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历史-2

这些话说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心坎上，在那年头，没有什么比这种认同，更让人感到贴心，感到温暖如春。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我的身上确实收藏丰富，当时抢像章很厉害，害怕别人来抢，我把所有的像章都反别在衣服上。结果就像变戏法一样，我掀开这片衣服，亮出了几块宝像，撩起另一块衣襟，又是几块宝像。小将们一个个眼睛放出光来，惊叹不已。好几位造反派是我母亲的得意弟子，原来都是极熟悉的，她们在我身上摸来摸去，把我哄得七荤八素，目的却是想知道母亲有没有把什么东西，偷偷转移到儿子的口袋里。我对她们不无反感，只是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因为那时候已经有了些性别意识，被这伙女造反派弄得很别扭。一个造反派摸索完了，另一个造反派又接着过来摸索，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让她们给搜寻遍了。突然，一个小将跑过来报喜，说是找着罪证了，这边的几位小将顿时兴奋起来，一副大功告成的样子，也顾不上我了，扭头都往那边跑。我隐隐约约听说是抄到黄金了，这在当时，就是个了不得的罪证。在我少年的记忆中，黄金绝对不是个什么好东西，只有地主资产阶级才会拥有，只有反动派才会把它当作宝贝。拥有黄金意味着你与人民为敌，意味着你是万恶的剥削阶级。听说那些被抄家的坏人，常把黄金藏在枕头芯里，埋在地板底下，既然是从我们家抄到了黄金，我确信自己父母像红卫兵小将说的那样，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家有很多书橱，听说抄到黄金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那几根镶在书橱上黄灿灿的金属轨道。我至今都不明白，当时为什么会这么想，为什么会有这样自以为是的误会。也许是保姆和别人说过，我们家的书很值钱，也许是小人书和电影里的阶级斗争教育，让我产生了高度的革命警惕。反正当时确信不疑，认定那些金属轨道就是黄金。我的父母把黄金镶在书橱里，以为这样就可以蒙过别人的眼睛，可是他们没有想到，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革命群众都是孙悟空，个个都是火眼金睛。《亲历历史》第二部分 《亲历历史》记忆中的文革开始(3)后来才知道，所谓黄金，不过是我奶奶送给母亲的一根金项链。我听见了母亲挨打的惨叫声，造反派此起彼伏地训斥着，显然并不满意只有这么一点小小的收获。他们继续翻箱倒柜，继续恶声恶气，动静越来越大，收获越来越小。我一个人待在厨房里，心里七上八下，不着边际地胡思乱想。不时地有造反派跑到厨房来，这儿看几眼，那里摸几下，连油盐酱醋的瓶子，都不肯放过。在旧作《流浪之夜》里，关于抄家，我曾经写过这么一段文字：一直抄到天快黑，大失所望的造反派打道回府。除了厨房，所有的房间都被贴上了封条。我的父母就在这一天进了牛棚，保姆也拎着个包裹走了，只留下我孤伶伶的一个人。我整个地被遗忘了。我的父母把我忘了，造反派也把我忘了。天很快黑了下来，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一个人待在宽宽大大的厨房里，真有些害怕，于是便跑到大街上去。那天晚上，我在大街上流浪了一夜。或许也可以称作是一种出走吧，自记事以来，还从未一个人离家这么远过，更没有深夜不归的经历。我为自己生长在这样的反动家庭感到羞愧，决定离开，决定跟与人民为敌的父母彻底决裂。夜色降临，我不知道自己要去什么地方，身无分文，茫然地在街上走着，哪儿人多就往哪儿去，哪儿好玩便往哪儿钻。这一夜，遇到的稀奇古怪，要一笔一笔说清楚，还真不容易。大街上灯火通明，在市中心的广场上，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正轮番演出活报剧，给我留下最最深刻记忆的，是一段轻松活泼的天津快板书。在当时，再也没有什么比快板书更适合街头宣传，说书者戴着个大鼻子扮演刘少奇，动不动就来这么一句，“提起了刘少奇，他不是个好东西”。这词非要原汁原味的天津话说起来才有趣，快板噼噼啪啪地响着，听众一边听，一边乐。不远处，造反派正慷慨激昂辩论，你一句，我一句，没完没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就是斗嘴吵架。那时候，大规模武斗还没有开始，辩论者唇枪舌剑，不时地听见有人在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文斗就是讲道理，可是讲着讲着，就都不讲道理了，袖子捋了起来，拳头举了起来。眼看着要打起来，不知怎么的，又突然不打了，双方握手言和，然后又接着与第三方大吵，吵得不可开交。一方说什么好得很，一方就大喊好个屁。广场上“好得很”和“好个屁”此起彼伏，谁都不肯示弱。我一直没弄明白“好得很”和“好个屁”的争论焦点是什么，“好得很”这一派后来被称之为“好”派，它的对立面就成了“屁”派，“好”派“屁”派是南京两大造反组织，都出了一些了不得的大人物。那漫长的一夜可以分成两部分，上半夜都和革命有直接的关系，下半夜与革命就有些距离。随着夜越来越深，耍猴的，卖狗皮膏药的，要饭的，都形迹可疑地冒了出来。耍猴的一个劲数落一只老实巴交的猴子，就像教训自己的孩子一样，好几个大人围在一旁津津有味地看着，边看边笑。卖狗皮膏药的开始推销自制的肥皂，吹得天花乱坠，把机油和泥土往一块白布上揉，然后现场清洗给观众看，引得看的人赞叹不已。要饭的在数自己挣的钱，把硬币一枚枚摊在空旷的台阶上，数了一遍又一遍。在树荫深处，竟然还有一个男人在手淫。我当时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是奇怪他尿个尿，干吗要那么复杂。重新回忆这一夜，总有一种荒诞之感，连我自己都觉得它不真实，然而又确确实实都是亲眼所见。一群小流浪汉合起伙来，不费吹灰之力，就骗走了我脚上的新塑料凉鞋。他们是我新结识的伙伴，我们一起在广场上玩，从东窜到西，又从南玩到北，很快变成无话不说的小战友。夜深人静，广场上的人群渐渐散去，喧嚣的热闹劲过去了，我仿佛找到了组织，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伙小流浪汉郑重其事接纳了我，开始对我天花乱坠，哄得我这个九岁的孩子心荡神怡，对未来产生了太多美好想象。五颜六色的肥皂泡在空中飞舞，我很轻易地就相信了他们的许诺，相信他们真能带我去北京，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家伙是个瘸子，是个能说会道的语言天才，他自称是老红军的后代，曾经被毛主席亲自接见过，还跟他老人家握过手。我对这家伙的故事深信不疑，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能打动我，说什么我都敬若神明。最后他对我下达命令，让我像其他的小流浪汉一样，在银行门前的大平台上躺下来睡觉，他让我把凉鞋脱下来，当作枕头垫在脑袋底下，理由是这样不容易被偷走。我困意朦胧地当真把塑料凉鞋脱了下来，搁在脑袋下面，美美地进入了梦乡。在蜜一样的梦中，我梦到自己和成年的红卫兵一样，爬山涉水，终于到了世界革命的中心，见到了人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人山人海，一片欢呼声，我的鞋子被挤掉了，大家都赤着脚向前拥去，一直冲到了最前面，街面上到处躺着被挤掉下来的各式各样的鞋子。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一时间我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躺在大街上。我已从平台的这一头滚到了另一头。我的鞋没有了，我的那些新结识的流浪汉小战友也无影无踪。《亲历历史》第二部分 《亲历历史》记忆中的文革开始(4)最后，我是光着脚走回家的。我被那些新结识的小流浪汉给耍了，刚建立起来的革命情谊，转眼间被糟蹋得干干净净。他们偷了我的凉鞋，兴高采烈逃之夭夭，像沙滩上的水一样蒸发了。我的失踪惊动了当地派出所，也让造反派感到不安，他们对我的失踪负有责任。我的父母还关在牛棚里，一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没有了，造反派显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正分头在找。他们担心我被人贩子带走，落入坏人之手。我的出现让大家喜出望外，尤其是那些女弟子，虽然已经与我母亲决裂了，毕竟还有些残存的师徒情谊。她们像对待英雄回归一样地欢迎我，让我先饱餐了一顿，然后围着我七嘴八舌，一个劲地追问我把鞋子丢到哪去了。我结结巴巴说着自己的遭遇，多多少少有些添油加醋，她们听得一惊一乍。对于她们来说，这只是有惊无险，只是弄丢了一双鞋子，鞋子丢了，孩子还在，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吃饱喝足，一个年轻美丽的女演员英姿飒爽地走过来，把我从母亲的女弟子手中接走了。她是造反派的小头目，是兵团的什么司令，穿一套草绿色军服，系一条地道的军用皮带。那时候，造反派全是这身打扮，真能穿上货真价实军服的人并不多。她身上是一套真正的军人制服，仅仅凭这套行头，足以让人刮目相看。在当时，有各式各样的军服，大多是仿制的，有的甚至是用土布自己染的，绿得莫名其妙，水洗以后，因为褪色，像迷彩服一样肮脏不堪。一套真正的军人制服，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它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代表着一种地位。造反派小头目正和一位现役军人在谈恋爱，她身上的军服就是那个男人的，穿在身上大了一些，可是仍然很好看。我觉得最能给人带来视觉上的冲击，最能引起人们回想起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场景，莫过于绿军装与红袖标的配合。民间有“红配绿，丑得哭”的说法，南京方言里“绿”和“哭”搁在一起，不但押韵，而且朗朗上口。红和绿在颜色对比上，既尖锐冲突，又十分和谐。在一片绿色的海洋中，红袖标像鲜花一样灿烂。身穿军装，戴着红袖标的小头目神情严肃，径直走到我们面前，神气十足地宣布：“好吧，你们现在可以把这小家伙交给我了，我有话要对他说。”女弟子们立刻都不说话，似乎已经明白她要对我说什么，看看我，又看看她。我不知道她会说什么，只是预感到会有些不幸的事情将要发生，依依不舍地看了女弟子们一眼，乖乖地跟她走了。接下来的谈话，对于一个九岁孩子产生的强烈冲击，丝毫也不亚于抄家。她把我带到了一个没有人的地方，看了看四周，既兴奋又神秘地向我宣布，说你并不是现在的父母生的。她说，你只是一个被领养的孩子，你和现在的父母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我不敢相信自己耳朵听到的话，对我来说，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没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了。看着我吃惊的神情，她有些幸灾乐祸，和颜悦色地安慰我，说这其实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你应该高兴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并不是坏人的孩子。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老子英雄儿好汉，她接着说出了一个更让人吃惊的秘密，她说你知道，事实上，你是一位革命烈士的后代，你的父亲是久经沙场的老革命，为了人民英勇牺牲，已经长眠于地下。《亲历历史》第二部分 《亲历历史》记忆中的文革开始(5)我不相信造反派说的话，又没办法不相信。突然，她的眼睛饱含着泪水，仿佛被什么事情感动了一样。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她。二十多年以后，在美丽的西湖附近，在革命烈士陵园，我看到了亲生父亲的墓碑，这个困惑了自己几十年的秘密，终于解开了答案。我无法形容当时的心情，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是痛苦，还是麻木。对于一个九岁孩子来说，眼前所发生的一切都过于极端，极端得不可思议。你根本无法理解这些，突然之间，你美好幸福的家庭遭遇了抄家，父母变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成了反动分子，成了反革命。然后又是突然之间，原本你生命中最亲近的人，他们竟然又不是你的亲生父母。我记不清楚这次谈话是怎么结束的，只记得造反派小头目从头到尾，都没有拿我当作外人。她挑唆着我与养父母之间的仇恨，不停地安慰我，鼓励我，要我挺起腰杆做人，要像一个革命烈士的后代，要对得起那位为革命捐躯的亲生父亲。她说有毛主席他老人家给你撑腰，党和人民站在你的一边，做你的坚强后盾，你还有什么可以担心。她说你要做一颗革命的种子，要撒在任何地方，都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最后还会开出鲜艳的花朵来。几天以后，下课的时候，一名同学当着众人的面，模仿我父母游街示众的情形。他曾是我最好的伙伴，爬到了课桌上，拿腔拿调地发挥着，一会扮演我父亲，一会扮演我母亲。他说我们原来都觉得你们家了不得，谁都是人物，想不到你们一家都是坏蛋，你爸是个坏蛋，你妈是个更坏的坏蛋。你父亲是个大右派，你母亲不是江姐，她是甫志高。我听见了女孩子吃吃的笑声，那个在我心目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的小女孩，那个代表着美好理想的小女孩，也幸灾乐祸地混在人群中。我的母亲曾是她心目中的偶像，现在，这个虚拟的偶像倒坍了，英雄人物已经不复存在，革命先烈江姐已经被叛徒甫志高取代了。孩子们的游戏很快进入了高潮，小女孩举起了拳头，大家突然高呼起打倒我父母的口号，异口同声慷慨激昂。我的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就好像被心爱的人背叛一样，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哀，笼罩在心头。真想把那个女孩子拉到一边，把自己的身世秘密告诉她。我要告诉她，我依然还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的亲生父亲仍然是英雄人物。可是我没有勇气这么做，就算我说了，她能相信我吗?我不相信她会相信，因为我自己都不太相信。那是一个激烈的年代，革命是头等大事，革命就是一切，换了任何孩子，处在我的地位上，都应该被讥笑，都应该被诅咒。革命是天堂，反革命应该下地狱。后记：八个样板戏我一向深恶痛绝，在任何场合，都不愿意再听到它的声音。仔细想想，《江姐》与样板戏相比，也是五十步笑一百步。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一度被禁演的《江姐》再次公演。这是件很隆重的事情，大家排队购票，争先恐后，仿佛噩梦过后，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观众还是老观众，历史绕了一个圈子，再次回到原点。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江姐》以及《洪湖赤卫队》等经典剧目的重新演出，意味着一个恐怖时代的结束。说老实话，这是我始终想不明白的一件事。我想不明白，今天的年轻人大约更想不明白。文化大革命是个漫长的过程，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不同人的心目中，有着不同的文化大革命。江姐曾是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是男孩子心目中最性感的女性，虽然这个戏一度遭禁，但是它所代表的观念，说白了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坚实基础。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教育下，让老百姓接受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很容易的事情。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是个九岁多的毛孩子，是个小学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已经快二十岁了，在一家街道工厂里当钳工。毫无疑问，我属于那个时代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世界观不可能不带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刻烙印，也许是烙印太深了，时至今日，我总有一种疑惑，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究竟有没有结束。《亲历历史》第二部分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1)王蒙一、慎重的快乐都说一九七六年把“四人帮”抓起来是第二次解放，对于我来说，其兴奋，其感触，其命运攸关，生死所系，甚至超过了第一次解放：指的是一九四九年解放军席卷了全国。那一次体会的是己方的胜利，是战胜者的骄傲和欢欣。这一次体会到的却是终于绝处逢生，黑暗的地窨子里照进阳光，绝望变成了希望，困惑变成了清明，惶惶不可终日变成了每天都有盼头更有意料得到的与意料之外的喜讯。开始重发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这在毛著中是最最务实求真、通情达理、灵活机变，不搞教条主义、不搞绝对化、不照抄苏联模式的一篇典范之作。紧接着《人民日报》上竟然发表了反驳所谓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文字，大意说是经济都搞成了这个样子，还在那里批判“唯生产力论”，是不是要让我们喝西北风呢?其实这样的话，这样的说法，早已经在我的头脑里夹杂着叹息、怨忿说了不知多少遍了。绝对用不着什么水平什么理论的老百姓的常识，早就弄清了的道理，却由于政治的特殊情况变成了禁忌，而一旦这样的禁忌说破，竟然有云开日出，天翻地覆的感觉。事后回忆这些事情的发生似乎只在一瞬。谁能想得到，所有的所谓“铁案如山”都在推翻，所有的批倒批臭，一阵风便变成了批红批香。首先是压在五行山下的各种文艺作品纷纷重见天日：人们又听到了“洪湖水，浪打浪”，人们又听到了王昆、郭兰英，各地戏曲名角；人们又看到了戏曲影片《红楼梦》，边疆影片《冰山上的来客》；人们终于可以尽情吐露对于周恩来总理的怀念，而我在电视屏幕上看李维康主演的《杨开慧》的时候，听到一句词提到“爱晚亭”“橘子洲”，竟然痛哭失声……人们感叹地引用着那几年上演的南斯拉夫影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反法西斯英雄瓦尔特(据说是以铁托为原型)的名言：“活着，就能看得见!”我们看见了，因为我们活着，而徐宝伦、L、班长们看不见了，我们充满了偷生者的庆幸与欢喜!郝关中老夫子几次对我说：“右派真的翻了天了……”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把常识常理常人常情平常的物品与形状行状都定成了右派，什么创世功业，什么威猛泰山，什么辉煌旭日、雄辩江海、千钧霹雳、万里东风、玉宇澄清、乾坤扭转、新纪元新篇章新发明，还有令人头晕目眩的冲霄汉、上九天、反潮流、光芒万丈、光焰无际……不是早晚会稀里哗啦，踢里突鲁的吗?真正的日子渐渐来到了，我从一开始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然而我必须夹紧尾巴，我必须格外小心，我相信还有反复，还有曲折，还有坎坷。我好像见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一件娇嫩的宝器，我生怕由于自己的不慎而将宝器打碎，与宝器失之交臂。我已经痛感一切美好都是那样脆弱，而一切横蛮与困厄都是那样顽犟纠缠乃至貌似威严。我不当出头椽子，我必须若无其事。但是我还是流露了我的压不住的快乐，以至于一些和我要好的亲朋好友，都善意地告诫我：天道无常，上心难测，慎重，慎重，第三还是慎重。而春风在悄悄地吹着，回到常识的过程日进百米。我试探地写了一篇小文《诗-数理化》，歌颂高考的恢复，指名道姓地歌颂当时的领导人华与叶，批判“四人帮”的一切已被揪出示众的谬误，政治上没有一句自己的语言，没有独到的见解，如果说此文有任何可取之处，应在于我长久以来的对于诗歌和数理化的兼收并爱，甚至于我认为“那种一切通过实验的不苟分毫的态度和作风，那种建筑在最平凡最一般的事实与公理上的令人神往的高、精、尖的大厦，不都是极其富有诗意的吗?”我赞美诗与数理化都是智慧的硕果，文化的奇葩。远在八十年代福建学者林兴宅提出最高的诗是数学之前。我是怎样将此文投寄给《新疆日报》的，已经记不起来，反正此前或此后，传出来报纸的说法，说是领导研究了，对王蒙可以抱一个良好对待的态度。这篇文章在报纸副刊上刊登了出来，时为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距上次在《新疆文学》上发表《春满吐鲁番》——一九六四年五月历时十三年多，加上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的封杀期，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四年的半封杀期，我前后被冻结十七年，半冻结四年。受到小文发表的鼓励，我又写了小说《向春晖》，发表在《新疆文学》一九七八年一月号上。写一个在少数民族地区与农民结合得很好的女农业技术员。连主人公的姓名都充满小儿科的“文革”色彩。王蒙写出这样的小说，不能不说是改造得已经很可以的了。别人读了说是不像鄙人写的，后来我自己读也觉得不太像。作品有筋骨脉络，却没有肌肉神情，没有细节，没有丰满的生活情趣，没有气韵生动。但仍然符合当时的潮流，酷似当时的许多作品，意在笔先，大树先进，斗争激烈，合图合谱合辙，绝对不越雷池一步。同时，这又毕竟是王某写的，有小说人称视角的转换，有农业知识的术语(还真有个务农的样儿呢)，有对于窃窃私语、是是非非的长舌汉的描绘，还有一句结尾的话，说是：向春晖的声音是空前的欢快，响亮，明净，像一支金唢呐，震响在弥漫着秋日的白杨和庄稼的香甜气味的空气里。这句话很长，略显欧化，是王某喜欢写的对于秋天农村与大地的体味。金唢呐的比喻也还差强人意。也可以说这一句是使得孙猴子变成庙宇后露出了馅儿的他的那根尾巴，那根与庙宇风格不协调的旗杆。《亲历历史》第二部分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2)《向春晖》的人物和故事却并非凭空捏造。伊犁巴彦岱公社的公社秘书罗远富，和他的妻子，湖南人李惠坤都是那个时代的与少数民族农民结合得极好，服务得极好的典范。可以干脆说李就是我的小说的人物的灵感起源，而我的拔高的写作方法，只是贫乏化了而不是升华了人物的形象。他们都是新疆“八一农学院”的优秀毕业生。罗不但能讲维吾尔语，而且能用木片写维吾尔书法。罗还有一手绝活，可以用特制的陶土制造馕坑，维语称“吐努尔”，我则喜欢音译为“土炉”。这可是真正的匠人——师傅——大师才干得了的活。李是公社农技站的技术员，经常出没在田间地头，用湖南味的N、L不分的维吾尔语推广着“无芒四号”“乌克兰八十四号”“红星二号”优良麦种与“白马牙”“双杂交”等玉米良种，以及其他先进技术。他们曾经住在公社拖拉机站，种了许多南瓜，极适应新疆农村的生活方式。世界与人生有时候是讲不清楚公理与道德的，我过去认为今天仍然认为，毛泽东提倡的与工农结合为工农服务的方向有一股感人的诚实与献身热情，然而仅仅靠奉献与克己的精神，靠道德品质与精神力量硬是解决不了发展问题温饱问题。何等地可叹啊。他们二位是从底层一步步做起的。后来罗远富曾任吐鲁番地委书记，新疆自治区党校常务副校长。李惠坤则在自治区政府农办工作。接着收到了《人民文学》杂志向前编辑的约稿信。春江水暖鸭先知，杂志送暖作者知。那个年代，能不能上《人民文学》，能不能得到《人民文学》的约稿，竟然成为行情，不，甚至是等级与身份，是命运的通蹇祸福的标帜。得到了约稿信，我读了又读，连人家的字体我也觉得帅气、潇洒、老到。好歹一本杂志是一个组织的果实，而作家只不过是一个个的个人，当组织拥有无上的威权的时候，个人，作家，才华，灵感……都显得如何渺小与脆弱!不论是打仗还是修水库，组织化之远远优于个人是明显的，偏偏文学这个玩意儿不能不依赖于作家个人，搞文学，这带来了多少麻烦与悖谬!对于《人民文学》，应该写点什么，才能表示出王某仍然宝刀未老，仍然不辜负所谓“有文才”的“最高”点评而毕竟又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后的王蒙，很有些个令人刮目相看的无产阶级的面貌呢?与五十年代的写作相比，这时的思路完全是另一样的了，它不是从生活出发，从感受出发，不是艺术的酝酿与发酵在驱动，而是从政治需要出发，以政治的正确性为圭臬，以表现自己的政治正确性为第一守则乃至驱动力，把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调动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形象记忆视为第二原则，为从属的却是不可或缺的手段，艺术服务政治，充分运用自己前后十多年在新疆的体验，特别是在农村生活，与维吾尔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体验，写出又“红”又专的新作来。我的新作是《队长、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主题当然是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批判，但写得要有生活气息，民族文化气息，有异域风情，有边疆味、农村味、民族味，有维吾尔人——农民——农村干部的形象与生活细节，有意想不到的情节主干：把一只野蛮残暴的猫儿称为莫名其妙地被推崇为法家的“吕后”。这来自我的女房东赫里倩姆妈妈的妙喻的启发：她称一只驯顺聪慧的黑白花猫为“筹委会”，那是伊犁地区一派比较能与领导特别是军区合作的组织大联合后的名称。而另一只乖戾凶狠的虎皮猫，则被房东妈妈称为“红造会”，是另一派以更加造反为标榜的群众组织的通称。我写到了这样一只“野猫”，写到它咯吱咯吱吃掉了自己刚才生下的小仔。我的全部作品中，很少写得这样残酷的。小说的开头，有王式的一段抒情旁白，文曰：应该怎样为人民公社的基层干部画像呢?是刻画他们的风吹日晒下黝黑而皴裂的皮肤吗?描写他们的沾满了尘土、芒刺、树叶、粪肥的长靴吗?渲染他们的黑条绒上衣的后背上透过来的白花花的汗渍吗?同情他们的熬红了的眼睛和嘶哑的喉咙吗?羡慕他们在本地的无上威权，走到哪里都被注视、被谛听、被请示和申诉包围起来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吗?还是为了他们往往处在矛盾的焦点，受到各方的夹击而不平呢?后来在一九七九年的文代会上，公刘见到了我，特别提起了这一段。这段旁白的用语有点翻译味儿，例如，被注视就不如说是受到注视更顺当。但是“被请示和申诉包围起来”的说法，如果说成是人们围着他们请示工作和申诉意见，就不够味儿了。我以为，一种来自外文的语法与构词造句方式，一旦为国人所接受，就成为了语言的新的资源，新的补充，就有可能为我们的古老长寿的汉语带来某种新意。我每每疑惑，如果我一直用《向春晖》、《队长、野猫……》的创作方法进行下去呢?会不会这也成为一种写小说的路子呢?主题先行，政治挂帅，推敲(政治)含义，形成轮廓，犹如论文之定出大纲，再补充或填充材料：细节、人物肖像与(所需)个性、风景背景、情绪、语言文字……我甚至怀疑，有并非绝少数的写作人在那个年代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写作路数，已经无法更改，一动笔就是这么个格式，他们甚至很容易投合需要，符合既定的调式，得到好评，行时于某个特定时段，收到极好的效益。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位卓有成绩的著名同行亲口告诉旁人的话：“‘四人帮’倒的时候我还在县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口袋里装着两篇小说来到了北京，一篇是批‘走资派’的，一篇是批极左的……你难不住咱们!”他还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在文革中被批斗得最狼狈的时候我对老婆说过，别看今天你老公落到如此境地，早晚有一天，你老公也会坐上小汽车!”《亲历历史》第二部分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3)啊，文学!最初与你邂逅的时候你是高扬在九天的艺术的安琪儿，有点神秘，十分纯洁，无比的动人。你比作者更完美，比生活更迷人，比青春更永久，比欢乐更深情，我想着的是怎么样地小心翼翼地侍奉你，围绕你，服从你与吟味你，用最最尊崇与细致的体贴来表现你，用最最美丽与善良的感悟来接近你，生怕有对你的些许亵渎与冒犯……而现在，曾几何时，狂风恶浪，电闪雷鸣，狗血喷头，死去活来，千夫所指，人心所向，叱咤暗呜，天崩地裂，原子爆破，火炮轰击，改头换面，弃旧图新，指天划日，过去种种，比如昨日死……终于，我明白了，文学是一堆素材，是一堆橡皮泥，艺术是一种手艺，是一种材料，是一种习惯，是一种糊口的方式，是几个手指，捏捏揉揉，拉拉扯扯，抠抠拽拽，你要它粗它不会细，你要它大它不会小，你要它往东，它绝对不会向西!一石三鸟，鼓舞士气，打击敌人，提升自己，皆大欢喜!多么难忘，多么可怜，又是多么如意!初夏，下着雨，瑞芳从乌鲁木齐十四中的办公室飞跑到家属院，我正在包韭菜馅饺子，饺子已经摆满了一盖浅儿(或称盖垫，指用细秫排列固定成的放食品的器具)，瑞芳大呼小叫地走了回来，脸色都变了，嗓音都变了，她从来不曾这样：却原来是我的这篇小说发表出来了。不管怎么样地戴着镣铐，至少还有语言与文字的掂量与发挥，我读着时隔多年又在《人民文学》上亮相的王某人的文字，暖从心来，悲从心来，喜从心来，五内俱热，百感交集：想不到王某人还能等到这一天!这是真实的吗?这就是王某的新作了吗?二、日子又开始了波浪涌动着波浪，日子开启了日子。此前不久，我在《人民文学》上读到了刘心武的《班主任》，对于心灵创伤的描写使我激动也使我迷惘，难道小说当真又可以这样写了?难道这样写小说已经不会触动文网，不会招致杀身之祸?难道知识分子因了社会的对于知识的无视也可以哭哭自己的块垒?《队长……》的发表意味着我的公民权的部分恢复，我给时在广东，任《作品》主编的萧殷老师写了信，收到他的孩子般热情的回信。他说他见了人就说：“王蒙来信了，王蒙来信了……”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了白桦的紧跟形势的剧作，写革命历史，批极左。从一些文学刊物上，透露出了从维熙、邵燕祥的消息。全——活——了!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我想起的是杜甫的诗，虽然不是样样贴切，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的沧桑感、幸存感、隔世感竟是一脉相承。我确实觉得自己已经活完了一辈子，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七八年，享年四十四岁。现在，一九七八年开始，我正处于重生过程，我正在且喜且虑，且惊且赞，且悲且决绝地注视着四周，果真是一个新的开始了吗?是乍暖还寒抑或是欲擒故纵?不是陷阱?不是阴阳谋?不是几个勇敢分子的横冲直撞，最后导致的只能是头破血流?我五内俱热。我弹额(早已无“冠”可弹)相庆。我不恤一搏。我同时又是左顾右盼，不惜用最险恶的心意去作好应对险恶的突变的准备。半生多事，波诡云谲，历史起落，吞噬无情，生聚教训，动辄二十余年，到了这步田地，天真、幼稚、轻飘，就是犯罪也。我在一九七八年的清明节这一天(由于一九七六年的“四五”，清明节又有了新的意义)，写了《最宝贵的》，我已经受到《班主任》的鼓舞，敢于写到滴血的心，写到例如“文革”，例如“四人帮”，总而言之是一种非人的力量把血肉的心换成了冰冷的石头，正像我看到过的民主德国电影《冷酷的心》那样。也是在东德的这部电影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德意志民歌《有花名勿忘我》，所有这些被扼杀被活埋了的柔软的心灵的颤抖，居然还有复活的一日，还可以被引用，可以成为王某小说新作的素材。我只敢谴责那个少不更事的孩子，在“文革”中的本来可以原谅的失误，我不谴责他又去哭谁去?至于他的所谓错误，所谓过失，所谓造成的严惩后果，该去问责于谁，我想那是读者自己去想的事。果然此时与此后，都有明白人说王某对那个孩子太严厉了，大概是王某太左太左了，呜呼，你就不能设身处地想想作者的处境吗?无论如何，我借着蛋蛋的姓名牌，哭出了王蒙的眼泪。作品描写市委书记严一行(一个直白的教条味儿的人名)的儿子蛋蛋，十五岁时向造反派头子透露了一位老领导的下落，造成了严惩的后果，为此，严一行几乎是像批判叛徒一样地批判了儿子蛋蛋。我写道：《亲历历史》第二部分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4)但你总应该觉得终生遗憾，总应该掉一滴滚烫的眼泪。为了陈伯伯的不幸，也为了你最宝贵的东西的失去。你总应该懂得憎恨那些蛇蝎，他们用欺骗和讹诈玩弄了、摧毁了你少年的信念和真诚。就像外国故事里的巫鬼，他们劫窃人们的鲜红的心，换上一块黑色的石头。在这块石头上，没有革命的理想，没有原则，没有对真理的追求和献身，没有勇气、忠实、虔敬和坚贞，没有热也没有光；只有利己的冷酷，只有虚伪、权谋、轻薄、亵渎，只有暗淡的动物式的甲壳、触角和保护色……许多天，在构思这一段应该说是抒情独白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声音在我的耳边反复地响动。你总应该觉得遗憾，总应该掉一滴滚烫的眼泪……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背诵着，回旋着，沉重，深情，憋闷，决绝，像朗诵，像话剧台词，像哭吼，像低音大号。更像是从天空降下来的历史的叹息，宇宙的怜惜，或是一个藏在我的身体里的精灵在不停地提醒，宣示，翻滚。这段词已经成了精，与我昼夜相伴，我好像确实看到了一滴大大的眼泪，我好像已经感到了这滴眼泪的分量与热度。我已经无法躲避。石破天惊!电闪雷鸣!这是说蛋蛋吗?怎么像是说的王蒙?王蒙也经历了换心的手术?时至今日，时至写这篇短短的不足三千字的小说的二十八年以后，王蒙读起来仍然是怦然心动，泪流在眼眶!血淌在心底!而小说的结构与前后文，披挂好了全部攻防甲胄，有对毛主席的深情，有对共产主义的讴歌，有把“四人帮”与党严格分割开来的快刀斩乱麻的界限，还有“心啊，你要听话，要好好地跳!要保证严一行这个老兵，在党中央领导下，把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打下来!”这样的严一行的心语。怎样揭批“四人帮”也是严守部署，无一字无出处，大大的良民一个!堪称无懈可击!哪怕是交给我的那些如河南作家张宇所言的私淑“研究生”(有这么一些人，以专门研究和找茬子为他们从事他们实在无力从事的文学事业的毕生使命)，也未必有文章可做。小说寄给了萧殷，萧老似乎对此作不十分满意，他回信说到我搁笔太久了，尚须恢复一段。我想他老不喜欢我的这种理性与直挺挺的抒情，这种大帽子与直接的政论。他在夏秋之际的《作品》上将此小说发为第二篇，头题是舒展的《复婚》，写一个“文革”中跳跃不止的夫人，有些幽默讽刺，也比《最宝贵的》多了些趣味。此后许多年，一位广东作家对我说，广东乃至南方作家在全国的文学作品评奖当中常常吃亏，原因是他们太重视文学的趣味性了，而北方的文学界的头面人物，重视的是思想性与政治性。有此一说，录以备案。后来得知，这篇东西很快被一位在《德国之声》供职的深度近视眼的汉学家译成了德语，他指出，换心的故事发源于德国。与此同时。令人鼓舞的是我收到了青年出版社第二(文艺)编辑室的著名编辑黄伊的信，约我去北戴河团中央的疗养所去写作。喜讯醉人。北戴河!是北戴河!是领导、巨商、要人、洋人(现在有一个更加高尚的雅号：“外宾”)们居住的地方，是毛主席喜欢去的地方。是大海无边。是sanatoria——疗养地，维吾尔语、俄语、英语都是这个词。我迫不及待地回信说我要去。出发前一大成就是把烟戒掉了。与旁人所说吸烟助文思的说法相反，吸烟使我困倦，我忙于构思与写字的时候，点火、放火柴头、吸烟、吐烟、抖烟灰、叼烟……刚才恢复写作，这些就都成了我的额外负担。而且，我压根就时有咳嗽(后来正式判定为慢性支气管炎)，家人也劝我戒烟，我说戒就戒了。我的戒烟方法与别人也不同。我读了一篇谈吸烟毒害的文章，里边特别提出香烟燃烧中出现的三四苯丙芘与煤焦油对人体的危害。我很喜欢“三四”这个词，直觉认定它的科学含量高。到了二十一世纪，你可以从网上查到下面的话：三四苯丙芘(Acrylamide)，又称聚丙烯酰胺，总之都是让普通人八辈子也说不清的陌生名词……其致癌性是黄曲霉素的一百倍。而我在戒烟的关键时段，一犯烟瘾，一有戒烟半途而废之虞，例如饭后，就找出我留下的剪报，阅读有关三四苯丙芘的段落，一见此词，立即感到了刺激，不似吸烟，胜似吸烟，看到了三四苯丙芘在肺叶上的浸蚀与开始腐烂，看到了白脓与红血，找到了戒烟的感觉，也找到了烟的形象与内涵，再不想，不必，不劳吸烟了。此后许多年，一次我在南方，与一些文友闲扯，文友说，对于既不吸烟又不饮酒的男人要警惕，而对于原来吸烟，后来说戒就戒的人更要敬而远之。我讲了自己的戒烟史，人们啧啧称奇。我的为人打破了他们的以烟划线的谬论。我相信我的教条主义理性主义唯理论戒烟方法独一无二，堪称一绝。《亲历历史》第二部分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5)其实我的吸烟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吸下去而是为了此后戒绝方便。一九六四年春节将至，初到新疆的我为自己成了“文艺界”的人而发晕，便从自治区文联的迎春联欢会上拿了一支不花钱的香烟，吸了两口，感觉有趣。这样一吸就是十四年。尤其是“文革”期间，不可以文学，不可以政治，不可以交友，不可以寒暄，不可以闲话，不可以(没有足够的粮票与钱票)吃喝玩乐，尤其是例如一九七一年我回到了乌鲁木齐的自治区文联，从早到晚，你让我干什么呢?机关食堂里打饭，四两(新疆的说法是二百克)饭，一个素菜或略带荤腥的菜，五分钟就吃完了，你干什么去呀!幸亏有个烟吸。你打开烟盒，你抽出一支烟，你戳捣戳捣，你拿出火柴，你欣赏火花，你端详火柴盒壁被划出来的痕印，你琢磨这次的火柴应该在哪里发力，力不可以发得太大，不可以发得太小，大了损坏盒壁，我常常发现有人用火柴，不等火柴完盒壁已经塔稀郎——来自维吾尔语，垮台完蛋之意——了。我想起了一本苏联小说，上面提到斯大林从来不用打火机，因为斯相信第一口烟最香，而打火机的汽油味儿会败坏这第一口烟的感觉。然后边吸烟边设计边体验边改进边实验吸的方式，叼的方式，吐的方式，咂嘴的方式，从鼻孔里出气的方式……至少，它给了我几分钟的充实。那么，一旦生活开始恢复正常，身份恢复了正常，公民权恢复到基本正常，叫做新的历史时期开始啦，还抽他个什么鸟香烟!我还常常通过控制吸烟来锻炼意志。想吸的时候偏偏不吸。吸一口戛然而止，捻掉，掐灭，留待十二个小时以后再接续吸。多时我一天吸过十来支，少时我两三天才吸一支。烟友曰，敢情你没有瘾。王说，我不能做吸烟的奴隶，我也不能做不吸烟的奴隶，我不做自己的奴隶，也不做，更不做外物的奴隶，从吸烟的头一天起，我始终让我自己牢牢支配着香烟，而绝对不允许香烟支配上王某。吸烟对于我最多是一个尝试，是一个知识，是体验生活，是新经验与新知识。我吸过四分钱一包的珍珠鱼，七分钱一包的航行，此种牌子的烟边吸边轻微爆炸，并发出又臭又辣的刺鼻瓦斯气息。一角五的绿叶：这是丙级烟中较好的一种。二角钱左右的海河、青鸟、古车、解放……这些算乙级烟，介于乙丙之间的有黄金叶与战斗，可笑的是战斗原名烟斗，“文革”中那个叫做革命小将实为糊涂蛋的群体嫌它名号不红，改成了战斗。乙甲之间最好的是光荣，烟盒上印着一朵大红花，产地上海。甲级烟我也没有少吸，凤凰、牡丹、彩蝶、红塔山、红山茶，后来还有新疆自产的顶级品牌：雪莲。我也吸过长白山为标记的据说含有人参的烟。我吸过烟斗。我买过各种烟嘴。我自己炒烟。我吸过莫合烟——在苏联小说里叫做马合烟。我很佩服特瓦尔托夫斯基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他写道：战士的马合烟，就如同战士的老婆，凶恶，暴烈，火辣，……然而战士离不开她。一九七八年四月底，王蒙结束了他吸烟十四年的历史，从此再未吸过，即使最好的“三五”或者“七星”或者“万宝路”，我也是一闻到就不喜欢。与香烟从此恩断义绝。只是后来有一次，有几天我好像想吸一支烟，终于还是没有吸，吸烟的年代已经与所有的不愉快的事件一道，变成了陈年旧事。三、北戴河之夏一九七八年六月上旬，已经干净利索地戒了烟的王蒙坐了三天半火车到了北京。十一日(或十三日，我记不清了)一早，我们在北京站与中青社的同志汇合，到北戴河。同行的有老作家管桦与他的一个助手小刘，有安徽的单超，辽宁的洪钧和来自河北的一个年轻人。还有一位搞俄语翻译的说话声音洪亮的先生。此后，还有云南作家彭荆风、评论家唐、上海作家孙峻青与师大教授许嘉璐。我们坐的那一趟火车是经天津到北戴河的，走了五个小时，那时的走玉田的北线还没有通车。简朴的北戴河站，已经给我以不凡的感觉，整齐清洁爽利，大量树木花草，空气新鲜，天空蔚蓝，地面是由比重大的沙土而不是北京或者乌鲁木齐那样的易于飞扬的黄土构成，这些都不一样。而且，车行几步就从树木的缺口处看到了似乎是固定在城镇上部的浅灰色的半透明式(我觉得像是果冻)的海，听到了海涛的呼吸一样的声音。那时的北戴河，经过“文革”十余年的闲置，门庭冷落，人车俱稀，再听不到什么别的。《亲历历史》第二部分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6)两年后我在小说《海的梦》里运用了我初到北戴河火车站的感受，我写道：下车的时候赶上了雷阵雨的尾巴。车厢里热烘烘、乱糟糟、迷腾腾的。一到站台，只觉得又凉爽，又安静，又空荡……这说的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糟的车厢与好的站台，现在不同了，有各式旅游专列，两层，软席，空调车，而站台上人头簇动，不那么雅致清爽了。我又写道：……空气里充满了深绿色的针叶树的芳香……清洁得令人吃惊。一幢幢方方正正的小房子，好像在《格林童话集》的插图里见到过似的，红色的瓦顶子晶晶地闪光……不只是风景，更是心情。新疆的冬天是从五一才算正式结束的，离开严冬不过一个多月，突然来到了阳光与海浪互映互戏的地方。团中央的休养所在离海有一点距离的黑石路，是一处老建筑，老式房屋隐藏在桃林中，虎皮石墙，雕花木窗，木质地板与洋灰地混用，可能是由于许久无人居住，一进去就显得很阴潮。但毕竟是凉爽宜人。我在这里改写新疆后期我所写的《这边风景》，上午与晚上写作，下午去海上游泳。每顿饭后坐在宽宽的阳台的藤椅上海阔天空地聊天。写作当然是去北戴河的主要目的，但是写得糊里糊涂，放不开手脚，还要尽量往“三突出”、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上靠。我想写的是农村一件粮食盗窃案，从中写到农村的阶级斗争，写到伊犁的风景，写到维吾尔的风情文化。但毕竟是先有死框框后努力定做打造，吃力不讨好，搞出来的是一大堆废品。游泳的成绩就大了。我们选的是老虎石煤矿工人浴场。我给自己定的功课是每次从沙滩到防鲨网两个来回。我虽然喜欢游，但是姿势极差，呼吸掌握得也不熟练。过去，一年游不了几次，刚找到感觉，季节已过，次年夏天一切又从头温习起。而如今，有了天天洗海浴的条件，其乐何如!六月中，水温很低，我们已经正儿八经地游上了，确有长进。我有时甚至于觉得自己的条件反射带点傻气，一进了水，一下，两下，三下，蛙式就掳上了。我也游仰泳，是反着游蛙式，姿势不合规范。两次出征防鲨网之间则躺在沙滩上晒太阳，那时还没有晒多了有害的知识。到了北戴河才知道了什么叫夏天，夏天是多么美好!青天白云，碧浪黄沙，海风吹拂，日光灿烂，黄沙白沫，绿树红花，汹涌弥漫，起落吟歌，抛却半生烦恼，忘却一己得失，远望船舟入云，近闻波浪拍岸，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抚我心者，今日之日何烦忧?俱往矣，成一笑，过昆仑大漠，游山海瀛州。遍走边陲身未老，终得大海，饱惊宠辱意犹闲，又见蓝天。如今戏水知鱼，享受惊涛无数，弄潮破浪，思量大地多情。芳龄不过四十有四，正是心强力壮，行旅无非八千零八(里)，堪说月黑云舒，梦乎?非梦。幻乎?非幻。哀乎?痛也!乐乎?快哉!有时候设想自己的游泳比真游还浪漫，还如画如诗。在水里，动作不免单调机械，当然也有呛水咳嗽的时候，而且我是近视眼，又习惯了入水呼气，游前摘下镜子，看得模模糊糊。倒是上岸以后，颇觉自得。躺在沙滩上，四仰八叉，也大有回归自然的豪迈与优游。游水游得多了，一次看自己的皮肤，毛孔的纹络与鱼鳞无异，相信自己正在变成一条鱼。就如在新疆唱歌，我相信自己正在变成“胡人”。而在沙滩打滚，我更相信经过这么多事在下仍是顽童。在这里游完，我们常常混入煤矿工人疗养院的休养员的队伍，跑到对面的该院淋浴室冲一个冷淡水澡。也有时候就穿着泳裤，趿拉着拖鞋走一个小时，围着海滩转一大圈，再回到住地。有时候走种植了大量针叶树的东经路。有时候走到处长满红柳的海滨路，那时的北戴河主要就是这两条路。红柳本以为是新疆的特产，现在才知道至少在盐碱多这一点上，边疆与海滨无异，二者也有共同的植被。这时的北戴河人烟稀少，但时能碰到少量外国人，据说是辽阳化工厂的法籍专家。有时一直走到东山宾馆大门再往回走。也有时候去西面的人民浴场游泳，那里有温水淋浴设备，每次只须花几角钱。也常常黄昏时入夜后到海边走走。我看到过月儿从海中升起，我看到过银光在水中闪烁，月光映照中的波浪，特别像一个个游泳者的头颅，我常常感觉到是一大批健儿在月光中游水。这个感受我也写到了《海的梦》中，我写道：《亲历历史》第二部分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7)……所有的激动都在平静下来，连潮水涌到沙岸上也是轻轻地，试探地……而超过这一切，主宰这一切，统治着这一切的是一片浑然的银光。亮得耀眼的，活泼跳跃的却又是朦胧悠远的海波支持着布满青辉的天空，高举着一轮小小的、乳白色的月亮。在银波两边，月光连接不到的地方，则是玫瑰色的，一眼望不到头的黑暗……这天海相连，缓缓前移的银光区是这样地撩人心绪……这一切都是安排好了的，海在他即将离去的前一个夜晚，装扮好了自己，向他温存，向他流盼，向他微笑，向他喁喁地私语。海——呀——我——爱——你!——他终于喊出了声，声音并不大，他已经没有当年的好嗓子。然而他惊起了一对青年男女。这是很有趣的。这些都是我一九七八年在北戴河度夏期间的感受，然而当时写的是别样的《光明》，当时还不敢写这样带知识分子味道的小说，这些都是两年后动的笔。休养所的伙食标准是每月三十元人民币，个人缴的不多，其他由出版社补助。伙食相当不错。饭后聊天天南海北，主题不离揭批“四人帮”，揭批极左路线。各种故事，真真假假，触目惊心。如说到一个愣小子，由于唱“老三篇，最爱读，读完心里热乎乎”时，唱成了其他部位热乎乎，说是给枪毙了。还说是哪个哪个农村，一家地主，一儿一女，无法婚配，最后地主爸爸下了狠心，如何如何。天热无君子。我们几个男性，穿着短裤。拍着肚皮，喝着热茶，吹着海风，谈天说地，海阔天空，边写边看，边说边骂，端的是神仙般的日子。短短几十天，我拍拍肚皮觉得膘情渐好。我的开始变胖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原来只有五十三公斤，我一直梦想自己能够上六十公斤，现在，实现了。最可笑的是，说是老作家管桦在伙食上享受了特权，什么单独给他熬了什么粥啦，其他的几位作者，在做好了另两位老作家唐与峻青以及中青社的伙食管理员的沟通，取得了他们三人的谅解以后，在一次用餐时发动了对于管老的哄闹。想来着实可笑，“文革”搞得的确是个个斗争成性，爱斗善斗，不甘寂寞，有机会就要斗一家伙。身在渤海之滨，“火热”的生活仍然是纷至沓来。我收到了《上海文学》的编辑，工人作家费礼文的约稿信，收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老编辑王笠云的约稿信。信上并说为了落实什么什么政策特向我约稿，周边一道写作的同志读后还有点反感，说是谁落实谁的政策?一个出版社又不是党，怎么这样说话?总而言之，我们这些人的尾巴开始翘起来了。时值《上海文学》发表本刊评论员文章批评文学从属于政治的提法而大受关注。我给上海寄去了稿子，短篇小说《光明》，仍然有按政策——当然这个政策符合我的思想与情感——编情节的痕迹。然而这篇小说仍然有它的可注意之处。第一，我写了再不要发生“文革”这类的悲剧了的决心，这是我的泣血之论。第二，我同情地写了弱者在“文革”中的悲惨处境，直到被逼得发了疯。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点弥补了《最宝贵的》里的过分严峻。关于“乱咬”者的故事，我运用了一些新疆文联那边发生的事情作素材。第三，我现趸现卖地写了海与海滨。第四，我虽然二十年前已经落马，我写起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机关工作人员来仍然比较像那么回事，它不是官场黑幕小说的路子，不是青天大老爷在上的路子，也不是对立面的写法，一句话，我把他们当做与我一样的人，基本是好人，也是有各种弱点的人来写。小说结尾我酝酿得比较久。我写道：……瘦小的邵副书记默默地走到了礁石上面，他挺立着，本身就像一具岩。半个月亮刚刚从海面上升起，橙红，巨大，斜仰着，像一颗沉思的、警惕的心。海水在涨，波涛呼啸着，愤怒着和欢笑着，手拉手地一次又一次向岸边涌来，溅起一团团银雾。“竹梅，你安息吧。我们绝不让这一切重演！”……竹梅是小说主人公邵容朴的妻子的名字，她是在社会主义阶段被“极左”害死的。时隔近三十年，王蒙在写到这一段旧事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完全忘记了小说的情节，却记得他对于海与月的描写，记得那月亮像一颗沉思的、警惕的心，记得波浪是手拉手地向岸边涌来的，记得那海浪激起一片片银雾。中间改过一次，是我寄去稿子后根据费礼文文友的意见修改的。此后见到老费我就对人说，他是领导过我的，他就哈哈一笑，说：你又来了，你又来了。再后，短篇小说评奖时是《最宝贵的》而不是《光明》获奖，老费颇为不平。他是喜欢这篇东西的。北戴河期间我也读了不少书，印象最深的是青季思(王按，即成吉思)-艾特玛托夫的中短篇小说集。他是苏联吉尔吉斯斯坦的著名作家，我很佩服他的描写的细腻与情感的正面性质。我甚至此后有意对之仿效。(此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收到过他的来信，邀请我担任苏联一个文学机构的顾问之类，因当时中苏关系尚未完全正常化，我未予作覆。又后来，我在韩少功的一篇文字中看到韩写到他，似乎印象不佳，说是他颇富VIP的官气。他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做过驻卢森堡的公使。)《亲历历史》第二部分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8)此间正逢我的二儿子参加高考，他考入了位于陕西三原县的空军二炮学院。能入军校，似乎也非常光荣，说明了我家命运正在发生变化。他的哥哥早在春季，作为七七届毕业生，考入了新疆大学。从六月十六日游到七月，从七月游到八月三十一日。我在北戴河整整呆了四十六天。到八月底，一逢阴天，颇有凉意，我知道，没有不散的筵席，在北戴河观海戏水，算是足足的了，该走啦。四、八面来风海边方数十日，世上已二十年。一九七八年九月一日，我从北戴河回到北京，本计划探望一下亲属，立即回疆，早已想家了，谁知来到北京，已是八面来风，五方逢源，走不了啦。《人民文学》杂志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中青社。老朋友黄秋耘(正在编辑《辞源》)。老同事与老同学，老文友与老关系，都从四面八方找上门来了。我到《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去了一趟，碰到老编辑徐以、涂光群、崔道怡、周明等人，与《队长……》一稿的责编向前。抬头见喜，一是他们邀我参加众作者的华北油田之行，一个是要我做他们的特约记者出席采访第十次团代会。当然都是好事。去油田的还包括了筹备文联作协的恢复的一些工作人员，看了任丘油田，听了鼓舞社会主义建设的志气的油田介绍，游了白洋淀，联想到孙犁的小说，欣赏着遍地的芦苇与一望无际的清亮的水面。当然也吃肉喝酒一番，在一个物质生活长期匮乏的地方，吃喝俗务也不可略而不计。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已经从不可接触不可提及的另册被封杀被冻结者变成了正常的文艺人，我的生活面一下子扩大了。去团代会就更是百感交集了。一进人民大会堂，就感动起来。后来我看张贤亮的《绿化树》里提到了大会堂里的红地毯，笔有得色，受到某些高雅文人的批评，其实我也有类似的感慨，不是无动于衷，不是置身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我从来不是身外之物。而且，你喝的水，吃的粮，全部来自“国家”——国营体系的供应，你拉的巴巴全部需要政府的环境卫生部门去处理，你自吹疏离，是真的吗?红地毯带来的主要不是得意，而是沧桑与警觉，隔世之感与无法掌握自己命运之感。我仍然且信且疑，我仍然把握不定，我仍然感觉变化未免太快。会议期间我参加了胡耀邦同志与大会部分领导人员的见面。我只记得耀邦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老(团)干见新(团)干，大家拚命干!”不论何时，胡耀邦同志总是热情燃烧，宣传鼓动，干劲冲天。而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年轻的团区委干部喽。我的记者任务带来的是报告文学《火之歌》，写南京的“四五”英雄李西宁。我写得很努力，也很拘谨。我还写了一篇散文《敬礼，合金钢》，称这些经历锻炼，富有正义感的青年为合金钢，此文发在一个青年杂志上，颇有反响。而报告文学，我只记得在市文联一次座谈会上，初次见到张洁，她提到了此作并给予称赞。在会上我见到了王照华同志，与他谈了我五八年的事情，这是根据韦君宜同志的意见办的。九月，我也见到了君宜，她要言不繁，第一，决定立即出我的《青春万岁》，只要稍稍改动一点易被认为感情不够健康段落，如写到的杨蔷云的春季的迷惑即可，但要写一篇后记，说明是当时写的，不一定完全符合当前规格。第二，她认为时机已是适合，我当提出甄别五十年代的右派问题与调回北京来了。她还让我去找了在市委工作的项子明同志。项也是地下党学生运动的领导人，解放初期他的身份是学校支部工作科科长。曾任北大党委书记等职，后来结合在市“革委会”里。项子明也算老相识，对我很热情。进一步找到了市委组织部的黎光与沈谦等有关领导。黎光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而沈与我的姐姐姐夫都很熟悉，大家都是北京的学生中的地下党员，他们对我关心备至，几乎是有求必应的。我参加了刘仁同志的追悼会，来的人比上级规定的人数多出了许多，提起刘仁，提起华北局城市工作部，来自地下党的同志无不心潮澎湃，而刘仁被“四人帮”迫害至死之惨状更是骇人听闻。毛主席晚年常讲到党心民心党员之心，那时听着还有点模糊，一参加这种类型的追悼会，我算明白什么叫党员之心啦。团市委的各色追悼会我也参加了不少。死者已已矣，生者常恻恻。当然，从来没有人追悼徐宝伦或者L，即李鲁同志。愿他们的亡灵也能够得到安息。苏联在后斯大林时期有过所谓解冻文学，语出爱伦堡的中篇小说《解冻》。我则宁愿挑选《返青》二字。经过了多么长时间的荒凉，把多少苗芽压到了地表之下，突然，一株绿了，又一株顶开了瓦块和片石，伸展出了腰身，然后是可以预期的大地苍翠。《亲历历史》第二部分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9)在我出发赴北戴河之前我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邵燕祥写了一信，差不多同时，他从北京给新疆文联写了一信找我，我从北戴河回来后到西便门广播局宿舍去看望了他。从他那里得知了林斤澜的地址，就在芳娘家的近处，幸福楼。我很快看到了老林，不久出席了林的请客，不但看到了邓友梅、从维熙、刘绍棠、邵燕祥、刘真，还看到了浩然。当时广东的《作品》杂志发起了对于浩然的批评，人称《作品》发射了中程导弹。而在林斤澜这里，一片团结起来搞创作的皆大欢喜气氛。林斤澜比我大十好几岁，人称林大哥，很有团结四面安定文场的气概。我们在老林那里聚谈甚欢，笑声不断，说的都是“文革”中极左分子的笑话，这些笑话与社会上流传的例如曾任“文革”时期《人民日报》负责人的鲁瑛的笑话异曲同工，如说鲁曾将班达拉耐克夫人称为班禅夫人，把赤裸裸读成吃果果。还说到一位曾居高位的坐火箭上来的人，在接待外宾时听到外国人对于中国古代医书作者李时珍的称道便问“李时珍同志来了没有”。有什么办法呢?知识分子就是多认几个字，多知道一点古往今来，排斥知识的人必定出丑。而有点小小知识的人又着实可怜：我们知道的不过是裸不读果，班达拉耐克夫人出自斯里兰卡罢了，又有多大出息?而最妙的是江苏的陆文夫正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改剧本，他辗转打听到我在北京，便与他的妻子管毓柔一起到我的岳母家找到了我。陆文夫比我大六岁，江苏泰兴人，他在苏州上的中学，毕业后一九四六年到苏北老区上了华东军政大学，四九年随着解放军的渡江船只过了江，又到了苏州。他与苏州结下了不解之缘，长于斯，写于斯，逝于斯，甚至获得了“陆苏州”的美誉。一九五六年由作协编辑的年度短篇小说选中，我的《组织部……》与他的《小巷深处》同列，我们之间有一种同科“进士”之感。又同科落难。一九五七年，江苏几个青年作家要办“同仁刊物”《探求者》，出了一期，表示要好好探求，定为反党集团事件。陆由于不是党员，没戴帽子，但一下子降了三级，这一闷棍着实不轻。我是戴帽子没降级，他是狠降级不戴帽子，表现了那个年代少有的多样性。“大跃进”以后，陆文夫似乎稍稍活跃了那么几下子，茅盾还评论过他的作品，到了六三年以后，文艺界叫做搞了一下“假整风”，已经假得文夫狼狈不堪，干脆送到工厂做工去了。一九七八年夏，被封者纷纷露头，文夫也不例外，我在《人民文学》上读了他的小说《献身》，他写得非常动情，我读得也非常感动。我们见面，有一种大难幸存，相濡以沫的感慨，也有一种天涯比邻，(即使从不见面)相知相惜的温热。其实我们过去并无私交，现今一见如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文革”灾难，造成了那几年的前所未有的作家间的团结和友谊，文人相轻已经变成了同生死，共患难。却原来，文学如此脆弱，并非一旦可以绝灭，作家如此无能，也非雷霆——哪怕是反复大轰大嗡——可以摧毁。他的好友，江苏著名作家方之同来或是以后也来了，并建议我们一起去看望一次周扬，方之负责去联系，从方之那里我第一次听到周扬的秘书谭小邢的名字，她的笔名则被更多的人知道：绿菲。时周扬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胡乔木是院长，陈荒煤是文学研究所所长。当时的一些文艺机构或者已经被解散(如文联作协)，尚未恢复，或者太敏感，暂时不宜由原来的老领导“还乡”杀回，便先贮藏到社会科学院，也是过渡一景。周扬精神很好，风度依然，无法想象他是怎样度过了“文革”一难，我们的领导干部还是真经得住折腾。我们与周扬同志谈得很高兴，周扬并关心我的工作，说是社科院要成立民族文学研究所，可以把我调来。通过文夫我知道了张弦的情况，他“文革”中在马鞍山电影院收门票，怪道他一复出便写了一个由于胶片翻倒造成了政治案的故事《记忆》。他正在争取把工作转到南京来，马鞍山行政区划上虽属安徽，实际离江苏更近。我住在岳母家时期，常常围绕着龙潭湖漫步。我非常想写一部能更充分地发挥我的精细描写与浪漫抒情的特点的作品，我要写一篇风格追逐青季思-艾特玛托夫的作品。我要用全部的心力歌唱新疆，歌唱大地，歌唱人民。我围着龙潭湖走了一圈又一圈，终于构思好了《歌神》。请读这篇小说：除了我正在恼怒，这初秋黄昏的田野上的一切，是多么美妙而且和谐!落日给温雅地摆动着的、道路两侧的杨树林的顶端镀上了一层金辉，又透过竞相伸展的茂密的枝条，婆娑摇曳地飘洒到汩汩流淌着的、正在为播种冬麦而备墒的大渠的水面上……郁郁的秋草之中，时而抬起个把山羊或者毛驴的头颈，……有一辆辆载重汽车驶过，挡风玻璃上滑动着橙色的、愈来愈清晰可触的落日……靠近“家”了，乳牛们撒开了欢，哞哞地叫着，拙笨而又起劲地摇摆着它们的肚腹和肥臀，起了团团尘雾。……《亲历历史》第二部分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10)大地无言而变化有定……昼和夜、夏和秋、燥和湿、暑和寒更迭交替的时刻，空气、温度、微尘……一切都在升腾和下降，旋转和安歇……几乎再找不到我写的别的小说，这样认真地描写风景，我是在写世界，写祖国，写边疆，而基本上没有什么自我表现。接着我写到了维吾尔人民的歌声：好像在一个闷热的夏季，树叶颤动了……好像一个熟睡的婴儿，梦中听到了慈祥的召唤，他慢慢地、慢慢地张开了眼睛，他第一次看到了世界的光和影，看到了俯身向他微笑的美丽的母亲。……一声高亢的呼唤，中断了连续，艾克兰穆蓦地把头一甩，用一只手支持着自己，放下弦琴，面对着苍茫的天上升起的第一颗星，用一种全然不同的、天外飞来般的响亮的嗓音高唱……像洪水冲破了闸门，像春花在一个早上漫山红遍，像一千个盛妆的维吾尔少女同时起舞，像扬场的时候无数金色的麦粒从天空撒落。艾克兰穆的歌儿从他的嗓子，从他的胸膛里迸放出来，升腾为奇异的精灵，在天空，在原野，在高山与流水之上回旋。我呢，也随着这歌声升起，再升起，飞翔，我看到了故乡大地是这样辽阔而自由，伊犁河奔腾叫啸，天山云杉肃穆苍劲，地面上繁花似锦……百分之百的正面的描写，认真的体验与衷心的歌颂，连续用着华丽的比喻与繁复的词语，这是谁写的呢?毕竟是经过了二十余年新奇的生活经验的王蒙!啊，歌声，驯良而又剽悍的，乐天知命而又多情善感的维吾尔人怎么能离得开你!难道不是所有的维吾尔人在没有学会说话的时候就学会了唱歌，没有学会走路的时候就学会了跳舞吗?只是因为有了歌儿，这雪山上的松涛，这长河里的波浪，这百灵和黄鹂的啁啾，这天马的长嘶，车轮的吱呀和驼铃的叮咚，这呼唤孩子的母亲和呼唤母亲的孩子的大千音响才有了意义，有了魅力；只因为有了歌儿，人民的苦难，祖国的光荣，民族的命运，英雄的襟怀，少女的爱情……才都成为可以表达，可以被人同情和理解的了。维吾尔人的歌曲呀，就是维吾尔人的灵魂!无怪乎胡乔木同志独喜此篇作品。新疆话剧团的尚九骖给我写信，说是读了《歌神》才知道“才”字是几笔几划。在此篇中，我的思想感情是何等的规范正当，我的语言文字是何等的丰满雍容，我的艺术感觉是何等的敏锐周全，而作者的爱憎又是何等的热烈奔放!多数其他短作品，我都是突然受到某个细节，某个情绪的触动，所谓灵感激动了内心，铺染生长，以致全篇的。我的多数作品是被文思所挟持，被灵感所推动，是“它们”写我。而此作却是殚精竭虑的产物，来自整体性的歌唱愿望，清清晰晰，明明白白，是我在写“它”。故事情节完全符合口径，不但有批判“文革”，而且有批判“苏修”，爱憎分明，立场坚定。顺便说一下，反修早已搞得如火如荼，我们这一代作家当中，文字中加进了反修内容的人绝无仅有，是王蒙才跟得这样紧，王蒙已经做到了指向哪里，打向哪里，而且打得有声有色，有才有艺了。如果我一直这样写下去呢?五、大难之后一九七八年秋，更重大的事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举行。借着三中全会的东风，文学界毫不犹豫地进行了一系列平反。三中全会一闭幕，在新侨饭店，举行了大规模的座谈会，宣布为一大批曾被错误地批判否定过的所谓毒草作品平反，其中就有《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我得到通知，去开会和讲话。我还有点不知就里，什么为《组织部……》平反?我自己怎么为自己平反?不是应该由组织来说话吗?怎么成了我个人的事情?到了会场，诗人柯岩热情地对我说：“你讲讲，你讲讲……”我说：“由我个人说合适吗?”她笑了，她说：“那你说点合适的……”我的发言低调，无非是说那篇作品并非敌对，不必那样上纲上线。别人讲了些什么我已完全忘记，但是许多多灾多难的作品，一股脑儿一家伙就解了禁了。解禁之容易如同动一根手指，我要说是糊里糊涂就没了事了，与狠打猛批时的庄严隆重、用出九牛二虎之力，雄辩而且煽情，叫做高屋建瓴而且势如破竹，成为鲜明的对比。此事之方便简单，甚至使我不敢相信其严肃性与可靠性。莫非历史的写成就是这样简单容易?历史的转折就是这样一挥而就?几个月以前，几星期以前，还没有什么人会大胆设想二十年的许多大批判就这样土崩瓦解。大批判，搞得有声有色，也是人多势众，也是声震云霄，甚至于叫做什么万众一心……说声不算了，一风吹了，也就吹了个云消雾散，照样是万众一心……这叫啥呢?宣传的声势很大很大。据说第二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的头条，就是一批文艺作品的平反消息，而《人民日报》的头条标题中特别提到了《组织部……》的名字。我没听到广播，但是芳远在乌鲁木齐，听到了，她激动地写信来，说是中央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对于王蒙作品的平反。好像只剩下了我自己，似信非信，仍然有点二乎。《亲历历史》第二部分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11)已是初冬，此会一过，我打道回乌鲁木齐去了。回到乌鲁木齐位于十四中学的自己的家，才感到了房间是那样狭小，照明是那样不足。怎么了?我已经不那么安于现状了吗?人为什么那样浅薄，那样轻浮，那样容易满足和不满足，容易恐惧也容易张狂，容易焦虑也容易想入非非?不，我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平反也好，回京也好，都还没有敲定。岁末，我收到了寄来的一张《光明日报》，副刊上发表了我的《〈青春万岁〉后记》，这太出乎意外，我并没有将稿子给他们，是出版社拿过去的。小小后记，多少言语：……我终于同意了，就让这往日的带着露珠的小草儿与读者见面吧，它多少也反映着新中国的朝阳的光辉……并谨以此书献给一九五三年北京市东四区马特洛索夫夏令营的朋友们……回顾昨日，愧勉有加，瞻望明天，壮心不已。这里有多少微笑，多少泪花，多少往事，多少当今!从开始写《青春万岁》，已有二十五年有余，等待的时间比我动笔时生命经历过的日月还长。历史荒唐与严酷起来疯狂得莫名其妙，如今却忽然间露出了笑脸。岁月已逝，青春何堪?何昔日之芳草兮，而今为此萧艾也!我们立即收到了《光明日报》转来的芳的老同学，也是当年的团干部，马特洛索夫夏令营的“营干部”程庆荪来信，她说她接收到了“营长”王蒙的召唤，她是天津一所中学的优秀语文教员，她给学生讲解高尔基的《海燕》的时候从来都是热泪盈眶。她的儿子就是钱程，承包过音乐厅，成绩卓著，后因经济问题身陷囹圄。我们在重温马特洛索夫夏令营篝火的激动中迎来了一九七九年。记忆复活了。青春复活了。友谊复活了。文学也复活了。我们进入了当代中国的复活节日。那时程庆荪是女二中团总支部的组织干事，常常送待批的新团员入团申请书到团区委来，芳多次托她给我带信。一月，我收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召集长篇小说座谈会的邀请，乘伊尔六十二飞机去的。住在友谊宾馆。我与当时可能是内蒙，后到了山西的焦祖尧同住一室，他的《工程师和他的女儿》一书刚刚出版。他的作风比较稳健谦逊，易于相处。同会的还有内蒙的冯苓植，他的长篇小说《阿力玛斯之歌》是那个时期的重要作品。黑龙江的刘亚舟(不是刘亚洲)、上海的孙(现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长)与竹林……多为新秀。这个会当然表达了有关方面繁荣创作的心愿。会一开，也增加了写作人的人五人六感。更重要的却是藉此次进京，我完成了大事。经过一些手续，由当时的团北京市委给我下了“改正”通知，一九五八年的事不算了。还给我向新疆自治区党委开出了组织关系介绍信，时在我离开北京到达新疆十五年余之后。似乎不可思议，反而低头无语。当然，团干部轮换很快，此时的团市委已经无人相识，接待我的工作人员的态度也很冷淡，不过是执行公事。世事变化，几个月后，团市委人员的面孔也都变了。不是变新了而变旧了。几个月后，那些被认为是“文革”时期上来的团市委干部多转了岗，此时的团市委，已经是由我们那个时期的团市委的干部金鉴回来任书记，由我的老搭挡王晋等任副书记了。王晋为了回来工作染黑了头发，并拉着我担任了北京市青联副主席。儿童文学作家刘厚明一直以此打趣，说是此时他是全国青联副主席，说明他是我的“上级”。与此差不多同时，中共北京市委的调函也已开出，这时已经有了“摘帽办”，按照统一的政策负责改正错划右派与收回这些人员。我回到新疆，众友人嗟叹不已。也有人说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