一个考试不及格或未经考试的学生进来，就是对校长一职的失职。所以他奉告至亲好友千万不要向他谈录取学生事，“只要把招生简章买来细细照办，一切全凭本领了，而其他是毫无通融例外之办法”。如果有人查出他有例外通融之办法，应由政府或社会予以最严厉之制裁。他还在校长室门前树起一块告示牌，上书曰：“有为子女入学说者，请免开尊口！傅斯年！” 治学 傅斯年英国留学，先入伦敦大学跟随史培曼（Spearman）教授攻读实验心理学，后兼及生理和数学、化学、统计学等。1923年由英国至德国，入柏林大学哲学院跟随近代德国史学之父、语言考证学派的一代宗师兰克攻读比较语言学与史学。罗家伦认为傅斯年赴德国留学：“一方面受柏林大学里当时两种学术空气的影响，一方面受在柏林大学的朋友陈寅恪、俞大维各位的影响。” 罗家伦回忆留学时的傅斯年：“傅斯年学过实验心理学、数学、理化学，闻听柏林大学近代物理学、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显赫一时，又到此处听相对论、比较语言学，偶尔书包里还夹厚厚一部地质学著作。” 傅斯年留学时生活极为艰苦，但他依旧买书，他在给罗家伦信中写道：现在“又有火炉子费，又交学费，故实是十分节省，每日吃饭在二马克与三马克之间，未曾看戏一次。书是买了一部文法，一部梵文法，一部Karlgren的语言学，上一是上课，下一是为写书用。” 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描述过傅斯年在柏林的日子。杨步伟说，她与赵元任到柏林的第一天“就有一些中国在德的留学生来看我们，也是现在很多的名人在内，我们多数是闻名没有见过面的，这些人以前是英美官费留学生，大战后因德国马克正低，这些书呆子就转到德国去，大买德国的各种书籍，有的终日连饭都不好好地吃，只想买书，傅斯年大约是其中的一个。” 傅斯年最终转向研究实证主义史学，并显示出了惊人的天赋，俞大维曾对人说：“搞文史的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便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 1928～1937年，傅斯年领导历史语言研究所排除阻力，对以安阳为中心的殷墟作了15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找到大批甲骨文和殷商文物，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石璋如回忆说：“那时是殷墟第13次发掘，所用人力在三百人以上，为殷墟发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中国的考古工作在国际间最煊赫的时期。约在五月中旬，气候已经相当的热了，他和法国的东方学者伯希和先生到达安阳……伯希和先生对着那样伟大的陵墓，那样排列整齐的小墓，那样大量并精美的灿烂的器物，在孟真所长面前，不断的惊讶和赞叹！” 抗日战争爆发后，史语所最终决定南迁，随同搬迁的还有傅斯年视为珍宝的21万册藏书。傅斯年亲自选择路径，并指定由图书管理员那廉君负责护送。 北京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馆都藏有大量明清档案。辛亥革命后，这批档案被日本的一家公司买下，打算运回日本。罗振玉、马衡等著名学者曾为保护这一无价之宝出了大力，傅斯年在陈寅恪和胡适的建议下，向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申请拨款买下这批档案，最终让这批珍贵的内阁档案免遭劫难，直至今天，中国史学研究仍深受其惠。 傅斯年说：“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史学便是史料学。” 傅斯年经常被引用的名言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傅斯年严于律己，南京夏天燠热，他人胖，烟瘾又大，在阅读北宋刊的《史记》、《敦煌卷子》等珍贵资料时，坚持不开电扇，不抽烟，精心保护。 傅斯年坚决反对以伦理道德或政治等理由歪曲历史。他说：“对青年是不应该欺骗的，治史学是绝不当说谎的。”“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傅斯年留学之初学习心理学。1940年初，傅斯年曾在西南联大作过一次学术讲演，题目是《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此文是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解析汪精卫如何一步步走上了叛国之路。傅斯年先用汪精卫的出身和成长坏境分析汪精卫性格的形成，而后又说陈璧君的刚戾凶妄也是助因。这种“不度德量力”的要求，形成了他极度扭曲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一生人格上和心理上的变态，从而表现为他从事各种极端的政治上反复无常的投机和赌博。在傅斯年看来，倭寇与汪贼大有相同之处，日本小鬼最富于“卑贱疙瘩”，“看到自己那副猢猴形，更恨得非做‘人上人’不可”。傅斯年文中最后结论是：“汪贼有己无人，发了邪火，便欲断了同种；倭贼有己无人，动了狂念，便欲灭绝人类。二者都是一种犯罪心理，不过一个是孤兽，一个是狼群，有此差别罢了。” 傅斯年主持史语所时，曾去北大教课，他附带的任务就是选拔尖子，充实史语所研究队伍，时在北大读书的邓广铭先生回忆：“傅斯年、董作宾、李济、梁思永诸先生都在北大讲课，想发现选拔人才。后来，北大毕业生到史学语所去的很多，我的同学中就有胡厚宣、张政烺、傅乐焕、王崇武等人。” 教育 1922年，北大教务长蒋梦麟到欧洲考察，与正就读于伦敦大学的傅斯年作了一次深谈。二人分别不久，蒋梦麟在德国接到傅的一封信，信中劝蒋此次考察要特别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是比较各国大学行政制度，第二是各国大学学术的重心和学生的训练。蒋阅毕，不仅惊叹傅氏在学业上的精湛造诣，同时还发现他有极强的视事与处事能力。 据蒋梦麟回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胡适）和孟真（傅斯年）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了好多位国内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蒋还称赞傅为人处事的两大特征：“办事十分细心”和“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果断精神。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的建议来源于傅斯年。1936年春，史语所南迁，傅斯年辞去北大兼职，随所南下。不久，日寇大举进攻华北。为了保护文教设施，傅斯年提出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合组的建议，被国民政府采纳。三所大学后迁至昆明组建成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 傅斯年担任台湾大学校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每位教师发了一份通知，说本校长说不一定哪天就要听课，请不要见怪。教师们对听课不会见怪的，可是傅斯年听完课之后有的人就没了工作。当时台湾工作机会极少，失去教职就得饿肚子。傅斯年仅用此一招，就令台大的教风学风为之一变。 傅斯年在台大任校长两年间，因学术水准低或教学业务不合格而被解聘的教授、副教授很多。他对一般任课教师的选聘也持严肃认真态度，有次为了一名助教是否合乎选聘条件的问题，教员聘任资格审查委员会开了四次会，经过几度激烈的辩论，最后投票表决才决定下来。 傅斯年当台大校长后，对进行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凡不合学术水准，滥竽充数的教授，全部驱逐出校门；校内职员，特别是原“帝大”时遗留的医务人员，凡无医疗常识，不知救死扶伤为何事，只想自己的薪水待遇者，一律解聘。几个月时间，傅斯年就解聘了70余名不合格教授与职工。自此，台大面貌为之一新，形成了一个蓬勃向上的局面。 傅斯年的侄子傅乐成回忆说：“他（傅斯年）经常每日在校办公6小时以上，一进办公室，便无一分钟的休息，有时还须参加校外的集会……他那希望台大赶快办好的意念，竟使他坐卧不安。” 在台大时，傅斯年曾破格聘用殷海光。当时殷海光在《中央日报》被排挤，他直接找傅斯年表示想入台大。傅斯年考虑他是逻辑学泰斗金岳霖的得意弟子，台大又正好缺逻辑教师，所以接受殷海光来台大教书，但特别说明按规定只能从讲师做起，并要求殷以后不许参与任何实际政治，殷海光立即答应。此后在台大的殷海光虽论政却不参政，积极宣扬五四的传统，使得台大成为自由主义的堡垒。 台大讲师殷海光上课因为评分标准严格，期末大批学生逻辑课程不及格，家长跑到傅斯年这告状，傅斯年高声重复了殷海光的理由：这是西南联大的标准！ 1950年新生入学考试，国文卷由傅斯年亲自命题，其最重要的一题摘自《孟子·滕文公下》中一段：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此题可视作傅斯年赴台后“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心志独白，也是对台大学生在精神层面上的殷切寄望。 1950年1月，台大“校外校内传言斯年将去国，将辞职”。面对传言，傅斯年在23日的校刊上发表了《致台大同事同学》的公开信，信中说：“半年多来，校外攻击斯年者，实不无人，彼等深以不能以台大为殖民地为憾。然彼等原不知大义为何物，故如遂其志，实陷本校于崩溃。鉴于一年来同事同学对斯年之好意，值此困难之时，决不辞职，决不迁就，决倍加努力，为学校之进步而奋斗！” 傅斯年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时说：“第一流的大学，不能徒然是一个教育机关，必须有它的重要学术贡献；但是，也没有一个第一流的大学，把它的教育忽略了的。”又说：“大学是一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按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前途记，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 傅斯年为了保持大学的独立性和学术的尊严，坚决拒绝三民主义入校，坚持不让台大在校园内升国民党党旗。 自傅斯年任台大校长来，无论是炎炎酷暑还是刺骨寒冬，台大校长办公室的灯总是最后熄灭。楼道锁门的大爷在每次不耐烦中逐渐习惯了校长的“生物钟”，而傅斯年的司机自从跟了他后，晚餐都包在福利社了，因为总是饿着肚皮等还不如吃点快餐。这样的日子自傅斯年任校长来已持续了一年多了，几乎每天晚上他都要熬到12点才能休息。金耀回忆道：“每次跑到傅先生家里，老是看到他孜孜不倦在定稿、看书，不是处理学校内事情，就是自己研究学问，傅先生所写的文章以及答复各方面的询问，都是他亲自动笔。”自来台湾，傅斯年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花在校务上，唯一一次陪夫人娱乐就是一起看了场哈孟特电影，以后逢人谈到娱乐就说这部电影。他给李书华的信中说：“几次信都收到，我忙得要死，而写信则懒得要命！”他对李在法国专心做学问，连连说“真是幸福！不胜羡慕”！ 有段时间傅斯年左眼血管破裂，读书写作都受到很大限制，他就捂住左眼写字。在读书写字已非常吃力之下，他不得不与秘书那廉君合作。由他来口述成句，那廉君记下话语大意。傅斯年有时为了加强语势，手就拿着烟斗作指挥，而那廉君则埋头伏案挥笔不停地记录。一个出口成章地滔滔不绝，一个不断地奋笔疾书，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后来为了工作方便，傅斯年干脆让那廉君搬到自己家里客房住下。那廉君时常半夜被傅斯年叫来写东西，因为一旦有创作欲望，傅斯年就坐卧不安。他们合作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傅斯年为台大大一学生国文课本写的序，这篇文章很特别，全是用菜肴作的比喻，红烧肉、炸丸子……好多让人垂涎的美味都写在文章里，乍一看犹如一个花样翻新的菜单。 傅斯年在台大时，罗家伦经常去看他，每次看老朋友都是一身疲惫地忙着干不完的活，就劝老朋友不要那么卖命。罗家伦反对他的坏脾气，便用傅斯年自己过去的话讽刺刺激他说：“不要和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摆出一副搏斗的架势，小心遭人反攻。” 早在主持北大工作期间，傅斯年对中国高等教育制度所存在的种种流弊有了深切的体验，从而产生了改革教育体制的一些想法，离开北大前他发表了一篇《漫谈办学》。后来他去台湾担任台大校长，又提笔写了《几个教育的理想》、《一个问题——中国的学校教育制度》、《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等文，将自己在办教育中所经受的苦痛和盘托出，特别提到“改革教育制度，不可不有新风气，若风气不改？一切事无从改，不止教育而已。” 铁腕 傅斯年向来最痛恨不讲民族气节的儒生，对他的聊城先祖傅以渐当年不参加抗清复明运动，反而参加清朝入关后首次乡试，直到殿试得中顺治朝状元，一直耿耿于怀。300年后的今日，他对不顾气节和民族大义，甘愿为日本人驱使的知识分子更是深恶痛绝。当傅就任北大代理校长后，曾于重庆报刊发表声明：“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坚决不录用伪北京大学的教职员，但学生经过甄别和补习，可以接受。” 1945年11月中旬，傅斯年到达北平，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傅走下飞机的第一句话就问陈与伪北大的教员有无交往，陈回答说仅限一些必要的场合。傅闻听，大怒道：“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当场表示伪校教职员坚决不予录用，不但不请他们任教，还当场表示要请司法部门将罪大恶极的儒林败类捉拿归案，严加惩处。 北平的伪教员们一看傅斯年的姿态，既惊又怕又怒，他们私下联合起来以罢课相要挟，不承认“征调”，并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愿，强烈要求入主复员后的北大。为此，伪北大教授、古器物学家容庚还发表了致傅斯年的“万言书”，以示抗议和辩护。对此，傅斯年毫不妥协，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再次声明，对纠缠与诡辩者予以坚决的回击。 傅斯年对伪北大的教员极为愤怒，但对青年学生甚是宽容。在答记者问时，当记者提到青年学生，傅说道：“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并要“想习一切办法让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最后，傅斯年特别强调“这个话就是打死我我也是要说的”。 就在傅斯年的声明于1945年12月2日在北平《世界日报》刊出之时，伪北大文学院院长周作人写了一篇《石板路》的散文小品。文中极具感情色彩地回忆了他的故乡绍兴石板路与石桥的优美。文章结尾的日期处写道：（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二日记，时正闻驴鸣。文末所谓的“驴鸣”，是对傅斯年发表声明的回应。周作人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中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周作人写罢此文的第四天，即1945年12月6日，就因汉奸罪被捕入狱。 与周作人的嘲讽与谩骂大不同的是，容庚见傅斯年一意孤行，毫无通融的余地，便以中央研究院通信研究员的身份，尾随傅斯年从北平重庆继续纠缠。当容庚来到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找到傅斯年欲当面理论时，傅拍案而起，指着容的鼻子大骂曰：“你这个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快滚，不用见我！”当场命人将容架了出去，扔到了泥泞遍布的马路上。第二天，《新民报》登载此事，标题曰《傅孟真拍案大骂文化汉奸，声震屋瓦》。后来，容再度拜访，表示要谢罪改过，重新做人，傅斯年才勉强作了接见，但仍不允其到北大任教。灰头土脸的容庚只好托李宗仁的关系准备到广西大学任教，后未成行，转聘于岭南大学，终其一生，再也没能迈进北京大学的门槛。 爱国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矢野仁一发表一篇《满蒙藏本来并非中国领土》的论文，为满洲国提供依据。傅斯年马上组织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蒋廷黻一起编写《东北史纲》，专门驳斥日本人“满蒙藏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谬论。该书第一卷于1932年10月在北平出版。陈槃曾评论此书：“这部用民族学，语言学的眼光和旧籍的史地知识，来证明东北原来是我们中国的郡县；我们的文化种族和这一块地方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此书曾经李济节译成英文送交国际联李顿调查团，后来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中表示东北是中国的领土，显然接受了该书的观点。 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F. Bergman）在额济纳河流域的黑城发现简牍1万余枚，即是“居延汉简”，次年运抵北平，藏于北平图书馆，由马衡等人整理释读。为了妥善保存这批历史文物，1933年经过胡适与傅斯年的协调，移到北大文科研究所，加速整理。北平沦陷后，傅斯年又将这批材料运往美国妥为保管，使之免于沦落日伪之手。 1932年，傅斯年与胡适、丁文江等在北平创办《独立评论》周刊，在该刊他发表《日寇与热河平津》、《“九一八”事变一年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一瞥》等多篇时评，揭露日寇侵华野心，警醒国人不忘国耻。 1935年，傅斯年与俞大綵的爱子出生，当时日本侵略正在不断加深，傅斯年给刚出世的儿子取名为“傅仁轨”。傅解释，本应按“乐”字排行，之所以破例命名，是为纪念唐代朝鲜对日本打歼灭战的大将刘仁轨。 抗战前夕，傅斯年针对当局的退让政策，大声疾呼地号召学人“不南迁，不屈服，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抗战初期他为故乡爱国民主人士聊城专员范筑先的殉国而写下“一死泰山重”的赞诗，以鼓舞民族斗志，并不断撰写《天朝——洋奴、万邦协和》、《我替倭奴占了一卦》、《第二战场的前瞻》等评论时局性的论文。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研究院南迁，决策既定，傅斯年立即指示中央研究院各所捆扎物资仪器，打点行装，准备起程。同时满怀豪情地写下了“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悲壮诗句，以此鞭策自己，激励同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22个月后，傅斯年再在《地利与胜利》一文中估计战争走势。他认定日本的总策略是用相应的代价换取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在一处呈胶着状态时，另从侧面进攻，或向另一很远的区域进攻，使中国感觉调动困难。傅斯年认为，日本人的这一战略同时决定了最终失败。“抗战的大业，决不能在最近期间结束，至少还有三年。三年以后，我们必偕英法美以全胜，倭国必随中欧的桀纣以灭亡。在我胜利而他灭亡之前，苦是要吃，人力是要尽的。” 傅斯年出任参政员时，积极阐述抗日救国的政见，还提笔为文，被称作有军事知识的文人。他在栗峰山庄的农舍里写成的《地利与胜利》《抗战两年之回顾》等篇文章，就颇具政治军事分析的深度与前瞻性。有人说傅斯年“对政治的兴趣，偏重于内政方面，尤其在澄清内政的空气”。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时，傅斯年在重庆。他写信给妻子俞大綵说：他一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欣喜欲狂，冲出寓所，飞奔上街，手舞足蹈，见人便搂抱，狂呼大叫，直到声嘶力竭。等回到寓所，帽子没有了，鞋也丢掉一双。 1945年秋天，傅斯年的夫人俞大綵带着儿子傅仁轨离开李庄去重庆。那时，傅仁轨刚满10岁，傅斯年为儿子书写赞和文天祥的《正气歌》及几首爱国诗篇，写跋嘱其“日习数行，期以成诵”，告以“做人之道，发轨于是，立基于是，若不能看破生死，则必为生死所困，所以异乎禽兽者几希矣。” 平津沦陷时期，敌伪在北京大学旧址继续办学，国人以“伪北大”视之。抗战胜利后，“伪北大”留有数千名师生无从处置。傅斯年认为文入尤其是教师，为人师表，更应保持个人名节，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尤其应做表率。因此，他于10月和12月两次在重庆声明，坚决不任用伪北大人员，认为：“专科以上学校，必须在礼义廉耻四字上，做一个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看。”“伪北大”教职员在国难当头之时为敌服务，于大节有亏，故不拟继续录用。北平报纸评论说他对伪职人员“有一种不共戴天的忿怒”。伪教职人员组织团体，四处游说、请愿，要求北大继续留用，不少政府官员和朋友也出面讲情，傅斯年顶住各方面压力，坚决辞退了这批伪教职人员。不独如此，他坚决主张严惩汉奸。伪北大校长鲍鉴清附敌有据，河北高等法院宣判他无罪，傅先生搜集鲍4项罪状，向有关机关继续抗告，表明了他对伪职人员的严正态度。 壮怀 傅斯年得知自己获得官费留学的名额时，在给好友的信众写道：“我向来胸中的问题多，答案少，这是你知道的。近二三年来，更蕴积和激出了许多问题。最近四五个月中，胸中的问题更大大加多，同时以前的一切囫囵吞枣答案一齐推翻。所以使得我求学的饥，饥得要死，恨不得在这一秒钟内，飞出中国去。” 一同赴英的俞平伯回国后，傅斯年下决心好好学习，他致力于研究实验心理学，同时选修化学、物理学、数学、医学等自然科学课程，不求速效，急名利。但傅斯年心中仍有忧虑，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如此迂远，成功上实在讲不定。但我宁可弄成一个大没结果，也不苟且就于一个假结果。” 1928年傅斯年在给胡适信中报告史语所业已筹备时所说，为了“实现理想之奋斗，为中国而豪外国，必黾勉匍匐以赴之”。 傅斯年办史语所奉行“找新才”的原则，舍弃“浮华得名之士”。他坚信，天下之大，总会有读书种子，即使是战乱时期。许多青年学子就冲着傅斯年的激赏，跟着他流落荒野，在所不辞。江津学生王利器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恰逢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在重庆招生，王利器接到考试通知时已误了考期。他奔赴重庆找到傅斯年。傅斯年对他进行了单独考试。当时敌机经常轰炸重庆，王利器第一场英语考试还没完，就躲避敌机轰炸七次。中午，傅斯年招待王利器吃饭时告诉他：“你明天回江津去吧。敌机滥炸重庆，很危险，不要考了，我告诉你，你旱就取了。还准备给你中英庚款奖学金。你去昆明，还是去李庄？随你选择。昆明有教师；李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那里，有书。”王利器选择去李庄，成了傅斯年的研究生。 革新 胡适到北大后，傅斯年日渐敬服胡适，经常去听他的课，甚至邀集一些同学去胡适家中“客客气气的请教受益”。在胡适的影响下，傅斯年对西方著作的阅读兴趣也益发浓厚。“当时在北京大学师生中，文言文写得不通或不好而赞成新文学的很多，文言文写得很通很好而赞成新文学的很少。傅先生便是后一类中的一个。”傅斯年住在校内西斋四号，同室者有精心钻研哲学和古史的顾颉刚，有专心研究词章的狄君武，有迷恋佛经的周烈亚，而傅斯年则“和他的一班不速之客的朋友罗志希等，在高谈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以后文学革命的旗帜，“因得孟真而大张”。 顾颉刚说：“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适的路子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 1918年10月8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傅斯年给校长的投书——《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文中认为，哲学研究的材料来源于自然科学，“凡自然科学作一大进步，即哲学发一异彩之日”，主张哲学应入理科。此文引起蔡元培的注意。他对这位高才生寄予厚望，题词赠曰：“山平水远苍茫外，地辟天开指顾中。” 1918年，傅斯年与毛子水、罗家伦、顾颉刚、康白情、俞平伯等20人成立了北大学生中第一个倾向于新文化的团体——新潮社，并开始筹办《新潮》杂志。蔡元培、陈独秀从北大每年4万元的经费中拨款给傅斯年办（新潮），胡适则担任他们的学术顾问。1919年元旦，由傅斯年主编的《新潮》创刊号问世。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傅斯年强调该刊是为了帮助同学们“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实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战胜之人格”。傅斯年还豪迈地宣告：“期之以十年，则今日之大学固来日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 情谊 胡适是傅斯年的老师，但二人却一直保持亦师亦友的关系，胡适推崇并敬佩自己的这位学生，在评价傅斯年时，胡适在短短200多字的评论中用了14个最，可见对这位学生的爱护和肯定。 1917年，胡适受蔡元培先生邀请到北大任教，在哲学系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原来担任此课的是陈汉章老先生，他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而胡适径直从周宣王讲起，这种处理中国哲学史的做法，颇使学生们震动，“骇得一堂中舌桥而不能下”。一些学生认为这是思想造反，不配登堂讲授。傅斯年在学生中有一定威信，他曾率学生将一不学无术的教师赶下讲台。此次同学们又请他来听课，听了几次课以后，他告诉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这样才平息了一场风波。傅斯年去世后，胡适在文章中写道：“（当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之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傅斯年是北大教授黄侃的得意门生。其时，黄侃等几位国学大师都赏识傅斯年，想让他继承衣钵。可是傅斯年自从结识胡适后，被“新文化阵营”吸引，不时趋访胡适。心直口快的陈独秀表示怀疑，在《新青年》编辑部对胡适和其他同仁说：“这‘黄门侍郎’傅斯年，可不是细作么？我们不能接纳他，不能理他！”胡适反对：“凡用人，即使有疑，也不用怀疑，何况孟真这种人！” “五四”以后，不怀好意的人在社会上散布“‘新潮社’社员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俱乐部’收买”的传闻，还说每月领取多少薪金。这“安福俱乐部”是皖系军阀争权夺利的一个派别集团。谣言传出后，对傅斯年十分不利，傅斯年、罗家伦也因此沮丧。胡适见此，写了《他也配》的文章发表。他用一生中罕见的语言辟谣：“‘安福部’是个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胡适还撰文提高傅斯年在知识界的影响，说“他（傅斯年）的学业根基比我深，读的中国古书比我多的多。” 胡适、傅斯年和叶公超三人关系密切，同为中国近代史的风云人物。在北大时，曾被称为“三驾马车”。有人打比方说，凡事以胡为领袖，傅、叶则是哼哈二将。 作为学生和朋友，傅斯年对胡适这样忠告：“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胡适面临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的要职犹豫不决，傅斯年写信给胡适说：“借重先生，全为大粪上插一朵花。”劝胡一定不要动摇。于是胡适打定主意，拒官不做。 抗战胜利，北平光复，大家推选傅斯年作北大校长，傅先生坚决不干，说北大校长只有胡适才能干。不过他坚决要求作一段代理校长。傅斯年做代理校长，只为了做一件事。抗战期间北大有很多教授留在沦陷区，颇有些人加入了日军开办的“伪北大”。傅斯年知道胡适这个人性格温和，恐怕不能下决心惩戒他们。于是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把这些人全部开除，无论多大的名气，多高的学问一律不客气，铁面无私。1947年1月7日傅斯年致夫人俞大綵信中云：“北京大学可以说两头着火，昆明情形已如上述，究竟如何自联大脱离，大费事，正想中。而北平方面，又弄得很糟，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实在说这样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大炮 傅斯年人称“傅大炮”，一生直言不讳，炮轰要人。 傅斯年的老友程沧波说：忽一日，傅论及当时国民政府五院院长。论孙科，说：“犹吾君之子也。”论于佑老，乃是“老党人且是读书人”。论戴季陶，说：“阿弥陀佛。”论到孔祥熙，高声作义愤状：“他凭哪一点？” 1932年6月19日，傅斯年在《独立评论》上发表著名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傅斯年在文中指出，中国已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社会与文化已步趋总崩溃，因为总失业的缘故，国民皆成了叫花子，各路军阀手下的官兵几乎全部由叫花子组成，可谓要多少有多少，军阀自然成了叫花子的头目，故南北政府被一群流氓苦力与叫花子所平分。“照这样形势，虽有一个最好的政府，中国未必不亡；若根本没有了政府，必成亡种之亡。”因而，傅斯年呼吁“一切不顾亡种灭国的人，幸勿此时兴风作浪，这不是可以苟且为之的”。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傅斯年得知后极为震怒，高呼“国家元首岂容为贼所扣乎”？于是极力主张南京国民党高层立即出动大军讨伐张、杨，同时连续在《中央日报》发表《论张贼叛变》等言辞激烈的檄文予以声讨。傅斯年言称张学良的老子就是胡子出身，“张贼天生的是一个犯上作乱的土匪种”。蒋介石“在此时中国是无可比拟的重要，他的安危关系中国国运比任何事都切紧”。再次疾呼尽速派中央军西进，对西安呈扇形包围，只要将西安围住，“张贼学良”除投奔共产党，将是死路一条。针对有人认为出兵西进，会激怒张学良并危及蒋介石的安全，傅斯年坚称愈是大军压境，张学良愈不敢加害蒋，并预言性地指出，待中央军包围西安，张只有束手就范，屈膝投降，而张投降后，“只有蒋能救他一条性命”。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时，重庆国府于12月18日派出的最后一架飞机抵达香港机场，抢救困于香港的政府大员和学界名流。然而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二小姐孔令俊率领几十名保镖竟然阻止他人登机，却把自己的仆人、洋狗、马桶、香料和床板等通通运上飞机！陈济棠、何香凝、许崇智、茅盾、郭沫若、陈寅恪等人均被拦截不能登机而滞留香港。当时皆以为陈寅恪已离开人世，傅斯年因此高呼“杀孔祥熙以谢天下”！ 傅斯年一直对孔祥熙深恶痛绝。1938年，傅斯年就上书蒋介石，抨击孔祥熙的才能、用人，揭露他纵容夫人、儿子与不法商人勾结发国难财的恶行。蒋介石却不予理睬。从此之后，傅斯年千方百计搜集孔氏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的材料，准备在参政会上弹劾孔祥熙。当时胡适在美国，得知此事后立即写信劝傅不要贸然行事，免得惹火烧身。但傅斯年并不理会，他开始着手调查孔的美金公债一案。 1940年8月14日，傅斯年给胡适的信中列举了自己倒孔的六条理由，谓孔氏“贪赃枉法，有钱愈要钱，纵容其亲党无恶不作，有此人当局，政府决无希望”，“一旦国家到了更危急的阶段，不定出何岔子”。因而，为“爱昔介公，不容不反对他”。并进一步表示“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哉？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大难不在后来参政会中，而在最初之一人批逆鳞也。若说（倒孔）有无效力，诚然可惭，然非绝无影响……至少可以说，他以前是个taboo，无人敢指名，今则成一溺桶，人人加以触物耳”。 当时中央银行国库局正直人士或与孔祥熙有隙者，趁机将掌握的内部重量级材料提供给傅斯年。傅斯年迅速拟成提案，交大会秘书处宣读。大会主席团成员、外交部长王世杰见后大骇，怕被人作为借口“攻击政府，影响抗日”（王世杰语），力劝傅斯年歇手闭嘴，否则后果无法预料。傅仍坚持己见，并要上诉法院，与孔祥熙对簿公堂，如果揭发罪状失实，甘愿反坐。 据一位知情者说，为搞垮孔祥熙，傅斯年暗中收集了许多孔氏集团私吞美金公债的证据，以备上法庭之用。当时曾任南京《中央日报》主笔的程沧波曾说：“在重庆时，有一次在参政会开会之前，我好几次到聚兴村他的房内，看他拿着一个小箱子，藏在枕头底下，寸步不离。我问他里面是什么宝贝？他很紧张地说，这是他预备检举某大员的证件。”罗家伦也回忆：“有一次在重庆为了一种公债的案子，他在国民参政会发言到结束的时候，郑重声明他这番话不但在会场以内负责，而且在会场以外也负责，他愿意到法庭对簿。这话使全场兴奋，可是使我为他捏了一把汗。会后我去看他，问他为什么敢作这样肯定的话。他说，‘我没有根据，哪能说这话。’于是他取出两张照片给我看。可见他说话是负责的，绝对不是大炮者之可比，也绝不是闻风言事的一流。这种风骨的人是值得敬佩的。” 面对傅斯年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执著，陈布雷向蒋介石进言，让蒋暗地里处理掉孔祥熙，省得事情闹大，并建议蒋以争取世界各国对抗战的支持，以国家利益为重等说辞，请傅斯年改变解决问题的方式。蒋依计而行，果然一提“国事为重”，傅斯年便答应退让，决定将提案改为质询案公之于众，蒋表示同意。尽管如此，傅的“炮轰”仍使朝野大哗。不久，蒋介石委派财政部长俞鸿钧出面调查孔祥熙财源的来路问题。此时，众人纷纷借着傅斯年的“炮轰”，纷纷棒打落水狗。傅斯年一炮轰走了孔祥熙，从此“傅大炮”名动天下。 继孔祥熙之后，傅斯年的炮口又对准了行政行政院长宋子文。傅斯年与宋子文二人关系还算友善，傅原本对宋寄予希望，在《大公报》发表评论说宋和孔祥熙大不同。 然而，宋子文的表现并不如傅斯年希望的那样，于是傅斯年从教育状况糟糕、政府只卖文化膏药等方面，提醒宋子文，希望宋氏能醒悟。傅在《大公报》撰文道：“你的轿车在上海市街上经过时，有没有想到，就在这条路上有多少人因你的经济失策而饿死？” 但宋子文并不理会。傅斯年大怒，遂从黄金政策、工业政策、对外信用、办事作风、中国文化修养和态度五个方面，对宋子文进行猛攻。傅斯年在半个月内连续刊发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三篇文章。傅斯年表示自己“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不然，一切完了！……国人不忍见此罢？便要不再见宋氏盘踞着！” 关于傅斯年首次公开炮轰宋子文事，据何廉回忆：“1947年春季的一天，我收到傅斯年赞扬《世纪评论》的一封信我回信约他给《世纪评论》写稿子。不久，我在南京遇到他。他告诉我说，他要给《世纪评论》写稿子，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按原文发表，不能有一字改动，我立刻表示同意。过了两天，他把稿子交给总编辑张纯明”，这篇文章便是《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当时总编辑张纯明一字不改地在1947年2月15日出版的《世纪评论》第一卷七期刊发出来，“不到半天时间，这一期《世纪评论》在上海市面上就见不到了。这并不是说《世纪评论》的发行量空前地突然增加，而是一定有人从报贩手里全部收买去了。我立刻到《大公报》馆找到经理胡霖，把我自己手里的一份登有傅斯年文章的《世纪评论》给他看。我告诉他说这一期在市面上谁也买不到了，问他能否在《大公报》上发表，他立刻同意了。就在第二天早晨，这篇文章在《大公报》上发表了。” 《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刊发后，震惊朝野。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曾记载说，成舍我主办的《世界日报》当日甚至用了“傅斯年要革命”的耸人标题加以渲染。 傅斯年的文章发表后，国民政府监察院决定派员彻底清查黄金风潮酿成的严重后果与责任者。傅斯年再次在《观察》杂志中发表了《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文中更加详尽确实地历数了孔、宋的恶行与各自作恶的不同，并谓孔宋二人虽皆为介公之“老二”，是胯下的“双扇活宝贝”，然而却又是对头。傅斯年说宋子文，“他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二类，非奴才即敌人。这还不必多说，问题最重要的，在他的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用他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事将来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傅斯年还说，宋子文着实是一百年不遇的怪物，作为显赫的宋氏家族的长子，曾在哈佛大学接受了最先进的文化教育，“思想，说话，和写字时都喜欢用英文而不喜欢用中文”，唯独对权力和财富的贪婪是中国式的，“在今天宋氏这样失败之下，他必须走开，以谢国人。” 在《观察》发表傅斯年文章的当天，宋子文在巨大舆论压力下提出辞职，至此，孔祥熙、宋子文两位皇亲国戚均因傅斯年炮轰而倒台。有人在报刊撰文称赞傅斯年：“在最近的十年来他内心已焚烧着正义之火，逼他走出学术之宫，要分一部分精神来顾问国事。他的话，是代表千万人民的隐泣和怒吼！他的话，也寄托着对祖国的复兴和再生！” 1945年5月抗战胜利前夕，蒋梦麟在美国考察教育。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的宋子文想拉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在夫人陶曾谷的鼓动下，欣然同意，但没有辞去北大校长、西南联大常委一职。在重庆的傅斯年对蒋梦麟出任秘书长一事颇为气愤，曾劝蒋应辞去北大校长之职。据1945年6月30日傅斯年给郑天挺的信中写道：“先与孟邻（蒋梦麟号孟邻）先生谈，初谈大吵大闹，真可入电影。第二天他来了，说我们用意极善，极可感。请（胡）适之先生担任（北大校长），在他无问题。孟邻此一态度，至可佩也……” 7月8日，蒋梦麟给郑天挺的信中也谈及此事，其中道：“弟决去职系采孟真之建议，盖当时尚未闻有公然之攻击。孟真来行政院，彼一启口，弟便怒骂之，彼亦怒目相报。孟真去后，弟便深感其言之忠直。越日趋车还谒，告以其偏见中有真理，真理中有偏见，决采其意见而感谢之。厥后，愈思而愈感其忠诚。”事后，蒋、傅二人友好如初。1945年8月，蒋梦麟正式辞去北京大学校长，同时退出西南联大。 1948年，国民党越来越腐败，傅斯年在公开场合竟大骂国民党政府已是大粪。 恩怨 傅斯年在北大办《新潮》时，曾得到过鲁迅的支持，并有过书信往来。当时傅以北大学生兼《新潮》主编的身份写信于鲁，征求意见并请其指教。后来，傅斯年与鲁迅同在中山大学任教，二人相处甚好。但日后因顾颉刚，二人闹翻。 傅斯年在中山大学，想聘请好友顾颉刚来中山大学任教。鲁迅一听傅让顾颉刚来中大，顿时火冒三丈，疾言厉色地道：“鼻（顾颉刚）来，我就走！”傅斯年脾气也上来了，索性不再理会鲁迅，将顾颉刚请到中山大学。鲁迅顿觉失了面子，于是立即向校方提出辞职，并移居白云楼以示要挟。傅斯年也当场向朱家骅提出辞职，顾颉刚也宣布辞职走人。这令校方左右为难，于是决定让学生自行选择。想不到学生们开会后认为三人一个都不能少。主持校务的朱家骅只好硬着头皮出面调停并表示“挽留”，同时想出调和的办法，委派顾颉刚到江浙一带为学校图书馆购置图书以示让步。鲁迅声言鲁、顾决不两立，无半点调和的余地。在写给友人的信中，鲁迅愤愤地道：“我到此只三月，竟做了一个大傀儡……傅斯年我初见，先前竟想不到是这样的人，当红鼻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法，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校……现在他们还在挽留我，当然无效，我是不走回头路的。”最后，鲁迅辞职离校，回到上海。 傅斯年后来也与好友顾颉刚反目，筹办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时，二人各执己见。据顾颉刚女儿顾潮说：“傅斯年与父亲两人各有一番设想：傅氏在欧洲7年，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争胜，故其旨在提高。父亲以为欲与人争胜，非一二人独特之钻研可成，必先培育一批人，积叠无数材料加以整理，然后此一二人者方有所凭借。两人意见不同，而傅氏脾气暴躁，不免有家长作风，父亲亦生性倔犟，不能受其压服，于是两人始破口相骂，幸赖杨振声等人劝解而止”。顾颉刚在给胡适的信中抱怨道：“孟真对于我的裂痕已无法弥缝，差不多看我似叛党似的。”胡适曾为二人调停，但未奏效。顾颉刚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我树的敌人可以分做两种，一种是妒忌我，一种是想征服我，这两种都是没法避免的。我不能求悦人而自暴自弃，迁就了别人的标准。我自己不愿压迫人家，也不愿人家来压迫我。如有人想要压迫我，当然反抗。……我决不愿把身子卖给任何人。我决不能为了同党的缘故而把自己的前程牺牲了。” 此后，二人开骂，甚至发展到几欲肉搏。最后顾颉刚决定退出史语所。中研院史语所的成立大会上，顾颉刚没有出席。这次事件，宣告了傅、顾之间同窗之谊与十几年密友关系的破裂。 后来，傅斯年在北大办文科研究所，曾想聘顾颉刚为北大研究所教授，但顾拒绝。傅斯年因失了面子甚觉恼火，找别人捎话转告顾颉刚：“燕京有何可恋，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顾颉刚听后则反唇相讥曰：“我入燕京为功为罪，百年之后自有公评，不必辩也。” 1941年10月，陶孟和带领他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全体人员，也向李庄搬迁时，陶不得不向他学生辈的傅斯年乞求：“张家大院之房，务请拔几间给社所暂用，顷社所已去十余人。”但傅斯年根本不为所动，听任陶孟和跟李庄的士绅协商，化整为零为寄居在有空房的当地人家中，直到第二年春夏才在附近找到落脚点。 社会学家吴文藻及其弟子费孝通等人抗战时期流寓昆明，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创办了民族学会，这不仅是另立山头，而且违背了傅斯年“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爱国原则，傅斯年不仅写文章批驳，更给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等人写信说：“夫学问不应多受政治支配，固然矣。若以一种无聊之学问，其想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列。吴某所办之民族学会，即是专门提倡这些把戏的。他自己虽尚未作文，而其高弟子费某则大放厥词。若说此辈有心作祸固然不然，然以其拾取‘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发达之科学’之牙慧，以不了解政治及受西洋人恶习太深之故，忘其所以，加之要在此地出头，其结果必有恶果无疑也。”在这种情况下，吴文藻、费孝通只好关门大吉。 逸事 傅斯年自幼聪颖好学，熟读儒学经典，号称“黄河流域第一才子”、继孔圣人之后两千年来又一位“傅圣人”。 傅斯年到天津府立一中读书，刚入校时因为学生宿舍尚未建成，他在英敛之家中住了好几个月。在此期间，傅斯年竟然与比他大三十多岁的英敛之成了忘年交。英敛之的儿子英千里在回忆傅斯年时曾经写道：“住在我家的时候，我同他并不很亲密，因为在我一个九岁的顽皮孩子的眼里，看这位十四岁的傅大哥是个魁伟而庄严的‘大人’。他每天下了学除了温习功课外，就陪着先父谈论一些中外时局或经史文章，绝不肯同我这‘小豆子’玩耍或淘气，所以我对他只有‘敬而畏之’的心理，虽然经过了四十年，我还没有完全撇掉。” 民国五年（1916年）六月傅斯年的毕业考试成绩录于此： 西洋史93分、经济85分、心理94分，英文作文94分，论理96分，英文古文98分、法学通论80分，英文文学98分，德文文法读本97分、文章学99分、地理100分、历史99分、文字学85分、伦理95分、拉丁文70分、操行100、旷课扣分减3分，总计1482分，总平均92.6分，实得94.6分。 傅斯年进入北大文科就读是受当时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影响，而当时北大文科多为章太炎的门生弟子所把持。傅斯年在同学中出类拔萃，颇得黄侃、陈汉章、刘师培诸师的器重和栽培，他们期望这位学生日后继承章氏学派的衣钵。周围的同学对付斯年亦刮目相看，畏而远之，有的同学竟称他为“孔子以后的第一人”。据毛子水回忆：“在我看起来，他那时的志愿，实在是要通当时所谓‘国学’的全体；惟以语言文字为读一切书的门径，所以托身中国文学系。当时北京大学文史科学生读书的风气，受章太炎先生学说的影响很大。傅先生最初亦是崇信章氏的一人，终因资性卓荦，不久就冲出章氏的樊笼；到后来提到章氏，有时不免有轻蔑的语气。与其说是辜负启蒙的恩德，毋宁说这是因为对于那种学派用力较深，所以对那种学派的弊病也看得清楚些，遂至憎恶也较深。” 黄侃在北大任教时，慕其名，从其学者甚多，黄门弟子被人称为“黄门侍郎”。傅斯年在结识胡适之前，曾为“黄门侍郎”中的健将之一。 1919年秋季，山东省教育厅招考本省籍官费留学生，傅斯年以全省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入选。但为了让自己的亲信能出国留学，当权者以傅是五四运动中的“激烈分子，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生”、“凶恶多端的学生示威活动的头头”、“打砸抢烧的危险激进分子”等为由，拒绝录取。山东省教育厅一位叫陈雪南的科长，力排众议、挺身而出为傅斯年争取名额，并言道：“如果成绩这么优越的学生，都不让他留学，还办什么教育！”此后一批具有文化良知的官员也借机出面为傅斯年出头。最终当权者出于各种考虑，终于作出让步，把傅氏列入官费留学生名单。傅斯年得此喜讯，当场喊了一声“我的娘！”差点昏厥过去。 1924年，赵元任夫妇到柏林，认识了傅斯年。赵元任发现，当时的中国留学生虽来自全国各地，但差不多都说国音的阴、阳、上、去四声，只有傅斯年仍然是“闪董料秤”（山东聊城）口音。赵元任和他聊天，才知道他并不是不会说北京话，而是不屑说。原来，傅斯年到北京读大学，全家都搬到北京去居住。当时他们雇的佣人都是北京当地人。傅斯年入学不久就学了一口北京话，家里人听他改的满口京腔，就嘲笑他说：“你怎么说起老妈子的话来了？”他们的一笑把傅斯年的北京话笑回去了，把他的“闪董料秤”话又笑回来了。 傅斯年曾在《申报·自由谈》上撰文，讲述136张麻将牌中蕴涵的人生哲学。打麻将要能赢，关键是要手气好，运气好，“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也是这样，只要运气好，机会巧，一路顺风，就可以由书记而主席，由马弁而督办，倘若奖券能够中了头彩，那末不但名流闻人，可以唾手而得，并且要做什么长或主任之类，也大是易事。所以我们中国人最注意的是天命……”又云：“这有如人们对于生活的执着，无论如何非到绝望，不愿放弃生活的意志而自杀”。 傅斯年说，中国向来臣妾并论，官僚的作风就是姨太太的作风。官僚的人生观：对其主人，揣摩逢迎，谄媚希宠；对于同侪，排挤倾轧，争风吃醋；对于属下，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 傅斯年幼年清苦，故他能比较深刻地理解社会，理解世事人情。有一次闲谈中，学生何兹全曾问他怎么懂这么多人情世故。他说：“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 张政烺教授曾告诉何兹全，抗战时期，他陪同傅斯年入川，在宜昌等候换船。他打扫卫生，在傅枕头底下发现一本书，竟是《资本论》！ 1939年，金克木去昆明拜访傅斯年。二人在一所大庙式的旧房子里见面，一间大屋子用白布幔隔出一小间，里面只有桌子椅子。金克木回忆说，“傅胖子”叼着烟斗出来见我时没端架子，也不问来意。彼此在桌边对坐后，他开口第一句就是：“历史是个大杂货摊子。”不像讲课，也不像谈话，倒像是自言自语发牢骚。没说几句，傅斯年说研究“西洋史”的没有一个人。金克木打断他的话，提出一位教授。傅斯年叭嗒一口大烟斗，说：“那是教书，不是研究。”这时，金克木发现烟斗里装的是云南烟叶碎片，不是外国烟丝，而且火早已熄了，只吸烟，不冒烟。“不懂希腊文，不看原始资料，研究什么希腊史。”傅斯年鼓励金克木学习希腊文，并送给金克木一本英文注解的拉丁文的恺撒著的《高卢战纪》。“他说到拉丁文，还是劝我学希腊文。他上天下地，滔滔不绝，夹着不少英文和古文，也不在乎我插嘴。” 董作宾曾调侃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和历史语言研究所：“朱家骅先生是代理院长，傅斯年先生是代理总干事，李方桂先生是代理所长，我们这一群人就是三代（随和注：指夏、商、周，儒家所谓最好的时代）以下的人民呵！” 那廉君的回忆文章，提到傅斯年在昆明生活的场景：傅先生在昆明乘坐人力车，大概是从拓东路到靛花巷的住所。昆明的人力车夫，拉起车来，总是飞快地跑，和长沙人力车夫的斯文慢步，正好相反，如遇到下坡路，总是把“车把”用胳膊一抱，两脚悬空，直冲而下。这一次由于傅先生又胖又重，走近逼死坡（就在翠湖边，是南明时代遗迹，今仍有“永历帝殉难”碑记），那是极大的斜坡，车子急速滑下，滑得过猛，于是车子翻覆了，车上人掉下来，车子也摔坏了。可笑的是车夫不但不表示歉意，反怪乘客身体过胖过重，要他赔车子。 傅斯年、李济还和裘善元同在重庆参加一个宴会。宴会结束，主人特别为他们三个人雇好了滑竿。六个抬滑竿的工人守在门前。第一个走出来的是裘善元，工人们见他是一个大胖子，大家都不愿意抬，于是互相推让。第二走出来的是李济，剩下来的四个工人看比刚才出来的还胖一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让。等到傅斯年最后走出来的时候，最后的两个工人一看，吓了一大跳，因为傅斯年比刚才的两个人都胖得多，于是两个工人抬起滑竿转头就跑，弄得请客的主人甚是尴尬！ 傅斯年对自己的胖的辩词，更是精辟。一次罗家伦问他：“你这个大胖子怎么能和人打架？”傅斯年答：“我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 傅斯年胖，故也有胖人常有的毛病，就是打鼾。一次他与李济从宜宾到重庆，乘船，与船员同住一室。第二天两人相互抱怨，都说对方打鼾太响。后来，同住的船员告诉他们：二位先生的鼾声都不小，害得我们一夜都没睡好。 傅斯年不讲究衣着，不积蓄家产，他的爱好，读书治事之外，就是吃。但因为胖，他又不能随意吃。俞大綵夫人回忆说：“孟真因病忌食，只能吃米饭、无盐的蔬菜、水果及少许甜食。我曾试以色彩悦目的盘碗，在餐桌上瓶中插几枝鲜花，引起他的食欲。但面对如此淡而无味的饮食，谁能有食欲呢？他每日处理校务，劳累不堪，回家饿极进餐，看他以菠萝汁拌饭，聊以充饥而难于下咽的神情，我好难过。” 毛泽东对傅斯年也很欣赏，1945年7月傅等文化界参政员到延安考察，在宴会上，毛泽东风趣地对傅斯年说：“我们是老相识了，在北京大学时我就认得你，你那时名气大得很，被称做孔子以后第一人哩！”傅斯年说：“毛先生过誉，那是同学们的戏谑之词，何足道哉。”此后，毛泽东和傅整整畅谈一个晚上。临别毛应傅之所请写一条幅相赠，附书：“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间陈涉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语以广之。”条幅写的是杜牧的一首咏史诗：“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尽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两人谈话时，毛称赞傅在“五四”时期的功绩，傅说我们不过是陈涉、吴广，你们才是刘邦、项羽。刘、项显指国共两党的领导人。毛所书诗句“古典”、“今典”均极对景，回答了傅的谦逊，也称赞了傅的以学问自立。 1945年11月，毛泽东在重庆《新民报晚刊》发表《沁园春·雪》。过了一个星期，王芸生给傅斯年写信，把毛的这首词抄给他，让他看看“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傅斯年向联大教授施加压力，当局要学生尽快复课，不然，蒋介石要派霍揆彰武力解散联大，把学生编入青年军。在教授会议上，冯友兰对傅斯年开玩笑说：“你原来是个学生头头，专门跟学校当局闹别扭，现在别扭闹到你头上来了，真是‘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1947年，傅斯年患高血压，到美国治疗。俞大綵回忆：“他病愈出院时，体重减轻三十余磅，仅有的几套衣服，都太大了，裤腰大出四寸。我记得他出院回家的那一天，跨进屋门，用只手紧缩着裤腰说：‘我现在简直可称为楚腰纤细，再也不是傅大胖了’。他一向不讲究衣着，出院那天不曾制新衣，一直到回国，长台大（在台大当校长），到他去世，仍穿那几套旧衣服。” 在台大当校长，傅斯年常去光顾夜市馄饨摊子；蹲在马路边上研究地摊上的象棋残局；给小书店写招牌。他给台湾大陆书店写条幅：“读书最乐，鬻书亦乐；既读且鬻，乐其所乐！” 傅斯年好吃，经常忍不住背着夫人开荤，有时在上班路上，他到路边小吃摊上，买个肉饼或猪蹄香喷喷地啃起来，或者在返家途中偶尔进小食店吃最爱吃的北方面食，并嘱咐同行的那廉君秘书：“我是解馋，回家千万不可告诉我的太太。” 傅斯年因血压高，每天只能吃青菜及不加盐、油的简单食物，妻子怕他嘴馋外出大吃，只给些小钱，才够买几颗糖几片面包。所以他在任台湾大学校长时，学生发现他有时饭后也会再进餐厅，上福利社买面包，边走边吃。 有次下班秘书那廉君正在秘书室吃饭，傅斯年正好来找他，看到那廉君饭盒里还放着油晃晃的卤肉和黄焦焦的面包，三月不知肉滋味的他估计是馋坏了，一手拿起来塞到嘴里，边吃边颇为满足地乐道：“面包夹肉，正是很好的三明治。”秘书被他那样滑稽的满手油腻的馋相逗乐了，但大笑后却觉得几分辛酸。那廉君感叹道：“傅校长这一年零十个月来，每天除去吃饭睡觉的时间外，统统是用在台大上头。一代伟大的学者，每天为公事这么操劳，却连一顿可口的饭菜也不能享用！” 傅斯年去世前夕，曾发表一个趣谈，他说：蒋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我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但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笑着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在场的蒋梦麟补充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傅斯年的学生何兹全，携妻子赴台湾大学访问，与陪同者一起拜谒傅斯年墓。几人漫步在傅园中，忽然不见了何先生的踪影。大家四处寻找才发现，他正泪流满面地跪在孟真先生墓前。何兹全先生在自传中写到：“我们去参拜傅先生墓。先在墓前行三鞠躬礼，然后绕至墓旁，我跪下默哀，……想起傅先生生前对我的爱护，我哭了。这时正下着大雨，风雨凄凄。” 留洋 确定赴欧留学后，傅斯年在给好友袁同礼的信中说：“要把放洋的那一天做我的生日。” 傅斯年和同窗俞平伯一起赴英国留学，然而，刚入学两个星期，俞平伯便不辞而别。听说俞平伯已赶往法国要乘船回国，傅斯年急忙追至马赛阻拦，果然在一艘轮船上找到了俞。一问才知，俞是因为想家，所以要回国。傅斯年闻听，强压怒气苦苦劝说，无奈俞平伯去意已决，傅斯年只好作罢。后来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他到欧洲来，我实鼓吹之，竟成如此结果，说不出如何难受呢！平伯人极诚重，性情最真挚，人又最聪明，偏偏一误于家庭，一成‘大少爷’，便不得了了；又误于国文，一成‘文人’，便脱离了这个真的世界而入一梦的世界。我自问我受国文的累已经不浅，把性情都变了些。如平伯者更可长叹。但望此后的青年学生，不再有这类现象就好了。” 傅斯年留学时对各种书籍也广泛涉猎。有一天，罗家伦和傅斯年、毛子水等人约定一起吃饭，傅斯年来时，夹了一个很大的书包，众人不知其为何物，待翻出来一看，竟是一部三巨册的地质学方面的书。向来不善言辞，更不爱开玩笑的毛子水，破例幽了傅氏一默：“这部书是‘博而寡约’，傅孟真读它是‘劳而无功’！”一句话说得傅斯年暴跳如雷。 赵元任夫妇到德国时，留学德国的傅斯年、陈寅恪、俞大维等人想请他们吃茶点，虽定的是下午三点，但他们吃完午饭就去了。赵氏夫妇满以为到傅斯年租住的房子照例有点心和茶，岂知到了那儿一看，除点心外，满桌的冷肠子肉等一大些东西，赵氏夫妇虽喜欢，没有能多吃，而请客的人狼吞虎咽地一下全吃完了。杨步伟当时就说，德国吃茶真讲究，这一大些东西，在美国吃茶只一点糕点连三明治都很少的。傅斯年气愤地回杨：“赵太太！你知道这都是我们给中饭省下凑起来地请你们，你们不大吃所以我们大家现在才来吃午饭。”经此一说，杨步伟觉得颇不好意思。又听傅斯年说，他们这一班人在德国有点钱都买了书，有时常常地吃两个小干面包就算一顿饭，俞大维夜里才起来读书学习，也是为减省日里的开销。杨步伟感动地差点流下泪来。 1923年冬天，罗家伦遭窃，衣物尽失，几乎到了要“裸体归天”的悲惨境地。刚到德国半年多的傅斯年闻讯，以“山外魔生”为名写信给罗，调侃地劝慰道：“昨晤姬公，闻真人道心时有不周，衣冠而往，裸体而归，天其欲使真人返乎真元耶！不然何夺之干净也。”又说：“若失去衣冠，将何以为中国之人，而度此严冬耶？是非投河不可矣。想当年精卫填海，亦但为失窃耳。今写此信，是告诉你，我有一外套，你此时如无解决之术，则请拿去。虽大，容或可对付一时。帽子，我也有一个，但恐太小耳。近闻学费限下星期交，为之大急。罗真人法览！”后来傅斯年又以Damned Library man（受诅咒的书蠹）为笔名，致信罗家伦，描述自己穷困潦倒的境地：“星期一我在林中，未曾睡着，但失迎总抱歉的。星期一方知交费在即，一文无着，十分着急或者死去。” 傅斯年非常崇拜大思想家伏尔泰，1924年，蔡元培赴欧考察路经德国，由傅斯年、罗家伦等原北大弟子陪同游览波茨坦无愁宫，宫中有一座大理石雕刻的伏尔泰像，傅斯年见后，流连忘返，不忍离去，因此落在了众人的后边。罗家伦走至半道发现此情，只得折回去把傅叫回。罗对众人说道，只见傅斯年站在伏尔泰像前，深深鞠了一躬，口中念念有词地背起李义山的两句诗：“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 由于国内军阀混战不息，留学生的官费也断了。在国外留学的学生更加窘迫。一次罗家伦通过蔡元培介绍，向商务印书馆监理张元济借得国币1500元。傅斯年得知后，立即向罗借款。后来，罗家伦因紧张致快信向傅“讨债”。已是穷困潦倒的傅斯年立即修书一封，叙述自己的艰难处境。 其中一段这么写道： “弟在巴黎最后接到朱寄之二十，换了后，还债等已精光，末日只剩了三十佛朗，其手中之二十马克尚是从吾（姚从吾）寄我者也。到了此地，幸员外尚有几文，故用到11月，过了初十，朱（中国驻英公室朱兆莘）寄来二十镑，交了2月房钱去其过半，所余的月底还完了员外怎么办呢？幸与老陈（陈寅恪）定了一约，他先把二十镑之马克给我，我交了学费及他种零费，借给一位更穷的朋友三十马克，交了这月房钱，今天只剩了四个半马克，愁得这两天无以为继也。” 又说： “上星期初已即向朱要二十镑，大约此星期可寄来。但此是老陈的了，有约在。他即日走，先赴英国，故更无从通融起。那么怎么办呢？上星期一向朱写信时，说有二十方可过年节，当时尚未计算得清楚，信发觉‘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始意觉得这月总可勉强到底，但陈走甚急，姚钱不来。前昨两日，整日思法子。昨天开了一个书单子，择其或有人要者于HirschwaId，未知下文如何？此时满想向朱再要，但如何措辞，且甚无效耳……要是老陈不走尚有法，而他即走。他的钱为郭才子陈津藻二位借了上路，故他也着急无对。此时柏林的环境中，比先更窄，故通融之国，更穷。几乎等于不能借分文之局面。这两月，子水、从吾、大维都是赖老陈维持。老陈大苦，老陈走后，更不了矣。” 傅斯年从《德国汇报》闻知中国驻英公使朱兆莘将要去职的消息，大惊，急忙写信致英使馆向朱催要学费。朱将这个棘手的皮球踢给了继任者。而继任者根本不把傅斯年等留学生放在眼里，对傅斯年的连连上书催款视而不见，迟迟不作答复。傅斯年大怒，立即表示“老傅穷而不安，但亦尚有脾气”。 去留 在国民党退守台湾之际，因台湾大学原校长庄长恭离职，国民政府决定由傅斯年接任台大校长。经朱家骅和傅斯年多次晤谈，傅勉强表示从命，欲“跳这一个火坑”。 傅斯年曾在“去留之间两徘徊”。据史语所研究人员陈槃回忆：自三十八年冬（实应为三十七年），首都告急，群情惶急，不知何以为计。一日，师（傅斯年）召集同人会议，惨然曰：“研究所生命，恐遂如此告终矣！余之精力遂消亡，且宿疾未愈，虽欲再将研究所迁入适当地区，使国家学术中心维持得以不坠，然余竟不克荷此繁剧矣。今当筹商遣散。虽然如此，诸先生之工作，斯年仍愿尽最大努力，妥为介绍安置。”同人此时，以学术自由之环境已受威胁，于多年生命所寄托之研究所，亦不胜其依恋可惜。一时满座情绪，至严肃悲哀，有热泪盈眶者。师于是不觉大感动，毅然曰：“诸先生之贞志乃尔，则斯年之残年何足惜，当力命以付诸先生之望耳。”本所迁移之议，于是遂决。 1949年元旦之夜，胡适与傅斯年在南京共度岁末。是夜，师徒二人置酒对饮，相视凄然，两位书生不禁潸然泪下。午夜的钟声响过，二人打起精神，一边喝酒，一边背诵陶渊明《拟古》第九：“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待把此诗吟过数遍，二人酒劲上来，倒在桌旁昏睡过去。 随着陈布雷自杀身亡，傅斯年也产生了继之而去的念头。这个念头存在他的心中已有时日，早在1932年他就说过：“国民党曾为民国之明星者若干年，而以自身组织紊乱之故，致有今日拿不起，放不下之形势。于是一切残余的旧势力蠢蠢思动，以为‘彼可取而代之’。”又说：“平情而论，果然共产党能解决中国问题，我们为阶级的缘故，丧其性命，有何不可。我们虽不曾榨取劳苦大众，而只是尽心竭力忠其所职者，一旦‘火炎昆冈，玉石俱焚’自然当与坏东西们同归于尽，犹之乎宋朝亡国时，若干好的士人，比贪官污吏还死得快些一样子。一从大处设想，即知如此命运真正天公地道，毫无可惜之处。” 陈槃回忆：“当首都仓皇之日，时有陈布雷、段锡朋二氏之殁，师（傅斯年）因精神上大受刺激，悲观之极，顿萌自杀之念。而师未于此时殉国者，赖傅夫人爱护防范之力也。”当时傅斯年的夫人俞大綵正准备陪母亲去广州、香港就医，傅斯年的弟弟傅斯严（孟博）暗中劝俞不要离开。俞大綵说：“我略整行装，准备隔日启程，当夜孟博赶来痛哭流涕，责备我不该离开孟真。他说：‘你难道不知道哥哥随身带着一大瓶安眠药，一旦匪军攻入，他便服毒自尽么？那时，你将何以自处？’骨肉情深，感人肺腑，我们相对涕泣，我便放弃了广州之行。”幸得夫人看护，傅斯年未自杀赴死。 在傅斯年徘徊不定之时，台湾有关人士函电催促其迅速到台大上任。陈诚也致电傅斯年说：“弟已于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须有识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济。弟一时不能离台，希先生速驾来台，共负钜艰。”接到电报后，傅斯年将自己关在一个房间，三日三夜未出房门，绕室踱步，反复吟咏、书写陶渊明《种桑长江边》的诗句，考虑去留问题，最后决定暂且去台湾就职。他原想带全家去台湾，并且已买好了机票，临时决定，把部分亲属留下，退掉了机票，对他们说：共产党对文人还是要用的，我可能很快就回来。临行又把许多图书、家产留了下来。 1949年1月19日，傅斯年飞赴台湾。这天晚上，在惨淡的星光照耀下，傅斯年携夫人走出了史语所大院中的家门，胡适与傅氏夫妇在前，秘书那廉君殿后，一行人在漆黑寒冷的夜色中悄无声息地走着。沉沉的夜幕中，看门的老工友接过傅斯年手中的行李，在送向汽车的同时，呜咽着道：“傅先生，今日一别，还能相见吗？”傅听罢，悲不自胜，热泪夺眶而出：“好兄弟，等着我，我会回来的。”傅说着，握住老工友的手作了最后道别，然后登车仓皇离去。当夜，傅斯年飞抵台北。 孝道 傅斯年事母至孝。他早年丧父，是母亲和祖父将他抚养长大。号称“大炮”的傅斯年平日霸气十足，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但每当母亲发脾气，他就立即长跪不起，听任母亲斥责，直到母亲发完脾气，让他起来方才站起。 因傅斯年的母亲患高血压病，忌吃猪肉，俞大綵为婆母健康，不敢给她食肉。但傅母却偏极爱吃肥肉，于是矛盾不可避免。俞大綵曾回忆说：孟真侍母至孝，对子侄辈，也无不爱护备至。太夫人体胖，因患高血压症，不宜吃肥肉。记得有几次因我不敢进肥肉触怒阿姑，太夫人发怒时，孟真辄长跪不起。他窃语我云：“以后你给母亲吃少许肥肉好了。你要知道，对患高血压症的人，控制情绪，比忌饮食更重要，母亲年纪大了，别无嗜好，只爱吃肉，让她吃少许，不比惹她生气好么？我不是责备你，但念及母亲，茹苦含辛，抚育我兄弟二人，我只是想让老人家高兴，尽孝道而已。” 傅斯年的母亲后跟随儿子在南京居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傅斯年由于领导中央研究院各所搬迁事宜，无暇顾及家庭，特委托一位下属和两个侄儿负责保护母亲转移至安徽和县暂住。南京沦陷后，傅斯年辗转来到重庆后。不久两个侄儿来见，傅斯年以为家人顺利脱险，十分高兴，当侄儿述说祖母没有逃出来时，傅斯年大怒，当场打了侄儿两个耳光，又各自踹了两脚。随后，他千方百计令人把母亲于战祸连绵的安徽接了出来，辗转20余天由陆路逃至汉口，最后抵达长沙。当时老太太年已七十余岁高龄，傅斯年每言及老母逃难事，总怀歉疚之情，他曾对同事说：“老母幸能平安至后方，否则将何以面对祖先？”后来，史语所由长沙迁昆明，傅斯年把母亲接到重庆，安置在歌乐山下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与弟弟傅斯严（孟博）一起生活，费用全部由傅斯年负担。 傅母体胖，加之年事已高，为躲避战火舟车劳顿，一旦安定反生病恙，时好时重，最后在医院病逝。据一直在病房服侍的朱仲辉说，傅家老太太病逝后，傅斯年因不知病情，医院方面的专家又拿不出一个确切的结论，为此双方吵吵嚷嚷，争论不休，最后院方提出解剖，以验证病症之要害。傅斯年犹豫再三，最后同意解剖，其结果确为胆结石所致。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头号医院医药设备及医疗技术是怎样的落后与糟糕。 傅母去世时，傅斯年还在病中，只能由妻子俞大綵出面请其兄、时任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的俞大维派人料理安葬事宜。墓地选在歌乐山附近中研院数学所办公处旁的一个小山顶上，由兵工署人员在岩石中钻一洞穴，下葬时用吊车将棺木放入，用水泥制成七八寸厚预制板三块，用吊车吊起盖在墓穴上方，整体看上去如同一个应用于战争的碉堡，极为坚固。傅斯年致信胡适说：“家母葬于歌乐山风景绝佳处，作成一水泥之圹，甚坚。”但是，傅斯年万万没有想到得是，在他去世后的1966年，他母亲的坟墓作为“地主妖婆”和“蒋帮特务的后台老板”之窝点，被红卫兵和造反派用炸药炸开，抛骨扬尸。据说傅母的人头骨被一革命小将拿去作为辉煌战果公开展览后，倒上洋油，挂于一棵大树之上点了天灯。 家庭 傅斯年一生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傅斯年父亲早逝，16岁在天津读中学时，由祖父和母亲做主，与山东聊城县绅士丁理臣之女丁蘸萃拜堂成亲。 丁蘸萃略通文墨，号称聊城第一美女，但由于长期生活在乡下，处世态度和生活方式与傅斯年反差极大。随着年龄增长和西学的影响，傅斯年对自己的婚姻越来越不满意。 傅斯年与丁蘸萃长期分居，没有共同的志趣，感情更是无从谈起。傅斯年苦恼之极，愤然道：“我们现在已经掉在网里，没法办了。想个不得已的办法，只有力减家庭的负累，尽力发挥个性。不管父母、兄弟、妻子的责难，总是得一意孤行，服从良心上的支配，其余都不可顾虑，并且可以牺牲的。” 傅斯年留学欧洲归来后，下定决心要与丁蘸萃离婚。1934年，傅斯年终于与丁蘸萃在济南协议离婚。 同年8月5日，在同学俞大维的撮合下，傅斯年与俞大维最小的妹妹、陈寅恪的表妹、比自己年轻10岁俞大綵在北平共结百年之好。 俞大綵出身名门，幼年即受新式教育，后求学于上海沪江大学，长于文学，尤擅英文，且写得一笔好字，作得一手绝妙的小品文章。1935年9月，儿子傅仁轨出生。 俞大綵这样说自己的婚姻：“如果比学问，我真不敢在他（傅斯年）面前抬起头，所以我愿意牺牲自己一切的嗜好和享受，追随他，陪伴他，帮助他。结婚之后他没有阻止我任何社交活动，但我完全自动放弃了，十几年来我们的经济状况一直非常困苦，但我们仍然过得很美满很快乐。” 傅斯年爱吃肉包子，他的夫人俞大綵女士出身名门，又是南方人，对他这种习惯印象极深。傅先生讨厌狗，恰有朋友送给他儿子仁轨一条狗，一天午睡时，那狗舐他的手，醒而怒打，狗逃掉了，却打碎了自己的眼镜。夫人与之辩，三天不与交一言。然而三天之后，他起床，长揖到地，面有愧色，对夫人说：“我无条件投降了，做了三天哑吧，闷煞我也。”夫人取笑说：“用配眼镜片的钱，买几个肉包子吃，岂不更好？” 俞大綵一生追随傅斯年。在李庄时，由于没有小学，俞大綵就在家中教导傅仁轨和李方桂的女儿。 1947年，傅斯年赴美国治病，后傅斯年夫妇回国，把13岁的儿子傅仁轨留在美国读中学，托付友人和门生照顾。岱峻曾向人打听傅斯年先生的这一血脉的下落。知情者说，傅仁轨在美国再也没有回来过。与台湾和大陆都没有任何联系。他在美国缺少教管，书也没好好念，学嬉皮士，穷愁潦倒，荒芜一生。他的母亲台湾大学教员俞大綵为此终生后悔。 后来傅仁轨先生读了岱峻的《发现李庄》给他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不足百字：“尊敬的岱峻先生：我幸运地读到了《发现李庄》，这是一本十分有趣的书，它仿佛把我带回了过去的时光。愿好运赐给你。”信是英语写的，只有签名是用的中文。“傅仁轨”3个大字，歪歪扭扭，实在不敢恭维。岱峻始信了人们的传言，傅斯年先生之子已不会使用中文。 谶语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时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仰慕傅的声名，请其写几个字作为留念。傅斯年挥毫写下了“归骨于田横之岛”短幅相赠。众人见之，顿生凄怆之感，更想不到竟一语成谶。 1950年夏天，傅斯年身患胆结石，不得不到医院做手术。出院时医生劝他至少要在家中休养一周，但台大的事务纷乱如麻，根本无法办到。对此，随国民党赴台的朱家骅曾以十分伤感的心情回忆道：“在他（傅斯年）去世的前几天，闲谈之中，他忽然对我说：‘你把我害苦了，台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怕我的命欲断送在台大了。’当时我只以为他因感觉办事的辛苦，而出此苦语。不意数日之后，便成谶言。” 俞大綵回忆丈夫傅斯年去世前的一个冬夜：“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他去世的前夕，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为他在小书室中升炭盆取暖。他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我坐在对面，缝补他的衣袜。因为他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我说，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他又说：‘你不对我哭穷，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我一阵心酸，欲哭无泪。” 傅斯年到台大后，生活较为清苦，儿子傅仁轨在美国读书，他和时任台大英语系副教授的夫人俞大綵两个人的收入，仅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此前傅斯年拿到一笔报刊文章的稿费，想托卫生署的官员刘瑞恒出差到香港时买一套现成的西服，但把稿费和家里的存款加起来一算，只能买一件上衣。傅斯年只好说：“幸亏我还有没破的裤子，那就只买件上衣吧。” 这天晚上，傅斯年指着壁上的书架对俞大綵说：“这些书，还有存于史语所一房间的书，我死后留给儿子。我要请董作宾先生制一颗图章，上刻孟真遗子之书几个字。”言毕，长叹一声，一反常态地对俞大綵说道：“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余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的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 后来俞大綵回忆这个夜晚时说：“我一向不迷信，难道这几句话就是他的遗言？夜深了，窗外吹起一阵寒风，室内盆中的炭已化成灰，我猛然感到一阵透骨的寒冷。” 不数日，当董作宾含泪把稿费送到傅家时，俞大綵双手捧着装钱的信封，悲痛欲绝，泣不成声。用心血换取的稿费到了，但此时的傅斯年已命归黄泉，不再需要为自己的双腿做御寒的棉裤了。 长辞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出席由蒋梦麟召集的农复会一次会议，讨论农业教育改进和保送台大学生出国深造问题。据在现场的人回忆说，傅斯年一会儿用汉语讲话，一会儿用英语和美国人交谈，一会儿汉英交杂，滔滔不绝地大发宏论。两个多小时的会议，他讲的话比任何人都多。 午饭后稍事休息，傅斯年又赶往省议会厅，列席台湾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这一天，参议会上所质询的问题全是有关教育行政方面的事务。大约到了5点40分左右，参议员郭国基起来质询有关台大的问题。 据在场者事后透露，郭的发难主要是国民党教育部从大陆抢运来台并存放于台湾大学的器材如何处理，以及放宽台大招生尺度等问题。傅斯年遇事再次上台回答郭的提问。在回答郭提出的台大应多聘台籍教授，多取台湾土著学生问题时，傅斯年说：“奖学金制度，不应废止，对于那些资质好、肯用功的学生，仅仅因为没有钱而不能就学的青年，我是万分同情的，我不能把他们摒弃于校门之外。……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困难，使他们有安定的生活环境，然后再要求他们用心勤学。如果我们不先替他们解决困难，不让他们有求学的安定环境，而只要求他们用功读书，那是不近人情的……”讲完话时，大约是6时10分，傅斯年走下讲坛，就在即将回到座位时，他突然脸色苍白，步履踉跄，坐在台下的陈雪屏见状，赶紧上前搀扶，傅只说了一句“不好！”便倒在陈雪屏怀中昏厥过去。从此傅斯年陷入昏迷，再也没有醒来。 医生迅速赶到现场，经诊断傅斯年是脑溢血。此时，陈诚、何应钦、王世杰、程天放、罗家伦、朱家骅等政界要人，以及学术界人士李济、董作宾、毛子水、萨孟武、英千里、劳幹等纷纷赶来。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指令陈诚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代价抢救，并要陈诚每过半个小时报告一次傅斯年的病情。 是夜11时23分，傅斯年突然睁开了眼睛，床前众人惊喜交加，以为傅氏终于醒了过来。但医师急忙走过来按了按脉，抬手合上了傅斯年的眼皮，一声不吭地退后低下了头，傅斯年就此与世长辞。 第二天，台湾省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台大傅斯年校长于20日夜“弃世”。这位议长是台湾土著，的国语不太好，被一些记者听成“气死”了。消息马上传开，说傅校长是被郭国基“气死”的。当天台湾报界刊发消息，称“郭大炮”与“傅大炮”两门大炮不幸交火，“大炮议员郭国基骂倒傅斯年，傅氏绝命身亡”。 听说郭国基气死了校长，二百过多名学生打着“痛失良师”的旗帜，围在“省参议会”门口，强烈要求郭国基出来解释。学生们高声怒吼：“郭国基有种你出来，你出来……”冲在前方的学生喊叫着与参议会阻拦人员扭打在一起。郭国基见状就偷偷地溜走了。陈雪屏等多方劝导说明，学生们还是要郭国基出面作答，最后台北市警察局局长亲自出来维持秩序。这时天下起了磅礴大雨，学生们在雨中呼唤着他们心爱的校长的名字，誓要揪出“气死”校长的罪魁祸首。直到台大训导长傅启学赶到呈明真相，并答应学生这个问题由“议会”书面答复，悲伤的学生们才一一散去。 12月22日，傅斯年遗体大殓。有上千人前来吊唁，其中有台湾学者、名流、国民党高级官员、傅斯年的亲友、同事和台湾大学的学生。国民党大佬于右任扶杖前来，陈诚哭得两眼红肿，王宠惠、蒋梦麟、罗家伦、王世杰、朱家骅、李济、董作宾、毛子水等人，另外加上一个刚从香港赴台，与傅斯年生前关系并不融洽的钱穆，都站立在人群中默然相送。10时30分，傅斯年的遗体送往火葬场，上千人冒着大雨，踏着泥泞道路，慢慢行走。热泪横流的学生们手执小旗，上面写着：“校长，回头来瞧瞧我们！”望之令人心碎。台湾记者于衡在回忆采访生涯的长文中说：“傅斯年先生逝世，是我采访二十五年中，所见到的最真诚、最感人的一幕。” 1950年12月31日，治丧委员会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举行傅斯年追悼大会。礼堂正中，悬挂着蒋介石亲笔书写的“国失师表”的挽章，国民党高级官员、名人学者的挽章、挽联分挂两旁。蒋介石亲临致祭，各界要人亦皆前来。据统计，当时各界致送挽联达270余幅，挽诗60余首，挽词20余首，祭文6篇，唁电唁函90余封。各报章、杂志、专刊登载纪念文章110余篇。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人的挽联是：廿二载远瞩高瞻，深谋长虑，学术方基，忍看一瞑；五百年名世奇才，闳中肆外，江山如此，痛切招魂。 台湾大学全体师生的挽联曰：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 1951年12月20日，傅斯年逝世一周年忌辰，台湾大学仿照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为第三位总统杰斐逊（ThomasJefferson）总统专门在园内建造陵墓的成例，特在台大实验植物园内专门划出一块地建造罗马式纪念亭，亭中砌长方形墓一座，墓前立有无字碑，修有喷水池。园中有兵工署捐赠的一座纪念钟，钟上铸有傅斯年提出的“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八字校训。由傅斯年生前同窗加好友罗家伦前导，台大学生会主席罗锦堂手捧骨灰盒，钱思亮校长主持，将傅斯年的骨灰安葬在纪念亭内的大理石墓中。自此，此处被称为“傅园”，纪念钟为“傅钟”，墓与钟掩映在碧绿的椰林大道旁的鲜花翠柏之中。“傅钟”每节上下课都会响21声，因为傅斯年曾说过：“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傅斯年溘然长逝后，胡适提醒国人，“中国失去了他最忠实的爱国主义者”。 远在海峡另一边的陈寅恪辗转得知此讯，悲从中来，于当年的12月赋诗一首为之追念。他吟诗一首，以此表达心中的哀悼之情。诗云：“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馀海外王。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这是当时整个中国大陆对傅斯年唯一的一份文字纪念。 评价 曾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过的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曾作过这样一个评价：“傅先生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大师级人物。如果用‘最好的’、‘最有创始性、突破性’作标准，20世纪前半纪史学、国学方面的学者，称得起大师级的人物的，在我看来也就是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郭沫若、傅斯年、顾颉刚、陶希圣、钱穆等几个吧。” 美籍华人、哈佛大学教授、世界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仍称赞傅斯年之《夷夏东西说》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最好的”、“最有创始性、突破性”、“能够使用创始性和突破性这种超级词汇来描写的”伟大的学术篇章。 胡适在北大教书的时候说，现在学生里面有人比老师学问还大，说的就是傅斯年。 胡适对傅斯年的品性和才能曾有如下一段评论，他说：“孟真（傅斯年的字）是人间最希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作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有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胡适满怀激情地称颂傅斯年：“他这样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发挥其领袖才干。”“我总感觉，能够继续他的路子做学问的人，在朋友当中也有；能够继续他某一方面工作的人，在朋友中也有；但是像他这样一个到处成为道义力量的人还没有。” 罗家伦以“纵横天岸马，俊奇人中龙”来形容傅的才气与风格。罗家伦说：傅斯年是元气淋漓的人。 罗家伦在《元气淋漓的傅孟真》里写道：“孟真的号召力和攻击精神，则与伏台尔（Voltare）相似。他们都愿意为自由和开明而奋斗。对于黑暗和顽固有强大的摧毁力，而且爱打抱不平，也是相似之处。不过伏台尔不免刻薄，而孟真则坦白率真。” 傅斯年的学生刘绍鸣借用小说说起了傅先生：“傅校长，虽然我在大洋这边的美国也拿了个什么博士，但我最骄傲的，还是杜鹃花城的那个学位。” 有学者说：“台大校史上，孟真（傅斯年）先生虽非创校校长，但在常规及制度之设立上，恐无人能出其右。” 学者袁良骏教授曾写有一篇题为《不必为贤者傅斯年先生讳！》的文章，议论傅先生某些过头的事，举出了两点：“一曰提倡‘全盘欧化’，对西方文化崇拜得过了头”，“二曰对中国传统文化否定过了头”。文中举出了若干例证，也确是傅先生青年时期的一些过激言论；但袁先生并未忘记人物所处的历史氛围而做出分析说：“傅先生当时正是一名年轻气盛的大学生，有比较大的偏激情绪，并不为怪。成熟后，很多观点便修改了。”这就给历史人物一个比较公允的评论。 蒋廷黻曾经回忆说，傅斯年论政之作，篇篇都“好像集合了四千年的历史经验”。 朱宗震评价傅斯年：回顾四十年来史学创伤……与一些过眼烟云的流派相比，傅先生脚踏实地的史料学派自有其存在的价值。 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台大考古人类学系主任李济教授，以自己的亲身体会说：“无论是办研究所或大学，傅斯年总是像一个设计的总建筑师经营一个伟大的建筑一样，有一套完整的蓝图，并且与他的工程师充分地合作，按部就班，一段一段地完成他的计划。困难总是有的，并且常常地遭遇到很大的困难，但他总有法子度过去，他真是克难英雄中的第一把手。” 章士钊曾说傅斯年是全中国最懂弗氏理论学说的人。 赵元任极佩服傅斯年，赵元任夫妇游历欧洲时，赵元任和傅斯年最投缘。杨步伟说：“元任总和我说此人不但学问广博，而办事才干和见解也深切得很，将来必有大用，所以以后凡有机会人家想到元任的，元任总推荐他，因元任自知不如也。可惜世事变迁，不幸促其早死，今也则亡矣。”几年后，赵元任应傅斯年之邀担任史语所的语言组组长，大概也是出于对傅斯年的佩服。 程沧波评价傅斯年：“他对政治，喜欢谈论，而容易厌倦。偶然奋不顾身的一击，并不是对政治有兴趣，而是激发于士大夫的责任感。” 蒋梦麟认为傅斯年为世间少有的通才与天才，他说：“孟真之学，是通学，其才则天才，古今为学，专学易，通学难，所谓通学就是古今所说之通才。” 蒋还说：“孟真为学办事议论三件事，大之如江河滔滔，小之则不遗涓滴，真天下之奇才也。” 傅斯年为北大二年级学生时，有人评价：“傅孟真这个人才气非凡！” 劳幹说：“二十年来的历史研究，国内几个好的大学及研究机关，虽然都有他们的贡献，但孟真（傅斯年）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确能做到中心地位。” 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傅斯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伟大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典范，在这个伟大知识分子几近绝迹的世界上，也许不会有人知道，我是多么深沉而热烈地怀念着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而有关蒋、傅之间的谈话，人们评价：“这样的君臣对话，如此之豪杰气，当今之士，且不说有过，又可曾梦想过？” 四、马寅初 马寅初（1882～1982），浙江嵊县（今嵊州市）人，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 壮怀 童年时代，马寅初很想读书，更想到大城市去读书。马寅初天生聪慧，父亲就希望他继承“酒坊”家业，学做生意。为读书，马寅初经常挨父亲训斥、毒打，罚跪，但马寅初坚持“跪下也要去念书”，“打死我也不做生意”。为了躲避父亲的打骂，马寅初甚至躲到鸡窝里。父亲的蛮横，深深伤害了马寅初，他见求学无望，一气之下跑到镇外，一头扎进了黄泽江，幸亏被人救起，马寅初竟由此因祸得福。恰在此时，父亲的老友张江声由沪来嵊县探亲访友。得知此事，觉得马家老五有志气，说服了马寅初的父亲。马寅初认张江声为干爹，并跟随他到上海读书。从此竟改变了马寅初的一生。 1919年马寅初返回祖国，怀着“强国富民”的理想支持进步，崇尚革新，声明“一不做官，二不发财”，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和经济人才的培养，著书立说。 1927年北大校庆时，马寅初发表《北大之精神》演讲：“……此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然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 狮吼 马寅初因为揭露四大家族而被舆论形容成“马寅初作狮子吼”。 1940年春，重庆郊区的陆军大学邀请马寅初给将官班讲《抗战财政问题》，这些将官学员很多是从前方调来受训的。马寅初一连讲了两个多小时。他说，抗日战争正在中华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则既不出钱，又不出力，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权势，利用国家经济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超级国难财。他公开点名指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他还说：“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演说在将官们中间引起强烈反响，席间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主持人则吓得不知所措，连感谢的话也不敢多说，就赶紧把马寅初送走了。 蒋介石知道马寅初在他的心腹学校点火，非常生气。1940年秋，蒋介石“召见”马寅初被拒。孔祥熙接着对他进行利诱，请他当财政部长，又遭拒。蒋介石便于1940年12月6日派宪兵闯入学校，将他逮捕。随后中央通按讯社发出了“立法委员马寅初，奉命派赴前方研究战区经济状况，业已首途”的假新闻。实际上他却被幽禁在贵州息烽军统集中营的山沟里。 抗战爆发后，马寅初以专家身份考察中国的战时经济，对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大发国难财极为不满，他将这种情况精辟而形象地概括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并将矛头直指孔、宋家族。 1941年3月30日，马寅初六十大寿，重庆各界人士为他开了一个没有寿星的祝寿会。重庆大学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为马寅初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祝寿活动。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三位最高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送来了一副巨大的对联，以示声援。对联曰：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1942年8月，周恩来等人进行了多次营救，但蒋介石并不买账。此后，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特使赫尔利也向蒋提出释放的要求，赫尔利是马寅初留学美国时的同学，蒋介石处处依赖美国，又迫于抗战形势于8月20日释放了马寅初，但仍将他软禁在歌乐山家中，而且不许马寅初教书，不许发表文章，在经济上断其生路。 抗战时，面对蒋宋孔陈的大发国难财的举动，马寅初批评蒋介石：“有人说蒋委员长是民族英雄，我认为他不够格，他只能算是他们蒋家的家族英雄，他若做民族英雄必须做到大义灭亲这四个字啊……” 马寅初一身正气，针针见血的演讲使国民党的腐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丑恶无处藏身。蒋介石在气急败坏时曾说马寅初是“嵊县强盗”，马寅初则说自己是“嵊县强道”，即强大的道理，而蒋介石之流不是“大道为公”而是“大盗为私”，正义加雄辩，举国景仰。 抗成胜利后，马寅初继续反对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主义，痛斥国民党政府出卖民族利益。当李公朴、闻一多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消息传来，马寅初愤怒万分，当即写了遗书，告别大家，孑然一身穿蓝布长衫赴南京中央大学讲演，用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罪行，当讲到物价飞涨时，指名道姓、抨击蒋介石，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国统区的反蒋爱国民主运动。 马寅初有一很著名的话是：蒋介石的光脑袋就是“电灯泡”，里面真空，外面进不去。 立场 1927年到1937年十年间，马寅初南下浙江、南京、上海，以财政经济专家身份，参与对国家财政经济问题的研究，寻找症结的所在，谋求解决的办法，全力保护中华民族的利益。1937年到1945年，马寅初继续以财政经济专家身份研究中国的财政经济，剖析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撰文抨击“四大家族”趁民族危亡之机大发横财的罪行。 抗战爆发后，马寅初拥护抗战，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1939年5月，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担任领导工作的周恩来与王若飞在重庆会见了当时担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教授的马寅初。周恩来对这位年长自己16岁的绍兴籍学者十分尊重，对马寅初提出的为抗战征收临时财产税的主张十分支持。同时，周恩来以政治家的眼光分析了抗战的形势和中国革命该走的道路。这次会见成为马寅初人生道路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马寅初后来在不同场合以及文章中多次说：以前是不与共产党一起的，1939年以后逐渐靠拢中国共产党，走向革命了。 多年亲历国民党的腐败之后，马寅初曾说：“为了国家的利益，我是一定跟共产党走的！” 新中国成立后，马寅初任中央人民政府常务委员、财经委员会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浙江大学校长。1951年6月任北京大学校长。这位饱经忧患的古稀老人，对新中国无比热爱，与共产党同心同德。马寅初的儿子马本初的三个孩子都是由祖父取名，孙女命名思润，长孙命名思泽、次孙命名思东。三个名字中都包含着对毛泽东的景仰与信赖。 识见 在美国留学期间，马寅初撰写的论文《纽约市的财政》，轰动了当时美国的财政界和经济界，被哥伦比亚大学列为一年级新生的教材。 1927年，马寅初担任浙江省政府委员，财政委员会主席等职务。他强烈要求要禁鸦片。他写了《鸦片问题》、《关于禁烟问题之几个要点》等十多篇文章，在报刊上呼吁。他说：“今日之禁烟问题，实吾浙江之生死问题。”还说，“我在职一天，必须反对到底，毫不妥协，因为我是省政府委员，是要为浙江人民谋利益的。”马寅初还收集和编写了《戒烟歌》、《戒赌歌》。命人张贴、传唱。如戒烟歌一：“劝我民，莫吸烟；五脏六腑都熬煎。甘之如饴真鸩毒，想一想，速死由己不在天。” 近代以来调停或干预中国内政的外国人中，马歇尔是地位和声望最显赫的一位。马寅初曾说：“举国人民的目光都注视到他，寄以无穷的希望，好像中国之命运已经握在他的手中。最高领袖的地位，好像已转移给他。” 作为经济学家，马寅初自然心系民生。他认为“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遵守的一条定律，指出应该提倡计划生育，控制人口。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而且认为人口问题“若不早为之图，难免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和不满”。 1957年7月15日，75岁高龄的马寅初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新人口论》，这篇论文是经过调查研究后写成的，马寅初在文章中指出人口多、资源少是我国一个很严重的矛盾。建国以来，我国人口增长率为20％，以此推算，如不控制人口，50年后我国人口将达到16亿。他说：“人口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要保住这个大资源，去掉这个大负担，办法是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他提出了控制人口生育的建议和措施。《新人口论》发表后，引起全国强烈的反响。 马寅初认为，发展中国经济最关键的是两个问题，首先是人口问题，其次是农业问题。他曾经多次说过这样的话：“除了人口问题外，农业问题应及时研究，要早为之图，要花大力气，下苦工夫！”之后不久，马寅初就着手搜集农业方面的材料，准备组织一个班子，编写一部《农书》。 君臣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9月1日下午，毛泽东由张治中、邵力子陪同前往中苏文化协会，参加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鸡尾酒会并参观苏联图片展览。马寅初以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的身份应邀出席了这一酒会。这是毛泽东与马寅初初次见面。在会上，他们互致问候。会后，毛泽东邀请马寅初去他住处恳谈了2小时。 当毛泽东于1949年3月进北平的那天，马寅初也去西苑机场欢迎，并参加了毛泽东当晚特设的宴会。随后，马寅初参加了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并与毛泽东同时当选为新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10月1日，马寅初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亲眼看着毛泽东把第一面五星红旗升上祖国的蓝天。 1951年6月，马寅初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是年秋，马寅初在中南海开会，遇见了毛泽东，便对他说：“要兄弟把北大办成第一流的学府，主席您就得支持我的工作。”“马老，您要我怎样的支持？”毛泽东笑容可掬地问。“不要别的，只希望主席能够批准兄弟点名邀请谁到北大讲演，就请不要拒绝！”“这个好办。”马寅初的话音刚落，毛泽东紧接着风趣地说：“我批准了！马老校长，我给你这个‘尚方宝剑’！”马寅初得到这把“尚方宝剑”后，点名邀请了不少党政领导干部到北京大学讲演，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以至周恩来总理。 1951年国庆前夜，马寅初对即将参加游行的学生说：“明天游行，你们走过天安门时，我一定亲自指给毛主席看，告诉他，这就是北京大学的队伍！”马寅初说到做到。当北京大学学生游行队伍举着红楼模型通过时，他便指着队伍对毛泽东说：“主席，这就是北大的游行队伍。”毛泽东立刻点了点头，不停地向北大游行队伍挥手致意，并回头问：“马老，红楼还是原来的样子吗？”“一切还是原样，丝毫未损！”马寅初回答说，“主席与李大钊同志的工作室也对外开放了。”正谈着，突然下起了大雨。毛泽东看着游行队伍，关切地说：“马老，您的学生淋雨了，我给您派人打电话，通知学校，让食堂给大家准备姜汤！”马寅初感动不已，动情地说道：“谢谢主席关怀！”游行结束后，马寅初坐车返回学校，看见学生正在食堂里喝着姜汤，便兴奋地把天安门城楼上与毛泽东的谈话告诉大家，并鼓励学生说：“同学们今后要更加努力奋进，不要辜负毛主席的关怀。” 1957年3月2日，在毛泽东亲自到会的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再次阐述了人口问题。毛泽东笑着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试验。马老今天讲得很好！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毛泽东的话使马寅初倍受鼓舞。于是在4月27日特地向全校师生作了一个“新人口论”的报告。随后又在这个报告基础上加工整理成《新人口论》一文，发表在7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 此后，主席一声令下，所有的矛头全部指向马寅初。马寅初被迫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尽管这样，马寅初对毛泽东的崇敬，仍是真挚的、纯洁的。当他看到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形式主义和庸俗化倾向以及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时，深感忧虑。在一次会上，有人说《毛泽东选集》四卷一千年两千年后仍可适用。马寅初听了，不禁“毛骨悚然”。他说：“对毛主席的这种恭维，是在搞个人崇拜。这种个人崇拜是毁坏毛主席的‘糖衣炮弹’。”他多次表示，毛泽东是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要吸取斯大林生前被神化身后被指责的教训，不要搞个人迷信。他忧心忡忡地说，搞个人崇拜“是害了毛先生”，“我们要爱护毛主席”！ 论争 建国后，马寅初就以警醒的态度审视着和平发展时期的人口问题。他将人口问题列入自己科研计划的重点项目，矢志不渝地展开攻关，并身体力行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开展人口普查。根据他的建议，1953年，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普查结果为，截止1953年6月1日午夜，我国人口为6亿。仅仅4年时间，全国就增加了1亿多人口。这个数字让马寅初感到震惊和不安。 不久，已经年过七旬的马寅初，带领一批助手和学生，到全国各地进行人口调查。此时，中央也十分关注全国的人口问题。刘少奇召集有关人士开会，作了《提倡节育》的重要讲话。马寅初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疾呼：人口问题，千万千万大意不得！现在不努力，将来后悔莫及。然而，毛泽东的观点与马寅初完全相悖，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态度，说，中国人口就是增加十亿又何妨？既然最高领袖的意见是多生，全国各级政府也就鼓励生育，个别地方还对生育多的妇女给予奖励。 1954年，马寅初以人大代表的身分第三次回浙江农村调查，走访了10个县的20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围绕人口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比较分析，写出了调查报告。这次调查中，他一连喊出三个不得了：“人口出生率高得不得了！人口增长速度快得不得了！这样发展下去简直不得了！”为乐唤起更多人的重视和支持，他找到老朋友邵力子、李德全、柳亚子、马叙伦、李达等商谈，言词恳切地说：“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会犯极大的错误，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极大的困难，新中国将会背上一个极其沉重不易摆脱的包袱。”后来，他又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长篇论文，提交给1955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马寅初的提案，遭到康生、陈伯达等人的围攻和批判：“人不但有一张嘴，还有一双手，可以创造世界。没有人还搞什么革命？还搞什么共产主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人口问题。”马寅初毫不妥协地说：“我既然发现和认识了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就一定要坚持到底。否则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和人民代表，我就没有尽到自己对国家和人民应尽的责任。” 1957年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当着毛泽东的面，再一次提出了人口问题。他直言不讳地说：“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1953年普查已经超过了6亿，如果按净增率千分之二十计算，15年后将达到8亿，50年后将达到15亿。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他并大声呼唤，“不控制人口，不实行计划生育，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嘛。言人之未言，试人之未试嘛！” 1957年4月27日，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发表人口问题的演讲。在讲演中，马寅初讲述了几年来调查研究的结果。这个演讲稿经过加工整理，成为后来的《新人口论》发言稿。 起初毛泽东对马寅初“控制人口”的主张表示赞赏。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1957年6月，马寅初将《新人口论》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人民日报》用整版篇幅全文刊载了《新人口论》，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说：“抓人口问题恐怕也是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遍实行。十年不搞，将来又增加到8亿。” 随着“大跃进”的发动，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说：“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观点发生了变化。 1957年，“反右派”风暴刮起，康生等人想利用运动将马寅初打成“右派”。中央统战部许涤新为此事请示周恩来，周恩来明确指出：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马寅初才得以幸免于难。但据许涤新在一篇序文中揭露，马寅初仍被打入了“内定右派”的花名册。 1958年7月，为了迎合“人多是好事”的观点，康生公开点名批判马寅初，向《新人口论》发难。1959年10月24日，他召集理论界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开会，布置批判马寅初，并指示说：“批判他的文章不一定多，分量要重，可以和他过去的理论联系起来批判。”还指示有关部门批判完了将马寅初调出北京大学。接到康生指示后，《光明日报》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1月，共发表了10篇批判文章，《新建设》发表了4篇批判文章，批判马寅初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于是，一个批判“马寅初反动思想”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据现在档案资料统计，仅1958年下半年，《人民日报》等全国重要报刊发表的批判文章就达200多篇。马寅初感到个人遭批判、受委屈事小，国家的前途命运事大。要求会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位领导人中的任何一位。然而，他的这一恳请未被批准，没有一个与他面谈。只有毛泽东派人放出话来：“马寅初先生不服输，不投降，可以继续写文章，向我们作战嘛！他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嘛！”马寅初公开表露，“为了国家和真理，我不怕孤立，不怕批斗，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坐牢，更不怕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要坚持我的人口理论。” 1960年1月，马寅初在《新建设》上发表了《重申我的请求》。文中说：“《光明日报》和《新建设》所发表的批判我的文章很多。不过，过去两百多位先生所发表的意见都大同小异，新鲜的东西太少，不够我学习。11月30日《光明日报》一篇文章说过去批判我的人已经把我驳得体无完肤了，既然是体无完肤，目的已经达到，现在何必再驳呢？但在我看来，不但没有驳得‘体无完肤’，反而驳得‘心宽体胖’了。”“我个人被批判是小事，没什么，不过我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几十年以后，事实会说明我是对的。” 康生看到这篇文章的小样后，说：“这是猖狂进攻！他的问题已不是学术问题了，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要对他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 《新建设》在发表马寅初的文章时据此加了按语，说：“他的这篇文章和其他许多文章，资产阶级谬论很多，必须进行讨论和批判。”之后，马寅初的申辩权被剥夺。1960年1月3日，马寅初被迫提出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的口头辞呈，翌日，递交了书面辞职报告，不久，国务院批准了他的辞职。很快他又被罢免了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从此，中国人口盲目增加，多生了几亿人。人们常说：“错批一人，误增三亿！” 后来毛泽东看了马寅初《重述我的请求》，向秘书口授道：“马寅初向我们下战表，堪称孤胆英雄，独树一帜，也可以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马尔萨斯姓马，他也姓马，有人要捍卫他的外国祖先到底，有什么办法？看来，马寅初不愿自己下马，我们只好采取组织措施，请他下马了。理论批判从严，生活给予出路，此事不可手软。”这以后对他的批判就升级为政治斗争和人身攻击了。一夜之间，上万张大字报贴满了北大校园，甚至连他家的院子里、书房里及卧室里，都贴满了大字报。“马寅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在北大校园内此起彼伏。 不久，马寅初又被免去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还规定马寅初不得发表文章，不得公开发表讲话，不得接受新闻记者访问，不得会见外国人士和海外亲友，以戴罪之身，遭到软禁。至此，近8年的人口论争划上了句号。 马寅初辞去了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离开了燕南园，住进了东总布胡同。世态炎凉，门可罗雀。但也不尽然，周培源、陈叔通都曾看望过马寅初。陈毅元帅不请自来，用他那宏钟般的声音对马寅初说：“你的人口理论完全正确，一定要坚持，不检讨是对的，我支持你！” 在批判马寅初的同时，科学规律毫不留情地惩罚着愚昧。中国的人口年年月月分分秒秒地猛增着，给国计民生带来极大的压力，而且难于短期克服。1974年12月29日毛泽东在审阅《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时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这句话，竟与十七年前马寅初《新人口论》中的三个小标题完全一致！ 十年动乱发生时，周恩来指示对马寅初进行特殊保护，使他在身体上没有受到伤害。可是，他的大量珍贵的文稿连同书画等文物，都被当时是学生的马老的孙辈作为“四旧”烧毁了。 执著 马寅初常对人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马寅初因人口理论受到批判，北大开大会批他，会议开始了很久，而马寅初的人还没到。于是派人把他“请”了过来，他到场之后，搬了张椅子坐在台前泰然自若。此时，台下有人开始喊口号，马寅初却很镇静地说：“我这个人每天洗冷水澡，不管多冷的天都不怕。现在天气不冷，给我洗热水澡，我就更不在乎了。” 1958年，在一次全校的批判大会上，马寅初高声大喊：“我没有再课堂里上课，但我要用自己的文章来教育北大学生坚持真理。”后来，马寅初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一万零四百名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世纪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便低头。” 1958年4月陈伯达突然袭击马寅初，在北大的庆典上公开要求“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检讨！”发表在各大报刊杂志上的攻击文章像雪片一样，北大校园内批判马寅初的大字报竟达近万张。马寅初先生，表现出毫不畏惧的浩然正气。他拒不作任何无原则的检讨，与责难者公开辩论，面对那些借政治打压学术的投机分子，他说“泼冷水是不好的，但对我倒是很有好处。我最不怕的是冷水，因为我洗惯了冷水澡，已经洗了五十年了，天天洗，夜夜洗，一天洗两次，冬夏不论，对我泼冷水，我最欢迎。”同年7月，陈夫子（陈伯达）败下阵来后，“理论权威”、“整人高手”康老夫子（康生）亲自破挂上阵，在北大的批判大会上，他指责马寅初“是马尔萨斯的马”。马寅初毫不示弱，当众反击道：“我是马克思的马！谁说我是马尔萨斯主义，我就认他为教条主义者，反列宁主义者”。一时间会场哗然。 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学举办60周年校庆，陈伯达出席并做纪念讲话。陈伯达冲着坐在主席台上的马寅初，厉声说：“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出检讨！”马寅初听此言，微微仰着脸，望着陈伯达的头顶，一言不发，视若无物。 1959夏天，马寅初随人大视察团赴外地视察回到北京。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党中央找他谈话。因为马寅初不服输，认准了理，谈话自然是谈不拢。最后，周恩来近乎用一种哀求的口吻说：“马老啊，你比我年长16岁，你的道德学问，我是一向尊为师长的。1938年你我在重庆相识，成了忘年之交，整整有20年了啊。人生能有几个20年呢。这次，你就应我一个请求，写一份深刻的检讨，检讨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也算是过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如何？”但马寅初对周恩来说：“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为了国家和真理，应该检讨的不是我马寅初！” 面对批判的声浪，马寅初再次发表声明：“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所投降！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 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北大批判马寅初之风尘嚣上。面对此局面，马寅初一再声明：“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在争辩，越辩越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我认为在研究工作中事前要有准备，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之后，要勇于更正错误，但要坚持真理，即于个人私利甚至于自己宝贵的性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切后果。”他还在一次批判会上对北大学生说：“同学们，我希望你们能够战胜我，但是要用科学，而不是大棒。” 当年，北大所有的刊物和全国各地的报纸猛烈批判《新人口论》，马寅初却拒不检讨，坚决不写检讨文章，照常笑眯眯地出入北大燕南园住所，“圆圆一张脸像弥陀”。所以董桥曾撰文，让今人“学学马寅初的硬朗”。这种“硬朗”，自在北大学生的回忆中：“马校长这块硬骨头实在难啃，让他屈服，没门；逼他自杀，妄想！” 马寅初被迫辞去北大校长后，他说：“在北大政治上我是不能领导，可是，在学术上我是可以领导的吧！我的人口理论是纯粹的学术问题。可是有人硬把它扯成政治问题，我当然不服，现在北大的空气太沉闷了，学生谁也不敢发表意见，没有学术空气。” 真理 1979年7月中旬的一个上午，往日静悄悄地北京东总布胡同32号宅院顿时热闹了起来：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贵来到这里，拜访了98岁的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会见是在马老的卧室进行的。马老坐在单人沙发上，在座的还有他的夫人和儿女。李贵副部长说：“今天我受党的委托通知马老：1958年以前和1959年底以后这两次对您的批判是错误的。实践证明，您的节制生育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组织上要为你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希望马老能精神愉快地度过晚年，还希望马老健康长寿。”马老兴奋愉快地回答说：“我很高兴。”“20多年前中国人口并不多，现在太多了。要尽快发展生产才行啊！”20多年的是非终于澄清，冤案终于平反。实践宣布了公允的裁判：真理在他一边。 1979年，面对中国人口的沉重压力，人们想到了早在20年前提出“新人口论”的马寅初，《光明日报》率先为马寅初恢复名誉。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一文。正文前面加了大段的《编者按》，对《光明日报》当年错误批判马寅初先生一事作了深刻检查。马寅初对此感慨地说：“当年我曾说过《光明日报》不光明，《光明日报》发动那场突然袭击不光明磊落，今天《光明日报》带头呼吁为我和《新人口论》平反，把颠倒过去的理论再扳正过来，我还是很感激你们的。希望你们向广大读者转达我的谢意。” 农书 马寅初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后，下决心要写出一部分量不亚于历史上的《齐民要术》和《农政全书》的农业大书。他在日记中写道：“大江东流去，永远不回头！往事如烟云，奋力写新书。”1962年，马寅初还借到浙江农村视察的机会，对农业问题进行专门的调查研究，带回很多第一手材料。 据知情者介绍，马寅初写这部《农书》还真有些别样。他写文章与一般人不同，不是用钢笔写在稿纸上，而是用墨笔写在一张张白色的宣纸上，每写完一章，马寅初便把宣纸铺在地板上，等晾干后，又认真地将宣纸按顺序粘接起来，卷成一个纸卷，注明内容，放入一个藤箱里。写累的时候，马寅初便会沿着院中的水泥小径散步。 不知不觉，藤箱已满。从1963年开始写稿到1965年初稿完成，三年光阴，马寅初写出了100多万字。写完后，他又从头到尾作了一次修改，一般情况用蓝笔，特别重要的改动用红笔。为了防止手稿受潮和被虫蛀，马寅初特别嘱咐家人将放书稿的藤箱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写完《农书》后，马寅初已83岁，身体状况大不如前。 有一次，他以前的秘书陈玉龙前去看他。一进屋，见地上铺满了稿纸，马寅初正在看他的《农书》。见陈玉龙进来，他说：“他们不给我发表，我自己看！”言语中不免有种愤怒。 前来看望马寅初的亲朋好友婉言相劝：“马老，你还写那些招灾惹祸的东西干什么？这么大年纪了，好好养养精神吧！”马寅初回答说：“正因为我年岁大了，我才更应该把我彻悟了的真理，及时地记录下来，警告世人，不然就会烂在肚子内、带到棺材里去，那才是真正可惜呀！” 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多少个日日夜夜就这样悄然而过。马寅初的《农书》“长卷”已经成捆成堆了，大大小小的纸卷堆满了书柜。据说，这部《农书》初稿有百万字之巨（一说150万）。到1965年底，83岁的马寅初已经对《农书》从头到尾作了一次修改。素以治学严谨闻名的马寅初，在修改稿子的时候，仍然一丝不苟；修改文字一般用蓝笔，特别重要的改动则用红笔。 1966年春节后的一天，马寅初将全家人召集起来，说：“请你们抽时间帮我把《农书》原稿照抄一遍。这部书现在虽然不能出版，但不等于永远不能出版。它是我十几年的心血啊！” 然而，这时“文化大革命”爆发。虽然由于受到特殊的保护，马宅免于抄家之祸。但是，大“革”文化之“命”的憾事，却在家庭内部发生了。马寅初家中几个年幼无知的孩子，因担心抄家者会从马寅初的手稿中搜寻出批斗马寅初的把柄，于是乎在半是胆怯、半是盲从的情绪支配下，将马寅初珍藏多年的来往书信、文物字画，连同这部《农书》手稿以及其他经济学资料，统统当作“四旧”而付之一炬，销毁得一干二净。也有人认为是家人根据马寅初的意见将书稿焚烧殆尽的。 马寅初当初在撰写《农书》时，往往写下后便放起来，并没有跟家人细谈，以至于无人知道《农书》中详细的内容，给世人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公案 鲁迅与马寅出是绍兴同乡，但这两人关系交恶。不知何缘由，鲁迅对于比自己年轻一岁的绍兴同乡马寅初很少好感。1926年秋，厦门大学一次请来了马寅初，为此，全校“列队欢迎，大摆宴席”。因马寅初是“北大人”，校长还发函叫“北大同人”鲁迅及沈兼士去陪。鲁迅收到公函后，除了非常愤怒与拒绝外，没有其他反应，只在公函上写了个“知”字，意为“不去可知矣”，并说：“道不同不相与谋。” 《关于鲁迅的辩护词》的作者房向东分析，厦大校长林文庆之所以对马寅初那么殷勤，主要是学校资金缺乏，希望能从马寅初这位财神爷身上捞一点油水。而鲁迅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拒绝与马寅初接触。加上马寅初是当时中国财经界的名流，是个“红人”，而鲁迅向来不喜欢趋炎附势，因此对马寅初不仅冷漠，而且热讽。房向东在《关于鲁迅的辩护词》中还说：“鲁迅不参加‘列队欢迎’的儿戏，是为了逃避无聊；鲁迅的‘骂’马寅初，与其说是‘骂’，不如说是反抗无聊。” 1926年10月20日，正在厦门大学任国文系教授的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两地书》中提到马寅初：“这几天此地正在欢迎两位名人。一个是太虚和尚到南普陀来讲经，……一个是马寅初博士到厦门来演说，所谓‘北大同人’，正在发昏章第十一，排班欢迎。我固然是‘北大同人’之一，也非不知银行之可以发财，然而于‘铜子换毛钱，毛钱换大洋’演说，实在没有什么趣味。所以都不加入，一切由它去罢。”鲁迅所谓的“铜子换毛钱，毛钱换大洋”，指的是马寅初发表在1924年《晨报六周年纪念增刊》的《中国币制问题》，其中谈到了主币与辅币的换算问题。 1928年1月28日，鲁迅又在自己主编的《语丝》周刊4卷7期化名“楮冠”发表《拟豫言——一九二九年出现的琐事》，其中公开讽刺了马寅初：“有博士讲‘经济学精义’只用两句，云：‘铜板换角子，角子换大洋。’全世界敬服。” 另据宋运郊在《回忆我们的老校长——马寅初先生》一文中回忆，1956年秋天，北大文科同学为了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建议邀请许广平到北大介绍鲁迅事迹。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虽然同意了这件事情，却“碍于情感方面的因素”没有出面接待许广平。 情谊 抗战后期，马寅初被蒋介石软禁在重庆歌乐山，蒋不许马寅初教书、发表文章，段了马寅初的经济来源。周恩来获悉情况后，指示《新华日报》：马寅初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爱国主义者，有骨气，有正义感，我们必须给予支持。此后，马寅初被《中央日报》退回来的稿子都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出来，并给予最高标准的稿酬，这使身处危难之际的马寅初终生难忘。 马寅初为新中国的诞生欢欣鼓舞，并积极投身于共和国的筹划和建设之中。1949年3月25日，在欢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从西柏坡迁至北平的仪式上，马寅初竟不顾会场秩序，跑向周恩来乘坐的吉普车，大声对周恩来说：“遵照你的指示，我已平安来到北平。”喜悦心情溢于言表。 1959年，全国发起了讨伐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声浪，此时，周恩来找到马寅初，恳切地要求马寅初写一份检讨，马寅初拒绝。但拒绝后，马寅初觉得对周恩来有所歉疚。数天后，他为《新建设》杂志撰文，便特意加上一段：《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我1949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1960年初，马寅初因为《新人口论》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这时又是周总理出面，将马寅初安排到北京市政协东城区小组。这对从政治学术舞台巅峰上被突然打落下来的马寅初是一个极大的安慰。 马寅初的儿子马本寅回忆说：像他们这样的家庭，在“文革”期间是难逃劫难的。不过，他清楚地记得：“文革”刚刚开始后某一天，辖区的一位派出所所长突然来到他家里，关照说：“根据周总理指示，你们的住宅是不允许任何人闯入、抄家的，如果有人进来可以及时通知我们。”事后，马寅初和家人才知道是总理亲自列出的民主人士的保护名单保护了他们。正是由于周总理对马寅初的关爱，使得马寅初在长达十年的“文革”动乱中免遭太多的冲击。 1971年，九十高龄的马寅初开始便血。北京医院诊断可能是直肠癌，家属和医院在手术还是化疗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为此马寅初的夫人就向国务院打了一个请示报告，周总理见到报告后立即批示：病人自己愿意动手术，家属也同意，医院应以手术方案为主，请天津王大夫主持会诊，以后情况还要向他本人汇报。这个批示当天就下达到北京医院。从此，卫生部专门为马寅初组织了一个专家会诊小组。1972年5月，在周恩来的亲自关心下，有关方面为马寅初安排了周密的手术方案。手术相当成功，马寅初因此又多活了十年。后来马寅初常说：“周恩来是我的救命恩人，他两次救了我，一次是1942年，一次是1972年。”前一次使他摆脱了困境，这一次使他渡过了病魔的折磨。 1975年夏天，周恩来总理在自己重病缠身的情况下依然惦记着马寅初，关心他手术后的情况和用药。周恩来还派出自己身边的两位保健大夫上门为马寅初治病。周恩来细致入微的关怀使得马寅初及家人备感温暖。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马寅初连续数日沉默不语。1月11日，马寅初接到通知去参加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他一早起来，饭不吃，水未进，就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吊唁大厅。当见到周恩来的遗体时，坐在轮椅上的马寅初老泪纵横，默默地向周恩来遗体鞠躬行礼。马寅初随着吊唁的人群绕遗体一圈后仍然不肯离去，工作人员只能让马老再绕一圈。走出吊唁大厅，马寅初再要子女扶着他回来，深情地向周总理的遗体鞠了三个躬。马本寅说，此时此刻父亲可能想到了所有与总理见面时的情景，或许他只有选择这样的方式才能表达自己毕生对总理的感激之情。 仁厚 马寅初小时候非常爱吃嵊县家乡所炸油条，它在制作上只用少许面粉，把内芯炸空，一节一节像气泡一样，吃起来特别酥脆。后来他回国当了教授，回乡发现儿时炸油条的朱师父仍在操作，因为资金有限，一次只能付3斤菜油、10斤面粉的钱，很是同情；就付了一年的油钱和面粉钱。嘱咐说当朱师父购买时，就不收钱；但每次只能取3斤菜油、10斤面粉，也不准换现钱。他知道朱爱喝酒，怕他拿去换酒喝。 1955年8月，北京大学发生一起学生死亡的意外事故。睡在上铺的一位上海籍学生黄柏松半夜从上铺摔了下来，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两天之后，黄柏松同学的父母从上海赶来，马寅出亲自接待，安慰家长。同时，学校马上给每个双层床发绳子，说是接高教部紧急通知，必须为所有没有防护装置的双层床安装防护设备，现在先用绳子临时防护。宋运郊说，从一个学生的事故，到校长关怀，再到高教部的紧急通报，不过一两天的工夫。当年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沟通传播之快，对人的关怀，令人佩服。由此可见马寅初对学生的关怀。 宋运郊回忆马寅初，刚到北大“之后一两天的下午，马老来到我们住的小饭厅逐一查看我们的床铺，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校长。他沿着走道不时翻开被褥细看，还问我们夜里冷不冷。那年我十七岁，血气方刚，连忙说不冷不冷，想不到犯了众怒，旁边连忙有人纠正我说，这么大的屋子，已经是9月了，我们从南方来的感觉是有点冷，他是北京的学生，年纪又小，还不知道什么是冷呢。这时马老说，年年增招许多学生，宿舍不够，年年建设新楼，再有不多日子新宿舍楼完工了，大家就可以进楼了。说完，马老侧过身来对随行的人说：请总务处的同志去城里租些被子来，给大家添被，千万不能冻着他们。当天傍晚就运来了一大批棉被，挨床分发，一床一条，好像也没有签字登记之类的麻烦，进楼前归还棉被时只是把它们留在空床上，也没有清点数目追查责任之类的纠葛。马老说到就做，校长言出职能部门必随，虽说有棉被一大批，人人秉公办理没有贪渎劣迹，这是我看到的马老治下的当年北大效率。” 马寅初很关心学生食堂的工作。一次宋运郊正在低头吃饭，那天吃的是肉片白菜，忽然有人伸手接他的筷子，他抬头一看是马寅初，立马递过筷子给他，心里却还疑惑他为什么要我的筷子。马寅初接过筷子就在他的碗里挑起肉片来，把肉片全都挑在一边后，大概知道了肉片的数量，然后问我：这是什么菜，多少钱？宋告诉他这是肉片炒白菜，两毛钱，他听了后微微点头说：还可以嘛。还有一次是宋运郊在食堂吃山鸡，一毛五一份，鸡肉块很多，马寅初进门后走过宋运郊他们所在的餐桌前，看见他在吃鸡肉连忙问我，你吃的是什么？宋回答说这是山鸡。马寅初不解，又问“山鸡”是什么？宋运郊解释说，山鸡就是南方人说的野鸡。他又问，那为什么不叫野鸡而叫山鸡？宋运郊感到了一种童心，连忙说，北方人不兴说野鸡，因为那是妓女的别称。他哦哦两声，这才结束了餐桌讨论，问过价格之后又问口味如何，宋运郊说还可以。他最后的问题是：哪里来的这么多野鸡呀？宋运郊告诉他可能是北大荒开垦带来的，听说整车皮地进北京呐。他点头说：这就很好，很好，不贵不贵。缓缓地离开了食堂。宋运郊不仅看到校长的关怀，还看到了一个老人的求知童心。 一次，宋运郊在小饭厅的南头吃饭，马寅初进来了，问同学们吃的什么，好吃吗，营养够不够。快考试了，吃这样的饭菜能够应付考试吗？不久就学校统一发给每个同学一大张红纸的餐卷，分30个小格，每格1角钱，这是考试期间的餐费补助。 1956年，北大学生因举办鲁迅逝世20周年活动，提议让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到北大演讲。马寅初应允。但是，演讲当日，马寅初却并未出席会议。事后，学生都好奇马寅初为何失约。有人问到校长办公室主任高望之，不料得到的是当头棒喝：你们还是北大的文科学生呢！后来学生们才明白，因为三十年代马老和鲁迅先生在观念上有分歧，有过笔墨官司，故马寅初才没有到会。但为了满足同学们的要求，马寅初还是答应让许广平来北大进行演讲。 介直 马寅初在浙江省财政厅任职时，一日，一个陌生人找到他家。马寅初不在家，那人对在马家打杂的老潘说：“老兄，我是德清县来的，有桩事想请你帮帮忙。这300块银洋给你吸烟，这2000块银洋是送给马先生喝茶的。小弟被提名为县长。报道省里已一个多月，至今尚未批下。马先生德高望重，又与批放县长的某君是莫逆之交，望老兄在马先生面前美言几句，请他帮我在某君处催一催。倘若事成，定当重谢。”话一说完，即告辞而去。马寅初回来，老潘如实禀报。不等他讲完，马寅初已眉头紧锁，大声骂道：“真是无耻之极！这像蚊子叮菩萨——找错了人。这种人，今天用1300块银洋来打通关节，万一当上县长，一定也是一个贪官污吏。单凭这一点，他就没有资格当县长。老潘你千万牢记，今后绝不能收这种臭钱，你马上把这笔钱如数还给他。”老潘只好将钱如数归还。 马寅初特别看不起靠美国老板过日子的孔祥熙，见面总要讽刺他几句。有一年，孔祥熙做五十大寿，马寅初也接到请柬。马寅初去时，提着3斤挂面2斤肉。這点礼物，送给堂堂的国民党财政部长，实在是太寒酸了。不过，孔祥熙倒也不计较。寿宴开始，有人提议猜拳助兴。有人說猜拳助兴不文雅，还是讲笑话好，因为孔祥熙很会讲笑话，這个人是想巴结他。开始讲笑话的时候，大家知道马寅初学识渊博，口才又好，便齐声要他先讲。马寅推辞不过，便說：“我不会讲什么笑话，只会讲故事。现在讲一个故事为大家助兴。”大家拍手叫好。马寅初說：“从前有兄弟三人，老大叫年纪，老二叫学问，老三叫笑话。一天，父亲叫三兄弟一同上山砍柴，傍晚三兄弟回家，父亲看到‘年纪’砍一把，‘学问’一点都没有，只有‘笑话’砍了一担。”這个故事显然是讽刺孔祥熙“年纪一把，学问全无，笑话一担”。 解放前，马寅初在大庭广众下质问“蒋委员长”的连襟，财政部长孔祥熙的经济问题，搞得孔部长结结巴巴地说：“我是‘孔夫子’的后代，我不会贪污！”一时传为笑话。 1938年，马寅初指责孔、宋家族大发国难财。于是有人奉命来劝说马寅初，说可以将北碚立法院的好房子让他居住，想购买黄金，只要他提个数字，就可以照办，如果要去美国考察，不论长住或短期都可以，经费不成问题。对此，马寅初发表声明： ＊一、在此国难当头，我绝不离开重庆去美国考察； ＊二、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我要保持说话的自由，国民党政府的立法院没有多大意思，我绝不去北碚居住，并要逐渐同立法院脱离关系； ＊三、不搞投机生意，不买一两黄金，一元美钞。有人想要封住我的嘴，不让我说话，这办不到！ 马寅初目睹官商勾结，腐败盛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经常点名批评当局，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为蒋介石政府所忌。一日，蒋介石召见了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将其大骂一通：“下周四拟陪同他（马寅初）到我这儿来，我要当面跟他谈谈。他是我的长辈，又是同乡，总要以大局为重！”叶回校后，怕碰钉子，让侄儿去找马寅初传达这个消息。马寅初听后，火冒三丈：“叫校长陪着我去见他，我不去！让宪兵来陪着我去吧！”马寅初又说：“委员长是军事长官，我是个文职，文职不去拜见军方！再说，我给委员长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不来拜见老师，倒叫先生去拜见学生，岂有此理！假如真有话要说，叫他来找我！”蒋介石知道后，十分生气，又无可奈何，只好对叶说：“我是想同他谈谈经济问题。你回去告诉他，以后有时间，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但马寅初始终未去见蒋。 抗日战争期间，有一次马寅初在重庆大学商学院大礼堂演讲，台下混进了国民党特务，情况很危险。马老带了女儿和棺材上台。他说：“为了真理，我不能不讲。我带了棺材，是准备吃特务的子弹；带女儿来是让她亲眼看着，特务是怎样卑鄙地向她爸爸开黑枪的，以便她坚定地继承我的遗志。”接着，他话锋一转，就针对国民政府的种种腐败状况，四大家族的企业、财产等等算了一笔细账。他的演讲，赢得了阵阵春雷般掌声，使混在台下的特务不敢贸然下手。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连连派人以高官、美金为诱饵，劝他不要再发表此类演说，但马寅初一一严词拒绝，后来逼得蒋介石亲自派人去请马老，说有事叙谈，马老照样拒绝了。 后蒋介石又派人游说马寅初：“委员长说了，您是他的老前辈，既是老师，又是浙江同乡，委员长准备推荐您担任财政部长，或者是中央银行行长。”马老笑道：“你们想弄个官位把我嘴巴封住，办不到！”来人又说：“那么，请马老先生买些美钞吧，政府批给您一笔外汇，这可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啊！”马老生气地说：“不，不！这种猪狗的生意我不做！我不去发这种国难财！”马老“不做猪狗生意”的话在民间广泛流传，赢得喝采。蒋介石恼羞成怒，下令把他幽禁在贵州。抗战胜利后，马老恢复自由，在上海工商学校任教，勇敢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他还不顾特务威胁，给家人留下遗嘱，只身前往南京演讲。 1960年，马寅初辞去北大校长之职。满腹经纶而又刚直不阿的他，赋闲了。马寅初毕竟经过风雨，见过世面，能够泰然处之，他喜爱这样两句话：“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观天外云卷云舒。” 婚姻 马寅初一妻一妾。1901年，正在上海教会学校育美书馆读中学马寅初回家乡度假，由父母作主，迎娶了一位叫张团妹的姑娘。张团妹虽目不识丁，但生性忠厚、善良，会做一手口味醇正的家乡菜。她为自己能嫁给会读书的丈夫而心满意足。婚后，张团妹孝敬公婆，善待马家兄妹，马寅初见妻子贤惠体贴，颇觉满意，小夫妻很是和谐。婚后一年，马家双喜临门，张团妹生了个胖儿子，马寅初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天津北洋大学。 1903年，家乡传来噩耗：马寅初不满周岁的儿子因意外伤害不幸夭折。他强忍悲痛、坚持学习。1904年，马寅初的妻子又生一女，他景仰东汉史学家班超，故为女儿取名马仰班。 1907年，马寅初以优异成绩从北洋大学毕业，并被清政府保送至美国耶鲁大学官费留学。出国留学前，马寅初特意赶回家乡与父母妻儿告别。张团妹虽与丈夫两地分居多年，但每年总有团聚的时候。想到丈夫就要远涉重洋，不知何时再能相见，不禁暗暗抹泪。临别前的夜晚，张团妹悄悄告诉马寅初，自己又怀上了孩子。马寅初很高兴，嘱咐妻子多多保重。妻子对他说：“孩子出生时，你又不在家，你给孩子取个名吧？”马寅初略思片刻答道：“若生女孩，就叫马仰曹，若生男孩就叫马仰峰。”马寅初这次话别，一去竟是十年。第二年，张团妹生下一女孩，于是取名马仰曹。 1917年，留学归来的马寅初又回嵊县老家迎娶了与女儿马仰班同岁的王仲贞。王仲贞生于1904年，比马寅初小22岁，当时年仅13岁，有小学文化程度。此后，马寅初将王仲贞、张团妹先后接到北平。从此，马寅初的家里就有两个妻子。 马寅初对两位妻子都很好，他外出度假总是让两位妻子同往，在家闲暇时，也常是由两位妻子陪他在庭院小路花丛中散步。张团妹和王仲贞之间也相处得非常融洽，彼此互相关心、体贴照顾，这在当时类似家庭中，实属少见。 胡适也曾记载马寅初的一妻一妾。1922年8月10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饭后与马寅初同到公园，……寅初身体很强，每夜必洗一个冷水浴。每夜必近女色，故一个妇人不够用，今有一妻一妾。” 马寅初一生有八个子女。张团妹与马寅初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这样他们婚后除了一个儿子夭折外，共有三个女儿。王仲贞和马寅初婚后，生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马寅初和他的两位妻子共有五个女儿、两个儿子，是拥有七个孩子的多子家庭。他和第一个妻子又生一女，而同第二个妻子共生有二子二女。这样，不计早夭的一子，马寅初共有七个子女；加上两个妻子，——这是一个典型的妻妾子女成群的中国大家庭。 逸事 马寅初出生时，有位算命先生对他父母说：“此子贵不可言——五马俱全（马年马月马日马时出生，还姓马）”。 解放前嵊县绑匪较多，所绑肉票，多藏匿于上海租界，为此租界捕房嘱咐旅馆，遇嵊县人住宿要仔细盘问。有一次马寅初去租界旅馆投宿，称是嵊县人，旅馆登记人员一听，怕找麻烦就一口回绝了，连找数家都是如此，最后自称为绍兴人，才住上旅馆。 1916年，马寅初任国立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当年的北大教授大都是乘人力车到校授课，唯有马寅初乘坐的是中国银行的大马车。 1919年初，北大教授评议会决定取消文、理学长，提出设立教务长，统管文、理、法三科。教务长的权力处在校长之下、教授之上，因此成为各科教授争夺的焦点，尤其是教授力量最强的文、理二科的教员更是志在必得。最后经过商量，决定各科推出一名候选人。当时，文科推出陈大齐，理科推出俞同奎，法科推出马寅初。最后在评议会正式选举时，为避免无谓的争端，校长蔡元培投了马寅初一票，因此，当时回想奔丧的马寅初成为了北大历史上第一任教务长。 1922年7月3日，胡适在日记中回忆说：“当时原议教务长只限于文理二科合成的本科，而不管法科。尹默又怕我当选，故又用诡计，使蔡先生于选举之日打电话把政治、经济两系的主任加入；一面尹默亲来我家，说百年（陈大齐）等的意思不希望我第一次当选为教务长。他们明说要举马寅初（经济系主任）。我本来不愿当选，但这种手段是我不能忍耐的；……但后来尹默与寅初又成冤家，至今不已。” 解放初期，北京大学中文系为郭良夫老师举行婚礼。身为校长的马寅初便抽空去祝贺。郭良夫当时只是一名普通教师，见校长亲自前来祝贺，心情非常激动，便同新娘一起向校长敬酒。马寅初应邀即席发言：“我想你这个新娘应该放心了，因为根据新郎大名，他一定是位好丈夫。”马老的幽默引起满场的欢笑。 在北大学生当中，马寅初历来是传奇人物，一是他的谦恭敬业，二是他的尊师爱生，三是他的不拘行迹不拘言辞（例如他常说的口头语“兄弟我”），四是他对共产党的恭敬尊重，不犯规矩，例如他对一些政治原则问题从不胡乱表态，都是说，“这个事情应当请示江（隆基）先生，我们是有分工的，他做得比我好”。 马寅初出任北大校长期间，翦伯赞曾任历史系主任，负责过北京大学校刊。一次马寅初写了一篇文章，是关于健美养生的，交给了校刊部。翦伯赞见了，皱着眉头说：“这文章怎么能在校刊上发呢？”坚决不让发。马寅初有意见，一次，在会上说：“我的文章挺好的，为什么不让发？”说归说，翦伯赞并不理“上级”的话，仍不让发，马寅初也没有办法。可见当时北大的氛围还是很民主。 1956年秋天，章廷谦在北大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章是浙江绍兴人，鲁迅的学生，嗜酒，且只饮黄酒，自己坦言早上起来必先喝够了酒才能上课，尤其是冬天，因此他的课必定是上午的第三第四节。一天章讲柳永的词作《雨霖铃》，且吟且解说，当说到酒字时，章先生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历代有关酒后意境的诗词佳作，古人的酒仪酒具，诸如“举案齐眉”等等，说得满脸涨红，舞之蹈之，神采飞扬。先生精神振奋，学生气氛活跃。正是高潮处，教室门轻轻地开了。那天宋运郊到得晚，只能在靠门口的座位就坐，文史楼的阶梯教室门开在教室东面正中。他抬头一看，是马寅初，正要招呼，马寅初半弯身子示意不要声张，要继续听课。台下马老在静心听课，台上章先生照讲不停。马老听了三五分钟，俯身弯腰问宋：这位是谁？宋告诉他是章廷谦先生。又问：绍兴人？宋点头肯定。最后马寅初问他：你们认为讲得如何。宋说阐述得很精彩。他笑一笑说：“章先生真是海量啊！”然后轻轻转身出了教室。 马寅初讲课很少翻讲义，讲得激动时，往往走下讲台，挥动手臂，言词密集，如同阵雨。一些坐前排的学生说：“听马先生上课，必须撑雨伞。” 马寅初在向北大师生宣讲他的“新人口论”理论，谈中国人口增长过速的原因时，总结出了好几条，其中三条是：一是和尚尼姑大量还俗，增加了生产力；二是中国生活水平低，素食民族比肉食民族生育率高；三是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没有电灯，早早躺下睡觉，不多生孩子才怪。 蔡元培、吴稚晖和邵元冲、张默君夫妇以及马寅初，一行人来游雁荡山。蔡元培是前清翰林出身，吴稚晖是民国元老，文才口才都十分了得，邵元冲、张默君、马寅初也非等闲之辈，无疑都是雅人。那天他们来到梯云谷云潭瀑，马寅初走得热了，爱那潭水清凉，便跃身入潭畅游起来，蔡元培笑道：“此潭可有名称？”生性诙谐的吴稚晖戏谑道：“洗马潭。” “文革”开始了，社会上出现了“破四旧”的极左行动。一天早饭后，马寅初把家人叫到客厅，尽量以一种平静的语气说：“近来我一直思考一件事情，总犹豫不定，现在我决定了。今天，你们都不要出去，我们全家自己动手来破‘四旧’。这样做，虽然可惜，也非常痛苦，但不这样做，又有什么办法呢？与其让别人烧，不如自己烧！”于是一件件珍贵的文物以及马寅初多年积累的资料被送进锅炉。 马寅初一直坚持洗冷水澡，他在北大演讲，大讲自己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冷水浴的乐趣，甚至在火车上也必须弄桶水来冲凉，“凉水一激，汗毛孔里的泥垢就出来了。” 马寅初的儿子马本初说，马寅初1961年以80高龄回故乡城嵊县视察，因洗冷水澡而患上肺炎，才终止了这一习惯。 北大当年的学生回忆入学时，聆听马寅初校长讲话时的情形，他们的感觉是“有一股扑面而来的热情和不加修饰的真率”。而他们看见马校长，第一个印象是，“身体出奇地棒，当时他年已古稀，虽然鹤发稀疏，却有红润的童颜。他仍常常在假日到西山去爬山，还常年坚持洗冷水澡，在北京冬天那寒风刺骨的河岸上，老人家光着身子往冷水里跳”。 兄弟 马寅初喜欢以“兄弟”自称，而且，不分场合，也不论对象的年龄大小、职位高低，一概如此。1951年，已过古稀之年的马寅初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北大师生欢迎马寅初的大会上，马对北大师生说：“兄弟很荣幸来到北大做校长。兄弟要和大家提出三个挑战：第一，兄弟要学俄文。……第二，兄弟要骑马、爬山。……第三，兄弟冬天洗凉水澡。” 1951，在北京大学的民主广场举行校长马寅初就职典礼，场面庄重热烈，马寅初在致辞中仍然自称“兄弟”，他说：“‘兄弟’既受政府任命我就依照政府意旨做事，希望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努力完成我们的任务。” 马寅初在北大演讲，常对学生自称“兄弟我”。73岁那年，他讲话的第一句话经常是：“兄弟今年七十三岁……” 每逢北大开全校大会时，马寅初总是笑容可掬，用他那浓浓的江浙音，讲上几句“兄弟我，代表北京大学……”之类的开幕词。然后，他便打开随身携带的小马扎，打横坐在报告人的身边，同全校师生在一起认真听讲。 在马寅初主政北京大学期间，每年除夕都在大膳厅举行全校新年团拜会。新年钟声一响，马寅初准时出现在全校师生面前，或因兴致佳好，或因酒后微醺，总是红光满面，必以“兄弟”自称，向全校师生祝贺新年。 演讲 马寅初一讲话便爱跑题。北大开学生运动会，学生们都希望马寅初到会，一般他都会准时来，如果要请他讲话，他总是要推辞，除非预先为他准备好讲稿，他才会照本宣科念一念。马寅初深知自己兴之所致时有离稿发挥的习惯，因此特别嘱咐要为他代拟讲话稿，要大字书写，要用“你们大学生”，不能用“我们大学生”，他说“我到时只管照本宣科好了”。说是这么说，到时只要他有感悟就会信口说来无拘无束，这时起草人会惊呼“糟了，糟了”，但北大学生全都不以为意，笑声不断，为马寅初的率性真诚叫好。 印度大学生代表团访问北大，对方领队是教育部长，北大接待当然必须校长出面，外事办自然把校长讲话稿准备妥当，开会前交给了马老，也悄悄嘱咐他事关对外事务千万不要离稿。毕竟马寅初年事已高，离稿自由发言已成习惯，过去有过经验，但遇这种情况由办公室主任在第一排做手势提醒，可往往不起作用，这次为防意外，马寅初想了个办法，让人在他离开讲稿时派人上前送茶，如果还不能制止，就为他打开茶杯告诉他“喝茶”两字。这回管用了，女学生刚送上茶杯轻轻说了“请马老”三个字，他立即有所醒悟，把眼睛又回到了讲稿上，从那以后一直没有离开讲稿讲一个题外的字，让台下关心他的人如释重负。 马寅初搬张椅子坐在台上讲桌旁的场景，北大师生并不陌生。遇有领导人或文化名流来校讲演，他常常这样，以便随时和主讲人交流。一次，国家体委某副主任来北大讲话，按常理，马寅初不用陪同，可他不但往讲桌旁边一坐，而且不断插话，越说越起劲，最后干脆喧宾夺主地批评起一个人来，说这人不爱体育锻炼，身体很差，这样重要的会他竟然不来听讲。被批评的是历史系主任翦伯赞教授。有当时在场的学生回忆，马校长这番背后的“人身攻击”让大家哑然失笑。“眼前浮现翦教授那清瘦、文弱的身影，再看看马校长壮硕的姿容，也真感到马校长的话有点道理”。 1957年4月27日，马寅初在北大大饭厅讲人口问题，事前小饭厅门外“校长办公室布告”牌上有黄纸海报，标题是“请柬”，文字要点是“我最近研究人口问题，小有心得，谨定于X月X日星期六下午一点半，在大饭厅向全体教授和大学生先生们汇报学习心得，敬请到时到场指导”，最后是端正的个人签名：“马寅初敬上”。那天他以个人名义邀约大家来听报告，到会的人也很踊跃。马老一边讲中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一边预测中国人口发展趋势，下边听讲的人议论纷纷，不时有人向台上递送条子。 马寅初讲演那天，台下有一张条子传到主持人高望之手里后就中断了历来的传递流程，这时台下传来嘘声不断，马老立即停止讲演前后左右光顾，发现这是针对主持人的，立即说“拿来拿来，你不要贪污嘛”。高望之红着脸立忙从提包里拿出一个条子，双手恭敬地把它送给了马老。马老接过条子说“我看看这是什么不得了的问题”，当即举着条子表态：“我先念念吧：马老您是哪个马？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稍稍停顿，“我现在就回答：我首先是马寅初的马，也是……”此时马寅初的话被台下暴风雨般的掌声打断，一个74岁的老人，当众说出这样充满个性魅力的话语，让人赞羡不已。稍顷，马寅初接着说“也是马克思的马！”语言果断，声调铿锵。台下又是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下面的话就是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表示那和我马寅初的观点绝不相同。 有一次李富春副总理来北大讲话，马寅初一会儿称他为李先生、李副总理，一会儿又冒出个“李副总统”。让很多学生想起了李宗仁。康生来校讲话，马一会儿称其为“康先生”、“康生先生”，一会儿又称“康生同志”，到了最后，同志、先生称号全免，直呼其名：“现在请康生讲话！” 百年 1982年5月10日，马寅初肺炎复发，病逝于北京医院北楼病房。他走完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驾鹤西行，魂归道山。应了一句中国的老话——仁者寿。 马寅初百年后，他的墓前有一幅挽联写得好：“老师在旧社会不畏强暴，敢怒敢言，爱国一片赤子之心，深受国仁敬重；先生为新中国严谨治学，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屈不挠，堪为晚辈楷模。” 评定 马寅初与刘大钧、何廉、方显廷并称民国的中国四大经济学家。林毅夫、胡书东在《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讲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国外接受过严格、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训练，同时又都怀着强烈的救国救民意识，努力用先进的理论的方法研究、解决当时的中国本土经济问题”。 马寅初由于仗义执言在20世纪40年代受到过国民党当局的拘捕、关押和软禁，也受到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的恐吓与殴打，然而，马寅初不改初衷。郭沫若曾经这样称赞：“你这个马寅初啊，可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爆的响当当的一枚‘铜豌豆’。”当时的舆论界认为：“今日马寅初先生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声望和地位，可与过去文学界的巨人鲁迅相比。在争取国家自由、民族解放的过程中，马寅初与鲁迅一样，遭受着恶势力的仇恨，但却雄视阔步于各种压迫之下，始终敢说，敢笑，敢怒，几十年来态度一贯。”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三个夏天，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在认真审阅有关马寅初的材料后，动情地说：“当年毛主席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 重庆《新华日报》为马寅初六十岁辰送去的寿联是：“不屈不淫征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 1941年3月30日马寅初六十寿辰，周恩来同董必武、邓颖超联名送了对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 现任北大校长许智宏在纪念座谈会上称之为“永恒的北大之光”，高度赞誉：“马寅初先生的风骨不仅传承了北大精神，而且发展了北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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