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作者：张佐良-2

车厢里人多，拥挤得好比香炉里插满了香，烧到最后剩下的香头东倒西歪，加之列车行进中的颠簸，人们随惯性摇晃前进，但没有一个人因站不稳而跌倒。车厢内十分拥挤，活动很不方便，我除了吃饭，不敢多喝水，以此减少去洗手间的次数。有时即使憋得难受，也只好硬坐着不愿动窝。车厢里人多，行李多，空气太糟糕，什么味儿都有，令人难闻憋闷。由于久坐不动、下肢血液回流不好，使两条腿肿得厉害，由脚脖子肿到近膝关节处；双腿发麻、发木，犹如失去知觉一般。　　我们就这样晕晕乎乎，摇摇晃晃，好不容易熬到了成都车站下了车。　　“首长他们已经到重庆去了，你们赶快乘火车去重庆。我们己同那里联系好，他们有人到车站接你们。”四川省交际处派来车站接我们的人这样说。　　于是，我们又乘上了开往重庆的列车。火车开动时已近傍晚时刻，虽说仍是硬座，身体已十分疲劳困乏，但这次列车车厢里旅客少，乘客都有座位，感到轻松了许多。　　我因旅途劳顿，睡眠不足，吃饭没有胃口。我们去餐车上胡乱地吃了点东西，记不清吃了些什么，但有一点令我至今印象深刻，那就是四川菜不仅辣还有麻。我素有结肠过敏，这一顿饭，食后“两头”不好受，令我以后不敢“恭维”。餐后回到座位休息，可以伸直腿，闭目养神，如四川人常说的“安逸”了。　　第二天上午列车到达重庆车站，市委接待处来人将我们接到潘家坪招待所住下。3月份，北京的天气乍暖还寒，重庆的春意亦不浓。人说“雾重庆”倒不假，刚到重庆见不到太阳，老天不开眼，阴沉着脸，不时地飘着靠靠细雨。汽车进入潘家坪招待所，只见一栋栋青砖灰瓦、朴素大方、小巧玲珑的别墅式小楼分布得错落有致，别具一格。院子里树木花草郁郁葱葱，散发出芬芳，沁人心脾，比满天风沙的北京要好得多了，令人感到快意。　　“接待人员安排我们紧挨董必武居住的那栋别墅旁住下；为安全起见，他们已将两栋房子间的走廊门锁上，有便衣巡逻哨。楼宇间以花坛、曲径和低矮的栅栏相隔。我和老滕住在同一间带卫生设备的宽敞房间里。　　南方气候潮湿，客房内墙壁和地板都用木质材料装饰。室内陈设简单实用，两张单人床、一张办公桌、两把木椅子、两只小沙发与一只茶几。房间里有一股木质家具或油漆挥发产生的特别气味，但不算难闻。那时候，电视机还没有普及，房间里连收音机都没有，但那个时候，恐怕也算是“三星级”宾馆了。　　我将自己的吃饭家伙，旅途中一直不离身的出诊包与旅行袋里的衣服及生活用品等取出安放好之后，坐到沙发里小憩。茶几上有服务员特为我们泡好的清香绿茶，我边吸烟。边品茗，边思忖着午饭后去看我的老同事、朱德委员长的保健医生顾英奇（后任卫生部副部长，现任全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我听说，是他向领导出主意要我来重庆到董老身边工作的。　　这是我第一次出差到外地，到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我还不了解情况，不懂得规矩，我的同屋老滕虽是一起来的，他未必了解当时的详细情况。我没有，也不便向他询问朱德委员长住在哪一栋楼？也不敢到院子里四处乱跑和瞎打听。　　“嘭、嘭、嘭，”随着一阵敲门声，我听见有人在叫我，“张大夫在吗？”我听出那人的声音正是顾英奇。　　“请进。”我说着，走到房门口去迎他，我们一起坐到沙发上。　　他向我简要介绍了一点情况：朱德、陈毅、贺龙与聂荣臻等几位老帅还有柯庆施等领导同志在成都相聚，柯庆施在成都骤发急性坏死性胰腺炎，经大力抢救无效而死亡。柯庆施死后不久，朱老总与几位老帅便离开成都来到重庆。在成都和来这里，他兼顾着董老的保健工作。过几天后，老帅们都要离开重庆，老顾要跟朱老总走。按照国家卫生部规定，董老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党的监察委员会书记，他离京到外地视察工作或休养都应带保健医生与护士。此次外出，他没有带保健人员随行，董老已是八十高龄的人了，患有痛风和三叉神经痛等疾病，发作时很厉害，需要有人在他身边照顾，所以让我来董老身边工作。老顾约我下午一起去见董老，他将董老的病历资料交给我后，即告辞了。　　中午，我与老滕跟董老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吃午饭。董老外出轻装简从，除他的夫人、老红军何莲芝以外，有一个警卫科长老丁、小曹和小梁两名公务员，这时又增加了我和老滕。　　从前，听到过不少有关董必武的传奇与美谈。人说董老是前清时期最后的一个乡秀才，辛亥革命老人，早年参加同盟会，留学日本期间结识孙中山，并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后来参加发起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是党的一大代表。董老曾赴苏联学习并参加党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他从苏联回国后到江西苏区工作，后参加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董必武曾长期同周恩来等人一起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武汉、重庆、南京等地领导党的公开及秘密工作。他曾参加旧金山联合国会议……　　总之，有关董老的革命生涯、传奇、美谈和他对中国革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实在是大多了。早在40年代，周恩来曾代表中央亲笔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贺董老六十大寿电中写道：“董必武同志：庆贺您的六十大寿！您过去的革命奋斗，贯穿了辛亥、五四、北伐、内战一直到抗战的各个历史阶段，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写下了光荣的史迹。您是中国共产党创始者之一……”　　这一天老天爷算是给了脸。据说重庆已接连几天绵绵阴雨，这天下午太阳总算从云隙间露了出来，带来暖暖春意。我在顾英奇陪同下，心中怀着十二分的敬意去见董老。到达董老住地，夫人何莲芝大姐已等候在门口。一眼看去便知她是出身劳动人民、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干部。她已值花甲之年，几丝银发修剪得与普通女兵那样短而整齐，步履矫健，衣着朴素，笑容满面地向我们迎来。　　“你是张大夫吧？我听顾大夫说了。你到我们这里来不必客气，以后我们就是自家人了。”她握着我的手，操一口浓重的四川乡音亲切地说。　　我在董老处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听何莲芝大姐谈起她与朱德夫人康克清大姐的数十年友谊：长征途中经常遇到敌人的围追堵截，行军战斗，缺少粮草，人困马乏，历经艰险到达陕北延安。董老夫人与总司令夫人康克清都参加种粮种菜及养猪养鸡等延安大生产运动，她们同延安军民共同度过了艰难的岁月。进城不久，她们都住在中南海，始终过着简朴的生活，她们过从甚密，保持着深厚的革命友谊。　　何莲芝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和善亲切，没有架子，平易近人、朴实热情，令我对她深怀敬意，也消除了我日后在他们身边工作的顾虑。我急忙自报家门，她将我们引进客厅落座，服务员端来茶水。何大姐走到我跟前，亲手将中华牌香烟及火柴递给我，询问我家庭、爱人工作单位及孩子等情况。片刻后，董老从办公室，不，应该说是从书房向客厅健步走来。　　八十高龄的董必武鹤发童颜，他那堪称美髯公的胡须令人乍一看，真有“仙风道骨”之感，确切他说是学者风范。事实也如此，董老学识渊博，多才多艺，他能阅读英、俄两种文本马列著作原版书。他不仅诗词著名，他的书法亦堪称一大家。　　大家见董老走来，立刻站起身来向他迎上去。我是新来的，自然主动抢走几步过去同老人家握手，顺便作了自我介绍。　　“天气不错，到外面去走走。”他没有客套，随便地同大家打招呼，说罢即转身向门外走去。　　大家跟在董老身后漫步。老人家说话慢条斯理、吐字清晰、底气很足。他为了革命，青年时期即走南闯北，东渡日本，到过苏联和美国，但依旧是一口浓浓的湖北黄安（今红安）乡音。那时期，我接触过的首长大多是四川、湖南、湖北人，我在上海读书时曾有幸听过陈毅市长作报告；在北京医院多次听过陈毅和粟裕的形势报告。但那时候，我仍分辨不出四川同两湖地区人的口音有何差别。我常以为“大人物”都出身在这几个地方。我跟董老初次见面留下的印象是：德高望重，再加上慈祥可亲。　　日后几天晴朗的日子里，陪董老在院子里散步，我有幸多次在近距离内见到在中国革命史上驰骋疆场数十载、立下赫赫战功、威震四海的朱德、贺龙与聂荣臻元帅。那时候，这几位共和国功臣虽已进入老年，但看上去一个个身板骨硬朗，仍是威武英姿，一派将帅风度。　　我见到朱老总和聂帅手拄拐杖，不过，拐杖并非他们年迈力衰的需要，只不过是一种风度。贺老总的烟斗不离手，但只是偶尔吸两口。首长们聚在一起谈笑，随员们则退向一旁闲聊。我认识的医护人员只有老顾。　　若干天后，听说老帅们都已陆续离开重庆，只留下董老一家仍住原地。老人家每天读书、看报纸、文件和写毛笔字。不记得他有过外出活动，顶多在院子里散步。尽管重庆常常烟雨蒙蒙，但毕竟进入春夏之交，气候渐渐转暖，院子里花草更加繁茂，蜜蜂嗡嗡、彩蝶纷飞。我们都脱去冬衣改穿春夏季服装。董老仍穿着薄丝绵袄与厚袜子，还是岁月不饶人啊！这期间，董老和夫人觉得身边人员不多，总共八个人正好开一桌饭。她常邀工作人员同桌进餐，这样可以节约，还可热热闹闹增加气氛。何大姐告诉我，在一起吃饭不要客气。你吃得多，把盘子吃它个光光的底朝天，董老才高兴，他就怕浪费粮食。何大姐这样说后，开始时我仍感到拘束，放不开，但很快也就狼吞虎咽了。　　董老在北大中文系读书的女儿因体检发现转氨酶稍为高了点，怀疑她得了肝炎，学校让她回家休养，她便来重庆看望年迈的父母亲。她看上去就是五六十年代见到的普普通通的大学生模样、中等个头，身材匀称，皮肤白皙，衣着朴素，一双黑布鞋，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没有一点高干子女的味道，跟大家很随和，没有几天我们便很熟悉了。　　在重庆期间，当地派人组织大家去参观红岩村、曾家岩50号、白公馆、渣滓洞等地，接受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也去琵琶山、大会堂和北碚等地观光游览。　　4月下旬，董老考虑要去湖北视察工作，准备乘轮船经长江三峡到武汉。据警卫部门介绍，途中除到万县稍事停留，但不靠岸外，其他地方都不停留。　　我考虑到二十多小时路程，走的是水路，前不靠村后不着店，不能随处靠码头上岸。老人家毕竟八十高龄，体弱多病，万一途中发生健康问题，自己一个人承担不起这个责任。故出发前，我请重庆市委派一位心脏内科专家与一名护士随我们同行到武汉。　　在一个天空晴朗的上午，我们在重庆朝天门码头登上一艘高级游轮，顺水而下。这是我第一次游三峡，一路上三峡的风光真迷人。只见两岸山峰秀拔，林木苍翠，船上负责导游的人向我们介绍了这个峰那个景，朝我耳朵里灌进一大堆，可我没记住几个。那时大家都还穷，没有人自己带照相机将这些美丽的风景照下来。二十多年后，我又多次去过三峡，补上了这一缺憾。　　在游轮上，白天，董老坐在视野开阔的客厅里观赏两岸景色。随员们轮流爬到船顶上去赏景过瘾。夜间，岸上一片漆黑，山岚瘴气弥漫、或细雨蒙蒙，既看不清挺拔的山峰，亦见不到洞穴。大家聚在客厅里，工作人员同何莲芝打扑克牌，董老坐在何大姐身后观战，偶尔他也出些点子。　　大约到了深夜11点钟，董必武忽然站起身来说，今天是乒乓球决赛，你们打开收音机听一下结果。原来，我国运动员正在南斯拉夫罗布尔雅那参加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这天夜里，大约在我国午夜11点多钟将决出冠亚军。由于轮船铁甲对无线电的屏蔽作用，船舱里无线电信号太弱听不清楚，于是我和公务员小曹拿着董老的袖珍型半导体短波收音机到游轮甲板上去听。　　游轮正向东开，由于船头风声和涛声等噪声干扰听不清广播声，我们只得跑到船尾去。尽管是初夏季节，船在顺风顺水而下，但午夜里船舱外还是相当冷的。我们都裹着棉大衣蹲下身子躲避冷风，把收音机音量调到最高处细听。我们听到我国乒乓健儿获得团体冠军，同时庄则栋获男子单打冠军，林慧卿获女子单打冠军，加上男子双打、女子双打及混合双打，我国共获五项冠军。我们一听完广播结果，立刻奔跑到客厅将这个喜讯向董老作了“详细”报告。老人家听后高兴得用手捋着胡须连连他说：“好，好啊，我们最后胜利了。”他说罢便去睡觉了。　　游轮乘风破浪不停地往东开。第二天中午到达武汉，登岸前，董老向船上工作人员及重庆派来的内科主任与护士表示了感谢。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亲到，码头来迎接。我们驱车到武昌，住进了东湖招待所（现东湖宾馆）百花一号楼。　　董必武外出视察工作，他不愿让地方上领导人迎来送往、兴师动众的给他们添麻烦；他更不许搞接风宴请招待等铺张浪费的事情。到住地稍事歇息后，便自己一家人吃饭后休息。　　自重庆至武汉期间，董老吃饭香，睡眠好，没有任何失健征象。不过，我不敢马虎，还是按照老规矩办事，为他测量血压和做心电图等检查，并请了湖北医学院附属医院著名心脏内科专家赵华月教授到东湖宾馆来会诊。另外，我想借此机会让专家与董老见见面，相互认识一下。让她熟悉董老的健康状况，以便日后董老到湖北农村去视察工作时请她同行，以保障老人家的健康。　　董老到达武汉后，每天的“功课”依旧是读书、看报、批阅文件和写毛笔字——这也可算是董老的一种“养生之道”吧。我见过几次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到东湖百花一号楼来看望董老，未见其他省委领导同志到住地来过。董老感到自己年龄大了，所做工作有限，省委领导同志都很忙，自己在此休息，尽量不要麻烦他们，张体学大概算是省委的代表，也许是董老特许的吧。张体学省长一点没有官架子，他穿一身中山装、不讲究修饰，就像一个乡村干部，说话大嗓门，办起事来说干就干雷厉风行，叫你觉得他完全是一派军人作风。　　我随董老住东湖招待所期间，老人家时常问我：“你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在做什么事情啊？”　　“读书。”　　“读什么好书？”慈祥的老人关心地问。　　“我看英文心脏病学杂志，医学发展很快，若是不看新的医学进展，不了解世界上医学的发展，会掉队的。”　　“好，年轻人能抓紧时间学习，这很好。我的身体还可以，平时没有多少事，你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学习，只有学习能使人进步；我也在学习呢。”　　“我见您在看马列主义英文原版书，但字太小，能看清楚吗？”我见到他的案头放着这类书，才这样说。　　“反正慢慢地看，有时用一下放大镜。你的英文不错嘛，能看懂原版书？”　　“我在大学时学的是俄文，毕业工作后俄语已不太实用了，俄文书籍又少。英文是后来自学的，现在还是要查辞典。”　　“抓紧时间学习好，但要注意身体，年轻人也要到外面走走看看活动活动，你到武汉来过吗？”　　“这是我第一次来武汉。”　　“我很想到外面去看看，现在年纪大了，很不方便，去不了。我一动，就要出动汽车，一大帮人跟着我。我到哪里去也不自由，给人家添麻烦，有时被一大群人围着看，走都走不了。我们在沙市的情形，你不是也看到了嘛。”老人家不无感叹地说。　　“其实，你可以坐汽车到外面转转，车速慢一些，浏览一下武汉的街景和发展。”　　“算了，我不想坐汽车到街上去兜风。你可以骑自行车过长江大桥到汉阳去看看，那里过去也很繁华热闹。叫他们（工作人员）给你带路，你看完了回来跟我说说见闻。”　　“我今天下午就骑车去。”其实，我也想到外面去看看，只因首长不外出，我独自一人到外面去瞎逛，怕人非议、影响不好，现在老人家发了话，我还能放弃这难得的机会吗？　　那时，武汉长江大桥是全国唯一的一座宏伟壮观的长江大桥，我当然很愿意去观赏一下值得中国人民骄傲的长江大桥。此后，只要董老健康状况良好，风和日丽，我连续好几天，吃完午饭出发，请董老的公务员或宾馆服务人员领路，一同骑自行车观光游览，偶尔，何莲芝同志外出访客，我就搭乘她的汽车逛大街，逛了回来，就找时间向董老汇报见闻忌是啊，当大人物也不容易，行动不自由，你想外出逛逛，散散心。可是，保卫部门要对你的安全负责任，否则，要是真的出了事，他们岂非吃不了兜着走。　　董必武在湖北农村呆了一周多时间，可说是晓行夜宿到各地视察工作。有时为了赶路连中午也不休息，那时没有现代化的高速公路，公路状况大多不佳，颠簸劳顿可想而知，耄耋老人精神感人。他主要关心农田水利建设、植树造林和农业中学教育三件造福子孙万代的大事。他看了渣河水库、四湖排灌工程、荆江分洪工程等。他找地方干部谈话或是开会讲话，都反复强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道理。他还特别提倡江河堤岸、水渠、公路铁路两旁、房前宅后等处空地都要种上树。在讲到推广群众植树时，他指出必须解决林权问题和育苗问题，调动起广大群众对植树的积极性。农田水利灌溉工程，既防治了洪涝旱等灾害，又可保障农业丰收，绿化和美化自然环境。他认为要让大家认识到这些工作的意义及重要性，群众才会自觉地去做。董老说的这三件事，仍是我们现代农业的根本所在，如今看来老一代革命家的目光是多么的远大。　　1965年5月中旬，董老自湖北视察工作返回北京后没有几天时间，中央请他老人家陪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到我国各地参观访问。　　1965年5月19日是胡志明七十五岁寿辰。胡伯伯是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战友和老朋友。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及董必武等我国领导人十分熟悉，亲密无间。他到中国来就像走亲戚一样，所以他选择到中国来“避寿”。胡志明身边只有他的贴身警卫，服务人员是广东派的，北京医院选派一位高年资医生跟随，照料他的健康。　　董必武陪同胡志明游览了济南名胜古迹，去了孔子的家乡曲阜，又到安徽芜湖，后到黄山住了二十来天。　　庞大的车队开往黄山的途中，发生了一件有惊无险的趣事。那天，我们在芜湖铁山宾馆吃完午饭后，稍事休息便乘车赶路去黄山。将近掌灯时分，车队进入黄山境界。浩浩荡荡的汽车长龙一路上轰轰隆隆的马达声响，使临近黄昏时下山来觅食的虎豹等猛兽受到了不小的惊吓。领导人的小轿车在先导车引导下顺利通过。我与当地的警卫人员同乘一辆车“断后”。在离住地约莫还有二十分钟路程处，坐在前排位置上的省公安厅警卫处的一个同志发现了“情况”。　　“前面有老虎！”那人突然大声喊了起来。　　司机反应极快，随着喊声，他立刻紧急煞车，关紧车门、摇上车窗玻璃。汽车在山脚下很窄的公路上停住了。大伙儿直起身子，屏息静气，探头朝前看。只见二十来米处的地上躺着一只“大虫”！是老虎？狮子？豹？看不清楚。没有人敢于下车去“探险”。　　“不管它是死的还是活的，先打它两枪再说。”这时有人提议，前排座位上有一人附议。他马上摇下车窗玻璃，掏出手枪朝那家伙“砰、砰”地开了两枪。枪响后，既不见那“大虫”抽动，也未见它跳起身来逃跑，不知何故，它仍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因离它较远，天色已黑，看不清楚地上是否有血。它死了吗？不知道。　　我们急于赶路，不能在那儿耽搁过久，必须跟上前面的车队。又稍等了一会儿，有人建议汽车再往前开，离它近一点，司机按了几下汽车喇叭，它还是不动。此时，有人握着手枪，子弹顶上了膛，走下汽车，就近捡起石头朝它身上砸了几下，像是死家伙。他从后备箱里取出汽车摇把，走过去捅了它两下，证实确是死的。大家都下车去看，见是一只死豹子，地上流着一摊血。有人分析：这是一只过路的豹，此处是陡坡，公路下边是悬崖；它受了车队的惊吓往陡坡上跳，结果摔了下来晕了过去，这时恰好遇上我们，便挨了枪子儿，被打死了。大伙儿同意讲话人的见解，然后，几个人七手八脚将它抬着放进了汽车后备箱里继续赶路。　　汽车到达黄山，我方得知董老住在观瀑楼，胡志明住在桥下面山麓，溪水边的温泉宾馆。我们将那只死豹子送进了厨房。　　我疾步走向观瀑楼，进门便到董老房间去，在两位老人跟前将我在路途中“遇险”经过，绘声绘色地叙述了一番。他们听得蛮入神，感到有趣。　　第二天中午，董老嘱咐我到厨房去看看厨师处理豹子的情形。我到厨房一打听，才知道昨天拉回来的是一只正怀孕的母豹，厨师剥掉豹皮后即开膛破肚，剖开母豹子宫，看见那只已死的小豹浑身具有花纹。　　我回去向老人家复命，告诉他所见到的情形。他听后感到有趣地说：“从前以为豹纹是在出生后，生长发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今天才知道是先天就有的。”　　这天中午，我们工作人员餐桌上多了一道菜——红烧豹子肉！大家品尝了这一特殊的野味，但觉得一点也不好吃。　　当年，八十高龄的董必武依旧童心未泯，喜爱体育运动。他常常观看运动会的重大比赛项目。他还是个“乒乓球迷”。如前面提到，他由重庆去武汉，在游轮上，深更半夜的叫随员收听“世乒赛”的结果。周恩来的最后十年--第五节第五节董老受冲击，小儿子两次无端遭逮捕；有人诬陷董老家中藏手枪；虎落平川被　　犬欺——小保姆封了副主席的“健身房”　　1966年，“文革”动乱时，董必武已是耄耋老人。他除了出席重要的政治局会议、接受外国驻华使节递交国书等活动外，极少出头露面。他早已赋闲在家，以书法和诗词等自娱，过着含饴弄孙，极为平淡的百姓生活。但是，即便如此，江青一伙也不轻易放过他。　　董老德高望重，为人厚道谦和，一生不争名利。按说，他没有跟谁结下什么冤仇。此时，他虽在党内外只是一些荣誉职务，并无实际权力可夺，但老人家威望高、影响大，这，仍使“四人帮”一伙人不放心。他们抓不到董老任何小辫子，一时无计可施，便采用了在精神上折磨老人家这一毒计。　　1966年12月中旬的一个夜晚，董老的女儿突然接到在广州陪伴父亲休养的妈妈打来的长途电话说，爸爸刚接到中央通知要他的小儿子到公安部门去投案自首。没有人向他解释为什么，爸爸也没有问为什么。妈妈在电话中嘱咐女儿说：一定要听话，去吧。女儿尽管满腹狐疑，还是按爸爸妈妈电话中的嘱咐，老老实实地按中央指示去办。　　第二天早上，她带着弟弟骑着自行车，也没有带洗换的衣服和牙具等生活用品，出了中南海西门，直奔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东侧的公安部，在公安部熙熙攘攘的大门口，找不到接待他们的人。　　“到市公安局那边去看看吧。”弟弟提议道。　　“你们怎么也来了？”到了市公安局，一位舍在中南海呆过的警卫战士认出了他们，问道。　　“中央叫我弟弟来投案。”　　那人吃惊地看了她弟弟一眼，弟弟朝他肯定地点点头。当公安局的人向他们了解到他们没有搬家，仍住在中南海，家里的电话机也没有撤掉，电话号码也未变，这都表明董必武没有被打倒，也没有受处分后，接待的人对她的弟弟要到公安局自首感到大惑不解。于是，她只得将妈妈打来长途电话的内容向他叙说了一遍。那人听后觉得拿不定主意，又找了一个年长些的人，把姐弟二人领进了屋子。　　“谈问题吧！”那人说。　　“我参加了由派出所提供线索，某军队提供了汽车、公安部派出人员保卫革命小将的打击流氓活动；参与了在‘中央文革’指点下的‘毛泽东“红卫兵”’抄砸民主党派办公室的行动……”　　董老的小儿子边回忆边检讨自己从“文革”以来的“违法行为”。　　“就这些？”市公安局的那人听后有些生气地问。　　“就这些。”弟弟很但然地回答。　　“那么，谁让你们来的？”他感到奇怪地问。　　董老的女儿只好将妈妈从外地打来长途电话的情形又复述了一遍。　　“好吧，就这样。你们回去吧！”最后，公安局的这位同志明确地说道。这一次，投案自首未成。　　姐弟两人回家后立刻给老父母打电话，向他们详细禀告。母亲听后很高兴，但父亲又来电话催促弟弟去投案，女儿又对他说了经过情况。　　“把投案的过程，报告总理值班室备案。”董老再次让秘书打长途电话给家里，郑重地嘱咐孩子们。　　原来以为这天方夜谭式的故事，到此便结束了。哪里知道，1967年1月4日凌晨，北京市公安局打来电话，通知董老小儿子立即带上生活用品去投案报到！就这样，他的小儿子稀里糊涂地被关进了公安局。　　关到这一年年底，江青、陈伯达、谢富治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这一批专门从监狱里提出来的、曾经是“红卫兵”小将的年轻人，向他们进行了“教育”，实施了“宽大”政策，释放了这些可怜的小青年。其中，就有董必武的小儿子。他，只是一个中学生。事实上，这些年轻人恰恰就是曾经被江青他们利用过又加以迫害的那些人！可恶！可恨！可悲！可叹！　　董必武的小儿子一心想当兵，几经周折后，1968年4月初，广州军区同意接受。可是，令他们惊愕不已的事情再次发生了。　　寒假期间，他们姐弟去广州与父母亲一起欢度春节，共享天伦之乐。节后，他们乘火车返回北京。列车抵达北京，进站停靠稳当，姐姐急匆匆地下了火车，很快进入了出站的人流之中。到车站来接站的哥哥和弟弟的女友突然看到事情有点不对头：他们见到弟弟被两个穿便衣的人夹在中间踉跄着往前走，弟弟向哥哥、姐姐和女友举起自己手上冰冷无情而沉重的手铐晃了一下。那两个人将他推揉着塞进了一辆预先停在车站的小轿车里开走了。　　这一次，孩子们亲眼目睹了这严酷的一幕。大家眼睁睁地看着弟弟，不知他究竟“又犯了什么罪”而遭逮捕？　　兄妹三人没有乘公共汽车，彼此一路无话，默默地从北京车站走回中南海的家。　　为什么要抓我们的弟弟？！不清楚！古老文明的中华民族，这个泱泱大国，“法”在哪儿？　　一直到了1968年10月上旬一天近黄昏时分，董必武那无端受铁窗之苦的小儿子又一次被释放。他拖着疲惫的身躯，迈着沉重的脚步走进了家门。进屋后，他把监狱里用过的东西扔到房间角落里之后，走进父亲的办公室叫了一声“爸爸”，他的嗓子便噎住了，什么话也说不下去了……　　“回来了？！坐吧。”老人听到儿子的声音，放下手中的文件，面带苦涩的笑容跟孩子说。可儿子憋在肚子里的话还是说不出来，他走过去坐在父亲身旁的沙发上。　　父子二人相视了一会儿后，父亲问儿子为什么被抓进了公安局，又是如何被放了出来的事情。　　可是，这所发生的一切，正是儿子想从父亲这里弄个明白的。　　至此，儿子才知道自己被逮捕后在监狱里关了半年时间，像父亲这样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干部都不知道此事的情由，真是无法想象，可见，江青一伙两次把他抓进去又放出来，这种卑劣的做法，确实是冲着父亲来的。　　“他是代我受过啊！”正如父亲曾对姐姐说过的话。　　为了不让老人伤感，孩子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有言尽在不言中，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就这样，他将一肚子的委屈憋在了自己心里，噙着眼泪站起身来默默地离开了父亲的办公室。　　春末夏初的一天，董老从中央开完会一回到家，便神情紧张地把女儿叫进他的办公室（通常，孩子们是不进他办公室的）。　　“是不是贺老总给过你一把手枪？”老人急切地问女儿。　　那年月，正是鬼魅魍魉张狂的时代。董老的女儿亦深知自己的父亲正处在风口浪尖上。她听老父亲一说“手枪”两个字，心里便一愣神，令她发懵，也发呆。此时，父亲怎么会提起手枪来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说起这件事情来可有年头了，她差不多早已忘记了。　　50年代初，夏季的一个星期天，董必武大儿子约了叶剑英和其他家的几个孩子与妹妹一起去看望贺老总，贺老总愉快地接待了孩子们。那些男孩子纷纷向贺老总提出要鸟枪。贺老总戎马生涯，驰骋疆场大半生，最喜爱的就是枪。现在听到年轻人向他要枪，他身为国家体委主任，射击运动归他管，他感到年轻人喜欢枪，对射击运动是好事，也就满足了小伙子们的要求。　　“给你什么呢？也是枪，好不好啊？”贺老总给男孩子们发了枪，他笑着看看董老的这个小女儿这么问。　　“好、好、好！”女孩子高兴地回答说。　　“去把那支小手枪给女娃娃拿来。”贺老总吩咐身边的人。　　那人取来了一支小巧的手枪和四发子弹。这把枪就跟玩具一样，枪虽然锃亮，但棱角处的烤蓝已随岁月流逝而磨损了许多。女儿兴奋地把枪拿回家给妈妈看过后，便珍爱地收藏了起来。直到此刻，父亲向她提起手枪之事才想起来，向年迈的父亲如实禀告：董老听完女儿的这一番叙述后，精神很快松弛了下来。　　原来，关于手枪的事已惊动了周总理。　　一次开完会，总理留住董老问：“你女儿在北京吗？”　　“在呀！”董老回答道。　　“有人说，你女儿最近从叶向真（叶剑英女儿）那儿接受了一支小手枪，枪是贺龙的。那人还说，贺龙借到怀仁堂开会的机会，到你女儿那里去拿枪，来暗杀主席！”周总理继续跟董老说。　　董必武女儿听父亲这么一说，觉得那帮人实在是可笑又可恨。同时，她亦感到事情十分严重，难怪提到手枪之事便神色不安，他们欺人太甚，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她心中不禁惶恐起来。她那傻乎乎的弟弟相信过标榜革命的“四人帮”，不久前刚遭囚禁。现在，看样子又有新的灾祸要降临到自己头上来了。谁叫你是董必武的女儿呢？！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就叫做“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啊！　　后来，董老的女儿按照父亲的嘱咐，立刻和母亲一起翻箱倒柜地把心爱的、如今给她带来惊恐的小手枪找出来，交给了警卫局的一个男同志。那人拿起手枪看了又看，使劲地拉枪栓，就是拉不开，原来枪栓早就锈住了。　　“这支枪根本没法用了。”警卫局的那个人说。　　“你说没法用，人家说是有人要用它谋害毛主席呢！”　　她交完了手枪，回家向老父亲复命，好让他老人家放心。　　俗话说“虎落平川被犬欺”，还真是如此。好事轮不到一桩，祸害不断地降临到董老家。　　“文革”前几年，董老喜爱乒乓球活动，大家为他在居住的宅旁清扫了一间汽车库，安放了一张乒乓球桌子，权当他的“健身房”。工作人员常陪他挥动球拍练几下，老人家借此锻炼身体。所以，他管乒乓球叫“卫生球”。　　1966年，“文革”动乱那阵子，董老仅有的这一点爱好，即打乒乓球活动，也无端地被迫取消。　　那间由旧汽车库改造的“健身房”，被红极一时的权势者陈伯达家的一个保姆，擅自叫人用木条把门钉死。从此，老人家只得放弃心爱的乒乓球活动。　　董必武于1953年迁居中南海，为的是办公与开会都方便，可节约途中往返坐汽车的汽油和时间。1965年，我任董老保健医生时，他家住在中南海怀仁堂东侧一个四合院里。他家后院是王稼祥（时任中联部副部长），我亦兼管王稼祥的保健工作。　　在经过上面这许多变故以后，董老决定搬出中南海，迁到六部口临近的一个院子里居住，直至老人家仙逝。周恩来的最后十年--第六节第六节外国大使正等待向国家副主席呈递国　　书，董必武三叉神经痛猝然发作　　董老患三叉神经痛已经有些年头了，疾病的部位主要在右侧，曾发作过多次，间隔期长短不一。我的前任保健医生向我交班时提到发病时的情形：病起突然，往往无任何预兆，发病时脸色苍白、右侧面颊、上颌与舌头都有针刺样或触电样的剧烈疼痛，不能说话，吃饭困难，连胡须也不能触摸，甚至手指还未碰到胡须，便感到触电样疼痛，面部肌肉抽动、眼泪与口水直流，痛苦难以忍受。往昔此病发作时，由卫生部保健局立即请天津医学院附属总医院神经外科主任著名脑外科专家赵以成教授来北京主治，北京市宣武医院脑外科王忠诚教授（现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协助，我曾亲历过董老两次三叉神经痛突然发作与两位专家治疗的经过情形。　　1966年盛夏时节，正值“文革”运动刚刚开始，敏感的人们已经闻到了令人窒息的火药味。81岁高龄的董老平素性情温和、恬淡而寡言。本来说话不多的董老，如今音容笑貌少见，常常独自呆在办公室里静静地阅读，困惑？思索？恐怕兼而有之。　　时隔不久，首都以至全国各高校首先组织“红卫兵”起来造反，大鸣大放大揭发大批判，霎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他们很快冲向了社会，大搞打砸抢抓斗，其来势凶猛异常。清华、北大的许多著名教授被头戴高帽，身穿长袍。面孔画花脸，胸前挂大木牌，牌上书写“×××”大名再用红笔打叉叉，糟蹋污辱其人格，使他们身心受到严重伤害。　　我国负有盛名的人民文学家老舍先生，就是在这期间因不堪屈辱而投身太平湖以死抗命。　　“红卫兵”受命的这些过火行动令国家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深感不安、忧虑与不解。这几位中央领导人商定并征得常委们同意，向各单位派出了工作组，力图安抚党心、民心与安定社会秩序，使机关工作不受干扰，工业生产得以维持、百姓生活不受影响。本以为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们错了！于是，这三位高级领导人不得不在人民大会堂万人公众大会上，公开向广大群众承认自己对这一场骤然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识不足，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所以犯了方向路线性质的错误！那么，谅必董必武他老人家亦是如此心情？他连最喜爱的“功课”——书法亦少动笔。此时，从他的脸上再不见昔日随他去湖北视察工作期间经常看到的那种可以叫人感觉到轻松和愉悦的神情。　　正在这时，董老的三叉神经痛又突然发作了。这是同他当时的心情有关？还是医学上所谓的“身心疾病”？　　三叉神经痛发作已使董老疼得无法说话，不能触摸胡须……其痛苦情形近似上面所述。虽不是整个右侧三叉神经痛，仅仅是三叉神经下颔支发病，不算太严重，但不能说话，不能喝水，也吃不了东西。　　“我立刻用电话同卫生部保健局联系，要求马上请天津赵以成教授来京为董老治病，但我很快被告知：联系不到赵教授，很可能他被“红卫兵”揪斗？　　那天下午，董老的工作既忙又重要。他要出席一个重要的会议，另外外交部已安排好两个国家新任驻华使节，到人民大会堂向国家副主席董必武递交国书，董老都不好推辞。　　在情急之下，我已顾不得我们的老部长、保健工作祖师爷对保健医生的谆谆教诲：一个保健医生不要轻易地自作主张，独自给中央领导人做重要的诊疗措施，保健医生的职责就是“多请示、多汇报、勤观察、少用药”。他的教导是非常有道理的，在我日后的保健工作生涯中获益匪浅。但当时，董老三叉神经痛发作的痛苦情形容不得我考虑那么多，那是“非常时刻”，并非我自不量力。作为一个医生的职责，我不能，且时间亦不允许等待，我别无选择的余地。再说，这一次三叉神经痛发作只是三叉神经的下颌支，治疗方法是最简单的一种，只需用麻药做局部封闭疗法即可奏效，我心里有数，认为是有把握的。若是整个右侧三叉神经痛发作，需作头颅上的卵圆孔穿刺封闭治疗，我是万万不敢造次的。　　我当即向老人家“自告奋勇”地说：“天津赵教授恐怕一时来不了，况且我们也不能等待，您若是同意的话，我来给您作封闭治疗，肯定有效，不会有危险，顶多可能是效果差一点（我思忖着自己不要把话说得太满）”　　“好嘛，你就给我打一针。”董老听了我毛遂自荐解释后，爽快地接受了我为他作封闭疗法的建议。　　自然，在一个不懂医的人看来，医生用一根细长的针头，抽上一针管麻药朝嘴里深深的扎进去，怪害怕的。但对医生来说并不是什么复杂的治疗方法。　　我从出诊包里取出一根约六七厘米长消过毒的细针头，请董老张开嘴巴，在他右侧下颌骨处粘膜上用淡碘酒消毒后，将注射器针头刺入局部粘膜下直至下颌骨，再向外退出一点，用针芯试抽一下，见针管里没有回血，说明针尖不在血管里，针管里的麻药不会到全身去。这时，我将针管内预先抽好的2cc“利多卡因”麻药，缓慢地向几个方向注射进局部，注射完毕就拔出针头，站在一旁观察情况。　　大约过了十多分钟，董老面部痛苦的表情顿时消失。他用手捋着自己的胡须不再疼痛，脸上终于露出了在这期间少有的笑容。周恩来的最后十年--第七节第七节邓小平视察水陆两用坦克厂有惊无险；得知抓了坦克车驾驶员，邓小平让“马上放人”；成为“中央文革小组”重　　要成员的王力险些坠入万丈深渊　　1965年深秋，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率领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和铁道部长吕正操以及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程子华等人视察云、贵、川三线建设进展情况，卫生部保健局派我随行。所谓三线建设就是国家为了战备而将重要的军工企业与重工业安排在云贵川三省。保健局交代我的任务主要是照顾好邓小平。　　出发前，邓小平夫人卓琳同志引我见了邓小平，在为他作了简单的体格检查后，小平同志跟我交代说：“我这里没有多少事，不需要医生，但你可用我的名义跟出去，要把富春同志照顾好就是了。”　　“好的。”我简单地回答。　　那一次李富春夫人蔡畅大姐没有去，李富春身边随员比较少，一路上我多半随李富春一起活动。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他在战争时期的赫赫功绩早被人们广为传颂。　　邓小平青年时期赴法国勤工俭学时，同周恩来、李富春、蔡畅、蔡和森等人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留法期间，李富春、蔡畅把他当作“小弟弟”一般来照应，所以邓小平同李富春、蔡畅间的革命情谊之深非同一般，他，因此对我有这样的交代。　　有人说，邓小平办事举重若轻，管大事，不经意小事，我不完全赞同。后来，我在同他的接触中碰到过几件不大也不小的事情，令我印象颇为深刻。　　事情是这样的：在我随邓小平去云、贵、川视察三线工作之前个把月，我按规矩，为了熟悉他的健康情况，多接触他，让他了解我，对我这个保健医生建立信心。因此我每星期至少要到他家去一两次。主要是卓琳同志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接待我，但他亦常看到我。按理说，他是能认识我的。可是，有一天上午，我拎着出诊包进了中南海怀仁堂西侧庆云堂胡同三号院邓小平家，他正专注地抱着一个不满一周岁的小孩子在院子里散步。　　“卓琳，送文件的来了！”当他看见我拎着一只黑色出诊包便大声喊道。邓小平一向耳背，故他说话的嗓音比较大，咳嗽清嗓子的声音也很响。看来，他一时未认出我，把我当成办公厅机要局送文件的同志了。　　“喔，什么送文件的来了，是张大夫，请进来坐。”卓琳招呼着我。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邓小平就被打倒，不久他被“遣送”南昌。在时隔七年后的1973年4月，那时他刚被“解放”，没有带随员，他只是同夫人卓琳一起看望因患癌症而作了手术正在玉泉山休养的周恩来。大家都高兴地到门口去迎接他们。　　“你是张大夫，总理还好吧？”他跟我握手时这么说。　　这一回，表明他是认识我的，尽管是件小事，况且时间隔了七八年之久。　　我在保健工作中接触过多位中央高级领导人，当然时间短，知道得不多也不深。但从表面看，唯有邓小平、董必武和陈云等首长，家庭中三世同堂、儿孙绕膝、共享天伦。尤其是邓小平喜欢孩子也是有目共睹的，如他带着第三代到飞机场迎接外宾，参加植树节等重大活动使广大观众都在电视荧屏上看到了。他，与一般的老爷爷含饴弄孙没有什么不同。他，是伟人、是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但他也同普通老百姓一样有着温馨的家庭生活。　　去三线视察那会儿，李富春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薄一波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邓小平带着主管国家工业和经济的重要负责人视察三线建设工程，可见此行的重要意义，此举简直可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相媲美。当时的邓小平刚进入花甲之年，他精力充沛、同老战友相处在一起情绪特别高，常听到他侃侃而谈与琅琅笑声。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部队里就听到过许多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神奇故事。上级指派我跟随邓小平去云、贵、川视察工作，我感到十分荣幸。　　邓小平视察三线建设工程，犹如他当年带着千军万马驰骋疆场一样，他任总前委书记，但他必须要有刘伯承司令员等几位能征惯战的将帅配合默契，方能度过重重难关，克敌制胜。　　想当年，三线建设工程规模空前，在国家工业底子薄，经济尚不富裕，技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举措。其时，咬着牙投入了大量资金、人力和物力，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去创造奇迹！当时，我看到的攀枝花（即渡口市）钢铁联合重工业基地正待开发当中。邓小平此行，带着中央主管工业、经济建设和铁路运输的主要负责人同行，无疑要去完成一次大的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可惜的是他尚未等到战局的结果如何，“文革”动乱便开始了。　　此次随邓小平去三线视察工作发生了一件虽说有惊无险却亦令人心悸的“意外事故”。　　邓小平是四川人，他一到成都自然就是到了家乡，西南大区书记李井泉、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和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等人都热情接待并随同总书记视察工作。　　一天上午，根据日程安排，大家去参观水陆两用坦克车制造厂。原先安排在嘉陵江边观看水陆两用坦克车开到江里去表演，只因天公不作美，雨下个不停，道路泥泞，不得不将坦克表演临时改在室内进行。水陆两用坦克成了“一用”，暂且只好当作普通坦克车表演了。大家未能看坦克车开进江里去的精彩表演，多少感到有点煞风景。　　厂方负责人带领大家进了一间大厂房。真不愧是坦克工厂，厂房之大使我生平第一次开了眼界。除了厂房中央划出了一块空地停着一辆预备表演的坦克车外，里边停满了坦克车。参观人员被安排在这辆表演坦克的四周。　　首长站在前边，随员在后。我站在邓小平右侧，同他相隔开七八个人。我的右边是铁道部办公厅主任，我们背靠停放在身后冷冰冰、硬梆梆的钢铁家伙——水陆两用坦克车。我们没有退路。　　技术人员向首长们介绍了坦克的性能和同军事上先进国家坦克的比较情况后，便开始进行坦克车原地转动表演。一位负责现场指挥的同志手里举着一面小红旗站在坦克正前方，驾驶员在坦克车内通过一个外“八”字形的视窗按照指挥员的命令进行操作，那辆表演坦克启动时马达发出隆隆的轰鸣声，参观者被震得耳膜轻微疼痛，听不到旁边人们的说话声。　　坦克车先作顺时针方向慢速转动一圈，中间灵活地表演了几次煞车，一切都很顺利；但它刚一停稳又突然启动进行逆时针方向高速转动，还没有令参观者反应过来，已有好几个人被掠倒在地。我摔倒在地，手里提着的出诊包被甩出数米远。紧挨我右边站着的铁道部办公厅主任也倒在我身旁。他用右手护着左胳膊，只见鲜血从他手指缝里滴下来，他的外衣已染红了。我急忙从地上站起来去检查他的伤口。他的左胳膊受了重伤：身上的军大衣、呢中山装、毛线衣、衬衫及棉毛衫等五层衣服被撕成一个大洞，伤口又大又深，骨头也露了出来，鲜血直往外流。　　这位主任挺坚强，他只是用好胳膊托住受伤的左臂，紧皱着眉头低声地哼哼着。有人把出诊包给我递了过来，我取出急救包替他包扎好伤口，接待部门用汽车送他去医院。　　首长们都已安全地离开了现场，我正欲拎起出诊包返回潘家坪住地时，突然感到自己右手腕剧烈疼痛，无法拎起出诊包。仔细一瞧，发现右手腕关节已肿了起来。在场的人也用汽车把我送到重庆医学院附属医院骨科门诊，经X光拍片检查发现桡骨下端裂了一条小缝，幸好并无错位。医生用中药敷贴局部并以石膏托固定右臂。我这点小伤同那位主任相比算不了什么，虽说有点痛还是可以忍受。但我不知道自己受伤后还能否继续随首长们一起活动。　　“张大夫，疼得怎么样？我们这里事情不多，你可以回北京去治疗，养伤要紧，不要勉强。”回到潘家坪后，卓琳见到我便关切地说。　　“……”　　我听后默不做声，不知道自己应当怎样表示好。　　我受了一点伤，到底应该说“没有关系，可以留下来”，还是说“我回北京去吧，另找一位医生来接班”？这毕竟不是战争环境轻伤不下火线。　　“当然，你愿意留下来继续随我们一起活动，我们是欢迎的。”她见我未表示态度，大概看出了我的心事，又接着补充了一句。　　后来，邓小平办公室的人真诚地征求了我的意见，我表示愿意留下来随团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