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2-思想大师卷》作者：民国文林

细说民国大文人编者：民国文林　　目录　　○思想大师卷　　一、金岳霖 …………………………………………………………………………　　二、冯友兰 …………………………………………………………………………　　三、傅斯年 …………………………………………………………………………　　四、马寅初 …………………………………………………………………………　　五、李叔同 …………………………………………………………………………　　六、马一浮 …………………………………………………………………………　　七、熊十力 …………………………………………………………………………　　八、梁漱溟 …………………………………………………………………………　　九、蔡元培 …………………………………………………………………………　　十、胡适 ……………………………………………………………………………　　后记：此刻才见天空 ………………………………………………………………　　一、金岳霖　　金岳霖（1895～1984年），字龙荪。浙江诸暨人士，生于湖南长沙。哲学家、逻辑学家。　　剪影　　金岳霖的学生回忆老师：他身材高大，仪表端庄，有时西服革履，执手杖，戴墨镜，一副英国绅士派头；有时着运动衫，穿短裤，球鞋，举手抬足像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有时在西装外面套个中式长袍，戴个老八路的棉军帽……　　金岳霖平常永远是腰板笔挺，西装革履，皮鞋插得油光可鉴，上面绝对不会有灰尘。夏天穿短裤还一定要穿长筒袜，因为在当时看来，gentleman穿短裤一定要穿长袜。　　金岳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　　长沙临时大学草创急就，校舍紧张，文学院各系暂时迁往南岳。当时，在南岳的哲学家有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郑昕、沈有鼎。在紧张授课之余，学者们也相互开开玩笑。冯友兰就吴宓的一句诗“相携红袖非春意”发表过不同意见；金岳霖有畏光症，经常戴着一幅眼镜；郑昕则喜欢喝酒；沈有鼎用纸枚代替蓍草研究周易占卜的方法。闻一多因此写了一首诗：惟有哲学最诡恢，金公眼罩郑公杯，吟诗马二评红袖，占卜冗三用纸枚。　　汪曾祺回忆金岳霖：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的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　　金岳霖的学生、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回忆老师：“他随便得很，教授没有像他那么随便的，他有时候在讲坛上走来走去，这个不说了，有时候就坐在教桌上面对着大家，在那里讲课。他还有个特点，他不写字，很少在黑板上写字，也带支粉笔，不过没什么用。”　　徐志摩当年曾描写过金岳霖与一位名叫丽琳的西方女子“初到北京时的妙相”：“老金他簇着一头乱发，板着一张五天不洗的丑脸，穿着比俄国叫花子更褴褛的洋装，蹩着一双脚；丽琳小姐更好了，头发比他的矗得还高，脑子比他的更黑，穿着一件大得不可开交的古货杏花黄缎的老羊皮袍，那是老金的祖老太爷的，拖着一双破烂得像烂香蕉皮的皮鞋……虽则那时还在清早，但他们的那怪相至少不能逃过北京城里官僚治下的势利狗子们的愤怒和注意。黄的白的黑的乃至于杂色的一群狗哄起来结成一大队跟在他们背后直嗥，意思是说叫花子我们也见过，却没见过你们那不中不西的破样子，我们为维持人道尊严与街道治安起见，不得不提高了嗓子对你们表示我们极端的鄙视与厌恶！在这群狗的背后，跟着一大群的野孩子，哲学家尽走，狗尽叫，孩子们尽拍手！”　　书呆　　金岳霖对学习的兴趣相当浓厚，经常晚上睡觉做梦时还在背书，其投入程度令许多成年人由衷赞叹。一次，他在梦中背一篇古文，姐姐发觉后，偷偷拿了书在一旁边听边对，发现他居然背得一字不差。后来这件事在家里传为美谈。　　金岳霖先生常常专注于学问，有时弄到连自己的姓名也忘记的地步。据冰心先生讲，有一次金岳霖告诉她一件事，说一次出门访友，到人家门口按了门铃，朋友家女仆出来开门，问金岳霖“贵姓”。他一下子忘了自己“贵姓”，怎么也想不出来。没有办法，他对女仆说，你等一下，我去问问我的司机。惊得那位女仆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告诉冰心这件事时，金岳霖还幽默地说，我这个人真是老了，我的记性坏到了“忘我”的地步！　　金岳霖某日打电话给陶孟和，陶的服务员问他：“您是哪位？”他忘了，答不出来，于是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因为他不好意思说“我忘了”。可那位服务员说“不行”！他请求两三次，还是不行，只好求教于王喜（金岳霖的洋车车夫）。王喜也说“我不知道”！金岳霖说：“你没听见人说过？”他说：“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才提醒了金先生。　　后来金岳霖先生将这事作笑话告诉朋友。朋友告诉他一件更玄的事：说是文人潘梓年在重庆时，在一个签名的场合，一下子恍惚起来，记不得了自己的姓名。旁边有人说他姓潘，可光一个姓还不足以连带出名字来。潘梓年又大声问：“阿里个潘呀？”意思是说潘什么呀，还是记不起来。金岳霖先生听见此事，才有些释然。晚年写回忆文章时，前面记自己“忘我”，后面记比自己忘得更严重的潘梓年。　　20世纪30年代，金岳霖每天上午在自己的小阁楼的一个犄角里冥思苦想，遨游在抽象的思想海洋。即使是在战事之秋的西南联合大学，他也是孜孜不倦地思考著书。金岳霖有个习惯：利用每周不上课的三天时间，全心全意做学问雷打不动，客人一概不见。这种情况下难免忘记了日本人的炸弹。当时金岳霖住在昆华师范学校的学生宿舍楼里，1938年9月28日，日本飞机突袭云南，金岳霖在书斋里对空袭警报竟是充耳未闻。还好金老运气好，几枚炸弹在金老那幢楼的前后左右开花，但是他住的那幢楼居然没事！当他被惊醒从楼里跑出来，发现地上狼藉一片，而他则是一副茫然状。　　金岳霖爱喝牛奶，冬天订了好多瓶，到了夏天，他喝不了那么多，就经常邀请邻居来喝，一再恳求：“这个忙诸位一定要帮。”一位邻居得知情由后，对他说订牛奶可以随时增减，冬天多订，夏天少订。他又大为赞赏：“你真聪明！”　　在清华教书的一段时间，金岳霖与陈岱孙先生都住在清华学务处。一次，梅贻琦校长外出，委托陈先生代理校事。一天，金岳霖准备上厕所，发现没了手纸，他并不赶紧去找，反而坐下来向陈岱孙写了一张讨手纸的条子：“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那意思就是，你现在代理校事了，就该为我解决问题，虽然是区区一张手纸。　　金岳霖怕光。一般情况下不论何时何地，他都会戴着遮阳帽，并且尽可能压低帽檐，而头只能微仰着。他眼睛的镜片则像黑白无常一样两种颜色。这种标志式的造型使人觉得有点怪，对此金岳霖自己对学生打趣说：“我年轻的时候眼睛不好，不好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我这个眼睛左眼近视800度，右眼远视700度，结果来一个汽车，我看到七八个，然后我就不知道该躲哪一个了，可能七八个哪一个都不是真的。”　　解放后，周源培让金岳霖去做北大哲学系的主任。金岳霖说他不干，还说艾思奇摆在那里，不去找他，反而来找自己。周培源说：“要你做，你就做。”金岳霖就来到北大任哲学系主任。不久之后有人当面大骂金岳霖，这要在解放前，一定会有一个人离开。金岳霖对于这件事的回忆是：“在新社会怎么办呢？不知道。结果他不走，我也不辞。事业办不了，更谈不上办好办坏。”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说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金在办公室呆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他说：“他们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金岳霖回忆：有一次我在午门碰见章士钊先生，哪一年我可不记得了。这一次简单的几句话，蛮有意思。我说：“你只比我大13岁，可是，我曾经把你看作大人物，背过你的文章。有篇文章开头几句是：为政有本，其本在容。何以为容？曰，不好同恶异……”他说：“这很简单，我比你大13岁，但是，在你1岁的时候，我比你大13倍。你十五岁的时候，我已经28了，正是写文章的时候。要是我一直比你大13倍，那还得了，那我已经成为明朝的人了。”这道理确很简单。　　一次，哲学所的领导去看望他，并请他提要求。谁知金老不假思索就说：“我要钱。”然后掰着指头说，我的《逻辑》不要钱，《论道》也没要钱，但《知识论》一定给钱。领导才知道金老指的是稿费，不免有点尴尬；倒是金老还没搞明白，仍旧傻乎乎地说：“还是钱那个东西。”　　宽和　　金岳霖主张学生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说要买来看，当时他的一位学生沈有鼎马上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　　吴宓先生也是金岳霖的好朋友。吴先生也是个勇敢的痴情人，他把自己的情诗发表在报纸上，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两句。大家让金岳霖去劝吴宓，他便对吴宓说：你的诗好不好我们不懂，但其中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不应该拿到报纸上宣传。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我们并不为此宣传。吴宓不禁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就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老一下也感觉自己话不大对，但是不知道怎么解释，就站着听吴先生骂了半天。　　抗日战争之前，金岳霖与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及林徽因在北京住前后院。他常常看到梁思成为了古建筑上的某个数据而在房顶上上下下，就为梁林夫妇编了一副对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梁上君子”在中国说的是小偷，这里反语正用，恰到好处。所以梁思成听了很高兴。还说：“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不然我怎么才能打开一条新的研究道路，岂不是纸上谈兵了吗？”可林徽因并不领情：“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意思是，女人并非供人们欣赏的。金岳霖听到后，表示赞成，连连鼓掌。　　文革时期，有某哲学家在北大批判逻辑学，会议主持人要求逻辑学家金岳霖谈体会，金先生仅语：“这个人讲话很有逻辑。”　　仁厚　　在西南联大时，听金先生课的有个学生叫林国达，是位华侨。他喜欢提一些很怪的问题。有一次他问了一个逻辑上不错而意思却不对的话，请金先生解释。金岳霖想了一想，反问道：“我问你一个问题：‘Mr. 林国达 is perpent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是什么意思？”一下子把学生问傻了。因为这句话逻辑上没有什么错误，但林国达也不能垂直于黑板。后来，林国达因游泳被淹死。金岳霖知道此事后，上课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在这一堂课上，金岳霖一直没有笑容。　　张奚若是金岳霖的老朋友。抗日战争时期，一家陷入了经济紧张的僵局。有一天早晨，他夫人发现客厅的椅子上放着很丰厚的一笔钱。忙问张先生：“哪来的这么多钱？”张先生也奇怪，不知这钱是从哪里来的。后来想到昨晚，金先生曾经到他家来聊天。恍然大悟说：“一定是老金办得好事！”　　在西南联大时，金岳霖资助了几个家在沦陷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继续学业。有一个叫荣晶星的学生，穷得连冬天穿的棉衣都没有，金岳霖就把自己穿的中式棉袍送给了他。　　清华的哲学系、北大的哲学系和哲学所不少人都得到过金岳霖的无私的资助，有了困难就去找他。而有些人也不好意思直接和他直接说，就由他的学生周礼全去做中间的说客。　　金岳霖先生有个学生梁志学，1956年被分配到哲学所西方哲学史组工作。被划为分右派后的1960年5月，哲学所研究外国哲学的同志们，遵照哲学社会部第三届的要求，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新到的资料，撰写评价资料。金先生和所领导的小组长姜丕之和贺林坐轿车去，梁志学骑自行车去。从街上从东往西穿过马路时，被两位民警撞倒在地。金先生在车里看到这种情况，对身边的姜丕之说：“你看他摔倒了，你们得把他扶起来。”姜说：“是的，我们正在挽救他。”后来司机告诉了梁志学他们的对话，当时他正戴着右派的帽子，很多人惟恐避之不及，金先生没有考虑到这样的因素，并且在基层党组织者面前说这样的话，让他感到了金先生对学生的爱护，使他很不平静。　　50年代，沈从文生活极为落魄，金岳霖常去看望。每次探望时，金岳霖总要带些食物，与他低声地品评好吃与否，还会从怀里掏出几个硕大无比的苹果跟沈的两个儿子比谁家的苹果大，然后留下给他们吃。　　金岳霖没有成家，是个单身汉。他一生在经济上是充裕的。他的侄子金顺成回忆说，他每月用他的工资资助家境贫寒的学生。接受支援的青年为数很多，都很感念他。50年代以来，他没有领取车马费和办公费，1976年唐山大地震，他睡在塑料防震棚里对灾区人民感同身受。捐献了一笔钱给唐山受灾同胞。生命最后，他将仅有的三千元交了公。　　逻辑　　金岳霖十几岁时，按照逻辑推理出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他发现，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　　清末民初，方言的问题比较大，大家到北京后，都开始学说北京话。金岳霖到清华教书不久，有一次开学典礼是教务长郑桐荪主持的。礼毕，他和金岳霖一起走，他问金岳霖是否能听清楚他的话，金岳霖说：“清楚，虽然你说的是上海话。”他大惊：“啊！我还有口音呀！”金岳霖在文章中回忆道：“这句话仍是用上海口音说的。”　　徐志摩这样描述他那个研究逻辑的朋友金岳霖：“金先生的嗜好是捡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讨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　　西南联大的陈蕴珍、王树藏、刘北汜、施载宣（萧荻）等人住在金鸡巷，楼上有一间小客厅。沈从文有时拉一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的同学讲一点什么。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从文给他出的。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金岳霖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是很好的朋友。梁思成说：“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遇到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　　金岳霖曾细心地去分辨“爱”与“喜欢”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他说，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感情，是喜悦。二者经常是统一的，那就既是亲戚又是朋友；不统一的时候也不少。　　季羡林的眼中的金先生：在1932年9月14日清华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有那么多名人致辞，梅贻琦、朱自清、郭彬和、萧公权、金岳霖、顾毓琇、燕树棠等，季羡林觉得金岳霖的致辞最好。金岳霖说他在巴黎看了一出剧，描写一个病人（象征各国国民），有许多医生围着他看，有的说是心病，有的说是肺病，有的主张是“左”倾，有的主张是右倾。纷纭杂陈，莫衷一是。这表示各种学说都是看到现在世界危机而想起的一种救治办法，但最终也是没有办法。金岳霖还说，在动物园里有各种各样的动物，而猴子偏是最小气、最不安静的。人偏与猴子有关系，所以结论是人类不亡，是无天理。当时季羡林觉得他真是个怪物，竟敢这么说。　　抗日战争中，金岳霖先生教的研究生中，出了一位别出心裁运用逻辑推理的有趣人物。当时日本人常轰炸西南联大所在地昆明，人们便常常要跑警报。这位哲学系研究生便预先作了一番逻辑推理：跑警报时，人们便会把最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而当时最方便携带又最值钱的要算金子了。那么，有人带金子，就会有人丢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所以我可以捡到金子。根据这个逻辑推理，在每次跑警报结束后，这位研究生便很留心地巡视人们走过的地方。结果，他真的两次捡到了金戒指！　　金岳霖这样回忆胡适：　　“我认识的人不多，当中有些还是应该研究研究。胡适就是其中之一。我不大懂他。我想，他总是一个有很多中国历史知识的人，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在那时候的北大教中国哲学史。　　这位先生我确实不懂。我认识他很早的时候，有一天他来找我，具体的事忘了。我们谈到necessary时，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需的或必然的事要做。’我说：‘这才怪，有事实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论上的必然……’我确实认为他一定有毛病。他是搞哲学的呀！　　还有一次，是在我写了那篇《论手术论》之后。谈到我的文章，他说他不懂抽象的东西。这也是怪事，他是哲学史教授呀！”　　治学　　金岳霖赴美国留学之前，曾就如何选择专业向其兄长征询。其兄建议他学簿计学。金岳霖到美国后开始按部就班地学习，后因无兴趣，便改学政治学。就这次更改，金岳霖专门致信兄长，说：“簿计学，是雕虫小技。我堂堂七尺男儿，何必学这雕虫技艺。昔日项羽不学剑，就是因为剑乃一人敌，不能当万夫。”　　金岳霖在美国留学时，学的是政治学，并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来他对逻辑学发生了兴趣。他回国时，正好清华大学原本教授逻辑学的赵元任准备去教音韵学，清华就聘请金岳霖代替赵继续讲授逻辑学，于是，金岳霖就边授课边学习。1931年，金岳霖再次到美国留学一年，师从哈佛大学的谢菲先生学习逻辑学。金岳霖告诉谢菲，他教过逻辑，可是没有学过，谢菲哈哈大笑。　　金岳霖早年是学商业和政治学的，可能这些学问对他的智力不构成任何挑战，所以他对这些“玩意”一点兴趣都没有。有一次他和张奚若、秦丽莲在巴黎圣米歇大街散步，遇到几个人不知为了什么事吵了起来，这三个人居然也跟进去和他们争论。从此，金岳霖开始对逻辑产生兴趣。当阅读到新黑格尔主义的哲学家T. H. 格林著作时，他说他才头一次感到情感上的欣赏和认同，从此之后他对哲学的热情一发而不可收拾。　　在英国剑桥大学时，金岳霖聆教于罗素和穆尔两位哲学大师，读到了两部对他产生过极大影响的哲学著作：罗素的《数学原理》和休谟的《人性论》。这两部著作使金岳霖对哲学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强烈的震撼使他投身到了西方哲学之中。彻底放弃了商业簿计学和政治学。　　金岳霖初看休谟的《人性论》时，感觉到《人性论》“洋洋大观”、“很了不得”，后来通过研究，发现了其中有许多毛病：休谟只是在用流畅的文字讨论连他自己也无法解决的问题，他“出发点太窄，工具太不够用”，但“仍然能够提许多的重大问题，做一种深刻的讨论。”这一发现，使他对哲学研究的兴趣更加浓烈。　　后来，金岳霖又到德、法、意等欧洲国家游学。这一时期，他几乎完全沉浸在西方哲学之中，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从洛克、休谟到康德，从布拉德雷到罗素、穆尔、维特根斯坦，他都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地研究，并把他们的思想和理论融会贯通，变为自己丰富的思想营养和构建自己哲学、逻辑学体系的材料，为他以后写作《逻辑》、《论道》、《知识论》等著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6年，金岳霖回国后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唯物哲学与科学》。他在文中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金岳霖的知识论原本抗战期间在昆明时就已经完稿，全稿六七十万字。当时日机经常空袭昆明，金岳霖为了不让稿子毁于日机的轰炸，就带着稿子跑警报。到了山边上，他就坐在稿子上。有一次轰炸的时间太长，轰炸结束时，天已经黑了，他站起来就走，稿子忘了拿。等他记起回去，稿子已经不见了。于是他只好重新再写。到1948年12月，金岳霖重新写就的《知识论》完稿。　　清华很重视哲学问题和逻辑，所以讨论和辩论盛行，逻辑组是学术辩论最热烈的地方。组内教师都是金岳霖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遇到问题常各执己见，争得面红耳赤。金岳霖、沈有鼎、周礼全祖孙三代是其中的代表，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只要你讲得不对，我便要反驳，今天驳不倒，下次准备再来。　　金岳霖认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根据当时在美国流行的实验主义的哲学主张写出来的，“我们再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中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胡先生以不知不觉间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　　1935年，金岳霖的《逻辑》一书出版。这在中国逻辑学界被认为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纯粹逻辑”。当时的《国闻周报》高度评价了金岳霖和他的《逻辑》：“其思想之深刻，分析之细密，措辞之谨严，不这样一个富有思考力的哲但中国的哲学出版物中少有其匹，即求之西洋哲学的出版物中亦不多了。中国的实在论能有学家出来领导，我们可以预见其‘方兴未艾’，‘五世其昌’哩！”　　晚年的金岳霖认为三本书就能概括他的一生：“我要谈谈我的书，我只写了三本书。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功夫最多的是《知识论》，写得最糟的是大学《逻辑》。”　　金岳霖的《知识论》写了两遍，费时十余年，从完稿到正式出版又用了35年之久。新中国成立后，张岱年碰见金岳霖，问金的《知识论》可曾写好。金答曰：已经写好了，我写了这本书，我可以死矣。1983年，就在金岳霖去世前一年，商务印书馆终于出版了《知识论》，金岳霖在序中说：“《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它今天能够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兴。”　　在西南联大时，金岳霖同朱自清、陈岱孙、李继侗等教授住在昆明北门街71号唐（继尧）家花园戏台的大包厢里。几位同仁把最安静的地方留给金岳霖，供他写作。中国现代哲学系统中最完备、最富创造性的本体论专著《论道》就在这里诞生了。　　金岳霖的《论道》将“间”和“时”区别开来，金岳霖说：《论道》的重点是时流，“这表示在那几句话：‘能之即出即入谓之几。’‘能之会出会入谓之数。’‘几与数谓之时。’这就使我回到无极而太极的宇宙洪流上去了”。　　有人问金岳霖，为什么书名叫论道，金岳霖回答：“道有中国味。”他写《论道》时，冯友兰也在写一部止血著作《新理学》。两人互看稿子，也互相影响。冯友兰说自己的书是“旧瓶装新酒”，金岳霖的是“新瓶装新酒”，冯友兰认为金岳霖对他的影响在于逻辑分析方面，而他对金岳霖的影响比较小，如果有的话，则可能在于“发思古之幽情”方面。　　授业　　金岳霖留学回国后，先受聘于清华大学教授逻辑学，并受校方委托创办了清华大学哲学系，担任系主任。当时的哲学系只有金岳霖一个教师，也只招到沈有鼎一个学生，当时一师一生，号称一系，成为美谈。尔后的三十多年里，他不但一手办起了清华大学哲学系，而且培养了这方面的许多大家，桃李满天下。用金老同事汪子嵩先生的话说：“一直到1952年，清华哲学系的学生都是金先生的学生，或是学生的学生。”　　金岳霖授课时，常把学生也看做学者，以学者对学者的态度研究问题。他讲课经常“不带书本，不带讲稿，走进课堂只带一支粉笔，这支粉笔并不适用，经常一堂课下来一个字也不写”。　　金岳霖主讲逻辑学，有学生（据汪曾祺回忆可能是陈蕴珍，即萧珊）感到这门学问十分枯燥，便好奇地问他：你为什么要搞逻辑？金教授答：“我觉得它很好玩。”　　西南联大时，金岳霖曾开设一门选修课“符号逻辑”。对很多人来说，听这门课如听天书。因而每次上课，教室中只有零星几个人。其中一个叫王浩的学生却是例外，颇能懂得个中奥妙。金岳霖经常会在讲授过程中停下来，问道：“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接下来的这堂课便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　　西南联大开学，殷海光选了郑昕的“哲学概论”，这位教授在德国留过学，对康德哲学有很深的造诣。郑昕发现殷海光也来听他的课，就对他说：“你不用上我的课，下去自己看书就好了。”于是，殷海光就不再来上课了，他在下面看书自学，期末还得了这门课的最高分数。他选金岳霖的逻辑课，金教授也对他说：“我的课你不必上了，王宪钧刚刚从奥国回来，他讲的一定比我好，你去听他的吧！”　　金岳霖高高的身材，披一件风衣，进教室后总是搬一把学生坐的课椅摆在讲台边上坐下。虽然面对学生，却总是低着头，有时甚至闭上眼睛，自己一面思索，一面讲他的哲学问题，坐而论道。有时讲到得意性愤时，会突然站起来，在黑板上写几个字，或者向学生提个问题，师生共同讨论起来。　　冯友兰和金岳霖都讲形式逻辑，张松年讲的逻辑有点罗素的味道，可是，最叫座的还是金岳霖的课。一到他的课，好几百人，几乎满堂。季羡林虽然在高中学过逻辑，不过金岳霖讲的逻辑跟他学的不一样，所以考不好，后来他才知道，金岳霖讲的形式逻辑跟自己学过的不是一个体系。金岳霖有一次讲到“我吃饭”一句话，说重读“我”，就表示：“我”吃饭，不是“你”吃饭。重读“吃”，就表示：我“吃”饭，不是我“拉”饭。　　在我国的逻辑教材中，影响最大的是金岳霖六十年代主编的《形式逻辑》，这本书出版后，以它为基础或蓝本的逻辑类教材层出不穷，至今至少有几百种。　　思省　　殷海光对他的老师金岳霖是这样回忆的：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在一个静寂的黄昏，同我的老师金岳霖先生一起散步。那时种种宣传正闹的很响。我就问金先生，哪一派是真理。他并没有特定的答覆这个问题。沉思了一会，他说，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持久。我接着又问他，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他说，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　　1922年，还在留学的金岳霖在国内发表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文中，他第一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做职业……独镰独立过自己的生活”。　　金岳霖在《悼沈性仁》中说，沈性仁非常怕人，转而又说“我也怕人，并且还不大看得起人类这样的动物。我总觉得世界演变到人类的产生，无论从方向或结果着想，总不能说是十分满意。”　　金岳霖说：“就我个人说，我是在抽象方面思维能够相当精细而在人与人之间情感百分之百粗疏的人，在行为上难免不懂规矩，不守章法，不顾人情，不习事故，因此在生活道路上难免横冲一阵，直撞一阵。不同情于我的人难免觉得我麻烦，甚而至于讨厌。同情于我的人又不免发生一种随时加我以保护的心思。”　　金岳霖回忆劝说吴宓的事情，他说：“现在我觉得我的话确实不妥当。我同张奚若的来往中，有几次他当面批评我，说我的话不伦不类。我没理会。现在看来，他批评我的情况，就如我同吴先生的对话一样。把爱情和上厕所说到一块，虽然都是私事情，确实不伦不类。回忆看来是有益的。不回忆的话，我不至于发现上面的错误。”　　金岳霖说：“对于政治，我是‘辩证的矛盾’。我是党员，可是，是一个不好的党员；我是民盟盟员，可是，是一个不好的盟员；我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可是，是一个不好的委员。我一方面对政治毫无兴趣，另一方面对政治的兴趣非常之大。”　　逸事　　金岳霖先生，字龙荪，1895七夕出生，相传金老的父亲那天刚好从外面骑马回家，途中遇到一条大蛇横在路中，金父便等蛇横过路后才策马而行。回家才知其夫人正要分娩，金父便决定：如果生下的是女孩就叫“巧巧”，若是男孩就取名“龙荪”，这就是金岳霖先生字的由来。　　金岳霖在清华读书时，清华学堂的伙食很糟糕。四大碗，全是肉。一天，长沙雅礼中学的美国人胡美来参观，胡美问他伙食吃的怎么样，他说：“不好，吃不来。”胡走后，当时任学监的周贻春狠狠批评了金岳霖。　　赵元仁和杨步伟在欧洲游玩，遇到了金岳霖。金岳霖向他们借钱，杨借给他30元，杨步伟以为他生活很艰难，正打算等自己的钱到了再借给他一些，谁知三天后他们收到金从意大利来了一封信，信中说，他想想三十元够到意大利去一趟了，所以打算在那儿玩几天。　　金岳霖字龙荪，与叶企孙、陈岱孙并称“清华三孙”。他们有一个相同的特点是——终生未娶。　　金岳霖的单身一直都是话题。西南联大有四个出名的单身教授：外文系的吴宓，经济系的陈岱孙，哲学系的金岳霖，生物系的李继侗。虽然是单身，但他们的逸闻趣事和恋爱故事在学校内广为流传。　　徐志摩为追求林徽因，不惜与他的结发之妻张幼仪在柏林大闹离婚。在张幼仪寻死觅活不愿离异之时，留德的中国学生在好事者的带领下，纷纷围将上来，拉着徐志摩要他到中国饭馆请客，以便献上锦囊妙计。深感走投无路，欲以头撞墙的徐氏信以为真，咬牙大放血，拿出一笔款子，请了七八人到饭馆大吃大喝一通。酒酣耳热之际，有一号称“鬼谷子”的留学生终于献出奇计，认为最可行的一条就是令徐志摩把张氏像捐麻袋一样捐献出来，移交给未婚的金岳霖为妻，众人闻听齐声喝彩。想不到此时金岳霖正在另一间用薄木板隔开的房中与朋友吃饭，听到一帮中国学生于酒瓶碗筷的碰撞声中大呼小叫地喊着自己的名字，忙走出来听个究竟，待弄清事情原委，突然冲进对方房间，将头一伸，慢腾腾地喊了声“咦——”众人见状，大惊，徐志摩那白白的脸颊顿时红了半截。　　金岳霖好友陈公惠女士回忆，在美国留学时，一次金老在回家路上遇到房东故德太太。细心的房东太太立刻发现，金岳霖的脸色看起来不大愉快。房东太太很关心他就问：“你怎么啦，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呢？”他便有点委屈地说：“我在国内的女友来信要和我吹了。”然后头也不回地跑到湖边去，这下吓坏了故德太太，生怕他一时意气做傻事，忙找人去劝千万要想开；而金岳霖却为自己编的小恶作剧乐得哈哈大笑。　　金岳霖曾与冯友兰、贺麟、瞿菊农、林宰平、沈有鼎等人办《哲学评论》。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要求他们去回话。当时他们安排冯友兰为理事、贺自昭为秘书，同南京方面的人打交道。而冯、贺为金岳霖安排的任务就是坐在沈有鼎旁边，阻止他发言。金岳霖虽不暂同他们的安排，但还是照办。时为考试院副院长的陈大齐发言后，沈有鼎按耐不住，两三次要发言，金岳霖都抓住了他的衣服，不让他说话。金岳霖晚年，在回忆文章中向沈有鼎道歉。　　张若奚和金岳霖是好友，但有时候也吵架。有一次话不投机，争论起来，金说张真是充满傲慢与偏见，张马上反驳说，你才是缺乏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是简奥斯汀的两部著名小说。）　　20世纪30年代，金岳霖和朋友们到周六就聚会，他们成为“星六聚会”。聚会时，金岳霖从来不谈哲学，谈的多的是建筑和字画。金岳霖谈建筑大概与林徽因有关。　　罗素不喜欢共产党，也不喜欢斯大林。1943年，金岳霖在华盛顿碰见了罗素。金岳霖说：“现在打起来了，我们一定胜利，对局势你总算满意了吧？”罗素投向西翘，卷嘴东指，说：“他在那里，有什么办法。”　　金岳霖说：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在阶级立场上跟罗素完全一样。解放后，他们曾质问艾思奇：“毛主席到莫斯科，斯大林为什么不去迎接？”艾说他不知道，他可以打听打听。第二天上课时，艾回答说：“斯大林去了，可是没有接上。”　　金岳霖先生个性天真，为人乐观。1982年，已是87岁高寿的金老身体每况愈下，但是据金岳霖的学生回忆：他每天还按规定的时间听新闻广播，看报纸。他埋怨保姆说：“我今天不高兴。你为什么不按时叫我，我跟不上时间了。”他还自慰地说：“这几天我能从沙发，走到屋门了，又进了一步。看来短时间死不了，我要看到‘四化’。”　　金岳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客厅：“一个光棍住在那样几间房子里，应该说是很舒服的。如果说的是白天，那几间房子确实舒服。到了晚上，特别是上床后，问题就不同了。只要灯一灭，纸糊的顶棚上就好像万马奔腾起来，小耗子就开始它们的运动会了。好在那时候我正当壮年，床上一倒，几分钟之后就睡着了。”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初到中国时，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以及蒋廷黻、金岳霖等人交往很深。1942年他再度来到中国，为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中面临的艰难生活所震惊。他在回忆录中说：“获得食物和住房，以及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成了联大教职员工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我的朋友，哲学家金岳霖，经济学家陈岱孙，英语系的夏威夷美籍华裔教授陈福田都刚刚搬到美国领事馆隔壁的老剧场露台上住，搭起了临时的活动房屋。”接下来他描述了这些活动房屋的情景：“大老鼠在纸糊的天花板上跑来跑去，几乎从上面掉下来，于是我们谈论到买一只猫，但一只猫时价为银洋200元。”　　在西南联大时，日寇的飞机经常在云南上空进行空袭，这使得联大学者的生活雪上加霜，联大师生饱尝流离失所之苦。我们从陈岱孙先生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住所几度被炸，几度搬迁：我们在昆师、农校又住了一段不长的时间。后来，金岳霖先生和我们十几个同事租了城内翠湖旁边一民房居住。但住了又不长的时间，这一座小院子在另一次空袭中中弹被毁。我们收拾余烬，和另十来个同样无家可归的同仁一起迁住清华航空研究所租而未用的北门街唐家花园中的一座戏台，分住包厢，稍加修缮，以为卧室。台下的池座，便成为我们的客厅和饭厅。金先生和朱自清先生、李继侗先生、陈福田先生及我五个人合住在正对戏台的楼上正中大包厢。幸运的是，我们在这戏台宿舍里住了五六年，直至日本投降。联大结束，不再受丧家之苦。　　癖好　　金岳霖早年留学，学的是政治学，对政治学理论有独到的见解，他的博士论文在半个世纪以后仍有国外学者在引用。他精通英文，平时用英文思考哲学问题。他能准确地分辨出英国不同地区的发音，他用英文写的散文曾被大学外语系选作范文。他喜欢诗词，不仅能背诵许许多多古代诗词名篇，还能对古代诗词作品作出令方家叹服的评论。他擅作对联，常把朋友的名字嵌入联中，天然浑成，令人叫绝。他对绘画有很高的鉴赏力，尤其对山水画的布局和意境问题有深刻的理解。　　他酷爱京剧，家中收藏许多名角的唱片，他说看看唱片仿佛就听到了声音，他自己也能唱。他爱好打网球，穿着高档的网球运动员服很像专业运动员，当年曾在巴黎一次留学生网球比赛中荣获亚军。他还参加过级别很高的斗蛐蛐比赛，用一只九厘八的红牙黑打败了一分重的名星翅子。他认为斗蛐蛐涉及高度的技术、艺术和科学。他也是一位美食家，能对中国菜以及英法德意美等国菜的不同特点说得头头是道，能分辨出许多种不同的甜，而他最为欣赏的是“杂在别的东西里面的甜”。　　金岳霖先生是研究哲学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都看。听说他很爱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　　金先生是个单身汉，无儿无女，但是过得自得其乐。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云南出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先生一个桌子吃饭。他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　　金岳霖爱养鸡。他老年回忆中说，在解放前，他头一次养的鸡是从北京庙会上买来了一对黑狼山鸡。养了不多时间，公鸡就已是九斤四两重。母鸡也超过了9斤。冬天来了，他没有让他们过夜的房子，怕它们冷，就找书做参考，书上说可以喂点鱼肝油御寒。他就一只灌了一管儿。结果，按他的话所说，很快就在窝里寿终正寝了。　　金岳霖酷爱养大斗鸡，屋角还摆着许多蛐蛐缸。吃饭时，大斗鸡堂而皇之地伸脖啄食桌上菜肴，他竟安之若泰，与鸡平等共餐。1924年杨步伟与赵元任在欧洲旅行时，遇见过金岳霖。其时，金正在欧洲游学，与外国女朋友Lilian Taylor和Emma同行。Lilian Taylor中文名秦丽莲，是金在美国认识的一位小姐，与金一起来到欧洲。1925年，金岳霖回国，秦丽莲也随之来到中国。她倡导不结婚，但对中国的家庭生活很感兴趣，愿意从家庭内部体验家庭生活。1926年，经赵元任介绍，金岳霖到清华教逻辑。金岳霖不住在清华，而是与秦丽莲一起住在北京城里。　　有一天，金岳霖来电话说有要紧的事，想请杨步伟进城。杨问什么事，金不肯说，只是说非请你来一躺不可，越快越好，事办好了请吃烤鸭。杨步伟是医生，以为是秦丽莲怀孕了，说犯法的事情我可不能做。金回答说大约不犯法吧。杨步伟和赵元任将信将疑地进了城。　　到金岳霖家时，秦丽莲来开门，杨步伟还死劲地盯着她的肚子看。进门以后，杨才知道不是人而是鸡的事。金养了一只鸡，三天了，一个蛋生不下来。杨步伟听了，又好气，又好笑。把鸡抓来一看，原来金经常给它喂鱼肝油，以至鸡有十八磅重，因此鸡蛋下不来，但是已有一半在外面，杨步伟一掏就出来了。金岳霖一见，赞叹不已。事后，为表庆贺，他们一起去烤鸭店吃烤鸭。　　金岳霖是“双君子”：既有烟瘾又有酒瘾。他不但喝白酒、黄酒和啤酒，而且经常喝醉。他还说：“我从前是抽烟的。水烟抽过，不大喜欢。纸烟抽得最多，曾有瘾。好的抽惯了，贱的简直抽不得。斗烟我很喜欢，并且把烟斗作为美术品来欣赏。烟味最好的是雪茄。在德国，我曾抽过一支巨大无比的雪茄，一次抽完，醉了……我这个人从来乐观，惟一想‘自寻短见’或‘自了之’的时候，就是那一次烟醉的时候。”　　钟情　　汪曾祺写的《跑警报》一文，有个姓金的哲学系教授跑警报时，随身带一个保险箱，里边装着情书。这个人一定是金先生无疑了。　　金岳霖先生有稽康的天真烂漫，却没有稽康的狂傲。金岳霖终生未娶，因为他一生爱恋林徽因。　　金岳霖和梁思成夫妇交情很深，长期以来，一直是毗邻而居，常常是各踞一幢房子的前后进。偶尔不在一地，例如抗战时在昆明、重庆，金岳霖每有休假，总是跑到梁家居住。金岳霖对林徽因人品才华赞羡至极，十分呵护；林徽因对他亦十分钦佩敬爱。　　据梁思成的续弦林洙说，一次林徽因哭丧着脸对梁思成说，她苦恼极了，因为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如何是好。林徽因与梁思成是世交，二人从小一起长大，故对他毫不隐讳，坦诚得如同小妹求兄长指点迷津一般。梁思成自然矛盾痛苦至极，苦思一夜，比较了金岳霖优于自己的地方，他终于告诉妻子：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金岳霖，祝他们永远幸福。林徽因又原原本本把一切告诉了金岳霖。金岳霖的回答更是率直坦诚得令凡人惊异：“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从那以后，他们三人毫无芥蒂，金岳霖仍旧跟他们毗邻而居，相互间更加信任，甚至梁思成林徽因吵架，也是找理性冷静的金岳霖仲裁。金岳霖喜好养鸡，原因是因为林徽因曾送给他几只小鸡。　　金岳霖在《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一文中写到一件趣事。他有一个不变的习惯，上午固定是研究写作时间。一天他正在书房搞研究，听到梁思成用男低音很神秘的喊他。他跑到院子里，没有人，一仰头，发现他们夫妻两人正坐在并不牢固的房顶上望着他笑。他说，你们赶紧给我下来。两人哈哈大笑。　　金先生对林徽因的仰慕，磊落坦荡到众人皆知。林徽因的丈夫梁思成曾坦言：“最爱林徽因的人，其实是金岳霖。”金岳霖曾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写过一副对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是否可以理解为“梁上君子”偷走了我的“林下美人”。　　1955年，林徽因去世，金岳霖异常痛苦，适逢他的一个学生到办公室看他。他的学生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他先不说话，后来突然说：‘林徽因走了！’他一边说，一边就嚎啕大哭。他两支胳膊靠在办公桌上。我静静地站在他身边，不知说什么好。几分钟后，他慢慢地停止哭泣。他擦干眼泪，静静地做在椅子上，目光呆滞，一言不发。我又陪他默默地坐了一阵，才伴送他回燕东园。”　　金岳霖回忆到林徽因的追悼会时说：“追悼会是在贤良寺开的，我很悲哀，我的眼泪没有停过……”金岳霖对林徽因的至情深藏于一生。在1955年4月2日林徽因追悼会上，金岳霖和邓以蜇联名题写的挽联格外引人注目：“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林徽因死后多年，一天，九十岁的金岳霖郑重其事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众人大惑不解。开席前他宣布说：“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顿使举座感叹唏嘘。　　《林徽因传》的作者想请当时已经86高龄的金老给林徽因写一段话，金老思考很久后，缓缓地回答：“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　　据晚年采访金老的陈宇说，金岳霖看到林徽因的照片时很激动：他接过手，大概以前从未见过，凝视着，嘴角渐渐往下弯，像是要哭的样子。他的喉头微微动着，像有千言万语梗在那里。他一语不发，紧紧捏着照片，生怕影中人飞走似的。许久，他才抬起头，像小孩求情似地对我们说：“给我吧！”陈等答应为他翻拍一张，金老生怕别人忘了，还拱手说：“那好，那好，那我先向你们道个谢！”当拿到照片时，据陈说：他捧着照片，凝视着，脸上的皱纹顿时舒展开了，喃喃自语：“啊，这个太好了！这个太好了！”神经又兴奋了起来。　　后来的一件事情，让我们再一次从侧面了解金岳霖对林徽因的感情。有个金岳霖钟爱的学生，突受婚恋挫折打击，萌生了自杀念头。金岳霖多次亲去安慰，苦口婆心地开导，让那学生认识到：恋爱是一个过程，恋爱的结局，结婚或不结婚，只是恋爱过程中一个阶段，因此，恋爱的幸福与否，应从恋爱的全过程来看，而不应仅仅从恋爱的结局来衡量。最后，这个学生从痛不欲生精神危机中解脱了出来。　　金岳霖终身未娶。李文宜《回忆金岳霖同志生活佚事》一文透露解放后金岳霖有与名记者浦熙修结婚的打算。60年代，民盟中央组织在京中央委员学习，金岳霖作为中央常务委员，积极参加，并因此认识同组的名记者浦熙修。二人过从甚密，金常约她到家用餐。不久，他们相爱，准备结婚。不巧的是，此时金岳霖因病住院，浦熙修也被确诊患了癌症，结婚的事就耽搁下来了。出院后，他马上去看望浦熙修，这时由于病情发展很快，她已卧床不起了。金岳霖终于没有结婚。　　赤心　　辛亥革命后，金岳霖很快就剪去头上的辫子，还仿唐诗《黄鹤楼》写了一首打油诗：“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　　在美国读书时，听到袁世凯复辟，金岳霖悲愤不已，坐在他在美国居住的故德家临街走廊上痛哭一了场。　　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该书以发表，便立刻在西南联大的教授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金岳霖拒绝阅读这本强制人人必读的“最高领袖”著作。　　别的事情可以姑且将就，听到别人说抗日会亡国亡种，金岳霖就情绪激动得只差要打人；1948年，为了抗议美国的扶日政策，金岳霖竟带头拒领美国救济面粉。　　在开国典礼上，当毛主席用湖南话慷然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金老兴奋得几乎跳了起来！他逢人便叹：“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真好呵！解放了，中国人再也不受列强欺负了。”　　据金岳霖自己回忆，日本人占领北平前夕，金有一次碰见清华大学图书馆长钱稻孙。两人谈及国事，金表示非抗日不可，钱说万万抗不得，抗，不只是亡国，还要灭种。金听了以后，异常气愤，很想打钱。但是金受了“不能打”这一教训的影响，最终还是强忍着没有动手。　　粉碎“四人帮”后，金岳霖的学生一起去看望老师。金见到自己的学生后，异常高兴，对学生发议论说：“现在可好啦，中国再也不会被瓜分了。”让学生感到分外吃惊。　　顺服　　建国后，经过学习，金岳霖说：“知识分子头等重要的问题是为谁服务的问题。在政治上我追随毛主席接受了革命的哲学，实际上是接收了历史唯物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金岳霖带头在清华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课，并谦虚地把自己比做一年级的学生：今年是一年级，明年是二年级，十年八年总有进步。说：“因为马克思主义救了中国，所以我放弃了以前所作的学院哲学，转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从1951年起，金岳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自我批评。金岳霖后来在他的回忆中说：他的勇气来自于周恩来总理的示范。周恩来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动员报告会上，公开承认自己犯过错误，这对金岳霖的震动很大，也使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的认识，因而在思想改造上进行得较为彻底。　　金岳霖于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说：“解放后，我们花大功夫，长时间，学习政治，端正政治态度。我这样的人有条件争取入盟入党，难道我可以不争取吗？不错，我是一个搞抽象思维的人，但是，我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　　解放初，金岳霖应邀到怀仁堂，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明确地对金岳霖说：你搞的那一套还是有用的！金岳霖一下找到了自己在新社会的位置。1956年春节，毛泽东在宴请知识界人士时，对金岳霖说：数理逻辑重要，应该搞，你应该写书介绍数理逻辑，书出来后我愿意看。1957年4月，逻辑学界展开了一场争论，毛泽东在约见哲学界、逻辑学界代表时，再次邀请了金岳霖。1959年，在毛泽东“要学点逻辑”的指示下，金岳霖带领同事，开始逻辑教材改革和逻辑学的普及工作。　　毛主席曾经对金岳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先生已经八十岁了，怎么接触社会呢？他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蹬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　　一次，金岳霖在王府井一时兴起，花几百元买了一顶高级皮帽，事后竟诚惶诚恐了好一阵，虽然没有人指责他，他却多次在小组会上主动忏悔，说是过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余毒未清。阶级性主宰了他的思维逻辑。　　金岳霖的侄女从美国回来去看他，当他得知侄女加入了美国籍后，竟二话没说把她赶了出去。　　金岳霖写过一篇是《我没有成为公而忘私的共产党人》。他是56年入党，但是他说入党后，生活方式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他说“衣服在冬天仍穿满清的长袍。曾有人在王府井善意的批评我，说：‘老先生呀，现在不要穿你的长袍了。’可我仍然没有改。”　　金岳霖曾说：“我培养了只做概念游戏，不关心政治，甚至于反动的人。例如殷福生（殷海光）就是我所供给所培养的一个反动分子，他现在在台湾为蒋匪帮服务。”“我宣传逻辑上的纯技术观点，天才教育观点，在这一方面我特别捧王浩，他现在仍然留在美国大学里，为美帝国主义服务。”　　1958年，金岳霖参加一个文化代表团访英。王浩当时正任教于牛津大学，便安排老师在牛津哲学教师会作了一个不长的报告。金岳霖谈到，因为马克思主义救了中国，所以他放弃了以前所研究的学院哲学，转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据王浩回忆，当时听讲的大部分教师觉得像这样的论证太简单了一些，“可是因为金先生的英式英语特别高雅漂亮，牛津的教师大多数对他很尊敬”。　　全国开展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时，金岳霖已经70多岁，但却主动要求“下放”。为准备“下放”后有所作为，他有一段时间专门看养鱼的书。他对别人说，“我要是‘下放’了，农林牧副渔五业中，农业我现在干不了，林，我干不了，牧，我也干不了，副业，我也没有技术，就剩下养养鱼。”　　晚年金岳霖写回忆录，第一句话是：“我和毛主席吃过四次饭。”他接下来写道：　　“他大概已经知道我是湖南人，坐下来，他就给几只辣椒（好像特别为他预备的）。这一次最突出的事，是一年轻小伙子跑来抱住了毛主席。毛主席在他背上轻轻地拍个不停，这时主席饭也不能吃。后来有人（可能是青年的朋友）把那一青年请回去了。这件事充分表明人民的领袖和人民是没有任何隔阂的。”　　1982年，重病期间的金岳霖留下了一份遗嘱：“哲学所党组负责同志：我可能很快结束。我要借此机会表示我感谢党，感谢毛泽东同志，感谢全国劳动人民，把中国救了。瓜分问题完全解决了。四个现代化问题也一定会解决。我死之后，请在我的存折中提出三千元献给党。请不要开追悼会，骨灰请让清风吹走。”　　1982年，当金岳霖听说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招生六万人的时候，激动得说：“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翌年，他听说该校招生25万人时，更是兴奋不已。他向函大的老师表示“致敬”，感慨地说：“在解放前，一所很大的大学一年只培养几个、几十个学逻辑的学生，现在一年就有几万，几十万人学逻辑，这应该感谢伟大的时代。”　　晚景　　晚年金岳霖曾担任哲学所的副所长，不多久，哲学所就开会，解除他的行政职务，评为一级研究员。金岳霖认为一级研究院当然是高级干部。一次，金岳霖生病住进了首都医院，医院将他安排在一间前后都是玻璃通透明亮的大病房。金岳霖怕光，所以他想要一个单间，首都医院不同意，因为他不是高级干部。后来金岳霖就转入了邮电医院。出院后，他向梁思成、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提及此事。林告诉金岳霖，他根本不是高级干部。金岳霖才恍然大悟。　　晚年金岳霖和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一家住在一起。而梁从诫叫他“金爸”，梁家后人以尊父之礼相待。金岳霖很依赖梁从诫，他不时会提高嗓门喊保姆：“从诫几时回来啊？”隔一会儿又亲昵地问：“从诫回来没有？”难怪他不时显出一种欣慰的神情。　　长眠　　1984年10月19日，金岳霖在北京寓所逝世，享年90岁。　　金岳霖去世后，他的骨灰被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林徽因一九五五年去世，因其参加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有贡献，建坟立碑，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二墓区。梁思成文革中含冤去世，文革后平反，因其生前是全国人大常委，骨灰安放于党和国家领导人专用骨灰堂，跟林徽因墓只一箭之遥。　　他们三人，终于又可以团聚。　　享誉　　冯友兰：他（金岳霖）的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嵇康的特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金岳霖亦然。　　冯友兰给金岳霖的《论道》和《知识论》下的评语是：“道超青牛，论高白马。”（青牛指老子，白马指公孙龙）　　张申府先生曾说金岳霖是中国哲学界第一人。　　欧阳中石先生则说：“要说搞逻辑，他（金岳霖）绝对是第一位的。”　　汪曾祺在《金岳霖先生》写道：金岳霖有赤子之心。他曾经说：意义愈清楚，情感的寄托愈贫乏，情感的寄托愈丰富，意义愈不清楚。　　青年批评家王晓渔眼中的金岳霖是个孩子气很重的人，他说：“金岳霖先生是一个‘顽童哲学家’，不管在别人的回忆文章还是他自己的回忆录里，他都是一个‘天真汉’的形象。”　　书法家欧阳中石回忆金岳霖：“他是我崇拜的偶像。他语言很少，很木讷，但给人印像不见得不深刻。像给你介绍个人，‘他’，‘他’，好像是经过了一番思索，称他先生呢，还是称他同志呢，想了半天，‘先生吧’，这才说出来，可见他是经过了好几个思索才落定个先生上，其实这个没有动作，没有内容，可是就是他这么一迟钝，反而觉得大有文章。”　　殷海光赞美金岳霖的《逻辑》：“此书一出，直如彗星临空，光芒万丈。”又说，“此书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高水平的现代逻辑。仅仅就这本书的文字来说吧，真是增一字则多，减一字则少。”他最后突然把书往桌上一扔，说：“你们听，真是掷地作金石声！”　　金岳霖早年在西南联大的学生殷海光曾这样描述当年金岳霖对他的影响：“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　　1935年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说，中国近50年思想方法上，“真正能融会各种方法系统，另立一新的方法系统，在中国近日恐怕只有金岳霖先生一人了。”又说，金的“思想过于周密，理论过于深邃，而文字过于谨严，不善于用符号的人不能了解其学说思想，而善于运用符号的人既不多，故了解金先生的学说思想的人甚寥寥。”　　金岳霖是将西方逻辑介绍到中国来的创始人，汪子嵩认为：“如果让金先生的学术研究发展下去，他可能成为现代中国的亚里士多德，可惜这个发展进程后来被打断了。”　　二、冯友兰　　冯友兰（1895～1990年），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祁仪镇人。中国哲学家、哲学史家。　　性情　　冯友兰的习惯是，每次上课前都面无表情地坐在讲台后，呆望同学们一二分钟，然后开始上课，脸上也开始有了笑容。　　冯友兰经常沉湎于思考之中。1938年南京沦陷后，武汉告急，西南联合大学于1938年2月中旬开始搬迁。一天，汽车经过边境凭祥的城门时，冯友兰因左胳膊放在车窗外而被城墙撞伤导致骨折。这段故事，金岳霖教授曾对冯友兰的小女儿宗璞开玩笑地说：“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很快照办，只有你父亲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有考虑完，已经骨折了。”　　宗璞回忆，在西南联大时，日军入侵，生活困难，学校的一些师生耐不住清贫，便去跑滇缅公路，从仰光等地贩一些物资到云南，“下海”做生意，情况与现在很有些相似。冯友兰在学校在家中多次表示，人心不能二用，生活再苦，也不能分了心，仍一心一意致力于他的著述。　　人至晚年，沉心书斋做学问，冯友兰先生与外界的联系少了，自然对一些东西了解得不很及时不很确切。这时候，女儿宗璞作为冯先生沟通外界的“耳目”之一，有意向冯先生透露了一些外面世界的消息。“文革”骤起，天下大乱，宗璞在中国社科院上班，自然会听到种种传闻。一日回家，她告诉父亲：现在外面人说，江青组织批林批孔，矛头其实暗指总理……对宗璞的提醒，一心追随新中国的冯先生怎么也转不过这个弯儿，赶忙极严肃地阻止：不敢乱讲？你可不能分裂中央啊！宗璞说：父亲当时是不听“小道消息”的，他只信“大道消息”。　　“文革”中，冯友兰被造反派拉到高台上“批斗”，群情激昂，冯在心中默念“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冯友兰晚年耳目失其聪明，自称“呆若木鸡”。冯友兰高寿，大家问长寿秘诀，他只有“不……着……急”三字可以奉告。　　冯友兰与金岳霖同庚。1983年，两位老先生在做88岁“米寿”（米字拆开是八十八）时，冯友兰写了两副对联，一副给自己，一副送金岳霖。给自己的一副是：“何止于米，相期以茶；胸怀四化，意寄三松。”意思是不能止于“米寿”，期望能活到“茶寿”（茶寿：是108岁，“茶”字上面“卄”是二十，下面也可拆为八十八）。给金岳霖的对联是：“何止于米，相期以茶；论高白马，道超青牛。”前两句同，后两句是对金岳霖逻辑和论道方面的赞叹：论辩比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要高；论道超过骑着青牛的老子。　　为学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上下卷分别于1931年、1934年写成，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完整的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由美国人D·卜德（Derk Bodde）翻译为英文。卜德在《冯友兰与西方》一文中说此书一直是世界各大学学习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此书出版以前，国内关于中国哲学史的书只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一部。学术界的反应是关注和赞赏《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不同之处。学术界高层人物的反应是迅捷而热烈的。该书上卷刚刚出版，清华大学就把它列为《清华大学丛书》。进入这套丛书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查，审查者都是当时学术界的泰斗级人物。冯友兰的这部书主审查人是陈寅恪和金岳霖。　　1946年冯友兰访问美国的时候，用英文写过一部《中国哲学小史》，后由涂又光翻译为中文出版，定名为《中国哲学简史》。　　20世纪60年代，冯友兰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中国哲学史，书名也叫《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了前两册。这两册书，不免带有那个年代的强烈的特点，后来被冯友兰完全抛弃。　　晚年，冯友兰先生重新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作为一位年过80的垂垂老者，他的记忆依然清晰。据他最后的博士生回忆，冯先生视力有障碍后，全靠记忆指导学生协助自己编书，需要引用什么资料，他凭记忆让助手去某处查某一部分，然后由助手念给他听，由他决定取舍。一般他所要查找的资料，与他所说出的书籍出处竟然无大出入。对此他自己却说：“我现在好像‘反刍’，把吃过的东西再咀嚼一遍，也增加不了什么材料。所以后面几卷分量不大，每本都写得简短，把要说的话说完就行了，不像有的愈修改愈多。”　　进入80年代，冯友兰终于可以斩断名缰利锁，发挥自己对中国哲学的看法，写出自己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了。冯友兰晚年坚持着一口真气笔耕《新编》，完全是一种信仰的支撑：“不依傍别人，只写我自己”。　　年过90之后，虽然冯友兰每天仍从9点钟开始工作，但由于行动不便，处理生活费时，后来便坚持上午不喝水，以免上厕所。最后一两年，在宗璞夫妇的陪护下，冯先生更是频繁地来往于家庭与医院之间。1990年初，冯友兰躺在病床上，慈祥地望着床前的女儿，低声倾诉：“庄子说过，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疣溃痈；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也；张横渠又说，生，吾顺事，没，吾宁也。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冯先生在此所表述的，大概就是他在以往著述中多次推崇的“明于生死之道”的人生境界。1990年7月，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最后一册杀青，同年11月，在他95周岁生日到来之前几日，他默默地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境界　　冯友兰先生把人生境界分为四种。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冯先生在西南联大教书，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颇有道家气象。一次，他去授课，路遇金岳霖，金问：“芝生，倒什么境界了？”冯答：“到了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各自上课去了。　　冯友兰晚年的心境平和中正，他说自感自己接近了“海阔天空我自飞”的状态，他也相信中国哲学必将走过四边形期的混乱状态而大放光彩，走到“仇必和而解”的全新天地中。　　冯友兰曾撰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写了挂在书房东墙，人谓“东铭”，与张载的《西铭》并列。冯友兰尝引用《西铭》的末两句：“存，吾顺事；殁，吾宁也。”来说明自己对待生死的态度，虽然风狂雨暴，他活得很怡然、泰然。他生前自撰茔联，“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这一联现在就用甲骨文刻在冯友兰的墓碑背面。　　传道　　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园中，有两位先生可以不用讲稿就把课讲得出神入化，一位是哲学系的冯友兰，另一个就是经济系的陈岱孙。　　冯友兰讲“中国哲学史”，除了本系学生之外，外系学生也慕名来旁听，将一个100多人的大教室挤得满满的。冯先生有些口吃，往往一句话在黑板上已经写完，他的话还没有讲完。　　冯友兰每次上课前总要点名，他讲课很通俗，不去进行一步一步地逻辑分析，而是常常讲一些哲学史上的故事，大家听得很高兴，把他讲的意思也都体会了。所以冯先生的课可谓讲得清楚、生动，学生有时根本就不用记笔记。　　西南联大哲学系的老师各有特点：汤用彤矮矮胖胖，一头极短的银发，又是佛学专家；冯友兰留着一头浓黑的长发、大胡子，长袍马褂，受伤总拿着一个书包，包书的是一块印有太极八卦的蓝布；冯文潜瘦瘦小小，留着长到后脑的灰发，很想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当时他们三位走在一起时，学生就戏称他们是一僧、一道、一尼。　　1938年，钱钟书将要从巴黎大学回国时，许多地方争着聘他，最后还是清华大学占得上风，聘得才子。促成这件事情的是时为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冯友兰就此事曾给梅贻琦一信，信中说：“钱钟书来一航空信，言可到清华。但其于9月半方能离法，又须先到上海，故要求准其于年底来校。经与公超、福田商酌，拟请其于11月底或下学年第二学期来。弟前嘱其开在国外学历，此航空信说已有一信来，但尚未接到。弟意或可即将聘书寄去。因现别处约钱者有外交部、中山文化馆之《天下月刊》及上海西童公学，我方须将待遇条件先确定说。弟意名义可与教授，月薪三百，不知近聘王竹溪、华罗庚条件如何？钱之待遇不减于此二人方好……”　　杨绛也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写道：“1938年，清华大学聘他为教授，据那时候清华的文学院长冯友兰来函说，这是破例的事，因为按清华旧例，初回国教书只当讲师，由讲师升副教授，然后升为教授。”　　言论　　冯友兰说：哲学史人类精神的反思。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在于前者求好，后者求真。　　冯友兰先生说话有点口吃，但是要言不烦，他曾经比较他和金岳霖的异同说：我们两个人互有短长，他的长处是能把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我的长处是能把很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　　冯友兰在其《自述》中说：“北京大学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因为我看见，西方的有名的大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北京大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这和中国的文明古国似乎很不相称。”　　冯友兰认为辛亥革命其实是“绅权和官权的斗争”，“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官和绅本来是一样的人。知识分子经过科举做了官，在他做官的地方他是官，回到他原籍他就是绅。……我现在觉得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动力，是绅权打倒官权，就是地主阶级不当权派打倒地主阶级当权派。”　　冯友兰认为，所谓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实现民主的办法就是选举，“什么东西都不能压倒个人的人权，只有一个东西可以压倒，那就是‘多数’。”“如果没有真正的选举，那就并没有民主。”　　1923年，冯友兰在杜威等的指导下，一完成了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此文中，冯友兰将世界上的哲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损道；第二类是益道；第三类是中道。冯友兰这种中西哲学之比较观，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虽说法有异，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这不能不说是受了梁氏文化理论的影响。所不同的是，梁以印度文化作为人类的最后归宿，冯则以儒家文化为归趋。　　冯友兰通过横向比较，得出了另外一种结论：封建社会“贵贵”，资本主义社会“尊富”，社会主义社会“尚贤”。　　民国时期，冯友兰曾给洋人讲《庄子》。有一天，他走进一个叫恒石安的外国人的办公室，没头没脑地给人家说：你们西方人总想找个你们可以停下来作最后结论性的发言的地方。然而，天下没有最后结论，天下也没有停顿。《易经》第六十四卦，也即最后一卦是，未济，“尚未完成！”　　冯友兰自称善于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他的文章《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发表于1957年1月8日《光明日报》，批判者中的一位，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陈伯达。冯诉苦说，陈的“思想相当混乱，叫人不知道他所问的究竟是什么。”　　冯友兰对《论语》中的“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认为学界皆不得其解。他老家河南一带红白事所行的礼很复杂，有一种人是“侍候客的”，很熟悉这些礼，他认为，这种人就是“小人儒”，因为他们懂得那些礼，所以是“儒”，但身份却是仆役，称为“小人儒”。他认为这是《论语》上那句话的确切解释。　　冯友兰曾在《新事论》中说：我们常听见许多关于城里人与乡下人的笑话，照这些笑话所说，不但城里的人比乡下的人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即城里的狗亦比乡下的狗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这些虽是笑话，而却不见得不合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说，不但城里的狗比乡下的狗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而且城里的狗，在有些方面，比乡下人亦是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在中国，一百个乡下人中，至少有九十个一生没有吃过如城里的富室狗所吃的饭食。　　冯友兰说：中国缺少清楚的思想，得到的补偿是较多的理性的幸福，他们是富于理性的快乐主义者，舍力量而取享受，所以不需科学，他们仅希征服的只是他们自己，因此不要科学的力量，他们看来，智慧的内容不是理智的知识，智慧的功能不是增加物质财富，道家以为物质财富只能带来人心的混乱。　　冯友兰曾说：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在表面看起来，似乎很不注重哲学，但在骨子里，我们这个世界是极重视哲学的。走遍世界，在大多数国家里，都有他所提倡及禁止的哲学。在这一点我们可见现在的人是如何感觉到哲学的力量，每一种政治社会制度，都需要一种理论上的根据，必须有了理论上的根据，那一种政治社会组织，才能“名正言顺”……世界上有许多的国家，都立一种哲学，以为道统，以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　　冯友兰说：中国哲学中，孟子派儒学、庄派道学皆以神秘的境界为最高境界，以神秘经验为个人修养之最高成就，但两家方法各异，道以纯粹经验忘我，儒以爱之事业去私，无我无私，而个人乃与宇宙合一。　　冯友兰说：英美及西欧等国人之所以是“智”、“富”、“强”者，并不因为他们是英美等国人，而是因为他们是城里人；中国人之所以是“愚”、“贫”、“弱”者，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中国人，而是因为中国人是乡下人。　　冯友兰曾谈到英国人的一个优点，即善于保护传统。他认为，只要是新酒，用个旧瓶子装着，没有什么不可以，怕的是“新瓶装旧酒”，那是“换汤不换药”。　　冯友兰说，对于中国哲学，自己是“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　　冯友兰临终前，说了最后一句关于哲学的话：“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学。”　　执笔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国民党独裁统治招致民怨沸腾，党内要求实行民主、宪政的呼声也非常强烈。国民党西南联大区党部就召开会议，公推冯友兰致信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为收拾人心而事实立宪。信中写道：睹一叶之飘零，知深秋之将之。昔清室迟迟不肯实行宪政，以致失去人心，是本党得以成功。前事不远，可为殷鉴。据说，蒋介石看罢“为之动容，为之泪下”，不久，复信西南联大，表示同意信中要求，实行立宪。　　给蒋介石的陈情书写完后，教授们颇为赞赏，雷海宗对冯友兰说：“即使你写的书都失传了，这一篇文章也可以使你不朽。”　　冯友兰执笔写就西南联大校歌：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绝檄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　　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　　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1939年秋至1940年春夏之交，陈立夫以教育部部长的身份曾三度训令联大务须遵守教育部核定应设的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新规定。此项训令的目的当然是加强蒋政权对高等教育及高知的思想统治。联大教务会议以致函联大常委会的方式，抵抗驳斥陈立夫的三度训令。这封措辞说理俱臻至妙的公“函”的执笔者舍冯友兰莫属。　　1946年4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准备北上复员，并决定在原址留碑纪念。五月四日，西南联大师生在图书馆举行结业典礼后，到校园后山举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揭幕式。碑文由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授撰文、中国文学系闻一多教授篆刻、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教授书丹，被称之为“三绝碑”。冯友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被公认为可与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雄文比肩的文章，被史学家何炳棣成为融古烁今的“至文”、“不朽文章。”　　冯友兰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他在联大碑文里写中国“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沉痛　　据冯友兰回忆，自北平沦陷之后，一直到清华师生南迁，这段时间清华园完全成了一片真空。冯说：“我们参加校务会议的这几个人，还住在清华，说的是要保护学校。我在图书馆内对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说，中国一定会回来，要是等中国回来，这些书都散失了，那就不好，只要我人在清华一天，我们就要保护一天。……后来日本军队正式进入北京，日本人到处接管，我们就觉得，在政权已经失了以后，保管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是替日本保管，等它来接收。这就决定南迁。”“决定以后，南迁的人和留守的人，都痛哭而别。”　　“七七事变”之后，冯友兰、吴有训南下逃难，在河南郑州，冯邀吴去吃黄河鲤鱼，碰见了熊佛西，三人边吃边聊，几乎所有话题都扯到了国耻。熊喜欢养狗，说起了许多狗故事。北京有许多人逃难，狗没法带，只好抛弃。那些狗，虽然被抛弃了，可是仍守在门口，不肯他去。冯友兰说，这就是所谓丧家之狗，我们都是。　　冯友兰晚年口授《中国哲学史新编》，当写到“中国近代美学：奠基人–王国维”（第六册，全书第六十九章）时，涉及“意境”问题，联想到“七七”事变前后自己的真心实感，特意写下一个附记说：日军进北京城后，他和留守的清华校务会议的人觉得清华完全不同了。有一晚，吴有训和他一起巡察清华园，皓月当空，十分寂静，吴说：“静得怕人，我们在这里守着没有意义了。”冯顿然觉出幻灭之感，以为他们守清华为的是替中国守一个学术上教育上完整的园地，北京已沦陷，他们还在守着，岂不是为日本服务？过了几天，他就和吴有训同往长沙去找清华。他读清人黄仲则诗：“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以为所写正是一种幻灭感，反复吟咏，倍觉沉痛。到长沙后，冯住朋友家中一小楼上，经常凭栏远眺，见栏下一腊梅花，顿觉李后主“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之亡国痛油然而生，深刻极了，沉痛极了。　　1946年，西南联大因抗战胜利而解散，清华大学亦迁回北京。同年，冯友兰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赴美作为期一年的讲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并将讲稿整理成《中国哲学简史》一书由纽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在美讲学期间，冯友兰深深感到：“我在国外讲些中国的旧东西，自己也成了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时我想，还是得把自己的国家搞好。我常想王粲《登楼赋》里的两句话：‘虽信美而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　　争辩　　1943年，胡适评价冯友兰：“冯友兰虽曾出国门，然实无所见。……见解多带反动以为，保守的趋势甚明，而维护集权的态度意颇明显。”1947年，冯友兰过访纽约，听说杨绍震夫人许亚芬的硕士论文题目是《1927年以前胡适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禁喜形于色，期期艾艾地说：“这……这……这个题目很……很……好，因为过……过了1927年，他也就没……没……没得影响啦！”1950年，胡适看到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英文版，不屑地说：“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1955年，胡适又评价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　　冯友兰曾批评胡适的治学精神：“适之先生的病痛，只是过于好奇和自信。他常以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经常指出古人所公认为不重要的人物来大吹大擂，而于古人所公认为重要的，则反对之漠然。这是不对的，因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的那样远啊！”然而他亦要为胡氏辩护说：“现在批评适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著起一部书批评他。但他们的态度多欠公允，因为他们常把适之先生二十多年前的话来攻击。这如何可算是公允的呢？”　　立场　　冯友兰年轻时向往革命，参加过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去过当是的革命发源地广州。冯友兰说：“我想到广州看看这个革命根据地。当时的人心都倾向广州，好像在抗战时期倾向延安那样。”　　1925年，冯友兰因为向往广州，加之朋友邀请，想去广东大学任教。在离开开封以前，冯碰见于右任。冯问于：“广州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可以去？”于回答说：“革命的人可以去，不革命的人不可以去。”冯于是决定前往。　　有一次，清华接到当局的一份学生名单，要学校把这些学生交出来。当局派部队围住了清华，要逮捕这些学生。刚吃罢晚饭，梅贻琦打电话叫冯友兰去他家开会。冯刚要出门，有两个学生要进来，他说：“好吧，请进来吧。”到了梅家以后，才知道大部分学生聚在体育馆内，军警正准备攻打体育馆。梅贻琦说：“看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大事，校务会议的人都不要走，等着随时应付。”然后梅贻琦就往城里打电话，请求援助。后来找到当时的市长秦德纯，他过去是宋哲元的幕僚，秦找了宋哲元后，军警才撤离了清华。等冯友兰回到家里，那两个学生也走了。　　冯友兰后来回忆说：“任载坤对我说，那两个学生坐在客厅里，在沙发上睡着了，发出很大的鼾声。她听见门外常有人来来往往，怕出危险就把他们叫起来藏在后院厨房里。我也不知道那两个学生是谁。”当年的一个学生后来回忆说：“我们从梅校长家出来，已将天黑，大家就按校长的话，设法躲避。我自己是躲在叶公超教授家里，像姚依林当时躲在冯友兰教授家里……从这一件事看来，梅校长当时作为国民党政府特任的国立大学校长，能冒着一定风险，如此保护学生，应该说是十分难得的。”　　1945年冯友兰的母亲去世，冯友兰回家奔丧，县长来拜望，冯友兰不送，而家里旧亲友来，都送到大门。乡里一时传为美谈。　　1945年5月国民党全国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冯友兰被选为大会主席成员，蒋介石宴请他吃饭，并亲自许诺已内定为中央委员，冯则以“一当了中委，就不好对青年人讲话了”为由，婉言谢绝。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傅斯年向联大教授施加压力，当局要学生尽快复课，不然，蒋介石要派霍揆彰武力解散联大，把学生编入青年军。在教授会议上，冯友兰对傅斯年开玩笑说：“你原来是个学生头头，专门跟学校当局闹别扭，现在别扭闹到你头上来了，真是‘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因为傅斯年是“五四”运动中最著名的学生领袖，而这次虽然同情遇难学生，但完全维护国民党的利益。当年闻一多非常反对学生罢课闹学潮，这一次，完全支持学生罢课。这种转变，显然符合历史的逻辑。在双方僵持不下时，冯友兰和训导长查良钊联合提出一个方案：学生先复课，教授会保证于复课后15天内使关麟征去职。双方都做了妥协。　　1947年，战局日趋明朗，南京政权摇摇欲坠。冯友兰正好在美国，于是有些朋友劝他在美国长期住下去。他说：“俄国革命以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留，称为‘白俄’。我决不当‘白华’。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　　有人认为，冯友兰能在屡有学潮、校长迭换的清华身居要职、屹然不撼二十年，主要由于：一、头脑冷静、析理均衡、明辨是非、考虑周至。二、深通世故，处世和平中庸，而观点进步，学术上有高度安全感。三、国学根底雄厚，文言表达能力特强，初则勇于起草，继则众望所归，经常被推执笔。给陈立夫的抗辩书就是冯友兰所写。　　国民党政府垮台前夕，冯友兰拒绝搭机南下去台湾，并以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身份，竭诚迎来了共产党。　　解放前夕，冯友兰有其他两个选择，一个是去美国或留在美国，一个是去台湾。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南京派一架飞机来北京，愿意走的人，可以上飞机。冯友兰和妻子商议后决定，哪里也不去，在北京等着解放军来：“当时我的态度是，无论什么党派当权，只要它能把中国治理好，我都拥护。这个话我在昆明就已经说过。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对于走不走的问题，议论纷纷。我的主意拿定以后，心里倒觉得很平静，静等着事态的发展。有一次景兰（其弟）问我说：‘走不走？’我说：‘何必走呢，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是搞自然科学的，那就更没有问题了。’当时我心里想的，还是社会主义‘尚贤’那一套。”　　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冯友兰又紧张起来，于是他写成两篇批判文章。很快，这两篇文章都在《北京大学学报》登出。不久《光明日报》加“编者按”予以转载，《北京日报》也转载了。这把冯友弄糊涂了，直到1974年1月他才听谢静宜说：“有一次会上，北大汇报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毛主席听到冯友兰的那两篇文章，马上就要看。我立即找着这两篇文章当场交给毛主席。毛主席当场就看，并且拿笔改了几个字和几个标点符号。后来发表了……”　　自省　　冯友兰晚年写的自传《三松堂自序》，对自己一生治学和做人，成绩和污点，做了反省。虽然有人认为，他的自我批判并不深刻，对自己的性格弊端缺乏更深揭露，但是同时肯定他的态度还算比较诚恳。　　冯友兰这样总结自己的后半生：在“解放以后”，也写了一些东西，其内容主要的是忏悔。首先是对自己在四十年代写的那几本书的忏悔。　　冯友兰谈到自己所著的《中国哲学史》，认为自己的书有两个大弱点：“一是，讲佛学失于肤浅，虽一一排列，却缺乏内部联系。这是因为我对于佛学没有学通，所以不能讲透。佛学资料浩如烟海，不是几年能完全搞通的。二是，讲明清时代，失于简略，象王夫之那样的大家，书中只是稍带而过。”　　1973年，“文革”中的批林运动转向批孔。冯友兰主动写了两篇批林批孔文章，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不久《光明日报》转载。这两篇文章，也是由谢静宜转给毛泽东。他晚年反思这一行为，在《三松堂自序》中引用《周易》“修辞立其诚”一语，写道：　　“如果自己没有真实的见解或有而把它隐蔽起来，只是附和暂时流行的意见，以求得到某一方面的吹捧，这就是伪。这就叫哗众取宠……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　　逸事　　辛亥革命后，河南唐河也办了一个女学，冯友兰的母亲在女学里负责管理学生，名义是学监。她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叫吴清芝，还特意印了张名片。　　1916年，北大哲学门这一届出了三位名人：朱自清，陈公博，冯友兰。　　冯友兰回忆他在上海中国公学求学时的感受：“进了商店，或者在马路上行走，如果不会说上海话，就会被骂为‘江北佬’。但如果你能说一两个英文单词，他马上就变得尊敬起来。”　　冯友兰在美国读书时，有一次在杜威家里吃饭，看见报纸上说孙中山与张作霖合作了。杜问冯：“孙中山已经上过很多当了，为什么还要跟军阀合作？”冯无语。后来杜说：“历史中的斗争，是靠实力进行的，没有实力，专靠理论，是不行的。……实力有两种，一种是刀，一种是钱。……孙先生在当时，经常同军阀联系，为的就是想把他的理论同刀和钱联系起来。”“钱也有了，刀也有了，就有了1927年北伐的胜利。”冯总结道。　　冯友兰在昆明时，生活非常苦。抗战后期通货膨胀，什么都值钱，就是钱不值钱。一个月的工资有几百万，不到半个月就用完了。于是联大教师组织了一个合作社，公开卖文、卖字、卖图章，冯友兰卖字，可是生意不好，从来就没开过张。　　冯友兰难得有真情挥洒的时候。一年春节期间，冯友兰在店门邓以蛰寓所与邓、杨振声及日本人小熏良四晤谈，喝了12瓶黄酒，大醉。　　在《三松堂自序》中，冯友兰讲了一件沈兼士讲哲学史的趣事：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个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我们问他，照这样的速度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　　海宁自沉，任公病殁，赵元任又寓居异域，避居西南联大后，当年名震一时的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就剩下陈寅恪一个人了，因此被刘文典誉为“国粹”。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已是位大哲学家，在清华也称得上是上乘人物。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总是恭敬地跟着陈先生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一边走一边听陈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打个大躬，然后分开。　　闻一多和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教书时，生活清苦。有次菜太咸，冯说，菜咸有好处，可以使人不致多吃。但闻却用注释家口气说：“咸者，闲也。所以防闲人多吃也。”　　1948年冯友兰从美国带回一个冰箱，在清华是惟一的，大概全北京城也不多。后得知清华校医院需要，当即就捐了。　　俗话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站着一个伟大的女人。此话用在冯友兰身上真是不假，而且站在他身后的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三个女人。冯老曾经题诗赞美在他人生路上，对他有重大帮助的三位女性。其诗云：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　　冯友兰兄弟姐妹五人，除了胞姐温兰早嫁、胞兄新兰早殇之外，冯友兰成为中国哲学界的泰斗精英，弟弟冯景兰先生是我国早年有名的地质学家，妹妹冯沅君女士是我国现当代有名的作家和古典文学专家，这就是有名的“唐河三冯”。这都有赖于冯友兰母亲吴老夫人的培养和教育。　　吴老夫人不但积极培养子女，而且还理解和支持他们自由恋爱、自主结婚。冯友兰先生要带着新媳妇任载坤回家省亲，有人劝他们暂时别回去，怕他母亲不让儿媳妇出来工作。冯老说我母亲肯定不是那样的人。果然，在家没住几天，母亲就“撵”他们走，并说：“我不要媳妇在家照料、伺候，只希望你们在外好好地做事，有了小孩我替你们照管。”　　冯友兰的母亲吴老夫人从小教育子女要本分做人，踏实生活，真诚待人，念书知理；她凡事为别人考虑得多，为自己想得少，冯友兰事事不愿麻烦别人这和冯母如出一辙。所以冯友兰说她母亲是封建社会的完美女性。而且冯母的良好品性对他影响很大：不但使他走出了失去慈父的阴影，而且使冯老走上了积极的人生道路。冯母对待生死很看得开，她曾对冯友兰说及人生在世，不一定要长命百岁，最主要的是把要做的事做完了，走了也就无憾了。这种人生态度也影响了冯友兰。　　冯母逝世时享年83岁，冯友兰几经转折回去奔丧，写下了哀恸深情的《祭母文》以纪念他伟大而平凡的母亲。他还在《先妣吴太夫人行状》中说：先妣励志于宗祠之修建，全功未竟而身先陨落，八十三年之人生如此终结，其庄严悲壮，又非仅以团圆终结者所可比拟。闻亲族言，先妣入殓时容貌愉悦，尤胜平时，盖死生之道先妣尽之矣。　　冯友兰对孩子面前并不严厉，譬如对于家中学生的功课，他并不要求谁非要考多少多少分，也不要求开夜车加班加点，他自己从考大学到出国留学每次考试就从未开过夜车；对于家中学生所选择的专业，冯先生也只看各人兴趣。宗璞上大学时读的是外文专业，为的是替自己的文学创作再打开一个窗口，冯先生同样很尊重她的选择。他并不要求子女一定要干什么，却希望他们无论干什么都要努力干好。虽然冯先生的子女没有一个再搞哲学，但他们从父亲那里获得的一种精神也使他们各有所成：除宗璞成为饮誉中国文坛的作家外，先生的长子冯钟辽、次子冯钟越也都是某个领域极为优秀的专家。　　冯友兰常在家中常讲一个笑话：当他已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哲学家时，有人问他，家中怎么没有一人“子承父业”，他很幽默地一笑置之：“那是我深知哲学之无用。”　　1957年4月11日，冯友兰夫人任载坤的二姐任锐去世周年。这天上午11点多，冯友兰偕夫人扫墓回到家，就接到毛泽东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毛泽东今天请客吃饭，请他马上去。冯友兰又惊又喜，来到中南海颐年堂，只见金岳霖、郑昕、贺麟诸先生已经先到了。这颐年堂是三间屋子，毛泽东和客人正在西头那间谈话。他见冯友兰来了，便问：“方才找你不着，是在上课吧？”冯友兰说：“今天是任锐同志的周年，我上她的墓地扫墓去了。”毛泽东又问：“任锐同志是孙维世（周恩来的干女儿、毛泽东的俄文翻译，解放前林彪曾狂热追求过她被拒，“文革”中被江青集团迫害致死）的妈妈？”“是的。”这时胡绳也到了，于是毛泽东带大家到屋子东头那间吃饭。当饭菜端上来时，毛泽东说：“我这饭叫四面八方人马饭，其中有各种的米，还有许多豆类。人、马都可以吃，所以叫人马饭。”　　数月后，冯友兰发表《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其中对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发表了一些新议论。不久他得到邀请，去参加了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分组讨论时，冯友兰正好与毛泽东是一组，小组会议就在毛泽东住所开。令冯友兰没想到的是，当他刚跨进毛泽东的家门时，毛泽东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原来毛泽东已经看过他写的文章。小组会上，毛泽东叫冯友兰发言。冯友兰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哲学史方面的问题，他说：“照现在的讲法，有些很难讲通。”毛泽东说：“那是简单化了，不可以简单化。”散会时毛泽东拉着冯友兰的手说：“好好地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　　1964年全国政协开会，冯友兰在会上就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情况作了一个发言。闭会那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到会委员合影留念。拍照时冯友兰正好站在毛泽东和刘少奇座位背后的中间。毛泽东一眼就看见了他，拉着冯友兰的手说：“你的身体比我的身体好。”接着毛泽东又询问了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情况，说道：“你的中国哲学史写完以后，还要写一部西方哲学史吗？”冯友兰忙说：“只能写中国的，写西方哲学史的任务已经派给别人了。”毛泽东说：“对于孔子，你和郭沫若是一派。”　　“文化大革命”开始，冯友兰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直到1968年秋，他才被允许回家，算是宽大处理。冯友兰觉得奇怪，为什么突然对他宽大了呢？后来一个友人悄悄告诉他，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提到他和翦伯赞时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　　冯友兰先生通晓今古，涉猎广泛，对文史哲诸方面都很有见地。晚年，他与女儿宗璞在在餐桌旁相对而坐，话题是中国古典小说《儿女英雄传》。冯先生看着面前以文学为业的女儿，像面对一个朋友，谈自己对《儿女英雄传》的看法：“你看，在中国小说中，《儿女英雄传》的技巧是很新奇的。就说主人公十三妹的出场，这部小说并不像其他作品先开宗明义讲出主人公姓甚名谁，从哪里来。这部小说先让一个无名无姓的神秘女子登场，这就有一种神秘气氛。等到她的活动引出了邓九公，小说就又放下她重新从邓九公开头叙述……”　　嗜好　　冯友兰喜欢逛古董铺，“我所收罗的并不是夏鼎商彝，而是明清两代遗留下来的旧兵器”。东四牌楼附近有一个小巷，叫弓箭大院，是从前制造弓箭的地方。冯友兰在那里收罗了上百支的箭，箭有各种各样的箭头，特别是响箭，制造精致。“这些东西，我藏有几百件，曾在清华开过一次展览。新中国成立以后，我都捐献给历史博物馆了。历史博物馆又把它转送到别的博物馆去了。”冯友兰先生捐赠各式兵器共有六百一十九件。　　冯友兰在自述中说：“我家里的上辈，有一代是习武的。在我的祖母的房里，遗留下来许多兵器，我小的时候常同堂兄弟们拿出来玩。家里有个护院的拳师，教我们使用这些兵器，所以养成一种爱好。”　　昆明有一条文明街，街上有个摆旧货地摊的夜市。冯友兰经常去那里逛，有时买旧兵器。冯钟辽回忆起父亲在昆明的生活，在《父亲冯友兰先生收集的兵器》文中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买回来了一柄像匕首而无刃的无刃刀。刀身窄扁。平刀头没有尖，也许可以当改锥用。刀柄做得很考究。刀柄中空，做工有似象牙的雕镂方法，可是是铁做的。用玲珑剔透形容刀柄就很恰当。我也觉得那把刀有意思，就把它夹在书包里带了去学校。我那时候住校。下课以后在宿舍拿刀出来看。一位同学问我在干什么。我说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可是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同学拿刀一看，忍不住大笑。说这是把烟刀，挑烟用的。我知道很多同学家里有烟具，当然深信不疑。周末把烟刀拿回家去，放回原处。父亲后来是不是也知道那是把烟刀？我是没说，我也没问。　　冯友兰的长子冯钟辽的文章也提到了冯友兰藏旧兵器展：按照我的记忆，抗战将要开始的时候，在清华收集的那些兵器都捐送给了燕京大学了。大约在捐赠以前，在清华大学举行了一次展览，也有一说，展览是在复员后举行的。以后可能又转到了有关部门。家里有一幅文化部颁发的奖状，言明收到冯友兰先生捐赠各式兵器六百一十九件，纸上的时间是1959年。最近在历史博物馆找到了这批兵器。妹妹宗璞曾去看过，见保存完好，还是从前的老样子。应该说这是它们最合适的去处。　　偕老　　冯友兰的夫人任载坤，字叔明，河南新蔡人，长冯友兰一岁。1915年她考入北京大学法科，入学后即转入哲学门，学习中国哲学。同年任女士与冯友兰先生订婚，1918年俩人在开封结为秦晋之好。自此任夫人一直陪在冯友兰身边，荣辱与共，风雨同舟，而且任夫人为了冯友兰的学术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因为有夫人的悉心照顾，冯友兰先生在家中是一个“甩手掌柜”。冯友兰先生的妹夫张岱年曾经感叹：在家中谁也比不上冯先生的，冯先生一辈子从来没有买过菜。冯先生的宗璞笑着补充：说一辈子没买过菜也是假的，随西南联大在昆明时，母亲身体不好，父亲也曾带我赶过集，不过父亲确实很少做饭，“君子远庖厨”这句话放他身上合适不过。记忆中间只有一次，父亲和我一起做饭，条件不好，得先把松针编成辫子一样的“松毛”盘在炉子里作引火，上面放上炭。我们怎么也生不着火，弄了半天，哈，出来一锅糊饭！后来我上大学时写一篇作文记述此事，记得有“煮饭则有黑无白”一句，因为活泼生动，还博得老师赞赏……　　在西南联大的时候，由于战争缘故许多教授的家眷都还没到云南蒙自，贤惠的任夫人便在星期六轮流请老师们到家里吃饭。一般是炸酱面、摊鸡蛋、炒豌豆尖等家常菜。朱自清先生曾笑夸任夫人做的炸酱面非常好吃。内战期间，物价飞涨，教授们的生活也十分困难，任夫人丝毫不计较教授夫人的面子，设油锅卖麻花以补贴家用。　　“文化大革命”时任夫人承受着多重压力。首先是经济上的，1966年7月，十来个红卫兵来冯老住处抄家文物书籍全部封存，扣发工资，每个月只给冯友兰夫妇24元生活费；8月份红卫兵又把存折和相机等稍微值钱的东西拿走了，又封锁住房，规定冯老夫妇只能住一间房。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不论寒暑，任夫人只能在小院里露天做饭。其次是生活上的压力，包括劳动方面。因为燕南园居委会规定，任夫人承担全部家务劳动并打扫燕南园道路。任夫人当时已是古稀之年，而且她身体不好。此时她既要自己完成劳动改造，还要照顾冯友兰的生活起居，冯友兰对此特别歉意。他在11月的日记里说：近几个月来，我的爱人为了帮助我思想改造，为了照顾我的生活，费尽心力，历尽辛苦。她本来又有心脏病，还是带病支持。这两天就觉得心慌背痛，今天早晨又头晕，还勉强于五点钟就起来，为我准备早点，旧病发了，这都是我带累的。　　除了这些，任夫人还得承受政治压力。北京大学无论开什么样的批斗会，不管和哲学系是否相关，任夫人必须陪着冯友兰去接受教育，一般要开到深夜。在批判过程中，任夫人总是一直守在门外，不时很有礼貌地敲门和蔼地问别人：“你们批完了吗？”使得批判的那些人气势也不好嚣张起来。任夫人最担心的就是怕冯友兰发生什么意外。当时冯友兰和其他“牛鬼蛇神”们必须接受隔离审查，打扫卫生，学马列背毛主席语录，或者写交代和揭发材料，吃饭也必须排队。据冯友兰回忆：叔明见我夜里不能回家，很不放心，她每天上午提前吃午饭，吃了以后，就走到办公楼前边，坐在台阶上，望着外文楼，看见我跟着队伍出来吃饭，她就知道我又平安地过了一夜，还没有死，她就放心了。第二天照样再去等。那里有几块石头，我说那几块石头可以叫“望夫石”。　　任夫人细心和全心的照顾，还有思想上的默默支持，给了冯友兰巨大的精神力量，使他顺利度过人生最低谷的时期。不幸的是，1977年，饱受病痛折磨和操劳过度的任夫人因病逝世，冯友兰忍痛作挽联：在昔相追随，同荣辱，共安危，出入相扶将，黄泉碧落君先去；从今无牵挂，断名缰，破利锁，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　　1991年12月22日张岱年先生在冯友兰的安葬仪式上发表讲话，赞扬了冯老的一生对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他特别提到了要向冯老的妻子任载坤女士表示敬意。因为没有任夫人几十年独自担当井臼之劳，不论什么情况下一如既往地支持冯老做学术工作，冯老要专心做学问是很难的，尤其是在长期接受批斗的恶劣环境中，没有任夫人的支持和照料冯老不一定能支撑下去。　　坎坷　　从苏联回国后，冯友兰先生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作了两次正式演讲。一次是漫谈苏联见闻；另一次是在北大哲学系，以“秦汉历史哲学”为题，提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思想为基本要素的“新三统五德论”，集中论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观点。　　这次讲演引起了官方的怀疑与不满。次年十月底十一月初，他竟被国民党政府警方视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审讯。国民党此举引起全国哗然，人们纷纷提出抗议。迫于全国的民主势力，冯在被关押、审查数天后，遂被释放。对于这次事件，鲁迅先生曾在一封书信中愤然说到：“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鲁迅书信集》）这次事件对冯的震动也颇大，但他并未因此而与国民党决裂，而是选择了更加谨小慎微的道路。　　冯友兰先生的天地境界何其难，比之好友金岳霖的不问世事，他的经历要艰辛坎坷许多。冯友兰的女儿宗璞觉得：这么多年，父亲冯友兰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谩骂和打击，成为众矢之的，却不发疯也不自杀，仍然在他的哲学天地里遨游，真是非常勇敢，非常了不起。　　冯友兰第一次与毛泽东接触，是1949年10月。当时有许多人向毛泽东写信表态效忠，他也写了一封信，大意说：我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1949年以后冯友兰一直就在被改造中，是最大的改造对象，因为他有思想。张岱年就说过，冯先生地位特殊，不仅没有“言而当”的自由，甚至没有“默而当”的自由。　　1951年，冯友兰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印度总统普拉沙德介绍冯的学术贡献时曾提及《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外交部得知后立即致电代表团，说此介绍有问题，要求冯于适当时机更正。此后，冯友兰在加尔各达访问时，在演讲中应外交部的要求说：“中国革命成功，我认识到我过去的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　　50年代，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多次检讨交待，甚至不惜上纲上线，以有说无，但是主持人就是不让过关。金岳霖由于素与政治无涉，在运动会中过关较快，不久还被树为积极分子，组织上让他到冯家去做工作，帮助冯转变。一进门，金先生就大声说：“芝生啊，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代呀。”说着，扑上去和冯友兰抱头痛哭。　　文革中，工宣队进驻北大，很多教授被隔离审查，俗称“蹲牛棚”。教授们一切听指挥，早请示晚汇报都得排队，排队时必须报数，同时要自报自己的政治帽子，冯友兰个头较高，曾被叫排头一个，并叫他说：“报数！我叫冯友兰！是……是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说：“不行！重报！你这是避重就轻！你是反动学阀！”冯便改口：“我，我是反动学阀。”洪谦先生由于害怕，怕也说他避重就轻，就说：“我叫洪谦，反动学阀！”红卫兵说：“不对，你还不够格，你是反动学术权威！”洪吓得连忙改口。冯定自报“反动学术权威”时，红卫兵说：“你不就是写过一本《平凡的真理》么？你还想往反动学术权威里钻！你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冯友兰在牛棚里受折辱，但他饭照吃，觉照睡，其早餐是一窝头，两大碗玉米面粥，一分钱的咸菜丝。咸菜不少，一般人都吃不完，唯冯友兰不够。经郭兰芳提醒，冯大着胆子向红卫兵要两分钱咸菜，红卫兵瞪大眼睛说：“人家一分钱咸菜都吃不完，你还吃两分钱的，你怎么吃这么多？”冯答：“我……我吃的多。”话虽受斥责，竟还满足了要求。洪谦与冯友兰个子差不多，而饭量只有冯友兰的四分之一。　　71岁高龄的冯友兰，仍天天有人来抄家，搬把凳子搁院子里，要他站在上面。家里贴满了打倒的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到处贴封条。衣服都封起来了，天冷了，封条不敢拆，冯友兰就披条麻袋御寒。他的输尿管不通，腰上挂着尿瓶，被拉去批斗，打倒在地。游街时连连跌跟头，还是要继续走。为了斗他，甚至成立了批冯联络站。　　冯友兰幼子冯钟越先生是航天工业部主任工程师，有名的飞机强度专家，可惜天不假年英年早逝，赍志以终时才51岁。他长年工作在西北黄土高原上，按照冯友兰的声望和冯钟越的才学，如果活动活动，调回北京应该是能做到的。但在人们眼中有点傻气的冯老却没有这么做。对于幼子的逝世，冯老也只能是含泪题联：“是好党员，是好干部，壮志未酬，洒泪岂止为家痛；能娴科技，能娴艺文，全才罕遇，招魂也难再归来。”　　冯友兰在人生最后的几年里，住院的频率更为频繁，几乎都是女儿女士陪着他在各个医院打游击战。他的旧病丹毒这时复发得很频繁也很厉害。丹毒是皮肤及其网状淋巴管的急性炎症，其好发部位一般是下肢和面部，冯老的丹毒主要在下肢。除了丹毒外，1983年发现冯友兰患有浆细胞骨髓瘤，并且是恶性，所以他的健康状况使宗璞夫妇非常担心，而且人老了，身体容易犯毛病，宗璞女士一般会定期陪冯老做检查。而冯老却在这种情况下完成了150万字的著述，除了他顽强的生命力外，这与宗璞夫妇对冯老的悉心照顾和关心也是分不开的。　　瑕疵　　据《儒林随笔》记载，某教授原来在西南联大、清华时与冯友兰交谊不错，可是到了国外有几次学术会议场合，冯友兰见了他居然装作不认识。　　1971年，冯友兰摇笔写诗，托四人帮的爪牙谢静宜转达毛泽东：“普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赖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后冯友兰又写《咏史》诗。一九七六年大地震后，江青来看他，他又借机写诗，颂扬毛泽东和四人帮：“主席关怀如旭日，万众欢呼胜夜寒”。为人所诟病。　　1973年春，梁漱溟在冯友兰家中午饭，谈甚久，临别，冯友兰颂《论语》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没想到刚到秋后，冯友兰竟发表文章批孔。　　梁漱溟回忆说：“在‘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不久，我见他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一反自己的历来主张，随着潮流百分之百地否定孔子，我心里很不舒服，便写信批评他，要他答复我为何这么做。不多久，他便在女儿的陪同下，悄悄地同我见面，叙述他的理由，包括他的苦衷。我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批评他不对。但他当面向我作了解释，我心里的气也平和了一些。人各有志，且各有所难，律己可以，何必强求于人呢！”　　冯友兰被拉入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梁效”，据说文革结束后，其妻埋怨他说：天都要亮了，还在炕上尿了一泡！　　冯友兰90年诞，设家宴请任继愈、张岱年、李泽厚等名人参加，也请了梁漱溟。梁不仅没有赴宴，还给冯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北大旧人惟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不愿来参加寿宴。而且信上竟无上款，按冯友兰的理解，“窥其意，盖不欲有所称谓也”。也就是说他不愿意称冯为“老同学”或者“老朋友”，耻与为友，故不题上款。冯友兰仍对梁之耿直深感敬佩，且复函说，“非敢有憾于左右，来书直率坦白，甚为感动，以为虽古之遗直不能过也”。　　1987年6月23日，一代儒宗梁漱溟仙逝，冯友兰送了这样一副挽联：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王友琴女士在《林焘先生与文革历史》写道：林先生曾和中文系章廷谦教授关在一间房子中。有一天章廷谦说，他很苦恼，因为冯友兰教授说他在西南联大时是国民党区党部委员，那样就是“历史反革命”了。冯友兰女儿宗璞与钱钟书夫人杨绛还因为章廷谦文革之事引发了一场笔墨官司。　　故去　　1990年12月4日，是冯友兰95岁华诞。北京大学哲学系已经为这个生日做好了庆典的一切准备。会议就定在12月4日开幕。海内外很多著名的哲学史家、文化史专家都预定要来参加这个会议。　　1990年3月冯友兰就为自己预拟了95岁寿联：“二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所谓“六书”，指的是冯友兰从早期研究哲学史转向哲学创作的六部代表著作《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此六书写于抗战时期冯友兰颠沛流离的10年。这六部书建造起了他自己的哲学体系。所谓的“二史”，指的是冯友兰解放前出版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和解放后出版的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　　有人担心冯友兰的身体，害怕他不能支持参加开幕式。因为那几年，冯友兰成了医院的常客。毕竟是90多岁的人，经常住院，大家并不意外。大家意外的是，冯友兰先生每次都能平安出院，回到北大燕南园家中，在助手帮助下，继续他《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　　20世纪80年代初，冯友兰决心开始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时候，已经85岁了，计划中的全书有7册之多。好心的人们害怕他不能在有生之年完成，建议他直接从第三册开始，因为在60年代的时候，他已经出版过两册《新编》。但冯友兰坚持重新开始。10年以来，冯友兰虽多次住院，但写作不辍，后来耳目聪明俱失，仍在助手的帮助下，由他口述，坚强地继续写作。这已成为冯友兰晚年生命的支点。终于，在1990年的6月15日，冯友兰写完了第七册。7月16日，他将最后的稿件交给了人民出版社。　　冯友兰完成这本书后，宗璞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亲友们提醒冯友兰说，你还有一本计划中的书《余生札记》没写呢！但是，老人的身体已无法再支撑下去了。　　9月2日，冯友兰往台北发了一封唁电，吊唁钱穆的去世。月底，因呼吸道感染，冯友兰住进友谊医院。整个10月，冯友兰都在医院度过。到11月1日，病房里还没送暖气（北京是11月15日正式供暖），冯友兰抵抗不住寒气，患上肺炎。到18日，冯友兰已经不能张嘴吃饭。24日，情况似乎有所好转，能吃东西了。三天之后病情又加剧了，开始吸氧。11月26日，病危。晚上8时左右，中共中央统战部、北京大学相关负责人前来探视。晚上8点45分，冯友兰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代哲人归于道山。　　这一天，离冯友兰的95岁寿辰仅差7天。准备好的寿筵，这就变成了葬礼。　　评说　　北大哲学系已故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曾经说过：“当代中国哲学界最有名望的是熊十力先生、金岳霖先生和冯友兰先生，三家学说都代表了中西哲学的融合。在熊氏哲学体系里，‘中’层十分之九，‘西’层十分之一，金先生的体系可以说是‘西’层十分之九，‘中’层十分之一。唯有冯友兰先生的哲学体系可以说是‘中’、‘西’各半，是比较完整的意义上的中西结合。”　　刘文典为人狂狷，惟独推崇陈寅恪和冯友兰，他在西南联大常常对人说：“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是一个，冯友兰是一个，唐兰算半个，我算半个。”　　据说在西方大学中，凡开设中国哲学课程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第一本必读之书。　　胡适曾有言：“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冯友兰字号）右者”。　　何兆武谈冯友兰：冯友兰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像他《新世训》的最后一篇《应帝王》等等，都是给蒋介石捧场的。在我们看来，一个学者这样做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有失身份。　　《信念的旅程·冯友兰传》的作者说：“作为中国哲学的一部分，冯友兰已经融入中国哲学史中。”　　冯友兰去世后，灵前高悬的一幅对联写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求仁得仁，安度九十五岁；誉之不加功，非之不加沮，知我罪我，全凭四百万言。”　　三、傅斯年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历史学家，教育学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者、所长。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　　五四　　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他曾自豪地说：“五四那天上午我作主席，下午扛着大旗到赵家楼。打进曹汝霖的住宅。”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前一个月，傅斯年在《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一文中说：“凡是一种新主义、新事业，在西洋人手里，胜利未必很快，成功却不是糊里糊涂。一到中国人手里，总是登时结个不熟的果子，登时落了。”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傅斯年在一篇咏耶稣的诗《前倨后恭》中写道：　　他们想念你，你还是你。　　他们不想念你，你还是你。　　就是他们永世的忘你，　　或者永世的骂你，　　你还是你。　　这正是傅斯年处世的态度和一生为之拼搏奋进的写照。　　傅斯年因为走路被旁边过的汽车溅了泥水，于是愤恨道：“坐汽车的就该枪毙！”傅斯年说完之后，一边走一边想，越琢磨越觉得自己有道理。于是，他就把这句话发表在杂志上了，而且赢得了大众的一致赞扬。到“五四”运动时，北大和清华的学生游行到珠市口，正演讲呢，迎面开来一辆汽车，看到人多拥挤摁了一声喇叭。大家想起傅斯年的这句话来了，于是，人人喊打，上去就给掀翻砸了。　　这场面让也在游行队伍中的一个清华学生大摇其头，从此一生反对激烈行为。这个人就是梁实秋。　　1919年5月4日上午，傅斯年在堂子胡同国立法政专门学校主持13校学生代表会议。该会议决定：各校代表立刻回校去集合本校同学，下午1点在天安门前集合汇集，全体抗议帝国主义在巴黎和约上关于山东问题的不公正的规定。　　下午，各校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集会，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扛举大旗，走在队伍的前列。学生游行队伍走至东交民巷西门口美国使馆门前受阻，遂转向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愤怒的学生痛打呆在曹家的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北洋军阀派兵赶赴现场镇压，当场逮捕学生32人。傅斯年离开现场较早，故未被捕。当天晚上他回校时对同学姚从吾说：“这回北大损失太大了，同学被捕去好多。”　　5月5日，傅斯年与一个“冲动到理智失去平衡的同学”打了一架，于是他大怒一场，“赌咒不到学生会里来工作。”这样，傅斯年退出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　　1919年8月26日，傅斯年给他的好友，北大毕业后在清华学校任职的袁同礼写一封信。这时，傅斯年已确定以山东公费的名额去欧洲留学。傅斯年在信中说：“自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新动机大见发露，顿使人勇气十倍。”　　同年10月，傅斯年在《新潮》2卷1期发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也谈到了五四运动所发生的影响。他写道：“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雳吓得清醒。……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但他同时说：“我觉得期刊物的出现太多了，有点不成熟而发挥的现象”。“厚蓄实力一层也是要注意的，发泄太早太猛，或者于将来无益有损。”他希望《新潮》的同人能做扎实的努力，以期“在十年之后，收个切切实实的效果”。　　傅斯年在纪念五四运动一周年写的文章《青年的两件事业》里说：“假使中国有社会，决不会社会一声不响，听政府胡为，等学生出来号呼。假使中国有社会，决不会没有舆论去监督政府。假使中国有社会，绝不会糟到这个样子。”　　傅斯年说：“我觉得若是青年人只知道有群众运动，而不知道有个人运动，必有好几种毛病。（一）（群众运动）一时未尝不可收‘疾风摧劲草’的效力。但久了，便多因分子不健全的原故而不能支持。（二）社会是生成的，不是无端创作的。所以，为谋长久永安不腐败的社会，改善当自改善个人始。若忘了个人，就是一时改的好了，之后也不免发生复旧的运动。（三）群众运动太普遍了，怠情的人——自然占太多数——安于‘滥竽’之列。”　　霸气　　民国史上有几位著名的被称为大炮的暴脾气人物，最著名的，一是孙大炮（孙中山），一是傅大炮（傅斯年）。　　傅斯年在学生时期，一直是学生领袖，他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是闹学潮、赶教授的一把好手。据罗家伦回忆是这样的：朱蓬仙是章太炎的门生，学问不能说没有，只是所教的《文心雕龙》非其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可要举出这些错误，学生们的笔记终究难以为凭。恰好有位同学借到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傅斯年审核。傅用了一夜的时间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蔡校长。　　蔡先生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可他不信这是学生们自己发觉的，为预防教授们互相攻讦之风，于是突然召见签名的全班学生。同学们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怕傅斯年一人承担这责任未免太重。于是大家在见蔡先生之前，一人分担了几条，预备好了方才进去。果然蔡先生当面口试，分担的同学回答得头头是道。考完之后，蔡先生一声不响，同学们也一声不响，一一鞠躬鱼贯退出。过后不久，遇到一个适当的时候，朱蓬仙果然不再教这门课了。　　傅斯年脾气暴躁，史语所的人私下里称他为“傅老虎”。有一天，与傅斯年不和的陶孟和到史语所办事，感到气氛与前些时候大不相同，便对董作宾说：“胖猫（指傅斯年）回来了，山上淘气的小耗子，这几天敛迹了。”董作宾后来回忆说：“这话是讽刺也是好评。孟真偶然回所住些时，工作效率果然就有些不同……其实，孟真先生对朋友，对同仁，原是一片赤子之心，同仁爱他之处在此，但是受过‘训’的年轻人，敬同畏却又压住了他们的‘爱’。这正足以说明了孟真先生办史语所的贡献之一，他在（民国）十七年计划中要‘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学者’的最大成就。最后十年集刊中所发表的这些青年的论文，就是明证。”　　傅斯年的霸气性格，使他树敌颇多，故一生誉满天下，谤亦随之。有人在重庆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就曾公开向傅斯年叫板曰：“中央研究院各所所长都是大学问家，傅斯年有什么学问，他怎么当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傅斯年总要给新进史语所的工作的人“来一个下马威”，如不得乱写文章，强迫他们校书等等，不一而足。对此，李敖曾云：“史语所这类畸形发展的现象，和它的领导人物很有关系。它的第一任所长傅斯年才气过人，可是霸气太大，大得使他不太能容真正的人才，而他所喜欢的，又多是唯唯诺诺的人儿。这种现象，按说是一切独裁者必然落到的结果。傅斯年又订了一些像招收徒弟一般的陋规家法，制造了许多所内的特殊空气……所以从傅斯年开始，史语所就有一种伪风。”李又说：“学阀作风结胎于傅斯年，傅斯年创办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一切大独裁，独裁到头天看见小研究员在阳光下散步稍久，第二天就禁止散步一天的程度。”　　1941年冬，燕京大学的毕业生王世襄千里奔波，行程一个多月流亡到重庆，找到他哥哥的同学梁思成，已经闻名海内外的大建筑学家梁思成带他去找傅斯年，想到傅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谋一饭碗。见面后，傅斯年问清王的门第出身，当着梁思成的面，说了一句：“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不配到我们这里来。”这样将王世襄轰了出来。灰头土脸的王只好跟着梁思成到南溪县李庄中国营造学社暂住。　　傅斯年对部属管理甚严，大学毕业生到史语所工作，先关门读三年书，第四年才准许你发表文章。一次，他发现一位年轻助理研究员冬天好晒太阳，不刻苦。某日，他有意堵在门口，不让其出门，不客气地说：“你昨日已晒够了。”　　史语所的弟子门生对傅斯年，又敬又怕。马学良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所长傅斯年先生为人正派，令人敬重。初入所时，闻傅先生性情急躁，大家都生敬畏之心。当时我们小辈，晚饭后在田边散步，远远看到傅先生迎面走来，都转身急急奔逃，如果逃脱不了，就会被抓去下棋。其实傅先生心不在棋，意在思考某一学术问题，或天下兴亡大事，不过借棋定神，心有别属。因而常常高举棋子而迟迟不落，今知者感怀，不知者诧异。也有传说他是借机测试，以便了解你的智能和学术造诣。”　　板栗坳牌坊头是史语所同人茶余饭后聊天下棋的地方，当青年们来到此处时，总是有说有笑狂放自在。住在桂花坳的傅斯年吃罢饭，有时也从家中过来凑个热闹。但青年们见了，如同老鼠见猫一样，“一会儿溜一个，一会又溜一个，过不多长时间就全部溜得无踪无影了”。来不及溜的只好硬着头皮继续下棋，傅斯年先是蹲在一边观阵，攻卒跑马地大喊大叫，兴致上来，便挽起袖子亲自上阵厮杀。这个时候有谁和他对弈就算倒了大霉，因为傅斯年经常下着下着竟思考起其他问题，一枚棋子停在半空再也不肯放下。对方只好强忍着性子，等呀等，许多之后，见仍无动静，才敢大着胆子催一句：“傅先生，该您走了。”这时傅斯年才如梦初醒，嘴里不住地“噢、噢”叫着，开始走车飞象地大杀大砍起来。可惜好景不长，没几个回合，又按兵不动了，此举如同钝刀架在脖子上不断地搓动又总不见血，令对方难受至极。有了这样的教训，后来的日子，不管是闲聊者还是下棋者，只要看到傅斯年出了家门向牌坊头走来，皆以最快的速度溜之也。面对这种反常的举动，傅斯年感到大不对劲，便带着不解向董作宾讨教道：“他们立在院内或大门口，一群人有说有笑，你去了，加入摆一套龙门阵。我去了，他们便一个一个溜了，这是为什么？”董听罢，哈哈一笑曰：“这正是我无威可畏，不如老兄之处啊。”傅斯年听罢，不好意思地摇摇头道：“糟糕，我这么不受欢迎，看来得向你学习呀！”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当局要求复课，而学生要求满足条件（严惩屠杀无辜教师和学生之党政负责人等）才能复课。傅斯年奉命到昆明处理学潮，在1945年12月17日的教授会议上，和闻一多发生冲突。据张奚若两天后对《罢委会通讯》记者讲，争执中“一多与傅常委闹起来，一多说：‘这样，何不到老蒋面前去三呼万岁！’这是揭傅斯年的旧疤，很少人知道的。我就劝解：大家争执，何必重提以前的旧事。傅气得大骂：‘有特殊党派的给我滚出去！’”　　傅斯年在台大的改革触犯了许多人的利益。台大发生学潮时，有人趁机发难，指责台湾大学优容共产党，攻击傅斯年。傅斯年虽不支持台大师生的行为，但他认为，如没有真凭实据，当局不能肆意进入校园在师生中搜查共产党分子，更坚决反对随意指责他人为共产党。当他读了报上对台湾大学师生的指责后，既恼又怒，毫不顾及地以“他妈的！”开骂起来，并在报上发表文章说：“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又说：“若当局有真凭实据说某人是共产党，我将依法查办，但是我办理这种事，绝不能含糊其辞，血口喷人。”最后愤然声明道：“反共须有反共的立场，贪官污吏及其他既得利益阶级而把事情办坏了的，我不能引以为同志。”　　1949年，台大发生“四六事件”，军队闯入校园，傅斯年对当局不经法律程序径行进入台大校园内逮捕师生高度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他甚至向当时警备总司令部官员彭孟缉警告：“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敦厚　　傅斯年请李方桂出任史语所所长，李方桂说：“在我看来，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闻听此言，顿时张口结舌说不出话。待回过神来，他躬身作了一个长揖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傅斯年对下属生活十分关心，事必躬亲。抗战时，史语所迁在四川李庄山坳里，供给困难。他给专员写信：“请您不要忘记我们在李庄山坳里尚有一批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　　有人说傅斯年脾气来了，是炮，温柔起来，像猫。据说，在南京史语所时，工友老裴最希望傅先生发脾气，因为他上午刚发了脾气，下午某杂志送来一笔稿费，他就一股脑儿送给老裴买酒，人情味很浓。　　傅斯年一直知恩图报。傅斯年出国留学时差一点被人挤掉名额，陈雪南关键时候伸出援手，傅得以出国留学。此后，傅斯年一直与陈保持相当良好关系。1948年，傅斯年在美国，被选为立法委员，他坚辞不就，后经陈雪南劝说才接受。　　抗战时在昆明，陈寅恪住三楼，傅斯年住一楼。每次警报一响，大家“入土为安”，往楼下防空洞跑。而他却逆流而上，上三楼把患有眼疾的陈寅恪扶下楼来，一起躲进防空洞。　　四川李庄永胜村农民张汉青的父亲张海洲当年给傅斯年抬过滑竿，他听父亲说过往事：“傅所长胖得很，恐怕有一百七八，只有我老者（父亲）张海洲和李伯周抬得起。傅所长经常去镇上办事，或者从李庄乘船上南溪下重庆。从板栗坳到李庄，抬滑竿的稍微歪一下，他马上喊停，下来走。他是怕我老者累倒了。　　“他对下头人蛮好。到街上，有时区长张官周、镇长杨君惠请吃饭。饭碗摆好，他一坐下来，刚捏起筷子他又刷地站起来，看轿夫桌子上的菜一样不一样。要是不一样，他马上站起来就喊我老者他们走。　　“在月亮田打坳田谷子的时候，有个兵抢人。傅所长就把他们连长叫来，连长一见傅所长马上敬个礼。傅所长叫他把抢人的兵查出来。他连连点头。这类事后来没再发生。”　　傅斯年嗜藏书，平日之积蓄，全部用在买书上。在李庄时，他卖书换粮，除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外，还周济朋友。董作宾家庭人口多，生活无保证，傅斯年就拿卖书的钱接济他。　　一位当时台大的学生唐本祥在《傅校长没有死》中回忆道：傅校长的作风，代表着民主和平等。一切都尊重多数意见，一切都以着重基层为前提。讲到平等，又一个故事可以说明他。常到校长公馆去的人，老是看到傅校长和他的汽车司机对坐而弈，并且神情怡然，一点没有校长的架子。对于同学，傅校长真是爱护备至。平常在他的公馆里，他接待同学，像接待客人一样，在学校里，他会在背后拍拍同学的肩膀，问一声讯，或是谈几句话。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蒋梦麟、傅斯年、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闻一多等都以不同方式表达了愤慨。多年后，傅斯年遇到了鹿钟麟，特地走到他的面前说：“从前我们是朋友，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一周，傅斯年由重庆来昆明，处理联大师生的罢课事件。傅斯年一下飞机，见到关麟征第一句就是：“你杀了我的学生们，比杀了我的儿女更让我心痛。”　　傅斯年任台大校长后两年间，因学力、教学水平低而被解聘的教授、副教授多达七十余人。但出身贫寒的他始终对下属有颗仁慈而悲悯的心，他明白一些大学教授被解雇后可去之处甚少，其中被他解聘的几位教师生活特别穷困，他又充满人情味地动用多方关系，把他们安置到台大图书馆，并续发了一年的聘书缓解他们的困难。　　在台湾大学时，作为一校之长，傅斯年的原则是答复政府公文可以让秘书那廉君代笔，但学生们来信他都是亲自动笔回复，以示对学生的尊重。　　傅斯年的妻子俞大綵回忆说：傅先生在台大，“常在中午返家时，偕我到各宿舍探视，并查看学生的伙食”。傅先生每次一进餐厅，“男生必高呼欢迎校长，女生则拥到他身旁”。　　1950年，傅斯年去世后不久，卫生署一人将一副眼镜送到傅家，告诉俞大綵说是傅先生托他在香港为某学生配的。原来，傅斯年为了发掘高才生，在台大举行作文比赛，由他亲自出题阅卷。一日，他回家兴奋地告诉夫人，自己看到一篇好文章，约作者面谈，果然文才非凡。但这学生家境贫寒，患深度近视而不戴眼镜，问他为何，该生默然不答。这名学生拿到眼镜后，含泪长跪在傅斯年墓前。　　率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